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开发是江苏省“十一五”生产力布局“四沿”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区域上看，盐城、连云港、南通等沿海地区地处我国南北交汇枢纽地带，是江苏省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但目前我国沿海经济发展还处于“低谷”区。近期，《江苏省沿海开发总体规划》的制定为盐城等苏北地区的沿海开发带来了新的机遇。充分利用盐城的沿海优势，以系统的思维确定盐城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体系，这是盐城的重要发展机遇，对促进整个苏北沿海区域的经济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
一、盐城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与存在的问题
1、经济快速发展，但与苏南的差距仍较大
“十五”期间，盐城工业经济持续发展，目前拥有悦达集团、森达集团等销售超亿元的企业1102家。2005年，盐城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04.90亿元，同比增长14.3％；农民人均纯收入4893元，同比增长10.8％；固定资产投资突破500亿元，同比增长35%，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达264亿元，增长39.8%，增幅列全省第一。但由于历史、区位、政策等多种原因，盐城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与省内苏南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表现为经济总量小、人均占有水平低。以2005年为例，盐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12585元，而苏州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66766元，是盐城平均水平的5.3倍。
2、县域经济增势强劲，但县域间发展不平衡
根据县域经济发展状况，可将盐城所辖9个县（市、区）分为三大板块：第一板块（东台、大丰、亭湖、盐都）已达到或超过苏中地区的平均水平，其中东台市2005年地区生产总值已达167.31亿元，在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市中位居第57位；第二板块（射阳、建湖、阜宁）经济快速增长，后发优势逐步显现；第三板块（滨海、响水）近年来各项经济指标增幅均大大高于全市平均水平，但与第一板块相比仍属贫困地区，其中响水县2005年地区生产总值仅为46.4亿元，滨海、响水两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均低于苏北地区的平均水平。
3、产业结构逐步优化，但传统产业比重较大，产业趋同化明显
“十五”期间，盐城加快了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形成了农业结构协调、工业结构改善、服务业升级加快的格局。全市三大产业结构由2000年31.5︰38.6︰29.9调整为2005年的22.3︰45.6︰32.1，基本形成“二三一”产业格局。但从盐城工业产业的总体情况看，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传统产业在整个工业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附加值不高的纺织、化工、机械和食品四大产业占产业总产值的70%左右；二是产业趋同现象较为突出，区域经济特色产业尚未形成；三是大型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不足10%，企业有数量而无规模，产业集中度低，创新能力不足。
二、盐城区域经济发展的优势与潜力
1、海洋和滩涂资源丰富
盐城海岸线全长582公里，占江苏省海岸线总长的56％，盛产鱼、虾、贝类等各种海产品。沿海滩涂总面积4550平方公里（含辐射沙洲），占全省沿海滩涂面积的75％，近期可供开发利用的面积达1300平方公里。目前，每年以10余平方公里的速度向大海延伸的射阳河口以南沿海地段已成为江苏最大、最具潜力的土地后备资源。此外，盐城石油天然气资源蕴藏丰富，已探明石油天然气蕴藏量达800亿立方米，沿海和近海有约10万平方公里的黄海储油沉积盆地，居全国海洋油气沉积盆地第2位，勘探开发前景广阔。
2、农产品资源优势突出
盐城是江苏最大的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已建成8个全国商品粮基地县、1个优质油料基地县和6个优质棉基地县，粮棉油、桑果菜和禽蛋鱼等主要农产品的种养规模和总量均位居全省首位，是轻工、纺织和食品加工业的重要原料基地。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证居全省之首，全市有4个县列入省级农产品产地认证；通过省级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的种植业产地212个，畜牧业产地87个。新建国家和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5个，省级外向型农业生产基地6个。全市通过认定的有机食品基地2个，绿色食品基地6个，并有179个产品获得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和无公害食品称号。
3、生态旅游资源独具特色
盐城市域东部拥有太平洋西海岸、亚洲大陆边缘最大的海岸型湿地，并已被列入世界重点湿地保护区。保护区内建有世界上第一个野生麋鹿保护区和部级珍禽自然保护区，为联合国人与自然生物圈成员。当前，大丰野生麋鹿保护区有麋鹿种群600多头，其野生种群总量、繁殖率和存活率均居世界首位。部级珍禽自然保护区有国家重点保护的一类野生动物12种，国家二类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7种，每年来此越冬的丹顶鹤达到1200多只，占世界野生种群的60%以上。市域西部地处里下河地区腹地，为典型的泻湖型湖荡湿地，原始生态环境保存完好。此外，盐城海滨湿地还有长200公里、宽140公里近岸浅海区的辐射沙洲，面积10多万亩的海滨林场和辽阔的海滨草原，形成了集蓝天、大海、滩涂、森林、草原和珍稀动植物于一体的独具特色的盐城滨海风光。
三、盐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方案体系
盐城区域经济发展已具备了良好的工业基础，但总体经济实力仍相对较弱，社会经济发展在全省还处于较低水平。因此，盐城应立足现有产业基础，挖掘区域优势与潜力，通过正确战略体系的构建和实施，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1、沿海错位开发战略
一个经济区域只能是在适当的产业或产业链条的适当位置形成相对竞争优势，而不可能在每个产业领域都具有绝对竞争优势。区域经济个性越强，越有利于发挥集聚效应，越能促进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如前所述，江苏“十一五”规划纲要把沿海产业带建设作为全省“十一五”发展的重大战略之一，盐城应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机遇，突出临海生态特色，实施沿海错位开发战略。
具体而言，除了继续积极发展海洋渔业，提高名、特、优、新产品的比重之外，还应注重以下五个方面的发展。一是在现有1300平方公里可利用滩涂上发展沿海速生林带，并依托丰富的林业资源，大力发展森林生态旅游业、商品用材林产业和优质高效经济林产业，扩大沿海滩涂综合林业产业规模。二是利用沿海发展畜牧业的独特优势，建成起点高、规模大、效益好的食草动物产业带。三是充分发挥沿海无公害、污染轻的特点，大力推行质量认证、环保认证和绿色食品认证，在现有农业标准化基地的基础上，加快建成以盐土农业为依托的绿色食品基地。四是围绕特色资源，重点发展港口火电、苇浆、木浆、天然气、石化等能源和原材料基础工业，积极发展海洋医药、海洋化工等新兴产业，建成结构合理、外向度高、特色明显的临海工业体系。五是充分发挥滨海旅游资源的特色和优势，以建设沿海国家生态旅游区和中国东部沿海重要湿地生态文化旅游基地为目标，以丹顶鹤、麋鹿、中华鲟三种珍稀动物为品牌，形成特色鲜明、规模较大、吸引力强的沿海旅游带。
2、区域关联发展战略
盐城、南通和连云港位于我国沿海、沿江和陇海-兰新铁路沿线三大生产力布局主轴线的交汇区域，同时，盐城又是“长三角”和“淮海”两大经济圈的交汇区，这为盐城的区域关联发展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众所周知，长江三角洲经济圈是全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区域；淮海经济圈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中部，地处苏鲁豫皖四省边缘，目前虽属于沿海欠发达地区，但该区地处江淮平原，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且劳动力资源丰富，工业基础较好，发展潜力巨大。盐城应积极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立足淮海，面向长三角”，努力成为“长三角”与“淮海”两大经济圈相互促进的桥梁，通过促进经济圈内各城市的共同发展带动自身的跨越发展。在经济区域之间的关联发展中，要突出发展目标、经济政策和经济利益上的相互依赖及产业的前后关联，在不影响其他区域利益的前提下实现区域利益的帕累托改进。
3、“第四产业”发展战略
江苏省的南北差异梯度明显，苏南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第二产业正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而盐城正处于工业化初中期，苏南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食品等行业必然会向盐城等欠发达地区扩散。但为了实现生产力的跳跃式发展，盐城在承接苏南产业转移的同时，还应大力发展有利于发挥后发优势的信息产业。信息产业的后发优势主要体现在沉淀成本小、技术调整快，易于进行产业规划和布局，而且可以充分借鉴和利用他人的经验和成熟的技术，实现超常规的发展。因此，对于正处于工业化途中的盐城等苏北城市而言，信息化是其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发展信息产业，当务之急是加快区域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企业的信息化水平，建立和完善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系统，改善区域的信息化投资环境。
4、大市区、小城镇发展战略
长期以来，盐城中心市区一直存在着“小马拉大车”的局面。大市区战略是在将亭湖和盐都两区纳入中心市区范围的基础上，以市开发区、亭湖开发区和盐都开发区作为提升中心城市竞争实力的重要载体，整合资源、科学规划、错位发展，通过“三驾马车”的合力拉动市区经济快速发展。在城市功能上，进一步明确盐城作为“江苏沿海中心城市、新兴工业城市、海洋经济服务基地”的城市区域定位，着力彰显“水绿生态盐城，东方湿地之都”的景观特色和人文特色。与此同时，作为城市化基础支撑和工业化重要载体的小城镇的发展要提升到战略高度，不断完善现有城镇各项设施的配套水平，强化小城镇集聚产业的功能，增强小城镇对农村人口的吸纳能力。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于推进城镇化和小城镇建设的基础性作用，吸引各类生产要素和市场要素向小城镇集中，优化各类资源配置。同时，必须自觉走上行政区域建设与区域经济建设的有效结合之路，实现区域经济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的良性互动。
四、结语
盐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要本着因地制宜、发挥优势、扬长避短、找准特色的原则，通过实施正确的战略组合，将潜在优势尽快转化为现实经济优势，逐步缩小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本文所构建的战略体系是基于盐城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区域条件而提出的，但又立足于我国当前沿海开发和区域一体化的经济背景，因此既有较强的针对性，又有适度的扩展性，对于苏北以及其他沿海地区的经济协调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盐城统计局：盐城统计快报[R].2006，1（22），45。
一、私营企业在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发展沿革及应有的地位评价
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经过二十年的不断发展，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占份额也越来越大，尤其是民营企业作为非公有制经济中的绝对主力，更是发挥的其不可抵估的作用。在我国实施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民营经济占我国工业总产值的份额为0.7%，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但是二十年后的1998年，也就是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时候，民营企业事实上已经靠自己的实力和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及经济建设的发展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因此民营企业在我国的市场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自然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这是我国实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必然结果。据有关数据统计，截至1998年底，我国私营从业者为7800余万人，占全国从业人员的近12%；实现产值11800亿元，占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近12%；消费品零售总额近13000亿元，占社会总销售额的44%；实现税收700多亿元，占全国税收总额的近10%，目前，我国私营企业达到100多万户，个体工商户3000万户左右，私营经济积累注册资本达到13000多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占有10000亿元，因此，毫不夸张地说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私营经济，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近年国企面临困境，为调整产业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出现了大量的下岗失业问题，民营企业成为安置失业人员的重要途径，有近600万下岗职工被私营企业所吸纳，极大地帮助了国企下岗职工失业的严重问题，支持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正常实施并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近几年私营企业对我国GNP增加额的贡献连续达到60%以上，而其融资的比例仅仅占到全社会融资总额的30%。通过以上统计数据，我们可以感受到私营经济在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所蕴藏的巨大生命力，通过私营企业的不断成长壮大，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也将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
我国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我国迅速摆脱经济水平落后的现实需要。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就是要按市场规律发展经济，合理配置资源，使得投入产出实现最优，面向二十一世纪，我国经济要全面振兴，能否利用私营经济发挥的积极作用，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问题。我们不能像在改革开放之初那样，将发展私营经济看成是经济落后地区和某些行业的需要，而是要充分认识到私营经济在机制上的突出优势，利用其市场适应能力和自我积累能力强的特点，认识到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乏的国情，充分发挥私营经济吸收大量劳动力资源的特长，从劳动力与最简单的生产资料相结合开始，进行原始积累，开发各种资源，加快全社会资本的积累，提高国民经济总体效益。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不会将私营经济同公有经济截然分开，而是得出二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的互动关系的结论。无论从我国已有三十多家私营性质的企业成为上市公司，尤其是在近两年来以北京、深圳为代表的民营高科技公司的迅猛发展，还是越来越多颇具规模的私营企业开始步入股份经济的现代企业管理之路，我们有理由认为民营经济将发展成为我国有光明前景的所有制形式，这是民营企业坚信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会取得更大成就的前提下定位自身发展战略的基石，也是应予以自身的在国民经济发展格局中所占有不可动摇地位的正确评价。
二、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及某些理论上的认识误区
