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2008年由于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了严重影响，信贷危机由美国扩展到了全球很多国家。当时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华盛顿互惠银行倒闭、美林银行被贱卖等等，从而向我们证实了金融危机的危害性。随后美国的次贷危机对世界上国际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加大了世界经济的衰退。由于美国很多银行濒临倒闭，在经济一体化的现状下，国际贸易的结算也不能够独善其身。美国经济地位的变化严重影响到了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1．金融相当于对贸易的输入。由于双方更强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导致了更少的交易成本和更小的风险，更大的国家间的资金流从而产生。但由于更便宜的交易信贷，金融的发展也使得贸易繁荣。
2．信息溢出。通过商业活动，产生了贸易联系；贸易联系加强了两个经济体之间的信息交流，但这也反过来刺激出更大的将金融资本的流动。相反的因果关系也是可以想象的：更强的财政的交互作用何能会导致更客观的信息交换，这也会刺激更多的贸易。信息在公共和私人之间也会泄露。
3．完全违约和贸易惩罚。贸易的所得可以被用作一旦违约时的惩罚手段。
4．名声的间接影响。持续的低风险，在商品合同中的诚信交易可以提升名声，进而提升长线交易的可持续性。
5．风险共享和产量划分。国家间的金融发展和合并推动了风险共享，这就可以根据各国的比较优势产生更加专门的产品模式，从而提高贸易量。
6．外国直接投资。由于有建立“出口平台”的愿望，外国直接投资是有动机的。它是由价格因素决定的。FDI随着贸易的变化而一起变化。当运输成本太高时，本地市场就需要更多的本地厂家，FDI就替代了贸易。
基于上面的理论和双边贸易、资金流等数据的可靠性，作者假设上面的项目存在一定的关系，这个关系可用于从某个策源国到几个目的国的资金流：
ln(FinancialFlow/GDP)it=a+bln(TradeFlow/GDP)it+cXit+uit
金融资本流动量由参与国的规模适当规划，X是其他影响国家间金融流量的变量的矢量，u是误差，使公式保持正常。
这里有些单元是在过去某时段的接收部分，它是整个时期的平均数据。典型的数据可以通过不同时段的几个接受部分的数据获得。这里所依赖的变量值用来衡量双边金融流入量。类似的，贸易值也可以衡量贸易。可控变量X包括人均收入、货币制度等。这些变量值对贸易量、金融流动量、或二者兼有影响。
（一）稳健性检测：其他控制变量
经过分析，得到一些变量，这些变量反映了其他可能补充对该国的资本流动的因素的贡献：劳动力增长（通过人口增长率和移民率反映），人们的资本积累水平（通过教育费用衡量），自然资源（通过代表出口资源反映）。这四个另外加上的变量没有对私人部门有很大影响但初级产品变量对公共投资造成了较大影响。
（二）稳健性检测；辅助变量估计：
作者再次运用工具变数校正贸易潜在内生性的方法进行基准分析，当用贸易的工具变数分析时，贸易对私人和公共投资的影响都要比在运用OLS分析时要大。从结果中得出在该例中贸易金融关系对于由金融到贸易的相反原因引起的内生性保持稳定。
（三）稳健性测定：违约和制度
对图表的分析可以得出，体制质量对资金流动没有决定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体制质量对资金流动没有影响，因为该影响是间接的。讨论说明大英帝国继承了优良的体制，该体制和帝国与高的贸易流相联系，促进了更多的资金流。贸易和金融的关系，从表中得出的结论对默认值变量和体制变量并不敏感，事实上是固定的。
（四）模型检测：贸易帝国的交互作用和惩罚理论
最后，抛掉没有意义的体制系数，对战前例子中加入一个关于殖民的变量。关于殖民的系数可以说明贸易对资金流的影响相对独立国家是强还是弱。关于惩罚假说，表中没有提供支持。在殖民地贸易对金融的影响并不逊于独立国家。我们得出贸易和金融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的联系是一样强的，同时对惩罚理论造成了怀疑。
二、讨论
在美国情况就不同了，首先要指出的是在两次战争之间，美国的投资并没有像战前英国那样被贸易所引导向私人部门。因为人们公认在两次战争之间时期的贸易比战前贸易更为不安全而交易成本更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包括在战后持续的贸易锐减，金本位的崩溃，更严重的贸易壁垒以及增大的交易成本。有可能由于上述问题过于严重，从而使得连通私人部门间关系的渠道被削弱了。多年在世界金融领域处于领导地位，給战前英国足够的时间来展示这些累积的力量。然而在两次战争期间，在美国霸权建立的早些时候，美国没有显示出这种积累。这一在新金融霸权出现期间联系的削弱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基于因果累计，信息及信誉外溢理论的正确性。
我们接下来指出在两次战争之间所出现强烈的所得效益。这些所得效益对于私人投资和总投资说明了新的霸权是建立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上的。如果在两次战争之间，信用薄弱，持续时间很短且难以有效获得信息的话，美国的投资人将会寻找一个可选择的信号来帮助他们找出较好的债务人。这是人均收入可以被视为在该国能可靠经商投资的信号。这一因素在强烈的贸易-金融关系中尤为明显。
最后，要指出的是金本位制对于其他衰退的影响是十分轻微的。在研究中，贸易关系与殖民地地位比起前在投资目标国的货币体制更能吸引投资者。金本位制可以看作是贸易变量的一部分。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许多采取金本位制的国家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把殖民地这一因素和金本位这一因素结合起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把金本位制视为殖民地因素的一部分。
三、结论
总体结论是贸易-金融之间关系在1870-1913和1920-1929确实存在并发挥作用。通过对于机制等变量的分析可以发现：增长的贸易将导致从两个霸权国家获得更多的投资，一战前的英国和战后的美国的银行家走向了世界。
那些研究信息与信用有贸易外溢到投资的理论可能会借助于我们分析中所发现的两个霸权国家之间的差异。由于英国商人和借款人有足够的时间来建立相互关系及信用，外溢现象在一战前更为显著，而由于美国是新兴的霸权国家，缺少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充当领袖的记录，这一关系在两次战争间的美国较为薄弱。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发现在两次战争间私人投资的贸易-金融参数较小。
最终作者对惩罚理论造成了怀疑，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基于因果累计，信息及信誉外溢理论的正确性。
一、美国金融危机概述
自2007年下半年起，美国开始爆发次贷危机。继2008年3月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因濒临破产被摩根大通收购之后，2008年10月初，美国政府宣布接管房地美和房利美两大住房抵押贷款机构。2008年10月中旬，美国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收购，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美国的保险巨头——美国国际集团向美联储寻求短期融资支持。至此，在美国资本市场前五大投资银行当中，仅有高盛和摩根斯坦利两家公司幸存下来，且也摇摇欲坠。美国出现的金融动荡和经济危机，给世界经济增长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引发了全球经济全面衰退。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把这次危机称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也认为，世界正面临罕见的“全球金融危机”。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已经波及实体经济和人们的生活，并向世界扩散，将不可避免地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从而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国的出口贸易。
二、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中美两国是交往甚密的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美两国间贸易发展迅速，发展势头良好。目前，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三大出口对象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品市场，美国市场在我国的出口市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变而来的金融危机已经使得美国经济衰退，引起了美国消费疲软，消费的抑制不可避免要影响到我国对美的出口，从而影响我国整体的出口贸易情况。
1.美国金融危机使得我国出口增长趋缓。我国是一个对外依存度较大的国家，对美国出口和对美国经济的依赖较大。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出口贸易和对美出口贸易的依存程度都有所提高，其中出口依存度每年高于20％，对美出口贸易的依存度（2001－2007年）七年平均为6.72％，已经逐步形成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国民财富大幅缩水，信用规模急剧收缩，使得美国居民消费支出减少。而美国个人消费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样由次贷危机演变而成的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经济减速，产出和需求下降，由此引起的私人消费、公司开支以及产出的下降导致美国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外市场进口的消费品、资本货物、农矿产品以及其他原材料减少。金融危机还影响人们对未来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从而减少当前消费。据测算，美国经济增长率每下降1％，中国对美出口就会下降5％～6％。目前美国消费者对就业市场以及薪酬的预期都比较悲观，而信贷紧缩和就业市场的恶化使美国消费者对经济前景感到担忧。据2008年3月25日美国经济咨询商会报告显示，2008年3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继续下降，从2008年2月份的76.4降低至64.5，远低于市场预期的73.3，是2003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预计未来就业机会减少的人数，由28％增至29％；而消费者对于收入水平的预测，同样并不乐观，认为收入会增长的人数，从18％下降到14.9％。而我国对美国出口的主要是消费品，美国政府的一些数据已经表明，美国消费者在购买必需品方面已经紧缩开支。消费和进口需求的下降，必然导致对我国产品需求增长速度放慢。据海关统计，2008年1－11月，我国对美出口2330.9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增速回落了5.6个百分点，低于同期我国出口总体增速9.7个百分点。
以上是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的直接影响。如果考虑到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那么，我国出口贸易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
2.美国金融危机使得国外加大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力度。金融危机已经导致美国经济增长趋缓，失业率上升。在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和美国贸易逆差高居不下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将更加频繁。虽然美国一直倡导自由贸易，但当其利益受损时，往往就会违反自由贸易的规则，以“公平贸易”代替“自由贸易”。这样各种名义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将纷纷出笼。同时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经济放缓，导致美国“需求内部化”的微观要求不断增强，这也使得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可能持续抬头，对中国设立更多的贸易壁垒，这一切便构成我国食品、机电产品、纺织品和服装以及玩具鞋类对美出口的障碍。比如，前一段时间，美国不断炒作我国玩具、牙膏、水产品、轮胎、宠物食品等产品的安全问题，限制对我国有关产品的进口，严重损害我国产品的国际声誉和相关出口企业的利益。在对待我国输出的纺织品上，为了移植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美国除了压价之外，还通过抬高技术测试标准等非价格手段极力将市场风险转嫁给我国纺织出口企业，如故意提高产品测试标准，有些标准明显超出我国企业能力范围，从而制造出大量“不合格”产品，客户先“勉强”接受，一旦日后因产品品质问题而滞销、退货，就将全部责任推给我国出口企业，这种技术性软条款，给我国纺织业带来巨大的压力和订单风险。
