实践中，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做法不尽相同。近期，笔者对部分省级和地级市及县级人大常委会对代表资格审查报告是否需要经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问题进行了调查了解，有的地方人大常委会对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只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作报告，并印发常委会组成人员，不进行表决，会后公告；有的地方人大常委会对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内容，包括选举代表的代表资格和终止代表资格内容，全部表决、公告；有的地方人大常委会对代表资格审查报告的部分内容，即对选举代表的代表资格进行表决并公告，对终止代表资格的内容不付表决。笔者认为前两种做法不够准确、规范，只有第三种做法符合代表资格审查报告报人大常委会会议确认、公告的法律规定。
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在实际操作中，为什么做法不尽相同，其主要原因：
一是忽略了法律法规的规定，造成代表资格报告的表决不规范。选举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罢免由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代表，须经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过半数的代表通过；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须经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罢免的决议，须报送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公告。”可在选举法法律解释（李适时：《地方组织法、选举法、代表法导读与释义》，第236～237页，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12月版）中表述为：“例如，工作实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省级人大常委会报送的罢免全国人大代表的备案报告，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查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代表资格变动事宜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并予以公告，公告中明确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变动后，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人数。”还有，“省级人大常委会对设区的市级人大常委会报送的罢免省级人大代表的报告，常委会进行表决后予以公告。”法律规定罢免代表的报告是报送上级人大常委会备案、公告，备案的含义是下级机关报送上级机关的有关决议、决定等事项，上级机关只作存档备查，不作批准或同意。由于法律解释和法律规定不完全一致，造成了各人大常委会在操作方法上不尽相同。
二是忽略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的内容，造成代表资格报告的表决不严谨。前些年，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每次换届时审查一次所选举代表的代表资格，将审查报告报人大常委会审议、表决、公告，以后每年在召开人代会前将一年以来的代表资格变动情况，有补选代表的内容，有终止代表资格的内容形成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向常委会报告，一年仅一次，每次都表决，这种做法是正确的。近年来，由于各级人大代表中因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以及严重违纪等因素造成代表罢免的逐年增多，代表资格审查由一年一次到一年两次、三次，甚至四次。这样频繁地进行代表资格审查，就出现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内容不相同的三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代表资格审查报告的内容全部是审查所选举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按照法律规定，代表资格审查报告报人大常委会确认、公告。既然由人大常委会确认，确认的含义是认可确定，就必须经常委会审议、表决通过，再公告。
第二种情形，代表资格审查报告既有选举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内容，又有辞职、罢免代表的内容，还有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在任期内迁出或者调离本行政区域的，其代表资格自行终止；未经批准两次不出席本级人大会议的，其代表资格自行终止；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其代表资格相应终止；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其代表资格相应终止；死亡的，其代表资格自然终止等终止代表资格情形的内容。按照法律规定，选举单位接受代表辞职的决议和罢免代表的决议报上一级人大常委会备案、公告，这种情形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应当只表决选举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部分的内容，辞职和罢免等终止代表资格部分内容可以不进行审议和表决，仅向人大常委会提出报告，会后公告。
第三种情形，代表资格审查报告仅有辞职、罢免等终止代表资格的内容。这种情形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不应该叫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应当叫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或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变动情况的报告。按照全国人大法律解释，“省级人大常委会对设区的市级人大常委会报送的罢免省级人大代表的报告，常委会进行表决后予以公告”的规定不够严谨规范，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已经作出了接受代表辞职的决议和罢免代表的决议，报省级人大常委会备案，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地级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代表辞职的批准过程和罢免代表的法律程序已经进行了审查，已向常委会会议提出了报告，既然是备案，就是让常委会组成人员知晓哪个代表被接受辞职、被罢免或者因其他原因终止代表资格，然后向社会公告。如果要进行表决，表决本身就会有通过或不通过的问题，一旦不通过，这个问题又如何处理，就会给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听取和审议由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履职情况报告是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行职责的重要方式。《***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及其常委会任命的市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在任期内每年向市人大常委会书面报告履职情况，由常委会主任会议确定三至五人在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报告履职情况。”根据这一规定和今年市人大常委会工作要点的安排，2013年3月19日，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主任（党组）会议通过投票方式，确定了5位同志在今年6月的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报告履职情况,我们在市主要新闻媒体上进行了公告。为更好地听取和审议履职报告，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对五位同志的意见和建议。市人大常委会成立了五个履职情况调查组，常委会办公室印发了《2013年***市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履职情况报告工作方案》。按照方案的安排，我们这个组，负责调查煤炭局局长邝良桃同志履职情况。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良桃同志履职情况调查动员大会。下面，我讲三点意见：
一、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市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履职情况报告的意义
听取和审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履职情况报告是近年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依照宪法和法律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有效监督举措。实践证明，这一举措对于依法加强人大监督职能，推进民主法治建设，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听取和审议履职情况报告是人大常委会依法监督的应有之义。宪法和法律赋予了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任免和监督的权力。因此人大及其常委会有责任对由其选举或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监督。听取和审议由人大选举及其常委会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履职情况报告，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对由其产生、对其负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具有国家法律效力的监督，是人大行使监督权和“一府两院”接受人大监督、并对人大负责的具体体现。
（二）听取和审议履职情况报告是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有效途径。市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履职情况报告，不仅仅是一种监督方式，其目的在于加强对任命干部的任后监督，全面了解他们的履职情况和工作业绩，指出问题，提出建议，促进工作水平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同时，通过这项工作的开展，促使人大选举及其常委会任命的干部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法制意识、服务意识，保证法律和政策的贯彻实施，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正确行使权力，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
（三）听取和审议履职情况报告是聚人心促发展的客观需要。近年来，全市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有了长足发展，迎来了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期，这是在历届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各级各部门真抓实干、广大干部群众开拓进取团结奋斗的结果，其中也包含了在座各位同志的辛勤劳动。立足新起点，谋求新跨越，如何贯彻市委提出的“大干新三年、再创新辉煌”的战略决策，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保护好、引导好、发展好，至关重要。这次需要报告履职情况的五位同志分别是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人事和社会保障局、食品和药品监督局、规划局、煤炭局等部门的主要领导，无一不和民生息息相关、联系紧密。市人大常委会选择听取和审议这五位同志的履职情况报告，一方面，可以使相关同志及所在部门更加增强责任和服务意识，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另一方面，还可以使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代表们通过履职情况报告进一步了解部门的工作，动员广大群众，形成工作合力，支持和帮助各部门把工作做得更好，达到聚人心、鼓干劲、促发展的目的，推动我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科学发展。
二、协同配合，认真负责地做好履职情况调查工作
组织调查研究，就是为了掌握真实情况。如果不能掌握真实情况，就失去了调查意义，也就不可能对一个同志作出客观的评价。因此，大家要本着出于公心、推动工作的原则，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反映情况，积极配合履职情况调查工作。等会开完动员会以后，我们接着进行民主测评。测评的内容，主要是对良桃同志个人在德、能、勤、绩、廉方面基本情况的评价。大家要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充分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严肃认真、独立填写履职情况民主测评表，填好后投入投票箱。民主测评后，调查组将进行个别谈话，谈话对象的范围，《履职情况调查工作方案》已经说了，我不再重复。请参加谈话的同志，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实事求是地反映良桃同志的情况。同时，我们欢迎没有纳入谈话对象的同志向我们反映情况。调查期间，调查组将在局里设立意见箱，时间截止为6月5日，同志们也可以把自己了解的情况、意见和建议投入到意见箱。此外，调查组还将查阅相关资料并了解审计指出问题的整改情况，请煤炭局办公室准备好相关资料。我们调查组的各位同志，一定要积极认真地履行好职责，服从安排，积极参加调查组的各项活动，对调查的内容要注意保密。调查组的工作人员，要注意及时整理调查材料，广泛收集社会各界、各市人大代表小组的意见、建议，并进行分析综合、归纳提炼，提出符合实情的、中肯的、客观的、积极推动工作发展的审议意见。
三、强化整改，积极有效地推动全市煤炭工作科学发展
一、深入调查研究，协助常委会做好专项工作监督
（一）为常委会审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服务
2007年6月，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我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情况的报告。为了做好审议工作，委员会在常委会分管主任带领下，采取视察、检查、座谈的形式，进行专题调研。了解武钢周边治安状况、建筑工地治安状况、中小学周边治安状况、居民区治安状况及火车站周边流动人口聚集地治安状况。随后，又组织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视察江汉区民意派出所“平安社区”建设，市公安局特警队装备建设工作情况，听取市公安局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情况汇报，使常委会组成人员对该项工作有了较深了解。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全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情况的报告，会后，委员会对审议意见进行了整理反馈，市政府有关部门按期回告了关于整改意见的落实情况。
（二）为常委会审议公检法三机关办案质量检查情况的报告服务
为了贯彻落实《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建立听取和审议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办案质量检查情况报告制度的决议》，进一步推动公检法三机关强化内部监督，提高办案质量，促进公正司法，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三机关”办案质量检查工作报告。围绕这项议题，委员会做了如下工作：一是进行工作部署。4月1日，委员会制发了关于开展2007年办案质量检查工作的通知，对今年检查的内容、时间、工作步骤和工作要求进行部署。要求“三机关”在全面检查的基础上，重点检查下列内容：市法院检查申请国家赔偿确认案件和国家赔偿案件、劳动争议案件；市检察院检查当事人提出刑事赔偿申请案件、当事人提出刑事申诉的案件；市公安局检查当事人提出国家赔偿申请案件、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作出罚款决定后没有执行的案件、提请逮捕没有被批准的案件。二是进行跟踪检查。在办案质量检查的不同阶段，委员会及时与“三机关”沟通，了解工作进展情况，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时研究，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三是开展调查研究。委员会组织到部分区进行调查研究，与部分市人大代表、部分律师代表进行座谈，征求对“三机关”办案质量的意见。四是对“三机关”办案质量检查报告（征求意见稿）进行初审，提出修改意见，并抽查了部分工作案卷。五是组织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集中听取“三机关”工作情况汇报，对部分工作案卷进行检查。7月下旬，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三机关”办案质量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会后，委员会及时整理工作审议意见，提出了工作整改要求。
（三）为常委会审议社会保障工作服务
2007年4月，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情况报告。会前，常委会领导要求委员会对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工作开展检查调研，收集工作意见和建议。委员会及时组织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实地视察市儿童福利院、武昌区福利院、武昌区慈善超市等单位，了解有关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工作情况，听取了市民政局关于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工作情况汇报，为常委会审议此项工作作了必要的准备。
（四）为常委会审议通过关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决议服务