制约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来自于国家在制定有关民营企业发展基本政策上的不完善和民营企业内部自身与生俱来及发展过程中衍生出来的若干缺陷两大方面的因素。从国家的宏观政策面上来看，虽然国家已将私营经济作为我国所有制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确认，并在十几个省市陆续出台了许多鼓励、引导、扶持与保护其发展的政策文件和法规条例，但是私营经济至今在具体法律上仍没有明确其地位，因而无法受到良好的法律保护。目前，私企发展在宏观上面临着若干障碍，一是认识上、观念上政府需进一步端正对非公经济重要性的认识，不能再把它看成是对国有企业的拾遗补缺，政府需重新评估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和影响，应该看到，回顾改革开放二十年，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相当程序上是得益于民营企业的发展，国家不仅实现了增加税收，扩大就业这样的经济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催化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成长，有利于资源的优化和配置，有利于人们更新观念，更加自觉地适应市场经济，因此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不权宜之计，而是事关经济全局和长远发展的战略性措施。二是要规范法规政策与完善法制环境，放开民营企业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国内市场准入及融资方面存在的一些明显的体制，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利益，保障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平等，切实消除行政管理中存在的歧视现象，致使企业遭受不平等的待遇。为此，首先在加入民国际市场竞争方面，应扩大民营企业的进出口权并享受同外资企业同等国民待遇，减轻税赋，鼓励民营企业不断提高竞争力，开拓国际市场；其次，在市场准入方面，应拓宽其经营范围，解除包括在基础设施领域及公共服务领域内的严格限制，以便能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扩展市场，实现扩大就业的目标，尤其是从事高科技科业，环保产业，生物工程等领域的民营企业更需进一步地给予优惠政策，以利于其早日孵化成长，成为我国促进知识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源泉和动力；再次，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应允许和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重组，与国有、集体企业参股，组建混合所有制企业，并可取得企业的控股权，允许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并且使其成为上市公司；最后，国家要大力改善私营企业的融资环境，在融资政策上应和别的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在立法上切实保障对民企实施统一的信用评估标准和贷款发放条件，成立相应的担保机构，提供全方位的融资服务，消除国有商业银行与非国有企业存在着的制度上、观念上的不对称，改变银行对民营企业的传统歧视意识，这一点对于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壮大显得尤为重要，国为没有资金的支持，科技成果就无法转化为商品，阻碍了科技产品的商品化、产业化进程，致使生产规模维持在低水平，这不仅与国家科教兴国，在新世纪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基本国策背道而驰，而且在客观上扼杀了民营科技企业的生存发展，这对于国家顺应知识经济的发展潮流，迎头赶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从民营企业自身的管理结构特征和二十年来的发展历程看，其内部的缺陷也严重制约了本身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民营企业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由小农经济逐步萌芽发展起来的，因此其本身就带着与生俱来的两个致命弱点，这既与我国农村教育程度普遍低下，致使民营企业的大部分管理者观念陈旧，知识匮乏，从而不能快速和主动地掌握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有关；同时又与在我国沿袭了几千年的封建传统观念在民营企业管理者的身上根深蒂固，难以动摇有关，此突出地表现便是家族化管理和独裁决策，这两大缺陷归结为一句话便是民企管理者头脑中的小农意识。这种小农意识渗透在民营企业的发展历程中，对其进一步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制约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我国在实行市场经济初期客观上存在着市场不成熟，许多配套政策不到位，国企还没有放开并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制，这其中必有一些市场空白，许多民营企业抓住了这个机遇，使企业的财力实现了扩张，有些企业积累了相当雄厚的资金实力，但这对于还未深入了解管理企业的理论方法，建立科学的企业发展机制的民营企业管理者来说，由此衍生而来的只能是心浮气躁，对企业的生存发展形成误导，错误地以为企业有了他便无所不能，没了他便一事无成；其二，民营企业靠机制和政策上的漏洞相对容易地就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从而导致管理者在如何发展企业的问题上不是考虑改善产品、结构和机制，而是热衷于寻找捷径，投机取巧，有的甚至不昔丧失企业信誉经营生产和销售，另一方面又快速、盲目投资，进行多元化经营和快速扩张，由于缺乏市场调研和科学论证，更没有一套系统的近期、远期规划，加之粗放和原始化的管理，进行家族化的指挥，造成企业无法实现良性发展，最终一蹶不振走向衰落，更有一些企业在顷刻之间遭到毁灭的命运；其三，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知识经济渐渐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主流，民营企业在适应高度市场化和网络、信息为代表的知识经济催化的产业革命方面，显得无能为力或手足无措，从适应全球经济发展的新潮流这个层面上考虑，民营企业在新一轮的市场竞争格局中保持可持续发展，在多元化的市场主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面临的挑战将是十分严峻的；其四，民营企业的创业机制决定了其管理者便是经营者，这种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二为一的企业结构特征，在企业规模小的时候，便于控制和提高效率，但当企业规模壮大后，其管理者便很难超越自我和约束自我，致使企业无法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乃至走向死亡；其五，民营企业在原始资本积累的相当丰厚由此步入家族化的过程中，仍然实行一元化的投资结构，表现出同国有企业投资结构完全相似的特征，因此许多上了规模的民营企业，在很多方面同国营企业毫无二致，这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自身的活力，为自身的体制创新带来巨大障碍。总之，民营企业在步入新世纪，面对崭新的市场竞争格局，由于众多管理者的素质尚不足以充分把握经济全球化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深远意义，市场的预测和运作能力低下，管理方式和经营体系仍相对落后，对大多数民营企业来说，以上各方面的消极因素及产生的后果，绝非危言耸听，而且也绝不仅仅是制约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而是事关企业生死存亡的重大命题。
在探讨制约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涉及到的国家宏观政策和民营企业内部自身缺陷两方面的瓶颈时，有必要澄清一些关于民营企业理论的错误看法，其中比较流行的理论是关于民营企业的家族化理论，将民营企业的家族化看成是阻碍民营企业发展的最大桎梏之一，这种论断完全是错误的。因为家族化企业和家族化管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若将二者混为一谈从而对民营企业的家族化产生片面认识最终导致对其中政策法规或行政管理上的过度约束，其结果非常不利于调动民营企业发展扩张的积极性，使其健康发展。事实上，家族化企业并不等同于落后、保守，没有发展动力，通常我们所讲的家族企业的弊病应该属于当它走向集约化后未进行专业化管理，进行管理观念的变革，创新管理机构诸方面的因素，而当家族企业处于小规模，从事单一产品生产的时候，管理者大权在握，独断决策，集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于一身，是和家族的结构特点及运作方式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对家族企业在创始阶段是有利的。而当家族企业规模扩张，实力壮大之后，如不摒弃家族式的管理，则其将不可置疑地走向衰亡并断送其家族化之路。在西方发达国家及亚洲新兴的工业国家和发达地区，除了韩国以外，家族企业是最普遍和最主要的企业形式之一，在美国，90%的企业为家族企业，全美名列500家最大企业的名单中，家族企业占有相当比重，在上市的大型企业中，更有50%属于家族企业，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及就业人口的一半同样是由家族企业承担的；在英国，也有70%的企业是家族企业，而在亚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日本以及其他二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兴工业国家泰国、新加坡，还有台湾、香港地区，更是主要依靠从多规模不一，经营包罗万象的家族企业为各自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繁荣做出举足轻重的贡献。因此，我国在对待民营企业的家族化问题上，应该从抑制其家族化管理的角度出发予以引导支持，只要民营企业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按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理念管理企业，进行专业化管理，实施投资多元化，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同所有者分离等，这样便能消除家族化管理的弊端，国家应该为这样的民营家族企业提供良好的发育环境，保使其迅速成长；而民营企业在走向家族化的过程中也只有认真地走现代化企业管理和发展之路，才能保持自身的可持续性发展，这是民营企业在现代市场经济战场上保持不败并只有一席之地的最高的竞争战略。另一方面的认识误区来自于民营企业在国家未有明确立法保障民营企业获得融资而商业银行对之持有谨慎态度的两个依据：一是银行和国企都是国家的，国企资信度高，向国企贷款风险小，二是给民企贷款的利率同国企不相上下，按风险与利润成反比的原则，银行得不偿失，且民企资信度低，经营的不稳定性大，银行更不能轻易向民营企业贷款，这两个依据事实上不能全面反映市场机制下对信贷风险的正确认识。最近几年，民营企业用30%的金融资源连续为国民经济的增加额贡献达到60%以上，这本身说明了民企的信贷风险并非主观想像的那么大，民营经济的融资风险符合市场机制下纯粹的市场风险，属于正常的信贷风险，而国企在更深层次上面临着巨大的结构性风险，这种风险为国有制度所扭曲，并可能在国家政策的裨护下恶性膨胀，在国家想方设法搞好国企，使国企减负走出困境的过程中，不断地采取使银行剥削不良资产，让国企挂帐停息，债转股等一系列措施，便是向国企贷款可能面临更大风险的佐证，只不过这种风险由于宏观政策而被掩饰，这从一个反面，通过国企和民营企业的融资比例比较，看到了在资源配置上的严重扭曲和低效。所以说，向民营企业贷款不仅存在政策和观念上的误区，更是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拉动经济增长的改革过程中必须在深层次应彻底解决的问题之一。
三、民营企业面临的发展机遇
1引言。
1958年美国发展经济学艾伯特·赫希曼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率先提出“发展战略”这一概念，重点讨论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自己的潜力、资源与环境，谋求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联合国先后制定了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三个10年的“国际发展战略”，它使得“发展战略”一词逐渐越出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广泛运用于发达国家。
2国外研究现状。
2.1理论贡献。
（1）区域平衡增长论。
均衡增长的主要涵义是指国民经济中各个行业和部门相互协调、共同增长。主要包括赖宾斯坦（H.Leibenstein）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论、纳尔森（R.R.Nelson）的低水平陷阱论、罗森斯坦和罗丹（P.N.Rosenstein－Rodan）的大推进论，以及纳克斯（R.Nurkse）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
（2）区域不平衡增长论。
区域不平衡增长论认为增长过程在实质上是不平衡的。其代表理论有佩鲁（Perour）的增长极发展理论、缪尔达尔（GunnarMyrdal）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和赫希曼（A.O.Hirschman）的依附理论。
（3）区域阶段发展论。
倒U型理论（ReversedU－ShapedTheory）
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J.G.Williamson）把库兹涅兹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他通过分析24个国家的国际横截面数据和10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认为国内不同发展阶段区域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地区间收入差异的长期变动趋势大致呈倒U型。
（4）钟型发展理论（BellShapedTheory）
1980年。美国著名区域经济学家阿朗索（W.Alonso）提出了“钟型发展理论”，引入了描述经济发展过程的变化次序模式—钟型模式。在发展初期，国家的增长是不平衡的，存在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即使在某一区域内，用各人口组所占财富比例来衡量，社会不平等现象也很突出。
由于某一个或几个城市增长很快，高速城市化是增长早期的特点。
2.2国外典型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战略选择案例。
（1）美国区域开发的“均衡”战略。
美国在开发不发达地区时，采取的是均衡战略，其有七个主要措施：
一是对不发达地区实现优惠税制；二是由政府出面组建经济开发区，帮助落后地区加快发展经济；三是以交通运输为重点，扶持经济落后地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利用财政金融手段，鼓励并引导私人企业向落后地区投资；五是优化产业布局，拉动经济增长；六是有意识提高劳动力索质，注重引导人力资源流向；七是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2）前苏联区域开发的“倾斜”战略。
与美国不同的是，前苏联在区域开发上采取的是“倾斜”战略，主要是通过建立一些科研中心来辐射周围地区，为周围地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技术、人才支持，以此来促进相应地区的经济发展。
（3）巴西区域开发的“发展极”战略。
巴西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的措施是在落后地区建立“发展极”并以此形成发展网络，带动整个落后地区的经济开发。巴西“发展极”的建立是通过设立专门的开发机构来指导、组织并实施的。
（4）日本区域开发的特殊战略。
60年代，日本政府为缩小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缓解经济布局的不合理现象，先后制定了四次全面综合开发计划，采取了“据点开”、建设“定居圈”和“技术集成城市”等措施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3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了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刘国光（1984年）在其主编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中提到，经济发展战略是指在较长时期内，根据对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条件的估量，从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各个方面出发，考虑和制定经济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所要解决的重点、所经过的阶段以及为实现上述要求所采取的力量部署和重大的政策措施；杨万钟（1999年）在《经济地理学导论》中提出区域发展战略是在经济区划的基础上对未来区域经济发展蓝图的总体勾画，是进行区域规划和产业布局的重要前提。方创琳（2002年）在《区域发展战略论》中提出，区域发展战略就是根据区域发展条件、进一步发展要求和发展目标所做的高层次全局性的宏观谋划；单于广（2003年）认为我国当前宜采取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他认为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指由于我国各地区发展同一产业或者同一产业投人产出效果不尽相同，在国家所掌握的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证国民经济较快增长，国家必须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采取重点开发的方式，并在资源分配和财政投入对重点开发地区的重点产业进行倾斜，以此求得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共同富裕。
4结语。
李奇泽、敖明山（2008年）在分析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演化过程三个重要的阶段，均衡发展阶段、非均衡发展阶段、非均衡协调发展阶段后，作者指出区域统筹发展战略将是我国今后区域经济发展将选择的发展战略，他认为具有很强的统筹协调力是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的关键点，区域统筹发展战略有强大的资源整合力，具有生态支撑力是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的亮点，具有生态支撑力是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的亮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理论和模式也应保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和完善，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新的、适应需求的区域发展战略将产生。
参考文献：
［1］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谭祟台等《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3］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4］杨万钟主编《经济地理学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5］方创琳主编《区域发展战略论》，科学出版社。2002.
