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称为“一朵野花”的陈梦家，既是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现代诗人和诗学理论家，也是推动我国古文字学、古史研究进程的重要学者，陈梦家在古代宗教、神话、礼俗、古文字学、古史及简牍研究方面均卓有建树，为国内外学界所推崇。
陈梦家文学天赋极高，16岁开始写诗，不到20岁就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梦家诗集》，是后期新月派的代表诗人。日本学者稻耕一郎就“坚持认为作为古代学者的陈梦家是一位‘诗人陈梦家’”。
作为诗人的陈梦家，虽只在诗坛活跃了短短数载，但他在新诗创作上的成就和对我国诗歌发展的贡献却不容忽视。他的《梦家诗集》被誉为“一册最完美的诗。是最近诗的沉默中一道共彩，一册不可忽略的新书”；认为其“一方在确定了新诗的生命，更启示了新诗转变的方向，树立诗的新风格”。陈梦家在1931年选编的《新月诗集》，是新月诗派最具代表性的诗歌辑录，其撰写的序，深入浅出地阐明了新月派追求“形式与内容相和谐”的美学主张。
一
陈梦家宣称“我是一个牧师的好儿子”。陈梦家出生于一个宗教氛围十分浓厚的家庭，父亲陈金镛是一位基督教牧师，曾任神道院提调，母亲也是虔诚的基督教徒。陈梦家的童年在浓厚的宗教气氛中度过，这给他的世界观与艺术个性烙下了深深的印记。陈梦家的夫人，著名的英美文学家赵萝龚女士，同样出生于基督教家庭；乃父赵紫宸，是中国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神学家之一，在中西方基督教界均享有极高声誉。
陈梦家自小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也曾在北平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念过书。在1931年2月写成的叙述幼年之事的自传《青的一段》中，陈梦家说：“当我是婴孩的时候一位老牧师为我施洗。……在情绪上我不少受了宗教的熏染，我爱自由平等与博爱，诚实与正直，这些好德性的养成，多少是宗教的影响。以至我如何喜爱文学，这个所受于幼时的力量极大，我怎样能省略不说呢？”陈梦家从小耳濡目染，深受基督教文化熏陶。因此，在他的精神世界与文学创作中，自然而然地带有浓厚的宗教意识与基督教文化底蕴。
他的同窗好友方玮德也曾说过：“梦家的先人以及他的外家都是有名的景教牧师，这是对于他极其有影响的。在他的诗里，处处可以透出这方面潜伏的气息，因这气息便觉得他的诗有说不出的完美，有无上内涵的聪慧”。正是因为虔诚地信靠上帝，使诗人得以超越现实的苦难而进入灵感艺术的天国，获得心灵的宁静和安顿。
1931年7月，陈梦家创作了此生唯一一部小说《不开花的春天》：年轻的诗人受到漂亮女郎茵子的诱惑而坠入爱河，但自幼虔信上帝的诗人不堪忍受爱人纵情声色、轻佻放荡的个性，陷入了深深的忏悔自责之中。几番挣扎后，悔愧不已的诗人最终凭着对宗教的热诚下定决心摆脱这种耽于享乐的生活，写信同茵子诀别。在这部以青年男女来往书信形式写成的近似于自叙传的小说中，陈梦家借男主人公之口提及：
我开始告诉你我父亲是一个虔诚的老牧师，从小我知道悔改可以拯救自己，我要我们另换一条路走。我觉得我们都一同往生理的诱惑中堕落下去，这种将不是我们理想的世界。
我用半天的辰光，数说自己的罪孽，一切我都认错，我们过去全不自觉的走错了路，幸好我们仍得有着更多的日子去忏悔。
男女关系的烦恼是年轻人经常遇到的问题，但就陈梦家而言，由于认识到自己是“虔诚的老牧师”的孩子，对此更加深了一层“罪”的意识。这种宗教式的“忏悔”情绪，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亦多有表现。而从这痛苦空虚中得到救赎的方法，则在于他自幼亲近的《圣经》。陈梦家从1931年秋天开始翻译《圣经・旧约全书》中的《雅歌》部分，对年轻且深陷烦恼的诗人来说，《圣经》中竟有如此大胆地讴歌男女之爱的诗篇，应使他激荡的心灵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在出版时的“译序”中，陈梦家又说：“在我的血里，我还承袭着父亲所遗传下来的宗教情绪；一位朋友指示我说，我的诗有与别人不同的，只在这一点。近来常为不清净而使心如野马，我惟一的治疗，就是多看圣经，圣经在我寂寞中或失意中总是最有益的朋友。这一部精深渊博的圣经，不但启示我们灵魂的超迈，或是感情的热烈与真实，它还留给我们许多篇最可欣赏的文学作品。”
这段自叙，不仅明确地说出了陈梦家与基督教之间的渊源，也表明其诗歌创作与众不同的根源在于――“承袭了父亲所遗传下来的宗教情绪”。在1932年创作的《叮当歌》诗末注解中，诗人自己也说：“青岛的午夜有时传来德国教堂的钟声，使我回想十五年前在江南一个神道院中，父亲抱着我倚了栏杆唱叮当歌。”由时间推算，15年前的陈梦家应该只有六岁，却已经记得如此虔敬的宗教体验，并能在多年后将其转化为优美的诗歌，可见基督教文化对其启蒙之早与深。
在20世纪30年代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一个早慧且敏感的诗人，陈梦家选择了在艺术和宗教中找寻出路与慰藉。诗歌创作，既是帮助他从内心苦恼中解脱出来的一个出口，也成为连接其精神世界的一个入口。
二
陈梦家从1929年开始写诗，在七八年的诗歌创作生涯中，创作了大约一百零一首诗歌。数量虽不多，却是中国新诗的一个值得珍视的宝藏。纵观陈梦家的全部诗作，仅在诗歌中提及“上帝”、“耶稣”、“教堂”等基督教意象的就有30多处，其它各种宗教隐喻，更是多不胜数。他的诗歌主题，除了当时常见的抒情、咏怀、纪实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充满了基督教文化色彩，具有无可掩饰的宗教情感，包括表达其对上帝真诚的信仰与赞美、对世界人生的追问以及形而上的哲学思考等等。
在自叙诗《我是谁》中，他这样表述自己的宗教观：
上帝！哦，他启示我天堂/那儿有真实的美，是透明/在我自己心里的灵光，/最是纯洁，她却不是眼睛/看得着的神圣；这奇丽/可用不着装饰，她要信心/建造她的宫殿。
无条件地信仰上帝，相信上帝的绝对公平，是基督教最基本的教义。在陈梦家的意识深处，始终相信有一个美丽而神圣的天堂，有一个伟大而神秘的上帝，这一形象在他的诗歌中总是庄严神圣、至高无上的。诗人坚信，所有昼夜交替、生老病死，皆是是出自上帝的旨意。
他这样劝慰人生的伤感者：
古先耶稣告诉人：你们要忍耐，/存着希望的心，只静静的等待；……//在人间受些苦难，都不必伤悲，/天上为你们造了美焕的楼台。（《古先耶稣告诉人》）
当初上帝创造天地，有光有暗，/太阳照见山顶，也照见小草。/――世界不全是坏的。（《致一伤感者》）
他甚至以同样的宗教乐观态度来对待死亡：
我贪图的是永静的国度，在那里人再也没有嫉妒；/我坦然将末一口气倾吐，/静悄悄睡进荒野的泥土。（《葬歌》）
那儿是金子的栋梁，嵌着珍宝，/地下铺碧玉，星辰做窗口；/上帝锁住了死亡的仓库，上帝/不放开黑夜的幕帐，生命树/开着不老的鲜花，不散的奇香。（《昧爽》）
也许有天/上帝教我静，/我飞上云边/变一颗星。（《铁马的歌》）
十分明显，这里表现出一种典型的基督式哲学：乐观中暗藏悲观，悲观中又显出一种超脱生死的旷达，追求的是无限而永恒的精神世界。基督教文化中，人的生命来于上帝，死后又归于上帝。人生充满各种苦难和考验，死亡是对罪孽和痛苦的解脱，天国则是幸福之所在。就像诗人自己说的：“天堂是我的希望，黄金的柱石，宝石雕砌的美屋，永远的光，愉快没有终结。我幻想这个天堂世界鼓励我向上守正，一种不容抹杀的大力。”在这里，归于天国、拥抱性灵，就是陈梦家对死亡和现世苦难的超越。
此外，陈梦家的诗歌中还可以看到许多表现神秘色彩以及忏悔意绪的作品。
《梦家诗集》中有不少表现这种神秘感的诗。如：
昨晚看一颗流星/沉下，我祈祷天――/轻风荡过我的心，/亮――又化成烟。（《只是轻烟》）
静坐在一角青天的底边，/悄悄数着你云际的步声。（《我望着你来》）
不祈祷风，/不祈祷山灵，/风吹时我动，/风停我停。（《铁马的歌》）
这些诗歌，大多具有强烈的神秘色彩，很有宗教的空灵之感。宁谧的意境与悠然的心情，物象与心相已融成一片，幻为朦胧的静幽的美。“神秘”作为一种意识状态，一种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精神感受，对于诗人的创作有着经久的魅力。宗教体验是神秘的，作为一种灵的感觉，神秘也成为连接宗教与诗的桥梁。
表达“忏悔”之情最强烈和最具代表性的，则是他的抒情长诗《悔与回》。也许是由于爱情的受挫，诗歌中表达了强烈的悔恨和忏悔之情：
但终究我是人我是上帝造下来/受着试探无穷的诱惑把自己/一颗宝贵的纯正的心不小心的/让色淫的火烧坏。
我把灵魂/撕碎了交付在罪恶的秤上取回/这一把不能忏悔的污浊/就使你有长河一道的泪流也不能/洗干净这一身的丑恶……
全诗充满爱情的煎熬、忏悔的情绪以及对灵魂的叩问，也因而成就了一个名篇。类似的情感流露，在陈梦家的诗歌中并不少见。
正如梁工所说，“基督教对陈梦家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他的人生观中，也体现在他诗中的‘爱’、‘忏悔’与‘神秘’等情感意识中”。尽管题材不同、内容有别，但陈梦家确实把自己所受的基督教文化熏陶辐射到了他的许多诗歌中。这些作品，大都包含着宗教神秘体验，是宗教情感与艺术情感相互融合的产物，也包含了普遍、抽象意义上的哲学思考。
三
陈梦家不但善于捕捉平凡生活中的灵性与诗意，更善于运用各种巧妙的艺术手法将它们表现出来，把自己对现实、对自然、对宗教的感受诗化。作为新月派诗人登场的陈梦家，其诗歌创作中的艺术魅力，首先体现在新月派所推崇的诗歌“三美”――形式美、音乐美和建筑美上。
如《铁马集》中的《雨中过二十里铺》、《焦山》等诗：
雨，洗净了红菱，洗净/那一双藕白的雪胫。（《雨中过二十里铺》）
我爱一圈圈旋涡/吐出晚霞的红笑，/白帆悄悄地飘过，/小灰鸟宛转地叫。（《焦山》）
这些取材于山水风物的作品，句式错落有致，音韵和谐统一，并且充满了色彩的巧妙拼合，带给读者强烈的美的感受。借景抒情的同时，将诗歌的形式艺术与诗人自身情感融化为一体。