2007年4月，常委会听取市政府关于法制宣传教育第五个五年规划的报告。为了推进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开展，委员会对“四五”普法工作情况进行检查调研，并就如何做好“五五”普法工作征求了有关方面的意见。在此基础上，代常委会起草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决议（草案），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听取了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报告，并审议通过“五五”普法的《决议》。
（五）为常委会审议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服务
2007年11月，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我市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委员会于9月下旬至10月下旬开展工作情况调研，先后到市科技局、知识产权局、新闻出版局（版权局）和市工商局进行走访座谈，了解我市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情况，征求工作意见和建议，并会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组织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视察市法院工作情况，旁听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在常委会会议上，委员会就我市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情况提出了5条工作建议。一是进一步加强学习和培训，着力造就高素质的知识产权法官队伍；二是遵循司法客观规律，完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机制；三是建立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的协调机制，形成多层次保护工作体系；四是加强对基层法院知识产权行政、刑事审判工作的指导，及时总结案件审判工作经验，加大知识产权案件办理力度；五是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强化司法宣传工作，引导社会公众尊重知识、尊重法律，促进社会和谐和经济健康发展。
（六）为主任会议听取人民监督员制度建设和工作情况服务
2007年6月中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听取市检察院关于人民监督员工作情况的报告。会前，委员会到汉阳区检察院专题调研人民监督员试点工作情况，并就如何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到外省试点城市进行工作调研，整理分析试点工作经验。常委会主任会议在听取工作报告后，肯定了三年来人民监督员制度在基层检察院的试点经验，并就有关问题提出了工作意见和建议。
（七）为主任会议听取和审议我市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服务
2007年12月中旬，常委会主任会议听取市检察院关于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情况的汇报。为此，委员会年初到市检察院走访，专门了解民事行政检察的工作依据、工作方式、工作现状和外地的工作情况，并与市法院进行工作沟通。目前，市法院、市检察院联合制发了《关于建立民事行政审判与检察工作衔接机制的若干意见》，从操作程序上对这项工作进行了规范。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听取了市检察院的工作汇报后，对这项工作的进展情况给予了肯定。
（八）为常委会审议市政府关于2007年为民办10件实事落实情况做好调研工作
2007年11月，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2007年为民办10件实事落实情况的报告。根据工作要求，委员会对10件实事中的加强中小学校园周边环境整治，进一步改善残疾人生活条件和进一步创建良好的治安环境进行了调查研究，听取了部分中小学负责人的情况介绍和工作意见。到市残联了解优惠政策落实情况及其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到部分社区与居委会负责人、安保队员和社区居民座谈，收集工作情况反映。随后形成工作意见和建议，为常委会决策当好参谋。
二、对有关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进行调研工作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的有关规定，地方性法规在颁布实施和修订实施一年后，对其执行情况应进行工作调研。为此，委员会在9月份对《武汉市法律援助条例》和《武汉市养犬管理条例》进行了工作调研。分别到我市法律援助中心、部分律师事务所和犬类留检所进行了走访，听取了市司法局、市公安局关于法规实施情况的汇报。从调研情况来看，两部地方性法规的实施情况较好。市司法局以法规实施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了法律援助机构、队伍建设，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社会覆盖面，不断扩大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力，为创建“和谐武汉”，化解社会矛盾做了工作。市公安局进一步强化了执法工作力度，犬类登记办证数量和留检捕杀数量大幅上升，并采取多种方式改进服务和管理措施。同时，针对养犬管理中的问题，委员会也提出了相应的工作要求。一是进一步加大法规宣传力度；二是进一步加快留检所建设进度；三是进一步提高工作效果。
三、开展了有关立法调研工作
（一）开展制定武汉市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的立法调研工作
委员会与常委会法规工作室、市总工会联合组成立法专班，开展了有关工作。一是开展调研工作，委员会与市总工会组成联合考察组赴上海、合肥等地进行了立法考察工作，提出了考察报告。工作专班制定了调研计划，分别召开部分非公有制企业负责人、部分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部分职工代表、部分工会干部和相关职能部门座谈会。二是专班起草了条例（草案），按照边调研、边修改的方法，根据调研情况，多次对条例（草案）进行修改。三是向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报告了立法工作情况，并征求工作意见。目前，这项工作已列入明年继续调研的立法项目。
（二）开展修订《武汉市暂住人口管理条例》的调研工作
2007年7月，委员会领导专题听取了市公安局户政处关于暂住人口管理工作情况汇报，并派员参与市有关部门联合考察组，赴北京考察了外来人员管理工作。同时，到城区部分街道、社区进行了走访调研，对国家相关法律、外省外地的相关地方性法规，以及法规草案的立法目的、制度设计、管理和服务事项以及法规实施的可行性进行了初步研究讨论，形成了工作意见和工作目标。
四、加强与人大代表联系，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诉求
（一）认真督办代表建议。按照常委会安排，委员会确定将惩治建筑市场砂霸砖霸石霸的代表建议和意见作为重点进行督办，积极督促承办部门认真开展工作，并结合委员会工作对办理情况进行检查。在检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时，专门对有关建筑工地治安情况进行了调研。及时与提案代表沟通情况，进一步征求工作意见和建议，重点代表建议和意见办理的走访率、回复率、满意率均达到100%。
（二）邀请代表参加委员会组织的视察、检查、调研活动。在组织视察、检查、调研过程中，委员会采取就近、便利原则邀请有关代表参加活动，积极为代表履职提供条件和服务。全年邀请代表参加相关活动47人次，组织常委会组成人员视察有关工作62人次。
（三）开展走访代表活动。委员会结合具体工作事项积极开展走访代表活动，已赴江夏、汉南、蔡甸、东西湖、黄陂等区走访了代表，征求代表对委员会工作的意见，听取代表对市公检法等部门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四）认真做好有关涉法工作。办理涉法是委员会的法定工作职责，2007年受理群众涉法85件，按照有关规定转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有关部门78件，存疑归档1件，自办重点涉法6件，全部办结。
五、几点体会
一是加强学习，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年初，新一届的委员会认真学习了党的十六大精神，认真学习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明确委员会的工作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站在坚持和完善根本政治制度，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高度，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监督法》为工作依据，认真总结上届委员会的工作经验，充分认识内务司法工作的重要性，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是工作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人大工作是全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届以来，委员会根据中心工作任务，将维护社会稳定，促进依法行政，实现司法公正作为工作重点，积极开展工作，努力有所为，使内务司法工作自觉融入全市中心工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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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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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因甲方受托对_________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在_________申请发行股票并上市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相关前期调查工作，甲方现委托乙方办理前述事项的有关前期法律调查事务，双方经协商一致，达成委托合同，合同如下：
第一条 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办理如下范围的法律调查事务：
1．对公司的主体、设立及存续是否合法合规进行法律调查；
2．对公司的股权结构及内部组织机构是否合法合规进行法律调查；
3．对公司资产形成中的投资主体、投资行为之合法性，资产之有效性、合同状况等重大事项进行法律调查；
4．对公司未了结的经济诉讼、仲裁、行政诉讼能否胜诉及其法律后果做出认真的预测分析，但该部分之法律意见仅作为一种参考意见，乙方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5．对公司的各种经营合同及合作协议月前的履行情况作法律调查，对还未完全履行的经营合同及合作协议可能产生的法律纠纷作及其后果作出详细的预测分析；
6．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对公司董事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法律调查；
7．对公司的核心技术及产品的知识产权归属及可控程度进行法律调查；
8．对公司的各种资质认证及奖励证书的真实性及有效性作相关的法律调查及分析判断；
9．对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前涉及发行上市的重大法律问题，如是否具备发行股票之条件、股权比例之合法性、是否存在明显的法律障碍等做出法律调查。
第二条 乙方完成上述法律调查事务后应在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前向甲方出具书面的专项法律调查报告，该调查报告仅限于上述内容不包括其它方面。
第三条 甲方应督促公司真实地向乙方提供有关的全部材料并积极配合乙方的调查工作，如因公司未及时提供材料而拖延乙方出具调查报告的，乙方不负任何责任。
第四条 乙方应对公司提供的全部材料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进行认真负责的法律审核，但公司应保证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全面性、完整性。否则，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五条 乙方必须对公司提供的资料严格保密，如有泄密，造成损失，由乙方赔偿相关损失，并承担法律责任。
第六条 乙方人员办理本合同委托事项应做到勤勉尽责，否则甲方有权要求更换人员。
第七条 经双方协商同意，乙方提供本委托合同项下的法律服务应收取的调查费用为人民币_________元，甲方在签订合同后第_____日支付人民币_________元，其余部分在乙方向甲方提交专项法律调查报告当日付清。
第八条 乙方接受委托后，若发现甲方或公司捏造事实，弄虚作假，有权终止，所收费用不予退还。
第九条 如乙方未能在规定日期内完成甲方所需得专项法律调查报告，则双倍向甲方返还其收取的费用。
第十条 乙方出具的调查报告仅供甲方内部参考，不得对外披露、引用、如因甲方不恰当的使用该调查报告而引起的一切责任由甲方承担，乙方不负任何责任。
第十一条 乙方在进行法律调查时需要向相关部门缴交的调查费用，出外（_________除外）调查的差旅费等费用由甲方负责。具体费用由乙方出差前向甲方提出预算，甲方在乙方出差前审查批准并向乙方支付。甲方逾期提供的，乙方则有权相应措施顺延提交调查报告的时间。
第十二条 本合同有效期限，自签订之日起至甲方收到乙方出具的专项法律调查报告之日止。
一、深入调查研究，协助常委会做好专项工作监督
（一）为常委会审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服务
2007年6月，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我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情况的报告。为了做好审议工作，委员会在常委会分管主任带领下，采取视察、检查、座谈的形式，进行专题调研。了解武钢周边治安状况、建筑工地治安状况、中小学周边治安状况、居民区治安状况及火车站周边流动人口聚集地治安状况。随后，又组织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视察江汉区民意派出所“平安社区”建设，市公安局特警队装备建设工作情况，听取市公安局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情况汇报，使常委会组成人员对该项工作有了较深了解。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全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情况的报告，会后，委员会对审议意见进行了整理反馈，市政府有关部门按期回告了关于整改意见的落实情况。
（二）为常委会审议公检法三机关办案质量检查情况的报告服务
为了贯彻落实《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建立听取和审议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办案质量检查情况报告制度的决议》，进一步推动公检法三机关强化内部监督，提高办案质量，促进公正司法，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三机关”办案质量检查工作报告。围绕这项议题，委员会做了如下工作：一是进行工作部署。4月1日，委员会制发了关于开展2007年办案质量检查工作的通知，对今年检查的内容、时间、工作步骤和工作要求进行部署。要求“三机关”在全面检查的基础上，重点检查下列内容：市法院检查申请国家赔偿确认案件和国家赔偿案件、劳动争议案件；市检察院检查当事人提出刑事赔偿申请案件、当事人提出刑事申诉的案件；市公安局检查当事人提出国家赔偿申请案件、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作出罚款决定后没有执行的案件、提请逮捕没有被批准的案件。二是进行跟踪检查。在办案质量检查的不同阶段，委员会及时与“三机关”沟通，了解工作进展情况，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时研究，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三是开展调查研究。委员会组织到部分区进行调查研究，与部分市人大代表、部分律师代表进行座谈，征求对“三机关”办案质量的意见。四是对“三机关”办案质量检查报告（征求意见稿）进行初审，提出修改意见，并抽查了部分工作案卷。五是组织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集中听取“三机关”工作情况汇报，对部分工作案卷进行检查。7月下旬，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三机关”办案质量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会后，委员会及时整理工作审议意见，提出了工作整改要求。
（三）为常委会审议社会保障工作服务
2007年4月，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情况报告。会前，常委会领导要求委员会对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工作开展检查调研，收集工作意见和建议。委员会及时组织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实地视察市儿童福利院、武昌区福利院、武昌区慈善超市等单位，了解有关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工作情况，听取了市民政局关于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工作情况汇报，为常委会审议此项工作作了必要的准备。
（四）为常委会审议通过关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决议服务
2007年4月，常委会听取市政府关于法制宣传教育第五个五年规划的报告。为了推进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开展，委员会对“四五”普法工作情况进行检查调研，并就如何做好“五五”普法工作征求了有关方面的意见。在此基础上，代常委会起草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决议（草案），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听取了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报告，并审议通过“五五”普法的《决议》。
（五）为常委会审议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服务
