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文化研究所外聘特约的专家，也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如方长生主编的《海洋文化研究丛书》内容广，影响大；金涛撰写的《舟山龙文化》和《东海岛屿文化与民俗》内容丰富，颇受学界关注；还有《舟山渔业史话》史料丰厚，广受好评。《普陀山史话》和《舟山民俗大观》资料齐全，研究深入。
开展海洋渔、盐文化研究。侧重于对渔歌、渔业和盐业民俗及渔业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承担了“浙江渔业史”“岱山东沙古渔镇史”“浙江盐业民俗研究”和“浙江渔俗文化的语言学研究”等省级课题，并协助浙江省渔业局完成了“浙江省振兴渔文化工程对策研究”报告，发表了《舟山群岛渔渗的语言特色与文化内涵》《东海渔歌语言的韵律美》《浙江盐业民俗初探》和《我国非物质海洋渔捕文化资源的价值研究》等文章，其中不少文章都是我国对某一方面海洋文化研究的开拓之作，有一定影响。
开展海岛历史文化的研究。主要开展海岛历史文化著作整理及研究。张方淌凇⒊碳毯旖淌诤驼惭窃敖淌诘确直鸪械A恕啊端目馊书》中的舟山历史文化研究资源汇编”“黄以周著作整理”“黄式三集”等省级课题，韩伟表教授承担了“金性尧著作整理”省级课题。
侧重海洋文学研究和创作，涌现出一批海洋文学作品。王学渊教授出版了《远去的帆影》诗集，倪浓水教授创作了《蚂蚁荡漾》《开一扇门，望见观音》等海洋小说、散文，其中《蚂蚁荡漾》获2002年全国海洋文学大赛二等奖。李松岳副教授创作《沙器》《大海作证》和《内心的尺度》等海洋诗歌和散文，《内心的尺度》获2007年舟山市“五个一工程奖”。海洋文化研究所还编辑出版了《中国古代海洋文学作品选》，承担了“中国古代海洋小说和文化”和“中国海洋文学研究――以浙江为焦点”等省级课题，发表了《西北和东海：“精卫填海”里的南北文化隐喻》《中国古代海洋小说中“人鱼”叙事的历史变迁和文化蕴涵》和《中国海洋诗歌的审美高度》等海洋文学研究文章。
1.引言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也是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空间。从古至今，人类探索海洋的脚步从未停止。自进入21世纪以来，海洋所蕴含的物质资源和政治经济价值愈发受到人们的重视，世界各国都把发展海洋经济、维护海洋权益列为本国的重大发展战略，党的十报告更是明确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海洋强国的建设离不开海洋科技和海洋经济的发展，更离不开海洋文化产业的有力支撑。用海洋文化产业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提升沿海城市的文化形象和魅力，已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山东半岛是中国最大的半岛，有丰富的海洋历史文化资源，蕴含的社会文化价值是推动区域海洋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对其进行梳理和研究，既有利于了解山东半岛海洋文化研究的进展状况，又可以增强全民海洋意识，促进海洋文化融入半岛地区经济发展，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与和谐发展。
鉴于此，笔者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为基础，对近十五年来山东半岛海洋文化研究的相关论文进行梳理，以期对半岛海洋文化研究的发展状况进行概括性呈现，指出其存在的不足并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
2.近十五年山东半岛海洋文化研究现状
曲金良认为，海洋文化就是人类认识、把握开发利用海洋，调整人与海洋的关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具体表现为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生活方式包括经济结构、法规制度、衣食住行习俗和语言文学艺术等形态。
笔者在中国知网（CNKI）以“山东海洋文化”和“山东蓝色文化”作为检索关键词，对近十五年来（2001-2015）发表的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文化研究相关论文进行整理分类，删除重复文献、新闻报道、会议简讯等无关信息，共得到相关论文223篇，硕博论文87篇，会议论文22篇。这些论文内容广泛，角度新颖，但也存在局限和不足，现总结如下：
2.1海洋文化研究发展迅速，研究成果逐年增多。通过对所得文献进一步梳理，笔者发现，2001-2005年期间发表的山东海洋文化研究论文为16篇，2006-2010期间为59篇；2011-2015期间为257篇。由此可见，进入21世纪以来，山东半岛海洋文化研究发展迅速，特别是近五年来，由于国家和社会对海洋的持续关注和扶持，促进了山东海洋文化研究的繁荣与发展，使研究成果的数量有了快速增长，同时营造出了日益繁荣的海洋文化研究氛围。
2.2研究内容丰富，涉及领域广泛。海洋文化内涵丰富，涉及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涵盖海洋商贸文化、海洋军事文化、海洋宗教文化、海洋民俗文化、海洋旅游文化、海洋语言文学和海洋法律法规等各个方面。学者们对山东半岛海洋文化的研究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特点。邵世英介绍了山东沿海地区的饮食习俗、服饰文化、信仰与禁忌等民俗文化，并以青岛天后宫的妈祖文化、荣成的渔民节和蓬莱的鱼灯节为例描述了山东海洋民俗旅游开发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金月梅对山东沿海乡村聚落中民居单体的外部建筑构造和内部装修进行了研究，指出山东海洋文化对沿海地区的民居风格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张敏梳理了古代山东从先秦到明清时期的海神信仰，勾勒出了山东海神信仰的历史发展脉络，并对其生成基础和地域特征进行了探讨。吴雪凤总结了山东海洋文学创作的发展历程和文本内容，并通过梳理“五四”以来的海洋文学作品，对山东海洋文学中“寻找”这一母题进行了探究。别敬伟介绍了山东半岛海洋体育文化的发展现状，认为山东沿海各地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为发展海洋体育文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同时他指出半岛海洋文化的发展面临规划不足、人才匮乏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赵红从军事角度出发，对明清时期山东半岛海防建设状况进行了论述，并探讨了海防建设与当时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互动关系。赵彦彬就半岛蓝色经济区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引发的海洋环境问题入手，指出了目前山东半岛海洋环境立法管控的不足，并对蓝色经济区海洋环境法律体系的建构提出了建议。
2.3引入了科学的分析方法和预测模型。山东半岛有丰富的海洋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如何全面客观地评价自身发展状况，对于明确未来发展的战略定位，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在研究中，学者们注重实地调查，以数据为支撑，同时运用SWOT和灰色系统理论等科学分析方法，使研究结论翔实可靠，具有说服力。
