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合作学习的作用
小组合作学习作为一种教学模式，其要求2到7个人组成一个学习小组，小组成员一起学习，共同完成学习任务。这种学习模式一方面能够培养学生们的合作精神，增强学生之间的团队意识和集体观念；另一方面还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竞争意识，培养学生的竞争能力。在小组之间，成员们通过相互的帮助，使得每一个学生都得到更好的发展。
小组合作学习还能够活跃课堂气氛，鼓励学生积极的回答问题，勇于提出问题，使学生的各方面的素质都得到一个很好的发展。在进行小组合作学习时，教师根据学生之间的差异进行合理的分组，能够充分的发挥小组成员之间的主体作用、互助作用，通过小组成员之间的交流，培养学生积极参与活动，乐于与人合作，树立正确的与人竞争的意识，帮助学生养成一个良好的心理素质。
展开小组合作学习的需要注意的问题
2.1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增强学生的合作意愿
人的行为往往是受到观念意识的支配的。所以，要促进学生之间的合作，必须先要帮助学生树立一种正确的合作学习的观念。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抓住文章中的积极合作的因素，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引导学生学习和理解合作的意义；然后在积极的组织一些合作学习的活动，帮助小学生树立正确的合作观念。通过组织这些积极地合作学习的活动，一方面能够活跃课堂氛围，提高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另一方面还能够让小学生们在合作的过程中找到自身的价值，提高学生的合作能力。同时，教师还需要注意自身在合作学习中的作用，要以一个管理者、促进者的身份指导学生在合作学习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并参与到学生们小组合作学习的过程中。
2.2小组合作学习的内容与时间要恰当安排
丰富的话语内涵是语文学科特点，小学生在对语文学习的过程，必然会形成不同的理解模式与感悟角度，学生在理解时需要适当的分析、综合的过程，因此在开展语文小组合作学习时，教师要结合学生的实际能力和教学内容的特点来安排小组学习模式。
合理安排时间也是小组合作学习的关键，合作时间可以依据需要适当延长或缩短，教师可以在较集中的情况下多时间的安排学生进行合作互助式的学习，也可以就一个问题在课堂上让学生进行短时间的辩论。无论是何种小组合作形式，教师都要给予学生足够的时间，让学生独立思考和发表意见，实现学生思维的充分表达。 转贴于
2.3做好小组分工与合作
在进行小组合作学习的过程中，教师首先需要根据学生的知识基础、兴趣爱好以及学习能力等各方面的因素，合理的将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并对小组内的成员进行明确的分工，例如小组讨论的组织者，资料搜集员以及记录者和发言人等；在一定的时间后，小组的人员之间需要进行角色转换，这样能够使得小组成员在每一角色中都得到锻炼，有利于提高小学生的各项素质。同时，优化分组还有利于促进小组成员之间的优势互补，起到一个切磋、交流的目的，有利于小组间进行公平的竞争。在这样一个小组中优等生能够更好的发挥他们的才能，中等生可以得到锻炼，学困生则能够从优等生那里得到帮助提高学习成绩。
2.4激发学生合作学习的兴趣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小学语文课堂中，教师需要不断的探究激发学生小组合作的兴趣的方法。例如，在学习课文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选择一个学生的兴趣点，对他们进行提问，或者选用一些学生感兴趣的方式进行小组之间的合作，从而达到激发学生合作学习的兴趣，促使他们在愉快的、自由的氛围中学习语文。
2.5通过有效的引导，提高合作学习的效率
在进行小组合作学生的过程中，教师需要自始至终都做好一个组织者，引导者，参与者和促进者的身份。虽然是学生之间的小组合作，但是教师切不可置身事外，教师在小组合作学习中的作用有时候对小组合作学习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在小组合作学习的过程中，教师要积极的指导小组分工，时刻监督者小组的合作的情况，并积极引导学生进行小组思考、讨论和交流。同时，在小组合作学习的过程中，教师还需要根据课程的安排合理的调整教学的计划，根据课文资源组织一些学习情景，给学生提供一个小组合作学习的机会和平台。此外，教师还需要及时的和小组成员进行交流，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合作中的困难和问题。这样，才能够充分的发挥小组合作学习的积极作用，提高合作学习的效率，保证语文学习的质量。
总而言之，促进学生之间有效的小组合作学习，是目前教育工作者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小组合作学习一方面能够充分调动每一学生的内在的学习动力，培养学生的合作观念和创新精神；另一方面还能够培养学生自我调控的能力。因而，教师在日常的教学工程中，要准确的掌握小组合作学习的时间和空间，积极的指导学生进行小组合作学习，促使各个层次的学生都能够在宽松愉悦自由的环境中学习语文知识，提高语文素养。
一、有效培养学生专心听讲的良好习惯
中小学生由于年龄因素，一般都活泼好动、自制力差，集中注意力的时间较短。培养学生在语文课上注意听讲的良好习惯，对语文课程的有效学习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张志公先生看来，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培养学生注意听讲的良好习惯，就要善于抓住学生的注意力，就要善于调动学生主动阅读、积极思考与踊跃回答的积极性。语文课堂教学要能抓住学生听课的注意力，教师就要善于提问，这是由于：“善于问，可以使课堂教学生动活泼。”[1]就是说，在语文课堂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一定要以精彩的“问题意识”或说要以有效的提问来调动学生听讲、思考、回答问题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使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于课堂之中。对此，张志公先生曾明确指出：“提出个问题来问一下，可以引起学生注意，问题的本身又会暗示出怎样注意法。”[2]显然，以问题或通过提问的方式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能使学生在语文课堂上能跟着老师的思路走，这样在整节课上学生都能处于积极思考、主动回答、勇于探究的良好状态。久而久之，学生上课注意听讲的良好习惯也就能逐步形成。
自然，根据学生的认知心理特点，教师要通过积极有效的提问来培养学生注意听课的良好习惯，重要的是要在提问的方式方法、时机选择多方面下功夫。就是说，要培养学生集中注意力听课的良好习惯，语文教师就要在教学问题的设计方面下功夫，精心设计好每堂课的每个环节的问题，从而使每堂课的每个环节都生动有趣，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求知欲望并培养他们注意听讲的良好习惯。在这方面，一些优秀语文教师以提问来吸引学生注意力的做法值得学习借鉴。如钱梦龙先生在执教《愚公移山》一课时为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在对“遗男”与“孀妻”两词理解时就提问到：这个年纪小小的孩子跟着老愚公一起去移山，他爸爸肯让他去吗？[3]这一“曲问”，自然要比“遗男”、“孀妻”是什么意思高明得多，也易于调动学生的注意力。如此看来，语文教师的提问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能否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并进而影响到对学生认真听课习惯的培养。
二、有效培养学生认真朗读的良好习惯
学生只有在对经典文章的仔细阅读特别是朗读中，才能逐渐积累起发展语言能力所必需的语言材料，也才能更好地体会优秀作家锤炼词句的艰苦努力与有益借鉴。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对语文课程应重在“文”（对语言形式的理解与掌握）的培养提高而不是重在对“意”（对所表达内容的理解与领会）的理解把握这一根本任务上认识不清，致使一些教师在语文课程实施中常常忽视引导、组织学生对语言形式的反复朗读、仔细揣摩、学习借鉴，从而使学生语文能力受损。就是说，在把语文课程主要任务看成是理解、把握“文意”时，一些语文教师不能很好地要求、组织学生去认真阅读特别是准确、声情并茂地朗读课文。
实际上，培养学生认真阅读特别是声情并茂的朗读习惯，在提高学生语文能力、形成语文素养与语文习惯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张志公先生所指出的：“朗读得多了，时间久了，优秀作品中经过加工锤炼的语言会跟自己的口头语言沟通起来，丰富自己的口头语言，提高口头表达的能力，养成良好的语言习惯，这些，必然会在自己的书面语言——写作中反映出来。”[4]这就说明，要养成良好的语文习惯，就要从朗读抓起。正如大教育家朱熹所讲：“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而是要多读遍数，自然上口，永远不忘。”要实现“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朗读。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张志公先生主张要对学生的朗读进行严格、有序地要求：“朗读，应该有基本的要求，进一步的要求，较高的要求。基本的要求是读音准确，句读清晰，不错不漏；进一步的要求是正确地读出抑扬顿挫，语调神情；较高的要求是显示出文章的风格神采。”[5]这就说明，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一定要对学生制定出朗读的基本要求并使学生能够掌握朗读的这些基本要求，从而培养起认真朗读的良好习惯并以之来提高学生阅读能力乃至其它语文能力。
三、有效培养学生工整书写的良好习惯
随着电子产品特别是通讯产品的不断更新发展，手机、电脑等产品使用的全民化、生活化，现阶段人们的联系方式也由传统的纸质书写变成了“键盘输入”或“屏幕输入”，如最为常见的短信聊天、QQ聊天、电脑写作等，致使人们“提笔写字”的机会越来越少，规范、工整的书写习惯也越来越差，“提笔忘字”的现象更是越来越普遍。就是说，现代科技发展在带来便捷、快速等方便的同时，也导致了“用手”书写的松懈，并使人们特别是学生的书写越来越不规范，逐步形成了书写潦草、字迹模糊、字形难辨等不良习惯。同时还要看到，由于汉字是汉语的“根”并具有浓郁的历史文化色彩，正确认读、规范书写汉字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个体对汉字、汉语乃至汉文化的理解与掌握。譬如能否正确书写出“后悔”、“隐晦”、“教诲”这些词中的“hui”与“辩论”、“辫子”、“分辨”这些词中的“bian”，就常反映出个体对汉字与汉文化的理解与掌握。历来我国语文课程极为重视汉字的认读与书写，并在童蒙教学的起始阶段就通过“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的集中识字与从“上大人孔乙己”这些笔画简单字练起再到复杂字的书写，使识字与写字分开进行以确保书写质量。正因如此，古代读书人大多数都具有良好的写字习惯与优秀的写字能力，这与现代人们的写字水平形成了鲜明对比。
因此，从汉字书写的现实情况与历史经验看，语文课程必须加强汉字书写教学，切实培养学生规范、工整、流利书写的习惯，并在认真、流利书写时认识汉字结构、理解汉字字意、把握汉字规律。张志公先生正是立足于语文课程性质与汉字基础性作用，明确提出要从严要求以加强写字教学：“在语文教学中，说话、写字、造句、读书、作文，都要从严要求。比如写字，应当一笔不苟，横、直、撇、捺，该怎么写就要怎么写。东倒西歪、模糊一团那些现象不能容许。”[6]写字时“东倒西歪、模糊一团那些现象不能容许”，自然在于这是一不好的语文习惯，不仅影响到对语文课程的学习，甚至还会形成草率行事、粗枝大叶等不良生活、工作习惯。对养成认真书写习惯，郭沫若先生也曾提出：“培养中小学生写好字，不一定人人都成为书法家，总要把字写得合乎规格，比较端正、干净、容易认。这样养成习惯有好处，能够使人细心，容易集中意志，善于体贴人。草草了事，粗枝大叶，独行专断是容易误事的。练习写字可以免除这些毛病。”[7]如此看来，语文教师一定要在教学中严格要求学生，要让学生知道一个字“应该怎样写”和“不应该怎样写”，并力求书写工整、规范、美观，绝不允许潦草和随意书写，使他们从小养成良好的汉字书写习惯。
四、有效培养学生主动思考与积极回答的良好习惯
任何课程在实施过程中都需要强调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强调学思结合，因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但对语文课程而言，强调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并促进学思结合从而实现有效培养学生主动思考、积极回答问题的习惯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与价值。语文课程基本都是以“课文”为基本凭借物的，而教材中所选课文对今天见多识广的学生而言是不具“陌生感”的，因而也就不如物理、生物等课程由于每节课都有新知识、新内容那样吸引学生，易于促使学生主动思考、积极回答。同时，由于语文知识的学习掌握是一个耳濡目染的漫长过程，语文能力的提高也是缓慢的过程。对此课程特征，张志公先生曾通过对不同课程的比较后明确指出：“语文课不同于别的课，学生不是从全然不知到知，从全然不会到会，而是原来就会的。不像数学课，比如，原来不知道什么叫‘开方’，当然也不会开方，上了几课，就知道了，会了。语文不是这样。拿初中一年级的孩子来说，听话，说话，读书，作文，他原来都会的。上语文课，是个在学生原有的语文知识、技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加工、提高的过程。”[8]正是由于语文课程是一具有“在学生原有的语文知识、技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加工、提高的过程”之特征，在课堂教学中要有效调动学生积极学习、主动思考、认真领会的难度就要明显高于其它课程。这就是说，“语文课程特有的这些课程特征，也告诉教师语文课程实施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讲究实效，不可只重形式，要把提高学生语言能力作为语文课程的最主要目标与最基本任务，从而取得实效。”[9]
那么，怎样依据课程特征来培养学生主动思考、积极回答的良好习惯呢？对此，张志公先生还是主张从树立“问题意识”入手来解决问题：“善于问，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使他学会怎样发现问题，使他具有勤于思考的习惯，使他增长解决问题的本领。”[10]就是说，语文教师只有充分利用课文形式、内容方面的特点，才能通过精心设计彼此有着明确逻辑联系的“问题链”来引导、激发、激励学生积极思考、踊跃回答并进而培养他们主动思考、钻研与探究语文问题的能力与习惯。因为现代教育心理学众多的原理都表明，只有学生对学习的内容产生疑问，才能促进其积极思考。古人讲“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也揭示了质疑问难在学习中的巨大价值与积极作用。因此，在语文课程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一定要以新颖独特的问题和彼此相连的“问题链”来调动学生思考、回答的积极性、主动性，并在这一过程中促进听说读写能力的全面提高。对此，张志公先生也明确指出：“提问很有好处，既节省了讲的时间，又培养了学生自己动脑解决问题的习惯。”[11]这就说明，语文教师要在课堂上通过有效的提问来培养学生主动开动脑筋去解决问题的能力与习惯。
概括来看，学生专心听课、认真朗读、工整书写、主动思考与积极回答是语文课程学习的一些基本习惯，这些习惯的养成对学生语文能力的提高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语文教师一定要依据语文课程特征与学生学习语文的实际，高度重视、从严要求、切实加强对学生学习语文基本习惯的培养。自然，由于学习习惯是一积久养成的具有一定“自动倾向”的学习方式并多表现为个体的“潜意识”。因此，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文基本学习习惯就不是一日就能见效的。这就需要教师要严格课程学习要求，不断引导、有效强化才能使学生在语文课程的学习过程中真正懂得哪些行为“应当这样”、哪些行为“不应当这样”，长久坚持、不断强化才能养成语文学习的基本良好习惯。如此看来，张志公先生关于语文课程所需基本良好学习习惯培养的具体论述，对现阶段语文课程的科学、高效实施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注释：
[1][10]张志公.张志公语文教育论集（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555.