2007年11月，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我市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委员会于9月下旬至10月下旬开展工作情况调研，先后到市科技局、知识产权局、新闻出版局（版权局）和市工商局进行走访座谈，了解我市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情况，征求工作意见和建议，并会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组织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视察市法院工作情况，旁听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在常委会会议上，委员会就我市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情况提出了5条工作建议。一是进一步加强学习和培训，着力造就高素质的知识产权法官队伍；二是遵循司法客观规律，完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机制；三是建立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的协调机制，形成多层次保护工作体系；四是加强对基层法院知识产权行政、刑事审判工作的指导，及时总结案件审判工作经验，加大知识产权案件办理力度；五是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强化司法宣传工作，引导社会公众尊重知识、尊重法律，促进社会和谐和经济健康发展。
（六）为主任会议听取人民监督员制度建设和工作情况服务
2007年6
月中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听取市检察院关于人民监督员工作情况的报告。会前，委员会到汉阳区检察院专题调研人民监督员试点工作情况，并就如何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到外省试点城市进行工作调研，整理分析试点工作经验。常委会主任会议在听取工作报告后，肯定了三年来人民监督员制度在基层检察院的试点经验，并就有关问题提出了工作意见和建议。
（七）为主任会议听取和审议我市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服务
2007年12月中旬，常委会主任会议听取市检察院关于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情况的汇报。为此，委员会年初到市检察院走访，专门了解民事行政检察的工作依据、工作方式、工作现状和外地的工作情况，并与市法院进行工作沟通。目前，市法院、市检察院联合制发了《关于建立民事行政审判与检察工作衔接机制的若干意见》，从操作程序上对这项工作进行了规范。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听取了市检察院的工作汇报后，对这项工作的进展情况给予了肯定。
（八）为常委会审议市政府关于2007年为民办10件实事落实情况做好调研工作
2007年11月，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2007年为民办10件实事落实情况的报告。根据工作要求，委员会对10件实事中的加强中小学校园周边环境整治，进一步改善残疾人生活条件和进一步创建良好的治安环境进行了调查研究，听取了部分中小学负责人的情况介绍和工作意见。到市残联了解优惠政策落实情况及其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到部分社区与居委会负责人、安保队员和社区居民座谈，收集工作情况反映。随后形成工作意见和建议，为常委会决策当好参谋。
二、对有关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进行调研工作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的有关规定，地方性法规在颁布实施和修订实施一年后，对其执行情况应进行工作调研。为此，委员会在9月份对《武汉市法律援助条例》和《武汉市养犬管理条例》进行了工作调研。分别到我市法律援助中心、部分律师事务所和犬类留检所进行了走访，听取了市司法局、市公安局关于法规实施情况的汇报。从调研情况来看，两部地方性法规的实施情况较好。市司法局以法规实施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了法律援助机构、队伍建设，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社会覆盖面，不断扩大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力，为创建“和谐武汉”，化解社会矛盾做了工作。市公安局进一步强化了执法工作力度，犬类登记办证数量和留检捕杀数量大幅上升，并采取多种方式改进服务和管理措施。同时，针对养犬管理中的问题，委员会也提出了相应的工作要求。一是进一步加大法规宣传力度；二是进一步加快留检所建设进度；三是进一步提高工作效果。
三、开展了有关立法调研工作
（一）开展制定武汉市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的立法调研工作
委员会与常委会法规工作室、市总工会联合组成立法专班，开展了有关工作。一是开展调研工作，委员会与市总工会组成联合考察组赴上海、合肥等地进行了立法考察工作，提出了考察报告。工作专班制定了调研计划，分别召开部分非公有制企业负责人、部分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部分职工代表、部分工会干部和相关职能部门座谈会。二是专班起草了条例（草案），按照边调研、边修改的方法，根据调研情况，多次对条例（草案）进行修改。三是向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报告了立法工作情况，并征求工作意见。目前，这项工作已列入明年继续调研的立法项目。
（二）开展修订《武汉市暂住人口管理条例》的调研工作
2007年7月，委员会领导专题听取了市公安局户政处关于暂住人口管理工作情况汇报，并派员参与市有关部门联合考察组，赴北京考察了外来人员管理工作。同时，到城区部分街道、社区进行了走访调研，对国家相关法律、外省外地的相关地方性法规，以及法规草案的立法目的、制度设计、管理和服务事项以及法规实施的可行性进行了初步研究讨论，形成了工作意见和工作目标。
四、加强与人大代表联系，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诉求
（一）认真督办代表建议。按照常委会安排，委员会确定将惩治建筑市场砂霸砖霸石霸的代表建议和意见作为重点进行督办，积极督促承办部门认真开展工作，并结合委员会工作对办理情况进行检查。在检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时，专门对有关建筑工地治安情况进行了调研。及时与提案代表沟通情况，进一步征求工作意见和建议，重点代表建议和意见办理的走访率、回复率、满意率均达到100%。
（二）邀请代表参加委员会组织的视察、检查、调研活动。在组织视察、检查、调研过程中，委员会采取就近、便利原则邀请有关代表参加活动，积极为代表履职提供条件和服务。全年邀请代表参加相关活动47人次，组织常委会组成人员视察有关工作62人次。
（三）开展走访代表活动。委员会结合具体工作事项积极开展走访代表活动，已赴江夏、汉南、蔡甸、东西湖、黄陂等区走访了代表，征求代表对委员会工作的意见，听取代表对市公检法等部门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四）认真做好有关涉法工作。办理涉法是委员会的法定工作职责，2007年受理群众涉法85件，按照有关规定转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有关部门78件，存疑归档1件，自办重点涉法6件，全部办结。
五、几点体会
一是加强学习，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年初，新一届的委员会认真学习了党的十六大精神，认真学习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明确委员会的工作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站在坚持和完善根本政治制度，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高度，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监督法》为工作依据，认真总结上届委员会的工作经验，充分认识内务司法工作的重要性，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是工作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人大工作是全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届以来，委员会根据中心工作任务，将维护社会稳定，促进依法行政，实现司法公正作为工作重点，积极开展工作，努力有所为，使内务司法工作自觉融入全市中心工作之中。
文章强调，凡此种种，都影响了人大监督作用的发挥，使人大这种依法有据的监督不能“动真碰硬”，也严重影响了人大在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不和谐音，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人大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必须强化
王锡明在《人大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必须强化》(载《人大研究》2007年第7期)一文中，针对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其中查处的不少人是人大常委会任命，而没有一件是人大监督出来，社会上不免提出“人大的监督到哪去了”的质疑，指出人大必须强化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
文章强调，人大对由其选举和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的一项重要职权，也是人大常委会的一项经常性重要工作。要真正对人民负责，改变“任免走过场、监督不痛不痒”的被动局面，就要从根本上摆正位置，健全监督机制，完善监督手段，使人大常委会依法有效地担负起法律责任。一是在认识上纠正把监督国家工作人员看成是放弃党管干部的原则，把对拟任职干部的不同意见看成是“与党委唱对台戏”，把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行使否决权当成“不与党保持一致”等不正确的认识。正确把握党管干部和人大常委会依法任免的统一性，认真吸取有的人在人大任命前就“带病上岗”的教训，行使好自己的职权，切实把好选举任命的关口。二是积极探索和完善监督机制。应鼓励宪法和法律许可的探索，如怎样开展好专项工作评议和专题汇报。人大常委会要有计划地安排所任命的干部就依法行政或公正司法等情况向人大常委会作专项工作汇报。三是创新监督方式，增强监督力度。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干部任职的情况，完善和加强对任命人员的监督。对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均应在任职前进行任前审计，对由人大常委会免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要进行离任审计。审计的过程和结果要以报告的形式提交常委会组成人员，作为常委会会议审议人事任免议案的重要依据和必备材料。人大要在依法对由人大选举和任免的干部监督中争取主动，综合运用监督法明确规定的询问、质询、撤职等“刚性”手段，这样才会使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更有深度和力度，进而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人大要敢于说“不”
付文广在《人大要敢于说“不”》(载2007年7月30日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一文中认为，人大作为法定的国家权力机关，从宪法和有关宪法性法律的规定来看，其权力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确认性或日肯定性的认可权力(说“是”)，另一类是纠错性或日否定性的监督权力(说“不”)。过去，总体上说，人大在人们心目中说“是”的时候较多，说“不”的时候较少。当然，说“是”也好，说“不”也罢，都必须是有原则和底线的。这个原则和底线就是党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文章指出，人大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把党的政策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因此，毫无疑义，人大对党的正确主张应当理直气壮地说“是”，使其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同理，对于那些掌握着一定公权力的部门或个人明显违背宪法和法律的行为也要理直气壮地说“不”，从而监督公权力姓“公”，防止和杜绝公权的腐败。倘若在应当说“不”的场合，人大却没有说“不”的勇气，说得严重一些，这是党性不足的表现(指对人大代表总量中占据多数的党员代表而言)，也是对法律的尊严和正确实施漠视的表现，更是对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负责任的表现。与“透明行政、责任行政”理念日益昌明的形势相适应，作为监督“一府两院”的更重要公权力部门，人大权力运行过程的透明化与“可问责化”也提上了议事日程。打造一个“透明的人大”、“可问责的人大”成为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必然。
文章强调，根据权责一致的原理，人大行使职权也是其不可推卸的法定职责，这就需要社会(选民)加以监督。人大工作的好坏，唯一的评判主体只能是全体选民。人大的运行过程不能做到透明化，选民对人大依法履职的问责机制不能有效建立起来，那就很难真正避免人大行使监督权的时候出现“软刀子割肉”的窘境，人大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工程中发挥自己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就必然成为一句空话。
人大要加强对政府办公纪要的审查监督
郭友智、马志升在《人大要加强对政府办公纪要的审查监督》(载2007年7月20日中国人大新闻网)一文中指出，同级政府的一些文件以政府办公会议纪要和市长办公会议纪要的形式行文，这些纪要性的文件应属于规范性文件审查的范围，地方人大需要进行监督。
文章认为，首先，从法律要求看，人大有权进行审查。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超越法定权限，限制或者剥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义务的；二是同法律、法规规定相抵触的；三是有其他不适当的情形，应当予以撤销的。那么只要是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超越法律权限行文的，不论以何种方式出现，人大常委会都应该有审查监督的权力，该纠正的纠正，该撤销的撤销。其次，从现实需要看，人大必须加大审查的力度。办公会议纪要往往涉及增加单位编制、增加经费、减免规费，甚至是要求减免税收等等，尽管是以办公会议纪要的形式出现，因为大多是政府主要领导拍板决策，其实带有强制性，甚至比“规范性文件”更管用。如果会议纪要规避了人大的监督，一方面政府的违法行为将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人大常委会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制度将失去其制度意义。
文章强调，对规范性文件有必要进行科学的界定，凡政府以“红头文件”出现的规范性文本，都要纳入其范畴。各级人大
也应该扩大备案审查的范围，成立专门的审查工作机构，依法搞好备案审查工作，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统一性。
人代会上专项工作报告的制度意义
卢鸿福在《人代会上专项工作报告的制度意义》(载《人大研究》2007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重庆市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除听取和审查“一府两院”及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等常规议程外，还审查和批准了市人民政府提出的《三峡(重庆)库区移民工作报告》，将专项工作报告列入大会提交代表审查和批准这一形式值得推介。
文章指出，三峡库区大部分在重庆辖区内，是重庆面临的最实实在在的问题，也是3100万重庆人关注和思考的大问题。移民安置、移民培训、移民就学、移民就业等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关乎移民的生产生活，重庆市政府把这一事关全局的大事提交人代会讨论决定，一方面彰显了重庆市人民政府执政为民的民本理念，政府把关系民生的重大事项，及时向人代会报告，通过广泛征求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的建议意见，集思广益，对于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意义非同寻常；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重庆市人民政府的人大意识，政府由人大选举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重大事项提交人大决定，这是法律的要求和规定。
文章认为，多年来，各级各地的人代会大都一个模式，即听取和审查人大常委会、政府、“两院”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同级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报告。一些有识之士大声呼吁要改进人代会，建议在人代会期间除常规议程外，还需要听取和审查公安工作和审计工作报告等专项工作报告，这些对于提高人代会质量、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作用无疑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在未成年刑事诉讼中，判决宣告前由有关部门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的社会背景、成长经历、生活环境、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等进行调查，并形成书面社会调查报告提交到法庭，为司法机关正确处理和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被告人提供重要依据。从上述定义不难看出，社会调查制度的实质是一种人格调查制度。因为人格调查制度是在刑事诉讼中，特别是在法院的判决前，对行为人的性格爱好、身心状况、家庭状况、生活环境、成长经历、社会交往等情况进行调查，综合判别被告人的人格状况、测定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作为对行为人作出恰当处置时参考因素的活动，其本质是强调对犯罪人个体的尊重与关注，强调刑法的实质公正，这与社会调查制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是一致的。
考察域外有关人格调查制度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人格调查制度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是人格调查紧紧以行为人为核心展开。人格调查需要调查的项目有很多，包括行为人的性格特点、身体状况、成长经历、家庭情况、社会交往、平日及实施指控行为前后的表现等，这些项目繁多的调查，看起来非常分散与杂乱，实际上，这些调查都是紧紧以行为人为核心展开的，对行为人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等背景情况的调查以及对被告身体、性格等自身状况的调查，并不是最终的目的，目的在于从各个方面收集和行为人相关的信息和资料，全面掌握行为人的个体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判定行为人的人格。
