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邮储银行参加首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这标志着普惠金融成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指出，2015年将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让所有市场主体都能分享金融服务的雨露甘霖。
作为全国网点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服务客户数量最多的商业银行，成立8年来，邮储银行不断完善独具特色的金融服务。时至今日，可持续发展的普惠金融模式已经成为邮储银行的一张名片。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深化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阶段，商业银行面临的内外部发展环境更为复杂。面对经济新常态下对普惠金融发展提出的新要求，进入战略布局与转型关键时期的邮储银行，如何进一步深化普惠金融的探索与实践？
邮储银行董事长李国华表示，“作为普惠金融的忠实践行者，邮储银行将继续坚持服务‘三农’、服务‘小微’和服务社区的战略定位不动摇，致力于使邮储银行实现从‘普惠金融事业的先行者’向‘普惠金融事业的推动者和引领者’的转变。”
“普惠金融”交出靓丽成绩单
李国华表示，“中国不缺银行，尤其不缺大银行，但是缺有特色的银行。”
从2007 年组建至今，邮储银行传承了百年前“人嫌细微，我宁繁琐;不争大利，但求稳妥”的16 字精神，始终坚持着服务“三农”、服务社区、服务中小企业的“普惠金融”发展理念。
邮储银行行长吕家进指出，邮储银行成立以来始终把发展普惠金融放在改革发展的首要位置，充分发挥覆盖城乡的网络优势、规模庞大的资金优势、扎根基层的队伍优势，深入研究发展普惠金融的有效途径。
其中，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的成果令人瞩目。截至2014年底，邮储银行涉农贷款余额5900多亿元，是2011年的4.4倍;小微企业贷款余额5500多亿元，比2011年增长了84.9%。累计发放小微企业贷款超过2.3万亿元，有效解决了1200万家小微企业的经营资金短缺困难。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邮储银行服务小微企业的公益项目，邮储银行自2010年起，连续五年举办“创富大赛”，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有别于此前四届大赛，2014年邮储银行创富大赛在往年设置“三农项目特别奖”的基础上，进一步向涉农产业和县域小微企业倾斜。在、农业部、广东省人民政府等单位的共同支持下，创富大赛全面升级为“邮储银行杯中国青年涉农产业创业创富大赛”，通过政策扶持、资金支持、导师辅导、基地孵化等方式，示范带动更多农村青年创业致富，为城乡中小微企业搭建起“资金支持、品牌传播、技术指导、商业模式交流”四位一体的综合助力平台。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邮储银行一直以来所坚持的战略――基于网点遍布全国的优势和在百姓心中的良好信誉，有针对性地细分出了适合自己特色的市场。
邮储银行发展普惠金融的成功实践，改变了业界和学界所一直提倡“大银行只适合做大业务，小银行更适合做小业务”的传统论断，在实现了自身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也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如今，作为全国网点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服务客户数量最多的商业银行，邮储银行拥有营业网点3.99万个，服务触角遍及城乡，服务客户超过4.5亿人;全行总资产接近6.3万亿元，居中国银行业第六位;收入由成立之初的420多亿元增长到2014年底的1700多亿元，增长了3倍多;资本回报率、利润增长率、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和经济利润率等关键指标均达到银行同业优秀或良好水平;评级机构对邮储银行的主体信用评级和债券信用评级均为3A。在英国《银行家》杂志公布的“2014年全球银行1000强排名”中，邮储银行按总资产位居第28位。
此外，邮储银行还多次荣获“最具社会责任银行”、“最佳普惠金融机构”、“最佳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银行”、“最值得百姓信赖的银行”、“年度最具责任感企业”等殊荣。李国华也凭借在“普惠金融”方面取得的卓越成绩，获评《银行家》杂志评选的“2014年度十大金融人物”称号。
银政联手 拓宽小微融资“新通道”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特别将“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列入我国当前发展中面临的主要困难和挑战，两会期间，李国华结合该行业务实践，提出了加强银政合作以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政策建议。
李国华指出，银政合作已被实践证明是金融服务“三农”及小微企业的一种有效方式。他认为，“引入政府增信机制，一方面，银行可以通过接入政府提供的企业历史大数据信息，了解企业历史信用情况，缓解银企间的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政府代偿亦使银行得以适当放松对小微企业和‘三农’抵质押物的硬性要求，从而提高小微企业融资的可获得性”。
据悉，通过深化银政合作，邮储银行2014年度小微企业贷款增速快于同业，利率低于同业，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宏观环境下，初步探索出了一条商业可持续的发展路径。“2015年度，邮储银行将结合国家政策导向，大力推动‘政府增信、组合担保’小微信贷模式。”吕家进向记者介绍。
近来，国家先后出台系列财税金融优惠政策，有力支持了小微企业健康发展。在国家财政部的组织和指导下，地方财政纷纷安排专项资金，设立小微风险补偿基金，建立多方风险共担机制，为商业银行加强服务小微企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抓手。“邮储银行多家分支机构均积极对接政府风险补偿基金或政银风险分摊机制，通过‘政府增信，组合担保’，着力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自2014年确立‘政银合作、服务小微’工作思路半年多来，邮储银行全行政银合作意向额度已突破110亿元，放款已超过20亿元。”邮储银行副行长邵智宝介绍。
在河北衡水，中标政府采购项目的王老板就是邮储银行“政府增信”小微信贷产品的受益者之一。“多亏了政府和银行的帮助，凭借良好的信用和200万元政府采购合同，我拿到了180万元的贷款，而且利率优惠。接下来我还有多笔合同呢，以后就不用为资金发愁了。我们每年都多次中标政府采购项目，但是由于资金限制，每年都要放弃几期政府的招投标项目。以后，有了邮储银行的资金支持，我就再也没有这样的难题了。”王老板由衷地说。
据悉，河北省每年的政府采购金额高达400亿元，80%以上的供应商均为小微企业。这些小微企业由于规模限制，没有足够的抵押物，难以获得银行的融资支持。邮储银行的政府采购贷款有效拓宽了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
除此以外，邮储银行还积极寻求银政的体系化合作，打造商业可持续的银政合作模式。2014年底，中央政府安排专项资金，圈定北京、山东、安徽、河南、福建、广东六省市，作为中央财政及地方财政风险分摊的“政银担”小微信贷模式的第一批试点单位。2014年12月21日，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列席省“政银担”新模式合作试点座谈会后，邮储银行全行迅速反应，仅用一周时间，即正式批复安徽省分行试单开办“政银担”业务，并在系统支撑、产品要素调整和担保公司准入上给予了专项支持。2015年1月8日，邮储银行安徽宣城分行为安徽宣城青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发放了全国首笔“政银担”小微企业贷款。截至目前，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邮储银行“政银担”业务已经在安徽11家地市分行成功铺开，业务结余已突破亿元。 邮储银行融资支持连云港港口码头建设 邮储银行创富大赛决赛颁奖现场
“邮储银行力求打造商业可持续的政银合作模式，通过严格客户准入、强化业务精细化管理、规范平台合作等手段，在大力推广政银合作业务，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困境的同时，确保政银合作业务不发生系统性风险。”邮储银行小企业金融部总经理刘存亮介绍说。
绿色金融 打开实体经济“新局面”
发展绿色经济是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涵。绿色金融，作为其发展繁荣的必要条件，需要金融机构的鼎力支持。
绿色金融作为邮储银行的长期发展战略，体现在公司业务发展的方方面面。据悉，在内部制度上，邮储银行专门制定了绿色信贷政策。明确要求加大对低碳经济、循环经济、节能环保产业的支持力度，信贷资源配置继续向低能耗、低资源消耗、低污染、低排放的行业和客户倾斜，加大支持对节能环保与资源综合利用等领域的力度。严格控制对“两高一剩”行业的信贷投入，对落后产能企业加快退出，严禁介入环保违法企业和项目。
截至2014年底，邮储银行绿色信贷余额达到548.8亿元，比年初增长150亿元，增长率37.6%，为新能源发电、垃圾处理、污染防治、城市轨道交通等多个项目提供了金融服务，为社会减少消耗标准煤277.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66.5万吨。
辽宁红沿河核电站工程是国家《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的重点项目，也是我国目前单机容量最大、技术最先进的核电项目。作为东北地区投资最大的能源投资项目和首家核电站，对优化东北电网电源结构，推动国家核电自主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2008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红沿河核电站与青藏铁路、三峡工程一起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一期工程已有两台机组并网运行，累计发电量达100亿千瓦时，相当于大连地区用电量的1/3。
为加大对国计民生领域企业的支持力度，邮储银行与红沿河核电公司开展合作，并专门设立“红沿河”服务部，为核电站提供了一体化金融服务。同时加大授信支持力度，对一期项目已提供20亿元信贷支持，二期项目将在未来7年内投放50亿元，占二期总融资金额的23%。辽宁红沿河核电站建成后，将每年节约原煤1600万吨，同时极大地减少二氧化硫等污染物的排放，在带来较高经济效益的同时，实现环保效应。
此外，交通运输行业的低碳化和环保化也是邮储银行重点支持的方向。
ETC（不停车收费系统） ，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路桥收费方式。全国高速公路ETC联网项目更是交通运输部为全面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和服务水平而实施的重点惠民工程，是促进交通运输节能减排、节约土地资源的重要举措，是实施公路网络化管理，推进“四个交通”建设的重要载体。截至2014年12月，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等在内的14个省市高速公路ETC实现联网。2015年底前，将基本实现全国所有省（区、市）高速公路ETC联网运行。
一、小额贷款的定义和区别
（一）定义
第一，国际定义：从国际流行观点定义，小额贷款指向低收入群体和微型企业提供的额度较小的持续信贷服务，其基本特征是额度较小、无担保、无抵押、服务于贫困人口。小额贷款可由正规金融机构及专门的小额贷款机构或组织提供。第二，国内定义：从我国国情定义，小额贷款是以个人或企业为核心的综合消费贷款，贷款的金额一般为1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办理过程一般需要做担保。小额贷款是微小贷款在技术和实际应用上的延伸。小额贷款在中国：主要是服务于三农、中小企业。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合理的将一些民间资金集中了起来，规范了民间借贷市场，同时也有效地解决了三农、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二）区别
制度主义小额信贷侧重于从金融创新角度分析小额信贷对农村金融体系的发育、发展和推动作用，强调小额信贷机构运行的可持续性。
福利主义小额信贷注重提供小额信贷来直接改善穷人的经济和社会福利。福利主义对小额信贷的定义可概括为：以农村为区域建立一种目标完全不同于传统银行为宗旨的金融制度，在特定的制度条件下，直接向目标群体（贫困人群）提供生产性经营贷款及综合技术服务的一种特殊信贷方式。
福利主义小额信贷是一种传统的模式，要求项目或者机构的贷款资金有效地直接借贷给穷人，而不是间接，只要求对穷人的正面的效益，并不一点。20世界六七十年代小额信贷国际发展主体是福利主义，但是20世纪80年代更强调制度主义，并逐渐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上述孟加拉格莱明乡村银行也在逐步转型为制度主义下的公益性模式。
二、普惠金融下的小额贷款的具体特点
第一，在服务对象上，小额贷款服务于特定群体。普惠金融是小额信贷与微型金融的延伸与发展，旨在将一个个零散的微型金融机构和服务有机整合成一个系统，将以小额信贷为核心的微型金融纳入正规金融体系与金融整体发展战略中去。目的是以小额信贷为中心的微型金融不再被边缘化。
第二，在贷款用途上，普惠金融下的小额贷款收到贷款群体的影响，用途也有所拓展。既可以用于借款人的生产领域，如农业生产、加工、运输、流通等，又可以用于必要的消费领域，如购置耐用消费品、建房或购房、治病、子女上学等。
第三，在贷款条件和流程上，相对于一般的信贷业务，由于面对的客户群体不同，贷款条件相对更宽松，手续相对更灵活。
第四，在信用放贷以及抵押担保替代上，普惠金融下的小额贷款更具难度。（1）无需担保的放贷：由于小额信贷的目标客户是中低收入阶层，一般不具有担保品，而且信贷资金需求规模小。（2）抵押担保替代：小额贷款原则上不需要抵押，但是通常采用灵活多样的抵押担保的替代形式。抵押替代最常用的形式是团体贷款制度，它可以形成一个有效的客户筛选机制。
第五，利率水平较高。市场化利率水平是保证小额贷款机构自身运行可持续性的重要条件。在惠普金融下，贷款人多为中低收入群体，对他们而言，能获得贷款的机会比享受低利率更加重要。由于缺乏贷款的抵押品，没有规范的财务报表，中低收入群体被排除在正规金融机构之外，很难有获得信贷服务的机会。同时，由于中低收入群体需要的大部分是短期资金，周转很快，实际承担的利率比收益率要低很多。因此，中低收入群体愿意也有能力承担较高利率水平。
三、我国目前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体系结构优化以及动力变换的深入调整的阶段中，各国各界对中国经济运行的状态做出了一直的评价，即“新常态”。我国社会经济的深入调整也对自身的金融服务深度与广泛度、可得性作出了更高水平的要求。最近几年来，抵押担保方式的缺乏以及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致使以往传统正规的金融服务很难与贫困人群以及微小企业等相互联系起来，虽然从大方向来说我国的金融业在总量上是不断实现着快速的扩展，但是实体经济与金融两者之间的渗透性却是在不断的弱化。这也产生了新的金融体制改革的要求，这个要求是我国如何有效的使金融资源引入小微企业或贫困人群，并且同时转化为自身发展能力的持续动力，是发现和培养新的增长点、以及加快转变微小企业发展模式的重要内容。
为了这一经济发展目标的顺利达成，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就成为我国金融服务有效转型的必然方向。虽然我们国家正式引入普惠金融的理念相较晚，但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历来重视积极推进金融改革与发展，注重发展民生金融，不断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发展普惠金融”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里面明确提出的，其中也重点强调了加强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性。普惠金融是在金融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新思路、新理念，这一理念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延伸至那些被正规金融体系排斥在外的人群和企业，让更多的微小企业和发展较为劣势的地区获得更好的金融服务。
四、当前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以武汉为例）
这里为了更好的思考解决国内发展普惠金融的现存问题，进一步去促进普惠金融普惠性的发展，从大众熟悉的金融机构银行的视角出发分析普惠金融的普惠性质，针对武汉市区小东门建材市场进行调查与总结。据调研数据显示，普惠金融在武汉市区的银行小额贷款中的应用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武汉市银行微贷的金融服务覆盖面不广泛
这里针对武汉小东门建材市场来分析相关的信贷服务，在武汉市小东门建材市场里面的微小企业以及零散个体工商户等，多数依然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额度，对于近期经济效益不好的微小企业更是难上加难。虽然国家对微小企业的发展是保持着大力支持的态度，但是分散到小东门建材市场这样的由很多微小企业零散组成的商业地区还是无法有效的去推动这一战略的实施，很多微小企业由于抵押品的缺乏，或者是没有正规的担保机构对其进行担保等原因，银行小额贷款仍然在程序上无法帮助这些微小企业完成贷款。
（二）武汉市银行微贷的金融资源在主体之间的分配不合理
金融资源在主体之间的分配不合理会导致银行金融资源使用率偏低。目前武汉市的银行把大额度的金融资金主要集中在大型企业，而类似于小东门建材市场，其对资金的需求通常比大型企业的需求更为迫切，这不仅仅阻碍了稀缺的金融资金有效的发挥其作用，还更加加深了微小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贷款的难度，致使这些商户的经济发展环境难以得到有效的改善。
（三）武汉市银行微贷的金融服务供给较为单一
没有及时的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去不断完善，难以去满足现在日益增长的多元化社会经济发展需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增长以及居民财富的不断累积，武汉市区市民的金融服务需求不再只是局限于传统的财富储蓄和信贷服务，面对多元化的小额贷款以及理财产品等新型银行金融服务的需求在不断的增加，这也方银行等金融机构必须迫切的去发展创新、以及提供相应的金融产品及服务，从而满足客户不同的服务需求。
（四）武汉市银行微贷的金融担保制度不健全
最近几年来，武汉市抵押担保方式的缺乏以及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导致以往传统正规的金融服务很难与贫困人群以及周边微小企业等等相互联系起来，虽然从大方向来说我国的金融业在总量上是实现着快速持续的扩展，但是实际中的实体经济与金融两者之间的渗透性却是在不断的弱化。针对微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担保制度也不够完善。
五、普惠金融应用于银行微贷的对策与建议
（一）加强普惠金融在武汉市的覆盖率
为了进一步推动武汉银行微贷中关于普惠金融的应用，银行应该提升武汉市基础金融在市区内以及周边地区的覆盖率。高额的金融成本以及金融网点覆盖率不够等问题也一直是制约了武汉微小企业以及周边偏远区域个体工商户金融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银行可以加强推行电子化的金融渠道，合理的利用互联网，让客户空间和时间方面都享受到最好的便利条件，这样不仅能够扩大服务范围和服务半径，还可以适当的减少机构运营成本。同时也充分的发挥好移动支付以及金融网点方面的便捷性优势，加大力度去丰富和完善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重点推进普惠金融在银行微贷中的理念建设。
（二）合理调动金融资金提升金融资金的利用率
武汉市区的银行应该大力发挥传统金融机构的普惠金融的作用，鼓励相关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下沉到各个区域的基层，并且规范小额贷款的程序，提高服务质量等。协调城乡共同发展的理念，对武汉周边偏远地区加大金融资源的扶持力度，改善其支付结算的整体环境，例如增加多台自助办卡等等自助类电子产品，尽量减轻柜台人员的压力同时也提升服务质量，从而有效的提升金融资源的利用率。
（三）加强普惠金融教育和风险提示
武汉市各银行应当加大对普惠金融理念的宣传力度，可以通过多元化的媒体如电视、报刊、网络等方式，广泛的普及从事相关职业人员对于普惠金融的基本知识的学习。特别是针对武汉周边贫困人群等自身文化水平不高的人，采用具有针对性的方式深入这些地区和人群中实地的进行相关知识的授课与讲解，保证普惠金融政策能够准确、完整的传达给群众，帮助他们掌握相关的基本知识。同时还要加强对惠及人群的风险提示等，正确去引导客户能够切实的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以及相关金融理财产品的特征去理性的去筛选和投资，在遇到经济案件的时候也能够及时的依靠法律知识保护自己的相关权益。
（四）积极完善武汉市的担保制度
在2015年2月11日下午，武汉担保协会召开了2014年度年会暨新春联谊座谈会。其中协会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及各会员单位负责人等共同参加了本次年会。省担保行业协会领导同志、市经信委中小企业处负责同志也应邀出席会议。
会议由协会副会长张家望主持。会长熊伟同志代表武汉信用担保协会作2014年度工作报告，报告首先总结回顾了2014年度协会的主要工作，并对2015年协会工作作了全面的安排部署。副会长王群峰同志汇报了2014年度协会财务收支情况。副会长王建新同志通报了2014年度武汉信用担保行业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表彰情况.随后，武汉东创担保公司邓正国副总经理和湖北力邦担保公司王P总经理就新常态下的担保公司发展作了经营交流。会上，省担保行业协会领导作了讲话，充分肯定了我市担保行业在全省担保行业发展中的作用，分析了经济新常态下担保行业面临的新挑战，指出今后国有控股、参股担保公司要做强做大，民营担保公司要加大联合重组和分流的力度。市经信委中小企业处负责同志在讲话中，希望协会继续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扎实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各担保机构要迎难而上，在为中小微企业服务中实现自身发展壮大，为促进全市经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确定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法律地位、运行规则和支撑体系，促进担保机构与银行共担风险，尝试建立风险补偿基金，分散和降低各方风险，确保担保机构与银行资金的安全，保障其收益。继续完善为中小企业量身定做的融资产品，依托政策优势，以中小企业服务平台为中心，坚持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的市场定位。
六、结束语
为了促进经济高速l展的目标能够顺利实现，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就成为我国金融服务有效转型的必然方向。本文为了更好的思考解决国内发展普惠金融的现存问题，进一步去促进普惠金融普惠性的发展，从大众熟悉的金融机构银行的视角出发分析普惠金融的普惠性质，针对武汉市区大小银行进行一定的数据调查与总结。希望在未来普惠金融的普惠性能在武汉银行等金融机构中得到更好的应用，完善基础金融服务体系，助力小微企业发展，以至于增进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有力的促进武汉金融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在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下助推经济发展方式方法转型，从而以武汉为点推动全省普惠金融工作进展，带动落实脱贫攻坚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参考文献
[1]董梦云.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探究[J].商场现代化.2016（25）.