一、引言
1958年美国发展经济学艾伯特·赫希曼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率先提出“发展战略”这一概念，重点讨论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自己的潜力、资源与环境，谋求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联合国先后制定了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三个10年的“国际发展战略”，它使得“发展战略”一词逐渐越出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广泛运用于发达国家。
二、国外研究现状
2.1理论贡献
（1）区域平衡增长论。均衡增长的主要涵义是指国民经济中各个行业和部门相互协调、共同增长。主要包括赖宾斯坦（H.Leibenstein）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论、纳尔森（R.R.Nelson）的低水平陷阱论、罗森斯坦和罗丹（P.N.Rosenstein－Rodan）的大推进论，以及纳克斯（R.Nurkse）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
（2）区域不平衡增长论。区域不平衡增长论认为增长过程在实质上是不平衡的。其代表理论有佩鲁（Perour）的增长极发展理论、缪尔达尔（GunnarMyrdal）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和赫希曼（A.O.Hirschman）的依附理论。
（3）区域阶段发展论。倒U型理论（ReversedU－ShapedTheory）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J.G.Williamson）把库兹涅兹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他通过分析24个国家的国际横截面数据和10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认为国内不同发展阶段区域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地区间收入差异的长期变动趋势大致呈倒U型。
（4）钟型发展理论（BellShapedTheory）1980年。美国著名区域经济学家阿朗索（W.Alonso）提出了“钟型发展理论”，引入了描述经济发展过程的变化次序模式—钟型模式。在发展初期，国家的增长是不平衡的，存在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即使在某一区域内，用各人口组所占财富比例来衡量，社会不平等现象也很突出。由于某一个或几个城市增长很快，高速城市化是增长早期的特点。
2.2国外典型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战略选择案例。
（1）美国区域开发的“均衡”战略。美国在开发不发达地区时，采取的是均衡战略，其有七个主要措施：一是对不发达地区实现优惠税制；二是由政府出面组建经济开发区，帮助落后地区加快发展经济；三是以交通运输为重点，扶持经济落后地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利用财政金融手段，鼓励并引导私人企业向落后地区投资；五是优化产业布局，拉动经济增长；六是有意识提高劳动力索质，注重引导人力资源流向；七是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2）前苏联区域开发的“倾斜”战略。与美国不同的是，前苏联在区域开发上采取的是“倾斜”战略，主要是通过建立一些科研中心来辐射周围地区，为周围地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技术、人才支持，以此来促进相应地区的经济发展。
（3）巴西区域开发的“发展极”战略。巴西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的措施是在落后地区建立“发展极”并以此形成发展网络，带动整个落后地区的经济开发。巴西“发展极”的建立是通过设立专门的开发机构来指导、组织并实施的。
（4）日本区域开发的特殊战略。60年代，日本政府为缩小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缓解经济布局的不合理现象，先后制定了四次全面综合开发计划，采取了“据点开”、建设“定居圈”和“技术集成城市”等措施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三、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了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刘国光（1984年）在其主编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中提到，经济发展战略是指在较长时期内，根据对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条件的估量，从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各个方面出发，考虑和制定经济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所要解决的重点、所经过的阶段以及为实现上述要求所采取的力量部署和重大的政策措施；杨万钟（1999年）在《经济地理学导论》中提出区域发展战略是在经济区划的基础上对未来区域经济发展蓝图的总体勾画，是进行区域规划和产业布局的重要前提。方创琳（2002年）在《区域发展战略论》中提出，区域发展战略就是根据区域发展条件、进一步发展要求和发展目标所做的高层次全局性的宏观谋划；单于广（2003年）认为我国当前宜采取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他认为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指由于我国各地区发展同一产业或者同一产业投人产出效果不尽相同，在国家所掌握的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证国民经济较快增长，国家必须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采取重点开发的方式，并在资源分配和财政投入对重点开发地区的重点产业进行倾斜，以此求得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共同富裕。
四、结语
李奇泽、敖明山（2008年）在分析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演化过程三个重要的阶段，均衡发展阶段、非均衡发展阶段、非均衡协调发展阶段后，作者指出区域统筹发展战略将是我国今后区域经济发展将选择的发展战略，他认为具有很强的统筹协调力是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的关键点，区域统筹发展战略有强大的资源整合力，具有生态支撑力是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的亮点，具有生态支撑力是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的亮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理论和模式也应保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和完善，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新的、适应需求的区域发展战略将产生。
参考文献：
［1］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谭祟台等《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3］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4］杨万钟主编《经济地理学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1引言。
1958年美国发展经济学艾伯特·赫希曼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率先提出“发展战略”这一概念，重点讨论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自己的潜力、资源与环境，谋求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联合国先后制定了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三个10年的“国际发展战略”，它使得“发展战略”一词逐渐越出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广泛运用于发达国家。
2国外研究现状。
2.1理论贡献。
（1）区域平衡增长论。
均衡增长的主要涵义是指国民经济中各个行业和部门相互协调、共同增长。主要包括赖宾斯坦（H.Leibenstein）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论、纳尔森（R.R.Nelson）的低水平陷阱论、罗森斯坦和罗丹（P.N.Rosenstein－Rodan）的大推进论，以及纳克斯（R.Nurkse）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
（2）区域不平衡增长论。
区域不平衡增长论认为增长过程在实质上是不平衡的。其代表理论有佩鲁（Perour）的增长极发展理论、缪尔达尔（GunnarMyrdal）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和赫希曼（A.O.Hirschman）的依附理论。
（3）区域阶段发展论。
倒U型理论（ReversedU－ShapedTheory）
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J.G.Williamson）把库兹涅兹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他通过分析24个国家的国际横截面数据和10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认为国内不同发展阶段区域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地区间收入差异的长期变动趋势大致呈倒U型。
（4）钟型发展理论（BellShapedTheory）
1980年。美国著名区域经济学家阿朗索（W.Alonso）提出了“钟型发展理论”，引入了描述经济发展过程的变化次序模式—钟型模式。在发展初期，国家的增长是不平衡的，存在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即使在某一区域内，用各人口组所占财富比例来衡量，社会不平等现象也很突出。
由于某一个或几个城市增长很快，高速城市化是增长早期的特点。
2.2国外典型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战略选择案例。
（1）美国区域开发的“均衡”战略。
美国在开发不发达地区时，采取的是均衡战略，其有七个主要措施：
一是对不发达地区实现优惠税制；二是由政府出面组建经济开发区，帮助落后地区加快发展经济；三是以交通运输为重点，扶持经济落后地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利用财政金融手段，鼓励并引导私人企业向落后地区投资；五是优化产业布局，拉动经济增长；六是有意识提高劳动力索质，注重引导人力资源流向；七是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2）前苏联区域开发的“倾斜”战略。
与美国不同的是，前苏联在区域开发上采取的是“倾斜”战略，主要是通过建立一些科研中心来辐射周围地区，为周围地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技术、人才支持，以此来促进相应地区的经济发展。
（3）巴西区域开发的“发展极”战略。
巴西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的措施是在落后地区建立“发展极”并以此形成发展网络，带动整个落后地区的经济开发。巴西“发展极”的建立是通过设立专门的开发机构来指导、组织并实施的。
（4）日本区域开发的特殊战略。
60年代，日本政府为缩小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缓解经济布局的不合理现象，先后制定了四次全面综合开发计划，采取了“据点开”、建设“定居圈”和“技术集成城市”等措施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3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了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刘国光（1984年）在其主编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中提到，经济发展战略是指在较长时期内，根据对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条件的估量，从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各个方面出发，考虑和制定经济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所要解决的重点、所经过的阶段以及为实现上述要求所采取的力量部署和重大的政策措施；杨万钟（1999年）在《经济地理学导论》中提出区域发展战略是在经济区划的基础上对未来区域经济发展蓝图的总体勾画，是进行区域规划和产业布局的重要前提。方创琳（2002年）在《区域发展战略论》中提出，区域发展战略就是根据区域发展条件、进一步发展要求和发展目标所做的高层次全局性的宏观谋划；单于广（2003年）认为我国当前宜采取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他认为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指由于我国各地区发展同一产业或者同一产业投人产出效果不尽相同，在国家所掌握的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证国民经济较快增长，国家必须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采取重点开发的方式，并在资源分配和财政投入对重点开发地区的重点产业进行倾斜，以此求得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共同富裕。
4结语。
李奇泽、敖明山（2008年）在分析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演化过程三个重要的阶段，均衡发展阶段、非均衡发展阶段、非均衡协调发展阶段后，作者指出区域统筹发展战略将是我国今后区域经济发展将选择的发展战略，他认为具有很强的统筹协调力是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的关键点，区域统筹发展战略有强大的资源整合力，具有生态支撑力是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的亮点，具有生态支撑力是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的亮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理论和模式也应保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和完善，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新的、适应需求的区域发展战略将产生。
参考文献：
［1］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谭祟台等《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3］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4］杨万钟主编《经济地理学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5］方创琳主编《区域发展战略论》，科学出版社。2002.
