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木头来自一棵树，一棵长在北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的笔直的雪松，把它砍倒，运到站台。需要锯子、卡车、绳子……和无数其他工具，这些工具的制造过程涉及许多人和各种各样的专业技能：先采矿、炼钢，然后才能制造出锯子、斧子和发动机；先得有人种麻，然后经过各道工序的加工，才制造出了又粗又结实的绳索伐木场里要有床铺和食堂……接着，木料被运进木材加工厂，在那里圆木被制成板条，然后把板条从加利福尼亚州运到威尔克斯巴勒，在那里做成这支讲故事的特定的铅笔，但这还只是铅笔的外皮，那个铅芯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铅，它最初是从锡兰开采出来的石墨，经过许多复杂的加工，最后才制成铅笔的铅芯。
不仅如此，铅笔头上的那一圈金属是黄铜，以及那个被称作擦子的东西，看起来不起眼，其实背后都同样有非常专业的分工。
这个故事形象地向人们昭示了专业化分工在人类生产和进步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专业化分工和合作使人类可以创造出阿波罗登月，“神五”升空这样的奇迹，而如果没有专业化的分工，一个人穷其一生，连一支小铅笔也不可能制造出来。
专业分工链条中的任何一个角色看起来如此完美的小铅笔，于是，管理学大师汤姆・彼得斯说：“一切价值都是由专业服务创造的。”
二
人类越是进步、分工就越是精细，专业化程度也越高，随着工业化、知识化、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深化，专业主义精神成为时代主流。
一个组织要想在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需要一大批职业化的员工，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唯有拥有了一破立志于所从事的行业，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技能的员工时，一个组织的竞争战略才会找到实实在在的支撑。
如果每一位员工都能树立岗位的专业品牌，每一个部门都能树立部门的专业品牌，就能缔造一个组织的专业形象。
专业主义精神，首先以为着超越世俗和功利的价值和信念，专业，对一个专业工作者而言，绝不仅仅是一个职业，而是一项神圣事业，它要求任何一个从业者有一种专注的精神导向当成图腾去景仰、去追求、去实现、去皈依。
选准一个目标――像崇拜图腾一样去相信这个目标一定能够实现――疯狂偏执地坚持――永不言弃――最终突破自己。
所以有人说：“专业主义的精神状态，是同信仰宗教的人或谈恋爱的人相类似的 。”
如是，一个人的成功就在眼前，一个企业的成功也就在眼前。
你够专业吗
在西方医学界有个“希波克拉底誓言”，在医学院中，立志成为医生的学生们要在医神阿波罗以及埃斯克雷彼斯等诸神面前依照这一誓言宣誓。
这九条誓言对于思考职业化问题也有着深远的意义，请大家在这里把医生作为“职业”，患者作为“顾客”来考虑。
1 允许我行医，我要终生奉行人道主义。
2 向恩师表达尊敬与感谢之意。
3 在行医过程中严守良心与尊严。
4 以患者的健康与生命为第一位。
5 严格为患者保守秘密。
6 保持医学界的名誉与宝贵的传统。
7 把同事视为兄弟；不因患者的人种、宗教、国籍和社会地位的不同而区别对待。
8 从受孕之始，即把人的生命作为至高无上之物来尊重。
9 无论承受怎样的压力，在运用自己的知识时都不会违背人道主义。
在英语里，“专业”最早的意思是“向上帝发誓，以此为职业”。希波克拉底誓言正是如此。
专业不仅是你拥有很好的专业技能(技术)，更重要的是你能够从顾客出发，并能为自己的顾客做出贡献。作为一名“专业”的医生，你不仅要医术高超，而且要真正能够做到“希波克拉底誓言”，真正能为自己的顾客――病人负责。相比之下，我们通常在谈论“专业”时是没有把顾客考虑进来的。
不仅对医生，对各种职业来说，“向上帝发誓，以此为职业”并且顾客至上，都是判断是否专业的标准。
在世界上享有“全球五位管理大师之一”和“日本战略之父”之誉的日本管理咨询专家大前研一看来，无论一个专业主义者处在哪种职位上，他在从事任何工作时都首先要明确自己的“顾客”，并发誓为顾客做出贡献。哪怕是政府官员或公司里的行政人员，也要明确自己的“顾客”，并在心中自问“我能为顾客做出什么贡献”，通过这种自我追问所激发出来的主动性，创造性，以及开放性眼光，是一个人通向专业主义者的必要素质。
专业不是职业，职业人士更不同于专家，细微的差别，便是企业及个人在21世纪成败的关键，要想在世界舞台上竞争、锻造他人无法替代的核心竞争力，必须依赖的专业精神与技能。大前研一预言：“任何人都能成为专家!”
专业主义精神对企业同样致命。前《哈佛商业评论》总编、哈佛商学院的塞奥德尔・莱比特教授曾断言：“企业通过商品与服务销售其誓言，这就是百分之百地让你满意，顾客购买的就是这种誓言”。
麦肯锡公司就是这样，它的誓言是“把客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无论是有经验的人还是新人，都要彻底贯彻这一价值观和誓言。严禁从个人或公司的利益出发而做出决策。如果打破这条戒律，不管你是多大规模工程的负责人，都会失去周围人的信任，不仅会受到轻视，而且还会以此为理由被解雇。
按照公司的规定采取行动，不仅无法称之为专家，而且也不利于公司的发展。因此我们应该铭记，从事任何工作都要首先确定自己的顾客，并发誓为顾客做出贡献。
这些身上流着专业主义血液的人，不喜欢不痛不痒、马马虎虎的工作，因此他们比别人更努力；即使报酬很一般，依然拼命工作。这些身上流着专业主义血液的人，对于本身技能的磨练，都抱着至死方休的决心，并且乐在其中，不会有退休的想法。
现在你可以自问：我够专业吗?
专业主义是怎样炼成的
任何人都能成为专家!
大前研一告诉我们，要想成为真正的专家，你必须具的四种能力：先见能力、构思能力、讨论的能力、适应矛盾的能力。
你是一流的商务人士，还是一般的上班族，差别就在这里!
先见能力：随着全球化和数字化的到来，我们正置身于一个全新的经济空间，眼睛看不见、手触摸不到的无形的活动将成为主流。过去辉煌的成功经验不仅不再起作用，甚至会成为发展的羁绊。
今后的时代所需要的先见能力，是能够看清眼睛看不到的事物的能力。任何人都能够预见到的事业是不会再有什么大发展的。要想获得在新的竞争中取胜的能力与工具，不能依靠现有的战略论和过去成功的经验，重要的是把精力集中在不断认识前人未曾涉足的世界，并磨炼自己。
只有对“看不见的大陆”有所预见，才能够确保自己不会丢掉工作，获得丰厚的
薪水。抛弃先例，养成怀疑常识的习惯，获得洞悉变化本质的自觉能力――即使说这一切是商业专家的生命线，也绝不过分。
构思能力：仅凭先见能力出众并不足以在竞争中取胜。要想成为新赢家，不仅要能够抓住机会，还要有能力以最快的速度和最佳方法让机会有可能变为现实，也就是说要在先见到的未来蓝图的基础之上构思新的事业并付诸行动。
所有的一切都在发生巨变。要想经得起变化，就必须经常客观地审视自己，改变自己。自我变革没有止境，它通过由先见到构思、再由构思到先见的不断循环得以实现。
要想在这样的时代获得成功，必须首先从虚心验证现实中的各种事实出发。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为了使自己的思想从作茧自缚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有时必须彻底放弃自己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一些东西。在任何时代，最大的敌人都是自己。不可制定过多的方案，从众多的方案之中选出一个能够满足成功的必要和充分条件的方案，并抓住时机使其付诸行动，这是非常必要的。
讨论的能力：当我们看不清前进的道路与成功的模式时，从理论上展开充分讨论至关重要。讨论问题是必不可少的能力与素质，我们必须学会。
在讨论的过程中，隐瞒自己的想法或者歪曲表达自己的想法都是不利于解决问题的。无论对方是谁，都应该直言不讳，不必畏惧。
在现实世界里，我们越来越需要逻辑这一“商业语法”。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逻辑必不可少。提出的问题要符合逻辑，对方自然会做出符合逻辑的回答。我们必须养成这样的习惯，即当人们的意见惊人地一致时，回到讨论的出发点，重新审视结论的依据与议论的主旨。
但是，仅凭完美无缺的逻辑结构是无法获得事业成功的，特别是无形的构想，完美只有依靠坚定的信念与执著的精神去推进。
适应矛盾的能力：经营中包含着互相矛盾的事物，这是仅凭逻辑所无法认清的。如今需要的不是把问题进行分解并还原为诸多因素，而是俯瞰全局思考问题的能力。
在对速度要求较高的商业领域，期待完美并不现实。试图为每一个问题都找到解决方法，这样做效率过于低下。完美要养成一种处理问题的习惯，即对事物的实际状态进行合理的分析，并从多个角度把握分析的结果。
凤凰卫视的专业主义激情
刘长乐
有人概括凤凰卫视的精神时，说了一句话：“这是一个疯子和五百个疯子的故事。”我查了一下资料，医学上是这样形容疯子的：精神病患者的俗称。特征是不能自控、自我陶醉，脑中不断重复一些思想或意念，无法停止，或长期情绪高昂，过度活跃，自觉精力过人，对事物反映过敏。
凤凰卫视有一大群被称作“媒体疯子”的人，他们永远被自己的热情燃烧着，脑海中不停冒出新的创意，他们对重大事件有不可遏制的“渴望”，他们一走进演播室和拍摄现场就情绪高昂。采访时他们被认为“过度活跃”，一旦有大事发生，他们兴奋紧张过度，常常会连续工作十几或几十小时，自我陶醉，乐在其中。
德国人有一句谚语：谁有选择，谁就有痛苦。我们选择了做记者、当历史的记录者，我们就必须承受这种选择带来的竞争、压力与痛苦。
在伊拉克战争中，负责报导美军陆上进攻的隗静被美军一个基地无端驱逐。隗静是一个敬业的女孩，当看到一切努力、说理都无效时，被“驱逐”的隗静坐在地上哭了起来。也许是年纪的原因，我看到这一幕，想到这些年轻人在战火中是多么的不容易，在我给她亲自打电话慰问的时候，我也哽咽了，说不出话来。有人说，认真的女性最美丽，我想，那一刻，哭泣的隗静是美丽的。事后，隗静不依不饶，坚持让美军就此事做出说明，结果两个美军基地做出了自相矛盾的证明，隗静用这两份证明了美军驱逐她是完全错误的。
这是凤凰的专业精神的一个缩影。凤凰人就是在这种选择的痛苦和压力下思考、争辩、行动，以此修炼自己的专业主义激情。
所谓“专业主义激情”。与媒体的职业操守有很大关系，或者可看作受众本位以及公众知情权的问题。这些年，凤凰卫视是在夹缝中求生：地缘的夹缝、政治与资本的夹缝、收视率与雅文化的夹缝、剪子与票子的夹缝，我们是在逐利商业的恣肆中寻求新闻传播、价值弘扬的平衡。
专业主义的最大干扰与压力，不是商业意志而是传媒的媚俗化倾向。专业主义代表着一种风范指标，比如道德的引导、文化的追求、文明素质的提升，这方面对专业电视人影响非常大。
这十年，我们一直在困扰中挣扎、徘徊。比如收视率、道德与专业诉求的平衡。我们也曾在晚8点黄金时段播放电视剧，和香港无线以及内地电视台一同陷入恶性拼杀的“红海”。好在我们及时反省，现在每天晚8点档播出的大都是内容严肃的专题纪录片。
拿黄金时段进行“专业主义”的“”，投巨资和电视剧抗衡，这在当年没人看好，包括投资人。凤凰坚持专业主义，同时坚持专业主义带来的激情。在这种历练中，提升了我们的性格、修养，坚持专业主义，相信总会有正面效应。更重要的是我们强调的专业主义带来了积极回报，比如黄金时段播放的新闻纪录片《凤凰大视野》，每年带来的广告收益接近1亿元，让我们尝到了甜头。
搭建理想主义者的舞台
在香港做媒体多年，我发现这里有一大批充满了理想和抱负的媒体人。他们许多人拥有教授、博士、硕士的头衔，许多人在海外浪迹多年又重返故乡，许多人曾经受聘于西方媒体。他们身上有许多不同点，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华语传媒在世界上的次要地位不甘心、不服气。虽然他们在凤凰成立之前就存在着、奋斗着，但是，我以为，他们是为凤凰而生的，他们一直在等待着一个契机，我感到荣幸的是，当凤凰卫视成立和后来的资讯台启播时，香港那批有志向、有理想的传媒人纷纷聚集到了凤凰的旗下，比如吴小莉、闾丘露薇、吕宁思等人，都是从其它电视台转入凤凰的。我曾开玩笑说。凤凰聚集了一批怀才不遇的理想主义者。这里面也包括我本人。
理想主义一是对未来事物有美好的想象和希望，二是期望事物达到完善、完美的境界。而凤凰这个由一群理想主义者搭建的平台，干活相当的生猛，能量相当大。为了采访到第一手的新闻，我们尝到过数不尽的甜酸苦辣。除了隗静被美军驱逐的事件外，我们还多次遭遇了电视记者、编导被扣事件，其中就有看似柔弱的间丘露薇和曾子墨。在访问俄罗斯时，闾丘露薇为了采访到新闻，在俄方人员清场时躲进厕所，最终得以采访成功。一个普通记者，在很短时间内三次受到中国主要领导人的关注，凭的是什么?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对事业的激情。
2004年年初，凤凰开了一个内部会议，主要是进行自我表扬，激励士气。《时事开讲》的主持人董嘉耀获得了最富激情奖。当时，我们的气氛是轻松的、欢快的。上台
领奖时还煞有介事地放着进行曲。没想到董嘉耀上台后却让人们的表情庄重起来。
董嘉耀说，我大学毕业后分在一个省级电视台工作，每周只需要上三个半天的班，不需要上班时，我就与我的女朋友出去散步、打羽毛球。我们周围是一些退休的老人在健身。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原来是在过一种等待生命结束的日子。我还年轻，不能这样终老一生，就这样我来到了凤凰。现在，我几乎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有时候几天不能睡觉，但是我感觉很充实，内心充满了激情。因为，我每天都看得见华语媒体在世界上的进步和对大陆新闻改革的推动，我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所以，我真心地说一句，谢谢你，凤凰!
