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活动实施与开展的核心时候操作材料的投放。操作材料是区域活动的灵魂，是幼儿学习内容的载体。根据教育目标投放材料，让材料有效地体现教育目标。教育目标可隐含在投放材料中，渗透在教师可创设的环境中，当幼儿一旦进入老师精心创设的环境中，在与材料互动的过程中即可获得某方面的发展。根据幼儿兴趣和需求投放材料，一物多用，活动材料投放丰富程度直接关系到幼儿活动的质量，但投放的资料并不等于越多越好，幼儿的注意力具有不稳定性，过多过杂的材料投放，尽管吸引幼儿，但也容易让幼儿分心，不能专一地进行活动。因此，在投放材料时应考虑材料与活动目标的关系，材料与幼儿需求的关系，做到有的放矢；还应根据幼儿的能力差异，提供层次性与多样性的活动材料。幼儿存在个体差异，在投放材料之前要观察幼儿，分析适合他们最近发展区的活动材料，材料所呈现出的梯度是否适合幼儿的心智水平，是否需要增加或者减少层次，以尽可能多地考虑幼儿的发展程度在投放区域材料时，我们往往根据主题活动实施的需要，科学地投放与主题相关的区域材料，使主题活动中的集体活动、区域活动能更好地互动，从而使主题的实施更加完整、深入。另外，投放的材料要有探索性，教师所投放的材料必须在幼儿动手操作的同时引发幼儿积极的思维活动。另外还应注意区域之间材料的组合、使用，各个区域活动材料之间往往存在着互动作用。
本学期，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我班开设了建构区、美工区、图书区、种植区、益智区。坚持每天开展一个小时的区域游戏活动。指导幼儿动手、动脑。积极地与材料相互作用。现将半年来的活动情况作一简单总结。
一、材料的投放
1.根据幼儿的个体差异以及结合每月主题投放材料。如:在美工区投放各类不同的纸张，让幼儿练习能折出飞机、船。投放豆类、米类、树叶，让幼儿练习粘贴画。投放超轻黏土让孩子进行创意手工……投放塑料剪刀、胶带等这样每个幼儿都能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就都能体验到成功的乐趣。
2.家园合作协调一致，共同准备活动材料。在这个学期的区域活动中，我们有部分的材料是来自对各自幼儿家庭的废物搜集。比如树叶、泡泡泥、贝壳、石头等都来自幼儿和家长的共同收集。幼儿对各自带来的东西都很感兴趣，我们投放以后，都纷纷去尝试着玩。这样，在幼儿参与活动积极性提高的前提下，家园之间的联系也进一步紧密。
3.区域材料能做为班级主题活动的延伸。我班能把区域活动做为班级主题活动的延伸环节，及时地把主题活动进行过后的材料投放到区域活动中，让幼儿们在区域活动中继续进行相关的主题探索与操作活动。美工区里的材料基本上都是主题活动开展后投放的，这样幼儿基本都了解了怎样操作，也更感兴趣了。
二、幼儿在活动中的发展
1.给幼儿发展的空间，让他们自由表达和表现。在我们建构区，开始我们与幼儿一起进入角色，那样幼儿自然表演有点释放不出。我们就退出，常常在一旁无声地观看孩子们的表演，尽量不去打扰到他们，充分满足了幼儿表达和表现的需求，对幼儿的全方位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
2.仔细观察幼儿发展中的个体差异，对活动作出相应的调整。同年龄阶段的幼儿在发展上也是不竟相同的。我们在《益智区》设计了“图形变变变”的活动，能力较好的幼儿既能按照规则根据原型进行拼图，于是我们就针对这样的差异性作出调整。我们拼图的难度系数降低了。这样能力稍微弱一点的幼儿也愿意玩儿了。
三、良好的师幼互动
1.新《纲要》中指出:教师应成为幼儿学习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在区域活动中，随时观察幼儿活动的情况，给予及时的引导、帮助，满足幼儿的需要。留意观察每个孩子的兴趣操作情况和恰当的时机参与到幼儿的活动中去，与孩子们一起探索、操作、发现、讨论、解决问题，真正体现孩子们的主导地位，而不是在发现问题时，把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强加与孩子。
2.用儿化的评价语言促进区域活动更好地开展。如果有必要，我们常常深入到孩子中间去，了解他们的玩法、规则意识等，努力使每个幼儿都能感受到成功的喜悦。
通过努力，虽然孩子的游戏水平所提高，但在很多方面还是存在着问题，如在手工区活动时，有的孩子会相互模仿，动脑不够;在建构游戏中，我们准备的材料还不能满足每个孩子的需要，因此，在下学期的游戏开展过程中，我要对这些问题制订出针对性的计划和方案，让每个孩子在愉快的游戏活动中提高自我，使得我班孩子的游戏水平上升一个新的台阶。
四、幼儿在游戏中的表现
中图分类号:F2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8-203-02
一、前言
建筑业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之一,近年来发展速度迅猛,2008年建筑业总产值62036.8亿元,比2000年12497.6亿元增长近5倍。建筑行业具有强大的产业后向拉动作用,其对地区经济增长、解决地区就业、增加税收等有重要的意义。随着我国建筑业的快速发展,行业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建筑业企业的跨地域性生产与投资活动趋势也随之加强。但纵观现有的建筑业相关研究文章,对建筑业经济活动空间结构研究的文章不多,特别是对建筑业省外经济活动空间格局研究的文章基本没有。加强我国建筑业经济活动空间格局与空间分布规律研究,对理论上完善我国建筑业生产活动的空间规律研究,实践上指导建筑业的跨区域发展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二、我国建筑业经济活动空间格局
衡量地区建筑业生产能力综合指标主要有建筑业总产值、建筑业外省总产值。建筑业总产值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某一地区所有建筑安装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建筑业产品的总值,是衡量地区建筑业生产经营活动空间分布等级差异的重要指标。
中国国土辽阔,区域经济空间差异明显,建筑业经济生产总量地区差异同样表现出了明显的地带性特点。通过分析建筑业总产值的空间分布等级差异,可以科学衡量与比较不同地区建筑业经济活动与竞争实力。笔者采用全国统计年鉴2000年至2009年各省建筑业总产值的平均值,以反映我国建筑业生产能力的地区差异。研究方法采用的是地理信息系统MapInfo分析软件,对全国建筑业总产值的空间分布进行研究,得出中国建筑业经济活动空间分布呈现以下特点:
1.中国建筑业经济活动空间格局。我国建筑业经济活动强度最高区域主要集中分布在浙江、江苏、山东、广东、北京等地。其中东部沿海的浙江、江苏、山东、广东四省建筑业总产值占全国建筑业总产值的38.9%。北京和上海作为中国北方和南方的重要城市,其城市中心级的地位决定了建筑业的发展与竞争实力。北京建筑业生产总值13798.88亿元,上海建筑业生产总值13179.21亿元,两地区建筑业总产值共占全国建筑业总产值比重的10.8%。
我国建筑业经济活动强度次高区域主要集中分布上海、四川、湖北、河北、湖南、河南、辽宁,七个省市的建筑业总产值共占全国建筑业总产值量的28.4%。这一区域除了上海、辽宁外,空间上主要集中分布在中部地区。
我国建筑业经济活动强度中等区域主要包括有山西、安徽、重庆、天津和福建。这一区域5省市的建筑业总产值占全国建筑业总量的12.2%。与前面两个建筑业经济活动强度最高和次高区域相比,空间分布上呈现分散化特点,且建筑业经济活动总量明显减少。
我国建筑业经济活动强度低的区域包括黑龙江、陕西、云南、吉林、江西、新疆、广西,以及包括内蒙内、甘肃、贵州、宁夏、青海、海南、,该14省区的建筑业生产总值只占到我国建筑业总产量的15%。
2.中国建筑业经济活动空间分布规律。我国建筑业经济活动发达与较发达省区集中成片分布特点明显。表现出以北京为核心,辽宁、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和四川组成的内陆带,和以上海为中心的山东、江苏、浙江、广东沿海带,二条带状空间分布明显,我国呈现出“人字型”的建筑业生产活动密集分布格局。另外,我国建筑业经济活动欠发达地区呈现出沿边疆分布的空间格局。建筑业经济活动欠发达地区与建筑业经济活动发达地区相比,空间上分布表现出很强的分散格局。
三、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空间格局研究
建筑业外省总产值指的是一定时期内某地区所有建筑安装业企业在本区域外的其他省市范围内生产的建筑业产品的总和。建筑业外省总产值是衡量本区域建筑企业对外生产与经营活动能力的重要指标,也是评价地区建筑业经济活动空间格局等级差异的重要指标。近年来随着建筑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地位的提高,地方统计部门对建筑业的数据统计也越来越细,这为进一步研究建筑业经济活动的空间规律提供了可能。由于浙江省第二次经济普查活动2009年12月底结束,正式传统数据还未公开,所以笔者将主要以浙江省第一次经济普查中2004年浙江省建筑业产值等统计数据为基础,重点对浙江省省外经济活动的空间格局进行探讨。
1.浙江省建筑业发展。浙江省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的省份之一,同时也是我国建筑业生产大省。2008年浙江省建筑行业生产总值是81560.6亿元,约占全国建筑总产值比重的13.2%,全国排名第二,略低于江苏省的建筑业产值全国比重的13.9%。2002年至2006年浙江省的建筑行业总产值每年以26.7%的速度,连续五年保持全国第一位水平。浙江省的建筑行业在全国建筑业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2.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空间分布格局。以浙江省省外建筑业产值为衡量标准,在地理信息系统MapInfo软件平台基础上,对浙江省省外建筑业活动空间规律进行分析与研究,得出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呈现以下空间分布特点。第一,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强度最高区域包括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山东、陕西。以上海市为核心的长三角区域是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投资最主要的区域。浙江省在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北五省市的建筑业经济活动总产值占全省省外建筑业生产总值的近70%;第二,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强度次高区域包括湖南、广东、福建、天津、北京、黑龙江六省市,这一区域空间分布上紧临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强度最高区域。浙江省在该区域的建筑业经济活动生产总值占全省省外建筑业总产值的12.9%;第三,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强度中间区域包括辽宁、山西、河南、重庆、青海,浙江省在该区域五省市的建筑业经济活动生产总值占全省省外建筑业总产值的6.1%。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强度中间区域,空间上表现出非连续的空间分散格局,如从东北的辽宁到中部的山西、河南、重庆,以及西部的青海;第四,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投资最不活跃区域,包括内蒙古、四川、云南以及河北、吉林、广西、贵州、、新疆、甘肃、海南、宁夏,浙江省在该13省区的建筑业经济活动生产总值只占全省省外建筑业总产值的11%。
3.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特点。(1)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分布在长三角区域。浙江省作为东部沿海地区工业经济发达大省,在外省的建筑业生产活动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的山东、江苏、上海、福建、广东,以及近临东部沿海地区的中部省份江西、湖北、湖南、安徽。浙江省省外建筑业产值最高与次高区域在空间上分布较集中,主要是集中在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及其地带。(2)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的集中区域呈现“V字型”布局结构。省外建筑业产值最高的区域,包括七个省市陕西、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山东,它们在空间上形成了底部紧临浙江的V字型分布特点。(3)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具有沿陕西、湖北、湖南、广东为轴线的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空间分布东密、西疏的分布格局。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产值最高、次高、及中间区域,基本都分布在该轴线以东的地区。(4)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在中国北部区域空间分布量小、且呈分散格局。浙江省在中国北部区域的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北京、黑龙江、天津三个省市,分别占浙江省外建筑业总产值的2.8%、2.28%和1.92%。
4.浙江省地市级区域建筑业省外经济活动空间分布格局。为了进一步探索浙江省地市级层面建筑业省外活动空间结构规律,现根据浙江省11市在浙江省外的建筑业生产总值量的大小排序,比较不同城市的省外建筑业活动强度,以及活动的空间区位偏好。从表1中可以看出从市级层面浙江省对外的建筑业活动呈现多样性的空间活动偏好特点,具体表现为:
(1)丽水市、舟山市、湖州市省外建筑业生产活动表现出空间偏好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特点。其中,丽水市对外省建筑生产总值的排前四位的分别是江西,安徽,福建,湖南,表现为极强的中部省份建筑投资偏好。舟山市对外省建筑生产总值排名第一位的是内蒙古,北京位居第五,而青海、甘肃也位于前十位内,表现出了对西北部区域省份建筑投资偏好。湖州市对外省建筑业生产总值贵州排名第三位,而新疆与四川分别进入排名前十位。(2)杭州市、绍兴市、衢州市、台州市省外建筑业生产活动表现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集中分布的格局,主要集中在上海、江苏、安徽、江西。该市域的省外建筑经济活动空间分布与浙江省省级层面的建筑业经济活动空间分布格局基本相同。(3)金华市和宁波市省外建筑业,一方面表现出长三角地区建筑业集中的特点,另一方面还分别表现出对陕西与黑龙江地区建筑业投资活动偏好,陕西与黑龙江在金华市和宁波市省外建筑业总产值中排名都在前二位。(4)温州市和嘉兴市省外建筑业表现出不同的空间分布特点。温州市省外建筑业活动表现出对福建、云南两地区的偏好,福建位于温州市省外建筑业产值的第一位,云南位居第五位。嘉兴市省外建筑业生产总值,甘肃、四川、新疆分别位居第三位、第五位、第八位。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笔者首先对我国建筑业经济活动的国家尺度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分析,我国建筑业经济活动密集区呈现“人字型”格局,即表现为以北京为核心城市的辽宁、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和四川组成的内陆带,和以上海为核心城市的山东、江苏、浙江、广东沿海带,两带交叉的建筑产业活动密集分布格局;其次为了比较省域间的建筑业经济活动强度以及跨省的建筑业投资活动行为,选取了建筑业省外经济活动产值,以浙江省研究为例,对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的省级层面与市级层面的建筑业经济活动空间格局进行了研究,研究结论表明,不同空间尺度上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投资活动强度表现为极大的差异性。省级层面,浙江省的外省建筑业经济活动主要密集分布在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区及其带,“V字型”空间分布格局明显。而市级层面上的建筑业省外经济活动投资空间偏好是多元化的,如丽水市、舟山市、湖州市偏好中部和西部地区;杭州市、绍兴市、衢州市、台州市偏好长三角地区,金华市和宁波市则偏好陕西、黑龙江等。
因资料的限制,笔者仅围绕建筑业总产值和建筑业省外产值二个指标,从全国层面、省级层面以及市级层面的建筑业经济活动空间格局展开了研究,研究中尚存有许多不足之处。由于时间原因,笔者未能对影响建筑业经济活动的因子进行深入研究,如经济因子、固定资产投资因子、地方政府的发展战略决策等,希望在以后研究中能进一步对上述问题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注:[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08AJY041),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资助项目(08JA790044)联合资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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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G.Ofori,“Preparing Singapore’s Construction Industry for the Knowledge - based Economy:Practices, Procedures and Performance,”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vol.21,No.2,pp.113-115,2003
一、引言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的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其突出表现在于——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的同时，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得到根本改变，生产力水平总体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对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
创新的基础，在于实践、学习和知识的积累；而创新能力的形成，则需有效地发挥一种特定的非财务资本——区别于传统的货币、劳动力、土地等财务性资本，由人力资本、关系资本和结构资本构成的智力资本，方能为主体带来持久竞争优势的战略性资源。
二、智力资本驱动区域创新能力有效性的研究设计
（一）指标体系
笔者以2009年华东地区的横断面数据为样本，选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和山东七个地区的相关数据，结合中国创新发展的实际情况，设计了区域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关系资本与创新能力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结合我国背景探索智力资本与区域创新能力的水平与关系。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一级
二级
具体指标
区域人力资本
区域
教育
水平
政府财政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
中小学在校生人数与专任教师人数比
在校大学生与大学教师的人数比
每万人拥有的大学在校生人数
大学以上学历人数占6岁以上人口的比重
区域
医疗
卫生
水平
医疗卫生财政支出占GDP比重
每万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
每万人拥有的卫生机构数
每万人拥有的医疗机构床位数
区域
社会
保障
水平
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
至年末参加养老/失业/医疗保险人数占总人口比重
每万人中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每万人中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区域关系资本
国际
关系
水平
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
实际外商投资总额与GDP的比值
国际（外）旅游收入占GDP的比重
国内
关系
水平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
人均批发和零售业总额（万元）
人均限额以上连锁零售业企业商品销售额（万元）
区域结构资本
政府
效能
水平
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占GDP比重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占人均GDP比重
从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
城镇/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社会
流通
水平
人均货运总量（吨）/港口货物吞吐量（吨）
人均客运总量（人）
人均邮电业务总量（万元）
固定及移动电话普及率（%）
商品零售/居民消费/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信息
流通
水平
人均图书出版量（册）
人均期刊总印数（册）
人均报刊总印数（份）
国际互联网用户占总人口比重
区域创新能力水平
创新
投入
水平
科技经费筹集总额占GDP比重
有科技机构的企业数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比重
高等院校科技课题平均投入经费（万）
①国家产业化计划项目落实资金占GDP比重[微软用户1]
研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占GDP比重
研发机构科技活动课题平均经费（万元）
创新
产出
水平
技术市场成交额占GDP比重
技术市场成交的合同平均金额（万元）
技术市场技术流向地域的合同平均金额（万元）
国内专利申请受理数/授权数
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科技项目数
创新
人员
情况
每万人拥有科技活动人员数/研究与开发(R&D)机构数
每万人拥有的高等学校数/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
R&D机构课题投入经费占科技经费筹集总额比重
最近几年，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出现了两种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一种现象是一批企业，特别是一批民营企业集团，由欠发达地区向中心城市“迁都”。“东方希望”、“春兰”、“杉杉”等将公司总部迁往上海；山东“浪潮”、山西“纱纬纺织”、湖南长沙的“远大”等将总部迁往北京；“乐百氏”、“健力宝”、“今日”等企业将总部迁到广州；“科龙”将总部迁往香港；“二汽”将总部从十堰搬到了武汉；浙江“吉利”总部从台州迁到杭州，等等。另一种现象是一批企业将“生产基地”从中心城市向郊区县甚至外地迁移，但却把企业总部，包括销售部门、研发部门依然留在城区范围。北京二环、三环内一批制造业企业迁往郊区县。上海同样有将原来在市区的制造业企业迁往郊区县甚至江浙的现象。两种现象虽然不同，但反映了同一种趋势――这种总部与加工基地不断分离，实际上是一种在信息经济时代企业资源配置的一种新方式、新动向。由此而产生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按照这种模式进行分离的企业，而且会对区域经济，特别是中心城市的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为众多企业总部的聚集，不但对中心城市的经济结构、就业结构、城市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而且对城市的空间规划、政策体系、环境建设等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有必要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概念，来描述这一特有的经济形态和经济现象。笔者将这一新的经济形态和经济现象称为“总部经济”。
什么是总部经济，经济学上没有定义，笔者认为“总部经济”是某区域由于特有的资源优势吸引企业将总部在该区域集群布局，将生产制造基地布局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其它地区，而使企业价值链与区域资源实现最优空间耦合，以及由此对该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经济形态。
“三赢模型”：总部经济产生的内在机制分析
笔者试图用“三赢模型”来揭示总部经济形成的内在规律。
这一模型基于以下三个条件“假设”：一是信息经济较充分发展。网络及其新的通讯手段的普及，使得企业内部信息传递和组织成本大大降低，企业有条件实现内部不同组织的空间分离。二是企业在发展中对于战略资源的需求地位上升。随着企业规模化增大和市场竞争加剧，对于战略资源(信息、高级人才等)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而且这类战略资源不能与常规资源(产品生产制造过程中需要的土地、能源、材料以及一般加工工人等)完全替代。三是在发展水平差异比较大的不同区域之间，两类资源的禀赋差异很大，取得的成本差异很大。在发达的中心城市，战略资源密集成本低，常规资源稀缺成本高；在欠发达地区，常规资源密集成本低，战略资源稀缺成本高。
基于上述条件假设，笔者认为，在信息技术较为发达的今天，如果企业依然按照传统布局模式进行布局，即企业将总部和生产加工基地布局在一起，无论企业布局在发达的中心城市，还是布局在欠发达地区，都不能实现企业资源的最优配置：如果企业布局在发达的中心城市，由于战略资源密集，企业可以用较低的价格取得战略资源，但是，由于城市的发展，使得常规资源变得稀缺，企业取得常规资源的成本提高，比如，一般来说，中心城市土地价格高，环境成本高，人工工资高，等等。如果企业布局在欠发达地区，情形正好相反。在欠发达地区，尽管对于常规资源的取得其成本相对较低，但由于战略资源稀缺，企业要取得同样的战略资源，不得不支付较之中心城市高得多的成本，甚至一些资源即使愿意付出高一些的成本也难以取得。
如果企业按照总部经济的模式进行空间布局，把总部布局在发达的中心城市，而将生产加工基地布局在欠发达地区，由此使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价格取得中心城市的战略资源和欠发达地区的常规资源实现了两个不同区域最优势的资源在同一个企业的集中配置，企业由于将“总部一加工基地”在一个区域布局而支付了高昂的“机会成本”所“损失”掉的那部分企业“利润”被“释放”出来，这种由于降低了“机会成本”而被获得的“利润”正是总部经济的“收益”所在。不但能够使企业取得在原有布局模式下难以取得的资源优势，资源配置综合成本最低化，而且使得总部所在的中心城市密集的人才、信息、技术资源得到最充分的效能释放，使得加工基地所在的欠发达地区密集的制造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因此，总部经济是一种能够实现企业、总部所在区域、生产加工基地所在区域“三方”利益都得到增进的经济形态。所以，笔者将总部经济模型称为“三赢模型”。
总部经济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效应分析
总部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对于总部所在区域和基地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都将带来积极影响，从而实现经济发展的共赢。
一、总部经济为总部所在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五种效应。
一是“税收贡献效应”。总部对于所在区域的税收贡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的税收贡献效应。无论采取哪种组织方式，总部如果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都要向总部所在地方上缴所得税，在我国现行税率之下一般为33％。如果企业采取“公司一分厂”组织形式，企业的增值税、所得税、营业税，以及城建税、教育附加等一般也要在企业注册地，即总部所在地上缴。二是公司总部员工的个人税收贡献效应。在总部工作的高级白领，其丰厚的个人收入，必然要通过个人所得税形式为总部所在区域经济做出贡献。
二是“产业乘数效应”。制造业总部所在的区域，知识型服务业往往都比较发达，形成为制造业总部服务的知识型服务业产业链：由通信、网络、传媒、咨询等组成的信息服务业；由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基金、租赁等组成的金融服务业；由会计、审计、评估、法律服务等中介服务业，由教育培训、会议展览、国际商务、现代物流业等组成的新型服务业。实证研究表明，一个制造业跨国公司总部向一个区域迁移，都会带动几个、甚至是十几个与其有紧密业务关联的知识型服务公司随之迁移。与此同时，总部经济所带动的商务写字楼、房地产等城市投资对中心城市的增长贡献也是很大的。通过制造业总部这种“乘数效应”可以扩大一个