西部地区是我国对外开放较早的地区，有着悠久的贸易传统。在历史上曾经作为我国古代的“经济特区”，发挥了对外（特别是对中亚地区）交流的窗口作用。中国西部地区与中亚地区的经贸合作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著名的“丝绸之路”使得我国的西部地区与中亚地区的经贸关系非常密切。日本早稻田大学长泽和俊教授曾指出：“丝绸之路是古代罕见的国际贸易通道，是联结欧亚大陆的动脉、世界发展的主轴、现代文明的母胎，它为欧亚广大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自汉代以来，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当时西北地区与中亚地区诸国的贸易往来达到空前规模。至清朝，西北地区与中亚出现了颇具规模的自由贸易。只是到了近代，西部地区的沙漠化倾向以及其它一些因素，致使“丝绸之路”辉煌不再。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一跃成为世界第十大贸易强国。但是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一度低迷，一直在低水平、低层次上徘徊，对外贸易依存度长期偏低，1996年，整个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仅为9.4%，而全国平均水平为35.55%，东部则高达48.49%；其贸易绝对额只有109.75亿美元，约为广东省的1/10，仅占全国贸易总额的3.78%。
在进出口商品结构与地理方向上，首先从进口来看，西部地区处于能源、矿产资源大规模开发的前期，原材料供给较为充足，因而主要进口机电产品、钢材、化工材料、汽车及其配件、化肥、农药等物资生产资料，且主要是从发达国家和地区进口，如美国、德国、意大利、香港等。其次，从出口来看，西部地区主要出口原材料、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近年来工业制成品比重逐步上升，出口商品结构已初步完成了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向出口工业品为主的第一梯级转换。以较具代表性的甘肃为例，1998年该省出口初级产品比重占11.5%，工业制成品占88.5%，其中，工矿产品占78.4%，农副加工品占12.6%，农副初级产品占9%。迄今为止西部地区出口遍及7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对香港、日本、美国、独联体、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典等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就占西部地区出口总额的80%以上。近年来中亚和西亚地区在西部地区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也开始加大。
二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比较优势分析
（一）与东部相对的劳动生产率、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的理论及实证分析
传统国际贸易产生的理论基础是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和俄林的资源禀赋学说。国际贸易的根源是国际分工，国际分工使得各个国家专业化生产本国最具比较优势的产品，并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交换而形成国际贸易。比较利益学说指的是：不同国家生产的不同产品存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或成本差异，各国生产各自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通过国际贸易双方获取最大利益；资源禀赋学说指的是：各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即劳动、自然资源、资本等要素的丰裕程度不同，因此，各国在生产使用本国最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并参与国际贸易时，可以获得最大利益。这些理论不仅是西方全部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它们同时也构成了大量经验验证的理论基础。
通过几十年的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极大提高，但同时其原来具备的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却日渐削弱，以致于在国际市场上逐渐丧失了其比较优势。那么，相对东部而言，西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及劳动力成本又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表1显示了1996年东西部地区及全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成本差异，表2则对他们在该年度的单位工资产值和单位产值工资额进行了比较。
表11996年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及全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成本
地区省份国内生产从业人口从业人口人均职工平均
总值(亿元)(万人)年产值(元)工资(元)
64.53115.6756118930
四川42156464.96519.85010
贵州719.831783.2040324758
云南1491.622186.268236231
陕西1175.381762.766684937
甘肃714.181521.4646945882
青海183.57247.2074266513
宁夏193.62245.3678915635
新疆912.15——5098
西部地区8757.7314326.696112.885888
东部地区37903.223906.4115854.87229.9
全国67795688509846.86210
注：(1)本表根据1997年《中国经济年鉴》编制；(2)劳动力成本用（地区）职工平均工资来代替；(3)劳动生产率＝从业人口人均产值＝（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地区）从业人口
表21996年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及全国单位工资产值和单位产值工资额
地区／省份单位工资产值（元）单位产值工资（元）
西部地区1.030.96
东部地区2.190.45
全国1.590.63
注：本表根据表1编制
由表1可知，西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比全国平均水平要低约38%，比东部地区要低61%，而劳动力成本仅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2%，比东部地区低18.56%。更具体一点说，西部的工资产值偏低，在西部每获得1元的工资只需生产1.03元的产值，而在东部需2.19元的产值，全国平均需1.59元的产值；而同时西部的单位产值工资额偏高，在西部每1元的产值就可获得0.96元工资，而东部为0.45元，全国平均为0.63元。可见西部地区在劳动力成本上虽然具备一定的比较优势，但此优势还不足以弥补西部地区劳动生产率低的劣势。
（二）西部地区资本、资源的现实比较优势分析
1.资本。由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市场不完善，竞争不足，“瓶颈”约束严重等原因，所受到的投入约束往往特别紧，资本不足是这些地区的常见特征。对西部地区而言，一方面由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了非均衡的地区发展战略，国家投资大幅度向东部地区倾斜，使西部的资金短缺问题更加突出。1981年～1995年，东部沿海地区国有单位固定投资占全国比重由45.91%上升到54.27%，15年增加了8.36个百分点，而西部地区由17.49%下降到14.27%；另一方面，在1985年～1995年整个地区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中，东部沿海地区占87.3%，西部地区只有4.2%。与此同时，在优惠政策和市场力量的综合作用下，中西部有相当一部分资金通过银行存贷差、横向投资和股票投资等多种形式流向了沿海地区。
2.资源。在劳动力、资本、资源这几大生产要素中，资源应该说是西部地区目前唯一的丰裕要素和优势所在。(1)能源等矿产资源。西部地区地上虽然贫穷，地下却很富饶。据勘察，西部地区主要的矿产有天然气、煤炭、石油、镍、铜、铅等，其中煤炭保守储量达3009亿吨，占全国总量的20%左右；石油储量为5.1亿吨，占全国陆上总量的23%；天然气的储量为4354亿立方米，占全国陆上总量的58%；全国近62%的镍、57%的铂储量集中在甘肃，97%的钾盐分布在青海。(2)农牧业等物产资源。西部地区由于具备诸多农林牧物产所要求的特殊的生态条件，如光照、温差、土质、水质等，从而使得其物产资源具有其它地区不可替代、不可比拟的天然垄断性。西部的瓜果、药材、皮毛等特产久负盛名，如能深度加工、开拓市场，极有可能成为西部地区的希望产业。(3)旅游资源。西部地区以其悠久的历史与复杂奇特的地形地貌，形成了丰富多彩、得天独厚的人文、自然旅游资源。在人文资源方面，西部地区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发祥地，有着众多的人类遗址、王朝故都、陵寝墓碑、宗教胜地、石窟城墙等，加之多民族聚居，民风民俗特色突出，由此形成了丰富的人文旅游资源。在自然资源方面，西部地区大川名湖、奇峰险山、高原盆地、雪峰冰川等自然景观构成了西部地区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基础。以上对西部地区劳动力的分析是在与东部地区的比较中进行的。而东部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比较优势（尽管这种优势正在削弱）在对外贸易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西部相对于东部更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将使西部的这种优势在国际市场上更为突出，但其低下的劳动生产率、严重的资本约束将极大地制约着其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发挥。西部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虽然较为明显，但是资本“瓶颈”、市场约束、技术条件等各方面的原因使得该优势在目前仅能成为一种潜在的优势，而难以演化为商品优势和产业优势。综上所述，依据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从目前的现实情况来分析，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存在着现实比较优势上的不足与缺陷。因此，如何选择一种正确的贸易战略便成为西部开发与开放中的重要课题。
三西部开放中的贸易战略选择
诚然，比较利益论是一种静态理论，以上对西部地区比较优势的分析也主要是从静态的角度进行的。但是劳动、资源和要素禀赋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在客观上的确是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贸易战略的基础性因素。因而上述对西部地区比较优势的静态分析并不是要拘泥于静态利益的获得，而是旨在通过对这一影响贸易战略的基础性因素的分析，为西部地区贸易战略的选择提供思路。
（一）西部地区贸易战略选择的原则和标准
各国和地区在选择贸易战略的时候都有一定的原则和标准，这些原则或标准有共同之处又有各自的特性。笔者认为，西部地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欠发达地区，既有着自身经济发展的特别区情，又有着发展中大国的特殊国情，因此在选择贸易战略的时候应该遵循下列原则和标准：
1.有利于动态利益的获得和可持续性发展。西部地区多年来处于低度开发状态，若在开放中只强调单纯的贸易静态利益，忽视长期的动态利益，那么在短期内可能会由于其资源禀赋、劳动力的成本（尽管因劳动生产率的低水平而被削弱，但仍具备一定相对优势）方面的优势而获得一些贸易静态利益，在长期内却丧失了贸易促进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等方面的动态利益。同时，过度的、掠夺式的开采资源又会造成对西部脆弱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因而西部地区贸易战略的选择应有利于获得动态利益，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取得优势资源和优势产业开发联动效应的开发性收益，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2.有利于东西协调，发挥国内市场广阔的优势，创建外向型区域经济网络。我国地区经济结构很不合理，二元经济矛盾突出，而西部、东部地区既要支撑广阔的国内市场，又要共同面对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这就要求西部地区在选择贸易战略时要避免与东部的发展战略和政策相冲突，也不能把东部的问题转移到西部，而应该在充分发挥区域优势的前提下，通过分工协作、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促使东西经济协调发展，充分利用广阔的国内市场，创建外向型区域经济网络。
3.有利于充分适应、利用国际经济大环境。在经济全球化、全球多边贸易制度日益自由化的趋势下，西部地区如果不能抓住机遇，不逐步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其经济发展的步伐将十分艰难。而且如果其所选择的贸易战略过分倾向于保护，则可能招致贸易伙伴国的报复或贸易冲突，同时也可能给我国加入WTO的进程设置故障，或者在加入WTO以后因违背WTO的原则和精神而招致制裁。因此，如何顺应和利用国际经济大环境，是西部地区在制定贸易战略时应着重考虑的基本问题之一。
（二）几种贸易战略在西部地区的适用性分析
贸易发展战略的基本类型主要有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两种。学术界对这两者孰优孰劣的争议颇多，但对贸易战略选择的客观基础和条件缺乏深入的分析，而离开了客观制约因素来讨论贸易战略的优劣是不现实的。应该说各种贸易发展战略都有其自身的有效性和局限性，都有其在特定现实情况下的优越性和适用性。那么，对于西部地区这样一个贸易水平和层次低、现实比较优势不很明显、潜在比较优势较难发挥的落后地区，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贸易战略呢？
1.进口替代贸易战略。
进口替代型贸易战略是指以国内生产和保护替代进口、以内销代替出口的贸易战略。进口替代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的战略途径之一，它主要以保护来求得本国比较劣势产业的发展并实现工业化。
进口替代战略具有明显的政策特点：在关税水平上，高关税是进口替代实现保护下发展的基本手段。国产进口替代在高关税的保护下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通过保护国内市场建立自己的产业和工业体系；在关税结构上，进口替代对资本产品和部分投入品实行较低的关税，甚至进口补贴，以降低国内生产的投入成本；在外汇、汇率方面，进口替代战略一般对汇率进行高估以降低进口投入的生产成本，同时往往对外汇的供给实行较为严格的管制以控制进口的总量和进口的商品结构、地理方向；在政府管制方面，进口替代是一种典型的政府统制和保护型的贸易战略。非关税壁垒的设置、关税及汇率水平的规定、特殊优惠的提供等都是政府干预或管制行为的体现。
对于西部地区这样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经济贸易水平严重滞后的欠发达地区，工业化进程无疑仍是其必经之路。一方面由于其建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各种资源要素投入约束较松，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国内市场都比较大，当一些资源被用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后，其余的资源用于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样一来，其产品在满足国内市场后可能就没有多少用于出口了。因此，西部地区的进口替代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国内市场广阔的优势，在现阶段仍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可持续发展，从而获得工业化发展的长远、动态利益。但是进口替代在关税、汇率等方面的政策要求极有可能与东部经济逐步外向化、国际化的趋势相冲突，不利于创建外向型区域经济网络，而且进口替代对比较优势的忽视和明显的保护倾向又不利于顺应、利用国际经济大环境，还可能导致贸易冲突和制裁。
2.出口导向战略。
出口导向贸易战略是指通过扩大制成品的出口来带动工业化和整个经济发展的贸易战略。它是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香港、新加坡等实现经济起飞的重要途径。
出口导向贸易战略的政策特点主要有：在关税水平上，出口导向所要求的平均关税水平较低，以有利于降低进口投入品的成本，同时也使进口替代不能在过高的保护下发展；在汇率上，出口导向贸易战略实行比较适当的均衡汇率，有时还实行低估汇率，以促进和鼓励出口；在补贴方面，出口导向的首要政策工具就是出口补贴，补贴的形式主要有出口退税、出口信贷、出口信贷担保等；在政府管制方面，出口导向客观上要求实行自由的贸易体制，要求政府放松管制，取消贸易壁垒特别是非关税壁垒。
出口导向战略重视比较利益和贸易利益，特别是贸易所带来的动态利益，这有助于充分发挥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或潜在比较优势）。出口导向是一种典型的外向型经济战略，西部地区若采用该战略有助于更好地协调同东部的关系，从而创建整体外向型区域经济网络。而对出口的鼓励和扩张则为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提供了信息交流的渠道和足够的竞争压力，有利于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促进西部产业结构的转变、升级。出口替代主张积极参加国际分工，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经济大环境。但是对出口的过于重视会导致依赖国际市场而忽视广阔的国内市场，出口过度将造成西部地区贸易条件的恶化甚至贫困化增长，西部在资源方面的潜在优势使得其主要出口资源密集型产品，这极有可能造成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从而不利于可持续性发展。另外，出口替代所极为强调的出口补贴也可能引致贸易摩擦和违背WTO的规则。
3.混合型贸易战略。
鉴于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各有其有效性和局限性，有人提出把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既通过进口替代保护国内市场发展独立自主的工业化，又采用出口鼓励政策发挥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发展。这就是所谓的“混合型贸易战略”。如果这种有效结合在理论和现实上都行得通的话，那么显然这是西部地区最为理想的贸易战略。然而，尽管许多国家都没有实行单一彻底的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战略，但上述理想结合的难度极大、可行性极低。原因在于保护政策会通过经济关联的过程形成对出口行业的转嫁，加重出口的压力和负担。这种转嫁系数据统计低者达0.43，高者达0.95。进口替代既提高了可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又可能提高了不可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这会使得进口投入品和国内投入品的价格上涨，这相当于对出口产品征税。而出口鼓励政策的实行又会抵消进口替代的保护效用。总之，保护政策的“反出口倾向”决定了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战略是不可能结合的。对西部地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西部需进口的大多是资本品，技术含量、价值含量较高，对出口产品的转嫁系数更高。
4.内撑外开型贸易战略。
内撑外开型贸易战略就是“以国际比较优势为依据，以国内市场为依托，以适度保护为辅助，全面对外开放的贸易战略”。(1)这种战略强调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走外向型发展道路。西部地区尽管现实比较优势不太明显，但还是具备一定的相对比较优势，特别是其巨大的潜在比较优势。因此在世界经济的广阔背景下挖掘、利用、发挥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建立自己的出口产业和主导产业，可以保证贸易经济的持续发展。(2)内撑外开型贸易战略重视发挥国内市场的作用，以国内市场支撑对外贸易的发展。国内市场广阔不是拒绝对外贸易的理由，但毕竟是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所在。目前西部地区的市场虽然只占国内市场很小的一部分，但市场潜力很大，东部沿海的一些大型公司和企业甚至一些跨国公司现在都开始把目光投向西部。若西部地区的潜在市场得以开发，将和东部、中部共同组成层次更深、范围更广的国内大市场，为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支撑工业化和对外开放、提高国际竞争力提供更多支持与保障。(3)内撑外开型贸易战略主张政府适度保护下的自由贸易政策。西部大开发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在此过程中离不开政府行为，离不开对一些落后幼稚产业进行保护，但整个贸易倾向是自由的，总体上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由此可见，内撑外开型贸易战略属于开放型贸易战略，追求贸易的静态利益和动态利益，对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一视同仁，适合西部地区现实特点与经济发展需要，总体符合前述的西部地区贸易战略选择的原则和标准，有利于发挥西部的潜在比较优势，获得动态利益，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有利于东西协调，创建外向型区域经济网络；有利于遵守WTO基本框架和规则，适应、利用国际经济大环境，从而把西部地区的发展潜力转换为现实生产力，把资源优势转换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并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强大的推动力。
【参考文献】
[1]白光主编．西部大开发丛书[M].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0.