[2][11]张志公.张志公语文教育论集（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554.
[3]参见张奎，李维鼎.钱梦龙《愚公移山》教学实录评点[J].黄冈师专学报，1982：(4).
[4][5]张志公.语文教学论集[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227.
[6]张志公.张志公语文教育论集（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582.
[7]转引自孟祥军.再谈写字课教学模式问题[A].第二届国际书法教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0：82.
二、社会文化理论与二语习得领域、语用习得的研究动态
早在20世纪80和90年代JamesLantolf和他的同事Frawley（1985）以及Aljaafreh（1994）就开始致力于将Vygotsky的理论引入二语习得领域。2000年Lantolf编辑了第一本关于社会文化理论的探讨论文集，着重讨论社会文化理论与互动论、输出假设以及交际教学法的区别。如，Ohta使用最近发展区理论探讨二语语法的习得，从而重新思考互动论；Swain通过对话教学讨论中介的作用，并比较输出假设的理念等［3］。2008年，Lantolf与Poehner又编辑出版了专门论文集，以实证研究报告为主题，重点报告了社会文化理论中的调节论和最近发展区理论在听说写及评估方面的实际运用效果。如，Ableeva的二语听力的动态评估效果；Haught和McCafferty的戏剧和最近发展区理论在二语课堂中的运用以及Mahn的使用对话式教学教二语写作等［4］。国内学者主要以实证研究为主，有一些理论层面探讨和介绍的论文，如，马俊波（2008）从社会文化视角讨论二语习得研究［5］；韩亚文（2009）讨论最近发展区理论对二语习得研究的启示［6］。文秋芳（2008）分析了二语习得领域的认知派和社会派两大阵营的争论，肯定了社会派的新范式作用［7］；高一虹、周燕（2009）则把社会文化理论称为“新维果茨基派”，是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的兴起［8］；贾冠杰（2010）讨论二语习得社会文化论大家庭中的新成员“活动论”，认为活动论重视社会文化因素，强调学习者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是一种近几年来刚刚引起我国部分学者重视的二语习得理论［9］。尹洪山（2011）由社会文化理论分析了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10］。实证研究主要探讨支架概念和最近发展区理念在实际教学中的运用，如，彭元玲（2008）［11］，贾光茂、方宗祥（2009）［12］等。关于中介理论、活动理论和内化理论的探讨，理论和实证层面的研究比较少，如，高艳（2008）［13］，张剑锋、李雪飞（2009）［14］，朱静静（2008）［15］。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语用能力的习得研究一直是中外语用习得研究者的热门课题。研究者对们主要关注语用能力的可教性，研究是否可以通过有计划的教学干预使学习者获得语用能力（Kasper＆Rose，2002：237）［16］。国外研究者在教学效果、教学方法、理论背景、学习目标语、研究设计和测量工具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并且已证明语用能力的可教性，主要理论依据是认知理论，特别运用于对“注意假设”的验证，成果主要发表在Rose＆Kasper（2001）［17］主编的论文集中，其他可见Fukuya＆Zhang（2002）［18］、Silva（2003［19］以及Koike＆Pearson（2005）［20］等。国内语用习得研究主要是在介绍和总结层面，如，戴炜栋、陈莉萍（2005）［21］分析了语用能力、语法能力以及它们的发展与学习生活环境的关系；刘润清、刘思（2005）［22］对语用习得的认知特性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段玲琍（2007）对语用能力的可教性进行了文献评述［23］；毛眺源（2009）语用习得研究理论进行了评述［24］；还有少量相关语用习得的实证研究，如，段玲琍（2008［25］，2009［26］）。到了20世纪初，除了认知理论外，语用习得的理论框架又引入三种模式：文化移入模式、社会文化理论、语言社会化，其中社会文化理论的研究路径已引起语用习得研究者的关注，Kasper＆Rose（2002）认为社会文化理论，如支架概念，还有语言社交化理论也是语用能力可教性研究的最有潜力的理论依据。在语用能力的观察研究中有少量成果，但在教学干预中几乎没有使用。Ohta（2005）［27］建议研究者使用Vygotsky的最近发展区理论来研究教学中教授语用能力的教学效果，他使用了支架（scaffolding）概念，通过老师对学生的帮助与学生和学生的相互帮助的教学和学习方式来分析和观察学习者的学习效果。
三、社会文化理论与语用习得结合的理论模式
根据JamesLantolf和StevenThorne（2006），社会文化理论核心由四个部分组成：调节论（又译为中介）（mediation）、内化论（internalization）、活动理论（activitytheory）、最近发展区理论（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牛瑞英，2007）［28］。调节论是社会文化理论的中心概念，指人类意识或大脑的活动是由文化构建的辅助工具来调节的，这种调节作用是社会关联、社会合作和集体行为以及文化传统交织在一起的庞大系统，主要包括物体调控（object－regulation）、他人调控（other－regulation）和自我调控（self－regulation），其中物体调节，如图表、电脑等，以及他人调节，如教师或同学的指点，可称为明示调节（explicitmediation）；而自我调节是暗示调节（implicitmediation）的主要方式（Lantolf＆Thorne，2006；Lantolf＆Poeh－ner，2008）。语言是最基本的调节工具，社会言语（socialspeech）、自我中心言语（egocentricspeech）、私语（privatespeech）、内在言语（inner－speech）和手势语（gesture）是人类获取知识的必要工具，其中内在言语、私语和手势语的运用是二语学习中的重要调节方式（牛瑞英，2007）。内化论认为人类认知的发展是生物因素（内因）和社会文化因素（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结果是人类把社会文化的概念融入思维活动的结果，是对大脑自然发展的控制结果，是最终形成内化的结果（Lantolf＆Thorne，2006）。在语言学习中，当学习者还不能完全掌握目标语时，往往会依靠个体话语，如自言自语、自我重复或模仿他人话语以得到自练的目的；当学习者完全掌握目标语时，个体话语会自动消失，内化为内在语言，成为学习者语言体系的一部分，这表明内化的个体话语已经外化为社会话语，说明学习者对语言已经习得了。
活动理论中的“活动”是一种能够解释人类行为和认知的概念工具，是一种能够区别于理论分析的实践活动，即社会环境中的集体互动、交流合作等实践活动；它可以解释人类发展的过程（Lantolf＆Thorne，2006）。活动是联系外部社会和内部个体发展的纽带，它包括活动的主体、目标和动机、达到目标的行动以及行动的操作手段。活动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Vygotsky的文化调节理论过渡到Leontiev的活动调节论，最后发展到Engestrom的集体活动系统，经历了个体活动到集体活动的发展。最近发展区指“两个发展水平：实际发展水平和潜在发展水平。最近发展区就是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实际发展水平和在成人的帮助下解决问题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Lantolf＆Thorne，2006：266）”。要缩短这样的差距可以依靠他人的帮助。在二语学习中，不同语言水平的合作者可以相互提高语言学习能力，比如，老师和学生、讲母语者和外语学习者、高水平和低水平的学生的合作学习会有助于相互的外语学习；相同语言水平者的合作也有助于他们的学习；甚至低水平者可以为高水平者提供有益的帮助。20世纪70年代，美国教育在吸收、发展维果斯基“最近发展区”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支架教学理论，由此孕育而生支架教学模式（彭元玲，2008）。它是以学习者当前发展水平为基础，与他人构建一种互动和合作的关系，如，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支架关系，使学习者像盖房子一样逐步搭建自己的知识体系，最终达到从合作学习到独立学习，并把知识内化到学习者个体的大脑中的目的。
根据社会文化理论的以上四个核心理论的理念，本文构建了将他们融入语用习得的理论模式，即社会文化理论的语用习得模式，由三个模块组成：首先是语用习得过程的“活动理念”，语用习得过程是一种活动，是社会环境和个体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他可以是个体活动，也可以是集体活动，活动理论的理念构建了语用习得过程的首要阶段，即过程的设计必须融入个体和集体活动的任务或内容。其次是语用习得过程的“活动形式”，活动过程可以由调节论和最近发展区的具体过程来体现，如调节论中的自我调节可以是个体活动，他人调节是集体活动，可以是教师和学生间的互动，这也正是最近发展区理论的精髓，具体理论为支架理论；同时物体调节也是活动重要形式，如网络、通讯等现代高科技的媒体作为调节学习者学习的重要手段。最后，语用习得的“内化”，语用学习的最终目的是将所习得的语用知识内化，即内置于大脑中储存，供学习者随时提取，此内化过程是第一和第二模块的终极过程，同时该过程也可回溯到“活动理念”和“活动形式”模块。三个模块在整个模式中是循环的，同时社会文化理论的四个核心理论在整个教学过程又是相辅相成的，如图示意：为进一步体现以上理论模式，本文尝试设计了实施该模式的具体教学形式。第一和第三模块主要是理念的形成，所以该教学形式主要是第二模块的具体操作过程。整个教学过程分为课内和课后两个阶段。适用课型可以是精读或泛读课，也可以是听力或口语课，学习的目标内容为语用知识。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如何帮助英语学习者解决学习不得法这个问题，是摆在英语教师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法”即“策略”。 我国的第二语言学习策略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兴盛于90年代中后期。在我国，学习策略研究起步较晚。1984年Huang Xiaohua在香港中文大学完成的以“An investigation of learning strategies in oral communication that Chinese EFL learners in China employ”为题的硕士论文标志着中国英语学习策略研究的开端。在众多的外语语种中，英语是我国的主要外语语种之一，所以有必要对我国英语学习策略的研究进行综述。
纵观国内外英语学习策略方面的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学习策略的理论探讨，如学习策略的定义、分类、对国外学习策略的评述、学习策略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影响学习策略使用的各种因素、培养学习策略的途径和方法等；学习策略的实证研究，如中国学生学习外语的过程中采用的各种学习策略和方法以及存在的问题等。
本文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个层面出发，对我国英语学习策略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提出存在的问题，希望为英语学习策略研究理清该领域的理论框架，以便更深入地研究，进而指导实践。
1 英语学习策略的理论研究
英语学习策略的理论研究主要涉及学习策略的定义、学习策略的分类等几个方面。然而，目前对于语言学习策略的界定和学习策略的分类，学者们的意见尚未统一。
1.1 学习策略的定义
我国的研究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视角对学习策略提出了多种定义。庄智象、束定芳（1994）指出：“所谓学习者策略实际上就是学习者对在获取学习机会，巩固学习成果，解决学习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做出的种种反应和采取的策略”。张文鹏（1998）指出：“语言学习策略应被界定为学生有意识地用来改进语言学习的步骤和方法，这些方法，有的是可见的、显性的行为，有的是隐性的大脑运作，它们直接或间接地辅助语言习得”。文秋芳认为学习策略就是为有效学习而采取的措施。笔者认为，我国的人口众多，形成了一大批以汉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学者文秋芳的定义比较具有普遍性和针对性。文秋芳强调策略使用的目的即提高学习效率，而学习策略的实质就是为了提高学习效率而采取的一系列活动。
1.2 学习策略的分类
学习策略的前期研究多为描述性研究，将学习者所使用的各种各样的策略描述下来。随着对学习策略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学者开始尝试对学习策略进行归类总结。文秋芳（1996）将学习策略划分为管理策略和语言学习策略。该分类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强调各种策略的关联性。
1.3 其他方面的研究
英语学习策略理论研究还包括对影响学习策略使用的各种因素（如认知风格、个性、智力、语言潜能、态度等）的探讨、文献综述、对英语学习策略培养的探讨等。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并不是孤立的，例如对英语学习策略培养的途径与方法的研究，既可以是理论探讨学习策略教学的途径和方法，也可以用实验的方法进行证实。
