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化与工业化相伴而生，是工业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没有运输化就没有工业化。运输化理论是首次跳出仅局限于个别运输方式的分析方法，提出将各种运输方式作为一个系统进行分析研究的运输发展理论。该理论将经济发展中的运输化过程分为前运输化、运输化和后运输化三个阶段［1］。实际上，这三个阶段也是指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社会经济大系统中的交通运输子系统所处的不同状态。其中，前运输化阶段主要在工业革命发展之前，其特征表现为交通运输条件虽然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但从总体上看社会经济对交通运输的依赖比较小；发展到了运输化阶段，交通运输系统进一步扩张，社会经济的发展对运输速度和质量等的要求越来越高，运输需求越发多元化，并会逐步从初步运输化发展至完整运输化；而到了后运输化阶段，交通运输的重要性开始让位于信息化，并体现出后运输化趋势。该理论还指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可以按照运输化的这三个阶段进行划分，这就是经济发展的运输化过程。在运输化过程中，人与货物空间位移的范围因现代化运输工具的使用而急剧扩大，交通运输因此成为经济快速发展所依赖的最主要的基础产业。［2］由于仍处于市场经济初级发展阶段，我国的运输化从总体上看也属于初级阶段。探索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使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能够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运输化初级阶段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也是决策者和管理者关注的重要问题。由于我国是一个经济发展状况很不平衡、基础交通条件也不一致的大国，区域差异及其特征明显，不仅有东、中、西部的局部差异，还有局部之中各省份之间的地域差异，因此基于运输化理论研究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有一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关系进行了积极的探讨，比如：郎志红的研究认为，交通运输对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经济空间结构及区域市场都会产生影响，我们要注意发挥这些有利因素，促进经济发展［3］；周志龙通过研究我国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化与交通运输结构发展变化关系探讨了交通运输结构的演变规律，分析了不同区域经济因素对各交通方式的影响以及各区域交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情况［4］。但是，基于运输化理论来研究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却不曾见到，本文拟就此做以下探讨。 一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 在经济发展的运输化过程中，整体上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会推动交通运输的进步，而交通运输的改善又将反过来促进和引导社会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两者交替推拉、循环往复，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态势。具体到运输化过程的三个发展阶段，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应呈现出了不同的阶段特征：在前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表现出弱需求，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表现为弱支持；在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由弱变强，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也由弱支持变为支持；在后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相对于信息化而言相对由强转弱，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则转而表现为优化支持。不论是整体上的交替推拉，还是阶段化的相互影响，也不论是全局还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运输化过程实际上正是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相互耦合作用的过程。所谓耦合，原本是指两个本来分开的电路之间或一个电路的两个本来相互分开的部分之间的交链，可使能量从一个电路传送到另一个电路，或由电路的一个部分传送到另一部分，其中，多个物理场相互叠加的影响问题被称为多场耦合问题。图1为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的作用机理示意。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可以直观地体现在其主导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上，并最终以GDP来量化反映；区域交通运输的实现需要有移动线路、沿线设施等基础设施和移动设备，并集中表现为整体上的立体式网状布局，以客运量和货运量来量化反映。两者可视为两个电路或一个电路的两个部分，其间相互交链，能量可相互传送，正似上述的耦合关系。而区域交通运输体系中不同的区域A、B、C，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管道等不同的运输方式，客运、货运等不同的运输对象，以及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体系中不同的产业分类等，都可以看作是不同的物理场，它们之间相互叠加影响，使得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更似多场耦合，变得极为错综复杂。不过，运输化理论将各种运输方式作为一个系统进行分析研究的理念，又使得这一错综复杂的多场耦合关系回转到了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相对简洁的两两耦合关系上。正如图1所示，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的交链点是运输需求，能量传送的影响机制为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下文则分别就两者耦合关系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表现以下分析： （一）耦合关系的作用机理 1．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影响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交通运输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它决定着区域交通运输的发展水平。作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的建设、结构、布局等都必须服务且受制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它的发展需要对应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层次。另一方面，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是区域交通运输发展的动力。随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交通运输发展会不断提出新的需求和更高的要求，同时必然带来区域内外资源、商品流通数量的增加和速度的加快，这就要求区域交通运输能力不断提升，从而带动区域交通投资的增加与运输发展水平的提高。换言之，区域经济体系内主导产业与相关产业的不断发展，对资源、商品的集聚和扩散需求增强，使得运输需求随之不断增强，从而推动了区域交通运输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2．区域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反过来，区域交通运输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动脉和联系各行各业的纽带，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基础和先导作用，区域交通运输为了满足不断增强的运输需求，自身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而运输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也是区域交通运输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同时增强的过程，并会影响和带动区域经济体系内主导产业与相关产业进一步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更直接影响到区域竞争力的提升、产业布局的优化、市场范围的扩大和城市化发展进程，从而提高区域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具体而言，区域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p#分页标题#e# （1）交通运输能提高区域可达性，增强区域竞争力。区域运输条件改善，运距缩短，运时减少，运费降低，能够提高区域交通运输和社会经济可达性，改变区域经济地理位置，使区域工农业生产的成本降低，从而增强企业竞争力，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2）交通运输能促进资源和产业布局的优化。交通运输能够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分布在不同区域的自然资源的交流更加方便、频繁，促进区域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使产业布局在更大范围内扩展成为可能，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形成更加合理的生产地域分工格局。 （3）交通运输能扩大市场范围。交通运输对区域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区域运输工具速度、运输质量和运输生产力的提高，有利于对外交流的增多与商品流量的增加，进而可促进原有专业化市场的扩大、新市场的形成，以及农村集贸市场的发展。 （4）交通运输能优化区域城镇布局，促进城市化进程。交通运输的发展是城市产生和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在交通运输集聚和扩散效应的作用下，原有城市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新城镇迅速形成，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向城市，城市功能多样化，城镇体系逐渐成熟，从而大大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和沿线地区的发展。 （二）耦合关系的阶段特征 1．前运输化阶段：弱需求与弱支持 此阶段处于工业革命之前，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经济发展方式以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由于能够自给自足，因此经济、生活等都相对封闭，交换、出行等非常有限和简单，对资源、商品的集聚和扩散需求也相当有限，因而对交通运输的需求较弱。然而，满足需求的过程才是自身发展完善的过程，较弱的需求自然便无法有力地刺激和推动交通运输的快速高效发展。相应地，由于交通运输的缓慢发展，其对资源、商品的集聚和扩散效应也会维持在较低水平，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对体系内主导产业、相关产业乃至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表现出的影响也仅是弱支持。而这种弱需求与弱支持的特征表现，实际上并未充分体现出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关系。 2．运输化阶段：强需求与支持 运输化阶段是交通运输的快速发展阶段，也是社会经济的大发展时期。此阶段，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开始步入交替推拉、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良性快速发展时期。正是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完善，使得集聚、扩散与运输需求三点同时由弱转强，推动了交通运输进一步发展完善，反过来，运输的强需求得到满足，集聚、扩散效应随之增强，基本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对体系内主导产业、相关产业乃至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表现出的影响也由弱支持变为支持。而这种强需求与支持的特征表现，实际上已基本充分体现出了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关系。 3．后运输化阶段：相对弱需求与优化支持 后运输化阶段最为突出的标志是信息化的发展日趋成熟。虽然在运输化阶段，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已变得较为充分，可以达到交替推拉、循环往复，以至螺旋式上升发展，但是，交通运输在这一阶段能够达到的理想状态也只是整体上的立体式网状布局，即完整运输化。由于信息的不完全、不对称，即便有了完整的运输布局，但并非所有的运输都是高效、经济、优化的。经济学讲求最优配置，社会经济也讲求最优发展，因此，后运输化阶段的信息化无疑比运输化阶段完整的运输布局更为重要，所有的集聚、扩散、运输需求以及需求的满足和效应的传送都必将借助信息化来最终实现。相对而言，社会经济对交通运输的需求由强变弱了，而交通运输对体系内主导产业、相关产业乃至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表现出的影响相应由支持变为优化支持。而这种相对弱需求与优化支持的特征表现，实际上最终充分体现出了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关系。 二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耦合发展的实例分析 在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框架下，本文拟采用相关性分析、因果关系分析、弹性分析等方法来定量研究区域交通运输与其社会经济的耦合发展关系，并基于相关数据进行实例分析，以为有关决策者和管理者提供参考与依据。自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陕西交通抢抓机遇，加快调整运输结构，协调推进区域交通发展，交通布局和通行局面得到了根本改善，发展成效明显。“十二五”期间，陕西省的经济结构特点与经济发展形势，又构成了陕西交通发展新的现实需求，尤其是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与经济特色的日益强化，对交通运输能力、布局和结构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5］。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拟选取陕西省交通运输快速发展的2001－2010年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同时，选取客运量与货运量指标来表征区域交通运输发展水平，选取GDP来表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选取的相关数据来源于《陕西省统计年鉴》、《陕西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一）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是用来描述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间相关关系的一种统计方法，本文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或积矩相关系数）来讨论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程度，其计算公式为：其中，x和y为相关变量，分别指表示交通运输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r的取值在－1和1之间，符号表示两个变量变化的方向，绝对值表示两变量的密切程度。基于相关数据，采用公式（1），利用SPSS软件分析可得皮尔逊相关系数矩阵，如表1所示。从中可见，相关系数值均大于0．95，表明表征陕西省交通运输发展水平的客运量、货运量指标与表征陕西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GDP指标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 （二）因果关系分析 众所周知，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GDP的三驾马车，因此，此处仅应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研究陕西省社会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间的单向因果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要求考虑以下回归：对GDP与客运量、GDP与货运量分别进行ADF检验，检验值都大于5％临界值，说明以上两对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对两对序列做一阶差分，再进行ADF检验，得出它们的一阶差分均为平稳序列，说明GDP与客运量、GDP与货运量之间具有协整性，可以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运用EViews软件可得出如表2所示的检验结果，从中可见，检验结果拒绝了零假设，显示出社会经济发展显著影响着交通运输的发展。#p#分页标题#e# （三）弹性分析 运输弹性系数是交通运输量的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比值，运用运输弹性系数可以判断运输与国民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可以反映运输发展是否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适应程度的大小，或运输发展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持程度。其计算公式为：其中，T、VT分别表示某一时期内发生的交通运输量及其增量，E、VE分别表示同时期内的国民经济总值及其增量。如果运输弹性系数大于1，表示这一时期运输量增长速度高于社会经济增长速度；等于1，表示两者发展速度相同；小于1，则表示运输量增长速度低于社会经济增长速度。首先可计算出所有变量的年增长率，再由公式（4）计算得出运输弹性系数β。为了消除其他不定因素的影响，同时便于比较，本文将陕西省的运输弹性系数划分为2001～2010、2001～2005和2006～2010年三个时段来进行比较，其结果如表3所示。从中可见，在不同时段，陕西省的运输弹性系数显现出增大态势，但整体上均小于1。为了对比不同阶段交通运输发展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或支持程度，本文还选择了运输化和信息化程度均较高的美国，分析了其同时段的运输弹性系数，如表4所示。从中可见，美国的运输弹性系数也小于1，且在2006～2010年小于2001～2005年，显现出了下降态势。 （四）结果分析 2001～2010年是陕西省交通运输发展较快的10年，在经济发展的运输化过程中处于中间阶段，按照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耦合发展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表现，此阶段陕西省的经济发展应对交通运输有较强需求，而交通运输反过来相应支持着其经济发展，两者之间交替推拉、上行发展。通过上述相关性和因果关系的实例分析，结果表明陕西省的交通运输发展与其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而且社会经济发展显著影响着交通运输的发展，是推动交通运输发展的主要原因。而运输弹性的实例分析则表明，陕西省的交通运输在经济发展的强需求与刺激下出现了较快增长，客运量与货运量对应的弹性系数分别由2001～2005年的0．3177、0．4571增大至2006～2010年的0．9420、0．7562，对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和支持程度也随之大幅度提高。综合起来看，现阶段陕西省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发展的量化指标计算结果支持了两者耦合发展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 然而限于发展水平。陕西省的实例分析只能说明在经济发展的运输化过程尚处于初步运输化阶段时的耦合特征，无法验证运输化过程发展至完整运输化甚至是后运输化阶段时的耦合特征。