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刑事科学技术得不到快速的发展与进步最大的一个影响因素就是相关领导对提高公安机关整体的刑事科学技术的认识不足，不能从制度上和政策上进行系统的规定，这就严重制约了我国刑事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降低了公安机关的打击犯罪能力与执法水平，这一问题已经成为现阶段我国刑事科学技术发展之中遇到的最大的问题之一。
(二)技术队伍不稳定
由于公安机关工作的特殊性，在实际的工作之中经常涉及到人员调动等情况，这就造成了技术队伍不稳定，总是出现调动等问题。另一方面，我国公安机关针对刑事科学技术没有一套完整的奖惩措施，这就造成了技术人员在工作之中缺乏相应的积极性，不能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之中，这也是影响我国刑事科学技术进步与发展的抑制因素之一。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犯罪手段也在逐步发生变化，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犯罪的比例在逐年上升，但是我国公安机关的技术队员队伍却没有得到很快的发展，这对于现代社会稳定，提高我国公安机关整体办案水平的一大障碍。
(三)人员不足，工作量大
刑事科学技术人员是我国公安机关的核心人员，也是公安机关最为紧缺的人才，在实际的工作之中我们发现，他们的工作量都很大，这是由于具有专业刑事科学技术的公安人员相对较少，不能满足现阶段公安机关办案需要，这就阻碍了公安机关打击犯罪能力和执法水平的提高。刑事科学技术对于公安机关办案能力的提高和执法能力的提高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但是由于我国公安机关意识的薄弱，高校对于该方面培养的人才较少，这就直接影响了我国从事刑事科学技术工作人员的数量与质量。数量相对较少，但是面对的工作量又很大，这就为我国刑事科学技术人员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二、加强刑事科学技术建设，切实提高公安机关打击犯罪能力和执法水平的措施
(一)转变观念，增强领导意识
领导是一个机关和部门的核心人物，他们的意识与观念对于整个机关的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为了加强刑事科学技术建设，切实提高公安机关打击犯罪能力和执法水平我们首先需要转变领导的观念，让领导对于刑事科学技术予以充分的重视，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并颁布一系列的措施来促进我国公安机关刑事科学技术的整体提供，为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保驾护航。领导转变意识制定行之有效的策略是促进我国刑事科学技术进步和发展的首要措施。为了促进领导观念的转变，国家相关部门应该积极对领导进行培训，让相关领导意识到刑事科学技术对于现代公安机关的重要意义，同时还要对相关领导的思想意识进行引导，让部门领导的意识走出原来的象牙塔，要多看到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紧跟时展的步伐，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刑事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发展。
(二)要加大投入，加强装备建设
刑事科学技术是一种现代化的技术，在现代案件侦查之中一般都需要借助相应的装备，因此在实际的工作之中我们应该加大投入，加强刑事科学技术相关装备的购买与配置，这是提高刑事科学技术的硬件保证，也是十分基础的一项措施。当前，应优先安排加强现场采痕取证和个体识别技术的装备项目，如多波段光源、紫外搜证系统、502熏显柜、指纹自动识别系统及查询终端、活体指纹及人像采集仪、数码照相、数码立体显微镜等在技术用房上，要有超前眼光，充分考虑技术专业、设备的发展和技术人员备勤等需要。
(三)注重人才培养，引进专业人才
针对我国公安机关的现状，在工作之中应该注重刑事科学技术人才的不断引进，切实提高公安机关整体的的素质与水平。相关部门应该积极从高校引进具有刑事科学技术的人才这种方式是最为直接也是最为有效的方式，其次，为了进一步的促进我国公安机关刑事科学技术的提高要对现有的工作人员进行定期的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素质与技术能力，以此促进公安机关的整体能力;最后，要积极开展科研创新活动。各级刑侦部门要积极为科学技术人员提供科研条件，鼓励技术改革和创新，并通过刑事科学学会以学术交流的形式及时推广新经验、新做法。只有这样三管齐下，综合利用各方力量才能最终促进我国公安机关刑事科学技术的整体提高，提高公安机关的执法水平与打击违法犯罪能力，为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相应的保证，为社会的稳定团结提供基础。
(四)加强上级对下级的垂直领导
当前刑事技术部门在不脱离公安队伍的情况下，既要按其现有的模式运行，又要减少外部行政干预，最好的方式就是加强上级对下级技术部门的领导职能，将刑事科学技术纳于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轨道。上级对下级的领导不仅要表现在业务上，还要在人员的选择和调动、职称待遇、学习培训、器材装备、达标验收等方面予以直接管理。这样可以直接保障技术发展的整体性，确保技术工作的正常开展和设置更新、改造，营造科学研究氛围，提高刑事技术人员工作的积极性，防止人员随意调动、资金挪用等外部干预。这种垂直领导对提高刑事科学技术人员的工作和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是由于刑事科学技术人员从事的工作相对较为特殊，在实际的工作之中需要面对很多复杂的环境，这就需要强有力的部门领导和技术支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办案工作的有条不紊，才能推进我国刑事科学技术的不断发，为社会的长治久安带来更多的保障。
侦查取证工作是由特定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如公安机关）为收集、证实罪犯犯罪行为及缉获犯罪人依法采取的专门性的调查工作或是强制性措施。科学技术在侦查取证工作中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丰富取证手段。在传统取证过程中，手段较为单一且固定，很容易被罪犯掌握，从而提高罪犯的反侦察能力，增加侦查取证的难度。其二，提高取证质量。除了丰富取证手段外，科学技术在侦查取证工作中的应用，还能有效提高取证的质量。以往的侦查技术手段，大量数据的录入基本上都靠人工完成，取证质量有待提高，存在漏洞。科学技术的应用，大大提高了证据的含金量，最大限度保证了证据的真实性和实用性。
（二）优化刑事诉讼整个流程
除了在侦查环节发挥作用外，科学技术的应用，还能优化整个刑事诉讼的流程。刑事诉讼是一个系统的过程，所有环节都是步步推进的，科学技术的应用能够最大限度优化环节与环节之间的衔接，对数据及资料进行高效整理、保管。如科学技术在立案环节的应用来说，可以大大提高资料收集的效率，并且对资料、数据进行高效的分类处理。立案是由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对报案、控告、举报和犯罪人的自首等方面的材料进行审查，判明是否有犯罪事实并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依法决定是否作为刑事案件交付侦查或审判的过程和活动。科学技术在这一环节的应用，能够将犯罪行为进行系统化整理，让公诉人在裁定和判断的过程中能够轻易的发现案件的线索及犯罪过程。此外，科学技术信息化的表现在审判环节也能发挥相应的作用和效果。审判环节是由人民法院，控、辩双方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共同参与的活动，依照法定权限及程序，对依法向其提出诉讼请求的刑事案件进行审理和裁判的诉讼过程及活动。
二、现场手印痕迹的固定和提取方法
在刑事案件现场勘查中，发现手印痕迹或者将手印痕迹显现出来之后，首先要对手印痕迹进行固定，然后在对手印痕迹进行提取，把手印痕迹完整地从犯罪现场提取出来，才能对其进行保存、检验，才能使手印痕迹作为直接证据发挥其在刑事案件侦破中最大的作用。下面就介绍实际现场勘查工作中常用的几种手印痕迹固定、提取的方法：
（一）拍照
可以利用相机将发现或显现的手印痕迹进行拍照，这样能够将犯罪现场的手印痕迹最原始的状态通过照片来进行反映，通过照相手段拍下的手印痕迹既能够对现场的手印痕迹的清晰程度进行反映，也能够完整地保护犯罪现场的手印，使其不被破坏，因此，拍照手段是侦查人员在现场勘查中固定、提取手印痕迹的首选方法。
（二）提取印有手印痕迹的原物件
对犯罪现场留下来的手印进行研究，确认其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留下来的痕迹之后，发现现场没有合适的手印痕迹显现手段，或者是为了能够对原证物进行长期保存，这时候就可以直接对印有手印痕迹的原物件进行提取。但是在采用提取原物件方法的时候必须要先征得相关方面人员的同意，办理好相关的原证物提取手续之后才能进行犯罪现场原证物提取，而且在原证物使用完之后要进行归还。
（三）用胶带粘取指纹
胶带粘取指纹是通过利用粉末和熏染法进行手印显现之后对指纹进行固定、提取的方法，在犯罪现场勘查中经常会用到。在使用胶带粘取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在粘取了手印的衬纸背面将案情原由、案发时间、地点和手印遗留的具体方位进行注明。
（四）静电复印方式
对于犯罪现场发现的印在灰尘上的手印，没有办法直接提取原证物或者使用胶带粘取的，就要使用静电复印方式对手印痕迹进行提取，而且在提取手印之后还要进行拍照固定，也可以采用塑料薄膜将灰尘手印覆盖起来进行长期保存。现场勘查中对手印的固定、提取方法除了上述几种之外，还有荧光试剂法、碘熏法、硝酸银法以及宁海得林法等等。
三、利用“502”熏胶显现手印痕迹反差增强技术
通过“502”熏胶显法显现出来的手印纹线是白色的，一般情况下只能使用拍照手段来提取手印，但是如果客体表面的颜色本来就很浅，那就必须对手印痕迹进行发差增强处理，这样才能将其进行拍照固定。
（一）通过加碘进行反差增强在“502”熏胶中加入微量碘，用碘和“502”熏胶一起对手印痕迹进行热熏，碘就会跟着“502”熏胶一起挥发，这样得到的手印痕迹呈现的是淡黄色，更容易用拍照提取。
（二）粉末染色方式
利用“502”熏胶将手印显现出来之后，立刻使用带磁性的黑色粉末或者其他粉末对显现出来的手印进行刷显或抖显来增强反差。
（三）利用生物染色剂进行手印反差增强
将0.2%-0.5%龙胆紫或孔雀绿乙醇溶液滴在经过“502”熏显的手印上，等到手印变干之后，用乙醇将小犁沟中残留的染色剂反复冲洗掉，这样呈现的手印纹线就是紫色或者绿色。
（四）使用荧光染色剂进行手印反差增强
手印在经过“502”熏胶熏显之后，立刻使用0.1%-0.5%的罗丹明6G、罗丹明B或者是基础黄40的乙醇溶液（或(1%XJ-1甲醇溶液）处理手印，再用乙醇或者是甲醇将客体进行反复多次冲洗，经过这种方式处理过后的手印在紫外灯或者多波段光线其中的某一段长光的照射下呈现的是荧光状态。
（五）BBD荧光染色反差增强方式
将BBD溶液滴到经过熏显之后的手印纹线上，让手印纹线充分被BBD溶液浸润，待到BBD溶液自然挥发干燥之后，利用无水乙醇对手印纹线进行冲洗、晾干，这样处理后的手印纹线经过紫外灯、蓝光灯、激光或者是多波段光源的照射下呈现的就是黄色荧光状态。
四、真空镀膜显手印方法
真空镀膜手印显现法是在真空条件下，在印有手印的客体表面镀上单层或者多层金属、介质薄膜，这样就能够将手印痕迹清楚地显现出来。其原理是利用手印与客体表面光洁度的差异，使吸附在客体表面的蒸发料远远多于吸附在手印表面的蒸发料，这样手印就清楚地显现出来了。对于玻璃、金属制品、搪瓷制品以及陶瓷等耐热性较好的检验材料上经过“502”熏胶熏显过后的手印，可以使用加热法减薄，但是使用这个方法必须注意对温度的控制。例如，在使用电热鼓风干燥箱进行耐热检验材料上的手印进行加热法减薄时，首先要在160℃下加热大约4分钟之后，再将温度调高至165℃加热7大约分钟就可以了，但是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加热的温度要控制好，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如果温度低于155℃，那么“502”熏胶聚合物就不能减薄，如果温度高于177℃，那么经过“502”熏胶熏显的手印就会迅速消失。
五、经“502”熏胶显现过后的手印减薄技术
（一）加热减薄法
前面已经提到加热减薄法的具体操作方法，就是通过加热的方式控制温度对经过“502”熏胶熏显过后的手印痕迹进行减薄，使得手印纹线更加清晰。
（二）胶带粘取减薄法
胶带粘取减薄法就是通过把进口胶带裁剪成适合手印痕迹大小的形状，将裁剪好的胶带粘贴到经过“502”熏胶熏显过后的手印痕迹上，然后对胶带进行轻轻地按压，按压的时候要留一点边以便能够顺利地将胶带揭起，揭开之后的手印痕迹就会被减薄。这个方法可以反复多次使用，直到达到理想的效果。
（三）化学试剂减薄法
使用浓度太低的化学试剂进行手印减薄效果不明显，而农地太高的溶液有会与“502”熏胶中的聚合物发生化学反应生成黄色或者橙色的化合物，使手印痕迹遭到破坏，因此，化学试剂减薄法采用的是10%醋酸水溶液或者10%氢氧化钠水溶液。首先使用脱脂棉蘸取10%醋酸水溶液或者10%氢氧化钠水溶液之后，涂在经过“502”熏胶熏显之后比较厚的部分上面，用手指对其轻轻按压大约15秒，然后将脱脂棉移开，重新用干净的脱脂棉将多余的溶液轻轻吸走；其次，重复上面的步骤至达到最佳的效果之后，用滴管将残留在手印上面的多余溶液冲洗掉，如清晰不干净，那么剩下的溶液会跟“502”熏胶中的聚合物发生化学反应使得手印发黄。
【中图分类号】 D6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1-283-1
近几年，公安机关的刑事技术岗位的工作人员极为缺乏，公安机关迫切需要一批动手能力强、技术过硬、责任意识强的刑事科学技术人员。这就给我国的公安院校的刑事科学技术试验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实验室教学的改革起到了一定的督促作用。
一、公安院校刑事科学技术传统实验教学模式的不足之处
（一）实践型的教师人员比较紧缺。现如今的公安院校刑事技术实验室的教师多来自普通的大学毕业生，这就导致刑事技术的实践动手能力较差。因此，懂理论、教学经验丰富、实践性强的教师极为缺少。此外教师负担大，这样又大大降低了实验室教学的质量。
（二）实验室课程考核改革不平衡。现代在刑事技术的教学考核中，尽管在刑事教学中考教分离的改革已经推行了很长时间，但是相对缺少对学生的实验动手能力的考核。这样就为教师授课过程中，偏重于理论知识的教学，忽视实验室教学。而学生在理论教学中，死记硬背的记笔记；在实验课中应付了事，没有达到实验课的教学目标。
（三）实验室教学质量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不完善。在刑事技术教师教学质量的授课质量的评价体系仍存在许多不规范的地方，比如条框下、单一化。而对教师的授课状况，仅只关注刑事理论课的质量，很少实验室教学的授课质量、学生实践能力，这也造成教师轻视实验课教学。
（四）实验教学保障不足。开展实验室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可是在实际的教学中，往往实验室的配套设施不全，实验设备器材不足，这样学生在实验室课程中，无法很好的提高他们的动手实践能力。
二、我国公安院校刑事科学技术实验室教学的改革
刑事科学技术课程主要由刑事技术理论与实验室教学两部分组成，并且两部分相互促进，不可缺一。在公安院校的刑事科学技术实验室教学中，一些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已经与时代脱节，不能满足现代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需要，因此，迫切需要我国公安院校的刑事科学技术实验室教学得到有效的改革，为公安刑事机关培养更多的合格人才。
（一）牢固树立正确的实验室教学导向。在刑事技术实验室教学中，要坚持准确的定位，把实验室教学作为提高刑事专业学生动手实践能力的基础，教师要从理论知识、教学观念方面提高实验室教学的质量，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逐步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刑事技术实验室授课教师应该严格按照国家优秀实验室建设的标准和要求，合理掌握刑事技术实验室教学改革的新方向。
（二）要积极推进实验教学体系的创新。在刑事科学技术的实验教学改革中，要逐步深化教学内容的改革，要逐步改变传统的只重视理论知识的教学，忽视对实验室实践教学的现象。并不断的建设成适宜刑事科学技术专业学生的自主性学习、开放性学习，不断提高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并结合创造思维能力的提高，改革刑事科学技术实验课教学的基本模式，教师加大对教学内容的创新力度，广泛推进现代先进的刑事教育制度在实验室教学中的应用。此外，还要改革实验室教学内容的考核方法，不断逐渐摸索出一套符合刑事科学技术实验教学的新模式，逐渐完善符合公安院校特色的创新型的实验教学新体系，培养一批真正具有创造性思维、实践性强、动手能力强的公安刑事人才。
（三）要加强实验室教学师资力量的建设。在公安院校刑事科学技术实验室教学中，教师是直接的参与者，因此，要进行实验室教学的改革，必不可少的是对师资力量的改革。
（四）要加大对实验教学资源投入力量。目前一些公安院校的刑事科学技术专业，仅重视理论教学的投入，而往往忽视实验室教学的投入，实验室的器材投入不足，投入资金比重较少，这就造成学生的实践性较差。因此，在实验室教学的改革中，学校领导要加大对实验室的重视，加大对实验室器材的补充、更新力度，不断建设与世界接轨的高新技术的实验室，培养一批高精尖的公安刑事人才。
（五）加大对实验室教学的考核力度。要改变现代实验室教学的只关注学生对刑事理论知识的考查，忽视对实验室实践能力的考查。因此，要在实验室教学的改革中，要注重对学生动手实践能力的考查，加大对实验课程的考核的学分比重，让学生重视对实验课程的学习。
三、实验室教学改革的评价
通过对公安院校的刑事科学技术实验室教学的改革。第一，实现了将刑事科学技术的理论知识与实践动手能力的有机结合，培养了一批专业知识精、实践性强、创造性强的高新尖刑事技术人才；第二，提高了实验室教学师资力量的建设，促进了刑事科学技术实验室教学的改革，调整了师资结构，组建了一支实践性强的教师团队；第三，逐渐完善了刑事科学技术实验室教学体系，增强了对实验室教学的重视，使教学、科研、办案有效的融合成一体，推动了我国公安院校刑事科学技术实验室教学的改革，为我国的公安刑事机关培养了一批动手实践性强、逻辑思维强、专业知识精的公安形式人才。
参考文献：
一、专业教学改革的背景
刑事科学技术是公安、司法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收集、检验和鉴定与犯罪活动有关的物证，为侦查、起诉、审判工作提供线索和证据的专门技术，简称刑事技术，也称物证技术。在新世纪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在法制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以及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我国的法制的不断健全和普及，讲证据、重证据、用证据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在这种大背景下，刑事科学技术鉴定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犯罪活动日趋科技化、智能化，对诉讼证据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这就要求刑事科学技术人员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要有显著提高，才能适应当前和未来的刑事犯罪的形势，有力地打击各种犯罪，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治安稳定，为社会主义建设保驾护航。根据公安部1999年颁布的刑事科学技术一、二、三级技术点人员编制标准，在四川省公安机关中需要配备刑事科学技术人员为3567人 。而2003年止，四川省现有刑事科学技术人员840人，尚缺2727人。2003年4月学校教学工作委员会向省公安厅、21个市、州公安局及其所属县、市公安局的政工部门，对全省公安机关2003-2008年的人才需求进行调查表明：需录用刑事科学技术专业人员1062人，缺口很大。而目前，除中国刑警学院外，仅有少数省的公安院校开设了刑事科学技术专业，并且规模都较小，很难满足需求。过去我省除我校举办过刑事科学技术专业干部短期培训外，还没有任何院校开设过刑事科学技术专业的学历教育。从刑事科学技术专业人员队伍质量看，由于历史原因，学历普遍偏低，大部分人没有受过系统、正规的专业培训，而是在实践中，按照师带徒弟的方式培养出来的。这缺乏扎实的基础知识，难以运用高新技术到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中去，难以适应当前日益复杂的刑事科学技术鉴定工作。因此刑事科学技术专业人才培养工作，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也是重大机遇。我们必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加大刑事科学技术专业教学改革，才能培养出能够适应未来社会发展需要和公安工作机制转变需要的高素质的刑事科学技术专业人才。