二是人格调查通常由专业人员或专业机构来完成。对行为人的人格状况的测定与评估，不是把各个项目简单罗列，而是通过由表及里、由表象到实质的调查分析，来综合判断行为人的个性特征、心理活动、发展趋势，其调查程序的严谨性和调查结论的法律属性，决定了调查主体的特殊性。
三是人格调查是对刑事被告人量刑的重要参考因素。犯罪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对被告人进行刑事处罚的轻重；而近年来轻刑化的司法理念，在强调对被告人刑罚个别化的前提下，还要综合判断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在这个意义上，人格调查制度就成为量刑、尤其是判处非监禁刑的重要参考因素。首先，该报告是影响合议庭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拟判处管制、缓刑和免处的被告人。其次，该报告也是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进行法庭教育的重要依据。只有详细掌握了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后，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才能发现教育、感化、挽救该未成年被告人的“闪光点”、“感化点”，以便有针对性地对该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第三，该报告也为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在宣判后对未成年人回访跟踪帮教提供了有效的参考材料。
二、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市的法律实践
自河南省兰考县法院首创社会调查员制度以来，各地法院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并已制度化、规范化。我市法院也在借鉴长宁、海淀等法院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工作特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我们研究制定了《佳木斯市涉少案件社会调查员制度实施办法》，并于2005年10月在全市法院正式实施。主要工作模式是实行庭前调查、参与诉讼、跟踪帮教的“三段式”服务。该《办法》对调查员的职责、义务、工作规程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最明显有别和优于全国其他法院的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调查员的准入设置了目前全国最高的门槛，只有具备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年满二十三周岁，从事教育、共青团工作，关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致力于矫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具备一定法律知识，诚信记录优良的同志才能够初步进入遴选范围；二是调查员由法院和共青团联合选任和考核，经未成年人及法定人同意以中立的身份开展工作，不依附于控、辩、审任何一方，不得从事兼职的法律工作；三是对当庭宣判缓刑的案件，调查员直接参与宣判后的教育，在第一时间内实现与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包片民警、居委会（村委会）主任、学校老师的对接，共同制定跟踪帮教措施；四是实行社会调查员有偿服务，除报销实际支出外，根据工作量发给相当于其日工资标准的合理报酬，对表现突出的调查员，每年由共青团组织给予表彰。
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制度的核心贵在客观、公正。因此，我们在设计这一制度和选择调查员的时候不仅规定了较高的标准，而且把从事律师、陪审、法律援助、法官、检察官、公安干警等一切有可能与案件或案件的侦察、、辩护、、审理有关的人员排除在外，而且规定了为期一年的考核、淘汰期，以期确保调查报告客观、公正。
（一）选拔聘任的基本情况
我们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为共青团，由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团市委联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选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自2005年6月以来共选聘两批82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选任条件为年满二十三周岁以上，具备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工作作风严谨、认真，具有一定法律专业基础知识，熟悉未成年人特点，热心于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工作，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或在共青团组织中负责青少年维权工作的人士。首批选任的48名社会调查员有11名来源于各县（市）区团委干部，有30名中小学校教师，有7名来自其他机关。其中有30名为我市心理阳光协会成员。社会调查员平均年龄为31岁，其中市区24名，各县（市）区24名，每个县市至少3名。已经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不再聘任为社会调查员，以上人员均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从事未成年人心理教育的经验。完成选聘工作后，由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市中院与团市委共同下发了文件，对各有关部门支持和配合开展社会调查工作做出要求，市中院组织对社会调查员开展了培训，颁发了工作证件。
（二）开展社会调查的情况
我们要求审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原则上对每名未成年被告人开展社会调查，全部由聘任制社会调查员负责。开展社会调查首先告知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开展社会调查的目的、方法和法律依据及后果，在征得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开展调查。对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开展的调查，不作为社会调查报告使用，仅作为其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对于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不同意开展社会调查的，由法庭决定是否继续委托开展调查。2006年-2009年8月，佳木斯市两级法院共判处罪犯5983人，其中未成年罪犯620人，其中对365名被告人开展了社会调查，没有开展社会调查的84名，其中法定人不同意的38名，异地犯罪的46名，适用简易程序的14名。社会调查员深入到未成年被告人或未成年罪犯的学校、家庭、社区、村委会、工作单位等地，走访家长、教师、亲友、邻居、同事。经与公安机关的协调，社会调查员可以持证到羁押场所会见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员调查未成年被告人及未成年罪犯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实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非涉案情况，多方面、深层次地反映和分析其犯罪原因和心理演变过程。对调查的内容均形成了调查笔录。在此基础上形成书面调查报告，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被调查人的性格、成长经历、成长环境等，对其犯罪原因进行分析，对落实监管和矫治措施提出建议。调查报告不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发表意见。
（三）社会调查员参加庭审情况
法律对于社会调查员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诉讼地位未做规定，我们的做法是要求社会调查员参加庭审，在证人席处设置社会调查员标牌，由社会调查员在法庭调查后，法庭辩论之前作为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的诉讼参与人，出庭宣读调查报告，接受公诉人、辩护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对调查报告形成过程的询问。此举主要是将社会调查报告作为“人格证据”使用，避免将社会调查员归于公诉人或辩护人一方，体现其开展社会调查的中立性。在目前审结的案件中，有的诉讼参与人对社会调查形成过程提出问题，但未就报告提出不同意见。在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后，由审判长对报告给予评价，对可以确认的内容予以确认。在庭审辩论阶段，控辩双方可以引用经确认的社会调查报告内容支持自己的控辩意见。在最后陈述后，社会调查员参与庭审中的法制教育，也可以参加宣判后的法制教育。
（四）开展社会调查程序及其在文书、卷宗中的体现
人民法院在收到公诉机关书后，根据案情确定社会调查员人选，一般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不聘任社会调查员。辖区各县（市）法院原则上委托本地社会调查员开展调查，市区各基层法院及中级法院在市区范围内委托社会调查员，每名未成年被告人需由两名社会调查员共同开展调查，多名未成年被告人共同犯罪的，由社会调查员共同对多名被告开展调查。在送达书副本时，征得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签订委托书，并由被告人、法定人提供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地址、主要社会关系及联系方式。社会调查员根据案件情况确定调查提纲并经合议庭审核后开展调查，调查一般在十日内完成并形成社会调查报告。法律文书不在诉讼参与人中开列社会调查员，但在案件审理过程表述时，简明叙述社会调查员开展社会调查情况。在事实部分的最后一段，叙述被告人的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平常表现等同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犯罪密切相关的情况，以及实施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论述导致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发生的主观、客观原因及应当汲取教训的内容，一般主要采纳社会调查结论。在对有罪被告人量刑时，可以引用社会调查结论作为参考和依据。开展社会调查的委托书、调查笔录、社会调查报告、帮教意见等均收入卷宗。
三、社会调查制度在立法和实践操作中存在的问题
社会调查员制度作为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的一项卓有成效的举措，确实发挥了一定的效用并得到了社会各方的积极评价，但由于我国没有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专门立法，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意见又十分原则，社会调查员制度还存在着诸多法律和实践操作方面的问题和障碍。
（一）社会调查报告是否是刑事证据的问题
多数人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基于人民法院的委托而产生，而且作为人民法院在审理未成年被告人案件前的准备工作之一，符合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规定，应该是具备证据效力的，且与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鉴定结论”相似，同时该报告作为一种反映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的文字材料，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特殊的”证人证言，只要在法庭上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和质证，并经过查实以后，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但笔者认为，调查报告严格意义上讲不能称之为刑事证据。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证据的证明力大小是指证据与案情存在的客观联系的程度，而调查报告的内容只是涉案嫌疑人在案发前的日常生活学习表现等非涉案情况，对案情本身没有证明意义，只能作为法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量刑时的一种参考。因此，不能属于法定的刑事证据。
虽然社会调查是个新生事物，是我国法制建设进步的表现，但是仍不应有悖于现有的刑法原则和法律规定，调查报告既然不是用以证明犯罪事实，也不是司法人员依照法定程序取得的刑事证据，仅是案外的一些情况的调查和研究，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宜将调查报告的效力夸大化，因此，它不能作为刑事证据使用。
（二）社会调查制度公正性的保障问题
我国刑法第61条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犯罪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对被告人进行刑事处罚的轻重。由于社会调查员的调查报告中存有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方面的说明，且是人民法院据以认定犯罪社会危害性的依据之一和量刑的参考，同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和受害人因犯罪行为受到或重或轻的伤害，希望法院可以为其讨回公道、重惩被告的因素会影响其对调查报告的认识偏颇，因此，保证社会调查报告内容的客观真实才能保障社会调查制度实施的公正性。
笔者认为要从三个方面保证调查报告的真实性：第一，确定调查主体是保证调查报告真实性的前提。社会调查员一般由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一定的解决未成年人问题经验的品质高尚的人担任，且由法院委托未成年人保护机构选定，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作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出现，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第二，在调查方法上，一般由社会调查员直接到未成年被告人生活、学习、工作的所在地以及其他关系地进行调查。实践中，可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及不同的调查对象分别采取多种方式进行调查，如谈话、观察、电话、书信、委托等方式，必要时可以各种方法交叉使用，并制成调查笔录，最终制成社会调查报告。第三，法院在开庭前，合议庭必须先对报告的内容进行审查，并在庭审时允许其他诉讼参与人对此发表意见，这样就进一步保证了社会调查报告的真实性。
（三）社会调查员的法律地位问题
我国法律用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了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进行社会调查，但是对于社会调查员的法律地位并没有明确说明，到底社会调查员属于何种身份、其法律地位如何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争论。笔者认为：首先，社会调查员不是证人，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人是在诉讼程序之外了解案件真实情况的人，社会调查员是参加了诉讼以后才了解案件情况的，而且不是客观的真实情况而是法律证据反映的情况，属于法律事实，它和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有本质的不同。有人认为社会调查员属于品格证人，是就被告人的人品、品格出庭作证的证人，但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证人作证的范围是案件事实，因此，被告人的人品和品格内容不属于证人作证的范围。虽然国外的司法中有品格证人的出现，但是基于法律的规定不同，比如法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只能就被告人被控事实或者其人格和品格作证”，因此，就被告人人格和品格内容作证的是合法的品格或人格证人，属于证人的范畴。但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没有相应得规定，不能生搬硬套的根据调查的内容将社会调查员认为是品格证人。其次，社会调查员也不是鉴定人。鉴定人是接受司法机关的依法委托或诉讼参加人的委托聘请的专门人员，是针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而社会调查员调查的是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家庭背景等非案件或者说是案件背景情况，两者的指向和目的根本不同。我国的刑事诉讼是一种等腰三角形关系，控方与辩方居于等腰对角，法院居于顶角居中独立裁判，社会调查员在刑事案件中当然没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因此，笔者认为由于社会调查员是接受司法机关的委托进行的调查，因此，不一定非要给其独立的诉讼地位，他可以是属于辅助或者说是服务审判的人员。
四、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建议
建立社会调查员制度，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权益，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如何实现司法公正的原则，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方面完善社会调查制度。
（一）通过立法明确社会调查员地位和身份
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的程序法并没有对社会调查员的出庭问题做出具体规定。当前我国部分地区的做法主要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我国是成文法的国家，司法实践应严格依法办事。第一，应从立法上明确调查员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身份，使其选任、职权、责任等方面真正有法可依。第二，主体应当细化，委托关系如何确定，要有法律上的支持，相关的责任要确定下来。第三，保证内容的真实性。第四，设立出一套比较完整的程序，脱离科