陈梦家不仅深受闻一多、徐志摩等早期新月诗人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影响，由于自身的留学经历和宗教背景，他还大量借鉴了西方现代派的诗歌创作手法，通过丰富瑰丽的想象以及新奇独特的比喻、意象、象征等手法来渲染深远的艺术意境。
如小诗《十月之夜》中提到的：
十月的夜晚，天像一只眼睛，/孤雁，是她的眉毛；/从天上掉下一颗眼泪，是流星/沉在大海里――一息翻花的泡。//那一瞬间的消失，我觉得/一闪，还给了深蓝；/生命给我的赞美受着惊骇，/像有着声息摸索我的窗槛。
整首诗想象丰富、比喻奇特，有很强的画面感，描写了对一瞬生命现象的独特感受：流星的出现只是一瞬间，既有诗人对生命、时空的思考，也依然可见梦家诗歌中蕴藏极深的宗教情怀和意识。
陈梦家笔下的诗淡如轻烟，具有一种恬淡飘逸的意境。其中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他对意象别具匠心的选择与营造。陈梦家常常在诗歌中用“流星”、“小花”、“磷火”、“飞翔”等意象来织成庄严静穆、圣洁空灵的艺术氛围，这些意象一方面是他精神世界和宗教情感的承载体，一方面本身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在代表作《一朵野花》中，诗人借“一朵野花”在天地间自开自落的过程，表达哲学思考，同时也流露出对上帝的无限信仰与感恩。这里的“野花”是诗人自我意识的象征，也是一种人生观的自喻。它是自在的、欢喜的，因为“上帝给他的聪明他自己知道，/他的欢喜，他的诗，在风前轻摇”；同时又是渺小的、柔弱的，“他看见青天，看不见自己的渺小……”
以自然界的意象尤其是“小花”意象来对应人与永恒上帝关系，是西方宗教文学中常用的象征手法。比如19世纪初叶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布菜克的《天真之歌》：
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一朵野花里一座天堂，/把无限放在你的手掌上，/永恒在一刹那里收藏。
又如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诗人丁尼生也有类似的歌咏：
小花呀――要是我能够弄懂/你的一切，从头到根，/我就懂得了上帝和人。（《墙缝里的花》）
万物有灵，诗人在面对大自然时，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感到冥冥中有一种神秘力量在主宰自然。于是他们在歌颂大自然时，也对上帝顶礼膜拜，通过赞美自然而显示上帝的伟大。
在组成陈梦家诗歌的文本词汇中，“鸽子”、“翅膀”、“飞翔”等意象更是处处可见。如：
从教堂的圆顶，/一群金色的鸽子，/穿过午夜的云；//一群金鸽落在心里――/我的心是一片海沙――/轻轻的她们又飞起。（《叮当歌》）
从来不问他的歌/留在哪片云上？/只管唱过，只管飞扬，/黑的天，轻的翅膀。（《雁子》）
我们全有一副雪白的翅膀，/在无境的花园里飞过山岗，/飞过天上的云霞，和我们/一起飞的，是比鸽子更灵的天使。（《昧爽》）
这些意象，都与基督教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圣经》故事中，上帝用洪水灭世后，是诺亚从方舟中放出的白鸽口衔橄榄枝飞回，带来了和平与新生的讯息。《马太福音》里也有记载：“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
在如此多的诗篇中有意抑或无意地使用这些与“飞天”相关的意象，除了营造特殊的宗教氛围外，也传达出陈梦家对宗教和生命的种种感悟。这里的鸽子，不仅仅是希望的象征，也是温柔圣洁的代表，是诗人对自由幸福的渴望以及宗教理想的寄托。
此外，还有诸如《圣诞歌》中的“天堂”；《十字架》中的“十字”；《鸿蒙》、《陆离》中熊熊燃烧的“火焰”；《有赠》中的“狮子”与“羔羊”；《潘彼得的梦》中的“教堂”“钟声”等等许多明显承袭自《圣经》文本的基督教传统意象，频频出现于梦家诗歌的字里行间。这些意象皆是直接取材于基督教经典、故事或者与基督教活动密切关联的事物，有着极为明显的基督教文化背景。往往一出现便营造出十分浓厚的宗教氛围，表现基督教的某些思想观念。
正是这种意象的追求，使陈梦家的诗歌内涵更为丰富，艺术上充满张力。对于他来说，《圣经》不仅是一部宗教经典，也是其诗歌创作的源泉。他从《圣经》中汲取营养，把诗歌和宗教艺术地融为一体，有效提升了新诗的审美品质。从这些深受《圣经》影响的诗歌中，我们不难领略到：要比较到位地理解陈梦家的诗歌艺术，考察其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乃是一门不可或缺的学问。
本文以海豚出版社出版《周梦蝶 刹那》诗集为底本，对周梦蝶诗集中的作品以宗教思想和生命哲学的不同主题进行了以下分类：
1 庄周的万物观
由周梦蝶这一笔名即可看出，老庄思想对周梦蝶有着深厚的影响，由于周梦蝶早期在私塾中求学，其传统文化的积淀比较深厚，随着孤身赴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为周梦蝶所用，包含着他对生命的观照，对个人理想与生命价值的深刻思考，而庄周对于是蝶、是我的哲思，触碰了周梦蝶孤独的灵魂，让他对生命的价值进行了重新定位，而这也较为明显地体现在诗文中的如《孤独国》中《刹那》《蜗牛》，《还魂草》中《九月》等，其余还有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如《还魂草》的《无题》，《约会》的《凤凰》……诗中多有造景，周梦蝶将庄子超然物外的心性、虚静之美学都凝聚在诗歌中，因此我们可以读到其为生命而展开浪漫的想象，如“缤纷的花雨打得我的影子好湿”，对死亡的慨然“死亡在我掌上旋舞”等等，人生际遇给予周梦蝶的或喜或悲、荣辱得失都早已被诗人编织入梦，早已将自我与境界、与生死早已同视为一。
周梦蝶在自己的诗中，摆脱了生活的苦楚后，是如此超然，清贫却不失至朴至臻，将自己融于万物而又超脱万物，还原一个纯粹的灵魂。余光中坦言， “梦蝶是一位极其主观而唯心的诗人，诗中绝少现实时空的蛛丝马迹，更有宗教与神话的烟幕相隔，很难窥探其中的‘本事’”，便是对此的极佳解释。可见，周梦蝶由传统文化而来的含蓄内敛的表达对其诗歌展现真实自我有一定阻碍，但也正是如此，才形成了他独特的极具东方古典美的诗歌，含蓄而朦胧，一如一位隔纱的东方美人。
2 佛教的“苦”“集”之谛
余光中认为周梦蝶的诗“几乎带有自虐而宿命的悲观情结”，这几乎代表了绝大多数文人对其诗歌的评价，周梦蝶诗歌中隐隐流露的苦难意识和悲剧意识，仿佛应让心头之雾，使读者心生怜恤，而正如余光中所言，“除了血与泪，他似乎不知道写诗还可以蘸别的墨水”，恰恰体现了周梦蝶诗歌创作源于生活，以艺术的手法将生命之苦悲化解，借助宗教思想的表达形式展现自己的内在思想的暗涌，相信这也正是其诗歌魅力之所在，“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的伟大艺术与人生境界。
周梦蝶诗集中含有佛教思想的诗作俯拾皆是，但主要集中在其前期作品中，如《孤独国》中《默契》《孤独国》《在路上》，《还魂草》的《九行》《摆渡船上》《菩提树下》《寻》等，《十三朵白菊花》中《闻雷》《灵山印象》《目莲尊者》《四句偈》……正如曾进丰在《听见，周梦蝶“说法”》中言，“一九五〇、六〇年代，诗人自冥想出发，咀嚼生命的浓黑，同时也起航温柔的想象，圣凡雪火、挣扎而难遣的悲情……”，周梦蝶早期诗歌中，注入了浓浓的宿命感，来自于远走他乡、舍妻别子等生命的愁苦，化为淹没了自身的孤独，昏暗而浓重，然而关于命运的思考也使得周梦蝶愿意向更高更远处追寻，生命的“火”之考验与灵魂的“雪”之纯洁成为了他诗歌中的挣扎，将诗歌的内涵上升到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哲学层面。这一时期的诗歌中，周梦蝶深刻体会了“苦”“集”二谛，因此，可以读到他的低沉的喃喃，“这条路好短，而有好长啊/我已不止一次地，走了不值多少千千万万年了……这条路是一串永远数不完的又甜又涩的念珠”，生命之路很短，短到几十年匆匆而过，而这条路上，诗人一次次体验到人生的苦与难，如同已经走过千万年之久;亦有关于刹那和永恒的思考， “照见永恒，照见在永恒背后我底名姓”当人生除却芜杂，真真正正能够永恒的是哪些部分呢?诗人仿佛凝视着永恒背后的自己的名字，在永恒之时驻足观望现实的短暂，这正是对短暂生命之幻灭而永恒之不朽的彻悟。
1962年开始，周梦蝶参禅礼佛，亦曾随南怀瑾学禅，后期其诗歌笔调逐渐轻盈，拜托了浓重的孤独与宿命感，不得不说是宗教意识带给他的一种内在转变。
3 基督教的罪与救赎
周梦蝶除却有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受到庄周思想、佛教思想的影响，还融贯东西，在诗作中还包含着基督教的原罪思想与救赎意识，例如《孤独国》的《让》《索》《徘徊》《乌鸦》，《还魂草》的《朝阳下》，《十三朵白菊花》的《荆棘花》，《约会》的《诗与创造》等等，都凝聚了关于罪与救赎的思考。
《乌鸦》中周梦蝶言，“我搂着死亡在世界末夜跳忏悔舞的盲黑的心/刹那间，给斑斑啄红了”，忏悔源于对罪的认知，想必周梦蝶对于自身经历的离愁苦悲也曾苦苦寻索原因，也曾反省是否出于自身的原罪，也曾渴望救赎，怀着无限的憧憬，怀有天国的渴望——“如果每一朵山花都是天国底投影/多少怡悦，多少慈柔/正在我心中秘密的飞升”。
即或普遍认为周梦蝶最终皈依佛门，但并不妨碍他作为一位诗人，在自己的诗的国度中将宗教意识用作自己的表现手法、表达方式，因此，虽然其后期作品传递着明显的佛教思想，仍然有一些诸如《诗与创作》一类作品出现，运用基督教思想来传达自己的态度，或者借助基督教的一些概念如“上帝”“忏悔”等来达到诗人的内心真实的渴望，那种渴望逃避孤独，逃避人生之困境的期许。
纪梦诗在陆游的诗歌作品中占相当分量。清代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评价说：“即如纪梦诗，核计全集，共99首，人生安得有如许梦。此必有诗无题，遂托之于梦耳。”①陆游的纪梦诗把追求宏伟理想的言志传统与炽热的情感抒发融为一体，将理想与梦幻完美融合，实现了情、志二者完美的艺术结合，取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陆游之所以运用纪梦的表达方式，有其个人的原因，更是其所处的时代使然。本文对陆游的纪梦诗进行归类分析，认为诗人内在的爱国情感和他所处的南宋时代士人的文化心态及诗人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共同决定了其纪梦诗的产生。