这些便是美国加大贸易保护主义力度的很好的例证。另外，美参众两院还相继出台针对我国汇率问题的议案，要求美国政府对通过“汇率失调”而获取对美国大量贸易顺差的国家进行制裁。因此，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美国对华贸易壁垒有进一步政治化的趋势，对华经贸政策将更趋强硬。除了美国加大贸易保护主义力度以外，其他国家也因为美国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不稳，为转移国内经济和舆论的压力，也利用我国出口的个别产品的安全问题大做文章，借此打压中国的商品出口。
这些都显示，美国金融危机的蔓延已经让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针对我国商品的贸易壁垒或会层出不穷。在美国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的外贸出口会遭遇到更多的艰险。3.美国金融危机降低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经济增长乏力，为应对金融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美国政府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弱势美元的汇率政策，这样，美联储不断降低利率，美元不断走软。美联储的降息政策导致人民币和美元利率出现倒挂，使得人民币和美元息差进一步拉大，从而导致美元资本持续流入我国市场，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从而推动人民币对美元加快升值。人民币升值不利于我国商品的出口。由于人民币升值，我国企业出口的商品按美元计算的价格会上升，这样便降低了我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从而导致我国出口的下降。另外，在金融危机下，美元走软还影响了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的价格，比如原油、铁矿石等，使得这些商品的价格都出现了大幅度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一些出口行业的生产成本。为了获得原先相同的利润水平，出口企业势必要提高价格，这样就减弱了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同时，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价格的提高，也向其他国家包括我国输出了通货膨胀，加大了我国国内通胀的压力，促使我国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这势必会影响出口企业特别是中小出口企业的融资，从而影响其出口。
三、化解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的对策
面对美国金融危机给我国出口贸易带来的消极影响，我们应该积极应对，采取一些措施来消除或减轻这种消极影响。
1.优化出口市场结构，积极开拓多元化的海外市场。我国出口市场主要集中于美国等贸易大国，一旦这些国家发生经济危机，我国的出口都会受到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必须调整出口市场，尽快优化出口市场结构，积极开拓多元化的海外市场，这是目前最主要的办法，而且，调整的步伐要在稳健中尽量加快。在巩固原有市场的同时，也要大力开拓新的市场。2008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我国对美国出口的下降，很大程度上被其他市场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所消化了。
放眼全球，近年来，拉丁美洲、南亚、南非、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较快，这些市场拥有巨大商机，进口需求也越来越大，值得我国外贸出口企业更加关注，把这些市场作为自己较好的出口市场加以考虑，适时调整自己的出口市场。因此，要缓解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造成的压力，就应该摆脱单一的贸易依赖，考虑更加广阔的出口渠道。只有通过优化出口市场结构、积极开拓多元化的出口市场来拓宽我国产品的国际市场空间，增加贸易渠道，才能分散我国出口过度集中少数发达国家的风险。
2.降低出口产品的成本，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美国金融危机导致的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美国需求萎缩等因素共同作用的背景下，外贸出口企业可以把低附加值的订单进行跨地区转移，从沿海发达地区转移到成本更低的中西部地区，以进一步降低成本；还可以把订单向一些关税政策优惠的国家转移，享受与所在国企业同等市场待遇，以获得资源、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另外，出口企业还可以充分利用电子商务平台，降低贸易成本，从而降低出口产品的成本。在美国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国外买家为了减少一些成本支出，势必会减少商务旅行和参加展会的数量，进而更依赖电子商务平台进行采购。这给我国的外贸出口企业提供了一次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的契机。通过电子商务直接与外商面对面交易，不仅可以减少交易环节、降低贸易成本，还增加了拼单的胜率。
3.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和档次。我国的出口产品必须围绕世界市场不断变化的需求，加速升级换代，紧跟当今世界一些新兴产业发展的潮流，力争在外贸增长途径上实现新跨越和新突破，彻底摆脱资源、技术的束缚，使产品结构往中高档方向调整，坚持不懈地推动企业加大创新和研发的投入与力度，由产业链中利润最低的加工环节向高端发展，向设计、研发、品牌、服务、营销等环节延伸，提高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赢利空间和整体竞争力。
4.继续加大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力度。我国应继续加大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力度，鼓励和支持国内企业以多种手段开拓国际市场，不要局限于单纯以贸易方式来扩大出口。毕竟单纯以贸易方式扩大出口的作用比较有限，并极易引起反倾销、反补贴等限制措施，增加贸易纠纷。目前，以投资带动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因此，我们要鼓励相关企业加快“走出去”的步伐，以到国外投资等多种方式来扩大我国的出口。
综上所述，面对美国金融危机，我们既要清醒认识到它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的严重性,又要进行理性的分析，积极采取对策。把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稳定、健康、快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白明.次贷危机波及我国外贸发展[J].经贸观察，2008（3）
服务贸易总协定中关于法律原则的规定可以分为两类，其一为一般性义务，适用于所有的服务部门，意思是无论成员方是否将某个服务贸易部门对外开放，在采取有关的措施时都必须遵循的原则。例如最惠国原则即属于一般性义务，每一成员给予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应立即和无条件地不低于它给予任何其他成员相同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过，最惠国待遇也存在一些例外与豁免。此外，像透明度原则、增加发展中国家成员的逐渐参与原则、法规客观合理性原则等都属于一般性义务。
不过对于GATS，一般义务并不是显得那么重要，更为重要的是具体的义务，是指通过谈判适用于各成员在承诺表中具体承诺范围内的服务部门。包括各国承诺开放哪些具体服务部门，这些部门的开放程度如何，都体现在各国的服务贸易承诺表中。这体现于市场准入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之中。前者解决是否开放的问题，而后者解决外国投资者是否享有与本国投资者相同待遇的问题。
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法律原则实际上是各国实力交锋的产物。对于大国，希望通过谈判达到开拓市场的目的，对于发展中国家，一方而希望不要被冷落在游戏圈之外，而另一方面又要竭力争取一些町以凭借的盾牌。打个形象的比喻，如果世界格局是一个诸侯割据但客观上又为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所连接的世界村，而汽车这种交通工具可以满世界跑的话，那么林林总总的争端无非可以浓缩为两个问题：首先，势力范围之外的汽车是否允许进入到范围之内；其次，进入的汽车是否应当遵守同样的交通规则。
新的金融服务贸易协议(日内瓦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允许外国在国内建立金融服务公司并按竞争原则进行；外国公司享有国内公司同等的进入国内市场的权利；取消跨边界服务的限制；允许外国资本在投资项目中比例超过50%。通观日内瓦协议，它秉承了服务贸易总协定的主要原则并着重强调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原则，以促使全球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
二、门要开多大?--市场准入原则
金融服务贸易中的市场准入原则，是指允许成员国的金融服务者进入本国市场，本国的所有金融业务要对成员国的资本开放，比如允许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在国内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合资机构。1999年底的中美WTO协议之细节内容就包括了：在金融信息服务方面增加市场开放，允许外国银行在中国开办业务，并在2年以后可经营人民币业务，5年以后可提供服务给中国个人；在证券基金合资企业方面，外国公司允许掌握33%，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3年以后将增加到40%。
市场准入促使各国金融服务提供者进入对方金融服务市场，从而带来广泛的竞争。笔者以为，竞争乃是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实质所在。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竞争格局中的强者，自然是希望将竞争的领域扩大，减少非竞争的领域，从而扩大其可以渗透和操纵的领域，取得更大的优势。而对于弱者，虽然不得不参加竞争，但由于力量薄弱，在以优胜劣汰为精髓的竞争之中，有可能成为新的赢家，但是也有可能一蹶不振。所以其有意限制竞争的领域，以行政性的障碍来阻拦竞争范围的扩大。门虽然不得不打开，但是，总希望开的慢一些，开的小一点。这也就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在世贸组织各领域的谈判，尤其是金融领域的谈判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例如，1997年初，全球金融服务贸易谈判重新在日内瓦拉开，时逢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鉴于此，与会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成员对自己的金融市场采取了某种保护性措施。比较典型的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在其最后一份出价中提出今后进入本国金融市场的外国银行或保险公司所拥有的股份最多不超过31％，美国对此表现出的态度千分强便，双方争持不下。世界贸易组织出面干预，提出美国与马来西亚之间的问题排除在多边谈判之外，作为双边问题处理。到12月13日凌晨，美国表示同意，这样，全球金融服务贸易谈判终于以达成妥协而降下帷幕。
坦白地说，限制市场准入就是对于落后的保护。虽然这可以拉出保护国家利益这面大旗，但是保护落后无论如何对于消费者都是有害的。举例来说，我国早就开放了家电市场，但是，国有家电企业不仅没有被彻底击溃，反而在日本家电的咄咄势下后来居上。这是否可以概括为中国气功中的遇强则强，遇弱则弱呢?相反，一直没有开放的电信领域，却因为昂贵的费用等原因受到消费者的一致抱怨。对于各国广泛参与金融领域的竞争，具有两个方面的好处。在微观上，将促进各国金融服务方式和质量的进步，给消费者带来便利，带来社会总福利的增加；从宏观上来说，则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带来诸如增加金融市场的竞争和效率，更好配置资源和消化风险，改善政府管理。
市场准入的原则无疑是在“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和“遇强则强，遇弱则弱”两种理念中的抉择，从而决定开放大门的速度和时间。然而不容否认的是作为弱者，其选择的可能越来越少了，因为要么不去参与竞争，而要参与，就无法回避与高手过招。早日成为强者，似乎是最好的选择。
三、交通规则是一样的吗?--国民待遇原则
国民待遇作为国际法的原则始于19世纪初。是以自由贸易为理论依据，在互惠原则基础上，通过国家间协议而确立起来的。二战以前，国民待遇条款通常是以保护诉讼权和保障人身等为其主要对象，二战后，国民待遇的范围扩大到社会保险、财产保护、经营活动、工业所有权、税收、金融证券的转移、交通运输等。而后，关贸总协定将双边条约规定的国民待遇上升为一项多边贸易关系的准则。其意义在于，任何缔约国在彼此间的贸易关系中自动享受国民待遇，不需另订双边协定。一般而言，国民待遇指一国给予所有成员国公民和企业与本国的公民和企业在经济上同样的待遇，从而保证成员国产品或服务与本国产品或服务在同等条件下竞争。