学方法和程序，内容的真实性无法保证。第五，要经过质证。总之，明确社会调查员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在将社会调查制度推广到所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前，尽快制定和修改相应的立法。
（二）规范社会调查工作的程序
社会调查虽然有其独立性，但仍应制定一套完整的调查程序，指导规范社会调查员的调查行为，从程序上保证调查工作的公正、客观、真实。笔者建议可以考虑采用以下措施：1、出具调查函前应征得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的同意；2、社会调查员前往羁押场所会见未成年罪犯时应由法院人员陪同；3、对调查内容应当制作成笔录，或者用音像资料保存，作为调查报告的依据；4、一个案件应设立至少两名社会调查员，在调查时应由二人同往。
（三）强化对社会调查员的监督
1、由于目前社会调查员一般是接受法院委托，因此直接的监督应当是人民法院，包括对社会调查报告在开庭前的审查，听取被告人、监护人、辩护人的意见并要求调查员作出解释或补充、核实；在开庭时听取诉讼参加人的质询，虽然调查报告不具备刑事证据的性质，但由于其直接关系着量刑，应比照刑事证据在庭审中接受诉讼参加人的质询，但该意见应向法庭发表，社会调查员没有义务回答；如果在庭审中诉讼参加人尤其是未成年被告人对调查报告发生较大争议或提出实质异议，法庭不宜将调查报告作为量刑参考。
2、聘任单位对社会调查员的监督措施要加强。如规定社会
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在未成年刑事诉讼中，判决宣告前由有关部门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的社会背景、成长经历、生活环境、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等进行调查，并形成书面社会调查报告提交到法庭，为司法机关正确处理和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被告人提供重要依据。从上述定义不难看出，社会调查制度的实质是一种人格调查制度。因为人格调查制度是在刑事诉讼中，特别是在法院的判决前，对行为人的性格爱好、身心状况、家庭状况、生活环境、成长经历、社会交往等情况进行调查，综合判别被告人的人格状况、测定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作为对行为人作出恰当处置时参考因素的活动，其本质是强调对犯罪人个体的尊重与关注，强调刑法的实质公正，这与社会调查制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是一致的。
考察域外有关人格调查制度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人格调查制度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是人格调查紧紧以行为人为核心展开。人格调查需要调查的项目有很多，包括行为人的性格特点、身体状况、成长经历、家庭情况、社会交往、平日及实施指控行为前后的表现等，这些项目繁多的调查，看起来非常分散与杂乱，实际上，这些调查都是紧紧以行为人为核心展开的，对行为人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等背景情况的调查以及对被告身体、性格等自身状况的调查，并不是最终的目的，目的在于从各个方面收集和行为人相关的信息和资料，全面掌握行为人的个体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判定行为人的人格。
二是人格调查通常由专业人员或专业机构来完成。对行为人的人格状况的测定与评估，不是把各个项目简单罗列，而是通过由表及里、由表象到实质的调查分析，来综合判断行为人的个性特征、心理活动、发展趋势，其调查程序的严谨性和调查结论的法律属性，决定了调查主体的特殊性。
三是人格调查是对刑事被告人量刑的重要参考因素。犯罪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对被告人进行刑事处罚的轻重；而近年来轻刑化的司法理念，在强调对被告人刑罚个别化的前提下，还要综合判断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在这个意义上，人格调查制度就成为量刑、尤其是判处非监禁刑的重要参考因素。首先，该报告是影响合议庭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拟判处管制、缓刑和免处的被告人。其次，该报告也是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进行法庭教育的重要依据。只有详细掌握了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后，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才能发现教育、感化、挽救该未成年被告人的“闪光点”、“感化点”，以便有针对性地对该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第三，该报告也为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在宣判后对未成年人回访跟踪帮教提供了有效的参考材料。
二、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市的法律实践
自河南省兰考县法院首创社会调查员制度以来，各地法院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并已制度化、规范化。我市法院也在借鉴长宁、海淀等法院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工作特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我们研究制定了《佳木斯市涉少案件社会调查员制度实施办法》，并于2005年10月在全市法院正式实施。主要工作模式是实行庭前调查、参与诉讼、跟踪帮教的“三段式”服务。该《办法》对调查员的职责、义务、工作规程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最明显有别和优于全国其他法院的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调查员的准入设置了目前全国最高的门槛，只有具备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年满二十三周岁，从事教育、共青团工作，关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致力于矫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具备一定法律知识，诚信记录优良的同志才能够初步进入遴选范围；二是调查员由法院和共青团联合选任和考核，经未成年人及法定人同意以中立的身份开展工作，不依附于控、辩、审任何一方，不得从事兼职的法律工作；三是对当庭宣判缓刑的案件，调查员直接参与宣判后的教育，在第一时间内实现与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包片民警、居委会（村委会）主任、学校老师的对接，共同制定跟踪帮教措施；四是实行社会调查员有偿服务，除报销实际支出外，根据工作量发给相当于其日工资标准的合理报酬，对表现突出的调查员，每年由共青团组织给予表彰。
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制度的核心贵在客观、公正。因此，我们在设计这一制度和选择调查员的时候不仅规定了较高的标准，而且把从事律师、陪审、法律援助、法官、检察官、公安干警等一切有可能与案件或案件的侦察、起诉、辩护、、审理有关的人员排除在外，而且规定了为期一年的考核、淘汰期，以期确保调查报告客观、公正。
（一）选拔聘任的基本情况
我们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为共青团，由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团市委联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选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自2005年6月以来共选聘两批82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选任条件为年满二十三周岁以上，具备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工作作风严谨、认真，具有一定法律专业基础知识，熟悉未成年人特点，热心于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工作，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或在共青团组织中负责青少年维权工作的人士。首批选任的48名社会调查员有11名来源于各县（市）区团委干部，有30名中小学校教师，有7名来自其他机关。其中有30名为我市心理阳光协会成员。社会调查员平均年龄为31岁，其中市区24名，各县（市）区24名，每个县市至少3名。已经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不再聘任为社会调查员，以上人员均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从事未成年人心理教育的经验。完成选聘工作后，由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市中院与团市委共同下发了文件，对各有关部门支持和配合开展社会调查工作做出要求，市中院组织对社会调查员开展了培训，颁发了工作证件。
（二）开展社会调查的情况
我们要求审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原则上对每名未成年被告人开展社会调查，全部由聘任制社会调查员负责。开展社会调查首先告知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开展社会调查的目的、方法和法律依据及后果，在征得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开展调查。对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开展的调查，不作为社会调查报告使用，仅作为其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对于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不同意开展社会调查的，由法庭决定是否继续委托开展调查。2006年-2009年8月，佳木斯市两级法院共判处罪犯5983人，其中未成年罪犯620人，其中对365名被告人开展了社会调查，没有开展社会调查的84名，其中法定人不同意的38名，异地犯罪的46名，适用简易程序的14名。社会调查员深入到未成年被告人或未成年罪犯的学校、家庭、社区、村委会、工作单位等地，走访家长、教师、亲友、邻居、同事。经与公安机关的协调，社会调查员可以持证到羁押场所会见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员调查未成年被告人及未成年罪犯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实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非涉案情况，多方面、深层次地反映和分析其犯罪原因和心理演变过程。对调查的内容均形成了调查笔录。在此基础上形成书面调查报告，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被调查人的性格、成长经历、成长环境等，对其犯罪原因进行分析，对落实监管和矫治措施提出建议。调查报告不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发表意见。
（三）社会调查员参加庭审情况
法律对于社会调查员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诉讼地位未做规定，我们的做法是要求社会调查员参加庭审，在证人席处设置社会调查员标牌，由社会调查员在法庭调查后，法庭辩论之前作为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的诉讼参与人，出庭宣读调查报告，接受公诉人、辩护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对调查报告形成过程的询问。此举主要是将社会调查报告作为“人格证据”使用，避免将社会调查员归于公诉人或辩护人一方，体现其开展社会调查的中立性。在目前审结的案件中，有的诉讼参与人对社会调查形成过程提出问题，但未就报告提出不同意见。在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后，由审判长对报告给予评价，对可以确认的内容予以确认。在庭审辩论阶段，控辩双方可以引用经确认的社会调查报告内容支持自己的控辩意见。在最后陈述后，社会调查员参与庭审中的法制教育，也可以参加宣判后的法制教育。
（四）开展社会调查程序及其在文书、卷宗中的体现
人民法院在收到公诉机关起诉书后，根据案情确定社会调查员人选，一般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不聘任社会调查员。辖区各县（市）法院原则上委托本地社会调查员开展调查，市区各基层法院及中级法院在市区范围内委托社会调查员，每名未成年被告人需由两名社会调查员共同开展调查，多名未成年被告人共同犯罪的，由社会调查员共同对多名被告开展调查。在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征得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签订委托书，并由被告人、法定人提供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地址、主要社会关系及联系方式。社会调查员根据案件情况确定调查提纲并经合议庭审核后开展调查，调查一般在十日内完成并形成社会调查报告。法律文书不在诉讼参与人中开列社会调查员，但在案件审理过程表述时，简明叙述社会调查员开展社会调查情况。在事实部分的最后一段，叙述被告人的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平常表现等同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犯罪密切相关的情况，以及实施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论述导致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发生的主观、客观原因及应当汲取教训的内容，一般主要采纳社会调查结论。在对有罪被告人量刑时，可以引用社会调查结论作为参考和依据。开展社会调查的委托书、调查笔录、社会调查报告、帮教意见等均收入卷宗。
三、社会调查制度在立法和实践操作中存在的问题
社会调查员制度作为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的一项卓有成效的举措，确实发挥了一定的效用并得到了社会各方的积极评价，但由于我国没有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专门立法，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意见又十分原则，社会调查员制度还存在着诸多法律和实践操作方面的问题和障碍。
（一）社会调查报告是否是刑事证据的问题
多数人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基于人民法院的委托而产生，而且作为人民法院在审理未成年被告人案件前的准备工作之一，符合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规定，应该是具备证据效力的，且与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鉴定结论”相似，同时该报告作为一种反映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的文字材料，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特殊的”证人证言，只要在法庭上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和质证，并经过查实以后，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但笔者认为，调查报告严格意义上讲不能称之为刑事证据。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证据的证明力大小是指证据与案情存在的客观联系的程度，而调查报告的内容只是涉案嫌疑人在案发前的日常生活学习表现等非涉案情况，对案情本身没有证明意义，只能作为法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量刑时的一种参考。因此，不能属于法定的刑事证据。
虽然社会调查是个新生事物，是我国法制建设进步的表现，但是仍不应有悖于现有的刑法原则和法律规定，调查报告既然不是用以证明犯罪事实，也不是司法人员依照法定程序取得的刑事证据，仅是案外的一些情况的调查和研究，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宜将调查报告的效力夸大化，因此，它不能作为刑事证据使用。
（二）社会调查制度公正性的保障问题
我国刑法第61条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犯罪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对被告人进行刑事处罚的轻重。由于社会调查员的调查报告中存有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方面的说明，且是人民法院据以认定犯罪社会危害性的依据之一和量刑的参考，同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和受害人因犯罪行为受到或重或轻的伤害，希望法院可以为其讨回公道、重惩被告的因素会影响其对调查报告的认识偏颇，因此，保证社会调查报告内容的客观真实才能保障社会调查制度实施的公正性。
笔者认为要从三个方面保证调查报告的真实性：第一，确定调查主体是保证调查报告真实性的前提。社会调查员一般由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一定的解决未成年人问题经验的品质高尚的人担任，且由法院委托未成年人保护机构选定，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作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出现，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第二，在调查方法上，一般由社会调查员直接到未成年被告人生活、学习、工作的所在地以及其他关系地进行调查。实践中，可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及不同的调查对象分别采取多种方式进行调查，如谈话、观察、电话、书信、委托等方式，必要时可以各种方法交叉使用，并制成调查笔录，最终制成社会调查报告。第三，法院在开庭前，合议庭必须先对报告的内容进行审查，并在庭审时允许其他诉讼参与人对此发表意见，这样就进一步保证了社会调查报告的真实性。
（三）社会调查员的法律地位问题
