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发展变革,原有的教学体系已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客观现实。因此,必须实现教学体系的转换。原有的教学体系主要是视学生为被动客体的知识教学,教学活动的设计组织和实施都是为了学生便于对知识的掌握。而当今的教学新理念,则是首先要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思想,把教学视为构建学习主体的对象化活动。教学的目的是把课程内容转化为学习主体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教学的整个过程就是学生主体性不断提高和增强的过程。
一、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是实施主体化教学的必要前提
师生之间关系是平等的,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人格、感情与个性差异。师生关系具有明显的情感性、双向性和人文性等特点。教师要允许学生独立思考,鼓励学生主动质疑,不把一切程式化的理解强加给学生;允许学生提出自己的见解,把学生犯错误视为必然,不过分苛求,把划一的教育变为有个性的教育。因材施教,尊重学生的人格,维护学生的尊严。教师与学生不再是控制与被控制、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是要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真诚相待、共同探讨。学生不再是被动的客体,而是一个有思想、有主见的主体。
二、创设开放的教学模式是实施主体化教学的有效方法
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必须把教学活动从单纯的认知活动转向全面的心理活动,使其成为师生认知、情感、意志及自我意识的综合活动过程。此外,要重视师生间的交往互动,建立协调融洽的人际关系,最大限度的发挥教师对学生学习的指导、帮助、激励的作用。教学模式可实行“三多、三鼓励”。“三多”即多启发、多直观、多实践;“三鼓励”即鼓励提问、鼓励讨论、鼓励标新立异。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积极性和培养创造意识作为课堂教学过程优化的重要标准,最大限度的发挥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勇动性和创造性。此外,结合“主体化”教学的特点,又有五个基本教学环节,即:①创设情境,主体准备。让学生作好学习的心理准备,萌动对新知识的向往。②目标导向,主体调动。让学生明确认同目标,产生求知兴趣,在新旧知识转化上引发学习动机。③质疑问难,主体参与。引导学生敢于提出疑问,并启迪他们思考，明确思路,并投入释疑实践。④引导探究、合作互动。利用小组、集体多层面、多角度交互信息、启迪思维、达到知识内化,掌握学习方法的目的。⑤达标检测,充分发展。引导学生充分展开联想、想象,使求异思维、创造性思维得到发展,能独立解决实际问题,并养成习惯,
大学教师个人和师德的关系，一端连着大学教师自我运动的变化，一端连着教师职业及社会环境的变化，是两种运动的“交汇区域”。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中，大学教师自我及大学教师职业角色、职业行为都会发生变化，因而两者构建出不同的关系。
“大学教师师德主体化发展”(下文简称“师德主体化发展”)是对未来社会中大学教师个人与师德关系的描述。主要内涵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师德主体化发展是对师德的价值判断。未来的师德无论在其内容还是在其功能上，都必须肯定并保护大学教师的合法利益；肯定个人存在的神圣性。但必须反对“唯我论”和“忘我论”的师德。“唯我论师德”认为，师德是由个人决定的，对自我有利就遵守，否则就不遵守。“忘我论师德”则认为，一个人必须为他人牺牲自己，必须把他人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必须为他人而活着。为他人奉献是人存在的唯一正当性，自我牺牲是师德的最核心内容。
第二，师德主体化发展是大学教师个人对师德自觉态度的集中描述。大学教师不是把师德看成外在于自我的“客观”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而是把师德作为“自我”重要的一部分，主动、热情、自觉地修养师德。
第三，师德主体化发展是对大学教师个人与师德关系正在发生的及将来一定时期内发生的变化过程的高度综合，指明其发展的趋向。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由国家政策来调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明确并肯定，个人与组织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也日益增多，因此，个人道德，包括师德的主体地位必将为时代所强调。
“师德主体化发展”内涵的三个方面是相互支撑的，前两者包溶在师德主体化发展过程之中，师德内容及功能的变化是大学教师个人自觉对待师德的前提。师德主体化发展过程与市场经济对人的解放，特别是对个人的解放相联系，与现代社会中平民个人的崛起相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师德主体化发展是现代社会对个人肯定的具体表现。
二、师德主体化发展的有界合理性
H·A·西蒙认为，社会事物主要是“人为事物”。“人为事物”的存在有其合理性边界，越出边界将失去合理性；而看不到边界内的合理性则会阻碍社会的发展。边界内的合理性在内容上既包括了人对社会事物发展的愿望、希望、理想，又包括了客观事物本身的特性，是人对社会事物的设计，是人主观能动性及客观事物规律的统一。这对探求师德主体化发展的合理性边界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大学教师个体和师德”的关系，从其内容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大学教师与自身的关系；一是大学教师在职业范围内与他人、与“事物”的关系。师德主体化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大学教师个人在这两大关系域中主体地位的确立。我们可从这两个方面分析其有界合理性。
(一)师德主体化发展与大学教师自我发展
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中，人意识到自我对生命本体承担的使命。那么，这种“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的“使命”是何?马克思认为其“使命”就在于“个人自由发展”，形成“自由个性”，〔1〕具体体现在伦理道德领域则是追求幸福。幸福是生活的本意，是生命的目的。现代伦理学对幸福进行着艰苦而又深入的探究，从其研究成果看，如下几方面是至关重要的。
——研究幸福应站在·所·有·的·个·人·角·度，而不是·部·分·的·个·人·角·度，即必须肯定所有的个人价值，让每个人都拥有自身、拥有幸福。
——幸福的生活本质上是一种道德生活，道德在人生幸福中具有重要意义。
——事业是人生幸福的重要内容之一。
据此，我们可以大致描述出师德在大学教师自我幸福中的位置：师德处在大学教师人生事业和道德的“交汇区域”。
从幸福的角度看，师德只有在“自我、事业、道德”三者中保持适度张力，帮助自我的事业域的扩展，在道德域中的提升，才能增进人生的幸福。如果师德过分张扬道德，过分张扬事业，或者过分张扬两者，必然造成对自我的直接或间接的“压迫”，从而破坏自我的幸福。
在我们师德建设的历史和现状中，由于对“个人”的误解或漠视，较少从个人人生幸福角度审视师德的合理性。在这种状况中，师德的基本结论有：
——道德事业外在于自我客观存在。对自我而言，道德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事业具有无限重要性。自我与道德根本上是“遵循”或“不遵循”的关系。自我与事业根本上是“敬”与“不敬”的关系。
——社会强调并鼓励大学教师遵循道德，热爱教育事业。
表面上看，社会的用意是在通过强调事业和道德的重要，促使大学教师自我致力于事业扩展及道德修养，以而提升自我。但由于道德与事业不以“自我”为目的、为指向，因而历史地看，这种师德实际上导致大学教师将师德作为赚取名利的工具，使师德虚伪化。
逻辑地看，道德和事业虽是人生幸福中极重要的部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自我表演”的舞台。舞台再重要总不能比演员本身重要。再者，我们强调大学教师对道德及事业的自觉，如果离开了自我主体这一前提的自觉，则是自修式自觉而不是自主自为式自觉强调打磨砍削自我以适应事业和道德发展的需要；自主自为式自觉强调道德和事业本质上为人生服务，是因为人生才需要道德事业，不是因为道德和事业才需要人生。从未来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的社会必然日益承认并肯定个人的作用。为此，我们必须充分重视师德对大学教师个人的建设作用，促使“个人的高度发展”。
(二)师德主体化发展与教书育人
大学教师个体不只是固守着人与自身的关系，还需要向外扩展，与他人、与物等“对象”建立起“关系网络”。大学教师个体对社会承担的角色也包括在这“关系网”中。对于现代社会中个人与其“对象”的关系，马克思曾从反面揭示其病态的存在。他说：“在现代，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普遍尖锐的形式，这样就给现有个人提出了十分明确的任务。这种情况向他们提出了这样任务：确定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以之代替关系和偶然对个人的统治”。〔2〕据此，他区别了“有个性的个人”和“偶然的个人”，并更进一步地指出：“现实个人的价值在于他能够使自己的存在对象变得对自己有价值。”〔3〕这是我们分析大学教师个体与其社会角色的关系时根本的价值所在。
大学教师，就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而言，最根本最久远的是教书育人。按马克思对个人与其对象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到，教书育人的过程不仅仅是自我牺牲和自我付出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建构自我，促使自我自由发展的过程。舍弃后一面，则教书育人便构成了对个人的“统治”及对个性的压抑了。两者相比较而言，教书育人对教师个人构建的作用更为基础。这是现代教育的要求。现代教育学对教育本质的深入研究揭示出大学教师在教书育人过程中，对学生最具教育意义的，不是客观的知识而是大学教师自身。雅斯贝尔斯说：“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4〕“教育是人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的堆积。”〔5〕因此，教书育人活动只有推动大学教师自我的发展才有可能更好地促使学生的发展。师德是大学教师教书育人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只有当它充分促使大学教师个体成为“有个性的个人”时，它才具有更深刻的教育意义。换一种说法，就是要促使师德的主体化发展。
大学教师教书育人有其特殊性。按约翰·S·布鲁贝克的观点，这种特殊性在于大学教师教书育人的主要材料是高深学问，即教书育人是围绕着高深学问进行的。因此，大学教师与师德的关系不能不受高深学问性质的影响。高深学问的性质中有两方面是极为重要的。其一，高深性。高深学问反映知识发展的前沿，处在人类已知与未知的交接地带，对社会而言，能进入这一领域中的始终是少数。因此，这个领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治。其二，双重性。高深学问无论对人还是对社会，既可以促进其发展又可以阻碍甚至破坏其发展。因此，如C·P·斯诺所言，科学家因为知道高深学问而具有一种直接的个人责任，一种比一般公民大得多的个人责任。对于这种责任，他们应具备的道德，不能以“服从”和“忠诚”为基础。因为“忠诚很容易转化为顺从，而顺从常常是怯懦和谋求私利的借口，极而言之，服从也可能是这样”。〔6〕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中，以忠诚和服从的名义犯下的罪行是骇人听闻的。二战时，德国许多科学家，其中有许多是大学教师正是基于服从和忠诚才去研究细菌战的。人类发展到今天，科学和技术已进入高度发达的阶段，其建设作用和破坏作用同时成长。我国也处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阶段。大学教师是科学技术研究的重要生力军，也是科学技术走进社会的重要中介力量，因此，他们对高深学问的态度就更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促进师德主体化发展的思考
师德主体化发展不能没有外部社会条件的支持，从其外部条件看，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
1)市场经济生活的不充分性。现实的经济生活是师德主体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市场经济在我国只有极短的历史，在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中，真正受市场规划和市场力量所支配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或者说是一小部分，行政权力大量介入经济活动中，形成权力经济及市场经济共存的局面。因此，市场经济对个人的解放作用受到了权力的极大抑制。
(2)社会文化支持力度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个人淹没于重重伦理关系之中，不见有个人。而近现代以来，一谈个人，便以为只有西方的个人主义的个人，认为是在中国实践西方的个人主义。而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在现阶段力量较为弱小。因此，在现阶段，社会文化力量对师德主体化发展正面支持力度弱而反面的抑制或错误引导力量则不小。
师德主体化发展不但需要社会外部条件，同样需要内部条件。从内部条件看，现阶段也有不少困难：
(1)师德主体不成熟。台湾学者杭之曾言：当今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大多数自觉不自觉地保存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缺乏独立人格的历史传统甚至无限地将其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在不遗余力地接受西方文化中无意识地建立起像西欧知识分子一般的“知性之自我反省”的传统。不仅如此，今天的知识分子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处在大众社会、大众文化之价值的控制支配之下。〔7〕