为此，本文以运输化和信息化程度都较高的美国为例进行了运输弹性分析，结果表明，美国2001～2005年客运量与货运量对应的弹性系数已分别达到0．8409与0．8017，处于较高水平，而在2006～2010年则分别下降为0．6456与0．7239，说明随着运输化和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交通运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开始让位于信息化，在整体式立体布局已经较为完备的基础上，运输已变得更为高效和优化，不再表现为数量上的单纯增长，而是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表现为对经济发展的优化支持。 三结论与启示 基于运输化理论，本文探讨了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关系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指出两者耦合的交链点是运输需求，能量传送的影响机制为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整体而言，社会经济的发展会推动交通运输的进步，而交通运输的改善又将反过来促进和引导社会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两者交替推拉、循环往复，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态势。具体到运输化过程的三个发展阶段，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应呈现出了不同的阶段特征：在前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表现出弱需求，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表现为弱支持；在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由弱变强，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也由弱支持变为支持；在后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相对于信息化而言相对由强转弱，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则转而表现为优化支持。本文还以陕西省2001－2010年的相关数据为例，采用相关性分析、因果分析和弹性分析方法，对陕西省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发展的量化指标进行了分析计算，结果支持了现阶段两者耦合发展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同时以美国同时段的相关数据为例进行了运输弹性分析，说明了完整运输化或至后运输化阶段时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发展的耦合特征。 本文最主要的启示在于：区域社会经济与交通运输耦合发展，交通运输虽然受制于经济发展，但又可以反过来影响经济发展，对于陕西省而言，现阶段仍处于经济发展运输化过程中的初步运输化阶段，交通运输对于经济发展的适应和支持还主要体现于量上的增长，其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集聚和扩散效应、基础和先导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有进一步提升的巨大空间，后期一方面应着重准备应对完整运输化阶段的高要求，对交通运输的整体式立体布局进行进一步的完善与优化，另一方面还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积极着手进行与交通布局相对应的运输信息化配套建设与准备，为进入以信息化为统领的后运输化阶段奠定应有的基础。此外需要指出，虽然我国的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发展存在区域差异，但总体上的发展阶段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都应处于经济发展运输化过程中的初步运输化阶段，因此，对于陕西省的上述启示应该同样适用于我国的其他经济区域。
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是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实现从“排除废物”到“净化废物”再到“利用废物”的过程，达到“最佳生产，最适消费，最少废弃”。
循环经济文化是和循环经济相适应的文化。文化包含宏观、中观、微观等层次，是一个系统工程，包含社会文化、政府文化、企业文化、学校文化、城市文化、社区文化、乡村文化。树立循环经济文化，要求这些文化和“循环经济”相适应，反映循环经济的理念和要求。循环经济文化模式包含大小系统，各种类型的企业和家庭是处于社会经济这个大系统之下的子系统。和循环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即循环经济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是包含多层次的复杂系统。
文化和循环经济的逻辑关系论证
（一） 文化和循环经济产出的数学分析
循环经济产出可用公式I=f （x，y，z，l，λm）表示。x代表制度，y代表科技水平，z代表立法，l表示利益机制，m表示循环经济文化，λ表示循环经济文化程度，说明循环经济是这五种变量的函数。
dI=f（x，y，z，l，λm）' dx+f（x，y，z，l，λm）' dy+f（x，y，z，l，λm）' dz+f（x，y，z，l，λm）' dl+f（x，y，z，l， λm）'dm，这个公式表示边际产出的增加。
其中，循环经济文化引起的边际产出的增加，我们用dI1来表示。
dI1=f（x，y，z，l，λm）'dm=λf（x，y，z，l， m）'dm
由此可见，当λ>0时，带来的产出增加dI1>0，λ越大，产出增加越大。
其中，循环经济文化程度λ是多种文化整合的结果：
λ=λ1+λ2+λ3+λ4+λ5+λ6+λ7
λ1表示社会文化，λ2表示学校文化，λ3表示政府文化，λ4表示企业文化，λ5表示城市文化，λ6表示乡村文化，λ7表示社区文化。
（二） 文化和循环经济关系的哲学分析
从哲学的角度探究，文化属于社会意识领域，而循环经济属于社会存在领域。作为社会存在的经济，对文化有决定作用；而作为社会意识的文化，对经济有反作用。良好的社会文化，能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发展；树立和循环经济相适应的文化模式，必能促进循环经济发展，而循环经济的发展，又会提升社会文化水平，推动社会进步。反之，如果社会理念比较落后，循环经济的观念没有普及，就会阻碍循环经济的发展，阻碍社会进步。
从图1可看出，循环经济的理念渗透到社会文化当中，树立起和循环经济相适应的学校文化、企业文化、政府文化、城市文化和社区文化，从而促进了循环经济的实践，而循环经济的实践又提升了社会文化的水平。
循环经济文化理念普及程度的比较
（一）日本：循环经济立国，观念普及
日本循环经济始于20世纪90年代，是探索循环型经济起步较早的国家，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循环经济发展体系。当时日本政府和民众就已经普遍认识到只有发展循环经济，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才能解决日益严峻的资源短缺问题，才能保证居民身体健康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问题。1993年，日本制定《环境基本法》，规定了国家、公共团体、事业者和国民在环保方面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展示了国家环境保全的基本方向。1999年，日本政府在《环境白皮书》中提出21世纪是“环保的世纪”。同时，完善循环经济立法，在大学设立“人类环境”学部培养综合性循环经济开发人才。日本社会强调最低限度地使用资源，最大效率地利用资源和最低限度地污染环境。
（二）中国：观念薄弱，尚未深入人心
冯之浚在2004年《论循环经济》中指出：为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宏伟目标，就必须发展循环经济，树立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循环经济型的理念，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但目前，许多企业仍片面地认为发展循环经济是政府的事情，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缺少关注资源利用效率和废弃物处理问题；各地方政府单纯追求政绩和经济效益，盲目扩张城市规划，城市环境保护规划不足，造成城市生态状况极差，政府没有发挥实施循环经济的带头作用。
树立循环经济文化的必要性分析
树立循环经济文化，才能有效推进我国的新型工业化，真正做到“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有效推进各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和经济发展。新型工业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以循环经济理念推进新型工业化实践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意义。树立起和“循环经济”相适应的社会文化、政府文化、企业文化、学校文化、乡村文化以及具体实施，才能让每个微观主体都参与到循环经济建设中，形成这样的理念和生活方式，以此直接或间接推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树立循环经济文化，才能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进而有利于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支持循环经济，要懂得如何再利用、再循环。有必要探索一些方法，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循环经济文化，可在一定程度上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
循环经济文化模式的各层次主体的树立
（一）社会文化
社会文化是广大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中根据集体生活的需要创造并稳定下来对群体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和影响力的各种生活观念、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惯、以及各种生活准则的总和。根据人们的认可程度又分为主流文化和泛文化。人们的风俗习惯和是不容易改变的，但生活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准则容易受到影响。有必要通过公共媒体让循环经济的理念渗透到人们的生活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准则当中，普及循环经济的相关知识，让人人以支持循环经济的发展为荣。国家应鼓励各种媒体，充分利用报纸杂志和互联网充分宣传循环经济发展理念。同时鼓励人们消费环保型产品也很重要。
（二）政府文化
政府文化是政府在自身能力的长期建设过程中培育形成的，为政府公务员普遍认同和自觉接受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规章制度、行为模式、生活方式及人际关系等各种行政伦理要求与行为准则的总称。
政府始终是推进循环经济实施的主导者，政府在具体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应当注意：其一，应首先在政府各级官员中普及循环经济的相关知识，学习循环经济的先进理念；其二，政府应给群众提供机会，参与地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其三，政府在上马项目时，不应单纯考虑经济利益，追求政绩，而应综合考虑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此外，有必要树立和循环经济相适应的政府文化。一是在政府价值观和政府精神中体现循环经济理念的要求。二是在政府愿景也就是政府奋斗目标中体现循环经济理念，制定政府带动人民实施循环经济的中长期目标。三是在政府口号中体现循环经济理念，设计好记忆利于传播的口号，宣传循环经济理念，提升政府的环保形象。
（三）企业文化
从企业来讲，要求各企业树立和循环经济理念相适应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包含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从物质层面讲，企业的生产过程和生产产品体现循环经济的要求。从精神层面讲，企业的价值观、行为规则和习惯要反映循环经济的要求，并且渗透到企业的各个环节。员工要学习循环经济相关的知识，并体现在行为规则与习惯中。在企业文化中普及循环经济的理念绝非一日之功，这还需要政府的鼓励和支持，需要社会公众和媒体的监督。企业家在企业文化的形成中具有决定作用，因此，很有必要将循环经济的价值观贯彻到企业家精神当中。
（四）学校文化
学校文化，是学校成员在教育、教学、教研、组织和生活的长期活动与发展演变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对外具有个性的精神和物质共同体，如教育和管理观念、历史传统、行为规范、人际关系、风俗习惯、教育环境和制度，由此而体现出来的学校校风和学校精神。学校的教育管理者首先应当具有循环经济发展的理念，才能在学校教育中普及循环经济理念。环保教育，应当从孩子抓起，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爱护环境节约资源。在中小学应当建立良好的环境保护氛围，通过开展多种活动让学生们了解环保，了解循环经济。在高校，应当加强环境教育的师资建设，加强教材建设，通过参与式和体验式的教育方式展开环境教育，鼓励学生组建环保组织并在学校和社会展开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
（五）城市文化
城市文化体现了城市的历史文化、城市的建筑风格、城市的形态格局，反映了城市市民的综合素质、文明程度、价值取向、思想情操和精神风貌。在城市文化中，有必要渗透进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其一，在城市精神中，贯穿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体现城市个性特质追求；让环境保护和循环经济提升城市的良好精神风貌，使城市洋溢着勃勃生机。其二，强化各种文化设施的循环经济理念，以学校、图书馆、影剧院、科技馆、体育馆、会展中心等为文化载体，举办体现环保和循环经济理念的文化活动，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其三，在城市形象文化中体现循环经济的理念，建立时尚的体现循环经济的标志性的文化设施。其四，建立循环经济人才队伍，通过培养、凝聚和引进这方面的人才，促进城市循环经济的建设。
（六）乡村文化
乡村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推动乡村全面和谐发展、促进乡村文明进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我国新农村的建设过程中，农村环境出现的一系列环境问题缺乏及时有效的疏导。为解决已经出现的环境问题和防患于未然，有必要从文化着手，促进农村循环经济的发展，解决农村的环保问题。其一，乡村文化应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爱护自然环境；其二，将发展乡村生产力和提高村民素质结合起来，努力提升村民的文明素质，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村民；其三，在乡村普及环保知识和循环经济相关知识，建立良好的文化氛围，培养村民的环保意识。
（七）社区文化
社区文化的主要任务是维护社区稳定，创造充满活力的和谐社区，让职工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共建精神家园。在社区文化中渗透进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可采取以下措施：其一，把建设循环经济的文化氛围纳入社区文化的目标规划中，目标是进行社区文化建设的方向，而规划则是实现预定目标的行动策略、举措、安排的总体设计。其二，专门成立循环经济文化领导小组，下设专门成员，全面负责社区循环经济文化建设的目标规划、制度建设、措施落实等工作。其三，引入督导检查制，督促引导社区循环经济文化健康运作，保障文化设施经费的到位。其四，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普及循环经济文化理念。其五，引导群众广泛参与，组织生动活泼的社区循环经济文化活动，增强循环经济文化理念的强大感召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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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杰，张建民.日本循环经济发展刍议[J].延边大学学报，2012（4）
4.冯之浚.论循环经济[J] .中国软科学，2004（1）
5.陈克钧.论学校文化和社会文化的两维关系[J].当代教育论坛，2012（1）
已有研究不足之处主要有两点：其一，现有的方法忽略了经济区域内不同观测点的市场一体化对当地经济增长影响的不同，只得到一个平均结果；其二，忽视了观测点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等导致观测点之间存在空间相关性，回归结果将无法满足一致性和无偏性。因此，本文以珠三角9个城市为例，研究最近十年内珠三角商品市场一体化对珠三角各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市场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概述
区域市场一体化是区域市场化和一体化的融合，是指一国内部区际资源的自由流动以及产品和要素在区际间的无歧视，市场一体化是过程和状态的统一。过程是指区际资源自由流动的障碍被消除的运动，状态是指区际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区域市场化和一体化的深化同时推动着区域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其中，区际市场化是推动区际资源自由流动的主要动力，区际合作的深化，即市场层面的一体化则消除产品和要素在区际间的歧视。商品市场一体化是区域市场一体化的部分内容，此外还有要素市场一体化等。
市场一体化的测度是研究的难点之一，已有研究分别从状态和过程进行测度。对市场一体化状态测度的方法主要有：生产法、经济周期法和相对价格法；对过程的测度方法有：贸易流法、社会网络分析法和问卷调查法。
市场一体化的测度有两个作用：研究区域市场一体化的趋势和现状，量化它对经济的影响。理论分析认为，市场一体化导致交易成本的降低，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地区竞争加剧使得消费者获益增加，需求增加又导致投资进一步的增加，投资增加又促使价格的下降，实现良性的经济循环。因此，市场一体化意味着竞争加剧和技术进步与创新，从而提高整个地区的经济效率。
然而，经验研究结果并不完全支持理论分析，实证结论包括三种情形：第一种，市场一体化有助于经济增长；第二种，市场非一体化会促进经济增长；第三种，市场非一体化对经济增长影响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概述之，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个体和时期的差异性会影响结果，但是并未得出统一性的结论。文献阅读发现，已有研究至少忽略了区域空间异质性和相关性两个方面的不足。为弥补已有研究方法的不足，本文基于内生增长模型，采用空间面板数据地理加权回归方法，实证研究珠三角商品市场一体化影响内部9个城市经济增长的差异性。
三、研究方法选择和模型设定
（一）研究方法的选择
已有文献对市场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采用传统的不变系数模型，即假定变量之间的经济关系在观测点之间保持一致性，变量系数不随观测点位置的移动而改变。传统方法既存在忽略样本差异性，从而可能得到与实际情况不符的结论，又存在应用对象的局限性。
为了解决传统方法对异质性的忽视，Brunsdon等提出了变系数的地理加权回归方法（GWR，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GWR方法能够有效处理空间参数的非均衡，而且其处理异质性的模型更为灵活，其参数随空间变动而不再依赖于具体的函数形式。本文将GWR方法扩展至面板数据，同时考虑了空间相关性，最后应用于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二）模型设定与估计
1.GWR模型介绍
GWR模型的设定形式：
Yi=Xiβ（ui，vi）+εi i=1，2，...，N（1）
其中，Yi表示被解释变量，Xi是1×K的解释变量，β（ui，vi）表示参数，ui、vi表示回归点i的空间属性变量，如经度和纬度，εi～N（0，δ2）。该模型将样本点的空间位置引入到回归参数中，利用局部加权回归方法分别对每个样本点进行估计，获得各样本点参数的不同估计值。若i为回归点，j点的权重是其与i点空间距离的函数，如wij=exp，其中，h为带宽。从wij的表达式可以看出，h直接决定了在对i点进行回归时j点的权重。
2.空间面板数据GWR模型的设定与估计
空间面板数据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Y=ρoWY+Xβo+u， u=v+ε（2）
其中，Y=（Y1，Y2，...YN）T表示因变量向量，Yi=（Yi1，...，YiT）T。ρo为空间自相关系数矩阵，矩阵W表示空间权重矩阵，通常对其进行行和等于1的标准化，WY表示因变量的空间滞后项，表示Kronecker积。X为NT×NK的外生变量对角矩阵，其对角线上的元素为T×K矩阵，βo为NK×1维参数矩阵。u为NT×1维干扰项向量，v为个体效应向量，ε～N（0，δ2εINT）是随机扰动项。