一
纵观陆游的纪梦诗，大概有三种类型：
1.盼收复，梦北定的理想之梦。陆游出生于公元1125年。他降生的第二年，便发生了徽宗、钦宗被俘的“靖康之变”。公元1141年，即陆游十八岁时，南宋与金国签订了屈辱的“绍兴和议”，南宋失去了淮河和大散关以北的大片国土。身负亡国之辱，面对大片国土的沦丧，陆游撕心裂肺，他日日企盼着王师北定中原，收复故土。
陆游在《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写道：“破驿梦回灯欲死，打窗风雨正三更。”表现其屡遭挫折但始终没有被磨灭的光复故土的雄心壮志。《枕上》诗明白地表明了诗人急盼收复的心愿，诗曰：“枕上三更雨，天涯万里游。虫声憎好梦，灯影伴孤愁。报国计安出?灭胡心未休。明年起飞将，更试北平秋。”诗作借用汉武帝时李广之事，希望南宋朝廷能起用良将，打退金兵，收复失地。
陆游常常借梦中的胜利来寄托恢复失地、统一祖国的理想愿望。例如《九月十六日夜梦驻军河外，遣使招降诸城，觉而有作》：
杀气昏昏横塞上，东并黄河开玉帐。昼飞羽檄下列城，夜脱貂裘抚降将。将军枥上汗血马，猛士腰间虎文帐。阶前白刃明如霜，门外长戟森相向。朔风卷地吹急雪，转盼玉花深一丈。谁言铁衣冷彻骨，感义怀恩如挟纩。腥臊窟穴一洗空，太行北岳元无恙。更呼斗酒作长歌，要遣天山健儿唱。
此诗为陆游四十九岁在四川嘉州时作。诗人做了一个痛快淋漓之梦：将士们顶风冒雪，英勇杀敌，一举恢复了太行、北岳直至天山的广阔地区，把金国侵略者的窟穴一扫而空，被解救的人民斗酒欢宴，高唱胜利的凯歌。这正是诗人日思梦想的场景。再如诗人作于八十四岁时的《异》：
山中有异梦，重铠奋雕戈。敷水西通渭，潼关北控河。凄凉鸣赵瑟，慷慨和燕歌。此事终当在，无如老死何！
此时，诗人驰骋沙场的愿望早已落空。在这种情况下，诗人却做了一场“异梦”，在梦中他披甲上阵，挥戈杀敌，战斗于敷水渔关一带，在悲壮慷慨的战歌声中恢复了中原故土。
陆游纪梦诗中的这类题材比较多，再如《记梦》：“梦里都忘困晚途，纵横草疏论迁都。”《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秋夜闻雨》：“惊回万里关河梦，滴碎孤臣犬马心。”《楼上醉书》：“三更抚枕忽大叫，梦中夺得松亭关。”等等，都是诗人收复失地，北定中原的理想之梦。
2.寄托豪情壮志，怀念往昔战斗生活的追忆之梦。陆游从小好学不倦，攻书习剑，时刻准备报效祖国。他四十八岁那年，四川宣抚使王炎邀请他为幕府襄赞军务，他得以亲身参加了抗金队伍。诗人换上了戎装，驰骋在当时的国防前线南郑一带。但这段让陆游深感自豪光荣的生活很快就结束了，由于南宋小朝廷苟且偷安，压制爱国将士的抗战活动，不到两年，王炎解职，陆游被调到后方成都，在范成大幕府任职。但陆游对这段“铁马秋风”、“气吞残虏”的戎马生涯终生难忘，他经常在诗歌中以写梦的方式来追忆这段军营的战斗生活，以此寄托诗人欲重返疆场、抗金救国的壮志豪情。试看其《频夜梦至南郑小益之间慨然有怀》：
客枕梦游何处所，梁州西北上危台。雪云不隔平安火，一点遥从骆谷来。
此诗为陆游六十二岁在严州任上作。诗人梦中行进在南郑、小益之间，登上梁州西北的高台，望见点点报告平安的烽火，从遥远的骆谷传来。如此一梦，表达了诗人对当年战斗生活的怀念，寄托了他驰骋沙场、为国立功的愿望。再如《秋晚登城北门》：
幅巾藜杖北城头，卷地西风满眼愁。一点烽传散关信，两行雁带杜陵秋。
山河兴废供搔首，身世安危人倚楼。横槊赋诗非复昔，梦魂犹绕古梁州。
陆游借曹操当年军中赋诗的典故表达自己对当年从军南郑的那段军旅生活的无限留恋，其军人的忧国报国之情真挚悲壮，震人肺腑。此类诗作还有《梦至小益》：“梦觉空山泪渍衿，西游岁月苦駸駸。”《感旧》：“梦回松漠榆关外，身老桑村麦野中。”《建安遣兴》：“梦里都忘闽峤远，万人鼓吹入平凉。”等等。
3.抒发报国无期、壮志难酬的悲愤与哀怨的失望之梦。抗金救国、统一中原是陆游一生的理想与追求。然而生不逢时，陆游生活的时代朝廷腐败、不思光复。诗人虽胸怀大志，但始终请缨无路，报国无门，不得已，他以诗鸣志。他用纪梦的方式来宣泄这种壮志难酬的悲愤。如《残梦》诗：“少时铁马蹴河冰，老去摧藏百不能。风雨满山窗未晓，只将残梦伴残灯。”抒发的是一种报国无期，空老林泉的惆怅情怀。再如《二月一日夜梦》：
梦里遇奇士，高楼酣且歌。霸图轻管乐，王道探丘轲。大指如符券，微瑕互琢磨。相知殊恨晚，所得不胜多。胜算观天定，精忠压虏和。真当起莘渭，何止复关河。阵法参奇正，戎旃相荡摩。觉来空雨泣，壮志已蹉跎。
诗人在梦中淋漓报国，可惜醒来终觉是空梦一场。这类诗往往在发出“百年身易老，万里志空存”(《闻虏乱》)的感慨的同时，糅合对统治者昏庸无能的控诉和谴责，宣泄了诗人的悲愤与哀怨。再如《贫甚戏作绝句之六》：“可怜老境萧萧梦，常在荒山破驿中。”《晚泊》：“半世无归似转蓬，今年作梦到巴东。”《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破驿梦回灯欲死，打窗风雨正三更。”等等。
二
陆游之所以用纪梦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他的理想、豪情与悲愤，既与他的个性、家庭教育有关，又与他所处的时代的士人的文化心态密切联系。同时，他诗歌创作的浪漫主义方法也决定了他对“纪梦”这种表达方式的选择。下面从三个方面具体分析。
首先，从根本上说，陆游纪梦诗的产生是其内在爱国情感的爆发与宣泄。陆游出生于一个有文化教养的爱国世家。他的祖父陆佃是个正直的中级官员，父亲陆宰也是一个以国家、民族安危为己任的士大夫。陆游从小受到他们爱国思想的熏陶。后来陆游又投在极力主张抗金的爱国名士曾几的门下，再次接受了“抗金”、“雪国耻”思想的教育。曾几以人品高洁享誉当世。陆游在《曾文清公墓志铭》中说曾几“孝悌忠信，刚毅质直，笃于为义，勇于疾恶，是是非非，终身不假以色词。”②幼年时期的亡国之耻，少年时期的屈辱和约，家庭的爱国教育和恩师的人格魅力的熏陶极大地影响了少年的陆游，陆游必然会成长为一位伟大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在陆游的诗歌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身上始终洋溢着澎湃的爱国热情。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陆游浓厚的爱国情结自然就会转入到梦境中。他经常在梦中恢复中原，北伐抗金，正是这种强烈的爱国情思的显露。诚如钱钟书对陆游的评价：“他看到一幅画马，听了一声雁唳,喝几杯酒，写几行草书，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血液沸腾起来”以至于“泛滥到他的梦境里去”③。
另一方面，陆游身怀强烈饱和的爱国热情，但是南宋王朝不思光复国土，士大夫苟且偷安，沉溺于声色犬马的现状使陆游报国理想的实现强烈受阻，满腔的忧愤必然造成他心理的严重失衡。这种境况下，诗人极需要寻找一种让心理得到宣泄和平衡的东西。陆游纪梦诗中“梦”意象的运用正好满足了诗人跃马疆场、杀敌报国的爱国志士的愿望，使诗人在精神上和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宽慰和满足。
“梦的一般功能是企图恢复心理的平衡，它通过制造梦中的内容来重建……整个精神的平衡和均势。”④在梦境里，陆游的爱国情感得到充分的爆发与酣畅淋漓的宣泄。因此，陆游以“梦”意象建构他的爱国诗歌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纪梦诗是他所处的南宋时代士人的文化心态的综合体现。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宋朝是最为贫弱的一个朝代。北宋只是统一了中原和江南地区，其时北方及西北方有辽、西夏等政权与之对峙，而且辽曾多次打败北宋，强迫北宋称臣，年年进贡。至于金灭北宋，南宋偏安江南一隅，更是莫大的民族耻辱。这与刚去不远的李唐时期四方来朝的强盛气象相形见绌，这样的国势自然在宋代士人的心中形成一种莫大的压抑。他们当中的有识之士，要求北伐，收复失地的壮举和呼声又遭到投降派的打击与迫害，因此更是心怀悲愤苦闷。报国无门的忧愤、无法雪洗的亡国之辱使宋代士人失去了唐代文人的那种马上取功名的张扬和豪情而变得理智、冷静与平和、淡泊。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的影响下，两宋的士人形成一种特殊的矛盾的文化心态，他们在积极进取与消极隐退之间游离，在现实与梦幻之间徘徊。这种心绪必然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体现出来，这个时期的诗词中出现大量的“梦”意象便是这种文化心态的反映。如位极人臣的晏殊有“劝君看取利名场。今古梦茫茫”(《喜迁莺》)，皇室后裔赵令畤的“人世一场大梦，我生魔了十年”(《西江月》)，革新派王安石的“追思往昔如梦,华毂也曾丹”(《诉衷情》)与反对派苏轼的“世事一场大梦，人间几度新凉”(《西江月》)，矢志抗敌的辛弃疾“钟鼎山林都是梦，人间宠辱休惊”(《临江仙》)等等，都表达出了这个时代士人的心声。他们虽个人遭际千差万别，文化底蕴不尽相同，家庭环境也各有所异，但在作品中均运用“梦”意象来释怀却是个不争的事实，他们都用“梦”意象来宣泄现实与梦想的错位，抒发心灵困境下的希望、回望与失望。可以说，两宋士人的文化心态基本上是游离于内敛与外露，旷达与怨怒之间。“梦”意象在文学创作中的运用，正是宋代文人进与退、仕与隐之间的选择和表述。在“内”、“外”之间的冲突中，“梦”成了释放和消解矛盾情怀的缓冲地带。“梦是一个大剧场，布景、演员、提词者，舞台监督，剧本作者，观众，评论家，全都是做梦者自己。”⑤在宋代士人参与的这个“梦”的大剧场里，陆游并不孤独，陆游的纪梦诗正是这种文化心态的反映。