[2]陆岷峰，吴建平.长尾理论指导下的“互联网+普惠金融”发展路径研究[J].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6（06）.
[3]雷贵优.经济新常态下推进普惠金融建设的实践及路径选择[J].金融理论与教学.2016（05）.
2005年，普惠金融首次在联合国国际小额信贷年被提出。按照有关学者定义，“普惠金融体系是指能够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普惠金融具有几个基本特征：一是所有用户和家庭都能够通过合理的价格获得各种金融服务；二是具备健全的金融机构和审慎监管机制；三是能够提供长期有效的金融服务；四是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之间形成良性竞争氛围。由此可见，普惠金融体系的核心思想是通过法律、制度和机构的合理创新，让所有人特别是贫困人口平等地享受低成本、现代化的金融服务。（一）“三农”是普惠金融的发展重点。金融排斥性是指大众特别是农民在金融体系中缺少分享金融服务的特征，致使弱势群体没有多样化的方式或者途径与金融机构产生联系，并且在享受金融服务或者体验金融产品时存在种种阻碍。普惠金融正是基于破解这种金融排斥性的需求，竭力搭建一个普罗大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金融体系。在我国，由于农村地区金融呈现交易频次低、农户习惯使用现金进行交易与结算的特点，加之金融机构设立网点的成本较高，基于投入产出比的考虑，商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金融机构不愿意在农村地区设立营业网点、提供金融服务，农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正规金融服务的排斥，日常生活中必要的金融需求难以得到满足。金融发展的“二元结构”特征明显，农村地区金融发展与城市地区金融发展相比呈现明显滞后趋势，由此可见，普惠金融的发展重点与关键在农村。何德旭（2008）利用金融排斥解释了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中供求失衡现象，认为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村金融需求有较强的排斥性。田霖（2009）应用金融排斥理论分析指出，城乡金融的长期割裂导致农村经济和金融发展状况与城市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刘士余（2013）指出我国农村地区存在程度各异的金融供给不足以及金融基础设施匮乏的问题。（二）健全的支付清算系统是普惠金融发展根基。金融拥有优化资源配置的枢纽作用，是现代经济的血液与核心，支持着实体经济的发展。其中支付清算在现代金融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支付清算体系是社会资金运动的“大动脉”，支付清算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决定社会资金运动的安全和效率，并进一步影响整体经济活动效率。研究表明，经济发展越快，社会经济活动及其参与者对支付清算体系运行质量要求愈高。其中，支付系统支撑各类支付工具的使用，为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行搭建高效、便捷的资金运行通道，是整个经济金融活动的核心基础设施。建立和完善支付服务体系可以有效维护金融业稳定运行，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加快社会资金周转，满足社会公众快速增长的金融需求，因此，完善的支付清算系统是普惠金融发展的基础。邱云武和黄照影（2008）研究了宏观经济与大额支付系统资金流量间的内在关系，得出支付系统资金流量与GDP关联密切、与经济金融运行正向相关的结论。华艳丽和刘凤梅（2008）在实例研究巴彦淖尔市推广现代化支付系统前后的经济发展状况后得出，支付系统的推广与应用对提升地区金融服务水平、改善经济增长状况起到了促进作用。李鹰和王祥峰（2010）通过实证研究得出支付清算资金量与GDP总量之间存在着线性相关关系的结论。（三）支付服务创新提升农村地区金融包容性水平。通过高效便捷的支付清算系统，非现金支付工具的应用更加普遍，可以有效降低资金交易成本，减少现金流通，提高支付服务的效率和质量。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支付工具、支付方式的不断创新，卡基支付、手机支付和网络支付等电子支付手段广泛运用，新型支付工具和支付方式更加普遍，日常缴费、基金、保险、公益事业等各方面都离不开电子支付的使用，其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和受众群体，降低了金融交易成本，促进了金融包容性水平的提升。Geach（2007）提出数字鸿沟（DigitalDivide）的概念，其与金融排斥相辅相成，通过比较英国的ATM服务与肯尼亚移动支付两者的费用差别，认为创新支付工具能够有效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Mas（2012）研究发现，大多数农村地区人员无法得到正规性金融服务的原因主要在于人们大多没有稳定、正式的工作，养成了传统的现金支付结算习惯，在日常生活中与传统的金融机构没有过多的联系，但若优化农村地区支付环境，则可以增进农村居民与传统金融机构的沟通与联系，弱化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影响，提升金融服务水平。焦瑾璞（2014）指出，移动支付的快速发展对金融工具创新和金融服务模式创新可能产生推动作用，从而破解农村地区金融服务难题。郭新明（2014）基于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普惠金融推广的实践案例，指出应当通过改善农村支付环境，构建更具包容性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使得普惠金融服务具有更强的可获得性和效益性，从而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二、国际上普惠金融发展的成功经验
近年来，国际社会普遍重视普惠金融，很多国际机构都开始推行普惠金融理念。其中，墨西哥和巴西通过改善支付服务体系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其成功做法值得借鉴。（一）墨西哥普惠金融发展的做法和经验。一是构建普惠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墨西哥于2011年签署《玛雅宣言》，承诺开展普惠金融，加快金融改革，完善金融法律法规，制定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规定，落实《玛雅宣言》设置的主要工作目标；完善监管法律法规，明确监管部门在推进普惠金融发展领域的主要职责。二是完善普惠金融顶层设计和工作机制。成立普惠金融国家委员会，委员会由财政与公共信贷部、银行与证券委员会等8个部门的代表组成；监管机构设立普惠金融部，专职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成立保护金融消费者全国委员会、国家金融扫盲委员会等。三是健全支付服务体系和服务渠道。打造多层级的商业性金融机构，除正规商业银行外，设立三类非银行的小型私营信贷机构，优化金融服务体系；通过立法允许金融机构通过第三方提供服务，银行业机构通过与便利店、加油站、销售点等零售业终端合作，在边远地区建立服务点，拓宽服务渠道。四是推动支付服务方式与产品的创新。推广账户分级制度，将银行账户分为4级，每级账户在开户证明材料要求、开户手续繁简、账户开立方式、支付结算手段、存取款限额、办理业务类型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此外，还着力提升弱势群体获得金融服务的持续能力。五是建立普惠金融统计分析与金融教育工作体系。建立专门的普惠金融统计体系，定期收集数据并年度报告；每三年开展一次面向全国居民的普惠金融需求调查，为政府决策和金融机构的商业模式提供重要的支持和指引；面向弱势群体定向推出“繁荣计划”，将金融教育与存贷款、福利发放与保险等列为同等重要的服务内容。（二）巴西普惠金融发展的做法和经验。一是强化国家战略设计。巴西2011年成立全国普惠金融委员会（PNIF），其工作目标主要是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惠金融服务，具体包括：提升普惠金融的可获得性；通过提升金融教育水平和信息透明度增强金融服务信息和消费者经济责任的可得性；提升金融适应消费者需求的能力。二是推广银行。银行是巴西中央银行针对缺乏银行分支机构服务的地区推广的一种补充性基础金融服务的方式。其规定，金融机构可与邮局、站、汽车经销商等机构签订相关协议，通过这类机构的实体网点补充提供基础性的金融服务，弥补落后地区金融服务空白的缺陷。实行银行制度应当在巴西中央银行获得授权，服务范围限于中央银行授权的范围内，主要包括开立储蓄账户、存取款、转账支付等。该模式符合当地政治经济发展的需求，目前已覆盖全国所有城镇，并且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秘鲁等拉美国家纷纷效仿。随着银行支付的推广，许多金融服务空白地区的居民能够顺利获得基础性金融服务。三是创新金融产品。2004年起，监管部门开始推行账户分级制度，简化银行账户；简化开户程序和开户条件，创新金融产品，鼓励弱势群体使用个人账户，推广银行账户的使用。四是普及金融教育。在全国推广“金融公民计划”，强化公民金融教育，普及开户、储蓄、贷款等方面的金融知识，提升其对金融风险的识别和防范；增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加强消费者和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促进二者之间的关系，为消费者特别是其中的低收入群体更加便捷地了解和使用金融产品畅通渠道。五是通报评估报告。该国央行与财政部、农业部等部门合作，设计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定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监测评估，摸底消费者需求；按年通报监测评估报告，并以此为基础创新金融产品，完善监管政策，优化金融体系。
三、普惠金融视角下央行支付服务“三农”的现状与问题
促进普惠制金融发展，可充分发挥金融配置资源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作用，支持“三农”发展和消除城乡差距，挖掘农村消费潜力，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和保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近年来，人民银行以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为重要抓手，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但当前央行支付服务“三农”还面临金融服务资源如何更好发挥作用、支付工具和产品如何更好得到持续有效广泛利用、金融排斥性如何得到有效解决等主要问题。（一）初步形成农村普惠金融法规体系，但法律环境仍不完善。近年来，面对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仍然很低的现状，我国制定了一系列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法规。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地提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发展普惠金融”的要求。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提出到2020年，我国要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和普惠金融体系。人民银行也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普惠金融政策措施，如推出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手机银行免费等优惠措施。但是，当前我国普惠金融法律环境仍然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一是法律层级较低。主要通过行政力量推动实施普惠金融相关政策，未制定专门针对农村地区普惠金融的法律规范，未建立农村普惠金融的总体框架和工作机制，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在各部门之间的统筹协调不足，政策连续性和一致性不足，资源整合效果不强，尚未形成各方协作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合力。二是部分法律不符合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需求。例如，目前助农取款服务点只能办理查询、小额取款、转账等业务，且每卡单日取款额度只有2000元，业务范围狭窄和取款额度已不能满足农村居民的实际需求。此外，金融管理部门尚未放开农村信用社发放信用卡的政策。金融管理部门对农村金融市场设置较为严格的考核程序和条件，未对农村地区金融机构业务采取差异化的监管政策。三是农村金融服务站的法律定位不明确。农村金融服务站点由相关金融机构按照人民银行的要求设立，农村群众可以通过服务站办理业务，但其不是银行的金融网点。在实践中，农村金融服务站的功能越来越广，农村金融服务站点与银行机构网点功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由于农户缺乏金融知识储备，容易造成误导；同时，由于各地服务站点名称和标准都不统一，更容易对农户造成误导。如果农户误将金融服务站点当作金融机构的营业网点，很容易造成法律风险。（二）普惠金融可得性全面提升，但不平衡问题突出。农村金融服务衡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即是覆盖水平，完善的金融供给是提供农村金融服务的基础条件，同时覆盖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三农”获得有效和优质金融服务的可能性。人民银行通过不断扩大基础金融覆盖率，完善农村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推动农村地区的金融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基础金融覆盖率显著提升，城乡的金融服务资源进一步趋向均衡。截至2016年末，全国农村地区银行网点数量12.67万个，每万人拥有的银行网点数量为1.39个，县均银行网点57.75个，乡均银行网点3.98个，村均银行网点0.23个；助农取款服务点共98.34万个，覆盖53.17万个村级行政区，村级行政区覆盖率超过了90%，村均拥有量为1.8个。但是经济落后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缺乏内生动力性，导致金融服务可得性呈现显著的不平衡。以四川省为例，作为全国扶贫开发攻坚任务最繁重的省份之一，2015年末全省农村贫困人口355.3万人，占全国的6.3%，“四大片区”36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60个国家确定的连片特困地区片区县（含30个重点县）面临贫困“面宽、量大、程度深”的状况较为严重，普惠金融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突出。一是金融基础设施因条件限制仍然未实现全覆盖。截至2016末，四川三州地区（凉山、甘孜、阿坝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还有71个乡镇和1599个行政村因不通电或无通讯信号，无法布放ATM、POS等机具，限制了支付服务空白乡镇的全面消除。二是银行网点布局不平衡问题突出。大多数网点集中于县城和部分经济发达的乡镇，而经济欠发达的乡镇一般仅有农村信用社或邮储银行的一个网点，甚至部分乡镇没有设立网点。如甘孜州乡镇以下金融机构覆盖率不足30%，平均一个金融网点要服务3个以上乡镇，部分乡村与银行网点相距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三是信用环境亟待改善。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四川尤其是藏区、彝区等，由于金融活动不丰富，信用信息数据缺乏、金融债权难以保全，导致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的信心不足。（三）农村支付环境得到显著改善，但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提升普惠金融水平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在成本可负担的前提下完善金融服务的基础设施，在欠发达地区推广金融服务，为社会低收入人群提供方便快捷、价格合理的金融服务。近年来，在人民银行的推动下，农村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金融服务显著改善。截至2016年末，农村地区已布放ATM机34.32万台、POS机676.96万台，每万人分别拥有ATM机3.77台、POS机74.32台。但是，改善农村支付服务环境是一项长期的持续性工作，农村支付服务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仍然存在较大的挑战。一是金融机构总体上投产出不平衡，经营模式的可持续性不足。现阶段，农村金融市场属于微利行业，不少金融机构的涉农业务都在贴钱经营。据四川调查显示，银行投放一台ATM的成本大约10万元，以目前四川农村地区2.1万台ATM机计算，各金融机构已累计投入超过21亿元。在金融服务空白乡镇较为集中的甘孜、阿坝、凉山三个少数民族地区，不仅覆盖条件较差，而且投入成本更高。助农取款服务点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收单机构办理助农取款服务初始需要一次性投入终端机具、验钞机、保险箱、服务点经办人员操作培训和开业营销等投入，在日常经营中，还要投入经办人员报酬、业务通讯、巡检维护、机具维修、打印纸和配件耗材更换等诸多费用，投入较多。而收单机构的收入主要来自于服务点商户绑定账户存款利差收益，服务点自身支付业务基本不收费，总体而言收入较少。二是部分商户积极性不高。目前，服务点商户助农取款服务需要付出较多人工操作、经营场地和备用现金等，备用现金不仅损失了存入银行的利息收益，还需要承担抢盗风险，服务点商户实际付出不少。而收单机构对服务点商户的报酬激励主要是采取按月固定数额、按单笔计酬方式。较多服务点商户反映报酬激励不足，业务办理积极性不高。个别服务点商户因收益不能弥补其付出而存在降低服务质量的问题。三是助农取款服务点管理难度加大。随着助农取款服务的快速发展，助农取款网络广泛覆盖乡村，收单机构的管理风控难度大，大量不活跃服务点的存在易引发风险。服务点维护成本较大，为保证助农取款服务点的正常运行，银行金融机构一般每月需对布放机具进行一次维护。但部分贫困地区地广人稀，群众居住分散，地形复杂，路况较差，对机具的巡检维护成本偏高，对实力普遍较弱、收入不高的贫困地区银行机构造成较大的成本压力。（四）新兴支付方式发展较为迅速，但普及率较低。在通信技术的推动下，网上银行、移动支付等新兴支付方式迅速发展，金融机构借助客户的网络终端、移动终端就能够为其提供各类金融服务，一方面减少了物理网点设立的成本，单笔业务平均成本骤降，另一方面，由用户自行完成业务操作节约了时间和人力成本，业务处理的边际成本大幅降低，从而总体上显著降低金融服务成本。近年来，人民银行通过加大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电子支付渠道的推广力度，支持和鼓励金融机构对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业务实行免收手续费的政策，让农村群众享受价格低廉、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截至2016年末，我国农村地区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开通数累计4.29亿户、3.73亿户，分别增长20.5%、35.14%，在此基础上，广大农村地区和偏远地区居民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得以大幅提升，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自身需要的金融服务。但是农村地区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的普及率仍然较低，大部分农村群众都没有开通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无法享受新型支付方式的便利和低成本。主要原因是：一是尚未完全解决安全问题。安全性问题是影响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推广使用的重要因素。很多用户由于缺乏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的安全操作意识，存在业务操作、账户盗用、密码控制、系统运行等安全风险，并且容易造成账户信息和身份信息泄露。《我国公众网络安全意识调查报告（2015）》显示，我国超83%的网民网上支付行为存在安全隐患，55%网民曾遭遇网络诈骗，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的仅占12.35%。