通过调查研究分析，在传统应试教育体制下，刑事科学技术专业教学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培养目标不明确。教学目标不明确，片面追求大而全。既要求加强课程教学的针对性，培养“职业型”“应用型”人才，又要拓宽专业面，要求学生有广泛的适应性，培养复合人才，导致公共基础课所占比重过大，专业课的门类和学时偏少。据调查我校目前专科三年制的刑事科学技术专业现在实施的教学计划，必修课为27-30门左右，共计2000学时左右。其中公共基础课为20-22门，占70%-72%，专业课为7-8门，占28-30%。理论教学所占比重过大，实践性教学薄弱，对学生动手能力和操作能力的培养未予以应有的重视，混淆了理论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的规格差别。人才规格的模糊性导致实践教学的不足，学生实践操作能力不强。
2、教学内容陈旧。刑事科学技术发展与科学技术进步密切相关，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今天，刑事科学技术的知识更新是很快的，而刑事科学技术教学内容却因种种原因，更新却较慢，陈旧和老化，与刑事科学技术实践脱节，跟不上刑事科学技术工作发展步伐，把原本实践性、操作性很强的刑事科学技术鉴定工作的教学，变成了纯知识讲授和课堂说教式教学，忽略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由于教学内容缺乏针对性和应用性，与刑事科学技术鉴定工作实践之间的脱节，以至于学生毕业到刑事科学技术鉴定部门后，反映在学校所学的内容与实际刑事科学技术工作有较大差距，实战部门同志反映学生动手能力和应用能力差。
3、教学方法落后。长期以来采用“灌输式”、“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忽视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抑制了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讲授学时偏多，实验实习学时偏少（仅占总学时30%左右），互动教学少。教师在刑事科学技术专业的课时安排中，往往注重基础理论和知识体系，因此讲授课时多，而组织课堂讨论、课堂分析、课堂交流等其他教学活动很少，对于学生智力和能力的培养和发挥不利；不利于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培养。由于受教学条件限制，现代教育技术方法使用少，贴近实际的刑事科学技术检验鉴定的模拟训练有限。难以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素质，难以满足培养新时期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人才的需求。
4、未建立专业实习基地。在学生实习阶段，尽管学校在基层公安部门建立了实习基地，但没有专业的实习基地，因此各专业学生实习没有体现专业特色。刑技专业学生同侦查、治安、法律专业一样，常下到派出所、治安队、法治科等部门实习，难以接触刑事技术鉴定，对专业提高不大。
5、专业师资队伍建设有待加强。教师理论联系实践不够，深入基层锻炼少，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教师少，“双师型”教师比例较小。高学历教师少。
二、教学改革的目标和基本思路
(一) 教学改革的目标
1、转变教育思想观念。把以分数、以知识继承度作为衡量教学质量的标准转变到评价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运用能力、实践能力和持续发展的能力上来，形成有公安特色、专业特色的教学理念。
2、专业人才模式改革。以社会实际需求为依据，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确定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的新型培养结构，以培养政治上合格、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敬业精神，适应公安第一线工作需要的德、智、体、美诸方面全面发展的刑事科学技术应用性人才为宗旨，建立起“警学结合，校局互动” 教学改革机制，构建 “教学、科研、办案”三结合，即“产、学、研结合”的专业人才模式。
3、课程体系改革。以专业技术应用能力和基本素质为主线设计培养计划。建立完善刑事科学技术学科群，构建具有公安特色、刑事科学技术专业特色的理论教学体系和实践教学体系。
4、教学方法改革。改变陈旧的“灌输式”、“填鸭式”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形成一系列动态性的、开放性的、师生互动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积极应用现代化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5、实验、实训基地改革。打破学校过去教学相对封闭的状况，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建立具有公安特色的学校与警局合作，人才和设备资源共享，校内、校外专业实验、实训基地和物证鉴定中心结合的实践体制。
(二)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
1、建立新的公安教育观念和新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教育部周济副部长强调“高等职业教育主要是培养向生产和社会实践第一线的实用人才。”；张尧学司长指出“高职教育是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就业教育，即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应该是市场上需要的、抢手的、有一技之长的高素质劳动者或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而不是那些基础扎实，毕业后仍需进行较长时间的培训和再教育之后才能胜任工作的人才。”因此，给我们指明了高职高专办学指导思想、教育目的和目标。科学地构建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建立“教学、科研、办案”三结合的新型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2、优化课程结构，适应培养目标的要求。突出专业特点，建立思想教育、人文科学、警用法律、警察技能、警务业务基础和刑事科学技术等六大模块的刑事科学技术专业课程体系。在课程设置时应更多地考虑其专业的实用性，突出课程内涵的专业特色。刑事科学技术专业课程设置时，应首先是刑事科学技术专业特色、其次是公安特色、然后才是大专生应具备的公共基础理论和工具类课程。
3、树立新的教学质量观，改革教学方法、手段和考核办法。
4、按照“警学结合，校局互动” 教学改革机制，建立校外实习基地，校内实验室和学校物证鉴定中心，完善“产、学、研”相结合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三、刑事科学技术专业教学改革举措
(一)确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质量标准
刑事科学技术专业设置以来，为了进一步明确刑事科学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的具体目标，学校教学工作委员会面向省公安厅、21个市、州公安局及其所属县、市公安局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基层对刑事科学技术专业人才的需求情况、刑事科学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的具体要求。通过对调查的资料和数据的处理分析，形成了刑事科学技术部门对刑事科学技术专业人才培养基本需求的意见。调查表明，基层刑事科学技术对刑事科学技术专业人才的基本要求是政治上忠诚可靠，身心健康，具有良好的道德和坚忍不拔的意志，有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有系统而扎实的刑事科学技术专业知识和较强动手能力等。通过调研，我们确立了刑事科学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应主动适应新形势下公安机关刑事科学技术部门对人才的需求，以实践部门对人才的需求为导向，实践部门需要什么样的人，就培养什么样的人。刑事科学技术专业要以培养适应我省基层公安机关（尤其是区县公安局）需要的，具有较强的实践应用能力的刑事科学技术专业人员为目标。
在确立了刑事科学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基础上，我们研究制定了以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的刑事科学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标准。
l、政治素质要求：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对党、国家、人民绝对忠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勇于献身的精神，沉着机智，严格执法，公正廉明。
2、法律素质要求：具有依法办事的思想，坚决维护法律尊严。懂得法律知识，熟练掌握刑事法律、法规，熟悉刑事办案程序。
3、专业素质要求：具有牢固的刑事科学技术专业知识，掌握刑事科学技术检验鉴定基本技能，并熟练掌握相应的操作方法。具备一定的刑事科学技术检验鉴定能力。
4、身体和心理素质要求：身体健康，体能充沛，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心态良好，具有较强的意志品质，良好的心理素质。认识问题深刻，领悟能力强，有较强的推理判断能力和应变能力。
5、文化素质：掌握计算机应用的基本技能，英语通过大学生一级以上计算机考试；熟练掌握一门外语，通过大学生三级以上英语考试；具备一定的文字表达和写作能力。
6、警务基本素质：掌握公安业务的基本知识，会使用武器、警械，具有擒拿格斗技能等。
培养目标和学科质量标准的确立，为刑事科学技术专业课程教学改革和学科建设指明了方向，使刑事科学技术学科建设走向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二）优化课程结构，适应培养目标的要求
为了使课程设置更符合专业培养目标要求，打破原来的课程设置，将刑事科学技术专业的必修课应分为：思想教育、人文科学、警用法律、警察技能、警务业务基础和刑事科学技术等六大课程模块。
1、思想教育课程模块：政治理论等课程，坚持“政治育警”，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培养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勇于献身的精神。加强“两课”的教学，注意将课程融入平时的政治学习、各种教育讲座、公益活动、政治思想工作中，增强效果。
2、人文科学课程模块：开设计算机应用、大学英语等课程，培养计算机、外语、写作等能力。开设数学、物理学、化学等课程为专业课程打基础。
3、警用法律课程模块：开设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与刑事科学技术鉴定有关的法规等，培养其警用法律运用能力。法律课的教学内容应与其他专业有区别，要紧密结合刑事科学技术专业，如刑事诉讼法关于现场勘查、物证发现提取、检验、鉴定等法律程序及要求。
4、警察技能课程模块：开设擒拿、射击、驾驶等课程，培养警察基本技能。警体技能要达到人民警察的基本要求，但可比侦查、治安等专业要求低一些。
5、警务业务基础课程模块：开设公安基础理论、公安文书写作、刑事侦查学等课程，培养公安基础业务工作能力。
6、刑事科学技术课程模块：建立完善刑事科学技术学科群，突出刑事科学技术专业课程特色，加重其课程比重，培养刑事科学技术检验鉴定能力。将原来的课程作一些调整：将原来的痕迹检验学分为“手印检验”、“足印检验”、“工具痕迹检验”、“枪弹痕迹检验”等；将原来的刑事影像学分为“刑事照相和摄录像”和“刑事图像处理”；将原来法医学分为 “生物物证检验学”（指对涉及案件的人体、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等生物物质检验）和法医学（指法医病理学鉴定、法医临床学鉴定等）；将原来的刑事化验分为“毒物和毒品检验”、“微量物证检验”；加重文件检验和现场勘查的比重、开设刑事科学技术总论、现场勘查等课程。为适应公安机关刑事科学技术部门对人才的需求，可在大三学生实习返校后，根据公安机关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情况，学生的就业意向和个人兴趣，选择刑事科学技术具体的专业方向，对相应的专业课程开设加强课，如痕迹专业方向，可开设特殊痕迹检验等课程；刑事影像专业方向，可加重刑事摄录像、刑事图像处理等课程。深入学习理论和操作技能，尤其是操作技能，以达到学生就业后能尽快适应工作。
（三）规范教学，保障人才培养质量
1、制定教学大纲：如果没有教学大纲，各位教师上课就可能出现随意性，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解去组织教学，由于不同人对课程教学的理解不同，教学的目的、要求和内容必然产生差异，要严重影响人才培养质量。因此，2003年6月我校组织刑事科学技术各门专业课程编制教学大纲，以达到规范教学，明确各门专业课程教学的目的、要求和内容。同时并编制实训大纲，规范实验实习教学，明确了实验实习教学的目的和要求。避免了过去实验实习教学的随意性，想开就开，想开什么实验实习项目就开什么实验实习项目，规范了实验实习教学。另外制定了专业能力测评标准，为实训的考核提供了量化依据。
2、加强教材建设：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注重教材建设。我校有11名教师正在参与21世纪公安高等教育，刑事科学技术系列教材的编写工作。在教学中积极选用近年来的统编教材。同时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编写专业教材，满足教学需要。如刑事科学技术总论课没有教材，我们及时组织编写《刑事科学技术总论》填补了国内本学科空白。为了加强实验实习教学，编写了刑事科学技术各门专业课程的实验指导，保障了实验实习教学的需要。
3、加强教研活动：教研室通过教研活动使教师们进行沟通了解，并解决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了确保教学质量，各教研室开展教研活动，讨论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集体备课，使教师在教学内容的把握上，教学方法上进行沟通，促进教师的教学水平的整体提高。教师坚持相互听课，以便取长补短。对年青教师首次上课，进行试讲，保证教学质量。
4、调整教学内容，贴近实战：刑事科学技术是运用科学技术进行物证检验鉴定。当前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必然会带来刑事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同时也会带来利用高科技犯罪。因此，必须结合新形势下，案件发生情况和刑事科学技术发展情况，及时调整和更新教学内容，这样教学才能理论联系实际，贴近实战，确保培养具有较强的实践应用能力的刑事科学技术专业人员的目标实现。如针对目前持枪作案较多的情况，痕迹学加重了枪弹痕迹教学；针对图像处理广泛应用在刑事科学技术检验鉴定，刑事影像技术开设了刑事图像处理内容；根据目前物证检验广泛开展DNA指纹检验，法医学及时增加DNA指纹检验内容等。
5、改进教学方法：采用对当前刑事科学技术的热点的研讨，对实际案例分析讨论、组织课外兴趣小组等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形成一系列动态性的、开放性的、师生互动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应用现代科技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果。根据各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采用音像资料、多媒体等多种形式进行教学，设置、创造更多客观、形象、生动的教学情景，使学生接受多种感官刺激，从而形成深刻印象，提高教学效果。制定政策鼓励教师制作和使用多媒体教学方法。已制作课件72个，达328学时。绝大多数课程已使用了多媒体课件教学。结合教学内容将国内外重大、典型的刑事案件资料，制作成案例教学课件，以便进行经典案例教学。校园网建立后，正在筹划利用校园网，开辟刑事科学技术网页，与学生进行教学交流、讲评作业、分析解决疑难问题，并可新技术信息。
6、改革考试方法：依据不同的课程特点，采用多种形式的考试方法。笔试主要考核基本知识，采取教考分离，考试课的试题由非上课教师出题，并计划逐步建立试题库，有条件的课程采用机读答卷，并进行集体改试卷。这样使考试排除了一些如学生“打定子”、教师泄漏试题、改卷偏袒或出差错等因素干扰，使考试成绩更加公正客观。撰写论文方式进行考核，通过学生对论文题的思考，查阅有关的资料，作调查研究和实验，获取的数字进行分析，而写出论文。对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及写作能力很有益。实验实习的考核，制定了考核的质量标准，测评学生的刑事科学技术检验鉴定能力。这样规范了实验实习考核的内容、评定成绩的标准，避免了实验实习的考核的随意性，更加公正客观。并尝试进行模拟实际案件情况，进行实验实习的考核，考核学生综合实战能力。采用观看案例录像，回答问题，培养和测试学生的观察能力。课堂提问，回答问题以及开展课堂讨论，培养和测试学生的应变能力和表达能力。将笔试、课堂回答问题、实验实习以及平时作业等按照一定比例组合为学生的成绩，这样更能综合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能力。逐步改变了过去单靠笔试定成绩，而出现高分低能的现象。
(四)加强实践教学，培养学生动手能力
增加实践教学内容与时间，痕迹检验学、刑事影像技术、文件检验学等主干课程的实践教学时间，占总教学时间的40％以上。根据教学计划总体安排，实践教学环节分为验证实验阶段、模拟实验阶段、综合训练阶段和毕业实习阶段，使得学生的实践活动，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逐步渐进，不断强化，达到培养刑事科学技术应用型人才的目的。从公安实际部门聘请一批具有丰富刑事科学技术工作经验的同志担任实验实习教学兼职教师，加强对实践教学的指导。加大模拟实验实习的力度，使实践教学贴近实战，如模拟现场的拍摄，模拟现场的物证提取和检验等。加强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营造良好的实践训练环境。在课余时间逐步开放实验室，为学生创造实践自学的环境，组织一些学生利用课外时间，进行研究性学习，开展一些小的科研活动。在校外公安基层实习基地，聘用实践经验丰富的刑事科学技术人员作指导教师，给予实习指导。实习完后指导教师将根据学生实习表现写出实习意见和评语。学生将撰写《学生实习专业技术报告》。这样保证了校外实习的质量。
(五)建立“警学结合，校局互动”的教学改革机制
1、走出校园，与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成都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乐山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南充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泸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等公安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多次派教师前往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副教授以上职称教师均到泸州市公安局及分局有关部门作为联系点进行调研活动，并形成了相关制度。并分期、分批派教师到公安基层刑事科学技术部门进行实践锻炼，使教师积累实践经验，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教学水平。