第三，陆游的纪梦诗是其诗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体现和载体。陆游在诗歌创作上向前贤学习，能够博采众长，融汇吸收。他学习杜甫写实的笔法，善于用高度概括和夹叙夹议的手法反映现实。他又学白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使其诗歌具有强烈的抒彩。陆游的诗歌兼具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陆游诗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梦”意象的频繁运用。他的纪梦诗在构思和表现手法上都带有“李白式”的浪漫主义色彩。诗人常常运用奇特的夸张和丰富的想象抒写自己的胸怀，借助梦境和醉境描述理想，飘逸奔放、境界阔大，具有李白的潇洒姿态和豪放气势。如在《神君歌》中，诗人通过梦境，运用丰富的想象，怀着炽热的心情讴歌了李冰这位”神君”。作品以“泰山可为砺，东海可扬尘。惟有壮士志，死生要一伸”开篇，意境开阔，气势高昂。从“我梦神君自天下”开始，诗人通过对梦境的描述，虚构了飞龙、鬼神、美人、金尊、翠杓、琵琶等一系列意象，一气呵成，给人以迷离恍惚、变幻纷呈之感，表现着思飘云外的浪漫风韵。作品最后以“生不封侯死庙食，丈人岂得抱志长默默”作结，既有慷慨激昂之情，但更多的是抑郁悲凉之感。全诗由豪壮雄肆自然过渡到摧颓衰飒，整体构思浑然贯通，寓变化于整饰，其刚雄俊迈之气，酷似李白。难怪陆游研究专家疾风说：“前人以为他的《对酒叹》等七古，置之李白集中不易辨认”⑥，也因为这样，陆游在当时便有“小太白”之称。
浪漫主义虽然与现实主义相对，但它们都是以“真”为审美核心的，而且浪漫主义所表达的内心世界要比现实主义真实得多。陆游正是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以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尽情淋漓地抒发他强烈的爱国理想和壮志不酬的悲愤。而他浪漫主义创作手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大量地使用“梦”意象。梦是表现人的真实心态的一种重要方式，写梦就是敢于触及人的心理最深也是最真的部位。纪梦诗的形式是浪漫和虚幻的，但情感却是现实和真实的。陆游纪梦诗的形成是他浪漫地表达他现实与真实情感的一个结果。
①[清]赵翼.瓯北诗话·卷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②[宋]陆游.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渭南文集[C].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
③钱钟书.宋诗选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3-0002-02
在历史的长河中，无论时代如何变幻，总能发现一些惊人的相似迹象，如果循着踪迹一路走来，让人叹为观止的是处在历史流变之中的永恒。
《再别康桥》是一首现代新诗，它产生于新月派诗人徐志摩之手，时光证明了它的鲜活的生命力，它以真挚的情感，丰富的想象力、新奇的夸张和比喻征服了读者，诗歌以梦入高潮，展现了作者大胆的艺术表现力。而远在盛唐，诗人李白才思不群，风格俊逸，他的诗歌从诞生之日起就大放异彩其魅力直至今日仍未消减。其名作《梦游天姥吟留别》更是充分以诗歌鸣志，将“梦”演绎到了虚实相生、似是而非的地步。以今人的眼光仔细探究古代之梦与现代之梦，在似与不似之间思考徘徊，也是别有风味。
《再别康桥》和《梦游天姥吟留别》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最为突出的就是二者之间都有梦境的出现。“文学与梦从文学的缘起就是难解难分的，人类的文学历程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梦与诗交织的过程，诗让世界充满了意义，也给人类的生存允诺了精神的家园，可有时精神家园的难以回归却使人类精神成为无家可归四处飘零的幽灵，于是诗人便以梦的方式让疲惫的心灵得以短暂的歇息，为本我的回归修葺了一个精神的巢穴。”但是正如中国武术醉拳一样，醉拳不是真等喝醉了酒打的杂乱无章的拳，而是模仿醉汉动作的一种拳术，实际上是形醉意不醉，是由严格的武术手法、步法、身法等组成的套路。写梦的诗人往往就像打醉拳一样，借助精巧构思的梦想之境，才能将大千世界看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引领读者走入梦境的时，除了传导出诗人独具匠心的设计美感，同时更加巧妙的发挥了“诗言志”的功效，将自己胸中块垒也抒发的淋漓尽致。经人考究，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梦游当为“梦想游”而非“梦中游”，“诗中的‘梦’游并非是在‘梦中’游，而是一种‘梦想’游。因为‘梦中’的‘梦’，通常表现的是人的一种无意识状态，其‘梦中’的内容多是画面芜杂、呈现无序、缺乏内在联系的零散印象；而‘梦想’的‘梦’，则通常表现的是人的一种有意识行为，其‘梦想’的内容常为目标集中、表达有序、具有逻辑层次的想象过程。综观全诗，所表现的完全是诗人的一种有意识的、主动而自觉的创作行为，其‘梦想’的产生、‘梦想’的内容、‘梦想’的追求都非常清晰而有条理，富有逻辑思维的层次性和积极联想与想象的过程性。”同理，徐志摩在《再别康桥》一诗中提到“寻梦”以及之后出现的梦境，也是一种梦想之境，而非真正的梦中之境。李白的梦想中出现了虎豹熊罴、云君仙驾，完全寄托着李白不受束缚的个人向往，代表了李白内心对自由的渴望，即使在这样的诗歌中，儒家思想加诸于人的积极愿望仍呼之欲出；而徐志摩，则轻松的卸掉了俗世的烦扰，在梦境中自由唯美的与自然合二为一、神灵交会，大胆的追求着只有人类美好心灵才能映射出的绝对理想。
说到底，李白的梦、徐志摩的梦都是交织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李白的梦缘于建功立业的未能如愿，徐志摩的梦则寄托着在现实中不能够达到完美的对单纯信仰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作者确实是以这种梦游的方式赢得了心理愿望与现实生活的平衡，缓和了现实与理想间的矛盾冲突，从而完成了一个自我解脱清洗和净化的过程；用做梦来表达最高境界的自我，追求精神的超我解脱。”这样的梦境事实上对创作者来说是在谋求一种健康的平衡，而诗歌展现出来的正是一种阳光的态度，所以这样的诗歌才能够历经岁月的淘洗依然读之舒适自然，带来愉悦的审美体验。
其次是对清新飘逸的诗风的传承。杜甫在《春日忆李白》中说：“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李白继承了前人诗歌清新俊逸的风格而又有所突破，在《梦游》一诗中，整个诗歌意境由实到虚再到实，在虚拟的梦境中，境界雄奇瑰丽迷离恍惚，给人视觉上的感受是轻烟缭，仙乐飘飘；而《再别康桥》一诗中，诗歌的意境更是空灵飘渺，尤其是首段，“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作别西天的云彩”其轻盈飘逸、空灵出世和李白的诗歌如初一辙。但是在没有明确提出诗歌理论的古代，李白的诗歌更加酣畅淋漓、肆无忌惮，这可以看做是李白自己在现实中受挫和压抑激情的强烈反扑；徐志摩则完全是在自己的单纯信仰的指导之下对俗世的反拨：些许的叛逆也是这两首诗歌的魅力所在。而徐志摩的诗歌则奉行着“理性节制情感”的现代诗歌理论，所以在抒发个人情绪的高潮之后又归于“烟笼寒水月笼沙”的静谧。
再次二者共同之处都是抒别离之情而显洒脱。古之抒别离之情无不深情悲切。柳永《雨霖铃》中的“暮霭沉沉楚天阔”的压抑与空旷；“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中今朝买醉的沉迷；“西风紧，北雁南飞”（王实甫《西厢记》）的凄迷。李白在此梦醒时分，离别之时，却潇洒的说到：“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背后则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潇洒和旷达；同为离别，徐诗则是淡淡的甜蜜，为赋新词强说的愁绪，但一切都归于一种云淡风轻的潇洒，“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则诠释了这种空灵的境界，显得卓尔不群，飘渺高超。
最后，今人都可以诗知人论世。“李白生平浪迹天下，而大起大落的身世遭遇又使他广泛接触了生活的各个层面。他鲜明的个性就是在充分吮吸时代气息的基础上形成的。”李白的游侠思想使他穷其一生，壮游天下，祖国的名山大川，几乎都留下了他仗剑游天下，以诗会友的足迹，他身上的豪气自是无人可及，“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李白《将进酒》）更体现出他鄙视金钱，超脱现实的个性；他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出行往往是“仙药满囊，道书盈箧”（《送李白之曹南序》），“诗人对世事如梦的感慨，是对长安三年生活的痛苦总结，是鄙弃黑暗社会、追求光明、自由的宣言：是诗情的自然升华与结穴”。这一切从国家意识向自我意识、政治承担向个人趣味的转移，显示出诗人对自我认识的深入、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和对内心生活的尊重，形成了胡适所谓“‘爱’、‘自由’和‘美’的‘单纯信仰’”。以徐志摩不入流俗以及天真避俗的性格追求来说，在国家积贫积弱的现代社会，在康桥，他在美丽的自然风光和自由的人文环境下找到了心灵的皈依，所以，才能够在诗歌中表现出现代作家少有的从容和潇洒。否则，作品如果追求和时代相融合的话，是不可能表现的这么飘逸脱俗的。
参考文献：
[1]王连弟，孙东升.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的梦境解读.福建莆田重庆工学院学报，第21卷11期.
[2]周国瑞.解析的“梦”.文学教育，2011年2月.