二是网络和手机信号不佳的问题。目前绝大部分偏远农村地区都未开通网络宽带，并且部分地区存在手机信号不稳定等问题，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业务难以正常推广。三是宣传推广力度不够。农村地区的银行机构缺乏对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广泛宣传与持续引导，甚至部分基层银行人员都未掌握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的安全使用知识，制约了电子支付业务在农村地区的推广普及。（五）金融知识宣传逐渐强化，但针对性不强。观念和意识的落后是制约农村地区支付服务环境改善的又一关键因素。近年来，人民银行通过普及金融知识，提高现代支付意识，维护农村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组织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和金融机构依托“金融知识宣传月”“3•15金融消费者权益日”、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农村金融教育试点、农村金融教育“金惠工程”“扶贫日”系列活动等，开展贴近普通群众需求、符合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的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活动，提高普通消费者尤其是农村地区群众的金融知识水平和维权能力；积极探索多元化纠纷处理机制，试点成立金融消费争议评议协会或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建立专业的调解员和评议员队伍，通过调解和评议的方式处理金融消费纠纷，并积极协调司法部门构建“诉调对接”机制，及时化解金融纠纷，维护农村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农村普惠金融宣传培训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存在针对性不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宣传对象缺乏针对性。边远地区农村“空心化”倾向突出，大量的留守人员大多是老年人、妇女和儿童，文化程度较低，接受新知识的能力较弱，传统的宣传手段难以取得效果；一些偏远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受民族文化、消费习惯、传统理念、语言文字障碍等因素制约，非现金支付宣传难度更大。二是宣传形式缺乏针对性。金融机构针对农村地区开展的宣传活动还比较落后，没有形成全方面、统一的、立体的、面对面的宣传格局，农村居民不能全面深刻了解掌握相关知识。三是风险防范意识低。近年来，随着农村地区用卡环境的改善，电信诈骗、信用卡套现等支付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有向农村蔓延的趋势，贫困地区的群众在使用银行卡、手机支付等新型支付方式时的风险防范意识较低，在办理取现、资金查询、转账等业务时，由于自身文化素质局限容易采取密码过于简单或将自己银行卡密码告之服务点商或其他人员代其办理业务，存在一定的失泄密风险和资金风险，加之一些商户素质参差不齐，亦缺乏必要的现金保管风险防范意识。
一、渭南市普惠金融的测度方法和指标体系的建立
（一）指标选取、设定的原则。一是科学性原则。普惠金融应根据普惠金融的内涵和要素科学设定评价指标，并根据评价指标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程度设定相应分值。二是真实性原则。普惠金融指标数据来源要真实可靠，指标数据能够连续、及时、准确地采集。三是可操作性原则。评价指标的每一个项目均可从外部公开信息和内部非公开信息中获取，从而保持评价口径基本一致。四是及时调整原则。当现实经济金融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评价指标可根据需要及时调整和补充，实现对普惠金融发展情况实时、动态和持续性监测评估。
（二）指标的确定与数据采集。指标构成。借鉴G20金融包容指标体系，从“可获得性、使用情况和服务质量”三个维度来评价普惠金融发展情况，选取了31个指标，其中可获得性包括7个指标、使用情况包括16个指标、服务质量包括8个指标（见表1）。
指标权重的赋值。由于整个指标体系涉及指标众多，为了比较科学地确定各个指标权重的赋值，运用美国运筹学家T.L.Saaty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的层次分析（AHP法）进行建模计算，将指标体系分为四个层次，处于最上面的层次是普惠金融指标体系，用A表示;中间层是指标体系的衡量维度，包括可获得性、使用情况、服务质量三个指标，分别用B1、B2、B3表示。中间层有两层，根据层次分析法中“一般下一级子指标数量不应大于9”要求，使用情况再细分出支付结算情况、信贷情况和保险理财情况三个子指标，分别用B21、B22、B23表示。第四层是具体指标，共31项，分别用C1……C31表示。
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它能够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将复杂问题分解为多个组成因素，并将这些因素按支配关系进一步分解，按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排列起来，形成有序的递阶层次结构，然后通过两两比较的方式确定层次中诸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最后综合评估主体的判断确定诸因素相对重要性的总顺序，由此得到各指标的权重（见表2）。
3、综合指标计算。权重确定后，根据所得数据可以计算指标单项得分和总得分。从数据可得性和参照标准合理性考虑，本次测算以渭南市为参照值，根据指标对比得出的比值乘以相应指标权重，得出样本县指标得分，比值≥1得相应权重分（满分）。指标4、13、17、27为反向指标，指标值≤1时得相应权重分（满分），比值≥1时得分为比值的倒数乘以相应指标权重。具体总分用以下公式计算：G（总分）=∑（Mi/Ni）*Ei（i=1，2，3，……，40），M为样本县指标值，N为渭南市指标值，E为指标对应权重。
二、渭南大荔县普惠金融指标测算情况及结果分析
根据构建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计算2014年渭南大荔县普惠金融指标得分并进行加总。本文用于计算各指标实际值所用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单位包括该人民银行、银监局、统计局、财政局、人社局、银行机构、证券机构、保险机构等。（见表3）。
由各项指标统计结果来看，2014年度大荔县普惠金融指标得分70.4分，其中可获得性指标28.39分，使用情况指标33.17分，服务质量指标8.84分。具体特点为：
（一）物理网点布局较为齐全，其他金融服务基础设施有待完善。数据显示，大荔县“银行网点空白乡镇数量”为零，该指标为反向指标，指标值为零说明该县所辖乡镇至少有一个以上银行网点，同时助农取款点亦覆盖所有行政村，具备基本的金融服务能力。但从整体上来看，“每万人银行网点数量”、“每万人ATM数量”、“每万人pos数量”等指标与全市指标相比差距明显，影响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
（二）支付服务总体良好，网上银行等创新产品普及率相对较低。“银行个人结算账户开户率”指标值大于3，“银行卡人均持卡量”指标值接近2，“银行卡渗透率”指标值达到0.82，传统支付渠道比较通畅。但“个人网上银行人均开户数”指标值仅为0.51，说明大荔县网上银行等支付创新产品需要大力推广普及，以减少对银行网点及自助设备等传统支付载体的依存度，缩短农村支付时空距离。
（三）小微企业、“三农”信贷服务指标较好，但融资成本偏高。从贷款占比、户均贷款额、贷款获得率等指标来看，基本与该县小微企业、“三农”发展实际状况相匹配，信贷支持力度较大。但从“贷款利率上浮30%以内占比”指标值来看，小微企业为0.298，农户为0.023，说明该县小微企业、“三农”贷款利率普遍上浮30%以上，融资贵问题仍然存在。
（四）投资理财意识不强，农业保险力度大。“金融投资理财产品普及率”指标值仅为0.0227，说明该县投资理财氛围不浓，这也在一定程度反映当前适合农民投资理财的金融产品和渠道比较匮乏。据保险机构反映，该县吸取近年来各类自然灾害防范的经验教训，地方政府非常重视农业保险风险分散作用，财政扶持力度较大，“农业保险普及率”指标值高达0.824。
（五）各方重视农村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及环境建设，信用建设须扩面增量。“农村金融服务基础建设投入资金”、“地方政府对民生、三农贷款贴息资金”、“金融知识宣传及金融消费教育等费用”等指标值均优化全市平均水平，表明地方政府、金融机构等在农村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及环境建设方面投入力度较大。信用建设指标总体较好，如农户信用档案建档率达100%，但信用农户、信用村镇、信用企业评定等工作有待继续深化。
四、对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建设工作的几点建议
（一）逐步将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建设纳入金融统计标准化管理范畴。统一指标口径，细化指标说明，对普惠金融指标分项数据来源、科目归属等要素进行规范，实现标准化管理。在选取设定普惠金融指标时，判断标准应更多地考察该指标能否体现基础金融设施的普及程度（可得性）、地方金融发展的扶弱情况等（使用情况和服务质量）。
（二）加大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建设的顶层推动力度。人民银行总行尚未就自上而下推动金融机构开展普惠金融工作制定相应的政策制度，基层人民银行的推动效果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建议人民银行总行尽快选取设定普惠金融指标，研究建立工作采集机制等相关配套制度，确保指标数据和评价结果能够上下验证、客观准确，让这项工作更好地服务于推进普惠金融发展。
（三）增设区域性普惠金融个性化指标。我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经济形态存在差异，比如沿海和内陆、草原和山区等，金融业务更具特色、更有侧重。建议在统一的普惠金融指标评分体系基础上，增加特色普惠金融服务工作专项指标，给予适当的权重，以科学、全面评价当地金融发展状况，构建更加全面、丰富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
（四）积极应用普惠金融指标数据分析评价成果。要切实把分析评价成果用于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根据分析评价结果，人民银行要灵活有效地制定实施货币信贷政策、加强基础性金融服务平台与载体建设等，金融机构要明确金融服务重点、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地方政府要研究出台普惠金融发展具体扶持措施等。
参考文献
[1]焦瑾璞，陈瑾.建设中国普惠金融体系―提供全民享受现代金融服务的机会和途径[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2]李通禄，郑长德.普惠金融理论文献研究[J].武汉金融，2010，（8）：38-40。
[3]王颖，陆磊.普惠制金融体系与金融稳定[J].金融发展研究，2012，（1）：4-10。
[4]肖翔.金融包容的国际比较及其启示[J].江西社会科学，2013，（7）：56-59。
[5]肖翔，张韶华，赵大伟.金融包容指标体系的国际经验与启示[J].上海金融，2013，（8）：28-31。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Index System in County Regions： A Case of Dali County in Weinan City
PANG Xiaofei
“普惠金融”旨在合理分配经济资源，缩短贫富差距，持续发展经济。至2005年联合国在“国际小额信贷年”提出“普惠金融”概念以来，我国对普惠金融的发展越来越重视，2015 年，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让所有的市场主体都能分享金融服务的雨露甘霖。然而，少数民族地区金融供给不平衡、金融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仍然制约着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本文将重点从金融供需角度分析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普惠金融体系概述
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是联合国率先在2005年“国际小额信贷年”明确提出的，其基本含义为：能够全方位地、有效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尤其是为贫困、低收入人口和微小企业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小额信贷创始人・尤努斯曾提出：信贷权属于人权，即每个人都有权利获得金融服务。国内外学者也一直认为，发展普惠金融，可以促进金融服务和经济更快更公平地增长。
在亚太地区小额信贷论坛上焦瑾璞提出了“普惠制金融体系”的概念。普惠金融体系是微型金融体系和小额信贷体系的发展与延伸，该体系建立的理念是要让穷人和弱势群体平等地享有金融服务。在我国，所有为“三农”服务的金融机构所构成的金融体系即为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具体包括以下四类：村镇银行、国有银行、农信社和农村商业银行等银行类金融机构；保险、券商、金融租赁等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等新型的农村金融结构；P2P、互联网银行、股权众筹等互联网金融企业。
二、黔东南州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黔东南州是苗族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地处云贵高原向湘桂丘陵盆地过渡地带，总面积30337平方公里，辖有1市15个县，共有116个乡、90个镇、5个街道办事处、3550个行政村，总人口四百万。根据调研数据，笔者认为，黔东南州普惠金融发展缓慢主要因素是金融供给不均衡、金融有效需要求不足造成的。下文将从供需层面进行深人剖析。
1.供给层面分析
（1）农村金融体系单一、网点少。目前黔东南州主要有国有四大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农商行、农发行、村镇银行、贵阳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多家金融机构。但国有商业银行在农村几乎没有网点，农业银行的支农主力军地位已经消失，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仍然是农村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农业银行三足鼎立的局面，在农村乡镇没有新型农村机构，村镇银行、小额信贷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设立还仅仅局限于县城。在行政村仍无网点，完全无法满足农户的金融需求。具体网点个数、在册人员数量见表。
表 2014年黔东南州银行业机构、人员情况统计表（单位：家、人）
资料来源：黔东南州银监分局
（2）金融产品种类少、缺乏金融产品创新。目前黔东南州的农村金融机构现下金融服务有存、贷、转账、汇兑等业务，但缺乏针对农村地区诸如理财产品、保险等类型的金融产品；线上产品诸如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由于操作复杂加之农户普遍文化水平低，造成农户使用困难。另外，农村金融发展不够健全，农村可抵押财产极为有限，使多数农户被拒之门外。
2.需求层面分析
笔者认为，金融有效需求不足是阻碍普惠金融发展的又一重大因素。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传统观念等原因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具体原因如下：一是传统消费观念导致对现代金融排斥。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大多数农民普遍教育程度不高，传统的消费观念根深蒂固。他们更倾向于民间借贷，或者在物理网点办理金融业务，对手机银行、网上银行、互联网金融等新型金融服务陌生并且排斥。二是农村经济欠发达导致部分金融需求被弱化。以黔东南州为例，受自然条件影响，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农民很难找到好的投资项目，并且少有的农业经营主体较为分散， 现代化生产水平普遍不高，规模小，大大消减了多金融的需求。三是信息闭塞，金融知识普及率低。少数民族地区大多生活在边远山区，交通不便，加之金融机构网点少、金融知识宣传不到位，导致大部分农民缺乏金融知识，对金融服务和产品不了解，无法提出有效的金融需求。
由于农业的弱质性，农村金融需求具有服务主体多、需求额度较小、具有季节性等特点。对金融机构的调丝杉，大多数金融机构受逆向选择的影响，有忽视和弱化农民金融需求的倾向。
三、国外普惠金融发展成功的实践经验
国外普惠金融发展成功的实践经验较多，如孟加拉国的格莱珉银行、巴西的无网点银行、美国的社区银行、日本的农业协同组合银行等，本文主要借鉴孟加拉国的格莱珉银行的运作模式。
1976年，・尤努斯对某乡村对42名最穷的农户进行每人贷款27美元的小额信贷实验，随后建立了孟加拉国乡村银行-格莱珉银行。格莱珉银行运用“团结小组”、“中心会议”等运作模式，拥有650万客户，2226个分支机构，还款率高达98.89%，资产质量良好，成为世界上运作最成功的一家银行。格莱珉银行创建的理念是帮助有信用的穷人、弱势群体，鼓励他们通过借贷用于投资收益性项目，从而脱离贫困。格莱珉银行的成功运作模式证明，贫困农民对金融有需求，穷人有能力承担小额信贷的高利率、有良好的还款信誉。格莱珉银行成功因素可归纳为七个方面：一是建立贷款者主动还款的激励机制。给予有信用的贷款者以正向的激励，即给予他们更多的贷款机会和更大的贷款额度。二是小额、分期多次偿还、短期的高时间成本机制，保证目标对象不偏移。三是创造有利于接近客户和有利于信息对称的业务拓展机制。四是把“参与式”的思路定义为普惠金融业务的拓展支点，帮助客户寻找创收途径，提供技术信息。五是利率商业化，以满足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六是运用小组联保结合借贷信息公开的模式，大大降低借款者的违约风险。七是普惠金融的信用文化建设需要政府的介入参加，培养全社会良好的金融环境。
四、进一步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对策建议
借鉴国外普惠金融发展成功的实践经验，结合黔东南州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提出进一步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对策建议。
1.提升金融机构员工队伍的整体素质
加强对农村普惠金融机构员工的专业培训，制定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提升员工的业务知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从而提升业务质量，提高工作效率。把“参与式”的思路引入普惠金融发展中，工作人员提供技术信息，帮助客户寻找创收途径，把金融机构与贷款客户的关系提升到更深层次的、具有社会性的互助发展关系，如此，农民可以摆脱贫困，金融机构也将获得高额利润。
2.加大农村金融知识的宣传力度
开展现有普惠金融从业人员的提升计划和培训，各普惠金融体系工作人员应走进农村，了解农民的诉求，将金融知识普及到每个乡村、每个村民，把小额信贷的发放过程变成一个教育和培训的过程。由政府部门、监管部门、金融机构等与各院校共建教育实践平台，针对不同专题印制教育读本，开设示范课程，并纳入学生教育课程中，从根本上解放农民的传统思想，帮助他们寻找更多的投资项目，促进农民对金融的需求，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3.发展小组联保模式，放款抵押条件
近年来，我国逐步推进林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模式，但正规金融机构仍然会把无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排除在外。因此，可以运用小组联保的机制替代“抵押物”。小组联保是由贷款者自愿组成一个5人小组，小组成员要对本组内其他成员的违约行为承担违约责任，从而起到抵押物的作用，缓解抵押不足、贷款难之急。
4.统一信用体系的建设，完善金融服务法律法规