说到这里，董嘉耀眼含热泪，声音哽咽。我注意到，台下的小莉、文涛、梁冬等人也为之动容，有的甚至泪流满面。我想，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会真心真意地说这些话?是因为凤凰为他们搭建了一个让他们展示才能的舞台，提供了一个尽情发挥的空间，让这些理想主义者有了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找到了灵魂获得自由和解放的一种工具和途径。
不懈的专业主义追求
专业主义的核心是全力承担社会责任的生命境界，是超越物欲的一种追求，是人格和人性的真善美在职业生涯中的体现。所谓专，就是技艺精湛，绝招绝活。正如《孟子》所说，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
凤凰为了成为业内的尖子，探索了几条不同的路径：一是直接招募业内高手。如我们主管节目制作与运作的负责人王纪言、钟大年、刘春分别是北京广播学院的原副院长、系主任和高材生：被称为“中国航拍第一人”的赵群力是从甘肃电视台副台长位置上“挖”来的；主持人陈鲁豫、许戈辉、陈晓楠、吴小莉、刘海若、胡一虎等人来凤凰之前分别是大陆和台湾的著名主持人；我们的嘉宾余秋雨、葛剑雄、徐刚、王鲁湘是国内知名学者和作家：而我们幕后的电视导演、摄像、技术制作、剪辑和卫星网络人员也都是港岛的专业高手。
二是对有潜质的新人，量体裁衣，制造高手。曹景行、阮次山、何亮亮、杨锦麟等人原来都是文人，他们满腹锦绣文章，却从来没在电视上露过脸。在大陆电视相信俊男靓女主持人的“票房价值”时，我们却相信思想比漂亮的脸蛋更有力量。
三是通过专业的运作规则，逼出高手，在实战中打拼，练出高手。用职业精神换取工作成就
天才的成就是上帝给的，普通人的成就是职业精神换的。而我们都是普通人。
职业精神是一种内心的力量。一个人工作态度折射着人生态度，而人生态度决定人一生的成就。
职业精神大致可分为四种：敬业、专业、勤业、创业。有了这四种精神，几乎可以肯定你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人。我们资讯台有一位名叫张洁慈的港人编译，她在凤凰工作了四年多，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赶到公司上早班。在凤凰上班，因为常有加班的事情，晚到几分钟也不会扣工资，但是，在1400多天时间里，她从没迟到过一次。她不认为迟到是一个小事情，因为这“事关个人的名誉”。她也从不认为不迟到是什么大事情，因此她从来没向别人提起过。
凤凰卫视的一些办公室里贴着大有深意的条幅。有一条是《新闻别动队工作描述》：
1 别动队成员需要具有外语、拍摄、计算机、写作、形象和旅行证件等方面的优势：
2 别动队的工作性质为：以短促突击方式迅速到达新闻突发地点，进行卫星现场直播报导，并使用卫星或计算机传回深入报导新闻片：
3 在设备方面，目前有两套海事卫星归别动队使用，并且常备四名摄影师。此外，还需专门配备个人手提电脑和小型DV机：
4 将以香港突发事件为范例进行相关技术训练：
5 手提电话24小时开机。
有了这样的部属，还需要去督促他干什么吗?
我们企业文化的一种激情表达是：在凤凰工作是一项殊荣，一种事业，绝不是一个谋生的工作。我们要当华语电视文化的领跑者，新闻改革的领跑者，中华文化复兴的领跑者。这才是我们生命中真正值得自豪的东西。金钱带来的生活满足只是人生的次要部分，共同的坚定的文化信仰才是强有力的内在激励剂。
中国企业与“专业主义”
吴小波
作为亚洲地区唯一进入全球前十位国际级管理大师排行榜的学者，大前研一曾经是“中国崩盘论”的提出者，可是在飞临中国第50次以后，他现在成了中国经济繁荣论的最积极鼓吹者。他曾经一再提及：“未来十年，世界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如何与一个强大的中国相处”，他同时相信，中国的崛起，对于世界尤其是亚洲，首先是一个重大的机遇，而不是什么威胁。
未来的竞争，企业――大前研一说国家亦如此――的财富不是源于自然资源，而是来自人的智力能量，这跟工业时代、大生产时代很不同。譬如在资源(能源、人力、物耗)型工业方面，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5万美元的日本肯定无法与中国、印度和东盟抗衡，而后者的突围就必须依靠智力和知识的胜出，这就要求日本从其成功的传统模式中转变过来。这样的论述，对正在成长中的中国企业也充满了启迪。
在所有的好奇者中，大前研一的观察也许比那些远隔重洋的欧美学者更为现实一点，毕竟他经历了日本经济腾飞的整个过程，并是其中最重要的民间策划人之一。作为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原子物理博士，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到1995年期间一直领导着麦肯锡日本公司，他所创办的“一新墅”被称为是“新生代商界和政界领导者”的摇篮。他太熟悉一个国家从贫瘠走向繁荣，一个产业从起步迈向成熟所必经的曲折和艰辛。
“历经20年的发展，中国企业有没有到自己寻找方向的时刻?”30多年前这个曾经让松下幸之助、我们激动不已的设问今天终于降临到中国公司身上了，沐浴过所有光荣和困顿的大前研一显然比别人更容易看到历史的轮回，“在前发展时期。西方企业已经为后进的企业树立了追赶的标杆，我们知道该朝哪个方向努力，但现在，我们已经追到一个陌生的十字路口，一切该由自己来决定方向了。”
那么，中国企业家们做好自己来决定方向的准备了吗?前不久，中信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著《专业主义》，这个书名似乎就是直指中国公司而来的。这是一本论述企业家的专业精神的著作，大前在一开始就预言：“专家阶层的势力迟早会增强，并动摇日本的产业界。”
这本书与他之前的一些著作颇有不同，如大前在序言中所说的，“本书写作的目的并不在于做出预言，而在于强调培养专家的方法”，它不再大而论道，而是用更成系统的语言论述了专业主义对于E世代企业家的重要性。他的这些观念之形成并非一日，其实最近他在上海接受采访，就曾从这个角度考察过中国和中国公司。
“我认为中国人有点急躁。”在那次访问中，大前研一举例说，他曾在一间中国书店看到一本书《西方百部管理经典》，竟然浓缩在200页的篇幅。“只想阅读管理书籍的摘要，只想在5年之内就赶上日本花了50年所学的，这正是中国打算做的。可是，管理是一个连续反馈的过程，如果你只是这样‘浓缩’地学习，然后匆匆忙忙地采取行动，或者是让其他人来对组织进行改造，这简直就像个‘人造的孩子’。”
“中国的机会太多，以至于很难有中国的企业家专注于某个领域，并在该领域作出卓越的成绩。但专注是赚钱唯一的途径。可口可乐专心做可乐，成为世界消费品领域的领先者，丰田专注于做汽车，成为日本利润最为丰厚的公司，进入一个行业，专业化，然后全球化，这才是赚钱的唯一途径。”
在过去的这些年，“篮子与鸡蛋”的讨论一直在中国企业家中间翻来滚去，而我们看到的事实却是，几乎所有成功的企业都走上了多元化的道路。在未来的几年内。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预测，那些自以为完成了原始积累的企业将相继杀进以下领域――汽车、房地产、医院、金融、教育及保险产业，可是它们中间有多少会成为专业者，却无从知晓。
最后，他拍着方向盘感慨，咳，年轻时不懂事，兴趣广泛，不定性，这个也好，那个也喜欢，最后哪个也没干成。当年一起当射击教练的，如今在做专业教练；一起玩水上飞机的，成了这个领域的专家；一起做生意的，已经建了好几个厂。自己呢，一事无成，就在老家剩下个仓库，里面塞着两架小飞机，时间一长锈成了废铜烂铁。这些年一直晃晃悠悠，现在老父亲快八十了需要人养，自己也五十来岁，老无所依，只能又出来工作。
作为职业规划师，我十分理解他的处境。在生涯发展理论里，舒伯将人的生涯划分为成长期、探索期、建立期、维持期、退出期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核心任务和核心角色，上一个阶段的任务没有完成，角色没有扮演好，必然影响下一阶段的生活。这个司机，在职业生涯角度，探索期太久，始终没有清晰的职业定位，根本没有进入建立期。同样的年龄，别人只要维持自己的工作就好，而他始终没搞定该干什么，没有自己的专业。上一阶段欠的债，下一阶段总要还，剩男剩女的家里比较着急也是这个道理，该结婚的时候不结婚，生涯任务没完成，必将影响下一段生活。
第二个故事有关一个女孩，二十七八岁，做行政。她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工作一段攒点儿钱便辞职，拎起背包去旅行。旅行腻了，再回来找行政类的工作，工作一段再辞职去旅行，自我而潇洒。一次闲聊，职业规划师问她一个问题：三十岁之后，你该怎样生活？她现在还年轻，很容易谋得一份行政的工作。而行政是一份专业性很弱的工作，刚毕业的孩子都能从事，待她过了三十恐怕很难跟粉嫩的小孩儿竞争。即使她竞争得过，行政职位的待遇，或许也满足不了她那时的生活需求。听到职业规划师的问题，她受到触动，开始思考后面的人生。在她的年龄，正是该探索和建立自己专业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任务完成的不好，必将影响以后的生活。
其实，背包客最佳的状态，是通过旅行建立自己的职业和谋生能力，比如给杂志写专栏，给画报拍照片，组团给其它旅行者作导游。否则，将荒废建立专业能力的时光，把岁月蹉跎在风景里。人的生涯是连续的，这段过于潇洒，下段就得更多付出。
工作，实质是一种交换关系，我们付出专业能力，为企业创造价值，企业支付相应的薪水和待遇。要想过的比较好，我们就得让自己更专业。所以，在企业里做行政的，做助理的，转去HR会更好，因为比较行政和助理，HR是更专业的工作。而打工的，做保安和建筑小工，就不如去做装修，做厨师，因为后者更专业，随着经验的累积，未来钱景更美好。
本文从中国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中，用题名与关键词分别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检索，时间为2011年全年，共得到与“新闻专业主义”相关的文章73篇，现对这些文章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梳理。
一、研究现状
新闻专业主义与这几个关键词联系紧密：《世界新闻报》、网络、公民记者、突发/灾难事件、社会转型、中国特色。研究主要集中在：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阐释；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变异；新闻专业主义与从业者的职业意识、伦理道德的碰撞；媒介转型期的新闻专业主义考量；突发事件和灾难事件中的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专业主义的本土化探讨等。
1、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分析
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思潮、历史、现状及本土化的研究，如：林庆在《清末民初中国新闻界团体职业意识初探（1905—1921）》中认为：“新闻界团体是指新闻从业人员自发组成，为实现会员的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职业组织，自组建以来对清末民初中国的新闻事业贡献颇多，其组织活动可视为新闻界群体意识自觉的表征，也可视为中国早期新闻专业主义萌芽的标志。”①
李彬、马学清的《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理念：责任感和建设性》认为：“构建中的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理念应是责任感和建设性。责任感体现在两个方面：政治责任与社会责任。建设性包括：以媒体自身的透明、开放，促进整个社会的透明、开放，引领社会不断走向文明进步；积极开展舆论监督，揭露错误，弘扬正气，解决问题，推动工作；成为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建设的平台，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化解社会危机，整合社会力量。”②
2、新闻专业主义受到的冲击
无论是西方还是国内、历史还是现今，新闻专业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不同方面的冲击，在实践中出现偏离和变异。特别是2011年，《世界新闻报》因为“窃听门”事件而被迫停刊，在业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引发世界新闻人对新闻专业主义的重新审视与讨论。如：杨璐菁的《窃听事件叩问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在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剖析窃听丑闻中新闻媒体和从业者的失职行为，揭示经济利益是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变质的根源，同时呼吁西方新闻界应该重新审视新闻专业主义。
此外，不少学者还关注到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下，新闻专业主义所受到的影响。
于晓辉的《网络媒体环境下的新闻专业主义》通过研究网络媒体环境对新闻专业主义的三个关键词“自由”“真实”“服务公众”在一定程度上的颠覆，总结了由此滋生的弊端：“媒体自身定位的膨胀使得媒体审判事件时有发生；受众接触媒介的便利以及对媒体的错误定位使得媒体成为受众攻击对己有害之人之事的‘利器’”；网络的即时信息的便利以及行业竞争的压力促生了各种虚假新闻；网络把关的缺失、对受众兴趣的过分迎合使得新闻呈现低俗化的倾向。”③
朱启曼《新媒介生态环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分析了新闻专业主义遭遇的现实困境：传播渠道及信息接收渠道的多样化使受众接触海量化信息，增加了信息真实性判断的不确定性，对媒体及从业者坚持新闻专业主义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并且“在争夺眼球效应的竞争中，为应对同类媒体的竞争，对新闻价值的判断已发生改变，最大限度的迎合受众使新闻媒体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庸俗化、低俗化、虚假化，这与新闻从业者应坚持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背道而驰，从业者在面对大的社会环境时，也只能适应性地妥协，这便是新闻专业主义很难走出的困境。”④
3、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呼唤与回归
主要体现在社会转型期、突发事件、敏感事件和灾难事件的应对处理中对新闻从业者职业意识和伦理道德的考量，突出人文关怀，将新闻专业主义的回归作为解决方法和手段。