周梦蝶在台湾被称为“孤独国”国王、诗坛苦行僧，在台湾现代诗坛具启蒙与标杆性地位。余光中曾评价周梦蝶是台湾四十年新诗坛上“不但空前，抑且恐将绝后”的诗人，“在我们的诗人里，他是最近于宗教境界的一位，开始低首于基督，终而皈依于释迦”[1]。因诗人长期修佛礼禅，研究者多从佛学禅思角度对其人其诗进行诠释。在偏重佛教与庄禅思想的研究现状中，周梦蝶诗歌中的基督教情怀受到的关注一直较少，然而周诗中屡次出现的上帝、十字架等基督教意象也是个不容忽视的课题。
周梦蝶并不是基督教徒，但基督教意象却几乎贯穿他整个写作过程。在《孤独国》中，多次出现上帝与十字架意象，到了《还魂草》则转以圣经典故为题材。从《孤独国》到《还魂草》，是其“让风雪归我，孤寂归我”（《让》）的一种基督式苦痛选择，和“雪还是雪，你还是你”的明镜之心的升华，“尤其是《让》一诗，更具有释迦基督为人类担荷罪恶之意”[2]。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近晚，在《十三朵白》、《约会》和《有一种鸟或人》中，仍出现了上帝、十字架等基督教意象。1966年后，周梦蝶开始专心修学佛法，心境与诗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因此《十三朵白》、《约会》和《有一种鸟或人》中虽还留有基督教意象，但已经相对减少。由此可见，1966年对于周梦蝶来说是其基督教情怀浓淡的分水岭，然其诗中的基督教文化印记，对研究周梦蝶诗学来说仍是值得重视的。
一.关于上帝的诗歌想象
学者戴训扬曾在分析周梦蝶诗的三种题材时说：“以旧约《创世纪》《诗篇》《传道者》《雅歌》以及新约《启示录》对周梦蝶的影响最大。而这些篇章在圣经中是文学成分最浓的部分，除了拓宽作者的思想内涵外，并且也丰富诗之素材。”[3]周梦蝶诗中的基督教意象，出现最多的是“上帝”，不但反复出现，且贯穿了其前后期作品。
在周梦蝶的诗中，上帝是形而上的造物者，“上帝是从无始的黑漆漆里跳出来的一把火/我，和我的兄弟姊妹们──星儿们，鸟儿鱼儿草儿虫儿们/都是从他心里迸散出来的火花”（《消息（二首）》）。上帝创造万物，那么万物皆为“上帝之子”，所以“我”与“万物”皆为兄弟。同时，周诗中的上帝也是博爱的，平等对待一切受造的万物。“上帝给兀鹰以铁翼、锐爪、钩、深目/给常春藤以啬取⒉绵与执拗/给太阳一盏无尽灯/给蝇蛆蚤虱以绳绳的接力者/给山磊落、云奥奇、雷刚果、蝴蝶温馨与哀愁……”（《乘除》）。
在基督教信仰中，既然万物是由上帝所造，那么上帝就如同万物的父亲一般，因此圣经中也多次以“天父”称谓上帝。吴达英也曾在评析《孤独国》时指出，“所谓‘上帝’，在诗人的诗中，是一种父性的体，诗人依偎在‘上帝’的怀里，如子之对父一般，有孩童般的埋怨，又有孩童般的渴慕。”[4]大时代的变动以及故乡的飘零，使周梦蝶对于其生命的归依产生了思索与怀疑，并将自己从未谋面的父亲形象寄托于“上帝”。所以在诗中，周梦蝶与“上帝”对话总带有孩童般的依恋，对上帝“形而上”的“安排”总有一种呼唤与商榷。“上帝呀，无名的精灵呀！那么容许我永远不红不好么？”（《徘徊》）“上帝呀！我求你/借给我你智慧的尖刀！/让我把自己──把我的骨，我的肉，我的心……/分分寸寸地断割/分赠给人间所有我爱和爱我的。”（《祷》）然而，上帝是超越形下世界的形上存在，上帝对世间万物“宿命般的安排”，正如他所存在的形上世界一般，是不能为人用理性所认知的。在《孤独国》的《菱角》一诗中，诗人把如婴儿般“熟睡”在“紫絮外套”中的菱角转喻为被蒸煮的蝙蝠，发出了“上帝啊/你曾否赋予达尔文以眼泪？”的质疑。达尔文的进化论把万物由神创生的概念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打破，物种之间为了生存而彼此取食有了近乎合理化合法化的依据。当“物竞”取代了“悲悯”，上帝又再次沉默了，只留下诗人发出深情的悲叹。
《十三朵白》中的《吹剑录十三则之一》是诗人后期探讨上帝的作品之一，集中体现了诗人此时对上帝的体悟。“上帝/从虚空里走出来/彷徨四顾，说：我要创造一切/我寂寞！”诗人进一步联想到了上帝的创造，通过写诗的反省，体会到了“创造”的本质。诗中对于宗教以及形而上的关注，“包含了诗人想象力触及形上世界的‘灵光乍现’”，“其实表露了文学与神学交流沟通的可能性”。[5]
二.生命的欲望与十字架的救赎
周梦蝶既向往佛家的解脱与庄禅的超越，亦怀抱基督教救赎之苦。他曾在接受访问时表明自己的思想是入世的，且相比佛家的思想，“更爱耶稣的博爱精神”。[6]
在《圣经》中，人类的世纪开始于伊甸园的堕落。蛇的诱惑粉碎了人神共居的诗意澄明，偷食禁果的亚当、夏娃从此发配至尘土劳心劳命，从此人类开始了由天堂到地狱的欲望之旅。对于“蛇”的隐喻集中体现在了《还魂草》中，《五月》“这是蛇与苹果最猖獗的季节”、“而绚缦如蛇杖的呼唤在高处”；《六月》“据说蛇的血脉是没有年龄的！纵使你铸永夜为秋/永夜为冬/纵使黑暗挖去自己的眼睛......蛇知道：它仍能自水里喊出火的消息”，在清净如秋、如冬的理智中，即使竭力克制，代表罪恶的蛇仍能喊出具有生命温度的欲望。在《还魂草》里讨论欲望与罪恶的诗篇中，都可以看到“蛇”或“苹果”的意象。
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是基督教义中最核心也最令人动容的部分。据福音书记载，耶稣为了救赎罪人，手脚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死，并于第三日复活。《基督教要理问答》中也提到，“耶稣成为我们的救恩是籍着他的道成肉身、受苦、钉十字架、死、复活及升天，所成就的果效”[7]。“十字架”也是周梦蝶诗中常出现的意象，《索》中“想起十字架上血淋淋的耶稣”；《错失》中“十字架上耶稣的泪血凝动了”；《消息》中“在死亡的灰烬里燃烧着十字”，无一不体现着诗人对耶稣心怀世人、救赎世人的博爱情怀的向往。
有些宗教学者认为，因为耶稣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所以十字架象征了人类的苦难。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寓意着耶稣以自己一人之身，背负起了人类全部的苦难和罪孽，从而使具有“原罪”的每个人，可以重新开始赎罪的生活。因此，作为基督的信徒，就应该像耶稣基督那样，背负起十字架，忍受苦难来拯救他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背负十字架比舍己更难。受耶稣背负十字架为人世受苦所感染，诗人也怀有同样的博爱与救赎精神。《绝响》中，诗人发出呼唤，“神啊/请赐与我以等量的铁钉/让我用血与沉默证实/爱与罪的价值；以及/把射出的箭射回/是怎样一种痛切”。诗人为耶稣以自我牺牲来救赎世人的精神所感染，也希望经历血肉分离的苦痛，以表明自己无私牺牲的恳切。
《十三朵白》中，诗人愿意背负十字架救赎世人的精神仍在，但已有了哲学性的思考。《想飞的树》中，诗人发现，“一直飞到自己看不见自己了/那冷冷的十字，我背负的/便翻转来背负我了/虽然时空也和我一样/没有翅膀”。诗人本欲负十字架高飞，“以基督的慈悲自任”[8]，但却发现所背负的十字架“翻转来背负”诗人自己了。诗人也说道自己在一场重病后悔悟：“人是人，也是人人。你笑，大家跟着你笑；当你受割，说不定也有人暗自为你滴血。原来活着，并不如我所‘以为’的那么简陋、草率、孤绝惨切。”[9]本想救赎世人，却为诗人所救赎，身无长物的诗人对每个人都真诚以待，世人也给予诗人以关切和爱，在互相救赎中，“十字架”成就了诗人与世人的博爱。
三.东方诗学与西方神学对话可能
中国自古就有“诗禅相通”的诗学传统，以禅入诗，以禅助诗，以禅喻诗，诗中有禅，禅里有诗。禅作为一种认知理念、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影响了传统诗歌的立意、构思、风格，而基督教文化为中国诗歌创造了新的意象空间和美学意义。现代诗歌对基督尤其是上帝的想像也可看作是以诗歌形式进行的另一种意义解释，现代社会的历史和现实以及诗人的生存方式都进入了对上帝的想像。也如同麦奎利所说：“当我们谈到上帝的时候，我们同时谈到了自己。‘上帝’这个词不仅表示存在，而且包括一种对存在的评价，对作为神圣存在即仁慈公正的存在的献身。”对于现代诗人，甚至是中国诗歌而言，对上帝的想像和意象设置都是一场精神的考验和灵魂的冒险，他们把上帝看作神秘之物，或是当作现实生活的解救者或者是社会救世者，可以帮助人们直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于是，现代诗歌的意义和形式就有了神性意义的诉求和择取，有了上帝意象的创造和想像。具有神性特征的基督教意象在周梦蝶早期诗歌中又经过诗人的内化，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传统意义的上帝观念，并展开着独特的诗歌想象和表达。
罗勃・巴斯说：“文学想象和宗教想象并没有、也不可能有分别。文学想象其本质是宗教的。因为它是一种创造象征的能力，也是领悟象征的能力。”[10]在中国语境中的基督教诗歌与西方有所不同，基督教在中国属于“外来宗教”，一向处于宗教和文化边缘，所以诗人写的大多只是具有基督教精神气质的诗歌，或者体现某种基督教的世界观，或者体现抒写者的某种基督教情怀。基督教只是提供了一种基本的看世界的态度、方式和角度，因此，诗人的创作由于其独特遭遇而能丰富和发展基督教本身，而其背后的基督教精神则给予了其诗作一种深度，而对于诗歌本身有所丰富，是一种双重的丰富。比如对于佛教之义理，王维、白居易、李商隐、坡都能根据自己的生活而有所悟，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从而对于佛教和诗歌两者都有所创造，而且他们的面目并不因为都采用了佛教的观世界法而趋于雷同，而是各有特色。基督教诗歌也是同理。周梦蝶是相当具有东方风采的诗人，但如果关注到他诗中以东方哲学融汇西方宗教的维度，便能更好地捕捉其诗艺的全貌，理解其外冷内热、与世分隔而入世贴近的诗风，发掘其另一种诚挚而感动人心的力量。
叶嘉莹为《还魂草》所写的序中，对周梦蝶的诗风提出了精彩的见解，认为周先生的诗，“有着一份远离人间烟火的明净与坚凝”，形成了“于雪中取火且铸火为雪”[11]的莹明。雪澄净清冷，火诚挚炽热，这种雪火的思索几乎延展其大部分诗作。如果其对庄子、佛道的领悟成就了其孤绝纯净，那么基督教意象正展现出了诗人热情沉挚的一面，“雪”与“火”的融合成就了其诗歌的清冷瑰丽。《花，总得开一次》中，“东已远/春以回/蛰始惊：一句‘太初有道’在腹中/正等着推敲。”“太初有道”出自《圣经・约翰福音》“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此处却被一种中国古典的意味所溶解。《徘徊》中，“然而樱桃依然红着/芭蕉依然忧郁著/──第几次呢？我在红与忧郁之间徘徊著”。诗人取用蒋捷的“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以樱桃红为喜，芭蕉绿为忧，将人生悲喜的无定与反复用于上帝的对话呈现，“那么容许我永远不红不好么？”生趣惊现，全诗在古典式时间流逝之美中完成了与上帝的“商榷”。