信用是金融的基石。普惠金融的信用文化建设需要政府参与，培养全社会良好的金融信用环境。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在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的基础上，设立社会信用评分系统，将日常行为整合纳入信用评分系统，利用大数据重塑社会信用基础，以节约金融机构对客户信用评价上浪费的资源，并减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同时，还需要完善金融服务的法律法规。一方面防止农民通过骗贷等非法手段获取信贷资金，另一方面防止金融机构对金融消费者进行欺诈、诱导，利用法律维护农村金融消费者的权益。
5.创新金融服务方式
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农民的需求不断增加，不再只满足于传统的存、贷、转款业务，对理财、保险、等业务的需要也在增长，因此，应加快业务开拓步伐，支持“三农”的零售银行定位，加大网点建设，发挥普惠金融深入农村的优势，增强在农村地区的存贷、汇兑和支付服务等功能，增强其对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投入。
参考文献：
[1]秦昌宁，倪瑛.普惠金融研究进展与展望[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66-76.
[2]周琳越.徽商银行县域地区普惠金融业务拓展研究[M].安徽大学，2015.
[3]龚霖丹，周敏舒，佳欠.发达地区基于互联网的普惠金融发展模式研究--以福建南平为例[J].金融监管研究，2015，（43）：36-49.?
一、普惠金融的概念及其体系构架
（一）普惠金融的概念
“inclusive financial”，即普惠金融（或者金融包容），这一理念是在联合国2005年的国际小额信贷年会上提出来的，其基本含义是：能够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尤其是贫困、低收入群，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在2006年亚太地区小额信贷论坛上，焦瑾璞②首次在我国正式提出了“普惠制金融体系”的概念，并认为，普惠制金融体系是能以商业可持续的方式，为包括弱势经济群体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其所需的一个完整的金融服务的体系。它是不简单的扶贫，而是对贫困人群的援助与商业可持续相结合。李扬③指出“发展普惠金融就是让老百姓享受更多金融服务，发展为草根阶层服务的金融，将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二）普惠金融体系构架
1.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金融市场内的所有客户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可以通过正规金融获得服务的客户；第二类是被正规金融排斥但是可以通过微型金融获得服务的客户；第三类是被正规金融排斥并且也被现阶段的微型金融排斥的客户。其中，后两类客户就是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主要是贫困群体、低收入者。
2.客户需求。主要需求有：中短期的、小额的贷款需求；普通的储蓄需求；小额的转账汇款及支付需求；农村种养殖业、人身保险需求等。
3.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主要是指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险机构，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以及农村合作基金会、行业协会等互组织。
4.普惠金融运行环境。一是硬件环境。即基础设施情况，指允许资金在金融机构之间流动，进而促进快速、准确和安全的支付和清算系统。二是软件环境。指国家金融系统为保持其完整性所依赖的一系列辅助，包括机构网络、员工素质、服务流程等；三是政策环境。国家对普惠金融的发展认识、政策措施，国家中央银行、财政部以及其他国家部门在普惠金融体系中的职能作用。
（三）金融普惠评价
评估一个国家金融的普惠程度，通常用金融普惠指标来衡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从2004年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开展金融可获得性调查（Financial Access Survey，FAS），从可获得性（Access）和使用情况（Usage）两个指标维度对世界各国金融可获得性进行评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使用者（通过对个人、家庭、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调查获取数据），二是金融服务提供者（通过对金融机构的调查或者金融监管者报告获取数据）。需求和供应两方数据相互补充，相互结合评估。
二、我国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现状
（一）我国农村普惠金融体系构架
金融农村农村金融最基本的矛盾是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的矛盾，我国现有农村金融体系难以向农户提供充足有效的金融服务。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出发点就是缓解这一矛盾。
1.农村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是“三农”，即服务需求方。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服务需要得到加强的最大的困难群体是农户，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户的基础金融服务不足，主要存在存取款难、汇款难、贷款难等问题。广义上讲，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主要服务对象就是“三农”。
2.农村普惠金融服务提供主体主要是指农村金融机构，即服务供给方。主要是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以及保险机构等涉农金融机构，从广义上讲，还包括通讯商、网络金融服务商、银联等等。
（二）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供需现状
1.农村金融服务网络覆盖范围窄。近年来，人民银行、银监部门以促进城乡基础金融服务均等化为核心，大力推动全国偏远地区金融机构空白乡镇金融全覆盖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农村金融服务网络覆盖范围大幅提升，但农村村镇金融服务网点还未实现全覆盖。
数据来源：2013年《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作者整理。
截至2012年末，县域物理网点数量11.3万个，乡镇布设ATM机、POS机等电子机具231.7万台，在40万个行政村设置了助农取款服务点，覆盖面④为58.82%，实现小额取现转账电话覆盖行政村30.4万个，覆盖面为44.7%，农村保险服务网点2.2万个，覆盖面为3.2%。从数据可看出，还有农村村镇没有金融服务网点，而且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
2.农村信贷还难以满足农民需求。截至2012年末，涉农贷款余额17.6万亿元，其中农户贷款3.6万亿元，有8524万农户获得信贷支持。尽管农民的贷款需求大，但获得银行正规借贷并不容易。《中国农村家庭金融发展报告2014》⑤显示，农村有正规贷款的家庭比例为14.1%，低于全国15.1%的平均水平，有借贷需求的家庭比例达到19.6%，可见农村正规信贷需求十分旺盛。低收入农业家庭有农业生产信贷需求的比例达到52%。农村家庭的正规信贷可得性约为27.6%，低于40.5%的全国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但农村有民间借款的家庭比例为43.8%，远高于全国34.7%的平均水平。我国农村家庭参与民间借贷市场的比例不仅高，而且民间借款占债务总额的比重也大。农村家庭债务总额中有64.6%都来自民间借款，远远高于全国32.0%的比例，农村借贷总额中有40%是民间有息贷款，利率约为36.6%。可见，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具备市场条件，具有较大的服务空间和盈利空间。
3.农村金融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随着人民银行支付结算体系建设推进，目前，全国约有3.8万个农村金融机构网点接入人民银行跨行支付系统，4万个农村地区银行营业网点开办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支农、惠农、便农的“支付绿色通道”，但是，目前还有大量的农村行政村无金融服务网点，西部贫困地区更加明显。
4.农村网上银行、移动支付等现代科技型银行服务还未普及。目前，农村金融市场上，家庭网购支付时选择最多的银行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就农村家庭而言，网购支付选择这三家银行的家庭累计占比超出80%。可见农村网银市场主要集中在国有大型银行，农村主要的金融服务机构，如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这方面发展还不足，农村地区金融市场健康活力还不够。
（三）普惠金融政策性支持情况
党中央历来重视“三农”，连续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与“三农”密切相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金融改革明确“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⑥国务院下发了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若干意见⑦，提出“优化县域金融机构网点布局。稳定大中型商业银行县域网点，增强网点服务功能。按照强化支农、总量控制原则，对农业发展银行分支机构布局进行调整，重点向中西部及经济落后地区倾斜。加快在农业大县、小微企业集中地区设立村镇银行，支持其在乡镇布设网点”。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⑧提出：“切实推动包容性金融发展，让金融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应该说，党中央十分重视农村普惠金融建设，其政策支持体系正在逐步完善，农村普惠金融正处于最佳发展机遇期，正是扬帆起航时。
（四）农村普惠金融评价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一套完成的金融普惠指标评估体系。我国的金融普惠指标评估体系可从三个维度：可获得性、使用情况、服务质量，去构建我国普惠金融指标。
三、制约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因素
我国现有农村金融体系还难以向农民提供充足有效的金融服务，尤其是除融资信贷业务外，其他如金融资产管理，信托，租赁、保鲜和典当等金融服务还几乎处于空白状态，贫困地区更为突出。
（一）农村金融基础设施不健全，服务面不够广，农民获取服务成本高
一是获得服务的成本高。主要表现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公司商业银行在片区机构不健全，县域级银行机构少，村镇几乎没有金融机构网点，现有的银行服务网点服务半径过大，西部一些县域金融机构一个网点平均服务面积几十平方公里，农民存取款一次要跑几十公里，来回车费需要几十元，成本高。二是贷款成本高。由于农村金融机构提供服务成本、风险等原因，以高利率来覆盖其风险，使得农民获取贷款的利率与城市比较普遍上浮幅度大，形成了一个最需要金融服务的弱势群体获得服务的成本最高的怪圈。
（二）金融功能配置不健全，缺位、错位等问题并存
一是政策性金融改革待进一步推进，农村信用社成为农主力军，承担了服务金融空白乡镇、贫困农户等大量政策性任务。但另一方面，在近几年一些农村信用社改制农村商业银行的情况来看，普遍改制后，脱农、去农趋势明显，普惠有弱化趋势。二是游离于法律法规规范和监管之外的农民资金合作社等组织大量出现，给农户代来一定的风险隐患不容忽视。三是邮政储蓄银行县域分支机构和大中型银行县支行存贷比总体较低，资金上存问题普遍存在，农村资金没有充分的运用到农村发展上。
（三）农村金融业态发展不协调，协同效应发挥不充分
目前，农村缺乏把富余资金转化为信贷投入的机制，农民缺乏抵御农业生产自然风险和农产品市场风险的能力。我国农业保险深度和广度有待提升，涉农信贷风险尤其是因重大自然灾害形成的巨额信贷损失缺乏分散渠道和补偿安排。农村征信体系不完善，覆盖面不足。担保体系建设滞后，缺乏专业化的资产评估、抵押登记和担保机构，银行押品处置渠道不畅。
（四）扶贫机制不完善，财政、金融、产业政策衔接不够
现阶段农村金融发展面临着地区差异、机构差异、业务差异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扶持政策体系。在扶贫开发中，财政、金融、产业政策衔接不够，没有形成合力，制约了金融的支持力度。国家出台的金融扶及相关政策宏观性的比较多，具体可操作性的东西太少，缺乏明确的融资总量、执行标准、考核要求、激励措施等具体政策。
（五）农村金融法规尚不健全
解决农村抵押担保难、遏制农村资金外流和加强农村金融消费者保护需要通过立法予以推进。与巨大融资需求相比，农村合格抵押物匮乏，作为农民最主要资产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设置问题尚存在法律障碍。县域存款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农村资金外流问题依然严重，无法通过市场和政策引导得到解决。农民享受金融服务的学习成本较高，金融风险防范能力较差，农村基础金融知识普及工作缺乏系统性安排。
四、推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思考
我国加快全面普惠金融发展的条件已经具备，向被传统金融体系忽视的群体提供金融服务是建成小康社会的必要条件。影子银行和民间借贷自2006年以来的爆发式增长折射出中国现有金融体系的不平衡和农村普惠金融巨大的发展空间。未来10年中央发展普惠金融的号召，能确保商业可行且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覆盖所有曾被忽视的群体，优质的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和广泛的无网点银行网络接入点提供了低成本服务广大农户的机会，同时，随着存款保险制、征信和支付系统等金融基础设施的建立健全，也将进一步推动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
（一）积极推进金融改革，完善普惠金融体系
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发展普惠金融是政府应有职责，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普惠金融是一个系统工程而非一个孤立的模块，需要明确普惠金融发展的目标和改革路线图，应由人民银行牵头制定普惠金融改革发展的方案，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消除制度障碍，构建“全覆盖、低成本、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建立普惠金融发展的监测分析体系。按照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把普惠金融相关指标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
（二）积极推进农村金融创新，增强金融服务“三农”的能力
在农村偏远地区积极探索和完善银行模式。积极推动助农取款点建设，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助农取款点银行功能，在农村推广移动支付和助农取款终端，加载其他金融服务，解决农村地区物理网点不足等问题，提升农户金融服务便利性。积极推动小额信贷。拓宽担保物渠道，在稳妥试点基础上，发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解决农户抵押物不足的问题。充分利用农村通讯基础设施建设成果，利用新技术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大力发展手机银行、网上银行，为农户提供方便快捷、安全高效、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三）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金融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农村普惠金融运行机制
要解决农村金融问题，需要放开金融市场，监管部门应适当的放松管制，提高容忍度，最大限度地利用已有的各种金融资源，让多种金融形式共同发展，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农村金融需求。允许各类资本进入农村金融业，大力发展贴近农村市场和县域微观经济主体服务的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建设，发挥其经营机制灵活、信息沟通便捷、管理扁平化和决策链条短等诸多优势，为农户和小微企业提供质优价廉的金融服务；
（四）完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创造条件
加强以支付清算系统和农村金融中介服务体系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降低农村金融机构经营成本，控制经营风险，扩宽盈利渠道；加快发展偏远山区通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通讯网络覆盖面，降低通讯成本。拓宽社会治安天网覆盖面，为银行、远程银行提供安全保障。
（五）健全政策扶持体系，促进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
普惠金融发展须有赖对应的法治体系的建立。营造一个让金融机构实现商业可持续的政策环境，是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前提。税收政策方面，对农户和小微型企业等贷款，给予税收优惠，优惠税率可因各地经济发展情况不同而有所差别。财政补贴政策方面，对处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农户和小微型企业贷款，给以一定比例的补贴。对设立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服务当地的地方金融机构，实施差别的监管政策，支持其稳健发展；实施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政策，给予再贷款支持。
（六）尽快建立我国农村普惠金融指标体系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有利于掌握农村金融普惠情况、有利于推动普惠金融工作的开展。参照IMF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可从三个维度：可获得性、使用情况、服务质量，去构建我国普惠金融指标。可获得性，其细项包括每万人银行网点数量、每万人ATM数量、每万人POS数量、银行网点空白乡镇数量、银行网点空白乡镇比例、助农取款点覆盖率、助农取款点交易率、银行卡联网通用率。使用情况，其细项包括银行个人结算账户开户率、银行卡人均持卡量、个人网上银行人均开户数、小微企业贷款笔均贷款额、小微企业贷款获得率、农户贷款笔均贷款额、农户贷款获取率、银行卡渗透率、商业保险普及率、农业保险普及率。服务质量，其细项包括个人信用档案建档率、业信用档案建档率、每万人金融服务投诉率。
（七）加强农民金融知识教育和消费权益保护
农民要较好地享受普惠金融服务，需要其具备应有的金融知识，更好地利用金融产品。因此，培育农村金融消费者是普惠金融的一项重要内容。人民银行应深入推动金惠工程，让金融知识进入学校、乡村。金融机构在为农户提供服务时，要充分发挥教育辅导作用，让农户更好管理自身资产，避免过度负债。同时，在农户在金融服务过程中遭受侵权时，可以通过金融消费保护机构得到及时保护。
注释
①周小川.“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推进包容性金融发展”.《求是》（2013年第3期）
②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局长。
③中国社科院副院长，2014年在《中国农村家庭金融发展报告2014》会上的讲话。
④数据来源：新华网2005年5月30日，全国约有68万个行政村为基数，所计算的覆盖率。
⑤2014年4月，由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与中国农业银行战略规划部联合。
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⑦（〔2014〕17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若干意见》
⑧周小川，“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推进包容性金融发展”，《求是》（2013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曹力水.《努力破解农村金融难题》，2012.7.