2、在走出去的同时，我们还坚持请进来。先后从公安刑事科学技术部门及院校聘请了22名客座教授。分别请了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的常伯年研究员、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的杨盛君高级工程师、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杨鸣高级工程师、成都市公安局技术处叶岗高级工程师、省司法厅技术处刘朝宽处长和陈昌全处长的等专家来校讲学。为理论联系实际，开拓学生的视野，了解当前刑事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问题等具有重要意义。
3、在省公安厅的支持下，与公安厅省物证鉴定中心建立共建关系，进行人才交流，仪器设备交流，业务信息交流，教学、科研和办案合作。校聘请鉴定中心具有中级以上专业职称人员来学校讲学、任教、指导实践办案、从事科研活动等（按学校教师对待）。学校派教师到鉴定中心实践办案、从事科研活动（按鉴定中心人员对待）。四川省公安厅鉴定中心作为四川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刑事技术专业学生的实习基地，专业教师实践锻炼的基地，为学校的师生提供实践锻炼场地。鉴定中心人员则为师生实践锻炼的指导教师，指导学校的师生从事刑事科学技术物证检验鉴定工作。学校教师在鉴定中心人员的指导下，可使用鉴定中心的仪器设备从事科研活动和案件的鉴定工作。鉴定中心人员在学校教师的指导下，可使用学校的仪器设备从事科研活动和案件的鉴定工作。学校教师与鉴定中心人员共同合作，参与科研项目的申报及研究工作。科研成果共享。教学、科研及业务资料共享。充分利用省物证鉴定中心的资源，为我系的教学和科研服务，促进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高。
4、积极筹建学校的物证鉴定中心，争取刑事科学技术鉴定权，以便对外接案进行刑事科学技术检验鉴定工作，为对外开放提供窗口，为师生提供从事刑事科学技术检验鉴定的实践机会。这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大举措，对构建产、学、研结合体制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筹建工作已基本到位，并已通过省公安厅的检查验收，只等省公安厅的批文授权，即可挂牌。
5、校外实践活动是检验学生在校学习效果，增加岗位意识，到岗训练的一种好的方式。在学校已建的20个公安基层实习基地的基础上，将以地、市、州公安刑事科学技术部门为中心，辐射区县公安刑事科学技术部门建立专业实习基地，为学生的毕业实习提供良好的环境，确保学生专业实习需要。通过专业见习、实习、办案，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学生的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
（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素质
师资队伍建设是专业教学改革的保障措施。教师队伍建设主要进行了以下方面工作：
1、全面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鼓励刑事科学技术专业教师参加高层次培训，力争形成本专业骨干教师群体和学术带头人。要求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制定《青年教师学历（学位）提升工程个人规划》，提高教师队伍的学历层次。争取5年内硕士以上学位的专任教师比例由现在的0.08%。上升到25％，今年研究生学习的教师人数将上升为7人。实行青年教师指导制度，指定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年资较高的教师指导青年教师，进行传、帮、带，让青年教师尽快熟悉业务，提高教学水平。
2、提高“双师型”教师的比例。通过鼓励教师积极报考全国“司法鉴定人资格”考试，取得鉴定人资格；积极申报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系列的专业技术职务；到物证鉴定中心或校外实习基地开展刑事科学技术检验鉴定和科研工作，以及在公安基层锻炼，使担任专业课教学的“双师型”教师的比例由现在的37%达到70％。
刑事科学是由一系列刑事学科组成的科学总体。“刑事”一词，在国内，与“民事”相对称，指关联犯罪、刑罚之事；在英语中，“刑事”的对应词汇有“crime”、“penalty”，翻译成中文，则“刑事”与“犯罪”、“不法”、“刑罚”、“惩罚”有关。可见，国内外在“刑事”一词的使用上尽管有所不同，但都与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相关。因而，刑事科学就是关于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的科学，它是将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作为研究对象的各种刑事学科的集合，包括刑法学、刑法史学、刑诉法学、犯罪学、监狱学、刑事政策学等。
以往，与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密切相关的学科总体，用“刑法学”（最广义的）或“刑事法学”来表述。晚近有人提出，应区分刑法学与刑事法学，刑事法学与犯罪学、刑事政策学等学科在地位上并列。
我们认为，将该类学科总体称为“刑法学”，如果从学科演进历史考虑，即刑事诉讼法学、犯罪学、刑事政策学等都是逐步从刑法学中分离出来的学科，有一定的正确性；但随着这些学科的逐步独立，而仍将其称为刑法学（即便是最广义的），至少在用语上会产生混乱。“刑事法学”的称谓，在我国无疑是受“法学”学科的影响，但如果从某些具体刑事学科的学科属性考虑，将这些学科均纳入“法学”学科则未必准确，如犯罪学并非纯法学学科。
以“刑事科学”一词来概括与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密切相关的学科总体，不仅能避免上述称谓的缺陷，而且有其可能性和必要性。首先，各门刑事学科在总体上研究对象的同一和研究价值的一致，使得作为总称的“刑事科学”有了存在的可能。各门刑事学科尽管研究问题的角度不同，但其始终是以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整体或其中一部分为研究对象，而其研究价值最终都服务于控制和预防犯罪的共同目的。其次，确立刑事科学术语，有利于明确各门刑事学科的研究范围，避免将非本学科的内容纳入研究范围，从而使该学科的理论范畴日趋科学、理论体系日趋严谨；有利于明确只有作为总体的刑事科学才能完成对犯罪的控制和预防任务；有利于树立刑事一体化的观念，充分利用各刑事学科的研究成果对犯罪问题进行系统研究。
二、刑事科学的学科构成演变
刑事科学是由一系列研究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的刑事学科构成。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人们的认识能力和研究水平的不同，刑事科学的学科构成也不一样。
刑事科学的形成最初渊源于刑法学的分化。我国古代唐朝以前（包括唐朝）的刑法学是无所不包的大刑法学，并未分化。[2]有关刑法的基本理论、刑事政策、诉讼程序、刑事技术、刑罚执行及刑法史等均纳入刑法学研究视野，其研究方向大体包括刑法观念研究、注释研究及历史性研究。[3]那时，刑事科学仅由刑法学一门学科构成。唐朝以后，大刑法学开始分化，出现了专门的刑事技术学科研究成果，其最明显的是以宋朝《洗冤集录》为标志的法医学学科的形成。因此，唐朝以后的古代刑事科学包括刑法学和法医学两门刑事学科。
迨至近代，导源于清末“改制”和大规模修律运动，西法东渐，尤其受日本的影响，我国的刑事学科开始出现枝叶繁茂的景象，无论是大刑法学还是刑事技术学科，都逐渐分化出若干学科。在分化过程中，各学科总体上最初都是从翻译和介绍西方有关学科开始，后期则开始联系中国实际，对各学科的基本理论展开研究。赵琛（1898—1969）在《监狱学》一书中列表指出，刑事科学的研究目的在于预防及镇压犯罪，包括的学科有：刑法、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刑事部分）、监狱法、监狱学、比较刑法学、刑法沿革史、刑法哲学、刑法思想史、刑事人类学、刑事心理学、刑事社会学、刑事统计学、审判心理学、刑事术式学、刑事侦探学、刑事精神医学、裁判化学、法医学、刑事政策等。[2]（p1055）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刑事科学是在完全否定旧中国刑事科学的基础上建立的。最初完全移植前苏联的刑事科学，包括学科构成、学科体系、学科的基本范畴及学科分类等方面，后来始有自己特色的刑事科学。就学科构成看，学界较一致地认为，刑法学、犯罪学、监狱学、刑事诉讼法学、刑法史学、刑事政策学、刑事侦查学、物证技术学、司法鉴定学等学科，已经成为刑事科学中的独立学科。随着认识的提高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这些刑事学科已经或正在细化，其途径大体有两种：一是由某一刑事学科内部的不断自我分化而成，如刑法学分化为中国刑法学、外国刑法学、比较刑法学、国际刑法学等；二是某一刑事学科与其他刑事学科或刑事外学科相互交叉渗透而成，如犯罪学与社会学交叉渗透而形成的犯罪社会学等。刑事学科的细化，不仅使刑事科学的总体规模越来越大，而且使这些刑事学科本身又具有学科群的特点。
三、我国刑事科学的学科结构现状及评析
（一）我国刑事科学学科结构的现状
首先，学科范围不明。从大刑法学中逐渐分化出的若干刑事学科，随着研究的深入并进一步分化，又带有学科群特点。无论是刑法学、犯罪学、监狱学还是刑事诉讼法学，都已形成自己的学科群并有进一步细化的趋势。然而这些学科群应当包括哪些学科，学界一直存在争论。无论是刑法学界还是犯罪学或其他刑事学科界，都在尽力描述其宏大的学科体系，从而导致各学科群学科范围的矛盾。这里仅以刑法学为例加以说明。
刑事科学的形成始于刑法学的细化。被细化之后的刑法学应当包括哪些学科，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起在学界就一直存在争论，加之近年来“刑事一体化”[4]观念的提出，使学科范围之争尤显复杂。就刑法学的学科范围，学界基本上是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加以说明。80年代初，有人提出狭义的刑法学就是刑法解释学，广义的刑法学还包括刑事政策学、犯罪学、比较刑法学、中国刑法史、中国刑法思想史、外国刑法史、外国刑法思想史，其他为刑法学的邻近学科。[3]（p25-285）90年代之后，刑法学学科范围之争沿两个方向进行：其一，随着学科的进一步分化、犯罪学和刑事政策学的独立，学界对广义刑法学的范围有了重新认识；其二，一些学者通过对狭义刑法学的反思，对狭义刑法学的学科范围又提出了若干新观点。对于前者，有人认为，刑法学的研究方向除狭义刑法学外还包括比较刑法学、国际刑法学以及逐步形成的经济刑法学、行政刑法学、环境刑法学；有人认为，广义刑法学还包括刑法学基础理论、刑法哲学、刑法史学、刑法人学、刑法社会学、刑法数学、刑事判例学、刑事立法学、比较刑法学、刑事政策学和国际刑法学。对于后者，有人主张狭义刑法学有刑法哲学和刑法解释学两个方向[4]（p2）；有人主张刑法学是刑法解释学与刑法哲学的统一体，是一种中间意义的刑法学；[5]（p1） 有人主张在注释刑法学之外再建立概念刑法学与理论刑法学；[6]（p216）还有人在反思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狭义刑法学包括理论刑法学、立法刑法学、司法刑法学三门学科。[7]（p87）由此可见，学界对广义和狭义刑法学的学科范围既有共识也有分歧。共识表现在：其一，犯罪学、刑事执行法学（监狱法学）不再属于广义刑法学的子学科；其二，狭义刑法学绝不仅仅是注释刑法学。分歧主要表现在比较刑法学、国际刑法学、刑事政策学应否属于刑法学的子学科等。近年来，有学者通过对“刑事一体化”精神内涵的挖掘，主张在狭义和广义刑法学两个层面展开一体化研究，而其所建立的狭义刑法学主要包括刑事立法学、刑法解释学、刑事法理学三个基本分支学科，广义刑法学主要包括犯罪学、狭义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行刑学、刑事政策学五个基本分支学科。[8]（p14） [14]这样一来，关于刑法学尤其是广义刑法学的学科范围已达成的基本共识，又被“刑事一体化”下的刑法学学科范围所推翻。
其次，学科属性不清。学科属性解决的是学科归属问题。哪些学科应归属于刑事科学，学界有不同认识。这里以犯罪学为例加以说明。
犯罪学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其学科的发展在总体上表现为逐步走向独立并壮大的过程。对犯罪学的学科归属，从产生之日起就存在重大争论。[9]（p13－17）有的认为它是刑事科学的分支学科，有的认为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有的认为是社会学和法学的边缘学科，属于社会法学范畴，有的认为是综合性学科。即便在综合性学科下，有的认为是以社会学为基础的综合性学科，有的认为是以法学为基础的综合性学科，有的认为是以法学、社会学、心理学为基础的综合性学科，有的认为是独立的综合性学科。为统一学科归属的认识，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第八次学术研讨会专门将犯罪学的学科归属作为一个议题，与会者提出了三种旗鼓相当的观点，即“综合学科论”、“刑事学科论”、“社会学分支学科论”。[10]（p10 ）
（二）对刑事科学学科结构现状的评析
从上述关于学科范围和学科属性存在的问题中不难看出，我国刑事科学界尚缺乏整体的学科结构意识。学科范围上表现出“圈地运动”，力图以“广义”模式建构宏大学科体系，将其他学科收归旗下以凸显本门学科的地位，这是很不科学的。首先，由于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出发去构建其学科体系，必然造成“广义的”刑法学、犯罪学、监狱学等在学科结构体系上的矛盾；其次，它容易混淆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从而易使已独立学科逐渐丧失其地位；最后，“广义的”模式是一种平面模式，将不同层次的学科放在同一平面结构内，实质上是没有弄清各学科相互之间的层次关系，即哪些学科属于同一层次，哪些学科属于下一层次。
学科属性之争涉及到学科分类问题。学科分类，是指在一定条件下依据某些原则划分各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领域，确定各门学科在整个科学知识体系中的位置，并阐明各学科之间的关系。学科边界越清楚，学科分类就越明确。然而，随着科学的发展，学科与学科交叉渗透的现象越来越多，单独将某门交叉而成的学科纳入交叉前某一学科门类，实际上是未对其学科属性进行全面考虑。我国刑事科学界对若干学科的属性之争，正是这种未全面考虑的体现。在科学学界，本着解决交叉而成的学科在整个科学结构体系中的地位问题，经过长期讨论，基本上达成共识，即应当承认交叉科学的独立地位。
就我国刑事科学而言，各刑事学科在整体上表现为共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价值，而刑事科学的形成史又揭示出刑事学科不断分化与交叉的规律。因此在学科结构上，既要将所有研究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的学科纳入刑事科学范畴，以便正确认识和控制犯罪，又应当承认交叉科学在刑事科学内和刑事科学外的独立地位，以便解决分化与交叉后学科的属性问题。
四、刑事科学的结构
（一）刑事科学的外部结构
刑事科学的外部结构关涉的是刑事科学与其他科学之间的结构关系。由于刑事科学中若干学科是在刑事学科与刑事科学外部（包括法学及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学科之间交叉渗透而成，因而这些学科不仅具有刑事的属性，也具有其他属性，单独将其归入刑事或非刑事范畴都不是正确的做法。作为独立类别的交叉科学地位的确立，有利于解决这些学科的属性问题。
首先，刑事科学与法学的结构关系。法学是研究法的学问。而对于“法”本身至今仍没有一个世界公认的概念，法学发展史中形形色色的法学理论和学说的存在就是最好的例证。在国内，有的将“法”理解为法律，有的则认为将法与法律等量齐观是人为地限制了法学研究，主张法包括客观法、主观法和实在法。[11]（p70 ）无论将法作狭义或广义的理解，刑事科学和法学都不存在包含关系，而只能是交叉关系。我们可以说普通的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等包含在法学体系中，但从中分化出的若干学科则并非完全具有法学性质，如犯罪学、法医学、司法精神病学、犯罪心理学、刑事侦查学、监狱学等。
其次，刑事科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结构关系。除法学外，人文社会科学还包括历史学、教育学、社会学、统计学、体育学等众多科学分支，它们是将人文社会中某一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刑事科学中绝大部分学科都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范畴，如普通的刑法学、犯罪学、监狱学等，它们的分支学科往往是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互交叉渗透而成，如刑法史学、刑法社会学、犯罪社会学、犯罪心理学、犯罪统计学等。因而刑事科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结构关系也是交叉关系。
再次，刑事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结构关系。毫无疑问，目前刑事科学学科中只有极少数是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相互交叉渗透而成的，如刑法数学、司法精神病学、法医学、司法鉴定学、犯罪地理学等。它们既有刑事科学属性，又有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特点，因而刑事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结构关系也只能是交叉关系。
（二）刑事科学的内部结构
刑事科学的内部结构涉及到刑事科学中各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交叉科学独立地位的确立以及它并不否认交叉学科属性的多重性，为刑事科学内部结构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为清晰理解刑事科学的内部结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说明。
首先，若干刑事学科群的内部结构关系。目前，刑法学、犯罪学、监狱学、刑事诉讼法学等已进一步细化，使这些学科带有学科群的特点。这里以刑法学为例说明其学科内部结构体系，其他刑事学科群的内部结构体系可以此为参照。
一般认为，刑法学科群包括理论刑法学、解释刑法学、刑法哲学、刑法社会学、刑法数学、刑法立法学、比较刑法学、国际刑法学等学科。这些学科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刑法规范对一般特点和规律研究而形成的普通刑法学；二是普通刑法学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渗透而形成的交叉科学，包括刑法社会学、刑法数学、刑法史学、刑法哲学、刑法经济学、比较刑法学、国际刑法学。普通刑法学与交叉科学在地位上并列，而交叉科学中的学科与普通刑法学的关系在逻辑上并非同一层次，其功能则都是从不同角度服务于普通刑法学；在普通刑法学中，理论刑法学、刑法立法学、刑法解释学属于对现行刑法进行本体研究的同一层次。当然，普通刑法学也可以从其他角度进行同一层次的划分，如按地域和国别划分为中国普通刑法学、外国普通刑法学、国别普通刑法学等。刑法学科群的内部结构关系可以用如下图表示（图略）