根据空间面板数据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设定方式，采用ML估计方法可得到模型（2）中个体效应v为随机效应时的参数估计值由于篇幅所限，文中未列出混合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过程，实证模型中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也未详细列出，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i=（X′Ω-1iX）-1X′Ω-1iAY（3）
2ε=F（Ψ2，hi，ρi）=（u′（（TΨ2IN+Gi）-2GiT+G-1i（IT-T））u）∑j=1，...NgijTΨ2+gij+N（T-1）（4）
其中，Ωi表示估计i点时干扰项的方差协方差阵，ET=IT-T，T=JT/T，JT表示元素全为1的T阶方阵，Ωi=（Tδ2vINT+δ2εGiIT）（INT）+（δ2εGiIT）（INET），2ε表示回归时得到的δ2ε的估计值。Ψ2=δ2v/δ2ε，δ2v表示个体效应v的方差。
然后根据随机效应模型的集中化对数似然函数CLNFC（Ψ2，hi，ρi）：
CLNFC（Ψ2，hi，ρi）=c-12∑j=1，...，NΨ1-NT2lnF（Ψ2，hi）-12u′^Ψ21F（Ψ2，hi）+lnabs∏q=1，...，NT（1-ρiwq）（5）
其中，P=INT，Q=INT-P，Ψ1=ln（TΨ2+goi）+（T-1）ln（gij），Ψ2=（（TΨ2IN+Gi）-1IT）P+（G-1iIT）Q，表示干扰项的估计值。模型（5）需要估计3个参数，Ψ2、hi和ρi，将其估计值代入式（3）和式（4），即可完成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
四、商品市场一体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一）珠三角商品市场一体化的测度
本研究采用Parsley和Wei提出的相对价格法测度珠三角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该方法的研究思路从冰川成本模型出发：假设商品k在i地价格为pi，在j地的价格为pj，在i和j之间销售商品k的交易成本为商品价格的一个比例C，0pkj或者pkj（1-C）>pki时，存在套利活动，即会有人进行跨区域的贸易活动获取利润，直至达到均衡状态。因此，得到相对价格pki/pkj的无套利区间。由于众多商品的绝对价格很难获得，而且现实的统计数据通常采用相对价格形式，Parsley和Wei等提出利用区际间相对CPI或相对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的方差Var（qkijt）来测度区域商品市场非一体化程度，Var（qkijt）越大则说明区域间的商品市场非一体化越严重，反之则反是。
本文以2001～2010年《广东省统计年鉴》中珠三角各城市的9大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包括服务项目、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用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为基础，根据相对价格法测度珠三角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
根据桂琦寒等（2006）的定义，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越大，对应城市的商品市场非一体化程度越深，反之则反是。表1的统计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各城市的商品市场非一体化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在2008年普遍出现了提高，很可能是“次贷危机”导致地方保护加剧。此外，珠三角各城市的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广州最高，深圳和东莞最低。
（二）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经济增长差异效应研究模型
本研究基于陆铭和陈钊（2009）的研究文献，得出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模型：
growthit=ci+βi1MIit+βi2MI2it+ρi∑j=1，...，i-1，i+1，..Nwijgrowthjt+γiXit+uit，uit=vi+εit（6）
其中，growthit表示地区i在时期t的真实人均GDP增长率（%），ci表示常数项，MIit是地区i在t时期的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MI2it表示MIit的平方项，ρi表示空间自相关系数，wij是空间权重系数。系数下标i表示该系数与回归点i的地理位置有关。在模型中分别用滞后一至三期的MI_LAG代替MI，以研究商品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滞后效应，即表2中的模型Ⅱ～模型Ⅳ。Xi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人均资本k的对数lnk，通货膨胀率CPI，对外开放OPEN，实际利用外资（AFC）占GDP比重，人口增长率PG（‰）。uit表示扰动项，包含个体效应vi和独立同正态分布的随机扰动项εit。
lnk的估算采用永续盘存法：
Kit=Kit-1（1-δit）+IitKit（7）
其中，Kit和Kit-1分别表示第t年和t-1年的物质资本总量，δit表示资本重置率，Iit表示当年的投资总量。令δit=9.6%，并用各城市1980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除以10%作为该市的初始资本存量，得到人均资本存量kit=Kitpopit，popit表示年初和年末人口总数的算术平均。
（三） 数据来源和回归结果
模型（6）和模型（7）的数据均来源于2001～2010年《广东省统计年鉴》。回归分析包含模型的估计和检验两部分：首先，采用ML方法对混合效应、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下的模型（6）进行估计；其次，采用基于拟合优度的拟合χ2分布检验固定效应模型相对于混合效应模型，以及渐进χ2分布的随机效应模型相对于混合效应模型的LM检验。两个检验统计量值分别为F（1.01，54.9）=0.00015和LM=8.00。因此，本研究认为随机效应模型适合所使用数据。
在包含MI的回归模型中，空间自回归系数ρ的估计结果不显著，而且在不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的空间自相关Moran’s I检验也表明自变量不存在空间自相关（Pmoran’s I=0.53）。该统计结果表明珠三角各城市的经济增长在研究期内并无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周围城市的经济增长对该地区经济增长无统计上显著的影响。因此，在分别包含MI_LAG1、MI_LAG2和MI_LAG3的模型Ⅱ～Ⅳ中未再加入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
表2为包含不同时期商品市场非一体化指数模型的估计结果。总的来看，研究期内珠三角商品市场一体化对各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性。其中，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会提高广州、深圳、惠州和江门的经济增长水平，但会降低肇庆和东莞的经济增长水平。此外，珠海的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滞后期变动：
模型Ⅰ，模型的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只包含当期MI，大部分城市的经济增长不受珠三角商品市场一体化当期值的影响。但是，东莞和中山的MI显著为正，即说明采取商品市场非一体化的方式将更有利于同期的经济增长；江门的MI显著为负，说明商品市场非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会降低当地的经济增长水平。
模型Ⅱ～模型Ⅳ的回归结果显示，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的滞后期对地方经济增长效应更显著，与MI相比，MI_LAG1、MI_LAG2和MI_LAG3在9个地区中分别有7个、4个和5个地区显著。广州、深圳、珠海、惠州、中山和江门的MI_LAG系数总体为负数，即商品市场一体化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有明显滞后的积极影响；东莞和肇庆的MI_LAG1和MI_LAG3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滞后一期和滞后三期的商品非市场一体化对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表2的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城市的经济增长受商品市场一体化的有利影响。当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至一定水平时，商品市场一体化将不利于相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见表3）。由于发达地区在高技术产业拥有比较优势，且通常具有较快的技术进步速度，所以往往在贸易利益的分享中得到较大的份额，商品市场一体化对较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更有利。但随着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相对落后地区通过获得相对发达地区的技术溢出，或者采用赶超战略等方式使其拥有部分高技术产业的生产能力，提高其与相对发达地区贸易中所享受的利益份额，相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不再受益于商品市场一体化。本文结果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国际或国内部分区域的一体化组织不断扩大的原因，只有通过不断添加相对落后的个体，才能够保持较发达地区获取区际贸易的正面影响。
但是，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城市中，只有肇庆市和东莞市的经济增长明显受商品市场非一体化的有利影响，江门和惠州的经济增长受商品市场一体化的有利影响，两种不同的影响同样会随着商品市场（非）一体化程度提高而出现拐点（见表3）。虽然商品市场分割能够保护当地企业免受外部竞争，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这种经济增长是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的结果。根据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决定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可分为两大类：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商品市场一体化通过区际贸易同时直接或间接影响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商品非市场一体化则只能影响供给因素①。如果相对落后地区的产品和企业太缺乏竞争力，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增长的只有供给因素，则商品市场非一体化更有利于当地经济增长，这样能够保护本地企业免受外地企业的竞争（肇庆和东莞）。但是随着商品非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过于封闭的商品市场会给技术创新等供给因素造成负面影响，从而对地方经济增长起阻碍作用。如果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包含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则商品市场一体化更有利当地经济增长（江门和惠州）。
表3的结果可检验商品市场非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拐点，即是否存在U型或倒U型的趋势。回归结果表明，除了模型Ⅰ的东莞和模型Ⅱ的江门以外，β1显著的绝大部分城市都存在拐点，即商品市场一体化对大部分城市经济增长存在拐点，该结论与陆铭和陈钊（2009）的结论相似。根据拐点公式-β12β2计算得出，大部分观测点仍处于拐点的左侧，即说明商品市场（非）一体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趋势在大部分地区未发生方向性的变动。
从β2的总体分布情况来看，商品市场（非）一体化对几乎所有研究对象的经济增长影响都存在拐点，当商品市场一体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商品市场一体化会不利于相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样地，当商品市场非一体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商品市场非一体化也会阻碍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
此外，其他系数的估计结果显示，所有地区的lnK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物质资本的增加对dylw.net 所有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4个模型的CPI系数都显著为负，陆铭和陈钊（2009）认为当期的通货膨胀导致经济的周期波动，当年的通货膨胀有可能伴随着未来更低的经济增长。东莞和肇庆的对外开放OPEN系数显著为负，珠海和江门对外开放OPEN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对外开放加剧了地区的竞争，但并非一定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地区本身的特征差异影响区域对外来竞争的消化能力，因此表现出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同样地，实际利用外资AFC变量也出现了区域间方向性的差异性，其中，东莞和肇庆的AFC系数显著为负，珠海和江门的AFC变量系数显著为正。综合OPEN和AFC两个变量来看，虽然东莞和肇庆在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但是外来资本的投入对地区经济增长带来了正面影响，而珠海和江门则出现与它们相反的结论。为了有效地吸收贸易及外资的有利方面，去除其不利影响，这两组城市之间应该相互借鉴，增进交流，从而实现共同进步。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的研究表明，商品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滞性。商品市场一体化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两种不对称性：相对发达地区和相对落后地区之间的不对称，以及相对落后地区内部之间的不对称。商品市场一体化有利于相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但是不一定有利于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商品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需求因素直接或间接起作用，由于构成相对落后地区的产品和产业结构差异，有些相对落后地区无法消化外来产品的竞争，从而商品市场非一体化对当地经济增长更有利（如东莞和肇庆）。相反地，如果相对落后地区的产品结构和当地企业竞争力可享受到区际贸易中的利益分配，则商品市场一体化同样能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如江门和惠州）。
商品市场一体化对研究对象的经济增长影响都存在拐点（模型Ⅱ的中山市除外），当商品市场一体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其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发生方向性的转变。即随着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变化，相对发达地区或者相对落后地区不会一直收益或受损，这可能是影响区际关系波动的原因之一。
总之，商品市场一体化降低了区际间的交易成本，有利于区际间的产业分工，从而提高整个区域的经济效率。不同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系统的构
成存在空间非均衡，导致经济组织内部成员受商品市场一体化的影响不同。提高区域商品市场一体化，完善区际经贸关系需要重（上接第4页）
点解决落后地区与相对发达地区在商品市场一体化过程中的利益分配。因此，相对发达地区需要在发展本地技术创新和生产能力的同时，兼顾相对落后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一味地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不仅会损害落后地区的利益，而且会促使落后地区选择带来市场非一体化。同样地，相对落后地区在商品市场一体化过程中的获利有赖于自身的产品竞争力，当地政府和企业应该更多地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而不是单纯选择技术含量高，利润可观的产品。最后，相对发达地区和相对落后地区在实现区际合作时，应该形成互惠互利的政策，从而减少区际贸易中的摩擦，降低区际贸易的风险，以提高区际合作为手段，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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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竞争环境的公平有序性成为了社会各界较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诈骗问题和黑恶势力在市场经济领域进行渗透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欺行霸市等严重社会问题，已经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带来了严重威胁。针对这些不规范的市场活动所表现出来的次生问题，法制经济模式的构建，可以通过法律法规对市场经济主体制约作用，为国家提供良好的市场秩序。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现状来看，市场经济向法制经济的转变是国家在经济发展转型期所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
1市场经济与法制经济及其关系概述
1.1市场经济与法制经济
从国家的发展来看，市场经济与法制经济是与国家的资源配置问题有关的两个重要问题，从二者的本质来看，经济主体的多元性、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和宏观调控性是二者之间的共同特性。因此，法制化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法律制度的监督作用下的一种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是市场经济的一种理想模式[1]。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现状来看，市场经济向法制化市场经济的转变，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立法工作与经济调控机制的完善，可以让市场经济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得到较为充分的保障。
1.2市场经济与法制经济关系
在对市场经济与法制经济进行比较分析以后，我们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在经济领域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从国家的经济主体问题来看，企业、政府和个人都可以成为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力量，针对这三大群体在经济领域所表现出来的利益关系，发挥这些因素的制约作用，可以有效避免因这些关系的失调所引发的市场混乱问题。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格局来看，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出现，让商品在国际市场流通过程中所面对的限制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突破。在国际商品流通贸易日益发展的情况下，立足海外市场也成为了民族企业在自身发展中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了让国家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体系中立于不败之地，只有利用法律手段对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进行规范，才能让国家更好地应对全球化经济发展趋势，因此，市场经济主体的多元性与市场经济在全球化格局下所表现出来的开放性，是法制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的推动因素[2]。
2导致市场经济法制不完善的要素