所谓SWOT分析，是指对与研究对象密切相关的各种主要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外部机会（Opportunities）和威胁（Threats）通过调查加以列举，并综合分析各种因素得出一系列结论，以全面、准确地对研究对象所处情况进行研究，并确定发展战略和对策。该方法被学者们广泛运用于山东半岛海洋文化产业（韩明杰，2010；王r萱，2014；荆晓燕，2014）、海洋渔业发展（杨涛，2013；李慧茹，2011）、海洋城市建设（任涵，2008；高莲莲，2012）等方面的研究。
灰色系统理论由我国控制论专家邓聚龙教授创立，通过使用不同颜色表示信息的不确定程度，“灰色”是指部分信息明确，部分信息不明确。该理论通过部分已知信息的生成、开发来实现对现实世界的确切描述和预测。江海旭以灰色系统理论为基础，将山东省沿海7城市2000―2009期间入境旅游统计资料作为原始数据，建构旅游指标GM（1，1）灰色预测动态模型并利用该模型对山东省滨海7城市2011年―2015年入境旅游指标进行预测，进而提出山东省滨海7城市入境旅游可持续发展对策。
2.4加强了不同区域间海洋文化的比较研究。海洋文化是开放包容的文化，各沿海城市地缘临近，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频繁，地区文化彼此融合，互相影响。对不同地区的海洋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了解本地区海洋文化的内涵和优势，明确自身发展的突破口，打造特色鲜明的城市海洋文化品牌。刘晓彤对比了山东和浙江两个地区海洋文化的历史形成过程、现实发展状况与当前困境，找出了二者共同的文化内涵和各自特色，并提出了走出困境的对策。倪浓水就山东海洋文化和浙江海洋文化的特质进行对比后指出，山东海洋文化是以齐文化为代表的滨海文化，是内陆文化的延伸和折射，具有坚实的根基和务实性；浙江海洋文化的本质是诗意的和神话的，两种不同的海洋文化特质对不同的海洋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引导和支持意义。
2.5关注海洋文化资源到海洋文化产业的转变。海洋文化产业由海洋文化和产业化两部分构成，其本质是海洋文化的产业化。山东半岛具有丰富的海洋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蕴含的文化凝聚力和艺术审美情趣使其本身具有潜在的巨大市场价值。深入挖掘和利用海洋资源，培育发展海洋文化产业，有助于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提升沿海城市的形象和魅力。王颖在博士论文中分析了山东半岛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资源基础，并运用SWOT方法探讨了山东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定位及各行业的发展战略。宋而宁认为要发挥山东半岛海洋文化潜力应充分开发和保护海洋资源，不断完善海洋公共服务体系，同时加强各沿海地区的沟通与合作，吸取优秀经验，鼓励海洋文化产业创新发展。郑贵斌指出山东半岛具有丰富的海洋旅游、海洋历史、海洋民俗和海洋节庆等文化资源，但是在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的过程中存在人才匮乏、资源开发不均衡、创新能力弱和资源保护不足等诸多问题，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将海洋文化资源转化为海洋产业优势。
3.存在的问题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近十五年来山东半岛海洋文化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无论是论文数量还是研究内容均有较大的提高和丰富，但同时暴露出一些问题，例如：
3.1研究成果数量较其他省份偏少。山东半岛是我国最大的半岛，海洋文化底蕴深厚、特色鲜明。但笔者通过梳理近15年发表的国内海洋文化研究论文发现，在所有论文中，以浙江、广东、福建和山东海洋文化研究论文居多，占到了文献总量的70%以上，但从论文数量上看，山东海洋文化研究远不及浙江和广东，这与山东建设海洋强省的目标不相称。
3.2研究内容扎堆严重，新鲜议题少有涉及。海洋文化内容丰富，涉及社会发展的多个领域。通过对文献分析发现，目前的山东半岛海洋文化研究重点多集中在海洋旅游，海洋渔业等与经济相关的领域上，对海洋民俗、海洋军事、海洋法律法规、海洋考古和海洋语言文学等内容的研究寥寥无几，存在明显的重经济发展，轻人文研究的倾向。
3.3各城市海洋文化研究不均衡，研究重点多集中在发达城市。根据《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主体范围包括山东全部海域和青岛、东营、烟台、潍坊、威海、日照及滨州市部分区域。笔者将以上沿海城市名称作为题名进行检索，发现当地海洋文化研究文献数量在15篇以上的只有青岛（39篇）、烟台（22篇）和威海（17篇），而关于日照、潍坊、东营和滨州地区海洋文化的研究则少之又少。由此可见，半岛海洋文化研究存在较明显的地域局限性，研究重点多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
4.未来的展望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我们需要用积极向上、繁荣发展的海洋文化诠释海洋世纪的理念，帮助人们认识海洋价值、树立正确的海洋观念，彰显山东半岛圆融开放、海纳百川的精神内涵。展望未来山东半岛海洋文化研究，可以看出：
4.1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成果数量和质量均不断提高。山东是海洋大省，同时是我国海洋科技的“富集区”，不断扩大海洋文化研究领域，深入挖掘海洋文化资源，有利于营造关注海洋、热爱海洋的浓厚氛围，为海洋强国战略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持。
4.2关注海洋文化和陆地文化互动研究。山东由半岛地区和内陆地区构成，齐鲁文化是陆地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结合。两种文化虽然风格不同，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有机交融。科学辩证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构建海洋文化和陆地文化协调发展的格局，有助于实现海陆互惠共赢、共同发展。
4.3海洋文化的宣传与传播研究得到重视。海洋文化传播是海洋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由于山东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陆地文化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其海洋文化的宣传和传播长期滞后。随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海洋强国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山东海洋文化的宣传策略和传播方式研究将日益受到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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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别敬伟，杨|.山东半岛海洋体育文化发展困境研究[J].体育世界，2015（11）.