我国法律用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了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进行社会调查，但是对于社会调查员的法律地位并没有明确说明，到底社会调查员属于何种身份、其法律地位如何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争论。笔者认为：首先，社会调查员不是证人，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人是在诉讼程序之外了解案件真实情况的人，社会调查员是参加了诉讼以后才了解案件情况的，而且不是客观的真实情况而是法律证据反映的情况，属于法律事实，它和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有本质的不同。有人认为社会调查员属于品格证人，是就被告人的人品、品格出庭作证的证人，但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证人作证的范围是案件事实，因此，被告人的人品和品格内容不属于证人作证的范围。虽然国外的司法中有品格证人的出现，但是基于法律的规定不同，比如法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只能就被告人被控事实或者其人格和品格作证”，因此，就被告人人格和品格内容作证的是合法的品格或人格证人，属于证人的范畴。但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没有相应得规定，不能生搬硬套的根据调查的内容将社会调查员认为是品格证人。其次，社会调查员也不是鉴定人。鉴定人是接受司法机关的依法委托或诉讼参加人的委托聘请的专门人员，是针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而社会调查员调查的是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家庭背景等非案件或者说是案件背景情况，两者的指向和目的根本不同。我国的刑事诉讼是一种等腰三角形关系，控方与辩方居于等腰对角，法院居于顶角居中独立裁判，社会调查员在刑事案件中当然没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因此，笔者认为由于社会调查员是接受司法机关的委托进行的调查，因此，不一定非要给其独立的诉讼地位，他可以是属于辅助或者说是服务审判的人员。
四、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建议
建立社会调查员制度，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权益，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如何实现司法公正的原则，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方面完善社会调查制度。
（一）通过立法明确社会调查员地位和身份
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的程序法并没有对社会调查员的出庭问题做出具体规定。当前我国部分地区的做法主要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我国是成文法的国家，司法实践应严格依法办事。第一，应从立法上明确调查员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身份，使其选任、职权、责任等方面真正有法可依。第二，主体应当细化，委托关系如何确定，要有法律上的支持，相关的责任要确定下来。第三，保证内容的真实性。第四，设立出一套比较完整的程序，脱离科
学方法和程序，内容的真实性无法保证。第五，要经过质证。总之，明确社会调查员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在将社会调查制度推广到所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前，尽快制定和修改相应的立法。
（二）规范社会调查工作的程序
社会调查虽然有其独立性，但仍应制定一套完整的调查程序，指导规范社会调查员的调查行为，从程序上保证调查工作的公正、客观、真实。笔者建议可以考虑采用以下措施：1、出具调查函前应征得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的同意；2、社会调查员前往羁押场所会见未成年罪犯时应由法院人员陪同；3、对调查内容应当制作成笔录，或者用音像资料保存，作为调查报告的依据；4、一个案件应设立至少两名社会调查员，在调查时应由二人同往。
（三）强化对社会调查员的监督
1、由于目前社会调查员一般是接受法院委托，因此直接的监督应当是人民法院，包括对社会调查报告在开庭前的审查，听取被告人、监护人、辩护人的意见并要求调查员作出解释或补充、核实；在开庭时听取诉讼参加人的质询，虽然调查报告不具备刑事证据的性质，但由于其直接关系着量刑，应比照刑事证据在庭审中接受诉讼参加人的质询，但该意见应向法庭发表，社会调查员没有义务回答；如果在庭审中诉讼参加人尤其是未成年被告人对调查报告发生较大争议或提出实质异议，法庭不宜将调查报告作为量刑参考。
2、聘任单位对社会调查员的监督措施要加强。如规定社会
常委会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紧紧围绕县委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开展工作，切实加强工作监督，促进我县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常委会分别听取和审议了县人民政府200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和200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2005年度财政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查批准了2005年财政决算。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中，要求县人民政府要做好经济运行“提速”“提质”的文章，围绕县十三届人三次会议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进一步检查落实，努力完成。常委会重视和加强对财政预算的监督，通过专题调查，提出审议意见，建议政府要坚持可持续发展，注重科学生财；坚持应收尽收，严格依法聚财；立足于公共需要，公平合理用财；坚决稳定基层，缓解乡镇困难。为此，县人民政府严格按照县委、政府两办下发的14、15、16号三个文件精神，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公用开支的管理和控制，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了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200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县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和县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办理情况的报告，对促进“两院”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另外，常委会还听取和审议了县人民政府关于城市维护建设资金2005年计划执行情况和2006年计划安排的报告，并批准了##县2006年城市维护建设资金计划安排。
常委会准确把握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依法履行职责，强化监督，听取和审议了县人民政府关于高中教育发展情况的报告以及社会治安治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在高中教育方面，要求县政府要高度重视高中学校的债务偿还问题，大力整顿招生秩序;在社会治安治理工作方面，要求要重点打牢基层基础，建立社会治安长效机制，进一步加强公安及司法队伍建设。县人大常委会发出整改意见交办函并跟踪督办，促进了全县高中教育的健康有序发展，社会治安治理工作也取得了明显成效。今年11月，县人大常委会组织对全县重点投资项目建设情况进行调查，为确保调查结果的真实准确，还从监察、审计、财政、建设、重点办等单位和部门抽调人员参与调查。常委会第21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人民政府关于重点投资项目建设情况的报告，进一步促进了我县重点投资项目建设的规范化管理。
为了表彰全县各行各业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根据县政府提请审议的##县2006年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的议案，审议决定了冯应龙等20名同志为##县2006年劳动模范。
二、法律监督求实效，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
组织执法检查。5月份，县人大常委会认真开展了对《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条例》的执法检查。常委会第18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人民政府关于该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并将审议意见向县人民政府交办，促进了我县非税收入征管工作的规范化管理。6月份，常委会组织对我县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和《湖南省科技进步条例》的情况进行检查，并整理出书面的执法检查报告，加大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促进了这两部法律法规在我县的进一步实施。此外，常委会及其工作委员会配合省、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促进了这些法律法规在我县的有效实施。
开展调查视察。为切实提高常委会监督和审议工作水平，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工作机构围绕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就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法院执行工作，检察院自侦案件办理情况，社会治安、教育、旅游、国土、劳动和社会保障、环保、计生、环保、农村沼气建设国债项目实施情况等工作进行了调查视察。常委会会议、主任会议分别听取了工作汇报，针对调查视察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和要求，及时向“一府两院”及其有关部门进行了交办，并督促认真整改落实。
加强个案监督。常委会认真贯彻实施“个案监督工作实施办法”，对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中特别突出的个案，依法提请主任会议进行个案监督。在注重对司法机关的个案进行监督的同时，加大了对行政机关行政执法过程中个案的监督。全年共计对13起案件进行了个案监督，维护了法律的尊严，维护了涉案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做好信访工作。常委会始终把信访工作作为人大工作的一个“窗口”，坚持了领导批办信访件和督办落实制度，明确专人负责信访工作。把办理来信来访作为加强对“一府两院”的监督，了解民情、反映民意，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举措来抓。一年来，共接待来访785人次，受理来信355件，同时，还受理上级转来信件79件，依法督促解决了一批久拖不决的信访案件，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继续组织“环保世纪行”和“三湘农产品质量安全行”活动。常委会围绕“保护水环境，促进创建文明县城”的主题，组织了2006年“环保世纪行”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组织开展了以查禁“瘦肉精”等违禁饲料添加剂以及农资打假为重点的集中整治行动，维护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全县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
三、人事任免抓规范，强化对任命干部的监督
加强和改进人事任免工作。一年来，常委会共决定任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负责人和组成局局长3人，决定免去组成局局长职务3人；任命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执行局长、副局长、庭长、副庭长共10人，免去庭长职务7人、副庭长职务5人、审判员1人；任命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3人、检察员1人。任命县人民法院陪审员8人，决定任命县人大常委会委室主任2人，免去委室主任、副主任5人，同时决定恢复执行代表职务1人。在人事任免工作中，常委会始终坚持党管干部和依法任免的有机统一，认真贯彻党委意图，坚持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人事任免程序，对所有拟任人员，严格按照任前调查考察、法律知识考试、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情况通报、任职前发言、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发言、投票表决的程序操作，确保党委的意图和人民的意志的高度统一。既增强了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政治责任感，又增强了被任命人员执政为民的使命感。
认真开展述职评议工作。 今年，常委会根据本届人大常委会述职评议工作方案，组织开展了对县人民政府1名副县长、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县建设局局长、县计生局局长、县环保局局长的会议述职评议。述职评议严格按照《##省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述职评议工作条例》的规定进行。常委会充分发扬民主，邀请全县三分之一的省、市、县三级人大代表民主推荐，主任会议按得票多少确定述职评议对象，并将述职评议对象名单在县内主要媒体上进行公告，成立3个调查组，历时一个多月，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走访，向主任会议和常委会提交了调查报告。常委会第20次会议听取了5位述职人员的述职报告并进行了评议。评议发言以事实为依据，经法律为准绳，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既充分肯定了述职人员的成绩，又对某些不足提出了批评和建议。常委会对会议述职人员进行了无记名投票测评，并当场公布测评结果。另外，常委会组成人员还审阅了“一府两院”未列入会议述职评议人员的书面述职报告。对于会议述职对象的评议意见，常委会进行了综合，形成审议意见交办函，要求述职人员按期整改，并向常委会报告整改结果。通过开展述职评议，增强了述职人员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意识，促进了述职人员民主法制观念和公仆意识的增强，有力推动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勤政廉政委建设，促进了国家机关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
四、代表工作抓服务，密切同人大代表的联系
重视督办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县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共收到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371件，县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闭会以来，还先后收到代表建议17件，同时收到市转县办代表建议3件，都已在法定时间内全部办理完毕并答复代表。常委会督促各承办单位认真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建立健全了交办、办理、督办等工作制度。5月份会同县政府对全县办理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组织代表现场调查视察，会同承办单位召开见面会，实地督促针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落实。
积极开展代表活动。常委会加强了与代表的联系，帮助市、县代表小组制订活动计划和各项工作制度，组织、指导各代表小组开展活动，并做好有关协调服务工作。为代表约见领导现场办公做好协调服务工作，先后参与代表小组活动7次，指导响水、花石等乡镇开展了市、县、乡、镇四级代表的法律培训，常委会重视发挥代表作用，积极组织代表参加视察、执法检查、述职评议、调查等多种形式的活动，拓宽了代表的知情权和知政权。建立邀请县人大代表列席人大常委会会议制度，每次常委会会议都有针对性地邀请县人大代表列席，全年共有40人次列席了常委会，为代表们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继续开展代表工作“争优创先”活动，经民主推荐，县人大常委会审定，2006年共评选出优秀县人大代表 46 人，优秀县代表小组5 个。
加强对乡镇人大工作的联系和指导。年初，指导各乡镇人大主席团及时召开好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由分管主任带队在会前深入各乡镇分别进行指导，规范会议程序，指导补选乡镇人大主席5人、人大副主席1人、乡镇长5人，副乡镇长27人。加强对乡镇人大干部的培训工作，举办了一期乡镇人大秘书培训班，对全县乡镇人大秘书进行了业务知识培训。召开乡镇人大主席会议3次，召开了一次乡镇人大主席、人大秘书座谈会，交流了工作情况。落实乡镇人大主席团工作百分制考核办法，组织集中检查1次，评选出先进人大主席团5 个，优秀人大工作者 22 人，并进行了通报表彰，促进了乡镇人大工作的建设和发展。
五、自身建设抓经常，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
加强人大常委会自身建设。一是扎实深入地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根据县委的统一部署，县人大常委会机关结合工作实际和先进性教育的三个阶段的工作安排，严格按步骤操作，认真组织实施，广泛开展学习动员，不断提高思想认识。认真联系自身实际，深入查找存在的问题。改进作风提高素质，扎实搞好整改提高阶段的工作。围绕中心工作，着眼于长效机制建设，使教育活动达到了预期的目标要求，顺利通过了县委督导组的验收。全体党员进一步明确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标准和具体要求，增强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进一步增强。二是坚持不懈地抓学习。常委会领导带头学政治、学理论、学业务，机关工作人员的学习制度进一步得到健全，明确每周的第一个星期一组织全体党员干部集中学习，每次由一个委室负责组织。常委会及其机关工作人员进一步提高了思想政治素质和法律素养，增强了以民为本、勤政为民、廉洁奉公的思想意识。三是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坚持和完善常委会议事规则、主任会议制度、人事任免办法，继续坚持和完善机关的财务管理制度、机关学习制度、车辆制度、物资管理制度、卫生管理制度、考勤制度等内务管理制度。严格按规章制度办事，促进了机关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并产生了很好的实效。四是加强作风建设。常委会及其机关工作人员按照先进性教育的要求，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进一步转变作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听取群众意见，在“双走”“双联”和办乡镇联系点等工作中，着力为基层和群众解决了一大批实际问题。
