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品种繁多的民族音乐，体现了中华各民族鲜明的音乐风格，凝聚着民族艺术的精华。尽管目前学术界和教育领域已经意识到民族音乐文化的珍贵与保存民族音乐的必要性，但在教学实践中还没有把弘扬民族音乐文化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上来。而解决民族音乐文化继承与发扬的关键是教育。
一、音乐教育母语环境的界定与分类
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音乐语言，这种不同体现在旋律要素、节奏要素，以及文化价值上，这是每个人在文化上的立足点。进行音乐教育的母语环境就是指在民族音乐的根基上创造音乐学习的民族文化背景，使学生从多层次的环境中接触民族音乐的优秀文化。一个民族以母语为音乐教育，让受教育者生活在整个民族音乐文化的大背景中，这是柯达依音乐教育理念的出发点，也是目前音乐教学的应有的原则。
教学环境在空间上涵括校内外各种因素，笔者将音乐教育环境分为相互交集的三个层次，它们相互影响，决定着学生音乐学习的喜好和学习效果。家庭音乐环境是指以学生家庭为中心的物质与经济状况，家长的音乐文化素质、音乐行为和观念，包括遗传因素等；学校音乐环境不仅包括课堂教学环境、教学设备等物质环境，还包括课间的音响环境、其他课堂上的音响效果、同学以及师生之间的影响等；社会音乐环境主要指学校和家庭之外对学生产生无意识影响的音乐文化氛围。
二、音乐教育母语环境对学生的影响
从音乐教育环境与音乐教学的关系来看，音乐的母语环境决定了教学中教师和学生的音乐意识和音乐行为；客观环境的一切因素，都对身处其中的学生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成为引起或消除学生音乐学习动机的重要原因。下面针对音乐母语环境的影响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音乐母语感觉
目前一些学习音乐教育的学生，在演奏、演唱方面拥有一定的技巧性，但对自己的传统音乐却极其陌生，他们一味模仿西方的表达方式而缺少自己的民族风格。主要原因是没有在音乐学习初期建立起音乐母语的感觉，使用音乐进行表述情感的时候缺少一个文化根基、一个立足点，那就是民族音乐文化。我们尝试创设音乐母语环境，是让学生在潜意识中积累自己的民族语汇，认识自己的民族文化，掌握中华民族音乐的意韵、风格，将自己的文化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环境对音乐教学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近代心理学的信息加工理论认为：“冗余度（熟悉程度）过低的刺激不易激发起主动的探究、操作行为。主动的期待和主动的探究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信息冗余度的基础上的。”①给学生创造设计一个民族音乐的教育环境可以提高学生对民族音乐信息的熟悉程度，继而对学生音乐母语的提高起到激发积极性和主动探究性的目的。
其次，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感性音乐能力
我国目前的音乐教学中，有些教师把音乐课的教学重点放在了音乐知识和技能的训练上。从实施素质教育的角度来看音乐教学时，培养学生对音乐的感受力、审美力、表现力及创造力，在感悟中陶冶情操，才是学校音乐教学追求的目标。
学习音乐和学习母语一样，都是先听、唱，再慢慢体会学习的内涵。由人的感官本能去学习音乐，以学母语的方式来学音乐，而不是用认知的方式去学音乐。以民歌作为主要内容的是匈牙利音乐教育家柯达依教育体系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大量的民歌演唱更是让学生在亲身参与音乐活动中获得了民族音乐体验和了解相关传统音乐文化。
三、如何优化音乐教育的母语环境
上文在对音乐母语环境的界定中已经提到，音乐教育环境可分为三个层次，即家庭音乐环境、学校音乐环境、社会音乐环境。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来探讨如何优化音乐母语环境，调控教育环境对学生音乐学习的影响。
（一）营造家庭的母语音乐氛围
家庭是人的最初环境，对一个人母语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一个喜爱民歌的母亲会在日常生活中哼唱民歌，学生在无意识中接受这种隐性教育，逐渐熟悉民歌的旋律和风格，当这些民歌在音乐课堂上出现时，学生的学习兴趣会被强烈地激发出来。
父母对民族音乐的肯定，或者在观念言谈中流露出对音乐的正面见解会影响孩子音乐思想的形成。例如购买民族音乐资料，一定的音乐欣赏设备，给孩子一些精神上的指导、潜意识的正面影响和示范作用等。从父母延伸到家庭的外延，孩子的亲朋好友，给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民族音乐氛围。
（二）优化学校民族音乐环境
学校是培育人才的主要基地，也是进行音乐教育的主阵地，学校环境有着其他环境无法比拟的优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优化学校音乐环境，创造良好的民族音乐氛围是优化整个音乐教育环境的关键所在。营造有利于学生发展的良好音乐母语环境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端正学校音乐教育的大方向，用富于民族特色的母语音乐教育学生
目前，流行音乐、网络音乐充斥文化市场，民族音乐（包括严肃音乐）受到冷落。而民族音乐文化继承和发展的出路在于基础音乐教育，从学校音乐教育入手，开展重视民族音乐教育课程的一系列建设工作，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灿烂的民族音乐文化，激发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从而达到爱国主义的教育目的，这是中国民族音乐以及中国音乐教育的出路所在。
2.充分发挥课间音乐教育的重要性
目前很多学校已经有意识地把铃声换成音乐的声音，并且在课间加播音乐，是个很好的尝试，对课堂音乐教学的影响也很明显。教学楼里的音乐家挂图多为西方音乐家，我们应该把导向目光更多地投向我们的民族文化。
3.加强和其他民族性课程的结合
音乐教育要注重结合文化，去了解和把握各民族、各地区的音乐，更要从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去考虑，从而加强学生的审美能力的发展。例如在书法艺术课上，老师有意识地播放民族音乐曲目，使学生无意识中提高对这些音乐信息的冗余度，给学生一个全方位的民族文化环境，有利于学生全面了解和掌握民族音乐文化精髓。
（三）优化社会音乐环境，形成正确的音乐舆论导向和良好的音乐风气
音乐教育与社会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社会环境对音乐教育的影响和制约主要是通过音乐舆论和音乐风气的影响来实现的。正确的音乐舆论导向和良好的音乐风气是优良的社会音乐教育环境的标志，同时也是音乐教育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
面对社会音乐环境的影响，一方面教师要善于指导学生正确选择。学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拓宽和丰富自己的音乐信息；也可以从广阔的社会音乐生活里接受各种隐性音乐教育，包括广播、电视、书报杂志及互联网等各种媒体。但是教师应注意引导学生如何正确地去判断、接受音乐信息，使学生形成正确的音乐审美观。另一方面，社会要努力呈示一个健康的民族音乐氛围，一个良好的音乐母语环境。作为媒体的报刊、广播、电视，要努力造就民族音乐文化的环境，增强民族音乐的凝聚力，正确处理流行音乐和民族音乐的关系，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正确的音乐舆论导向。只有在健康积极的母语音乐舆论和音乐风气的影响下，才能更加有力地促进学生对音乐母语的感受和学习，才能为民族音乐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奠定良好的基础。
总之，要建设良好的音乐母语环境，就必须从家庭、学校、社会三个层次的教育环境共同努力，只有把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从整体上形成良好的音乐教育氛围，从而有利于民族音乐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有利于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和整个社会素质的提高。
综上所述，在基础教育中实施民族音乐教育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而是一个包括母语音乐教育环境在内的全社会的系统工程。因此，只有全社会参与，营造一个良好的母语音乐教育环境，民族音乐教育的实施和存在才有条件，素质教育的发展才能在民族音乐这个母语音乐教育的基础上立足与发展。
注释：
①许卓娅.幼儿园音乐欣赏教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选自第一二届全国音乐教育获奖论文精选[M].中国音乐教育杂志社编，人民音乐出版社，2000:4.
