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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8-0135-08
一、前言
“接受”(reception)、“接受美学”(aesthetics of reception)或“接受史”(the history of literary recep-tion)的概念与方法,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起便在包括大陆与台湾在内的中文学术界广泛流行。此概念虽然是舶来品,但中国古代却不乏相类的现象。张隆溪在《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发表的论文《诗无达诂》便将“诗无达诂”与“接受美学”对等起来。事实上,钱锺书的《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也就是将“诗无达诂”与“接受美学”互为阐释。因此,“接受”(包括“接受美学”或“接受史”――下同)的概念与方法,很快就被运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之中,海峡两岸红学界运用此类概念进行研究的著述亦日见增多。
清代主流社会对《红楼梦》的接受(下文简称为“红楼接受”)几乎是与《红楼梦》的面世同时进行;而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亦是随之而来。毋庸讳言,跟清代主流(男性)社会相比较,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毕竟没那么显著,基本上是集中体现在红楼题咏方面,其他如红楼绘画、续书、戏曲,目前所存者甚为少见。尽管如此,红楼接受在清代女性社会与文学创作中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然而,或许因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不够显著,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一直颇为不活跃,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海峡两岸红学界才不约而同对这一领域展开讨论。大体上说,有关讨论除了涵盖面较广泛的专论外,亦集中在题咏、绘画、续书、戏曲四个方面。据此,本文择其间有代表性者(史料及具特殊意义的论著不受此时间限制)进行评述,并由此对若干议题作进一步申论。
二、清代女性红楼接受专论
所谓“专论”,指从较宽泛的角度,对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进行专门探讨的论文。这类专门讨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论文颇为匮乏,大抵只有如下几篇。
吴静盈的《清代闺阁红学初探――以西林春、周绮为对象》(台北《文与哲》第6期[2005年])认为,在红学世界里,以“闺阁”身份体验红楼精神并诉诸笔墨者自当不少。因此,该文从闺阁的角度出发。择取西林春与周绮二才女为对象,探讨清代闺秀的阅读反应。结果显示,作为满清贵族的西林春远比身为汉人文士妻的周绮有更多发挥的空间及女性意识。但同具才女特质的她们,在阅读红楼之后,均以其纤敏的心思与审美的眼光缔造出迥异于传统文士的闺阁红学。吴艳玲的《清后期女性文学创作题材与(红楼梦)的影响》(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5辑)则认为,清后期之所以成为女性文学史上小说、戏曲和诗词创作的丰收期,与《红楼梦》丰富的文本内容有莫大关联。受到《红楼梦》创作原则的影响,顾春等女性小说家把艺术创作的镜头对准了自己身边的世界;吴兰征等女性戏曲家把艺术描写的重心转入到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摹;在《红楼梦》诗性文本及其带有浓厚女性意识诗词的影响下,清后期女性诗词的创作在题材开掘上也取得了诸多进展。詹颂的《论清代女性的(红楼梦)评论》(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6辑)专注于对清代女性题咏《红楼梦》的诗词作品、讨论《红楼梦》的书启,以及《红楼梦》续书所作的序等进行研究,探讨女性评红活动的特征及其所论析的问题,并进而指出清代女性的《红楼梦》评论是女性文学批评的新创获。刘舒曼的《应是
上述论文,大抵以“接受”(过程与方式)为聚焦,以文化/历史为探讨场域,将红学研究与性别研究勾连起来。在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普遍不受重视的情形下,这些论文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与诠释的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弥足珍贵;其学术贡献甚为值得肯定,亦相当具有参考价值。然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历史、时代乃至性别的深层意涵,仍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在整个红学研究史中的定位,这些论文亦尚未能给予明确阐述。
三、清代女性红楼题咏之研究
作为一种传统的鉴赏和批评形式,红楼题咏几乎是伴随着《红楼梦》的面世而出现。题咏者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三教九流,几乎包括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人。所题咏/评论者,既有《红楼梦》的题旨,更有《红楼梦》中众多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亦不乏关涉章法技巧乃至索隐考证的范畴。这些题咏之作,可说是诗词形式的咏红专论,反映出读者,批评者的思想意识与批评旨趣,从而亦能由此考察特定时期社会大众对《红楼梦》所持的态度和见解;另一方面,历来众多的题咏作品也是研究红楼接受众多现象的重要资料。《红楼梦》的题咏之多,亦为其他古典小说所望尘莫及。一粟编《红楼梦卷》(台北:里仁书局1981年版)所收录的乾隆末年至民国初年题咏之作就有70余人,约上千首。如果把有关《红楼梦》的续书、戏曲、专书、诗词等的卷首题词,以及追和《红楼梦》原作的诗词包括在内,其数字更可翻几倍。由此可见人们以谈红品红为雅韵的风气及盛况。
然而,历来对红楼题咏进行专题研究的论述并不多,尤其是在对红学流派作划分时,往往不将“题咏”视为其中一“派”。近年来,却出现一些学者对红楼题咏进行深入探讨,并尝试将之归类为红学中一派。如赵建忠的《题咏派红学的缘起、衍化及价值新估》(南京《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3期)、《早期题咏派作品涉及的红学文献及相关资料的辨析》(丹东《辽东学院学报》第9卷第1期[2007年])
二文,着意为红学“题咏派”正名,强调题咏派在红学研究史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因此对早期题咏派的作品进行颇为严谨、细致且深入的梳理辨析工作。这对读者/研究者在了解、掌握咏红诗对《红楼梦》接受的时代、历史及文化的背景与意义,有相当大的帮助。
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颇盛,在现有资料中可知的题咏者有范淑、熊琏、宋鸣琼、张问端、丁采芝、钱守璞、郑兰孙、吴藻、沈善宝、金逸、孙采芙、胡慧珠、胡瑞珠、赵智珠、孙荪意、汪淑娟、归真道人、张秀端、周绮、王猗琴、王素琴、莫惟贤、李娱、扈斯哈里氏、胡寿萱、姜云裳、徐畹兰、刘玉华、徐意、王纫佩、吴兰征等,其所题咏、评论者,既有《红楼梦》的题旨及书中众多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还更涉足绘画、戏曲等红楼接受现象的范畴。尽管如此,有关清代女性题咏的相关研究却甚为缺乏,尤其是聚焦于清代女性题咏的专题论述,仅有如下二文。
傅天所撰《咏红诗略谈》虽谓“略谈”,却颇为精详,全文长达57页,以“上”、“中”、“下”分载于三辑《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3辑、1996年第3辑、2003年第4辑)。作者将这类题咏红楼的诗。归于“旧红学”范畴的“题咏派”。认为以诗歌形式论《红楼梦》,是红学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作者对清中叶至民国初的红楼题咏诗进行了颇为全面的钩沉梳爬并论述分析。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咏红诗略谈》[下],以11页的篇幅,论析了自乾嘉至光绪年间的女性诗人的咏红诗。这篇长文,无疑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参考资料,虽然有关清代女性诗人咏红诗的部分因史料严重匮乏而论述较为简略,但也仍能给人以诸多重要的启发。邓丹的《新发现的吴兰征12首咏红诗》(北京《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1辑)着重介绍新发现的清代红楼戏女作家吴兰征的12首咏红诗,认为这些写于程高本《红楼梦》问世不久的诗作,除了对小说原著主要人物评论外,还对原著的创作意旨进行思考,是早期闺阁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助于对吴氏红楼戏《绛蘅秋》的理解与评价。
上述论文基本上皆着眼于对咏红诗文本的内容分析,未能在社会、文化,乃至性别等意义上进行更为深入的发掘与论述。
四、清代女性红楼绘画之研究
乾隆末年所面世的《红楼梦》程甲本与程乙本便已配有较为粗糙的插图,稍后面世的几种评点本也多配有类似的插图,尤其是道光十二年(1832)刊出的王雪香评本《红楼梦》的插图更有64幅之多。这些《红楼梦》绘画,与《红楼梦》原著的文字相对,可视为是对《红楼梦》原著的接受。它们既保留了对原著的忠实摹写,亦体现为对其情节、乃至题旨的二度创作。于是,其本身与原著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丰富、加深了对原著的理解,成为红学(尤其是红楼接受)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形象化资料。
王月华的《清代红楼梦绣像研究》(台南:成功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1991年硕士论文)、周伟平的《论改琦(红楼梦图咏)》(舟山《浙江海洋学院学报》第25卷第2期[2008年])、林佳幸的《改琦(红楼梦图咏)之研究》(台北:台湾师范大学美术学系2004年硕士论文)、黄美惠的《(红楼梦)绣像图咏》[上下](台北《中国语文》2006年3月[585期],4月[586期])、张雯的《清代杨柳青(红楼梦)年画对原著的“误读”与“再诠释”》(北京《荣宝斋》2007年第2期)、葛英颖的《孙温绘全本(红楼梦)与同类绘本的比较研究》(长春《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第20卷第2期[2008年])等论述,或探讨历史流变,或比较价值影响,或分析艺术成就,皆对清代《红楼梦》图像研究有不同程度的不可忽视的贡献。然而。这些著述对于清代女性的绘画却未曾论及。
虽然清代女性的红楼绘图不多,但亦有不可忽视者。如徐宝篆(1810-1885)的《红楼梦人物画》册页32幅。徐宝篆,字湘君,号湘雯、武原女史。善绘仕女,衣褶发饰,精细绝伦,作《红楼梦人物画》,将《红楼梦》中贾宝玉及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30多位女性人物入画。其夫李修易亦善画,工山水,间为宝篆所画美人像补景,为合锦图。其受业女弟子黄钰亦有作《红楼梦画册》12幅。
关于徐宝篆及其红楼绘图,红学界尚未能给予充分重视,至今大概只有近30年前徐恭时《湘云犹是醉憨眠――记清代女画家徐湘雯(红楼梦人物画)》(北京《红楼梦研究集刊》第4辑[1980年])为专题讨论。但因徐文篇幅有限(约3000字),且不少篇幅用于介绍发现该画的过程,对徐宝篆及其画本身的介绍及分析颇为不足。因此,对于徐宝篆及其红楼绘图的思考与研究应仍有进一步开拓之可能及必要,特别是其红楼绘图与《红楼梦》文本的关系、在清代《红楼梦》绘图史及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史等方面更值得关注。
王树村的《民间珍品――图说红楼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一书,不仅汇集了大量清代(为主)至民国的红楼绘图,还在“序”及“绪言”部分对红楼绘图的历史、种类、特色、意义、价值等进行了颇为全面且深入的论析。全书主体分为“民间年画”、“诗笺、笺谱”、“彩线刺绣”、“灯屏、窗画”、“绣像画谱”、“连环画册”等六部分,每一部分前面都有较详尽的说明介绍,而每一帧画图也都有简略的解说。因此,这部著作是我们在研究清代红楼绘图与女性红楼接受关系时所不可或缺的参考数据。其中“红楼梦十二金钗”、“黛玉葬花”、“宝钗扑蝶”、“媳姬将军”、“牡丹亭艳曲警芳心”等绘图可与女性的红楼题咏互为发明,浣香女史的“巧姐纺绩”更是难得一见的女性红楼绘图佳作。
五、清代女性红楼续书之研究
目前红学界的主流意见,基本认同《红楼梦》后四十回非曹雪芹原作而是续作。所谓“续作”,事实上就是一种对原作的接受而产生的再度创作。换言之,红楼续书是红楼接受的特殊形式,也是文本形态上最接近“原产品”的“新产品”。《红楼梦》问世后的二百年间所产生的续书数量惊人,尤以嘉庆初年至光绪二年(1796-1876)的12种续书最为引人瞩目。因此,清代红楼接受研究中,红楼续书始终是热点之一。然而,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颇为匮乏,现今存书者大致只有顾太清的《红楼梦影》。或许正是如此,尽管近年来女性研究兴起,海峡两岸的红学界对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现象并未能给予重视,有关论述并不多见。