区域的经济总量，提升第三产业结构水平、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
三是“消费带动效应”。总部对于所在区域的消费带动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总部的商务活动、研发活动以及保障商务活动和研发活动所必须的各种配套消费第二方面是总部高级白领的个人生活消费，包括住宅、交通、子女教育、健身、旅游、购物等等，这种消费对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四是“劳动就业效应”。总部经济的发展本身会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智力人才优势，带来大量高智力就业岗位。同时，通过产业乘数效应，带动第三产业，包括知识型服务和一般型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就业岗位。
五是“社会资本效应”。一个区域聚集了大批的企业总部，说明这个区域的商务环境、综合环境比较优越，无形之中能够提升这个地区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国际地位，促使这个区域的地产升值。同时，总部经济加速知识型人才的培养与再造，多元文化的融合与互动，加快这个城市的国际化步伐。
二、总部经济为基地所在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四种效应。
总部经济对于基地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也将带来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产业、就业、税收及消费等四大方面：
一是对区域产业发展带来的影响，又可以分为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的积极影响。制造基地中一部分是当地企业依据优越的自然禀赋条件逐步成长壮大而成，而另一部分则是企业的产品生产功能从总部分离后直接落户于具有经济资源比较优势的地区，两者直接带来了区域产业经济总量的迅速增加，同时制造基地的形成还能够对区域产业带来“增长极”效应、产业聚集效应和产业乘数效应，从而继续放大区域产业总量；与此同时，对于相对落后的区域而言，由于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制造基地在当地落户，所在地的各种经济资源可能迅速激活，同样由于制造基地的扩散效用、产业聚集效应及乘数效应，带动了该区域关联产业的逐步兴起，加快了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步伐。这其实是通过制造基地的形成实现了产业结构自觉优化模式对产业结构自然优化模式的替代。
二是对区域就业带来的影响。一般而言，除了主要管理和技术人员，制造基地所需的普通劳动者通常实行本土化，充分利用当地人力资源的比较成本优势，同时通过产业乘数效应进一步扩大区域的就业总量。区域就业结构也将因为制造基地的形成发生变化，制造基地将主要从三种途径来影响当地就业结构的调整：一是制造基地通过学习培训、研究开发、技术推广等方式培育了一批生产技术专门型人才和企业管理型人才二是在由于制造基地生产技术的溢出效应及竞争机制进一步推动了基地人才素质的提升三是吸引外地人才向该区域涌入，这三种途径形成合力促使区域就业结构走向高级化。
三是对所在区域税收的影响。“制造基地”的企业性质绝大部分都属于加工制造业，特别是跨国公司或大型企业集团设立的加工制造企业，具有投资规模大、生产资料进出大、市场交易量大的共性，与之相适应这类企业创造的销售额、利润额大都数额不菲。“制造基地”性企业除了税基大，由于其企业性质的特殊性而涉及的税目众多，几乎涵盖了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房产税等我国所有税收税目。此外，制造基地一经落户特定区域，固定资产天然的弱流动性决定了该纳税大户的稳定性和长期性。显然，制造基地将逐步成为其所在区域的重要税源，成为地方财政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四是对所在区域的消费带动效应。制造基地总体上从四个方面来影响区域消费总量：一是制造基地形成后企业职工的新增个人生活消费总量；二是企业集体新增消费总量，主要是指企业一般性日常消费三是因为制造文化基地的形成或入驻而新增的社会公共消费；四是由于制造基地的“产业聚集效应”，关联产业和与之对应的就业人数相继增加。同时，制造基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当地的消费结构，通过营造一种新型竞争环境，包括人才、技术、生活质量等各方面的竞争，人们已不仅仅停留在吃、穿、住、用、行等基本的消费行为和观念，更加注重向享受型、发展型等消费需求转变，从而实现消费结构的高级化。
总部经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性选择
一、总部经济有利于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与资源大量消耗、生态破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人口众多与资源相对短缺等一系列的矛盾。为此，国家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国家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总部经济理论是应经济发展集约化、协调化、有序化发展的要求而出现的一种经济理论，从理论上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按照总部经济的发展思路，通过企业内部高效率的行政系统取代市场交易成本，整合各类社会资源，达到节约利用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协调统一。在总部经济模式下，总部在中心城市聚集，周边形成制造加工集群，变水平的恶性竞争为垂直价值链不同区段上的友好合作，实现区域资源要素的最佳组合，最大限度发挥中心城市和周边地区各自的资源优势，促进区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总部经济开创了区域经济合作新思路。
总部经济是在有效融合企业价值链理论和区域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的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拓展和深化。
合肥市某民办幼儿园每天15：00开始进行半个小时的区域活动，以下记录了该园小（二）班区域活动的全过程。
活动开展前，小（二）班两位老师利用家长提供的废弃品和幼儿园已有材料制作了教具并投放到相应活动区。共设置了五个活动区，其中手工区和绘画区是临时活动区，安排在活动室内开展。另外三个活动区是常设在走廊上的，包括一个建构区，两个角色区。由于室内空间有限，区域活动前教师都要重新摆放桌椅，安排好临时活动区。
该班幼儿已经熟悉了这种形式的区域活动。在活动中他们参与的积极性很高，大部分幼儿能熟练操作活动区中的材料。活动也中出现了随意“串门”的情况，如有一部分幼儿进入一个区后，对选择的材料随意摆弄几下，就放弃原来的区，而进入别的区。还有一部分幼儿因不了解临时制定的活动规则而被其他幼儿排斥，转而换成其他区。老师虽然注意到活动区频繁转换的情况，但没有主动引导。半小时后，幼儿回到了班级，主班老师与他们就刚才的活动进行了互动。老师：“A，你今天玩了什么呀？”A幼儿：“老师，今天我和B、C一起在‘兔兔手工坊’里玩的。”老师接着问：“你觉得那个游戏好玩吗？开不开心？”A回应：“非常好玩，很开心。”老师又问：“下次再开展这个活动时，你还想玩什么呀？”幼儿兴奋地回答道：“老师，我还想玩这个游戏。”老师简单地进行总结后，就结束了区域活动。
二、对区域活动的反思
（一）充分利用家庭资源，但家园合作不充分
在区域活动准备期间，由于班级的材料不能完全满足区域活动的需求，教师主动与家长协商，让家长带来了一些废旧物品，作为活动材料的补充，充分利用了家庭资源。该班活动区主要设置在走廊上，走廊又是家长每日接送幼儿的必经之路，所以离园时经常会出现幼儿逗留在活动区，随意摆弄材料的情况。这与活动开展前，老师未能与家长及时沟通有关。大部分家长不清楚这个活动的真正意义所在，导致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未能及时阻止幼儿的不良行为。家长对这项活动的了解甚少，参与的积极性和关注度都很低。因此区域活动中的家园合作还处于浅表层面，不够深入。
（二）活动中教师的角色定位不全面
“教师在区域活动中扮演不可代替的重要角色，在幼儿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其扮演的角色是动态变化的。”可事实上在活动开展中有时候会出现混乱的情况，一些幼儿在自己选择的活动区玩了一段时间后，会随意去其他活动区，教师对这一情况没能有效引导。另一方面，一些幼儿在遇到无力解决的问题时，教师没有观察到存在的问题，或者是观察到了问题，却没有及时帮助幼儿解决。幼儿怎样参与活动以及活动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教师很少关心，更多的只是把自己定位为区域创设者或材料提供者。
（三）材料丰富，但实际利用价值不高
此次区域活动的材料大部分是教师手工制作的，且利用了不少废弃的物品，总体上活动材料是丰富的。但也有一些问题，如教师提供给幼儿的很多是简单的、成品的活动材料，活动材料缺乏探索性、可操作性。
从活动区材料的功能来分，区域活动中的材料可大致分为装饰材料和幼儿动手操作的材料。在本案例中，教师更加注意使用装饰性的材料创设活动区的外部环境，使活动区外观漂亮美观，一定程度上能吸引幼儿的注意力，但用于幼儿实际操作的材料却不多，有些材料成了摆设，材料的实际利用价值不高。
（四）组织讨论及时，但针对性不强
在活动结束后，老师及时请几位小朋友介绍自己所玩的活动，与大家分享，这能及时了解幼儿活动的情况，有利于帮助幼儿总结、提升经验。然而老师向幼儿提的问题较简单，如你今天玩的是什么，好玩吗，下次还想玩什么等。这些问题不利于深入了解幼儿在活动中获得了哪些经验，遇到了哪些问题。在互动环节结束时，仍有其他小朋友想表达自己的想法，但由于时间的原因，老师就没让他们再说了。
（五）园内总结及时，但未能落到实处
每次活动结束后，园长让所有参加观摩活动的老师聚在一起进行讨论和总结，以期再次开展区域活动时能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然而，当再次开展区域活动时，据笔者观察，教师并没有根据上次的经验总结对区域活动进行改进，在之前活动开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依旧在接下来的活动中出现。
三、对区域活动的改进建议
（一）家园合作，为区域活动的开展提供便利
在开展区域活动前，教师要与家长及时沟通，耐心向家长说明区域活动的目的，让家长真正理解活动的意义并主动参与到活动中来。必要时，还可以向家长寻求一些帮助和支持，比如活动材料缺少时，可以让家长带来一些废弃的瓶子或纸盒，这将极大地减轻教师工作负担，同时也能提高家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在幼儿离园时，教师可以与家长提前沟通好，让家长对幼儿的不适当行为进行制止，这也将帮助幼儿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二）明确教师的角色定位，对区域活动给予适时指导
在区域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容易出现两个极端。要么是过多的干预，要么是完全放任。这两种情况都不利于区域活动的开展。教师要提供一个合适的活动环境，并对活动材料进行必要的操作演示，成为幼儿活动的支持者。当幼儿在活动中遇到困难始终无法解决时，教师要给予幼儿必要的帮助。此外，教师可以与幼儿一同制定游戏规则，并示范游戏玩法，成为幼儿活动的引导者。总之，只有教师的角色定位正确，区域活动才能有效地开展下去。
（三）提供丰富的活动材料，提高实际利用价值
材料的投放要考虑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兴趣需要，要有目的性、层次性、探索性以及可操作性。要有计划地投放材料，并且随着教育目标的变化而更新材料，彻底改变“操作材料一经投入，便长期不变”的做法，始终保持材料的丰富性、新颖性、趣味性，不断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提高材料的实际利用效果。同时，教师不应该过于注重材料的美观，而丢失了其内在教育价值，应该注重材料的实际利用效率，材料的投放要给幼儿留有想象和创造的空间，尽量减少成品材料的投放，给幼儿更多动手操作的机会，激发幼儿的操作兴趣。
（四）组织讨论要有针对性，给予幼儿充分表达时间
活动结束后及时开展有针对性的讨论具有重要意义。一是通过讨论幼儿能回忆自己在活动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并且教师也能进一步了解幼儿积累了哪些经验，对今后开展教学活动具有参考价值；另一方面，通过交流、讨论可以锻炼幼儿的口语表达和逻辑思维能力等。
幼儿园科学区域活动能够开发儿童的智力，激发儿童的创造力。其具体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听说、手工和探索，这三个方面层层递进，有助于挖掘儿童的潜力。儿童参加听说活动，通过听故事、话剧表演等活动锻炼表达与合作的能力。对手工制作感兴趣的儿童可以亲手制作工艺品，发现其制作流程。天分较高的儿童喜欢探索游戏，接近于科学益智游戏，教师引导儿童发现生活中的科学，儿童自发探索其中的奥秘，通过团队讨论增强了儿童的合作意识。三种形式的活动从儿童的特点出发，儿童自主选择喜欢的游戏，发现自己的兴趣。
二、幼儿园科学区域活动的实施原则
（一）兴趣性原则
科学区域活动的设置应根据儿童的兴趣，符合儿童的年龄。活动不能太过复杂、超出普通儿童的智力范围。
（二）自主性原则
科学区域活动的性质即为自主性，旨在开发儿童的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儿童选择游戏的类型和进行游戏的时间，都由自己决定。教师只能为儿童提供指导，不能替儿童做出决定。
（三）多样性原则
科学区域活动的游戏应多种多样，满足不同儿童的需求。游戏的方式、材料的选择以及教师的指导都应多种多样。每个儿童的天赋不同，选择不尽相同，多样的选择能帮助儿童发现兴趣，培养自信心。
（四）目标性原则
幼儿园科学区域活动是在教学目标的指引下进行的，教师在选择活动材料、活动形式时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要根据教学目标，引导儿童参加游戏，发掘儿童的天分与创造力。
三、科学区域活动的有效性指导
（一）注重材料的投放