[2]杨圣明主编．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上海锦江之星品牌的创立，拉开了我国经济型酒店的发展序幕，我国酒店业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国际酒店集团的关注。国际酒店业采取连锁经营方式，管理手段系统化、垄断化、集团化，经营管理水平完善，面对喜来登、希尔顿、香格里拉等国际知名酒店带来的竞争压力，我们必须深化酒店成本管理改革，实施战略成本控制，以增强我国经济型酒店的市场竞争力。本文基于成本控制理论，进一步研究我国经济型酒店成本控制问题，并提出了战略成本控制方法，为我国经济型酒店成本控制改善提供参考。
一、经济型酒店成本控制现状
（一）经济型酒店概况
我国经济型酒店开端的标志是上海锦江之星品牌的创立，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至今形成了三大类别：一是国际酒店管理集团，二是如家、锦江之星等全国性品牌，三是莫泰、七天类型的区域性品牌。本文从市场规模、价格状况以及市场绩效等方面对国内经济型酒店的发展概况进行调查。在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经济型酒店占酒店总量70%以上，形成了成熟的酒店业态；而我国经济型酒店兴起时间较短，还处于新兴业态，统计局2012年数据显示，全国住宿客房数共计357.3万间，其中属于星级酒店的仅有约21万间，其余374万间由经济连锁酒店、小旅馆、中低档宾馆及招待所等构成。而经济型酒店连锁品牌前三强也在不断扩大规模，以期能够占据更大市场份额以实现规模效益。由于我国经济酒店处于新兴业态，不同城市消费者接受度及消费能力的不同，以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经济酒店价格在不同区域、不同品牌，甚至在同一区域处于不同位置的房间价格都有区别。而各经济型酒店为占据更大市场份额所采取的不同营销手段使得价格差异较为显著。但从整个产业成长来看，这种价格差异属于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正常表现。成熟的经济型酒店资源配置绩效很高，净利润率更是高达40%-60%。但在价格、人力资源管理成本以及成本费用等方面还有诸多待改进之处，产业规模和经济效益仍有待提高。
（二）经济型酒店实施成本控制的必要性
经济型酒店的自有优势使其成为低成本高回报的投资品种，受到众多投资商的青睐。许多经济型酒店通过控制人工成本来提高利润空间，将服务自动化，客房打扫外包，降低员工与客房比例，不断扩大非人工服务范围并同时完善人工服务细节，既让客人满意又能保证酒店低成本运营两部分。酒店成本大致可分为前期建造成本和运营成本。前期建造成本需要考虑酒店选址、建造费用、酒店设施配备三方面；运营成本则需要控制管理成本、人工成本、采购成本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酒店想要保持活力，必须有完善的成本控制体系。一是因为成本控制能够使企业具有更大的低价竞争优势；二是能够保证酒店拥有更充足的流动资金，成本控制减少了酒店各环节的成本，节省的资金可用于员工培训、增加福利或者尝试推出酒店个性化服务等方面，增强酒店竞争力。
（三）经济型酒店成本控制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在成本控制方面，我国经济型酒店还存在诸多问题。一是缺乏全局观。常常以初期经营成本预估长期经营成本，例如降低初期投入成本，选取的材料质量难以保证，后期不得不频繁维修甚至更换。二是产业形象不清晰，价格跨度大。我国对经济型酒店界定标准一般是价位在200元左右，但实际上不同区域酒店价格差异很大，使消费者难以形成标准的价格预期，对经济型酒店长期发展十分不利。三是行业发展不规范，管理水平偏低。我国经济型酒店大多是由原来的低星级酒店改造而来，并且采取自营或承包方式经营，缺乏专业人才的指导，导致酒店管理模式落后，服务水平较差，运营成本高。四是缺少能与国外酒店抗衡的品牌。经过分析，本文得出经济型酒店成本控制问题的成因如下：一是投资的盲目性。缺乏科学的论证，没有明确经济型酒店的经营理念，投资回报率低。二是缺乏专业的行业管理。国内经济型酒店没有统一的行业规范，很多酒店只是生搬硬套国外的管理模式，缺乏有效的管理。三是专业化人才短缺。经济型酒店相对于星级酒店组织结构简单，对员工的要求更高，而实际上能够身兼多职的复合型人才寥寥无几。四是品牌意识薄弱，未形成规模优势。我国经济型酒店没有形成影响力巨大的品牌，仅有的锦江之星、如家等品牌也只在地区有一定影响力。
二、基于价值链的经济型酒店战略成本控制方法
（一）价值链的基本构成
价值链是企业经营活动中各种价值创造活动的集合。价值链的基本构成如图1。企业内部的价值链活动包括各种内部作业活动，由图1可以看出，企业各项价值活动都参与创造利润，利润的数额等于价值链上各项作业活动创造的总价值与消耗的总成本的差额。进一步分析价值链上的作业活动，可以将其分为核心的基本活动和必要的辅助活动，基本活动覆盖了生产经营、市场影响及服务、内外部后勤和服务。辅助活动主要是企业的管理活动，如基础管理、人员管理和技术研发等。
（二）基于价值链的战略成本管理
战略成本管理不仅受到企业自身价值链的影响，还会受供应商和买方价值链的影响，甚至有时还应考虑够供应商和买方的上下游企业的价值链。在对价值链进行分析时，可以通过对自身以及相关上下游企业的价值链的分析，来挖掘自身的竞争优势。因此，价值链分析是企业战略成本分析的一种有效方法，产业价值链是价值链分析的重要内容。产业价值链是指某一产业从原材料的开发到形成最终产品所消耗的价值创造活动的集合。每个企业都是产业价值链中作业活动的一个部分，它们互为竞争对手或合作伙伴。在战略成本管理视角之下，往往将企业置于其所属的产业价值链中，了解企业与其上下游供应商、经销商间的关系，并以此来建立战略联盟进而降低企业的成本；同时，企业通过将自身与产业价值链进行对比，发现企业自身存在的不足，从而识别出具有竞争优势的作业活动，以指导企业的经营战略，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企业价值链分析是通过对企业内部的价值作业进行分析开发，推进各个作业活动的优化以及相互协调，并根据企业的战略目标来权衡取舍各项价值活动。在经营过程中了解竞争优势，确立核心业务非常关键，企业通过对内部价值链的分析识别企业的价值活动，确认其分布状态以及在价值链中的位置，并将价值活动的成本和贡献的价值相比较，分析其合理性和贡献率，尽量降低非增值作业的发生率，提高增值活动的效率。而竞争对手价值链分析的核心是分析竞争对手的价值链，了解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及对企业的威胁，并与企业进行比较，从而识别自身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避开竞争对手的优势，据此制定更加有利的竞争策略。综上所述，价值链分析在企业战略成本管理中具有重要意义，表现在：确认并分解企业价值链上的各项作业活动，明确各项活动的贡献；识别企业价值活动之间的联系以及与上下游企业价值链的联系；根据企业各项活动的贡献及联系，优化企业的价值链。
三、基于价值链的经济型酒店战略成本控制
（一）经济型酒店的战略环境分析
在将价值链分析应用于经济型酒店之前，有必要对酒店的战略环境进行分析，主要包括外部环境、产业环境和内部环境分析。针对经济型酒店的外部环境分析，可以采用PEST分析方法，主要分析其外部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环境，如表1所示。由表1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型酒店的外部环境良好，国内政治稳定、居民收入提高以及旅游业的发展都为我国经济型酒店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针对产业分析，本文采用波特五力分析方法，建立酒店的五力分析模型如图2所示。潜在对手指一些比较知名的酒店集团，这些集团将经济型酒店市场带入了新的激烈竞争中，我国经济型酒店在面对这些酒店集团时，竞争优势较弱。目前替代产品的威胁不大，经济型酒店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替代品较少。在买方方面，选择面越来越广、了解的信息越来越全面，使得买方的讨价还价能力不断增强，买方会对酒店在价格和质量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酒店业的供应商集中程度较高，在讨价还价中处于有利的地位。我国经济型酒店处于起步阶段，内部优势在于电子信息平台的应用、不断增强的竞争意识，但是内部环境也存在较多问题，如管理不严、人力资源的缺乏、竞争手段较为单一、没有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这些问题都是我国经济型酒店发展的劣势。
（二）经济型酒店的价值链分析
通过对战略环境各个方面的分析，可以发现经济型酒店的成本管理还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可以通过价值链分析来识别竞争优势，获取市场竞争的优势地位。（1）经济型酒店产业的价值链分析。经济型酒店是服务的供应商，同时也是各种资源的消费者，是整个产业链中重要的一环，可以通过产业价值链分析，利用供应商和买方的价值链降低成本，取得竞争优势，经济型酒店的产业价值链如图3。通过分析上下游价值链，可以识别出在产业价值链中可以利用的节点。从上游价值链来看，酒店类企业的建设需要大量设备，经营过程要消耗大量资源，二者之和接近总成本的一半，因此，如果与供应商建立战略联盟，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成本，取得竞争优势。从下游价值链来看，酒店应注意了解客户的需求、信息来源、酒店入住率等，通过对客户方面因素的分析，制定相应的服务和定价策略。（2）企业自身的价值链分析。企业价值链中的每个作业活动消耗的成本和创造的价值都不同，进行价值链分析可以识别其中的非增值和增值活动，从而优化企业价值链。经济型酒店自身的价值链如图4。通过对经济型酒店自身价值链的分析，可以确定酒店其各项作业活动所产生的效益，根据各项活动之间的关系，调整酒店的价值链，如将非增值活动进行外包、提高增值活动的效率，可以节省酒店人力和物力资源，建立起更有优势的价值链，从而提高其市场竞争力。（3）竞争对手的价值链分析。经济型酒店的竞争对手主要包括星级酒店以及其他经济型酒店企业，通过对竞争对手的价值链进行分析，包括了解竞争对手的客房价格、入住率以及服务等信息，同时还可以与竞争对手的供应商及其大客户进行交流，深入了解竞争对手，结合自身的情况进行改进，并制定相应的竞争策略，包括定价、促销等策略，从而获得竞争优势。
综上所述，经济型酒店可以根据产业、自身和竞争对手的价值链分析所得到的信息优化自身价值链，如将某些作业活动外包、与上游企业建立战略联盟等，制定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成本控制策略，从而获得成本优势，占据市场竞争的有利地位。
作者:李波 单位: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时期，我国民航处于起步阶段，各方面发展都不健全，所以在1953年制定和实施的民航发展“一五”计划中，重点在于对加强安全管理，对民航组织进行整编，建设飞行队伍、航管体系和相关院校，增加航线，扩展通用航空。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书中第五章第五节民用航空中提出民用航空的发展，主要是加强首都与各地区主要城市和边远地区的联系。同时，为了适应农业、林业和地质勘探等工作的需要，发展专业飞行。这就是针对我国航空运输的第一个五年规划。
2.第二、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1956年9月党的“”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的初步设想》（汇报提纲），1965年9月中央讨论基本同意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1970年2月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研究、讨论、制定了《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虽然在这3个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都提到要发展运输业，但是规划发展提及的基本是公路、铁路和港口，而并没有对航空运输提出具体的指标计划。这使航空运输战略规划的发展受到阻碍。
3.第五个五年计划1975年，中共中央制定了《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安排了“五五”计划，提出后三年（1978—1980）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正式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并从这一年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此时，中国民航也开始实施“五五”计划，继续发展航空运输和通用航空。应该说，“五五”计划是航空运输战略规划的转折点，从此次计划之后我国的航空运输战略规划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4.第六个五年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80—1985年）是按照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到本世纪末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而制定的，是继“一五”计划后的一个比较完备的五年计划，要求在调整中使国民经济走上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六五”计划中提出要对民航进行体制改革，狠抓安全和服务工作，重视基础建设，加强科技教育工作。在国民经济发展“六五”计划中第十八章第五节民用航空建设中，提出要在5年内完成乌鲁木齐机场和首都机场收尾工程；改扩建上海、广州、成都、昆明、长沙、大连、沈阳、桂林、福州、兰州、青岛以及部分地方航线机场，提高技术等级和通过能力；改址扩建西安机场;建成敦煌等机场；做好武汉机场扩建的前期谁备工作。逐步改善与加强通信、导航和航行交通管制设施的建设。购置新型飞机，更新淘汰部分旧飞机。根据国际、国内客货运量及旅游、外贸等方面的需要，适当调整与新辟国际、国内干线和省、自治区地方航线，增加航班密度，发展为农业和能源开发等服务的专业航空。逐步提高飞机的日利用率和载运率，保证飞行安全，提高服务质量。
5.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年）提交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批准。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七五”计划中第十四章中，针对航空运输的规划中提出民航运输总周转量要达到25亿吨•公里，比1985年增长近1倍，发展集装箱运输，提高飞机运输效率和质量，积极稳妥地推进体制改革，民航部门利润的90%留给自己使用。在建设沿海开放城市机场的同时，新建和扩建一批机场。
6.第八个五年计划1990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1991年3月第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八五”计划中第三章第四节民用航空建设方面提出重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续建上海虹桥、昆明巫家坝、海南三亚、武汉天河等机场，新开工首都机场航站区。加强航行系统和空中管制系统的建设。进一步增加干线和支线的空运能力，合理规划航线网络，根据需要开辟新的航线。国际航线主要巩固现有航线，提高竟争能力。增强通用航空的作业能力。
7.第九、第十个五年计划1995年9月，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综合交通体系发展重点专项规划第三部分第五小节的民航发展规划中提出实施航空枢纽工程建设，合理安排机队配置，加强支线航空，强化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建设，改造和完善配套系统，全面增强航空运输能力。并分别对机场、机队配置、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建设、维修设施建设、航空信息系统建设、航油供应制定具体的规划。
8.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从“十一五”（2006—2010）开始计划改称为规划，同时中国民用航空也制定了有关我国航空运输发展的五年规划，中国民用航空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该规划共有八章，提出大力发展航空运输，积极发展通用航空，促进增长方式转变，全面建设行业文化，加强航空安全管理，建立航空安保机制，健全应急救援体制，夯实航空安全基础，优化民用机场布局，加快民用机场建设，保障航空油料供应，提高管制能力，提升保障水平，增强空域管理，推进新技术应用，加强教育培训以及深化体制改革等。规划首先对“十五”期间的落实情况进行分析，其次制定“十一五”期间的规划目标，分7个大的方面制定多维度的目标体系。
9.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国民用航空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1—2015）共10个章节，首先对“十一五”发展进行回顾，其次分析“十二五”面临的形式，再次根据面临的形式制定“十二五”发展目标，进而从6个方面分拆目标、制定多目标体系，最后制定保障措施。