刑事科学是由一系列刑事学科组成的科学总体。“刑事”一词，在国内，与“民事”相对称，指关联犯罪、刑罚之事；在英语中，“刑事”的对应词汇有“crime”、“penalty”，翻译成中文，则“刑事”与“犯罪”、“不法”、“刑罚”、“惩罚”有关。可见，国内外在“刑事”一词的使用上尽管有所不同，但都与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相关。因而，刑事科学就是关于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的科学，它是将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作为研究对象的各种刑事学科的集合，包括刑法学、刑法史学、刑诉法学、犯罪学、监狱学、刑事政策学等。
以往，与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密切相关的学科总体，用“刑法学”（最广义的）或“刑事法学”来表述。晚近有人提出，应区分刑法学与刑事法学，刑事法学与犯罪学、刑事政策学等学科在地位上并列。
我们认为，将该类学科总体称为“刑法学”，如果从学科演进历史考虑，即刑事诉讼法学、犯罪学、刑事政策学等都是逐步从刑法学中分离出来的学科，有一定的正确性；但随着这些学科的逐步独立，而仍将其称为刑法学（即便是最广义的），至少在用语上会产生混乱。“刑事法学”的称谓，在我国无疑是受“法学”学科的影响，但如果从某些具体刑事学科的学科属性考虑，将这些学科均纳入“法学”学科则未必准确，如犯罪学并非纯法学学科。
以“刑事科学”一词来概括与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密切相关的学科总体，不仅能避免上述称谓的缺陷，而且有其可能性和必要性。首先，各门刑事学科在总体上研究对象的同一和研究价值的一致，使得作为总称的“刑事科学”有了存在的可能。各门刑事学科尽管研究问题的角度不同，但其始终是以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整体或其中一部分为研究对象，而其研究价值最终都服务于控制和预防犯罪的共同目的。其次，确立刑事科学术语，有利于明确各门刑事学科的研究范围，避免将非本学科的内容纳入研究范围，从而使该学科的理论范畴日趋科学、理论体系日趋严谨；有利于明确只有作为总体的刑事科学才能完成对犯罪的控制和预防任务；有利于树立刑事一体化的观念，充分利用各刑事学科的研究成果对犯罪问题进行系统研究。
二、刑事科学的学科构成演变
刑事科学是由一系列研究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的刑事学科构成。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人们的认识能力和研究水平的不同，刑事科学的学科构成也不一样。
刑事科学的形成最初渊源于刑法学的分化。我国古代唐朝以前（包括唐朝）的刑法学是无所不包的大刑法学，并未分化。[2]有关刑法的基本理论、刑事政策、诉讼程序、刑事技术、刑罚执行及刑法史等均纳入刑法学研究视野，其研究方向大体包括刑法观念研究、注释研究及历史性研究。[3]那时，刑事科学仅由刑法学一门学科构成。唐朝以后，大刑法学开始分化，出现了专门的刑事技术学科研究成果，其最明显的是以宋朝《洗冤集录》为标志的法医学学科的形成。因此，唐朝以后的古代刑事科学包括刑法学和法医学两门刑事学科。
迨至近代，导源于清末“改制”和大规模修律运动，西法东渐，尤其受日本的影响，我国的刑事学科开始出现枝叶繁茂的景象，无论是大刑法学还是刑事技术学科，都逐渐分化出若干学科。在分化过程中，各学科总体上最初都是从翻译和介绍西方有关学科开始，后期则开始联系中国实际，对各学科的基本理论展开研究。赵琛（1898—1969）在《监狱学》一书中列表指出，刑事科学的研究目的在于预防及镇压犯罪，包括的学科有：刑法、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刑事部分）、监狱法、监狱学、比较刑法学、刑法沿革史、刑法哲学、刑法思想史、刑事人类学、刑事心理学、刑事社会学、刑事统计学、审判心理学、刑事术式学、刑事侦探学、刑事精神医学、裁判化学、法医学、刑事政策等。[2]（p1055）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刑事科学是在完全否定旧中国刑事科学的基础上建立的。最初完全移植前苏联的刑事科学，包括学科构成、学科体系、学科的基本范畴及学科分类等方面，后来始有自己特色的刑事科学。就学科构成看，学界较一致地认为，刑法学、犯罪学、监狱学、刑事诉讼法学、刑法史学、刑事政策学、刑事侦查学、物证技术学、司法鉴定学等学科，已经成为刑事科学中的独立学科。随着认识的提高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这些刑事学科已经或正在细化，其途径大体有两种：一是由某一刑事学科内部的不断自我分化而成，如刑法学分化为中国刑法学、外国刑法学、比较刑法学、国际刑法学等；二是某一刑事学科与其他刑事学科或刑事外学科相互交叉渗透而成，如犯罪学与社会学交叉渗透而形成的犯罪社会学等。刑事学科的细化，不仅使刑事科学的总体规模越来越大，而且使这些刑事学科本身又具有学科群的特点。
三、我国刑事科学的学科结构现状及评析
（一）我国刑事科学学科结构的现状
首先，学科范围不明。从大刑法学中逐渐分化出的若干刑事学科，随着研究的深入并进一步分化，又带有学科群特点。无论是刑法学、犯罪学、监狱学还是刑事诉讼法学，都已形成自己的学科群并有进一步细化的趋势。然而这些学科群应当包括哪些学科，学界一直存在争论。无论是刑法学界还是犯罪学或其他刑事学科界，都在尽力描述其宏大的学科体系，从而导致各学科群学科范围的矛盾。这里仅以刑法学为例加以说明。
刑事科学的形成始于刑法学的细化。被细化之后的刑法学应当包括哪些学科，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起在学界就一直存在争论，加之近年来“刑事一体化”[4]观念的提出，使学科范围之争尤显复杂。就刑法学的学科范围，学界基本上是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加以说明。80年代初，有人提出狭义的刑法学就是刑法解释学，广义的刑法学还包括刑事政策学、犯罪学、比较刑法学、中国刑法史、中国刑法思想史、外国刑法史、外国刑法思想史，其他为刑法学的邻近学科。[3]（p25-285）90年代之后，刑法学学科范围之争沿两个方向进行：其一，随着学科的进一步分化、犯罪学和刑事政策学的独立，学界对广义刑法学的范围有了重新认识；其二，一些学者通过对狭义刑法学的反思，对狭义刑法学的学科范围又提出了若干新观点。对于前者，有人认为，刑法学的研究方向除狭义刑法学外还包括比较刑法学、国际刑法学以及逐步形成的经济刑法学、行政刑法学、环境刑法学；有人认为，广义刑法学还包括刑法学基础理论、刑法哲学、刑法史学、刑法人学、刑法社会学、刑法数学、刑事判例学、刑事立法学、比较刑法学、刑事政策学和国际刑法学。对于后者，有人主张狭义刑法学有刑法哲学和刑法解释学两个方向[4]（p2）；有人主张刑法学是刑法解释学与刑法哲学的统一体，是一种中间意义的刑法学；[5]（p1） 有人主张在注释刑法学之外再建立概念刑法学与理论刑法学；[6]（p216）还有人在反思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狭义刑法学包括理论刑法学、立法刑法学、司法刑法学三门学科。[7]（p87）由此可见，学界对广义和狭义刑法学的学科范围既有共识也有分歧。共识表现在：其一，犯罪学、刑事执行法学（监狱法学）不再属于广义刑法学的子学科；其二，狭义刑法学绝不仅仅是注释刑法学。分歧主要表现在比较刑法学、国际刑法学、刑事政策学应否属于刑法学的子学科等。近年来，有学者通过对“刑事一体化”精神内涵的挖掘，主张在狭义和广义刑法学两个层面展开一体化研究，而其所建立的狭义刑法学主要包括刑事立法学、刑法解释学、刑事法理学三个基本分支学科，广义刑法学主要包括犯罪学、狭义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行刑学、刑事政策学五个基本分支学科。[8]（p14） [14]这样一来，关于刑法学尤其是广义刑法学的学科范围已达成的基本共识，又被“刑事一体化”下的刑法学学科范围所推翻。
其次，学科属性不清。学科属性解决的是学科归属问题。哪些学科应归属于刑事科学，学界有不同认识。这里以犯罪学为例加以说明。
犯罪学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其学科的发展在总体上表现为逐步走向独立并壮大的过程。对犯罪学的学科归属，从产生之日起就存在重大争论。[9]（p13－17）有的认为它是刑事科学的分支学科，有的认为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有的认为是社会学和法学的边缘学科，属于社会法学范畴，有的认为是综合性学科。即便在综合性学科下，有的认为是以社会学为基础的综合性学科，有的认为是以法学为基础的综合性学科，有的认为是以法学、社会学、心理学为基础的综合性学科，有的认为是独立的综合性学科。为统一学科归属的认识，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第八次学术研讨会专门将犯罪学的学科归属作为一个议题，与会者提出了三种旗鼓相当的观点，即“综合学科论”、“刑事学科论”、“社会学分支学科论”。[10]（p10 ）
（二）对刑事科学学科结构现状的评析
从上述关于学科范围和学科属性存在的问题中不难看出，我国刑事科学界尚缺乏整体的学科结构意识。学科范围上表现出“圈地运动”，力图以“广义”模式建构宏大学科体系，将其他学科收归旗下以凸显本门学科的地位，这是很不科学的。首先，由于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出发去构建其学科体系，必然造成“广义的”刑法学、犯罪学、监狱学等在学科结构体系上的矛盾；其次，它容易混淆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从而易使已独立学科逐渐丧失其地位；最后，“广义的”模式是一种平面模式，将不同层次的学科放在同一平面结构内，实质上是没有弄清各学科相互之间的层次关系，即哪些学科属于同一层次，哪些学科属于下一层次。
学科属性之争涉及到学科分类问题。学科分类，是指在一定条件下依据某些原则划分各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领域，确定各门学科在整个科学知识体系中的位置，并阐明各学科之间的关系。学科边界越清楚，学科分类就越明确。然而，随着科学的发展，学科与学科交叉渗透的现象越来越多，单独将某门交叉而成的学科纳入交叉前某一学科门类，实际上是未对其学科属性进行全面考虑。我国刑事科学界对若干学科的属性之争，正是这种未全面考虑的体现。在科学学界，本着解决交叉而成的学科在整个科学结构体系中的地位问题，经过长期讨论，基本上达成共识，即应当承认交叉科学的独立地位。
就我国刑事科学而言，各刑事学科在整体上表现为共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价值，而刑事科学的形成史又揭示出刑事学科不断分化与交叉的规律。因此在学科结构上，既要将所有研究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的学科纳入刑事科学范畴，以便正确认识和控制犯罪，又应当承认交叉科学在刑事科学内和刑事科学外的独立地位，以便解决分化与交叉后学科的属性问题。
四、刑事科学的结构
（一）刑事科学的外部结构
刑事科学的外部结构关涉的是刑事科学与其他科学之间的结构关系。由于刑事科学中若干学科是在刑事学科与刑事科学外部（包括法学及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学科之间交叉渗透而成，因而这些学科不仅具有刑事的属性，也具有其他属性，单独将其归入刑事或非刑事范畴都不是正确的做法。作为独立类别的交叉科学地位的确立，有利于解决这些学科的属性问题。
首先，刑事科学与法学的结构关系。法学是研究法的学问。而对于“法”本身至今仍没有一个世界公认的概念，法学发展史中形形色色的法学理论和学说的存在就是最好的例证。在国内，有的将“法”理解为法律，有的则认为将法与法律等量齐观是人为地限制了法学研究，主张法包括客观法、主观法和实在法。[11]（p70 ）无论将法作狭义或广义的理解，刑事科学和法学都不存在包含关系，而只能是交叉关系。我们可以说普通的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等包含在法学体系中，但从中分化出的若干学科则并非完全具有法学性质，如犯罪学、法医学、司法精神病学、犯罪心理学、刑事侦查学、监狱学等。
转贴于 其次，刑事科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结构关系。除法学外，人文社会科学还包括历史学、教育学、社会学、统计学、体育学等众多科学分支，它们是将人文社会中某一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刑事科学中绝大部分学科都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范畴，如普通的刑法学、犯罪学、监狱学等，它们的分支学科往往是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互交叉渗透而成，如刑法史学、刑法社会学、犯罪社会学、犯罪心理学、犯罪统计学等。因而刑事科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结构关系也是交叉关系。
再次，刑事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结构关系。毫无疑问，目前刑事科学学科中只有极少数是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相互交叉渗透而成的，如刑法数学、司法精神病学、法医学、司法鉴定学、犯罪地理学等。它们既有刑事科学属性，又有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特点，因而刑事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结构关系也只能是交叉关系。
（二）刑事科学的内部结构
刑事科学的内部结构涉及到刑事科学中各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交叉科学独立地位的确立以及它并不否认交叉学科属性的多重性，为刑事科学内部结构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为清晰理解刑事科学的内部结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说明。
首先，若干刑事学科群的内部结构关系。目前，刑法学、犯罪学、监狱学、刑事诉讼法学等已进一步细化，使这些学科带有学科群的特点。这里以刑法学为例说明其学科内部结构体系，其他刑事学科群的内部结构体系可以此为参照。
一般认为，刑法学科群包括理论刑法学、解释刑法学、刑法哲学、刑法社会学、刑法数学、刑法立法学、比较刑法学、国际刑法学等学科。这些学科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刑法规范对一般特点和规律研究而形成的普通刑法学；二是普通刑法学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渗透而形成的交叉科学，包括刑法社会学、刑法数学、刑法史学、刑法哲学、刑法经济学、比较刑法学、国际刑法学。普通刑法学与交叉科学在地位上并列，而交叉科学中的学科与普通刑法学的关系在逻辑上并非同一层次，其功能则都是从不同角度服务于普通刑法学；在普通刑法学中，理论刑法学、刑法立法学、刑法解释学属于对现行刑法进行本体研究的同一层次。当然，普通刑法学也可以从其他角度进行同一层次的划分，如按地域和国别划分为中国普通刑法学、外国普通刑法学、国别普通刑法学等。刑法学科群的内部结构关系可以用如下图表示（图略）
其次，刑事学科群相互之间的结构关系。若干刑事学科可以在同一层次上划分为刑事基础学科和刑事技术学科两大类。刑事基础学科侧重于对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的整体或某一部分进行基本理论和应用理论的研究。已经独立的刑法学、犯罪学、监狱学、刑事诉讼法学、刑事政策学等学科都属于刑事基础学科；刑事技术学科则侧重于实用技术、策略和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包括刑事侦查学、物证技术学、司法鉴定学等学科。刑事基础学科和刑事技术学科在结构层次上属于同一层次，处于同等地位，二者互不包含，这是其相互关系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刑事基础学科能够为刑事技术学科提供理论指导，它的理论研究成果有助于刑事技术学科的深入发展；同时，刑事技术学科的深入发展反过来促进刑事基础学科的进一步深化。因而，从总体上看，二者既相互独立又相辅相成。在刑事基础学科内部，刑法学、犯罪学、监狱学、刑事诉讼法学和刑事政策学在地位上届于同一层次，它们都有各自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价值。从这个层次上说，它们都不是为了服务对方才有存在的必要，这正是它们自身经过若干年发展才成为独立学科之本。因而，我们既不赞成那种以某门学科（如刑法学或犯罪学）为本，将其他学科纳入其中而建立宏观结构体系的做法，也反对一门学科是为另一门学科服务的说法（如犯罪学服务于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服务于刑法学等）。当然，这些学科都是从不同角度探讨犯罪、刑事责任或刑罚的整体或某一部分，因而在各自独立存在的基础上又表现出十分密切的联系。从这个层面上说，它们又是统一的。应注意的是，这种统一只是在这些学科的上位统一，决非其中一门学科或几门学科为另一门学科所吞并。
五、关于“刑事一体化”问题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逐渐认识到自然、人类、社会三大系统要协调发展，要运用各门知识、各种理论和方法，依靠不同的学科手段，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复杂多样的现实世界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12]（p48）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科学发展最终会走向统一，走向综合。当今科学学界提出的“科学一体化”，正是对科学发展规律认识的反映。
在刑事科学界，基于对刑事科学发展历史和刑事学科之间相互关系的深入把握，国外早就有人提出了刑事一体化。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提出“全体刑法学”概念，将刑事政策学、犯罪学、刑法学、行刑学融入其中。在国内，已故甘雨沛先生主张建立一个融刑事立法论、适用解释论、行刑与保安处分论以及刑事政策论等为一炉的全面规制的“全体刑法学”。[5]储槐植教授提出必须建立刑事一体化思想。其基本点是，“刑法和刑法运行处于内外协调状态，才能实现最佳社会效益”。[13]（p294－304）此后，学者们以极大的热情倾注于“刑事一体化”研究。有学者从刑事一体化角度构建了包括犯罪学、狭义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行刑学、刑事政策学在内的广义刑法学科体系；有学者通过界定刑事一体化的内涵，指出实体与程序、制度与规范、政策与规范、人与机制等方面的一体化具体指向；[14]（p11－15）陈兴良教授以“刑事一体化”思想作为《刑事法评论》的编辑宗旨，提出应当打破壁垒，在刑事法的名目下，将与刑事法相关的学科纳入刑事法的研究视野，建构一体化的刑事法学研究模式。[6]
“刑事一体化”如果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即从多学科角度研究某一课题，是很可取的；如果作为一门科学来对待，则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刑事一体化”是几门学科的一体化还是整个刑事学科的一体化？“刑事一体化”是统一于刑法学还是刑事科学？我们认为，刑事一体化既不是几门刑事学科简单地拼盘，也不是一门学科吃掉其他学科。实际上，刑法学、犯罪学、刑事诉讼法学、监狱学、刑事政策学等各自独立但又密切联系；刑事基础学科和刑事技术学科各自使命不同但又共同服务于抗制和预防犯罪的目的。因而，“刑事一体化”应是建立“刑事科学学”这一新的科学。那种将各刑事学科统一于刑法学中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因为各学科研究对象不同，将其他学科统一于刑法学中，既没有必要也很难实现。
刑事科学学的创立是一个庞大的课题。囿于篇幅，本文只谈几点基本认识。
首先，刑事科学学只能是建立在各刑事学科独立地位的确立以及深入把握各学科相互之间结构关系的基础上。换言之，刑事科学学不是要消灭各刑事学科，而是立足于各刑事学科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以及各刑事学科又密切联系的基础上。
其次，刑事科学学的实现有赖于各刑事学科的自身建设，而各科的自身建设应以一体化作为观念指导。只有加强各刑事学科的自身建设，才能保障其独立地位的确立；只有以一体化作为观念指导，才不至于割断各刑事学科之间的有机联系，避免自认为大的局面。