日内瓦协议要求实施国民待遇，成员国公司享有本国公司同等的进入国内市场的权利，向进入本国金融市场的外国资本公布一切有关的法律法规或行政命令，给予同样的政策和要求，并不得对任何进入本国金融市场的外国资本有规模、数量及其他方面的歧视性限制。在此情况下，外资金融机构与国内金融机构可获得同样的经营环境。
目前，外资金融服务机构在中国境内仍不能说是已经享受了国民待遇，存在所谓超国民待遇和非国民待遇共存的现象。超国民待遇如税收负担上的优惠，中国内地对外资金融机构所征收的所得税率是依照香港标准制定的，再加上其他税种，外资金融机构的综合税率远低于内资金融机构。再如中外资银行在信用卡业务上的待遇不同，两者结算佣金和税收不同，服务范围不同，中资银行纷纷反映在竞争中处于非自身原因引起的劣势。另一方面，非国民待遇使国外银行受到了不合理的约束，无法充分开展业务。非国民待遇不仅广泛存在于还没有允许国外金融机构进入的领域，而且存在于一些已经逐步放开的领域，比如证券业务只部分放开，对外资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各种限制等等。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外资企业同时享有超国民待遇和低国民待遇并非仅为外资金融机构所独有。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在税率优惠的问题上，外资企业享有的超国民待遇；而在行业准入的问题上，外资企业却享有的是低国民待遇。这就形成了一种局面．就是要么外资企业不能进入，而要一旦进入，就要比内资企业跑得快。因此，削减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等呼声逐渐强烈，并且这并非来自于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基于经济理论或法律原则而提出的呼声，而是出于大量的内资企业对于要求一个平等的竞争规则的渴望。同时，对于行业限制的放开，其压力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试图冲入国内市场的外资企业，其二，渴望得到完善服务与优惠价格的国内消费者。因此，国民待遇原则的实施应当是必然的。
l拿破仑时代的英法竞争中的经济含义：为贸易斗争所掩盖的金融战略
英国与法国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争霸战。在十八世纪的“七年战争”后，英国已经奠定了对法的优势地位，但是，两个欧洲大国的真正决战是拿破仑时代。这场战争有着非同一般的经济价值观的斗争，法国重视实物经济，这一点确可以追溯到法国人魁奈开创的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而英国则坚定地奉行重商主义，重视贸易与金融。拿破仑的战略是封锁英国，使之难以获得足够的实物资源，而迫使其通货膨胀，打击其以金融贸易为根基的重商主义体制，方法就是禁止欧洲大陆的货物输入英国；英国的战略是反封锁法国，禁止海运货物输入法国，迫使法国必须更有效地运用欧洲大陆的资源，这便增加了法国在欧洲的政治运行成本。
似乎拿破仑法国与英国的战争成为一场贸易保护战，这仅是一种非常表面的现象。实际上，贸易战在双方并非是非常严格与彻底的，欧洲大陆与英国的贸易以及美洲与法国的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持续着。双方的战略中心是英国的海上金融体系与拿破仑的大陆政治体系在资源组织上的竞争。
英国确是陷入了通货膨胀，而法国与欧洲大陆各国，尤其是西班牙的政治关系的激化与恶化也深刻地削弱了拿破仑体制。就结果来看，英国人没有组织起有力的贸易保护体制，并有效地阻止其自身的金融动荡；而法国也没有能够在欧洲大陆建立起新的经济体系，法国式的反封建的革命破坏了欧洲固有的政治体系的稳定，加剧了法国拿破仑战争的经济成本和政治成本。最终，是欧洲各国抛弃了拿破仑。
完全以经济的视角解读英法的近二百年前的争霸战是片面的，但是，我们确是可以发现两国的竞争中存在着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海洋贸易与国际金融获得其在欧洲以致全球经济中的突出地位，甚至可以说，国际贸易与金融活动的现实地位是历史性地渊源于重商主义，并在十九世纪在全球取得的胜利。而重商主义的胜利不再是更早世纪的贸易航道与海权的争夺，实质上其确定了金融活动的国际地位与金融力量在未来大国竞争中的战略地位。荷兰过早而明智地将海上霸权拱手让予英国；西班牙在1588年的古典海战竞争中败于英国后，其贵族体制没有体现出组织广大拉美殖民地经济资源的能力；法国的扩张是非常古典主义的征服形态，这被布罗代尔称为“巨人症”，其放弃海外殖民地甚至可以说是其的一种解脱。唯有英国真正享受到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大国竞争所需的有力的海外资源支持。这难以仅仅用重商主义贸易垄断和市场自由主义等加以解释的，问题的核心是英国的金融长期发展战略。
英国如何组织包括美洲在内的大洲际资源呢？虽然，包括法国、西班牙与荷兰在内的各国都拥有强大海军，并信奉海权的重要性，但是唯有英国采取了不同于西班牙之于拉美，或更早的时期荷兰及后来法国之于印度支那和印度的战略。英国人运用了其金融体系有效地组织了大洲贸易，这就是英国人被过早地被讥讽为食利者的原因，而事实就证明了这种金融贸易一体化的国际经济组织模式增强了英国的国家力量。英国是在美国之前在全球组织起国家力量的唯一海上金融贸易强国，其有效地抑制法国的海外殖民扩张，并将战火烧到欧洲大陆，最终打跨了欧洲大陆的强权体系。
l两次大战间的德国：稳定的货币高于一切
德国的经济崛起施于煤炭、钢铁以及化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产业工业体系。与法国相比较，德国是工业带动了其金融业的发展，而法国则是金融业推动工业的发展。德国的工业实力促进了其欧洲争霸的野心，新兴德国是欧洲固有秩序的挑战者。一战后的德国深受战胜国主导的欧洲金融体制的桎梏，尤其是法国企图以债务链条约束这个可怕的邻国。德国金融当局虽然不情愿，但是德国的通货膨胀却是打碎战后捆绑在德国身上的债务金融锁链的法宝。尽管这给德国带来深重的灾难，但是法英等国主导下的国际金融秩序再也不能束缚住通货膨胀爆发后的德国了。紧随通胀之后的大萧条为德国开始复仇式的战争提供了社会基础和历史机缘。多恩布什指出，大萧条促使了希特勒的上台。
德国拥有最为痛苦的通货膨胀的历史，而一战后法英主导的欧洲的国际金融体系推动了德国的通胀情势。德国的中央银行似乎从那时就一直致力于德国马克的稳定。1985年广场饭店会议后的西德依然坚定地将马克根植于德国国内经济上，而不似日本根植于动荡不定的国际贸易关系上（尤其是以美元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可以说，没有马克的稳定，就没有两德统一进程的顺利和统一后稳定局面的实现，没有德国的欧洲地位和世界地位，甚或说，没有欧元的顺利诞生。
l冷战时代的苏美竞争：缺少国际货币的超级大国
十月革命是法国大革命的二十世纪的翻版，前苏联是“第三个罗马”，二十世纪的政治军事恐龙。在欧洲混乱之中诞生，在大萧条横扫欧美时，实现了工业农业的全面计划经济体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将其力量深入到欧洲的心脏，并开始与美英在全球争霸。某种意义上说，美苏的全球争霸战是早年英法竞争的现代翻版，只是核力量对于双方的制衡使得二者的竞争没有体现为“热战”。
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是实物经济为核心的经济体系，其贸易与金融远不发达，其也没有建立起与全球市场经济的广泛而深入的联系，其力量是局限于东欧的强制计划经济体系。其与美国的国际竞争是军事性质的；而在经济力量上，“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实物经济体系深刻限制了其力量增长，约束了其经济竞争能力。在前苏联之后不久，前苏联的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指出，如果依照既有的援助前苏联盟国的计划，前苏联只需要再持续三年就会因无以为继而陷于崩溃。美国国务卿（前总参谋长）鲍威尔在其自传中描绘了前苏联实物经济的价格体系的可怕扭曲，其是借助多勃雷宁的口说出的，价格体系的混乱情况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状况，进而迫使戈尔巴乔夫缓和与美国的对抗性竞争。在斯蒂格里茨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也指出，前苏联农场的工作人员用面包喂牛，因为面包要比草料的价格便宜；斯氏还指出，自莫斯科机场到红场的出租车费要贵于从西伯利亚飞往莫斯科的机票价格。虽然，斯大林治下的苏式教育强调，大萧条时代，美国人将牛奶倒入阴沟的罪恶行径说明了帝国主义危机以使其达到了垂死状态，但是，那场至多持续了十年的萧条没有妨碍美国赢得战争，并在制度上实现了包括金融管制在内的管制经济革命（避免了使用国有化和计划化的手段）；而前苏联的实物计划经济却长期保持价格扭曲直至亡国而不得更改。
前苏联是没有力量与美国进行长期的对抗性竞争的。美国人的机器可以大量地印刷出美元来，满足先行消费经济战略下国人的进口需求和扩军援外的需要；而前苏联人必须实行有取舍的实物生产计划，“要大炮，不要黄油”，放弃许多日用品的充分生产，而生产大量的军火。美国的提前消费的战略不仅满足了国人的经济需求，也带动了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稳定发展，使之获得广泛的国际支持。美国的这种金融优势打败了其长期竞争对手。
前苏联自身没有造就出值得信赖的国际货币，但是其拥有大量的黄金，也许黄金是可以挽救或苟延前苏联的命运。里根政府伊始，曾经试图恢复金本位制度，但是，机密研究报告认为，金本位的恢复的不利结果之一是给予前苏联和南非这样的产金大国以影响国际经济的能力。里根政府遂放弃了恢复金本位的努力，而前苏联最终也失去了改变其不利竞争地位的历史机会。
二、东亚视角的金融战略关系
十九世纪的中国失去了国际金融的主要参与者的地位，并在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处于金融活动的最低潮。日本在二十世纪取得了金融大国的地位，但是，没有能力保持并发展其金融力量，甚至陷入了金融溃败和长期的经济低迷与改革乏力的泥沼。
l中国金融的衰落与崩溃：事实上退出了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
贡德·弗兰克指出，“中国人需求白银，欧洲需求中国商品，这二者的结合导致了全世界的商业扩张。”“亚洲在1750年很久以前的世界经济中就已经如日中天、光芒四射，甚至到了1750年依然使欧洲黯然失色。西方最初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厢座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火车头的位置。名副其实贫穷可怜的欧洲人怎么能买得起亚洲经济列车上哪怕是三等车厢的车票呢？欧洲人想法找到了钱，或者是偷窃，或者是勒索，或者是挣到了钱。”
弗兰克认为，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末，是亚洲的时代。尤其是中国与印度，是这个时代全球经济的中心。全球白银产量的一半最终抵达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
东亚的中国事实上处于贸易的垄断地位，是顺差大国。然而，这种优势被英国为主体的欧洲商业慢慢打破，首先，英国人发现介入亚洲内部各地区之间的贸易要比欧亚之间的贸易更有利可图；其次，英国人发现了鸦片可以改变中国的顺差国地位。中国开始大量地输出白银，这包括那些取得自美洲的白银重又回流到伦敦，进而回流到美国。这种贸易关系的逆转还曾一度引发了美国1837年的白银危机，促使美国白银的贬值而退出流通。
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优势地位的丧失注定了她金融大国地位的丧失。在十九世纪的后六十年和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内战与外战产生了大量的债务，白银加速外流。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已经支离破碎、风光不再。
1931年的中国却因采取了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而最先走出了大萧条。但是，国民政府从未在事实上控制全国，抗战与内战打碎了初创的金融体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后期，中国事实上发生了人类金融史上最为惊人、规模最为巨大的金融溃败，崩溃的中心是货币危机。这场金融崩溃在中国埋葬了“金（属）本位”，以致在战后长期普遍地终结了商业信用关系。财政在共和国建国之初是以华北山区的谷物小米为计算单位的。黄仁宇称，中国唐代是五谷杂粮的财政，而两宋的经济是江南的水上经济，财政以水稻计量，所以出现了王安石的商业化财政改革。但是二十世纪中中国的金融崩溃事实上使得中国的财政起点倒退到了一千余年，金融关系也全面萎缩，金融沦为财政的薄记。货币发行逐步地过渡到以粮食和煤炭为基础的实物货币本位制。土地非货币化与非资本化、谷物交易非货币化；黄金市场与外汇市场事实上终止了半个世纪余。投资与消费长期吃紧，不得不采取全面的计划控制；实物工资替代货币工资，城市长期依赖人口实物配给；商品流通事实上不能货币化，而是辅以票证的计划配给。对外贸易也大幅缩水，事实上是广州一口通商。五十年代，狂想粮食产量与钢铁产量能够随着胆量和干劲而激增，结果病态的努力造就了数千万人口的消亡；之后，奢望依靠精神与文化重建来保持稳定的努力形成了迁延更为深广的内部斗争，近临内战边缘。事实上，共和国的实物经济建设一直是在缺少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极端匮乏的条件下进行的，短缺经济是持续若干年的顽症。
这种情况一直到邓小平时代才得到改变。
l美日的金融竞争：日元的“矮化”