在科学区域活动中，材料的投放有规律，需要遵循原则。材料的投放应注重多样性，提升幼儿参与游戏的兴趣。在科学区域活动中，游戏的类型多样，投放的材料也应丰富多彩，满足儿童的好奇心理。材料的投放还应注重系统性，能让幼儿进行长时间的探索。比如在学习电的知识时，单单投放一块电池、一根导线和一个灯泡，只能短时间吸引儿童的注意，无法引起儿童长久的探究。教师应在活动中添加不同类型的导线、电池，帮助儿童探索发电的原理。因此，在科学区域活动中，材料投放要达到教学目的，满足儿童学习的需求。
（二）活动过程中激发幼儿探索心理
科学区域活动的首要任务是激发儿童的探索心理，发掘创造和创新能力。在活动过程中，教师需做好引导，让儿童熟悉操作的同时，学会自我思考探索，发现其中的奥秘。同时，儿童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通过集体谈论的形式，培养合作意识。此外，在活动目标的确立过程中，教师应帮助幼儿大胆提出设想，与他人分享，培养幼儿的质疑精神。在活动操作中，幼儿未形成完整的理念，教师应帮助儿童梳理步骤，完成活动任务。
21世纪的今天，幼儿园区域活动环境往往是幼儿区域活动的基础条件，不仅仅有区域空间的设置，同时也有场地的设置。当前幼儿园区域活动环境创设中，更要结合幼儿的基本身体情况，并合理地规划区域活动器材，结合幼儿自身的兴趣爱好，选择合适的活动，并做好材料的全面投放，实现幼儿全身心的健康发展，推动幼教事业的全面进步。
一、做好有限空间的合理利用，实现区域活动环境的创优
环境这种特殊的教育资源，在环境的创设下，结合环境的利用，实现幼儿全身性的健康发展。对于幼儿园空间的设施，往往需要做好活动材料的积极投放，并做好幼儿周围环境的直接支撑。在幼儿园教育教学中，往往需要创设多层次和丰富多彩的教学环境，并实现幼儿的轻松愉悦学习。
（一）幼儿园区域活动环境创设现状
在江苏省张家港市港口幼儿园，一个班级主要有42名幼儿，在教师周围摆放着较多的玩具和材料，同时中间也包含较大的空间，通过对幼儿课桌椅的摆放，做好幼儿的集体教育。教师在对区域活动环境创设中，应多采取三维空间的创设，幼儿园的活动室有较大的封闭性，幼儿对材料玩具之间的相互作用缺乏高度的重视，以至于教师观察幼儿活动的基础上，仅仅有着相对模糊的过程，失去了区域活动的意义，对于幼儿个性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
（二）幼儿园区域活动环境创设的对策
1.扩大室内外地面和墙面空间的使用范围
教师通过对室内外地面和墙面空间进行使用，为幼儿提供知
识，并做好信息的基础刺激，将幼儿的学习能力综合提高。活动开展中，同伴协商规定游戏规则，不仅仅增强了幼儿的规则意识，同时也实现了幼儿合作能力的增强。教育性的凸现，就要结合活动的形式。比如，在“金色的秋天”活动开展时，以“中秋节”为主题，制作月饼盒灯笼，布置区域活动环境。在区域活动环境创设时，要保证有较强的趣味性，将幼儿的积极性充分调动。比如，“我自己”主题活动的开展中，要结合小叶子以及数的形状，对自己的外部特征认识，结合班级的墙饰，对幼儿学习过程进行记录。
2.有效利用阳台走廊以及窗台
阳台走廊空间的利用，可以培养幼儿信息捕捉的能力。通过在橱柜进行标记，并结合点数对应或者是图形对应的形式，对幼儿物归原处的习惯进行培养，同时也有利于积极促进幼儿的思维发展。在楼梯墙上，增设一些有教育意义的图像，并在台阶上对小脚丫进行绘画，这种创设过程，仅有着较强的教育意蕴，同时也可以培养幼儿相对较好的行走习惯。
二、遵循特色原则，实现活动材料的创优投放
幼儿对新事物的持续兴趣较短，同时幼儿园材料的合理使用中，更要结合具体的调查，并分析幼儿年龄特点，做好材料的选择，及时地更换材料，展现多层次和递进性的材料层次。
（一）幼儿园区域活动材料投放现状
调查分析发现，江苏省张家港市港口幼儿园在材料的使用中，92%的教师结合幼儿的实际年龄，对材料进行选择，5%的教师注重材料的可利用性，仅仅有3%的教师不仅注重材料的层次性，同时也注重材料的递进性。这一原因的出现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在材料的反复使用中，逐渐出现破损现象，这种教育价值不仅仅需要借助于材料表现，同时幼儿审美能力的提升更要依附于材料实现。材料的完整性，不仅仅要有一定的美感，同时也有着合理的构图，将幼儿的审美水平显著提高。一旦材料破损，幼儿不仅缺乏材料使用的实际兴趣，同时也难以形成独特的审美感。
其次，材料使用人数较多，幼儿之间的纠纷逐渐增加，这种材料有着较小的投放量，难以实现活动的最终目的。
最后，材料投放难易程度的不均匀，同样也难以科学合理地实现活动的应用，在游戏材料的应用中，图片难以实现根本上的配对，幼儿兴趣逐渐降低。一旦游戏完成之后，材料使处于闲置的状态，缺乏有效性的利用，将幼儿的劳动成果被忽视。
（二）幼儿园区域活动材料投放的优化对策
幼儿园区域活动材料的投放中，要做好具体的优化。关于幼儿园区域活动材料投放的优化对策，具体体现如下：
1.合理分析幼儿的年龄，做好材料的投放
幼儿园区域活动环境的创设中，教师要结合幼儿的实际年龄，做好材料的投放。对于蔬菜总动员主题的一种区域活动而言，就要借助于积木和橡皮泥等工具，并促进幼儿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充分发展，对幼儿的思维能力进行培养。由于幼儿对于蔬菜缺乏较为全面的认识，教师要结合图片以及玩具，吸引幼儿，使幼儿在游戏中积极地投入。
2.联系幼儿的实际发展，做好材料的投放
幼儿园区域活动主题“瓶子总动员”，这一活动中，主要是结合幼儿园的实际发展特点，通过对彩色瓶子图片的提供，在新材料的发现之后，做好角色的基础分配，加强合作性的表演，练习幼儿的表演能力，发放幼儿熟悉的一些手偶和头饰，并结合合作表演以及听故事的形式，不断提升表演的能力，增强区域活动的兴趣。
3.结合幼教的教育目标，做好材料的投放
幼儿园兴趣的培养中，要结合幼儿的好奇心，在多种玩具的投放中，对幼儿进行引导，引导幼儿更好思考，将科学探索的兴趣进行培养，联系教育的目标，实现教育目标。对于幼儿教学主题的结合中，可以联系《芽》主题性的活动，做好幼儿美工能力的培养，结合豆豆粘贴画的工具，对形状不同和颜色不同的豆豆进行搭配，联系有关豆豆的知识，加强幼儿对豆子的了解，并结合幼儿的实际能力，选择相应难度的工作，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材料投放中，不仅要保证材料有着组合性的投放过程，同时也要保证材料的安全性
投放。
总而言之，幼儿园区域活动环境的创设和材料的投放，相对而言是一种相对复杂的系统功能，在幼儿园区域活动环境的创优中，教师要加强和幼儿之间的互动，联系幼儿身心的全面了解以及发
展，注重环境材料教育价值的充分体现，在区域环境活动中，注重幼儿生活能力的培养和思考能力的培养，同时也更加注重学生学
习能力的不断培养，注重学生创造能力的基础培养。
参考文献：
[1]张彩艳.幼儿园区域活动环境创设和材料投放的策略[J].学问：现代教学研究，2011，08（11）：42.
[2]杨松鸽.浅谈幼儿园区域活动的有效开展[J].新校园：中旬刊，2015，12（2）：157.
一、 引言
本文从区域科技发展水平的含义着手，分析了影响区域科技发展的内部和外部影响因素，从科技活动投入、科技活动产出、科技支撑环境三个层次构建区域科技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收集了11个省、市2006年～2010年的指标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进行比较分析，得出综合排名，并提出了发展对策。
二、 区域科技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1. 内部因素。
（1）科技活动投入因素。科技发展的物质基础，包括：科技人力资源投入、科研经费投入、科技基础设施投入等三个方面：科技人力资源是现代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区域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基础，从区域分布上看，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投入水平与区域科技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地区差异。科技经费投入是撬动其他资源的杠杆，其来源渠道、相对数量以及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产业化等各环节投入的结构分布，对科技活动的发展方向和发展强度起重要的导向作用，区域科技经费投入水平主要取决于区域经济水平。科技基础设施是物化了的科技投入，是不断提升科技活动数量、满足科技活动需求的物质保障，是衡量科技发展水平的基础指标。区域科技基础设施资源的投入与有效配置对于指导区域科技活动投入平台建设，完善区域科技发展体系，提高科技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2）科技活动产出因素。科技活动所产生的各种成果，包括科技论文、科技项目、专利、技术市场成交合同、科技成果产业化等形式，是衡量区域科技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反映科技投入的有效性。按照成果形式可以分为三类：知识型产出，主要包括科技论文、科技项目和专利三部分。技术型产出，主要表现形式为技术市场中的各类技术合同交易。科技成果产业化，指将科技成果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中试、批量生产直至形成规模生产的过程，可以体现科技成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 外部因素。
（1）区域政策因素。在区域科技发展进程中，地方政府起到作用可以从两个角度得以体现：一方面以政策为引导，通过不断深化区域科技体制改革，形成科研、开发、生产、市场紧密结合的机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开发体系和以科研机构、高等学校为主的科学研究体系以及社会化的科技服务体系，为区域科技发展提供体制保证；另一方面以科研经费投入为手段，为区域科技进步提供财政支持，给予充分的物质保障，为各项科技活动的蓬勃发展和科技成果的涌现创造条件。
（2）区域经济因素。影响区域科技发展水平的经济因素包括经济水平和经济结构两个方面：
区域经济水平一方面是区域科技发展的基础，决定着区域科技投入规模、强度和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等影响区域科技发展的投入状况；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对科技的需求决定着区域科技发展的规模和强度。
区域经济结构对科技发展水平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区域产业的专业化导致的对技术需求的专门化，使区域间科技投入方向、结构等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而形成了区域科技发展内容和方向的差异。
（3）区域社会环境因素。区域社会发展条件。区域科技与社会发展是区域发展中相互影响和促进的两个部分，区域科技发展的目标之一是为了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促进区域社会的全面发展；区域社会发展程度则决定了区域科技活动的类型，良好的区域社会发展条件也为区域科技的发展提供根本保障。区域的人口状况、文化教育程度和城市服务等级等因素都会对区域科技发展水平产生重要的影响。
区域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区域自然资源的结构及其丰腴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区域的产业结构，从而影响区域科技发展的目标和方向。生态环境日益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内容，治理和保护生态环境已成为区域科技活动的重要内容。
（4）区域创新环境因素。区域创新环境是地方行为主体之间在长期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与交流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包括文化环境、制度环境、组织环境和信息环境等几个部分。区域创新环境对区域科技发展的影响体现在对促进科技人才培养与成长、提升创新能力及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吸引区域外科技资源等三个方面。
三、 区域科技发展水平评价
1. 评价指标体系。本文从投入、产出和区域环境等三个方面建立区域科技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共设有3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和23个三级指标。
2. 评价对象与数据来源。根据GDP、人均地区GDP水平、产业结构，及各地区的经济与科技发展水平特点，选择黑龙江、吉林、辽宁、山西、陕西、河北、北京、山东、江苏、浙江、湖北等11个地区，作为区域科技发展水平评价和比较研究的对象。评价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2005年～2012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及各地区统计年鉴等相关资料。
3. 评价方法与计算过程。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对选定区域的科技发展水平进行评价。
（2）计算特征值、贡献率和累积贡献率。针对选定区域的年度数据，在数据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运用SPS-S19.0软件计算相关系数矩阵、特征值、贡献率，进行因子旋转，确定主因子变量，从而得到各选定区域科技发展水平的排序。
以2006年为例，计算11个地区指标数据的特征值、贡献率与累积贡献率，可以得到变量相关系数矩阵的4大特征值：10.478、7.055、1.984、1.377，其方差总和占样本方差的90.839%，其余19个因子所占比重不足10%，故提取提取前4个因子作为主因子，记作F1、F2、F3、F4。
以旋转后各因子的发差贡献率作为权数来计算各地区的科技发展水平的评价得分，即：F综合=45.555F1+30.673F2+8.624F3+5.987F4
根据上述模型和公式计算可得2006年11个地区的科技发展水平得分及排序情况。并进一步以同样的方法对11个地区2007年～2010年的科技发展水平进行数据分析，综合排名汇总如表2所示。
4. 评价结果分析。由表2所示，可将11省市科技发展水平分为4类：
（1）第一类：北京。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中心，有较好的科技基础条件和政策环境，有众多国内较高研究水平的国家重点大型科研机构和研究中心，知名高校，科技人才和科技设备等资源相对丰富。从基础数据上看，北京市科技经费投入的数量及其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都超过其他地区，科技资源的利用率相对较高，科技投入贡献率最大，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强。