张菊玲的《中国第一位女小说家西林太清的(红楼梦影)》(北京《民族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是较早探讨清代女性红楼续书的论文。该文从太清好友沈善宝的序人手分析,认为太清的续书创作是为了打破以往续书与原作本意相悖而失败的窘境,然而太清秉持着传统伦理道德思想进行创作。以大团圆心理续编情节,最终仍难以跟原著相提并论。沈序期许《红楼梦影》将与《红楼梦》并传不朽的愿望并不能实现。但作者也认为《红楼梦影》的语言精炼纯熟,与原著相差无几,确实如沈序所称赞的“诸人口吻神情,揣摩酷肖”、“接续前书,毫无痕迹”。詹颂的《女性的诠释与重构:太清(红楼梦影)论》(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1辑)注意到顾太清将小说定位于现实生活,她的女性生活经验与上层
社会的阅历,使她在续写《红楼梦》的闺阁生活与大家族日常生活时得心应手;并论及《红楼梦影》一书对照原作来看,实为作者顾太清以己意对曹雪芹原著的诠释与重构。这样一种诠释与重构集中表现在对贾府命运的安排与人物关系、个性的改造与重塑上。马靖妮的《浅析(红楼梦影)的价值》(北京《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着意分析《红楼梦影》所反映的社会学及民俗学价值。认为与原作相比较,该小说既有旗人小说的特点,又不失京味小说的风格;从特定的角度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俗世情,同时也开辟了红学研究、晚清小说研究以及满族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指出顾太清以女性作家独特的视角续写《红楼梦》,在晚清小说史乃至清代文学史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吴宇娟的《走出传统的典范――晚清女作家小说女性蜕变的历程》(台中《东海中文学报》2007年第19期)以顾太清的《红楼梦影》、王妙如的《女狱花》、邵振华的《侠义佳人》为研究基底,探讨晚清女性蜕变的历程,彰显晚清女性从传统定位到重塑形象的转化过程。作者认为顾太清是一位汉化极深的满州贵族妇女,在描绘《红楼梦影》的女性形象时,都是以贤妻良母为塑造的蓝图。这些叙述无非说明她们适合家庭、适合成为丈夫的贤内助。作者指出,太清对于文本中已婚妇女的期待,定位在附合传统家庭内妻子/主妇/2亲的要求,以作为男权/父权的替补角色,继而延续男主女从的认知。女性在太清笔下,只能体现家庭功能,而缺乏自我价值与社会效能。
上述四文以女性红楼接受者尤其是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为聚焦点之一,较为深刻地探讨了顾太清在对《红楼梦》的接受以及创作《红楼梦影》的诸多主客观因素。但对于当时整个女性文坛以及顾太清与其他女游的情形,尤其是这些情形对《红楼梦影》创作的影响关系,仍嫌论述不足。在女性红楼续书资料严重匮乏的情形下,十多年前赵建忠发表的《新发现的铁峰夫人续书
由于《红楼梦》问世后所产生的续书数量惊人,(男性)主流红楼续书研究尽管皆颇为全面而有系统,却极少能聚焦于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上。既然清代女性创作红楼续书仅此一人,那么是否更应突出其重要性呢?与男性作者的续书关切的焦点是否不同?叙事技巧是否有所区别?此外,小说是叙事文类,比较抒情传统的诗作更有论述性的可能,那么女性是否能藉由红楼续书更好地阐述自己的生命情怀?或者诠释自己对《红楼梦》原著的见解?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探究,或许会有别具意义的研究成果。
六、清代女性红楼戏曲之研究
所谓红楼戏曲指改编自《红楼梦》有关的戏曲及曲艺,包括传奇、杂剧以及其他类型的曲艺。最早的一出红楼戏,当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仲振奎(1749-1811)的《葬花》。从此以降的二百余年,红楼戏曲层出不穷,其剧种之多在古典文学作品中可谓首屈一指。红楼戏曲在保留原著神韵的基础上,发挥了戏曲特有的长处,同时也不同程度改变了原著的某些美学特征与表现风格,而原著的美学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戏曲固有的美学观念。历来红楼戏曲甚为学者所重视,上世纪20年代起就开始有学者研究红楼戏,据胡淳艳《八十年来“红楼戏”研究述评》(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4辑)介绍,近年来,红楼戏(尤其是清代红楼戏)研究更得到多元化的持续发展。然而,聚焦于清代女性红楼戏的研究却甚为少见。
赵青的《吴兰征及其(绛蘅秋)探微》(上海《中文自学指导》2006年第3期)即是少有的聚焦于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的论文。该文当是改编自作者的硕士论文《清代(红楼梦)戏曲探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第七章。该文指出,吴兰征是众多红楼戏署名作者中唯一的女性,她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来解读《红楼梦》并融注到她的《绛蘅秋》创作中。作者认为,吴兰征创作《绛蘅秋》的动机,首先是对他人已有的相关作品不满意而力求独出机杼;其次更重要的是为了自述情怀。《绛蘅秋》继承了《红楼梦》的主旨――言情记恨,这是吴兰征对《红楼梦》的理解与感受。
不同程度涉及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的论文还有:邓丹的《三位清代女剧作家生平资料新证》(北京《中国戏剧学院学报》第28卷第3期[2007年])介绍清代女剧作家张令仪、王筠与吴兰征。其中介绍吴兰征时,作者运用新发现的吴兰征《零香集》(与《绛蘅秋》同时付梓)中吴兰征本人的诗词杂著作品,以及所附大量亲朋师友的评语与悼念文字,对吴兰征的生平事迹作出更为深入翔实的判析与研究。徐文凯的《论(红楼梦)的戏曲改编》(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2辑)指出红楼戏的改编多以宝黛故事为主,对于原著各回情节关目的选择呈现出惊人的重迭。作者特别指出,清代才女吴兰征的《绛蘅秋》写才女黛玉时辞采清丽婉约,写浪子纨绔时本色活泼,在红楼戏中亦属佳作。
此外,叶长海的《明清戏曲与女性角色》(上海《戏剧艺术》1994年第4期)、李祥林的《作家性别与戏曲创作》(南京《艺术百家》2003年第2期)、郭梅的《中国古代女曲家批评实践述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闺阁中多有解人”――(牡丹亭)与明清女读者》(温州《温州大学学报》第21卷第4期[2008年])等论文,关于红楼戏曲与清代女性相互关系的多方面讨论,尤其是其中涉及吴兰征的部分,对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亦颇有参考价值。
七、有关清代女性红楼接受背景的研究
有的论文,虽然不是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现象作专门讨论,但却在社会、家庭、文化以及性别等角度,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严明的《红楼梦与清代女性文化》(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一书,从清初女性的家庭生活及文化这一社会层面,对《红楼梦》的人物与情节,从性别文学的角度加以重新审视,着重探讨作者的女性观,并由各个角度分析小说与清代女性文化的密切关系。杨平平的《父权社会下的女儿国――(红楼梦)女性研究》(彰化:彰化师范大学国文学系2005年硕士论文),探究了《红楼梦》女性人物婚恋冲突的成因,考察女性人物间的互动关系,以了解清代社会妇女的内心世界,期盼能由此反省性别的迷思,打破女性立场的局限,厘清自我的概念与价值;作者并说明该文的写作目的即是想借着探讨《红楼梦》的女性人物,来引发社会大众对于女性心理、女性地位、女性困境的进一步认识与正视,并进而共同思考及改善这些一向被父权社会所忽视的女性议题。吴丽卿的硕士论文《(红楼梦)的女性认同》(台中: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2005年硕士论文),前两章以历史研究法对《红楼梦》作外缘的研究,包括整理二百年来《红楼梦》主题思想研究的发展、对《红楼梦》两性观的解读争议,以及论述《红楼梦》创作的时代氛围――包括明清时代的妇女地位与生活、明清的社会思潮、明清时代的妇女
解放思潮,以了解《红楼梦》产生的外缘条件。这样的讨论,显然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大有帮助。欧丽娟的《“冷香丸”新解――兼论(红楼梦)中之女性成长与二元衬补之思考模式》(台北《台大中文学报》第16期[2002年]),通过对宝钗之居处蘅芜苑以砖瓦之平坚冷硬、山石之封围掩蔽、香草之冷花累实等特殊的安排,将其成长过程中,由淘气遂欲之童年面临失真人礼、化性起伪的转变加以形象化,进而透过书中李纨、黛玉的模拟,隐喻女性成长过程中必然而普遍的经历。再加上脂批点出冷香丸源自太虚幻境,因而与“千红一窟”等名物具有孪生关系的“冷香丸”同样也体现出女性悲剧的象征意义。
上述四篇论著基本上是以“女性主义”的观点,从较为宽泛的视野来整理、诠释、分析《红楼梦》对女性认同的态度、对不同女性形象的刻画、对传统女性悲惨处境的同情、对女性全方位的肯定与赞扬以及对清代女性世界的深刻影响等等。
虽然以上论著与“接受”的关系不那么密切,但却在关乎性别观念上从不同方面给我们颇有意义的启发,一方面,我们不宜简单化地将《红楼梦》定位为反对男权、张扬女权的著作;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承认《红楼梦》是倾注全力地表现对女性处于父权社会中痛苦生活的同情,以及对女性高度的尊重与认同。这不免进一步令我们深思,《红楼梦》在清代女性之间既然流传极广,甚至可以断定女性一直是其积极的阅读者,那么《红楼梦》与清代女性究竟呈何种关系?或许我们可以将之推想为“互文性”关系,即《红楼梦》破除向来历史都是以男性为书写中心的观点,塑造了各式各样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应是在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基础上形塑而成;清代女性嗜读《红楼梦》,又反映了女性对该书的强烈接受。由此可见二者的互文关系。相信若要研究明清女性文学的思想意蕴和美学价值,《红楼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当然,这些论著所讨论的范围,基本上还是囿于《红楼梦》文本自身,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虽然有所启示,但直接的帮助毕竟有限。
八、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的若干议题
由上评述可见,近年来海峡两岸红学界大致上都能较为自如地将“接受”、“性别”、“互文”等当代西方理论方法运用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相比之下,台湾地区红学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研究较为冷落,学者的参与远不及大陆地区。而且,大陆地区红学界的研究更多呈现为当论与传统国学相结合的势态,加上掌握较为丰富多样的相关史料,所得出的研究成果也更显丰硕、翔实而深厚。
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海峡两岸的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仍然处于边缘化状态,仍留有极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如前所述,清代女性红楼接受最突出的现象是题咏,其他如绘画、戏曲、小说的接受则几乎呈孤案现象。但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往往辐射,涵盖/指涉了绘画、戏曲、小说的接受领域。因此。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现象的研究,应以题咏为主要的观照界面,结合其他现象进行互动探讨。另外,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相比较,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在文化、家庭、性别等方面所体现的特质/因素或许会更为明显且复杂。因此,有关研究也应该更多结合这些特质/因素,并且适当运用接受理论、性别理论、互文性批评、跨文化研究等方法进行。具体的研究议题,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进一步思考。
(一)清代女性红楼题咏的分类及其所透视的文化意涵
清代女性红楼题咏所运用的文类,包括诗、词、曲、赋、赞等;所观照的范畴,既有《红楼梦》的题旨,亦有《红楼梦》中众多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还不乏关涉章法技巧乃至索隐考证等;所指涉的文本类型,包括《红楼梦》的原著、续书、戏剧、绘画等。通过上述文本资料与文学现象的梳爬、归纳及分析,可考察清代中晚期女性的历史传统、社会习俗、文学修养、美学意趣乃至文化积淀,并可从中透视《红楼梦》及其接受现象与女性社会演变发展的互动作用及影响关系。与其他文艺形式(如绘画、戏曲)的结合,是清代女性红楼题咏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在探讨红楼题咏时,既要注意其自身的特色、意义与价值,也要注意它与其他艺术形式结合所产生的更为广泛且丰富的文化意涵。