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法律知识普及教育的开展已经给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活动的不断发展，出现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使市场经济中的一些不利因素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不利的影响。从司法机关所受理的经济类案件来看，诈骗案件和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相对不完善的一种表现。以诈骗案件为例，表1、表2是国内某个网络诈骗举报平台所的一些与诈骗问题有关的数据。从表1中所表述的内容来看，2013年～2015年该平台所接到的诈骗案件举报信息呈现出了一种逐年上升的趋势。人均诈骗损失量的上涨，说明诈骗问题已经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从表2的数据来看，虚假兼职诈骗是最近一段时间内举报数量最多的诈骗类型。从诈骗案件给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来看，这一类案件的高发，对市场经济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会带来较为不利的影响。与金融理财产品有关的诈骗案件的出现，会对投资市场的投资信心带来一定的冲击。诈骗问题的出现，是市场经济法制不健全人治化的市场经济管理模式，从这一问题的产生原因来看，法制建设的不完善，是引发上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我国的法律体系现状来看，一些与市场经济问题有关的法律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完善。在现行的市场管理体系中，政府部门要在市场管理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以人治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监管体系之中，的出现会成为市场经济规范化发展的一大隐患。在一些容易产生经济利益的经济领域，以人治化为主要表现的市场经济管理模式也会为黑恶势力在市场经济领域中的渗透提供一定的便利条件。太原地区公安机关查处的以张志勇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集团，就是一个一度控制着太原万柏林区装饰市场、建材市场的恶势力团伙。法律队伍力量的薄弱也是影响市场发展的因素。一些地区存在的以经济处罚替代行政处罚的管理方式，并不能对一些危害市场经济发展的违法犯罪问题起到震慑作用。从人们的社会生活实际来看，城管执法部门在执法工作中出现的暴力执法问题就是司法体制不够完善的一种表现[3]。
3市场经济走向法制经济的必要性
3.1经济联系带有复杂性
法制经济模式的构建，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经环节。经济产品的生产环节、交换环节和消费环节领域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是市场经济联系的复杂性的主要表现。在市场经济联系的复杂性因素的影响下，对经济主体的生产行为的规范，是促进市场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4]。
3.2经济行为带有市场性
由于我国长时期处于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些与计划经济模式有关的经济发挥已经无法适应市场经济格局的发展，在生产行为缺乏合理的法律规范支撑的情况下，市场经济中的自发性因素会对市场经济的作用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行为所包含的市场化表现，是当前市场经济模式向法制经济转变的一大必要性。
3.3市场经济带有国家性
从前文中的论述来看，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影响下，国际化公司和国际贸易影响下的国际经济交流问题已经成为了促进消费发展的重要因素[5]。特别是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市场经济的国际化给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带来的新要求，需要国家通过法律调控机制的应用，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进行规范，因此，全球化市场经济模式所带来的市场经济国家性问题，也需要让国家对现有的市场经济体系进行调整。
4市场经济走向法制经济的对策
4.1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的完善性，是事关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从我国的法律体系来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的出台，已经让与市场经济体制有关的法律体系得到了优化，针对税务领域“营改增”政策实施以后所带来的新问题对《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法律内容的完善，是国家目前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为了对城管执法工作在市场经济管理机制中的作用进行发挥，国家可以通过建立诸如“市容与城市管理执法法”等法律法规的方式，对城管执法问题进行规范。
4.2强化执法力度
为了对执法不严、有法不依的问题进行整治，与执法人员切身利益有关的执法机制的构建，是有关部门需要注意的问题。监督机制的完善和执法人员素质的提升，也是保证政令畅通的一种有效措施[6]。在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检察机关和纪检监察部门要在日常工作中认真履行自身职责。针对诈骗、制假售假、偷税漏税和敲诈勒索等影响市场经济发展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工商部门和税务机关也需要通过专项斗争活动的开展，对这些行为进行打击。以对影响市场经济发展的黑恶势力团伙的打击工作为例，2015年以来，西安警方加大了对地下出警队、黑保安、村霸、沙霸、市(市场)霸和恶霸团伙的打击力度，截至2016年10月，西安市公安局刑侦局共打掉了5个黑社会有组织犯罪团伙、消灭了168个恶势力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123人。在2016年山西省开展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化活动中，山西全省公安机关打掉了220个恶势力犯罪集团，抓获犯罪嫌疑人1218人(数据截至2016年11月)。广东省在“骄阳2”专项行动中，共破获了3077起涉黑涉恶案件。这些涉黑案件的破获，社会经济大局的稳定发展，有着较为积极的促进作用。
4.3做好法制观念建设
在市场经济向法制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法制观念建设工作的完善，也是促进市场经济模式转型的有效措施。普法工作的优化，是对法制观念建设进行完善的有效方式。针对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城市信用观念等问题，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开展讲座活动的方式，促进法制观念建设的完善。在对执法人员的自身素质进行提升的过程中，相关执法部门的管理人员也需要对一些科学的执法观念进行普及。
5结语
对市场氛围的公平性和有序化特征进行强化，是市场经济法制化发展的重要目标。在对执法队伍形象进行优化的基础上，对经济发展的整体环境进行优化，是让市场经济纳入法制化发展轨道的重要措施。
作者:张冰宇 单位:北京市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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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秩序是指特定时期和特定阶段国际社会中的国际行为体（主要是国家）为了某种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进行相互竞争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力量对比均衡状态。国际经济秩序随着国家间经济实力对比关系的不同而发生改变。近年来，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势头强劲，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逐步从体系边缘向体系中心迈进。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融合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的G20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G20的出现与发展势必将对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产生深远影响。
一、新兴国家崛起使国际经济结构发生变化
2001年，吉姆·奥尼尔在高盛集团全球经济报告中首次提出“BRICs国家”的概念。2003年高盛集团第99号报告《与BRICs一起梦想：通往2050的道路》预言：到2050年，世界经济格局将会大洗牌，全球新的六大经济体将变成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巴西和俄罗斯。“BRICs国家”作为新兴国家的领头羊受到世界的关注，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成为21世纪国际经济发展的最大特征和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最显著标志。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加快了新兴国家崛起与国际经济结构变化的步伐。西方传统发达经济体受到本次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2010年希腊引爆欧洲债务危机，欧洲国家经济面临极大困难并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在世界经济衰退危险加剧的现实情况下，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依然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四国对全球经济增幅贡献率超过45%，成为金融危机下世界经济“火车头”。据世界银行数据统计，2010年“金砖四国”国内生产总值均进入世界前十二位，按购买力平价法（PPP）计算的各国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中，中印两国进入世界前五的行列，俄罗斯、巴西分别位列第六位和第九位。
尽管在人均GDP、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质量等方面，新兴经济体照比西方发达国家还有一定距离，但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实力增强，新兴经济体地位上升，西方发达经济体地位相对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动摇了过去几百年时间里形成的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中心—边缘”经济格局。新兴经济体正以极快的速度从国际经济体系边缘地带向中心区域靠近，国际经济中心区的国家数量增加，在成员上向新兴国家偏移，“七国集团”垄断世界经济权力的局面将发生变化，国际经济权力分配分散化趋势将逐步加强，权力将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传统强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相对均衡地分配〔1〕（p4-20）。
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发生变化
随着西方传统工业国家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其管控国际经济发展、应对和解决全球经济问题的能力也逐渐减弱，以“七国集团”为中心的国际经济机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效率降低，其作为国际经济领导者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受到质疑。1999年，由七国集团首先倡导建立包含十一个新兴经济国家在内的二十国非正式对话机制，以二十国财政部长级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的形式，使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国家就防止金融危机等国际经济问题展开对话。尽管在二十国对话机制内，发达国家仍然主导国际经济议题，但二十国非正式对话机制的建立使新兴经济国家有了平等参与国际经济问题磋商的机会，国际经济治理平台上终于有了新兴经济体的声音。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加快了国际经济权力转移的步伐，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经济不对称格局，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必然带来国际经济运行与治理机制的新变化。2008年11月，在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召开后，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G20金融峰会， “决定增强相互合作，努力恢复全球经济增长，实现全球金融体系的必要改革”。新兴经济体在应对本次危机带来的影响，承担国际经济治理责任方面表现突出，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2009年于美国匹兹堡举行的第三次二十国集团峰会上，G20金融峰会被正式界定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这个成员占据全球经济总量90%，贸易额占全球80%，融合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经济合作与治理机制，成为代替由传统西方工业化国家组成的垄断国际经济事务的七国集团的新机制。
根据匹兹堡G20金融峰会领导人宣言，“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提高到至少5%以上”，“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在世界银行将至少增加3%的投票权”。①2010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会批准在2008年通过的改革方案基础上进一步改革份额和治理，按照这一改革方案，将有超过6%的份额转移到有活力的新型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金砖四国”将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个最大股东之列。②2010年，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改革中，将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投票权提高3.13个百分点。两大重要国际经济机构在成员份额和投票权上的改革，一方面表现出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对新兴国家经济实力增强，平等参与国际经济问题磋商的承认和对世界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另一方面，是新兴国家在国际经济机制中争取更大话语权，参与国际经济运行规则制定，与发达国家共同分享国际经济权力的具体表现。
三、国际经济秩序从等级向平衡的转变
现存国际经济秩序是二战后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涵盖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领域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尽管调整国家间行为的权利和规则不同程度地依赖于意见一致和相互利益，可是，它们的主要根据还是一个社会体系中居支配地位的集团或国家的权力和利益”〔2〕（p49），这种由西方发达国家垄断、反映发达国家利益和要求的国际经济秩序所包含的制度与规则，在全球经济体系内导致了不公平的利益分配，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相互依赖的加深，技术扩散速度增强，处于经济体系边缘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取得了突出成就。国际经济秩序是国际经济体系中力量对比关系的外部表现，在新兴经济体经济实力增强，国际经济体系力量对比关系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建立在固有国际经济结构与制度体系基础上的国家经济秩序必然要发生转变。
现实主义认为，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将使新兴国家成为原有国际经济秩序的“修正主义者”，利用获取的经济权力设法以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改变原有经济制度。但从国际经济现实来看，新兴国家群体并不具备颠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能力，也没有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意愿。首先，西方发达国家凭借技术与资本优势，仍然处于国际分工的高端，大多数新兴国家经济结构上仍然以制造业和原材料出口为主，经济结构质量和经济发展可持续能力受到质疑。其次，新兴国家在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中崛起，是现行国际经济制度的受益者和维护者，“中国和其他新型强国不想抗拒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原则和规则，只是想在秩序内获得更多的权威和领导力”〔3〕（p37）。国际经济制度体系正在现行经济秩序内进行渐进性调整，适应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变化着的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8年份额和投票权改革方案已于2011年3月正式生效，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新的份额与投票权改革方案也已提出。“现存国际秩序越是公开并呈现良性，相对于挑战原有秩序来说，崛起国家如果参与其中，那么它获得维护自身利益的机会就越大”〔4〕（p143），当新兴国家群体认为可以通过国际经济秩序内部变革实现其利益，就削弱了新兴国家通过颠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意愿。因而，当前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将是渐进性的而非颠覆性的。
国际经济秩序变革是一种进程性变化，可以在运行过程中进行渐进性调整。从当前国际经济体系实际情况来看，尽管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但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生根本性易位的可能性不大。新兴国家的崛起将使国际经济权力分散化，国际经济体系将从由西方国家垄断到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与国际经济结构变化相适应，新兴国家将更多参与全球经济议程的设定，在国际经济机制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和表决权。调整后的国际经济秩序将同时包容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打破由发达国家垄断控制的等级制国际经济秩序，形成多元共存、相对平衡的国际经济秩序。
结 语
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着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关系，新兴国家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机制，在世界经济治理中承担责任的表现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份额和投票权改革的要求，清楚地表明新兴国家正在国际经济秩序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影响力和创制力。国际经济制度与规范正逐步兼容新兴国家的利益诉求，新兴国家群体并不是现行国际经济体系的革命性修正主义者，国际经济秩序正在传统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国家两个群体的互动中通过和平调整推进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进程。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将逐步走向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西方发达国家将与新兴国家平等地参与国际经济治理，国际经济秩序将从由西方发达国家大权独揽的等级制走向由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平等协商、合作共治的更加平衡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参 考 文 献〕
〔1〕 张建新.后西方国际体系与东方的兴起〔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05）： 4-20.