[2]孙涌.《我国普惠金融发展进程的研究》，2013.12.
[3]刘婷婷.《我国普惠性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路径探析》，2013.
一、普惠金融的发展在我国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性
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ce）这一概念由联合国于2005年提出，是指在成本可控的前提下，为需要金融服务的社会各阶层、各群体提供的金融服务，国际上通常称为包容性金融。目前，我国普惠金融实施的重点和难点都在于如何为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
当前形势下，拉动欠发达地区经济，改善弱势群体生活水平意义重大：一是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均衡发展，改善城乡二元结构，助推国家经济实力再上新台阶；二是通过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可以扩大内需，强化“三驾马车”中“消费”的动力，实现国家经济的良性发展；三是可以满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和达成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金融作为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实施普惠金融势在必行。
二、我国普惠金融主要指标处于较低水平
普惠金融这一构想虽然利在千秋，但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困难重重。从我国金融发展现状来看，优质且数量巨大的金融资源普遍集中在大型企业、城镇及富裕阶层，而小微企业、农民、低收入人群的金融需求很难得到满足。笔者查阅了世界银行金融包容专题调查数据，将我国现状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作了对比。
（一）正规金融机构账户渗透率低于发达国家
正规金融机构账户渗透率是指一国15周岁以上人群中，拥有正规金融机构账户的人数所占的比重，用以衡量正规金融服务的覆盖广度。世界平均水平为50.49%，“金砖国家”这一指标为48.23%。我国的渗透率为63.81%，相比OECD发达经济体（OECD发达经济体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奥地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丹麦、瑞典、芬兰、希腊、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等）的88.39%差距很大。
（二）信贷可得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信贷可得性是指私人部门信贷与GDP的比值。一国信贷总量不能代表金融的深化程度，信贷资源有可能大量被大型企业占据，为衡量资金需求者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数量和难易程度，我们引入信贷可得性指标。在这一指标中，OECD发达经济体为14%，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9.05%。我国的这一指标为7.26%，基本与金砖国家的7.65%持平，但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三）金融科技化程度
金融科技化程度是指一国居民运用ATM机、电脑、手机等科技设备接受金融服务的普及度。这一指标反映了一国居民享受金融服务的便捷程度。
1.自助柜员机（ATM机）使用情况
在OECD发达经济体，使用ATM机进行取款的成年人占成年人总数的72.53%，其它金砖国家的这一数据为57.5%，而在我国，这一指标仅为33.41%。大多数成年人倾向于银行柜台办理储蓄业务。
2.手机支付情况
世界各国这一指标均较低，世界平均水平仅为1.99%，“金砖国家”为2.41%，但中国的手机支付普及程度更低，农村地区手机支付使用率仅有0.48%。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银行网点极少，物理金融服务无法覆盖的偏远农村地区，使用手机支付是提高普惠金融程度的有效工具，我国农村受教育程度较低、消费水平较低以及固有生活习惯等影响，无法普及手机支付，这对普惠金融的发展十分不利。
三、普惠金融在我国发展的现实困境
由于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且其提供的金融服务相对于券商、保险公司而言更加基础、贴近大众，所以本文的分析以商业银行的服务视角出发。
商业银行在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人群中_展金融服务，最大的难题在于企业利润最大化和弱势群体信贷的高风险、低收益之间的矛盾，导致商业银行的金融扶贫行为无法可持续化。普惠金融在现实中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贷资源向发达地区倾斜
由于信贷规模有限，而资金在发达地区的盈利水平高于欠发达地区。商业银行倾向于将信贷资源向发达地区倾斜。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2016年上半年，北京、上海等31个省、市、自治区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92737亿元人民币，其中融资规模增量上万亿的行政区域有两个，分别是江苏省（11934亿元）和广东省（11706亿元）。5000亿元以上的行政区域除了上述两个省而外，还有北京市（6991亿元）、山东省（5971亿元）、上海市（5674亿元）。而上述5个行政区域2016年的生产总值也十分可观，广东、江苏、山东为上半年仅有的三个生产总值突破3万亿的行政区域，其它省、市、自治区只有浙江省突破2万亿；北京（11413.83亿元）、上海（12956.99亿元）两个直辖市与辽宁、湖南、湖北等几个较发达省份相当。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最少的省、市、自治区为宁夏（271亿元）、青海（343亿元）、（372亿元）、海南（530亿元）、黑龙江（632亿元）。其对应的生产总值为宁夏（1203.72亿元）、青海（1068.98亿元）、（471.96亿元）、海南（2008.95亿元）、黑龙江（5630.29亿元）。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一个地区的信贷投放量与该地区经济发达程度高度相关，经济发达的行政区域得到的信贷资源更加丰富。
（二）信贷资源向城镇倾斜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物理网点多设在城镇，以笔者所在的G市为例，G市为我国西部省会城市，发达程度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名靠后，常住人口460余万。截至2016年年底，工商银行等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在G市设有省分行、市分行及支行、储蓄网点若干。拥有1家外资银行及7家股份制银行的省级分行及若干支行、社区支行。有2家城市商业银行在G市设立分行。有2家本土法人城市商业银行总部设在G市，其在G市设立的支行星罗棋布。G市所在省的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总部、农村商业银行总部也设在G市。笔者曾在G市下辖的X县工作，该县常住人口26万，仅有工商银行支行一家、农业银行支行一家、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一家和两家本土城市商业银行的支行各一家。笔者曾参与调研的L乡，仅有一家农村信用社，且就笔者走访过的其他乡镇而言，银行业金融机构仅有一家农村信用社的现象非常多见。甚至有部分乡镇没有任何一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物理网点，仅有1～2台ATM机。
此外，从科技设备的设置情况来看，G市几乎所有商业银行的支行均配有ATM机，在机场、火车站、主要商圈、居民住宅区还设有数量众多的离行式ATM机，几乎所有商场和大部分小商户均持有POS机，随着科技的进步，支付宝、微信等新型移动支付方式在商户中越来越普及。X县所有银行网点均设有ATM机，但县城内没有离行式ATM机，较大型的商户持有POS机，新兴移动支付方式几乎不可用。而L乡没有ATM机和POS机，所有储蓄业务必须在银行柜台办理，所有交易均使用现金。
产生这类问题的原因在于：一是基层行政区域内人口较少，银行设置物理网点的成本与收益不匹配，银行没有设置物理网点的动力；二是基层行政区域内居民交易不频繁，新型支付手段高效、便捷的优点不被重视；三是基层行政区域内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生活方式相对原始，接受自动化机器服务的能力较差。
（三）信贷资源向大企业和高收入人群倾斜
相对于小企业而言，中大型企业拥有更多的固定资产、更良好的无形资产以及更强的持续盈利能力。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时更倾向于选择中大型企业。另一方面，中大型企业是众多商业银行争相维护的优质客户，其拥有的金融资源丰富，议价能力强，在很多情况下，商业银行为控制风险，宁愿以较低的利率水平为中大型企业发放贷款，而不愿以较高利率与小企业合作。极端情况下，甚至有大型企业现金流过，根本无融资需求，但银行依然趋之若鹜。Du et al.在2009年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资源配置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国有企业占据了大部分金融资源，非国有企业仅获得了不到20% 的贷款。刘小玄、周晓艳在2011年对中国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 2001～2007 年期间融资状况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对企业发放贷款的依据主要是企业的销售收入和固定资产规模，中国民营企业支付的实际融资费率为5.4%，利润率达到7.8%；国有企业支付的实际融资费率为1.6%，利润率仅为1.3%。
对于个人而言，显而易见，高收入人群拥有更多的固定资产、有价证券和更可观的现金流，其在申请银行贷款时可提供丰富的抵押物或质押标的，当然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其在申请银行信用卡时因良好的个人资产条件，以及较高的存款和年金承受能力，较之低收入人群更容易获得高额度的信用卡。
（四）银行向弱势群体贷款风险高
小企业退出市场率高。据最新调查显示，中关村平均每天有7家企业诞生，同时有3家企业面临破产。笔者所在的G市2013年新批企业2477家，同年注销企业982家，2014年新批企业2248家，注销1294家，这一数据中，小企业占比很大，且并不包含已经无法继续经营，但迟迟不到工商部门办理注销手续的“僵尸”企业。过高的退出市场率催生了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据悉，G市的商业银行近年来不良贷款的产生几乎都源于小企业业务。
助学贷款坏账率居高不下。1999年到2015年，国家累计发放助学贷款超过1600亿元，惠及1100多万名贫困学生，但助学贷款逾期现象十分普遍。据悉，工商银行铜陵支行向当地某高校发放助学贷款369笔，金额共计145万元，这些贷款于2005年陆续到期，但到2015年为止，尚有近1/7的学生没有还款。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复杂，主要是大学生毕业后就业环境不理想，部分学生无力还贷；部分大学生缺乏相关常识，对个人征信记录不重视；助学贷款低利润、无担保、无抵押，由商业银行承担助学贷款业务与商业银行追求风险可控、盈利最大化的目标背离。
我农业科技化程度不够高，抵御气候等不可抗力风险的能力较弱，导致三农贷款风险高。以笔者熟知的X县为例，为推动奶牛养殖业的发展，县政府作担保，信用社贷款给农户，购买奶牛。后因突发传染性疾病，奶牛大批量病死，农户无法偿还贷款，县政府也无法承担担保义务，最终造成该项支农贷款大面积逾期。
四、解决普惠金融推广难的对策
在笔者看来，要解决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难以融入现代金融体系的问题不是朝夕之功，也不是简单的加大资金投放力度就能一劳永逸的。我们不仅要“输血”更要“造血”，要培育良好的区域经济生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普惠金融推广难的困境。
（一）加大对欠发达地区教育的投入力度
教育对地方的影响是缓慢而巨大的，针对本文所阐述的论点，教育的作用有以下几点。
1.受教育程度影响支付结算方式
笔者通过网络和线下渠道随机发放了100份调查问卷，内容为受教育程度和生活方式的联系。调查结果显示，通过网络填写调查问卷的受访者文化程度均在高中以上，而线下渠道接触的受访者文化程度从小学到研究生不一而具。此外，文化程度在大学本科以上，年龄35周岁以下的受访者日常生活中结算手段多样，其中网银、手机银行、信用卡和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工具更受他们的青睐；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下，年龄大于35周岁的受访者结算方式单一，一般都是通过现金和借记卡结算。这也与我们的经验相一致。
由此可得出结论：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有能力运用网络丰富生活，更倾向于使用多元化的结算方式，更容易接受自助机具的服务。那么一定区域内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会使得ATM机、POS机等自助机具的铺设更加有效，提高地区受教育程度可以有效减轻该地区民众对银行物理网点的依赖程度，可降低普惠金融的成本。
2.受教育程度影响违约率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通常会获得更加稳定的薪资收入。马宇在《我国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违约风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一文中通过Logistic模型对影响违约率的几个因素作了实证分析，其数据来源为山东省烟台市和安徽省亳州市多家商业银行的实地调研，样本容量为637组。分析得出：借款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工作行业垄断性和稳定性越强，违约概率越低。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提高地区受教育程度可以有效降低银行遭遇信贷违约的概率，为普惠金融的实施增强了安全性。
3.受教育程度影响地区经济
教育提高人们改变世界的能力。长期来看，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与一个地区经济发达程度呈高度正相关。一个地区经济的增长除了依靠物质资本外，更重要的是其所拥有的高知识水平和高度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存量。经济社会的发展将更多地依赖于劳动者的素质。
经济和金融牢不可分，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经济发达地区掌握的金融资源更加丰富。所以，提高地区整体受教育程度是实现普惠金融的治本之法。
4.要创造出金融支援教育的新模式
实践证明助学贷款的老路是走不通的，从商业银行的角度分析，其最大的弊端在于无担保、无抵押、低利润，致使风险和收益不匹配。因此，商业银行可以考虑与学校合作，为有需求的学校提供融资，以满足其改善教学环境，增强师资力量的资金需求。而学校可以固定资产作为抵押，以未来收益作为偿债能力的保证。
（二）打造良好的地区经济生态
加快经济发展，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无疑是发展普惠金融的最重要途径。由于各地区地理、历史环境不同，资源禀赋不同，所以发展模式各不相同，但农业产品单一、机械化程度不高、重原材料生产轻精细化加工是我国农村经济的通病，这就造成了三个问题：一是依靠消耗自然资源生产工业、农业的初级产品，如开采原矿、种植初级农产品等，使资源过度开发，自然环境不断恶化；二是初级产品的生产带来的利润微薄，人均收入低，缺乏深加工技术和实力使地区经济发展陷入“资源诅咒陷阱”；三是因生产方式单一，受气候等因素影响较大，缺乏分散风险的能力，使得地区经济脆弱，金融机构望而却步。
商业银行现有一种新兴的融资方式――供应链金融，即围绕核心企业，管理上下游中小企业的资金流和物流，并把单个企业的不可控风险转变为供应链企业整体的可控风险，通过立体获取各类信息，将风险控制在最低的金融服务。虽然当前供应链金融业务量不大，但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普惠金融的思路，即为地方主要产业注资的同时，兼顾上下游企业，由此前扶持单个企业的模式转变为扶持地方整个产业链的发展。