在中国新诗史上，很少有哪一位诗人能够像周梦蝶这样在精神上具有如此巨大和如此繁复的包容性。一方面，周梦蝶对我们的存在和我们的个体生命宿命般的处境有很深刻的体验，现代主义诗歌通常具有的诸如荒诞、神秘、孤独、绝望和死亡等幽深的基本主题在他的诗歌中所在多有；另一方面，他又以一种红尘之中又摒弃红尘于千里之外的孤绝，在出世与入世中，从道家思想中汲取高旷超绝的生命精神，融入基督教的原罪思想和宿命的生命悲感，并结合佛陀的慈悲和基督救赎，形成一种对众生苦难全然的负担和承载的人道精神，和将小我的悲苦提升为对人生、宇宙的大彻大悟。他以东方传统的禅和佛理，去沟通西方的现代心态和艺术传达方式，再加上他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以及对诗歌的感悟，使他能以传统的空灵和脱逸，很自然地走入了西方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境界，并以有限的语言、独特的意象，抒发介于意识与潜意识、现实与超现实之间的情思，从而闪射出东方古典与西方信仰的睿智和玄妙。
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诗坛，周梦蝶诗的审美现代性，不仅融汇了东方的睿智和和西方的博爱，而且以其知性的纯粹和真性的抒写沟通了西方现代诗艺和中国传统诗歌精神的内在联系，构成了诗学与神学对话的生命可能。周梦蝶在自我悲苦的思索里，如狷者而得o，通过文学的书写来不断疏解自我的生命苦难，而后达到生命和文学的纯粹澄澈。
参考文献
1.陈政彦.周梦蝶诗中的基督教意象探究[J].彰化师大国文学志，2010（20）
2.余光中.一块彩石就能补天吗？――周梦蝶诗境初探[J].中原文献，1990（2）
3.曾进丰.周梦蝶诗研究[M].台北： 台湾师范大学国研所，1996
注 释
[1]余光中，《一块彩石就能补天吗？――周梦蝶诗境初窥》，中央日报，民国79年1月6日
[2]曾进丰，《听取如雷之o寂――想见诗人周梦蝶》，汉风出版社，2003.9.5：82
[3]戴训扬，《新时代的采菊人》，曾进丰主编《婆娑诗人周梦蝶》，台北：九歌，2005年3月10日
[4]吴达英，《评析周梦蝶的》《婆娑诗人周梦蝶》，台北九歌，2005.3.10：
50
[5]陈政彦，《周梦蝶诗中的基督教意象探究》，彰化师大国文学志，2010（20）：196
[6]曾进丰，《周梦蝶诗研究》，国立师范大学中文所硕士论文，1997：28
[7]黄伯和、陈南州，《基督教要理问答》，台南人光，1995年8月：48
[8]李]学，《花雨满天――评周梦蝶诗集两种》，曾进丰主编《婆娑诗人周梦蝶》，台北：九歌，2005年3月10日
[9]曾进丰，《周梦蝶诗研究》，国立师范大学中文所硕士论文，1997：99
一、鲍照及其时代特征
孟子曰：读古人之诗，要“知人论世”，要“以意逆志”。因此，想要较为完整地了解作家的文学作品，一定要结合作家的生平及其所处的时代特征加以分析。鲍照是南朝刘宋时期的诗人，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经济文化发达，再加上统治阶级的提倡，从而使南朝时期的诗歌创作达到繁荣。也正是由于南朝这一特定的文化氛围背景，艳情诗就此产生，到刘宋时期，经由鲍照等人，艳情诗进一步得到发展。特定的作品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鲍照女性题材诗歌的创作与其所处的时代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此不多加赘述。
二、诗歌类型
《诗品》中关于鲍照有说“才秀人微，取湮当代”，即鲍照的文学作品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从而被推举为刘宋时期成就最高的作者。鲍照最为后人称道的是他的乐府诗，而在他的乐府诗创作中，女性题材的诗歌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鲍照现存诗歌204首，其中女性题材的诗歌就有六十多首，占其诗歌总数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见，女性题材诗歌是鲍照乐府诗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其女性题材诗歌对研究鲍照乐府诗有着相当的意义。
综观鲍照的乐府诗类型，大致可分为戎行诗，社会诗，婚姻爱情诗。婚姻爱情诗，顾名思义主要是以女性为中心的诗歌类型，但其戎行诗和社会诗也或多或少的涉及到女性诗歌。
（一）戎行诗中的女性诗歌
鲍照现存的诗歌中，戎行诗虽然所占比重不是很大，但却是他诗作的精华所在。他的戎行诗除了揭露时弊，讽刺腐朽的制度以外就是表现征人思妇感情。这类诗歌可概括为游子思妇诗。
游子思妇诗：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乱世时期，刘宋之际，前期社会安定，文化发展，社会繁荣，到了后期由于“泰始之祸”致使南北对峙，民间壮丁不可避免的被征到前戍守，妻儿则留守在家中，从而造成夫妻不想见的情形。游子思妇诗主要描写的就是子思念丈夫或者情人但又不能相见的哀怨之情，《拟行路难》其八可视为这类诗歌的代表作，诗中的“西家思妇见悲惋，零泪沾衣抚心叹。”表现出思妇的悲惋之情。《拟行路难》其十三的“春禽喈喈旦暮鸣，最伤君子忧思情。”中的作者选择春禽和鸣这一容易引起游子羁愁的意象来表现游子的思妇之情，从征夫的角度来描写远行的丈夫对妻子的思念和牵挂，笔触细腻，展现了一个思妇的游子形象。
（二）社会诗中的女性诗歌
鲍照的戎行诗无疑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类诗歌，但是在他的诗作中数量最多，比重最大的是他的社会诗，这也可以看出鲍照的主要创作活动集中体现在对社会人生的描写和抒发中。这类诗歌中，诗人也对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下层劳动人民特别是其中的妇女的悲惨命运进行了生动的阐释并寄予了深切的同情。社会诗中的女性题材可以分为两类，弃妇诗和思亲诗。
1.弃妇诗：《拟行路难》其二中“如今君心一朝异，对此长叹数百年。”就是一首典型的弃妇诗，再如其九中“昔我与君始相值，尔时自谓可君意。”与“今日见我颜色衰，意中索寞与先异。”两句，通过对比可以看出负心人由原来的信誓旦旦，到后来由于女子容颜渐衰，负心人的态度也随之改变可看出一个弃妇的忧伤情思，最后一句“还君金钗堵帽簪，不忍见之益愁思。”女子看着负心人给的金钗，触景生情，平添忧伤。女子的这一举动无疑引起读者的同情，同时这一句也把弃妇的细腻心思很好的表现了出来。
2.思亲诗：这类诗歌的代表作是《梦归乡诗》，这是鲍照在客居远方时思念家室而作的一首诗，这首诗的主要内容就是所谓的还乡梦，因此也有人称之为梦还乡诗，开头的几句“抚剑无人逵，沙风暗塞起。夜分就孤枕，梦想誓言归。”写的是做梦的原由，后面紧接着就是梦醒以后而做的感慨。从诗中展现的表情、动作可以看出作者对家乡的思念尤为强烈。后面八句写的是梦醒以后的情形，鲍照的这首梦归诗无论是语言的表达还是景物的描写都写的很好，尤其梦境写的尤为突出，从而把思亲这一主题表现的尤为细腻突出。
（三）婚姻爱情诗
鲍照现存的诗歌中关于婚姻爱情题材的诗歌约有五十多首，占其全部诗作的四分之一，这一题材在刘宋时期诗坛上是独一家的，这对以后爱情诗的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启示作用。其婚姻爱情诗中描写男女相思和恋情的诗歌约有十五首左右，代表作品有《吴歌》三首，这是鲍照学习吴声歌曲以后所创作出的组诗。这组诗主要描写的是女子对情人的思念之情，整首诗于风平浪静中戛然而止，从而给读者以无尽的想象和余味。
鲍照的女性题材诗歌，感情真挚，描写细腻，且创作数量较多并且较为独特，因此对后世的女性题材诗歌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通过对鲍照女性题材诗歌的研究探讨，从另一个方面加深了对鲍照诗歌的研究，从而可以较为全面的来把握诗人的创作，也可以更加全面的了解诗人。
作者简介：刘琳，女，汉族，山东师范大学，2016级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方向。
参考文献：
[1]叶杰英.鲍照艳情乐府诗歌创作探究[J].现在语文 2008.11.
亨利希・海涅成长在19世纪的德国。海涅的爱情，无疑带着浓厚的悲剧色彩，饱受恋爱和失恋的痛苦是他爱情的主色调。他不顾门第悬殊和伦理的束缚，痴心地爱上了堂妹阿玛丽。然而却遭到了无情的拒绝：初恋情人阿玛丽在1821年嫁给了一个有钱的地主。海涅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诗歌，大部分都表现了这个主题。他的爱情经历和但丁有几分相似：但丁深爱着贝雅特丽齐而不得。但是两人对于爱情的看法却有着很大的差异。但丁将所爱女子逐步神化，成为指引他走向天堂的神女。这其实已经跳脱出了凡俗爱情的桎梏，爱情之于但丁，更多的意义是灵魂符号和精神信仰。而海涅仍在爱情之中挣扎，他正如一个普通青年一样深陷相思的漩涡无法自拔，“我用我巨大的痛苦/写下这小小的诗歌”。尼采曾说：“是海涅让我懂得了抒情诗人的最高意境。”失恋的经历之于海涅，是爱情上的受难，却是诗歌上的馈赠。
另一方面，湖畔诗人却处在最巅峰的时期，没有经历五四落潮时期的苦闷与彷徨。他们的诗歌呈现的是与海涅不一样的风貌。他们以青春激情来写诗歌，“我个人以为这种纯洁天真，活泼乐生的少年气象是中国前途的光明。”（宗白华：《〈蕙的风〉之赞扬者》）。湖畔诗人的诗，如应修人的《妹妹你是水》《小学时的姊姊》等带有的鲜明的民歌情调和对优秀古典诗歌传统的借鉴，清新自然而明快。
生活背景的差异在两者的诗歌中集中体现了出来。海涅的诗歌，饱含着裸的爱意，却又尝试着避开所爱的对象，以向旁观者陈述的语气述说着他的爱情。因此“我的爱人”成了他常用的代称：“美丽的明亮的金色的星星/请代我问候远在他乡的爱人（《美丽的明亮的金色的星星》）”、“自从我将爱人失去/我便再也不曾哭泣（《自从爱人离我远去》）”。
这些情诗真实地表现了海涅对于失恋的逃避和畏缩。他不愿直面爱人，只是向第三者陈述他的经历，企图在倾诉中获得解脱。更有甚者，海涅在一些诗中刻意地营造出了一种距离感，“自己”成了海涅爱情故事的旁观者而非亲历者。诗人刻意地将自己与爱情保持距离，形成客观化的效果和超脱的视角，似乎是在追寻他诗中所说“爱情得是柏拉图式的”的精神恋情：“他们俩终于天各一方/只偶尔相逢在梦境/他们早已进入坟墓/却永远不知道真情”。（《他们俩倾心相爱》）海涅像吟游诗人似的在吟诵属于他自己的“他们俩”的爱情。诗人将淡化了“自我”的概念，因而可以在更高的层次审视爱情。这种爱情其实超越了海涅与阿玛丽的个人层面的感情，上升到了对爱情的整体认知的高度。尤其在诗的后半段，“他们早已进入坟墓/却永远不知道真情，即使倾心相爱，却也不知道真情情为何物”，实际上写出了爱情的难以捉摸、难以感知，这也是海涅痛苦的原因，无法知晓爱情，便也无从谈起如何追寻爱情。
湖畔诗人的诗歌却充满着浓厚的“自我感”。“湖畔诗人唤起的是清新、自然的审美感受。当然，由于年龄、经验等原因，湖畔诗人的作品也有部分显得浅露、幼稚、未臻成熟的缺憾”，他们在爱情诗中更强调自我的爱情体验，他们常常以第一人称的“我”直白地向第二人称的“你”表达爱情：“妹妹你是水――/你是清溪里的水/无愁得镇日流/率真地长是笑/自然地引我忘了归路了（应修人《妹妹你是水》）”湖畔诗人不像海涅试图与自己失败的恋情保持距离，他们“所咏歌的又只是质直，单纯的恋爱，而非缠绵，委曲的恋爱。”（朱自清《蕙的风》序）
湖畔诗人也有着描写爱情苦痛的诗，但湖畔诗人们以“爱情至上”观将凄苦与幽怨转化为真切感人：“妹妹，我们底爱/是有缺陷的完全/所以我想/将这些诗烧去/也是留些痕迹/不烧去/也是留些痕迹”。湖畔诗人的诗是“从心里流淌出来的”，他们将诗与青春、诗与爱情相结合。在他们看来，爱情是“完全”的，痛苦的爱情不过是“有缺陷的完全”。而这仅有的一点缺陷也被诗意笼罩，使之更加朦胧浪漫。诗歌中爱情的痛苦被青春激情冲淡了，留给读者的更多是对爱情的崇尚。