日本明治维新时代就宣扬“殖产兴业”，战后的日本更明确了其经济发展战略，之所谓：“产业立国”、“贸易立国”与“一国繁荣主义”。日本社会从法西斯主义和武士道转变为带有美英色彩的重商主义。这种兼糅东西方的特色的奇异结合事实上开启于美军占领的麦克阿瑟时代。期间，日本也大力地实现了文化与社会心理的转型，将对于“天皇”的忠诚转变为对于企业的忠诚，产生了“长期雇佣制”和“年金序列制”等日本的企业文化，而其实质依然是强调以东方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为纽带。这样的国策决定了日本的经济发展是以产业政策为核心的发展模式，非常强调政府的积极作用，而在相当大程度上依靠企业为核心的经济体制。这种特色经济使得市场的作用受到忽视或抑制，金融市场方面也产生了以间接金融为主体的关系型金融体系。主银行制是最为突出的日本版金融的代表作。
七十年代初，日本借助于电子与汽车等工业，取得了对于以美国为主的欧美市场的贸易优势地位。这种优势贸易地位逐渐演化成日本的金融优势，日元在1985年的广场饭店会议后大幅升值。日本的金融实力得到非同寻常的增长，日元开始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
然而，日本的金融体制存在两大漏洞：产业金融而非市场金融为主体的国内金融体系；依附于国际贸易而非国内经济的日元。前者形成了日本金融脆弱性，尤其是其银行体系的呆坏帐率极高，金融体系的市场敏感度不够，金融中介的风险管理水平差；后者，形成了日元政策的主动性丧失，贸易关系往往决定了日元的走势，日元事实是由美元的政策决定的，即美国人通过改变美元对日元的比价而占尽先机、大发利市。
升值后的日元并没有适合的金融市场进行稳健运作，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作为有限，除了充实了以美国为首的有关实体经济产业和金融产业外，便是在国内大幅沽高了投机行情。加之日本金融监管的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带来的冲击，日本金融投机的热潮以喜剧开始以悲剧续演，尚不知何时收场。
日元升值的战略像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减少了日本的直接出口，使其改变了商品输出为主的国际竞争的贸易优势地位；另一方面，进入到资本输出为主的日本，大量向东南亚输出生产，但是，却要以美元结算，这样日本的生产输出事实上没有稳定的货币体系基础作为支持。日本学者吉川元忠认为，与美元生死相关，深陷美元圈套是日本经济二十年余来的祸根。
日本的金融自由化改革难产也是罪魁祸首之一。日本的金融管制体系在改革之前尽归大藏省，是特色突出的“僚属监管”。并有所谓“护卫舰队”之说，“护卫舰队”语出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的海军，舰队的行进速度往往以最慢者为准，以使整个舰队的一共同行进。这种监管的价值观促成了日本金融体系的长期低质量发展。政策金融形成了低利率的长期管制，而银行体系仍然可以享受稳定的利差。这又反过来推进了日本银行的规模扩张形态为主的竞争。金融监管当局的独立性缺乏，以及“护卫舰队”的监管模式要求照顾弱者，从而降低了整个金融体系的抵御风险的能力，预示着日本金融全局发生整体性危机的可怕后果。金融自由化改革要求银行达到资本充足率8％等措施，暴露了日本银行业的脆弱性，引发了一系列金融机构的破产倒闭。
日本九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也被称为“平城危机”，危机暴露了日本社会的深刻问题，这促使日本必须进行深刻的社会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否则，日本的金融改革也只会停留在纸面上。1955年日本自民党上台，长期，在野党被称为“万年野党”，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93年。政治方面的僵化，推助了政党、官僚和财阀“三位一体”结构的形成和长期维系。1993年自民党下台，日本的政治动荡开始，三年之内换了五任首相。上层改革似乎开始了漫长的拉锯战，而下层则开始松动。在长信倒闭事件中所体现出来的公司员工对企业的忠诚精神停留在表面，近来，韩国大量地吸纳日本的电子行业的高级人才，周末的羽田机场处处可见飞往汉城兼工的日本大企业的高级技术人员，这正在动摇与侵蚀日本的产业根基。而由于人口的下降，日本人均收入依然会在未来的经济水平没有得到好转的情况下，每5年提高1％。这说明日本的改革动力匮乏。
日本深受长期经济低迷的影响，政府的大量财政支出，已经是赤字高攀，日本已经成为一大债务国。金融方面，日本在八十年代开始进行金融自由化的改革，改革暴露了日本金融的脆弱性，加之日本陷入了经济泡沫破裂的危机中，日本的金融改革是“雷声大，雨点小”，乏善可称。日本最近开始日元贬值的战略，说明日本的金融改革已经乏力，日元贬值实际上是输出日本的金融危机。
日本对于东亚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不仅体现着经济发展模式上以出口导向为核心的战略选择和推动产业链式升级，而且体现在以党、官、财的紧密关系为依托的上层体制和强调下层社会的忠诚与奉献精神的依附性结构上。事实上，在1997年以降的东南亚以及东亚金融危机中，几乎处处显现出对于日本模式粗糙翻版的痕迹。这种注重产品质量而会忽视甚至漠视市场运行质量的“裙带资本主义体系”，基本上瓦解了整个金融管制体系健康发展的可能性，金融管制失败是非常广泛的。
日本作为贸易大国与经济大国，却未能成功地获得金融大国的国际地位，日本作为全球最大的债权人的地位也已经丧失。长期的危机使得日本“发展造”的政策金融体系声誉扫地，并将日本置于未来的二流国家的行列。
l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启示：行销全球的好产品不敌坚挺的国际货币
1997年开启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绵延千万里，北至俄罗斯，西到巴西。危机所及之处就是在说明一个道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体系与金融市场体系是不稳定的。即便其拥有良好的国际贸易基础和投资环境，但是，决定经济体系的根本力量是金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围绕建立国际贸易秩序为中心的南北斗争，实际上，迫于四处蔓延的金融危机，而修正为货币金融秩序的斗争。斗争中，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拥有压倒的优势。
穷国即便取得生产优质产品的能力并在国际贸易中牟取了有利地位，但是，穷国依然要依赖富国的货币和资本。富国资本对新兴市场货币体系的不信任几乎可以埋葬其数十年兢兢业业积攒起来的财富。比较优势的贸易理论和经济战略不能改变这种金融格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必须致力于自身的长期金融稳定的发展战略。
二．美国金融模式全球性扩张战略
美国的金融制度的发展模式是通过金融危机来确立金融管制体系以稳定金融职能的，确立共同游戏规则来推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强调金融企业的创新，通过直接金融的市场发展大力培育美国的金融资源更生能力，坚定地保护美元的国际地位。
美国的金融模式对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以及欧洲，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实中，欧洲正在将其养老基金的运营模式英美化，并日益重视直接金融的作用。
l危机造
在货币方面。美国政府的金融管制体系是从稳定货币职能开始的。1900年的《金本位法》最终结束了汉米尔顿开立的金银复本位体制，1914年美联储创立之后，事实上实现了联储兑换钞（即美元）为基准的单一信用纸币，货币职能在国内获得稳定。大萧条时期，随着英国等退出金本位，美国也事实上退出了金本位，终止了黄金市场，禁止个人持有黄金。之后美元在国际方面也获得职能稳定，并成为布林顿森体系的基准货币。1973年3月金汇兑本位瓦解后，美国开始完全依据自身经济的需要而调整美元政策，美元成为美国国际金融斗争的利器。
在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机构方面。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危机使得美国确立了金融市场管制体系，这种金融市场管制体系的建立，事实上，使得美国没有再度爆发“真正的金融危机”（琼·罗宾逊语）。七十年代的金融创新和八十年代的金融放松管制的改革奠定了九十年代的金融立法改革。改革将金融管制的中心由市场方面转移到金融中介机构方面，结束了分业管制，实现了银行的制度性升级，开启了“微观谨慎”的新金融时代。
l共同游戏规则与不断增强的政府干预
与英国的自律监管不同，更与德国的银行监管的“私有化”不同。美国的金融体制是与其政治法律体系紧密相关。美国人通过大量的金融立法实现了政府对于金融活动管制。
可以说，美国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起源是英国作为殖民地宗主国留下来的重商主义思想体系和制度范式。1787的《美国宪法》事实上造就了美利坚自己的重商主义体制。扩展联邦政府的金融管理权力的努力却一直受到强烈的阻碍，作为中央银行的美利坚第一银行和美利坚第二银行先后受挫而寿命不长。事实上，即便联邦创立了国民银行体系，但是，作为中央银行还一度是由1857年纽约银行商人们创立的纽约清算所担当，其发挥有如最后贷款人的作用，这突出地体现在1907年的金融危机中。1914年联邦储备银行的成立改变了这种状况。
事实上，美国政府对于经济活动――尤其是对于金融活动――的干预，一直呈现出不断增强的态势。西克斯用荆轮理论揭示了美国政府的不断扩张。在三十年代的大危机中，美国建立了不依靠国有化和计划化的政府经济管制体系。这在丹尼尔·耶金所著的《制高点》一书中为美国人称为“第四大权力分支”的管制体系。
对于金融活动干预历经了货币管制、市场管制和金融中介机构的管制三大阶段。美国金融管制事实上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这突出地表现在对于金融中介机构的经营管理的监管上。美国没有像英国那样信赖“自律”性的金融监管，也没有像德国那样采取金融监管大量依靠外部私人审计的事实上的金融监管的私有化，而是建立了庞大的政府监管力量。
美国的金融体系的发达程度使得金融企业与实体经济企业的传统壁垒模糊起来，通过证券市场，这种金融企业与实体经济企业的关系更为紧密。这说明了美国金融职能的强化与稳定。
然而，美国的金融模式也酝酿着新的变动因素。有如，安然公司的破产案被克鲁格曼称为是对美国更甚于“9.11”的一次打击。其牵涉到纽约与华盛顿的广泛的经济、金融与政治体系。
三．中国金融的国际竞争战略
l中国实物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但是在金融实力上非常脆弱
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实物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甚至新世纪伊始就被称为“世界的工厂”。这种生产优势正在稳步地转换为贸易优势。
但是，中国在金融实力方面还非常脆弱。货币经济尚未能覆盖占GDP近五分之一的粮食交易，粮食流通体制尚未市场化，并存在大量的强制信用关系。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的农民生产百分之二十的农产品，而没有实现粮食市场流通的商品化和货币化，这是一个长期制约金融发展的脆弱点。中国的土地在近二十年是逐渐地商业化，并形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房地产业，但是，土地的货币化问题没有解决。这将在长期制约中国金融实力的大幅提高。
中国银行体系的呆坏账比例过高，国有商业银行的呆坏账比例超过四分之一，而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量占整个信贷市场总量的百分之七十。如果出现大的失误，很可能出现对于整个金融体系的丧失信心的金融崩溃。中国的直接金融总量不大，但是对于整个经济社会的影响力却是巨大的。资本市场的监管问题反映出中国上市公司质量不高，总体经济管制环境过于宽松的弊病。其中，企业的独立性与金融监管当局的独立性都值得深刻省察。如果不能实现不良金融机构的及时退出市场，很可能造就一个过度退出的时间段，而日本就是在这样时间段里一蹶不振的。债务整理和金融机构的股权改革是缓解压力的方法之一，但是，不进行深刻而广泛的金融改革是危险的。保持经济生产的稳定发展，适时地扩大货币经济范畴，对于金融成长与稳定的意义殊为重要。
这构成了金融稳定成长的经济基础。
l贸易的大发展缺乏有力的货币支持
虽然在中国的周边地区的贸易中，人民币的地位得到支持，但是在中国大宗的对外贸易中，美元依然是主要的结算与支付货币。中国在加入WTO之后获得国际贸易的优势地位后，是否会受制于美元的压制，而出现类似“日元矮化”的局面呢？这种局面会因为中国经济日益强大，尤其是在逐渐取代日本而成为东亚的经济领头羊时，而变得十分尖锐。从生产大国越升为国际贸易大国之后的中国，必须拥有与之相适应的国际货币的支持。人民币是否能够承担这种历史使命和战略构想，是一个关乎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居于何种地位的历史性命题。
推进贸易的大发展，适时地扩大人民币的自由度和市场化，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步伐，对于人民币货币职能的国际稳定至为重要。这将决定中国金融的国际生长空间。
l金融管制的战略目标：稳定金融职能
中国金融管制是计划与发展的混合物，既有前前苏联计划控制体系的遗留，也有日本“发展造”政策金融模式的影响，现今又强烈地受到美国市场为主的金融模式的吸引；同时，金融市场的发展更糅入了复杂的利益博弈关系，这些都使得中国金融管制体系的建立复杂化。
中国金融管制体系的建设是中国金融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一环，中长期的金融发展战略事实上是以稳定金融职能的管制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为基础的。正是基于此，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确立了金融改革中加强金融监管的重大决策。从中长期来看，金融管制的目标就在于稳定金融职能，包括货币的职能、金融市场的职能与金融中介的职能。金融职能得到稳定才谈得上金融健康发展，那些以牺牲金融职能稳定为代价的政策考虑，虽然有助于实现一些表面的短期目标，但是，对于中国金融长期稳定发展是有害的。金融的市场波动尤其是价格波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经济社会丧失对于货币、金融市场或金融中介等金融职能稳定的信心。这种关于金融职能的信心危机在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得到解决，而对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则是一个相对长期的历史任务。