经济和金融息息相关，良好的经济生态圈是经济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提高地区经济抵御各类风险的能力的重要途径。不难推出，打造良好的地区经济生态对吸引信贷资源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是实施普惠金融的有效手段。
（三）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和中小城镇人居环境
由上文分析可知，农村和中小城镇铺设自助服务机具较少的原因是人口相对少，当地居民受教育程度低导致操作自助机具的意识和能力较弱。实现城乡人口自由流动，均衡城乡人口密度，银行将更有动力在农村和中小城镇铺设自助服务机具；提升农村和中小城镇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将有利于自助服务机具更好地发挥服务作用。
根据国土资源部统计数据，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全国城镇土地总面积13.1万平方千米，城镇人口7.3亿人。农村土地面积946.9万平方千米，农村人口6.5亿人。城镇人口密度将近为农村人口密度的100倍。我们可以直观感受到人均密度大于我国（144人/km2）的西欧发达国家，如英国（249人/km2）、德国（234人/km2）的城市拥挤程度不如我国，究其原因是他们的人口没有集中在某几个大城市。以德国为例，2013年底，仅有4个人口数量大于100万人的城市――柏林（340万）、汉堡（180万）、慕尼黑（135万）、科隆（102万），而同年北京市常住人口2115万，上海市常住人口2415万，广州市常住人口1293万（见附图1）。德国的其它人口广泛散布于各个中小城市（见附图2），每个城市都有自己完整的市政系统，良好的基础设施，丰富的文体资源。德国的高速公路网、城际铁路网十分完善，使得城市与城市间的沟通变得快捷而高效。所以，即使生活在小城，也感受不到丝毫的不便。
做好农村和中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人居环境是实现人口向欠发达地区迁移，促进人口均衡分布的有效方法。而增加欠发达地区人口密度，提高欠发达地区平均受教育程度对实行普惠金融有着十分关键的促进作用。原有的弱势群体在与迁移而来的较高素质人口的融合中，也会不断增强金融意识。为落实普惠金融战略，商业银行可加大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放贷款的力度，加快欠发达地区的城镇化速度。但政府必须科学规划，防止造成重复建设、产能过剩。
五、结论
普惠金融是一项意义深远、势在必行的发展战略，它是我们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与OECD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的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并且具有广阔前景，集中体现在正规金融机构账户渗透率低、信贷可得性低、金融科技化程度低这三方面。但普惠金融的推广在现实中困难重重，以银行业为例，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倾向于将信贷资源向发达地区倾斜、向城镇倾斜、向高收入人群倾斜，并且金融扶贫过程中商业银行自身也承受着较大的信贷风险，扶贫工作不可持续。基于以上困境，笔者认为，在保障商业银行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应从以下三方向着手实施普惠金融战略：一是与欠发达地区的学校开展广泛合作，改善教育环境，为普惠金融培育发展土壤；二是设计新型的金融模式，助力打造适合欠发达地区发展的产业链，塑造良好经济生态，促进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三是支持农村和中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在大城市生活的人口逐渐向农村和中小城镇迁移，以提高欠发达地区人口密度和平均受教育程度，为普惠金融创造优越条件。
参考文献：
[1]姜丽明，邢桂君，朱秀杰，李玉翠.普惠金融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借鉴[J].国际金融，2014（03）.
[2]李涛，徐翔，孙硕.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J].金融研究，2016（04）.
[3]田树喜，白钦先.金融约束、金融A斜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金融资源配置的经验研究[J].上海金融，2012（12）.
[4]郭田勇，丁潇.普惠金融的国际比较研究――基于银行服务的视角[J].环球金融，2015（02）.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5-0091-01
随着我国农村改革特别是产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原有的农村传统金融体系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渐形成，并伴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越来越倾向于规模以上客户群，忽略了那些有着潜力的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小型农产品加工厂等弱势群体，而这些群体要想融资，必须通过民间高额借贷或私人之间有偿信誉借款等非正规金融途径获得他们需要的发展资金。如何使农村普惠金融在全国开花结果，让弱势群体获得普惠金融的便利。笔者在大量调查基础上，对我国现有的农村金融体系进行了反思，提出“十三五”时期我国大力发展农村普惠金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十三五时期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的机遇
1.普惠金融已成为世界金融服务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自2005年联合国正式提出“普惠金融”概念以来，20多个国家先后制定并启动了国家普惠金融战略规划。世界各国在普惠金融践行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如：美国富国银行细分小微企业市场，运用零售化管理、交叉销售手段。我国邮储银行开发特定的普惠金融贷款，为“两小”业务提供资金支持。很多农村商业银行打破“抵押物”贷款，交叉检验客户贷款资格，培养个体工商户和小企业客户。可见，普惠金融逐渐从一种理念上升为被广泛认同的金融发展战略，发展普惠金融已成为全球的共识。
2.政策叠加的机遇
我国实行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实施城乡统筹发展的方针，积累和释放了农村发展的各项需求，也为金融行业拓展农村市场这片广阔的天地带来了有利契机。国务院《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国发〔2015〕74号），将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等特殊群体纳入国家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要求立足机会平等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山东、安徽、海南等省市先后相继制定了普惠金融实施意见及实施细则，如安徽省《推动普惠金融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县域金融市场竞争饱和度相对不高，特别是广大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空间和潜力巨大。目前理论界积极性探索，从国家治理到监管层面、从多因子分析到模型构建、各地经验总结到社会各界呼吁，金融机构自身倡导到地方政府鼓励发展普惠金融，等等，不同层面、不同视角多维度进行论述，其最终目的打通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这为我国商业银行、村镇银行、民营银行等金融机构，精心打造服务三农“普惠金融”产品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支持。
3.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市场需求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层面看，广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民营商业银行、各类农业保险公司等持续深入推进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在广大农村市场进行精耕细作，做大做强农村普惠金融市场，这是顺应国家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的需要。就目前而言，我国农村地区还有大量的金融需求尚未得到满足，农民群众特别是西部贫困山区对金融服务的获得感不强，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农村宅基地产权抵押贷款、林权抵押贷款等新型产权制度改革还存在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红线，在需求和供给之间还存在很大差距。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国家鼓励各类群体创新创业，然而，资金则是其短板，如何建立健全“高质量、高效率、综合化”的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普惠金融服务需求，成为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发展亟为迫切的现实课题。
二、“十三五”时期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的挑战
1.经济整体下行的压力与农村金融市场盈利能力弱并存
前，国际经济形势愈加错综复杂，我国 “三去一降一补” 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非常艰巨，这些最终都会反映到银行的经营上，给银行的资产质量、业务和盈利增长带来巨大挑战。一是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蓬勃发展，利率市场化步伐的加快，银行业之间同质化竞争日益加剧。二是金融机构之间缺乏信息共享机制，存在严重的信息孤岛问题。呈现出一些区域竞争过于激烈，一些区域服务真空的现象。三是思想认识不够统一。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建设涉及新产品开发、市场和客户拓展、渠道建设、经营管理模式、金融混合经营法规、互联网金融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需要对相关利益群体、稀缺资源等进行优化调整和配套服务。但由于农村普惠金融市场刚刚起步，成本高、风险大，盈利能力弱，甚至长期处于亏损。商业银行是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发展模式，如何由传统经营模式向委托经营或合作经营等多种模式转变，怎样推出适应农村市场和农民需求的金融产品，国有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是否涉足农村市场，去冒险经营农村市场投入大、效率低得局面，甚至冒着长期亏损的风险经营农村市场，等等。目前各大商业银行领导层仍有人对加快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市场的深远战略意义认识不足。如何针对经济下行期、调整期、转型期的特定状况来建立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模式，有待不断的探索和研究。
2.金融机构之间各自为阵，同行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近年来银行业外部经营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我国社会征信体系与法律建设相对滞后，特别是农村地区征信系统覆盖人群窄，金融监管相对薄弱，信用环境有待改良。银行业传统的业务和盈利模式在农村征信体系不完善背景下已难以为继，迫切需要推进金融产品结构性改革创新，加快农村普惠金融服务模式、服务理念转型升级。二是金融渠道布局缺乏顶层设计。国务院出台《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为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指明了方向，但对农村普惠金融渠道建设缺乏全国统一的发展规划和顶层设计。中国邮储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地方农商行、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县域区域渠道建设上各自为战，经济发达乡镇过多，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网点布局空白等现象均有存在。由于农村经济规模偏小、经济主体分散、风险控制难度较大，各金融机构为争得市场份额，恶性竞争时有发生。三是民间借贷市场活跃。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手头出现了大量的闲散资金，而“三农”小微企业融资难一直未能有效解决，“供求”市场由此产生，为民间借贷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虽然我国加强了民间借贷市场监管，但由于民间借贷手续简便、机动灵活，在广大农村熟人社会有较大市场，渗透和竞争能力很强，对我国传统金融机构形成强大冲击。
3.农村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市场需求、人才结构等方面薄弱一是相对偏远的农村通设备功能弱、稳定性差、故障率较高，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村普惠金融业务开展
调研发现：有的山区农村网络运营商的信号不稳定，手机客户端网上银行终端信号差，业务办理经常失败；有的地区村金融服务室监控设备运行不正常，防盗、失窃控制能力弱。如何解决普惠金融机构盈利能力弱、可持续发展缺保障、设备损坏维修难等现实大量问题。二是农村金融服务人员本土化问题有待破解。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人员本土化有利于普惠金融业务迅速开展。调研中发现：一些新设的普惠金融机构网点比较远，新入行人员大多是年轻人或外来人，他们对本地情况不熟，开展业务、营销宣传难以为继，而且吃住不方便；有些县域村金融服务室工作人员对客户营销、宣传、信息采集等方面存在畏难情绪，工作方法缺乏创新、经验欠缺，造成绩效和薪酬水平总体偏低；有的地方偏远，女孩子生活不方便、居住不安全问题时有发生；在工作压力大，条件艰苦的情况下，一些员工见不到收益，千方百计想调走；有的地方村金融服务室监管监控不到位，对员工管理难度的进一步加大；等等，如何改善农村普惠金融服务条件亟待思考。三是我国传统商业银行在农村普惠金融内部人才培训及业务流程再造、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明显存在不足，难以有效管控市场风险，更难以适应农村金融市场发展需求。四是对“三农”和城乡结合部的社区、小微企业、创业人群等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群体关注不够。农村普惠金融实质上是打通惠农最后一公里，实现对城乡最普通居民都能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但是，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大量农村年轻人赴城打工，有条件的在城镇买房定居，即使买不起房子，不少农民工成为候鸟，过年过节或季节性返乡，农村只剩下老头、老太、小孩在家留守。实际已经空心化了。如何结合农村普惠金融市场特征设计相应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有效控制成本，合理防范风险，树立品牌形象，已成为农村普惠金融亟待解决的实现难题。
参考文献
[1]杜晓勇.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思路和对策[J].金融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3期，10-14
[2]张忠宇.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21-23.
[3]李媛媛.我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发展问题探究[J].金融时代.2017年第6期，11-13.
[4]赵茂，杨洋，王见，张雅欣.中国农村推行普惠金融的几点思考[J]. 红河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22-24.