二、我国航空运输战略规划阶段划分及特点总结
以上根据规划的内容和形式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航空运输发展规划进行了梳理，下面对航空运输战略规划进行阶段划分。笔者首先从我国航空运输战略规划的制定形式方面对航空运输战略规划进行阶段划分，分为3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从“一五”到“九五”，第二阶段为“十五”，第三阶段从“十一五”到“十二五”；然后针对每个阶段根据规划的内容进行二次划分。
二、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走出去”的影响
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普遍放缓，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为中国经济“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机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借助外资提振本国经济，尤其是爆发债务危机的西欧与希望尽快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非洲的愿望更为迫切，有利于中国企业并购国外优质资产、扩大海外投资。在国内，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调整优化国内产业结构成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客观上要求中国经济必须加快“走出去”，进一步提升“走出去”的规模与水平；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经济竞争力的不断提高，对外投资内生动力的更加强大，为中国经济“走出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走出去”工作得到国务院各部门与地方政府的更多重视，“走出去”观念得到更多认同，政府相关促进政策的积极效应正在凸显，有关法律体系逐步完善，初步形成了多方联动的工作格局。在国外，IMF等国际经济机构预测全球经济在新的一年将转向复苏，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将稳步上升，跨国并购将恢复增长；世界各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出台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对外资的限制有所放宽，有意在基础设施建设、资源能源与绿色环保产业等领域与中国合作，西欧债务危机也有利于中国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获取技术、人才、品牌、营销网络与有形资产。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也为中国经济“走出去”带来了诸多新问题：民族企业难以适应日趋白热化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国经济总体实力与发达国家尚有差距，相比之下缺乏品牌、核心技术与销售网络，内部管理不完善，缺乏科学的投资决策机制，对国外经营风险识别与控制能力较差，应对、预警突发事故的能力有待加强，熟悉国际规则与经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有限，运用东道国法律与国际通行规则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不足，对国际市场不熟悉而难以适应国际竞争，对外投资决策有不同程度的盲目性；“走出去”的经营秩序有待规范，许多企业的海外经营存在短期行为，社会责任意识不强，不善于处理企业利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境外无序竞争时有发生，“诸侯经济”诱发的“窝里斗”使企业利益受损，也破坏了国家的国际形象；“走出去”的管理服务体系有待完善，企业“走出去”的相关法制建设滞后，管理体制尚未理顺，政府管理部门之间协作不够，决策越位、监管缺位与公共服务不到位现象普遍存在，中介机构服务意识淡薄、行业组织自律、协调功能薄弱；“走出去”的外部风险更难防控，恐怖主义、局部动荡与宗教民族冲突等突发事故不断，一些国家的社会治安状况很难改善，突发事故波及范围很大，对中国企业员工人身安全造成危害，中国企业的海外经营随时要面对安全考验，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国有企业并购海外企业时经常遭到各种歧视，“中国”与“黄祸论”等反华谬论时有抬头。中国经济“走出去”起步晚于发达国家而挑战较多：对照“引进来”的成就，中国经济“走出去”尚需加强，政府公共服务尚需完善，中介组织尚需培育，企业人才瓶颈尚需解决，行业协会服务管理能力尚需提高，经营主体实力尚需增强，企业品牌尚需开发，企业经营行为尚需规范；全球经济周期性波动较大，各国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部分西方国家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破坏中国的正常投资并购；少数西方媒体死抱冷战思维不放，蓄意将中国企业的海外活动政治化，导致中外经济利益冲突时有发生，境外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国际相关行业的恶性竞争加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与中国恶性争夺海外资源。对照之下，中国经济“走出去”往往背离世情而异想天开，民间超前而政府滞后，目光短浅而难做长线，贪大求“洋”而激化矛盾，步伐紊乱而缺乏协调，单兵突进而保障不足。“十二五”收关之际，针对中国经济对外开放面对的上述新问题，中国经济调整“走出去”战略还要做好若干承上启下工作：更加注重制度设计，不断加强宏观指导，努力完善政府服务，继续强化社会责任。
三、经济下行迫使中国经济调整“走出去”战略
美国次贷危机诱发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运行的国内国际环境逐步恶化，调整“走出去”战略势在必行。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对外投资存在多头审批管理，对“走出去”的民族企业缺乏有效管理；国内企业在海外投资存在无序竞争，相应的金融服务不够完善；中国与其他国家尚未建成有效的双边、多边投资保护机制，导致对外投资风险加大。2014年，中国经济进一步下行，IMF对全球经济增长率的预估也从上半年的3.7％下调到3.4％。中国经济“走出去”在新的一年要面对的挑战主要来自全球经济不景气导致的悲观情绪；国际金融体系更为脆弱，难以为企业投资提供支持；较之于世界多数国家的社会不稳定，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以至于不少国家对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渐生被兼并之忧。在国内，在稳增长方面，主要产品市场需求不足，生产能力过剩、供大于求导致阶段性、结构性剩余，美国次贷危机导致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产品出口市场空间遭到压缩，开拓国际市场以扩大有效需求是一大经济课题；在调结构方面，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日益突出，产品积压影响经济效益与竞争能力的提高，地区经济结构趋同，房地产等行业生产能力供过于求，不少企业经济素质、经济效益低下，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逐步抢占市场、垄断技术、获取超额利润，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结构调整难度加大，实施“走出去”战略有利于在更多的国际市场以完成经济结构调整与资源优化配置；在促环保方面，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而增大，区域性生态环境形势严峻，自然资源开发强度加大，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影响着技术水平与管理水平的提高，污染物排放量居高不下，资源、环境、生态之间的矛盾积重难返，中国经济“走出去”是进一步参与国际环保合作的重要渠道与“倒逼”国内环保建设的必要手段。在国外，面对TPP等各类双边谈判，中国既要积极参与又要防范风险。对于中国这类急需扩大国际市场以利用国外资源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大于挑战。中国必须勇于并善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让国内企业到国际经济舞台上放开手脚多元发展：美日欧发达国家经济下行尚未触底反弹，中国要抓住机遇反守为攻，加快海外企业并购；非洲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潜力大，国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要大力扶持有一定实力的民族企业去开展不同规模、领域广泛、形式多样的跨国合作，在参与当地公益事业、树立企业良好形象的同时还要展开公共外交，全面反击污蔑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的谬论；“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发展潜力大，经济增长较快，是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一个重要方向，尤其是乌克兰危机等地区冲突有可能为中国进一步打开前国家市场创造机会，西方国家挑起与俄罗斯的新冷战对中国利大于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及复杂的国际经济工作中，涉外领导干部必须具备新的知识结构，必须具备开阔的国际眼光。尤其是要大力拓宽中青年领导干部的视野，大力培养其战略思维能力，使之善于观察世界大势并正确把握时代要求。对国际经济问题没有战略性思考是很难做好领导工作的，而且是很危险的。历史教训反复证明，不把握世界发展的大势而固步自封作茧自缚，是导致国家衰落与民族危亡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次贷危机积重难返，中国各级政府决策部门要加强对外经济风险防范指导，见微知著、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不搞临渴掘井。为了加速国内经济复苏，及时调整“走出去”战略有利于中国进一步获取海外能源资源，在国际能源资源分配中争取更加有利的战略态势；有利于逐步巩固中国自己的各种跨国公司，获得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空间；有利于中国更好地吸收外国先进技术，提高技术开发与自主创新能力；有利于中国主动地在更多的国际市场完成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经济下行导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的风险进一步增大，国内企业有必要更为主动地进军国际市场，组建自己的各种跨国公司以获取更多的能源资源，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向产业链高增值环节迈进，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在全球经济触底反弹乏力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调整“走出去”战略有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继续保持与拓展北美、西欧与东亚市场的同时进一步开拓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与东欧、独联体国家市场，要着眼于解决三大问题：一是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以扩大有效需求，二是从国外获取资源以缓解国内的资源、环境、生态压力，三是在更多的国际市场完成经济结构调整与资源优化配置。
四、当前中国经济调整“走出去”战略的新思路
中国经济“走出去”可借鉴的国际经验有：建立促进与保障“走出去”的法律体系，给予企业适当的税收优惠，建立海外投资风险基金，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逐步简化审批程序，放宽对人员出入境的限制，对资源开发型与科技开发型投资予以特殊扶持，完善信息服务，对“走出去”的领域与地区有所侧重。由于经营环境与国际化诱因不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战略选择既要遵循跨国公司实施国际化战略的一般原则，又不可能照搬发达市场环境下的所有经验。特别是对“走出去”的领域与地区，中国的抉择要有与之针锋相对的逆向思维。面对全球经济下行趋势，中国应以对外投资为主，以对外贸易为辅，突破贸易保护主义壁垒，促进中国外贸市场多元化，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国际市场发展空间；鼓励形式多样的劳务输出以缓解国内就业压力，将劳务输出与“一带一路”建设、国内经济区域平衡等国家战略有机配合，互为促进；促进外汇储备多元化以分散金融风险，外汇存底主要用于购买美欧国债而投资渠道单一且依赖性极强，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也已连续超过GDP的增长，加大海外投资既可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相适应，亦可解决资金与外汇使用渠道的多元化与合理化等问题；制定特别投资鼓励政策以促进海外资源开发类项目，拓宽海外投资领域以建立获取短缺资源的重要补充渠道；抓住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难得机遇，通过海外投资获取发达国家的先进工艺与产品研发技术，将国内成熟而饱和的工业成套应用技术转让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谋利。面对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要充分评估金融创新的复杂影响：信贷市场基础产品创新导致金融体系信用风险承担总量增加，资本市场衍生产品创新导致信用风险由信贷领域转向资本市场并传导给更加广泛的投资者，风险承担与转移足以加大系统性风险与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对信用衍生产品与资产证券化等信用风险转移技术影响金融体系稳定性的研究要高度重视；尽量克服金融机构现代风险管理技术的局限性：风险定价会增加系统性风险、导致商业道德与法律纠纷问题，资产证券化、结构性金融与信用衍生产品会导致风险集中、浓缩而加大风险交易的杠杆性，从而使金融危机更易横向“传染”，使国内市场在特定的宏观背景下更脆弱，微观机构的风险管理与宏观金融系统的稳定性难免冲突，风险定价技术在宏观上极易导致低收入阶层的沉重利息负担而诱发金融危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有效运行要靠内在动力与技术的支持与监管检查与市场约束；积极应对参与全球金融风险配置体系的挑战性：中国金融界“走出去”难免涉足全球金融风险配置体系而变成全球金融风险转移机制的一个环节，在此环节的任何作为都会影响国内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美国次贷危机导致中国几家银行受损，中国金融界在全球金融风险配置体系中占优势既有必要又有风险，而充分的人才、技术储备足以确保在国际竞争与风险配置体系中设定恰当的风险战略，提高金融风险的识别、衡量、定价与转移等现代金融风险管理能力。为了在全球经济下行趋势下继续让中国经济“走出去”，中国政府应在定位上更加明确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的正当性，围绕中国经济“走出去”加强各级政府的政策协调与部门协调，积极推进与中国经济“走出去”相关的人才培养，稳步增强中国保护海外经济利益的综合能力（例如，加强中国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发言权以争取中国不同产业对国际市场的定价权，推广公共外交以营造对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有利的国际舆论，夯实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建设以进一步提高中国军队的海外投送能力，通过发展更广泛的各类“战略伙伴关系”为中国经济“走出去”提供可靠的政治保障）。逐步取消对外投资管理审批制，加强对外投资与跨国经营的融资服务、信息服务、人才培训服务、海外权益保护与保险服务，减轻税收，完善国内市场法制环境，为重点跨国公司开通绿色通道，改善民族企业的国际舆论环境，建立为民族企业服务的社会支撑体系。外交部门要切实加强与商务部、发改委、财政部与行业协会等相关部门的协调与合作，为中国经济“走出去”建立科学的国家风险预警机制；大力加强经济外交，提高商务外交在中国整体外交工作中的战略地位，摈弃中国外交传统上重政轻商的积习，提高驻外使馆经商处的人员配备与素质，加大外事部门为中国经济“走出去”的服务保障力度；与相关法律部门携手加强外交保护法律制度的建设与研究，用好外交保护法律制度武器，切实维护中国企业员工在海外的合法权益；不断完善领事保护制度，有效保护中国经济“走出去”的海外合法权益；将公共外交纳入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如发展与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关系，加强与东道国民间机构的沟通，遵守东道国法规，尊重当地人习俗，援助东道国扩大就业、修路建校、参与环保卫生等公益事业，利用媒体改善自身形象、打造品牌知名度，增加企业经营活动的透明度以增强信息传播的公信力与有效性，利用媒体搞好危机公关，抢占话语权，组织各类公关活动、开展游说活动传播企业理念，培训专业人才调研东道国之政治、军事、文化）；建构经济风险防控体系，加强信息网络、国际经济合作预警制度建设，强化国际经济合作安全监管措施，落实国际经济合作安全责任及其督导检查，健全国际经济合作应急机制。民族企业要练好内功，打好基础，不断完善风险评估体系与规范内部投资决策程序，不断加强对海内外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的引进、培训与自主创新与标准、专利投入的能力，不断加强保护与积累知识产权的力度；要有备而去，有的放矢，做好前期调研，对东道国的投资政策、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适用性与文化差异深入细致地分析比较，扬长补短力争“专而精”，集中力量做好自身优势业务，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再进军新领域；要创新方式，多方合作，充分了解国际规则与东道国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各种策略创新对外投资合作方式，以间接投资与非国有资产为主，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不控股以尽可能减少阻力，亦可在“亲、诚、惠、容”的外交原则指导下与外国跨国公司携手“走出去”。总之，中国经济要继续“走出去”，民族企业要激发内部建设动力，加快国际化能力升级；政府各部门要完善多样，为民族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环境；相关中介机构要发挥特色优势，为民族企业“走出去”排忧解难。