媒体融合的转型期是媒体的发展机遇与制度建设相对空白的时期，原来约定俗成相对稳定的规则面临重新洗牌，许多问题集中体现出来。“如果我们不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不恪守良好的职业道德，不仅原有的传统媒体会加速衰退，而且新媒体的公信力建立不起来，也会适得其反，既得不到良好的社会效益也得不到经济效益的回报。”⑤
新闻专业主义与突发性、灾难性报道研究多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如彭湘蓉的《突发事件媒体信息报道与新闻专业主义考量——以日本NHK“3·11”地震报道为例》，认为NHK地震报道是新闻专业主义实践的一个范本，在灾难事件的新闻报道中，提供真实、客观、公正以及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信息显得尤为重要，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成为衡量突发事件信息报道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NHK作为公共媒体，弥补了政治与市场制约下的关乎公共利益的信息传播不足，其自主性消解了来自权力体系的制约，资金来源消解了新闻消费主义受众观，某种程度上给我们的突发事件信息传播中新闻专业主义建构提供了借鉴。
蒋凌昊在《中国新闻专业主义语境下的矿难报道研究》中认为，“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和宣传政策之间的碰撞融合，使得中国的新闻从业者有可能创造出完全不同于类西方的专业主义话语模式。这种模式将是一种更本土化，更符合中国实际，强调社会责任的专业主义理念。”⑥
4、对新闻专业主义发展的建议
新闻专业主义将沿着什么样的轨道、向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新闻从业者将如何践行新闻专业主义，学者们就此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多种建议。
孙藜、张志安认为，“学者型记者”代表着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及其实践的一种重要类型，其出现是从业者职业独立意识的体现，也构成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在新时期的一种创造性转化。袁光锋提出，“基于实践社会学的研究取向，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应该植根于中国本土的经验，建构一种动态的关于媒体从业者‘行动’的研究视角。这一研究视角将新闻专业主义的实践放在政治权力、商业权力、公众群体与媒介组织之间的复杂博弈中进行观察，致力于探讨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实践是如何在外部权力与媒体内部因素的互动中进行运作的，最终形成一种‘协商型’的新闻专业主义。”⑦
媒介如何加强新闻专业主义建设，学者陈海波借鉴美国大众化报刊时期的新闻伦理的演进，提出要重视记者的德性培养；重视记者的生存状态和记者待遇；加快新闻法制建设；增强规范伦理的可操作性；完善行业组织的监督机制；开展广泛的媒介批评；提高大众传媒素养；优化社会道德大环境。
二、研究局限
学界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往往将其阐释为一种纯粹的职业技能，希望能够通过职业教育、采写技能训练而达到新闻专业主义的目标，或者是将新闻专业主义与媒体制度直接地关联在一起，认为只有经由媒体制度的变革才能够实现新闻专业主义的职业伦理，否则新闻专业主义就没有现实化的机会。袁光锋将这二者称为“现实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研究而言，“专业主义不是教条，而是活生生的新闻实践活动。”⑧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必须将从业者的行动和观念放在具体事件和情境中，通过对于情境中的媒体从业者专业主义实践活动的理解，才能够真正理解新闻专业主义在我国的存在状态。总之，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动态的体现，根据新闻从业者不同的活动场域、活动策略和主观意志，新闻专业主义有着“碎片和局域的呈现”。
三、研究展望
新闻专业主义理论的的研究重点将进一步由西方向中国偏移，并更加注重本土化和中国特色。学习和借鉴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但要注意文化差异。
如陆晔、胡特、冯剑侠的《全球化新闻中的专业主义操作》，以CNN和半岛电视台的利比亚战争报道为个案进行分析，探寻全球化新闻实践新闻专业主义的操作特点。赵立红的《全球媒介治理——国际舆论监督与全球新闻传播规制》，通过对国际新闻道德规约的发展及其在突发事件中的局限性分析，提出关于改变当前全球传播规制现状的意见。
有的学者将视角延伸到如今高校的新闻学教学中。认为“从社会政治、传媒经济、媒介生态以及新闻学教育的现状等四个维度来看，新闻专业主义教育对于新闻媒体和社会发展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强化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提升新闻专业主义教育在新闻学教育中的地位应当成为中国高校新闻学教育改革的基本方向。”⑨
总之，2011年学者们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在内容上呈现多元化的格局，理论研究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研究各有侧重。不仅是学界对新闻专业主义热切关注，媒体及其从业者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实践操作模式上都朝着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的职业理念和道德操守的方向努力。中国需要紧密结合新闻实践的新闻专业主义，但其在新闻传播实践中仍呈“碎片和局域”的状态，在与政治、经济、社会力量之间的博弈过程中，需要学界和业界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实现其在当下社会的新闻实践中的发展。
参考文献
①林庆，《清末民初中国新闻界团体职业意识初探（1905-1921）》[D].陕西师范大学，2011.5.27
②李彬、马学清，《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理念：责任感和建设性》[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3）
③于晓辉，《网络媒体环境下的新闻专业主义》[J].《青年记者》，2011（11）
④朱启曼，《媒介生态环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J].《新闻世界》，2011（6）
⑤范以锦、霍慧，《“转型期”的新闻专业主义坚守与道德底线把握》[J].《新闻与写作》，2011（4）
⑥蒋凌昊，《中国新闻专业主义语境下的矿难报道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 2011
⑦袁光锋，《从文本、制度到行动：体制缝隙与“实践”的新闻专业主义》，《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11（9）
⑧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J]. 《新闻学研究》，2002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8-0060-02
中国地市电视新闻媒体作为地方党政机关的耳目喉舌，一直以来，为地方党政机关的舆论宣传，政府与民众沟通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受广电科技的进步和行业政策法规的限制，地市电视媒体长期处于夹缝生存的艰难中。一场全球性金融风暴席卷而过后，包括电视业在内的媒体行业发生震荡重组，地市电视媒体由此面临更为严峻的生存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从新闻专业主义角度来审视中国地市电视媒体，或许对其应对困境，探索发展之路有所启发和帮助。
一、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
新闻专业主义是西方新闻观念的核心和西方记者恪守的职业准则。它起源于美国，是在美国政党报纸解体和商业化运作的背景下，在新闻行业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公共服务”信念。标志性事件是，以哈钦斯为首的美国报刊自由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这个报告正式地号召新闻媒介的专业化。此后，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在不断建构和消解中成为西方主导性的新闻观。
新闻专业主义的涵义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新闻媒介和新闻从业者所追求的一种职业理想和操作理念，包括真实、客观、公正地报道新闻，以服务公众为中心目标，独立于政府、公众、财团，担负独特的社会责任等一系列行为规范和行业标准。[1]其内涵不同于政治权力对媒体的要求，也不同于市场经济行为对媒体的要求，是一种服务行业的专业化要求。
新闻专业主义的主要特点有：1.客观性，新闻工作者应保持中立的立场，将事实隔离于观点，不带个人偏见地、不歪曲地、客观地反映事实，报道新闻。2.真实性，真实是新闻报道的第一生命线，新闻报道必须真实地反映、展现事件原貌，传达给受众真实的信息。3.独立性，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具有独特地位和作用，独立于政府、社会组织，在政治上、经济上保持独立。4.自由性，新闻自由是西方自由思想的一部分，包括采访、报道、出版、发行等的自由，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在遵循职业道德规范下,有采集和信息的自由。
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专业精神是强调新闻媒体具有专业服务性，新闻媒体及新闻工作者要遵守职业准则和伦理道德，客观、真实、独立、自由、负责地进行新闻传播活动。
二、“后危机时代”下地市电视媒体的主要困境
“后危机时代”的来临，中国地市电视媒体并未如同宏观经济那样进入相对平稳期，其面临的生存困境更为复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马太效应”作用明显，加剧了地市电视媒体的弱势地位
“马太效应”下，电视产业格局呈现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两极分化的态势。较之央视、省级卫视等的强势电视新闻媒体，地市电视媒体作为弱势媒体承受着更大的压力，主要表现为：1.在重要资源的获取、信息报道的速度等方面远不及强势媒体，导致收视率下降；2.企业的广告投放更多地向强势媒体集中，导致地市电视新闻媒体广告收入不容乐观，广告市场渐趋缩小。
（二）“口红效应”不断扩大，娱乐化势头难挡
近些年，娱乐化的浪潮在电视行业风起云涌，金融风暴更是推动了娱乐的抬头。当人们的生活、心理压力骤然加大，迫切需要得到心灵抚慰、精神激励时，会对轻松娱乐、价格低廉的文化消费品产生强烈需求，这就是所谓的“口红效应”。而“后危机时代”，娱乐化继续呈现扩大化，地市电视媒体的娱乐化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甚至达到了泛娱乐化的地步，势头难挡。
在广告市场萎缩、收视率低迷、社会追求娱乐等几重因素循环作用之下，地市电视媒体不得不为自身的命运担忧。为了在“后危机时代”激烈的竞争中占得先机，纷纷无限使用和放大媒体的娱乐功能，深陷商业化娱乐化的泥潭不能自拔。“娱乐至死”现象的背后，正是地市电视媒体职业道德的沦丧，这对其生存和发展有极大的危害。
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拉斯韦尔将传播的社会功能概况为环境监视、社会协调与社会遗产传承功能三个方面。之后，美国学者赖特又在“三功能说”的基础上增加了“提供娱乐”的第四个功能。可见，“提供娱乐”是媒体重要的功能之一，在社会中起到“减压阀”的作用。可是，当一切媒介的信息日益以娱乐化形式出现的时候，媒介的娱乐功能也就发生了扭曲。在这样被扭曲的媒体功能的作用下，人们的神经普遍被“麻醉”，不辨优劣，玩世不恭。也许最终真如尼尔•波兹曼所言：“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2]
三、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对地市电视媒体的启示
后危机时代，地方电视媒体在不断探索和发展中，应该加强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有效地发挥其专业性和服务性，倡导客观、真实、独立、自由、责任等原则。
新闻专业主义的服务性，要求地方电视媒体能够充分行使社会“t望角”的角色，在“后危机时代”不仅充当地方党政机关的喉舌和宣传利器，更要发挥其服务性，发挥地域优势，成为地方百姓及时获取当地有效信息的窗口。地市电视媒体可以有效利用本地信息来源的快捷性与便利性，正确定位，打造地方特色，在栏目制作、编排等方面更贴近地方观众的口味。地理和心理上的接近性，往往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增加观众对本地电视媒体的好感度，这是那些以重要性和显著性吸引观众的强势媒体所不可替代的，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市电视媒体收视份额被强势媒体抢占的尴尬局面。收视率的增加，必然有助提升广告市场份额。因此，地市电视媒体遵循服务性准则，既是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也为“后危机时代”地市电视媒体的发展路径提供了导向。
新闻专业主义秉持客观、真实、责任的原则，这就要求地方电视媒体履行好“把关人”的角色。“把关人理论”强调媒介组织在向受众传递信息的过程中起着过滤、筛选的作用，其有权控制信息的流量和流向,决定让哪些信息通过以及如何通过。地市电视媒体掌握着“把关”大权，信息传递单项性强，其播出的内容，对观众乃至社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把关人”角色的缺位，削弱了地市电视媒体的社会责任，并且过分注重电视栏目的娱乐性，片面追求轰动效应，就降低电视媒体的水准和品味，甚至沦落低俗粗糙。因此，地市电视媒体应当遏制“泛娱乐化”势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品质，在商业利益面前不丧失新闻专业主义，有效引导大众健康的审美趣味、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及价值取向，以社会使命感、责任感为支撑的电视媒体才会最终赢得观众的信赖和支持。