（2）山东、江苏、浙江。从2006年～2010年这三个省的科技发展水平综合排名始终位于前列。其中，江苏省和浙江省的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很接近，两省的地区生产总值也始终位于全国前列，从而能提供其科技发展所需要的经济基础，科研成果能够较好的实现生产化，产学研结合程度比较高，科技市场成交率比较大，这些特点都将促进三省市的科技发展，为其提供正向效应。而山东省虽然科技投入贡献率比较小，科技投入强度也比较低，但是山东省的经济总量比较大，山东是我国北方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之一，具有区位条件优越、劳动力资源丰富等优势条件，故其科技发展水平也处于全国前列。
（3）陕西、辽宁、湖北，中等水平。如陕西省，拥有自己独特的科技优势，是我国西部地区科技力量最强的省份。受国家产业布局政策的影响，陕西省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的传统产业，第一产业基础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陕西地区生产总值主要依赖第二产业，科技的发展和进步也主要体现在第二产业上。陕西省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形成了资金拉动和科研项目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都有助于其科技水平的发展。
（4）吉林、黑龙江、山西、河北，排名靠后。三省地处我国东北老工业基地，地理位置接近，具有相似的资源和政策环境，但是三省的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水平差别较大。从地区生产总值和科技发展水平排名可以看出，辽宁省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发展水平较强，直接受京津冀地区的技术发展和溢出效应的影响，加上重工业水平较高，科技力量较强，形成了以钢铁、煤炭、石油工业和多种机械制造工业为主的重工业群。辽宁省的科技投入强度也占相当大的比重，充分利用科技资源，宽松的创新环境，使得辽宁省的科技发展水平位于东北三省之首。
5. 发展对策。
（1）加快经济建设，改善科学技术研究的物质基础条件。先进的科研设施及科技基础条件建设，是提高科技发展水平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而这需要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因此，提升科技发展水平，首先从提高经济实力着手。
（2）增加科技投入，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加强对科技活动的经费投入、人力投入和物力投入，建立以政府、企业、科技贷款为支撑的多渠道的科技经费投入体系，制定优惠的科技政策，鼓励企业进行科研活动、加大科技活动投资，为科技发展提供良好的资金基础。
（3）完善科技管理体制，落实科技政策。改善科技体制缺失的局面，完善科技管理体制，强化对重大科技政策的制定和科技活动的宏观管理和统筹协调，切实提高科技政实施的效率和效益，使科技活动在有序的市场环境中顺利进行。
（4）鼓励和刺激科技成果转化，规范技术市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技术转让市场环境，为科研机构搭建合作平台，使其为科技产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发挥更好的科研实力。采用激励、竞争手段，鼓励科技人员对科技成果的转化，使科技成果推动技术进步，进而促进科技发展。
（5）大力发展产学研一体化的科技合作体系。积极引导生产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技中介、政府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集教育、科研、开发、生产、销售于一体，发挥各自优势，推动科技经济结合，共同开展技术创新的活动，逐步实现科研―产品―市场―科研的良性循环的有机整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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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选择与区域经济发展是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两大主题，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理性的区位选择导致经济活动在某一优势区位的聚集和扩散，在中观和宏观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和演进始终沿着区位论和区域经济发展两条线索进行，其间对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日益深化。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渊源上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创立的区位理论。德国经济学家杜能(Tunen，1826)从区域地租出发探索因地价不同而引起的农业分带现象，创立了农业区位论，奠定了区域经济理论的学科基础。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德国经济学家韦伯(Weber，1909)提出了工业区位论。30年代初，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根据村落和市场区位，提出中心地理论。
稍后，另一德国经济学家勒什(Losch，1940)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论框架，把中心地理论发展成为产业的市场区位论。总的看来，农业区位论和工业区位论立足于单个厂商的区位选择，着眼于成本和运费的最低。中心地理论和市场区位论立足于一定的区域或市场，着眼于市场的扩大和优化。这些区位论都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以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价格理论为基础来研究单个厂商的最优区位决策，因而又叫古典区位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空间相互作用模式、各种规划模式、网络和扩散理论、系统论及运筹学思想与方法的应用使区位论获得迅速发展，对区域经济运行的动态性、总体性研究促使地域空间结构理论、现代区位论逐渐形成。地域空间结构理论主要有地域空间结构阶段论、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地域空间相互作用引力理论。
值得一提的是，在地域空间相互作用与市场均衡的区域经济运行研究中，萨缪尔森(Samuelson，1952)的市场在空间上呈离散分布的空间市场均衡模式与柏克曼(Beckman，1968)的连续流模式从处于一定地域空间中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出发，为空间经济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而现代区位论一方面使区位研究从单个厂商的区位决策发展到区域总体经济结构及其模型的研究，从抽象的纯理论模型推导，发展为建立接近区域实际的、具有应用性的区域模型。另一方面，使区位决策客体扩大到第三产业。
现代区位论的区位决策目标不仅包括生产者利润最大化，而且包括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战后区位理论的发展主要是由美国学者推动的，其中，艾萨尔德(1sard，1956，1975)把古典区位论动态化、综合化，根据区域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要求，把研究重点由部门的区位决策转向区域综合分析，建立区域的总体空间模型，研究了区域总体均衡及各种要素对区域总体均衡的影响。
现代区位论开始立足于整个国民经济，着眼于地域空间经济活动的最优组织，但其整个理论框架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假设，这极大地影响了现代区位论对现实区域经济问题和区域运行的解释力。
传统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分为区域经济平衡增长理论和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下对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索罗一斯旺增长模型。索罗和斯旺(SolowandSwan)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开放区域经济的假设下，认为随着区域经济增长，各国或一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趋同，呈收敛之势。
不平衡增长是短期的，平衡增长是长期的。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1956)在要素具有完全流动性的假设下，提出区域收入水平随着经济的增长最终可以趋同的假说。这两种理论实际上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空间均衡论，即市场价格机制能够使区域间的收入均等化。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拉大。而发达国家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目标，把大量资源和要素集中投入到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之间的两极分化。
这种差距拉大和两极分化表明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已经很难解决所有的区域发展问题，区域经济增长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家设想的那样收敛，即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增长情况并不一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区域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拉大。
为了对这一现实经济问题进行解释并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区域经济增长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部分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主要有缪尔达尔(Myrdal，1957)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赫希曼(Hirschman，1958)的“核心-边缘理论”等。缪尔达尔指出，市场力作用倾向于扩大区域差距而不是缩小区域差距，一旦差距出现，则发达区域会获得累积的竞争优势，从而遏制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使欠发达区域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越积越多。
赫希曼的观点与此类似。他认为，增长在区际间不均衡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区的发展会通过涓滴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带动区发展，但同时，劳动力和资本从区流入核心区，加强核心区的发展，又起着扩大区域差距的作用，极化效应起支配作用。要缩小区域差距，必须加强政府干预，加强对欠发达区域的援助和扶持。20世纪60年代，美国发展经济学家P·弗里德曼从国家角度提出“中心边缘理论”对赫希曼的“核心-边缘区理论”进行补充。
与此同时，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对区域贸易的理论研究也取得进展。瑞典经济学家俄林(Olin)把区际贸易引入新古典经济学，使其成为一般均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俄林从贸易角度研究了要素流动、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认为，区际贸易、国际贸易与要素自由流动会带来区域之间生产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的平均化。
总之，为了解决区域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下，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利用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对区域内部资本积累、劳动力就业、技术创新与国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区内产业结构演进与升级，区际分工与区际贸易，中心城市及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现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理论框架已经成形。
二、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下的西方区域经济理论，主要从规模报酬不变和不完全竞争出发来研究现实的区域经济问题，把由于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看成是一个外生变量。新古典经济理论模型中，要素流动是瞬间、无成本的，生产要素、商品和劳务不完全流动性、经济活动不完全可分性的存在，使规模经济和完全竞争假设的矛盾无法解决。
随着建模技术的升级，一些原先被忽略的因素可以重新纳入到自由的框架中，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框架下获得新发展。
目前，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研究最活跃的领域是新经济地理学。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DixitandStiglitz，1977)建立的垄断竞争模型为空间因素纳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础，新经济地理学由此产生。