(二)红楼题咏:女性与男性的视角
红楼题咏者上至缙绅纨绔、红楼粉黛,下至草野寒衣、青楼烟花,几乎包括了社会上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不同阶级或阶层者,其视角的差异应在情理之中,然而从男女性别分际而言,亦当有不一样的视角并从而体现对《红楼梦》不尽相同的理解与认识。再者,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密切相关,无论是理解、诠释、批评、乃至再度创作,皆可在不同程度上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形成对话互动关系。而现实生活中,清代女性的《红楼梦》题咏又往往是与家人、友人(其中不泛男性)相配合而作。因此,对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既要关注题咏者/作品/现象本身,也要关注其与他人/群体/现象的互动关系;既要关注女性之间的互动,更要关注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互动。关注女性之间的互动,固然可了解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现象及其发展,从中探究清代女性围绕着《红楼梦》接受所发生的文学交游与创作;关注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互动,则可在更为宽泛的文化场域,探究边缘的女性与主流的文士关涉红楼接受的文学交游与创作。
(三)清代女性的红楼绘画与题咏
今存清代才女徐宝篆《红楼梦人物画》册页32幅,为红学界所看重。其受业女弟子黄钰亦曾摹改琦《红楼梦画册》12幅。对读者而言,这些红楼人物画并非是单一的存在,因小说人物的绘画与其原作有很强的关连性,它对原作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对绘者而言,红楼绘图又有其独立性,因作品包含着画家的独到见解。红楼绘图通过画面增强故事的感染力,使作品的内容更能直观地、形象地向读者反映、传递信息,所起的作用是文字远不能代替的。清代女性对红楼绘画的题咏也颇为普遍,是清代女性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些题咏,亦可在文字,意象的层面“还原”红楼画的气韵风貌。《红楼梦》绘画(及其题咏),与《红楼梦》原著的文字相对,可视为是对《红楼梦》原著的接受者。它们既保留了对原著的忠实摹写,亦体现出对其情节、乃至题旨二度创作之处。于是,其本身与原著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丰富、加深了对原著的理解。其中或许不乏表现出对原著种种的“误读”,然而这些“误读”,既可能是由于使用“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媒介所造成的,更有可能由于创作视角与立场的差异造成。无论如何,皆可视为是接受者对原著的一种“再诠释”。而《红楼梦》原著一红楼绘画一红楼绘画的题咏,又形成一组多重接受对话关系,须细心比对辨析相互间的差异及其意义所在。
(四)清代女性红楼戏曲的文化学考察
清代女性红楼戏曲的文化学考察至少可从两方面展开:1、红楼戏的改编。清代女性的红楼戏曲创作,现存只有吴兰征根据《红楼梦》改编的传奇戏《绛蘅秋》。2、清代女性对红楼戏的题咏颇为兴盛。通过这些题咏可探讨清代女性的戏曲审美观念,并以此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清代女性对《红楼梦》戏曲的接受、理解与诠释,并进而从更为宽泛的社会文化层面,探讨清中晚期女性的日常生活、心态、习
俗、交游等。清代女性红楼戏改编的匮乏与红楼戏题咏的兴盛形成鲜明的反差对比,说明清代女性在文本书写类型的掌握与运用上,明显体现出娴于抒情文类而疏于叙事文类的传统滞后现象(相比较男性社会小说与戏曲类已有较大发展而言)。这两方面的表现,恰恰表明清代女性的红楼戏曲接受跟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戏曲接受――包括剧本创作、舞台艺术、红楼戏题咏等在内的全方位、系统化大为不同,呈现为明显的弱势与失衡。
(五)红楼续书:清代女性的接受立场
据史料所载,铁峰夫人的《红楼觉梦》、彭宝姑的《续红楼梦》、绮云女史的《三妇艳》、顾太清的《红楼梦影》皆为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然而,现今仅存的清代女性红楼续书惟有顾太清的《红楼梦影》。有异于众多男性文人的续书,顾太清的《红楼梦影》可视为清代女性现实生活的自我写照,显见《红楼梦》中人物的生活方式已经渗透进清代女性的日常生活中。或可反过来看,顾太清的诗词创作及其生活经历,与《红楼梦影》所形成的互文关系,是男性作者所无法拥有的。围绕着这些女性的红楼续书的创作过程及其反应,亦可以从不同角度探视《红楼梦》对清代女性生活及人生所产生的深刻影响。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不免给当今学界留下更多悬念,诸如:作为女性作者,与男性作者续书的接受立场及关切焦点是否不同?叙事技巧是否有所区别?作为仅存的女性红楼续书,顾太清《红楼梦影》的重要性以及价值/缺陷、成就,失误何在?此外,它跟清代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续书有何关系?在清代红楼续书史乃至整个清代红楼接受史中的作用与地位是什么?这些都是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六)清代女性红楼接受文本的互文现象及其文化意义
随着近些年中国动漫产业的不断深入发展,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和动漫人对中国动漫产业的发展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讨和研究。关于中国动漫产业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两方面,一是从动漫理论方面,侧重于动漫产业在动漫创意、语言、美学、色彩、价值观、伦理道德等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主要从动漫产业链角度进行研究,主要是对动漫产业发展的产业体制和营销环境进行剖析。本片论文是从市场营销学的角度对中国动漫产业进行研究,在这里主要是从第二个方面来综述目前关于中国动漫产业的文献。
目前,关于动漫产业的探讨较多集中在其运营模式和创意策划,以及动画市场、动画形象衍生、人才流失等方面上,而对于中国动漫整体产业链的开发与挖掘则不多见。
对中国动漫产业的重新崛起进行深入探索,对其产业链的运作方式和营销策略等几个方面作出较为深刻的分析与批评,,对中国动漫产业作出客观的、必要的价值定位和对其未来发展方向上一个可能性确定,对动漫产业化与其制作、出版、营销等问题进行认真、广泛的思考,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为中国动漫产业正确、全面、健康的发展提供一份有价值的学术见解和研究心得,是我进行本次研究的目的。
在动漫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上,李秋香,李麦产的文章《传统文化创造性采借与中国动漫创新性发展》以及刘俊生的《论中国动漫民族话资源的利用》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总结了一些宝贵的经验。
第一,一个很明显的缺陷就是在中国动漫在创作过程中,创意不足与雷同问题上。动漫作品缺乏创新设计思路,所有的故事,如果从一部动画片可以看到,那从另一步动画片里也可以看到,不断的墨守成规,没有突破,没有新颖的东西,长久以往,造成了恶心循环。
第二,没有表现出一个核心的价值观。比如,在美国的动漫在故事中无一例外的宣扬着他们的个人英雄主义和美式梦想;日本的动漫中则是永不言败的大和精神。而我们的动漫中就是恰恰缺少了这种核心的价值观,这种能体现出我们中华民族的精、气、神的动漫。即使画面做的再精美,没有核心的价值观,就像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体,毫无生气。
从产业链角度对动漫产业进行研究的文章也比较多。国内学者在借鉴美日动漫产业链和总结国内动漫产业链的基础上,也给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张黎明的硕士论文《中国动画产业发展研究》对中国动漫产业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且与国外动漫作品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解决建议。从政策角度分析观念体制问题,从产业链角度提出新的思路和切入点,并从技术和运营角度提出新的解决办法,以弥补先行研究的不足。
在权威著作方面有浙江传媒学院陈少波老师编著的《中国动漫游戏产业论》一书。此书将探索的重点聚焦在中国动漫游戏产业发展相关联的诸如产业定位分析、产业历史和现状描述、产业链打造、产业环境培育、产业品牌经营等方面。注重于实践性,所论均是从产业实际中提炼出来的当下中国动漫游戏产业发展所要破解的难题,理论与案例的分析结合恰当。
二、发展趋势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关于动漫产业的探讨较多集中在其运营模式和创意策划,以及动画市场、动画形象衍生、人才流失等方面上,对局部的发展和而对于中国动漫整体产业链的开发与挖掘则不多见。
在中国动漫产业的两个研究方向上,两极化倾向有些明显,但也有学者已经开始着手,将两者进行结合,以取得更加具有实际价值的理论成果。另外,国内的研究侧重于对日美模式“山寨化”模仿,而自己创新的理论极少,对于动漫产业现状是总结多于创新,适应于中国动漫产业现状并且具有里程碑式的理论极少出现。未来的研究趋势应该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给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给出独创的、新颖的、务实的理论。
对中国动漫产业的重新崛起进行深入探索,对其产业链的运作方式和营销策略等几个方面作出较为深刻的分析与批评,,对中国动漫产业作出客观的、必要的价值定位和对其未来发展方向上一个可能性确定,对动漫产业化与其制作、出版、营销等问题进行认真、广泛的思考,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为中国动漫产业正确、全面、健康的发展提供一份有价值的学术见解和研究心得,是我进行本次研究的目的。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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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将以文献研究法为指导,通过建立健全有关的规章制度,完善学校对党员的评价。
2、通过开展党员贯彻落实学校“双主协调,共同发展”的教学理念示范性教学为主导的教学研究活动,进行新一轮教学思想大解放活动。
3、通过访问等形式向广大群众了解和征求意见,研究党支部的学校思想大解放中的推动作用。
三、实施步骤:
1、实施步骤:分为四个阶段
A.准备阶段
a.筹建课题研究主要成员小组,撰写课题申请报告;
b.撰写课题开题报告。
B.申报与立项阶段
a.正式申报课题,等待批准立项;
b.修改开题报告,确定细化研究内容与方向,召开开题会;
C.实施阶段
论文开题报告范本一:
论文题目gis指挥城市应急
1、选题背景(含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及评价)与意义。
城市是以人为主题,有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灾害等要素之间通过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所构成的复杂空间地域系统。随着我过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和城市化构造人口急剧膨胀,因认为因素、自然因素以及两者叠加造成的灾害事故频度和程度迅速增加,使得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功能受到严重威胁,城市公共安全面临空前的挑战,9.11事件和XX年春天流行的“非典”引发了全球思考。除此之外"每年发生在工矿企业和建筑工地等的安全事故也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像这样的突发性事件具有不可预见性和偶然性,让人们难以应付,因此实现城市公共安全对于保障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个城市是否具备防范灾害的能力已成为衡量其质量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目前应对城市突发事故的决策主要依赖于各自独立的管理部门,其效果主要取决于领导者掌握的信息量以及个人知识、经验水平,但由于人为因素过多,难免产生一些错误的决策。一旦发生灾害,错误的决策不仅容易导致在组织群众疏散和防止灾害扩大方面贻误时机,而且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在城市公共安全研究中,无论是各种主要的自然灾害,还是人为的工业灾害,。
对其监测、预报、评估以及防灾、救灾、恢复、教育、保险与综合管理的每一过程和环节都与空间的地理要素密切相关,如灾害发生的时空分布、强度与频度,灾害发生地的社会经济易损性及抗灾能力、人员分布、灾害应急救助措施以及应急预案等等。因而综合运用灾害科学和信息技术,建立集基础信息管理、灾害信息管理、重大危险源管理、各种灾害分析模拟、公共安全规划、应急决策模式于一体的应急决策系统,将在城市公共安全中发挥快速、准确的辅助决策作用,最大程度地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建立城市应急指挥系统迫在眉睫。