再次，刑事科学学的建立既不否定各门刑事学科在具体研究对象上的特殊性，也不否认它们从各自的研究对象出发提出的抗制和预防犯罪模式，而是基于刑事科学内在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既表现在各刑事学科研究内容所涉及范畴的某些共同性，也表现在各刑事学科研究价值均含抗制和预防犯罪的共同目的性。刑事科学学的使命，是要深化对各刑事学科共同范畴及其基本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并站在各刑事学科总体的高度提出抗制和预防犯罪模式。因而，刑事科学学并不取代各门刑事学科，也不是它们的简单“拼盘”，而是理论上和价值上的认识升华。刑事科学学在内容上，应当研究各刑事学科共同关注的范畴及其内在逻辑联系，如对犯罪、刑事责任等范畴的认识及其相互关系、基本规律的把握；应当关注对各刑事学科研究均有指导意义的内容，如刑事学派、刑事基本原则及基本研究方法等；应当站在刑事科学总体的高度，探讨预防和抗制犯罪的“当为”模式。在理论体系上，由于各门刑事学科实际上均从不同角度探讨犯罪和犯罪人，因而刑事科学学可以以犯罪和犯罪人为中心构建其理论体系。关于刑事科学学的具体内容，应另行文加以研究。
最后，刑事科学学应作为一门课程在高等法学院校开设。目前，各高校法学院系在刑事学科课程设置上，都将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作为必修课，其他为选修课。这种课程设置模式，不利于保证刑事学科知识的完整性。针对这种不足，改革的构想是将刑事科学学作为必修课。主要理由在于，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不可能完成所有刑事学科的学习，而开设刑事科学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这个缺陷，使学生能够在宏观上掌握各种刑事学科的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
「注释
[1] 张文（1940－），男，辽宁阜新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2] 学科的现代化概念在我国的出现始于清末。尽管如此，刑法学作为研究刑法的学问，在我国古代是存在的。
[3] 战国时期是对刑法观念研究最为集中的时期，“礼治”与“法治”之争涉及到刑法的本质与目的、刑罚的功用以及刑法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刑法中的根本性问题。战国以后，对刑法观念研究尽管存在，但主要研究方向已让位于对刑法的注释研究和历史研究。参阅李晓明主编：《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5页。
[4] 国内学界对“刑事一体化”的内涵尚有争议。其渊源可追溯到已故甘雨沛先生提出的“全体刑法学”观念，储槐植教授明确提出“刑事一体化”，陈兴良教授以“刑事一体化”思想作为《刑事法评论》的编辑宗旨。有关“刑事一体化”的具体分析见后文。
[5] 甘雨沛先生的该种主张实际上是国内“刑事一体化”观念的雏形。参见甘雨沛、何鹏：《外国刑法学》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前言”部分。
[6] 陈兴良教授的观点可参阅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一卷），“主编絮语”，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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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的主张:一方面, 在涉及科技含量的刑事司法过程中, 应当以自然科学精神为要求, 以自然科学原理为指导, 以自然科学技术为手段, 有针对性地解决在刑法立法、刑法司法和刑罚执行过程中的相关问题, 以使刑法合乎规律地发挥效用[2]。另一方面, 在非涉及科技含量的刑事司法中, 虽然未必需要以自然科学原理为指导, 但仍应当遵循自然科学精神, 高度重视自然科学技术对刑事司法的帮助价值。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的实践价值实质, 是以科学新思维改变传统刑法思维及刑事司法方法, 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知识, 包括自然科学规则、社会科学原理和自然科学精神, 引入到刑法方法论中。其服务目标是刑法司法实践, 但它完全不同于西方法学方法论的唯科学主义, 而是扬弃着唯科学主义,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因此,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秉持着自身的基本立场:提倡尊重科学规律, 积极运用自然科学思维, 而不唯科学主义;重视办案逻辑, 运用办案逻辑思维, 而不迷信逻辑经验主义;理性看待人文主义, 运用人文主义的优秀成果, 而不刻意拔高人文主义。
唯科学主义, 是西方大陆法系法学方法论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形态。唯科学主义与大陆法系的哲学观念和成文法传统有着密切关联。由于司法是包含解决具体案件中技术方法的活动, 而每个时代的科学技术都可能为处理案件带来一定的技术帮助, 于是随着自然科学技术在欧洲的发达, 其吸引了法学家们的高度关注, 逐渐被引入和嫁接到法学方法论领域。有必要说明的是, 唯科学主义的问题不在于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嫁接到法学方法论中来, 而在于相信社会科学如同自然科学那样存在着亘古不变的规律, 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完全可以发现社会科学的普遍规律, 从而由自然科学方法带来社会科学的万能方法。这正如有人所言:受自然科学的影响, 大陆国家的法学家们相信人类社会发展有规律可循, 只要找到体现这种规律的知识, 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彻底地解决人类社会的秩序和发展问题。[3]
有人说:法律方法论很难提供一种尺牍范本大全之类的东西。[4]唯科学主义的思维把法律视为或等同自然规律, 那么法律制定者就会把自身上升为法律真理的发现者和把控者, 从而使法律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在法典制定者身上, 尤其是法学家们, 由于对科学主义产生了可以促成社会科学知识法律万能情节, 于是对法律法典化产生了极端迷信, 聚集为法典万能主义。对此刑法自然科学思维否定了唯科学主义论, 明确指出法典及其规则不能替代和包揽理性、经验、制度、政策、道德、习俗和传统的社会治理功能, 单纯地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认知和服务社会治理, 终将事与愿违。欧洲大陆国家法律制度之所以出现合法性危机, 是因为本应以人为目的的合法性却被科技知识殖民化了[2]。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在克制和扭转唯科学主义之时, 注意避免反唯科学主义过度化, 毕竟西方科学主义也含有合理的价值因素, 不可因噎废食。伴随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深刻改变, 法律和法律方法都应以开放的姿态容纳自然科学在自身发展中的一定空间。现在以网络、淘宝、微信、电视电话、视频直播等通讯方式为平台的商业交易和金融往来异常活跃, 相关的网络犯罪活动也日益蔓延, 利用网络实施的犯罪已经并且继续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相应的网络警察已经成为公安警力的重要新部分。仅此而见, 刑法也应借自然科学之手, 丰富、加强打击科技化犯罪的手段, 以符合自然科学规则、规律及精神要求的法律方法应对犯罪和保护社会。
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和法学研究来看, 对自然科学思维的研究和应用不是太多, 而是太少。刑法方法理论在对科技成果的吸收和应用方面, 远远落后于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和应用。较之现代科技犯罪的层出不穷, 刑事司法的技术和方法应对显得勉为其难力不从心。近年来, 中央政法高层已对此高度关注, 多次通过电视电话会议等方式, 对全国政法干警开展科技前沿培训, 增强政法干警的科技意识, 并探讨应对高科技犯罪的方法和理论。当然, 在刑事立法层面, 刑事法也并非无动于衷。但是, 在司法层面的自然科学思维方法依然滞后, 过于沉寂。
(二)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超脱着人文主义
既然认识到唯科学主义是构成法律合法化危机的根源, 那么危机的出路在于使西方的整个文化来一个根本转变[5]3的观点, 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支持。但根本转变的文化由何种文化来担当又是个问题。法学家们从各个方面反思法律, 寻求法律观念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 逐渐树立了人文主义的法律观念, 法律方法开始从唯科学主义转向法律人文主义。当法律人文主义地位得到确立时, 也就成为与唯科学主义对立的法律方法论。法律人文主义认为, 唯科学主义只见自然科学知识之物, 而不见法律对象之人的主体地位, 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上就搞错了方向。因为法律方法属于人文科学, 所以在研究方法上当然也属于人文方法, 于是完成了法律本体论转向法律存在论, 从而颠覆了唯科学主义的属性和立场。
在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看来, 法律人文主义把法律看作保护人的手段, 并把人作为法律的目的, 似乎又走向了与唯科学主义相反的另外一个极端。一方面, 法律人文主义彻底否定唯科学主义, 宣示人类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认知和研究人类社会不能用自然科学方法[2]。可是, 事实上研究人类社会的方法, 无论如何也离不开自然科学方法。考古学对古人类、古生物的研究, 恰恰在使用着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设备, 从而得以推进考古学的发展, 并实现把对人的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这表明人文主义无法脱离自然科学而独自获得良好发展, 反而是受到科学发展的深刻影响。因为人发展着科学, 又通过创造的科技来服务于人, 包括把科学技术运用到人所制定并遵守的法律, 而法律活动已处处显示着科学的影子。所以, 科技服务法律, 法律运用科技, 二者之间似乎已经完成了互相镶嵌, 难以割舍。当前, 我们似乎已经难以想象, 若没有科技, 法律将如何生存和发展。
另一方面, 法律人文主义主张案件的办理, 应当不折不扣地执行同样情况同样处理、同案要同判, 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解有偏执之嫌。刑法自然科学思维则指出, 相同情况相同处理是一项司法共识和原则, 这个原则建立在一般观念的基础上, 实质是类似情况应当类似处理, 以发挥法的统一规范性, 保证法实施的公平公正。而且,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指, 不同的人在法律面前应该得到平等对待, 而非权利或权力的相等。然而, 司法活动中根本不存在绝对的相同情况, 而只有相似的情况。科学的法律观应当是相同的情况大致相同处理, 不应超出公众普遍的容忍底线, 裁判的结论应当遵守罪刑法定和罪刑相当原则, 并在刑罚的法定裁量幅度之内作出判决。
在人文主义看来, 法律观念中的人完全是自由、自主和自决的。情况果真如此吗?刑法自然科学思维对此持有异议, 认为法律眼中的人其实是规范中的人, 要服从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人之自由、自主、自决的人文法律观, 实为西方自由主义之浪漫, 它在不自觉中把人之自由视为凌驾于社会生活规则之上。但它忽略了一点, 作为社会生活规范的法律, 不是凭空用来设计和规范社会生活的秩序、和谐及纠纷处理规则, 而是人在享有自由的基础上达成的超越个体自由的群体自由及其规范。它既能保障个人自由, 又使得个人自由不至于过于出格, 否则要受到一定的制约或制裁;同时, 该规范也保障地域共同体社会生活的整体自由。
二、刑法自然科学思维之方法论
(一)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的法律发现观
对司法人员而言, 在论及刑事司法方法之法律发现问题时, 首先面临的是从何处发现法律以及如何发现所需要之法律规范。有学者指出:法官从哪里发现法律, 其实质是法官法源的理论问题法官法源的核心是法官寻找发现法律的思维方法。[6]275这一观点表明了发现法律的思维方法对司法工作的不可或缺性, 同时也折射出应对司法中各种难以预料之问题或疑难复杂之问题, 同样需要形成并应用某种科学的司法思维。而在刑事司法方法论中, 司法人员寻找、发现和应用何种刑事司法方法思维, 就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
对于以判例法为主要渊源的国家而言, 司法人员在办理个案中是采取先例的原则, 因此需要找到恰当的先前判例, 从相似判例中发现可以遵循的判决规则和裁判原理。这也是判例法国家司法人员发现法律的思维方式。而对于以制定法为主要法律渊源的国家而言, 司法人员在发现法律时, 应当而且必须以立法机关所创设的法律典本为根本依据, 寻找到具体案件事实所需要的法律规范并将其适当地予以适用。由于制定法在形式上一般都较为具体和完备, 司法人员发现有关法律条文几乎并不费力。但问题是, 司法人员想找到最合适的先例或制定法条文, 却难免遇到各种困惑。在两大法系互有吸取借鉴的发展趋势下, 司法人员似乎都在从制定法和判例两个侧面着手寻求法律发现的新思路。
在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看来, 由于法律发现仅是法律涵摄的一个步骤, 而法律涵摄又与法律解释和法律论证密切关联, 甚至还与法律续造不可分离。因此, 若要处理好法律发现问题, 就有必要同时理顺法律发现与法律涵摄、法律解释、法律论证或法律续造之间的关系。鉴于法律涵摄注重的仅是通过法律发现把选定的法律规范运用到个案事实, 其思维程式过于简单化和机械化, 所以选择的法律规范及产生的法律后果, 经常在新型犯罪面前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不得不借助法律解释、法律论证等其他法律方法来解围。刑法自然科学思维主张, 为避免法律发现的错误或偏差, 关键在于克服机械化的法律涵摄活动, 从而避免司法机械主义。刑法自然科学思维不认为会存在普世统一的法律发现模板, 强调法律发现一方面要坚持罪刑法定原则, 另一方面要善于发现司法规律和依据司法规律办案。特别是要把科技创新的最新成果作为司法技术手段的组成部分, 善于运用到具体司法活动中来。最终, 以符合科技规律的刑法思维, 对办理具有科技含量的犯罪案件进行类型化牵引和指导。
(二)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的刑法解释观
有观点认为, 在司法裁判过程中, 法律解释只是法官解决问题的策略[7]。不过, 如果只看到法律解释是法官的策略, 那就没有关注到其背后的法官思维。也有观点认为, 司法裁判不单纯是致力于对法律的正确理解和运用, 而是法官根据特定场域的权力话语所作的策略和使选择的权力话语合法化的法律技术[8]。该观点在把司法裁判视为一种法律适用策略的同时, 又理解为是一种法律技术的应用, 但这种观点同样没有认识到法官法律思维的重要性。如果撇开法律思维, 倒不如说法官的任务在于通过理性的论证来证明其具体的裁判的正当性[9]447来得更加直接。
法律解释是在法律规定不明确时, 由有关主体对法律文本或法律条文的解读和说明。在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看来, 刑法解释是刑法思维在刑法解释学上的展现, 是刑事司法裁判方法的必然演进结果, 刑事裁判活动已经离不开刑法解释的助攻或主攻作用。在我国, 刑法解释首先包括对刑法典的解释和单行刑法的解释, 这是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其次, 刑法解释还包括有关部门所作的司法解释。一般来讲, 立法机关所作的刑法解释有着非常严格的程序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有权的司法解释机关, 同样对刑法解释采取非常严谨的态度和严格的程序规范, 并把大量的刑事司法实践经验纳入到司法解释参考之中。由于立法机关解释法律的不定期性和非常态性, 在实务中两高的司法解释就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和影响力。由于解释主体的不同和相对分散性, 刑法解释的法律思维也就发生了显著的区别, 其直接表现为某些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的不衔接或不调和, 难免有时会对司法适用产生副作用。
不过, 刑法解释主体不同所产生的刑法思维差别, 更多表现在司法活动中两种看待司法解释的态度上。首先, 一种态度认为, 刑事法官首先应当在刑法的正式渊源即刑法典和单行刑法中寻找裁判规范, 不过在寻找中自然离不开借助非正式法源如司法解释、非正式的司法解释等[10]。可见, 依该观点的理解, 刑事司法裁判中的法律适用, 其裁判规范有着正式渊源和非正式渊源的等级和位阶差别, 刑法典和单行刑法高于司法解释, 应当优先考虑和适用。但是,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 刑法典、单行刑法和两高的司法解释却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如此看来, 在不区分案件适用的具体情况, 而直接武断地把司法解释视为次等考虑位阶, 不仅人为降低了司法解释的效力层级, 还容易对刑事司法裁判产生错判的结果。事实上, 两高的司法解释, 包括两高的会议纪要、对下级院请示给予的批复等, 往往是对刑法典 (包括刑法修正案) 和单行刑法的含义不明确或遇到新情况而作出的进一步规定, 其实践指导价值有着不可替代性。而否认其法律效力地位, 必然会降低其适用的机会和所应当发挥的效用。
其次, 另一种态度认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在其召开的座谈会或研讨会之后形成的会议纪要, 以及高院作出的各种指导意见或量刑意见, 甚至最高人民法院所作出的会议纪要, 也不具有适用法律渊源的性质。而在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看来, 刑事法律适用的渊源问题, 应当根据定罪和量刑作出两个不同层面的区分:一是就定罪而言, 刑法适用的正式渊源不仅包括刑法典和单行刑法, 也必然包括两高的司法解释;二是就量刑而言, 应当给地方高院的会议纪要、量刑指导意见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以一席之地。这些会议纪要往往是针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或全国范围内的一些共性问题, 提出一些具有见地和可接受性的司法实务标准, 在下发各级地方司法机关后就可以被遵照执行。其实, 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即便是否定论者也不得不承认:虽然不出现在判决中, 但是其在实践中的作用相当大, 其中一些共性问题的实践做法和掌握标准可以成为法官裁判的论据。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刑事司法中隐形的法律发现场所。[2]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非常重视经验法则, 认为刑法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刑事司法的实践经验而发生和提升, 而地方高院的会议纪要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产生, 则是根源于丰富的地方司法实践, 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地方司法经验汇编及其官方认可。刑法自然科学思维反对司法解释非正式渊源论。在刑法自然科学思维视域下, 上述两种否认观点有着深刻的偏见根源, 这就是法典完美主义。在它们视野中, 只有立法机关制定的表现形式不同的刑法, 才称得上是司法适用的正式法律渊源, 并明确申明司法解释的法源地位与刑法本身的法源地位是在不同位阶上。当下, 法典完美主义仍有很大市场。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认为, 法典完美主义是法典主义强迫思维的体现, 其奉行法典至上、法律规范优先, 在不自觉中轻视司法解释的效能和地位, 把司法解释看作是低法典一级的二等公民。实务中, 有的司法人员在司法过程中很少考虑司法解释的适用空间, 形成了制定法优先的惯性思维, 甚至上升到唯制定法典化的高度。不论司法解释功能得到何等充分利用, 其刑法适用正式渊源身份都无法被认同, 只能低调默默运行。实际上, 这就造成了刑法适用方法的压抑和埋没。尤其是对于省级高院制定的量刑意见等规范性文件, 包括省级地方公检法司等部门联合制定的意见, 整体上呈现出地方范围内的功能化运行, 却又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其司法适用的前途命运面临着随时被替换或被终止。