就近期来看，一个重要的理论与政策实践的课题就是，如何看待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管制的关系？一些对金融体制改革抱有很高期许者，对于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建设者多，而论及金融体制改革者少，感到困惑，甚至不明就里，有些许失望。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推进金融市场化，强调放松既有的政府控制。政府在此过程中是否能够积极地保持对于金融职能稳定的主动权？这一问题则需要较以往更为深刻的省察。如果政府有效地推进了金融市场化的体制改革，却没有能够建立起稳定金融职能的管制体系，形成有效的监管力量的话，中国金融中长期发展的目标就难以实现。金融危机的多发、频发以致大发的现实，说明金融市场化改革必须与金融职能稳定结合起来。理论认识上，危机理论和发展理论应当受到同等的重视，并有机地结合起来。增强金融中介机构的经营实力和提升其管理水平与效率，同加强政府的管制监管能力，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必须给予同等的重视，而核心就是要稳定金融职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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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文章对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关系的文献做了系统的梳理，从制度发展、固定成本融资、流动性限制、汇率波动、不同的融资方式、产业融资特征、保险市场的不完善以及金融创造新贸易等不同的角度对这些文献做了详尽的分类和处理，并指出了当前研究的进展以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论文关键词：金融发展；国际贸易；制度 标准的赫克歇尔——俄林(HO)理论以及新贸易理论认为，要素禀赋、技术和规-模经济是比较优势的来源，并以此决定两国的贸易流。而金融发展水平可能对国际贸易模式有重要影响。Kletzer & Bardhan(1987)加入金融因素后的HO模型表明，金融领域的发展给一个国家更依赖于外部融资的产业带来比较优势。因此，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可能也是比较优势的一个来源。沿着这一思路，许多学者近年来不断进行理论和实证探索，获得了更加稳健的证据。 一、金融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Kletzer & Bardhan(1987)分析了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对需要外部融资的产业的融资功能。他们认为信贷限制较低的国家会专业化于使用外部融资的产业，而信贷市场限制较高的国家要么面临更高的外部融资成本，要么面临信贷配给，因此将专业化于不需要外部融资的产业。Baldwin(1989)第一个建立了金融市场是比较优势来源的模型，他证明金融市场更发达的经济更容易分散需求冲击的风险，生产风险产品的企业面临更低的风险溢价和更低的边际成本，金融市场更发达的国家能更好地分散专业生产风险商品的风险。Rajan & Zingales(1998)认为在金融发展水平非常低的国家，外部融资的成本非常高，使用更高比例外部融资的公司也必须承担更高的借款成本。Levine等(2000)认为，金融发展能使资金更好地分配和减少信息不对称，这会导致外部融资成本的减少。不同国家之间的公司特点在信贷限制上也会产生信息不对称。他发现在OECD国家，金融领域对产业专业化的影响大于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的差异。Beck(2002)利用56个国家36个产业的数据，发现在1980～1990年期间，使用更多外部资金的产业的平均出口额在金融发达国家更高。Manova(2005)也认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贸易量有正的影响，特别是那些高度依赖于外部资金的产业中的公司。此外，他还认为在本国金融发展的任何水平上，自由化都提高了外部资本的可得性，自由化对贸易结构的影响进一步提供了金融发展独立于其他制度的证据。 二、固定成本融资和流动性限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固定成本融资对贸易的影响进入出口市场的固定成本的存在很久以来就被国际贸易的文献所认可。公司融资研究表明，对那些无形资产或者难以观察的资产，以及公司或者个人特定型资产进行投资的融资问题特别严重。Roberts & Tybout(1997)发现，一个公司的当前出口状态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它以前的出口经验。他们在哥伦比亚公司的样本中发现，以前的出口经验提高出口的概率达到60％。他们由此推断沉没成本在公司的出口决策中必然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Bernard & Wagner(2001)对德国的研究以及Bernard & Jensen(2004)对美国的研究以及Becker & Greenberg(2004)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在包含了前期成本和金融摩擦的出口模型中，Becker & Greenberg(2004)用双边贸易数据证明更发达的金融系统与更高的出口相联系，特别是在固定成本很大时，金融发展对出口的边际效应更高。 (二)流动性限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考虑了异质公司的新贸易模型认为，如果国内公司的生产力达到了临界水平，这个国家将出口商品给潜在的贸易伙伴，这样他们能获得正利润。除了生产力问题，流动性资金的限制也可能影响公司的进人决定。有大量研究流动性限制对公司重要性的文献，Gemer & Gilchrist(1994)指出，当货币紧缩时，小公司的生产缩短，这是流动性限制重要性的进一步证据。Campa & Shaver(2001)使用了20世纪90年代西班牙制造公司的面板数据，发现出口商受到的流动性限制比非出口商少，也发现出口商的现金流也比非出口商稳定。他们认为正是国外销售的所提供的稳定现金流放松了出口商的流动性限 制，而不是反过来。但Chaney(2005)通过一个具有流动性限制的垄断竞争模型认为因果关系与之相反：他认为正是因为一些公司面临了更少的流动性限制这才使得他们能出口，而不是反过来。在流动性受到广泛限制的经济中，或者外部资金成本很高的经济中，公司将不具有足够的生产力进人出口市场。 三、融资方式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融资贷款对贸易的影响大约一半的世界贸易是通过信贷进行的，供应商通过交易双方的商业银行给外国买家贸易融资贷款。对买家来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买家，来源于国外供应商的贸易融资贷款是外部融资的主要来源。Jinjarak(2004)用美国4位数产业的数据证明融资成本决定了国贸模式。对于每一个产业来说，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影响的传递率与产业的外部融资依赖程度和贸易贷款使用正相关。此外他使用美国商业银行和七国集团债券的贸易融资贷款的数据，发现贸易融资贷款的数量与总进口额、进口产品的差异化程度以及银行债权额正相关，在系统性银行危机期间，融资成本和国贸模式的关系也依赖于贷款安排(比如贷款期限)、商业银行规模(是否是货币中心，是大还是小)以及债权人的种类(是商业银行还是官方银行)。 (二)债务融资对贸易的影响当一个政府向外国借钱时，他可能会拖欠偿还本金和利息。在主权债务的主流模型中，借款人通过把债务和贸易限制联系起来以威慑拖欠行为。特别是他们使用贸易限制和其他商业限制来强迫这些国家支付债务，对拖欠国施加贸易限制是主权债务文献中最经典的惩罚。但Joshua Aizenman(1991)指出，在本国债务危机和其他金融扰动期间，贸易依赖度较高的产业的外部融资可能会比较有保障，这将减少债务国的经济混乱和提高他们未来的支付能力。Jeremy I.Bulow(2002)指出，债务政策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培养贸易和提高投资效率，而不是最大化资本流。Tomz(2004)研究了19和20世纪债权——债务关系连接的重要性，他发现没有明确的或者隐含的证据表明国际债务的拖欠会引起贸易制裁。Jinjarak(2004)也强调了为了解决国际债务问题，除了借入国和债权国讨价还价能力之外，金融政策不能与贸易政策相分离。为了达到这些目标，他认为不仅需要认识到各国融资成本和债务状况不同，还必须理解经济中不同部门贸易和金融的联系。 四、汇率波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汇率波动对国家贸易具有负面影响Arize(1996)运用误差修正模型对八个欧洲经济体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不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内，实际汇率波动的增加对于样本国家的出口需求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不论这些国家是否是ERM(Exchange Rate Mechanism)成员国。Doroodian(1999)运用(G)ARCH模型分析印度、韩国和马来西亚的数据表明，汇率的不确定性对贸易量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Barkoulas，Baum & Caglayan(2002)的研究发现，源自于微观结构冲击和基本因素的汇率不确定性减少了贸易流的变动，然而和政策创新的噪音信号相联系的汇率不确定性却增加了贸易流的变动。Baak & Listrijono(2003)运用重力模型分析了东盟1990-2002年的数据，结论是汇率波动对国际贸易有负面的影响。但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影响减弱。 (二)汇率波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不明显Cotur(1985)发现几乎没有证据支持汇率波动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Gagnon(1993)模拟了有调整成本的动态最大化模型，得出了相似的结论。Kor & Lastrapes(1989)运用VAR模型发现汇率波动只解释了进出口的一小部分变化。Brada和Wei(1993)运用双边贸易的引力模型，发现即使汇率波动减少了贸易，和受限制的商业政策相比，其效应要小得多。Ruhl(2003)认为高频率的汇率波动只会引发贸易粗放边际的微弱调节，这解释了为什么汇率波动对贸易流动影响如此小，而对关税和配额的变化却如此大。 (三)汇率波动对国际贸易具有正的影响Koray ＆ Lastrapes(1983)使用(G)ARCH模型发现汇率波动的增加可能和国际贸易的增加相联系。Assery & Peel(1991)使用了误差修正模型也发现了类似的结论。McKenzie和Brooks(1997)发现了美国和 德国进出口和汇率波动有着正的和显著的联系。Chaney(2005)研究了存在流动性限制情况下贸易的粗放边际。他认为当汇率升水时，一些现存的出口公司在国外市场失去竞争优势，停止出口；但同时，以外币表示的本国资产价值提高，那些受到流动性限制的公司开始出口。在一些情况下，实际汇率的升水可能实际上导致了总出口的增加。 五、金融与国际贸易的其他关系 (一)金融与创造新贸易关系Eaton，Kortum & Kramarz(2001b)使用法国出口商的数据分析发现，法国总出口的绝大部分变化来源于出口商数量的变化而不是每个公司出口的变化，这表明金融发展有利于形成新的双边贸易关系。Rajan & Zingales(2003)认为资本化的提高将在总体上导致双边贸易关系的数量提高，特别是在那些更加依赖于外部资金的产业。但是大量双边贸易持续为0的现象与上述论断矛盾。Helpman，Melitz & Rubinstein(2005)认为，从1970年以来世界贸易的增长主要来源于贸易伙伴之间出口数量的增长。而不是新的双边贸易的发展。Acemoglu & Zilibotti(1997)证明在资本稀缺的国家，风险厌恶的投资者为了更好地分散风险，宁愿投资低回报但启动资金要求较少的项目，这样不利于新双边贸易关系的形成。Antoine Berthou(2007)认为金融发展和出口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他的模型表明：(1)金融发展对两国成为贸易伙伴的可能性以及贸易伙伴之间的出口量具有正的影响；(2)在初始金融发展水平很低和很高的国家，金融发展对两国成为贸易伙伴的概率以及对贸易伙伴间出口量的影响更大；(3)初始金融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金融对两国成为贸易伙伴概率的影响比对贸易伙伴之间出口量的影响小。 (二)国际贸易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也有少数学者反过来研究国际贸易的发展对金融发展的关系。Blackburn和Hung(1998)认为通过规模效应，贸易自由化能加速金融市场的创新和发展，降低金融中介成本，产生更高的增长率。Aizenman(2003)从理论上研究了国际贸易开放对于金融自由化的影响。