广义地讲，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用新方法对区位选择进行再研究，二是以新方法为基础，用“空间”观点分析区际贸易。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Krugman)、藤田(Fujia)、莫瑞(Mori)、瓦尔兹(Walz)、马丁(Martin)、沃纳伯尔斯(A．Venables)等。
克鲁格曼试图通过建立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规模报酬递增模型，把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
1991年，他在总结哈里斯(Harris，1954)的“市场潜力”理论与普里德(Bred，1966)的以市场规模与区域产业范围间循环关系为基础的进口替代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假设，把一个经济分为生产同质产品的农业和生产不同的可以替代产品的制造业，农民不能流动而工人可以流动，农业没有运输成本，制造业的运输成本与萨缪尔森的“冰山”形式存在(及任何之成品在运输过程中都有一部分丢失)建立了。
一个两区域两部门模型。他认为，收益递增的作用就是使每一种产品只有在一个地方生产才有利可图，其结果是不同地方就生产不同的产品，生产差别产品。当一个地区有劳动力流入时，它不是生产更多的现有产品组合，而是生产新产品。
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一个经济规模较大的区域，由于前向和后向联系，会出现一种自我持续的制造业集中现象，经济规模越大，集中越明显。运输成本越低，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在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越明显，越有利于聚集，“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取决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区域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
克鲁格曼还建立了一个动态的多区域模型来解释当空间结构均衡时，动态的力量确实趋于形成沿地形大概等距离分布的聚集点(城市)。他通过区域跑道模型演绎了区域运行的几何结构。区域跑道模型反映了区域经济体系中各个构成部分呈环状分布，认为运输费用仅仅受环形周长的影响，制造业的同一布局总是处于均衡分布状态。地平面并不是稳定不变的，集中的区域环形分布会产生轻微紊乱的地平面，自发演化出一个或多个制造业集中。这样，制造业区域布局由最初的均衡发展到两区域集中布局，而这两个最终集中布局区域特征正好相反。
瓦尔兹(Waltz，1996)则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和创新产品的区域性集中，区域经济增长源于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及由此产生的持续的生产率提高。
马丁(Martine，1999)研究了聚集经济条件下的区位竞争问题。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在最初的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对其他企业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参与最初区位竞争的第一个企业虽然可以获得较大的财政激励，但随后的其他企业却能够从该区域的产业聚集形成的外部经济中获益。对在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而言，更重要的利益在于为随后进入的厂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同一区位的厂商数目会随着外生的相对成本优势和内生的聚集优势的增加而增加。
藤田和莫瑞(FujitaandMori，1997)研究了多制造业经济体系中的运费与规模经济差异，认为经济体系会自动发展为一个中心地体系，他们(1996)对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等级体系模型进行了修正，通过构建基础模型进行预测分析后，发现人口增加会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个长而狭窄的经济体系产生，并沿着一条线逐渐向外扩展，形成多城市空间。与古典区位论一样，这些研究都强调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外部经济对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所不同的是，克鲁格曼更强调由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与市场供求相连的金融外部性的作用。
在区际贸易方面，沃纳斯伯尔(Venables，1996，1999)把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作为区际贸易新类型的基础。认为，假定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如果中间性商品受到规模经济和运费的影响，生产过程中所引起的区际经济分化必然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大量制造业门类的区域能为中间性商品提供比较广阔的市场，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趋向于区域一体化集中，从而使下游生产具有成本优势，并强化这种优势，循环往复。
他通过研究发现，在高收入的工业“核心”区与农业“边缘区”的分化过程中，市场规模扩大的驱动远远超过区域一体化增长的驱动力。此外，沃纳斯伯尔还把运输成本纳入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model)的区际贸易模型，发现贸易方式和生产方式不仅取决于资源禀赋和要素密集度，而且依赖于运输成本，后者与国家或区域的地理位置有关。新贸易活动的区位选择相对于已有的贸易活动密度而言，依赖于要素密集和运输密集度。
巴德温和弗斯开尔德(BaldwinandForskild，1997)则提出了区域与贸易分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现有的区域分析方法应主要用于区域经济增长内部。因为在各种区域模型分析中，循环过程不仅涉及到生产要素的流动，而且涉及到生产要素的积累，市场规模大的区域，投资额越大，又会进一步增大市场规模。
新经济地理学力图把“空间”因素引入对区际贸易的分析，通过把运输成本作为“空间”因素纳入区际贸易模型来解释贸易量随距离的增加而迅速减少，价格、要素报酬和行业生产率在不同区域间差异等与区际贸易问题。
此外，随着发达国家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知识社会的转变，经济中更多的有形投资流向高技术商品和服务，在研究与开发、教育与培训等方面的无形投资也越来越重要。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一方面将技术进步当作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而把它排除在模型之外。为了更好地解释经济现实，一些经济学家直接把知识纳入生产函数之中，用于说明知识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建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
阿罗(Arrow，1962)最早用内生技术进步来解释经济增长，他假定整个经济体系内存在着技术溢出，在不存在政府干预时的竞争性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政府可以采取适当政策提高经济增长率，使经济实现帕累托改进。此后，罗默(Romer，1986)在其知识溢出形模型中，用知识的溢出效应说明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强调知识的外部性对经济的影响。卢卡斯(Lucas，1988)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则认为整个经济体系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造成的。
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技术进步内生化为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实际上，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聚集经济、规模经济产生的技术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即技术溢出效应，金融外部性则是与市场扩大相联系的外部经济)使要素边际收益递增，从而引起经济活动的地域空间聚集和扩散，这样，规模经济就不再是一个外生的经济变量，而作为内生经济变量进入到区域经济增长模型中。
规模经济内生化的结果是区域经济增长差距越来越大。巴罗与萨拉-艾-马丁(BarroandSala—I—Martin，1991)认为，虽然国家收入水平与长期趋势之间的差距越大，其增长也越快，但由于缺乏长期增长的潜能，递增收益阻碍着各国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各国经济增长最终趋向发散。鲍莫尔(W．J．Baumol)从生产性角度研究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趋势，发现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不存在收敛趋势。
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形成，新区域主义开始取代传统的旧区域主义。新区域主义以新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埃斯尔(Ethier，1998)总结其特征如下：鼓励世界区域贸易和多边贸易的自由发展，发展中国家放弃闭关自守、反对市场经济的政策，而代之以融入多边贸易体系的政策；区域协定往往涉及到深层次的一体化问题；区际贸易自由化是适度的；企业的区位、发展极、区域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也随之发生变化。汉森(Hanson，1998)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经济一体化对各国生产的空间组织有重要影响，其中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大于发达国家。
三、评析
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研究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经济增长，把要素流动看成是瞬间的、无成本的，认为市场力量会使经济趋于均衡，当经济运行偏离了原有的均衡状态，市场经济体系具有一种自我恢复均衡的力量。其理论中不包含空间因素。
一些经济学家根据区域经济增长的实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建立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基础上的传统区域经济理论认为，微观经济活动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促使生产要素流向区位条件优越的地方，经济活动聚集在某一区位会产生外部性，多个厂商相互作用的结果会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规模经济效益的产生，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另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外部性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后者是由那些在生产或分配上存在密切联系或在布局上指向性相同的产业按一定比例与规模集中布局在拥有特定优势的区位所产生的增加收益。
他们认为，单个厂商内部的规模经济通过外部性可以汇总为总量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递增，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价格机制的作用使经济活动和产业趋向于集中在市场潜力大的区位，而市场潜力大的区位往往又是经济活动和产业集中的地方，区位决策是内生的，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生产要素不断向优势区位和区域聚集，引致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从地域空间来看，权衡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后，厂商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架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边形市场区提品。
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假设某个区位或区域的要素供给具有高弹性，都意识到高弹性的要素供给对发展过程中的外部性形成十分重要。实际上，无论是微观的区位决策，还是宏观的区域总体空间均衡及区域经济发展，外部性与规模报酬递增都起着关键作用。
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同，当代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更强调金融外部性对规模经济形成的意义。在他们看来，单个厂商生产能力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性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聚集现象的出现。但他们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假设下提出的挑战，却因规模经济与完全竞争理论上的不相容而缺乏微观经济理论基础。