从建国初，快速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到改革开放，提高综合国力、提升国际竞争力，逐步促成了中国政府主导、投资驱动、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国富优先的发展目标，强化了政府主导、总量导向的增长模式;财政分权体制、唯GDP政绩考核，刺激了地方政府投资冲动，进一步固化了投资出口增长模式，导致长期投资、出口过高、消费短板的现象。从结构看，我国最终消费率逐渐降低，而投资率逐渐提高，投资—消费失衡(见图1)。消费率从1978年的62.1%降到2012年的49.1%，在有数据可比的国家中是最低的。其中居民消费率更是从1978年的48.79%降到2010年的33.8%，降低了15个百分点(见图2)，与世界任何国家相比都很低。同期总投资率则从1978年的38.2%提高到2012年的49.2%，提高了21.4个百分点。2003年以来，投资率已连续10年超过了40%，年均为46.06%，超过世界平均投资率(22%)24个百分点，在有数据可比的国家中是最高的。从经济贡献看，消费的“短板效应”日益显著。2000～2013年期间，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由65.1%降至50%，降低15.1个百分点;而投资贡献率则由22.4%提高至54.4%，提高32个百分点。2004～2013的10年间，消费、投资对经济的年均贡献率分别为45.35%、51.8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4.4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6.3%(见表1)，说明我国依然以投资为主动力，离消费拉动尚有距离。从国际比较看，相同年份，我国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水平，同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典型发展中国家。2000年以来，美国的居民消费率一直保持在70%以上，英国超过了60%，日本和韩国也在50%～60%之间，OECD国家平均水平保持在55%～57%之间。［7］而我国居民消费率从2000年46.4%降到2012年的35.7%，年均39.046%。2010年“金砖五国”的巴西、印度、南非、俄罗斯、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分别为64.2%、63.2%、56.9%、51.3%、33.5%，中国最低。
(二)剖析与思考
长期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经济发展动力格局导致了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贸易高顺差、消费低水平的无后劲、不可持续增长和发展模式，需求结构出现明显的“外强内弱”、“外升内降”、“消费短腿”特征，对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带来严重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经济自主、持续增长的动力大大削弱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加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市场继续动荡与萎缩，外部需求短期内很难恢复;而过度依赖投资会加大经济风险。目前投资率和增量资本产出率②(ICOR)“双高”，表明中国投资效率低下。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的投资率和增量资本产出率在2～3之间。我国投资率和增量资本产出率1979～1995年间平均为2.3，1996～2011间年平均为3.5，1998、1999年高达5～6，［8］2008～2013年均值已经升至6.7［9］。低效率的高投资是中国经济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益的“库兹尼茨增长”的内在根源，［10］它不仅形成“投资—债务—信贷”相互加强的风险循环，引致“信贷膨胀溢出型通货膨胀”，而且加剧产能过剩、能源紧张、金融系统性风险、产业结构扭曲、资源配置无效、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还将在自主性和持续动力上影响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2.经济增长、发展的成果分享不均首先，“国富民穷”式增长表明发展成果在政府与民众间分享不均。中国持续35年高投资率、高储蓄率、低消费率并存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一方面导致居民收入增速与经济发展不同步。1978～2012年，中国GDP、人均GDP、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为9.8%、8.7%、14.6%，明显高于城、乡居民收入年均7.4%、7.5%的增长率。同期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年均增长为24.9%，［11］低收入、高储蓄势必导致低消费;另一方面，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挤出效应明显。2000～2011年，居民消费占比由74.5%降至72.2%，政府消费占比则由25.5%提高至27.8%;［7］此外，与世界平均水平50%～55%相比，中国劳动者报酬、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偏低且持续下降，导致居民消费能力持续走低，民众难以分享高速增长和发展带来的成果。国际劳动组织根据中国1978～2007年数据估算，中国劳动报酬占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国内消费大约下降0.412个百分点。［12］中国劳动者报酬占比在1990、1995、2000、2006、2011年分别为53.4%、52.8%、51.4%、40.61%、44.9%，2007最低达39.74%。1995～2008年，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也由13.32%下降到11.21%，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由13.6%下降到11.7%。［13］居民消费率由1981年的53.1%降至2012年的35.7%，累计下降了17.4个百分点。其次，收入差距拉大和财富分配不均体现了发展成果在个体间分享不均。目前中国城乡、行业、群体、部门、地区之间以及单位内部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3～2013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平均为0.481，城乡收入差由1978年的209.8元提高到2013年的18059元，收入比从2.57上升到3.03;目前，我国收入最高10%群体和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已经上升到23倍。［14］而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由2005年的29.1万元增加到2010年的66.8万元，平均每年递增18.1%。如此差距表明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同时，收入差距与财富分配不均也大大降低了居民平均消费倾向。2000～2011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由79.6%下降到69.5%，2010年和2011年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分别为74.0%和74.8%，比2005～2009年有所下降。［15］3.社会生产的目的和手段发生扭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保证社会成员享有充分的福利和得到全面的发展。但长期出口导向政策催生出为出口而生产的扭曲现象，大规模出口虽然使我国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但国人却去境外集中消费、大量采购，国内居民消费水平、生活质量并未随出口创汇而提高。
二、消费主导:行稳致远、均衡增长的重要保证
消费主导，实质是以消费为增长的基础手段，以消费—投资比例协调、良性互动，总需求结构平衡为途经，以改善民生、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终极目标，实现经济自主协调、长期稳定的增长模式。2012、2013年我国GDP增长率为7.7%，创1999年以来增速新低;2011～2013消费贡献率连续三年超过50%，而出口贡献率为负，说明我国已进入中速增长、长期稳定、增长动力结构调整的历史拐点。在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亟待调整。从1997年提出扩大内需以来，中央政府增强消费拉动经济基础地位的政策导向不断明晰:200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消费主导型经济;十七大、十七届五中全会相继提出形成和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2014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两会强调坚持扩大内需战略，提出加快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着力优化消费环境，促进稳步发展、均衡增长，消费的主引擎作用不断强化。在国际市场出口拉动难以企及，国内市场投资拉动风险加大的背景下，走向消费主导的战略转型既是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最重要的结构转型，也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均衡增长的基本支撑。加快形成从“中国制造”、“中国投资”转向“中国消费”的消费主导、三大需求协调拉动的经济增长新局面，对中国经济短期稳定、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对社会和谐和科学发展观实现，对促进发展方式根本转变，打赢改革攻坚战具有决定意义。
(一)从动力源上转变发展方式，跨过失衡增长与成长陷阱
消费主导是从动力源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根本途径。战后美国雄踞世界经济霸主的主要原因在于“消费是支撑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1959～1978年，美国最终消费率、投资率、净出口率年均分别为79.29%、20.45%、0.27%，［16］2013年按现价计算的三大需求分别为83.4%、19.5%和－2.9%。而我国1978～2012年三项指标分别为59.26%、39.66%、1.33%，与美国30年前比，消费率低20.03个百分点;投资率、净出口率则分别高出19.21、1.06个百分点。显然我国是以投资、出口为主导的失衡增长，这种模式形成了积重难返的粗放式增长、缺乏后劲的低水平发展、丧失主动的外拉式增长、差距拉大的非共享式增长。实践证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大都由于经济增长乏力，最终导致财政危机，没有能力通过发展来消化自身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我国能否继续保持30多年的中高速增长，能否解决新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能否跨过“成长陷阱”，关键取决于我们能否在国内环境变化和国际形势难料背景下，实现从消费主导的动力源上转变发展方式，在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中有效培育增长的内生动力。1978～2013年，我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54.64%，虽然在三大需求中最大，但与世界平均水平70%、发达经济体80%的平均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当然，较大的差距正说明我国消费拉动的潜力巨大，如果我们把经济发展转到消费主导的三大需求协调拉动，消费贡献率提高到世界平均水平，那么，就能从动力源上扭转消费、投资、净出口失衡局面，实现均衡增长。
(二)从自主性上保证行稳致远，避免外部牵制与经济震荡
过度依赖外需支撑的增长其动力来自于变幻莫测的外国市场、外国需求和外国消费者。一旦外部经济有什么风吹草动，对一国经济造成的震荡和波动就很大。1978～2013年，我国净出口对GDP贡献率最高50.4%与最低－66.4%之间相差116.8个百分点;对GDP拉动最高4.2与最低－8.9之间相差13.1个百分点，震荡幅度都很大。这种外源型、外生型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模式，极易导致外需依赖症、经济依附症、外贸挤压内需症和三大动力失衡症;在破坏开放尺度和经济安全的同时，极可能掉入“出口陷阱”、“全球化陷阱”和“反倾销陷阱”。［17］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除2010年外，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均为负值，证明欧美市场萎缩给我们带来的外部冲击很大。最终消费的贡献率与拉动则平稳很多。所以，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根基是内需，关键是消费。从国际经验看，内需主导、消费引领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途径。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蕴藏着促进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巨大内需潜力，消费主导是从自主性上增强内生动力，提高抗冲击能力，释放增长空间，保持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作为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建立消费主导的自主型增长和发展模式，才能避免因外部牵制、干扰所造成的震荡和波动，保证经济行稳致远。中国经济对外依赖度较高。1978～2013年，我国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5.506%，1978～2005年均净出口率几乎全球最高，达2.6%(见图3)。对外依存度是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依存度从1978年8.4%上升到2006年67%的高峰，表明我们抓住了这个高增长时期的机遇，最大限度地提升了自己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贸易环境逐步恶化，我国外贸依存度从2008年的56.93%降至2013年的45.4%(见图4)。表明外需受外界影响明显收缩，也证明我国对外需的依赖开始减弱，经济发展正由外需拉动向内需驱动转变。2013年我国外贸总额41600多亿美元，占世界货物贸易总额的12%左右，已经跃升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所以，继续提高外贸份额已不现实，应该在着重扩大内需的同时稳定外需，着力提高外贸的质量和效益，以内需增强发展的自主性，以外需提升发展的空间力，形成扩大内需和拓展外需良性互动，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三)从终极目标上实现民富国强，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外贸总额、外汇储备余额全球第一，GDP总额全球第二的骄人成就。但长期持续走低的最终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既不符合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民富国强”执政理念，也不符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终极目标。消费既是增长的最终动力，也是发展的直接体现，作为最终需求，它不仅直接关系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强弱，而且直接影响社会成员的福祉水平高低。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意味着经济不再是为了增长而增长，而是在增长基础上的民生改善，是全体社会成员消费能力和福祉水平的普遍提高，是真正意义上的民富国强，它将为扩展多数人的机会和能力创造条件，从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终极目标的实现。