城市应急指挥系统(中心)的职责就是按照有关程序准确、及时、高效地指挥调度社会社会各方力量对紧急时间进行救援或帮助。有效的指挥调度必须以正确的决策为前提,而科学、周密的决策则需要以大量的实时信息为依据。因此,如何有效地利用政府、社会各种信息充分共享、综合加工处理、形象直观地给出辅助决策,就成为提高现代化智能化的应急指挥与传统区域性、封闭性、部门单一性、人工经验性应急指挥的区别所在。地理信息系统gis(geographicinformationsystem)则成为实现以上目标提供了技术手段,它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项技术。
2、选题研究的方法与主要内容研究方法:
1、通过阅读大量与选题相关的资料,结合自身的学习水平采用评价法对过去的研究进行综合性评价,借鉴其经验,实施自己的创新研究。
2、收集相关数据信息进行测试。在研究的过程中,多采用调查法和访谈法,进一步确认数据的真实性。
研究内容:
以地理信息系统(gis)为平台,集成rs、gps、三者的优势,发挥gis可视化和空间分析的特有功能,建立起以gis为核心的应急系统模型框架以及相关子系统。对事故现场和救助机构实时动态监控。对人力、设备和车辆进行实时调度和配置。对于城市中突发性灾害事故的救助提供辅助决策。
3、研究条件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研究条件:
在本次研究中,主要通过网络查询、实地调查、图书馆查阅、走访等几种方式来收集信息,根据过去的研究中的不足之处,提出自己的观点。并通过实验验证预期的结果。
可能存在的问题:
1、目前对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了解得还不够全面。
2、由于系统的庞大,起数据也许不容易在有限的时间里收集齐全,由于城市的某些机密性。对于一些应急配置为能了解。缺乏数据的真实性和可存在性。
3、在二次开发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水平有限,可能存在诸多问题。
4、拟解决的主要问题和预期结果
a)恰当进行数据建设规划
b)平台选型要权衡多种需求
c)gis要留有足够的接口
d)多种服务提供支持信息
对以上几个问题进行积极深入的探讨,分析国内外的现状,找出gis在城市应急中应用的具体办法,利用它来保证城市的安全。
5、指导教师意见。
指导教师签名:xx年月日6、教学单位意见。
教学单位负责人签名(公章):xx年月日
论文开题报告范本二:
标题:英语隐喻汉译(OnTranslatingEnglishMetaphorsintoChinese)
1)本选题国内外研究现状
对隐喻的研究在国外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其中以Lakoff&Johnson(1987)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而对于其汉译的研究却凤毛麟角。国内对于隐喻的研究主要受Lakoff&Johnson理论的影响,其中以胡壮麟、朱永生为主要代表。在隐喻翻译的研究方面,李国南(1990),胡文仲(1994)对于英汉成语或谚语中的习用性比喻的喻体进行过比较,并探讨了其翻译的途经。在近期出版的刊物中有对队喻翻译研究方面的文章,其中以徐莉娜的《隐喻的翻译》为主要代表。但其研究的范围也只是局限于文学、修辞用语的隐喻翻译。2)本选题的意义、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意义:本选题突破了历来将隐喻的汉译局限在诗学、修辞学、文学等范畴。由于“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陈宏薇:1996),翻译对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传播起着非常重要贡献的作用。我们对日常用语中隐喻的汉译研究应与英语语言文化背景的研究结合起来。
重点:本选题重在研究隐喻在英语日常用语中存在的普遍性、可译性及其翻译的方法。
难点:怎样从文化交际的角度对日常用语中的隐喻的汉译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创新点:研究英语日常用语中的隐喻的汉译理论及其方法。
3)论文的结构及简要说明
1.引言
2.英语日常用语中隐喻存在的普遍性
2.1隐喻的定义
2.2关于隐喻研究的常用书语
2.3英语日常用语中的隐喻3.英语日常用语中隐喻的特点
3.1日常用语中隐喻的分类
论文开题报告范本三:
1.课题名称:
钢筋混凝土多层、多跨框架软件开发2.项目研究背景:
所要编写的结构程序是混凝土的框架结构的设计,建筑指各种房屋及其附属的构筑物。建筑结构是在建筑中,由若干构件,即组成结构的单元如梁、板、柱等,连接而构成的能承受作用(或称荷载)的平面或空间体系。
编写算例使用建设部最新出台的《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02,该规范与原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J10-89相比,新增内容约占15%,有重大修订的内容约占35%,保持和基本保持原规范内容的部分约占50%,规范全面总结了原规范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借鉴了国外先进标准技术。
3.项目研究意义:
建筑中,结构是为建筑物提供安全可靠、经久耐用、节能节材、满足建筑功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建筑材料、制品、施工的工业化水平密切相关,对发展新技术。新材料,提高机械化、自动化水平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由于结构计算牵扯的数学公式较多,并且所涉及的规范和标准很零碎。并且计算量非常之大,近年来,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城市人口集中、用地紧张以及商业竞争的激烈化,更加剧了房屋设计的复杂性,许多多高层建筑不断的被建造。这些建筑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劳动量上,都客观的需要计算机程序的辅助设计。这样,结构软件开发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栋建筑的结构设计是否合理,主要取决于结构体系、结构布置、构件的截面尺寸、材料强度等级以及主要机构构造是否合理。这些问题已经正确解决,结构计算、施工图的绘制、则是另令人辛苦的具体程序设计工作了,因此原来在学校使用的手算方法,将被运用到具体的程序代码中去,精力就不仅集中在怎样利用所学的结构知识来设计出做法,还要想到如何把这些做法用代码来实现。
论文开题报告范本:
题目:《浅谈贾宝玉与西门庆的悲剧性》
姓名:自己名字
指导老师:老师名字
专业:汉语言文学教育
系别:中文
年级:自己年级
1课题论证
(1)国内外研究现状
中国的两大世情小说《红楼梦》、《金瓶梅》。对他们的研究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中的两大学术热点。被称为中国第1奇书的《金瓶梅》从106世纪末问世后,研究者1开始不是很多,但是随着中国学术的从古典向现代转型,随着小说价值观念的变革与更新。对《金瓶梅》的研究渐渐的由微入深,被学术界称为“金学”。并受到国外学者的高度重视。现如今的外文译本有英、法、德、意、拉丁、芬兰、俄、日、朝、越、蒙等10几多种文种。对其做出了各方面的重大研究,并称其为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史上1个伟大的创新。
国内外的众多评论者并对其的创作时代、作者,及其所要暴露的社会矛盾和小说中所剖视扭曲的人性、悲剧性,性的描写,人物性格的刻画,语言的运用,并对其形成的网状结构做出了大量的归纳和探究。《红楼梦》与《金瓶梅》之间有着10分明显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红楼梦》是《金瓶梅》的1个重大的突破。引起了众多的人对《红楼梦》的评论和研究的兴趣,并形成了1种专门的学问——红学。《红楼梦》这部伟大的作品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
《红楼梦》在国外有多种的译本:英、法、日等10几种语种的译本。并且国内外众多的评论者对其版本、作者,以及其的社会悲剧,人生悲剧,爱情悲剧,人物性格,个性化的文学语言,写实与诗化的融合,浑融1体的网状结构做出了大量的归纳和探究。然而,贾宝玉与西门庆作为是《红楼梦》和《金瓶梅》的两位男主人公。国内外的众多评论者都对其2人的人物形象,语言风格,现实原型,性格内涵,性的体验,个人悲剧等都做出了归纳和探究。《红楼梦》作为是《金瓶梅》的1个延续、1个发展,它的男主人公贾宝玉与西门庆有着1定的联系,对其2人的研究在今后应趋向于2人的社会悲剧,人类悲剧,男人悲剧的诠释及分析。
(2)现实意义
《金瓶梅》作为是中国的第1奇书,自问世以后,就为中国的世情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且把我国长篇小说的发展划分成了才子佳人的故事和家庭生活为题材描摹世态的及以社会生活为题材、用讽刺笔法来暴露社会黑暗的两大派系。而《红楼梦》在批判的继承了《金瓶梅》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经验后又有了重大的突破。成为了世情小说最伟大的作品。
在“54”文学革命者做出了新的评价,鲁迅等阐述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杰出成就后,使《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得以回归。直到现在,《红楼梦》、《金瓶梅》仍是许多作家永远读不完、永远值得读的好书。成为中国作家创作出高水平的作品的不可多得的借鉴品。然而,探讨两大名著的男主人公贾宝玉与西门庆的悲剧性,可以对两大名著中的社会悲剧,人类悲剧,男人悲剧更好的认识和了解,以供后人借鉴。从而启发后世的世情小说的创作,使今后的世情小说创作中的人物悲剧性达到1个更高的巅峰。
2方案设计
(1)总论
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从《红楼梦》与《金瓶梅》题材类似的角度引出中心论点。
(2)分论
全文分3个部分
第1部分:阐述西门庆的悲剧性
西门庆1个市井无赖、流氓、棍,1个精明的商人,靠着他对金钱的占有肆意的挥霍、放纵,以自我为中心来实现他对放纵,及其通过金钱获得了强大的权利,随意的鄙弃人间,在此背后所体现出的社会的黑暗、腐败。构成了其特有的社会悲剧、人类悲剧、男人的悲剧。
第2部分:阐述贾宝玉的悲剧性
贾宝玉1块晶莹剔透的宝玉1个显耀的贵族,他的个性、他的自我、他对女孩子的尊崇迫使他与封建传统相背道。他作为荣国府的唯1继承人,他肩负着荣国府的全部希望。但是他自身的性格特点,使他成为了“大逆不道的不肖子。”
第3部分:论证传统的价值观、传统的伦理观与贾宝玉、西门庆的悲剧性
王兆胜的新著《文学的命脉》对此进行了有深度的探索。王兆胜的这本文集,收录了他近期发表但未结集出版的22篇论文,它们既重人文精神,又强调不能忽视天地道心;既有较强的学理性,又注重心灵的感悟;既视野宏阔,又具有细致入微的精研功夫;既保有一颗中正平和之心,又不失激越锐气。
仔细披阅此书,最鲜明的感觉是书中充溢的古典人文情怀。作者衡估一切优秀文学艺术作品的标准有四条,“第一,关心民生疾苦,理解他们的血泪与心声;第二,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将人类的健全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尺;第三,有天地情怀,不能仅仅限于从‘人’的视域理解问题;第四,强调美的力量,因为没有文学性和艺术性的文学艺术是缺乏生命力的”。这个标准及评论体系就续接上了中国人文传统和文论传统。关注世道人心、追求天地境界、强调“言而有文”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精神的核心命题与追求向度。
但这种源远流长的人文传统,在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中却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一种“惟新是务”的“现代性”冲动带领中国文学向前迈进,因此,古典情怀的表达与古典情怀的书写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显得有些不合时宜。而中国文学的“中国性”身份却建基于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的基础之上,古典人文情怀有如中国文学的血脉生生不息,正如人无法走出自己的皮肤一样,这股传统人文趣味深潜于种种“合时宜”或者“不合时宜”的文学书写之中。由此,“传统与现代”一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与评论中的“元典”性问题,选择的两难性存在决定了该时段文学的丰富复杂性。而古典人文情怀的包容性与选择的多元性却可以超越这种选择的两难。从这个角度而言,王兆胜标示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的标准,真正体现了古今中西的交融互补特征,因此尤其能够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与显著的“中国性”。