(2)道德自我约束机制软弱乏力。中国传统文化中讲求德治，并且以修身为本，因此人格、道德、政治三者合而为一。如龚自珍所言：“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也。”〔8〕近现代以来这种局面并没有太大改变。在社会实际运行中，道德问题往往转化为政治问题再用政治手段解决。道德屈从于权力，权力排斥道德。
师德主体化发展是一历史的展开过程。在现阶段，为促进师德主体化发展，我们认为应注意如下两方面的建设：
第一，加强政治法律建设，理顺政府与高校的关系，明确政府、高校各自的职责权益，将师德建设工作主要交给高校。
第二，高校要努力建设师德自我约束机制，抑制“唯我论师德”的发展。师德主体化发展并不是说高校可以不管师德建设工作，高校在师德建设中承担着重要工作，在现阶段要致力于师德自我约束机制的建立。这主要取决两方面，一方面如前分析的师德自我约束机制弱，另一方面师德约束机制对个人与组织、个人与个人的关系具有重要调节作用。为此，高校要充分重视校园文化建设、教师的师德建设、校规校纪建设等，通过多方面建设，有效抑制日益泛滥的“唯我论师德”。“唯我论师德”是目前最严重的错误师德倾向。
参考文献
〔1〕黄克剑·个人自主活动与马克思历史观·《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
〔2〕〔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8、515页
〔4〕〔5〕雅斯贝尔斯著、邹进译·《什么是教育》·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第3、4页
传统意义上的教学设计，主要是老师从主观愿望出发，以老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依据，凭借自己的教学经验，主观意志，进行安排和策划，其适用性和合理性都较差，教学效果常会事倍功半。而现代新课程的基本理念是以学生为中心，突出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因此新理念指导化学教学设计，尽管使用化学旧教材，仍能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那么怎样才能在现在使用旧教材的情况下在教学设计中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呢？
首先应该摸清学生的实际情况，包括基本知识，基本持能，生活经验、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观察能力、思维能力等。再进行教学设计。包括目标设计、内容设计、学习的情景设计，教师与学生互动设计、复习设计、实验活动设计、作业设计等。现有设计必须以学生为主体，为学生而设计。使学生在学习中处于主体地位，老师处于引导的地位。现就氢氧化钠的化学性质这一小节的教学内容设计老师与学生互动这一环节：
老师活动：出示问题，创设良好氛围让学生主动参与，(1)、复习提问酸有哪些五条通性？(2)、出示本节实验的用药品，让学生带着问题去思考NaOH的化学性质。(3)、指导学生完成以下实验：A、氢氧化钠与指示剂的反应。B、氢氧化钠溶与CO2的反应(学生可以用嘴吹)，C、氢氧化钠与酸反应(中和反应)D、氢氧化钠溶液与硫酸铜溶液、氯化铁溶液反应。
学生活动：1、思考老师提出的问题，再设NaOH的化学性质。2、积极完成各个实验，有问题请老师指导。并记录现象。思考讨论得出结论：NaOH共有四条化学反应性质。本环节设计主要以实验来提问、探讨、通过老师的引导，进行学法指导，充分体现学生为主体的理念。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达到提高学生科学素养的宗旨。
二、课堂教学的学生为主，切实变“讲堂”为“学堂”。
过去的课堂教学绝大多数是老师讲，学生听的“满堂灌”或“一言堂”老师把知识传授给一个个的容器，学生被动接受，教学只是应付考试，分数还可以，而实际能力欠佳。培养良好的科学素养皆不敢提及。教学陷入了误区，忽略了学生是活生生的人，有思想，有感情，是一个可以点燃的火把，要达到教学的宗旨，必须以学生为主体，变“讲堂”为“学堂”教学才能圆满完成。因此，课堂教学首先应该给学生创设良好的学习氛围。其次再根据课型的不同，找准体现学生主体性的教学最佳切入点。
(1)、如教学化学肥料这一节内容，作为本校所有学生都是农民的子弟。对化学肥料这节内容并不陌生，因此采用的学生自学，分组讨论的形式进行教学活动。让学生通过讨论的解决怎样才能科学，合理地施用化肥。
(2)、在复习课中仍以学生为主，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摒弃以往，教师讲解知识、结构、进而分析例题，学生练习的课堂复习模式。如《溶液》一章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复习中，先让学生回忆知识点，可以自己查阅教材，笔记，也可以闭目搜寻，也可以两人讨论。也可以多人合作。将本章知识系统化，条理化，整理出知识网络。再由老师出示问题让学生思考，回答，老师根据学生答情况掌握到差异方面，及时进行学法指导。可以设出以下问题：
你能举出一种溶液吗，说出其中的溶质，溶剂。
有一瓶接近饱和的硝酸钾溶液，你有几种方法，使它成为饱和溶液？
30℃时KNO3的溶解度是45.8g，它表示什么意义？
固体KNO3的溶解度曲线有哪些用途？
结晶有几种方法？
20℃时，Nacl饱和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是26.4%，其含义如何？
二、充分发挥实验功能，开展学生自主实践活动，调动学生主动参与积极性
一、从意识形态性到反本质主义：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教材发展变化的过程
改革开放后，社会现状要求重建文化秩序，加上西方文学思潮纷纷涌入，文学理论教材也逐渐开始发生变化。开这一先河的当属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以下简称以本）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以下简称蔡本）。与前期文学理论教材相比，以本和蔡本超越了文学工具论模式，把文学当做一种意识形态进行阐释。但是它们仅仅只强调政治经济作为文学的反映对象，而没有关注文学自身的内部规律。而随后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以下简称童本）最大的突破就在于它开始关注文学自身的内部规律，把文学本质界定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认为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但童本仍没有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即没有跳出本质主义的圈子。新世纪，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发生极大转变。南帆主编的《文学理论[新读本]》（以下简称南本）、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第三版）》（以下简称陶本）和王一川著的《文学理论》（以下简称王本）等教材应时而生。这三本教材都把反本质主义作为基本思维方式，“标示了现代性语境与后现代性语境之间深刻的分歧与追求目标的断裂”[1]。南本强调文学与文化的联系，以此来对本质主义思维进行反思与质疑。陶本最大的特点是将中西文论史上反复涉及的文学理论问题依次展开，最后不给出形而上的定义，培养学生开放的文学观念。王本则是让文学回到文学本身文学艺术论文，提出“感兴修辞诗学”，认为文学的主导属性是感性修辞性。
二、主体意识逐渐觉醒：中国文学理论教材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
众所周知，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教材的发展深受中西文化因素的双重影响，而在这双重因素中，人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才是关键。中国学界一直不乏反抗之人，“五四”自不用说，到新时期，文学思潮风起云涌，寻根、反思、先锋、朦胧等等，无不显示着强大个体的存在。马原、格非等人的小说，不只是追求叙事方法的转变，更多的是要“摆脱社会与历史文化对人的必然性支配，转而对作为个体的人的‘本真’存在状态的感知与书写”[2]。当文学创作日渐突出主体时，文学理论自然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当然，国内文学理论很大一部分是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西方文学思潮，从早期卢梭、佛洛依德、尼采等人的反理性主义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直至如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无不对中国文学造成巨大冲击。
因此，综上所述，可以说主体意识的觉醒是文学发展的关键，也是文学理论发展变化的关键。主体意识不强大，文学及文学理论亦不会有质的突破。
三、尊重个体、突显主体本真存在——文学理论教材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法国学者埃德加·莫兰认为“理论是一种方法的选择和观念的变化，……理论是随着客体的变化来深入对象与现实的过程，甚至一个开放的理论是一个接受自身死亡的观点的理论”[3]。因此，就现有理论来说，它还能在多大程度上阐释当代人的文化经验？我们到底该怎么阐释未来人类文学理论之路？面对这些疑问，我们必须做出自己的回答。
从九十年代年代身体写作、私人化写作的崛起，到现在大众文化、网络文化的兴盛，“显然，‘主义’写作时代的‘圣像’已经颠覆，‘主义’塑造的文学‘神话’已经破灭，一个随着人的自觉和文化的自觉而来的文学自觉时代已经来临”[4]。文学理论必须随着“人的自觉和文化的自觉”来发展改变自己，这是当今也是将来文学理论发展的必由之路。“记住文学是‘人学’文学艺术论文，那么，我们在文艺方面所犯的许多错误，所招致的许多不健康的现象，或者就可以都避免了”[5]。如果把文学当成种种意识形态，那么文学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就会被当做很正当的道理，而当文学不再以人的主体存在给人以精神享受时，我们又怎能要求这样的文学有超越现实的表现？
因此，关于文学理论问题，我们并不需要寻求一个权威的定义，更不需要凭这个定义去解释别人的定义和其它文学现象。我们需要的只是发挥主观能动性，探讨每一种定义背后的动机和目的，特别是作为教材，目的就是教导学生，而不是束缚学生。“虽然传统逻辑的‘定义方法’可以在一定限度内规定存在者，但这种方法不适用于存在”[6]。无论是继承传统还是借鉴西方，关键都在于中国现代文学家的主体创造性。文学创作如此，文学理论亦如此。只有站在“人”的制高点上，只有人的主体意识得到整体性解决，中国文学理论教材的发展才会“少走弯路亦或避免错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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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钱谷融论文学[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82.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大众文化逐渐成为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主要文化形态。大众文化的崛起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社会文化环境更加复杂，本文就这个问题谈了几点自己的看法。
一、大众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的挑战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大众文化以商业性、媒介性、娱乐性、世俗性、流行性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话语体系产生了消解作用，从而威胁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主导权。
大众文化的商业性特征，决定了文化可以以资本的形式赎取和转化为经济价值，语言符号也成为可供消费的文化商品。文化的资本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基于价值理性的道德话语体系带来挑战，淡化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色彩，资本本位取代价值本位冲击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的主导逻辑。
大众文化的媒介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诉求的是感官经验的视觉形象，而非书面性概念意义的文本修辞效果。由于大众文化的影像、模拟和仿真在高校思想政治思想理论课中过度再生产，消解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对现实的批判性和反思精神。
大众文化的娱乐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将感性层面的本能欲望满足所获得的消遣愉悦作为卖点，而不是深层精神的充实和心灵的震撼，就此造成大众文化的世俗化、庸俗化和低俗化。大众文化以多媒体技术为支持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在一定程度上以游戏的形式消解了教学话语体系的意识形态宜教色彩。
大众文化的世俗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反映的是大众日常生活的平凡叙事，而不是基于抽象的价值理性的宏大叙事，也就造就了大众文化的日常化、琐碎化甚至是庸俗化。大众文化以现实的关怀和当下的感受为切入点，弥散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在某种程度上使教学话语体系的深度结构转为丧失深度的平面结构。
大众文化的流行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立足于感性层面形象的审美化，而不是精神层面信仰的审美化。大众文化的流行性所导致的话语体系的通俗化、形象化和生动化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使教学话语体系丧失对思想内容的形式分类、抽象概括和逻辑论证能力，最终导致语言世界的空洞化、思想世界的虚无化、情感世界的零度化。