三、转型支撑:路线图与制度支撑体系
真正实现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需要诸多方面的协调配合和支持。
(一)从政府转型上扭转发展导向
消费主导的战略转型，面临深层次体制矛盾问题和多方面结构性失衡挑战，亟需通过政府转型来解决。2000～2013年，我国GDP从99214.55亿元增加到568845亿元，增长5.73倍;公共财政收入从13395.23亿元增加到129143亿元，增长9.64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6280元增长到26955元，增长4.29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2253元增长到8896元，增长3.94倍。显示我们实现“民富国强”目标还任重道远。因此，从根本上扭转唯GDP目标的增长，尽快确立市场主导、民富优先、以人为本的发展导向，才能为消费主导的经济自主协调发展奠定宏观导向基础。
(二)从理论创新中摆正发展目的
长期以来，受马克思主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经典理论和凯恩斯“增加政府投资—刺激需求—走出衰退”主流经济学理论影响，我国一直把生产作为目的放在首位，把消费变为工具，异化成手段，形成了典型的“投资依赖症”、“消费忽视症”。资源稀缺前提、“经济人”假设、效率至上原则又进一步强化了做大“蛋糕”、生产出更多产品、赚取更多利润的生产本位思想，消费则在手段和次要位置中被长期忽视。所以，实现消费主导的战略转型，需要从理论创新上将消费从“手段”还原为“目的”，作为发展的源头和内生动力。这就需要“领导管理者从生产决定论及凯恩斯局限性理论转向正确的政治经济发展规律，其公式为:消费—科研、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为实现国家发展战略转变的实质性提供理论支撑。
(三)从指标体系上明晰发展路线
实现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就是要从多方面扭转消费率尤其是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的趋势。为此，不仅应该制定转型的战略步骤，而且要有清晰的路线图。本文建议将城乡居民收入、居民消费率提高作为约束性目标，纳入各级政府及其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根据与消费的正、负相关，我们以2010年为参照，设计出未来20年相关经济指标的预期值(表2)，为我国消费主导的战略转型提供参考依据。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我国的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为此国家采取了各种措施和手段来解决日益严峻的就业问题。本文试图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角度论述我国的就业促进战略。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失业理论
新兴古典经济学以超边际分析来复兴古典经济学思想，把研究重点放在分工与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上。在杨格看来，分工包含着三个方面：一是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二是不同专业的种类数；三是生产的迂回度。而生产的迂回度是工业化的一个主要特点，工业化发展的程度越高，迂回生产链条的长度就会越长。伴随着新技术的产生和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或经济增长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分工水平演进的过程，表现为个人专业化水平加深，生产的迂回程度提高，迂回生产链条上每个环节的产品种类数增加，而这意味着不断出现新的专业和分工领域。
根据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失业是与分工相关联的一种经济现象。如果没有分工，整个社会都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时，不存在失业；当整个社会处于完全分工状态，每个人都进行专业化生产时，社会也没有失业。失业发生在一定水平的分工阶段上。从一般意义上讲，当分工演进机制受阻，原来的专业化生产不能进行时，从事专业化生产的劳动力既不能重回自给自足状态，也不能跃进到新的分工水平状态，失业便会产生。具体而言，新兴古典经济学解释失业有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式是分工网络的可靠性，即交易风险来解释失业现象。在新兴古典产权理论中，若每个交易都有一个失败的风险，则当外生交易效率改进时，均衡的分工水平会上升，而整个经济分工协调完全失灵的风险也上升。但是因为外生交易效率改进时，增加的分工好处大于增加的总外生交易费用和增加协调失灵风险的坏处，所以人们会从这些相互冲突的效果之间的最优平衡角度，同时选择高分工水平和高协调失灵的风险。而高分工水平意味着商业化程度、大市场容量和高总量需求，分工协调失灵的风险则意味着人们在协调失灵中可能被迫回到自给自足的低生产效率。因此，整个经济分工协调失灵的风险意味着大规模失业的风险。
第二种方式是所谓整数理论来解释失业现象。所谓整数问题就是瓦尔拉斯均衡存在的整数条件，即能产生最高效用的角点均衡中，选择专业化模式的角点均衡人数必须是整数。假定一个经济中只有3个人，当交易效率提高到一定程度时出现分工，瓦尔拉斯全部均衡意味着每个专业有1.5个人，这与整数条件不符。因此瓦尔拉斯均衡可能不存在，但如果3个人中有一个人的生产率低于其他两人，则瓦尔拉斯均衡仍会存在。而两个生产率高的人会发现，与生产率低的人进行分工将会影响他们的收入。所以，他们将会形成一个瓦尔拉斯均衡并将生产率低的人排除在分工之外。生产率低并不是这个人被排出分工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整数条件不满足。因此他是在愿意卷入分工且当整数条件满足时也能卷入分工，但却因整数条件不满足而被迫处于市场和分工之外。这类失业就是非自愿失业。
第三种方式是分工结构的变化来解释失业。当交易效率或生产函数的参数变化时，均衡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贸易品种类数、均衡的迂回生产链条的长度都会变化。这些变化就会要求某些人改行。若改行的费用很高，则在分工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产生失业现象。由于分工的特点是专业化熟能生巧的正面影响，所以改行也意味着过去的专业经验突然变得无用，而新入行者永远赶不上已有很多专业经验的人，因此再也难以找到就业机会。也就是说，一旦失业，就失去了边干边学的机会，因而效率会更低，形成恶性循环。
新兴古典经济学从分工角度探讨了失业产生的根源，在现实经济中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尤其是对处于高度分工水平的发达国家。我国现阶段的分工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还比较低，新兴古典经济学提供了一个认识失业的新视角，对研究我国的失业问题具有启示意义。
分工演进阻滞是我国就业形势严峻的重要原因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可以带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好处，但同时又增大了交易费用。当交易效率十分低时，分工带来的好处小于交易费用，经济体系处于自给自足状态。当交易效率外生改进时，经济体系就会从自给自足向完全分工演进。供给和需求是分工的两个侧面。随着分工演进，社会的商业化和市场化程度也会随之发生演进。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从分工不发达的经济体系演变为分工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系的过程。
有学者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分析分工和就业的关系后指出，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就业问题只是市场需求的问题，总需求不足自然会导致对劳动力需求不足，失业也就成为市场机制排出剩余劳动力的必然结果。在以分工——就业为基础的、关于经济增长的新的分析框架下，市场需求是内生的，刺激需求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最终办法，就业问题应该放在以分工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框架中去考察。这个新的分析框架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不同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本质区别在于分工演进不足。由于分工水平低下，市场机制所能起到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也是低效的，经济增长的速度虽然较快，但其质量水平却不高，就业水平不高也就不可避免了。我国的就业问题是由低水平分工和低人力资本积累造成的，一味地靠刺激内需、增设工作岗位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为分工扩张创造更大的空间，提升分工水平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基本途径。
杨小凯（1998）认为经济发展的实质是劳动分工的演进，而失业或隐形失业或是由于分工水平低，大多数人自给自足，找不到专业化的就业机会，或是分工水平很高时，由于大分工网络造成的协调失灵风险高，加上转业的困难等原因造成。但在经济起飞、分工演进加速的发展中国家，失业不是大问题。正如台湾、香港、温州经济起飞时不但不会有失业，反而劳力不足要从外地进口劳力。从一般意义上讲，充分利用分工经济的效果，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来缓解目前的就业压力。随着分工的演进，产业链会不断加长，会促使中间产品专业生产者人数增加。但是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制度还不完善，制约了分工的自发演进。
我国分工演进阻滞的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不少地方政府抱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思想，一味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地区经济结构，甚至不惜动用行政力量直接干预跨地区的分工，这种“自足自给”经济布局使得不少地区的分工长期处于低效率的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分工的自发演进。二是很多企业的诚信程度不高，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不完善，使得不少企业认为企业之间进行交易的风险比较大，内生交易费用较高，因此宁可自己组织生产产品，也不愿意进行分工。这无疑是影响分工演进的重要因素。三是企业组织缺乏弹性。当企业内部组织生产某种产品的零部件的成本过高时，企业本应该放弃“自给自足”的方式，把这种零部件外包给专业化的企业，但这样做往往意味着要影响到原有的机构和员工的利益，从而使得这种专业化的分工因为遭到这些机构和员工的抵制而不能实现。企业组织的僵化现象在国有企业中尤其普遍，严重阻碍了整个社会分工的深化。
以分工促进就业是我国就业促进战略的指导思想
根据上面的分析，透过失业现象的表面，可以认识到我国分工的自发演进受到阻滞，分工水平不足，不能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是造成我国失业现象严重的重要原因。因此，我国各级政府在制定就业促进战略时，应当确立以分工促进就业的指导思想，在各个方面采取有利措施促进分工深化，为分工的自发演进创造一个适宜的制度环境。
政府应当放弃片面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结构思想，真正树立起社会化生产的观念，放手让企业进行自发的分工协作。政府的行政干预往往会扭曲企业之间的分工行为，造成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的低下，最终压抑分工的深化。
加快全国性的企业信用档案体系建设，将目前分散在诸如银行、工商、税务等不同的政府部门和单位的企业信用数据进行集成，建立一个完整的企业信用数据库。定期向社会公布那些资信不好企业的名单，让资信不好的企业在市场上既筹不到资金也找不到合作伙伴，从而抑制欺诈、违约等内生交易费用的发生，让大多数守信的企业能在一个相对良好的市场环境中，打消顾虑积极进行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
改革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促进劳动力的自由迁徙和就业。社会化大生产的性质决定了劳动分工不可能只局限在某一地区，而是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分工的这种超区域性意味着劳动力应当能够自由地跨区域进行流动，这样才能保证劳动分工的最终实现。因此，国家应当改革沿袭数十年的户籍管理制度，打破区域之间劳动力流动和迁移的藩篱，建立起适合劳动力进行自由迁徙的制度安排。
我国各地区的分工水平有很大的差异，就业结构呈现出很强的区域性。从总体上看，东部地区以及省会城市分工水平高，就业机会相对较多。但在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尤其是资源枯竭的矿城，军工企业密集的大三线地区，以及非省会城市的老工业基地的人口结构老化，人才流失严重，近年来就业岗位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这三类重点地区成为当前就业困难群体最为集中、就业矛盾最为突出的地区。对于这类地区，政府除了有计划的改造原有产业结构和布局以增加就业机会外，还应当鼓励劳动人口进行流动迁移，让有工作能力的群体积极参与到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
在市场经济中，社会化大生产所进行的劳动分工是自发形成和不断演进的，政府运用行政力量进行有意识的分工安排往往并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有时反而会扰乱正常的分工秩序。分工的演进有赖于交易效率的提高，而交易效率的提高取决于能够有效减少交易费用的合理制度安排。我国正处在复杂的经济转轨时期，政府应当不断地审视和分析与分工有关的各项制度运作的有效性，及时清理以前出台的各种阻碍和抑制分工的政策措施，为分工创造相对宽松和合理的制度环境。与此相应，分工的深化则会不断地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促进就业。
参考文献：
1.贾明德，李斌．新兴古典资本理论与西部开发[J]．甘肃社会科学，2002（2）
2.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