对司法解释和地方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这些遭遇,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持批判态度。之所以如此认为, 是因为法律渊源与司法中适用法律的渊源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法律渊源是法律的表现形式, 具有不同来源的法律渊源, 其效力和作用也有所不同。而司法适用中的法律渊源, 因包含着司法人员的一定自由裁量因素, 从而应当具有更加广泛的内涵。此外, 需要指出的是, 当法律解释已经不能解决案件问题, 无法适用社会发展对法律补充或变通的需要,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强调此种情况下要尊重司法规律, 如同尊重自然科学规律, 切不可以法律解释方式强拉硬上进行判决。若对该法律确实有需要增加, 则可以通过立法、法律续造等方式去实现。对我国而言, 由于不像判例法国家那样存在法律续造的制度基础, 法官既没有续造的法律依据, 也没有获得续造的授权, 因此只能通过立法形式来实现。
(三)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的法律推理观
法律推理是法律适用的一种方法, 包括法律的形式推理和法律的实质推理。在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看来, 法律的形式推理包括演绎、归纳和类推方法, 但认为形式推理更在意法律的形式正义;而法律的实质推理则涉及到法律的解释、论证, 其更关注法律的实质正义。有人认为真正的法律推理就是三段论的推理过程, 这一过程所解决的是判决的合法性问题[6]198, 从而反对法律的实质推理。不过, 该观点值得商榷。一般而言, 一种法律方法是否有价值, 不是根据个人的好恶, 而是源自司法实践的客观需要。如果司法现实中没有被需要的法律方法, 人们就会不自觉地在实践中创造相关法律方法;如果司法实践认为某种法律方法不完全符合实践需要, 但仍然存在一定价值, 那么人们便会对这种法律方法进行改造和完善。从法律方法发展的历程来看, 法律方法从法律涵摄、法律解释、法律续造到利益衡量的逐步发展和完善, 就足以说明法律方法的历史性、客观性和时代性, 而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主张以案件的客观事实为基础, 在查明事实后再根据更能实现正义的方式来取舍法律推理方法, 而不是在一开始就预先给法律推理方法确定位置。这体现出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的实用主义立场的侧面。事实也是如此, 法律的形式推理和法律的实质推理各有其独特优势, 二者既不能互相取代, 也不能互相融合。在刑事司法实践中, 罪刑法定原则对法律的形式推理更有需求, 因为形式推理有助于贯彻罪刑法定, 这是定罪的需要;但是,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却对法律的实质推理更有偏好, 因为实质推理更注重罚当其罪, 这是量刑的需要。所以, 不同的刑法原则、不同的刑法宗旨和不同的刑事政策, 甚至不同的司法人员, 都可能导致类似案件会选择不同的推理方法。但这正是符合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的要求, 正是由于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等不同的刑法原则, 从不同侧面对法律推理提出了不同要求, 从而使得法律推理的结果更加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深刻反映了法律存在的社会基础。法律只能是社会事实的客观摹状者, 而不是社会事实的刻意创造者。因此, 法律必须奠定在社会事实基础上, 而不能背离社会事实, 突发奇想, 创造一种社会事实。[11]尽管事实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12]324, 但事实关涉案件的本质。事实可以猜测, 案件本质可以推定和论证, 但终不能容忍类推。所以,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反对在刑法适用方法中采用类推推理。刑事司法最关乎人的尊严和权利, 对法律方法的适用要求也就最为严格。以尊重人权作为理念的刑法自然科学思维, 当然不敢怠慢。
(四)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的利益衡量观
利益衡量是价值衡量的重要方面。有学者提出:利益衡量是各种法律方法的最高境界, 但也是经过慎思后才能运用的方法。法律价值反映法律与人的关系范畴, 体现着人类对法律目标的追求, 具有目的的属性。[6]275利益衡量的最高境界, 源自利益衡量法律方法的渐进嬗变, 经过法律发现、法律解释和法律续造后的完善而达致法律方法的新高度。在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看来, 这是刑法方法的表层完善或技术性进步, 除此之外刑法方法还有着本质的层面。在探讨刑法方法的本质时, 如果说一切法律均是为了人的缘故而制定的。制定法律的宗旨就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存利益。保护人们的利益是法的本质特征[13]4。那么, 一切刑法的司法和方法更是为了在实践中更好地落实保护人民的利益。保护人民的利益或是多数人的利益, 而不是保护少数特权人的利益, 从个人上升到人类, 才是利益衡量的本质所在。
也有学者认为:应摆脱逻辑的机械规则之束缚, 而探求立法者于制定法时衡量各种利益所为之取舍, 设立法者本身对各种利益已经衡量, 而加取舍, 则法义甚明若有许多解释可能时, 法官自须衡量现行环境及各种利益之变化, 以探求立法者处于今日立法时, 所可能表示之意思, 而加取舍。斯即利益衡量。[14]234此观点从立法者的立场考察利益衡量, 并结合现实之实际情况, 自有可取之处。但根据刑法自然科学之思维, 过于看重立法者的立场也值得商榷。一则立法者过去的利益基础随着主客观环境的变化很难探求到位, 彼时的法义明确不表明此时法义仍然明确;二则对所应考察的现行环境和各种利益变化并没有特别所指, 也容易发生不同法官可依个人所好而自由裁量, 从而使得利益衡量的标尺发生各种偏移。
在刑事司法中, 利益衡量也体现着司法人员内心对正义的价值判断。正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包括法律的正义和自然的正义。刑法自然科学思维坚持法律正义和自然正义的利益平衡, 在法律正义优先的同时, 兼顾自然正义的考量。法律正义是最注重法律程序的正义, 贯彻法律的程序本身也是正义;而自然正义包含有朴素正义的因子, 具有原始或原本的侧面, 与法律正义有重合部分。但自然正义主要是逻辑正义, 缺乏明确的法律意义上的标准, 在实务中难以实际把握, 故不宜作为主要的正义考量因素。
三、刑法自然科学思维之实践原则
(一) 区别经验法则和经验主义
法律上的经验主义是英美法系的一种偏向, 一般指英美法系法官的办案方法和思维模式。经验主义与判例法传统密不可分, 判例法是最为经典的法律经验主义之表达。依据当代经验主义, 若遵循先例原则, 关键在于尊重先前判决及其裁判理由。由于经验主义过于看重具体特殊性, 时有否定经验的普遍性, 不利于法官在浩如烟海的案件中发现、鉴别和甄选先例, 产生需求的标准不一与时间耗费等缺陷。因此经验主义逐渐关注和部分采纳理性主义的做法, 制定一些理性主义的成文法作为判例法的补充。从表象来看, 代表判例法的经验主义和呈现成文法的理性主义有着部分融合的趋势。事实上, 在英美法系国家, 先例在司法实践中的地位并非总是唯一选择;而在大陆法系国家, 法官也未必一定会否定先前判决。但由于经验主义忧虑理性主义有培养威权主义的危险性, 以及理性主义顾忌经验主义操作性之繁琐和不确定性, 所以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各自特征依然明显, 外在上还是有着较为明显的分野。
在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看来, 经验主义未能妥善看待经验法则, 在司法实践中容易产生两种偏差。一是导致司法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司法有其不可行和不合理一面, 对于一个形式主义法官而言, 在做出判决结论过程中所犯的典型错误是:在对一个一般性法律术语进行解释时忽视这种解释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或其他愚蠢后果[15]。二是实证主义思维过于浓重。对英美法系法官而言, 由于深受实证主义方法论影响, 司法中往往认为只有可实证的法律才是裁判依据, 法官不应陷入法律之外如政治因素, 或受法律空白之外如道德因素之影响。虽然实证主义并不必然意味着形式主义, 但它们在英美法系司法思维中并不鲜见。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主张司法不能忽视经验法则, 而不主张西方的司法经验主义。现代司法已经非常注重司法技术化, 司法包含丰富的裁量性技术是常态。经验法则是司法裁量技术的方式方法, 而不是感觉经验、唯经验。经验法则也不属于逻辑经验主义, 逻辑经验主义是经验主义的发展分支, 它意图揭示科学知识与感觉经验的逻辑关系。逻辑经验主义坚持:科学理论和定律的唯一认识论来源就是观察和经验, 科学的命题必须是可证明的, 否则就没有意义。[16]所以, 逻辑经验主义认为真理就是经验证明的科学。但是, 有时经验法则和真理可以认识或推理得出, 而无法实质性验证。逻辑经验主义自认为有一套逻辑分析的方法, 但因很难找到对应原则或桥接原理而陷入困境。
与之不同的是, 刑法自然科学思维主张从实践和哲学层面看待经验法则, 透过常识、常理、常情的角度尊重经过深刻积淀而成的经验法则。在我国法律制度中, 经验法则从不被法典化认可, 发展为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中均有体现。比如, 两高三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 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要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一般来说, 证人的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但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符合事实的, 则可以适用。可见, 经验法则并不是非要潜行于刑法司法实践, 而是可以通过证据的审查判断, 进入案件的事实认定之中。
(二) 遵循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生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是人类当代社会发展的最显著特征之一。伴随着以基因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生命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一系列伦理与法律问题相继而生。克隆人的法律规范问题便是其中之一。作为一个有可能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产生根本性影响的重大伦理及法律问题，克隆人问题的提出给当代立法带来了严峻挑战。从学理上探讨如何正确应对这一挑战，已成为当代法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难题。本文拟从克隆及其技术分类入手，立足于刑法的视域对克隆人的法律规制问题浅陈拙见，以求为我国相关的立法完善提供一些参考建议！
一、克隆人的技术分类
克隆是英文clone的音译，意指生物通过细胞分裂进行无性繁殖，形成基因型完全一致的后代种群，因此更为科学的术语称为“无性繁殖”。在科学界，根据克隆技术所应用目的之不同，通常将克隆分为治疗性克隆和生殖性克隆。所谓治疗性克隆，是指从需要治疗的病人身上提取一些细胞，然后将该细胞的遗传物质置入一个去除了细胞核的卵细胞之中，重组的卵细胞通过化学或物理方法刺激之后，开始自行分裂增殖，直至形成一个早期胚胎。从这个早期胚胎中可以提取到对生命成长发育起主要作用的细胞—干细胞。胚胎干细胞经过相应的定向诱导发育的处理，便可以发育成病人需要的各种组织，由于再造的细胞及组织的基因与病人的基因相同，因而以往在器官移植中经常出现的排异反应的难题便得到了彻底的解决。由于从早期人类胚胎中提取的干细胞拥有形成所有270多种人体细胞类型的能力，因而它有可能成为21世纪最重要和最理想的人体器官替代或修复的原料，这项技术的成功应用将是再生医学上划时代的进步。所谓生殖性克隆，起始的步骤完全相同于治疗性克隆，即从某一供体身上提取少许细胞，然后将该细胞的遗传物质置入一个去除了细胞核的卵细胞之中，经过刺激后，重组的卵细胞开始自行分裂，直至形成一个早期胚胎。如果将早期胚胎植入受体的子宫内，完成受孕、发育和产子过程，就达到了生殖性克隆的目的{1}。以克隆技术的以上分类为基点，克隆人也可以被划分为两类，即治疗性克隆人与生殖性克隆人，前者是指以治疗为目的而进行的人体克隆，而后者则是以“造人”本身为目的的人体克隆。
二、有关克隆人的犯罪性及其刑事责任的学理争论
“克隆”一词最早于20世纪初被引入园艺学，以后又逐步应用于植物学、动物学和医学等方面{1}105 。 1997年世界上首例克隆羊“多莉”的诞生，震撼了整个世界，因为它的问世标志着又一项重大科技成果—人体的克隆（即克隆人）将极有可能很快问世。于是，针对人类可否克隆自身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一项大讨论，其影响深远，迄今余波犹在。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大讨论中，法学家也参与了其中，并就克隆人的犯罪性以及法律（尤其是刑法）应否禁止克隆人等进行了激烈争辩，形成了“肯定论”与“否定论”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
“肯定论”认为，克隆人是一种典型的犯罪，因为克隆不仅使得克隆者与被克隆者有着相同的基因构成，而且使克隆者总是生活在被克隆者的阴影之下，而这种阴影使他对自己的独立性和自我的感觉受到了限制{2}。不仅如此，克隆人也严重冲击了人类的伦理道德，威胁着现存的社会秩序。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我们为了保持人类社会特有的秩序，就应该防止有害因素的侵袭，原子弹只消灭物质，而克隆人毁灭伦理规范、精神和道德”{3}，“生殖性克隆人行为已经对人类的公共利益和群体利益造成了损害和威胁，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4}。以此为基点，对于复制人类自身的做法，法律应当坚决禁止，并应当在刑法中增设“克隆人罪”{5}，或者应当订立一部禁止克隆人的单行刑事法{6}。从犯罪控制论的立场来看，“只禁止人类生殖克隆技术是不够的，……只有确保违禁行为将受到双重制裁，禁令才具有意义：一方面是由已有国际人权法院（如欧洲人权法院、美洲人权法院或未来的非洲人权法院）或有待创建的国际人权法院在其他地区或联合国内部针对国家的违禁行为宣判的制裁措施；另一方面是由本国或国际司法机制根据反人类罪宣判的刑事制裁。”{7}
与“肯定论”针锋相对的是“否定论”。这一学说认为，发现和发明是科学发展的动力，人类最终将会承认创设人的生命的方式不止有性繁殖一种，应该允许无性繁殖作为一种补充方式。两种方式所创造出来的都是人的生命，同样是神圣的{8}。所以，克隆人的犯罪性尚待商榷，立法对待克隆人这一新生事物不能简单地一禁了事。“对克隆技术的禁止是违背人文主义的精神追求的，法律应宽容地看待克隆技术。……对任何新技术采取拒绝的态度和回避的立场不是人文主义者对待新技术的方法。我们在对新技术作反思性审视的同时，应对人的理性和经验抱以充分的信任。……技术本身引发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靠科技本身的发展来解决，这是我们对待克隆技术应采取的态度。”{9}“现代法律是以理性与人道主义为基础的，它应具有更多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一方面，对现行占主导地位的人类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生命观加以保护但不僵化与绝对化；另一方面，对于伴随新科学新技术而出现的新的生命现象伦理变化及价值观的变化，应该持一种宽容的、理性的、通达的态度，适当规范可能的不良后果，方可使法律始终适应生产力及生产关系发展的需要，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盲目地、绝对地禁止克隆人，是不可取的，也是禁止不了的，只能导致人类社会僵化、保守和偏狭心理的炽燃，或者促使人们公然违法肆无忌惮地克隆人，扰乱社会。理性的办法应该是制定严密的法律，疏通、引导、规范克隆人的技术活动，使克隆人技术为人类谋福利，而不是把克隆人视为洪水猛兽，围追堵截。”{10}以此为立足点，对于克隆人，“我国法律应对此进行积极干预，而不是消极回避或绝对禁止”{10}12。
三、对克隆人犯罪加以刑法规制的必要性分析
笔者以为，由于克隆人在生命科学上可以被划分为治疗性克隆人与生殖性克隆人两种，而这两种克隆人的社会危害性又存在着明显差别，因此，对于克隆人犯罪性的评价应当分别加以讨论，并分别采取不同的立法对策。换言之，“制订任何反对克隆人类可能性的法规必须谨慎从事，以保证好的研究不至于被粗心大意地弃之不顾”{11}。具体来说：
首先，对于治疗性克隆人来说，由于其终极目的并不在于“造人”，而是要通过“造人”来获取医学治疗所必须的干细胞，因此，其本质实际上是以牺牲一个个体来拯救另外一个或一群个体，在这一点上，它与器官移植有着类似的伦理基础。在生命科学发展尚无其他更优方案可以替代的情况下，治疗性克隆人作为一种次优方案在伦理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治疗性克隆人获得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认可。站在犯罪学的立场上看，犯罪是其社会危害性已经超出了社会的承受度从而需要由刑法来加以防范和惩治的行为，而治疗性克隆人则是一种尽管具有社会危害性但其社会危害性尚在社会承受范围之内的行为。以此为基点，笔者认为，治疗性克隆人并不具有犯罪性，对于治疗性克隆人，刑法不宜将之作为犯罪处理。[1]