参考文献：
[1]田慧生著.教学环境论[M].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
[2]（美）贝内特·雷默著，熊蕾译.音乐教育的哲学[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语文是一门内涵丰富且具有人文性的课程。《语文课程标准（2011版）》中指出：“语文课程应通过优秀文化的熏陶感染，促进学生和谐发展，使他们提高思想道德修养和审美情趣，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百善孝为先”，然而，当前有许多初中生因受社会、家庭等因素的影响，面对父母，感恩意识淡薄。为使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必须对学生进行感恩父母的教育。让学生从感恩父母到感恩社会，在感恩中修身立德，完善自我。
初中语文课本蕴涵着丰富的感恩父母教育素材，语文教学过程又是开放而富有活力的。因此，语文教师应充分发挥语文学科在育人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孩子们心中精心浇灌起“感恩父母的花朵”。下面谈一谈我对初中语文教学中渗透感恩父母教育的几点粗浅认识。
语文教材中具有感恩父母教育内涵的课文很多。这些文段句子优美，饱含深情，非常适宜让学生在朗读中理解和体验父母对子女的恩情，使学生“受到高尚情操与趣味的熏陶”。
《背影》中有一段父亲爬月台买橘子的细节描写：“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从这些神态和动作中，不难看出父亲买橘子是多么地辛苦。再看父亲对儿子的四句话：“不要紧，他们去不好。”“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走了，到那边来信。”“进去吧，里边没人。”整个过程中，虽只有短短的四句话，但每一句都道出了父亲对儿子的深切关怀和无限牵挂，父亲那一颗温柔、体贴的心好像跳出了胸外。
课文中还有直接抒发感恩之情的句子，如《荷叶 母亲》的结尾部分“母亲啊！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
这些语段非常精彩，或记叙了父母的辛劳，或表达了作者对父母的眷眷之情。教师让学生作为重点，反复地朗读、品味，学生就会从中感受到父母的不易和他们对子女的关爱。再顺势引导，面对这样的父母，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感恩呢？从而使学生与文章产生共鸣，激发起他们的感恩意识。
口语交际能展现一个人的心理活动，也能使情感产生共鸣。语文教师应善于创设口语交际情景。如学完《背影》后，教师组织学生交流：自己在平凡的生活中，从父母为自己做的哪些平凡小事中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面对这些平凡却厚重的爱，该如何回报父母？假设父母就在我们身边，为了证明我们已经长大，让他们放心，我们怎样做。教师不但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大声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还鼓励他们敢于把自己对父母的爱当着父母的面说出来，并把实际报恩行动贯穿到日常生活当中。这看似只是一个“说”的过程，但在“说”的过程却伴随着思考。学生们在这样的活动中进一步体会到浓浓的亲情，感受着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强化了对感恩的理解，从而为今后报恩父母打下思想基础。
结合课文进行的有意识、有目的的习作训练，也有助于感恩父母意识的培养与深化。胡适的文章《我的母亲》结尾写道“我在母亲的教训之下度过了少年时代，受到了她极大极深的影响。”学到这段，教师布置了这样的练习：“你在哪些方面得到了父母的影响呢？回忆一下，并与同学交流，然后写一个片段。”又如学习《傅雷家书》后，教师让学生也给父母写一封信，让学生通过文字抒发他们心中平时不易说出口的对父母的爱和感动。学生的回忆、深思，在这次练笔中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对父母感恩之情又得到加深。
感恩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真正落实到行为中才是我们教育的目的。在语文综合性学习中，教师可以布置很多活动课任务，如：回家和父母交流，了解父母的成长经历，了解父母的工作性质及生活爱好；周末回家主动帮助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例如刷碗、拖地、整理房间等家务；另外结合“三八节”、“母亲节”、“父亲节”、“感恩节”等节假日，为父母洗一次脚或做一顿饭等，这些活动要求学生真正做并且要写在日记中。为了解真实情况，教师还可以利用电话通知家长积极配合学校，把学生在家劳动表现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反馈给学校。
以上活动的开展不仅能丰富语文综合性学习的内容，还为学生提供了写作素材；不仅融洽了父母与孩子的关系，让学生学会了珍惜父母对家庭、对自己的付出，还能促使他们在校好好学习
；使感恩父母教育活动发挥出更多的教学作用。语文教学中加强对学生的感恩教育，是学科德育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只要我们在语文教学中，把教育与实践紧密联系，包括感恩教育在内的一切育人教育都会“随风潜入夜”，学生的灵魂无论是在 “有声”，还是“无声”当中都会滋润起来！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音乐教育的国家，但事实上并未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催生出完整的音乐教育体系。当前形势下，面对我国音乐教育“重西方，轻传统”的现状反思，伴随新的《音乐课程标准》“丰富音乐教育的人文内涵，强调引导学生通过音乐作品和音乐活动熟悉本民族的音乐文化，扩展文化事业，逐步树立平等交流、并存共荣的多元文化观”的倡导，使得我们的学校音乐教育正在发生着一系列的变化，基础音乐教育课程改革不断深入。无论是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角度，还是从音乐教育学的研究角度，对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开发的问题探讨，在国内外受到持续关注。
一、视线：政策推动实践，理念推动发展
1.国内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相关政策与发展状况
2001年，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颁布，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启动拉开了序幕，而《课程标准》及新教材的编写和试用标志着课程改革已进入具体实施阶段，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改革力度最大、国家投入资金最多的一次课程改革，涉及培养目标的变化、课程结构的调整、国家课程标准的制定、课程实施与教学改革、教材改革、课程资源的开发、评价体系的建立和师资培训及保障支撑系统等，可以肯定此举必将牵动整个基础教育的全面改革。另外，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和我国三级课程管理制度的正式实行，以校为本的“关注学生实际发展需要、关注教师专业研究能力、关注学校办学特色构建”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校本课程开发”应运而生，并将成为我国今后至少三十年内课程改革的重大课题。
2.当前形势下的音乐教育改革新理念与多民族环境下的本土母语音乐校本化状况
我国音乐教育长期以来，因受“欧洲音乐中心论”和“汉族音乐优势论”的影响，致使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本土母语音乐正面临“传承逐步沙漠化，情感不断流失”的尴尬局面和严峻挑战。基于这一形势，早在1995年12月于广州召开的第六届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上就提出了“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新理念，而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本土母语音乐教育”则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音乐学科的校本化课程建设中，因各省区域的多民族构成不同及研究方向的专注点不同，对于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而言，虽然也有一些局部的乡土音乐文化资源得以挖掘，但在具体校本化的课堂教学实践中，总体缺乏一定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操作，可供借鉴的相关科研成果少之又少。
3.世界各国音乐教育有关本土音乐文化的校本化建设历程
在当前音乐教育本土化的研究中，重新审视世界各国的现代音乐教育，我们认识到，多数国家本土音乐文化的校本化建设历程，都主要的体现并暗含于各自的音乐教育体系和音乐教育科研项目成果之中。比较典型的如瑞士的“达尔克罗兹音乐教育体系”，是先于相关校本理论出现的20世纪最早、对后继有深远影响而且至今仍以开放性的姿态发展着的音乐教育体系；匈牙利的“柯达伊音乐教育体系”，是最早提出音乐教育本土化而且具有深刻教育哲学思想和高标准艺术审美要求并在理论与实践中对音乐教育的发展提供宝贵经验的音乐教育体系；德国的“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而且具有丰富教学实践内容体现并深受教师和儿童喜爱的音乐教育体系等。另外，其他音乐教育体系如“美国的艺术教育国家标准”、“日本铃木镇一的才能教育”、“前苏联卡巴列夫斯基的新音乐教学大纲”等及美国著名的音乐教育科研项目成果“曼哈顿维尔音乐课程计划”、“综合音乐素质教育”等，都为各国本土音乐文化的校本化建设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指导和操作模式。
4.欧美近些年来音乐教育改革的发展动态及未来趋势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教育改革浪潮迭起，已形成历史上影响最广泛、最深刻、全方位、大动作的世界性教育改革运动，其实质是努力构建适应21世纪国际竞争和本国经济及社会发展的新的教育体系。综观欧美各国学校音乐教育改革的最新动向，我们不难看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相关学科的影响，音乐教育中音乐与其他学科之间的逐渐融合与相互渗透已成为未来趋势，预示着美好的发展前景。对于音乐教育的本质、功能和目的等一系列问题的再探讨，正在不断地深入进行，相应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持续不断。
二、基点：从理论到实践，从经验到创新
本土母语音乐与校本课程开发的内在联系及二者在结合过程中所产生的实践应用层面上的灵活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问题，是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开发的主题之所在。
1.从理论到实践的三个层面
（1）收集并分析国内外“校本课程开发”的相关政策及理论，了解世界课程改革的潮流和我国课程改革的基本现状与发展趋势。教育学提供的相关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将有效地解决“校本课程开发理论”中的疑难问题，大大有助于加快研究进程。
（2）观察并研究国内外“校本课程开发”的成功案例及实验，把握当前形势下音乐学科的课程资源之挖掘、整理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以开展必要相应的采风活动和教学实验为基础，从中积累较多经验，以初步掌握特定民族区域内本土的母语音乐特点，为研究认知要求奠定良好的感性基础。
（3）在“校本课程开发”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收集并整理我国众多世居少数民族的典范音乐，为各区域民族的本土母语音乐的校本化开发课程资源。如由各地州的知名学者和民间艺人提供大量各种形式的本土母语音乐资源（可有偿获取），加之一些开放性的馆藏资源，为研究的资源配置给予了一定的选择余地。
2.从经验到创新的两个飞跃
（1）通过定点教学实验及若干关键问题的全面分析，探讨片区范围内的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的实施方案和管理模式，为探索更大区域范围内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建设提供经验依据。
（2）依靠上述基础综合进行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开发理论与教学实体的研究，通过若干关键问题的全面分析和具体探讨，努力构建不同区域范围内本土母语音乐的校本课程特色。
三、模式：内容与形式的融合，实践与理论的互动
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开发在模式上不是固定的，但有一个基本模式观念是：开发内容要因地制宜，内容设置要因人而异。
1.内容与形式的融合
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开发的表层模式在于把“音乐学中的本土母语音乐资源”和“教育学中的校本课程开发理论”进行内容与形式的两相融合，逐步以跨学科式的“音乐教育学科新门类”效应呈现。依靠内容与形式的融合，把多民族环境下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开发的具体课堂模式引入到各中小学的基础音乐教育当中，为基础音乐教育的课程改革创造条件并积极实施课改，真正实现符合我国各区域特点的民族音乐教育，努力打造我国尤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音乐教育的办学特色，凸显“以人为本”的办学思想和这一思想指导下不断深入的方法、手段等目标。