从理论上讲，完全竞争假设与内生的规模报酬递增是矛盾的，为解决这一新古典假设带来的难题，传统区域经济理论在坚持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把规模报酬递增当作外生经济变量，这样就可以在个体最优化和一般均衡的模型下研究区位选择。
然而，这种假设处理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无法从理论上解释生产活动地域空间聚集与扩散的循环累积性，使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思想停留在粗略的描述性阶段，使其难以融入主流经济学。而且受当时已有的建模技术限制，区域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时，无法把他们的思想用形式化的严谨的模型表达出来。
他们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时，大多采用一种非数学的风格，没有意识到对形式的追求正在很大程度上要求经济学朝着建立明确模型的方向发展。
此外，他们的研究没有明确说明市场结构，即他们在描述的假想经济中的竞争状况时，往往想当然地认为规模经济是欠发达区域工业化的一个制约因素，而未对这种规模经济的形成机制和结果进行深入的分析。除了刘易斯的过剩劳动理论比较容易被模型化外，许多其他的经济发展理论则很难被模型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思想的传播和交流。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建立为传统区域经济理论的两难困境提供了工具。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的经济学家们通过建立不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递增相容的模型，把区域经济活动聚集和扩散的内在机制用严密的数学模型表示出来，努力把空间因素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区位选择与区域经济发展是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两大主题，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理性的区位选择导致经济活动在某一优势区位的聚集和扩散，在中观和宏观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和演进始终沿着区位论和区域经济发展两条线索进行，其间对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日益深化。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渊源上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创立的区位理论。德国经济学家杜能(tunen，1826)从区域地租出发探索因地价不同而引起的农业分带现象，创立了农业区位论，奠定了区域经济理论的学科基础。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德国经济学家韦伯(weber，1909)提出了工业区位论。30年代初，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根据村落和市场区位，提出中心地理论。
稍后，另一德国经济学家勒什(losch，1940)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论框架，把中心地理论发展成为产业的市场区位论。总的看来，农业区位论和工业区位论立足于单个厂商的区位选择，着眼于成本和运费的最低。中心地理论和市场区位论立足于一定的区域或市场，着眼于市场的扩大和优化。这些区位论都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以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价格理论为基础来研究单个厂商的最优区位决策，因而又叫古典区位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空间相互作用模式、各种规划模式、网络和扩散理论、系统论及运筹学思想与方法的应用使区位论获得迅速发展，对区域经济运行的动态性、总体性研究促使地域空间结构理论、现代区位论逐渐形成。地域空间结构理论主要有地域空间结构阶段论、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地域空间相互作用引力理论。
值得一提的是，在地域空间相互作用与市场均衡的区域经济运行研究中，萨缪尔森(samuelson，1952)的市场在空间上呈离散分布的空间市场均衡模式与柏克曼(beckman，1968)的连续流模式从处于一定地域空间中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出发，为空间经济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而现代区位论一方面使区位研究从单个厂商的区位决策发展到区域总体经济结构及其模型的研究，从抽象的纯理论模型推导，发展为建立接近区域实际的、具有应用性的区域模型。另一方面，使区位决策客体扩大到第三产业。
现代区位论的区位决策目标不仅包括生产者利润最大化，而且包括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战后区位理论的发展主要是由美国学者推动的，其中，艾萨尔德(1sard，1956，1975)把古典区位论动态化、综合化，根据区域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要求，把研究重点由部门的区位决策转向区域综合分析，建立区域的总体空间模型，研究了区域总体均衡及各种要素对区域总体均衡的影响。
现代区位论开始立足于整个国民经济，着眼于地域空间经济活动的最优组织，但其整个理论框架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假设，这极大地影响了现代区位论对现实区域经济问题和区域运行的解释力。
传统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分为区域经济平衡增长理论和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下对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索罗一斯旺增长模型。索罗和斯旺(solow and swan)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开放区域经济的假设下，认为随着区域经济增长，各国或一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趋同，呈收敛之势。
不平衡增长是短期的，平衡增长是长期的。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1956)在要素具有完全流动性的假设下，提出区域收入水平随着经济的增长最终可以趋同的假说。这两种理论实际上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空间均衡论，即市场价格机制能够使区域间的收入均等化。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拉大。而发达国家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目标，把大量资源和要素集中投入到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之间的两极分化。
这种差距拉大和两极分化表明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已经很难解决所有的区域发展问题，区域经济增长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家设想的那样收敛，即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增长情况并不一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区域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拉大。
为了对这一现实经济问题进行解释并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区域经济增长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部分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主要有缪尔达尔(myrdal，1957)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赫希曼(hirschman，1958)的“核心-边缘理论”等。缪尔达尔指出，市场力作用倾向于扩大区域差距而不是缩小区域差距，一旦差距出现，则发达区域会获得累积的竞争优势，从而遏制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使欠发达区域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越积越多。
赫希曼的观点与此类似。他认为，增长在区际间不均衡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区的发展会通过涓滴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带动区发展，但同时，劳动力和资本从区流入核心区，加强核心区的发展，又起着扩大区域差距的作用，极化效应起支配作用。要缩小区域差距，必须加强政府干预，加强对欠发达区域的援助和扶持。20世纪60年代，美国发展经济学家p·弗里德曼从国家角度提出“中心边缘理论”对赫希曼的“核心-边缘区理论”进行补充。
与此同时，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对区域贸易的理论研究也取得进展。瑞典经济学家俄林(olin)把区际贸易引入新古典经济学，使其成为一般均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俄林从贸易角度研究了要素流动、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认为，区际贸易、国际贸易与要素自由流动会带来区域之间生产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的平均化。
总之，为了解决区域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下，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利用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对区域内部资本积累、劳动力就业、技术创新与国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区内产业结构演进与升级，区际分工与区际贸易，中心城市及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现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理论框架已经成形。
二、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下的西方区域经济理论，主要从规模报酬不变和不完全竞争出发来研究现实的区域经济问题，把由于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看成是一个外生变量。新古典经济理论模型中，要素流动是瞬间、无成本的，生产要素、商品和劳务不完全流动性、经济活动不完全可分性的存在，使规模经济和完全竞争假设的矛盾无法解决。
随着建模技术的升级，一些原先被忽略的因素可以重新纳入到自由的框架中，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框架下获得新发展。
目前，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研究最活跃的领域是新经济地理学。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dixit and stiglitz，1977)建立的垄断竞争模型为空间因素纳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础，新经济地理学由此产生。
广义地讲，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用新方法对区位选择进行再研究，二是以新方法为基础，用“空间”观点分析区际贸易。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krugman)、藤田(fujia)、莫瑞(mori)、瓦尔兹(walz)、马丁(martin)、沃纳伯尔斯(a．venables)等。
克鲁格曼试图通过建立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规模报酬递增模型，把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
1991年，他在总结哈里斯(harris，1954)的“市场潜力”理论与普里德(bred，1966)的以市场规模与区域产业范围间循环关系为基础的进口替代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假设，把一个经济分为生产同质产品的农业和生产不同的可以替代产品的制造业，农民不能流动而工人可以流动，农业没有运输成本，制造业的运输成本与萨缪尔森的“冰山”形式存在(及任何之成品在运输过程中都有一部分丢失)建立了。
一个两区域两部门模型。他认为，收益递增的作用就是使每一种产品只有在一个地方生产才有利可图，其结果是不同地方就生产不同的产品，生产差别产品。当一个地区有劳动力流入时，它不是生产更多的现有产品组合，而是生产新产品。
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一个经济规模较大的区域，由于前向和后向联系，会出现一种自我持续的制造业集中现象，经济规模越大，集中越明显。运输成本越低，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在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越明显，越有利于聚集，“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取决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区域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