2 英语学习策略的实证研究
近些年，学习策略的研究重心已经由理论探讨向实证研究倾斜。实证研究大多考察学习策略的使用与英语成绩的关系。文秋芳、王立非在2004年对我国的英语学习策略实证研究进行了全面的回顾。他们从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对中国学者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关于学习策略实证研究的文章进行了分析与归类。所谓宏观视角，就是指研究者考察的出发点是英语学习者观念和策略的总体，而微观视角则侧重于学习某一类知识或技能策略的研究，如听力策略、阅读策略、词汇策略等。如上文所提，对学习策略的培训的研究可以是理论探讨，也可以用实证的方法。实验研究表明，在课堂上进行学习策略培训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
在实证研究方面存在问题较多。第一，整合性的研究不够，琐碎的微观研究较多。第二，研究范围仍有待拓展，例如在学习策略培训方面，各种策略是相互作用，那么对哪几种策略进行培训？由谁来培训？此方面研究较少。第三，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不均衡。第四，问卷设计依据不同及样本数量差异使实证研究的结果和结论缺乏可比性和普遍性。
未来的学习策略的实证研究可以深入研究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学习策略有效性的问题，如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确定策略的运用能够导致更有效的学习；学习策略与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关系问题，如学习者的学习风格、年龄、水平是否影响策略的选择和使用等；学习策略与自主学习的关系问题；策略训练与语言教学的关系问题；学习策略与语言使用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关系等。
3 小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笔者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简要回顾了英语学习策略研究。研究成果值得肯定，问题与不足更要引起关注。目前我们已经有很多关于英语学习策略研究的理论探讨，笔者认为广大的硕士博士生应该倾向于实证研究，以实证研究来检验英语学习策略的理论探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二者不可分割，在多做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将二者有机相结合，更有利于英语学习策略研究的发展。
在英语教学领域，英语学习策略研究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际意义。从实际教学的角度出发，我们应该注意培养学习者良好的学习习惯以及最基本的交际策略；从理论角度出发，学习者策略研究对我们揭示外语学习过程的本质等有一定的意义。英语学习策略的理论研究丰富和发展了二语习得理论，又能推进英语教学改革，使英语教育更加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对英语学习策略研究进行回顾与展望，有利于帮助广大研究型英语教师理清我国英语学习策略研究的框架，促进英语教师有意识地对英语学习者进行策略训练并探索训练的内容、方式、效果，进一步促进我国的英语教育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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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长期以来，二语习得领域各理论流派都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势态，各理论为二语教学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对话论于2004年由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约翰逊教授提出，该理论的出现可以说是与时俱进地弥补了前人理论的空缺;并且，作为二语习得领域较为年轻的一个理论，其对二语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约翰逊教授的《二语习得之哲学》一书在二语习得领域作出了前所未有的重要贡献，对二语习得理论起到了传承创新的作用。此书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回顾当今二语习得领域的主要理论和模型;后半部分旨在介绍他的对话论。在二语习得的理论和外语教学的实践的发展过程中，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他以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先天论）、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论和巴科梯的文学理论为主要依据，提出了更适合现代二语习得状况的理论――对话论。
二、对话论产生的理论基础
1.乔姆斯基的先天论
乔姆斯基是内在主义者，他认为幼儿之所以能够习得语言，主要在于幼儿大脑中有个与生俱来的促进其语言学习的“黑匣子”，他称之为“言语习得机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简称LAD，虽然乔姆斯基也承认环境对语言习得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在他看来，外界环境只是提供了某些刺激，激活大脑中的言语习得机制，幼儿的语言知识主要来自自身而不是来自环境，也就是说，幼儿具有学习语言的先天条件。乔姆斯基的这个理论提出后就受到了外界学者的质疑和批评，包括他后来提出的关于competence和performance的区分。乔姆斯基的理论抛弃了辩证法，而西方哲学家普遍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面运动发展的结果，任何事物仅靠自身变化是不会发展的，语言习得也是如此，没有和外界的接触就不会有语言的进步。虽然乔姆斯基的理论存在缺陷，但是它从另一方面促进了社会语言学的发展。
2.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论
社会文历史理论首次出现是在维果茨基（1978）的《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一书中。与乔姆斯基的先天论截然不同，社会文化论认为，社会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在人的认知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社会文化对心理的作用可以通过以下关系来解释：集体（社会）活动――文化――符号――个体活动。由此可以看出，个人的心理发展和认知结构是在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交互作用中形成的，发展将外部的、存在于主体间的东西转变为或内化为内在的、为个人所特有的东西。社会活动和文化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是在不断变化的，就算在同一时期，不同地方的文化背景也有天壤之别，所以研究二语习得，研究者不仅要研究不同时期的二语学习者，还要研究在某个固定时期，尤其是当今，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对二语学习者的认知和心理发展的影响。维果茨基把社会环境对语言发展的影响提升到一个高度，他认为社会文化环境不仅给了二语学习者提供必要的输入，而且对学习者认知能力的培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3.巴科梯的文学理论
作为一个文学理论者，巴科梯主要致力于语言和语言使用的研究。他研究了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等小说家如何把社会上的不同声音贯穿于小说的情节发展中。巴科梯认为，二语习得就是把外界的多种声音运用到自己的话语、书写和思考中的过程。他对于对话论的观点与普遍认为的语言和知识的本质大相径庭。他认为语言体系并无独立的实在性，它的存在取决于人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主观意识，对话性是一切话语和语篇的基本特征。巴科梯特别重视社会语境对词义和文本意义的决定性作用。巴科梯的对话论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话语的现实性代表性具体体现在社会环境，而不是自然体和自然过程。他认为，二语习得过程是学习者的思维和外界环境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过程，二语习得理论应该走出传统的只关注内部机制的狭隘范畴。巴科梯还主张在既定的社会文化内涵中检测言语特征，这一设想恰好完善了维果茨基的理论。
维果茨基和巴科梯把影响学习者语言习得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连接起来，使人们从整体的、全面的角度去认识语言习得，又把社会环境和思维机制两个方面辩证地联系在一起，打破了以前两者对立的观念。他们的理论促使我们用全新的眼光去看待二语习得，正确思考语言习得过程中各因素的特殊作用和相互关联，在语言习得领域是一大突破。
三、对话论的理论内涵
约翰逊的对话论突破了传统的严格区分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的界限，更注重语言运用而非语言能力。传统的语言学对语言能力作出了很多的研究，过分强调语言心理对语言习得的重要作用，而对话论认为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之间不存在差别，人与人之间存在着辩证的互动关系;二语习得不应该被看做是一种语言能力，而应该是语言行为，这种语言行为具体体现在人类在社会文化范围中的对话。社会环境和语言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也是辩证互动的关系。
实证主义思维固然在传统的二语习得研究上作出了一定贡献，但是语言习得毕竟要在社会交往、对话活动中进行，只关注学习者内部认知和心理的发展，忽视了最关键的社会活动，只会使二语习得在一直束缚在传统的藩篱中。该理论认为研究时应把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是应循守旧地，一味地用统计学或概率论去研究。
对话论强调研究的局部性和特殊性。约翰逊认为以个人日记、说话录音、活动等为主的个体研究比群体研究更具有代表性。对话论认为二语习得和认知发展受到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又不是固定的，而是动态的、多维的，所以我们应该习惯二语习得的特殊性和局部性，并且要研究和解释这些特殊的现象。这些特殊现象不是想象的的社会语境，而是真实的社会局部写照。随着语言研究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提高，我们要用全新的眼光去看待二语习得。
约翰逊的理论给二语习得领域的教师、测试者和研究者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他提出了两个主要的提议：（1）“习得”需要被“参与”代替，即二语习得是一个确确实实参与到目标语文化中的过程;（2）语言技能被认为是语言表现，而不是语言能力。这些提议包含了很多难度相当大的理论重组，最终会在语言教学，测试和研究的实践中产生深刻的改变。
四、对话论对二语习得的影响
1.因材施教
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揭示了个体之间的差异及情境对学习者的影响，而约翰逊也认为个体只存在部分语言能力差异，所以为每一个学生创造一个最佳的最近发展区是老师所要努力的方向，做到这一点，需要强调学生的个体作用，教师需要针对不同的学生的需求，合理选择教材和教学方法，因材施教才能使学生最大限度地从教学中受益。如今很多课堂都是学生围着教师的教材和教学方法转，这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效率会大大降低;而且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对二语学习的要求不同，只有了解了二语习得者的具体需要，才能更好地进行知识传授。
2.理论联系实践
在传统的“教师为主”的教学模式中，不止学生和老师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老师和理论研究者地位也不同。通常老师只是一味地接受理论成果，然后在自己理解的基础上把它们传授给学生。在这一模式中，理论研究者不明白学生的需求，而学生也会曲解研究者的意图和思想。在外语教学中，理论和实践需要结合起来，教师和学生需要参与到理论的研究过程中，而理论研究者也要参与到理论的实施过程中，只有了解了从理论到实践的整个过程中，理论才能在实践中发挥最大的作用。老师、学生、研究者、理论家之间应该是平等互动的关系。外语教学不是单方面的任务，而是每一个参与者的共同责任。这就要求教师在吃透相关教学理论的基础上带动学生了解知识背后的理论支撑，让学生知道为什么这样学，学什么内容，怎样学，而不是被动接受语言知识。
3.体验式对话