新闻专业主义的独立、自由的专业精神，要求地市电视媒体要有一定的自主意识。地方电视媒体不仅是当地政府机关的喉舌，还是自负赢亏、自由竞争的媒介组织。如何在自由竞争中拔得头筹，不是依靠泛娱乐化的手段、同质化的内容，而是要加强自主创新的能力和水平。富有创新精神，才是地市电视媒体不断进步的灵魂，才是摆脱收视率下降、市场份额降低的有力武器，“娱乐至死”的最终结果，只会导致同质化现象的日趋严重和观众的审美疲劳，使地市电视媒体陷入更尴尬处境。因此，唯有自主地、积极地创新，以创新占得优势，以有品味有内涵的栏目赢得市场，才是地市电视媒体的生存之道。
四、结 语
新闻专业主义作为西方的舶来理论，由于意识形态、理论本身的矛盾性等因素影响，仍未实现完全的本土化。就当下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占主导性的新闻主义或新闻价值观是宣传新闻主义，而非专业新闻主义、商业新闻主义；宣传新闻主义处于中心的、核心的地位，专业新闻主义、商业新闻主义处于边缘的、次要的位置。[3]尽管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不是核心、主导的新闻观，但其作为一种职业理想，在不断建构和消解中能走到今日，体现出具有传承发扬的意义和重大的理论价值。
中国地市电视媒体如何有效应对“后危机时代”出现的问题，改善处境、谋求发展，从新闻专业主义视角看，需要媒体本身和媒体从业者在合适的范围之内构建新闻专业主义，坚守专业主义理念，加强专业主义意识。政府机关、社会组织、公民大众的理解，便是对中国地市电视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建构莫大的支持。
参考文献：
0 引言
关于通识教育，哈贝马斯谈到：通识教育是一种关注人类的交往资源培养的教育行为。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促使东西方精神文明与价值具有了普遍性，它不仅表现在人与人交往的精神、价值层面，而且形成了正义、自由、权利、理性个性以及仁爱、平等、责任、同情、社群的普遍主义价值。通识教育，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交往资源培养来实现普遍价值的教育过程。因此，通识教育在学生培养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体系为了适应就业大环境需要，突出了学科群建设和专业群建设，随着“工学结合”“产学研结合”逐渐成为教育主题，“专业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通识教育逐步被忽视，无论是通识教育的教材、教学方法还是评价体系都难以满足教育的需要。
1 通识教育应与专业教育协调发展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不协调的突出表现一是课程和教材的研究和建设；二是智力因素教育与非智力教育因素教育的关系；三是通识教育的评价结构。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以增强诚信意识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发挥道德模范榜样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动员社会各方面共同做好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社会环境。”胡总书记在这段报告中提到的上述内容，都是通识教育内容，加强专业教育，不能因此失彼，在加强专业教育的同时大力加强以人文教育为主要内容的通识教育，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协调起来，是建设和发展和谐社会带给我们的责任。
1.1 教材的个性化问题。教材的个性化，在高职教育中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教材本身，二是指教材的适应范围。通识教育教材地域性不强、缺乏校风和特色，是教材本身长期存在的问题，区域的个性经济、地方特色，区域历史和本学院发展史、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界的重要人物和事件等等都是纳入通识教育教材内容的研究范围，并且通过加大校本教材建设研究等途径来实现通识教育部分教材的革新；关于教材适应范围，我们经常遇到的情况是，无论英语、体育、思政还是高等数学、计算机基础，不同的专业，通识教材是一样的。理科与工科、工科与文科对于通识教育难易程度要求不尽相同，教材的个性化要求就更高，譬如在文科类适当开一些《高等数学》课程，对于学生思维逻辑培养会大有好处，该“通”则通，该“精”则精。又譬如在理工科类借助《大学语文》的教材建设来普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增强诚信意识教育，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教育和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教育等等，这都是通识教育教材建设面临的问题。
1.2 教材的宽基础问题。教材的宽基础，一是指教材内容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延续；二是指教材内容对全球新文化的借鉴与吸纳。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增强诚信意识教育，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教育和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等等内容既要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又要吸纳先进文化成分，提高学生认识和改造社会规律性的知识。因此，除了对人类交流资源继承和吸纳以外，延续和借鉴同样是教材的宽基础的重要部分，也是教材活的部分。
1.3 教材与课程的趣味性问题。如何将通识教育课程建设成与专业课程一样吸引学生的课程，一直是通识课程研究的话题。VOCSCUM课程开发方法是目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普遍认可的方法，在譬如《wed数据库应用开发》专业课程解决方案里，我们看到该方案在专业分析和专业人才培养整体职业能力基础上构建出“学习结构框架”，分别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阶段中将单元课程设计分为“问题中心”课程、“训练中心”课程、“项目中心”课程、“体验中心”课程、“培训中心”课程和“其他课程”。通识教育也应该将学生需要掌握的知识同样分为“问题型”“训练性”“项目型”“体验型”，把那些必须加强的教育内容纳入通识教育中去，彻底改变通识教育教材常年一副老面孔的现象。在学科和专业课程教学中，我们可以通过单元课程设计，将课程分门别类研究，将课堂延伸到社会、基层、生产一线，比如，政论课、自然科学理论基础课、写作课可以搞成项目型、问题型；口才课可以搞成训练型等等。这样不仅会最大限度发挥通识课程广泛性的特点，而且还会大大激发主体学习热情。
2 应加强通识教育课程结构的评价
通识教育课程在学生素质教育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加强通识教育评价关系到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方向问题，关系到学生未来就业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为了便于阐述，我先给大家提供这样一组数据：某高职院校IT专业课时总数为2680；课程学分130；其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时数136，学分8；体育课时数90，学分数3；高等数学课时数70，学分数6；公共英语课时数172，学分数9。
思想政治理论课时数占总学时比例为5.07%，学分比例为6.15%；体育课时数占总学时数为3.35%，学分比例为2.3%；高等数学课时数占总学时数为6.4%，学分比例为4.6%；公共英语课时数占总学时比例为6.4%，学分比例为6.9%。
通识课时为566，占全部课时比例的21.1%；学分总计28，占全部学分比例的21.5%。上述数据，是目前所谓公认的、比较合理的结构类型，院校与院校之间同专业课时比例相差无几。
2.1 课时比例有待进一步研究。表面上看，上述通识教育课时比例占课时总量的20%以上，应该说是一个近乎合理的比例。但是，在我们翻阅了该专业近10年的《教学计划》后就会发现：在不断削减总课时的同时，通识教育课时逐年削减。该专业1999年《高等数学》课时为186，2004年为160，2008年为72；《英语》课程1999年为210，2004年为180，2008年为150；即使变化幅度不大的体育课程、思政课程课程平均时数也仅仅在100——120课时左右。与此同时总课程时数由原来的2860课时锐减到2008年的2600余课时，其中，实习课时又占去了1100课时。
2.2 智力因素教育与非智力因素教育应协调发展。面临经济结构调整和生产总量激增，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将智力因素教育纳入教育的主渠道无可指责。毕竟，智力因素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主流。但是，专业教育很可能导致一个人的片面发展，形成片面的思维定势。非智力因素教育的缺失，直接影响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甚至影响性格和人的一生培养。有一个例子：某高校2005级经贸专业学生在通过某公司资格审查和面试后，按要求时间报到。按理，任何单位用工，事前都应该签署协议的。但这个公司没有这样做，而且报到当天主管又不在单位。面对现状，该生无论工作人员怎样劝说，坚持不签署规范合同坚决不上岗。这个学生在经理办公室足足等了三个小时后，主管人员赶回单位。主管立即将此事向总经理汇报，回应则是该生被辞退。
此事用人单位自有不当。但是，该生是否也过于迂执呢？我们要求诚信，但是，彼此信任是诚信的基础，你对对方的不信任势必会造成对方的反感，谁会使用一个对自己不信任的下属呢。还有许多诸如同事间协作不当、缺乏应有的胸怀和礼貌、害怕危险和苦累岗位等等请辞与被辞的例子。这些例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教育在非智力因素教育上的缺失，事实上，工作中闹独立性的人、自动请辞的人、不在乎别人如何看自己的人往往是专业学习较好的人，也是对非智力因素不看重的人。
2.3 应加强通识教育课程评价研究。坚持专业主义，至少有三大缺陷：第一，人的天赋才能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源，在专业主义教育路线领导下的训练方式和教学过程，必定造成智慧与能力的割裂，使人的某一方面能力片面发展，而其他方面不是被遗忘，就是被忽略，或者退化；第二，“专业化的高等教育”在目的—工具理性的价值取向指导下，致使受教育者的主体性被束缚，从而使社会发展丧失了宝贵的资源和活力；第三，高科技在未来社会更广泛的发展和应用要求人的高情感的培养，专业主义教育的片面性，极易造成人们的情感缺失。随着高科技术无孔不入的深入人的生产和生活，如果人们不对技术的非人格化性质及时反思，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将无法想象。
加强通识课程教育评价，势在必行。在评价问题上，我们将专业课分为基本技术和核心技术，基本技术重在课堂，评价重在实践。通识课程的考核评价常常感到困难，究其原因就在于缺少可行的评价方法。专业课程的评价有其可取的优点，我们不妨借鉴。在借鉴的基础上引入课程评价机制。
2.3.1 定期组织由学院领导、教师、学生、用人单位和其他相关人员参加的通识教育深度座谈，研究课程和教学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合格的毕业生绝不仅仅是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培养，将学生的教育和管理一并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是推动通知教育的重要内容。听听用人单位的呼声，对学生教育会起到推动作用。
2.3.2 开展通识教育课程重点剖析、研讨。升级和达标是目前推动通识教育的重要动力，但是针对专业类别和学生需要开展重点课程剖析、课程研讨、教材研究一直是高职教育的薄弱环节。
2.3.3 建立听、说课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教师驾驭课堂的压力越来越大，建立听、说课制度，大家取长补短，互促互进，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课堂差异。
2.3.4 建立通识教育常态化管理原始资料平台。将出勤、考核、实习实训、作业、操守品行等内容实现常态化管理，建立起原始资料平台，对于研究通识教育大有好处。
2.3.5 建立考察、社会调查、社会实习制度，建设实习实训环境和条件。结合通识教育具体内容，组织学生深入社会，建立相应的社会调查、社会实习、社会考察制度对于学生深入社会、认识社会、体察民生，实现自我培养十分必要。
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担负着教育下一代的责任，教育学生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的高度责任感与它对科学和对科学后果的责任心相协调，发掘学生将来作为一个专业工作者的正直感和良心，使其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高度融合，这无论对一个国家或者对全人类都是一种负责的态度。
“《财经》事件”,使新闻专业主义的话题受到更大关注,这也正是新闻学者吴飞教授的新作《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的主题。在这本书中,正是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吴飞对胡舒立和她的《财经》倍加推崇:“之所以认为《财经》是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践行者,是因为《财经》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追求:其一,注意挖掘事实真相;其二,有明确的社会责任感;其三,‘独到、独家、独立’的报道理念。”③