大众文化的消费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是以纯粹欲望的满足构建自我价值体系的快餐文化，而不是以心灵的震撼来丰富人的精神世界的经典文化。大众文化的消费性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教学话语体系的语言符号不再反映现实，而是遮蔽现实。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的技术化的批量生产，显然是对教学话语体系表意方式的必然性消解。
二、大众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具有创造性作用
诚然，大众文化本身蕴涵着能动的解码力量。大众不是单质的一元化群体，而是复杂的多元化组合；大众文化的受众不是消极被动的接受者，而是有着生命活力的自由创造者。大众文化的兴起，改变了文化的内涵，并对既有的文化格局带来严峻的挑战，但是文化走向大众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大众文化的发展将为人类文化发展提供一种全新的路径。同时，给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创新带来了新的契机。
大众文化的商业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天然的平等品格和民主精神，在文化形式上实现了由精英化向平民化的转变、等级化向民主化的转变、神圣化向世俗化的转变。大众文化的商业性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促使教学话语体系从控制支配转化为对话交流。正是在这种主体间性的语言交往中达到相互理解，进而生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系统。
大众文化的媒介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的广泛性、普及性和开放性，从根本上消解了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中的差异性、等级性和垄断性，这对于文化资源的共享、共同意识的建构、价值信念的传承等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大众文化的媒介性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扩展了教学话语体系的文化视野和文化空间，进而促进教学话语体系形成有效的理论自觉。
大众文化的娱乐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以其温馨、轻松、休闲、欢乐、回忆等手法，使在紧张疲惫、超荷压力生活下的大众放松心理状态，弥补生活的单调性、片面性和孤独性。大众文化的娱乐性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以风趣幽默的话语风格表达严肃庄重的思想内涵，使大学生对抽象思辨的文本更易理解；以民主平等的语言对话传递高尚深刻的核心价值理念，使大学生与教师达到价值的视域融合。也就是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通过交互式体系的转变，达成对核心价值理念的普遍认同。
大众文化的世俗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文化走向民主化、平民化和生活化。大众文化的世俗性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能够在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之内建立公共文化交流空间，不仅可以培养大学生政治上的公民权，也会塑造大学生文化上的公民权。
大众文化的流行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的新颖性、动态性和独特性。大众文化的流行性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并不是基于控制性思维的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重建，而是要将触角伸向身体领域、消费领域和符号领域，在无意识世界中探寻大学生自我平衡和信仰皈依的表现形式。
大众文化的消费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的效率性、活跃性和创新性，大众文化从其审美趣味的普泛化出发，紧紧把握时代流行的脉动，吸纳广泛的接受者，力求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大众文化的消费性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话语体系中，教师不再是纯粹的灌输者，学生不再是纯粹的接受者，教师必须考虑到学生现实需求。商品的交换价值原则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意味着在教学过程中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语言符号的消费，维持与现实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
三、大众文化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创新的实现路径
大众文化由于对感性层面物质欲望的执着，导致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的功利化、标准化、庸俗化和空洞化，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大众文化对教学话语体系的创造性作用。大众文化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要实现从教学理念、教学机制、教学内容到教学模式的全方位创新，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于实践的语言交往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转变的实现路径。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语言交往不仅涉及互为主体的师生之间的理解和沟通，而且语言交往作为内在的环节实现了价值和意义的生成。这种语言交往实践规避了大众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所可能导致的灌输化、控制化和同质化等消极影响，倡扬了大众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所产生的平等化、现实化和效率化等积极意义。
（一）语言形式的通俗化、形象化和生活化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语言交往的发展趋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返回生活世界，建构起基于生活世界的语言交往，开辟充满意义的语言交往的公共空间，意味着扬弃教师抽象的独语，在师生之间的语言交往中达到普遍性共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语言交往的生活话语转化消解了大众文化对思政教学所可能造成的功利化、平庸化和浪漫化等消极影响，强化了大众文化对思政教学所生发的亲民化、平实化和风趣化等积极意义。
（二）语言形式的抽象化、形式化和思辨化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语言交往发展的另一方向。在大众文化视域下，语言形式还有朝着抽象化、形式化和思辨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使之更加深刻地把握人们的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性质、教学内容、教学对象决定了其语言交往形式不应停留在生活世界的具体化层面，而应该上升到精神世界的抽象化层面，通过精神层面的语言交往观念地建构起意义世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精神世界的语言交往对于大学生树立高尚的道德理想，避免痴迷低俗的物质欲望，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应尽可能地创造精神世界的语言交往，构建起抽象化的普遍性价值共识，进而将价值共识引向实践过程本身。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语言交往的学术话语性质定位避免了大众文化对思政教学所可能引起的肤浅化、平面化和粗疏化等消极影响，提升了大众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所引动的开放性、时代性和创新性等积极意义。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语言交往发展的方向要求语言交往具备精确化、科学化和模型化等特点。在大众文化视域下，科学技术构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语言交往精确化、科学化和模型化发展的助推器。现代科学科技使语言交往超越了自然语言的局限性，构建出纯粹形式的科学语言，通过语言的逻辑化实现对人们的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精确把握。在大众视域下，科学技术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语言交往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创造了语言符号的新形式，创新了交往主体的新观念，创制了交往方式的新样式，最终将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语言活动的交际能力获得空前的提高。在某种意义上讲，科学技术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语言交往的必要前提和理论方法的创新动力。
在大众文化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要实现创新，就必须回到交往实践中去。在交往实践的基础上，通过语言交往的通俗化、形象化和生活化的发展，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创新更加亲近生活世界；通过语言交往的抽象化、形式化、和思辨化发展，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创新更加富有意义；通过交往语言的精确化、科学化和模型化发展，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创新更加科学化。
参考文献：
[1] 潘晴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系统的生成—以科学发展观为视域[J].东南大学学报，2010（4）：117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各课程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教学内容，在整个理论课课程体系中有各自特殊的地位和功能，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这一学科体系中的课程，他们又是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它们有共同的理论本性、共同的教育对象、共同的培养目标、共同的任务，.这就是让大学生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价值观，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人文素质和精神境界，使大学生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的，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合格人才。理论课各课程共同的学科属性，决定了他们具有共通的教学内容和要求.，在教学中教师必须重视这些共同内容的融汇贯通，才能更好地实现学科教育教学的目的。
第一，要注意各课程教学内容的有机整合。理论课教学内容的整合是指理论课各课程教学内容的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以实现教育教学过程的整体优化。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而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则是分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的学科。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哲学课应在教给学生基本观点和方法的同时，重视教给学生如何运用唯物辩证的方法分析实际问题.，特别是分析中一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问题;而教师在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教学中，也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特殊理论和具体问题。可见，理论课各课程的关联度极高，如果课程之间缺少相互支持，理论内容的学习必然显得支离破碎，形不成整体优势。因此，在新一轮理论课改革和建设中，必须重视理论课各课程之间相互促进和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建立起既能实现学科属性要求，又能体现各课程特点，能自我调整完善的各课程相互支持的马克思主义课程内容体系。注意在相互依存的不同课程、不同层次水平上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使学生在整个学习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理解有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并构筑一个较为全面的理论知识素质平台。