海涅化解爱情痛苦的方式则是将之寄托于想像甚至幻想之上，因而他的诗歌富有极强的浪漫色彩。海涅的这种想象，常常通过梦境的方式实现，如《我又重温了昔日的旧梦》《我梦见我做了上帝》等，通过构架一个美好的梦幻世界来逃离现实的悲戚和内心的苦闷。在《梦影曲》中，诗人完美地展现了他超脱于现实之外的幻想世界：诗人梦见热辣的爱情，美丽的头发，桃金娘和木犀草，梦见忧郁之歌的忧郁的曲调。美梦初醒，才恍然发现自己仍不得不在悲惨的现实中煎熬。“等我醒来之时，泪水仍滚滚长流”（《我曾在梦中哭泣》）。梦境与现实的对峙往往以梦境的消解为结局，所以诗人在梦境中追寻着解脱，追寻着现实中所没有的快乐，但也正是这种泡沫式的幻想让他陷入更深的痛苦之中。“我要给空虚的梦影捎去空虚的叹息”（《梦影曲》），海涅的美好落于空虚，爱情归于幻灭，在梦境与现实的转换中我们深深体会到了他的悲痛。
海涅在抒情的背后，蕴藏着他对爱情的哲理性思考。在《他们在茶桌旁相聚》一诗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这首对话体的诗歌中，海涅借几个不同身份的人之口，述说着他心中矛盾的爱情：一方面追寻着柏拉图式的精神恋情，同时又以“爱情啊真是受苦受难！”来否定爱情。海涅心中的爱情因痛苦而显得矛盾：苦苦追寻却换来阿玛丽冰冷的拒绝，之后他开始对爱情产生怀疑，于爱之中生出恐惧：“爱情甜蜜的痛苦/还有它苦中之乐/又潜入尚未痊愈的心/将它幸福地折磨”。爱情之于海涅，不似湖畔人一般简单美好，反而是矛盾冲突的集中体。这也让海涅的爱情诗多了一层对爱情价值的深邃的思考。
海涅与湖畔诗人，前者是复杂而深刻的爱，后者是简单而浪漫的爱。从海涅的诗中，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他对於爱情的逃避、期待、赞美、痛恨；而在湖畔诗人的笔下，我们又读出了爱情的热切、自然、纯净。诗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在他人的经历中看到自己。海涅和湖畔诗人的爱情诗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面镜子，关于爱情的思考的镜子，让我们能洞见最真实的他们和最真实的自己。
参考文献：
1.杨能武.乘着歌声的翅膀――海涅诗选[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11）
2.王卫平.试论湖畔诗人汪静之的诗歌锦州大学报.[J].1982（12）
3.刘敏.海涅中的爱情主题[J].国外文学.2003
4.张立群.湖畔诗社：引人瞩目的爱情诗[J].文艺报.2014（07）
关键词:辛笛 《手掌集》 意象 中国古典 西方现代
在中国新诗人中,辛笛受中外诗歌传统影响可算是最为驳杂的了。就中国古代诗人来说,他既酷爱李商隐、姜白石、周邦彦、龚定庵等人委婉蕴籍之作,但从不排斥质朴敦厚以及豪放飘逸的作品,对杜甫、陆游、李白、白居易、苏轼也很欣赏。西方诗人中,他喜欢古希腊女诗人萨福及莎士比亚、华滋华斯、柯勒律治、雪莱、济慈、哈代等人的抒情诗,也偏爱勃郎宁精悍的讽刺叙事诗,更倾心于叶芝、艾略特、奥登以及霍普金斯、蒿斯曼、里尔克、聂鲁达等人的诗歌,甚至后期印象派画家马奈、塞尚、高更等人的绘画和德彪西的音乐也使他受到启发,可谓中外古今诸多流派风格无不涉及。辛笛试图将这些不同风格的诗歌传统融会贯通,运用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去。
要想消化这样庞杂纷纭的诗歌艺术,将其化为己有,形成自己的风格,可谓困难重重,但辛笛通过不断的尝试和努力,最终完成了痛苦的蜕变,《手掌集》顺势而出。就研究中国新诗人如何消化吸收中外诗歌传统之精髓来说,《手掌集》无疑是一个很理想的文本,它已经超越了狭隘的辛笛个人诗歌研究,具有更广泛的诗学价值。
虽然影响辛笛诗歌兴趣的中外诗人比较庞杂,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主观情思客观化,用辛笛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诗歌既是属于形象思维的产物,首先就必须从意境(现代化说法就是指印象、意象等)出发。”其实就是寄情思于意象事物之中。对其诗歌中繁多的意象进行解读分析,可以理清辛笛早期诗歌如何融汇中外文学传统,形成自己的艺术手法。
中国古代意象理论很早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论述体系,古典诗词中的很多传统意象也被反复使用,已经作为一种民族文化沉淀下来。在辛笛早期诗歌中的意象绝大部分是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古典意象,如:月、星、梦、笛、笳、弦、草露、烟水等等。在此,我们选取他使用最为频繁的两个意象:月亮和梦,来加以详细解读评析。
我国古代文人对月早就情有独钟,不用说寻常诗句,单是那些耳熟能详的名诗名句中就有很多以月抒情的,如:“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曹丕),“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而李白尤为喜欢以月入诗,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句,如:“郝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等等,不胜枚举。
古人对月亮的偏爱是和其容易引发思恋之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辛笛保留了这一古典意象所含的传统情思,“我全不能为这异域的魅力移心/而忘怀于故国的关山月”(《巴黎旅意》)除抒发了对故乡深深的怀念外,还表达了对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另外,月亮在古诗中还被用来点缀意境,象陶潜的“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等诗句,清幽之情随月溢出。辛笛也沿用了这一手法,如:“明月照在当头/青色的蛇/弄着银色的明珠”(《航》),明月朗照下,我们仿佛置身于漂浮不定银亮闪烁的水面上;“海今夜是这等静呢/此时才见月的光景/一弯弯的”(《款步口占》),海面平滑如镜,弯月轻浮,恋人们款步而行,这是何等温馨的场景。
和古代诗人对月亮的直白抒写和寄情单一不同,辛笛更加丰富了对月亮的修饰描绘;同时也使得月亮所蕴含的情思更加复杂,具有了现代意识。如:“更有橙黄的月,/如吹寒的明角。”(《呼唤》)“你说月亮是黄的/我的帽子是红的”(《零羽二 题梵高的画》),在辛笛的眼中,月亮已不再那样白玉般皎洁,这种带有异样色彩的月亮,引发人们新奇而丰富的联想。读者不再心下澄然一片,而是隐约感到些须生活得忧虑和苦恼。更甚者在“看高风下,/晕了酒的月亮安心。”(《二月》)中,虽然写得仍是高悬于空万古不变的明月,却已经具有了人的形态和意识,很明显已经打上了浓浓的现代印痕。
梦以其飘渺朦胧、模糊不定的神秘同样亦深得古典诗人喜爱,尤其是在抒情诗歌中更被广泛使用,如:“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杜甫)抒思恋之情,“小辑轻舟,梦入芙蓉浦”(周邦彦)绘绝妙之境。在古代诗人中最喜画梦的当数李商隐,如:“天涯占梦数 ,疑误有新知”、“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洗”、“远路应悲春腕晚,残宵犹得梦依稀”、“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等琅琅上口,更不用说那句脍炙人口的“春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了。李商隐是辛笛所最喜爱的古代诗人之一,辛受其影响自不待言。如:在“不想迎风会听到你重又当前/唤醒我往梦重重里的梦”(《杜鹃花和鸟》)中,辛笛就袭用了“梦”蕴含的传统思恋之苦的旧意。
更为可贵的是,他还扩展了梦的多重意义。“而留下一团绿的梦/怅惜的梦”(《弦梦》)绘梦以色彩,抒惆怅之情。“十五年前的溪梦/向我走来了”(《印象》)描梦以地点,写出了儿时的天真无邪。“纵掩起一室/红炉的温梦”(《呼唤》)给梦以冷暖,意在渲染彼时彼地的慵散气氛。而“夜夜做不完的梦/只落得永远画不就的圆圈”(《生涯》)将梦和人生联系起来,则又上升到形而上的哲思高度了。古人笔下的梦在这里变得丰富多彩,带有了很强的人的意识心理,使我们感到既熟悉又陌生,好奇而神往。
很明显,古典的意象体系已经经过了辛笛的再加工和现代转换,被辛笛赋予了浓厚的现代意识。
辛笛早期诗歌中除了大量的古典意象,还用很多西方色彩浓厚的现代事物充当情感的载体,如“罗马字的指针”、“螺旋”、“马达”、“黑色咖啡”、“欧罗巴文明”、“玛德里的蓝天”等,充满了异域情调。西方现代意象主要出现在辛笛去法国留学后的诗歌创作中,相比中国古典意象数量虽少,但却预示着一个重要诗歌观念的转变。这种正视现实力求介入和展现现代思想意识的尝试对惯于以古典意象表抒情感的辛笛来讲显然有些困难,以至于部分诗歌体味起来让人觉得生涩难咽,有生硬挪用之嫌。如在《再见,蓝马店》一诗中诗歌前半部分运用了“板桥”、“霜”、“白露”、“鸡啼”等大量传统意象,但随后却又是“战斗翅”、“铁工匠”、“吉诃德”、“风车”等鲜明的西方意象,古典意象的清新明丽和西方意象的沉厚悲郁杂糅在一首诗中,使全诗整体风格有些杂乱,这也或多或少出现在他初赴异国岁月中其他的思乡之作里。
和西方意象派及象征主义诗歌不同的是,辛笛笔下的意象大多数是勾勒意境,渲染气氛的,以利于情思的表达抒发。当然,受古代象征手法和西方象征派诗人的影响,辛笛早期诗作中也有运用客观事物物化自己感情思想的尝试。如在《秋思》中用“远来歌的哨音”诉说思念,用“瑟瑟的芦花白了头”表达时光流逝的怅惜,用“零落自知的猩红满树”抒发寂寞之情,在《呼唤》和《冬夜》中用“黑猫的呼唤”试图打破生活的沉闷乏味,在《零羽三老弦工》中,用“死水塘中/绿油上的一根羽毛”的象征对老乐工飘浮不定的悲苦命运深表同情,在《航》中以“航行”象征人生的旅程,而“圆圈”则象征了人生行程的轨迹。虽然是初步运用,但辛笛已经对象征手法掌握地颇为老到,象征物和情感妥帖相和,从而使诗歌形象可感,不流于说教。
早期辛笛游离于古典传统的明丽格致和西方现代的奇崛神秘之间,他以民族传统作底,在风格各异的诗歌艺苑中左冲右突,作着艺术蜕变的痛苦尝试,这里既有和自己艺术趣味融会贯通的奇妙化用,也有简单的模仿,有硬化之嫌。辛笛在艰辛的探索后深深地体会到:“如果对中国古典诗词没有打下一定的基础,那就很难捕捉西方现代派诗歌所表现的瞬间的印象、含蓄的意境情绪以及微妙的信息了,同时,如果在用字遣词上,不能将外国诗歌之长和我国固有的古典诗歌的艺术手法陶冶熔炼于一炉,那也必然会写出洋腔欧化甚至晦涩欠通的诗行。”无论成功与否,辛笛的《手掌集》都对我们研究中国新诗人如何消化吸收中外诗歌传统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肖曼琼。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多诗人、作家既具深厚的国学功底，又有扎实的外语基础，他们集创作与翻译于一身，为我国的文学及文学翻译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卞之琳就是这样一位诗人。20世纪30年代初卞之琳步入文坛时，就写诗、译诗齐头并进。他的诗歌创作如他本人所言：“喜欢淘洗，喜爱提炼，期待结晶，期待升华”。其诗作字字珠玑、篇篇堪称精品，译诗也是质量上乘、卓荦不凡。卞之琳在回顾自己六十年的文学翻译实践时，说自己“好像兜了一圈；始于译诗（韵文），中间以译散文（包括小说）为主，又终于译诗（韵文、包括诗剧）”。写诗与译诗在他的文学生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冀，具有很强的互动互补性。