新闻专业主义成就了《财经》杂志的核心理念和实践策略,在杂志创办之时,胡舒立就明确提出“编辑部完全独立,经费必须充裕”。她的办刊宗旨是“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立足于整个体制,把改革推向前进。”全球知名杂志《纽约客》(New Yorker)曾这样评价:胡舒立坚守新闻专业主义,她似乎更懂得东方智慧的中庸之道:“将自己置于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置于中国历史和西方现实之间,置于维护中国利益和拥抱全球化之间”。“她本人则更喜欢一个充满争议的比喻――《财经》更像一只啄木鸟,它永远在为树啄虫,不是害它,而是爱它”。④正如王方所指出的:“中国社会的流弊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媒体,使得很多媒体靠人治,不是以系统为中心。最终造成的结果是,主编一走,编辑方针肯定会变,团队也会变,让读者找不到媒体品质感。纵观西方知名媒体《经济学人》《财富》《福布斯》和《商业周刊》,都是私人家族创办的商业媒体,编辑理念一直坚持得很好。即使主编更换,也不会发生改变。”⑤
透视虽然中西传媒制度不同,但专业主义的基本理念却是可以共享的。吴飞教授《新闻专业主义研究》一书,正是立足于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分析,并在批判的基础上向从业者传播,以提升媒体的公信力和声誉。作者特别指出:回顾新闻专业主义在西方产生和传播的过程,其目的是帮助我们理解和践行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困惑和坚守”。而“如果要将作为舶来品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付诸中国新闻改革的实践,就必须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
作为专业主义研究,《新闻专业主义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显示了突出的特点与价值:
其一,专业性的实践取向。作者在绪论中就开宗明义提出:“本书的目的旨在讨论新闻采编人员的职业理想与职业追求、对职业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的评价,以及对职业道德现状的认识。以此较为全面地揭示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发育程度,并试图分析造成现状的原因。”在本书的研究中,不断引入社会学理论作为分析方法,比如分别从场域与权力理论及规训与抵制理论,深入阐释新闻生产社会学的历史脉络和理论精髓。但作者并没有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分析层面,因为“从概念的推理到哲学的反思,对我们厘清问题都是有帮助的。但新闻业从来不是一个静态的对象,它是一种活生生的人的活动,因此通过人的活动去揭示新闻业也许更为必要。”由此,作者“通过问卷调查和田野访谈等多种方法,解释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内地新闻从业者中的诠释、困惑、坚守与实践过程”。穿插于著作各部分的典型和最新新闻案例,不仅增强了理论著作本身的实践性与可读性,也可以让实践者在工作中对照具体的新闻实践对新闻专业主义理论产生浓厚兴趣。
其二,专业性的理论叙事。专业性的理论叙事是整部著作的重点与重心。其中,第二章《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框架》的第一句话就是以社会学的创立者之一的埃尔?塔尔德的名句开始的,把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原则――客观性、自由与责任、为公众服务、自律与他律――放在社会学的视域内进行理论考察,使著者所提出的对新的传播环境,对新闻专业主义“做一些新的改造”具备了独创性。第三章《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志趣》则以“知识考古”这一社会学方法,把“新闻从业者放在一个深远的历史背景下考察,有利于揭示中国新闻从业者的文化性格和他们的职业追求”。第四章《新闻生产的日常实践》则直接以西方社会学的著名理论家布尔迪厄、福柯和德赛图等提出的理论为切入点,分析场域、权力与新闻生产的日常实践。因为“社会学的日常生活转向,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吴飞教授不但娴熟地运用了社会学理论的叙事技巧,而且在叙事逻辑上实现了与新闻学的理论对接,很好地解决了跨学科研究“顾此失彼”的先天不足。
其三,专业性的实证方法。“进入新闻场域,获得一手资料,将是本书的重要支持之一。新闻从业者都是一群活生生的人,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情和生活阅历,都会有自己的理解和追求。而他们也都是生活在中国当下政治与经济氛围中的人,是生活在中国当下社会空间中独立的个体。对人的观察与访问,换句话说,对一个个鲜活个体的直接观察,也会让研究者通过历史知识获得退隐在电子数据背后更丰富的感性和直觉的材料。”正是在这一思路的引导下,作者采用多种专业性的实证方法――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田野观察和数据分析等,使著作的理论阐释与实证支撑显得肌肉丰满、浑然天成。
正如《新闻专业主义研究》一书所指出的:胡舒立和《财经》赢得声望,关键在于其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理念。当前,“外来的新闻专业主义的概念以及相关理念和实践策略,也逐渐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和世界传播开来,虽然当下的力量还那么弱小,但其生长力量是不容忽视的”。■
(作者系河南理工大学副教授、浙江大学博士生。本文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际传播的理论、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的资助,课题批准号:09ZJD0010)
注释:
①李岩:《舒立价值几何?》,/group/topic/9234741/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11.050
人力资源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第一资源，对于企业而言，专业人才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动力，专业人才的培养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国有企业而言，专业人才是推动企业发展的主流队伍。所以，在新的形势下，国有企业在专业人才的培养上要不断的进行创新和改革，积极主动的应对新形势出现的挑战和机遇。在飞速发展、变幻莫测的当今社会，企业不仅仅需要员工单纯职业化地开展工作，更需要的是员工能更深层次地更专业化地开展工作，这让笔者想起了“专业主义”这个名词。该词出自素有“日本战略之父”之称的大前研一的作品《专业主义》，“专业主义”人才（专家）是指：“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专业修养；丰富的经验；不断学习的意志和能力；对顾客信守诺言，以顾客为中心的道德观和修养；授权的能力，以及勇于承担授权风险的能力；能够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及时处理的能力；具有洞察力、判断力。”人才，是当代企业发展的重要要素，拥有“专业主义”素养的人才，更是重中之重。
1国有企业专业人才的现状
目前，大多数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着一套过于稳定的用人机制，特别是干部“能上不能下”的现象，已严重成为人才成长的新瓶颈，制约了企业发展的后劲。国有企业要想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就必须对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和调整，从而留住人才，吸引人才，才能不断增强企业的综合竞争。鉴于国有企业的管理岗位量少、任期长、“能上不能下”的特点，普通员工想得到职位上的升迁和工资待遇的提高，设置专业人才培养和晋升通道，能大大地提高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因此，国有企业如果想既要保持稳定和谐，又要鼓励竞争进取，那么，企业除了要积极探索建立“稳定和谐、能上能下”的干部选拔机制外，笔者认为，设置专业主义培养和晋升通道，是目前最为快捷、有效的途径之一。
结合笔者所在的供水企业的实际，将“专业主义”人才分为三类：专业化的经营、管理人才，专业化的技术型人才，专业化的技能型人才。目前，该公司共有员工507人，其中经营管理人员31人，占总人数的61%，专业技术人员62人，占总人数的122%，持有资质认证或相等水平的专业技工33人，占总人数的65%。对照大前研一前辈对“专业主义”人才的定义来进行比对分析，目前该公司在“专业主义”人才培养方面不仅要在数量上有所增加，而且还要在质量方面进一步加强，因为远远未达到“专业主义”的标准。对于“专业主义”人才的培养，笔者认为，公司可通过制定完善的管理机制和有效的管理手段，引发员工产生成长为“专业主义”人才的主动性，并且配备公司层面相应的职业培训项目，为他们创建自我提升平台。以下是笔者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并提出的一些培养对策。
2对于专业化的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对策
“经始灵台，经之营之”，经营、管理人才从事的是基于企业整体考虑，从事创造性劳动的工作，是对企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的高端人才，必然要求这类人才具备鲜明的、全面的专业素质特征，因此，对其开发、培养也具有特殊性。针对管理人员的特性，建议在培养专业经营、管理人员上落实系统化的后备人才管理机制。
在实施路径方面：
（1）首先对公司现有的人力资源状况进行盘点与分析，制定人力资源台账，一方面识别出企业的关键经营管理岗位，另一方面，关注公司在人力资源中的“短板”部分。通过制定人力资源规划，明晰公司所需的专业人才。
（2）制定关键岗位的继任计划，甄选后备人才。
（3）实施后备人才的培养计划，制定职业发展通道，结合实际设计、优化成长路径，并以成长路径为指导制定相匹配的培养模式。
在配套机制方面：
（1）建立后备人才动态备用管理机制。一是建立后备人才信息库。包括后备干部名册、登记表、有关培训、奖惩记录等档案资料。二是建立跟踪管理制度。关注后备干部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有针对性地指出存在的不足，提出工作要求。三是建立动态管理制度。导入后备人才出库轮岗机制，保持后备干部队伍的生机。
（2）设立内部教练及导师制。组建公司内部导师队伍，将企业内部的专业技术、知识、经验有效地传承下去。
（3）规范后备人才选拔和晋升机制。坚持备用结合原则，对成熟的专业素质好的后备干部适时委以任用。
通过系统化的后备人才管理机制，设计专业的管理人才发展体系，为企业培养“专业主义”的经营、管理人才，促进推动公司专业化、规范化、高效化的发展战略，保证企业的永续经营。
3对于专业化的技术人才的培养对策
“业精于勤，术精于专”，技术人员是企业的先进生产力，技术人员专业性的高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企业的技术水准。因此，针对技术人员的特性，在制定培养措施时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
（1）设计科学合理的技术人员晋升通道。结合该公司计划推行的绩效薪酬的改革，项目特别针对技术人员设计了专业晋升通道，并与薪酬挂钩。从原来的单一职称聘任制，转化为多维度的晋升通道制，对技术人员从学历、专业年限、资格证书、专业技能水平、专业知识水平等方面综合考量，量化考核，设计出一条从助理工程师到高级工程师的多级别的完整的晋升通道，每一名技术人员都能够通过量化评比在薪酬薪档表中找到自己相对应的位置，并明确的知道自己在专业化方面提高的方向与目标。
（2）建立专业技术人员“资格准入”制度。针对财务、投资、人力资源等专业人才，在设计晋升通道的同时，逐步建立从业资格证书与企业内部专家检定相结合的岗位资格准入制度，规范从业人员门槛，提高从业人员专业能力。
（3）引入“导师辅导”制。从新员工开始，到成长为技术业务骨干，针对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有针对性的安排对口导师进行辅导，充分利用公司内部优秀员工的先进技能和经验，帮助员工提高业务、技能水平，形成制度，使辅导、提高成为员工日常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成为一种责任和义务。并且，将导师辅导制度和绩效、培训制度结合起来，形成技术人员职业生涯促进系统，使得专业技术人员快速成长，向“高、精、尖”的专业化方向不断迈进。
4对于专业化的技能人才的培养对策
技能人员大多工作在生产的第一线，专业化的技能人才应熟练掌握专门的知识和技术，具备精湛的操作技能，是企业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保障企业的稳定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针对技能人员的特性，在制定培养措施时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
（1）建通道。同样，绩效薪酬项目也特别针对技能人才，设计职业晋升通道，多维度的对技能人员进行量化评估，设计出一条从生产工人到初级技师、中级技师、高级技师的完整的晋升通道，使基层技能员工有主动学习的动力与意愿。
（2）搭平台。企业负责培训的部门应该从岗位工作技能层面分析基层岗位所需掌握的技能和知识，制定具体的，常态化的培训项目，不断的提高技能人员的专业技能水平，搭建基层技能员工提高专业技能的平台。
新闻学上有一个重要理论叫“专业主义”，它是指新闻要具备“真实、全面、公正”等条件，新闻要以追求事实真相和真理为目标。世界著名的普利策新闻奖的评选标准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我个人以为，新闻专业主义关于新闻操作与报道的基本理论固然十分重要，但更为重要的价值在于它倡导了新闻从业者为追求专业而所必须具有的一种职业精神。