2.实践与理论的互动
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开发的深层模式是在对各个区域民族“本土母语音乐”了解与把握和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校本课程开发”学习与研究的双层基础上拟行展开的，是实践与理论的两相互动，是探索适合不同区域民族特色的校本化音乐教育体系的构建基础。这一构建过程，将逐步提高我们对民族母语音乐文化的认知水平，将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民族本位意识，并对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及当代先进文化的建设都将有着非常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随着实践与理论的互支互动不断深入，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开发在基础音乐教育课程改革中成熟起来的方法基础，又可为艺术教育的其他姊妹学科的校本化课程建设提供宝贵的研究经验。
四、实体：从点滴做起，重视教学实效
鉴于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开发在民族音乐学和音乐教育学方面不但具有理论创新性，而且具有极为鲜明的实践应用性，一般作为研究者既是基础性资料的理论创新者，同时又是教育性实体的实践应用者，故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开发的载体主要有三个方面：
1.分析资料与乐谱汇编
主要包括校本课程开发理论的系统整理与分析和本土母语音乐资源电子乐谱的全面制作与注解，成果名称可为《××校本课程开发与××本土母语音乐》（或可编为两个分册：①《××校本课程开发的理论基础和现状分析》；②《××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建设课堂教学曲选》），其应用前景主要体现在为基础音乐教育课程改革提供建设性决策依据和丰富的基础性资料。
2.片区性教学实验报告
以某片区为教学实体开展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定点教学实验，并从中总结本土母语音乐在校本课程开发中的一般规律，成果名称可为《××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开发教学实验报告》，其应用前景主要体现在直接为其他民族片区音乐教学提供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开发的实施方案和管理模式上的经验借鉴。
3.其它方面的研究活动
通过把握“本土母语音乐”与“校本课程开发”在学科上的内在联系及二者结合过程中的互动效应，拟可在相关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片区性甚或区域性中小学骨干教师培训，内容以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开发课堂教学论为主。另外也可利用网络论坛等其它形式实现上述目标。
五、流程：细化分工，分段进行
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开发涉及我国众多少数民族的本土母语音乐，加之校本课程开发的科学性和复杂性，不仅需要系统的民族音乐学知识，而且要有全面的音乐教育学等相关知识。正是由于既要对我国本土母语音乐各乐种进行全面考察与分析，又要对当前国内校本课程开发理念下的成功案例进行学习与探讨，因此，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开发的深入研究必须在充分挖掘与整理感性材料的基础上而随之展开。按某一个片区的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开发，拟以下流程：
1.准备工作：感性材料占有阶段
一方面通过查阅资料和实地采风的研究方法收集与挖掘本片区范围内各少数民族具有代表性的本土母语音乐经典曲目。另一方面通过专题讲座和学术研讨的研究方法学习与把握我国校本课程开发的相关知识体系以及前沿理论。
2.前期工作：感性材料分析阶段
一方面通过民族音乐学的相关知识筛选并注释已获得的本片区范围内各少数民族的本土母语音乐并制作成谱，另一方面通过文献梳理和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探索与论证本片区本土母语音乐校本化的可行性模式并编辑分析相关数据信息。
3.中期工作：课堂教学实验阶段
在对本片区本土母语音乐分类整理和对校本课程开发理论归纳的基础上，以本片区范围内的部分中小学为实验试点开展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开发的实证性研究，既是校本课程开发在音乐教育领域的理论探索，也是校本课程开发在音乐课堂教学上的具体实践。
4.后期工作：实践理论升华阶段
在上述基础上，进行综合性跨学科研究，对本土母语音乐与校本课程开发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内涵作出全面的、切合实际的结论，并最终以研究论文的形式详尽阐述以本土母语音乐为主体、以校本课程开发为主导的音乐教育课程改革的内在本质和一般规律，着力探究多民族环境下基础音乐教育课程改革体系。
六、结语
中国音乐教育中“西乐为主”课程观的长期影响，是导致我国尤其多民族地区本土母语音乐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适逢新时期音乐教育改革，借以“校本课程开发”的热潮，将“本土母语音乐”注入课程并引入课堂，是优秀独特的民族音乐文化得以有效挖掘、整理和研究的有效途径。以传承求发展，化危机为契机，让我们共同探索――为音乐教育改革新局面的到来积极创造条件，为构建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新体系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戴定澄.音乐教育展望［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刘沛.音乐教育的实践与理论研究［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
［3］曹理.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4］崔允t.校本课程开发：理论与实践［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5］刘旭东，张宁娟，马丽.校本课程与课程资源开发［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2002.
［6］李志宏.体验新课程 校本课程开发［M］.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
［7］吴刚平.校本课程开发［M］.四川：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
［8］傅建明.校本课程开发中的教师与校长［M］.广东：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
［9］门秀萍.中小学校本课程开发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开明出版社，2003.
［10］田慧生.新课程中的校本课程开发［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3.
另一方面，就母语教育的理论研究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语文教育理论界曾出现过“思政中心说”、“语文工具说”、“知识中心说”、“语感中心说”等多种“接受为本”的片面观念。1949年到十年“”，思想政治教育成为语文教育的中心，异化了语文课程的本体性质。进入历史新时期以后，叶圣陶等先生的“工具论”渐成主流观点，虽有回归语文本体的重要促进作用，但同时模糊了作为“思想现实”的言语行为之本质，因其在客观上淡化了学生作为语用主体本应有的积极主动的表达功能而在历史新时期受到了语文教育界清醒的反思性批评①。与此同时，注重讲授系统化和静态化的语文知识、配以训练语言技能的“知识中心论”颇为流行，语文课误入语义教学、语法教学、语形教学的歧途。20世纪末，王尚文为代表的“语感中心论”异军突起，虽有纠偏贡献，但终因语感与语识分隔、言语内容与言语形式剥离、限于阅读本位等三大缺陷而遭到理论界质疑[3]（pp.168～175）。总之，这些在我国母语教育研究中曾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主流观念，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了偏颇的教育目标观：母语学习就是凭借“公共教本”使学生“接受”某些预设或既定的东西——或是某种政治观念，或是某种知识系统，或是某种役使工具，或是某种实用技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之所以产生这种不约而同的“接受性思维”，根因于母语教育的理论研究不自觉地笼罩在其后的一种更为深广的教育学思维背景中，即教育要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相“适应”，学校要培养“适应”既有社会伦理和文明规范的具有某些统一规格的建设者②。这种“适应论”的教育目的观其实是“前喻文化”的派生物，反映在语文教育领域内就是进一步助长了“以本为本”的“接受性学习”倾向，即表现为以公共的“母语范本”为中心、教与学双方围绕着它而展开以授受为特点的所谓“语文教育”活动，最后将本应由阅读、写作和口语交际三模块构成、相辅相成的母语教育应然形态，人为地窄化为、固化为自我封闭、日见狭小的接受性实然形态。
虽然传统语文教学也强调培养学生在认知和理解基础上“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但实际上这种模糊的“运用说”后面隐含着明确的教育指向，其实是一种接受为本的“窄语用”。上个世纪60年代，理论界一位前辈的著名观点就颇值得琢磨：“语文教育”就是要养成学生“掌握语文这个工具”，要把“训练学生运用字、词、句、篇、章的能力”与“训练学生理解语文所表达的思想的能力”相结合。[4]这与“五四”时期胡适在《中学国文的教授》所提出的“表达说”形成鲜明对比：“人人能用国语（白话）自由表达思想”[5]（p.303）。显然，与后者基于生命本位的“表达说”（上文已述，“五四”时期的叶圣陶也持此说）相比，前者留有明显的“被理解”、“被运用”的痕迹。这种涵盖言语的输入性和输出性两大功能的所谓“运用”，模糊了源于心灵“自由表达”的鲜明的个性特征，模糊了母语教育的终极指向即以“自由表达”为内核的言语表现力；而且，在当时我国的教育语境中，“训练”说隐含着学生是“控的学习工具”这种“适应论”的负面倾向。由此推论，传统“语文”课程与教学信奉的是偏颇的目标观。虽然，我们并不排斥学生对公共“母语范本”的认知、理解、鉴赏乃至全盘背诵和默写，但是这些接受性的言语实践活动理应无一例外指向其输出性的言语表达力，只有后者才是母语教育的目标所在——使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学会表达自己，并通过这种规范得体、明晰晓畅的表达来实现与世界的联系、达成一己的生命价值。最重要的是，生命本位的言语表达必然是富有个性特色和审美品格的，其言语内容和言语形式是以表现性语用为价值取向的，故“言语表达”的终极指向是“言语表现”——以“汉语”为名称的中国人的母语课程与教学旨在培养的就应然是基于接受的言语表达力、基于规范表达而超越其上的言语表现力。
详而言之，以“汉语”指称的母语课程，其显性目标囊括以“思”为中枢，以“听、读、视”为基础，以“说、写、评”为指向的七字能力体系。显然，这个被重构的能力体系，不仅拓宽了学习者语用的广度，而且拓展了其语用的深度；不仅关注到学习者的输入型语用能力，而且重在强化其输出型语用能力；不仅重视诉之于眼、耳、口等感官的外部语用能力，而且高度强调心灵思维、想象、体验等内部语用能力（见图3）。
而所谓积极语用是指表达主体基于独立人格和自由思维而以个性言说、独立评论和审美表达等为形式特征因而富于创造活力的自觉完整的表现性言语行为。可用下列公式表示：
积极语用=自觉语用（语用动机、激情）×全语用（完整语用能力）×深度语用（表现性语用）