其次，对于生殖性克隆人来说，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应当被刑法入罪化。这是因为人的生命复制或无性生殖问题不同于克隆技术在医学、农业等领域的运用，它将使人类面临巨大的伦理和法律危机。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1)从法律上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和价值，如果允许用克隆的方法在实验室内去复制人或大批复制同一个人，实际上是在认同人类可以被作为产品而在实验室里加以生产，这势必会贬损人的尊严与整体性社会价值。(2）从社会关系与家庭关系的角度来看，人的诞生都会在其家庭关系乃至社会关系中具有明确的法律身份和地位，但克隆人则完全改变了这一点，一旦其降生，则不论是社会还是其本人都无法界定其在伦理及法律上的身份和地位，这势必会造成其社会异类的身份，使其本人陷入被歧视甚至无法为社会认同和接受的窘境，并导致无法定位自我以致处于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状态之中。不仅如此，人的复制完全违背了人类生育和人类亲亲关系的基本准则。它不仅完全改变了人类自然的、通过男女有性结合才能完成的生育方式，也使作为传统社会关系的亲亲关系发生了动摇。[2](3)从克隆人自身的立场上来说，一个生理性状被控制的人，如果为某种目的而再生产，就会有自身被沦为“社会工具”的悲观心理和宿命感，势必会激发其对科学与未来社会的报复感或对抗情绪。而一旦这种技术被用来控制人的性别、人种或生产人体器官，则其后果更难想象。(4）人的死亡是一个法律事实。人一旦死亡，其生命便不复存在。但克隆人却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死人是可以被复制的，而死人的复制则会使正常的或法律上的生死概念发生颠覆性的动摇与混乱。(5)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说，克隆技术相对粗糙，克隆人的质量难以保障。克隆人是单性生殖，从进化论的角度看，它是一个粗糙的过程。克隆羊“多利”的成功率是1/227，而克隆人的成功率即使乐观估计也只有2－3%，而且克隆生物个体易产生畸形、死胎、流产、胎儿过大、早衰等情况{12}。综上所述，生殖性克隆人技术给在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的弊是远大于利的，“如果复制技术被某些不负责任的人滥用，世界将因人类科技进步而陷入噩梦般的境地”{13}。以此为基点，笔者认为，生殖性克隆人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治疗性克隆人的行为，它无法摆脱伦理上的非难性，已经超出了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其本质是一种反社会的犯罪行为。对于这种行为，刑法应当将其入罪化，并配设适宜的刑事责任。
至于“否定论”所主张的“应对人的理性和经验抱以充分的信任”和“技术本身引发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靠科技本身的发展来解决”，笔者认为，这些论证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就前者而言，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科技的产生、发展和应用给人类带来的福与祸，从来都不是以人的善良意志为转移的。“科学提高了人类控制大自然的能力，因此很可能会增加人类的快乐和富足。这种情形只能建立在理性基础上，但事实上，人类总是被激情和本能所束缚。”{14}因此，我们切不可对人类的理性和经验抱以过高期望，而应当更多地寄希望于法律，因为法律才是人类高度理性的产物，其“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范，基于对该行为的全面评价”{15}。其次，就后者而言，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科技发展是不问人的生存意义与尊严的，它隐含着无法预料的后果，而且科技不能体现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它无法消除人类与科技的对立和冲突”{16}。为此，科技的意义深化应该被带入伦理、道德乃至法律的揭示中，“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确实需要不时地停一停脚步，确保所发展的技术的确安全，然后重新上路”{16}10。而这也正是科技伦理学、科技法学以及生命伦理学、生命法学等一批新学科诞生的最主要原因。易言之，科技本身所引发的问题是不可能完全依靠科技本身的发展来解决的，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为了保障科技的健康发展，法律的介入甚至是刑法的介入在多数情况下是必不可少的。
此外，“否定论”所主张的刑法宽容并不意味着刑法对生殖性克隆人的纵容。刑法宽容作为刑法谦抑品性所体现出来的一种外在素质，是指刑法应当对负面影响尚在人类社会控制和承受范围之内的一般反社会行为网开一面，不将之作为犯罪来追究刑事责任；而不是指刑法应当对那些社会危害已经超出了社会承受度的犯罪置若罔闻。现代基因科技发展过程中引发了大量的法律问题，这些问题中的绝大多数都还在社会的承受范围之内，依靠一般法律手段甚至是伦理道德手段就可以解决，但有些问题则由于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社会的承受范围且也超出了一般法律手段与伦理道德手段的调整领域而必须要由刑法来加以控制。笔者以为，人体的生殖性克隆便在其中。人体生殖性克隆所带来的克隆人之社会地位的无法认定，使得这一行为具有不可抹杀的伦理非难性，假如刑法放任这一行为自流，则势必会严重冲击维系人类社会存续的现行伦理秩序，从而危及人类社会存续的基础。不仅如此，从刑法哲学的立场上来看，为了防控基因技术发展所引发的各种负面效应，在基因研究与基因技术的应用方面，刑法应当设置某些“禁区”，而设置禁区是“为了维护人类的利益而采取的手段，而不是目的”{17}。正如我国某些学者所指出的：“……设置禁区并不是永远不许涉足该领域，而是指在条件不成熟或后果暂时无法控制的情况下，通过评价其潜在的风险而采取的一种特殊措施；当各种条件允许时，原先的禁区也将不再是禁区，而成为科学研究的‘富矿’。”{18}良好的刑法防控制度，不仅是基因研究健康开展与基因技术理性应用的保障，而且也是基因科技最终造福于人类的根本保障。而生殖性克隆人作为一种严重危及当代社会伦理秩序乃至社会秩序的反社会行为，就是刑法应当在基因研究方面设置的一个必要禁区。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刑法应当禁止生殖性克隆人，并应当为擅自从事生殖性克隆人研究的行为配设一定的刑事责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明确：克隆人的出现是生命科学技术发展必然会出现的结果之一，法律对克隆人的禁止并不能够阻止克隆人的最终出现，它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克隆人出现的时间。而法律尤其是刑法之所以要禁止克隆人，并不在于立法者看不到克隆技术发展的这一最终趋势，而更多地在于通过在一定时期内禁止克隆人，给人类生命伦理提供一个必要的缓冲期，以便尽可能地减少克隆人给社会带来的根本性冲击，维护社会的稳定，保证社会的健康发展。实际上，刑法中很多犯罪的设置都是为了给人类社会更好地承受各种反社会行为的冲击赢得缓冲期。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各国刑法中的很多犯罪之变迁上得到很好的诠释。以各国刑法对堕胎罪的规制为例，自1821年美国康涅格州制定了美国国内第一个《堕胎罪法》之后，一直到1950年代末，各国的法律一直都将堕胎行为视为犯罪而给予重罚。但随着工业发展所导致的大量畸形胎儿的涌现、堕胎术的逐渐成熟以及公众对堕胎的日益宽容，自1960年代起，美国很多州（如加利福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等）先后通过了允许堕胎的法律，而在其他很多国家，堕胎罪也逐渐由刑法明文规定的一种犯罪转化为一种合法的行为。时至今日，尽管堕胎罪在很多国家都已如历史的尘埃而被尘封在了各国的刑法教科书中，但其为确保人类在胎儿生命处理问题上实现社会观念和意识的平稳过渡以维护当时人类生命伦理秩序的稳定进而维系社会秩序的稳定发挥了不可抹杀的重要作用。而我国1979年《刑法》将流氓罪、寻衅滋事罪、投机倒把罪等诸多犯罪明文规定为犯罪来予以惩治，并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乃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依然在刑法中保留这些犯罪，实际上也是为了给我国社会最终认同、接受和适应市场经济及与之相适应的各种社会现象赢得缓冲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律对克隆人的禁止与其说是对克隆人的彻底否定，不如说是为人类社会乃至法律自身应对克隆人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并最终认可和接受克隆人赢得缓冲时间。”{1}14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所必然带来的克隆人的最终出现以及人们对克隆人的认同和接受都将会成为一种事实，但当前刑法禁止克隆人对社会稳健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以及该罪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时代价值是不容抹杀的。
四、域外克隆人犯罪的刑法规范
在现代生物技术的整个体系中，“克隆人是目前争议最大、波及范围最广的一项生物技术”{19}。由于克隆人的出现将极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类自然的生存繁衍方式，并会对人类传统的生命伦理观念带来毁灭性冲击，因此，动用刑法的力量对生殖性克隆人加以规范，便成为各个国家或地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在发展生命科学技术过程中均须仔细权衡和认真考量的一个基本问题。在此背景下，一大批旨在禁止人类自我克隆技术研究与应用的立法开始出现，它们在保障基因技术健康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抹杀的重要作用。而从比较法学的角度来看，分析这些立法，对于探究我国刑法应对人体克隆技术所带来的挑战，完善我国克隆技术的刑法防范策略，无疑具有不言自明的重要意义。
首先，就国际层面来看，尽管人们对克隆人的法律后果在理论上还存在诸多争议，但在实践中，有关国际组织及各国在生殖性克隆人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却是非常明确的，即对生殖性克隆人基本上都持否定态度，反对甚至明文禁止生殖性克隆人。1997年11月1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的指导基因研究的道德准则性文件《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中，就要求禁止克隆人等“损害人类权利和尊严的科研行为”。而在日内瓦举行的第55届世界卫生大会也通过决议指出，运用无性繁殖技术复制人类“违背人的尊严和道德，因而必须严格禁止”。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利用克隆技术复制人在伦理上是不能接受的，这种试验违背医学要保护人类尊严和从遗传角度保证人类安全的基本准则。1998年1月12日，法国、丹麦、芬兰等19个欧洲国家在巴黎签署了《禁止克隆人协议》，规定禁止用任何技术创造与任何生者或死者基因相同的人{8}345。
其次，就各国国内立法层面来看，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出台了禁止或限制生殖性克隆人技术的专门立法，有些国家甚至在刑法典中明确规定了生殖性克隆人犯罪。作为世界上首个成功培育出克隆羊的国家，英国国会于2001年通过了一项应急法案—《人类生殖性克隆法案》，将生殖性克隆人作为一种新的犯罪，并可判处最高达10年的监禁，以弥补其1990年《人类授精与胚胎移植法案》未明确规定禁止生殖性克隆人的缺陷{20}。澳大利亚2002年就专门出台了《禁止克隆人法案》，将故意克隆人类胚胎、进口或出口克隆的人类胚胎的行为明确列为犯罪行为，并规定这类犯罪的最高量刑可达到15年有期徒刑。不仅如此，该法案还将通过受精以外的方式生产或培养人类胚胎、非以妇女受孕为目的创造人类胚胎以及创造或培养包含有多于两人提供的基因内容的人类胚胎等明文规定为犯罪，并规定这类犯罪的最高量刑为有期徒刑10年{21}。日本2001年4月开始实施的《克隆技术限制法》全面禁止制造有损于人类尊严的克隆人，违者将被处10年以下劳役或1000万日元以下罚款{22} 。 2004年9月新加坡国会通过的一项法律也明文规定禁止在本国克隆人，违反这一法律者最高将被处以10万新元的罚款和10年监禁{23}。而美国国会也于2001年7月31日通过了全面禁止克隆人的法律，规定对违反法律规定者最高可处以10年监禁和100万美元罚款{22}。我国台湾地区2007年颁布的《人工生殖法》中也对从事生殖性克隆人作出了禁止性规定，依据该法，以无性生殖方式为人工生殖的，处其行为人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50万元以下罚金。[3]除以上国家和地区之外，法国、德国等也都制定了本国有关禁止克隆人的立法，并对非法从事生殖性克隆人的行为追究一定的刑罚。例如，法国对违反禁止克隆人法的行为处以20年以下徒刑，德国处以5年以下徒刑，英国则根据克隆手段的不同分别处以2-10年劳役和监禁{9}63。西班牙则将生殖性克隆人这一犯罪明文规定在其刑法典中，《西班牙刑法典》第161条第2款规定：“用克隆的方法进行人类繁殖和进行其他人种选择的活动的，处1年以上5年以下徒刑，并剥夺其担任公职、从事职业及担当任务6至10年的权利。”{24}国际社会以及各个国家和地区对克隆人技术的刑法规范不仅表明了人类在对待克隆人技术问题上的谨慎态度，而且通过刑法的力量阻止或至少是延缓了克隆人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为人类社会应对生殖性克隆人所带来的冲击赢得了缓冲期。
五、我国应对克隆人技术的刑法对策思考
从法哲学的角度来说，克隆技术与法律的关系，就好似剑与剑鞘的关系。一把锋利无比的剑可以帮助人们披荆斩棘，但同时也可能会伤害用剑者自身，而剑鞘则可以帮助人们在不用剑的时候有效遮蔽剑的锋锐，防止造成不应有的伤害，克隆技术与法律的关系也是如此。克隆技术具有明显的双刃性，其健康发展与正当应用会极大地增进人类社会的福祉，而其滥用则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为此，需要立法者采取适宜的对策，以便利用好法律尤其是刑法这一剑鞘，将克隆技术所引发的负面问题限制在最小限度内。对于克隆技术发展所潜藏的各种负面效应，理论上存在3种应对策略，即事前防范、事时制止以及事后惩戒。古人云：“先其未然谓之防，发而止之谓之救，行而责之谓之戒”，而“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申鉴·杂言》）；换言之，事先防范是避免风险发生并避免或减少损害的最有效策略。以此为立足点，尽管从理论上来说，“社会和个体一样，无法在所有风险问题上都保持高度警惕”{25}，但每一个社会与个人却都必须选择特定的风险加以关注以便实现其生存与发展，使克隆技术发展过程中所潜藏的巨大风险成为社会与个人通过法律来加以防范的基本风险之一。在此背景下，制定专门规范克隆技术的立法并在刑法中增加有关人体克隆方面的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无疑应当成为我国在防范克隆人技术所引发的社会风险方面所应肩负的一项基本使命。
（一）我国目前有关克隆技术规范的立法现状
在克隆技术的控制方面，我国目前尚未制定专门立法。但在已经出台的个别行政规章中却已经明文涉及了克隆人的问题。2003年12月由科技部与卫生部联合的《人胚胎干细胞伦理指导原则》第4条明文规定：“禁止进行生殖性克隆人的任何研究。”不仅如此，该《指导原则》还就从事治疗性克隆人研究（亦即人体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条件与程序等作了明文规定。此外，在卫生部2003年8月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中，也对实施辅助生殖技术人员之行为准则作了规定，其中第15项明文规定：“禁止克隆人”。就此来看，我国在人体克隆技术方面的立场是明确的，即绝对不允许从事生殖性克隆人方面的研究，但对于治疗性克隆人技术的研发则给予支持。[4]然而，另一方面，我国有关人体克隆技术规范的现行立法还存在明显缺憾，无论是《人胚胎干细胞伦理指导原则》，还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都还存在着立法效力层次过低且刚性不足的严重弊端，而且在以上两部规章中都没有关于从事生殖性克隆人研究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尤其是刑事责任的任何规定。这就使得我国现行立法对生殖性克隆人的禁止显得苍白无力，一旦实践中有人从事生殖性克隆人方面的研究，以上两部规章根本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规制作用。在克隆技术，尤其是以治疗为目的的干细胞技术飞速发展，而滥用该技术从事生殖性克隆人研究的威胁又随时可能成为现实的背景下，这显然已经成为我国现行立法的一个不足。
（二）我国应对人体克隆的刑法对策建议
以上文对国外有关人体克隆技术刑法规制的分析为视角，并结合我国刑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庄严承诺，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立法尤其是刑法在规制人体克隆技术方面还存在明显的缺陷，具体而言，现行法律尤其是刑法尚未针对非法人体实验配设相应的刑事责任制度。针对这一立法缺位以及我国克隆技术发展所必然带来的相关立法需求的日益强烈，我国应当制定一部专门引导和规范克隆技术研究与应用的《克隆技术管理法》，将我国在克隆技术发展方面的基本政策转化为法律予以推行，以保障克隆技术在我国的健康发展。在这样一部立法中，应当明确规定指导我国克隆技术发展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并明确规定相关不规范操作的一般法律责任以及刑事法律责任。[5]同时，为了使该法与刑法保持衔接以更好地防范生殖性克隆人犯罪的发生，应当及时修改现行刑法的规定，增加“非法从事生殖性人体克隆研究罪”这样一项罪名。在法治已经成为我国当代社会主旋律而罪刑法定的理念亦已深入人心的情势下，这显然已成为我国应对克隆技术发展所带来之挑战并弥补现行立法缺憾的内在需要。
【注释】
[1]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刑法将完全放任治疗性克隆人，而仅仅表明，刑法不应将治疗性克隆人做人罪化处理。假如治疗性克隆违背了法定的操作规程，造成了严重危害社会的后果，刑法依旧要将相关的行为作为犯罪来处理，并依法追究相关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2]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家庭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构件、人类关系的基本单元，并不是某个或某些人随随便便发明创造所产生的，而是人类历史在漫长的自我探索与选择的进程中结出的文明成果。历史上曾有过取代家庭的实验，但未真正取得成功。而双亲家庭又是最有益于儿童身心发育、形成健全的人格和成熟的自主性及完美的爱的情感体验，从而避免罹患认知与情绪上的心理障碍的环境。相反，在丧失父母一方的家庭中的儿童，由于无法体验完整的父母之爱，其人格发展也难以达到健全的水平，心理失常、行为不轨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双亲家庭中的同龄人。现实社会中，由于父母离异所造成的对子女的伤害已经是一种很大的不幸，但这些子女至少还是拥有他们的父母，至少还曾经拥有过完整的双亲家庭。而通过克隆技术使单身男女生殖后代的行为，则不仅使作为后代的当事人应当享有的惟一性、独特性的权利天然丧失，而且使得他应当享有的如其基因供体（即单身贵族）一般曾经享有过的拥有父母双亲的权利先天地被剥夺了，他从存在之时起便被先天地打入无父或无母的单亲家庭之列，这对于克隆人来讲，显然是不公平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伤害。而这种不公平和种种显而易见的对克隆人的身心伤害足以构成对法律禁止生殖性克隆人的强有力的理由。（参见：谭家宝，张绪治．论生殖性克隆人犯罪—对生殖性克隆人的犯罪学评价[j]．英才高职论坛，2006,（1):10）
[3]参见我国台湾地区《人工生殖法》第16条及第30条。
[4]当然，这种支持是建立在相关研究须严格遵守《人胚胎干细胞伦理指导原则》所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之基础上。
关键词：犯罪心理画像技术 刑事侦查 应用
1 犯罪心理画像技术
犯罪心理画像技术是根据犯罪心理学的原理，针对犯罪嫌疑人异于其他人的独特的心理特征，通过描绘出犯罪嫌疑人的各方面的特点，从而描绘出犯罪嫌疑人的社会状况和家庭成员状况等各方面的信息的一种刑事侦查手段。近几年，在我国刑事侦查领域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的应用渐渐成为了一种很重要的刑事侦查手段。