王兆胜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局限性分析得很到位,“由于20世纪中国文化先驱的载道思想、忧患意识和偏激思维方式,所以在矫枉过正、推动文学革命向前发展的同时,总体说来,他们又犯了顾此失彼的错误,那就是:第一,对天地自然之道失去了关注的热情;第二,丧失了宗教信仰和对神的敬畏之心;第三,缺乏纯粹文学的本体性建构;第四,忽略了人类文化健全发展的理性自觉”。中国传统文学中固然有关注世道人心的优良人文传统,但这种传统却不易操之过急,使用过度。在王兆胜的衡估体系与价值分层中,还有一个更高的层次,那就是天地境界,他认为21世纪的中国文学,应该处理好如下关系:“现实社会与天地自然、人与神、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自由与道德、快与慢等。打一个形象的比方:文学应该如同飞机一样,从地面起飞,它可以穿越人为的各种疆界,在高天自由地飞翔,最后还要落到大地。只有这样,文学才会真正获得它的高远、广大与深厚,也才有可能达到自由、丰实、优美和神圣的品格及境界。”这种论断是合情合理、很能服人的。
现代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显示出时代的丰富性与历史语境的复杂性。王兆胜以《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为题,细致地分析阐释了《红楼梦》这一足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经典之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意义关联,从主题上的“反叛专制与追寻自由”,哲理上的“存在悲剧与人生况味”,人物艺术形象上的“女性形象谱系”,工具技术层面上的“叙事模式及技巧”等角度,全面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对《红楼梦》的超越与局限,于个案分析中寄寓总体性意义,足堪说明中国古典之于现代文学的重大意义。在20世纪激烈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整体语境中,出现那么多对《红楼梦》情有独钟的作家和作品,本身就是一件发人深思的事情。《红楼梦》鲜明的反专制反权威的自由诉求,与20世纪中国文学具有内在契合性。而贯穿于《红楼梦》全书的存在悲剧,则以其深刻性、超越性和超强的感染力,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同时,王兆胜也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取法《红楼梦》的局限性作了三点归纳:“第一,对于《红楼梦》,20世纪中国作家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或用在繁琐的考证上,或用在政治、阶级斗争的解释上;而对其哲学文化思想和文学艺术价值重视不够”。正确的态度还是应该立足于文学本位,视《红楼梦》为一本真正的“元典”。“第二,过于模仿《红楼梦》势必影响作家的突破与创新”。“第三,20世纪中国作家的《红楼梦》情结从一方面说是好事,但从另一方面说也是限制,它极容易为作家设下一个陷阱,使他们容易沉落其间,一面僵化了创造性,一面乐不思创作”。这种在经典面前,“眼前有景道不出”的“失语”或者“沉迷”是应该引起创作家们特别注意的。
《文学的命脉》强烈的古典情怀还表现在作者论文评世时的“仁者”胸怀。在《作家与评家》中,王兆胜这样规劝某些势如水火、对峙不已的作家与评家,他说:“在如今的文化语境中,在当前的文坛,一个人要想完全摆脱功名利禄的影响,成为庄子笔下的‘真人’,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否则就是虚伪和做秀。但作家将心怀放得宽大些,容忍评家自由地论说;评家也能够设身处地,更多地以友善和理解的方式与作家对话,从而使文坛更加宁静、自由和健康,这恐怕是明智之举,也是必要和可能的。同时,每一个文化人包括从事文学的人如果能够多一些自我反省和批判的精神,恐怕也是相当重要的。关于这一点,当然包括我本人在内。”
具体到对某些作家作微观批评时,王兆胜亦秉持这种“中允平和”的文学批评观,在论述有些散文家在处理“知识”材料的失误时,他说:“在散文中,知识是一些材料,它必须被思想和智慧点燃,才会获得个性及其生命。最为重要的是,任何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一旦崇拜知识,越过了自己研究的疆界,那是极容易将常识当新知而津津乐道,有时还会出现难以避免的知识硬伤。这也是余秋雨散文常遭批评的一个原因。在这方面,王英琦散文的问题不少。比如,任何知识、概念、命题都是有前提和语境的,也是有其历史感的,如果脱离了这些而一般化地谈论是靠不住的。”这种批评持论公允,言辞温逊,相较于那些剑拔弩张,与批评对象势如冰炭的批判式文章,相信会更让人折服。
全面推动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着力推动高校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政课建设深度融合,紧密结合思政课教学重点难点问题,紧密围绕学生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理论困惑和实践难题,引导广大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正确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切实增强学生对思政课的获得感。
二、活动对象
全日制在校学生
三、参考选题
1、调研报告:十以来老百姓民生方面幸福感提升调研报告
2、调研报告:十以来我眼中的变化(某一方面)
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重大修订:白山黑水十四年-----寻访东北抗联
4、调研黑龙江省兴十四村,《暴风骤雨》小说原型:尚志市元宝村
5、东北老工业基地调研
6、龙江红色文化资源寻根之路,龙江丝路带实践行
7、从生产关系看黑龙江林权体制改革的意义
8、从辩证法的角度理解“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9、关于社会安全感现状和原因调查
10、关于老年人家庭赡养问题调查
11、关于中国梦实现进程中中国人幸福指数调查
12、平凡中的辉煌——身边的优秀老党员调查
13、关于所居住社区服务问题调查
14、现阶段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需求状况调查
15、关于大学生考证情况及成本效益调查
16、关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与满意度调查
17、关于农村留守人员的调查研究
18、关于大学生网络阅读习惯调查
四、时间安排
申报阶段:7月20日至7月25日。
审批阶段:7月26日至7月30日。
实践阶段:7月31日至8月20日
总结阶段:8月20日至9月1日。
评比表彰:9月2日至9月10日。
五、活动要求与活动内容
1. 积极参与。各社会实践小组结合思政课教学内容设计社会实践题目,邀请带队教师、辅导员参与组织实施,积极参与实践活动。
2. 创新形式。围绕思政课教学重点难点问题认真确定实践主题和形式,力求通过主题社会实践活动拓宽视野、了解国情、深化认识、增长才干,并推动理论与实践结合,强化思政课学习收获。
在高翔的系列画作中你发现各式各样的马,马的驰骋自由令人倍感向往,处静之中又俊俏优雅,但是高翔将更多的灵性赋予在他的马上,从眼神到面部表情,已经十分接近人得某种表情。在他的马身上,你看不到更为细致的毛发,只是一个梦境中的轮廓。有时候,自由,时间,也是一种奢侈品,或许只有在梦的世界,你能潇洒奔驰,自由自在,忘怀得失。高翔也在不断用新的绘画手法在诠释自己思维的波幅,他的马更具现代感。
在梦系列中大量绿色的运用,奔驰中被定格的马,画面给人感觉舒适,但又充满了动态感,甚至带着舞动的美感。笔画之间,能看到大量意识流的痕迹。
高翔始终坚持用绘画来表达内心最真实的感受,但更多的是他的平和和坦然,梦-谁是玩偶的组图中,画面中蓝色的运用比较频繁,使他的画更多了一层纯净,犹豫的色泽,深蓝的沉静给人感觉即平和又遥远,那便是梦的世界,遥远,宁静,仿佛出触手可得,梦醒后,却遥不可及。
It’s impossible to view Gao Xiang’s images as a private matter. What he has done, maybe involuntarily and unconsciously, is to create a basis and an additive to the global changes that are taking place between both female and male as they both discover and re-evaluate their identities in today’s world.
Sometimes when returning home after a long journey you see the familiar with new eyes. My meeting with China, my friendship with Chinese men and women, my meeting with Chinese art and culture – to me it has been like going on a long journey through something that is simultaneously familiar and alien. Every time I have returned home from The City of Eternal Spring to the familiar “Cold North” I have come to experience that the familiar here at home also somehow has alien traits – something I find easier to explain as the result of my experiences of the alien in an alien land! When Gao Xiang paints his poetically powerful works, somewhere between dream and prophetic vision, it turns out he is at the center of what is happening right now- also in Sweden . In a series of oil-paintings he expresses an entire generation’s feeling of powerlessness – but also the fascination and hope- I the difficult art of relationship, fellowship, brother- and sisterhood, mutuality, love –eroticism and passion. Anna Mellergard
高翔艺术简历
1971年生于昆明。200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 获油画专业博士学位, 博士论文研究二十世纪意大利画家莫兰迪的绘画。著有《空间的静观———乔尔乔·莫兰迪绘画研究》。
油画作品于第三届全国青年美展获奖。多次在中国、法国、挪威、荷兰、瑞典、比利时、美国、韩国、泰国、柬埔寨等国展出作品并参加艺术交流项目。作品为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北京中华世纪坛、北京环铁时代美术馆、北京领升艺术机构、北京元艺术中心、北京雍和美术馆、挪威威斯特佛森(Vestfossen)美术馆、荷兰Canvas国际艺术画廊、台湾八五星星艺术空间等收藏。
主要参展和艺术交流:
距离——中国挪威艺术联展, 北京/白盒子美术馆、挪威/VESTAGDER FYLKES MUSEU美术馆
艺术关爱生命, 北京/798悦美术馆
夏季展, 比利时布鲁塞尔/伯埃卡特画廊
法国国立美协艺术沙龙展, 法国巴黎/卢浮宫美术馆
中国当代艺术展, 挪威奥斯陆/东西画廊
天工开悟 —— 新知识分子艺术家作品联展, 北京/中国美术馆
国际开放艺术展, 瑞典厄勒布鲁/市立美术馆
深化的纸性, 美国密西西根州/哥仑比亚大学美术馆
文化之后的文化 —— 中国当代艺术十二人展, 北京/元艺术中心
北京第三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 北京/中国美术馆
重归绘画 —— 新新绘画的力量, 北京/丹麦艺术中心
梦, 法国巴黎/国际艺术城
自我造局 —— 2005中国当代绘画展, 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
FOLK—05国际视觉艺术展 挪威柯里斯沁盛/Lista Fyr画廊
亚洲当代艺术展, 韩国光州/国立美术馆
湄公河计划 —— 艺术家居住交流项目, 泰国青迈/青迈大学博物馆、柬埔寨金边/斯那旺普剧场。
第三届中国油画展, 中国美术馆/北京
中国当代艺术展, 荷兰阿姆斯特丹/Canvas 国际艺术画廊
梦—眺望180x80cm 画布油彩2007
梦—玩偶180x80cm 画布油彩2009
梦—马之塔260x110cm 画布油彩2011
梦 180x160cm 油画 2008
宽东教授对于“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的关注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
1990年,那时宽东教授还在台湾文化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准备博士学位论文撰写的过程中,先后参考了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大V秀高《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等著作。大V秀高是一位日本学者,他的《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不仅收录了中国小说的古书版本,还编制了日本所藏的中国古代小说的目录。这些信息促使宽东教授留意韩国的情况,他有些惊讶地发现,与日本学术界相当成熟的成果相比,当时的韩国尚无已整理好的韩国所藏汉籍目录,遂发愿系统整理“韩国所藏中国古典小说古书目录”。