对话论，顾名思义，强调的是对话，这个理论需要学生尽可能地参与到社会中，学习目标语的文化、目标语国家的风土人情，在了解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学习，并采取对话的互动交流来丰富他们的第二语言。大多数二语学习者的学习环境是教室，作为教师，有其责任帮助学生创建英语语言环境，课文导入时要介绍内容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选取包含丰富的地道本族语的教材，合理安排课堂上英语和母语的比例，使我们的课堂环境接近真实的社会，并且给学生提供足够的参与对话的机会。对于学生而言，二语习得不仅仅是上课那么简单，学生需要养成主动建构知识的习惯，有选择地对外部知识进行加工处理。很多学生会采取去游学或国外交流一到两年的方式来提高二语水平，确实，体验式学习能促进学生与目标知识更好地“对话”;语言的许多方面，譬如说，语音语调、习语、禁忌语等，都要学习者真正参与到其语言环境中，去目标语国家学习当然是最理想的学习方式，此外，学习者还可以通过看原著、原声电影及听目标语国家广播内容等来了解真正的二语环境。在二语教学过程中，师生都应把社会和认知、理论和实践有效地结合起来。
五、结语
本文通过阐述对话论的形成和特点，分析其对二语习得和外语教学的积极影响，提出因材施教、理论联系实践及体验式对话的教学模式。新的时代对外语研究、教学和学习者都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约翰逊的这一新理论与时俱进地在理论和实践的壕沟上架起了一座桥梁，考虑到真实的社会文化环境，倡导老师和学生的能动性，对传统的二语课堂提出了挑战，也为二语习得提供了更科学的实践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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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语言学习理论主要研究语言学习的心理过程与学习规律，是一门跨学科的理论。在语言获得的研究中，经历了从“教”到“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重心的转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把“教”放在主导地位，重视语言教学理论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语言学习理论的研究才开始受到应有的关注，第二语言的学习理论开始成为研究的热点，并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理论和假说。其中舒曼(Schu―mann)的“文化合流理论”是最具影响力的第二语言学习的研究理论之一，它享有与乔姆斯基的“语言习得机制”假说、克拉申的“语言监控模式”假说、塞林格的“中介语”理论等着名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模式同等重要的地位。但与这些第二语言学习理论不同，舒曼把“文化认同”作为第二语言获得的着力点，认为这一因素对第二语言的获得极其重要。文化合流的第二语言获得理论顺应了当前全球化的趋势，因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为此，非常有必要在更深的层次上探讨这一理论。此外，由于文化合流是在心理语言学背景下诞生的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环境和个人的心理因素的心理学实证研究出发来研究文化合流理论。本文从阐释学这一角度论述这一获得理论的合理性，并且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出发论述良好的交往环境能促进第二语言获得的研究。
一、对文化合流理论的争议与反思
舒曼在1978年提出了文化合流理论。文化合流是指一种逐渐适应新的文化的过程。这一模式的中心命题是：第二语言的获得是文化合流的一个方面，一个人能将自己的文化与第二文化合流多少决定了一个人获得第二语言的成败，也就是说，文化合流理论强调的是第二语言获得是由学习者与所学语言的文化之间的社会及心理距离所决定的――距离越近，学习者的学习愈成功，反之亦然。文化合流理论力图说明在第二语言获得过程当中，对第二文化的认同感对于语言获得的关键作用。第二语言的教学实践也证明了如果学习者对于第二文化有崇拜感、亲近感和认同感，他就越容易获得第二语言。
自文化合流语言获得理论提出以来，尽管其实践效果和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但争议也是颇多的。例如，有的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驳斥了这一理论，认为其并没有说明第二语言规则是如何在大脑内部建立的，学习者综合各种语言信息的机制是如何运作的，也就是说，该理论未能进一步解释第二语言知识是怎样在“黑箱”中被内化和吸收的，即输入是怎样变成摄入的，然后又是怎样进入学习者现存的中介语系统而改变中介语知识结构的。诚然，文化合流理论缺乏对大脑的语言学习规则的深入的实证研究，但文化合流理论避开这一复杂心理现象的说明是有客观理由的。
心理学是植根于经验和假设的实证研究，尽管实证研究极其重要，但实证研究往往是带着某种先人为主的理论指导的研究，或以验证某种假设为目的的研究，不仅如此，其结果常常与理论并不相符或与假设并不相关，使研究陷入困境。例如，关于双语者的语言是如何在大脑中表征的探讨，就遇到类似的困难。问题就在于实证研究是基于一些自以为是“不言自明的理论和假设”而操作的，而这些理论恰恰最值得反思。也许舒曼正是意识到用实证的方式来研究大脑的运行规则会有诸多的“未知”，毕竟这些关于人的大脑处理信息的规则是不可感的，即使是可感的，你也无法确认你的可感是否与他人相同。所以，对于文化合流是如何通过大脑的规则运行影响第二语言学习及学习者如何综合语言信息，舒曼并未作出任何阐述。他的这一做法给予人们的启示是某些研究，尤其是关于大脑的心理学问题也许是无法从实证科学研究中得到确切的结果的，或许某些人文科学的问题如文化合流的问题，可以应用人文科学的方法即寻求元理论性的问题得到深刻的揭示。
除此之外，与第二语言学习更为密切相关的是，有些学者指出它不适于课堂学习模式，因为这种模式是一种强调学习者深入到第二国自然习得第二语言的模式，而非本国的课堂教学.不可否认，对于与第二语言文化的心理距离，当然是深入到第二语言学习的国家而能够更加的接近。但这种学习语言的条件并非所有第二语言的学习者都能够实现，所以只能在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当中尽量创设这一条件。许多课堂教学实践证明，文化的导入无疑比拒绝渗入任何第二语言文化去学习语言要有效的多，尽管没有深入第二语言国家学习语言有效。正像舒曼所指出的那样，心理距离决定了第二语言学习的成功与否，只要是能够让第二语言学习者与第二语言文化的距离趋近，就能够有效地促进第二语言的学习，并非只能通过深入第二语言国家才能实现文化合流。为此，在第二语言学习的课堂要尽量导入相关的文化因素，建构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让第二语言学习者对第二语言具有良好的学习动机，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化合流，更好地取得第二语言学习的效果。
可以看出，对于文化合流理论的争议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其一，是针对文化合流的理论问题：如果不能从心理学的角度对这一模式进行论证，人文科学的方法是否能够迎难而上?其二，文化合流理论的适用范围问题：如果没有条件深入到第二语言国家内学习语言，文化合流是否可能?其三，如果文化合流可能，如何才能加强文化合流，从而能更好地促进第二语言的学习?以下就这3个相互关联的方面进行论述。
二、文化合流的元理论建构：阐释学视角
对于第一个争议的问题，从人文科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化合流理论的深层次问题似乎要轻松得多。因为语言和人文学科关系密切，语言对于人文学科来说具有本源性的意义，一切人文学科的问题都要到语言里去寻求答案，反过来，人文学科又为研究语言提供方法。阐释学就是一门与语言联系紧密的学科。很多人认为阐释学与语言的联系是在语言学转向之后的事，然而阐释学从来都是与语言联系在一起的。阐释学的演变尽管历史久远并数易其貌，但始终与语言相伴而行。施莱尔马赫曾指出，在阐释学中所预设的一切问题都是语言的问题。第二语言获得与语言，或者更确切地说，与语言的理解是分不开的，研究它当然离不开阐释学。阐释学为研究文化合流理论的合理性提供了极强的元理论支撑。
首先，第二语言的获得离不开理解，因为理解的可能性为第二语言的获得提供了信心。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认为，语言是思想符号，虽然语言存在差异，但是所有思想是一致的，理解还是可能的。到了中世纪，人们认为具有一种普遍的，独立于任何语言外壳的思维内核“精神语言”。教父思想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为了反驳怀疑论者皮罗的“一切都可以怀疑”的观点，提出至少“我活着，我存在，我理解”还是不能怀疑的。即使是现今，也不乏持这种观点的人，最为典型的就是着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这些观点为第二语言的获得、世界文化合流及人类的相互理解提供了理论上的信心。更为重要的是，阐释学是一种理解世界(把世界作为一个篇章进行理解)的理论。阐释学提出理解不是一种认识模式，也不是一种行动模式，而是此在的原始性的实在形式和根本活动，人的一生就是以理解这一方式生活的。所以说它是普遍适用的，也就是说，阐释学的原则对于人类的各个方面普遍适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阐释学原则也适合于研究在第二语言获得中有什么样的理解活动发生以及如何促进这种理解活动。
阐释学认为，人是理解的动物，只要活着，就会拥有一定的自我理解和理解世界的能力，缩小间距，即人具有去远、定位、去陌生化、把世界周围化的，从而把自己融入一个更大的世界中去的能力。所谓“间距”，其本质是指理解者与对象之间的差异。如果没有差异，理解就成为不必要――差异产生理解。间距是一切理解的前提，因为间距的存在，理解才成为需要。在第二语言获得过程当中，间距主要表现为心理间距、语言间距、文化间距。从根本上说，这些间距的存在使第二语言的获得成为必要，但是同时也成为第二语言获得的障碍。从这一意义上说，第二语言获得也属于“在世之在”――人的理解活动的一种形式，为此，理解中所发生的一切基本活动，必然也发生在第二语言获得当中。
那么在第二语言的获得中，发生了什么样的理解活动，间距是如何被缩小的呢?正像海德格尔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常常是已经归属于特定的“传统”，因而被抛入到一定的成见之中。无论怎样的理解都总是以成见为立足点，都以成见开始。但是面向未来，我们一面筹划自己存在的可能性，一面以过去为现在的媒介，自觉地跨越间距，将过去的“真理要求”适用于现在的修正。这就是伽达默尔提出的“视域融合”――即将过去的视野和现在的视野相融合，结合事件的真理会在更高的层次实现。视域融合对于经验是开放的，也说明理解是具有创造性的。通过这种视域融合，并不一定最终能够到达“绝对真理”。根据每一次的历史状况，自我理性的完结性会不断地被打破，这是理解的不尽源泉。
由此可见，正是因为视域融合，第二语言学习者与第二语言文化的接触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文化合流与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相伴相随，即使没有深入到第二语言国家，文化合流同样也是可能的。理解作为此在的根本存在方式，不管学习者是否意识到，理解活动确实在发生；而第二语言初学者又必然是带着本国文化“成见”的人，所以在第二语言获得过程中即理解过程中，本族文化是敞开的，第二语言文化对第二语言学习者本国文化成见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改，形成新的“成见”，在新一轮的交流学习中充当理解的立脚点。此时的状况又会成为新一轮学习的源泉，即语言的基础。如此这般，视域融合不断发生，理解不断循环，即第二语言学习者以及所在国成员的成见都发生了改变。经过这样的视域融合，第二语言学习者实现了本族文化和第二语言文化的合流。这是第二语言学习和获得的必然趋势，即使在课堂教学上，文化合流也不可避免。
可见，从阐释学的角度出发，文化合流理论的元理论问题得到深刻的剖析：第二语言学习同时是理解活动，在学习过程中，第一语言文化与第二语言文化不断发生视域融合，文化合流必然发生，为此，即使是非第二语言国家，文化合流也是可能的，这是第二语言学习的起点也是归宿。
三、良好的语言交往环境的建构：交往行为理论视角
如前所述，文化合流贯穿了整个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舒曼提出，文化合流程度的大小有赖于第二语言学习者自身对第二语言文化归附动机的强弱，更详细地说，第二语言获得是由学习者与所学语言的文化之间的社会及心理距离所决定的，距离越近，第二语言越易获得。可见，第二语言学习者与第二语言文化的社会距离以及第二语言学习者的心理因素在第二语言学习中具有重要作用。这是因为，决定社会距离的各种社会因素可以影响学习者的动机、对目的语及其社团的态度、目的语输入的品质和数量以及总体学习环境的优劣。能带来“优质的”学习环境以及质和量均合乎要求的目的语输入的社会因素应具有以下特征“学习者与目的语社团互视社会平等，并均希望前者被后者同化；两社团自我封闭性小；学习者社团规模不大且缺乏凝聚性；两社团的文化冲突不大；两社团对彼此有好感；学习者社团打算在目的语地区长期居留。若上述各社会变量呈现出相反的特征，如当学习者社团自视社会地位优越或低贱时，“劣质的”学习环境便会产生，从而对文化适应和语言获得构成障碍。
同时，舒曼特别提出，在第二语言的课堂教学中，心理因素的作用要强于社会因素。心理因素主要是在社会距离难以确定，即社会因素对文化适应不构成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时才发挥作用。所以，在外语教育环境下，学习者不能与目的语社团直接接触，反映两社团关系的社会因素对文化适应的作用变得模糊，学习者个人对目的语及其文化的心理感受，即心理距离的作用可能变得更加突出。这时，如何帮助学习者克服语言和文化震惊，选择合适的学习动机，跨越语言自我的心理屏障便成为外语教育工作者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从以上的论述中不难看出，自然习得第二语言也好，课堂学习第二语言也好，良好的语言交往环境的建构是可以缩短社会距离和改变学习者学习第二语言不良的心理因素的关键，为第二语言学习者提供了主观和客观上的优越条件，增进了文化合流，对第二语言的获得起着关键作用。