第二，要把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理论创新成果、前瞻性认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内容是其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也是理论课教学的基础性内容，这部分内容的学习和掌握，对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十分重要，但是，大、中、小学的各门理论课都或多或少涉及到这些内容，简单重复的学匀使学生不胜其烦。因此，高校理论课教学中，经典内容的讲解应凝炼，重点解决好相关课程的诸多重复问题，并且，要对经典内容推陈出新，使之富有新的时代气息。例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问题，应结合今天的实际，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到来，突出讲解其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分析说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前进方向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一贯的追求，从而做到理论的不断丰富与完善，使学生获得更鲜活的认识。
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改革与创新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最为宝贵的部分，是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教学中要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开创性成果作为中心内容，做好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进”工作，通过教学，把学生的思想统一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基本路线上来。同时我们应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这一理论还会不断发展和创新，这又要求我们不固守教材，不断更新教学内容，使理论课教学更符合实际，更具有生机与活力。
学校是为未来培养人才的，因此学校教育具有一定的超前性，理论课教学也如此。教学中对社会的走向，祖国的前途和未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会达到预期目标等问题作出合理的超前性预测，这既是学生的愿望，也是理论课教学面向未来的要求。当然，展望未来的合理性与科学性是一个不太容易把握的问题，这需要教师加强理论修养，提高自身素质，应向学生说明，理论需要在实践中检验、修正与完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前瞻性认识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依据，只有三者有机统一，才能使学生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
第三、要处理好理论课与其他课程的关系。理论课虽自成体系，但涵盖了不少学科领域，如史学、社会学、生物学等，教学中应注意理论课与其他课程内容的整合作用。理论课与历史学相整合，可以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去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要性，树立民族自豪感、自尊心，激发爱国主义精神;与伦理学相整合，有助于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自然科学知识相整合，有助于唯物史观的形成和正确的思维方法的培养;与校园文化相整合，有助于培养集体主义精神，塑造大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形成优良品质。总之，在科技不断发展，新知识层出不穷的时代，各学科的交叉.、渗透的趋势日益明显，只有注重学科之间、课程之间的这种整合，才能更好地实现理论课在提高学生整体素质中的核心作用。
二、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结合起来
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是深化大学生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问题。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要求需要通过体系化的课程、讲座等基本前提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不可能取代其他人文素质课，但它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艺术品性，‘形成木学生未来发展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文化素质中却有着特定的、不可取代的作用。教师在理论课教学中应注重理论课内容与优秀传统文化，人文科学知识的相互结合，以实现大学教育过程的整体优化，丰富和拓展理论课内涵。
第一，要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人文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人类精神文化成果的组成部分，有着它萌芽、积累、成长和最终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它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对人类社会长期积累的文化进行严格的选择、认可、加工、重新整合和创新，吸取了人类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形成的自然科学、政治、经济.、伦理.、宗教、法律、艺术等各类文化的优秀成果和精华，形成了自身的理论体系。教学中注意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蕴涵的人文价值与科学精神来教育学生，让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自然科学和前人研究成果的联系，了解其广阔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马列主义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有利于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使学生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和人文底蕴。
第二，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同志十分强调要培养人的民族精神，并且要求教师在传播知识的同时弘扬民族精神，这是对教育创新的本质和价值取向十分重要的丰富和深化。中华文化具有独特的民族性，也具有世界性，是在历史长河中通过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吸收融合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而生长起来的。中华文化对世界文化也有重大贡献，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优秀的内容，如:关于“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朴素思想;旨在培养人的“自德”精神和高尚行为的“修身为本”的伦理道德要求等，有不少值得继承发扬的积极内容。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形成了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精华，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也为世界的文明进步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文化思想。让学生了解中华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与重大作用，了解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与革命批判精神相结合的理论体系，能更好地培养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开放精神、国际意识、统合能力和创新精神。
第三，处理好理论课教育教学与非主流文化的关系。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时期，外来文化、非主流文化必然影响高校学生，并在培养学生知、情、意、行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对学生的言行以及学校的教育活动产生深层影响。非主.流文化主要包括不与社会要求、期待发生冲突的狭义的非主流文化和与社会要求、期待相冲突的“反主流文化”。可见，非主流文化对学生的影响有正面的积极性的，也有负面的消极性的。如何使学生对非主流文化作出积极的选择，也是理论课必须重视的问题。从教育与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对人的影响实际上也就是主流文化对人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作为课程文化，有他自己的品位、理想、追求和关怀旨趣，教学中对非主流文化的理性分析，主动并有针对性地引导学生正确认识非主流文化中消极方面的危害性，引导学生正确看待人生、看待世界、看待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提高学生的自我判断能力和文化鉴赏力，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文化观，才能达到学生自觉选择和接受优秀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并努力创新繁荣先进文化的目的。
三、要注意理论的应用潜力的挖掘，重视应用性内容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带来诸多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迅速蔓延，以美英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观和价值观逐渐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而涉外院校的教学对象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而长期处于外来西方文化和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交织碰撞之中，其极易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政治文化思潮影响。这就导致涉外院校的教学对象呈现出较易亲近西方文化而疏远本土文化，文化视野开阔且文化积淀深厚，以及外语课程教学方式趋于多元化等特征。
（一）涉外院校教学对象亲西方文化疏本土文化
涉外院校教学对象学习的主要专业课程为外国语言，而任何一种语言都是文化的工具性载体，他们在学习外国语言的过程中也同时接受了被外国语言所承载的西方文化和社会思潮的潜移默化。反之，这种与外国语言内在融合的西方文化和社会思潮又对涉外院校的教学对象的外国文艺欣赏水平和外国语言运用能力的提升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学习外国语言等专业课程需要大量的机械重复记忆时间，这也占据了涉外院校教学对象的大部分有效学习时间，进而导致他们没有多余时间学习其他课程。因此，涉外院校教学对象较普通高等院校教学对象而言具有更易亲近西方文化而疏远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特殊性。
（二）涉外院校教学对象文化视野开阔文化积淀深厚
一般而言，涉外院校的教学对象较普通高等院校的教学对象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阅读外文书籍、报刊、文献等传统纸媒资料；其次，由于语言方面的优势，涉外院校的教学对象更易从互联网接触并了解西方文化和社会思潮传播的新兴传媒产品，如外文影视作品、戏剧、论坛、广播等等；再者涉外院校校园内部外籍教师和留学生数量众多，涉外院校教学对象更易于和外籍教师或留学生进行深入交流从而获得更多外部信息。因此，涉外院校的教学对象往往要比普通高等院校教学对象的文化视野更加开阔、文化积淀更加深厚。
（三）涉外院校外语课程教学方式趋于多元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高等教育院校的教学改革逐步深入，涉外院校外语课程教学方式愈渐趋于多元化，由传统的课堂宣讲式的理论型教学方式转向多媒体课件、口语风暴、出国考察、对外交流、深入语言环境学习等等诸多新兴教学方式。涉外院校外语类专业课程的教学方式多元化发展增强了教学对象的学习兴趣，提升了教学对象驾驭外国语言的能力，促使教学对象外语专业学习全面性发展，但与此同时也给涉外院校非外语专业课程的教学带来了新的挑战与压力。因此，涉外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必须对此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准备，进而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中做出相应的教学改革，以保证高等院校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工作政治方向的正确性和思想路线的连续性。
二、涉外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改革