一、引言
改革开放后，中国参与和实施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一体化战略逐步深入，构建多层次对外格局成为中国对外经济工作的总体战略导向和发展需要。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行动主体和亚决策主体的身份定位决定一体化建设最终还是要依靠地方政府来推动。所以，中国国际经济一体化战略的多层次布局将地方推向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前沿，从而使国内外向型省份成为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重要利益联系体。同时，我国幅员辽阔，省际之间资源禀赋差异大，区域发展不平衡也为省际之间开展合作提供了合作动力。以上两方面因素决定了广西参与和构筑多区域合作格局、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和国内经济合作相衔接的发展策略走向，以凸显广西在合作机制衔接中的主导地。广西在争取外部资源的同时也在积极部署内部工作，服务一体化建设，从一系列产业园区、工业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保税区、经济合作区、经济开发区、出口加工去区、保税港区、高兴技术产业园区、高兴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可见一斑，进一步于2006年设立北部湾经济区，更明显地看出广西参与和构筑多区域合作格局决心。广西在积极构建开放合作格局过程中，我们通常选取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收入等显性经济变量衡量广西经济发展效果，那么，广西产业结构变动情况这一重要的隐性变量又呈现出怎样的变化趋势，它与经济波动之间又呈现怎样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及解释都将对广西经济发展、经济布局产生启示作用。
二、文献综述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总结发现，关于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波动之间关系的看法，学术界存在三种观点：产业结构演变对经济波动产生作用、经济波动对产业结构演变产生作用、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波动相互作用。
大部分学者支持产业结构演变对经济波动产生作用的观点。方福前，詹新宇（2011）通过应用时变参数模型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波动的作用，发现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波动的平稳化趋势有着显著的熨平效应，并且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的不断推进，这种熨平作用亦趋明显。姜玉砚（2014）以山西省为例，研究证明，一、二、三产业波动均为经济波动的格兰杰原因。王筱欣（201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均能有效抑制经济波动，该抑制作用的大小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有所差别。
只有少数学者认为经济波动对产业结构演变产生作用。王延军（2011）表示产业结构变动不是我国经济波动的格兰杰原因，而经济波动是产业结构变动的格兰杰原因。
由此可见，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波动二者之间的关系看法分歧较大，没有一致结论；加之，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情况差距较大，其他地方的状况未必符合广西实际情况所以，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较为全面的实证分析方法、以广西为例对本议题展开研究。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指标说明
1979-2013年的原始数据来源于1978-2014年《广西统计年鉴》，2014年数据取值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于2015年4月23日在其官网公布的《201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为了使不同年份同类数据具有可比性，本文以1978年相关数据为基期数据，利用相关指数，把广西1978-2014年的三次产业产值换算为以不变价计算的产值，在此基础上核算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其他相关指标。为了方便后文研究，用GDP表示国内生产总值，PI、SI、TI分别表示第一、二、三产业产值，Li表示各产业劳动力（i=1、2、3，用各产业年末就业人数表示）。为了消除异方差对实证结果的影响，且对经济变量取对数后并不影响其内在经济规律，所以对上述各变量取对数，表示为：LNGDP、LNPI、LNSI。
（二）产业结构变动分析
1、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结构合理化可以反映三次产业部门的协调发展程度，同时也反映了生产要素的合理分配和优化组合情况，进一步体现了供需平衡状况等。关雪凌研究日本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时提到产业结构偏离度衡量方法。此衡量方法较适合广西实际情况，所以本文以此为依据进行计算，经过简单变形后，具体表达式为：
SD=∑ni=1YiLiYL-1=∑ni=1YiYLiL-1
SD为产业结构偏离度，n表示产业部门数，Y表示总产值，Yi表示各产业部门产值，L表示总就业人数，Li表示各产业部门就业人数。SD越大，经济越偏离均衡状态，产业结构越不合理，SD值越接近于0，经济越接近均衡，产业结构越合理。本文测算了广西1978年以来产业结构偏离度，广西产业结构从改革开放之后至2002年这段时期内基本呈现上升趋势，说明产业结构保持较高的偏离度，大部分时期都在7以上，虽然在1978年低于6，但之后又快速上升到6以上；2002年开始逐步下降，2009年以后变化相对平缓，保持在6左右，说明2009年以后广西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基本保持不变。
2、产业结构高级化
考虑到农业在广西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本文不适合采用一系列忽视农业产值的产业高级化衡量方法。所以本文依然以克拉克定律作为产业结构高级化衡量指标构建的理论基础，此定律采用非农业产值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通常非农业产值比重越大，产业结构越高级；非农业产值越小，产业结构越低级。本文用PNA表示非农业产值的比重，即二、三产业产值之和与总产值之间的比重表示产业结构高级化。广西PNA在1988年前后有明显的增长或下降趋势，1990-2002年之间，PNA 基本处于水平状态，2002年后PNA保持相对稳步增长趋势。由于产业结构长期处于上升和逐步优化过程，所以随着产业结构上升到一定程度，优化产业结构的难度越来越大，优化进程放慢，致使2010年以后PNA变化更为平缓。
（三）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波动关系的回归分析
为了保证数据的可靠性我们借助广西经济增长率（GDPR）来反映广西经济波动的情况。进一步，考虑到所使用数据的完整性和有效性，本文将采用移动平均法对研究期内的GDPR按3年跨度进行移动平均，表示为GDPRM，同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进行相同跨度的移动平均，并对经济波动变量GDPRM和产业结构变动指标进行平稳性检验，发现GDPRM为平稳序列I（0）；其他变量为I（1）。
本文具体从产业结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方面对广西经济波动的影响进行进一步分析。因为影响经济波动的因素极其复杂，除上述两个因素以外，还有诸多因素，比如，对宏观经济政策、汇率变化和本国的生产消费能力等。本文将直接利用经济波动指标的滞后项，作为其他影响因素综合变量，以此提高研究的准确性。根据Hendry的建模理论，并结合AIC准则，最终确认回归结果如表1。
对方程残差的检验表明，在1%的置信水平下，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即残差序列是平稳的，该回归方程并非伪回归。方程残差的White检验和LM检验均接受原假设，表明残差不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所以，上述模型较为科学、合理。
从ARDL模型可以看出，滞后一期的经济波动变量系数为正，说明滞后一期的经济波动变量对本期经济波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期产业结构高级化系数也为正，说明同样对本期经济波动具有促进作用，但滞后一期其系数变为负，说明滞后一期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前期经济波动具有抑制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变量系数符号由正到负的变化，说明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波动的具有双重作用，当期表现为促进作用，滞后一期表现为抑制作用；在回归过程中，广西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波动作用始终未表现出来。
四、总结与思考
（一）广西产业结构在不同阶段表现出明显的特征差异
以2002年为界限，2002之前，三次产业产值变动频繁，并且变动幅度大；2002之后，变动频率降低，波动逐渐趋缓。前期，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步较晚，且发展缓慢，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后期，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对产业结构的认识不断加深等，不再盲目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而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逐步优化和升级。
（二）广西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波动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而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波动没有显著影响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从1978年至今，广西经济波动对自身有显著的冲击和影响；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波动作用只表现在产业结构高级化方面，即非农业生产占总产值比重，也就是二、三产业的发展状况，这其中第二产业占的比重最大，所以第二产业对经济波动的作用也是最突出和重要的。改革开放后，广西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特别是2002年以后，随着广西对外贸易的优势充分发挥，第二产业逐渐成为广西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所以广西经济波动情况取决于第二产业的发展状况，即由产业结构高级化决定。但在实证中发现，作为产业结构变化的另一个分支（产业结构合理化）并未对广西经济波动产生影响，说明产业结构合理化抑制经济波动这一理论并不符合广西实际情况。
广西应叠加利用国家政策优势与区位优势，通过“东向策略”，使其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在保障农业基础地位、稳定发展第一产业前提下，利用其临近粤港澳地理位置优势，积极承接这些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等，提升产业层次；充分发挥东盟平台作用，利用产业梯度差，出口产能过剩产品，有效实现产业换代、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广西经济高效发展；同时，充分发挥自然环境、人文优势，大力发展生产业，合理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实现广西经济平稳转型。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城市群现已成为带动区域发展、参与全球竞争的主体形态。长株潭“3+5”城市群是湖南省特有的城市资源，是全省经济最发达的核心区域。1982年，张萍提出“把长沙、株洲、湘潭建成湖南的综合经济中心”，长株潭经济一体化构想正式提出。2006年，湖南省确立了包括岳阳、常德、益阳、娄底、衡阳在内的“3+5”城市群建设，次年长株潭城市群成为“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自此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建设加速推进。本文拟从空间一体化、市场一体化、产业一体化三方面，以2010年数据为主，对长株潭“3+5”城市群一体化水平进行综合分析，并与长三角“北翼”城市群同期情况进行对比，在此基础上探讨长株潭一体化未来的发展路径。
一、城市群一体化衡量指标体系构建
1、空间一体化
城市群空间一体化是城市间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技术流频繁作用的基础。约翰·费里德曼（J.R.Friedman）把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前工业阶段，过渡阶段，工业化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按其描述，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区域内会出现规模不等的经济中心，相互结合，与周边地区联系越来越紧密，它们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将随之缩小，域内的界线会逐渐淡化，最终区域将实现空间一体化。
本文基于上述理论，认为区域空间结构发展过程可以看成是空间经济联系强度增加的过程。空间经济联系强度可以反映一个区域内经济中心对周边地区的辐射程度，及周边地区的接受能力。进一步衡量空间经济隶属度，即两城市经济联系强度占区域经济联系强度总和的比例，可以反映区域整体空间一体化水平。
根据牛顿力学引力模型原理，本文确定区域内城市空间经济联系强度与空间经济隶属度模型：
Rij为两城市经济联系强度；Fij为两城市空间经济隶属度，其值越大表示空间一体化程度越高。其中Pi、Pj为两城市人口规模；Gi、Gj为两城市经济规模；Dij为两城市距离。本文将分别采用各市市辖区人口数（万人），市区国内生产总值（亿元）和两城市最短公路交通距离（千米）代表。
2、市场一体化
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必须消除区域内对商品和要素合理流动的限制，即实现市场一体化。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1953年解释国际贸易时提出了一价定律：在没有运输费用和官方贸易壁垒的自由竞争市场上，一件相同商品在不同国家出售，以同一种货币计算的价格应是相等的。据此，本文认为在一国之内的不同地区，在实现市场一体化的过程中，价格水平应该趋同，具体表现在相对价格方差应随时间推进而收窄。
根据萨缪尔森“冰川”成本模型的基本思想，本文确定了相对价格方差模型：
Var(Pt)是城市群t时间相对价格方差，若其数值较小，则市场一体化程度较高。其中Pit是t时间i城市商品价格，Pt为t时间城市群n个城市平均商品价格。本文以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代表某城市商品价格水平，并以城市的GDP 占城市群GDP 总量的比重作为权重，得到加权平均数Pt。
3、产业一体化
地区间产业的协调发展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推力。在约翰·弗里德曼提出的核心—边缘理论中，发展可以看作一种由基本创新群最终汇成大规模创新系统的不连续积累过程。创新群互相协作、融合，进而形成创新系统的过程将表现为区域产业一体化。本文将从以下两方面衡量区域产业一体化水平。
（1）各城市行业区位商，能够反映一个地区特定行业的专业化程度，专业化程度高的城市将成为创新活动的发源地。计算公式为：
LQij表示i地区j行业的区位商，一般当LQij>1时表明该地区j行业专业化程度高于区域整体水平，具有比较优势。其中Lij表示第i个地区第j个行业特征值（如从业人员，生产总值等），本文以各城市市辖区按行业分组的单位从业人员数代表；m表示行业个数，n表示区域内地区个数。
（2）主导产业产业链在区域内布局。城市群中各城市按照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工序乃至模块进行专业化分工，这种产业分工现象被称为产业链分工。区域内城市间基于产业链的分工合作，能推动创新活动扩散，促进区域产业一体化。本文将选取长株潭“3+5”城市群工程机械制造产业链进行分析。
二、实证分析
1、空间一体化
利用公式（1）和（2），得到长株潭“3+5”及长三角“北翼”城市群地区间经济联系隶属度如表1和表2。
资本主义精神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由资本的生产方式、运营方式、产品的分配方式及相应制度决定下的资本经营者的精神状况及表现，它是资本主体的思想意识、心理动机、道德伦理、价值取向的抽象表达。
一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环境、不同主体间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
较早提出资本主义精神概念的是马克斯·韦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诚实、守时、勤奋、节俭的理性精神和生活态度，是资本家的“节欲”精神，这种精神是宗教改革的结果，“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1]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促使了近代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和发展。
在韦伯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高度对资本主义精神分析以后，西方学者纷纷对资本主义精神进行了研究，并赋予不同的内涵。桑巴特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由企业家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组成的统一体。例如，他认为17世纪荷兰的崛起不是起因于新教，而是因为有宽容等其他的精神动因[2]。美国学者里亚·格林菲尔德在对英国、荷兰、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发展背后的意识进行分析后认为，现代化的、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背后的动因或者“精神”，并不是对“理性经济行为人”的解放，而是民族主义[3]。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认为，历史地讲，有三种连续的“资本主义精神”。它们分别代表了冒险、投机和革新等精神，其理想特点是企业家和领导者具有“感召力、想象力、交流的天赋、直觉、灵活性和全面主义”[6]。
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和反映是经济伦理和道德。当代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和著名学者梅原猛在其合著的《回归哲学》一书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精神。他们认为，近代资本主义以追求利润为主题而获得了发展，现在，道德、伦理和资本主义明显分离了，剩下的只是赚钱，一些经营者缺少社会责任感。他主张超级大企业必须自我抑制，公正经营，不能和政治权力串通一气危害民众的利益[4]。另一位被认为是儒教资本主义之父的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提出了“经济道德合一”的思想，则从另一方面阐述了日本资本主义精神[5]。
与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不同，国内学者、尤其是经济学界主要是从促进企业发展的角度进行借鉴研究，推崇资本主义所谓企业家精神，认为这种精神是企业家所具有的独特的个人素质，是个人内在的经营意识、理念、胆魄和魅力，如创新、冒险、敬业、合作等精神，企业家精神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是财富的重要源泉。
“理性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假设，可以看出，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众多学者，对资本主义精神正是从理性“经济人”的道德伦理角度分析的。第一，“经济人”是“自利的”，就是说追求自身利益是驱使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的根本目的和动机就是追逐利润，无论是理性的“节欲”精神、奢侈的消费精神，还是企业家个人的冒险和创业精神、经营意识、理念以及个人魅力，都是“经济人”围绕这一目的的精神表现。从“经济人”角度分析，容易将资本主义精神归结为自利精神。第二，在斯密看来，交易是出于“把我所需要的给我，你就会得到你所需要的”动机，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私利时，不得不考虑他人的私利，否则就难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因此，“经济人”必须强调道德伦理规范和社会责任，必须“理性”交易，这就掩盖了“经济人”理性行为的本质。第三，夸大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利他性”。“经济人”在逐利的同时，无意识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这被认为是经济人假设中最有意义的命题。然而，正是这一“‘经济人’的灵魂”的命题最具有蒙蔽性，它把资本主体的动机深深地掩藏起来了。