当代西方着名思想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提出，交往是以言语为媒介，通过对话即“话语民主”达到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与“一致”的行为。从这一表述中可以看到，他把交往的最终目的归结为“理解”，他所说的“话语民主”的含义就是指人们展开自由、平等的辩论、对话、商讨并最终达成共识的过程。同时，哈贝马斯认为，真理由共识构成，而共识是人们在没有内外压力和制约下的理想情境中通过交往达成的。人们在交往的过程中会追求一种平等而真诚的人际关系，对这种道德理想的追求先验地存在于语言使用的过程中。所以，他进一步指出，对话必须是基于对话双方的平等、真诚，参与愿望和切合情境的意向性，表达清晰的基础上。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构建良好的第二语言学习环境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争辩(对话)双方必须具有沟通的真诚愿望，这是进一步争辩的立足点。在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第二语言学习者与所在国成员对相互文化的认同，希望互相借鉴交流为第二语言的学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心理准备。参与对话双方必须是平等、自由的，这样的对话才是民主的，才能真正进行下去。参与对话的双方必须能够相互抗衡，因此第二语言学习者应该团结一致，统一起来，让所在国成员与之对话成为需要。对话双方的表达必须是清晰的，如果第二语言学习者与所在国成员的文化相差太远，表达无法清晰顺畅进行，将为平等顺利对话带来障碍。
可以看出，哈贝马斯的语言交往行为理论为如何促进文化合流提供了理论指导：建构良好的语言交往环境能有效缩短第二语言学习的社会距离和改变学习者的不良心理因素，促进文化合流，进而促进第二语言的学习。
四、结语
论文关键词：文化合流；阐释学；交往行为理论
第二语言学习理论主要研究语言学习的心理过程与学习规律，是一门跨学科的理论。在语言获得的研究中，经历了从“教”到“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重心的转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把“教”放在主导地位，重视语言教学理论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语言学习理论的研究才开始受到应有的关注，第二语言的学习理论开始成为研究的热点，并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理论和假说。其中舒曼(Schu—mann)的“文化合流理论”是最具影响力的第二语言学习的研究理论之一，它享有与乔姆斯基的“语言习得机制”假说、克拉申的“语言监控模式”假说、塞林格的“中介语”理论等著名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模式同等重要的地位。但与这些第二语言学习理论不同，舒曼把“文化认同”作为第二语言获得的着力点，认为这一因素对第二语言的获得极其重要。文化合流的第二语言获得理论顺应了当前全球化的趋势，因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为此，非常有必要在更深的层次上探讨这一理论。此外，由于文化合流是在心理语言学背景下诞生的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环境和个人的心理因素的心理学实证研究出发来研究文化合流理论。本文从阐释学这一角度论述这一获得理论的合理性，并且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出发论述良好的交往环境能促进第二语言获得的研究。
一、对文化合流理论的争议与反思
舒曼在1978年提出了文化合流理论。文化合流是指一种逐渐适应新的文化的过程。这一模式的中心命题是：第二语言的获得是文化合流的一个方面，一个人能将自己的文化与第二文化合流多少决定了一个人获得第二语言的成败，也就是说，文化合流理论强调的是第二语言获得是由学习者与所学语言的文化之间的社会及心理距离所决定的——距离越近，学习者的学习愈成功，反之亦然。文化合流理论力图说明在第二语言获得过程中，对第二文化的认同感对于语言获得的关键作用。第二语言的教学实践也证明了如果学习者对于第二文化有崇拜感、亲近感和认同感，他就越容易获得第二语言。
自文化合流语言获得理论提出以来，尽管其实践效果和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但争议也是颇多的。例如，有的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驳斥了这一理论，认为其并没有说明第二语言规则是如何在大脑内部建立的，学习者综合各种语言信息的机制是如何运作的，也就是说，该理论未能进一步解释第二语言知识是怎样在“黑箱”中被内化和吸收的，即输入是怎样变成摄入的，然后又是怎样进入学习者现存的中介语系统而改变中介语知识结构的。诚然，文化合流理论缺乏对大脑的语言学习规则的深入的实证研究，但文化合流理论避开这一复杂心理现象的说明是有客观理由的。
心理学是植根于经验和假设的实证研究，尽管实证研究极其重要，但实证研究往往是带着某种先人为主的理论指导的研究，或以验证某种假设为目的的研究，不仅如此，其结果常常与理论并不相符或与假设并不相关，使研究陷入困境。例如，关于双语者的语言是如何在大脑中表征的探讨，就遇到类似的困难。问题就在于实证研究是基于一些自以为是“不言自明的理论和假设”而操作的，而这些理论恰恰最值得反思。也许舒曼正是意识到用实证的方式来研究大脑的运行规则会有诸多的“未知”，毕竟这些关于人的大脑处理信息的规则是不可感的，即使是可感的，你也无法确认你的可感是否与他人相同。所以，对于文化合流是如何通过大脑的规则运行影响第二语言学习及学习者如何综合语言信息，舒曼并未作出任何阐述。他的这一做法给予人们的启示是某些研究，尤其是关于大脑的心理学问题也许是无法从实证科学研究中得到确切的结果的，或许某些人文科学的问题如文化合流的问题，可以应用人文科学的方法即寻求元理论性的问题得到深刻的揭示。"
除此之外，与第二语言学习更为密切相关的是，有些学者指出它不适于课堂学习模式，因为这种模式是一种强调学习者深入到第二国自然习得第二语言的模式，而非本国的课堂教学.不可否认，对于与第二语言文化的心理距离，当然是深入到第二语言学习的国家而能够更加的接近。但这种学习语言的条件并非所有第二语言的学习者都能够实现，所以只能在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中尽量创设这一条件。许多课堂教学实践证明，文化的导入无疑比拒绝渗入任何第二语言文化去学习语言要有效的多，尽管没有深入第二语言国家学习语言有效。正像舒曼所指出的那样，心理距离决定了第二语言学习的成功与否，只要是能够让第二语言学习者与第二语言文化的距离趋近，就能够有效地促进第二语言的学习，并非只能通过深入第二语言国家才能实现文化合流。为此，在第二语言学习的课堂要尽量导入相关的文化因素，建构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让第二语言学习者对第二语言具有良好的学习动机，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化合流，更好地取得第二语言学习的效果。
可以看出，对于文化合流理论的争议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其一，是针对文化合流的理论问题：如果不能从心理学的角度对这一模式进行论证，人文科学的方法是否能够迎难而上?其二，文化合流理论的适用范围问题：如果没有条件深入到第二语言国家内学习语言，文化合流是否可能?其三，如果文化合流可能，如何才能加强文化合流，从而能更好地促进第二语言的学习?以下就这3个相互关联的方面进行论述。
二、文化合流的元理论建构：阐释学视角
对于第一个争议的问题，从人文科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化合流理论的深层次问题似乎要轻松得多。因为语言和人文学科关系密切，语言对于人文学科来说具有本源性的意义，一切人文学科的问题都要到语言里去寻求答案，反过来，人文学科又为研究语言提供方法。阐释学就是一门与语言联系紧密的学科。很多人认为阐释学与语言的联系是在语言学转向之后的事，然而阐释学从来都是与语言联系在一起的。阐释学的演变尽管历史久远并数易其貌，但始终与语言相伴而行。施莱尔马赫曾指出，在阐释学中所预设的一切问题都是语言的问题。第二语言获得与语言，或者更确切地说，与语言的理解是分不开的，研究它当然离不开阐释学。阐释学为研究文化合流理论的合理性提供了极强的元理论支撑。
首先，第二语言的获得离不开理解，因为理解的可能性为第二语言的获得提供了信心。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认为，语言是思想符号，虽然语言存在差异，但是所有思想是一致的，理解还是可能的。到了中世纪，人们认为具有一种普遍的，独立于任何语言外壳的思维内核“精神语言”。教父思想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为了反驳怀疑论者皮罗的“一切都可以怀疑”的观点，提出至少“我活着，我存在，我理解”还是不能怀疑的。即使是现今，也不乏持这种观点的人，最为典型的就是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这些观点为第二语言的获得、世界文化合流及人类的相互理解提供了理论上的信心。更为重要的是，阐释学是一种理解世界(把世界作为一个篇章进行理解)的理论。阐释学提出理解不是一种认识模式，也不是一种行动模式，而是此在的原始性的实在形式和根本活动，人的一生就是以理解这一方式生活的。所以说它是普遍适用的，也就是说，阐释学的原则对于人类的各个方面普遍适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阐释学原则也适合于研究在第二语言获得中有什么样的理解活动发生以及如何促进这种理解活动。
阐释学认为，人是理解的动物，只要活着，就会拥有一定的自我理解和理解世界的能力，缩小间距，即人具有去远、定位、去陌生化、把世界周围化的，从而把自己融入一个更大的世界中去的能力。所谓“间距”，其本质是指理解者与对象之间的差异。如果没有差异，理解就成为不必要——差异产生理解。间距是一切理解的前提，因为间距的存在，理解才成为需要。在第二语言获得过程当中，间距主要表现为心理间距、语言间距、文化间距。从根本上说，这些间距的存在使第二语言的获得成为必要，但是同时也成为第二语言获得的障碍。从这一意义上说，第二语言获得也属于“在世之在”——人的理解活动的一种形式，为此，理解中所发生的一切基本活动，必然也发生在第二语言获得当中。"
那么在第二语言的获得中，发生了什么样的理解活动，间距是如何被缩小的呢?正像海德格尔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常常是已经归属于特定的“传统”，因而被抛入到一定的成见之中。无论怎样的理解都总是以成见为立足点，都以成见开始。但是面向未来，我们一面筹划自己存在的可能性，一面以过去为现在的媒介，自觉地跨越间距，将过去的“真理要求”适用于现在的修正。这就是伽达默尔提出的“视域融合”——即将过去的视野和现在的视野相融合，结合事件的真理会在更高的层次实现。视域融合对于经验是开放的，也说明理解是具有创造性的。通过这种视域融合，并不一定最终能够到达“绝对真理”。根据每一次的历史状况，自我理性的完结性会不断地被打破，这是理解的不尽源泉。
由此可见，正是因为视域融合，第二语言学习者与第二语言文化的接触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文化合流与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相伴相随，即使没有深入到第二语言国家，文化合流同样也是可能的。理解作为此在的根本存在方式，不管学习者是否意识到，理解活动确实在发生；而第二语言初学者又必然是带着本国文化“成见”的人，所以在第二语言获得过程中即理解过程中，本族文化是敞开的，第二语言文化对第二语言学习者本国文化成见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改，形成新的“成见”，在新一轮的交流学习中充当理解的立脚点。此时的状况又会成为新一轮学习的源泉，即语言的基础。如此这般，视域融合不断发生，理解不断循环，即第二语言学习者以及所在国成员的成见都发生了改变。经过这样的视域融合，第二语言学习者实现了本族文化和第二语言文化的合流。这是第二语言学习和获得的必然趋势，即使在课堂教学上，文化合流也不可避免。
可见，从阐释学的角度出发，文化合流理论的元理论问题得到深刻的剖析：第二语言学习同时是理解活动，在学习过程中，第一语言文化与第二语言文化不断发生视域融合，文化合流必然发生，为此，即使是非第二语言国家，文化合流也是可能的，这是第二语言学习的起点也是归宿。
三、良好的语言交往环境的建构：交往行为理论视角
如前所述，文化合流贯穿了整个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舒曼提出，文化合流程度的大小有赖于第二语言学习者自身对第二语言文化归附动机的强弱，更详细地说，第二语言获得是由学习者与所学语言的文化之间的社会及心理距离所决定的，距离越近，第二语言越易获得。可见，第二语言学习者与第二语言文化的社会距离以及第二语言学习者的心理因素在第二语言学习中具有重要作用。这是因为，决定社会距离的各种社会因素可以影响学习者的动机、对目的语及其社团的态度、目的语输入的品质和数量以及总体学习环境的优劣。能带来“优质的”学习环境以及质和量均合乎要求的目的语输入的社会因素应具有以下特征“学习者与目的语社团互视社会平等，并均希望前者被后者同化；两社团自我封闭性小；学习者社团规模不大且缺乏凝聚性；两社团的文化冲突不大；两社团对彼此有好感；学习者社团打算在目的语地区长期居留。若上述各社会变量呈现出相反的特征，如当学习者社团自视社会地位优越或低贱时，“劣质的”学习环境便会产生，从而对文化适应和语言获得构成障碍。