（一）明确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基本内容与教学主要目标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普通高等院校本科生的公共必修课程，其教学基本内容和课程教学的主要目标是：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以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为基本教学内容，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对当代大学生面临和关心的实际问题予以科学的有说服力的回答，牢固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培养良好的思想政治理论素质，进一步提高分辨是非、善恶、美丑和提升人文素质和自我修养的能力，为逐渐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识论、历史观与辩证法的思想基础。
（二）制定科学的课程逻辑结构与教学课时安排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相关课程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形势与政策共六部分内容组成。制定科学的课程逻辑结构与合理安排教学课时是推进涉外院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改革的重要手段。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为例，这门课程的课程逻辑结构和教学课时安排应为：绪论怎样实现中学生生活向大学生的转化，对应学时2课时。三个部分的逻辑结构是第1-3章为第一部分，提供总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前提，解决大学生成长成材的历史定位和时代方向问题。对应学时为10课时。4-6章为第二部分，是第一部分知识在道德领域的延伸，提供行为规范和价值导向。对应课时12课时。7-8章是第三部分，帮助大学生知法，用法，守法，护法，提升其法律意识。加结束语，对应课时共10课时。
（三）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重点、难点及解决方法
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的理论性^强，内容与普通人文公共教育课程相比较为晦涩枯燥，需要教学对象有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因此应更加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重点、难点内容，寻找科学生动的解决方法以适应涉外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为例，此课程的教学重点为：当代大学生如何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何理解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与大学生成长成材的关系；新时期如何做忠诚的爱国者，自觉地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当代大学生应树立怎样的人生观、价值观；如何弘扬社会主义道德；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职业生活与家庭生活中的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当代大学生应具备怎样的法律意识，应了解哪些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自觉地提高法律意识。此课程教学难点为：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帮助大学生从知识的了解转化为行为的自觉；如何在教学过程中把法律与道德有机结合起来；如何处理教材体系与教学体系的关系。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重点难点的解决办法如下所述：首先加强对教材的研究，充分体现理论的魅力，加强对学生的理论启导；其次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调动同学们学习的积极性，调动各种教学资源、拓展教学环节，使同学们在观察体验的基础上提高学习兴趣和认识水平，并化理论为德性。
（四）运用科学教学方法与多元化教学手段
（1）涉外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必须明确“双主体学导式”科学教学方法的总体目标。
第一，引导学生成为教学过程的主体，积极主动自觉地参与教学过程；第二，引导学生通过积极的教学参与活动，分清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第三，引导学生通过积极的教学参与活动，调动和发挥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内在因素的作用，丢弃不良的行为习惯，培养高尚的思想政治道德素养；第四，引导学生通过积极的教学参与活动，不仅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而且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掌握做出正确判断和行为选择的方法。
（2）涉外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主体应学习“双主体学导式”科学教学方法的基本内容。
第一，“双主体学导式”教学的基本理念。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过程的结构是“双主体”的，教师是教学过程的主体，教学对象即学生也是教学过程的主体。教师是教学过程中的“首席主体”。在教学过程开始的时候，教学对象一般是教学的客体，只有通过恰当的教学活动才能引导学生转变为教学主体。只有实行“双主体互动”，教学才能够成功。第二，“双主体学导式”教学的基本规律。涉外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应做到“五个统一”，即“教师主体与教学对象主体相统一”、“国家意志与教学对象意志相统一”、“生活逻辑与理论逻辑相统一”、“是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统一”、“教学过程与修身过程相统一”。第三，“双主体学导式”教学方法的种类。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大致有十二种教学方法，前三种为普遍使用的“基本教学方法”，后九种为有针对性地个别选择使用的“辅助教学方法”。这种位置，不可颠倒。基本教学方法包括：⑴“系统讲座式”教学法；⑵“师生问答（或答问）式”教学法；⑶“案例分析式”教学法（含“书评影评式”教学法）。辅助教学方法包括：⑴“团队（合作）攻关式”教学法；⑵“主题演讲式”教学法；⑶“主题论辩式”教学法；⑷“价值澄清式”教学法；⑸“意义寻求式”教学法；⑹“法庭辩论式”教学法；⑺“英模报告式”教学法；⑻“参观访问式”教学法；⑼“行动式”教学法。第四，“双主体学导式”教学的教学境界。涉外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应追求并且争取达到四种教学境界，即：第一，“知识境界”――“掌握广博的知识，用事实的力量打动人”；第二，“理论境界”――“掌握彻底的理论，用逻辑的力量征服人”；第三，“艺术境界”――“掌握美的规律，用高雅的力量陶冶人”；第四，“人格境界”――“锤炼高尚的人格，用庄严的力量提升人”。第五，“双主体学导式”教学的教师修养。涉外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具有四种较高的修养，即：“理论修养”、“知识修养”、“教学艺术修养”和“人格修养”。
总之，涉外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应该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努力使教学对象成为教学过程中的主体，提高教学对象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发挥其自身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内在精神因素的作用，努力分清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提高其分辩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树立其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期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总体目标，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与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思想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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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构成了哲学认识论史上颇有影响的两大流派，在其影响下形成的理性认识与经验认识两种迥然而异的课程教学论，在历史与现实中总是纠结碰撞，前者漠视实践，后者偏离理性，主客二元对立，各执一端。因此，扬弃各自偏狭性，促进两者统一成为必然。
1.课程与教学从认识论到实践论
理性主义认识论。认为一切知识均源于理性所显示的确凿公理，主张把理性作为获得科学知识的唯一途经，唯有理性推理而非经验观察才提供了最确实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观对理性认识的课程与教学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旨趣上看，理性认识的课程与教学论以理性化的学科知识为着眼点，致力于培养人的理性精神，而忽视非理性精神；从结构上看，它以逻辑化、体系化和标准化的学科课程作为教学基本内容，而忽视经验及活动课程的重要作用；从实施过程看，它以线性化、程式化为特征，课程与教学按学科知识的线性逻辑而展开。显然，这种理性观割裂了感性经验与理性认识的关系，导致了重理性轻实践，重知识传授轻主体经验的弊端。由此，教师、教材、课堂“三中心”，成为学科中心的传统课程与教学论的必然选择。
经验主义认识论。源于实证主义哲学，认为人类知识起源于感知经验，科学基于观察而不是臆测，一切科学知识都必须建立在经验实证的基础上，理论的真理性必须由实验来验证。这种知识观不承认理性思辨的合法性，认为离开经验实证就无法获得普遍适用的确凿知识。在这种知识观影响下，经验及其生成成为课程与教学的唯一基础。显然，这种经验认识的课程与教学论同样割裂了感性经验与理性认识的关系，导致了重经验轻理性，重主体经验轻知识传授的弊端。由此，学生、经验、活动“新三中心”，成为学生中心的现代课程与教学论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认为感性经验是理性认识的基础，以具体生动性是理性认识不可少的支撑；同时，感性经验必须接受理性认识的调控，感性经验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因此，感性经验与理性认识是辩证统一的，而这种统一只有通过实践活动才能成为现实。实践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在实践活动中，既表现着人类合规律性（真）的追求，也展现着人类和睦性（善）的向往。课程与教学活动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特殊领域之一，也必然要确认实践的这种主体性价值，体现合规律性（真）和合目的性（真）的统一，正是在这种统一中显示出知识的丰富性价值内涵，也显示出课程与教学论的合理性。
2.课程与教学从客体论到生活论
受客体知识论影响，课程教学论长期以来流行着基础主义或本质主义思维，客体化、理性化、体系化知识的地位和作用被置于无以复加的高度，教学过程成为对客体知识“特殊的认识过程”，传授客体知识成为课程与教学的基础性任务和本质力量。由此，学科课程与教学成为“主客二分”“理性独断”的唯一选择，学生生活世界的价值和意义被生生剥离。
21世纪初，“生活认识论”的提出引起了广泛关注。该理论主张现代课程与教学应“回归生活世界”，从“知识中心”转移到“学生中心”，超越本质主义思维，确立生成性思维。所谓生成性思维，即不把教学过程作为“事实”来看待，而要作为价值生成过程来实现。这一主张认为，预设性和生成性都是教学过程的基本特性，但生成性是师生特定认识活动的本质和最重要的特性。“回归生活世界”的课程与教学论，旨在突显教学过程的生成性，重视教学过程的发展性，崇尚教学过程的主体性。[1]“生活世界”既是一个实体的世界，又是一个关系的世界，它的中心是人，是人的生存与人生价值；[2]“生活世界”的教学意蕴在于确立人本意识和生命意识，重视教学过程价值和学生的动态发展。“回归生活世界”的实质是从“教学世界”的异化状态“回归”到本真状态，从而建立新型的“教学世界”。它并不否认科学知识教学，而是反对“为科学而科学，为知识而知识”的倾向，强调关注知识的教学与人的发展的内在联系和统整。从某种意义上说，“回归生活世界”就是回归人本身。[3]正如德国存在主义教育家雅斯贝尔斯所指出的那样，“人的回归才是教育改革的真正条件”。[4]“回归生活世界”并非是经验主义、生活中心论的重复，而是使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统一于“教学世界”，实质上表现了课程与教学促进主体发展的理想性和科学性统一的人本价值诉求，是对“主客二分”知识本体论的超越，更是对主体价值的呼唤与回归，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课程与教学的生命价值观，促进了课程与教学的人本价值转向。
3.课程与教学从实践到理论
课程理解范式的本体价值。传统的课程与教学论，主要以“泰勒原理”作为科学化课程开发的经典范式，强调“科技理性”支配下的目标控制模式。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起“概念重建运动”（reconceptualist movement），课程研究本体开始由“课程开发”为主转向“课程理解”为主。这种研究取向把课程视为“符号象征”，课程研究的目的是理解课程符号所负载的价值观，旨在突破“泰勒原理”在课程领域中的统治地位，突破“工具理性”或“科技理性”的支配地位，追求“解放理性”，彰显课程与教学文本的多元意义与主体价值。[5]在“解放理性”的“课程理解”范式下，课程与教学一方面需要超越对普适性课程原理的建构，倡导回归课程与教学本身，形成对课程与教学文本的理解与解释；另一方面需要打开“视界”，倡导向多元的课程意义开放，在中西方课程与教学的“会话”中形成自己的课程理解，并在复杂“会话”中寻找课程理解的共同基础。