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精神，把它局限在一定的道德伦理等思想范围内，这和较早前马克思从资本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有着本质区别，它看不到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社会的道德人”，只能把人看做是单向度的“经济的道德人”。这样的分析，也使人无法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由于对利润的追求所导致的经济与道德的冲突，主观的道德价值和客观的经济价值分裂的本质。
我们应该看到，在资本主义及其精神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中，虽然其内涵、表现形式、组成要素等随着不同主体、社会文化背景、历史条件不断变化，但其背后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它只能是资本及其生产方式的反映。资本及其生产方式不仅决定着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和表现形式，而且是它发展演化的动力。而要说明这一点，就必须从资本范畴及其属性出发，对资本属性与主体精神表现之间的关系加以分析。
二
资本精神是由资本主体表现出来的。从个体层面上看，它表现为资本主体运用资本追逐价值增殖的动机、行为、道德表现等，如经营中的诚实守信、社会责任感、生活的理性节俭、个人的贪婪、自私等。通过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反映到主体的精神意识领域和行为上。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属性的逻辑展开和必然反映。
首先，资本的一般属性决定着资本主义精神的一般性表现。资本的一般性是指资本具有增殖性、运动性、价值性、竞争性、权力性。“资本一般，这是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或者说使任何一定量的价值成为资本的那种规定性。”[7]资本一般性是商品经济共有的范畴，它存在于商品经济的任何阶段，任何领域。一方面，资本冲破民族、地域、文化、意识形态、宗教传统的束缚，使贸易、投资、金融、生产等领域的经济活动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展开，另一方面，由于资本的这种一般性，资本对不同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行为动机等产生了冲击。资本与宗教作用，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宗教变革的产物，与文化、道德作用，就是义利统一、理性节俭的意识。资本精神反映在经济观念方面，就是竞争、公平、效益意识，反映在政治观念方面，是民主、法制、平等、自由意识等。尽管资本主体的这些精神表现可能不尽相同，但都是资本生产、运营等活动方式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以资本运营为典型特征的社会，因而，它的资本主体具有资本一般属性决定的精神表现。
其次，资本的特殊性使资本主义精神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第一，资本增殖或者说发挥作用，必须有一定的“作用场”或者经济环境，这个“作用场”就是市场机制。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的行为动机、目的意图、道德表现、不同企业主体的理念和行为都以市场为中心，以盈利为目的展开，从而形成了既丰富多元又目的单一的充满悖论的精神现象。第二，资本在运动过程中采用不同的表现形式，如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固定资本、流动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资本的形式尽管不同，形态不断变化，资本主体的动机却是相同的，但由于资本主体在资本运动中的参与方式、分配方式、消费方式等地位的不同，相应的形成了主体的不同精神。第三，资本归属不同的主体，资本主体精神表现不同。从主体角度看，资本主体精神有个体（包括企业家）、企业组织（包括跨国企业）、社会（包括经济共同体）等不同类型的精神表现；从资本运动过程看，有不同部门、行业、企业组织的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等；从资本体现的生产关系看，它必然反映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和精神；第四，资本必须结合一定的社会形态，资本的增殖属性使得它不断冲破束缚自己的各种藩篱，动员包括精神文化在内的一切力量为自己服务。它不仅和不同的民族、国家、宗教、文化相结合，而且作用于社会结构的经济、政治、文化、法律、习俗、心理等不同层面，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属性在社会不同层面的综合精神表现。
再次，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属性的反映表现在发达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中。一方面，它使得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人们站在了市场经济的同一个平台，从而使经济全球化进程能够迅速发展，资本运营所需的精神能够得以共享认同。另一方面，在世界市场中，经济主体一般都带有强烈的国家与民族的色彩，由于受国家与民族的利益、经济基础与经济能力，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的影响，资本主体精神必然面临着冲突与竞争，各经济主体总是形成有利于自身的经济精神，培育自身的核心价值观，朝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最后，经济全球化、国际垄断资本、高新技术是推动资本主义精神的演化发展的三种力量。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垄断资本、高新技术的发展，生产、投资、金融等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资本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重组，这就要求资本主体突破传统思想和特征，具有全球眼光和思维。在经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要求资本主体更加注重商业伦理、重新定位实现自己动机的手段。所有这些，都使资本主义精神具有同以往不同的表现。但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未变，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未变。资本主义理性的逐利精神带来了什么呢？人们除了拼命的、单调的、运用一切手段赚钱外，更多的人感到生存状况日益艰难，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人的道德沦丧等，资本不仅把文明带到了全世界，也把危机与灾难带给全世界。
三
可见，从资本逻辑上讲，资本属性、资本主体精神的内在表现是一致的，从本质上不存在“善”，也不存在“恶”。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属性在资本主义特定社会的必然逻辑展开和主体精神表现。
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资本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却在生产着矛盾。资本主义始终要面临和解决的一个矛盾就是资本主义精神自身表现与生产方式的矛盾。
第一，资本自身发展与其主体精神表现之间存在着文明的悖谬。资本“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8]“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8]资本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纪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8]。然而，正是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资本，却是靠剥夺起家的，“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9]“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9]资本同样带着血和火书写着其发展史。而且，这种文明的悖谬还会继续下去，因为“‘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绝不罢休”[9]。可以看出，资本主义一方面创造出物质文明，另一方面表现出这一创造过程主体精神上的虚伪、欺诈和野蛮性的一面。资本自身发展与其主体精神表现之间存在着文明的悖谬。
第二，包括资本主义精神在内的资本主义文明自身的矛盾不断深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虽然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从总体上看，其文明自身的矛盾却不断深化。其表现主要有四个方面[10]：首先，由单一性矛盾和危机向综合性矛盾和危机发展。资本主义由早期的经济危机所导致的“文明危机”，引向现在的社会文化领域，成为一种包括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意识形态危机在内的综合性、普遍性的危机。其次，社会主体自身的“文明矛盾”更加凸显。出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体自身特有的“文明矛盾”或“文明悖论”。再次，由民族—国家范围的矛盾转化为全球性的矛盾。最后，由损害当下文明的矛盾向危及人类文明根基的“生态文明危机”演进。
资本的生产“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9]“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9]资本主义精神及其与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文明的矛盾深化和合规律性的演进，既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下的资本主义精神表现的狭隘性、矛盾性、扭曲性，也预示了它的消亡和终将被更高的精神文明形式所取代。人类文明由资本主义文明向社会主义文明的转型成为必然。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流动，资本现象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普遍现象。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坚持这一分析方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对于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们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如何赚钱，而是探索支持中国市场经济的一种精神，找到中国企业家应具有的灵魂。没有精神追求和使命感的企业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现代企业，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构建资本精神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其意义比资本主义的物质前提，如资本原始积累更为重大[11]。其次，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精神、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中，要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出发，对资本加以道德伦理限制，始终体现和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最根本目的，企业及其经营者要从“社会的道德人”角度，实现最广大人的利益，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和谐进步。最后，对待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不仅是认识问题，如何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而不是西方学者的方法，建构与培育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相承接，体现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既包容多样又形成核心价值体系等适合本民族、本国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的问题，恰恰正是问题的关键和核心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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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内涵之一是，更高形式的社会整体化趋势，更快的分化和整合速度。社会整体化趋势在当代世界的重要表现是经济系统与信息系统的一体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大系统中的经济系统分化和发育迅速，由此带动和影响了其他系统的发展。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位一体，再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布局，从结构变迁的角度反映了这一整体化趋势。这一趋势也反映在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的互动关系中，如中共17大报告所说，“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这些都表明，系统的改革和发展需要系统推进。
新内涵之二是，社会整体新质的不断出现，社会以创新型整体的形式出现。这一整体首先体现为新的信息网络系统。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化与经济全球化相互交织，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创新型整体也体现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形成，研发机构、企业和政府等形成新的社会整体特征，同时带来了知识、人才、管理、市场为要素的经济整体新特征，以及经济、制度和文化方面的整体性特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确立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目标。
新内涵之三是，自然环境与社会的相互关联以前所未有的危机形式表现出来。环境危机超越了国界，表现为全球性的特征。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不断升高，几乎将对所有国家和地区造成毁灭性损害，世界上近乎半数的动植物物种濒临灭绝。环境与社会的统一性以新的震撼形式表现出来，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势必呈现全球化的趋势。
上述社会整体性规律转化到方法论层面就成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一种表述。中共17大报告对这一原则的实践内涵做了具体阐述。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方法论也体现了社会系统的结构性规律。社会系统结构性规律的一般表述是，社会系统结构决定系统的功能和性质，因而改善系统的功能性质需要调整优化系统的结构。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程，不论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教育体制的改革，还是转变发展方式以实现科学发展，其着眼点都是通过结构性变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反映出以下结构性规律：
第一，自组织的市场结构具有更强的活力和效率。自组织的活动结构导致经济活动焕发了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产生了更高水平的发展效率。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它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
第二，经济结构和开放结构的优化是发展的关键。如中共17大报告所强调的，“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必须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要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在对外开放方面必须优化开放结构，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第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四位一体结构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因而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
第四，生态环境结构所要求的平衡反映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客观规律。这一规律直接要求可持续发展，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经济系统、社会大系统和生态系统的结构关系表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方法论依据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把握这种规律性，有助于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方法论还体现了社会系统的复杂性规律。复杂性主要表现为结构复杂性和过程复杂性，社会系统的复杂性规律主要通过系统跨层次嵌套、相互作用以及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转化反映出来。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并非完全独立，往往以不同方式与资本或劳动要素相结合，通过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要素生产率方式促进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组合形式不同，对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效率影响差异显著。其中无偏性即中性技术进步能够同比例提高所有生产要素投入效率，以全要素生产率方法就可以有效测算技术进步。但若有偏性技术进步并非单独发挥作用而是依附于资本或劳动投入，并非均等提高资本或劳动质量，仅以全要素生产率方法测算技术进步就存在许多局限，结果可能有悖于现实经济中整体技术进步的作用贡献，也无法刻画经济增长过程中整体技术进步及资本和劳动质量变化的全部。［1］
当前，世界各国普遍出现经济高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共存的现象，事实表明中性技术进步并非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全部。Gordon（1990、 2000、2002），Greenwood and Yorukoglu（1997），Greenwood、Hercowitz、Krusell（1997）和Greenwood、Jovanovic（2001）发现，20世纪90年代后技术进步主要与有形物化的资本品结合，一国经济正是利用内含最新技术的设备投资特别是信息软件业设备，通过资本和技术进步相耦合方式（即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实现快速增长。Gordon［2］和Hulten［3］等测算出机器设备投资中有形的技术进步对美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贡献，发现1954年到1990年间美国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每年以3%的速率增长，占技术进步总贡献率的2/3以上，其中美国战后60%的生产率增长来自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4］