同时，舒曼特别提出，在第二语言的课堂教学中，心理因素的作用要强于社会因素。心理因素主要是在社会距离难以确定，即社会因素对文化适应不构成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时才发挥作用。所以，在外语教育环境下，学习者不能与目的语社团直接接触，反映两社团关系的社会因素对文化适应的作用变得模糊，学习者个人对目的语及其文化的心理感受，即心理距离的作用可能变得更加突出。这时，如何帮助学习者克服语言和文化震惊，选择合适的学习动机，跨越语言自我的心理屏障便成为外语教育工作者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从以上的论述中不难看出，自然习得第二语言也好，课堂学习第二语言也好，良好的语言交往环境的建构是可以缩短社会距离和改变学习者学习第二语言不良的心理因素的关键，为第二语言学习者提供了主观和客观上的优越条件，增进了文化合流，对第二语言的获得起着关键作用。"
当代西方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提出，交往是以言语为媒介，通过对话即“话语民主”达到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与“一致”的行为。从这一表述中可以看到，他把交往的最终目的归结为“理解”，他所说的“话语民主”的含义就是指人们展开自由、平等的辩论、对话、商讨并最终达成共识的过程。同时，哈贝马斯认为，真理由共识构成，而共识是人们在没有内外压力和制约下的理想情境中通过交往达成的。人们在交往的过程中会追求一种平等而真诚的人际关系，对这种道德理想的追求先验地存在于语言使用的过程中。所以，他进一步指出，对话必须是基于对话双方的平等、真诚，参与愿望和切合情境的意向性，表达清晰的基础上。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构建良好的第二语言学习环境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争辩(对话)双方必须具有沟通的真诚愿望，这是进一步争辩的立足点。在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第二语言学习者与所在国成员对相互文化的认同，希望互相借鉴交流为第二语言的学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心理准备。参与对话双方必须是平等、自由的，这样的对话才是民主的，才能真正进行下去。参与对话的双方必须能够相互抗衡，因此第二语言学习者应该团结一致，统一起来，让所在国成员与之对话成为需要。对话双方的表达必须是清晰的，如果第二语言学习者与所在国成员的文化相差太远，表达无法清晰顺畅进行，将为平等顺利对话带来障碍。
可以看出，哈贝马斯的语言交往行为理论为如何促进文化合流提供了理论指导：建构良好的语言交往环境能有效缩短第二语言学习的社会距离和改变学习者的不良心理因素，促进文化合流，进而促进第二语言的学习。
四、结语
第二语言学习理论主要研究语言学习的心理过程与学习规律，是一门跨学科的理论。在语言获得的研究中，经历了从“教”到“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重心的转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把“教”放在主导地位，重视语言教学理论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语言学习理论的研究才开始受到应有的关注，第二语言的学习理论开始成为研究的热点，并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理论和假说。其中舒曼(Schu—mann)的“文化合流理论”是最具影响力的第二语言学习的研究理论之一，它享有与乔姆斯基的“语言习得机制”假说、克拉申的“语言监控模式”假说、塞林格的“中介语”理论等著名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模式同等重要的地位。但与这些第二语言学习理论不同，舒曼把“文化认同”作为第二语言获得的着力点，认为这一因素对第二语言的获得极其重要。文化合流的第二语言获得理论顺应了当前全球化的趋势，因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为此，非常有必要在更深的层次上探讨这一理论。此外，由于文化合流是在心理语言学背景下诞生的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环境和个人的心理因素的心理学实证研究出发来研究文化合流理论。本文从阐释学这一角度论述这一获得理论的合理性，并且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出发论述良好的交往环境能促进第二语言获得的研究。
一、对文化合流理论的争议与反思
舒曼在1978年提出了文化合流理论。文化合流是指一种逐渐适应新的文化的过程。这一模式的中心命题是：第二语言的获得是文化合流的一个方面，一个人能将自己的文化与第二文化合流多少决定了一个人获得第二语言的成败，也就是说，文化合流理论强调的是第二语言获得是由学习者与所学语言的文化之间的社会及心理距离所决定的——距离越近，学习者的学习愈成功，反之亦然。文化合流理论力图说明在第二语言获得过程中，对第二文化的认同感对于语言获得的关键作用。第二语言的教学实践也证明了如果学习者对于第二文化有崇拜感、亲近感和认同感，他就越容易获得第二语言。
自文化合流语言获得理论提出以来，尽管其实践效果和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但争议也是颇多的。例如，有的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驳斥了这一理论，认为其并没有说明第二语言规则是如何在大脑内部建立的，学习者综合各种语言信息的机制是如何运作的，也就是说，该理论未能进一步解释第二语言知识是怎样在“黑箱”中被内化和吸收的，即输入是怎样变成摄入的，然后又是怎样进入学习者现存的中介语系统而改变中介语知识结构的。诚然，文化合流理论缺乏对大脑的语言学习规则的深入的实证研究，但文化合流理论避开这一复杂心理现象的说明是有客观理由的。
心理学是植根于经验和假设的实证研究，尽管实证研究极其重要，但实证研究往往是带着某种先人为主的理论指导的研究，或以验证某种假设为目的的研究，不仅如此，其结果常常与理论并不相符或与假设并不相关，使研究陷入困境。例如，关于双语者的语言是如何在大脑中表征的探讨，就遇到类似的困难。问题就在于实证研究是基于一些自以为是“不言自明的理论和假设”而操作的，而这些理论恰恰最值得反思。也许舒曼正是意识到用实证的方式来研究大脑的运行规则会有诸多的“未知”，毕竟这些关于人的大脑处理信息的规则是不可感的，即使是可感的，你也无法确认你的可感是否与他人相同。所以，对于文化合流是如何通过大脑的规则运行影响第二语言学习及学习者如何综合语言信息，舒曼并未作出任何阐述。他的这一做法给予人们的启示是某些研究，尤其是关于大脑的心理学问题也许是无法从实证科学研究中得到确切的结果的，或许某些人文科学的问题如文化合流的问题，可以应用人文科学的方法即寻求元理论性的问题得到深刻的揭示。
除此之外，与第二语言学习更为密切相关的是，有些学者指出它不适于课堂学习模式，因为这种模式是一种强调学习者深入到第二国自然习得第二语言的模式，而非本国的课堂教学.不可否认，对于与第二语言文化的心理距离，当然是深入到第二语言学习的国家而能够更加的接近。但这种学习语言的条件并非所有第二语言的学习者都能够实现，所以只能在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中尽量创设这一条件。许多课堂教学实践证明，文化的导入无疑比拒绝渗入任何第二语言文化去学习语言要有效的多，尽管没有深入第二语言国家学习语言有效。正像舒曼所指出的那样，心理距离决定了第二语言学习的成功与否，只要是能够让第二语言学习者与第二语言文化的距离趋近，就能够有效地促进第二语言的学习，并非只能通过深入第二语言国家才能实现文化合流。为此，在第二语言学习的课堂要尽量导入相关的文化因素，建构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让第二语言学习者对第二语言具有良好的学习动机，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化合流，更好地取得第二语言学习的效果。
可以看出，对于文化合流理论的争议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其一，是针对文化合流的理论问题：如果不能从心理学的角度对这一模式进行论证，人文科学的方法是否能够迎难而上?其二，文化合流理论的适用范围问题：如果没有条件深入到第二语言国家内学习语言，文化合流是否可能?其三，如果文化合流可能，如何才能加强文化合流，从而能更好地促进第二语言的学习?以下就这3个相互关联的方面进行论述。
二、文化合流的元理论建构：阐释学视角
对于第一个争议的问题，从人文科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化合流理论的深层次问题似乎要轻松得多。因为语言和人文学科关系密切，语言对于人文学科来说具有本源性的意义，一切人文学科的问题都要到语言里去寻求答案，反过来，人文学科又为研究语言提供方法。阐释学就是一门与语言联系紧密的学科。很多人认为阐释学与语言的联系是在语言学转向之后的事，然而阐释学从来都是与语言联系在一起的。阐释学的演变尽管历史久远并数易其貌，但始终与语言相伴而行。施莱尔马赫曾指出，在阐释学中所预设的一切问题都是语言的问题。第二语言获得与语言，或者更确切地说，与语言的理解是分不开的，研究它当然离不开阐释学。阐释学为研究文化合流理论的合理性提供了极强的元理论支撑。
首先，第二语言的获得离不开理解，因为理解的可能性为第二语言的获得提供了信心。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认为，语言是思想符号，虽然语言存在差异，但是所有思想是一致的，理解还是可能的。到了中世纪，人们认为具有一种普遍的，独立于任何语言外壳的思维内核“精神语言”。教父思想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为了反驳怀疑论者皮罗的“一切都可以怀疑”的观点，提出至少“我活着，我存在，我理解”还是不能怀疑的。即使是现今，也不乏持这种观点的人，最为典型的就是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这些观点为第二语言的获得、世界文化合流及人类的相互理解提供了理论上的信心。更为重要的是，阐释学是一种理解世界(把世界作为一个篇章进行理解)的理论。阐释学提出理解不是一种认识模式，也不是一种行动模式，而是此在的原始性的实在形式和根本活动，人的一生就是以理解这一方式生活的。所以说它是普遍适用的，也就是说，阐释学的原则对于人类的各个方面普遍适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阐释学原则也适合于研究在第二语言获得中有什么样的理解活动发生以及如何促进这种理解活动。
阐释学认为，人是理解的动物，只要活着，就会拥有一定的自我理解和理解世界的能力，缩小间距，即人具有去远、定位、去陌生化、把世界周围化的，从而把自己融入一个更大的世界中去的能力。所谓“间距”，其本质是指理解者与对象之间的差异。如果没有差异，理解就成为不必要——差异产生理解。间距是一切理解的前提，因为间距的存在，理解才成为需要。在第二语言获得过程当中，间距主要表现为心理间距、语言间距、文化间距。从根本上说，这些间距的存在使第二语言的获得成为必要，但是同时也成为第二语言获得的障碍。从这一意义上说，第二语言获得也属于“在世之在”——人的理解活动的一种形式，为此，理解中所发生的一切基本活动，必然也发生在第二语言获得当中。
那么在第二语言的获得中，发生了什么样的理解活动，间距是如何被缩小的呢?正像海德格尔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常常是已经归属于特定的“传统”，因而被抛入到一定的成见之中。无论怎样的理解都总是以成见为立足点，都以成见开始。但是面向未来，我们一面筹划自己存在的可能性，一面以过去为现在的媒介，自觉地跨越间距，将过去的“真理要求”适用于现在的修正。这就是伽达默尔提出的“视域融合”——即将过去的视野和现在的视野相融合，结合事件的真理会在更高的层次实现。视域融合对于经验是开放的，也说明理解是具有创造性的。通过这种视域融合，并不一定最终能够到达“绝对真理”。根据每一次的历史状况，自我理性的完结性会不断地被打破，这是理解的不尽源泉。
由此可见，正是因为视域融合，第二语言学习者与第二语言文化的接触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文化合流与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相伴相随，即使没有深入到第二语言国家，文化合流同样也是可能的。理解作为此在的根本存在方式，不管学习者是否意识到，理解活动确实在发生；而第二语言初学者又必然是带着本国文化“成见”的人，所以在第二语言获得过程中即理解过程中，本族文化是敞开的，第二语言文化对第二语言学习者本国文化成见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改，形成新的“成见”，在新一轮的交流学习中充当理解的立脚点。此时的状况又会成为新一轮学习的源泉，即语言的基础。如此这般，视域融合不断发生，理解不断循环，即第二语言学习者以及所在国成员的成见都发生了改变。经过这样的视域融合，第二语言学习者实现了本族文化和第二语言文化的合流。这是第二语言学习和获得的必然趋势，即使在课堂教学上，文化合流也不可避免。
可见，从阐释学的角度出发，文化合流理论的元理论问题得到深刻的剖析：第二语言学习同时是理解活动，在学习过程中，第一语言文化与第二语言文化不断发生视域融合，文化合流必然发生，为此，即使是非第二语言国家，文化合流也是可能的，这是第二语言学习的起点也是归宿。
三、良好的语言交往环境的建构：交往行为理论视角
如前所述，文化合流贯穿了整个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舒曼提出，文化合流程度的大小有赖于第二语言学习者自身对第二语言文化归附动机的强弱，更详细地说，第二语言获得是由学习者与所学语言的文化之间的社会及心理距离所决定的，距离越近，第二语言越易获得。可见，第二语言学习者与第二语言文化的社会距离以及第二语言学习者的心理因素在第二语言学习中具有重要作用。这是因为，决定社会距离的各种社会因素可以影响学习者的动机、对目的语及其社团的态度、目的语输入的品质和数量以及总体学习环境的优劣。能带来“优质的”学习环境以及质和量均合乎要求的目的语输入的社会因素应具有以下特征“学习者与目的语社团互视社会平等，并均希望前者被后者同化；两社团自我封闭性小；学习者社团规模不大且缺乏凝聚性；两社团的文化冲突不大；两社团对彼此有好感；学习者社团打算在目的语地区长期居留。若上述各社会变量呈现出相反的特征，如当学习者社团自视社会地位优越或低贱时，“劣质的”学习环境便会产生，从而对文化适应和语言获得构成障碍。