这种母语教育的新观念和新思维是基于正在蓬勃发展的国外语用学的理论视角，更是源自上文所述对偏狭表浅的我国传统“语文”教育的批判性反思，同时，也是基于对全球化背景下未来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前瞻性考量。积极语用教育观不是将输出型语用平面化地对应于输入型语用，而是强调“说写评”不能仅仅止步于语用主体的再现性复述，更不是从众化和同质化的“公共表达”，就价值取向而言，“说写评”的最高境界是基于规范表达的表现性语用——从言语内容到言语形式双重意义上的个性化、审美化和创意化。特别是将“评”与“说写”并列，是为了凸显语用主体在评论活动中所迸发出来的独立的思想力量，虽然“评”可以凭借“说写”的形式呈现出来，但“说写”未必就是一种有品味、有内涵的精彩评论。而且，受制于全预设、全封闭和全垄断的指令性课程范式，我国传统“语文”教学长期偏废对学习者思辨性语用能力的培养。这表现为：从输入型的阅读教学到输出型的写作教学和口语交际教学，普遍“缺席”洋溢个体生命语用活力和智慧的独立评论。与此同时，环顾世界各国的母语教育，高度重视培养未来公民必备的自我选择、自主判断和自由评说之能力——以致中外母语教育两相比较，不仅顿生究竟培养“语用人”抑或“语用工具”的深长感喟。仅以当前教育界高度关注的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进行的“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国际学生评价项目”）大型研究项目为例，就其中阅读素养的测评而言，着眼于阅读素养的核心即基于书面和电子媒体的理解、运用和判断能力，鲜明指向语用主体的独立表达，既不要求从俗于主流观点，也不苛求面面俱到。③该项目已有整整十年研究进展，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对基于“深度阅读”、超越纯技术性认知、理解和复述的思辨性表达力的价值引导，无疑对我国母语教育走向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创新具有深远的警示：pisa将阅读精重号为引者所加）。直言之，母语教育欲接轨世界各国的普世价值，亟须言语表达的高级形式“独立评论”之回归——由此而全面启动中国母语教育的范式转换：从型塑“被表达”的“语用工具”到培育基于阅读后开悟、想象和创思而善于独立判断、自主表达的“语用主体”。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欣赏高中语文新课标所力倡的“鼓励学生自由地表达、有个性地表达、有创意地表达”之基本精神[6]（p.17）。即使是阅读教学，也要按照新课标那样来接轨全球母语教育的普世价值：“充分关注学生阅读态度的主动性、阅读需求的多样性、阅读心理的独特性，尊重学生个人的见解，应鼓励学生批评质疑，发表不同意见。”[6]（p.16）从而使阅读真正成为蓄养学习者母语表达力的坚实基础。综上所述，由传统“语文”课程名称回归到名正言顺的“汉语”，这实质上是：唤醒中华民族的母语意识并使之更趋自觉，坚定母语教育界宏伟的使命感并使之日臻理性；进而促使母语教育价值重心发生一次革命性的深刻位移，即从机械、单一和偏狭的“接受本位观”转换到“表达本位观”乃至“表现本位观”，促使母语教育目标开始一次历史性的重要升华，即由重在养成认知、记忆、复述和平面化再现的语用能力提升到以个性言说、独立评论、审美表达直至创意表达为目标指向的表现性语用能力。这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传统“语文”教育从名到实的蜕旧更新，也是其独立设科百余年来名归实至的质的跃升。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向纵深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在国外学界已提出以充满活力的“核心英语（nuclear english）”新概念作为全球多元文化博弈之核心竞争力的背景下④，我国母语教育以“汉语”重命名为逻辑起点和历史契机，将获得与世界各国母语教育的和谐同步：不仅仅是作为课程名称的一次形式归正，而且深层次上共享全球母语教育的普世价值，即通过养成表现性语用的“立言”来达成人格独立、思维开放之“立人”目标；而就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而言，我国以“汉语”为标志的母语教育，将开启一个新的教育历史时期，即以深刻、创新和高迈的目标意识为引领来炼就未来公民以“表现力”为内核的“言语童子功”，最终汇聚成象征东方大国空前文化创造力的强势汉语——这是全球化背景下语言强国战略的应然之义！
注解：
①对“工具论”的反思性批评甚多，意见甚丰富。代表性意见有李海林的《言语教学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第130页～170页）、潘新和的《语文：表现与存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06页～111页）等。
②“适应论”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就一直流行。90年代后，遭到教育理论界强烈的质疑和批评。详见鲁洁所著《超越与创新》，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88页～393页。相关论文有：鲁洁《论教育之适应与超越》（载《教育研究》1996年第2期），项贤明《关于“教育之适应与超越”问题的讨论》（载《教育研究与实验》1997年第3期），庞学光《论教育之超越》（载《教育研究》1998年第11期），李雁冰《教育的最高追求在于超越》（载《教育改革》1998年第2期）等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强调实践主体对现实的超越和对未来的创造，而不是简单满足于复制既有文明、适应现实社会需求。因此，可以推论：教育的超越性特征就体现在它能够培养出改造现实世界、创造理想世界的新人，换言之，赋予未来人以超越性的实践本质，这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这样，教育并不是单纯使新人满足于“接受”人类积淀下来的既定文明，“适应”前人所早已预制的社会规范，更是在“接受”、“适应”的基础上为“超越”和“创新”而自主性学习。
另一方面，就母语教育的理论研究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语文教育理论界曾出现过“思政中心说”、“语文工具说”、“知识中心说”、“语感中心说”等多种“接受为本”的片面观念。1949年到十年“文革”，思想政治教育成为语文教育的中心，异化了语文课程的本体性质。进入历史新时期以后，叶圣陶等先生的“工具论”渐成主流观点，虽有回归语文本体的重要促进作用，但同时模糊了作为“思想现实”的言语行为之本质，因其在客观上淡化了学生作为语用主体本应有的积极主动的表达功能而在历史新时期受到了语文教育界清醒的反思性批评①。与此同时，注重讲授系统化和静态化的语文知识、配以训练语言技能的“知识中心论”颇为流行，语文课误入语义教学、语法教学、语形教学的歧途。20世纪末，王尚文为代表的“语感中心论” 异军突起，虽有纠偏贡献，但终因语感与语识分隔、言语内容与言语形式剥离、限于阅读本位等三大缺陷而遭到理论界质疑[3](pp.168～175)。总之，这些在我国母语教育研究中曾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主流观念，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了偏颇的教育目标观：母语学习就是凭借“公共教本”使学生“接受”某些预设或既定的东西——或是某种政治观念，或是某种知识系统，或是某种役使工具，或是某种实用技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之所以产生这种不约而同的“接受性思维”，根因于母语教育的理论研究不自觉地笼罩在其后的一种更为深广的教育学思维背景中，即教育要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相“适应”，学校要培养“适应”既有社会伦理和文明规范的具有某些统一规格的建设者②。这种“适应论”的教育目的观其实是“前喻文化”的派生物，反映在语文教育领域内就是进一步助长了“以本为本”的“接受性学习”倾向，即表现为以公共的“母语范本”为中心、教与学双方围绕着它而展开以授受为特点的所谓“语文教育”活动，最后将本应由阅读、写作和口语交际三模块构成、相辅相成的母语教育应然形态，人为地窄化为、固化为自我封闭、日见狭小的接受性实然形态。
虽然传统语文教学也强调培养学生在认知和理解基础上“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但实际上这种模糊的“运用说”后面隐含着明确的教育指向，其实是一种接受为本的“窄语用”。上个世纪60年代，理论界一位前辈的著名观点就颇值得琢磨：“语文教育”就是要养成学生“掌握语文这个工具”，要把“训练学生运用字、词、句、篇、章的能力”与“训练学生理解语文所表达的思想的能力”相结合。[4]这与“五四”时期胡适在《中学国文的教授》所提出的“表达说”形成鲜明对比：“人人能用国语(白话)自由表达思想”[5](p.303)。显然，与后者基于生命本位的“表达说”(上文已述，“五四”时期的叶圣陶也持此说)相比，前者留有明显的 “被理解”、“被运用”的痕迹。这种涵盖言语的输入性和输出性两大功能的所谓“运用”，模糊了源于心灵“自由表达”的鲜明的个性特征，模糊了母语教育的终极指向即以“自由表达”为内核的言语表现力;而且，在当时我国的教育语境中，“训练”说隐含着学生是“被操控的学习工具”这种“适应论”的负面倾向。由此推论，传统“语文”课程与教学信奉的是偏颇的目标观。虽然，我们并不排斥学生对公共“母语范本”的认知、理解、鉴赏乃至全盘背诵和默写，但是这些接受性的言语实践活动理应无一例外指向其输出性的言语表达力，只有后者才是母语教育的目标所在——使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学会表达自己，并通过这种规范得体、明晰晓畅的表达来实现与世界的联系、达成一己的生命价值。最重要的是，生命本位的言语表达必然是富有个性特色和审美品格的，其言语内容和言语形式是以表现性语用为价值取向的，故“言语表达”的终极指向是“言语表现”——以“汉语”为名称的中国人的母语课程与教学旨在培养的就应然是基于接受的言语表达力、基于规范表达而超越其上的言语表现力。
详而言之，以“汉语”指称的母语课程，其显性目标囊括以“思”为中枢，以“听、读、视”为基础，以“说、写、评” 为指向的七字能力体系。显然，这个被重构的能力体系，不仅拓宽了学习者语用的广度，而且拓展了其语用的深度;不仅关注到学习者的输入型语用能力，而且重在强化其输出型语用能力;不仅重视诉之于眼、耳、口等感官的外部语用能力，而且高度强调心灵思维、想象、体验等内部语用能力，而所谓积极语用是指表达主体基于独立人格和自由思维而以个性言说、独立评论和审美表达等为形式特征因而富于创造活力的自觉完整的表现性言语行为。可用下列公式表示：
积极语用=自觉语用(语用动机、激情)×全语用(完整语用能力)×深度语用(表现性语用)
这种母语教育的新观念和新思维是基于正在蓬勃发展的国外语用学的理论视角，更是源自上文所述对偏狭表浅的我国传统“语文”教育的批判性反思，同时，也是基于对全球化背景下未来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前瞻性考量。积极语用教育观不是将输出型语用平面化地对应于输入型语用，而是强调“说写评”不能仅仅止步于语用主体的再现性复述，更不是从众化和同质化的 “公共表达”，就价值取向而言，“说写评”的最高境界是基于规范表达的表现性语用——从言语内容到言语形式双重意义上的个性化、审美化和创意化。特别是将 “评”与“说写”并列，是为了凸显语用主体在评论活动中所迸发出来的独立的思想力量，虽然“评”可以凭借“说写”的形式呈现出来，但“说写”未必就是一种有品味、有内涵的精彩评论。而且，受制于全预设、全封闭和全垄断的指令性课程范式，我国传统“语文”教学长期偏废对学习者思辨性语用能力的培养。这表现为：从输入型的阅读教学到输出型的写作教学和口语交际教学，普遍“缺席”洋溢个体生命语用活力和智慧的独立评论。与此同时，环顾世界各国的母语教育，高度重视培养未来公民必备的自我选择、自主判断和自由评说之能力——以致中外母语教育两相比较，不仅顿生究竟培养“语用人”抑或“语用工具”的深长感喟。仅以当前教育界高度关注的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进行的“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国际学生评价项目”)大型研究项目为例，就其中阅读素养的测评而言，着眼于阅读素养的核心即基于书面和电子媒体的理解、运用和判断能力，鲜明指向语用主体的独立表达，既不要求从俗于主流观点，也不苛求面面俱到。③该项目已有整整十年研究进展，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对基于“深度阅读”、超越纯技术性认知、理解和复述的思辨性表达力的价值引导，无疑对我国母语教育走向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创新具有深远的警示：PISA将阅读精重号为引者所加)。直言之，母语教育欲接轨世界各国的普世价值，亟须言语表达的高级形式“独立评论”之回归——由此而全面启动中国母语教育的范式转换：从型塑“被表达”的“语用工具”到培育基于阅读后开悟、想象和创思而善于独立判断、自主表达的“语用主体”。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欣赏高中语文新课标所力倡的“鼓励学生自由地表达、有个性地表达、有创意地表达”之基本精神[6](p.17)。即使是阅读教学，也要按照新课标那样来接轨全球母语教育的普世价值：“充分关注学生阅读态度的主动性、阅读需求的多样性、阅读心理的独特性，尊重学生个人的见解，应鼓励学生批评质疑，发表不同意见。”[6](p.16)从而使阅读真正成为蓄养学习者母语表达力的坚实基础。综上所述，由传统“语文”课程名称回归到名正言顺的“汉语”，这实质上是：唤醒中华民族的母语意识并使之更趋自觉，坚定母语教育界宏伟的使命感并使之日臻理性;进而促使母语教育价值重心发生一次革命性的深刻位移，即从机械、单一和偏狭的“接受本位观”转换到“表达本位观”乃至“表现本位观”，促使母语教育目标开始一次历史性的重要升华，即由重在养成认知、记忆、复述和平面化再现的语用能力提升到以个性言说、独立评论、审美表达直至创意表达为目标指向的表现性语用能力。这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传统“语文”教育从名到实的蜕旧更新，也是其独立设科百余年来名归实至的质的跃升。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向纵深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在国外学界已提出以充满活力的“核心英语(Nuclear English)”新概念作为全球多元文化博弈之核心竞争力的背景下④，我国母语教育以“汉语”重命名为逻辑起点和历史契机，将获得与世界各国母语教育的和谐同步：不仅仅是作为课程名称的一次形式归正，而且深层次上共享全球母语教育的普世价值，即通过养成表现性语用的“立言”来达成人格独立、思维开放之 “立人”目标;而就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而言，我国以“汉语”为标志的母语教育，将开启一个新的教育历史时期，即以深刻、创新和高迈的目标意识为引领来炼就未来公民以“表现力”为内核的“言语童子功”，最终汇聚成象征东方大国空前文化创造力的强势汉语——这是全球化背景下语言强国战略的应然之义!
注解：