克鲁格曼还建立了一个动态的多区域模型来解释当空间结构均衡时，动态的力量确实趋于形成沿地形大概等距离分布的聚集点(城市)。他通过区域跑道模型演绎了区域运行的几何结构。区域跑道模型反映了区域经济体系中各个构成部分呈环状分布，认为运输费用仅仅受环形周长的影响，制造业的同一布局总是处于均衡分布状态。地平面并不是稳定不变的，集中的区域环形分布会产生轻微紊乱的地平面，自发演化出一个或多个制造业集中。这样，制造业区域布局由最初的均衡发展到两区域集中布局，而这两个最终集中布局区域特征正好相反。
瓦尔兹(waltz，1996)则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和创新产品的区域性集中，区域经济增长源于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及由此产生的持续的生产率提高。
马丁(martine，1999)研究了聚集经济条件下的区位竞争问题。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在最初的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对其他企业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参与最初区位竞争的第一个企业虽然可以获得较大的财政激励，但随后的其他企业却能够从该区域的产业聚集形成的外部经济中获益。对在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而言，更重要的利益在于为随后进入的厂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同一区位的厂商数目会随着外生的相对成本优势和内生的聚集优势的增加而增加。
藤田和莫瑞(fujita and mori，1997)研究了多制造业经济体系中的运费与规模经济差异，认为经济体系会自动发展为一个中心地体系，他们(1996)对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等级体系模型进行了修正，通过构建基础模型进行预测分析后，发现人口增加会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个长而狭窄的经济体系产生，并沿着一条线逐渐向外扩展，形成多城市空间。与古典区位论一样，这些研究都强调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外部经济对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所不同的是，克鲁格曼更强调由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与市场供求相连的金融外部性的作用。
在区际贸易方面，沃纳斯伯尔(venables，1996，1999)把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作为区际贸易新类型的基础。认为，假定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如果中间性商品受到规模经济和运费的影响，生产过程中所引起的区际经济分化必然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大量制造业门类的区域能为中间性商品提供比较广阔的市场，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趋向于区域一体化集中，从而使下游生产具有成本优势，并强化这种优势，循环往复。
他通过研究发现，在高收入的工业“核心”区与农业“边缘区”的分化过程中，市场规模扩大的驱动远远超过区域一体化增长的驱动力。此外，沃纳斯伯尔还把运输成本纳入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 model)的区际贸易模型，发现贸易方式和生产方式不仅取决于资源禀赋和要素密集度，而且依赖于运输成本，后者与国家或区域的地理位置有关。新贸易活动的区位选择相对于已有的贸易活动密度而言，依赖于要素密集和运输密集度。
巴德温和弗斯开尔德(baldwin and forskild，1997)则提出了区域与贸易分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现有的区域分析方法应主要用于区域经济增长内部。因为在各种区域模型分析中，循环过程不仅涉及到生产要素的流动，而且涉及到生产要素的积累，市场规模大的区域，投资额越大，又会进一步增大市场规模。
新经济地理学力图把“空间”因素引入对区际贸易的分析，通过把运输成本作为“空间”因素纳入区际贸易模型来解释贸易量随距离的增加而迅速减少，价格、要素报酬和行业生产率在不同区域间差异等与区际贸易问题。
此外，随着发达国家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知识社会的转变，经济中更多的有形投资流向高技术商品和服务，在研究与开发、教育与培训等方面的无形投资也越来越重要。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一方面将技术进步当作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而把它排除在模型之外。为了更好地解释经济现实，一些经济学家直接把知识纳入生产函数之中，用于说明知识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建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
阿罗(arrow，1962)最早用内生技术进步来解释经济增长，他假定整个经济体系内存在着技术溢出，在不存在政府干预时的竞争性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政府可以采取适当政策提高经济增长率，使经济实现帕累托改进。此后，罗默(romer，1986)在其知识溢出形模型中，用知识的溢出效应说明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强调知识的外部性对经济的影响。卢卡斯(lucas，1988)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则认为整个经济体系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造成的。
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技术进步内生化为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实际上，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聚集经济、规模经济产生的技术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即技术溢出效应，金融外部性则是与市场扩大相联系的外部经济)使要素边际收益递增，从而引起经济活动的地域空间聚集和扩散，这样，规模经济就不再是一个外生的经济变量，而作为内生经济变量进入到区域经济增长模型中。
规模经济内生化的结果是区域经济增长差距越来越大。巴罗与萨拉-艾-马丁(barro and sala—i—martin，1991)认为，虽然国家收入水平与长期趋势之间的差距越大，其增长也越快，但由于缺乏长期增长的潜能，递增收益阻碍着各国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各国经济增长最终趋向发散。鲍莫尔(w．j．baumol)从生产性角度研究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趋势，发现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不存在收敛趋势。
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形成，新区域主义开始取代传统的旧区域主义。新区域主义以新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埃斯尔(ethier，1998)总结其特征如下：鼓励世界区域贸易和多边贸易的自由发展，发展中国家放弃闭关自守、反对市场经济的政策，而代之以融入多边贸易体系的政策；区域协定往往涉及到深层次的一体化问题；区际贸易自由化是适度的；企业的区位、发展极、区域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也随之发生变化。汉森(hanson，1998)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经济一体化对各国生产的空间组织有重要影响，其中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大于发达国家。
三、评析
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研究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经济增长，把要素流动看成是瞬间的、无成本的，认为市场力量会使经济趋于均衡，当经济运行偏离了原有的均衡状态，市场经济体系具有一种自我恢复均衡的力量。其理论中不包含空间因素。
一些经济学家根据区域经济增长的实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建立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基础上的传统区域经济理论认为，微观经济活动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促使生产要素流向区位条件优越的地方，经济活动聚集在某一区位会产生外部性，多个厂商相互作用的结果会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规模经济效益的产生，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另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外部性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后者是由那些在生产或分配上存在密切联系或在布局上指向性相同的产业按一定比例与规模集中布局在拥有特定优势的区位所产生的增加收益。
他们认为，单个厂商内部的规模经济通过外部性可以汇总为总量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递增，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价格机制的作用使经济活动和产业趋向于集中在市场潜力大的区位，而市场潜力大的区位往往又是经济活动和产业集中的地方，区位决策是内生的，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生产要素不断向优势区位和区域聚集，引致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从地域空间来看，权衡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后，厂商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架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边形市场区提品。
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假设某个区位或区域的要素供给具有高弹性，都意识到高弹性的要素供给对发展过程中的外部性形成十分重要。实际上，无论是微观的区位决策，还是宏观的区域总体空间均衡及区域经济发展，外部性与规模报酬递增都起着关键作用。
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同，当代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更强调金融外部性对规模经济形成的意义。在他们看来，单个厂商生产能力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性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聚集现象的出现。但他们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假设下提出的挑战，却因规模经济与完全竞争理论上的不相容而缺乏微观经济理论基础。
从理论上讲，完全竞争假设与内生的规模报酬递增是矛盾的，为解决这一新古典假设带来的难题，传统区域经济理论在坚持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把规模报酬递增当作外生经济变量，这样就可以在个体最优化和一般均衡的模型下研究区位选择。
然而，这种假设处理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无法从理论上解释生产活动地域空间聚集与扩散的循环累积性，使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思想停留在粗略的描述性阶段，使其难以融入主流经济学。而且受当时已有的建模技术限制，区域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时，无法把他们的思想用形式化的严谨的模型表达出来。
他们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时，大多采用一种非数学的风格，没有意识到对形式的追求正在很大程度上要求经济学朝着建立明确模型的方向发展。
此外，他们的研究没有明确说明市场结构，即他们在描述的假想经济中的竞争状况时，往往想当然地认为规模经济是欠发达区域工业化的一个制约因素，而未对这种规模经济的形成机制和结果进行深入的分析。除了刘易斯的过剩劳动理论比较容易被模型化外，许多其他的经济发展理论则很难被模型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思想的传播和交流。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建立为传统区域经济理论的两难困境提供了工具。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的经济学家们通过建立不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递增相容的模型，把区域经济活动聚集和扩散的内在机制用严密的数学模型表示出来，努力把空间因素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