1.1 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的产生。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的兴起是侦查领域里的一次重大的变革。也许，自从有犯罪现象发生的一天起，心理学就一直被类侦查人员或侦查人员应用于他们所遇到的各种与刑事侦查有关的工作中。但无论如何，由于这类侦查手段未广泛应用，这还不被认为是一种专门的刑事侦查技术的手段。但是，有人试图将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知识应用于司法方面得益于犯罪心理学、行为科学、犯罪学等这类学科的慢慢兴起，犯罪心理画像技术也由此产生。
1.2 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的定义。通俗的来讲，犯罪心理画像技术是根据犯罪人在犯罪现场所遗留的物质痕迹进行心理分析，是全面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依据犯罪心理学原理并涉及其他相关科学知识，寻找犯罪嫌疑人的个性心理特征从而破案的一种刑事侦查手段。犯罪心理画像技术，有人将其定义为“建立在其所实施的犯罪分析基础之上的个人主要行为和人格特征”。这一定义不仅从犯罪心理画像的结果入手定义了犯罪心理画像，强调了犯罪心理画像的任务在于辨认犯罪人的行为和人格特征，而且还指出了犯罪分析――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的基础。
1.3 犯罪心理画像技术在中国的出现。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联邦调查局专门的犯罪心理画像技术部门正式成立以来，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和广泛的传播，取得了不少重大的成果。在美国，澳大利亚的州立联邦机构和执法机构大都设立了这样的心理画像的部门。北美洲加拿大，欧洲意大利、荷兰和英国等国的执法部门也设有专门的画像部门，有专门从事心理画像工作的工作人员。经过许多年的努力,他们已经逐渐掌握了一套根据犯罪现场痕迹,来探究分析罪犯嫌疑人的心理，从而勾画处案犯外貌及形象的方法。并且随着研究的深入，行为性格和行为特征之间关系数据库的逐渐成型，这门技术就会成为真正的刑事侦查科学技术。而随着中美两国执法机构交流的逐渐加深，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种在西方被广泛采用的“心理画像”技术，在我国得到推广运用并极大促进了我国刑事侦查技术的发展。
2 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的应用
2.1 人们起初对犯罪心理画像技术在刑事侦查领域运用的看法。一种新的技术，一门新的科学，当它还不成熟时，人们对它难免产生各种疑虑。而且，犯罪刑事侦查领域对指纹、足迹等痕迹的检验测试来不得半点含糊的，是必须用科技手段进行实证的，用于刑事侦查的技术手段是开不得半点玩笑的。人们会这样怀疑，这种可以被称为艺术的方法是否能在刑事侦查的领域上派上用场呢？所以人们对当时刚刚产生的尚在襁褓中的“轮廓描绘的艺术”的新生儿，当然不会达成共识。但随后的事实证明，犯罪心理画像技术在刑事侦查领域具有很大作为，并且很好地推动了刑事侦查手段的不断进步。
2.2 犯罪心理画像技术在刑事侦查领域的应用。顾名思义，犯罪心理画像技术，与犯罪心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样，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的产生就是为了更好的进行刑事侦查。可以这样说，犯罪心理画像技术是随着刑事侦查手段的发展而产生的。犯罪心理画像技术并不是犯罪心理学家的主观臆断，而是犯罪心理学工作者在总结了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刑事侦查工作中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创新，它是科学的，客观的，不是凭空杜撰的。
二十世纪末，对犯罪嫌疑人讯问，搜索痕迹进行追踪，一直是一种很重要的刑事侦查的手段。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的发展使刑事侦查又多了一种侦查手段。犯罪个性心理特征是犯罪分子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犯罪经历中渐渐形成的，与他的工作、生活环境、受教育程度、生活经历等方面关系密切，这种心理特征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强化，并成为了一种行为定势。在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时，这种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就会通过物质的或者非物质的东西表现出来，从而留下心理痕迹。这构成了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研究的理论体系，心理画像技术依据犯罪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将其进行了新的拓展。从思维过程上，从犯罪行为分析犯罪心理，反之从犯罪心理分析犯罪人的所处环境而达到从犯罪行为认定犯罪人的研究思路。
因此，对犯罪现场的物质痕迹加以分析，描绘出犯罪心理特征，对提高侦查人员的侦查水平具有极其重要的实际意义。犯罪心理画像对侦查而言是如何更好地利用其研究并扩展刑事侦查能力的问题，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该技术采取从犯罪行为分析犯罪嫌疑人的心理，从犯罪心理分析犯罪人的外部生活环境从而达到从犯罪行为来认定犯罪人的研究思路。心理画像技术改变了过去研究罪犯原因的侧重点心理痕迹因人的心理发展、变化的规律所影响和制约，利用倒置的犯罪心理学的原因论，只要我们正确运用心理痕迹理论与现场物质痕迹进行联系分析，再狡猾再顽固的犯罪分子也抹不去自己的心理痕迹，就能突破传统侦查手段的瓶颈，就能够非常传神地勾勒出罪犯的心理画像，提高打击犯罪的效果。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准确地认识与评价侦查中犯罪心理画像的应用价值非常重要，犯罪心理画像技术不仅将使刑事侦查对犯罪嫌疑人的分析更趋于完整并科学化，也是刑事侦查可支配的一笔宝贵财富。
参考资料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4-090-03
盗窃犯在翻窗入户时常常会在玻璃上留下耳纹，英国的法院正是根据耳纹鉴定在许多案件中对被告人做出了有罪认定。我国公安部已经在南京警犬研究所建立了人体气味库，到目前为止，已经在许多案件中通过气味鉴定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在美国，一位病理学家因弄错了尸体解剖结论导致近20名无辜的被告人被判处死刑。在我国，在引起媒体和社会广泛关注的杜培武杀妻案和湖北钟祥投毒案中，DNA鉴定和测谎失误是造成无辜之人被错误追究的重要原因。最新研究表明，通过骨髓移植的人的血液中的DNA会发生改变。
上述这些案例，引起我们每一个关注刑事司法公正与人权保障的人去思考：科技证据所运用的科学技术是否可靠、不容置疑？究竟该如何认识科技证据在当代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和价值？文章将重点对科技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价值进行探讨。
一、科技证据的界定
（一）科技证据的内涵
对于何为科技证据，学者们并未有统一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科技证据指通过科学技术手段取得的证据，它主要包括视听资料、鉴定结论以及与其他证据类别有关的证据形式。”第二种观点认为：“现代科技证据不是诉讼证据的一种，而是指涉及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去发现、提取、固定、推断对案件有证明意义的事实。它是在诉讼过程中获得的，是诉讼证据的一个类别，包括：鉴定结论、视听资料、勘验、检查笔录、现场笔录。”第三种观点认为：“凡是借助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收集到的证据材料以及借助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揭示出其证明价值的证据，都属于科技证据。”
（二）科技证据的特性
科技证据与证人证言等一般征据相比，除了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等普遍属性外，还因其本身具有的科学技术特点，具有科学性、公正性、开放性和文明性。
1 科学性。科技证据是掌握科学知识的人利用技术设备通过一系列的实践活动提供的证据。它本身就是科学技术与司法活动相结合的产物，离开了科学技术就无此类证据的产生，因此科学性是科技证据的本质特征。科学性体现在除了利用科学技术方法外无法用其他方法达到获取证据或提取到有关案件事实的信息。
2 公正性。科技证据是由掌握专业知识的专门机构的科学技术人员利用科技手段做出的客观结论，其目的在于发现、揭示客观事实。科技人员由与控、辩双方、诉讼参与人、当事人均无利害关系的人担任，并根据科学规律得出的结论。相比言辞证据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容易出现相悼于事实的情况而言，科技证据具有公正性。
3 开放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征据也有个发展及日趋完善的过程。科学发展史多次证朋当时被人们普遍承认的理论和方法未必都正确，而暂时被排斥的理论方法也未必错误，所有的科技证据及依靠的科学技术都有一个经过实践和历史检验的过程。这就决定了科技证据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
4 文明性。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现代文明的集中体现，在现代科技基础上的科技证据是文明司法的表现。随着社会的发展，司法活动中的“刑讯逼供”等落后的办案方式将彻底淘汰。随着司法人员科技意识的提高，用科技手段收集证据、指控犯罪、惩治罪犯将成为司法人员的共识，是司法制度进步的标志。
二、科技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价值
（一）科技证据的积极价值
公正与效率是当代刑事诉讼的两项基本价值追求，科技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积极价值主要体现在科技证据对于刑事诉讼中这两大价值追求实现的促进作用。
1 科技证据对公正的促进作用
刑事诉讼中的公正分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前者是刑事诉讼法的外在价值追求，后者是刑事诉讼法的内在价值追求。
（1）科技证据的运用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的实体公正
刑事诉讼中的实体公正要求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对于错误处理的案件及时纠正，及时补偿，做到有罪必罚，无罪不罚，重罪重罚，轻罪轻罚。而科技证据在查明案件事实、实现刑事诉讼实体公正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科技犯罪必须依靠科技证据打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犯罪的智能化，使用高科技手段侦破科技犯罪成为现代司法的客观要求，尤其是在打击计算机犯罪、金融犯罪等高科技犯罪时，科技证据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最有效的证明手段。因为科技证据的出现及应用本身就是为适应现代条件下犯罪的日趋严重化、危险化和隐蔽化的需要，是回应现代化犯罪的手段。全波段紫外观察照相系统、多功能模糊图像处理系统、卫星定位系统、邮件检查系统、痕检文件图像处理系统、DNA设备等先进仪器设备陆续被引入犯罪侦查过程中，使得司法机关对这些犯罪的打击更为精确有力。
第二、科技证据在打击传统犯罪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像杀人、、抢劫、盗窃等传统犯罪，不采用科技手段，利用一些传统的方法，尽管在相当一部分案件中也能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但如果采用科技侦查手段、运用科技证据无疑会使国家对这一类案件的控制和打击如虎添翼。比如各种数据库的建设，如犯罪现场指纹数据库、DNA数据库为一些传统案件的侦破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各种监控录像、闭路电视的使用对于准确认定犯罪分子提供了有力而可靠的证据。而犯罪心理测试结果、DNA证据等科技证据在一些重大疑难的暴力犯罪案件中往往能起到突破性的关键作用。
第三、科技证据的运用使得一些错案的纠正成为可能。无论是哪个历史年代、哪个国家或是哪种法系，都不可能完全杜绝冤假错案。既然如此，如何发现并纠正冤假错案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科技证据在当代刑事诉讼中的运用在此方面就具有十分独特的功能。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佘祥林杀妻案之所以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要归功于DNA证据。因为DNA技术证明了十年后回来的人正是佘祥林的妻子。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类似于DNA证据这样的新的科技证据会不断走上诉讼证明的舞台，从而为冤假错案的纠正和发现提供更多的可能。
（2）科技证据的运用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的程序公正
刑事诉讼程序本身具有的一些内在的优秀品质，程序公正并不重视诉讼的结果，而是重视诉讼的过程。程序公正的核心要求是：受程序结果不利影响的人能否受到人道和有尊严的对待。在刑事诉讼中，核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得到有效的保护。科技证据的运用在此方面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
第一、科技证据的广泛运用有助于减少追诉机关对被追诉人口供的依赖，从而有助于从源头上减少最大的程序不公——刑讯逼供的发生，保证程序公正的实现。
第二、利用视听技术作证，可以解决证人出庭作证难的问题，从而促进程序公正的实现。
2 科技证据对效率的促进
科技证据的运用有助于从根本上提高诉讼效率。比如DNA数据库的建设不仅能有效帮助侦破新发案件，还有助于解决一些历史积案，从而提高诉讼效率。像电子监听、录音录像、视听技术等，尽管在最初投入时需要耗费大笔资金，但是从整个诉讼过程看，从长久地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看，也必将有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
（二）科技证据的在刑事诉讼中的消极价值
科技是把双刃剑，科技证据亦然如此。科技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同样具有消极价值，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科技证据的运用存在潜在的错判风险。科技证据比一般证据的技术含量高，相应地在技术要求上就高，其本身就容易出错。一旦有关实验室操作和管理标准本身不够严谨或出现错误，将直接导致大量案件鉴定错误。国内，因测谎或DNA鉴定等科技证据出现失误而导致的杜培武杀妻案、湖北钟祥投毒案，英国因科技证据错误导致误判的伯明翰6人案和乌圭尔7人案（the Brimingham Six and Maguire Seven）都是例证。
2 裁判者以及控辩双方对科学技术知识的缺乏，使得对科技证据的审查判断能力大大减弱。科技性是科技证据的本质属性，然而在这个专业高度分工的时代，科学技术往往不为并非专业的人员的裁判者所掌握，这就使得法官对科技证据的鉴别与取舍能力受到不小的影响。
3 科技证据的运用可能侵犯人权并违背伦理要求。保障人权是现代刑事诉讼的两大目的之一，然而，以科学技术为载体的科技证据的运用却面临着一系列侵犯人权和违背伦理等问题的挑战。如犯罪心理测试、强制采样、监听等与人的隐私权、言论自由权、通信自由权、身体健康权等都存在一定的冲突。司法实践中，许多科技证据的滥用也已经受到普遍质疑与反对。如德国医学界就曾对汉堡市警方在84起案件中利用催吐药物让嫌疑人排出体内物质的做法提出了强烈抗议。显然，科技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不可避免的会受到一系列人权和伦理问题的挑战，这也决定了科技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必须保持一定的限度。
4 科技证据的运用可能会加剧控辩平等关系的失衡。因为一方面科技证据的使用需要相当大的物质投入，也在相当大的基础上依赖于专家的参与，这就使得被追诉方与追诉方在可运用的物质条件和人力资源方面的差距明显拉大。追诉方有国家财政力量做后盾，而被追诉方只能以个人的经济实力做支撑，被追诉方显然不能在科技证据的运用方面与追诉方平等对抗。另一方面，个案中追诉方对犯罪现场的先行控制决定了追诉方在科技证据的运用方面拥有被追诉方无可比拟的优势。案发后，追诉方往往先到达现场，控制现场的一切证据，包括一切微量物证，而这些却是被追诉方无法做到的。
总而言之，对于科技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价值，我们应该理性看待。科技既非天使，也非魔鬼，盲目的科学乐观主义和科学悲观主义都是不可取的。对待科技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我们也应持同样的态度：一方面应该逐步加强刑事侦查的科技含量，适度鼓励科技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广泛运用；另一方面，对科技证据在运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伦理、人权问题以及在实体上可能导致的误判问题，也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
三、科技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
（一）科技证据的证据能力
证据能力是指在诉讼中有关人员所提出的证据材料能否被采用所依据的标准，是某一材料能够用于严格的证明的能力或者资格。近年来的不同文献中有着不同的称谓，“证据资格”是大陆法系常用表述，而英美法系通常用“可采性”，或者由于翻译时使用了不同的文字，如有人翻译为“证据能力”。
在科技证据中，绝大多数的科技证据都是具有证据能力的，这种认知已经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达成了共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着一部分科技证据，其证据能力受到质疑甚至否定。在我国，证据能力受到质疑的科技证据主要有监听、测谎以及催眠技术。我认为，科技证据要想具备证据能力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第一，该科技证据必须具有准确性，即该科技证据是可靠的，其证据的获得及其结论都有很强的逻辑性和客观性；第二，该项科技证据的获得不得侵犯人权，其侵犯人权的具体确定方法各国不同，但是联合国所规定的各项基本人权，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不能侵犯的；第三，我国的立法或司法实践中明示或默示的认可了科技证据的证明能力。这三项条件缺一不可
（二）科技证据的证明力
证明力是指在许可机关或其他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活动中，许可证持有人可持许可证来证明自己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证据法学中的证据的证明力，是指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能力。
科技证据也并非是万能的，在司法实践中，即使立法或判例肯定了科技证据的证据能力，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运用科技证据时仍然要对其通过严格的审查程序，以再次确定其有无证明力以及该科技证据证明力的大小。那么，在司法中该如何操作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