二、城市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的必要性
1.政策红利引导金融资源向普惠金融倾斜
我国政府十分注重普惠金融发展，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让所有市场主体都能分享金融服务的雨露甘霖"；2016年1月，国务院推出《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同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普惠金融”。2017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抓好金融体制改革，鼓励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城市商业银行也必须借助政策红利，调整思路，积极推动普惠金融业务发展，以业务发展促进战略转型，实现银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2.利润空间持续收窄，不良贷款率上升，要求商业银行必须及时转型
在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调整、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营改增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银行净利润增速持续放缓，不良贷款率小幅上升。
选取中国工商银行等5家上市银行为例：根据2016年年报数据，其净利息收入较2015年有所下降，净利润整体保持个位数的低增长态势。2016年，中国工商银行净利息收入为4718.46亿元，比上年减少360.21亿元，下降7.1%。中国银行实现利息净收入3060.48亿元，同比减少226.02亿元，下降6.88%。中国建设银行利息净收入较上年减少399.53亿元，降幅8.73%； 2016年净利润及增速如图2所示，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去年分别实现净利润2323.89亿元、1840.60亿元、672.1亿元，净利润增速分别为1.53%、1.8%、1.03%。同时，根据《中国上市银行年报研究（2016）》报告中预计，“2017年中国上市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在1.8%左右”，相比2016年的1.7%有小幅上升。
通过上述数据可以看出，经济形势要求商业银行必须转变发展思路改变现状。普惠金融正为商业银行大力转型提供了思路，如其客户群体实体规模较小，其资金需求具有小型化和快速化的特点，一方面能够有效降低银行的流动性和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其庞大的客户群也能有效拓宽银行的业务范围。
3.城市商业银行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其应着力发展普惠金融
一是由于规模、资金等限制，城市商业银行与大型商业银行在传统成熟行业以及服务于“头部”的大企业、大项目的竞争中处于劣势。面对大中型商业银行的积极布局，互联网金融企业等竞争者对现有市场份额的侵食，城市商业银行迫切需要转变思路，创新发展普惠金融，追逐新的利润点；二是城市商业银行有深耕普惠金融的天然优势。作为地方性商业金融机构，城商行成立之初就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使命，服务实体经济是城商行的优势所在。对该类客户的拓展，能够有效分散银行固有风险，推动交叉营销，实现客户多元化，促进私人银行和中间业务服务的发展，多方位提升综合收益；三是城商行“船小好调头”。城商行受经营区域限制，网点数量相对有限，但体量小提高了城商行业务转型的速度和效率。
4.互联网技术创新为城市商业银行拓宽普惠金融服务边提供了平台
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互联网金融，通过移动支付、大数据、区块链、网络平台等手段对现有的金融制度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在这种操作模式下，市场运转充分有效，大大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与现有资本市场融资可以达到和银行间接融资一样的效率效果，同时还能大幅减少交易成本。城市商业银行可以借力互联网金融平台，精准客户匹配、拓展客户规模、降低运营成本、提升资源适配、增强风控能力。
三、城市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面临的困境
1.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普惠金融对象大多是小微企业和中低收入人群，缺乏有效资产抵押担保，信用贷款成为首选方式，但这个社会群体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缺少信用记录。2016年人民银行征信工作会议指出，截至2015年末，个人征信系统中共收录自然人8.8亿人，其中3.8亿人有信贷记录，即70%以上没有信用数据；企业征信系统共收录企业及其他组织2120万户，其中有信贷记录的有577万户，50%以上的法人没有信用记录。除此之外，我国征信体制尚不健全，失信行为并不能全部纳入征信系统，也为对失信人采取制约行为，长久以来导致违约利益大于违约成本。信息不对称将导致银行贷款风险程度增加，同时较高的操作成本推高了融资成本，因此行方需要更高的利差进行风险递补，而提高利率则可能带来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2.风险承受能力较弱，风控难度较大
以小微企业为代表举例，其多采取家族式管理方式，员工少，规模小，管理水平偏低，产品档次不高，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弱。从公布的我国银行业统计数据看，各类企业贷款中小微企业的贷款不良率最高。2016年一季度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达2.7%，比年初增加了0.1个百分点，且高出上市银行一季度不良率1.75%近1个百分点。2016年四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74%，小微企业不良率未公布，但根据趋势推断要大于平均不良贷款率。如招商银行小微贷款的不良率1.54%，同比上升0.46个百分点。华夏银行小微不良贷款率为1.63%，而平安银行的小企业整体不良率为3.13%，邮储银行的小微不良率更是猛增至4.17%。传统金融行业普遍要求小微企业采取有效担保或资产抵押的方式来降低贷款风险，但受自身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小微企业较难采取以上风险补偿措施，风控难度较大。
四、城市商业银行应如何发展普惠金融业务
1.从信用评级上，基于大数据挖掘技术，建立动态信用评价体系
首先加强与互联网平台的合作，创造共赢局面。利用企业通过互联网平台、电商交易所留下的海量信息，如物流、交易金?~、客户评价等，对企业的信用轨迹和信用行为进行综合评估，设计出合理的信用评判标准；其次定价方法创新。在定价方面，如果定价高，客户无法承担，则需求减少，如果定价低，金融机构缺少积极性，供给将短缺。因此城商行应主动创新定价方法，精准预判客户信用风险。传统的定价方法对普惠金融客户群体并不适用，而基于大数据的动态互联网信用评价技术，突破了传统财务数据评价方式，其智能模型能够使数据自适应、自学习、自完善，数据分析判断的评估方式、主要内容和方向与传统模型相比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预测准确性得到很大提高。
2.从产品创新上，以客户为中心，多方面满足需求定制
虽然小微企业和居民等客户的需求规模不大，但其对金融服务的种类需求是多样的。一是服务范围方面，要践行普惠金融，必然要求城商行扩大金融服务半径，让众多小微企业和居民享受到金融服务，庞大的客户基数必将使得金融需求更加多样化，如何抓住客户需求至关重要，也是城商行打造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二是金融产品供给方面，城商行要细分客户，根据不同客户层次，推出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产品，以此服务更多更广的客户，从而不断扩充服务对象，增加客户黏性，提高客户满意度。
3.从服务渠道上，线上线下相结合，建立便捷服务网
《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2016年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快拓展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渠道。线上要大力推广手机银行、网络银行等新型终端，线下要突出机构建设的专营定位”。对城商行来说，首先，线上终端打破了传统的地域局限，减少了为扩大服务面而开设物理网点的资金压力，低成本的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从单位成本的角度看，物理网点是手机银行的50倍，是网上银行的23.5倍；其次，随着全社会数字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移动终端的高度普及，银行可以依靠全新的信息采集、分类、批处理技术，采用更高效的贷款发放机制和更精准的资金匹配方式，为实体经济提供全新的金融服务和支持。
4.从风险管理上，增加应对与管控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商业银行内控管理的关键仍是风险管理，普惠金融受众普遍信用风险较高，其产品创新首先要遵循安全性原则。
其一，引入贷款风险补偿机制。与商会、协会、当地政府、保险公司等组织合作，共同承担业务风险。例如齐鲁银行与保险公司合作开展“银保贷”贷款业务，采用“保险公司+银行+企业”模式，由保险公司对贷款申请人进行核保和承保，当借款人未履行还款义务时，由银行提出索赔，保险公司将赔偿贷款本金和利息，弥补风险损失。
“inclusive financial”，即普惠金融（或者金融包容），这一理念是在联合国2005年的国际小额信贷年会上提出来的，其基本含义是：能够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尤其是贫困、低收入群，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在2006年亚太地区小额信贷论坛上，焦瑾璞②首次在我国正式提出了“普惠制金融体系”的概念，并认为，普惠制金融体系是能以商业可持续的方式，为包括弱势经济群体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其所需的一个完整的金融服务的体系。它是不简单的扶贫，而是对贫困人群的援助与商业可持续相结合。李扬③指出“发展普惠金融就是让老百姓享受更多金融服务，发展为草根阶层服务的金融，将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二）普惠金融体系构架
1.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金融市场内的所有客户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可以通过正规金融获得服务的客户；第二类是被正规金融排斥但是可以通过微型金融获得服务的客户；第三类是被正规金融排斥并且也被现阶段的微型金融排斥的客户。其中，后两类客户就是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主要是贫困群体、低收入者。
2.客户需求。主要需求有：中短期的、小额的贷款需求；普通的储蓄需求；小额的转账汇款及支付需求；农村种养殖业、人身保险需求等。
3.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主要是指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险机构，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以及农村合作基金会、行业协会等互助性组织。
4.普惠金融运行环境。一是硬件环境。即基础设施情况，指允许资金在金融机构之间流动，进而促进快速、准确和安全的支付和清算系统。二是软件环境。指国家金融系统为保持其完整性所依赖的一系列辅助性服务，包括机构网络、员工素质、服务流程等；三是政策环境。国家对普惠金融的发展认识、政策措施，国家中央银行、财政部以及其他国家部门在普惠金融体系中的职能作用。
（三）金融普惠评价
评估一个国家金融的普惠程度，通常用金融普惠指标来衡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从2004年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开展金融可获得性调查（Financial Access Survey，FAS），从可获得性（Access）和使用情况（Usage）两个指标维度对世界各国金融可获得性进行评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使用者（通过对个人、家庭、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调查获取数据），二是金融服务提供者（通过对金融机构的调查或者金融监管者报告获取数据）。需求和供应两方数据相互补充，相互结合评估。
二、我国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现状
（一）我国农村普惠金融体系构架
金融农村农村金融最基本的矛盾是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的矛盾，我国现有农村金融体系难以向农户提供充足有效的金融服务。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出发点就是缓解这一矛盾。
1.农村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是“三农”，即服务需求方。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服务需要得到加强的最大的困难群体是农户，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户的基础金融服务不足，主要存在存取款难、汇款难、贷款难等问题。广义上讲，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主要服务对象就是“三农”。
2.农村普惠金融服务提供主体主要是指农村金融机构，即服务供给方。主要是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以及保险机构等涉农金融机构，从广义上讲，还包括通讯商、网络金融服务商、银联等等。
（二）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供需现状
1.农村金融服务网络覆盖范围窄。近年来，人民银行、银监部门以促进城乡基础金融服务均等化为核心，大力推动全国偏远地区金融机构空白乡镇金融全覆盖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农村金融服务网络覆盖范围大幅提升，但农村村镇金融服务网点还未实现全覆盖。
数据来源：2013年《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作者整理。
截至2012年末，县域物理网点数量11.3万个，乡镇布设ATM机、POS机等电子机具231.7万台，在40万个行政村设置了助农取款服务点，覆盖面④为58.82%，实现小额取现转账电话覆盖行政村30.4万个，覆盖面为44.7%，农村保险服务网点2.2万个，覆盖面为3.2%。从数据可看出，还有农村村镇没有金融服务网点，而且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
2.农村信贷还难以满足农民需求。截至2012年末，涉农贷款余额17.6万亿元，其中农户贷款3.6万亿元，有8524万农户获得信贷支持。尽管农民的贷款需求大，但获得银行正规借贷并不容易。《中国农村家庭金融发展报告2014》⑤显示，农村有正规贷款的家庭比例为14.1%，低于全国15.1%的平均水平，有借贷需求的家庭比例达到19.6%，可见农村正规信贷需求十分旺盛。低收入农业家庭有农业生产信贷需求的比例达到52%。农村家庭的正规信贷可得性约为27.6%，低于40.5%的全国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但农村有民间借款的家庭比例为43.8%，远高于全国34.7%的平均水平。我国农村家庭参与民间借贷市场的比例不仅高，而且民间借款占债务总额的比重也大。农村家庭债务总额中有64.6%都来自民间借款，远远高于全国32.0%的比例，农村借贷总额中有40%是民间有息贷款，利率约为36.6%。可见，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具备市场条件，具有较大的服务空间和盈利空间。
3.农村金融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随着人民银行支付结算体系建设推进，目前，全国约有3.8万个农村金融机构网点接入人民银行跨行支付系统，4万个农村地区银行营业网点开办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支农、惠农、便农的“支付绿色通道”，但是，目前还有大量的农村行政村无金融服务网点，西部贫困地区更加明显。
4.农村网上银行、移动支付等现代科技型银行服务还未普及。目前，农村金融市场上，家庭网购支付时选择最多的银行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就农村家庭而言，网购支付选择这三家银行的家庭累计占比超出80%。可见农村网银市场主要集中在国有大型银行，农村主要的金融服务机构，如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这方面发展还不足，农村地区金融市场健康活力还不够。
（三）普惠金融政策性支持情况
党中央历来重视“三农”，连续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与“三农”密切相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金融改革明确“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⑥国务院下发了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若干意见⑦，提出“优化县域金融机构网点布局。稳定大中型商业银行县域网点，增强网点服务功能。按照强化支农、总量控制原则，对农业发展银行分支机构布局进行调整，重点向中西部及经济落后地区倾斜。加快在农业大县、小微企业集中地区设立村镇银行，支持其在乡镇布设网点”。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⑧提出：“切实推动包容性金融发展，让金融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应该说，党中央十分重视农村普惠金融建设，其政策支持体系正在逐步完善，农村普惠金融正处于最佳发展机遇期，正是扬帆起航时。
（四）农村普惠金融评价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一套完成的金融普惠指标评估体系。我国的金融普惠指标评估体系可从三个维度：可获得性、使用情况、服务质量，去构建我国普惠金融指标。
三、制约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因素
我国现有农村金融体系还难以向农民提供充足有效的金融服务，尤其是除融资信贷业务外，其他如金融资产管理，信托，租赁、保鲜和典当等金融服务还几乎处于空白状态，贫困地区更为突出。
（一）农村金融基础设施不健全，服务面不够广，农民获取服务成本高
一是获得服务的成本高。主要表现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公司商业银行在片区机构不健全，县域级银行机构少，村镇几乎没有金融机构网点，现有的银行服务网点服务半径过大，西部一些县域金融机构一个网点平均服务面积几十平方公里，农民存取款一次要跑几十公里，来回车费需要几十元，成本高。二是贷款成本高。由于农村金融机构提供服务成本、风险等原因，以高利率来覆盖其风险，使得农民获取贷款的利率与城市比较普遍上浮幅度大，形成了一个最需要金融服务的弱势群体获得服务的成本最高的怪圈。
（二）金融功能配置不健全，缺位、错位等问题并存
一是政策性金融改革待进一步推进，农村信用社成为农主力军，承担了服务金融空白乡镇、贫困农户等大量政策性任务。但另一方面，在近几年一些农村信用社改制农村商业银行的情况来看，普遍改制后，脱农、去农趋势明显，普惠性服务有弱化趋势。二是游离于法律法规规范和监管之外的农民资金合作社等组织大量出现，给农户代来一定的风险隐患不容忽视。三是邮政储蓄银行县域分支机构和大中型银行县支行存贷比总体较低，资金上存问题普遍存在，农村资金没有充分的运用到农村发展上。
（三）农村金融业态发展不协调，协同效应发挥不充分
目前，农村缺乏把富余资金转化为信贷投入的机制，农民缺乏抵御农业生产自然风险和农产品市场风险的能力。我国农业保险深度和广度有待提升，涉农信贷风险尤其是因重大自然灾害形成的巨额信贷损失缺乏分散渠道和补偿安排。农村征信体系不完善，覆盖面不足。担保体系建设滞后，缺乏专业化的资产评估、抵押登记和担保机构，银行押品处置渠道不畅。
（四）扶贫机制不完善，财政、金融、产业政策衔接不够
现阶段农村金融发展面临着地区差异、机构差异、业务差异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扶持政策体系。在扶贫开发中，财政、金融、产业政策衔接不够，没有形成合力，制约了金融的支持力度。国家出台的金融扶及相关政策宏观性的比较多，具体可操作性的东西太少，缺乏明确的融资总量、执行标准、考核要求、激励措施等具体政策。
（五）农村金融法规尚不健全
解决农村抵押担保难、遏制农村资金外流和加强农村金融消费者保护需要通过立法予以推进。与巨大融资需求相比，农村合格抵押物匮乏，作为农民最主要资产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设置问题尚存在法律障碍。县域存款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农村资金外流问题依然严重，无法通过市场和政策引导得到解决。农民享受金融服务的学习成本较高，金融风险防范能力较差，农村基础金融知识普及工作缺乏系统性安排。
四、推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思考
我国加快全面普惠金融发展的条件已经具备，向被传统金融体系忽视的群体提供金融服务是建成小康社会的必要条件。影子银行和民间借贷自2006年以来的爆发式增长折射出中国现有金融体系的不平衡和农村普惠金融巨大的发展空间。未来10年中央发展普惠金融的号召，能确保商业可行且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覆盖所有曾被忽视的群体，优质的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和广泛的无网点银行网络接入点提供了低成本服务广大农户的机会，同时，随着存款保险制、征信和支付系统等金融基础设施的建立健全，也将进一步推动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