课程理解范式的应然价值。由“课程开发范式”转向“课程理解范式”，无疑是课程与教学研究领域的深化与升华。首先，从关系层面看，课程开发与课程理解是两种不同的课程事件。课程开发是研究、设计、实施和评价课程计划的过程；课程理解是对课程现象、课程“文本”、课程事件的意义的解读过程，其着眼点不在课程开发的具体程序，而在对种种课程与教学事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的意义的理解。其次，从价值层面看，课程开发与课程理解内在统一于“主体性价值”。课程开发过程总包含着对课程与教学本体意义的某种理解，并建立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之上；课程理解的最终目的是赋予课程与教学事件以主体意义和价值，而要真正体现这种意义和价值，则需要通过课程开发过程。所以，课程理解是课程开发的深化和延续，其目标是指向课程开发与教学过程的价值性转变，指向课程开发与课程理解的内在统一与整合。
二、价值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融合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是近代以来课程与教学论价值演变的基本线索。在已有的相关研究中，人们总是在目的和手段上各执一端，肢解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性，要么偏离人文向度片面追求科学理性教育，要么摒弃科学理性一味张扬人文教育价值，导致科学与人文的二元对峙和失衡。现代课程与教学论力求超越这种对峙，促进科学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完整融合。
1.科学与人文对峙的课程与教学论
科学主义的课程与教学论。“科学主义”一词最早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海耶克（F.A.Hayck）提出，意指将自然科学作为唯一绝对可靠的知识和“真正的科学方法”。19世纪后期，受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的影响，英国教育界就古典教育与科学教育开展了持久而激烈的争论，学科本位的“科学教育”开始取代古典人本教育的统治地位。英国教育家斯宾塞（H.Spencer）在《什么知识最有价值》（1859）一文中，极力推崇“科学知识最有价值”，并建立了以科学为核心的课程体系，使从培根时代兴起的科学教育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欧美教育界也开始出现追求“功效”和“唯科学主义”的潮流，美国课程论专家博比特（F.Bobbitt）1918年出版了第一本专门讨论课程的著作《课程》；随后，美国另一学者查特斯（W.Charters）出版了《课程编制》，正式开启欧美课程开发的科学化运动。他们的课程理论也被称为“科学化课程开发理论”；直至美国著名教育学家、被誉为“现代课程理论之父”的泰勒（Ralph Tyler）1949年出版《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形成“学科本位”目标控制的经典模式――“泰勒原理”，将科学化课程开发理论推向了顶峰。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布鲁纳“学科结构运动”的推进，科学教育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但其过于强调科学知识的标准化生产、传播和应用的方法和信念，而忽视科学知识的人本价值和社会性，更加凸显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导致主体价值的弱化，学校教育走向功利化，加深了教育的人文危机和社会危机。
人文主义的课程与教学论。人文主义源于古希腊时期推崇的人的“自由和谐发展”及文艺复兴时期“重人性反神权”的古典人文主义思潮；现代人文主义始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反对“抽象理性”的哲学思潮，强调维护人性尊严和自由平等，主张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但真正将人文主义思想推向新的高度的是20世纪以来进步主义、存在主义、教育现象学等教育哲学思潮，以及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深刻影响。人文主义教育的本质和根本目的就是培育完善的人性，彰显价值理性，而非工具理性或科技理性，强调个人价值高于社会价值，把“全人教育”、“全面和谐发展”作为教育的终极价值取向。就教育本身而言，这无疑是直接针对现代人的片面发展和日益严重的功利主义教育倾向而提出来的。人文主义课程与教学论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追求非功利理想化的教育目的，视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为终极目的，反对将教育纯粹当作职业准备或谋生工具；二是坚持以学习者为中心，强调学习的全部重点从外在世界转移到人格世界或经验世界，开展人文教育、生活教育、情感教育、个性教育和自由与责任教育；三是倡导基于人本原则的非指导教学模式和自由开放的教学设计。人文主义教育无疑起到了对科学主义教育的纠偏作用，它启示我们，在努力拓展课程与教学的科学向度的同时，还必须提升教育的人文价值。
2.科学与人文融合的课程与教学论
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形成渊源。较早提出科学和人文融合的是被誉为“科学史学之父”的美籍比利时科学家乔治・萨顿（G.A.L.Sarton）。萨顿认为，科学和人文融合的前提是科学的人性，融合的基础是科学精神，融合的有力保证是科学的正确应用。萨顿认为由旧人文主义者和狭隘的科学家或技术专家造成的“机械时代”必然消失，最终要代之以“科学的时代”，他称之为“新人文主义”时代。这是“第一个审慎地建立在科学――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时代，其实质是科学人文主义。这是因为，科学教育为人文精神奠定理性自觉，人文教育为科学理性提供价值理想，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是人类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双翼；跨越两种文化鸿沟，促进两种教育文化价值的融合，才能摆脱教育价值内涵窄化的趋向，增进人类社会的相互理解与宽容。反之，则势必给教育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威胁和灾难。
科学人文主义的教育理念。科学人文主义教育是现代人文主义教育发展的更高阶段，是人文主义教育与时代特点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人文主义教育自我完善的必然结果。从科学人文主义教育的内涵来看，课程与教学必须以科学教育为基础，以人文教育为价值导向，重视教学过程中的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统一，在科学和人文的相互协调与融合中，促进完整的教育和尽可能完善的人与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英国教育家怀特海（A.N.Whitehead）指出：“一个不重视培养智力的民族注定将被淘汰”，但“没有纯粹的技术教育，也没有纯粹的人文教育，二者缺一不可。”[6]科学人文主义课程与教学观主张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在承认科学技术在课程体系和教学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的同时，注重融合人文主义教育的核心价值理念――以人为中心，强调教育更重要的价值是涵养科学人文素质，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促使其成为个体完善化和社会化的合格公民。正如国际21世纪委员会1996年提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所指出的：“教育不是把人作为经济工具而是作为发展的目的加以对待……人既是发展的第一主角，又是发展的终极目的。”[7]
三、方法论：客观主义与建构主义的统整
方法论有别于具体方法，属于实践认识论范畴。在课程与教学论中，它以课程与教学的问题研究和模式研究为核心，具有观照与指导教育实践的科学价值。长期以来，课程与教学领域一直受客观主义认识论主宰，20世纪80年代后，建构主义迅猛发展，引起课程与教学领域的深刻变革，课程与教学的认识论范式发生显著变化，主客二元对立的方法论受到重新审视。
1.客观主义的课程与教学论
客观主义，也称客观――理性主义（Objective-Rational），是俄裔美国哲学家和作家艾茵・兰德（Ayn Rand）提出的哲学观和方法论。兰德的哲学观受到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极大影响，主张“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客观而独立于心灵以外的现实。”教育层面上的“客观主义理论”实质上是肇源于赫尔巴特“知识中心”的传统教育理论。客观主义强调知识是由客观“实在”（reality）决定的，是外在于学习者的非情境性的客观存在，那么，课程就是按知识逻辑的标准化设计，教师就是知识的象征，权威的化身，教学过程即是“传递――接受”学科知识的特殊认识过程，学生则是学科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和复制者，教学评价重在结果中心的终结性评价，评价的重点是学生复制和掌握“学科知识”的水平。客观主义又是“教学中心”的教育理论，其显著特征一是基于客观主义的普适标准，注重目标控制和程式化教学，强调体系化、线性化和标准化；二是基于“泰勒原理”的目标模式，强调课程开发与教学过程处于精确的目标控制和“科技理性”支配之下，却忽视了教学过程的动态性，教学情境的复杂性，教学主体的生成性，更主要的是过于强调教师为中心的知识调控功能，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学习者的主体地位，忽视了学习者的潜能开发、人格培育、创新与实践能力的发展。
2.建构主义的课程与教学论
建构主义的本质特征。建构主义，也称建构――阐释主义（Constructivist-Interpretivist），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是一种反思、质疑、批判和超越客观主义的哲学观和方法论，是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发展到认知主义以后的进一步发展，用美国教育技术学专家乔纳森（D.H.Jonassen）的话说，即向与客观主义更为对立的另一方向发展。就本体论而言，与客观主义的“实在”决定论不同，建构主义认为外部世界是主体生命的确认和实践的场所，人的心理表征与外部世界一样拥有“真实”的存在状态；就认识论而言，与客观主义的知识还原论不同，建构主义倾向于知识生成论，认为知识是基于主体经验以内化外部世界，进行意义体认与建构的结果，科学知识是相对于主体建构而言的价值性存在，不存在“价值中立”的客观真理；就方法论而言，与客观主义的普适论不同，建构主义倾向于情境论，认为认识过程实质上是主体与客体的生命对话过程，是人的经验世界与外部世界充满生机和变动不居的双向意义建构过程。
建构主义的核心理念。建构主义并非单一流派，它集合了激进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社会建构论、社会文化认知观、信息加工建构主义和控制系统论等多种流派的观点和学说。影响较大的主要是激进建构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激进建构主义强调个体知识建构的非客观主义哲学立场，主要以皮亚杰（Jean Piaget）认知发展理论为思想基础；社会建构主义强调知识来源于社会建构，学习是社会协商对话过程，主要以维果茨基（Lev Vygotsky）社会文化历史发展论为思想基础。尽管各种建构主义流派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它们的观点有许多共同之处：①建构主义知识观：认为知识是工具而非目的，知识并非外在于主体的纯粹客观存在，知识是相对于主体建构而言的价值性存在，是结构与建构的统一；②建构主义学习观：认为学习过程本质上是基于学生主体经验以内化外部世界，并在“学习共同体”和情境创设过程中进行知识体认与意义建构的过程；③建构主义课程观：强调课程内容是学生在“发现-探究”问题过程中主体价值的生成过程，更为关注科学世界与学生生活世界的内在联系和统合，更加注重“课程内容”滋养和促进主体发展的人本价值诉求；④建构主义的师生观：强调学生不是被接受者和被灌输的对象，而是信息加工的主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反思的学习者，教师则是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学生学习过程的理解者和合作者；师生关系是民主平等、和谐协作、互动对话的交互主体关系；⑤建构主义教学观：强调以学为中心的有意义学习过程，教学过程是“情境-协作-会话-意义建构”四大要素的协同活动过程，强调“问题情境”对意义建构的导向作用，“协作学习”对意义建构的关键作用，最终目的是完成知识与主体发展双向意义建构；⑥建构主义评价观：强调教学评价重在以激励性、发展性的形成性评价为主，评价的重点是学生生成和运用“知识工具”的水平能力与人本发展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建构主义的课程与教学论是克服和超越客观主义理论局限的一种选择，两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综合的。[8] 21世纪是课程与教学论发展繁荣的黄金时期，人们试图以建构主义思想与方法论为基础进行多元理论的整合创新与实践，来消解理性与经验、科学与人文、客观与建构的二元对峙，在扬弃与超越中引领课程与教学研究和发展的的未来走向，促进科学理性与主体价值的完整融合。这种尝试的合理价值在于，重在提供一种超越“主客二分”传统思维，进行价值重构的深层次探索与研究平台，而不是完全颠覆本土化的已有研究成果和实践探索成就。我们认为，课程与教学论应结合具体教学实践来思考“连续统”的应用问题，而不应二元对立，主客分离。在肯定建构主义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尤其要对有悖于科学理性的倾向保持清醒的认识。
参考文献
[1] 郭元祥.“回归生活世界”的教学意蕴.全球教育展望，2005（9）.
[2] 郭元祥.生活与教育.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3] 纪德奎.当前教学论研究：热点与沉思.教育研究，2007（12）.