无独有偶，2004 年12 月29 日，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在其母校中国传媒大学演讲时，坦陈了凤凰卫视不断成功的秘密――专业主义激情与优秀的职业精神。正是依靠“用职业精神换取工作成就”这种矢志不渝的信念，凤凰卫视才从强手如林的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成为华语传媒中的标志性媒体之一，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对凤凰卫视的战地玫瑰――闾丘露薇、陈晓楠等表示出最大的敬意，无论她们的立场观点如何，但她们的传媒信念，她们的职业精神，她们对职业那种责无旁贷的使命感，都令我们感动之后肃然起敬。
实际上，“专业主义”不仅仅在新闻行业，对于所有的职业都应该有这样一种态度。职业精神不仅仅是在成功人士身上，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位职业人所应该具备的职业化素养。
对于一个职业，我们常见的评价标准包括“拥有的权力”、“获得的金钱”以及“具有的声望”等等。比如，在很多人眼中，小学教师的地位一定没有大学教师高；做秘书得到的回报一定没有做总经理助理多；普通员工一定没有管理人员更风光，清洁工一定比公务员更渺小……如此等等。
但对一个具有专业精神的人而言，上述的“评价定式”是不成立的。内心满足与幸福的标准来自他对职业的认可与追求，他会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职业和职业领域中来。一个人要是把他的精力高度集中于他所做的工作，是根本没有功夫去考虑别人的评价的，而世人也终究会承认他的价值。
生活的经历告诉我们，职业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知的。如果兴趣、机会或能力决定了你更适合做一个小公司的普通员工，那么你完全可以做得非常专业，你的智慧和时间的投入可以为你积累巨大的经验财富；你的日复一日的进步可以让你洞悉这个领域的哪怕非常微小的问题；你对这些问题的了解、把握以及相应的解决之道，可能为你赢得的社会尊重，会远远超过一个平庸的大公司管理人员――这就是“专业主义”带给我们的愉悦和成就。
曾经在深圳一所小学的优秀教师栏里看过一位前世界体操冠军的像片。命运让他最终成为了一名小学体育教师，这位因伤病而退役的世界冠军，凭着自己的执著与坚毅，培养出了一大批国家队、省队的后起之秀，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延续着自己的努力。在不断的选择与追求中，我们能感到这位优秀体育教师内心的平静和向上的力量。
中国的中小企业大多处于成长期，对于在职业生涯上刚进入专业期的年轻人来说，能与企业的生长期同步是一种幸运，但能否在这之中把握机会，将专业变成专长，将对上司负责的观念修炼成对职业负责的精神，我们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2010年度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具体表现为相对以往，个案研究更加细化，历史嬗变成新晋热点，现代化与其关系的流变有待商榷，道德伦理的建构亦有待探讨。同时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进一步延伸，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更加紧密，并试图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进一步探讨其发展前景。笔者通过阅读，整理归纳了2010年度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相关研究文本，力图引导大家关注到该课题在本年度取得的进步，并对问题所在有所警醒。
一、更加细化的个案研究
个案切入,以小见大是论文写作的优势，值得注意的是该方面研究进一步细化，不仅针对具体案例、具体媒介进行分析，而且更注重可操作性。
以《南方周末》为例。有学者认为,该报所强调的“新闻专业主义”可从报纸理念变迁、采编团队的管理模式、新闻操作的创新三个角度去了解。从该报口号的变迁可见其时刻未忘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也折射出对新闻专业主义内涵理解的逐渐深入。业务导向则体现在该报日常业务管理和人事管理的方方面面①。
另有研究者引入冲突性事件的报道概念，从《南方周末》从业者对记者角色和媒体功能的认识、从业者从业心态、新闻操作方法三个维度，分析该报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抑或背离。“《南方周末》的媒体观是‘推动历史’更多于‘记录历史’，记者观是‘事件参与者’更多于‘事件记录者’。这是其与新闻专业主义有出入的地方。”②
二、本土化研究的历史嬗变
田新玲、张晓多合作撰写的《从新闻专业主义建构看六十年来突发事件报道》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媒体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过程做了一个梳理，认为“具体说来，建国以来我国突发事件的报道经历了‘以宣传为本位’、‘以事实为本位’和‘以信息为本位’三个阶段。”③
另有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的近三十年研究成果调查发现，学者们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在内容上呈现分散、多元的格局，且主要以理论研究为主，研究方式也偏重理论结合实际的个案研究。研究视野的深度和广度虽有明显进步，但仍存在学科运用单一、系统化研究不充分和重复性研究等不足之处。因此，国内学者应在今后的研究中关注媒介融合下的新现象、新动态，并运用多学科知识来分析问题，不断拓展研究的视野与方法④。
还有作者侧重于一个时期的历史环境对新闻专业主义产生的影响。王倩指出，清末新政是没落的清政府为挽救统治不得已而为之的一次变法，尽管它并未挽救清政府的统治，但变法的多项内容却形成了这一时期独特的传播生态：清末民初，一系列独立报人走上历史舞台，以其实践践行着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和工作原则。报人开始自发地成立新闻团体，进而形成共同的作业准则，中国最早的新闻教育也在这一时期产生。变法可以说是一次不成功的实践，但它客观上促进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促进着公共空间、公共舆论的生成，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历史走向，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并生成了中国新闻专业主义⑤。
亦有学者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深入考察新闻专业主义在我国的实践。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芮必峰通过检视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分析国内几项有代表性的调查研究结果,认为从我国新闻传播实践看, 真正对中国媒体和从业者具有“描述”意义或起“规范”作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被称之为“底色”的东西⑥。
三、历史人物的全新解读
2010年度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中除了对本土化嬗变的梳理，历史长河中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对象，拓展了这个领域的研究空间。
想必多数读者对邹韬奋不会陌生，他以《生活》系列为阵地，永远从大众的立场出发，逐渐形成了后人景仰的韬奋精神。即便在当下，韬奋精神也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韬奋精神没有被放入博物馆，却得到了专家学者的大力提倡，非常重要的一点原因是他注意到了中国社会生态环境的特殊性，保留了中国新闻人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启示我们在理解和建构这些理念时要注意把西方理念与中国的具体环境相结合，才会有远大的发展前途⑦。
类似的文章还有《张季鸾：新闻专业主义的追寻者》。在这个新研究领域内出现了多篇力度与理论深度兼具的好文章。
四、现代化视域下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
北京大学传播学博士云国强、郑寅淑合作撰写的《建构新闻共同体：当代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与影响》既从宏观维度深层次书写当代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构建史，对当代中国新闻事业的现代化作出社会文化剖析，试图捕捉这种形成中的新闻专业主义，并将其置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语境下，考察它的形成谱系与发展脉络，探究哪些社会因素或力量参与塑造了它的形态，同时进一步分析它是如何孕育新闻从业者的身份认同，如何制约新闻行业共同体的建构，以及它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是如何产生影响和如何陷于无力根源的⑧。
五、新闻职业伦理的考量
进入21世纪，什么是全球新闻专业主义道德伦理成为研究焦点之一。
“今天，全球新闻专业主义道德伦理研究主要不是，也不可能是关于‘是什么’的问题，而是‘如何使之可能’的问题。在当前世界多层次、多方位深刻全球化的历史性语境中，当然有必要设置一些全球新闻专业主义道德伦理的具体规范，诸如新闻传媒及其专业人员的社会责任与问责、真理与客观性、隐私与公共性等，世界许多重要国家对此非常重视。但是，最为根本的问题是思考全球新闻专业主义如何可能这一元问题，在先设定生命、自由、财产等最为基本的个体自然权利的基础上，进行某种制度安排，以便从策略上保障全球新闻专业主义的逐步形成。”⑨
论及网络舆论对于新闻专业主义构建的影响，罗宁认为，目前的现状是我国新闻行业和从业人员还未完全具备专业主义的素质。而且，我国传媒的职业权利与党政权力的混同，使得它容易成为违法乱纪者重点行贿的对象；另外，追求传媒自身利益和记者个人利益的动力也越来越大，造成了职业精神的淡化。以上这些都是造成我国新闻职业伦理缺失的原因⑩。
然而，任何能保护自由的权力也能威胁自由。网络，也有着致命的缺陷——信息的准确性无法核实。网络的开放性也带来了虚假信息的泛滥，直接导致人们形成与现实不相符合的意见，甚至产生思想混乱和极端行为。“捐款门”等事件频频敲响警钟。重新审视这一事件，不难发现，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是造成企业品牌“地震”不断升级的一个重要原因⑾。
亦有学者从媒介融合的角度出发，指出：传统媒体的报道决不能只盯在物质生活的“幸福”选题上，还应强化维护公民尊严的新闻价值取向。传统媒体要积极地与新媒体互动，在“与民尊严”的进取中形成舆论的合力，同时政府部门也应为传统媒体在维护人民尊严方面创造良好的报道环境⑿。
六、更为紧密的“知行融合”
笔者将理论统称为“知”，实践统称为“行”，紧扣时代热点，更为紧密的“知行融合”是2010年度新闻专业研究的一个鲜明特点。
近几年房地产问题成为社会热点，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郭磊通过阅读CNKI上近五年来以“房地产报道”为关键词的文本，认为“研究者们主要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报纸的内容进行分析，研究视域主要集中在房地产报道的内容分类、房地产报道中的民生问题、房地产报道内容的客观性和媒体立场的讨论三方面研究上。”⒀
还有学者将视角延伸到现如今高校的新闻学教学中，进一步分析新闻专业主义现实存在的可能性和在我国发展的张力，探讨新闻专业主义的教学实践问题，以期在新闻教学中，让学生正确地理解和养成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为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⒁。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新的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使得媒体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在网络时代新的媒体格局下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杨艺蓓在《探析网络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一文中力图从媒介观、新闻观、记者观、受众观四个维度来考察网络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探究其在新时期继续发展的实践操作性⒂。
结语
从总体看，相对于新媒体、媒介融合等舆论热点的研究，2010年新闻专业主义方面的研究相对冷静和客观，研究的着眼点仍保持较高热情，同时更注意结合实际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新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固然需要紧贴实践，解决问题，但若无观照问题的学理性“眼光”，就会被实践和问题牵着跑，沦为就事论事应对问题的奴隶。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也到了需要挤去泡沫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①向熹，《<南方周末>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与创新》[J].《传媒》，2010（7）：32-34
②李渊航，《从冲突性报道看<南方周末>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或背离》[J].《新闻知识》，2010（5）：22-24
③田新玲、张晓多，《从新闻专业主义建构看六十年来突发事件报道》[J].《前沿观察》，2010（2）：29-31
④刘思文，《近三十年国内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综述(1979—2009)》[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6月，第11卷第3期，P54-58