[7]赵红.明清时期的山东海防[D].济南：山东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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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9-0214-02
为应对“21世纪是海洋世纪”的预测与挑战，海洋文化的研究近年来日益升温，海洋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海洋文学也开始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海洋文学”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1975年台湾的《大海洋》诗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朱学恕撰写的创刊词《开拓海洋文学的新境界》。1987年台北角出版社出版了辅仁大学林耀德主编的《中国现代海洋文学作品选》。1998年底，台湾高雄市举行了“海洋与文艺”国际会议，所录论文集中有十篇左右以海洋为主题的学术论文，至此“海洋文学”作为一种新兴的特殊的文学种类正式进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阈，越来越多的研究论文出现在海洋文化研究专辑中。2006年浙江海洋学院柳和勇主编的《中国海洋文化资料和研究丛书》（海洋出版社）包括了《中国古代海洋诗歌选》、《中国古代海洋小说选》、《中国古代海洋散文选》等，为以后的海洋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2008年在宁波举行了“海洋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将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瑞典以及国内20多所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的论文加以遴选汇编成册为《海洋文学研究文集》，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海洋文学研究领域的论文集，对以后的海洋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从上可知我国海洋文学的研究正逐渐走向深入，但是与之相应的海洋文学课程体系的建设和实践却尚未起步。语言文学携带着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重任，起着传承民族文化、塑造人格构造精神的重要作用。我们应充分挖掘海洋文化的内涵，收集并讲授海洋文学作品，使当今大学生尤其海洋类高校学生受到海洋文学作品的熏陶，成为海洋文化学校建设的重要力量。根据调查，海洋高等教育的培养领域集中在水产、矿产、航运等传统技术方面，人文类的研究严重滞后，至今仍没有设立完善系统的培养海洋综合人才的海洋文学课程。由于缺少海洋文学、文化类学科及课程设置，文学这一民族文化综合载体与世界文化重要交流媒介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呈现，这与培养创新型、综合型大学海洋人才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海洋文学是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海洋为叙述对象或直接描述航海行为以及通过描写海岛生活来反映海洋、人类自身以及人类与海洋关系的文学作品”。[1]按照体裁海洋文学包括神话、小说、戏曲、诗词、散文等，这些风格迥异的文学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一个国家海洋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是海洋文化发展历程中的一面镜子。远古时代先民们面对浩瀚无际、变幻莫测的海洋想象出各种奇异神灵及仙境异域，创造出许多海洋神话传说，滋养了华夏文明，也构成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被奉为中国海洋文学历史源头的《山海经》不仅记载了海内外的神奇地域和事物，还保存有像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神话素材流传至今。《诗经》、《楚辞》以及诸子百家中海洋神话随处可见。孔子曾把海洋作为自己神往的理想境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孟子也将大海作为自己汲取人生哲理的源泉；老子曾言：“澹兮其若海”，“大国者下流”，意喻修道之人当静如深海、包容万物。先哲们的思想深刻影响着后世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对海洋与人生关系的探讨成为中国古代海洋文学重要的精神要义之一。后世历代文学作品不乏对海洋的文学性描写：汉朝东方朔的《海内十洲记》，班彪的《览海赋》，晋朝木华的《海赋》，韩愈的《南海神庙碑》，胡严的《望海》，清朝李汝珍的《镜花缘》、刘大的《海船》、沈之白的《浮生六记》等都涉及了海洋贸易、海洋航行、海洋想象等。[2]这些海洋文赋及小说或描绘海洋之景色，壮写其雄浑气势；或寄情于瀚海，感悟人生探究生命的真谛；或摹写涉海生活之艰辛，流露出浓郁的生活气息。
西方文学传统中有着丰富的以海洋为母题、为背景的作品，在其经典作品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古希腊长篇叙事代表作《奥德赛》和《伊利亚特》记述了特洛伊战争及有关海上冒险故事，是史诗与大海的完美结合。有着神话般幻想并充满传奇色彩的莎士比亚的杰出戏剧《暴风雨》用大海的自然风景和神奇变化来化解人世的种种纠葛。18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人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是英国近代小说的开山之作，这部以同名主人公航海冒险、开发荒岛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反映了英国殖民时期的生活、道德和理想，鲁滨孙・克罗索这个带有鲜明时代的人物及其叙述以其勃勃的生气、天真的信心、坚韧奋斗的精神和对自身的严肃省察唤起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共鸣和深思。19世纪法国著名海洋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幻三部曲《海底两万里》、《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和《神秘岛》将海洋探险故事融入科幻小说中，引发了人们对海洋世界的巨大兴趣。另外还有被公认为美国20世纪“天才小说家”的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堪称海洋文学中的杰作。这些优秀的海洋文学作品不胜枚举，成为西方文学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逐步加深，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构建民族的海洋文化观、繁荣海洋文化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大量的海洋文学不仅丰富了叙事美学，也为铸造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做出了贡献”[3]，当今高等院校尤其涉海类高校应将提高学生的海洋文化知识与素养纳入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大力充实语言文学课程的内容，努力构建海洋文化视野下的文学课程体系。系统科学的海洋文学课程体系应探讨海洋与文学的文化联接关系，通过文学作品的学习与掌握了解人与海洋的互动过程，进而强化对海洋文化的体会达到深化海洋文化价值内涵提升海洋人文教育成效的目的。围绕这一目的具体说来即是建设与实践“三级层面多维拓展”的课程体系――基础课、选修课、学术前沿讲座的三级分层教学。在这三类课程中，不同程度地贯彻海洋文学史的纵向关联、异质海洋文学的横向交流、人类相关海洋特性的概括总结等全面综合思考与研究的多维拓展的教学思想，丰富学生们的海洋文化知识，加强他们处理海洋事务综合能力的提高，构建具有民族精神与国家特色的海洋文化观。海洋文学基础课是教学的主要内容和根本所在。基础课重视当今大学生海洋知识体系的构建，接触海洋文学作品对于本身缺乏对海洋文化特质与精神体认的学生来说是一种特殊的营养，对建构学生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心灵、人格的培育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基础课的实际教学中，应注重基本知识的全面准确的教授。海洋文学选修课即是有选择地就某些以海洋为主题的重大语言、文学问题开设的相关课程。选修课应体现学术上的专、精、深，可以针对某些重要海洋作家、海洋作品、社会思潮等进行设置有关课程，也可对某些跨越性的文学问题进行设置，以填补基础课的不足。海洋文学教学应随着多元化时代的到来转变为多维度的教学，教师可将自己的海洋文学学术科研成果通过选修课迅速转化为课堂教学内容，带动学生理解海洋主题在文学创作上的观察诠释与文化想象，开拓海洋文化议题的推广与思维，带动学生的思考向更深入、更前沿的学科领域迈进。海洋文学学术前沿讲座是前两个层面的辅助与补充。讲座强调学术视野上的新、远、博，内容也可扩展到包括海洋政策与文化、海洋环境与生态文明、海洋资源与海洋科学等若干体系。该层面的课程是文学与其他海洋专业交叉融合的结果，使人文精神在其他海洋专业中得到充分体现。该层面课程的设置与讲授内容就是将海洋文学、文化置于各国之间或本国之内、同一文化体系之下或不同文化体系之间以及与其他学科的比较互释之中等几个视域加以考察。将语言文学还原为社会生活和人类知识的综合载体，将文学与其他知识门类相联系进行分析，如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哲学、文学与科学等。多维度多方向的教学能够极大地调动学生对专业学科学习的热情以及综合思考海洋文学、文化问题的积极性，语言文学的丰富性和原生性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掘。
目前我国专业的海洋人才不足，社会上累积的海洋文化教学资源还属有限，因此高等院校的人文学科的教师还要做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做好资料的搜集与研读工作，分析形成教学所需的内容，择取有把握的部分进行授课。海洋积极与其他学科的海洋类专家合作，热情邀请他们在课堂上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介绍海洋知识。二是将相关海洋知识编入教科书，尽快并高质量地产生海洋文学方面的教科书与参考书。编写教材过程中注意海洋素材的引用。三是在教学内容上加重海洋知识的分量，在日常的课堂教学中培养大学生的海洋观念，为海洋人才的发展提供可持续的源泉和动力。在国家海洋战略下重新发掘与利用我国海洋文学作品的审美资源，分享西方海洋文学作品的丰厚传统，并将两者加以结合，为我国海洋文化观的建构提供强大的话语、审美资源，将是海洋文学课程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与目标。在海洋文学课程体系的建设与实践中应结合当前高校传统的语言文学课程设置状况，以及海洋系所的学生对各门文学课程的需求与喜爱情况，研究构建融知识、能力、素质培养于一体，使学生学有所长和全面发展相统一的海洋人才培养体系，为促进海洋事业发展、海洋科技进步、海洋经济腾飞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段汉武.暴风雨后的沉思：海洋文学概念探究[A]//段汉武，范谊.海洋文学研究文集[M].海洋出版社，2009.