20xx年，在市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市人大及其会的监督下，全市检察机关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本届人大二次会议对检察工作提出的要求和意见，将“严格规范司法”作为贯穿全年的工作重点，依法履行检察职责，切实维护公平正义。
一、依法强化法律监督，确保严格公正司法
牢牢把握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依法履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诉讼监督职能，努力为首都改革发展稳定提供法治保障。
从源头上严防冤错案件。逮捕是刑事诉讼中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公诉是启动审判追究刑事责任的前提，一旦错捕、错诉，就会严重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甚至导致冤假错案。检察机关坚持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依靠证据，确保有罪的人依法受到惩治、无罪的人不受追究。一是严格把握逮捕条件。市检察院制定《审查逮捕办案细则》，细化审查逮捕的法定条件、办案标准、工作流程。对侦查机关提请逮捕的案件，全部当面听取犯罪嫌疑人供述，认真核实证据。对命案等重大复杂案件，派员参加现场勘验，引导侦查机关依法、规范、全面、及时收集证据。依法惩治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侵害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破坏公共秩序和经济秩序犯罪，全年共批准逮捕16086人;对证据不足、需要补充侦查的1753人，依法作出不批捕决定，并督促侦查机关完善证据、查清事实。二是准确把握起诉标准。针对刑诉法严格了认定犯罪的证据标准，市检察院制定《提高公诉办案质量的工作意见》、《规范不起诉工作的指导意见》，严格执行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等法律原则和规定，要求承办检察官必须听取犯罪嫌疑人辩解，必须核实关键证人证言，必须听取辩护人意见;对侦查取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排除非法证据55件。坚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对各类犯罪依法提起公诉25204人;对于司法解释调整人体损伤鉴定标准、提高盗窃和抢夺定罪数额，导致不构成犯罪的案件，当事人达成和解的轻微犯罪案件，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751人。三是着力统一司法尺度。针对利用互联网制造传播谣言、利用伪基站发送垃圾短信等新型犯罪，非法集资、寻衅滋事、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等多发犯罪，证据标准、法律适用存在较大分歧的43类问题，积极协调侦查机关、审判机关，形成统一的证据标准，编发指导案例160余件，确保同类案件依法作出相同处理。
在诉讼中依法保障人权。检察机关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切实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一是依法落实诉讼权利义务告知程序。对检察机关受理的全部案件，依法告知诉讼参与人在每一个环节的权利、义务，增加告知文书99种，完善书面、口头“双告知”制度，依法送达告知文书时坚持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详细解释，确保诉讼参与人清楚、明白地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二是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更加重视律师对维护权益、保障公正的积极作用，对律师提出的无罪、罪轻、变更强制措施等意见，认真核实、记录入卷，并说明是否采纳的情况和理由。对律师查询案件、阅卷、会见当事人，全部实行网上预约、严格依法办理，全面落实与市律师协会签订的《关于保障和规范律师刑事诉讼辩护的若干规定》。三是依法维护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合法权益。健全妇女儿童维权“绿色通道”、 残疾人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机制，严厉惩治侵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权益犯罪。依法适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别程序，对罪行较轻、认罪悔罪的56名未成年人，经过考察帮教，作出不起诉决定，促使他们重新回归社会，其中9人考上了大学。北京市有4个基层检察院获得“全国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称号。四是完善涉军案件办理机制。依法打击破坏国防设施、冒充军人招摇撞骗、侵害军人及军属合法权益犯罪，切实维护国防利益。
依法加大对诉讼活动的监督力度。一是重点监督纠正侦查活动违法的问题。针对侦查机关违反法定程序调查取证、收集证据达不到证明犯罪标准等突出问题，集中进行通报、提出监督意见。针对侦查机关有案不立、有罪不究等情形，依法监督立案146件，追捕、追诉犯罪嫌疑人375人;提出书面监督意见253件，纠正侦查活动的违法情形。二是重点监督纠正不当裁判的问题。依法办理刑事上诉、抗诉案件153件，抗诉意见采纳率达到75%。针对危害食品安全案件判决没有依法加判禁止令，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仍然从事食品生产、销售的问题，依法提出抗诉、发出检察建议13件，监督审判机关改判和纠正，有效保障食品安全。切实加强对民事、行政诉讼活动的监督，依法提出抗诉53件，发出再审检察建议18件，采纳率达到85%。针对民事执行监督中发现的执法、司法人员利用职权制造虚假民事诉讼、骗取巨额资金的问题，以涉嫌滥用职权、民事枉法裁判和诈骗罪立案侦查5人。三是重点监督纠正刑罚执行的突出问题。对刑期未满就提前释放的罪犯，逐案审查;重点对职务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人员进行专项检察，17名违法保外就医的罪犯依法全部被重新收监。同时，坚决查处上述案件中涉及的司法人员受贿、渎职犯罪，立案侦查5人，保证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依法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促进反腐倡廉建设
坚决贯彻中央依法惩治腐败的重大部署，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505人，同比上升15.3%;其中百万元以上的案件120件，占31.2%;县处级以上的国家工作人员137人，同比上升85.1%。
依法严惩重大职务犯罪。根据属地管辖原则，北京检察机关承担着查办发生在驻京国家部委、国有大型企业职务犯罪的重要职责。20xx年，我们先后查办了上级交办的国家发展改革委、信访局等13个系列专案，是历史上最多的一年，目前已经立案114人，其中省部级2人、厅局级20人，涉案金额千万元以上的12人。依法审查起诉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受贿案等省部级职务犯罪4件。这些专案案情复杂，调查取证难度大。仅在查办一起涉案13人、受贿数千万元的专案中，抽调本市各级检察院400余人，持续数月奔赴全国20个省近百个地区，调查取证近千人，查清了全部事实，使犯罪分子依法受到惩处。
全流程规范职务犯罪侦查行为。司法没有特权，必须依法规范。全市检察机关坚持把受理线索到侦查终结的全过程，都纳入依法、规范、受监督的轨道。一是规范线索管理。实行所有线索由市检察院集中管理、统一评估、重点督办，有证据证明涉嫌犯罪的依法立案侦查;不允许初查影响举报人、被举报人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对过去经初查认定不构成犯罪，但对被举报人造成不良影响的，到有关单位通报情况、消除影响。二是规范侦查活动。严格执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 “全面、全部、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做到凡接触犯罪嫌疑人必录、凡讯问必录、凡搜查必录;对立案侦查、逮捕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拟不起诉的，一律由上一级检察院批准;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一律实行电子台账、全流程管理，切实保障讯问合法、取证规范。三是依法开展追逃追赃，绝不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对潜逃的95名职务犯罪嫌疑人逐人、逐案建立信息库，持续查明犯罪事实、赃款去向，通过网上通缉、边防控制、国际合作、敦促自首、亲情感化等多种方式，追捕、劝返21名外逃人员归案。
深化职务犯罪预防。在依法打击犯罪的同时，注重加强警示教育，与医疗卫生、工程建设等20多个单位签订预防职务犯罪共建协议，联合开展巡展，注重以案说法，引导公职人员远离“潜规则”、依法廉洁履职。各级检察院依托查办的案件，在国有企业、金融、司法等行业领域开展专项预防调查，深入分析案件背后权力寻租、资源分配不合理的制度漏洞，积极向党委、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提出专项预防报告76份，其中两项报告被最高检评为全国检察机关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十佳报告。搭建行贿犯罪档案便捷查询平台，把缺乏诚信的企业挡在招投标公平竞争的门槛之外。
三、依法稳妥推进改革，完善检察权运行机制
按照中央关于司法改革的部署，市检察院研究制定《深化检察改革实施意见》、《健全检察权运行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坚持依法推进改革，及时向市委、市人大报告改革方案、重大事项，认真落实各项改革任务。
开展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试点。在主要检察业务部门、3个基层院推行改革试点，着力解决行政化办案模式导致司法责任分散、虚化和难以落实的问题。一是突出检察官的主体地位。按照现有检察官三分之一的比例择优选任主任检察官，配备相应的检察官助理、书记员，建立由主任检察官负责的专业化办案组织，保障检察官依法行使职权、承担责任。二是形成明确的权责清单。除了法律明确规定必须由检察委员会、检察长行使的决定权外，其他权限由主任检察官依法行使，切实做到“谁办案、谁负责”。三是健全责任追究机制。严格执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建立检察机关内外部人员干预、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和责任追究制度，做到排除干扰、公正司法。
深化检务公开改革。坚持依法能公开的一律公开，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检务公开机制。一是全面推进案件信息公开。建立程序性信息、法律文书、重要案件信息三大公开平台，从20xx年9月1日起，当事人及人可以实时在互联网上查询职务犯罪侦查、审查逮捕等14类案件的办理流程、处理结果等100多项程序性信息;对起诉书、抗诉书、刑事申诉决定书等6大类法律文书，除法律规定不公开的案件外，全部统一上网、提供公开查询;及时有较大影响的职务犯罪、典型案例等重要案件信息，回应社会关切，维护司法公信。二是全面推广案件公开审查。对127件有较大争议和社会影响的拟作不捕、不诉决定的案件，以及刑事申诉、民事申诉、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公开听证、公开示证、公开答复，听取当事人、人、专家学者、社区代表的意见，强化释法说理，以公开促公正。三是全面整合便民服务平台。把接待等候、业务咨询、受理控告举报申诉等功能，统一整合到各院的检务大厅，提供全方位的诉讼服务。北京市有13个检察院被最高检评为“文明接待示范窗口”。
探索优化检察职权配置。一是成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检察院。依托铁路运输检察分院成立第四分院，落实司法改革新要求，成立由资深检察官、组织人事部门、法学专家等组成的遴选委员会，从全市检察院、法院系统遴选检察官，集中办理跨区划的行政类、知识产权类、环境资源保护类、交通运输类检察案件。二是完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依托与市政府法制办共建的“两法衔接”工作制度、涵盖26家执法司法机关的联席会议，推动各区县逐步建立“网上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及时通报、移送案件，促进依法行政。三是积极探索提起公益诉讼制度。针对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领域危害公共利益的案件，研究论证提起公益诉讼的法律依据、诉讼程序等问题，为此项改革的落实做好准备。
改革业务管理机制。一是完善信息化办案系统。实现案件一律在网上办理，所有司法行为全程留痕，所有办案数据真实准确。对26项核心业务数据、692个办案关键节点实时公开、动态监控，并从绩效、案件、时间、人员四个维度进行分析，全面客观地反映各院、各部门、每名检察人员的司法办案情况，及时发现问题，立即整改。二是改革业务考评制度。取消对各级院计分考核排名，建立定期集中通报案件质量、司法办案中突出问题的制度，不允许为追求办案数量下达指标，不允许为了考核业绩弄虚作假，确保按照司法规律依法办案。加大案件质量评查和专项督察力度，针对发现的取证不到位、证据审查不细致、文书制作不规范等19项问题，在全市检察机关通报并限期整改，督促检察人员依法、规范、文明办案。三是切实提升司法能力。推进基层基础建设，始终把队伍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加强思想政治、职业道德教育的同时，利用9个月，在全市检察机关开展业务摸底考试、全员技能实训，公开通报考试结果、存在问题，在15个业务领域评选出176名业务标兵和骨干。全市检察机关有全国检察业务专家、专门人才53人。昌平院荣获“全国模范检察院”称号、西城院荣立集体一等功。坚持从严治检，始终用比监督别人更严的标准监督自己，严肃查处检察人员违纪2人，确保队伍清正廉洁。
自觉接受监督。一是依法接受人大监督。20xx年9月，市检察院向市人大会报告了依法规范行使检察权的情况，配合人大会组织开展专题调研30余次，认真落实审议意见，及时报告整改情况。挂账督办代表建议12件，积极将相关意见转化为深化检察改革、提升司法水平的具体措施。二是主动接受政协及社会各界监督。办结政协委员提案5件，向市政协通报检察改革进展情况。探索建立检察官与律师互相评价机制。深化检察开放日制度，邀请各界群众走进检察院了解检察工作开展情况。三是切实推进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建立统一的人民监督员库，充分发挥人民监督员对查办职务犯罪的立案、羁押、扣押冻结涉案财物、起诉等环节的监督作用，共监督评议案件33件，保障职务犯罪侦查权依法规范行使。
各位代表，过去一年的检察工作，离不开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人大及其会的有力监督，政府、政协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各位代表、委员为深化检察改革、加强队伍建设积极呼吁、建言献策，让我们备受鼓舞。在此，我代表全市检察机关，向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以及各位代表、委员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目前，全市检察工作还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一是司法能力亟待提高。部分检察人员法治意识不够牢固、业务素质不高，办理新型复杂案件、准确认定事实证据、出庭证明犯罪等能力仍有不足，对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还需加强。二是对深化改革的认识不到位、破解难题的主动性不强。各级院推进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检务公开等改革的进展不平衡，检察管理和检察权运行机制行政化的问题亟待解决。三是司法不规范现象仍然存在。有的检察人员执行法定程序和办案纪律不严格，办案质量和效率不高，影响了司法公信力。对于存在的问题，我们将在规范司法行为、狠抓队伍建设、深化检察改革中切实加以解决。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xx年的工作任务
20xx年，全市检察机关将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十一届六次全会部署，遵循司法规律，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法律监督，深化检察改革，在连续两年狠抓严格规范司法的基础上，再开展为期一年的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
依法履行检察职责，坚持以证据和质量为核心，防止冤错案件。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每一个案件都严格遵循证据标准、法定程序，健全客观性证据审查、非法证据排除、证人鉴定人出庭等工作机制，确保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依法惩治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犯罪，严厉惩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侵犯知识产权等经济犯罪，重点惩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破坏生态环境等涉及民生的犯罪，切实保护公民人身财产权利，服务首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依法坚决惩治职务犯罪，促进反腐败斗争深入推进。始终保持惩治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犯罪的高压态势，依法查办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犯罪，深入查办涉及民生、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加大惩治行贿犯罪的力度。严格规范职务犯罪侦查行为，健全线索受理、分流、查办、信息反馈制度，对执行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扣押冻结涉案财物进行专项检查，切实提高侦查法治化水平。依托查办案件，深入开展警示教育、预防调查、年度报告等工作，提出预防对策建议，促进廉政机制建设，切实发挥预防工作对于保护和教育干部、遏制和减少犯罪的积极作用。
依法规范诉讼活动监督，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严格执行修改后的刑诉法、民诉法、行政诉讼法，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明确案件移送标准和程序。深化刑事侦查活动监督，加大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监督力度，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加大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力度，重点监督纠正裁判不公、虚假诉讼和程序违法等问题。在司法办案过程中，切实加强释法说理、法制宣传等工作，促进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