同样，黄先海等［5］利用中国工业数据分析表明，中国的技术进步也完全可能融合于物化型设备投资中，通过设备更新换代提升技术进步和生产率。赵志耘等［6］构建了一个区分设备投资和建筑资本投资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通过界定设备投资和建设投资相对价格与边际收益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依据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高投资收益率和设备相对价格下降的经验事实，发现我国以设备进口为主的技术引进方式实现的设备积累速度远高于建筑资本积累速度，判定了中国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存在性。同时，应该强调，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作用并非固定不变，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资源要素禀赋和政治经济制度环境约束下，要素贡献都将呈现出时间性和阶段性的变化趋势，而技术进步作用方式因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结构不同而表现迥异，即技术进步作用存在动态阶段性规律。［7］由于国内普遍缺乏对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关注，相关的定量研究也几乎无人涉及，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中性技术进步贡献与经济增长趋势并不保持一致，真实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技术进步更多表现出与机器设备投资相融合的趋势。为考察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作用特征，本文利用设备工业品与建筑工业品的相对价格指数，构建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指数分析蕴涵在设备中的体现式技术进步变化特征，及其与经济增长率的周期波动关联性。
一、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动态变化规律
在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分析中，通常利用设备品的相对价格来反映。国内外相关研究也多数采用此种方法，如陈师、赵磊（2009）就以消费价格指数与设备价格指数之比来衡量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在此我们以设备资本与建筑资本的相对价格指数的倒数来表征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增长及变化趋势。在此首先利用1980—2007年建筑资本和设备资本的年度相对价格指数来构建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指数，如图1所示。
数据显示：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在改革开放初期变化幅度不大，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到90年代中期出现快速增长，特别是在1987年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增长率超过了20%，这表明在此期间我国以设备资本品投资方式实现的技术进步增长迅速，也是类似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升级、缩小和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主要途径。而在90年代中期后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增长速度放缓，基本都在4%均值上下小幅波动。考察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在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三个时段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6.7%、4.7%和3.5%，呈现明显递减特征。观察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趋势分量，可以看出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呈现出抛物线型的增长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个峰，表明该时段是我国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快速增长期，90年代中期后增速逐渐转缓。主要原因可能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形成了模仿和复制的成本优势，因此以先进技术设备引进与投入为载体的物化型技术进步成为我国技术快速升级的主要形式，但随着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缩小和边际收益下降，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增长速度会逐渐减缓。进入21世纪后，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增长趋势分量近似于一条水平线。
为深入分析近年来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变化特征，我们选择月度数据进行细化分析。首先采用分类资产价格指数构建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指数，在机械工业品中选择具有较高投资价值且质量发生明显变化的四类工业品，分别为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通用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机械，进行加权平均构建设备品价格指数PPIE，以反映机械设备质量变化的综合趋势。其权重为该行业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即:
之所以选择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等四类制造业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原因在于通信设备、计算机及电子等设备技术含量和其他设备相比投资价值更高，技术水平高且技术更新也快于其他设备品，对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表征更直接、更敏感。将设备品价格指数与建筑材料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比值的倒数作为综合设备中的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指数ETC，同时还将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指数与建筑材料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比值的倒数ETCCE，以分析蕴涵在前沿设备中的体现式技术进步，如图2所示，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样本区间为1999年1月到2010年3月。 #p#分页标题#e#
图2显示，综合设备中的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指数ETC与前沿设备投资品中的体现式技术进步指数ETCCE具有相似的变化特征，在2003年和2008年都出现快速增长，这与依据年度数据构建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指数的结论相一致。其中综合设备中的体现式技术进步指数ETC在2003年12月阶段最大值为7.5%，2008年8月的阶段最大值为9.02%，而前沿设备中的体现式技术进步指数ETCCE比综合设备中的体现式技术进步增长更快，在各个阶段都高于综合设备中的体现式技术进步增长率，2004年3月的阶段最大值为11.6%，2008年8月的阶段最大值为12.8%。在整个样本区间内综合设备中的体现式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为3.22%，而前沿设备中的体现式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为5.86%。
二、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周期波动关联效应
利用月度数据考察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率的动态变化规律。综合设备中的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ETC和经济增长率GDPR的月度变化路径如图3所示，经济增长率GDPR的月度数据是将季度数据采用频率转换获得。
图3显示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率的变化特征有所不同，经济增长率在90年代末期出现下落特征，但在21世纪初期开始平稳上升，在2007年达到的最大值为13%。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在2008年初开始快速下降，但2009年初又出现明显回升。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ETC没有出现明显的增速平稳上升特征，与经济增长率相比其波动幅度较小，只是在2003年和2008年出现大幅增长，其变化特征显示其增长并没有受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面，进一步采用小波变换方法分析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ETC和经济增长率GDPR各层分量的变化特征。
从小波变换系数WTf(m,n)中可以得到f(t)在时间窗[mt+n-mΔt,mt+n+mΔt]的部分信息，同时可以得到f(t)在频率窗[θ/m-Δθ/m,θ/m+Δθ/m]的部分信息。因此，当m值小时，mt+n-mΔt和mt+n+mΔt很小，时间窗很小。而在频域上θ/m-Δθ/m和θ/m+Δθ/m很大，频率窗很大，相当于在短周期内用高频小波作高分辨率分析。当m值大时，时间窗很大，而频率窗小，相当于在长周期内用低频小波作低分辨分析。［9］
本文采用DB4小波变换将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ETC和经济增长率GDPR进行分层，根据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和周期的划分，将小波变换的最大尺度α取为27=128个月。通过小波变换，将时间序列分解就可以得到不同尺度下的分量谱图。小波分解后的前三层尺度为21～23，是周期1～8个月的分量，即频率为0.125～1的分量，包含了序列中的随机因素和不规则因素。第四层尺度为24，是周期9～16个月的分量，即频率为0.063～0.125的分量，称为短周期分量，记为ETCS和GDPRS，如图4所示。第五层尺度为25，是周期17～32个月的分量，即频率为0.031～0.063的分量，第六层尺度为26，是周期33～64个月的分量，即频率为0.016～0.031分量，我们将小波分解后的第五层和第六层分量合并，将其称为中周期分量，记为ETCM和GDPRM，如图5所示。第七层尺度为27，是周期65～128个月的分量，即频率为0.008～0.016的分量，我们将其称为长周期分量，记为ETCL和GDPRL，如图6所示。
图4显示，在短周期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率波动不同，部分时期呈现出相反的变化特征，如在2000年初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ETCS呈现下降趋势，而经济增长率呈现上升趋势，在2005年中期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达到波峰，而此时经济增长率却处于波谷。对比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幅度，发现在短周期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比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强烈，波动幅度大。分析短周期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率Granger的因果关系，我们发现，当滞后的时期取2个月时，原假设为“ETCS不是GDPRS的Granger原因”的F-统计量小于10%的临界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接受原假设，表明在短周期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同时，原假设“GDPRS不是ETCS的Granger原因”的检验接受原假设，表明短周期经济增长也不是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Granger原因，因此短周期二者不具Granger因果关系，即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经济增长也不是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变化的原因。
图5显示中周期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ETCM与经济增长率GDPRM的变化在2008年之前呈现较强的共变特征，即当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达到波峰时，经济增长率也到达波峰；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达到波谷时，经济增长率也到达波谷。但在2000年后，二者变化呈现相反的特征。考察中周期二者的Granger因果关系，和短周期二者关系不同，在9%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ETCM不是GDPRM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表明在中周期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不能拒绝“GDPRM不是ETCM的Granger原因”的假设，即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在中周期存在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中周期分量时差关系发现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最大相关系数为0.9665，但不是在当期，而是在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先行1个月时，这再次印证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图6显示的是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长周期分量的变化趋势，二者呈现完全的共变特征，在经济增长到达波峰时，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也到达波峰，在经济增长到达波谷时，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也到达波谷。
表1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显示，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率的长周期分量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在3%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二者具有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利用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率原序列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发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ETC不是GDPR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但不能拒绝“GDPR不是ETC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表明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率具有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这表明当前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是我国经济增长重要因素。
三、基本结论
本文利用设备工业品与建筑工业品的相对价格指数，构建出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指数，分析蕴涵在现代设备投资过程中的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并利用小波变换方法分析体现式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率的周期波动关联性。结果显示，我国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出现快速增长，之后增速放缓。体现式技术进步呈现出抛物线型变化趋势，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7%、4.7%和3.5%。小波变换分层分析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关联效应，发现短周期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率变化特征不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显示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率不具有Granger因果关系。中周期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率变化呈现较强的共变特征，并且存在“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的单向因果关系。长周期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率变化呈现完全的共变特征且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 #p#分页标题#e#
关系。长中短周期关系显示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是体现在短期而是中长期，中长期经济增长动力在于技术进步。这表明在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中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在较长时间内还将是我国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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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3.08.019
[中图分类号]f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3）08-035-06
笔者曾在“我的经济现象整体观”（参见《时代经贸》2011年9月）一文中，明确提出对经济现象进行动态的整体性观察的理论主张，并从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独特视角，以人类祖先的生存行为现象为观察起点，引出“转换”与“吸收”两大功能，进而得出“原始经济体”的理论抽象，还对原始经济体进行了深层功能结构分析。本文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就原始经济体的体外环境及其成长进化问题做出理论描述。
经济体是一个功能体，视之不见，搏之不得，不包含物质、能量、信息的任何因子。因此，现象世界中包括人体在内的一切要素，均应被视作原始经济体的体外环境。
1 原始经济体的体外环境
1.1 人体
原始经济体的体外环境，可区分为人、社会、大自然3个层次。人，是经济体得以存在、成长和进化的决定性的、第一层次的体外环境，直接与经济体相关联。一物是否为有用之物，完全是相对于人体而言的。现实世界中不存在任何不是相对于人体的有用之物或无用之物。
同样是作为经济体体外环境的社会和大自然，无论其结构如何复杂、规模如何庞大，都无法直接与经济体发生作用，它们都只能通过人的行为来间接地作用于经济体。
人的行为是经济体体内功能得以实现的唯一途径。如果没有人及其维持生存的行为，便无所谓经济体的存在；没有人的成长，也无从谈起经济体的成长；没有人的进化，也便没有经济体的进化。要深入了解和把握经济体，必须要首先了解人。