他认为贸易自由化使得金融控制成本增加，最终导致金融改革的发生。也就是说，金融自由化是贸易自由化的副产品。Do & Levchenko(2004)的模型说明了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跟实际产出存在着均衡的关系。产出的变化会影响到金融发展，由于国际贸易会影响产出的变化，因此国际贸易也会影响金融发展。然后，他们用一个多国实证检验证明了自己的模型和立论的正确性。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在国际贸易和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一个互动的关系。 六、国内研究 在目前所看到的文献中，国内的研究相当少。白当伟(2004)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金融抑制、金融约束以及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并用世界77个样本国家1965-2000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是金融发展的确是影响国际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他对中国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后中国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之间不存在长期关系。郭云峰与刁德霖(2005)简要地介绍了2002-2011年之间的一些文献。齐俊妍(2005)介绍了国外将金融发展因素引入HO的理论框架中的一些理论和实证研究，说明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高资本禀赋和促进技术进步来影响一国的比较优势。梁莉(2005)认为贸易开放度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是贸易开放促进了金融发展而不是与之相反。沈能(2006)认为我国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在长期中存在均衡关系。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上看，我国金融规模与国际贸易正相关，且两者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从反馈份额看，更多表现在金融规模对国际贸易的因果关系，但金融效率与国际贸易负相关且不存在任何因果关联。此外，他还考虑了在财政分权的情况下，金融发展对地区对外贸易的影响，其结论是：(1)金融发展有利于地区开放度提高；(2)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涉不利于外贸；(3)我国部分地区的出口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非正式金融。 七、结论 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是一个比较前沿的领域，国际国内的研究都还很少，很零散，很不系统。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也多是选取不同的数据和变量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因数据的选取差异以及实证方法的差异而不同。虽然国外学者在国家、产业和企业 三个层次上都研究了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除了从技术层面具有说服力之外，实践层面还很难说是国际贸易影响了金融发展，还是金融发展影响了国际贸易。因此，这个领域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两者互动关系的研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领域。
论文摘要：2008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导致新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造成全球萧条持续。本次危机是石油+金融复合型的危机，杀伤力非常大。危机的源头是金融体制滞后于金融体系的急剧扩张，建立和恢复新的金融体制和机制是艰巨的和持续的。本次危机造成股市暴跌超过历史任何一次危机，目前全球在金融危机中的损失超过30万亿美元，我国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很大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贸易；外贸 1 我国的国际贸易现状 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信息事业的快速发展，以及贸易、投资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加快，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趋势日益显著。世界经济正在稳步走向一体化，任何国家或地区，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来自它国或地区的影响。中国做为一个新的“经济大国”，其经济已纳人国际经济的体系之中。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的GDP增长是靠外贸出口带动实现的。对外依赖程度的提高，一方面表明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日益提高、影响日益增大，同时，也表明中国对它国或地区震荡的反应会更加敏感。 2 金融危机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 本次金融危机影响范围分析：从产业看，危机对制造业比重大的地区影响大于服务业比重大的地区(但生活性服务业为主的服务业受到的影响小于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服务业)。从地区看，本次危机对出口依赖型的地区影响大于内需依赖型的地区(但加工贸易比重大的地区相对一般贸易比重大的地区影响稍小)。从行业看，前几年发展快的行业，也是本次危机影响最深的行业。受房地产业、汽车等交通设备制造业不景气影响，支撑冶金工业发展的三个支柱倒塌两个，使冶金行业成为受影响最大的行业。以出口为主的纺织服装业影响较大，但对整个工业基础的摇动不如冶金、汽车、石化等行业强，这些行业以及航空制造业、船舶制造业都有可能负增长。港口及运输受到的影响在服务业中仅次于房地产和金融(证券)等行业。受到危机影响较小的行业包括：公共设施、基础设施行业，基本生活类产品制造业(食品、农副产品加工)、生活性服务业(医疗保健、康体可能有大幅提高)、机械加工制造业、电子、电器。在危机中出现机遇的行业：技术服务业、创意产业、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环保及再生资源等产业，以及教育产业等。 我国出口商品的结构性矛盾将很突出。首先，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与世界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相类似，某些传统出口商品特别是纺织品及服装出口与这些国家基本上处于同一竞争层次上。例如，我国的“两纱两布”出口，其出口质量是国际公认的免检商品，出口量很大。但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基斯坦的质量和卖价已优于我国。而且，国际市场对“两纱两布”的需求量也有一定的限度，因而，谁的竞争力强，谁占的市场份额就大。这对约占我国“两纱两布”出口总量70％的大型国有企业是一个挑战。其次，我国出口的目标市场竞争将会更加激烈。例如，世界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2007年我国纺织品出口市场份额，中国香港占40.77％，日本占13.08％，美国占9.28％，三者合计占我国纺织品出口总额的63.13％。同年，我国服装出口到日本的金额占我国服装出口总额的32.46％，中国香港占26.42％，美国占12.82％，三者合计占我国服装出口总额的71.7％。由于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的货币贬值，将给我国纺织品和服装出口生产企业和外贸公司带来更大的压力。我国出口正受到来自这些国家越来越激烈的挑战。因此，我们金融危机的影响，近期我国的商品出口额将受到一定影响，估计2009年的商品出口同比增长22.4％，增速仍比较乐观，但与去年同期相比，出口增速减缓了5个百分点。 房地产市场经历重大调整将导致银行不良贷款增加。在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下滑趋势中，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冬天”和银行不良贷款风险将在2008年末与2009上半年开始显现。自去年10月楼市调整以来，开发商现金流不足现象，就已逐渐暴露出来。为了筹集现金，国内部分房地产开发商已开始降价销售。8月份，反映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指数首度较前月下滑。目前，中国各地房价下跌现象越来越普遍，房地产投资进一步萎缩。可以预计，伴随商品房成交量的持续下滑，购房者持币观望心理增强。空房率持续增加与毛利率下降，将进一步导致开发商面临现金流短缺的困扰银行业中的房地产不良贷款风险也将大为提高。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业是我国鼓励投资的领域，而且受关税政策调整影响较少，现在应当加强创汇农业利用外资的力度。据联合国数据显示，主要商品价格在金融危机之后下降5.9％基础上再下降3.9％左右，其中食品平均价格将下降8.3％，小麦价格降3％，玉米价格降2.5％，大米价格降6％，食油价格也在下跌，羊毛、棉花、木材等价格均有所降低。但是茶叶、咖啡和可可的价格将会上升。因此，我国可适当进口需求多而价低的小麦，扩大出口高附加值和高效益的农产品。以利国际收支平衡。纵观农业国家农产品对外贸易，泰国的谷物出口量较大，但以稻米为主，还有天然橡胶和鱼贝产品出口，对我出口影响不大，而该国的成衣与鞋类出口与我乡镇企业的产品有竞争；马来西亚主要出口商品为天然橡胶、植物油、原木及木制品，均为我国进口所需要；印度尼西亚出口以原油、天然气和胶合板为主；越南以大米、咖啡出口为主；印度以宝石和茶叶出口较多，与我有竞争；日本食物自给率只占70％左右，需进口较多的产品。我国对日出口总额中，农产品约占15％。因此，我国需要尽力扩大高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如茶、蔬菜、鱼、肉等食品及纺织、手工艺品和加工品)出口，并加大出口退税力度，扩大出口退税范围，提高出口退税率，同时还需加强对出口信贷的支持，以利增强竞争能力。为加速实现农业产业化步伐，可适当进口农产品加工设备，应给予减免关税的优惠。 3 对策建议 目前，这场金融危机的余波仍在继续，由于加工贸易在外商投资企业中一直占主导地位，而汇率波动对加工贸易影响很小，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贸易增长的贡献也一直在提高。一般贸易品的84％左右出自国有企业，进出口的增长受汇率波动的影响较大，其增长速度的降低及所占比重的下降在对外贸易主体的企业性质上表现为国有企业经营部分相对减少，占全部贸易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因而一方面要进一步调动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积极性，加强吸引国际投资的力度；而且我们也要结合国企改革，改变国有企业在对外贸易竞争中的相对不利地位，增加国有企业的对外竞争能力。世界各国经济困难重重。尤其是美国国内严重的市场疲软，美元的大幅度贬值继续对中国的出口造成很大的威胁；另一方面，汇率贬值及贬值预期对进出口增长的效应具有1～2年的滞后期，因此预计2009年我国出口将会面对更大的压力。但是只要我们认真细致地分析国际和国内形势，分析当前我国进出口贸易的特点，科学地把握进出口贸易的动态变化趋势，扬长避短，并在政策制定上有一定的前瞻性，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压力将会有所减缓。
一、引言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爆发，国际贸易和金融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明显，并且这种相互之间的关系共同作用于开放式经济的发展。本文首先详述了金融和国际贸易发展的之间的关系，进而分别国际贸易与金融的相互影响机制，从中探索关于国际贸易与金融发展的对策和建议，这些为未来我国在开放式经济中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二、金融、国际贸易、经济发展三者的关系