此后他不辞辛苦,频繁出入于韩国中央图书馆及20多个大学图书馆,孜孜LL地从事目录整理,并撰写完成了《中国古典小说流传韩国之研究》的博士论文。
自1990年至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宽东教授的研究范围逐步扩展至韩国所藏中国古典小说的传入、评论、版本、翻译、出版、研究史等领域,学术视野日益开阔。
2010年9月,宽东教授向韩国教育部韩国研究财团申请的研究课题《在韩国所藏的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版本之搜集整理及解题》,终于获得立项。该课题总共投入三年时间、六亿韩币和十三名研究员。《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研究之综考》就是这个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其分量之厚重可以想见。
二
《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研究之综考》大体包括传入研究、评论研究、版本研究、翻译研究、出版研究、研究史研究等内容。
传入研究的宗旨是根据传入韩国的中国古代小说的最初文献记录与现有的版本,推定最初传入时间并据以展开作品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传入韩国的最初文献记录多见于《高丽史》、《朝鲜王朝实录》、《五洲衍文长笺散稿》、《惺所覆瓿稿》等高丽时代与朝鲜时代的文献,韩国国内众多图书馆所藏的中国古代小说版本也是推定作品传入时间的重要依据。
中国古典小说传入韩国的方式大概有五个类型:一是中国的赐赠,二是韩国使臣从中国带回,三是中国使臣带到韩国,四是韩国贸易商从中国购买,五是中国贸易商带到韩国。
当时没有单独的贸易商,大半都是在朝贡使节团去中国时,贸易商也跟着朝贡使节团去做贸易。朝贡使节团有随行译官,但因朝鲜政府不能给译官足够的俸禄,所以给他一定的做生意的权限。译官往往接受士大夫的请求,代其购买中国书籍。此外,也有很多译官以获得权门势家的欢心为目的,竞相购买中国书籍赠送给士大夫。
译官是熟练掌握汉语的中国通,在中国小说方面也兼具相当的见识,他们是传播中国古代小说的主体。这些译官把中国古代小说大量带到韩国,赠呈宫中及文武上层人士,甚或将小说翻译后卖给贳册家。
三
评论研究的宗旨是根据高丽时代与朝鲜时代文献中有关中国古代小说作品的评论进行研究。韩国汉籍文献中包含了丰富的关于中国古代小说传入、评论、翻译、出版等的史料。这些史料不仅能给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评论与传入等提供线索,还是与中国的文献记录进行比较研究的不可多得的域外史料。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 ①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也不例外。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小说史料学的建设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为小说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海外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若干成果如郑振铎《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1927)、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1931)、向达《瀛涯琐志――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1935)、刘修业《海外所藏中国小说戏曲阅后记》(1939)、戴望舒《西班牙爱斯高里亚尔静院所藏中国小说戏曲》(1941)、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1957)、王古鲁《王古鲁日本访书记》(1986)等,皆为治中国小说史者所不可或缺。对韩国汉籍中的中国小说史料的搜集整理虽晚了一步,但在近些年进展喜人,其中也有宽东教授的贡献。2001年以来,宽东教授相继出版了《中国古典小说批评资料丛考》、《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的翻译、出版、研究状况》等韩文著作,2011年,又与陈文新教授合作,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文著作《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凡此种种,均可见其贡献之丰厚。他在长期积累基础上所进行的评论研究,一定能带给读者新的收获。
四
版本研究的宗旨是对韩国所藏中国古代小说版本作系统的梳理并运用于版本的传入、翻译、出版等书志学的检讨与研究。
朝鲜时代的出版物,根据板主的归属可分为“官刻本”和“私刻本”。
“官刻本”指的是政府各机关刻印的书。出版“官刻本”的机构有“春坊”、“奎章阁”(内阁)、“内医院”、“校书馆”、“司译院”、“六曹”(礼部)、各“地方监营”等。这些“官刻本”是由官营手工业厂印刷,一部分供应国内各机购,另一部分售给个人,但均由官方主管。其中,“春坊”(又名为“世子侍讲院”)是主管教育王世子的机构,该院设立于朝鲜太祖时代。因为是主管教育世子的,不容刻印通俗小说类书籍,所刻书以经书或史书类为主。“奎章阁”(在首尔大学图书馆内)是保管历代国王的亲笔书信、文章、顾命、遗教等的机构,建于正祖即位之年(1777年),1894年“甲午更张”时被关闭。“内医院”是主管宫廷医药的机构,又名为典医监。主要出版医学书籍,也与出版小说无关。
大部分官刻机关主要刻印经、史类书籍及其谚解本、汉诗谚解本、女性教化书、学习工具书等,有时也刻印小说。与出版小说有关的机构还有“校书馆”、“司译院”、“六曹”(礼部)、各“地方监营”等。
“私刻本”又称“家刻本”或“家塾本”,指的是个人刻印的书籍。“私刻本”包括“家板本”、“坊刻本”等。其中,“家板本”是指雇用匠人刻印的书籍及族谱(家谱),包括个人刻印出版的诗集或散文集。目前,个人刻印小说的记录资料已无法找到。
“坊刻本”则指一般书商以营利为目的,作为商品流传而刻印的书。朝鲜前期刻印的大部分是文言小说。朝鲜后期刻印的大部分是白话小说,而且主要是韩文翻译小说。
宽东教授的版本研究有四个方面值得关注:
首先,他搜集整理了韩国主要图书馆、书院以及寺院的古书目录中提及的中国古代小说版本的目录,并将这些中国古代小说划分为中国版本和韩国版本进行书志学的分析。
其次,对于重要的版本,他尽量亲自阅览并重点分析该版本的价值所在。
其三,不仅关注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小说,还将弹词与鼓词纳入版本搜集的范围。据胡晓真研究,“使用国音、以叙事体行文的长篇弹词,尤其是出自女性之手者,属于文书化的案头读物。”“这也就是我所谓的‘弹词小说’了” ① 。胡晓真的这个结论,有助于说明何以将弹词小说纳入通俗小说范围。
其四,不仅关注中国古代的通俗小说,也将文言小说纳入关注范围。文言小说包括子部小说(或称笔记小说、古小说)和传奇小说等文类,而子部小说自清末民初以来,一向被认为不符合现代小说标准。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子部小说是唯一被视为正宗的小说,这类作品在传入韩国的中国古代小说中也是数量尤其巨大的。宽东教授将包括子部小说的文言小说纳入考察范围,极大地拓展了韩国学术界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范围。
五
翻译研究的宗旨是对传入韩国并被翻译的中国古代小说作品进行研究。
翻译作品大体分为翻译类、翻案(改写)类和再创作类。大部分中国古代小说在翻译出版时,翻译者都会选择意译的方式,并对原文中的详细描写以及与主要情节关系不大的内容加以删节和省略。其操作方法是,在保持原文大体框架、完整故事的基础上,将序文、开场诗、插入诗、散场诗、回后评等大量删除;中国通俗小说中的套语也大都予以裁减。从《西汉演义》、《西游记》、《锦香亭记》等作品,都可以看到翻译和翻案两种方法并用的现象。此种翻译小说大多见于坊刻本,乃是一种因应商业需要而产生的现象。
朝鲜时代翻译或翻案中国古代小说的风气已经形成,目前在韩国各图书馆里可见的翻译小说(包含翻案小说),目录如下:
明代之前:
(1)《列女传》、(2)《古押衙传奇》、(3)《太平广记(谚解)》、(4)《太原志》、(5)《吴越春秋》、(6)《梅妃传》、(7)《汉成帝赵飞燕合德传》、(8)《唐高宗武后传》。
明代:
(9)《红梅记》、(10)《薛仁贵传》、(11)《水浒传》、(12)《三国志演义》、(13)《残唐五代演义》、(14)《大明英烈传》、(15)《武穆王贞忠录》(大宋中兴通俗演义)、(16)《西游记》、(17)《列国志》、(18)《包公演义》(龙图公案,翻译)、(19)《西周演义》(封神演义)、(20)《西汉演义》、(21)《东汉演义》、(22)《平妖记》(三遂平妖传)、(23)《禅真逸史》、(24)《隋炀帝艳史》、(25)《隋史遗文》、(26)《东度记》、(27)《开辟演义》、(28)《孙庞演义》、(29)《唐晋[秦]演义》(大唐秦王词话)、(30)《南宋演义》(南宋志传)、(31)《北宋演义》(大字足本北宋杨家将)、(32)《南溪演谈》、(33)《剪灯新话》、(34)《聘聘传》(娉娉传・剪灯余话卷5类似)、(35)《型世言》、(36)《今古奇观》、(37)《花影集》。
清代:
(38)《后水浒传》、(39)《平山冷燕》(第四才子书)、(40)《玉娇梨传》、(41)《乐田演义》、(42)《锦香亭记》(锦香亭)、(43)《醒风流》、(44)《玉支玑》(双英记)、(45)《画图缘》(花天荷传)、(46)《好逑传》(侠义风月传)、(47)《快心编》(醒世奇观)、(48)《隋唐演义》、(49)《女仙外史》(新大奇书)、(50)《双美缘》(驻春园小史,翻案)、(51)《麟凤韶》(引凤箫)、(52)《红楼梦》、(53)《雪月梅传》、(54)《后红楼梦》、(55)《粉妆楼》、(56)《合锦回文传》、(57)《续红楼梦》、(58)《瑶华传》、(59)《红楼复梦》、(60)《白圭志》、(61)《补红楼梦》、(62)《镜花缘》(第一奇谚)、(63)《红楼梦补》、(64)《绿牡丹》、(65)《忠烈侠义传》、(66)《忠烈小五义传》、(67)《闲谈消夏录》、(68)《十二峰记》。
弹词与鼓词:
(69)《珍珠塔》(九松亭)、(70)《再生缘传》(绣像绘图再生缘)、(71)《梁山伯传》、(72)《千里驹》。①
对在韩国翻译出版的中国古代小说,韩国学术界除了就翻译样式、翻译技巧、翻译方法等进行整体的研究外,还对已被确认的译本小说进行了书志学的资料搜集与分析,其中朴在渊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
六
出版研究的宗旨是对韩国出版之中国古代小说作出版状况考察与书志学的研究,关注的重心是其版本价值与出版文化。
出版明代作品乃是朝鲜时代出版文化的主流。朝鲜王朝时期,韩文虽然已经问世,但汉文依然是官方公文的主导文字,故这一时期韩国所刊中国古籍皆以原本出版为主,还有批注出版、体制变形出版、压缩编辑出版、翻译出版、用途变更出版等方式。朝鲜时期所出版的中国古代小说迄今为止可以确认的约24种:
(1)《列女传》、(2)《新序》、(3)《说苑》、(4)《博物志》、(5)《世说新语》、(6)《酉阳杂俎》、(7)《训世评话》、(8)《太平广记》、(9)《娇红记》、(10)《剪灯新话句解》、(11)《剪灯余话》、(12)《文苑楂橘》、(13)《三国志演义》、(14)《水浒传》、(15)《西游记》、(16)《楚汉传》、(17)《薛仁贵传》、(18)《钟离葫芦》、(19)《花影集》、(20)《效颦集》、(21)《玉壶冰》、(22)《皇明世说新语》、(23)《两山墨谈》、(24)《锦香亭记》。①
在朝鲜时代出版的这24种中国古代小说中,尚未找到原本的仅《列女传》、《博物志》、《娇红记》3种而已。按出版年代分类,明代以前作品约为9种,明代作品约为14种,清代作品为1种。按出版年代看,从15世纪到16世纪末(壬辰倭乱前)出刊的作品为15种,壬辰倭乱以后出刊的作品有10种11部(其中《三国志演义》重复出刊),15-16世纪朝鲜时代出版文化之兴盛可见一斑。出版场所遍布全国,总计18处,其中仅汉阳一地就出刊了9种11部作品之多。
对朝鲜时代出版的中国古代小说,我们不仅需要继续做发掘工作,而且还要对已经发掘出来的作品,从书志学的观点进行研究并检讨其出版目的与意义。就出版目的而言,朝鲜前期多是出于对新知识之渴望、风俗教化以及教育学习等目的;与之相反,朝鲜后期出现的坊刻本和以盈利目的之商业性出版占据了出版业的主流。与这种目的不同相对应的情形是:朝鲜前期是以文言小说为主的学术性出版,朝鲜后期则是以通俗小说为主的商业性出版。
七
研究史研究的宗旨是从学术史的角度评介韩国学者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实绩及成果,编制历代韩国学者的论文与著作目录。这项工作不仅能够历时态地呈现学术发展的进程,还能给后学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料。
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韩国学者起步较中日学界为晚,但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研究群体迅速扩大,颇有欣欣向荣之势。在目前研究中国文化的韩国各类学会中,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会是最富于生气的学会之一,一系列优秀成果陆续问世。谨以宽东教授为例,其“在韩国所藏的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版本之搜集整理及解题”系列,著作就多达十几种,包括韩文十种,中文两种:
1.《中国古典小说及戏曲研究资料总集》(2011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2.《中国古典小说的国内出版本整理及解题》(2012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3.《韩国所藏中国古典戏曲(弹词、鼓词)版本和解题》(2012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4.《韩国所藏中国文言小说的版本目录及解题》(2013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5.《韩国所藏中国通俗小说的版本目录及解题》(2013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6.《韩国所藏中国古典小说的版本目录(所藏处别)》(2013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7.《朝鲜时代中国古典小说的出版本和翻译本研究》(2013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8.《韩国所藏稀贵本中国文言小说的介绍和研究》(2014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9.《中国通俗小说的韩国传入和受容》(2014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10.《中国戏曲(弹词、鼓词)的韩国传入和受容》(2014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11.《韩国所藏中国文言小说版本目录》(与陈文新等合著,2015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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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古装剧近些年来异军突起,在国内大放异彩的同时,于海外也是名声大震。古装影视剧浓缩了中华传统文化,是国外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一大途径。但是,中国古装剧的相关论文研究却较少。虽然据笔者对中国知网相关论文的统计,发现自1952年至今,有关影视剧翻译研究的论文共750余篇,但针对中国古装影视剧的论文研究只有55篇;在发表于核心期刊上的253篇相关论文中,只有18篇研究中国古装影视剧的字幕翻译。由此可见,古装影视剧字幕研究所占比例偏低。然而,纵观公开放映的古装影视剧英文字幕,无论从语言层面还是文化层面都存在大量问题和错误。因此,如何正确且合理地翻译古装影视剧,既要让观众跨越文化障碍,毫无障碍地接受剧情发展,又要使其对中国文化有充分了解,急需业内倍加关注。本文通过对中国古装剧语言特色的分析,指出当前古装剧字幕汉译英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阐释字幕翻译中相关策略的应用。
二、中国古装影视剧字幕的语言特色
大部分古装影视剧的服装、场景等极具古代特色,其语言也不例外。除了具备一般影视语言所含有的“聆听性、综合性、瞬间性、通俗性和无注性”[1]之外,古装影视的字幕还有其自身的特点。限于篇幅,本文只对汉译英中的三大难点进行分析,分别是古代称谓多,四字短语、习语多,历史背景复杂。
1、古代称谓多
古装剧中的称谓极具特色,许多古装剧都涉及到皇帝、臣子、嫔妃等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刘彤等学者在其论文中也曾提到,“尊卑等级等文化成分在古代题材的影片中尤为常见”[2]。就第一人称“我”而言,就有多种表达。如,皇帝通常自称为“朕”,以显示其万人之上的地位,或者谦称为“寡人”、“孤”等;臣子在朝见皇帝时,自称“微臣”,而嫔妃则自称为“臣妾”等。此外,古代官称或头衔繁多,如兵部尚书、兵部侍郎,户部主事、御史、按察使等。
2、四字短语、习语等使用较多
古装影视剧的台词中,常穿插习语或四字短语等,以达到简明达意,朗朗上口的效果。例如,在《赤壁》中,当提到荆州降将蔡瑁、张允时,有这样的对白:“这两个人是墙头草,风吹两边倒,所以还是提防着点吧。”又如《红楼梦》中的“礼贤下士,扶贫济危”等。对于这类习语、四字短语等,翻译时须根据上下语境,灵活处理。
3、历史背景相对复杂
不同于现代剧的是,不少古装影视剧有一定的历史背景或涉及到一些典故。因此,翻译时需将其中富含的历史文化背景展现出来。譬如,《赤壁》中,三国鼎立,孙权占据东吴。在当时特定的背景下,“东吴”不仅仅只是一个地名。又如,刘波在其论文中,提到了电视剧《红楼梦》中的一个例子:第21集“荣国府元宵开夜宴”中提到袭人时说,“她妈前天没了,因为有热孝,不便前来。”在这句话中,“热孝”一词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3]。据百度百科定义,“热孝”的含义有二:旧时对新近发生的父母丧事,通常指百日之内,做孝子的要披麻戴孝,不剃发,不外出;也可指父母、或丈夫刚死不久时穿的孝服。
三、古装剧字幕翻译问题及分析
1、特有文化内涵缺失
古装剧中,人物的称谓、语言风格等可以反映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尊卑等级。然而,由于对这种特有的文化内涵不够了解,不少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仅进行简单的直译。
例如,在电视剧《还珠格格》第一部第一集中,清乾隆皇帝出宫巡视时,百姓说:“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英文字幕为“Huang Shang, live on ten thousand years”,将“皇上”音译为“Huang Shang”,而在Charles O. Hucker所著的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中国古代官名辞典》)一书中,“皇上”同样译名为“Huang Shang”。[4]笔者认为此译法不可取,因为对中国文化了解甚少的外观众难免会误以为“Huang Shang”是人名。“皇上”这一称谓象征着中国古代最高的统治者,音译“Huang Shang”何以体现此内涵?因而,笔者认为,在中国古装剧走出去初期,对诸如“皇上”、“格格”、“郡王”、“亲王”等的称谓或官称,第一次出现时可仿效国外进口片,酌情在称谓之后或在屏幕上方给出相应的英文注释。
2、语义表达欠妥贴
(1)欠额表达
此种问题在四言词组的翻译中较为常见。比如,《赤壁》中,有句台词是“违令者斩!”,译文是“It’s an order!”。源语含有两层意思,一方面,该命令每个人都必须遵守,另一层意思是如果不遵守命令,就会被杀头。译文显然只包含前者,和源语相比,没有威慑效果。又如,《赤壁》中,曹操对关羽说,“你又何必愚忠于刘备呢?”译文是“Why do you continue to serve Liu Bei?”译文中虽然用了“continue”(继续)一词,但“愚”的意思并没有得到体现。
(2)偷换概念
不少表达,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含义也不一样。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一些词汇的含义得到不断地扩充或因生活方式、观念等的变换衍生出新的意义,因而,在翻译的过程中,这些变化也应得到体现。古装剧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有些表述需根据当时特定的背景来翻译。在电影《赤壁》中,“江南”被多次提及。据百度百科定义,江南如今有广义和狭义两方面的含义,广义上的江南涵盖长江中下游流域以南,南岭、武夷山脉以北,即今湘赣浙沪全境与鄂皖苏长江以南地区,而狭义上的江南是指长江中下游平原南岸、濒临长江沿线组成的江南地区。然而,在三国时期,隋朝之前,江南往往指湖南、湖北一带。笔者认为,影片中将“江南”简单译为“the southland”则太过笼统。同样,在《赤壁》中,周瑜对孙权说道:“我们军民一心”,这句话被译为“our troops have high morale”。源语的本意为军官和百姓万众一心,强调“同心”,而译文的字面意思是“我们的军队士气高昂”。这种偷换概念的表述,无法原汁原味地传达出源语中的文化意象及其内涵。
四、中国古装影视剧字幕翻译策略的选择和应用
怎样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是影视翻译中永恒的辩题,归化、异化曾是争论的焦点。但笔者认为在影视翻译中并没有一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翻译方法,古装影视剧字幕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更应该根据其特殊性并结合权威的翻译理论进行选择,切忌掉书袋式或天马行空式翻译。
1.异化与归化的选择
在现有的古装影视剧的翻译中,笔者发现大多数译者仍然是偏向于采用归化的策略,尽量减少观众的文化障碍感。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如在电影《十二生肖》中成龙所说:“一颗豆豆两颗米,那个出口就是你。”就被翻译成了“eeny, meeny,miny,moe, I’m coming your way.”这种翻译方式很容易被观众接受,但是却无法体现其中中文童谣的韵律。而下一句“封建迷信管用吗?”被翻译成了“It’s no time for nursery rhymes!”,则更加偏离了原文的意义。如果此句照直译来,又与前面翻译的语境无法衔接。这样的翻译虽然易于让观众理解,但并没有真实反映角色的台词。又如《十面埋伏》中:“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我索性连人带刀一块救出。”译文:“I’ve rescued you, and your daggers as well.”虽然基本达意,但直接将句中的中文习语省略掉了,令角色原来风流倜傥的形象大打折扣。
国产影视字幕的翻译质量低下相比,进口的欧美影视剧字幕翻译,翻译上多采用了异化翻译策略。这种差异主要还是源于我们对中华文化的输出意识不够强烈,中华文化影响力不够强烈所致。由于历史和经济发展原因,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华文化和欧美文化在“软实力”方面还存在着相当大差的差距。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世界正在越来越瞩目于中华民族灿烂而历史悠久的文化,而影视剧翻译作文外国观众了解中国文化的一大窗口,译者在翻译时应当尽量使观众了解和发现其中的文化内涵。作为译者,翻译时往往会被所谓的“文化鸿沟”所牵绊,生怕直译或异译会让观众无法接受,其实是大大低估的观众的理解能力。在全球化的今天,信息传播之迅速,资料共享之便捷,中西方文化的交流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过去。譬如中国很多直译的短语、成语或表达方式已越来越被西方读者所接受。例如: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Long time no se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更有最新腾讯组图,传出关于“tuhao(土豪)dama(大妈)等中文热词有望录入《牛津英语词典》。由此不难发现,随着外国观众对中国更加深入的了解,他们对两种文化的不同认识也更加深刻,对陌生文化信息的接受力正在不断提高。因此,即便考虑到一些观众接受异化式翻译会比归化式翻译更加困难,我们在古装影视剧的字幕翻译中也应该尽可能的采用异化翻译策略。
2.异化策略的应用
(1)仿拟翻译
仿拟是英语语言学分支修辞学的重要修辞手法。百度百科对其给出的定义是:这是一种巧妙、机智、而有趣的修辞格。它有意仿照人们熟知的现成的语言材料,根据表达的需要临时创造出新的语、句、篇来,以使语言生动活泼,或讽刺嘲弄,或幽默诙谐,妙趣盎然。在运用时所仿拟的一般是人们所熟知的语言材料,如成语、谚语、名言、警句。而仿拟翻译手法正是借用这一修辞方法,将汉语中的意思转化为英文而又不失去原有意思。例如:《甄嬛传》第35集中,甄嬛对富察贵人说:“情谊生了,误会嫌隙也就没有了”,这句话可以通过对英文谚语“All is well that ends well”进行句式上的仿拟,可译为“Friendship is well that enmity ends as well.”仿译是一种形式上看似归化,内容上却是异化的翻译方式。这种翻译方式的巧妙之处在于,既让观众能从与目的语相似的表达中快速的接受,同时准确的理解,又能保持源与文化中的原汁原味不被破坏。有一举两得之效。
(2)直译
对于那些结合影视播放容易被理解的,在西方观众中被广泛接受的中国文化俗语应在翻译中加以保留,大胆采取直译的方式。例如在电影《无极》中:无欢:“行啊,只要你做我的奴隶,馒头就是你的。”译文是“I will give you the bread if you promise to be my slave.”“馒头”作为一种传统的中国食品,在这里被翻译成了“bread”,其实不太恰当。首先,外国观众对中国的饮食文化了解相对比其他文化要多,他们应该会知道馒头和面包是不一样的;若翻译成“steamed bun”,再结合电影画面中人物手中拿着的馒头,一点都不难理解。而且这样能保留中国元素,不至于使国外观众认为中国古代人也是吃面包的。
(3)释译
在大多数情况下,影视剧中的台词很难用仿译的手法,直译又容易造成观众的误解,因此释译就成了既保留文化元素,同时又保证观众能够流畅自如观看的重要手段。而在影视剧翻译中,为了能跟上影视剧的节奏,就要求所加的解释必须简短达意。如在《功夫》的翻译中,斧头帮手下的台词:“送终?”译文为“What is this, a funeral bell? ”很恰当的表达了送终的含义。
释译法对古代称谓和官称更为适合。请看在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的字幕翻译:
蒋太医: 拜见太子殿下,殿下这是贱内。快, 快拜见太子殿下。
译文: Your servant kneels before the Crown Prince. Your Highness, may I present my wife? Quick! Welcome to Crown Prince!