深入推进检察改革，健全检察权运行机制。以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为核心，落实司法人员分类管理、职业保障等改革任务，明确各类检察人员的工作职责、流程、标准，形成权责统一、制约有力、运行高效的检察工作机制。完善案件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健全干预查办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制度。加强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检察院建设，积极探索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健全主动重要信息、网上公开生效文书、便捷查询程序性信息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大检务公开力度，切实增强检察工作透明度。
努力建设过硬队伍，全面增强司法能力。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信仰法律、坚守法治，把保障人权、程序公正等司法理念落实到每一个司法办案行为。开展新一轮检察业务实训，完善与公安、法院的岗位交流锻炼制度，切实提升依法履职能力，努力建设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检察队伍。加强案件流程管理等基层基础工作，实现从注重办案数量向注重办案质量转变，从封闭式管理向公开透明管理转变，从侧重内部监督制约向全面接受外部监督转变，确保严格依法履行检察职责。坚持从严治检不放松，绝不允许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对检察人员违法违纪零容忍，坚决查处、绝不姑息。
各位代表，在充满希望和变革的20xx年，全市检察机关将在市委的领导、市人大及其会的监督下，依法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为建设法治中国首善之区作出应有的贡献。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工：基本概况
依法对贪污贿赂犯罪， 国家工作人员渎职犯罪，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犯罪进行侦查，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某些重大犯罪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 重大刑事案件依法审查批捕，提起公诉，领导全市各级人民检察院开展对刑事犯罪案件的审查批准逮捕、决定逮捕、提起公诉工作;领导全市各级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工作，对本级人民法院和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确有错的判决和裁定，依法向市 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或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抗诉;对全市各级人民检察院在行使检察权中做出的决定进行审查，纠正错误决定;受理公民控告、申诉、检举和对贪污、贿赂犯罪的举报，办理刑事赔偿事项;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研究并提出防范对策;负责全市检察机关对检察环节中其他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指导;组织全市检察机关的对外交流，开展有关司法协助，办理与境外的个案协查等工作。
多年以来，市检察机关在市委和高检院的领导下，在市人大及其会的监督指导下，在市政府的支持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走在全国前列、当好“检察业务工作和队伍建设两个表率”的目标，坚持“学习、规范、创新、提高”的新思路和“三基”建设的要求，紧紧围绕首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突出“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主题，严格履行刑事检察职责，积极维护首都社会政治稳定;加大查办职务犯罪力度，积极促进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充分发挥职能优势，深入开展预防犯罪工作;依法履行诉讼监督职能，努力维护司法公正和统一;不断深化改革，为检察工作创新发展提供新动力;坚持从严治检，全面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在队伍建设、业务工作、改革管理、理论研究和检察保障等方面不断取得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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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价值取向：强调“人权、程序、证据、时效、监督”五个意识，推进刑事法治文明
中央政法委在召开的实施新法座谈会上强调各级政法机关要强化人权意识、程序意识、证据意识、时效意识、监督意识。高检院检察长在全国检察长座谈会上指出，这“五个意识”是这次刑诉法修改的价值取向。我们认为，人权意识居于“五个意识”之首，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本质属性，如何通过刑事诉讼在惩罚犯罪的同时，实现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长期关注并且不断加以推进的重点。1979年第一部刑诉法开创了我国刑事诉讼的法制之路，明确规定“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3]1996年刑诉法第一次修改吸纳了无罪推定的合理内涵，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4]同时首次规定在侦查阶段的律师介入和实施庭审方式改革、完善对公民的权利保护等都彰显着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事业的发展。新法根据2004年3月修宪时所确立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宪法原则，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并作为第二条所规定的刑诉法基本任务之一，[5]体现于刑事诉讼各阶段、各程序和各项具体的刑事诉讼活动细节之中，并且通过构建严密的诉讼程序、确立严格的证据标准、规范各诉讼阶段的时效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以确保“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实现，尤其是紧紧围绕以往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的“重打击犯罪轻人权保障、重实体轻程序”等突出问题，确立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一重要原则。[6]同时调整、创制、完善了一系列新的制度和新的要求。[7]其中，突出有如下方面与检察制度的发展和检察工作的完善密切相关。
（一）非法证据排除
1.新法上的非法证据以侦查取证行为侵犯人权为核心要素。根据新法和新规则的规定，非法证据包括：一是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取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刑讯逼供是指使用肉刑或者变相使用肉刑，使犯罪嫌疑人在肉体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以逼取供述的行为；其他非法方法是指违法程度和对犯罪嫌疑人的强迫程度与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威胁相当而迫使其违背意愿供述的方法。二是因收集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而应当予以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却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物证、书证。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是指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的行为明显违法或者情节严重，可能对司法机关办理案件的公正性造成严重损害；补正是指对取证程序上的非实质性瑕疵进行补救；合理解释是指对取证程序的瑕疵作出符合常理及逻辑的解释。[8]第一层次的非法言词证据系收集言词证据的方法直接侵犯相对人的人身权；第二层次的非法物证、书证系收集物证、书证的方法因程序违法而侵犯相关人的合法权益。显然，侵犯人权是构成非法证据的核心要素，新法构建非法证据排除法律制度旨在强化刑诉法的人权保障功能。
2.以新法规定的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仅严重侵犯人权，而且容易导致冤假错案。非法取证是司法实践中的顽症。虽然自第一部刑诉法诞生起就明文规定严禁非法取证，并且将“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作为我国刑诉法上的一条基本原则，[9]但是在一些地方和一些办案人员中，重口供的传统观念仍然根深蒂固，通过突破口供来突破案件则是常见的侦查模式；受“重实体、轻程序”的滞后理念的影响，收集物证、书证忽视法定程序，导致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违背程序收集物证书证的现象时有发生。比如湘西永顺县泽家派出所原所长彭兴刑讯逼供致人死亡案。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也存在同样问题，如江苏省某县检察院刑讯逼供致县供电局原副局长梁继平死亡案。非法取证往往伴随着冤假错案的产生，一些在全国有影响的重大冤案都与非法取证密切相关。发生在河南的赵作海故意杀人案，侦查人员不仅将其妻子赵小齐关在某酒厂一个多月进行暴力取证，每天只给一个馒头，逼其承认装尸块的编织袋是她家的，并且编造了“一看袋子上的补丁就是我补的”情节，对所谓杀人动机关联人杜金惠控制29天，逼其承认赵作海是因她而杀人。发生在云南的杜培武故意杀人案，一份非法的物证是导致该冤案产生的关键原因之一，这就是所谓从案发现场汽车的离合器踏板、刹车踏板、油门踏板上提取的泥土与杜的衬衣、衣袋内的一张人民币上的泥土痕迹经鉴定为同一类泥土，而现场勘查记录则没有泥土来源记载。该证据直接关涉到杜是否到过现场的问题。作为冤案的暴露，前者是作为被害人的“死者”生还，后者是真凶到案。全国范围内的其他一些重大冤案的发现，也几乎是相同的原因，以致被社会质疑，如果无“死者”生还、无真凶到案，那么冤案将无以昭雪。
3.排除非法证据是检察机关的法定职责，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人民检察院在职务犯罪侦查、审查逮捕和审查中发现非法证据，应当依法排除，不得作为报请逮捕、批准或者决定逮捕、提起公诉的依据。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依法对非法证据排除后，其它证据不能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应当不批准逮捕或者决定逮捕，已经移送的，可以将案件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或者作出不决定。[10]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可见，新法全面确立了人民检察院对非法证据的发现、调查、排除职责，对非法证据形成背后涉嫌渎职、侵犯人权犯罪案件的立案侦查职责，对庭审中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职责。[11]对于涉嫌非法取证的，人民检察院承担三个层次的法律责任：一是调查核实，该排除的排除；二是在法庭上证明证据的合法性；三是当在庭审中对证据的合法性举证不力或举证不能时承担指控犯罪的风险。[12]
（二）羁押必要性审查[13]
1.慎捕少押是新法的立法精神。根据刑事法治理念，诉讼保障和人权保障系刑事诉讼中强制措施的双重法律功能，而强制措施的比例原则是实现该双重功能的重要原则。刑事诉讼中人身强制措施是由非羁押性与羁押性措施组成的由轻到重的措施体系，比例原则是指是否要采取强制措施以及采取何种强制措施，要同犯罪的轻重程度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相适应，强调所采取的强制措施的相当性、适当性。在我国，逮捕与羁押未分离，逮捕是各类强制措施中剥夺人身自由最为严厉的措施，羁押则是由逮捕的适用所带来的持续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当然状态和必然结果。新法从修改审查逮捕法定条件、完善审查逮捕法定程序、将监视居住改造为逮捕的替代措施、完善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的功能价值、确立权利人申请变更和控告申诉的权利等方面，[14]充分体现慎捕、少押的立法精神。
2.羁押必要性是逮捕羁押和继续羁押的法定必要条件。构罪即捕、一押到底是以往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现象。错误羁押、超期羁押（特别是其中的“隐性”超期羁押）、不当羁押严重侵犯人权。同时，值得关注的是，实践表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羁押场所会发生交叉感染。这种交叉感染，尤其是相互交流或传授犯罪方法，导致有的被羁押人在回归社会以后重新犯罪，甚至实施更为严重的犯罪。这是社会管理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是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不当羁押，导致一些被羁押人心理扭曲，有的甚至因此产生对国家、对社会的仇视心理，常常引发社会管理深层次的问题。对于逮捕措施的适用，比例原则直接体现为逮捕羁押的“必要性”。新法从证据条件、罪行条件、社会危害性条件三层次界定了逮捕的“必要性”。[15]
3.逮捕后继续羁押的必要性审查贯穿侦查、审查和审判全过程。新法创制了“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继续审查”这一新制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根据新规则对于执行该制度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或者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的申请，经审查认为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有关机关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16]侦查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由侦查监督部门负责，审判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由公诉部门负责，监所检察部门在监所检察工作中发现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可以提出释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17]这些规定使得对这种“必要性”的审查成为刑事诉讼中一种动态性、全程性的法定措施，防止逮捕作为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之一的法律功能的异化。（未完待续）
注释：
[1]沈家本的论断。参见李贵连：《沈家本与中国法律现代化》，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28页。
[2]参见1996年刑诉法和修改后的刑诉法第8条。
[3]参见1979年《刑诉法》第2条，此后的第一次修改和第二次修改一直坚持将此作为刑诉法的任务加以规定。
[4]参见1996年《刑诉法》第12条。
[5]这个进步有其深厚的背景：早在1991年11月 6日我国发表的第一份《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就强调，实现充分的人权是“中国人民和政府的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之后，“尊重和保障人权”进入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报告，党的十七大修改时将其写入。2004年3月，修宪时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同时，我国先后加入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人权公约，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分别于2004年底和2008年底启动的两轮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均以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为思想指导，探索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取得不少成功经验。
[6]参见新法第50条。
[7]王兆国副委员长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中指出，解决以往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本次刑诉法修改的指导思想之一。
[8]参见新法第54条第1款，新规则第65条、66条。
[9]参见1979年刑诉法第32条、35条，1996年刑诉法第43条、46条。
[10]根据新规则第69条、70条的规定，对于非法证据的调查核实，在侦查阶段由侦查监督部门负责，在审查、审判阶段由公诉部门负责，必要时渎职侵权检察部门可以派员参加。调查核实的方式包括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办案人员、询问在场人员及证人、听取辩护律师意见、调取讯问笔录、讯问录音录像、调取查询犯罪嫌疑人进入看守所的身体检查记录及相关材料。
[11]参见新法第54条第2款、55条、57条，新规则第67条、68条。
[12]新法第58条明确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54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13]根据检察统计报表，2011年，全省检察机关共受案31100件45991人，审结30902件45733人，批捕25444件36962人，批捕人数占受案总人数的80.37%；共判决刑事公诉案件被告人38848人，其中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缓刑、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免刑的共18681人，占判决总人数的48.09%。
[14]参见新法第79条、86条、65条至76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