（一）积极推进金融改革，完善普惠金融体系
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发展普惠金融是政府应有职责，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普惠金融是一个系统工程而非一个孤立的模块，需要明确普惠金融发展的目标和改革路线图，应由人民银行牵头制定普惠金融改革发展的方案，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消除制度障碍，构建“全覆盖、低成本、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建立普惠金融发展的监测分析体系。按照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把普惠金融相关指标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
（二）积极推进农村金融创新，增强金融服务“三农”的能力
在农村偏远地区积极探索和完善银行模式。积极推动助农取款点建设，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助农取款点银行功能，在农村推广移动支付和助农取款终端，加载其他金融服务，解决农村地区物理网点不足等问题，提升农户金融服务便利性。积极推动小额信贷。拓宽担保物渠道，在稳妥试点基础上，发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解决农户抵押物不足的问题。充分利用农村通讯基础设施建设成果，利用新技术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大力发展手机银行、网上银行，为农户提供方便快捷、安全高效、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三）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金融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农村普惠金融运行机制
要解决农村金融问题，需要放开金融市场，监管部门应适当的放松管制，提高容忍度，最大限度地利用已有的各种金融资源，让多种金融形式共同发展，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农村金融需求。允许各类资本进入农村金融业，大力发展贴近农村市场和县域微观经济主体服务的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建设，发挥其经营机制灵活、信息沟通便捷、管理扁平化和决策链条短等诸多优势，为农户和小微企业提供质优价廉的金融服务；
（四）完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创造条件
加强以支付清算系统和农村金融中介服务体系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降低农村金融机构经营成本，控制经营风险，扩宽盈利渠道；加快发展偏远山区通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通讯网络覆盖面，降低通讯成本。拓宽社会治安天网覆盖面，为银行、远程银行提供安全保障。
（五）健全政策扶持体系，促进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
普惠金融发展须有赖对应的法治体系的建立。营造一个让金融机构实现商业可持续的政策环境，是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前提。税收政策方面，对农户和小微型企业等贷款，给予税收优惠，优惠税率可因各地经济发展情况不同而有所差别。财政补贴政策方面，对处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农户和小微型企业贷款，给以一定比例的补贴。对设立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服务当地的地方金融机构，实施差别的监管政策，支持其稳健发展；实施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政策，给予再贷款支持。
（六）尽快建立我国农村普惠金融指标体系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有利于掌握农村金融普惠情况、有利于推动普惠金融工作的开展。参照IMF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可从三个维度：可获得性、使用情况、服务质量，去构建我国普惠金融指标。可获得性，其细项包括每万人银行网点数量、每万人ATM数量、每万人POS数量、银行网点空白乡镇数量、银行网点空白乡镇比例、助农取款点覆盖率、助农取款点交易率、银行卡联网通用率。使用情况，其细项包括银行个人结算账户开户率、银行卡人均持卡量、个人网上银行人均开户数、小微企业贷款笔均贷款额、小微企业贷款获得率、农户贷款笔均贷款额、农户贷款获取率、银行卡渗透率、商业保险普及率、农业保险普及率。服务质量，其细项包括个人信用档案建档率、业信用档案建档率、每万人金融服务投诉率。
（七）加强农民金融知识教育和消费权益保护
农民要较好地享受普惠金融服务，需要其具备应有的金融知识，更好地利用金融产品。因此，培育农村金融消费者是普惠金融的一项重要内容。人民银行应深入推动金惠工程，让金融知识进入学校、乡村。金融机构在为农户提供服务时，要充分发挥教育辅导作用，让农户更好管理自身资产，避免过度负债。同时，在农户在金融服务过程中遭受侵权时，可以通过金融消费保护机构得到及时保护。
注释
①周小川.“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推进包容性金融发展”.《求是》（2013年第3期）
②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局长。
③中国社科院副院长，2014年在《中国农村家庭金融发展报告2014》会上的讲话。
④数据来源：新华网2005年5月30日，全国约有68万个行政村为基数，所计算的覆盖率。
⑤2014年4月，由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与中国农业银行战略规划部联合。
2005年是“国际小额信贷年”，联合国首次提出了“普惠金融”这一概念。在我国，2013年“发展普惠金融”正式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逐渐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国务院在《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将普惠金融定义为“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是当前我国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其中，重点指出：“推进普惠金融服务要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完善基础金融服务与改进重点领域金融服务相结合，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
普惠金融服务的重点在于机会平等。要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和可得性，就需要充分引入商业金融的力量，利用商业金融尤其是商业银行的营业网点、支付清算、信息通信等金融基础设施，为农村地区、偏远地区和城市社区等普惠金融重点领域提供金融服务。与农村金融机构和城市商业银行相比，全国性大型商业银行拥有更加雄厚的资金实力、更加熟知的品牌优势、更加专业的风控手段、更加广泛的机构布局和更加强大的风险承受能力，应成为普惠金融服务的主体力量。大型商业银行能够为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提供更为稳定、专业和长期的金融扶持，帮助普惠金融主体增强自身发展实力，从而彻底脱离贫困。
普惠金融服务的难点在于商业可持续。普惠金融服务的重点区域主要是农村地区和偏远地区，客户群体数量有限、财富有限，导致该地区商业银行网点的营业额与利润低于其他区域，网点单产较低。而开设网点往往面临巨大的固定资产购置、信息系统建设成本、人力资源成本等投入，经营成本较高。商业银行的天然属性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农村地区和偏远地区的成本收益不匹配，实现营收平衡难度大，商业银行缺乏提供服务的基本动力。从这种角度看，农村地区和偏远地区的金融网点具有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的属性，需要政府运用优惠政策强化正向激励和进行适当补偿，也因此，我国提出了普惠金融“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商业银行机构和人员的稳定性，保障商业银行实现收益覆盖成本。
普惠金融面临的挑战
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多年的实践看，普惠金融需求具有“短、小、频、急”的特点，金融服务成本高、风险大，商业银行从事普惠金融服务面临诸多挑战，总体来讲，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的不对称。
供给需求不对称。普惠金融的需求主体多为低收入群体和小微企业，通常资金需求急、贷款额度小、经营不规范，这些特点对金融机构的业务操作水平和风险把控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与此同时，商业化金融机构逐利性的市场化本能使其为降低成本、控制风险，更倾向于围绕大中型企业和富裕人群设计产品、提供服务。因此，要引导商业化金融机构向低收入群体和小微企业倾斜，满足其基本经营需求面临较大挑战。
资金配置不对称。发展普惠金融，需要金融资源向弱势群体、弱势产业、弱势区域倾斜和转移，但是，目前我国资金配置呈现出从低收入群体流向中高收入群体、从农村地区流向城市地区、从农业流向工业的特征。如何扭转资金配置不对称的格局，有序地引导金融资源向普惠金融领域倾斜，是发展普惠金融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资金配置不对称还表现在金融体系中，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三农”领域资金短缺。
信息获取不对称。资金融通有赖于信用体系的支撑，信用体系则由市场信用、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构成。目前，我国市场信用与商业信用发展仍不理想，虽然互联网交易积累了大量的信用数据，但通常都存在共享壁垒，我国的信用体系主要还是以银行信用为主导。普惠金融需求主体通常因经营不规范导致金融参与度低，而信用信息的缺失进一步加剧了商业银行向其提供金融服务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系数，导致基本金融服务不充分，小微、“三农”领域“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问题难以解决。
成本收益不对称。金融机构在为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时，面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就是“如何在帮助弱势群体脱贫的同时，实现机构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发展普惠金融的收益是社会化的，是半公益性的，而服务成本必须由金融机构来承担，位置偏远、风险较高等因素均导致普惠金融的服务成本显著高于其他常规业务，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性将制约我国普惠金融的长效发展。
邮储银行普惠金融的“四化”模式
邮储银行成立以来，始终坚持服务社区、服务中小企业、服务“三农”的市场定位，践行“普之城乡，惠之于民”的服务承诺，多种措施、多种渠道破解普惠金融难题，积极探索商业可持续的普惠金融发展道路。在普惠金融服务上坚持纵深化、精准化、合作化和数字化，努力将便捷、低廉、均等的金融服务带给更多百姓。
纵深化普惠金融
邮储银行充分发挥网点数量多、覆盖范围广、服务客户多的独特优势和资源禀赋，将金融服务送往农村和偏远地区，坚持实现金融服务纵深化，延伸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末，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总数达22.79万个，其中，农村地区银行网点数量12.67万个，占比为55.59%。邮储银行有近4万个营业网点，县及县以下地区网点占比71%以上，高于行业整体水平，服务覆盖近99%的县域地区，使普惠金融服务网络深入全国各个角落。2016年，邮储银行成立三农金融事业部，建立“总行-省-市-县”四级组织架构，专业化机构覆盖到县域，进一步夯实专业化三农服务体系。
对于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网点仍然是主要渠道。农村熟人社会、人情社会的特点决定了商业银行农村金融业务的开展，必须使渠道触及农村生活圈和经营圈。普惠金融主要群体大多文化程度低、科技手段接受度低，更信赖以物理网点办理金融业务的方式。邮储银行积极运用深入县域的机构网点普及基础金融服务和宣传基础金融知识。通过在金融服务空白乡镇设立便民服务网点和布放自助机具等方式，为农村地区客户提供便利的取款、转账、查询、代缴费等服务，着力改善农村用卡环境，填补金融服务缺口。邮储银行依托全国联网的信息化优势、县域金融的网络优势和低廉的资费优势，以代收付“新农保”等业务为突破口，完善我国城乡社保体系，以“农民工银行卡”“福农卡”“乡情卡”等特色银行卡服务为切入点，有效拓展农民工及农村居民的支付渠道。截至2016年末，全行有23大类、294个品种的代收付产品，接受17万家单位委托办理代收业务。
2016年邮储银行积极开展“金融知识进万家”“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金融知识普及月”等活动，累计组织相关宣传6.4万余次，受众7000余万人次，同时，通过送贷下乡、建立“三农”服务站、建设信用村镇等形式，加大在农村地区的金融基础知识宣传力度。
在部分实体网点无法覆盖的极偏远地区，邮储银行开展了“普惠金融流动车”服务。例如，在青海省海南州支行，通过流动服务车办理存款、取款、汇兑、转账、挂失以及信贷业务授理等金融业务，并通过先进的无线网络终端实现了与全国各地的联网，成为普惠金融纵深化服务的又一典型模式。
精准化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使社会的各个阶层尤其是弱势群体享受到有效的金融服务。邮储银行一直坚持将资金投入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群身上，实现普惠金融的精准服务。邮储银行从传统农户小额信贷起步，成为最早开发纯信用、无抵押小额贷款产品的机构之一，一直坚持“小资金、大帮助”的理念。截至2017年3月末，邮储银行累计发放小额贷款超过1800万笔、1.3万亿元，笔均金额仅7万余元，有效解决了近1000万农户的经营资金短缺困难。
同时，邮储银行针对不同经营主体，量身定做创新产品。跟随现代农业发展步伐，开发多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贷款产品。为有效破解农村经营主体的抵押担保难问题，将大型农机具、大额农业订单、涉农直补资金、土地流转收益、设施大棚、水域滩涂使用权等纳入抵质押物范围，并积极试点探索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为帮扶暂时困难的小微企业客户度过难关，积极探索小微企业贷款的风险缓释工具，创新推出了转期、减额续贷等无还本续贷业务，有效疏堵了“过桥资金”问题。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推出金额5万元以内、期限3年以内、免抵押免担保的扶贫小额信贷专属产品――“惠农易贷”。目前，我行已构建农户贷款、商户贷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小微企业贷款、农业龙头企业贷款、扶贫贷款等产品线，每条产品线下又包含十几到数十个子产品，基本上实现了对所有普惠金融经营主体的覆盖。
合作化普惠金融
面对多元化、多层次、高风险的普惠金融需求，任何一家金融机构都孤掌难鸣，必须博采众长、群策群力。邮储银行始终坚持以开放的姿态发展普惠金融，以合作促发展，以合作攻难题。邮储银行搭建了“银政”“银协”“银企”“银保”“银担”五大合作平台，先后与工信部、农业部、扶贫办、中国科协、国家农业信贷担保联盟、新希望集团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一方面，实现客户信息共享，在批量服务客户的同时，有效筛选优质客户，提高客户服务效率。另一方面，引入政府担保基金、风险补偿基金等新型增信措施，创新多方风险分担模式，有效破解农户强抵押缺失难题。
例如，引入政府增信机制，缓解抵押担保难。江西分行推出“财政惠农信贷通”产品，由江西各级地方政府按比例筹集风险补偿资金，邮储银行按照保证金放大贷款规模，有效推动了当地现代农业的发展。依靠专业技术协会，筛选优质信用客户。与四川眉山市科协合作，设立小额贷款贴息资金，由农技协筛选优质信用农户，组织在一起到邮储银行贷款。依托农业核心企业，控制客户信用风险。与新希望集团合作，依托其下偎橇瞎司或担保公司筛选客户并提供担保，由邮储银行向下游的终端农户和饲料经销商提供信贷支持，利用产业链优势控制风险。aa推动保险、担保合作，多方分担风险损失。与人保财险、诚泰财险等多家保险公司合作，开展小额保证保险贷款业务，并已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与省级农担公司100%对接。
邮储银行还坚持多方合力推进“融智+融资”综合服务，将普惠金融服务由“输血”向“造血”改进。与团中央合作，连续8年举办创富大赛，为数十万青年创业者搭建了集资金支持、技术指导、商业模式交流于一体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与农业部合作，对新型职业农民进行生产技能和金融知识培训；与中国科协合作，为全国12多万个基层农技协会会员提供“融资+融智”服务，将农业技术带到贫困地区最前沿。邮储银行还与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发起成立“邮爱公益基金”，用于“邮爱自强班”等扶贫项目，希望通过邮爱公益平台整合多方力量，鼓励更多人关注和参与扶贫工作。
数字化普惠金融
储银行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实现销售批量化、管理精准化、作业自主化和风控系统化，既延伸了服务时空，又降低了服务成本，全面深化普惠金融服务能力，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服务网络。
在渠道方面，邮储银行着力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服务网络。邮储银行已经推出功能齐全、安全便捷的个人网银和手机银行，基于社交网络推出微银行，打造了品种齐全、体验良好的线上交易服务平台。目前，邮储银行已拥有电子银行客户超过2亿户，其中手机银行客户1.4亿户。依托线下近4万个网点、10万台自助设备，打造了设备智能、流程便捷的线下营销服务平台。目前，邮储银行实现了线上线下一体，电子渠道和实体网络互联互通、协同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普惠金融发展新格局。
在信贷方面，将新技术新手段融入贷前、贷中、贷后的每个环节。贷前环节，利用移动终端设备开展普惠金融服务，将服务送到客户身边，实现零距离业务营销与办理，最大程度地为客户提供便利。目前，已经实现利用移动终端设备进行借记卡开卡、信用卡申请、电子银行开办等业务，真正实现金融服务到社区、到身边。同时，试点推广使用移动智能终端办理贷款业务的服务模式。信贷员通过移动智能终端办理小额贷款、消费贷款等业务，可以在客户家中或田间地头完成现场调查、联网核查等信息录入采集工作。通过移动网络与个人信贷审查审批系统连接，后台实时在线审批，实现当日申请、次日放款，紧急情况下当天放款。贷中环节，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探索信贷工厂模式，实现小额贷款、消费贷款等业务的标准化集中作业，依靠评级模型和策略支持自动决策、工厂化流程、标准操作集中处理、后台数据整合以及作业的全面信息化，能够显著提高处理效率，甄别不良客户，减少风险损失，并降低普惠金融服务成本。贷后环节，基于数据挖掘和分析技术应用，实现行内外各类信息的集中整合和共享，通过辅助营销管理系统对业务进行实时跟踪，做到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处置。
在产品方面，推出多种纯线上模式互联网贷款产品。针对农户，打造支持 “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的“掌柜贷”产品。邮储银行依托邮政集团电商平台“邮乐网”的大量交易数据，利用模型技术，完成贷款申请、审查审批、额度授信及放款、还款的纯线上自动流程。针对个体工商户，推出全流程线上融资模式“E捷贷”，客户申请贷款、支用和还款完全线上操作，目前可以做到5分钟内完成业务处理，1分钟内实现资金到账，24小时均可在线申请贷款。针对个人消费，开发专门针对优质工薪职工发放的信用消费贷款，客户利用手机APP“邮E贷”发起贷款申请，从申请到放款仅需10分钟左右，方便快捷。同时，邮储银行旗下的中邮消费金融公司推出的中邮钱包APP，提供7×24小时全天候服务的个人消费线上贷款服务，通过手机上传“身份证+银行卡+自拍照”，即可完成一站式全自助流程。邮储银行还加大线上线下合作力度，和蚂蚁金服合作推出服务汽车消费的“车秒贷”业务，通过线上贷款申请、线下到店提车的一站式服务，将银行的网点、资金优势与互联网企业的技术、数据优势结合，弥补客户即期消费能力不足，分散平滑集中支付的风险。
普惠金融发展的广阔前景
普惠金融是普遍存在的世界性难题，但在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下，普惠金融的急迫性尤为突出。为鼓励商业化金融机构从事普惠金融服务，近年来国家推出了一系列定向优惠引导政策，但从政策的运行情况看，还有进一步优化完善的空间。
普惠金融政策扶持力度有待提高。我国农村经营主体、小微企业和贫困居民对贷款定价承受能力仍较低，具有较高违约风险。同时，农村地区和偏远地区人口分散，由于物理距离的局限，造成金融服务半径大，金融服务成本也较高，银行机构将服务延伸到乡村和偏远地区，在服务网络建设、人员投入等方面，都需要担负较高成本。而且，偏远或农村地区，道路、通信、水电等公共基础设施也相对落后，给金融服务渗透带来了限制。政府部门可以进一步加强政策引导和扶持力度，在政策导向上鼓励商业化金融机构开展普惠金融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