译文中的“your servant”是蒋太医的自称“微臣”,且“贱内”,译作“my wife”。 如果将这两个表示谦称的词直译,势必会产生歧义和误解。[5]
五、结语
通过对古装影视剧翻译的分析和翻译策略的探讨,我们不难发现,现有的古装中国影视剧汉译英还存在着很多问题,由于两种文化的差异,要让外国观众短时间完全了解中国文化还任重而道远,但通过一些翻译技巧的探讨和翻译理论的实践,加之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东西方文化交流方兴未艾,我们应当在翻译中大胆多采用异化翻译手法,才能加快加强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本文旨在抛砖引玉,期望更多的研究者关注并参与古装影视剧字幕翻译的研究,以便更好地将中国古装影视剧推向海外。
参考文献
[1]钱绍昌.影视翻译──翻译园地中愈来愈重要的领域[J].中国翻译.2000(01):61-65.
[2]刘彤.古代历史剧字幕翻译的得失辩证解读 [J].电影文学,2012, (23):155.
[3]刘波.《红楼梦》电视剧英文字幕中儒家思想词汇的翻译策略评析[J].译林,2011, (8):132.
[4]Charles O.Hucker.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其一,“博而后专”的通才教育理念
文集中包括论学、序跋、评点、札记、残稿、简史、译稿、诗词、叙记、书信、年表、访谈,凡十二类,100多万字,贯通于中国文化的上下五千年,旁通于国学研究领域的文、史、哲、艺。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从先秦诸子、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金元戏曲、明清小说,真正做到了融会贯通。故周汝昌先生在《姚奠中文艺丛书》的总序中称姚先生为当代“鸿儒”,实非溢美。
姚先生最重视通才教育,认为没有渊博的知识、扎实的基础,就不能成大器。能通方有识,有识方有悟,有悟方能确定自己的选择,逐渐形成特色和专长。姚先生的讲习之道,注重弟子们的个性、爱好、特长,从不强加于人,而是尊重、爱护学生对研究方向的选择。他在给自己的学生梁归智教授的《石头记探佚》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我们必须有个好学风,那就是在明确的共同总目标下,充分发挥每一个科研工作者的主观努力,充分利用每一个问题上可能得到的客观资料和条件,作出自己的新贡献。而绝不为个人的爱憎所左右。”姚先生本人不喜欢《红楼梦》,但对梁归智研究《红楼梦》的选题同样加以支持和指导。试想,如果当年先生否定了梁归智的选题,那还会不会有当今的红学家梁归智呢?
其二,贵“讲”重“习”的知行合一观
贵于讲,是说要讲得精,讲得严谨,讲出新意和创见,并且要讲到恰到好处而后止:“引而不发,跃如也。”重于习,是说讲者也得“习”,即不断地围绕教育的内容进行科研实践,以至于承担科研课题。以讲启习,以习促讲,互动共进,螺旋上升。文集中的“论学篇”,即是姚先生围绕教学进行科研实践的成果。无论是论文、序跋,还是札记、书信,皆有真知灼见。或提出新问题,或解决老问题;或提出新观点,或破除旧结论;或揭示新资料,或否定伪证据。极富原创性。惜墨如金,故篇幅不长;言必有据,故说服力强。博学多识,故能旁征博引;慧眼识珠,常于沙里淘金。如《论治诸子》、《论苏轼知不知音》、关于《诗经》和唐诗的独到解读等文章,均使读者有“焕然冰释”之感。
其三,“五以、五不”的人格养成
1939年,姚先生在安徽泗县柏浦创办了“汉国学讲习班”,并亲自为师生制定了“教条”,即:“以正己为本,以从义为怀,以博学为知,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不苛于人,不阿于党(朋党之‘党’),不囿于陋,不馁于势,不于华。”姚先生说:“所谓‘教条’,非‘教条主义’之‘教条’,实为教学的培养目标。”“五以”中以“正己”为本;“从义”是说信仰真理,追求正义;“博学”是说识今知古、会通中西;“勇决”是说言必信、行必果,义无返顾;而以“用世”为归宿,即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这是从正面讲人格的养成。“五不”则是从反面讲要保持人格的尊严和气节:不苛求于人;不阿附朋党势力;避免孤陋寡闻、故步自封;不向邪恶势力妥协;不沉溺于逸享受而丧志。这实际上可以认为是将马克思讲的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具体化。期间,姚先生与同门柏君在安徽泗县组织抗日游击队,联合志士英雄“重整旧江关”,正是其“五以、五不”主张的光辉实践。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以“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生动地描述了一个封建大家族从兴盛走向衰败的过程,塑造了许多生动形象的人物,同时,还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的中国封建社会生活的画卷。英译本《红楼梦》(杨宪益等译,以下简称杨译本)较成功地把原文的风貌展现给了译文读者。然而,由于原作者与原文读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共同的文化背景不可能在原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存在,因此,在汉译英过程中出现文化信息的缺损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本文以杨译本中歇后语的翻译为例,简要探讨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信息传递与缺损。
一、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信息传递
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行为,也是一种文化交际行为。郭建中指出:“翻译是两种语言的沟通的桥梁。主要的任务是在目的文(targettext)中再现源文(sourcelanguage)的思想内容。译者翻译源语(sourcelanguage)时必然在介绍和传播源语所体现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语际翻译必然是文化翻译。”在翻译和介绍《红楼梦》这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时,既要使译文文本的读者正确理解文章内容,又要保持并传达原文文本的文化特点,是极其困难的。从传递中国文化的角度来讲,杨译本较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正如杨宪益所说:“要以忠实的翻译‘信’于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文明的精神。这不仅仅是一个翻译中国文化遗产的问题.还涉及到重视传达中国文化的价值、灵魂,传达中国人的人生,他们的乐与悲,爱与恨,怜与怨,喜与怒。”E2]由于译者对原文作者的语言文化背景和译文读者的语言文化背景有深刻的了解.杨译本基本上把原文本中出现的语言现象、文化观念、价值信仰等文化信息对应地传递给译文读者。
歇后语是汉语语言殊的语言现象或者语言结构。一般来说.歇后语分为上下两个部分或两个语言片段.前一部分是描述或者陈述。后一部分是对前一部分的说明或者解答。由于歇后语具有幽默、含蓄的特点,在文学作品中被大量使用,以刻画人物的性格,突出故事情节。《红楼梦》中也有很多地方使用了这一修辞手法,用来烘托人物,使这些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同时,还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作用。在翻译中,杨译本注意到了这一独特的修辞手法,并采取了相应的手段进行翻译。
例1:那个宝玉是个‘丈二的灯台——照见人家.照不见自己’的,只知嫌人家脏。这是他的房子,由着你们糟蹋。
译文:AsforBaoyu.he’Slikeaten—footlampstandthatshedshghtonohtersbutnoneonitself.Hecomplainshtatothersaredirty,yetleavesyoutoturnhisownloomstopsy-turvy.
此处是用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为题材来做歇后语(丈二的灯台——照得见人家,照不见自己)。宝玉的性格里具有反封建的战斗性。这在他对待丫鬟的态度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但他的这种行为受到来自封建大家庭的家长的斥责。该歇后语的使用。表现出宝玉随和的性格。在译文中,译者采取了直译,用明喻生动形象地把取材的事物展现在译文读者的面前,既说明了宝玉的随和个性,又暗示了他地位“高”的背景,表现了封建制度里森严的等级。这与原文的思想内容相符。
例2:我看到的是李逵骂了宋江,后来又来赔不是。
译文:“Onewasthatpiece.”sheanswered.“inwhichLiKuiabusesSungChiangandhtenapologizes.”(Footnote:FromthenovelShuiHu,LiKuiwasapeasantrebel,SungChiang,theleaderoftheoutlaws,wasacapitulationist.)
这里是用通俗故事的比方来做歇后语(李逵负荆——赔不是)。宝钗知道宝黛二人口角,宝玉赔不是;又是黛玉问她听了什么戏,所以才答出这句话来讽刺他们。宝钗含蓄而嫉妒的心理表现得一览无遗。同时宝玉和黛玉两小无猜的形象也跃然纸上。李逵最敬爱宋江,宝玉最爱黛玉,得罪了自然会赔不是。译文在翻译中采用了直译加注的方法,把其中的文化因素传达了出来,点明了宋江和李逵之间的关系,达到了比较好的效果,既忠于原文,又说明了李逵和宋江的身份和关系。
例3:姨奶奶犯不着来骂我,我又不是姨奶奶家买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罢咧!这又是何苦来呢?
译文:You’venocalltosweartome,madam.Youdidn’tbuyme.We’reallbirdsofafeather_一aUslaveshere.Whygoforme?
这里是用日常生活中的人物来做歇后语(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梅香原是旧时奴婢女子常用的名字,在这里代指婢女。芳官虽然身为优伶,但不亢不卑;赵姨娘变为等级高的奴才后,拿着鸡毛当令箭,仗势欺人。从芳官的回答中,我们可体会到封建等级制度下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在翻译中,译者采取了套译的方法.把歇后语的下半部分进行直译,同时采用了歇后语的结构形式。达到了较好的语言文化传递的目的。由于在英语表达中没有对应的“梅香”,所以译者采用了具有译文文化色彩的一个俗语“allbirdsofafeather”。同时,英语中,“bird”也有“姑娘”的含意。
从上述几例可看出,杨译本在翻译中尽可能地展现了原作中的文化环境,包括历史典故、社会制度、人际关系等,并力求在不损害原文风貌的基础上尽量多地把文化信息向译文读者传递。这种努力,说到底,也是把中国文化里的独特语言现象介绍给译文读者的一种文化信息传递的工作。
二、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信息缺损
顾嘉祖指出“语言作为文化的一个部分,又是文化的镜象折射,透过一个民族的语言层面,窥见的乃是这个民族多姿的文化形态。”歇后语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是中国民族文化在语言上的反映。由于中西文化在传统观念、历史背景、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同时,由于汉语语言的特殊性,一个字或者一个词往往包含着其他的文化因子;这样,在把一种言语文本转化为另外一种言语文本时,文化信息的传递也必然会有一定的缺损。下面,再以杨译本中的歇后语翻译为例,来看看文化在翻译中的缺损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语言特色信息的缺损,历史文化信息的缺损,社会习俗文化信息的缺损,宗教文化信息的缺损。
例1:我哪里管的上这些事来!见识又浅,嘴又笨,心又直。‘人家给个棒槌,我就拿着认真(针)’了。
译文:“I’mincapableofrunningthings.I’mtooignorant,bluntandtactless,alwaysgetitngholdofthewrongendofthesitck.”
此处的歇后语用了“真”和“针”的谐音,把动宾结构词组“认针”转换成偏正结构形容词,只有在汉语语言里才有这种转换,具有非常鲜明的民族性。同时,“把棒槌当作针”本身就是一种很笨的行为,在此照应前面提到的“见识又浅,嘴又笨,心又直”。王熙凤用这样的话来贬低自己,充分地表现了她伶牙利齿,反映机敏。在翻译中,作者采取了意译,避开了原文所具有的语言上的特点,只把歇后语的意思表达了出来,虽能让译文读者理解人物的谈话内容,但语言特色信息在传递中却缺损了。
例2:好啊!这会子都还不起来,安心打擂台打撒手儿!
译文:“Fine!”heswore,“Notupatthishour,iustmakethingsmored瓶cultforme!”
“打擂台打撒手儿——当看客”。原文中贾琏管理荣国府好比打擂台,要应付各个方面。打擂台是一种中国民俗文化活动。在西方有拳击运动与此相似,但文化内容不同。杨译本在处理这个歇后语时,采取了意译,但没有把封建社会这个大“擂台”中独特的中国文化行为传递出来,这样文化信息在传递的过程中大打折扣。
例3:“没有良心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歹。”
译文:“Youungratefulthing!LikethedogthatbitLuTung—pin——youbitethehandhtatfeeds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