①对“工具论”的反思性批评甚多，意见甚丰富。代表性意见有李海林的《言语教学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第130页～170页)、潘新和的《语文：表现与存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06页～111页)等。
（一）母语教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机构成
“大学语文”的本质属性是母语高等教育课程，应该成为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各级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者、大学教师等的共有理念。语言影响思想，语言就是思想本身。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文化深层编码，都蕴涵在母语中。母语是构成民族文化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元素，母语里有文化的故乡，母语就是祖国，母语承载着民族凝聚力。保护母语，是维系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安全的首选要件。换言之，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独特、最具生命力的语言系统之一，是中华民族身份的首要标志，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直接载体。著名诗人余光中曾说：“当你的情人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这句话的理论内涵是在表明：母语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基本符码。因此，在我国当下的高校课程体系建设中，怎样强调母语教育都不过分。而“大学语文”，就是高校完善汉语母语教育的最佳课程平台。汉语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象形文字，是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语言。从母语教育的角度看，汉语的形意特点使之具有工具性、文化性和审美性等多重属性。其中，文化性是衔接工具性与审美性的桥梁和纽带。汉语“说”与“写”的表情达意功能要得到完美发挥，必须借助文化蕴涵来融通工具与审美的语用效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认定一个人“有文化”或“没文化”，主要依据是他的说（口语表达）和写（书面表达），意即所谓“汉语能力是人生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强化大学语文课程的母语教育性质与学习效能，是提升中华民族母语水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张扬民族精神、提高国家软实力和国民素质的重要举措。
（二）“大学语文”学科化有利于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在《中国教育报》评选的2013年度中国高等教育10大热点问题中，大学语文的问题位列第8，几十年来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的争论仍在持续。同时，大学语文课程的边缘化现状也仍然是醒目的存在。之所以被“边缘”，除了不具备或较少具备外语课和其他技能通识课的现实功利性之外，还有课程自身学科归属性的原因。根据《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大学语文”属于教育学门类下的二级学科“课程与教学论”，和“大学体育”等课程同类。也就是说，与专业性的中文课程不同，“大学语文”在学科归属上已经被“边缘化”。这也成为大学语文课程定位模糊的主因。事实上，早在1986年，匡亚明、徐中玉等先生就呼吁大学语文应成为独立的学科。目前，“大学语文”学科化的条件已经成熟。首先，根据的讲话精神及国务院、教育部颁布的各项包括《纲要》在内的法规性文件要求，大学语文课程与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密切相关，这是其他公共课没有的课程优势。其次，母语高等教育是高校各个专业课程教育的基础，提升母语教育的水平与质量迫在眉睫，这是高校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再次，自1938年中华民国教育部规定开设“大一国文”以来，迄今已近80年，“大学语文”可谓历史悠久。虽然建国后一度停开，但课程建设的基本理念和构架并没有太多的变化。最后，大学语文课程已具备了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和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这是课程自身发展的内在基础。如果能如“汉语国际教育”那样成为独立的学科，“大学语文”的教学地位就能获得法理上的保证，其独有的课程功能就可以得到全面发挥，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也更为便利和顺畅。自然，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的所有争议与无奈，也会随之消失。
（三）大学语文教师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导者和引领者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大学语文”，在教学理念、知识储备、教学能力和方法等方面对大学语文教师提出了新要求。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主导群体，“大学语文”的师资队伍建设是落实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目标的重要环节。大学语文教师要具备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素养和传播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这是一个基本前提。在知识结构上，大语教师一要有良好的母语运用能力，听说读写的水平较高；二要有基本的专业背景，在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宗教、民俗等的某一方向有所长；三要专业基础扎实，学术视野开阔，有辩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理论判断和分析能力。如近年来，某些学校包括高校教师让学生穿“汉服”，对孔子像行跪拜礼的行为，实际上是在把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形式化、简单化和粗鄙化。“汉服”与“汉朝之服”都分不清楚，既蒙蔽了学生也降低了传统文化教育的应有水准。在教学能力和方法上，大学语文教师首先要成为本课程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者，以研究促教学，会有力地提高教学的水平和层次。其次，教师不搞一言堂，既不能故弄玄虚，也要避免肤浅单调。应以互动式教学为主。以教材为依托，可以设计文化专题研讨，也可组织经典文本讨论，引导学生联系现实问题进行思考，激发和培养学生自主研读、探究的兴趣与能力。同时，也要借助新媒体技术使教学手段丰富和多元。再次，教师必须改变传统的考试方式，制订以撰写研究论文、读书报告、调研报告等为主要形式的多元化考核原则。当然，各个层次的高校因课程目标的具体差异，会在教学方法的运用上有所取舍，但无论怎样，都不能背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宗旨。第四，大学语文教材是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导向性资源平台。
关键词
中美；课程标准；小学；母语写作；比较研究
课程标准是课程改革的起点和核心，直接影响一般的课程设置与管理，直接影响课程的发展与变革以及课程实施的成效。高质量的写作课程标准对写作课程的编制、实施与评价等均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有关中美母语课程标准小学写作部分的比较研究尽管较少，但是仍有一些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研究成果。本文拟对这方面研究作一综述，以利于肯定成绩、发现不足，厘清思路、智性前行。
张承明的《中外语文教育比较研究》作为国内第一部较系统地进行母语教育比较研究的专著，主要研究母语教育的基础教育阶段，具体介绍时几乎都是中学母语教育的内容；写作方面，设有《中外作文教学比较》专章，从指导方式、独创性表达、训练起点等7个视角切入比较，大体上局限于教学方面，而课程方面内容基本上是空白。
专注于中外小学母语研究的专著，目前只有吴忠豪的《外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该书对英、法、美、俄、日、新加坡等国家关于母语教育规律的认识，以及母语课程的实践作了比较科学的研究。不过，写作仅是其中一部分，母语课程标准小学写作部分的比较研究较少，而且研究国外较多，反观国内较少，仍有较大的深化细化优化的空间。
从研究内容方面看，集中研究国外写作教学的，比较少。专著方面还是20年前李志强的《国外小学作文教学》。主要介绍美、苏、日、英、法、德、新加坡等国小学写作教学在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写作原理、练习形式、测评手段等方面的成果。限于当时条件，相关资料不够丰富，存在的问题与教训分析介绍颇少，而且也没有以课程标准为整体比较对象。孙建龙主编的《小学写作教学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国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小学写作教学的改革、发展与研究状况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其中《国内外写作教学的实验与模式》专章具体例说作文分步训练等国内6种写作教学实验，简要介绍观察指导模式等4种国外写作教学指导模式，但是，内容单薄，范围较窄，没有涉及中美两国母语课程标准小学写作部分的比较研究。
张聪慧的论文《中美课程目标·写作目标部分比较》从写作课程目标的表述上、认识上两个维度分析了中美写作课程目标存在的差异。
康海燕、谢利民的论文《中美母语课程标准评价体系比较》从在呈现方式，结构、内容、表述方式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不同，比较了中美两国的母语课程标准评价体系。但没有具体分析母语课程标准小学写作部分的内容。
佟彦君的硕士学位论文《中美语文课程标准比较》对中美两国语文课程标准（教学大纲）进行比较。在借鉴两国语文课程成功的教育理念和经验的同时，也从两国语文教育的失败中吸取教训，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语文课程标准及改进语文教学。其中第三部分对比分析中美语文课程目标（内容）。主要从口语交际、阅读和写作目标三方面来进行对比，归纳其共同点与差异，并作进一步的分析。
王志凯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外母语课程标准中写作目标的比较研究》，对中美母语课程标准涉及有限，而且比较对象仅限于写作目标。傅蔚的硕士学位论文《中美基于课程标准的写作评价比较研究》虽然具体比较了中美课程标准，但是只涉及课程标准中的写作评价比较，而且没有具体细分到小学。
董蓓菲主编的《全景搜索：美国语文课程、教材、教法、评价》涵盖美国母语教育诸多重要领域和重大问题，设有专章介绍美国语文课程标准，虽然涉及课程标准小学写作方面的内容，但是线条较粗，仍有继续细化研究的空间，更重要的是缺乏与中国母语教育的分析比较，以及由此而反观我国语文教育各方面现状，评析成绩、问题及建设性对策等缺乏深入、细致、系统的研究。
戴前伦的专著《中美语文教育比较研究》着重比较研究中美语文教育的主要内容：先宏观比较中美语文教育的理念，再微观比较中美语文教育的教材、阅读教学、写作教学和听说教学；意在探究中美语文教育的目标、内容、原则、方式和方法的异同及其原因，以提供我国语文教育改革的具体借鉴。没有具体论述中美两国母语课程标准写作部分的内容。
姜敏的《中美语文课程标准比较谈》通过我国《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与美国国家、宾州和加州英语语言艺术标准中的相关条目及标准制定的对比，从课程标准的阅读内容、目标方面有待系统化补充，阶段目标制定与表述过于笼统，课外读物的范围过于狭窄，课程标准缺少一份规范概念的术语表四方面来综合探讨、评价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程标准。
孙婧的硕士学位论文《美国佐治亚州高中英语语言艺术课程标准与我国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比较研究》以美国佐治亚州语文课程标准和我国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为例，比较两者的课程理念、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语文教材、课程评价，目的在与分析两个课程标准的差异性。
张晓光的硕士学位论文《小学语文综合性学习研究——基于中美比较的视角》对中美小学语文综合性学习的历史发展、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评价等进行全面研究，并比较中美小学语文综合性学习在学习目标、学习主体、学习方式、学习评价方面的主要异同。