金融、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金融的发展可以调节社会的资金配置，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实现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其次，国际贸易则通过比较优势在世界范围内调整稀缺资源，从而产生更多的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对本国经济乃至福利状况产生影响。此外，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之间也是息息相关的，甚至共同作用与一国经济的发展。Beck(2002)和Riyanto(2004)分别从企业和行业方面对外源融资与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进一步说明了金融的发展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Blackburn和Hung(1998)以及Aizenman(2003)则从国际贸易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出发进行了相关研究。近年来，关于金融与国际贸易的研究仍然在不断深化。苏建平(2013)以福建省为例，研究金融发展对地区进出口贸易发展的影响，得出结论：金融发展与进出口贸易之间有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其中金融深化更加有利于出口贸易的发展，而金融效率的提升对进口贸易的推动效应更明显。沈能(2006)认为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在长期中存在均衡关系，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上看，我国金融规模与国际贸易正相关，且两者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通过金融与国际贸易的正向因果关系，共同作用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三、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相互作用的机制
1.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机制
金融主要通过比较优势、投资组合、汇率和金融生态的等各种传播途径来影响国际贸易的方向、规模、结构乃至贸易程度(见图1)。
首先，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大量资金会流向国际上要素丰裕的国家，这些外源融资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其产品的生产，进而此国就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具有这种规模经济的行业在国际市场就因为物美价廉而获得了比较优势，进而随着本国出口量的增加，国际贸易顺差就产生。随着贸易伙伴国不断的增加，其贸易规模、贸易方向乃至贸易结构都会随着这种比较优势发生改变。
其次，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经济体之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日趋明显，即一国价格、利率或汇率的变动会波及其贸易伙伴乃至世界各国。这使得各国贸易部门获得的收入呈现不断波动的趋势，分散风险成为各国贸易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而金融通过对这些贸易部门所获得收入进行投资组合，使得其非系统性风险降到最低，实现贸易收入的保值乃至增值，国际贸易正常运行。所以一国金融结构的水平对国际贸易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即如果一国金融结构相对完善，风险规避机制相对成熟，就会使得本国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结构日趋合理，从而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乃至国际地位的提高。
最后，金融生态作为影响金融机构运行的外部环境，其对社会资金的配置状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对资金的配置会影响我国银行界的存贷款利率，进而影响金融深化和金融效率，而资金的运行状况直接影响到金融发展水平和企业的经营效益，所以对于产品进出口会起到间接的影响作用。此外，政府相关的金融政策，比如对利率的调整或者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以及准备金调整等宏观货币政策来影响资金流向，站在国家的角度上对贸易结构和贸易规模实施宏观调控，使得国际贸易顺利发展。
2.国际贸易对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
国际贸易对金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贸易规模、贸易自由度和贸易依存度的大小以及贸易结构的变化上。
首先，随着国际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大量资本会涌入国内或外逃到国外，这些资本的变动会引起我国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利率的波动。利率的不稳定会影响银行、证券和基金等金融机构的稳定乃至是股市的动荡，涉及到全国人民的整体福利。这时国家会通过财政货币等宏观调控政策来调整我国金融的发展。所以贸易规模会对我国的金融业的发展稳定与否形成传导机制。
其次，近年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波及全球其他国家，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自由贸易受到限制。贸易的自由度严重影响贸易规模，而贸易量的大小主要表现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上，经常项目上的变动又会影响我国居民的消费储蓄以及投资结构。此外，贸易保护主义还会引起各国汇率变动，比如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主动贬值以减少我国出口企业对其出口，从而保护本国产业。这些都会对我国金融发展水平产生重要的影响。
此外，随着贸易开放程度的增加，国外对我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件也随之增加。杜凯、周勤(2010)、李猛和于津平(2013)等人也分别通过实证研究指出贸易壁垒对国外直接投资具有正向的因果关系。这些贸易摩擦刺激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而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利用己厂效应、水平效应和前后向关联效应等作用机制，将信贷资金投入到企业生产中，解决企业的投融资问题，提高储蓄的资金利用率和转化率;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也会对金融产生负面影响，即这种输入性通货膨胀进一步也会引起信贷约束，影响金融效率。
最后，贸易保护主义还会使得全球资源配置发生扭曲，而且这些贸易壁垒阻碍了我国产品的出口，就会促使贸易结构发生变化并促进产业升级，这时就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剩余产业或传统产业转移到国外，而对外直接投资又会对对我国金融深化和金融水平产生进一步的影响。
一、后金融危机时代出现的渊源
金融危机爆发后,从2008年的9月开始到2009年,全球的经济形势急转直下、一路下跌。我国在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出口增长率由正转负。2009年更是每况愈下,出口、进口大幅减少。金融危机的爆发也直接导致河北省对外贸易由10年来保持的增长趋势转变为2008年第四季度的负增长。之后2009年度对外贸易更是一路下跌、萎靡不振,进口、出口均下降,且下降幅度在2009年度第三季度达到谷底。2009年第四季度之后,进口、出口减速放缓,初见经济回暖的端倪。
河北省委、省政府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宏观政策,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和促进消费的实施意见》,这些政策对外贸易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2009年12月22日,由中国金融学会和金融时报社联合举办的“2009中国金融论坛”在京召开,论坛主题为“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金融业改革和发展。由此,“后金融危机时代”成为高度关注的具有历史范畴的关键词。所谓后金融危机时代就是从现在危机低谷开始缓慢地回升,到下一个经济繁荣期的到来之前。
首先,后金融危机时代还有很多特征表现出不确定的因素,这种经济复苏基础很不稳固。危机爆发后,通过衰退、破坏消化矛盾,以期达到新的平衡,然后开始复苏。这一次危机从爆发开始,世界各经济主体就采取了大量的手段实施救援,致使经济开始复苏,但实际上危机本身的真正平衡还有待期望,基础不是很稳定。
其次,后金融危机时代下河北省对外贸易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主要包括:国际市场需求持续萎缩影响我国出口贸易;一些国家和地区相继推出了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这些做法不仅阻碍了有关国家自身经济复苏的步伐,也给世界经济的复苏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这是后经济危机时代贸易形式的一大特点。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河北省对外贸易策略
为应对国际经济贸易格局调整,谋求新发展,实现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实现河北省对外贸易的总体目标,我们应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对策。
1.继续发挥金融危机时期采取的“扩大内需,保持增长”的应对措施
对外贸易对经济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在世界经济繁荣时期,对外贸易发展促进经济发展。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经济衰退,对外贸易的萎缩也必将抑制经济发展。因此我省在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寒冬时,积极相应国家2009年政府出台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等政,确保我省经济在金融危机中稳步发展。2.不断优化对外贸易商品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
目前我省出口已改变了传统的出口初级品为主,现在出口的产品以工业制成品为主。根据河北商务网最新数据我省出口商品比重较大的有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服装及衣着附件、钢材。但是出口的制成品附加值低、技术含量较低,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仍需优化。
3.积极应对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摩擦
中国出口产品在遭遇越来越多以安全和环保为名义的技术壁垒的同时,反补贴、反倾销等新型贸易摩擦呈现出更加频密的态势。反补贴已成为我国贸易摩擦的热点,中国遭遇反补贴调查数量已居全球第一。据从河北省商务厅公平贸易局,2010年1—6月份,我省企业与国外企业产生的贸易摩擦(国外贸易救济调查)20起,其中反倾销案8起、反倾销和反补贴案5起、保障措施调查案4起、特别保证措施调查案3起。涉案企业达到190家,涉案金额1.6亿美元。外贸企业应充分了解涉及本行业的本国国际贸易法律法规、WTO规则、出口对象国的法律、政策动向等,合理利用各种国际贸易规则和惯例,积极应对贸易摩擦。企业要联合起来,同时政府也要给予政策支持和指导,才能提高胜诉的可能性。超级秘书网
4.出口市场多元化、降低风险
美国、日本、欧盟是我国三大贸易伙伴。但也是对我国提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诉讼最多的国家。因此出口市场尽量多元化,积极开拓其他国家,降低遭受诉讼的风险。2006年,河北省亿美元以上的出口市场达到27个,不仅包括传统的美、日、韩、俄以及欧盟、东盟等国家和地区的市场,还增加了以色列、伊朗、乌克兰和新加坡四个国家。
5.充分利用优势发展对外贸易
河北省地处华北平原的北部,全省中环首都北京和天津市,东临渤海。河北拥有的海岸线和优质天然良港,为成本最低、最方便、运量最大的物流方式——海运创造了便利条件。
河北地处物产丰富,是农业大省,全国粮、棉、油集中产区之一。在农业方面,拥有畜牧业、蔬菜业和果品业的优势;在水资源方面,河北省海岸带总面积9000km2,具有发展海洋石油、海洋化工、海洋运输、海洋旅游等产业的天然条件。在工业方面,已经形成化工、医药、冶金、建材、机械、食品五大支柱产业。
河北省在环渤海经济圈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是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位置,区域战略地位突出。特别是随着唐山曹妃甸深水大港的建设,河北将主动参与区域分工、服务环渤海,也必将成为区域综合经济发展的受益者和动力之一。
三、结束语
河北省作为一个经济大省,近年来对外贸易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虽然个别年度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对外贸易发展受阻。但是随着世界经济复苏的大背景,对外贸易已恢复生机。河北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等优势,也将带动对外贸易更好发展。
参考文献:
[1]河北商务网
[2]/read.jsp?articleid=27558
[3]宋玲霞.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对外贸易出口企业的影响分析.「J.东南亚纵横,2008(10).