“未来文明的出路在于海洋。”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势必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追求进步和跨越的主要方向。
海洋史学的兴起
海洋世纪的出现，是世界历史演变的结果。但是，重新反思人类从陆地走向海洋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发现史学论述存在的盲点。
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体系和结构均是以陆地为本位，用欧洲中心论建构起来的。20世纪下半叶以来，它受到广泛的批判和质疑，出现了一些新的世界体系理论。当代历史学研究突破欧洲中心论的桎梏，有了全球的视野，但主流意识和主体叙事仍然是以大陆为中心的。古代世界被分为农耕与游牧两个世界，古代世界史是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及其内部的互相交往，碰撞或冲突，从原始、孤立、分散走向一体的历史。近代世界史则是工业世界征服农、牧世界的过程。人们承认大海影响了世界文明，那是因为海洋成为各个大陆文明间联系的大通道，促进了大陆文明的一体化。
陆地是人类文明的主要载体，陆地文明的发展进程是世界历史的主流，这是真实的。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对立统一关系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主要关系，也是正确的。问题是，人类从陆地走向海洋后，海洋究竟只是大陆文明间交往的一条通道，还是人类生存发展的一个空间?人类开发利用海洋形成的文化是否只是陆地文明的自然延伸?在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外，是否还存在一个海洋世界?
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新进展告诉我们，人类的海洋活动和陆地活动同样古老，海洋文明有着独特的起源、发展的过程。历史学家发现，不仅地中海周边地区的历史是与在地中海中航行的船只和海员的历史同步发展的，古代亚洲、美洲也有“地中海”，也是海上民族的摇篮。在“地理大发现”以前，海上文明早已有了洲际的传播。海洋作为不同陆地文明跨界交流的通道，是各种海上文明先行接触和互动的结果。如果承认这些历史事实的话，我们就应该把海洋世界作为另一种文明形态的存在来对待。
过去占统治地位的海洋史论述，是西方发达海洋国家推行海权扩张的产物。古代海洋的历史就是地中海文明对外扩张史；近代海洋的历史就是大西洋文明强国依靠海上力量，从控制世界海洋进而控制世界陆地的历史。东方国家、亚洲属于大陆，属于大河文明，虽有海洋活动，但“海洋没有影响他们的文化”，无权参与海洋世界的历史创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拉的非殖民地化和争取200海里海洋权的抗争，恢复了海洋文化创造主体的地位，呼唤把颠倒的海洋历史再颠倒过来，发达海洋国家的海洋观念也起了变化，海洋文化模式从海上掠夺财富向海洋资源开发、保护海洋环境转型，也要求对海洋历史作出新的阐释。这是海洋史学兴起的背景。
海洋史学是海洋视野下一切与海洋相关的自然、社会、人文的历史研究，从理论上说，包括海洋的自然生态变迁的历史和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的历史、海洋社会人文发展的历史。它与原有涉海的各种专门史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以海洋为本位的整体史研究；在于它以海洋活动群体为历史的主角，并从海洋看陆地，探讨人与海的互动关系，海洋世界与农耕世界、游牧世界的互动关系。按照我的理解，海洋世界应该包含多层的意义：
海洋世界是人类海洋性实践活动和文化创造的空间。人类开发利用海洋，创造出多种海洋部门、产业和社会系统。海洋性实践活动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开发和利用海洋的活动，舟船是它的主要载体。舟船把它航行的所有起点和终点的陆地的海岸区域相连接，形成海洋区域的社会网络，因此海洋世界的空间结构，是由大陆海岸区域、岛屿、海域组合而成的。我们以往理解的，只是从旧居地越洋到了新大陆，才算开辟新的生存发展空间，忽略了海洋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生存发展空间。事实上没有海上生存能力，就谈不上跨越海洋，谈不上海洋水体和海底资源的开发利用。
海洋世界指海洋人文世界。海洋文化是海岸区域和海域涉海的群体对海洋自然的“人化”。不同海洋环境、不同民族的海洋文化有不同的样式和特色，发展水平也不一致。但其本质特征和共性，是都有漂泊、流动的“船上社会”，如渔民社会、海商社会、海盗社会等，他们的组织制度、行为方式，与陆地社会组织有明显的差别。远航既是一种体能，生理的挑战，又是一种心灵的磨砺，海洋因素渗透在他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当中，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海岸区域间接进行海洋性实践活动的群体，是“船上社会”的支持和后援力量，与“船上社会”构成联动的系统，生产与生活和海洋结下不解之缘，行为方式也深受海洋的影响。西欧通过海洋扩张创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不等于只有资本主义才能产生海洋文化。
海洋世界是人类社会大系统下的一个小系统，与农耕世界，游牧世界相同，也有一个从原始、孤立，分散走向一体的历史进程。海洋文明不等于与陆地文明对立、高于陆地文明的先进形态；海洋世界也不是封闭的社会人文系统，始终和陆地世界发生互动的关系。如果这样的理解可以成立的话，海洋在世界历史体系和结构中应该不只是一个陆地文明之间交往联系的场所，而且还是一个与农耕世界、游牧世界对话、交流、互动的角色。
由此可见，海洋史学的问题意识，在于考问海洋世界在世界历史体系和结构中的地位。它要求历史学家首先要重新发掘海洋的历史资源，观察海洋世界自身的发展和演变，然后在陆海互视中给予准确的定位。在这个意义上，海洋史学是探讨人类社会整体史的一种方法和途径，与海洋代表西方、现代、先进、开放，大陆代表东方、传统、落后、保守的文化霸权论述有着本质的区别。
中国海洋史学的展望
中国既是东亚的大陆国家，又是太平洋西岸的海洋国家，中国的历史发展兼具陆地与海洋两个方向。中国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不只是形成农业民族的共同体，而是包含了游牧民族、海洋民族在内的多元一体。古代环中国海沿岸与东南亚、西亚海域形成海洋经济、文化互动网络，宋元时中国成长为海上强国。郑和下西洋后，明朝从海洋退缩，但明末开放月港，仍主导东亚海洋贸易网络；郑成功拓展东西洋贸易，。遏止了荷兰海洋势力的东进。清代中国失去通过海洋实现社会转型的发展机遇，但海洋传统在沿海地区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与海外的跨国人口、物质、文化的互动从未间断。当代中国改革开放，通过海洋与世界互动，海洋强国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这是历史的继承和发扬，体现了传统与现代变革的连续性。
中华海洋文化特质及其现代价值
海洋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关于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比较的再认识
刍议《庄子》海洋意象及其当代教育价值
基于人海关系认识的海洋教育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海洋强国
社会变迁:日本漂海民群体的研究视角
古代浙江海洋渔业税收研究
渤海溢油事件的社会影响研究
包容性增长与海洋渔区渔民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失海渔民社会保障研究综述及展望
东亚海岸带综合管理经验对环渤海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长三角城市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现状与策略探究
海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对策分析
基于就业弹性的海洋人力资本地区性差异比较分析