白玉波的硕士学位论文《我国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与美国（麻萨诸塞州）〈英语语言艺术课程标准纲要〉的比较》，该文从理念、结构、目标、策略和评价等五个方面对这两个课程标准作了分析比较，而写作仅仅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方帆的论文《中美语文课程标准的初步比较》就中国和美国旧金山高中的中国语文课程标准中的阅读要求作了简要比较，没有涉及写作部分。
许萍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小学五、六年级写作标准特点分析———兼与我国课程标准作比较》和王芳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小学三、四年级写作标准分析》比对分析了中国和美国加州母语课程标准小学写作部分的异同。
较为全面研讨、比较中美两国母语课程标准小学写作部分的论述，集中收在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编写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解读》、董蓓菲主编的《全景搜索美国语文课程、教材、教法、评价》、吴忠豪的《外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张聪慧的论文《中美课程目标·写作目标部分比较》、佟彦君的硕士学位论文《中美语文课程标准比较》、王志凯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外母语课程标准中写作目标的比较研究》等著述中。
综上所述，我国语文教育界专门比较中美母语课程标准小学写作部分的文献并不多。综观已有研究成果，呈现如下特征：一是大都着眼于宏观比较，从教育政策、课程标准制定、教育理念层面比较的多，而且比较偏重现象的罗列、往往分析不够、现象背后的原因追索几乎都是点到即止、一语带过。二是所有的比较都没有涉及课程标准文本质量，而以标准之标准去衡量中美课程标准文本质量，更能从繁琐、芜杂的现象罗列中超，有助于深入探究那些隐匿于现象深处的本质和规律。
顺着这一思路前瞻，本研究领域需要进一步聚焦于中美母语课程标准小学写作部分，比较细致地比较我国《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和美国国家《英语语言艺术标准》，以及以加利福尼亚州英语课程标准为代表的地方母语课程标准，分析异同之所在，比较各自课程标准的文本质量，这样才能够为我国语文课程标准的修订、小学母语写作课程的改革创新提供可资借鉴的建议。比较的目的不是比高低、论输赢，而是在比较的基础上分辨、选择和借鉴，从更新更广的视野加深对写作课程标准的内涵认识，更好地改进我国小学母语写作课程，增强其实效。
参考文献
[1]董蓓菲.全景搜索：美国语文课程、教材、教法、评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解读[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3]吴忠豪.外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
[4]王芳.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小学三、四年级写作标准分析[J].基础教育研究，2010（2·B）.
（一）母语教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机构
成“大学语文”的本质属性是母语高等教育课程，应该成为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各级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者、大学教师等的共有理念。语言影响思想，语言就是思想本身。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文化深层编码，都蕴涵在母语中。母语是构成民族文化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元素，母语里有文化的故乡，母语就是祖国，母语承载着民族凝聚力。保护母语，是维系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安全的首选要件。换言之，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独特、最具生命力的语言系统之一，是中华民族身份的首要标志，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直接载体。著名诗人余光中曾说：“当你的情人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这句话的理论内涵是在表明：母语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基本符码。因此，在我国当下的高校课程体系建设中，怎样强调母语教育都不过分。而“大学语文”，就是高校完善汉语母语教育的最佳课程平台。汉语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象形文字，是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语言。从母语教育的角度看，汉语的形意特点使之具有工具性、文化性和审美性等多重属性。其中，文化性是衔接工具性与审美性的桥梁和纽带。汉语“说”与“写”的表情达意功能要得到完美发挥，必须借助文化蕴涵来融通工具与审美的语用效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认定一个人“有文化”或“没文化”，主要依据是他的说（口语表达）和写（书面表达），意即所谓“汉语能力是人生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强化大学语文课程的母语教育性质与学习效能，是提升中华民族母语水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张扬民族精神、提高国家软实力和国民素质的重要举措。
（二）“大学语文”学科化有利于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在《中国教育报》评选的2013年度中国高等教育10大热点问题中，大学语文的问题位列第8，几十年来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的争论仍在持续。同时，大学语文课程的边缘化现状也仍然是醒目的存在。之所以被“边缘”，除了不具备或较少具备外语课和其他技能通识课的现实功利性之外，还有课程自身学科归属性的原因。根据《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大学语文”属于教育学门类下的二级学科“课程与教学论”，和“大学体育”等课程同类。也就是说，与专业性的中文课程不同，“大学语文”在学科归属上已经被“边缘化”。这也成为大学语文课程定位模糊的主因。事实上，早在1986年，匡亚明、徐中玉等先生就呼吁大学语文应成为独立的学科。目前，“大学语文”学科化的条件已经成熟。首先，根据的讲话精神及国务院、教育部颁布的各项包括《纲要》在内的法规性文件要求，大学语文课程与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密切相关，这是其他公共课没有的课程优势。其次，母语高等教育是高校各个专业课程教育的基础，提升母语教育的水平与质量迫在眉睫，这是高校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再次，自1938年中华民国教育部规定开设“大一国文”以来，迄今已近80年，“大学语文”可谓历史悠久。虽然建国后一度停开，但课程建设的基本理念和构架并没有太多的变化。最后，大学语文课程已具备了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和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这是课程自身发展的内在基础。如果能如“汉语国际教育”那样成为独立的学科，“大学语文”的教学地位就能获得法理上的保证，其独有的课程功能就可以得到全面发挥，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也更为便利和顺畅。自然，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的所有争议与无奈，也会随之消失。
（三）大学语文教师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导者和引领者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大学语文”，在教学理念、知识储备、教学能力和方法等方面对大学语文教师提出了新要求。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主导群体，“大学语文”的师资队伍建设是落实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目标的重要环节。大学语文教师要具备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素养和传播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这是一个基本前提。在知识结构上，大语教师一要有良好的母语运用能力，听说读写的水平较高；二要有基本的专业背景，在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宗教、民俗等的某一方向有所长；三要专业基础扎实，学术视野开阔，有辩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理论判断和分析能力。如近年来，某些学校包括高校教师让学生穿“汉服”，对孔子像行跪拜礼的行为，实际上是在把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形式化、简单化和粗鄙化。“汉服”与“汉朝之服”都分不清楚，既蒙蔽了学生也降低了传统文化教育的应有水准。在教学能力和方法上，大学语文教师首先要成为本课程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者，以研究促教学，会有力地提高教学的水平和层次。其次，教师不搞一言堂，既不能故弄玄虚，也要避免肤浅单调。应以互动式教学为主。以教材为依托，可以设计文化专题研讨，也可组织经典文本讨论，引导学生联系现实问题进行思考，激发和培养学生自主研读、探究的兴趣与能力。同时，也要借助新媒体技术使教学手段丰富和多元。再次，教师必须改变传统的考试方式，制订以撰写研究论文、读书报告、调研报告等为主要形式的多元化考核原则。当然，各个层次的高校因课程目标的具体差异，会在教学方法的运用上有所取舍，但无论怎样，都不能背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宗旨。第四，大学语文教材是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导向性资源平台。1979年至今，已经出版使用的大学语文教材近2000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徐中玉主编本、王步高主编本、夏中义主编本、温儒编本和陈洪主编本。这5种教材从内容到体例都各具特色，对大学语文教材的完善和创新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和示范作用。但是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到教材中，还须在既有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更新教材编写的理念、内容和体例。在教材的编写理念上，要明确大学语文绝不是中、小学语文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里的内容延续，也不是文学专业知识对非中文专业学生的普及化，更不是单纯的工具性技能的补偿和提升，而是对基于母语教育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固本强基的系统工程。在教材的内容选择上，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线，串连起不同时代、不同人文领域的经典文本；也要精选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代表性文化典籍。在此，世界性是对传统经典性的对照和融通，能够促进学生由“学”到“思”、由“思”到“智”，以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在教材的体例设计上，宜采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经，以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宗教、科技、民俗等学科模块为纬———经纬纵横的单元式体例，既利于显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导向性，也体现开放性和系统性的教学资源格局。
Keywords:mothertongue;Chineseculture;musiceducation
Abstract:Facingthewholeinternationalenvironment,weinheritanddevelopChinatraditionalculture.Weunderstandthemeaningandtheviewpointof"musiceducationbasedonnativeChineselanguageand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Wedevelopmod-ernChinesemusicandeducationbasedontraditionalChinesemusiccultureandbyusingitaskeyfoundationandresources.Thepaperpresentssomeoftheviewsonmotherlanguageteachinginmusiceducation.