长期以来，对外贸易一直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强大拉力，但是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贸易形势的日趋严峻，世界各国贸易保护主义逐步抬头。各国为保障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或者实现某些特定目的而采取的各种贸易保护政策也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全面。
一、金融危机下国际贸易壁垒的新形式
细数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所遭遇的贸易壁垒，主要有以下两种新形式:
(一)主动性反倾销反补贴壁垒。
实践中，随着出口国为了销售多余产品、扩大出口或争夺国外市场，在正常贸易过程中将产品以低于其正常价值的出口价格进入国际市场，从而对进口国某一产业的建立和发展造成实质性损害、威胁或阻碍，就会招致进口国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的惩罚。有鉴于此，为了限制倾销而采取的反倾销反补贴措施是合理的，但如果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的程度超过了其合理范围或合理程度，就会演变为一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从而对正常国际贸易形成阻碍。而金融危机以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对各国卖体经济的破坏日趋严重，为了保护本国工业的发展，世界各国纷纷进一步发展和强化反倾销手段，使得反倾销反补贴手段正逐步由传统单一、被动的对倾销造成损失所采取的弥补性贸易措施，向主动保护本国脆弱产业不受侵害的保护性贸易措施发展。
(二)隐性绿色壁垒。
绿色壁垒是指国际贸易中进口国为了维护本国工业的经济利益，凭借自身先进的环保技术，利用国际社会对环保问题的广泛关注和人们环境意识的日益觉醒，通过刻意提高贸易关税，如“碳关税”和非关税如环境标准、环境技术等手段，阻碍他国产品进人本国市场从而达到保护本国市场的目的。但是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发展，为了保护深受金融危机影响的本国制造业，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纷纷表示计划征收进口商品的“碳关税”，迫使发展中国家采纳超出其资源偿付能力的环保标准，弱化其国际贸易的优势。可以看出，以“碳关税”为代表的隐性绿色壁垒已逐渐成为国际贸易壁垒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
二、金融危机下我国企业应对国际贸易壁垒的措施
1.规范企业出口行为，防止恶性竟争
多年来，中国进出口领域经营秩序混乱，专业外贸公司和自营进出口企业各自为战，为了争夺出口市场竞相削价，造成出口价格一降再降。再加上产品知名度低，在国际市场上价格必然偏低，从而为别国实施贸易救济提供了借口。因此，出口企业应清醒地认识到混乱无序的价格战，只会消耗企业自身和行业的竞争力，削弱行业整体的保护力度。为防止恶性竞争，引导外贸企业有序进人国际市场，关键在于建立政府、行业组织以及企业三元化的反倾销机制。中国企业应通过行业组织，加强行业自律，协调本行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改善企业低价竞销状况。政府有关部门合理调控，规范出口经营秩序，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国外对中国企业反倾销指控的机率。
2.积极推进市场多元化
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出自集中度的上升说明了中国大部分贸易企业还不适应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的需要。为此，贸易企业应制订制度，培养人才，同时应针对不同地区的市场情况，因地制宜的制订市场开发战略和实施计划，开发美、日、欧以外的市场，提高中国在这些市场的占有率。首先要大力开发有潜力的市场，尤其是东欧市场和拉美市场。开拓这些市场要有艰苦创业的精神，同时，要讲究方法，要将出口、进口、援外、对外投资和劳务合作等多种经济交往形式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开发。其次要深度开发传统市场，要从进出口贸易渠道进人这些市场的深层次营销网络，不断开发出新产品和新品种，使出口适销对路，及时跟上这些市场的需求变化。
3.提高产品技术标准，跨越技术贸易壁垒。
内容论文摘要：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愈演愈烈，这对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此，本文就中国如何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提出了相关的策略和建议。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 贸易保护主义 应对策略 在全球金融危机浪潮的席卷下，世界经济恶化，各国为保护国内产业而设置贸易壁垒的倾向越来越引人注目，各种贸易保护措施纷纷登场。这些保护措施虽然短期内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本国产业，但是破坏了公正、自由的市场秩序，使国际贸易走向萎缩。而伴随金融危机而爆发的贸易战不同于以往的贸易战，以往的贸易战不否定自由贸易，虽然各国之间有贸易纠纷，但是可以通过相关的国际机构和组织得以解决，但是，此次贸易战中，很多国家公然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并在爱国主义的掩护下使其合法化，这势必会给世界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金融危机下各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现状 尽管2008年11月召开的20国峰会做出不再设置新的贸易壁垒的承诺，但是其后的贸易保护措施仍层出不穷。例如：印度在2008年11月对进口钢材加收5%关税，以限制中国廉价钢材进口，2009年年初又采取了废除关税减免的措施；俄罗斯2008年12月将汽车进口关税由25%提高到30%；越南也将整车关税提高；而美国对国内汽车厂商的救济也被认为变相补贴，违反贸易自由公平原则；英国、法国、瑞典等也正在研究对本国汽车企业的补贴或救济措施；德国和中国台湾也在对半导体产业进行资金扶持。2009年1月23日印度政府宣布未来6个月内禁止进口中国玩具。同年1月31日，欧盟对我国出口紧固件采取最终反倾销措施，5年内征收平均高达80%的反倾销税。此类的贸易保护措施在金融危机之后有愈演愈烈之势。 据WTO调查，2008年上半年，各国反倾销调查的立案数增加了39%，特别是对中国产品的调查占很大比重。另据世界银行预测，2009年全球贸易额将减少2.1%，为27年来首次预测负增长。在投资消费不断下滑的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令世界经济雪上加霜。 金融危机下中国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策略 （一）加强国际合作 正如英国首相布朗所表示的，现在不是从全球化转向保护主义的时候。诉诸保护主义手段并不能解决目前的金融危机。各国应团结一致，加强合作。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也同样认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是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关键。 实际上，中国政府已经在尽力履行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社会责任。我国商务部出台的2009年“1号文件”，放宽限制进口技术的审批权，由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审批并发放进口许可证。此举将加快地方企业进口国外技术，由于程序简化及效率提高，将会更快形成进口贸易额。同时，2009年年初，中国还组织采购团赴欧洲采购需要的设备、商品和技术。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时候，中国这样做有利于提振市场信心，做出了很好的表率。 （二）熟练运用WTO规则 金融危机下，中国要以现实主义的态度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发达国家利用反倾销、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限制中国出口增长不是暂时的现象，而是一种长期的发展趋势。因此，为了克服这些非贸易壁垒，中国必须树立新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把进出口营销战略的重点从价格竞争转到质量竞争的轨道上来。另一方面，中国可以利用国际规则保护自己。 加入WTO给中国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能否得到应得的公正待遇，还要靠熟悉和巧妙地运用WTO规则。如果不熟悉规则，一方面不懂得利用WTO规则保护自己，另一方面还有可能在不经意间触犯规则，那首先得到的也许不是实惠，而是被诉讼、被处罚。中国政府部门和企业，特别是有涉外业务的贸易部门与法律部门，都应该熟知WTO规则，捍卫自己企业的经济利益。另外，在开放经济中应当将行业协会信息协调优势同政府处理国际贸易纠纷的国家优势相结合，为企业发展赢得更广阔的空间。2009年年初，由中国向欧盟发起的反倾销保卫紧固件产业就是首次利用WTO规则对国外的贸易救济措施进行反制裁的一个案件。 （三）扩大内需且转出口为内销 扩大内需是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核心策略。在第104届广交会上，很多参展商深切感受到大宗外销订单比往届大幅减少。在全球经济增速减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出口企业开始采取“出口转内销”的策略，期望能借国内市场渡过难关。而企业能否迅速调整生产方向，由出口转向内销将是企业应对贸易保护 的重要出路。 由于消费层次和习惯有别，中国的出口和内销商品长期以来在性能、特点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不过，随着近年来中国消费能力的增强，这些差异正在逐渐抹平。拥有绝对实力，尤其是技术实力的出口型企业转战内需并不困难，但并不是所有出口企业的转型都如此顺畅。一方面外销产品需要根据市场要求转型，另一方面国内市场某些行业的不规范和竞争的惨烈，也使他们顾虑重重。从前100％的外销企业，从事内销存在很多困难，一是品牌，二是渠道。同时对国内市场的运营模式很不熟悉，收账款是很大的问题。“出口转内销”对企业来说，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机遇。外贸企业转向内需市场，还需多方政策和措施配合。 针对市场的变化，中国出口大省广东已经采取行动。2008年6月，广东省质量技监局下发了《关于组织开展对出口转内销企业帮扶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质监部门对企业从标准、计量、质量管理方面进行重点帮扶，为外向型企业转向内源型企业提供技术支撑。进入2009年，为响应目前“出口转内销”的外贸应对战略，海关总署或将出台相应的支持政策，加工贸易企业在出口产品转为内销时，可以实行“先内销后集中补税”的新政。这将大大降低国内中小加工贸易企业“先补税后销售”带来的资金压力。 （四）抓住机遇实施海外并购 2008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12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当年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06.5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63.6%。有关人士预计未来两年还将增长。因此，国内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应抓住机遇，进行海外逆市并购。 金融危机对海外投资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主要体现为股票、资产严重缩水。不过也应该看到国外企业股票、房地产贬值，人民币升值都有利于海外投资，这是逆市并购的大好机会。日本企业已经开始行动，2008年9月份三菱斥资90亿美元收购摩根士丹利股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近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平均增长83%，海外总资产已达2万亿美元。沿海地区投资潜力巨大，尤其是在这金融危机的特殊环境下，建议相关部门放松管理，协助行业收集信息，出台相关政策让民营、私营企业走出去，跨越贸易壁垒。 （五）利用税收手段引导产业升级 2008年8月份以来，我国屡次提高不同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包括2008年8月1日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把部分竹制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1％；11月1日提高我国部分纺织品、服装、玩具、塑料制品和家具的出口退税率；12月1日取消冷热轧板材、玉米、杂粮等102项产品的出口关税或特别出口关税。此外，从2009年1月1日起提高部分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机电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从2月1日起，又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达到15%。至2009年2月，这已是我国2008年以来就出口退税率进行的第五次调整，其中有关纺织和服装的出口退税就调整了三次。 虽然有学者对提高出口退税率等应对政策提出质疑，认为这对外贸产业不会产生太大的拉动力，但是，本文认为利用税收手段进行贸易政策调整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必要之举，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可以增强企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支持中小企业克服经营困难，降低出口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城乡劳动力就业。而提高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有利于引导企业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外贸产业升级转型是解决外贸企业所面临问题的关键所在，2009年相关的贸易政策仍应继续，尽管短期内效果不甚显著，但从长远来看，对于我国外贸产业的发展能起到引导和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