[4] 任钟印.世界教育名著统揽.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5] 张华.课程与教学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一、课程理论与教学技术合并研究的意义
1978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此后二十年，应试教育发挥了特定的历史作用。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其不足之处也愈见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道德情感方面的教育；二是对健康心理和健全人格方面的教育；三是对创新精神、操作实践、生活能力等核心素质的培养。因此，1999年起，国家开始倡导素质教育。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面对世界高科技创新的挑战，衔接素质与教育、能力与知识的仍然是课程。2001年国务院启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出要将人口大国变成人才强国的总战略。各学段有序依次进入课程改革。“课程改革”在各级文件中被定义为“新课程实验或实施新课程”，但教师在实际操作中将其理解为“新教材使用或新教材教学”。2008年，陕西师范大学的栗洪武、肖世民、陈晓瑞、康伟等教育专家、教授编写21世纪教师教育系列教材《学校教育学》，在第三章“课程理论”中指出：尽管课程是人们经常使用的概念，但到目前为止，对于课程是什么却仍然没有一个公认统一的界定。他们提出了三种理解，罗列出六种观点。2015年，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张传燧撰文《课程改革在路上：历史、现状和未来》，概括课改现状为：理念先进、教材完美、制度选课，课堂依旧、教学依旧、书包依旧。他认为现有的课程理论都是洋人的，理念空洞，理念和实践是两张皮，水土不服。他提出未来要加强我们自己本土的课程理论建设，为素质教育实践提供科学适宜的理论指导和引领。由此看来，课改从一开始就有先进理念的指导，但却缺少基础科学理论的引领，没有完整科学的课程基础理论概念及体系，将使课改实践缺少基石，缺乏动力，课改不到位。
人们之所以要从事科学技术活动和追求科学理论知识，源于生存安全与活动目标有效实现的客观需求，源于个人的能力相对于其所生存的世界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因而要顺势而为，寻找事物的本质联系，按客观规律办事，以提高生存的能力及质量。因此，科学界定课程概念，夯实课改实践基础；创建课程理论体系，注入课改实践动力；研发教学技术方法，创新教育文化平台，是有效推进素质教育，进一步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础、前提和保障。
二、课程基础理论的创新
1.文化的整合与分类
达尔文曾这样定义科学：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从中发现规律，做出结论。文化是事物的特征与规律在人脑意识形态层面上的理论显现，凝聚于事物之中，又游离于事物之外。课改研究中我按属性整合文化事实，获得如下三项文化类别系统，这是人们至今尚未涉及探索的新领域。
一是通用性客体（一般）文化。在社会生活中，指被人类相对普遍认可的客观事物特征和规律在意识形态层面的理论表现或代表，通用于相对的人群范围，文本化储存。标志着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水平，是科学技术探索的理论成果和结晶，是人类精神文明、文化发展水平的体现。如人类社会的基准主流思想（民主、科学等）、基础通用知识（1+2=3、勾股定理等）、基本生存技能（织布、造纸等）等科学文化。
二是多样性主体（差异）文化。在现实生活中，指自然（或社会性群体）中的人对事物特征和规律的实际掌握程度在意识形态层面的独特展现或展示，是学习主体修炼生成的行为能力或潜能素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一个个可能的历史。起初展现出的是个性化，具有差异性、丰富性和多样性特征：某一个体、社会团体、某一地方乡土风俗或思想文化。随着多样性主体文化的横向传播，如果被更多的人普遍认可、通用，就成为通用性客体（一般）文化。
三是工具性标准（生产）文化。在人类学习进化成长中，指生活事物的情景内容、结构和进程或人脑原初发现构建的事物特征和规律被学习主体反映、再现于意识层面，起到衔接通用性客体（一般）文化与多样性主体（差异）文化的工具作用，是教育用来训练、培养、改变人的思想、知识和技能，是学习主体自主接收体验、感受构建，生产出的行为能力或潜能素质文化。课程就属于工具性标准（生产）文化。生产文化资料的社会表征是：教科书、生活事物、电影电视等文化艺术传承传播，即课程资源；文化生产方式的社会表征是：教学、生活实践、实验实习等综合活动操作，即课程生产。
2.课程与货币的类比
我们在课改研究中发现，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课程与文化”如同“货币与商品”。一是货币与课程自身都具有工具性，货币可以用来兑换物质商品流通使用，课程可以用来传承精神文明交流使用。二是货币反映出的是标准商品，课程反映出的是标准文化。三是货币的生命价值存在于购买兑换之中，货币与购买兑换同生同灭，货币的意义作用存在于商场、商店；课程的生命价值存在于学习主体的心理反映到意识再现之中，课程与传承影响、教育学习同生同灭，课程的意义作用存在大、小课堂（受教育的场所叫课堂，社会生活是大课堂小教育，学校教育是小课堂大教学）。两者的特点和职能、目标和作用都相同，共同推动着事物的发展变化。随着经济文化社会的繁荣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不仅需要对货币的占有，更渴望、期待和追求对优质课程资源的占有（见图1）。
3.课程本质的科学界定
尽管对于课程论与教学论的概念及关系并无统一的界定，但它们各自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是比较明确的，在我国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的是：课程论与教学论都是教育科学的一个下位概念或基础概念，属教育学的范畴。教学论研究的对象是教师及其教学的工作行为、原则和方法等。课程论研究的对象是学生及其学习的范围、方式和过程等。课程论就是按照一定社会的教育价值取向和需要，研究学生及其学习的范围、方式、过程等教育问题和现象，探寻学生接受、发现和掌握思想、知识和技术，形成行为能力或潜能素质等相关事物的本质联系及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最广义的学习是指人和动物在生活中获得个体的行为经验以及行为变化的过程。学习的过程就是课程产生的进程，课程的终端就是人的行为能力。
课程与货币一体作为流通生产的工具，推动着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其中，课程是基础动力工具，生活事物的情景内容、结构和进程被学习主体高度发达的神经系统所反映，识别接收、感受选择、分类记忆、联想分析、想象拓展、推理归纳、整合分类等完整的因果逻辑关系思维，走进通用性客体（一般）文化知识的本质内部，并伴随着喜、怒、哀、惧等情感体验，折射出一系列心理现象及过程，即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上升再现于人脑的意识层面，建构生成事物的特征和规律，即经验课程，或多样性主体差异文化，表征为行为能力，起到了衔接知识与能力的工具作用。课程作为教育的生产工具、特殊的文化产品，存在于主客体两个世界之中，流转再现于主客体之间，推动着人类世界文化的传播繁荣和精神文明的传承发展。由此可见，课程的本质是用事物的本质关系、特点规律来进化和发展人适应或改造生活环境的能力；课程的标准是在大小课堂的教育实现，既适合学习主体的心理反映，又能够达成在意识层面的再现。课程是学习主体用来改变、修炼、生产“能力”的工具性标准文化进程，简单讲课程是学习主体用来生成能力的课堂标准文化进程，隶属工具性标准生产文化范畴（见图2）。
4.新旧课程的对比
对于旧课程有两种观点：把课程只当作教学内容或者学科综合的集成，或者认为课程是活动或者经验。因此有必要对新旧课程的定义加以对比。
一是创新课程的定义指出，课程的科学内涵是学习主体自主选择的工具，即生成能力与文化进程。标准文化是指学习主体对“环境事物的情景内容、结构和过程、特征规律”反映或再现于意识层面的进程。生成能力是指课程工具的功能或作用，是人外显或展示出的行为及效果，是主体文化进程的终端。这是旧的课程观点中所没有体现的。
二是新旧概念的区分度。新定义明确了课程的终端是人能力的改变，旧概念则不提课程的终端和结果，功能作用不明确；新定义把课程定义为学习主体在自主区间反映、再现的动态进程，以往的旧概念都企图寻找、视课程为主客体中的某一具体事物；新定义规范了课程内涵，是学习主体对生活事物的情景内容、结构和过程或原发事物特征规律的反映和再现，即标准文化，旧概念把课程内涵指向通用性客体（一般）文化知识结论或学习方式。
5.课程属性的表征特点与课程职能
关于课程属性的表征特点，包括课程基本组成三要素――内容、结构和进程；课程七大特性――工具性，生产性，预设性，适合性，流转性，不定性，周期性；课程周期流转的三个阶段――制造研发设计阶段，识别体验接收阶段，感受建构生成阶段。
课程工具性基本职能包括：传承引领，操作使用，传播影响，研发改进，储备储存等。
6.课程特征的整合分类
在社会文化事实中，按照不同的课程性质和职能进行整合、梳理划分，可以获得五环课程类型及关系模式集合体“二界、三基、四能、五层、六面”（见图3）。从课程文化分类及关系看课改，会更加明晰其改革的着力点、策略、路径和目标。
“二界”，指按课程的物质性和精神性划分为主体、客体两个世界的课程。客体世界的文本课程包括：学习者大脑之外，客体世界中影响引领学习主体成长的内容、结构及进程等文化基本环境，即课程资源。主体世界的课程，即学习主体的经验课程，包括：学习者大脑之中，学习体验接受、感受构建生成的主观世界的内容、结构及进程等文化思想、知识和技能，即经验课程。
“三基”，指按课程的教育预期价值可划分为三类标准课程，包括基准思想课程、基础知识课程、基本技能课程。
“四能”，指按经验课程修炼与主体文化表征方式可分为四项能力课程。课程在学习主体身上的表征方式是行为能力或能素质，学科教学通过学科意识、学科方法、学科思维、学科综合等四项核心素养的培养来实现人的生活、学习、言语和操作等四个基本能力发展，每项能力都是由相关的思想、知识、技术组成的综合体。
“五层”，指按课程流转周期阶段层次划分为五层课程。近现代北美课程专家古德莱德（Goodlad）和凯珀（Kui per）详细说明了课程从研发、理解、操作和实现等不同阶段及层面的课程流转形式。包括理想课程（ideal curriculum）；文本课程（written curriculum）；解释课程（interpreted curriculum）；实施课程（executed curriculum）；评价课程（evaluated curriculum）。
“六面”，指按显性的课程社会表现形式划分为六个方面的课程。包括学科课程（课标、教材、教案），活动课程（教学、实验、实践），综合课程（基本知识和专业技能），系列课程（基础理论书籍），范例课程（电影、故事、绘画、杂技等），培训课程（专项基本技术修炼）。
三、教学基本技术的创新
按照课程定义及理论体系，工具性标准文化进程的质量，既与适合（标准）有关，又与感官（进程）有关，人体所有的感受器官都可以将接收到的环境信息传导进入大脑中枢形成反射弧。因此，人体的所有感官都能成为学习主体的学习通道，都可以反映、再现事物的特征规律于大脑意识层面。本来课程发生是无限的、不确定的、没有次序的，也没有次数限制的，但不同的感官决定了不同的学习方式和不同的影响程度，是有其共性和规律的，既与次序有关（知、情、意、行），又与次数有关（如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所反映的）。视觉接收信息的质量远远大于听觉，听觉判断方位的功能优于嗅觉等。单独感官体验，在没有其他感官参与确认或验证的条件下，课程流转回路难以形成，仅仅是一个符号储存，停留在知的层面，或很快被遗忘掉，更别说构建生产和生成使用。
凯洛夫传统的五步大教学模式文化是在夸美纽斯《大教学论》的课程概念指导下建立的，是适应单纯的系统知识接受型教学的文化传承影响平台，长期的教育实践证明其是有效的、是科学的，也是我们普遍习惯的大教学基本文化技术线路模式。课程基础理论为旧五步大教学改革转型升级为新五环大教学课堂课程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引领基础。表1显示的就是在新课程基础理论引领下，陕西省商洛市的研究者建立的一整套课堂教学进程技术操作系统。
对于前面提到的新五环教学技术，有如下使用建议：一是新五环大教学课程适合学生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发展，一般宜上新课使用；二是旧五环大教学课程适合学生对知识系统性、结构性地接受和记诵，一般宜复习课使用；三是新旧五环并轨后的学校育人模式可以避免单纯的填鸭式“听、答、练”，也可以避免单纯的放羊式“自由、合作、寻找”，而是在三基标准课程引导下，自主开放的赛马式“看、听、嗅、议、尝、做”；四是关于新五环教学技术可参见《新五环大教学课堂课程论》，该著作集教育学和教学法于一体，从十三个方面探索形成了系统的课堂大教学课程基础理论体系，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四、利用课程基础理论和教学