我国水生生物资源生态保护现状刍议
中国南海开发石油缓慢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失海渔民发展资源的多重衰竭与渔区社会基础的振兴
从环境公民到海洋公民——海洋环境保护的个体责任研究
美国海洋溢油事件的社会学研究
从课责概念探讨台湾渔会组织之治理
海洋社会学视域下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试论海洋社会互动及其主要形式
海洋社会学:回顾、比较与前瞻
建设海洋生态文明背景下的海洋文化资源开发研究
从渔民节到赶海节:山东半岛刘家湾海洋民俗文化的变迁
我国海洋民俗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与对策
我国涉海人类活动与海洋环境污染关系的研究
海洋渔业“双转”政策与风险社会中的渔民
水上居民群体认同问题实证研究
心理学视阈下的海洋意识指标体系构建
大学生的海洋环境意识——对青岛市在校大学生的调查
围填海造地问题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我国海洋渔业环境保护管理机构间的协调机制探析
基层政府走向渔民环境抗争对立面的双重机制
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研究综述
海员关怀: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人化因素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生态安全政策体系研究
渔权即海权:张謇渔业思想的核心
福建昙石山文化遗址的海洋社会学考察
海洋社会变迁过程中海洋渔民的地位变迁初探
从海洋文化到渔民社会:海洋教育与意识的培育路径分析
功能主义视角下的日本祭海仪式变迁——以濑户内海管弦祭为例
海洋意识的变迁及其建构研究——基于建构主义的分析视角
海洋环境变迁的主观感受:环渤海渔民的口述史研究——一个研究框架
在悠久的时空长河中，海洋体育文化不仅契合在海洋文化的成长、变迁、转型以及现代化等过程，形成并传播自身的文化特质，也在体育历史和文化发展、交流中具有独特功能和重要作用。因此，研究海洋体育文化具有文化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上的重要理论价值。通过查阅和分析现有资料，研究海洋体育文化的学术文献仅有9篇，也没有检索到以海洋体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研究的数量和质量远远落后于海洋体育的发展。而且，关于海洋体育文化的研究多属于静态的理论分析，鲜有从文化的变迁、传播、冲突、重构等动态视角上的研究。对海洋体育文化的这种研究状况既不符合海洋体育在体育发展中的重要位置，也难以体现海洋体育文化在休闲时代中的社会需求。因此，研究海洋体育文化的变迁规律，能够填补海洋体育文化变迁研究的空白。
1.2有利于更好的传承海洋体育文化，推动体育文化多样性的发展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海洋体育运动，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地域特色和人文特色的海洋体育文化。随着社会生产力、地理环境的不断变迁，海洋体育文化经过不断的传播、碰撞、冲突、调适、融合，形成了具有鲜明文化符号和要素、独特文化特质和功能的体育文化。现代海洋体育文化的转型发展和现代化，需要切实传承传统海洋体育文化。基于这一追求，我们需要沿着历史与地理的时空，在纵向维度上追寻海洋体育文化演进的脉络，深描海洋体育文化变迁的特点，在横向维度上剖析海洋体育文化与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系统的互动关系，掌握海洋体育文化变迁的动力机制，从而有利于把握海洋体育文化发展趋势，驾驭海洋体育文化变迁的规律，更好的传承海洋体育文化，奠定海洋体育文化向现代化发展的基础。同时，在当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我们的体育文化亦应百花齐放。海洋体育文化是体育文化中具有鲜明特色的开放型文化，这种海洋文明产生的文化与农耕文明、大河文明产生的体育文化恰好可以互相借鉴、相得益彰。因此，海洋体育文化更好的传承和发展、壮大和完善，不仅可以发挥海洋体育文化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以及塑造人的价值，还可以在体育文化中彰显来自海洋特质的文化特色，推动体育文化多样性的持续发展。
1.3对促进现代海洋体育运动的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海洋体育立足万里海疆，以身体活动融入海洋自然和社会环境，为人们提供挑战自我、娱乐休闲、强身健体等方面的需求，这促进了海洋体育的快速发展。作为人类创造的独特运动，海洋体育无论是从当下发展模式，还是制定未来的发展战略，都不能忽视文化因素在海洋体育持续发展中的作用。现实中一些滨海地区盲目开发海洋体育资源，机械设计一些诸如应时应景的海洋体育主题公园，刻板推出了海洋体育品牌。但由于缺少了文化环境的营造和文化价值的引导，缺乏海洋文化机制的支持和推动，急功近利，后劲不足，往往造成人财物的浪费，更重要的是使其失去了时展机遇。因此，通过研究海洋体育文化的变迁，能够了解海洋体育的发展特点，全面认识海洋体育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互动机制，掌握海洋体育传播的方式和方法。这对于推动海洋体育，繁荣海洋体育文化，推动海洋体育与海洋体育文化的联通和互动，促进现代海洋体育运动健康持续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进入21世纪，“蓝色国土”、“海洋世纪”等词语不绝于耳目，随着国家“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及近年来我国关于“”、“南海”等海洋问题的激化，我国的海洋权益、海洋安全和海洋意识等问题越来越受到公民的重视，这一切让我们意识到海洋越来越重要。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海洋的开发利用与海洋权益的争取和维护，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海洋意识状况[1]。
一、 世界海洋强国公民海洋意识的发展历程
从世界历史来看，尤其是在近代史上，一个国家的繁荣富强，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它的海洋战略分不开的，它们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葡萄牙称得上是海上霸权国家，它的发展崛起，是有计划、有目的的进行的。亨利王子、若昂二世的海洋意识很强，在他们的支持鼓励下，达.伽马、麦哲伦、迪亚士先后进行了航海探究，这些远航探究使葡萄牙的航海事业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也奠定了葡萄牙在海外贸易的主导地位，给葡萄牙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
二战后，美国海洋事业获得较快的发展，为提升公民的海洋意识水平，美国教育、科研、海洋各部门相关代表召开了研讨会议，要求因时因地建立多个海洋教育网络中心，为全国海洋意识教育活动的推广提供平台。为了能让海洋意识教育进入美国中小学课堂并在美国全国范围内普及和发展，美国国会了世纪海洋蓝皮书，该书阐述和强调了海洋意识教育的意义，奠定了学校普及海洋意识教育的坚实基础。美国认为海洋意识是为了增强公民对海洋生态系统的意识和知识，是建立公众和海洋之间的联系，让公众通晓海洋问题，知道和理解海洋在他们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美国大力宣传海洋意识教育，努力让海洋成为国家进步繁荣的法宝。
日本作为一个典型的海岛国，它的公民海洋意识相对比较普及，日本政府特别重视全体公民的海洋意识教育，他们在小学生国情教育的教学资料中写到“我们没有土地和资源，只有阳光、空气和海洋”。韩国很早就开始向幼儿园提供海洋玩具，而且在小学、中学中逐步增加海洋内容，在大学开设海洋专业，海洋意识教育逐步深入[2]。
二、我国公民海洋意识相对薄弱的原因分析
在这个海洋的世纪，相比于以上国家，我国公民的海洋意识相对比较淡薄。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历史原因