0.引言
自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音乐落后论”、“全盘西化论”等问题上展开了学术争论。为此,我国音乐教育界提出了“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观,本文就我国音乐教育中的母语教育方面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期与大家共同探讨。
1.我国音乐教育现有体制的由来
中国音乐教育在清代以前占主体地位的是中国传统音乐。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的推行和西方音乐文化的侵入,我国音乐教育便走上了西化的道路。西化的表现可以概括为:引用欧美学校歌曲曲调作为唱歌教材、乐理采用西洋乐理体系、教学方法照搬西洋。这时候兴起的“学堂乐歌”便成为我国近代学校音乐教育的起点。
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西化”问题。中国近百年来的音乐教育有得也有失,正如福建师范大学王耀华先生所说,其“得”在于:引进欧洲近现代音乐教育体系,使中国音乐教育走上了系统化、规范化道路;提高了全民族的音乐水准;引进西洋近现代音乐及其理论,促进了东西方音乐文化交流;促使某些音乐形式的诞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音乐的发展。其“失”在于:在学校音乐教育中,以欧洲音乐理论体系为基础对学生进行教育,忽视了中国音乐理论体系的深入探讨和重建,不利于民族优秀音乐文化的弘扬和发展。主要表现为:在专业理论方面,以欧洲音乐理论为普遍真理,而取代中国音乐理论;在音乐创作方面,以欧洲音乐体裁为效仿的楷模;在价值取向方面,重西轻中,以西否中。[1]
在对我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得”与“失”思考的同时,也会引起对我国音乐发展的另一个问题——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主体性危机的思考。由于受西方工业文明价值观及音乐教育价值观的影响,我国一些人把东西方音乐关系纳入了古今关系,而不是把它作为人类音乐的成果来借鉴和接受。这样,也就使中国传统音乐的心理学、美学等价值被“削足适履”地纳入了西方音乐演进的轨迹。这一切都要求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整体的文化价值体系进行重新评价与重构。
由此可见,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体系,是一项严峻的课题,其历史必然性更不容置疑。
2.母语选择——中国传统音乐
所谓“母语”,就是指一个人最初学会的一种方言。[2]806本文这里说的“以中华文化为母语”中的“母语”,是借用了语言学的概念。美国语言学家布鲁克和特雷杰认为:“语言是使一个社会集团内部协调一致和任意的有声符号系统”。可以说,音乐也是人类社会“有声符号系统”的组成部分。音乐与母语有着密切的关系。声乐中的歌词本身就是语言,器乐也总是体现着母语文化的特征。另外,“一个民族的传统音乐必须要依靠民族某种具体语言和文字来交流、记录和传播,特别是没有文词依附的传统器乐曲,在民间仍然主要采用‘口传心授’的方法来传承”。[3]39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中华民族在语言特色、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审美情趣、民族心理素质等方面在世界上都独树一帜,是中华民族本体、民族尊严、民族意识的标志。如“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立身情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品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等。虽然中华文化也含有封建性的糟粕,如君主专制主义思想、男尊女卑以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特权思想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因循守旧思想等,但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中华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母语,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中华文化母体千百年来也孕育了传统音乐文化的成长和发展。
那么,今天的“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就应该指的是“以在中华民族历代生产斗争、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文化为深厚基础和广阔背景而进行的音乐教育”。[4]
当今中国音乐文化处于中国传统音乐、中国现代民族音乐、外国音乐三种体系多元共存的复杂状况。每一种音乐体系都以不同的方式在人们的音乐生活中发挥着互相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各自的文化价值没有高低之分。它们都是人类创造的文化成果,都值得保存和继承。但是,在世界各国,音乐教育首先应该担负起本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构建。所以,最根本的“母语”选择应该也只能是中国传统音乐,正如当今一些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指出:“在中国面临的各种危机中,核心的危机是自信的危机,中国人正在失去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国性(Chinesness)。”[5]梁铭越先生也曾经谈道:“一个民族的文化体系如若失去原生态演艺的存在,其传承也愈接近离失而无形中被埋没了。”[6]263也就是说,如果放弃中国传统音乐体系而选择其他音乐体系,则意味着否定了自我。那么,“弘扬中华音乐文化”就只是一句空话。所以,在“母语”音乐教育中,只能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音乐文化为根本资源。当然,作出这样的选择,并不意味着排斥其它音乐体系,否定其它非母语因素。相反,还要把世界各民族的音乐文化知识列入普通教育的音乐课中。王耀华先生曾经指出:“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音乐文化为根本,既注重继承,又重视发展,既继承一切优秀的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使之得以弘扬,又重视对其他民族优秀音乐文化的借鉴、吸收。”[7]
3.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的现实意义
当今,中国音乐教育界提出的“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观,要求把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作为基点,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体系。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音乐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史中,起着并且至今仍然起着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精神支柱作用。若要让这灿烂的音乐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这一历史重任也就自然而然地落到音乐教育的肩上。
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是增进中华民族情感交流、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进程的需要。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整体结构中,“乐”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孔子的乐贵移风易俗观,荀子的“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乐记》更是充分肯定了“乐”的美育社会功能,可见音乐的民族凝聚力十分强大。同时,建立这样一个体系也是增进中华音乐文化内部交流、继承发展中华民族音乐文化优秀传统的需要。如果没有把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保护好的话,就不能为人类音乐文化发展做出贡献。另外,在世界音乐教育界也出现了重视各民族传统音乐教育的趋势。面对这一世界音乐教育的共同趋势,我国的音乐教育要如何进行改革,不仅是音乐教育界,而且是整个音乐界应该重视的问题。
4.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的困难和可能性
尽管对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充满着信心和希望,但是,这一体系的建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还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
其一,要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必须摆脱西方工业文明价值观及音乐教育价值观的影响,建立新的音乐教育价值观。
其二,必须改变中国传统音乐非系统化的现状,总结出适合我国音乐教育的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作为教材。
其三,要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必须打破原有模式的约束,寻求新的教学方法。必须找到中国传统音乐教学方法和当今世界先进教学方法的契合点。
其四,必须培养具有中华文化意识的音乐教师。虽然存在这么多的困难和问题,但实现“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又有其现实基础。
在对历史的反思中,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已成为大多数音乐工作者的共识。通过大多数音乐工作者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奠基性的成就,比如,对古文献、古乐谱、古乐种的研究、整理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1985年,国务院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35条,明确提出了“加强美育”,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1999年,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上,对“美育”又作了更进一步强调。这一切都将会对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的实现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5.结束语
弘扬中华音乐文化,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音乐文化传统,是我国每位音乐工作者的崇高历史使命。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是弘扬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弘扬中华文化仅仅依靠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是远远不够的。但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的建立将与西方体系形成一种平等的对话,为世界音乐文化沟通、互补与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王耀华.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得与失.音乐研究,1994,2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
[3]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
[4]王耀华.根深扎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乐府新声,1996,1