一、凝结智慧的诗歌创作
卞之琳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主智派的代表诗人。他的诗哲思幽深、理趣盎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陈可培说卞之琳“以冷静的哲思倾向与深邃的智慧的凝聚，去追求诗与哲学的融合而独树其精微与冷隽令人深思的诗风”。他的诗“迥异于传统的言情诗或西方浪漫派的主情诗”。陈国恩说卞之琳的诗“凝练饱满，充满智慧的律动，张扬着生动的诗情，显现出智慧美与诗意美的结合”。罗振亚也持相同观点，认为卞之琳的诗歌“理趣绵密充盈，在情感流脉的背后常蛰伏着想象力对知性的追逐，诗在他那里已不再仅仅是一种情感，而成为一种情感的思想，一种智慧的晶体”。可以说，卞之琳诗歌的智性化特征已成为学界的一种共识。
的确，卞之琳的诗属于主智诗，是一种以智性为主、引人深思的新的智慧诗。对智性的自觉追求，赋予其诗歌浓厚的哲思色彩。请看《旧元夜遐思》：
灯前的窗玻璃是一面镜子，
莫掀帏望远吧，如不想自鉴。
可是远窗是更深的镜子：
一星灯火里看是谁的愁眼？
“我不能陪你听我的鼾声”
是利刃，可是劈不开水涡：
人在你梦里，你在人梦里。
独醒者放下屠刀来为你们祝福。
这首诗抒写元宵佳节之夜诗人独对孤灯，有感于众人皆醉我独醒，意欲改变群体麻木、昏睡不醒的现状；但又感到孤掌难鸣，因此心中充满了难以排遣的忧愁和无奈。诗人在诗中着力克制自我情感的宣泄而着意于冷静的智性表现。“人在你梦里，你在人梦里”揭示了一种相互联系又相互隔膜的人际关系，浸透着诗人孤独的情绪体验。句中人称与主客体的相互转换，是其“相对”哲学观念的表达。
卞之琳偏爱相对性哲理，偏爱对大千世界作形而上的思辨。他有不少诗歌涉及了“相对性”，如其诗作《投》：投与被投在诗中是一对相对的概念，今日小孩儿“随地/捡一块小石头/向山谷一投”，而小孩儿昔日的降临人间，也许正是某个人曾把他“好玩的捡起，/像一块小石头，/向尘世一投”。处境的对调与转换，让人感到命运的相对与不可捉摸。《圆宝盒》中诗人用三组意象对照，即“一颗晶莹的水银/掩有全世界的色相，/一颗金黄的灯火/笼罩有一场华宴，/一颗新鲜的雨点/含有你昨夜的叹气……”，表达了小与大、远与近、得与失的相对关系，反映出宇宙万物中事物存在的相对性。《距离的组织》，根据诗人本人的解释，涉及了时间与空间、实体与表象、微观与宏观、存在与觉识的相对关系。诗人最负盛名的短诗《断章》更是在浓浓的诗情画意中形象地表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相对相通的关系。它虽然具有多元的释义，但是笔者认为，诗中蕴含的相对性哲思是无可否认的。除了上述诗作，《归》、《妆台》、《道旁》、《尺八》、《航海》、《音尘》、《灯虫》、《水成岩》、《雨同我》、《鱼化石》等诗歌也不同程度地表现了诗人一以贯之的相对思想。读者能够从种种相对关系中发现隽永睿智的理趣，在理性的思辨中获得生命的智慧之光。
卞之琳善于用诗的旋律对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微细、琐碎的事物进行哲学的思考与智性的探索，让人们在一个个朦胧的、象征性的意象和意境中感悟他的诗歌所特有的智慧之美。《灯虫》以扑火自焚的蠓虫为意象，暗示那些不甘淡泊、做浮华好梦的寻梦者梦想的破灭。《车站》一诗中，诗人通过“车站”这一日常生活意象，感叹现实如同从梦深处驶出的夜行车，留给梦中人的是一片空荡与冷寂。表达了现代人内心中无法把握现实与命运的深微复杂的困惑与失落。《白螺壳》也是在普通物象中寄寓精微的哲理。洁白空灵的白螺壳象征纯洁、美好的理想人生。可是，这象征理想人生的白螺壳落到人们手里却被视为无用之物，或者引起“多思者”的一片“愁潮”。类似例子不胜枚举，《鱼化石》、《淘气》、《胡琴》、《古镇的梦》、《古城的心》、《墙头草》等诗篇都很好地体现了诗人善于从细微处感悟人生、从哲理高度把握人生的创作特点。
卞之琳说他写诗，一直写的是抒情诗。这种抒情，在笔者看来，是一种理性驾驭下客观、冷凝的抒情，是一种具有浓郁哲学意味的抒情。诗人力避感情的外露而追求智慧的凝聚；就是在情难自禁时，他也是寓火热的情感于深沉含蓄的抒情之中。如《无题五》：
我在散步中感谢
襟眼是有用的，
因为是空的。
因为可以簪一朵小花。
我在簪花中恍然
世界是空的。
二、游仙诗中的仙境构建
游仙诗是中国诗歌史上一种独特的诗歌题材。虽然游仙诗在众多诗歌题材分类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但是在整个诗歌史上，游仙诗的存在意义重大。一方面，游仙诗的出现，使诗歌样式的种类更加多样化;另一方面，游仙诗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它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大亮点。游仙诗多以寻仙访道、游历仙境、人神交会、炼丹服药为主要内容，表现诗人对现实的不满，转而走向神仙世界，以求内心的隐遁之情。在诗人笔下建构的神仙世界是多姿多彩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游仙诗中的仙境建构多与“梦境”相关，给人一种缥缈、梦幻之感。在创作时，游仙诗多借梦境来仙游，道游，以此将仙境的神奇、瑰丽更加生动地表现出来，不受现实的羁绊。以梦境来建构神仙世界，在诗歌中具有独特的审美表现力。郭璞的19首《游仙诗》多描绘他在梦境中所游的神仙世界，如“仿佛若士姿，梦想游列缺”的诗句就是这种梦境仙游的体现。再比如，李白的名作《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就是在通过梦游来描写仙境，“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莺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在这个烟雾缭绕、幽深无底的仙境中，一群神仙披彩霞为衣，驱长风为马，翩跹而至，曼妙至极。李白用诗人敏感的心体悟着社会人生，最终借助游仙诗表现了自己坚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最后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似有力拨千斤之力，将诗人孤傲的性格、不屈的精神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十分具有感染力。其次，游仙诗中的仙境构建美轮美奂，这与诗歌中意象的选取有密切的关系。比如曹植《仙人篇》:“湘娥为之弹琴，秦女为之吹笙竽。玉樽盈桂酒，河伯献神鱼。”通过对湘娥、琴女、河伯等仙人进行描写来表现神仙的生活。再比如在郭璞的游仙诗中飞泉、紫烟、翡翠、流水……意象的搭配将神仙世界描绘得如此干净、美好，令人读后顿生向往之情。郭璞的游仙诗较前人比较有所创新，这主要表现在游仙诗的创作上，他将隐逸与求仙结合起来，更加注重个人情怀的抒发，为游仙诗注入了新的内容，开创出了一种新的境界。再如李白的游仙诗中对于意象的选用更加多样，极富表现色彩。“蓬海”“玉液”“紫霞”“鸾车”“飞龙”……李白诗歌中意象的选取更加大胆，感彩浓郁。
晨诵是什么？或许一线的幼儿教师都有这样的一丝疑惑。小学生有晨读课，还可以开展晨诵活动。可是幼儿园的早晨，可不可以户外活动为主线，进行合适的时间进行晨诵？晨诵类似于儿歌表演，诗歌欣赏，一清早就和孩子进行诵读，他们会喜欢吗？我带着这些疑惑，摸索，尝试。
利用周边条件，我们走进附近的东洲小学教室去观摩取经，把所见所思融入幼儿园课程，撰写实施方案，边开展、边反思、边调整，经过学校“绿叶班”的实践，晨诵到底会留给孩子什么样的效果？利用一次区域游戏时间，我给记者站的孩子提供了采访的话题：你喜欢晨诵活动吗？为什么呢？在不影响孩子正常游戏的前提下，我一路尾随，边听边记录，得到了“绿叶班”宝贝们肯定的回答。
在孩子们的眼中，晨诵，是兴趣的感动，是浪漫的感受。在老师们的眼中，晨诵，不是临时拿来，随意拼凑，它应该是一门课程。这门课程每一个阶段的主题都是要精心整合的。
当绿叶印染上诗情与画意
当我们把同一主题不同的诗歌编织进我们的生活，共同玩味美好的诗词，共享一段旅程，就会收获不同的美好心境。
随着每月“一事一主题活动”的开展，我们在各类诵读教材中找寻与此相关的适合本年段孩子诵读的诗歌，通过筛选、重组、研发，为孩子精心呈上主题晨诵“菜单”。9月，结合每月一事“大手牵小手”，在新学期第一天的清晨，为弟弟妹妹诵读儿歌，欢迎他们成为大家庭的一员。大家一起诵读《玉米公公》《拉拉勾》《我们都是好孩子》等，两天一变换，有现代诗，有绕口令，也有古诗词；在诵读中学会交往，懂得互助合作，感受成长的快乐。10月，结合每月一事“感恩在行动”，通过儿歌诵读、诗歌欣赏，让孩子们懂得感恩，学会感恩，这样的重整，省时、高效，更重要的是，让经典与孩子们的生命完美对接，与诗歌为伴，放飞心灵，每一个清晨，每一片绿叶，似乎都印染上了诗情画意。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当代作家叶嘉莹也说：“孩子天性是喜爱诗歌的。”在寻找适合幼儿吟诵的诗歌内容时，发现有许多是与中国的节气有关，于是我们尝试着根据节气文化整合晨b主题。中秋节，进行各种各样关于月亮的诗诵；重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等佳句；春节，我们收集、朗读《新年好》《春联》等符合儿童口味的作品。
“绿叶班”有属于自己班级的特色课程――“科学探索融入语言元素”的综合实践。在“寻找春天”活动中，我们去文化广场、东洲公园观赏花卉，寻找植物在春天的变化。一段时间的每个清晨，我和孩子们一起诵读与春天有关、与花卉有关的诗词。我们还进行《爱在春天里》亲子诗歌创编，在“有趣的豆宝宝”活动中，孩子们剥毛豆，并将豆子分类，制作豆浆。于是乎，我们的晨诵课程里有了许多童趣十足的儿歌：“绿豆豆，黄豆豆，姥姥教我数豆豆；一粒豆，两粒豆，豆豆数得乐悠悠。”“黄豆荚，真可爱，里面住满豆乖乖。”“炒蚕豆，炒豌豆，咕噜咕噜翻跟头。”“吃豆豆，长肉肉，不吃豆豆精瘦瘦。”
“绿叶班”的约定
晨诵的时光是快乐、动情的，也是诗意、灵动的，更是积极、明朗的！我们的“绿叶班”有一个美好的约定：亲子邂逅童诗，润泽生活；鼓励家长在节假日和孩子一起共同诵读，与诗歌交融相汇，沉浸其中，玩味其间，享受着经典诗作的色彩与教育功能。
对于这个美丽的约定，家长们从一开始的观望，到浅浅的尝试，终于形成了一种习惯。有的家长说：一开始觉得有点麻烦，现在已成为一种习惯了。有的说：这样的亲子诵读真不错，我家女儿从胆怯不敢说，到现在能大大方方表演，进步不小啊！还有的说：我家宝贝儿歌背多了，有时一起出去玩，冷不丁就冒出几句押韵的句子，就像是一位小诗人。
大家知道，晨诵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习”，它的最终目的应该是让诗歌与孩子建立起亲情关系，在充分体验诗歌的美好中丰富孩子的心灵。应该让孩子们在诗歌中找到自己，实现“诗中有我，我中有诗”的境界。如此说来，“编织”就是最好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