虽然秦、汉、唐、宋都是海洋意识得到推崇的时代，但这大都是统治者为了长生之道而开展的。秦始皇时徐福东渡寻找长生不老之药，汉武帝时方士寻找海上长生之地等等，唐朝时鉴真东渡还算是有点意义，但是到了清朝时期，为防倭患昏庸的封建统治者实行了消极保守的海禁政策。这些错误在一定程度上使公民的海洋意识弱化了很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伤痛。
（二）政府及相关部门在海洋意识的宣传教育工作上重视力度不够
1998年进行的 “中国青年蓝色国土意识调查”显示近九成的被调查者竟然不知道除960 万平方千米的国土外，我们还有300 万平方千米的海疆国土。我国对公民海洋意识教育的探索开始的比较晚，且也只是在部分涉海高校领域内，因此在战略规划和教育体系的研究方面比较匮乏，基础教育研究的深度不够，更欠缺全体国民研究的广度，缺少政策理论和经济物力的支撑，与其他涉海国家比起来差距还很大，海洋意识的发展相对比较缓慢[3]。虽然政府在公民海洋意识教育上也有较多的政策引导，比如出台了《关于提高海洋意识加强海权教育的工作方案》、《全民海洋意识教育指导纲要》等方案纲要，但还没能细化、没能有效地落到实处，更没能形成有效地指导海洋意识培养的相关理论体系。
综上所述，加强国民的海洋意识教育的任务刻不容缓。要提高公民的海洋意识，中国必须量身定制一些海洋意识培养模式，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有计划、有目的的培养公民的海洋意识。
三、我国公民海洋意识培养模式的探讨
随着世界战略格局的转变和海洋战略地位的提高，人们对海洋权益的争夺，已进入白热化的地步。从过去的以军事殖民为目的转变为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由争夺有利的海上通道转变为争夺海洋。当前，我国的海洋权益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岛屿被不良居心的人侵犯、海域被无礼的分割、资源被无情的掠夺，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4]。显而易见，捍卫我国的海洋权益，是不容置疑的事情。但当我们越来越多的将目光投入到海洋权益维护的时候，首先必须要改变的是我们的海洋意识，树立一种全新的海洋观。
（一）改变学校教育模式，提升学生的海洋意识
我国海洋意识教育在学生层面暂时还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没有形成一套专门的教育模式理论。但是有一些涉海学校在海洋意识培养模式方面却做出了突出成就，为我国海洋意识培养模式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青岛市39中学在2011年被评为全国第一个海洋意识宣传教育基地。这所学校的做法是，让海洋知识“进学校、进教材、进课堂”，引导学生从小认识海洋、了解海洋、倚重海洋。该校还将海洋教育融入到学校课程中，建立了海洋教育专门人才培养班，在校长白刚勋的带领下，青岛市39中学又被评为全国第一个中学海洋教育课程体系，并创立了全国第一个海洋教育创新人才培养班。舟山市沈家门小学是我国第一所小学海洋意识教育基地，学校定位在海洋特色教育层面，校园内到处都充满着海洋文化气息，无论是海味七彩园和海洋绘画秀秀墙，还是海洋知识长廊和海洋艺术长廊等，都蕴含着对海洋的热爱与崇敬之情。平时学生可以通过电子影像、报告论坛、博客等各种现代媒体手段了解海洋文化、学习海洋知识。他们的海洋教育，不仅仅是为了学习海洋和了解一些海洋课本知识，而是为了把海洋教育与素质教育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浙江海洋大学是全国第一所“全国海洋意识教育基地”，也是一所以海洋为特色的大学，近年来学校致力于海洋历史发展战略研究、海洋观教育研究，学校坚持理论与实践齐头并进，采用思想政治教育与海洋观学习有机结合的方式，在深化传统理论研究的同时，开展有关海洋的特色研究。
综上所述，我国已经在小学、中学、大学三个层次上展开了海洋意识培养模式的初步探索，全国开展海洋意识教育可以借鉴他们的模式，但是这些模式还不是很成熟，因此还需要我们的进一步努力和探索。
（二）运用媒体的高效传播特性来提高公民的海洋意识
21世纪也是新媒体的时代，各种媒介不断涌现，像微信、微博、QQ等等。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催生了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海洋时代的特征将为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注入新的精神内涵，二者互为补充，互为融合，互为促进，相生相长[5]。要提高我国公民的海洋观念，唤起大众传媒的海洋意识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大众传媒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对社会的发展进步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大众传媒的类型以及优缺点见表1。
大众传媒不仅是现代社会文明的助推器，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不二法宝。在国民海洋意识培养教育过程中，大众传媒的独特特点是我们应当充分发挥的，我们要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运用各种先进的科学的文明的技术手段，大规模地制造、翻印、传播有利于提高公民海洋意识水平的新闻、信息、影视作品及娱乐节目，让 “海洋问题”的关注度在公民中不断提高，使有较高海洋意识的现代公民层出不穷，为海洋强国建设提供智力和精神支持。
（三）借助海洋社会组织的作用强化公民的海洋意识
海洋社会组织，是指一切在海洋社会中活动的群体。海洋社会组织有两种，一种是正式的，另一种是非正式的，两者的内容及功能作用，见表2。
正式的宣传海洋意识的社会组织，这些机构可以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海洋意识的宣传工作，比如开展有关海洋事业成就的宣传教育、组织开展有关海洋文化的论坛等。非正式的宣传海洋意识的社会组织，它是由社会热心人士组建的，不要小瞧这种非正式的组织，它是最有效，也是最接地气的组织，它能很好地宣传海洋意识。
（四）运用海洋民间信仰传承海洋精神
海洋民间信仰是指对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的信仰和崇拜，认为有神灵主宰海洋、决定人世命运，它是伴随着海洋社会的发展形成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海洋民俗是指涉海居民依托于海洋，受海洋环境的影响，在日常生产活动中形成的一种文化，它反映着海洋地区特有的历史文化、地貌、社会形态以及日常心理[6]。二者的特点与作用，见表3。
由于古时候海洋科技的不发达，海洋上的一些现象不容易被人们认清楚，海洋的浩瀚和神秘，让人们对海洋有了的无限假想，久而久之人们就不约而同的形成了对海洋的敬畏之情，进而形成了对海洋的信仰。因此我们可以利用他的积极作用来培养公民的海洋意识，比如可以利用海洋信仰劝人们爱护海洋，维护好海洋社会的秩序，利用海洋信仰博大的文化内涵教化人们，使人们提高文化知识素养，进而增强海洋意识。
四、结论
十三五规划要求拓展蓝色经济空间，可见海洋对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海洋意识的强弱关乎中国海洋权益的大小和整体利益的得失，中国要想在已经到来的海洋世纪里成为一个海洋强国，就必须根据自己的基本国情，通过有效的方式、方法来稳步的提高国民的海洋意识，使国民树立起一种全新的海洋观，让每个国人都对海洋产生一份信仰之情，让他们在了解认识了海洋后，能更合理的利用和保护海洋，进而较快的实现海洋强国梦。
参考文献
[1] 赵宗金，尹永超.我国海洋意识的历史变迁的类型分析[J].临沂大学学报，2012（4）：65- 69.
[2] 郭景鹏，王雪梅.美国卓越海洋意识教育中心简介[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0（10）：56- 57.
[3] 高建平.论国民海洋观教育体系的建立[J].浙江学刊，2012（1）：184- 189.
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以完善学生行为机制为目的的系统工程。系统工程的整体性、集合性、目的性、相关性和环境适应性等原理同样适用于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对于海洋特色大学来说，如何运用系统工程理论建设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体系，帮助学生掌握和运用海洋科学的最新技术，让海洋经济思想、海洋发展战略、海洋开发与保护等方面的知识得到传承与发展，是一项重大的责任。