“大学语文”的本质属性是母语高等教育课程，应该成为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各级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者、大学教师等的共有理念。语言影响思想，语言就是思想本身。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文化深层编码，都蕴涵在母语中。母语是构成民族文化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元素，母语里有文化的故乡，母语就是祖国，母语承载着民族凝聚力。保护母语，是维系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安全的首选要件。换言之，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独特、最具生命力的语言系统之一，是中华民族身份的首要标志，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直接载体。著名诗人余光中曾说：“当你的情人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这句话的理论内涵是在表明：母语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基本符码。因此，在我国当下的高校课程体系建设中，怎样强调母语教育都不过分。而“大学语文”，就是高校完善汉语母语教育的最佳课程平台。汉语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象形文字，是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语言。从母语教育的角度看，汉语的形意特点使之具有工具性、文化性和审美性等多重属性。其中，文化性是衔接工具性与审美性的桥梁和纽带。汉语“说”与“写”的表情达意功能要得到完美发挥，必须借助文化蕴涵来融通工具与审美的语用效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认定一个人“有文化”或“没文化”，主要依据是他的说（口语表达）和写（书面表达），意即所谓“汉语能力是人生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强化大学语文课程的母语教育性质与学习效能，是提升中华民族母语水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张扬民族精神、提高国家软实力和国民素质的重要举措。
（二）“大学语文”学科化有利于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在《中国教育报》评选的2013年度中国高等教育10大热点问题中，大学语文的问题位列第8，几十年来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的争论仍在持续。同时，大学语文课程的边缘化现状也仍然是醒目的存在。之所以被“边缘”，除了不具备或较少具备外语课和其他技能通识课的现实功利性之外，还有课程自身学科归属性的原因。根据《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大学语文”属于教育学门类下的二级学科“课程与教学论”，和“大学体育”等课程同类。也就是说，与专业性的中文课程不同，“大学语文”在学科归属上已经被“边缘化”。这也成为大学语文课程定位模糊的主因。事实上，早在1986年，匡亚明、徐中玉等先生就呼吁大学语文应成为独立的学科。目前，“大学语文”学科化的条件已经成熟。首先，根据的讲话精神及国务院、教育部颁布的各项包括《纲要》在内的法规性文件要求，大学语文课程与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密切相关，这是其他公共课没有的课程优势。其次，母语高等教育是高校各个专业课程教育的基础，提升母语教育的水平与质量迫在眉睫，这是高校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再次，自1938年中华民国教育部规定开设“大一国文”以来，迄今已近80年，“大学语文”可谓历史悠久。虽然建国后一度停开，但课程建设的基本理念和构架并没有太多的变化。最后，大学语文课程已具备了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和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这是课程自身发展的内在基础。如果能如“汉语国际教育”那样成为独立的学科，“大学语文”的教学地位就能获得法理上的保证，其独有的课程功能就可以得到全面发挥，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也更为便利和顺畅。自然，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的所有争议与无奈，也会随之消失。
（三）大学语文教师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导者和引领者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大学语文”，在教学理念、知识储备、教学能力和方法等方面对大学语文教师提出了新要求。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主导群体，“大学语文”的师资队伍建设是落实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目标的重要环节。大学语文教师要具备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素养和传播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这是一个基本前提。在知识结构上，大语教师一要有良好的母语运用能力，听说读写的水平较高；二要有基本的专业背景，在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宗教、民俗等的某一方向有所长；三要专业基础扎实，学术视野开阔，有辩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理论判断和分析能力。如近年来，某些学校包括高校教师让学生穿“汉服”，对孔子像行跪拜礼的行为，实际上是在把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形式化、简单化和粗鄙化。“汉服”与“汉朝之服”都分不清楚，既蒙蔽了学生也降低了传统文化教育的应有水准。在教学能力和方法上，大学语文教师首先要成为本课程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者，以研究促教学，会有力地提高教学的水平和层次。其次，教师不搞一言堂，既不能故弄玄虚，也要避免肤浅单调。应以互动式教学为主。以教材为依托，可以设计文化专题研讨，也可组织经典文本讨论，引导学生联系现实问题进行思考，激发和培养学生自主研读、探究的兴趣与能力。同时，也要借助新媒体技术使教学手段丰富和多元。再次，教师必须改变传统的考试方式，制订以撰写研究论文、读书报告、调研报告等为主要形式的多元化考核原则。当然，各个层次的高校因课程目标的具体差异，会在教学方法的运用上有所取舍，但无论怎样，都不能背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宗旨。第四，大学语文教材是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导向性资源平台。1979年至今，已经出版使用的大学语文教材近2000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徐中玉主编本、王步高主编本、夏中义主编本、温儒编本和陈洪主编本。这5种教材从内容到体例都各具特色，对大学语文教材的完善和创新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和示范作用。但是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到教材中，还须在既有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更新教材编写的理念、内容和体例。在教材的编写理念上，要明确大学语文绝不是中、小学语文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里的内容延续，也不是文学专业知识对非中文专业学生的普及化，更不是单纯的工具性技能的补偿和提升，而是对基于母语教育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固本强基的系统工程。在教材的内容选择上，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线，串连起不同时代、不同人文领域的经典文本；也要精选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代表性文化典籍。在此，世界性是对传统经典性的对照和融通，能够促进学生由“学”到“思”、由“思”到“智”，以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在教材的体例设计上，宜采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经，以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宗教、科技、民俗等学科模块为纬———经纬纵横的单元式体例，既利于显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导向性，也体现开放性和系统性的教学资源格局。
1 中文教育在少数民族中的现状和潜在问题
中文教育在我国主要表现为语文、文学或汉语学科的教学。除汉族的语文教育为母语教育外，非母语教育主要是针对少数民族群体和外国人。在对少数民族进行的中文教育中，由于少数民族对其民族语言的学习早于汉语学习，所以中文学习实际上是他们的第二语言学习。但是实际少数民族群体的中文教育并未准确定位，仍将中文教学作为母语教学来进行，这在教学实践中造成了许多潜在矛盾。[1]
由于教育部并未为各个少数民族都制定统一的中文教育课程标准和相关内容指导，少数民族在进行自身的中文教学时所采用的教材结构和内容、教学模式、考察形式上都各不相同，缺乏科学的设计和标准化流程。根据调查，当前大多数少数民族在进行中文教育时，使用的教材都是根据本民族的语言教材所发展而来。在语言练习和课文选取方面都是按照母语教学的习惯而进行，基本上只是细枝末节和知识难易度上的修改。在教学方法上仍然沿袭母语教学的语义字词讲解法，忽视了中文的特点和课文间的差别。教学过程僵化呆板显得毫无新意，与母语教学毫无差别。在考察形式上，也过多地重基础积累而轻语言运用能力。
以上情况的存在，使得当前少数民族群体中的中文教育显得低效化，在发展过程中隐藏了许多潜在的问题。首先，语言知识的传授单调化，语文素质培养缺位。教师在进行中文教学时由于教学目标不明和教学方法单一，使得语文教学的课堂了无生趣；除了字词句的教学外，教师通常难以进行文化上的延伸，对语言素质的培养不够。[2]其次，课程缺乏创新意识，忽视了学生个性发展。教学模式和内容上的僵化使教师和学生都丧失了创新的动力和空间，学生的个性也在固定化的流程中被淹没。最后，由于民族语言教学法的局限性，中文教育在教学开放性上也显得相对不足，对新事物新方法的接受消化能力变弱。
2 在少数民族群体中进行中文教育的理论性分析
少数民族的中文教育必须实事求是地依据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要站在客观的角度对中文教育与民族母语教育之间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而对大多数少数民族而言，中文教学是作为他们的第二语言教学进行的，因此需要对第二语言教学的特点进行深入分析。
第二语言教学与母语教学存在许多方面的区别。就教学目标来说，母语教学的价值目标更加多元化和综合化，涉及语言能力、思维开发、文化熏陶和情感教育等多方面，而第二语言教学的主要目标则是使学生具备熟练的交流沟通能力，着重的是语言的工具性作用；就教学环境来说，母语教学的自然生态显然更为完整。学生从小生活在母语环境中，听说读写的能力和基础语言知识的学习在系统进行教学之前已经开始。而在学生看来，作为继受学习的第二语言则没有母语学习所具有的环境上的天然优势。除此之外，学生的民族文化背景和民俗习惯也极大地影响了第二语言教学与母语教学的协调性。[3]
根据以上对第二语言教学的分析，可以总结出在少数民族群体中进行中文教育时应关注的一些细节。一方面，要准确定位中文教学的目标、功能和文化价值，把握教学的阶段性特征，合理处理结构性知识传授和文化情感价值感染的比例关系；另一方面还要牢牢控制中文教学的实际效果，及时对教学方法和模式进行调整，保证中文教学的实效价值。只有科学编选教材内容，平衡划分字词教学和语法解析两大模块，并在教学方法上更加注重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兴趣，才能达到中文教学的最佳效果。
3 在少数民族群体中开展中文教学的实践性方案探究
中文教学在少数民族群体中的有效进行，除了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更需要可行的实践方案。笔者从少数民族群体中文教学的特殊环境出发，认为我国少数民族中的中文教学实践可以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创新。
第一，建立少数民族群体中文教学的完整体系，进行科学调整和合理安排。虽然我国对少数民族的汉语教学的实践在历史上很早就有，但是真正系统全局地纳入教育事业的特别领域进行理论探索和建设也只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4]数十年来，少数民族的中文教学在新教材编制、教师资源和制度安排方面虽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总体上却大大滞后于普通学科教学的发展速度。这一方面是由于关于少数民族的教学资源受限，也与该领域研究和开发一盘散沙的局面有莫大的关系。值得欣慰的是，少数民族中文教学已经逐渐确立了其第二语言学科的正确定位，国家在长期规划纲要中也将该方面的研究纳入了社科领域的重点项目之列。
第二，转变教育观念，理性认识中文教学的地区实际情况。传统习惯将少数民族自身的母语教学和中文教学概念混同，将一般语文教学和少数民族群体中的中文教学不加区分，这样就导致在教学方法的使用和对教学规律的认识上陷入了误区。对此教师应该理性认识到民族中文教学与其他语言教学的差异，不能简单套用民族母语教学和一般语文教学的方法，要根据民族实际加以创新和调整。比如在汉语字词的教授方法上，应该考虑到民族的语言习惯特点，在难度和类别上加以区分；在中文诗词文章的讲解中，要注意对课文背景的介绍，不能照本宣科，使学生留下疑惑。
第三，进行民族中文教学现状的实地考察，不断提升学科建设的整体水平。对少数民族地区情况的实地了解是面向少数民族学生群体进行中文教学的认识基础，是少数民族中文教学对象性研究的一种方式。要充分借鉴少数民族母语教学的经验，抓住民族语言的习惯和学习特征，融入到中文教学的实践中。除此之外，还要加强对语言教学理论的学习和探索，近年来国内外在语言教学方面的先进理论可以提供许多先验性的启发，对我国的少数民族中文教学改革、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等方面都会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 王洋.字本位理论与新疆少数民族汉语教学[J].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 201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