⑤王倩，《论晚清新政背景下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展开》[J].《新西部》，2010（8）143-144
⑥芮必峰，《描述乎?规范乎?——新闻专业主义之于我国新闻传播实践》[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1）56-62
⑦陈清晗、李娜，《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视角解读韬奋精神》[J].《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2010（2）：151
⑧云国强、郑寅淑，《建构新闻共同体：当代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与影响》[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10年第24卷，第5期，P10-15
⑨郑涵、牛海坤，《跨文化视野下国际传媒文化面临的新困境——全球新闻专业主义道德伦理之反思》[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5月第17卷第3期，P120-133
⑩罗宁，《网络舆论对我国新闻专业主义构建的影响》[J].《新闻爱好者》，2010（2）：25-26
⑾杨岑，《从“捐款门”事件看媒体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J].《电视时空》，2010（3）：30-32
⑿范以锦、段惠婧,《“媒”求尊严：传统媒体更有担当》[J].《新闻实践》，2010（5）：14-16
【论文摘要】2010年度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并且研究的着眼点仍保持较高热情。但对于其存在的问题，却没能得到具体的建设性意见或解决方案，实际解决问题的功效并不显着。新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若无观照问题的学理性“眼光”，就会被实践和问题牵着跑，沦为就事论事应对问题的奴隶。新闻专业主义研究也到了需要挤去泡沫的时候了。
2010年度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具体表现为相对以往，个案研究更加细化，历史嬗变成新晋热点，现代化与其关系的流变有待商榷，道德伦理的建构亦有待探讨。同时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进一步延伸，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更加紧密，并试图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进一步探讨其发展前景。笔者通过阅读，整理归纳了2010年度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相关研究文本，力图引导大家关注到该课题在本年度取得的进步，并对问题所在有所警醒。
一、更加细化的个案研究
个案切入，以小见大是论文写作的优势，值得注意的是该方面研究进一步细化，不仅针对具体案例、具体媒介进行分析，而且更注重可操作性。
以《南方周末》为例。有学者认为，该报所强调的“新闻专业主义”可从报纸理念变迁、采编团队的管理模式、新闻操作的创新三个角度去了解。从该报口号的变迁可见其时刻未忘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也折射出对新闻专业主义内涵理解的逐渐深入。业务导向则体现在该报日常业务管理和人事管理的方方面面①。
另有研究者引入冲突性事件的报道概念，从《南方周末》从业者对记者角色和媒体功能的认识、从业者从业心态、新闻操作方法三个维度，分析该报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抑或背离。“《南方周末》的媒体观是‘推动历史’更多于‘记录历史’，记者观是‘事件参与者’更多于‘事件记录者’。这是其与新闻专业主义有出入的地方。”②
二、本土化研究的历史嬗变
田新玲、张晓多合作撰写的《从新闻专业主义建构看六十年来突发事件报道》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媒体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过程做了一个梳理，认为“具体说来，建国以来我国突发事件的报道经历了‘以宣传为本位’、‘以事实为本位’和‘以信息为本位’三个阶段。”③
另有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的近三十年研究成果调查发现，学者们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在内容上呈现分散、多元的格局，且主要以理论研究为主，研究方式也偏重理论结合实际的个案研究。研究视野的深度和广度虽有明显进步，但仍存在学科运用单一、系统化研究不充分和重复性研究等不足之处。因此，国内学者应在今后的研究中关注媒介融合下的新现象、新动态，并运用多学科知识来分析问题，不断拓展研究的视野与方法④。
还有作者侧重于一个时期的历史环境对新闻专业主义产生的影响。王倩指出，清末新政是没落的清政府为挽救统治不得已而为之的一次变法，尽管它并未挽救清政府的统治，但变法的多项内容却形成了这一时期独特的传播生态：清末民初，一系列独立报人走上历史舞台，以其实践践行着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和工作原则。报人开始自发地成立新闻团体，进而形成共同的作业准则，中国最早的新闻教育也在这一时期产生。变法可以说是一次不成功的实践，但它客观上促进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促进着公共空间、公共舆论的生成，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历史走向，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并生成了中国新闻专业主义⑤。
亦有学者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深入考察新闻专业主义在我国的实践。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芮必峰通过检视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分析国内几项有代表性的调查研究结果，认为从我国新闻传播实践看， 真正对中国媒体和从业者具有“描述”意义或起“规范”作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被称之为“底色”的东西⑥。
三、历史人物的全新解读
2010年度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中除了对本土化嬗变的梳理，历史长河中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对象，拓展了这个领域的研究空间。
想必多数读者对邹韬奋不会陌生，他以《生活》系列为阵地，永远从大众的立场出发，逐渐形成了后人景仰的韬奋精神。即便在当下，韬奋精神也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韬奋精神没有被放入博物馆，却得到了专家学者的大力提倡，非常重要的一点原因是他注意到了中国社会生态环境的特殊性，保留了中国新闻人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启示我们在理解和建构这些理念时要注意把西方理念与中国的具体环境相结合，才会有远大的发展前途⑦。
类似的文章还有《张季鸾：新闻专业主义的追寻者》。在这个新研究领域内出现了多篇力度与理论深度兼具的好文章。
四、现代化视域下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
北京大学传播学博士云国强、郑寅淑合作撰写的《建构新闻共同体：当代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与影响》既从宏观维度深层次书写当代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构建史，对当代中国新闻事业的现代化作出社会文化剖析，试图捕捉这种形成中的新闻专业主义，并将其置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语境下，考察它的形成谱系与发展脉络，探究哪些社会因素或力量参与塑造了它的形态，同时进一步分析它是如何孕育新闻从业者的身份认同，如何制约新闻行业共同体的建构，以及它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是如何产生影响和如何陷于无力根源的⑧。
五、新闻职业伦理的考量
进入21世纪，什么是全球新闻专业主义道德伦理成为研究焦点之一。
“今天，全球新闻专业主义道德伦理研究主要不是，也不可能是关于‘是什么’的问题，而是‘如何使之可能’的问题。在当前世界多层次、多方位深刻全球化的历史性语境中，当然有必要设置一些全球新闻专业主义道德伦理的具体规范，诸如新闻传媒及其专业人员的社会责任与问责、真理与客观性、隐私与公共性等，世界许多重要国家对此非常重视。但是，最为根本的问题是思考全球新闻专业主义如何可能这一元问题，在先设定生命、自由、财产等最为基本的个体自然权利的基础上，进行某种制度安排，以便从策略上保障全球新闻专业主义的逐步形成。”⑨
论及网络舆论对于新闻专业主义构建的影响，罗宁认为，目前的现状是我国新闻行业和从业人员还未完全具备专业主义的素质。而且，我国传媒的职业权利与党政权力的混同，使得它容易成为违法乱纪者重点行贿的对象；另外，追求传媒自身利益和记者个人利益的动力也越来越大，造成了职业精神的淡化。以上这些都是造成我国新闻职业伦理缺失的原因⑩。
然而，任何能保护自由的权力也能威胁自由。网络，也有着致命的缺陷——信息的准确性无法核实。网络的开放性也带来了虚假信息的泛滥，直接导致人们形成与现实不相符合的意见，甚至产生思想混乱和极端行为。“捐款门”等事件频频敲响警钟。重新审视这一事件，不难发现，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是造成企业品牌“地震”不断升级的一个重要原因⑾。转贴于
亦有学者从媒介融合的角度出发，指出：传统媒体的报道决不能只盯在物质生活的“幸福”选题上，还应强化维护公民尊严的新闻价值取向。传统媒体要积极地与新媒体互动，在“与民尊严”的进取中形成舆论的合力，同时政府部门也应为传统媒体在维护人民尊严方面创造良好的报道环境⑿。
六、更为紧密的“知行融合”
笔者将理论统称为“知”，实践统称为“行”，紧扣时代热点，更为紧密的“知行融合”是2010年度新闻专业研究的一个鲜明特点。
近几年房地产问题成为社会热点，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郭磊通过阅读CNKI上近五年来以“房地产报道”为关键词的文本，认为“研究者们主要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报纸的内容进行分析，研究视域主要集中在房地产报道的内容分类、房地产报道中的民生问题、房地产报道内容的客观性和媒体立场的讨论三方面研究上。”⒀
还有学者将视角延伸到现如今高校的新闻学教学中，进一步分析新闻专业主义现实存在的可能性和在我国发展的张力，探讨新闻专业主义的教学实践问题，以期在新闻教学中，让学生正确地理解和养成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为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⒁。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新的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使得媒体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在网络时代新的媒体格局下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杨艺蓓在《探析网络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一文中力图从媒介观、新闻观、记者观、受众观四个维度来考察网络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探究其在新时期继续发展的实践操作性⒂。
结语
从总体看，相对于新媒体、媒介融合等舆论热点的研究，2010年新闻专业主义方面的研究相对冷静和客观，研究的着眼点仍保持较高热情，同时更注意结合实际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新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固然需要紧贴实践，解决问题，但若无观照问题的学理性“眼光”，就会被实践和问题牵着跑，沦为就事论事应对问题的奴隶。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也到了需要挤去泡沫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①向熹，《南方周末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与创新》[J].《传媒》，2010（7）：32-34
②李渊航，《从冲突性报道看南方周末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或背离》[J].《新闻知识》，2010（5）：22-24
③田新玲、张晓多，《从新闻专业主义建构看六十年来突发事件报道》[J].《前沿观察》，2010（2）：29-31
④刘思文，《近三十年国内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综述(1979—2009)》[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6月，第11卷第3期，P54-58
⑤王倩，《论晚清新政背景下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展开》[J].《新西部》，2010（8）143-144
⑥芮必峰，《描述乎?规范乎?——新闻专业主义之于我国新闻传播实践》[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1）56-62
⑦陈清晗、李娜，《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视角解读韬奋精神》[J].《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2010（2）：151