一 运用系统工程的整体性和集合性原理，谋求和谐、全面发展
所谓系统，是指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而系统本身又是它所从属的一个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也是由若干部分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做好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包括许多内容，要由学校的许多部门齐抓共管。各部门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形成思想政治工作系统。整体性是系统方法论的一个最基本原则，它要求以整体大于各孤立部分之和的所谓“整体性悖论”出发去研究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协调系统各部分、层次、环节之间的配合关系，以保证系统特定功能的发挥。把系统的整体性原理运用到思想政治工作中去，就能大大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整体效能。
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是人，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思想政治工作成果的直接体现是行为。人的行为复杂而多变，大学生的思想异常活跃，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表现也常常与我们所传授的理念背道而驰。对于当前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形式和方法，学生也普遍存在着逆反心理。加之评价体系不够健全，学生中政治理论课程成绩很高、而思想道德水准偏低的情况不占少数，甚至因种种原因走向犯罪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因此，如何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内外和谐一致，真正全面提高学生素质，是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为了确保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正常有序开展，浙江海洋学院在各二级学院成立了学生工作办公室，在校学工部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相互联系，建成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紧密结合学校的海洋办学特色，针对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这个系统工程制定了衡量成果、反馈信息的评价体系。人、行为、评价体系三位一体，科学素质、人文素质和谐共进，构成了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工作的创新模式。
二 运用系统工程的目的性原理。做好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目的性原理是系统工程的一个重要原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它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引导，充分调动广大学生的积极性，保证和促进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顺利开展。相反，如果“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也就丧失了存在依据，丢掉了立足之本，实际操作起来也就苍白无力。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应当在以下三个方面发挥功能、体现优势：
1 以理论课教学改革为主渠道，实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面对国内外各领域的新形势、大学生思想政治新特点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任务，根据当前全国高校进行新一轮“思政课”改革的需求，积极采取措施，确定总体目标，进一步提高“思政课”的教育教学质量。一是确定总体目标，以目标作为前进动力。坚持目标管理，制定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方案，确定“思政课”的教学改革目标和人才培养目标，并将此目标作为“思政课”教学的核心动力，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努力方向。二是深化理论教学改革，以改革作为提高手段。教学改革的目的是提高教学效果，教学效果的真正体现是大学生思想道德水平的提升，因此在强调课程建设的同时，还要围绕理想信念、民族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科学发展观等方面的内容开展专题教育。
厚重的海洋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是海洋特色大学生学习、成长的宝贵财富。学校充分利用海洋资源、海洋文化特色开发校本课程资源，实现对本地海洋特色文化的接纳、继承、弘扬和超越，建设富有海洋特色的校本课程。挖掘与利用海洋文化，使学校教育基于地域特色、基于学生生活，如在学生中成立了“海洋文化研究会”、“海洋环保协会”等。
2 以深入广泛、生动贴切的社会实践为特色，促进“知”“行”结合
多年的实践表明，深入广泛、生动贴切的社会实践、是巩固和加深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重要形式，通过“知”、“行”结合，以“行”促“知”，对于提高思政课教学效果、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全面推进文化素质教育、让学生广泛吸收中外文化营养的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以海洋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宣传和教育活动，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在与海洋旅游文化、海洋商业文化、海洋企业文化的联合开发、友好合作中增添校园文化活力。
首先根据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结合学校的实际，充分利用周边资源，比如积极参与地方社会进步、海洋科技开发、海洋产业发展等重大课题研究；其次要通过参观调研、参与实践、援助奉献等手段实现教育目标，使学生在实践中去理解、体会思想政治教育所传授的科学理论，并逐步转化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比如开展以海洋文化为主题的校园文化活动。多年来学校通过组织开展以服务社会主义渔农村建设、校区共建、环境及旅游规划协调发展等为内容的德育社会实践活动，取得了学生德育实践调研论文集《蓝色报告》等系列文化成果。
三 运用系统工程相关性和环境适应性原理，加强约束力，建立评价机制，使大学生知识能力与思想水平齐头并进
相关性是系统的一个重要原理，就是说系统内部与外界环境的关联，系统与系统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只有不断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流，才能存在与发展。系统与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的作用。环境特性的变化往往引起系统特性的变化，而系统的作用也会引起环境的变化。两