同时，舒曼特别提出，在第二语言的课堂教学中，心理因素的作用要强于社会因素。心理因素主要是在社会距离难以确定，即社会因素对文化适应不构成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时才发挥作用。所以，在外语教育环境下，学习者不能与目的语社团直接接触，反映两社团关系的社会因素对文化适应的作用变得模糊，学习者个人对目的语及其文化的心理感受，即心理距离的作用可能变得更加突出。这时，如何帮助学习者克服语言和文化震惊，选择合适的学习动机，跨越语言自我的心理屏障便成为外语教育工作者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从以上的论述中不难看出，自然习得第二语言也好，课堂学习第二语言也好，良好的语言交往环境的建构是可以缩短社会距离和改变学习者学习第二语言不良的心理因素的关键，为第二语言学习者提供了主观和客观上的优越条件，增进了文化合流，对第二语言的获得起着关键作用。
当代西方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提出，交往是以言语为媒介，通过对话即“话语民主”达到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与“一致”的行为。从这一表述中可以看到，他把交往的最终目的归结为“理解”，他所说的“话语民主”的含义就是指人们展开自由、平等的辩论、对话、商讨并最终达成共识的过程。同时，哈贝马斯认为，真理由共识构成，而共识是人们在没有内外压力和制约下的理想情境中通过交往达成的。人们在交往的过程中会追求一种平等而真诚的人际关系，对这种道德理想的追求先验地存在于语言使用的过程中。所以，他进一步指出，对话必须是基于对话双方的平等、真诚，参与愿望和切合情境的意向性，表达清晰的基础上。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构建良好的第二语言学习环境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争辩(对话)双方必须具有沟通的真诚愿望，这是进一步争辩的立足点。在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第二语言学习者与所在国成员对相互文化的认同，希望互相借鉴交流为第二语言的学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心理准备。参与对话双方必须是平等、自由的，这样的对话才是民主的，才能真正进行下去。参与对话的双方必须能够相互抗衡，因此第二语言学习者应该团结一致，统一起来，让所在国成员与之对话成为需要。对话双方的表达必须是清晰的，如果第二语言学习者与所在国成员的文化相差太远，表达无法清晰顺畅进行，将为平等顺利对话带来障碍。
可以看出，哈贝马斯的语言交往行为理论为如何促进文化合流提供了理论指导：建构良好的语言交往环境能有效缩短第二语言学习的社会距离和改变学习者的不良心理因素，促进文化合流，进而促进第二语言的学习。
四、结语
第三代心理语言学并不是对服务于言语行为的心理结构的实现进行研究，而是探索在活动中使用语言（作为工具）的不同策略进行研究。当活动的目的是对他人产生影响的时候，活动即为交际性的；当活动的目的是对自身产生影响的时候，活动即为认知性的。两种活动是相辅相成、辩证性存在的，因此从一开始就有必要对二者进行管理。也就是说，自我导向的言语活动，来源于他人导向的言语活动，在本质上二者都是交际形式的一种。将交际活动优先于对抽象性语言规则加工过程的习得进行研究，使第三代心理语言学将言语（和书面语言）对人类具体的社会和思维活动的调节作为研究重点，认为言语活动是有动机性和目的性的。它体现了解决交际问题的过程，这些交际问题可能是社会的，也可能是认知的。从这一角度来看，教授一种外语并不是关于语言的规则和形式的研究，而是关于作为调节方式的交际的研究，这种交际是特殊形式的社会实践性学习活动。社会文化理论认为，正如我们的社会互动通过言语调节一样，我们的思维也要通过言语调节。具体来说，通过言语（或书面语言），我们能够对我们的思维、注意力、计划、理解、学习和发展进行控制，但是这种控制来源于我们参与的社会活动。因此我们把社会文化理论归结为第三代心理语言学研究，其核心观点是人类从根本上是交际性生物，这种观点不仅关系到社会关系而且也关系到高级思维功能。心理学认为人类思维活动的元认知有两种：与人类思维有意识的反思相关的元认知和与人类解决问题的自我调节机制相关的元认知。沃思认为，人类不一定会同时具备两种元认知能力。第二种元认知活动被称为策略性活动，是由个体独自或者与他人合作实施的。根据社会文化理论，自我调节过程的根源在于社会互动，人类通过互动将心理之间的功能转化成心理内部的功能，后者功能发生在最近发展区展水平之间的差异。社会文化理论的最近发展区（语言习得自然法的典型代表）和克拉申的“i＋1”（倾向于语言教学的模式）尽管从表面看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两者在概念上不同。虽然两者都是关于未来发展水平的，但是“i＋1”模式认为未来的发展水平是确定的、可以预测的，然而最近发展区模式则认为未来的发展水平是不确定的、开放的、被调节的。维果斯基认为唯一的“良性学习”是在超越当前发展水平上的学习，这一点与皮亚杰的观点相反，皮亚杰认为认知能力的成熟是语言发展的必要条件，即只有具备了相应的认知能力才能学会相应的语言内容。而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通常是将研究对象置身于社会文化背景中，对其参与的与语言学习相关的整体社会活动进行观察，进而描述二语习得的过程，这一点与传统上脱离社会文化背景的二语习得研究范式完全相反。
二、社会文化理论框架下二语习得研究的新理念
社会文化理论的核心理论之一就是活动理论，活动理论认为人类的行为是由社会文化构建的调节形式与人类活动的融合。卢里亚认为思维不是人类生理上具备的大脑所进行的活动，而是通过文化产物形成的功能系统，文化产物中最重要的就是语言（符号工具）。维果斯基认为如果心理学想解读这些功能系统，必须理解活动的形成（例如活动的历史），而不是活动的结构。这一新的理念已经引起了学者们对二语习得研究的改变，尤其是在任务型教学中，如同样的第二语言学者的语言学习活动可能取决于不同的动机，如教师的教学动机是介绍目的语系统的语法功能，而学生的学习动机可能是考入大学，即一个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的活动，受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影响。这种活动理论观点，尤其改变了教师对任务型教学法的看法。兰多夫认为活动存在动态变化的特征，它以一种形式开始，很可能在进行过程中变成了另一种活动。艾力斯认为同一个任务不同的学习者在施行过程中造成不同类型的活动，而同样的学习者在不同的时间施行任务时，也会根据自身不同的动机和目标构建活动。同样，多纳托也提出任务是无法概括的，因为活动根据参与者和环境的不同而产生变化；任务并不会操纵学习者以某种方式采取行动，因为学习者在任务实施过程中有不同的目标、采取不同的行动、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这都会使任务发生变化，因此教师应关注的不只是任务的结果，还要更多地关注学生实施任务过程中的动机和目标，才能真正理解任务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互动。艾力斯认为任务并不是创建了学习的环境，而是构建了参与者实施任务的方式，这与社会文化理论将任务视为语言学习工具的观点一致。我们认为语言任务应该使学习者解除只关注语言形式的束缚，帮助他们在实行任务时与同伴更多的关注话语互动的机会。活动理论消除了心理学派划分的语言和思维之间的界限，使二者形成了协商的模式，即“个体与社会是相对独立的”二元化理念被“个体存在于社会之中”这一新的理念所替代。进一步探讨维果斯基的观点时，我们发现社会文化理论倾向于参与性学习。采用参与作为主要的学习范式正面反对了将认知与情感区分开的观点，将社会元素放置于首要地位。二语习得领域的学者们已经探索了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课堂语篇对二语习得发展的贡献。如，华尔斯从教师语言视角对学生在课堂上参与交际的积极性（或者消极性）进行了研究；希德豪斯通过分析大量课堂上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交际语篇，得出互动策略有助于二语习得；莫非对第二语言课堂中的会话跟踪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互动性会话跟踪产生的会话调整和协商对SLA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阿尔加弗雷和兰多夫则认为课堂上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纠正性反馈互动体现了一种社会活动，包含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合作参与和有意义的协商。在社会文化理论看来，学习者的错误不再被视为失败的标志（与行为主义相反），而是赋予了学习者尝试使用语言的机会。因此语言学习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学习者设计更多的互动任务，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使用语言，达到促进语言学习的目的。
二、二语写作学习策略的范式转变
20世纪70年代以前，二语写作仅仅被视为语言教学问题，教师关注的是写作的成品，强调语法的正确性、词汇拼写的准确性、标点符号的正确使用，二语写作学习者主要是通过记忆和模仿等学习策略来提高写作成绩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认知理论的兴起，人们开始从认知的视角审视二语写作———写作是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包括写前计划、草稿、修改、审校等。这一范式的转换标志着从关注写作成品到关注写作者的个体认知行为的重大转变。在认知理论框架下，写作被视为一个“非线性的探索和生成过程，作者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现并修正自己的观点”［8］，其使用的策略包括规划、翻译、审查、监控、生成思路、组织、目标设定、评估、修改等［9］。然而，认知范式对于理解语境显得太狭隘，它忽视了对社会、历史、政治的语境的关照。于是一些学者建议在认知框架中添加更多元素［11］，认为学习策略的使用应该是认知与语境相互作用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受社会文化理论的影响，学者们开始质疑多年来占主导地位的认知理论。社会文化派学者认为，语言认知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能力，也不只是思维所具备的心理功能，而是一种社会能力。换言之，语言认知来源于我们所经历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方面的情境，所以学习（包括语言学习）是我们从环境所提供的体验中去提炼知识的过程，而这种体验本身具有社会属性。在二语写作学习中，学习者与环境、他人以及特定时间进行交互，而这种交互又是通过一定的中介工具（包括语言）来实现的。近年来，在社会文化理论的指导下，学者们开始把写作视为社会行为、文化行为，强调语言习得过程的环境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凸显认知与社会文化环境的辩证关系，在这一双向互动的过程中，离不开中介工具的支撑和协助。具体来讲，语言学习是个中介过程。针对二语写作策略来说，学习者要充分利用中介资源，加速语言知识和技能的内化过程，进而提高二语写作的产出能力。
三、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的二语写作学习策略
迄今为止，从社会文化理论视角探讨中国大学生二语写作学习策略的研究明显不足，而且，现有的研究成果只限于写作学习者，特别是善学者使用了哪些学习策略［12］。Lei研究表明，英语写作善学者在英语写作活动中使用了中介手段来完成写作交际活动，这些中介资源包括文化中介、规则中介、他人中介、角色中介等［13－14］。Gao从社会文化理论角度解读中国学生在外语环境下和在目标语环境下使用学习策略的差异，进一步证实学习环境对学习者语言习得的重要性［15］。Liu也认为中国学生在外语环境下使用的学习策略与在目标语环境下学习策略的使用有明显差异，学习者更多地使用社会策略，而较少使用记忆策略和补偿策略［16］。从这些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学习者学习策略的运用与具体的社会环境、历史环境以及文化环境密切相关［17］。学习策略对于写作能力的提高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写作研究从认知到社会文化理论的范式转变，研究的重点已从认知转到了语境。然而，目前有关社会文化理论的二语写作学习策略研究大多属于理论层面探讨，如何应用社会文化理论在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中进一步指导和培养学生的写作策略还在探索中，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鉴于此，写作教师要善于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学生的写作问题和不足之处，有针对性地提供写作训练，并对学生进行写作策略指导，全面提高其二语写作能力和水平。