⑧云国强、郑寅淑，《建构新闻共同体：当代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与影响》[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10年第24卷，第5期，P10-15
⑨郑涵、牛海坤，《跨文化视野下国际传媒文化面临的新困境——全球新闻专业主义道德伦理之反思》[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5月第17卷第3期，P120-133
⑩罗宁，《网络舆论对我国新闻专业主义构建的影响》[J].《新闻爱好者》，2010（2）：25-26
⑾杨岑，《从“捐款门”事件看媒体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J].《电视时空》，2010（3）：30-32
⑿范以锦、段惠婧，《“媒”求尊严：传统媒体更有担当》[J].《新闻实践》，2010（5）：14-16
2010年度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具体表现为相对以往，个案研究更加细化，历史嬗变成新晋热点，现代化与其关系的流变有待商榷，道德伦理的建构亦有待探讨。同时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进一步延伸，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更加紧密，并试图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进一步探讨其发展前景。笔者通过阅读，整理归纳了2010年度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相关研究文本，力图引导大家关注到该课题在本年度取得的进步，并对问题所在有所警醒。
一、更加细化的个案研究
个案切入,以小见大是论文写作的优势，值得注意的是该方面研究进一步细化，不仅针对具体案例、具体媒介进行分析，而且更注重可操作性。
以《南方周末》为例。有学者认为,该报所强调的“新闻专业主义”可从报纸理念变迁、采编团队的管理模式、新闻操作的创新三个角度去了解。从该报口号的变迁可见其时刻未忘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也折射出对新闻专业主义内涵理解的逐渐深入。业务导向则体现在该报日常业务管理和人事管理的方方面面①。
另有研究者引入冲突性事件的报道概念，从《南方周末》从业者对记者角色和媒体功能的认识、从业者从业心态、新闻操作方法三个维度，分析该报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抑或背离。“《南方周末》的媒体观是‘推动历史’更多于‘记录历史’，记者观是‘事件参与者’更多于‘事件记录者’。这是其与新闻专业主义有出入的地方。”②
二、本土化研究的历史嬗变
田新玲、张晓多合作撰写的《从新闻专业主义建构看六十年来突发事件报道》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媒体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过程做了一个梳理，认为“具体说来，建国以来我国突发事件的报道经历了‘以宣传为本位’、‘以事实为本位’和‘以信息为本位’三个阶段。”③
另有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的近三十年研究成果调查发现，学者们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在内容上呈现分散、多元的格局，且主要以理论研究为主，研究方式也偏重理论结合实际的个案研究。研究视野的深度和广度虽有明显进步，但仍存在学科运用单一、系统化研究不充分和重复性研究等不足之处。因此，国内学者应在今后的研究中关注媒介融合下的新现象、新动态，并运用多学科知识来分析问题，不断拓展研究的视野与方法④。
还有作者侧重于一个时期的历史环境对新闻专业主义产生的影响。王倩指出，清末新政是没落的清政府为挽救统治不得已而为之的一次变法，尽管它并未挽救清政府的统治，但变法的多项内容却形成了这一时期独特的传播生态：清末民初，一系列独立报人走上历史舞台，以其实践践行着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和工作原则。报人开始自发地成立新闻团体，进而形成共同的作业准则，中国最早的新闻教育也在这一时期产生。变法可以说是一次不成功的实践，但它客观上促进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促进着公共空间、公共舆论的生成，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历史走向，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并生成了中国新闻专业主义⑤。
亦有学者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深入考察新闻专业主义在我国的实践。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芮必峰通过检视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分析国内几项有代表性的调查研究结果,认为从我国新闻传播实践看, 真正对中国媒体和从业者具有“描述”意义或起“规范”作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被称之为“底色”的东西⑥。
三、历史人物的全新解读
2010年度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中除了对本土化嬗变的梳理，历史长河中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对象，拓展了这个领域的研究空间。
想必多数读者对邹韬奋不会陌生，他以《生活》系列为阵地，永远从大众的立场出发，逐渐形成了后人景仰的韬奋精神。即便在当下，韬奋精神也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韬奋精神没有被放入博物馆，却得到了专家学者的大力提倡，非常重要的一点原因是他注意到了中国社会生态环境的特殊性，保留了中国新闻人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启示我们在理解和建构这些理念时要注意把西方理念与中国的具体环境相结合，才会有远大的发展前途⑦。
类似的文章还有《张季鸾：新闻专业主义的追寻者》。在这个新研究领域内出现了多篇力度与理论深度兼具的好文章。
四、现代化视域下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
北京大学传播学博士云国强、郑寅淑合作撰写的《建构新闻共同体：当代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与影响》既从宏观维度深层次书写当代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构建史，对当代中国新闻事业的现代化作出社会文化剖析，试图捕捉这种形成中的新闻专业主义，并将其置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语境下，考察它的形成谱系与发展脉络，探究哪些社会因素或力量参与塑造了它的形态，同时进一步分析它是如何孕育新闻从业者的身份认同，如何制约新闻行业共同体的建构，以及它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是如何产生影响和如何陷于无力根源的⑧。
五、新闻职业伦理的考量
进入21世纪，什么是全球新闻专业主义道德伦理成为研究焦点之一。
“今天，全球新闻专业主义道德伦理研究主要不是，也不可能是关于‘是什么’的问题，而是‘如何使之可能’的问题。在当前世界多层次、多方位深刻全球化的历史性语境中，当然有必要设置一些全球新闻专业主义道德伦理的具体规范，诸如新闻传媒及其专业人员的社会责任与问责、真理与客观性、隐私与公共性等，世界许多重要国家对此非常重视。但是，最为根本的问题是思考全球新闻专业主义如何可能这一元问题，在先设定生命、自由、财产等最为基本的个体自然权利的基础上，进行某种制度安排，以便从策略上保障全球新闻专业主义的逐步形成。”⑨
论及网络舆论对于新闻专业主义构建的影响，罗宁认为，目前的现状是我国新闻行业和从业人员还未完全具备专业主义的素质。而且，我国传媒的职业权利与党政权力的混同，使得它容易成为违法乱纪者重点行贿的对象；另外，追求传媒自身利益和记者个人利益的动力也越来越大，造成了职业精神的淡化。以上这些都是造成我国新闻职业伦理缺失的原因⑩。
然而，任何能保护自由的权力也能威胁自由。网络，也有着致命的缺陷——信息的准确性无法核实。网络的开放性也带来了虚假信息的泛滥，直接导致人们形成与现实不相符合的意见，甚至产生思想混乱和极端行为。“捐款门”等事件频频敲响警钟。重新审视这一事件，不难发现，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是造成企业品牌“地震”不断升级的一个重要原因⑾。
亦有学者从媒介融合的角度出发，指出：传统媒体的报道决不能只盯在物质生活的“幸福”选题上，还应强化维护公民尊严的新闻价值取向。传统媒体要积极地与新媒体互动，在“与民尊严”的进取中形成舆论的合力，同时政府部门也应为传统媒体在维护人民尊严方面创造良好的报道环境⑿。
六、更为紧密的“知行融合”
笔者将理论统称为“知”，实践统称为“行”，紧扣时代热点，更为紧密的“知行融合”是2010年度新闻专业研究的一个鲜明特点。
近几年房地产问题成为社会热点，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郭磊通过阅读cnki上近五年来以“房地产报道”为关键词的文本，认为“研究者们主要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报纸的内容进行分析，研究视域主要集中在房地产报道的内容分类、房地产报道中的民生问题、房地产报道内容的客观性和媒体立场的讨论三方面研究上。”⒀
还有学者将视角延伸到现如今高校的新闻学教学中，进一步分析新闻专业主义现实存在的可能性和在我国发展的张力，探讨新闻专业主义的教学实践问题，以期在新闻教学中，让学生正确地理解和养成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为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⒁。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新的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使得媒体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在网络时代新的媒体格局下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杨艺蓓在《探析网络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一文中力图从媒介观、新闻观、记者观、受众观四个维度来考察网络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探究其在新时期继续发展的实践操作性⒂。
结语
从总体看，相对于新媒体、媒介融合等舆论热点的研究，2010年新闻专业主义方面的研究相对冷静和客观，研究的着眼点仍保持较高热情，同时更注意结合实际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新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固然需要紧贴实践，解决问题，但若无观照问题的学理性“眼光”，就会被实践和问题牵着跑，沦为就事论事应对问题的奴隶。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也到了需要挤去泡沫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①向熹，《南方周末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与创新》[j].《传媒》，2010（7）：32-34
②李渊航，《从冲突性报道看南方周末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或背离》[j].《新闻知识》，2010（5）：22-24
③田新玲、张晓多，《从新闻专业主义建构看六十年来突发事件报道》[j].《前沿观察》，2010（2）：29-31
④刘思文，《近三十年国内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综述(1979—2009)》[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6月，第11卷第3期，p54-58
⑤王倩，《论晚清新政背景下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展开》[j].《新西部》，2010（8）143-144
⑥芮必峰，《描述乎?规范乎?——新闻专业主义之于我国新闻传播实践》[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1）56-62
⑦陈清晗、李娜，《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视角解读韬奋精神》[j].《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2010（2）：151
⑧云国强、郑寅淑，《建构新闻共同体：当代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与影响》[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10年第24卷，第5期，p10-15
⑨郑涵、牛海坤，《跨文化视野下国际传媒文化面临的新困境——全球新闻专业主义道德伦理之反思》[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5月第17卷第3期，p120-133
⑩罗宁，《网络舆论对我国新闻专业主义构建的影响》[j].《新闻爱好者》，2010（2）：25-26
⑾杨岑，《从“捐款门”事件看媒体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j].《电视时空》，2010（3）：30-32
⑿范以锦、段惠婧,《“媒”求尊严：传统媒体更有担当》[j].《新闻实践》，2010（5）：1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