人，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复杂的生物。人对自身的了解，并不比对外在世界的了解更多。甚至于在科学昌明的今天，人类自己还仍未完全确认自己的祖先。但经过几代人类学家一百多年的努力，人类对自己祖先的认识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深度，现在人类学家们几乎可以确认：人类的祖先是300万年至400万年前，用双腿从某种“神秘境界”里“走”出来的。中间经历了4次身体结构上的变化：南猿——能人——直立人——智人。
我们无力对人类的进化过程做出更为详尽的描述，现仅就与经济体相关联的人的一些基本属性，做一个归纳。归纳过程中特别注意到要将迄今为止人类所认识到的自己的最早祖先南猿也包括进来。
我们把人的构成区分为2大部分。第一部分，包含6个要素，即眼、耳、鼻、舌、身、意；第二部分，包含也6个要素，即见、闻、嗅、味、触、识。
包含在这2大部分中的所有要素，并不是一些孤立的存在，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眼见一体、耳闻一体、鼻嗅一体、舌味一体、身触一体、意识一体。
眼见一体，以眼为体，以见为能；耳闻一体，以耳为体，以闻为能；鼻嗅一体，以鼻为体，以嗅为能；舌味一体，以舌为体，以味为能；身触一体，以身为体，以触为能；意识一体，以意为体，以识为能。
眼、耳、鼻、舌、身归于人的肌体；见、闻、嗅、味、触归于人的体能。肌体在意识的统领下发挥出体能，形成人的行为现象。
识，是人在面对外在世界时所表现出来的感觉、印象、记忆、判断、思维、想象等活动的能力；意，则是这种能力的来源。
远古人类祖先的意与识，在原始生存环境与生存方式的限制下，是浑然未分的，处于蒙昧状态。其生存活动中的行为动机，与其他动物没有本质区别，完全是出于生存的本能。但随着人类的进化，本能将逐步为欲念所取代，蒙昧将逐步为智能所取代。
与经济体体内功能相联系，意及意识统领下的人的肌体，是在生存行为中发挥吸收功能的基础和前提；识及意识统领下的人的体能，则是在生存行为中发挥
换功能的动力来源，见图1。
随着肌体、体能、意识的成长与进化，体现在经济体中的转换功能与吸收功能也将随之成长和进化。可以这样来形容：体能、识是经济体之“父”；肌体、意是经济体之“母”。为便于与经济体相对照，我们将人的肌体、体能、意识，统称为“人体”。
1.2 种群
社会，是经济体第二层次的体外环境，也是经济体存在、成长和进化的必备环境。但它永远不会成为经济体的直接环境。无论人类社会形态进化到何种程度，无论今后经济体的结构方式会变得多么复杂多样，人体是经济体的直接环境，这一点是始终不能改变的。
但社会又是人体赖以生存、成长、繁衍和进化的直接环境，是要对人体发生直接作用的。因此，社会对经济体的作用是通过人体间接地得以实现的。
与原始经济体相对应的社会环境是最原始形态的人类种群。这里，需要强调远古人类祖先种群的2个特征：①种群内部男人与女人的对立。这种对立，是人体种群得以延续的前提，也是人类社会制度现象产生的根源。因为，人类社会制度现象，其本质含义就是确定人体与人体之间的区分，男人与女人则是种群中人体与人体之间的最初的区分。②种群与大自然的对立。这种对立是种群得以存在的前提，也是人类社会文化现象产生的根源，见图2。
制度现象、文化现象，特别明显的是其中的科学和技术现象，反过来作用于人体，通过人体又作用于经济体，促进着经济体的成长与进化。
1.3 大自然
大自然是经济体最后一个层次，也是最为广大、最为基本的体外环境。以经济体为本位，大自然首先是指日、地、月系统。银河系乃至整个宇宙也都应当包含在大自然的概念之中。大自然与人体、人类社会一起提供了经济体赖以存在、成长和进化的全部资源。
可将蕴含于经济体体外环境中的全部资源归结为3个基本要素：
第一种，是可以看到、听到、嗅到、尝到、触到的以固体、液体和气体形态占有一定空间和质量的东西，譬如山泽之中与人类祖先的生存直接相关的动物、植物、水、土、石、空气等，我们将其统称为物质资源。
第二种，是通过各种方式直接释放出来的或者是可以间接地获得的做功的能力。譬如发自于天空的风雨雷电和来自于太阳的光线，以及来自于地下的热量等，我们将其统称为能量资源。
第三种，是蕴含于整个宇宙的信息资源。信息，20世纪才为人类所认识；关于信息的本质，说法也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信息是现实世界中普遍存在着的，区别于物质与能量，并与之相并列的第三种存在。
本文将信息定义为：人体所获得的关于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的减少。不确定性减少得越多，信息量就越大。两棵果树，这棵树上果子多些，另一棵树上果子少些。第一次在另一棵树上吃到少一些的果子；第二次，在这棵树上吃到多一些的果子；第三次就会再次来到这棵果树下。果子所处方位的不确定性在减少。
大自然无法直接与经济体发生关联，与社会环境一样，也必须通过人体才能发挥出对经济体的资源保证作用，见图3。
资源，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资源，正如前面所讨论的，指的是经济体体外环境中所蕴含的全部物质、能量和信息；狭义的资源则是指作为人类生存行为直接获取对象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对于一个给定的经济体，如果说广义的体外资源是广大或无限的，那么，其狭义的体外资源就总是有限的了。
与远古人类祖先生存状态相伴随的原始经济体，其狭义上的体外资源是非常有限的，既不包括能量资源，也不包括信息资源，只包括物质资源中极小的一部分，其全部内容也仅限于生长于山泽大地之中的、可供直接食用的瓜、果、鱼、兽等动植物资源。
2 经济流
2.1 经济流的概念
人类祖先要维持生存，就必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连续不断地重复其“摘吃果子”、“掘嚼根茎”、“擒食鸟兽”等进食行为。原始经济体体外环境中的资源要素，在加入人类祖先重复不断的进食过程，从而也是加入原始经济体体内功能重复不断的实现过程之前，本是一种与经济体无关的游离状态下的存在。一旦通过人体的行为被加入进来，处于游离状态的资源要素便会沿着两种功能相互作用所规定的方向，形成一股有序的流动。
我们将被转换功能与吸收功能重复不断的实现过程
纳入经济体而形成流动的体外资源，称为经济流，见图4。
2.2 主流与潜流
原始经济体的经济流可区分为2个层次。原始经济体是以可供人体直接食用的瓜、果、鱼、兽等动植物资源为其直接转换与吸收对象的，因此，狭义资源上的物质流是原始经济体体内经济流的主流。然而，伴随主流一同被纳入原始经济体而形成流动的，还要包括部分其余的广义资源上的物质流，以及能量流和信息流。这部分经济流，并不与人体的行为目的直接关联，而是处于一种不为行为主体所知的潜藏的状态，因此可称之为潜流，见图5。
经济流中包含潜流，这一点是由经济体结构规模与结构形式的有限性与体外环境结构规模与结构形式的广大性和复杂性所决定的。蕴含于规模广大的体外环境之中的各种资源要素，其结构方式要远远复杂于经济体的功能结构。物质、能量、信息在体外环境中本是一种难以分解的混合状态下的存在，当狭义上的资源要素以主流身份被纳入经济体时，能量流、信息流以及广义资源上的物质流也必然潜藏其中。
2.3 经济流的流向
如前所述，在本文的图示法中，转换为先，位于经济体的右侧，朝向经济流的来源；吸收为后，位于经济体的左侧，背向经济流的来源。在这种结构关系中，转换好似一面法力无边的“魔镜”，突然将体外资源要素的游离之“魂”，化为一股有序的“流”，摄入经济体体内，再抛向吸收的“胃囊”。经济流的流向与转换功能的作用方向是相同的，与吸收功能的作用方向则是相反的，见图6。
2.4 经济流的冷与热属性
流经经济体的经济流，要经受经济体体内2种功能的同时作用。从转换一方看，体外资源逐步由无用之物变为有用之物的过程，正是其原有的外部形态及内在结构不断发生着改变、分解或释放的过程；从吸收一方看，体外资源逐步以有用之物被耗费或吸收的过程，则是其处在不断释放、分解和改变过程中的外部形态及内在结构又在不断消失或隐没的过程。经济流在转换与吸收的功能作用下，亦生亦灭。我们比喻地称：处于转换功能作用之下的经济流具有“热”性；处于吸收功能作用之下的经济流具有“冷”性。
经济流的冷热属性变化，直接体现着经济体体内功能的区分，因此也可以说，转换功能具有热性，吸收功能具有冷性，见图7。
在原始经济体中，转换功能与吸收功能是紧密合一的。因此，流经其间的经济流，在同一瞬间既要表现出热性，又要表现出冷性。除非是转换与吸收之间发生了实际分离，否则，经济流冷热属性的变换并不会表现为经济体整体上的冷热更替。
为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从观念上将转换与吸收做一个暂时的分离，使两种功能各归其固有的结构方位。假想：有一股经济流正非常缓慢地以极为松散的粒子状态流经经济体。
当有一颗经济流的粒子流经白框时，见图8，黑框中是空的，这意味着转换功能正在发挥作用，吸收功能处于关闭状态。此时，经济流呈热性，或称经济体呈热性。
当这颗粒子流经黑框时，见图9，白框中是空的，这意味着吸收功能正在发挥作用，转换功能处于关闭状态。此时，经济流呈冷性，或称经济体呈冷性。
伴随着这股经济流的持续流动，经济流将会发生“热转冷”、“冷转热”，往复不断地交替变换。经济流密度越大、流速越快，冷热交替的频率就会越高。冷热交替的频率高到一定程度，经济流既要呈冷性，又要呈热性，结果就是动态的冷热均衡。
我们将这种冷热均衡状态，称作经济流呈中性，或称经济体呈中性，见图10。
转换与吸收，一体两面；经济体、经济流与行为现象，三位一体。转换、热性、动，三者相对应，为一面；吸收、冷性、静，三者相对应，为另一面。
转换功能起作用的时刻，正是经济流呈热性的时刻，同时也正是生存活动中的行为现象表现出动的特征的时刻；吸收功能起作用的时刻，正是经济流呈冷性的时刻，同时也正是生存活动中的行为现象表现出静的特征的时刻。
因此，经济体的功能结构、经济流的冷热属性和行为现象的动静特征，完全可以统一起来加以描述。当我们描述经济流的冷热属性的时候，也就是描述了人体行为的动静特征，同时也正是在描述经济体的功能结构。
2.5 经济流剩余
源自经济体体外环境，包含着主流、潜流两个层次和物质、能量、信息3个要素的经济流
，在流经经济体之后，有2个而且仅仅是2个去向：①被彻底转换与吸收，留存于人体之内，消失于经济体；②因无法进一步被转换与吸收，而被排出人体，留存于人体之外。被排出人体的经济流，同时也可视为被排出经济体。
留存于人体之内的经济流，将直接形成人体，维持人体的存在、成长和进化；留存于人体之外的经济流，将会直接造成人体周围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又将会反过来间接地造成人体的变化。我们将第二个去向的经济流称为经济流剩余，见图11。
经济体作为功能体，本是一个无形的存在，其自身并不含有、也从未留存资源要素中的任何因子。因此，作为经济体功能实现产物的经济流的实体，并非果真是留存于经济体之中，而是留存于经济体的体外环境之中，即留存于作为生存行为主体的人体之内或人体之外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之中。
但经济体体内功能的实现过程与人体的行为过程却是同步进行，毫厘不差的，因此，完全为人体所吸收，留存于人体的经济流，可视为形成人体，而消失于经济体；被人体所排出经济流，也可视为是被经济体所排出。
经济流流经经济体之后会产生剩余。这一点，与经济流中包含主流与潜流的道理一样，也是由经济体体外环境结构规模及结构形式相对的广大性和复杂所决定的。假如经济体的结构规模及结构形式与体外环境完全吻合，则根本就没有转换与吸收体外资源的必要。经济体体外环境中处于复杂的、混合状态下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在经济体体内功能的作用下，化作经济流之后，一部分得到了彻底的转换与吸收，留存于人体；没有得到转换与吸收的部分，则要被排出人体，同时也可以看作是被排出经济体，形成经济流剩余。
2.6 剩余的构成
经济流区可分为主流与潜流2个层次，进一步还可以区分为狭义资源上的物质流、其余的广义资源上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4个构成。
狭义资源上的物质流，即大自然直接赐予的可食用之物，经过经济体转换与吸收的部分，以化学能或生物能的形式留存于人体之内；未能转换与吸收的部分则主要以粪便或体热的形式被排出人体，同时也可看作是被排出经济体，成为经济流剩余。
在人类祖先谋求生存的活动中，奔跑时无意中碰到的石块，攀爬树木时无意间触动或折断的树枝等，以及作为物质存在形式的人的肌体的各种活动本身，都应被视为经济流的构成部分，它们是广义资源上的物质流。显然，这部分物质流是不能被原始经济体进一步转换和吸收的，因而要被排出人体，同时也可看作是被排出经济体，成为经济流剩余。
一只果子或一块兽肉，当其被纳入经济体而成为转换与吸收的对象时，其生长和成熟过程中所转换与吸收的太阳能、化学能等等，此时都具备着被纳入经济体而形成流动的含义，此即所谓能量流。此外，日复一日的奔跑、攀爬等觅食活动本身就是一个能量的转换和流动过程，因此，也应一并被视为能量流。能量流，除被人体吸收的部分之外，剩余的部分均以热能的形式被排出人体，同时也可看作是被排出经济体，成为经济流剩余。
与我们关于原始经济体的理论描述相联系，在摘吃果子这样简单的行为过程中，也包含着信息的流动。我们的那位祖先起初并不知道哪里有果子可摘。经过一番寻找，才来到一棵果树下。在整个过程中，通过感官所感知的一切，已经作为“印象”或“经验”留存于他的记忆之中。下一次饿了的时候，他会很快找到这棵果树。没有找到这棵果树之前，这棵果树的方位对他来说是不确定的，现在这种不确定性大大地减少了。这就是信息在流动。由人类远古祖先穴居的山洞通往果树的那条蜿蜒小路，就是信息流经的“印迹”。
与物质流和能量流的一个重要的区别是经济流中的信息流是没有剩余的。人类祖先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存活动中，通过感官和心智所体察到的一切，都意味着相对于他来说的环境中的不确定性的减少，都将以印象、记忆、经验、知识的形式日积月累地留存于意识之中。即使会有所遗忘，而遗忘本身就是一种意识现象。因此信息是不能被排出人体而留存于人体之外的。
经济流剩余由物质流剩余和能量流剩余2部分构成，不存在信息流剩余。可以对经济流剩余做一个归纳，见图12。
3 原始经济体的成长与进化
在我们的描述中，转换与吸收是一个相当广泛的功能存在，不难看出，关于原始经
体的描述，只要稍加改动，同样也适用于其他动物，甚至是植物的生存行为。但必须牢记：我们所描述的原始经济体，其最直接的体外环境是远古人类祖先的人体，而不是其他动物或植物。其他动物和植物均被视为存在于大自然的物质资源，都是相对于人体而言的有用之物。
原始经济体是针对远古人类祖先单个人体的生存行为所给出的一种功能描述。无论是其结构规模，还是其流量规模，都取决于单个人体的胃口容量，是十分有限的。这种原始的转换与吸收所能够推动的经济流，其主流是物质流，并且仅限于大自然直接赐予的可食用之物。
人类祖先生存于种群之中，这种社会结构是十分松散的，至少在觅食过程中，他们是单独行动的。在通往未来经济生活的大道上，人类祖先总是群体出发，又分头行动，各自头顶一点“黑白闪烁”的原始经济体之光。
此消彼长、冷热更替、动静有常的经济体，是这样一种功能体：其自身不包含物质、能量、信息的任何因子，却带来了物质、能量、信息的循环流动；其自身是物质、能量、信息循环流动的必经之路，物质、能量、信息却未在其中有一丝一毫的留存。“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①。经济体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伴随着经济流的累积，造成了包括人体在内的体外环境的变化。
经济体体外环境的变化，首先是人体的变化。人体的变化集中表现于其生存能力的增强。原先需要花费许多精力四处寻找果子，如今早已知道果子生长在什么地方、如何才能摘到更多更好的果子；原先只能吃到一两种果子，如今早已知道还有哪些种果子也可以食用；原先吃不到或只能吃到野兽的生肉，如今发现偶尔拾到的被野火烧熟了的兽肉更加可口。人体与大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范围和深度在扩大和加深。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肌体、体能、意识的成长。人体的成长又会反过来造成原始经济体中转换功能与吸收功能的增强。原始经济中转换功能与吸收功能的增强，意味着原始经济体在成长。
因为人体在成长，所以原始经济体必然要成长，但其成长不是没有限度的。在原始经济体的成长过程中，要受到来自5个方面的约束。
第一个约束：结构规模的有限性。人类祖先的肌体、体能是有限的。这集中体现为其胃口容量的有限性上面。尽管人体与大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范围在扩大，但一次进食所能够转换和吸收的食物数量毕竟有限。
此外，人类祖先的意识也是有限的。在远古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下，尚未完全脱离动物界的人类祖先除了直接觅食以外，其余的一无所知。人体的肌体、体能、意识的有限性，决定了原始经济体结构规模的有限性。原始经济体本身无法突破这种局限，因此，在本文的图示法中，用以表示原始经济体结构规模的由黑白两色所构成的方形面积的大小，在经济体的成长过程中，始终是不能改变的。原始经济体的成长不表现为图形面积的扩大。
第二个约束：原始经济体体内的转换功能与吸收功能，两相对等。无论原始经济体成长到何种程度，绝不会出现转换大于吸收或吸收大于转换的情况。表现在图形上就是分别代表两种功能的黑色面积与白色面积，始终是相等的。
第三个约束：转换功能与吸收功能在原始经济体体内的结构方位固定不变。转换为先，永远朝向经济流的来源；吸收为后，永远背向经济流。不可互换。表现在图形上，就是代表转换功能的白色，始终位于图形的右侧；代表吸收功能的黑色，始终位于图形的左侧。
第四个约束：转换功能与吸收功能的作用方向相反，即两种功能的效用各自由大至小的变动方向是相反的。表现在图形上，就是转换功能的作用方向是由右向左，吸收功能的作用方向是由左向右。箭头的方向不可改变。
第五个约束：转换与吸收二体合一，不可脱离。一旦脱离，则意味着经济体的消失。表现在图形上，就是分别代表两种功能的白色和黑色，始终是连接在一起的。
原始经济体的6个属性：规模有限、功能对等、先后有别、方向相反、二体合一、此消彼长，在原始经济体的成长过程中，前5个属性都不可能发生变化，唯一能够发生变化的，是两种功能之间的相互消长关系。
在前面的描述中，我们曾假定两种功能的相互消长呈线性变化，现在我们仍保持这个假定，通过图形来推演原始经济体成长的整个历程，见图13。
由体内功能增强所带来的原始经济体的成长，并不表现为图形中黑
白两色乃至整个方形的面积的增大，也不表现为两相对等、先后有别、方向相反、二体合一这些属性的任何变化。而是仅仅表现为：伴随着经济流的持续流动和循环累积，两种功能相互消长关系的变化。消长关系变化的结果，是两种功能在原始经济体中的地位关系的改变。
在最初状态下的原始经济体中，能够被转换与吸收的食物种类和数量是单一而有限的，人类祖先没有进行食物选择的自由，原始经济体的体内功能极为有限，两种功能的地位关系是：吸收完全从属于转换，转换完全决定着吸收。表现在图形中，就是代表转换的白色完全处于上方，代表吸收的黑色完全处于下方，参见图13-0。
伴随着体内功能的增强，能够被转换与吸收的食物数量和种类在逐渐扩大，此时，人类祖先开始获得更多的食物，并可以有选择地进食。吸收对转换的依赖程度开始降低。转换与吸收的地位关系开始发生改变，各自朝着相反的方向转化。转换功能的支配地位由此开始逐步让位于吸收功能。表现在图形上，就是原先处于上方的代表转换的白色，逐步让位于原先处于下方的代表吸收的黑色。这就是原始经济体成长的全部含义。
原始经济体的成长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可将其划分为6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里，体内的功能结构都处于不同形式的平衡状态。图13显示出7种平衡状态。
图13-0中，转换功能完全处于上方，吸收功能完全处于下方。这表明吸收完全由转换来支配。我们把这种平衡状态称为原始经济体的“初始平衡态”。在初始平衡态下，食物种类单一，数量有限，人体之外不存在选择机会。此时，经济体所体现出来的转换功能与吸收功能是极为微弱的，属于经济流累积的初期。前面那位人类祖先的第一幅进食图景，参见（“我的经济现象整体观”，冯力，《时代经贸》，2011年9月，图2），可近似地看作是处于此种状态。从生存活动中的行为现象上，观察不到明显的阶段性区分。此时的人类祖先，严格地讲，远没有具备人的本质特征，是蒙昧状态下的生存本能在支配着人体的生存行为。
图13-1和图13-2所显示的平衡状态，称为“对等过渡平衡态”。图13-1显示出经济体开始成长。此时，人类祖先的觅食能力有所提高，与时同时，经济体所体现出来的转换功能与吸收功能也有所增强。在这种增强的同时，吸收功能的地位有所上升，吸收不再完全为转换所支配。在图13-2中，吸收的地位进一步上升，转换的地位进一步降低。“对等过渡平衡态”下，由于食物种类增加，人体之外开始出现选择机会，但人体之内尚无选择意识。
图13-3中，转换与吸收之间的地位关系完全对等，这也是整个过程中唯一的一次地位对等的机会，称为“对等平衡态”。“对等平衡态”下，食物种类的多样化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人体之外存在着足够的选择机会，人体之内的选择意识即将生成又尚未生成。
图13-4和图13-5所显示的平衡状态，称为“临界过渡平衡态”。在这种平衡态下，两种功能已经开始转向了各自的反面，转换功能开始让位于吸收功能，吸收功能反过来开始支配转换功能。食物种类进一步增加，人体之外的选择机会进一步增多，人体之内的选择意识开始生成。
选择意识一旦生成，则意味着本能开始为欲念所取代，蒙昧开始为智能所取代。本能的行为动机开始为欲念支配下的行为动机所取代；蒙昧的行为方式开始为智能的行为方式所取代。一块生肉和一块被野火烤过的熟肉，这位祖先不加选择地吃了一块生肉，或同样是不加选择地吃了一块熟肉。从外在现象上看，动机不为欲念所支配。但体内的真实感受会告诉他，下一次要选择那块熟肉。再有机会的话，欲念就会发生作用了。有选择意味着有欲念，能选择意味着有智能。欲念与智能的生成是原始经济体成长带给人体的最显著变化。
在欲念的支配下，人类祖先开始有选择地吃到更多种类和充分数量的食物。再也不是摘到什么吃下什么、摘得多少吃下多少。这预示着人类祖先的“幸福”时光即将来临。行为过程的阶段性区分，从这里开始逐渐显露。
图13-6所显示的状态，称为“临界平衡态”。代表吸收功能的黑色完全处于上方，代表转换功能的白色完全处于下方。此时，受到各方约束的原始经济体所能够实现的转换功能与吸收功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转换功能的支配地位完全让位于吸收功能。这也是行为现象上的阶段性区分最为明显的时刻。前面的那
位祖先的第二次进食，参见（“我的经济现象整体观”，冯力，《时代经贸》，2011年9月，图3），可近似地看作是处于这种状态。这位祖先在他图中的演示过程中，无意之间画出了一道人体体表的分界线，给了我们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来发现和确认转换与吸收这两种含义极其深远而广泛的功能存在。
人体中的欲念已经形成。狭义资源上的有用之物的种类，已经为人体中的智能区分完毕。我们的远古祖先终于迎来了“想吃什么，就摘得什么”、“想吃多少，就摘得多少”的好时光。
“福兮祸所伏”。我们的祖先此刻正沉浸于幸福时光，尽情享用着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赐美食。但他们也许不会想到，就在此刻，与其生存行为形影相伴的功能体——原始经济体，已经悄无声息地走到了它的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