（一）环境中介策略传统的以认知理论为导向的二语写作，只关注写作过程和应试技巧；而社会文化理论指导下的二语写作强调社会和文化语境的重要性，良好的社会、文化语境，对于学生深刻理解写作的本质以及提高学生的写作策略和写作能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学生在外语课堂中进行的二语写作，缺少真实的写作语境和大量的写作实践机会。作为一线二语写作教师，我们应以社会文化理论为指导，整合课内外环境中介资源，对二语写作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学习策略、社会文化环境等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指导，创设有利于二语写作能力提高的学习环境，为进一步提升英语写作教学提供理论支撑和教学原则。课内的写作环境中介资源是指多种多样的写作活动的组织和安排。教师可以尝试“说写互动”模式，例如在写前活动中，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全班或小组讨论。Weissberg认为，课堂讨论不仅有助于母语写作者，而且有助于二语写作者挖掘写作主题，进行文字编码，并进一步意识到写作过程的方方面面［18］。显而易见，讨论在整个写作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生在讨论中各抒己见，集思广益，拓宽视野，理清思路。这种以讨论带写作的写前交互活动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克服写前障碍，提高学生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也为后续的写作过程奠定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译写结合”也是值得尝试的课堂活动模式，可以采用与汉英翻译有关的互动方式，将写作课与汉英翻译课相融合。例如，在赏析名言警句或是经典段落时，可以引导学生先进行英汉翻译，让学生体会英汉语言的各自表达方式、特点以及差异。同时，教师还可以在讲授英语句子合并技巧时与学生进行汉英句子翻译的教学互动。课外的写作环境中介资源主要是指对网络资源的有效利用。根据写作话题，教师要求学生课外搜集相关写作素材。学生通过多听英文材料（例如英语新闻、英语辩论、英语演讲、英文电影、英语访谈等）知晓国内外大事、热点问题，了解不同的声音和看法，同时也强化了学生的语感，增加语言知识的积累，为写作储备必要的素材。另外，学生通过阅读英文报刊、英文原著，不仅可以接触到原汁原味的英语表达方式，熟悉英文的写作结构、上下文的呼应、内容的连贯等，还可以学到如何用地道的英语表达自己的思想。总而言之，充分挖掘这些课内外的环境中介资源，为学生提供生态化二语写作学习环境，让学生的写作学习与社会文化语境相结合，将听、说、读、译与写作形成良性互动，不仅有利于英语写作教学，更有益于学生形成有效的英语写作策略，实现写作教学效益最大化。
（二）文化制品中介策略社会文化理论认为，第二语言习得是一个中介参与的过程。Lantolf把有关二语习得是一个中介过程的研究分成三类，即社会中介、文化制品中介以及个人中介。其中，文化制品中介包括语言和非语言的文化制品。1．母语中介策略根据社会文化理论，语言是最重要的中介工具。鉴于教师和学生都是双语者，他们在交流互动中可以同时使用两种语言，具体选择哪种语言取决于交流的目的和交流的效果。在二语学习活动中，学习者可以通过有意识地使用母语进行自我调控，不应该极力避免使用母语，而是应该把母语作为学好二语的一种策略，尤其是在二语发展初期，学习者还很难运用二语进行高级认知活动，此时，可用母语来协助学习者规范高级认知过程，提升其二语表达能力。鉴于母语在二语学习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具体的二语写作学习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学生适时适量地使用母语学习策略。例如，在预写阶段，从选题、构思的角度来看，汉语来得更直接，更容易，特别是学生在交流相互的看法和意见时，使用汉语明显比英语更顺畅，更易于表达观点，使其更加专注于写作内容本身，避免英语表达上的困难和障碍。同时，在反馈阶段，可以适度发挥母语的中介作用。作为反馈过程中的一种中介策略，母语能够起到促进沟通、提取信息、控制任务过程等作用，而且母语能够帮助学生理解反馈的意义和价值，促进语言习得。因此，母语有助于排除语言障碍，拉近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便于教师和学生的交流，使学生更专注于写作文本本身，从而减轻学生的认知负担。由此可见，只要学习者适时适量地使用母语，也能使母语在二语习得中发挥积极作用。2．网络、图书馆等工具中介策略除了语言中介工具之外，像网络、图书馆以及电子词典等也是非常重要的中介资源，特别是在英语写作中它们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资源。Lei关于学生英语写作中介策略使用情况的研究发现，善学者在英语写作实践过程中频繁使用网络资源和电子词典，并达到了预期的写作目标。给予我们的启示是：要合理有效地利用这些中介资源，提高学生在应对不同写作任务时采取适当的写作策略的能力，以便使他们顺利地完成写作任务，进而达到交际的目的。社会文化理论指导下的大学生英语写作策略所使用的中介资源又可称为支架，它分为两种，一种是同伴或教师提供的交互式支架，另一种是工具式支架（如图书馆电子资源、在线语料库、在线词典等），这些都可以成为写作教学中重要并且可以利用的学习资源。教师应鼓励学生充分利用这些工具资源，整合多维度、多视角的写作资源，拓宽写作思路和视野，提高语言表达的准确度和得体性。与此同时，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写作水平，建立模拟的写作训练库。写作训练库包括选题的规范、写作提纲的撰写、段落的衔接、词汇的选择等。写作训练库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而且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语料库可以提供真实语言运用的典型实例，促使学生真正掌握词语的用法以及搭配语境等诸方面的系统知识，并在实际运用中提高交际能力。学生还可以利用现存的网络语料库和美国英语语料库进行写作训练。顾纪鑫等提议可以模仿国外的做法，建立网上写作实验室或网上写作中心，为学生和教师提供更多练习和指导写作的途径。总而言之，教师在写作学习中介的设计和运用中，要充分发挥文化制品的多方面功能，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学生的英语写作学习，提高学生的写作策略意识和写作能力。
（三）共同体中介策略目前，对学习共同体的界定主要是从群体关系、社会组织的角度切入，凡是以社会协商的方法建构知识的团体都可称为“学习共同体”，也可称为“学习者共同体”［22］。在写作活动中，当学习小组或班级通过写作学习活动相互交往，形成一套共有的写作学习的习惯，共同完成写作学习目标的时候，“写作学习共同体”随即产生。写作共同体的成员相互依赖，协作完成写作任务，实现共同写作目标。在进行写作活动时，学习者不仅要完成自己的写作任务，还要帮助完成小组的写作任务。在共同体中，成员之间形成相互影响、互为依靠、共同提高的人际关系，最终促进所有成员的共同成长。根据社会文化理论，二语写作不仅是个体的学习行为，而且是一种集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在这一共同体的活动中，写作者在与教师、同伴的循环交互中不断修改和完善写作文本，提高写作文本的质量和二语写作水平。教师的中介作用是提供“脚手架”的帮助，对学生的写作过程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指导。对于二语写作学习来说，学生在完全真实的环境下学习写作往往是不现实的，这就要求教师必须通过提供设计恰当的支架，为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具体的支持和帮助。其中最重要的支架就是评价工具。评价工具包括评分规则、写作档案袋、评估表等，教师要关注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应该根据具体的写作学习需求设计评价工具，并适时提供给学生，目的是让学生了解评价标准，规范自己的写作行为，调整自己的写作学习过程，为自己的写作学习承担责任。同伴的中介作用主要体现在同伴反馈过程之中。研究发现，同伴反馈有利于培养学生写作时的读者意识，训练学习者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促进学习者之间的合作学习能力、社会交互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学生在写作过程中的意义协商以及多样化写作策略和技能的训练等［23］。学生的写作档案袋是学习共同体中介策略的集中体现。学生写作档案袋通常是以一个文件夹的形式收藏每一位学生具有代表性的写作作品和反思报告。它可以真实客观地记录学生的学习写作的过程，展示每一位学生在学习写作过程中所做的努力、取得的进步。写作档案袋的评价由学生本人、同伴、教师共同参与。同伴互评模式既可以减轻教师的评改工作量，又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评判能力，增强学生对自己和他人学习的责任感，使学生获得有价值的反馈，进而改进写作教学。师生面对面交流是关键一步，教师检查学生自评、同伴互评结果以及重新修改的文章，对学生取得的进步适时提出表扬和鼓励，同时指出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通过师生面对面的交流，让学生分析自己的写作过程与现状，看到自己的进步和不足，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不断进行自我反思；同时也帮助教师了解教学状况，及时调整教学计划，确定新的教学目标。
关键词：语文教学；学生为主体；意义教学
顺应新课改的要求，教师对于学生的教学应对学生的个人成长有所注重，而不是仅关注学生的学习成果。笔者认为，这类似于教育心理学家罗杰斯的教学理论――把学生培养为既用情感的方式也用认知的方式行事的人，即知情合一。新课改还对课程目标进行了改进，过去我们对化学反应进行教学时，会明确告诉学生反应生成的物质，现在则需要学生通过化学实验自己探索化学反应后生成的物质。下面，笔者将根据这罗杰斯提出的学习理论，对初中语文教学做以浅论。
作为著名的教育心理学家，罗杰斯提出了大量的有关教育学理论，对现代社会的教育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观，一个是他所提倡的有意义教学。下面笔者将展开对其进行论述。
一、以学生为主体
罗杰斯认为，教师的任务不是教给学生大量知识，也不是教会学生如何学习，而是为学生提供各种学习的资源和能够促进学生进行学习的氛围，让学生自己决定如何学习。他认为，能够促进学生进行学习的心理氛围是真诚一致、积极关注的。笔者对于罗杰斯的理论不作赘述，只根据其理论要点为初中语文教学提供
建议。
笔者认为，为学生提供有效的学习环境，真诚是最首要的，教师应真诚对待学生，不欺骗学生。诚信为本，真诚能够帮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加有效进行。例如，学生在语文考试成绩不理想，害怕受到父母的训斥而求助于教师时，作为语文教师，可以对其进行相应语文任务的布置，帮助学生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提高其语文成绩。当然，这只是对于偶尔考试出现失误的学生来讲，适当的阅读、写作任务的布置，能够潜移默化地帮助学生提升语文素养。笔者强调，只要答应了学生，就一定要做到，作为教师，我们的出尔反尔不仅会使学生对我们产生不信任，还会使学生对这一学科的学习产生厌恶。所以，真诚一致，极其重要。积极关注，是指教师应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积极言语做出肯定的评论，这有利于学生形成正面的价值观，从而积极主动地进行学习。在语文教学中，语文阅读、语文写作、文言文翻译等，这些语文的学习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是开放的。当学生在这些方面进行练习时，会有多种答案，这就需要我们对学生答案中的积极因素做以肯定，以使他们对语文的学习产生信心和兴趣，从而更好地进行语文学习。例如，题目为“手机的利与弊”的作文，无论学生的立意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只要作文行文流畅，符合实际，满足作文的相关要求，教师就应对学生做出肯定。
二、有意义教学
罗杰斯认为，有意义学习不仅仅是一种增长知识的学习，还是一种与学生各部分经验都融合在一起的学习。按照罗杰斯的观点，有意义学习能够对个体的行为、态度、个性以及在未来选择行为方式时产生重要的影响。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对学生进行教学。笔者多年的教学经验证明，新课改后教师通过新的教学方式对学生进行教学，使学生产生更加浓厚的学习兴趣，使学习的成效更加可观。那么，作为初中语文教师，我们该如何对学生进行有意义教学呢？
笔者认为，倘若要学生进行有意义学习，首先要让学生产生内部的学习动机，学生要自己产生学习的积极性，才能够把学习与自身各部分经验相融合形成有意义学习。也就是说，我们要做的，就是激发学生对于语文的学习兴趣。
例如，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我们可以在班级中设立图书角、在日常作业的布置中要求学生进行名著阅读等；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我们可以培养学生观察生活的好习惯、对学生在作文中写出的优美词句进行标注等；激发学生的文言文学习兴趣，我们可以对文言文作者的写作背景做以补白、对文言文经典词句做以背诵要求等；对于激发学生对字词的学习兴趣，我们甚至可以从汉语的国际化方面入手，让学生明白作为语文学习的基础，中国字词已走出国门，成为世界文化的一大靓点。作为初中语文教师，我们可以通过多方面的努力让学生对语文的学习产生学习兴趣，因为语文本身就是一门非常具有实践性的学科。
综上所述，新课改不仅为初中语文教学带来了飞速发展的机会，也为其带来了教学目标、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等方面的挑战。作为初中语文教师，我们可以根据新课改的规定，联系前人的理论成果以及自身的教育经验，探索对学生进行语文教学的更好方式，为学生的语文学习做出最大努力，帮助学生更好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