基本技术解决实践问题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承担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素质培养的课程教育，是指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等课程组成的课程集群。党的十七大以来，党中央更加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的不断推进，更加重视由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的高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问题，更加重视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持续开展。以此为背景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也必须要呈现出满足这一目标需求的观念和载体的创新思考。
一、课程论视野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本质
课程本质是一个归属于课程论思考的问题，相关的讨论会涉及关于课程概念的探讨。对于什么是课程，教育学家们的观点也是各不相同，仅《简明国际教育百科全书·课程》中就列出9种不同的课程定义，在此不一一列举。尽管各种定义的出发点有所不同，但都在某种程度上部分地揭示了课程的本质，基本思想是认为课程是教学内容、学科或教材；课程是学生的经验；课程是计划；课程是预期的学习结果。《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中认为课程可包含广义与狭义两个概念：狭义的课程是指一门学科或一类活动；广义的课程是指所有学科(教学科目)或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各种活动的总和。由于课程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从现代课程的发展来看，广义的课程概念更能体现出现代学校课程的特征与本质。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人，课程的内涵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呈现出以下五个发展趋势：现代课程越来越关注学生的现实体验，主张学生在现实经验的基础上整合学科知识；现代课程越来越重视在教学情境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性；越来越强调教师、学生、教材、环境四因素整合互动的生长性；越来越重视开放形态下学校课程与校外课程的资源整合；越来越重视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并重。学生不仅在课程中学习到计划范围的知识体系和规范，而且还学习到非预期或非计划性的知识、价值观念、规范和态度，即隐性课程带来的影响。
在课程论的视野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和观念创新首先要解决的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本质问题，具体而言，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课程的本质呈现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思想政治理论素养的学习作为体验式学习具有生成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师生协同互动、创造教育情境、体验教育生活、建构教育整合结构的过程，其中固然包含知识性内容的间接学习，但也包括了直接学习的经验因素，体现出生成性，表现出一种“未完成态”、一种“进行时”。思想政治素质学习的广度和深度首先有赖于教育过程中师生双方思想互动的广度和深度。生成式学习的特点反映出教育过程中的非直接传递性、不可控性以及学习结果的不确定性。在信息社会中，简单化的、直接灌输式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就会因为其具体方式缺乏对体验式学习特有的非直接传授性的关注而缺乏更有效的内化途径。虽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基础教育阶段相比在内容、方式、手段和载体上应该体现出一定的抽象性，但也应同时以丰富的道德体验作为基础和氛围。
第二，思想政治理论的学习作为体验式学习具有整合性。学习从内容上说，包含认知、情感、行为三种基本类型的学习，就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而言，认知类学习主要是通过专门的课程达到教育目标，而对情感学习和行为学习的关注和研究则相对缺乏。学生对情感的体验和需要状态、学生在行为中是否获得一定的行为方式并形成稳定的行为规范等方面一直以来的研究是不够的，也正是基于上述欠缺，当代大学生成长环境、个性特点、人际互动、生活方式中表现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的变化特点以及时代与国情的特殊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问题很现实地摆在每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前。隐性课程建设是现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适应特定历史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阶级性与社会性、主导性与普遍性、稳定性与变动性共存的特点发展起来的。它所具有的隐蔽性、变动性更利于在保持适当张力的氛围中达到教育目的，从而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整合性更为凸显。
第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作为体验式学习具有情感性。没有情感投入的思想政治教育与思想政治理论素养学习是无法达到教育效果的，孤立的认知学习和行为学习不但毫无意义，而且也是有害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和学习都需要丰富的情感累积作为规范内化的必要途径。思想政治素质养成从根本意义上说是不可直接传承的，因为情感作为个人的心理体验有很大的内隐性和个性化色彩，只能通过体验式活动而不断累积，这就形成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素养在宏观上具有的价值传递性的同时，在现实教育过程中、在具体方式上体现出非直接传授性。
第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作为体验式学习具有个别性。教育的最高目标是实现社会规范的个体认同与实践。如同所有的教育过程一样，对个人的差异性与个别性的充分尊重是教育过程中主体自由与解放的需要。在特别强调主体，『生的当今时代，缺乏个体尊重的思想政治教育只能是脱离实际的，也是无法满足国家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效果的要求的，因此，教育能否触动大学生个体的内心世界是考量教育途径与方法适用性的标尺。“教育应当促进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即身心、智力、敏感性、审美意识、个人责任感、精神价值等方面的发展。应该使每个人尤其借助于其青年时代所受的教育，能够形成一种独立自主的、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意识，以及培养自己的判断能力，以便由他自己确定在人生的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中的观念变革
基于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本质的上述认识，其课程教学改革的观念变革必然超越课程本身的思考而呈现出更广阔、更开放的视野。从人的主体视角观察，教育的目的要远远大于知识教学本身的内容，“生命的意义在于追求道德与智慧的完满与自足，知识是生命获得完满不可或缺的条件，但不是唯一条件，只有让知识与价值、认知与情感、智慧与道德同步发展，生命才能绽放出绚丽的光彩。”为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观念变革主要体现为五个“重新认识”，以此对原有的教育观念、教学要素、教育目标和途径进行反思。
重新认识课程属性。课程的性质和属性是不同领域的两个概念，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性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组成部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属性是在教育学科课程论领域的内容，就属性而言，是承担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素质养成的载体、手段和媒介。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服务于教育内容、服务于教育对象、服务于教育目标的可塑性，简言之，课程属性是服从于课程性质的。
重新认识过程主体。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过程体系中的各个具有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的个体要素都是主体，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在课程人力资源的意义上都是主体。需要指出的是主体地位的分担与思想政治教育中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并不矛盾，学生主体地位的发挥是教育有效性的基础，真正的受教育一定要体现主体的过程参与。 转贴于
重新认识资源构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建设不仅仅是各高校社科部的教学工作，也是学校课程集群建设的组成部分，整合学校内外的学科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充分发挥学校的学科综合优势和社区、城市和所在区域的地域优势，如，中文系的文学经典研究优势、理工专业的科技伦理、经济伦理研究案例，实现校内整合、地域融合。
重新认识服务对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建设中，受益者是学生，但服务对象不仅仅是学生，这是由思想政治教育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历史使命决定的，要结合区域发展中的社区文化建设、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机关建设等目标，拓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影响，培养一支立足大学、服务社会的专家团队，展现大学的文化魅力，立足学科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理论动力。
重新认识教育目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就项目而言，目标是建设精品课程；就学校而言，目标是带动思想政治教育水平的提升和观念的变革；就领域而言，目标是提高学校在全区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研究中的影响力和好评度；就成果而言，目标是使学生提升思想政治理论修养、认同核心价值、确证文化底色，形成积极人格和健康心理，从而终生受益。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中的载体创新
从教育对象的角度反思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载体建设，会顿感载体建设滞后的压力。事实层面中的载体缺失需要通过创新来弥补。
第一，学生主体与教师主导相结合。各课程的任课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主要展现的精神风貌、职业素质、民主素养、国际意识、人文品位、价值判断等都会对学生的“三观”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示范作用，并间接影响到学生对制度文化的理解。教师本人不仅要顺利完成教学任务，还需要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尊重、平等、民主的教学互动，培养学生对社会规范的信任和归属感，以及确立人际交往的规则。在课程改革中可以通过文化热点建设引导学生参与思想道德教育资源网站建设、宿舍文化和个人网页建设，把教师课堂讲授与学生课外生活结合起来，提高课程影响的保有度，要充分利用学生来源广泛、专业互补、文化多样、本群体认同程度高的特点和优势，为课程网站搜集文本和影像资料、积累典型案例，体现出在参与中受教育，在实践中促成长的教育本质。根据学生特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精心设计教学内容，做到讲理论先讲事实、讲结论先讲过程、讲规范先讲系统、讲政治先讲人文、讲社会先讲人生。总之，教学视野要宽广、课程导人要切身，把宏大性的内容讲扎实，把规律性的内容讲亲切，把规范性的内容讲细致，着力避免直白、空泛、粗线条、低响应的无效灌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