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就有可能使系统改变原有的功能，因而系统必须具备一种特殊的功能，以便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恢复自身应有的功能，这就是系统的环境适应性。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新事物、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要求我们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要更新观念、保持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生机和活力。
创新是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作为一门科学，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着不断发展的必然性，因此需要创新。当前形势对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也提出了“增强针对性、适应性和实效性”的迫切要求。我们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来丰富和发展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和方法。从实践来看，传统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和缺陷也需要通过创新加以解决。
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要有新视角、新思路。我们既要继承过去好的传统、好的经验，更要积极探索加强和改进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要在思想观念、方法机制、设备手段和队伍素质方面积极创新、不断提高，努力提高思想组织工作的“现代化”程度。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适应新情况，必须同教育管理紧密结合，必须以活动为载体，增强吸引力、感染力。
为健全评价体系，避免学生在理论上夸夸其谈，而实际行为却背道而驰，在注重对大学生专业知识、理论知识、技能水平考核的同时，学校还专门制定了学生思想道德量化考核制度，将学生的思想表现、学习成绩、工作业绩、课外活动、获奖情况以及受处分情况进行综合评价，详细量化，将考核结果作为评优、评奖、人党的硬杠条件。通过综合量化考核，对学生的日常行为形成制约和约束，确保在教育过程中所接受的先进观念变成日常学习和生活中的自觉行为，避免“学的是一套、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这种思想教育和现实行为相脱节现象的发生。
为把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深入拓展，学校将青年人对人生、社会、海洋经济、海洋文化的思索作为基础，以“开放、创新、互动、合作”为宗旨，以“新海院、新思维、新发展”为口号，打造出良好的海洋特色人文环境和校园文化氛围，加快学校的改革发展。
作为具有海洋特色的大学生，应该了解海洋经济，认识海洋资源，懂得海洋保护。沿海地区的学校通过开发并利用海洋资源来传承民族优秀文化，是一项重大的责任。学校教育应与学生生活紧密结合，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和地域文化特色开发校本课程资源，实现对本地海洋特色文化的接纳、继承、弘扬和超越，建设富有特色的校本课程。
海洋院校所具有的独特科技、人才和创新优势，使其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进程中成为主要的资源中心。学校在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充分运用系统工程理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针对海洋经济、海洋科技和社会发展的特点，以人才市场和社会需求为导向，为地方海洋经济、海洋科技及各项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具有高素质的创新性人才，形成鲜明的海洋特色，从而实现了整体上的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随着海洋开发进程的加快，大量的海洋污染以及生态破坏事件涌现。2013年的渤海康菲溢油事件，2010年的大连石油管道爆炸漏油污染海洋事件，2008年的青岛浒苔事件，都一度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节能减排的任务与日剧增，这将加快我国沿海核电站等大型节能工程的建设；海外贸易的增加，由于船舶减压水等原因也使得海洋外来物种入侵概率增大。但是，相对于陆地而言，海洋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毕竟是陌生的，这就使得人们往往难以把握海洋环境风险的真正状况，从而使得民众的风险感知经常发生错位：要么对某些海洋环境风险的危害性感知不够（如大多数人对海洋洋流紊乱的危害性认知不足），要么对某些海洋环境风险过度反应，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如由于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而造成的大规模抢盐事件）。而海洋环境风险感知的错位，将给海洋环境保护以及风险防治带来挑战。诚如贝克所言：风险的感知和风险不是不同的东西，而就是相同的东西[1]。因此，深入探究民众的海洋环境风险感知，分析其形成机理，将有利于我们科学有序的进行海洋环境风险防治，从而实现沿海区域的生态保护与社会稳定。
1文献回顾与评述
伴随着工业化引发的大量环境问题，“环境风险”逐渐成为风险研究的一个重点。与风险的研究相契合，环境风险的研究在初期，秉承“可接受的风险”理念，对不同的环境风险防治方案进行权衡比较[2-3]。这一研究思路主要从“客观”的角度进行研究，即认为环境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倡导对环境风险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风险”不仅仅是客观的，还具有主观性。以道格拉斯（Douglas）和维达夫斯基（Wildavsky，）等人为代表的风险文化理论[4]，以及斯洛维奇（Slovic）的风险心理测量理论等[5]，开始从“主观”角度研究风险，即更强调“风险的感知”。在此基础上，卡斯帕森（Kasperson）等人构建了“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更为深入地揭示了环境风险、风险感知以及社会风险之间的关联[6]。Wen Xue等人运用文化风险理论，细致分析不同群体和文化背景之下的环境风险意识差异[7]。这一对环境风险的研究视角，也为我国一些研究者所接纳，开始从风险感知的角度去分析因由环境引发的社会风险问题。例如黄杰、朱正威等人提出我国一些大型环境事件的引发，是不同利益相关者风险感知的差异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应对行为[8]。胡象明等人也认为从风险感知的视角构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分析框架，更有助于揭示其风险产生的内在机理和演进逻辑[9]。
王刚：海洋环境风险的特性及形成机理：基于扎根理论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4期在海洋领域，有部分生态学、海洋学等理工学科的学者以“海洋生态风险”为主题，研究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海洋生态系统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包括海洋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但是未对其社会效应展开研究。在海洋社会科学领域，大部分研究者从“应急管理”的角度，对海洋环境突发事件的政府应对展开了研究。王琪针对海洋危机、海洋突发事件的政府协调不畅，提出完善对策[10]。崔凤在研究海洋开发与环境风险时，概括了海洋环境风险的四个特点：隐蔽性、影响的广泛性、治理难度大、后果难以评估[11]。也有一部分研究者关注海洋污染事件的环境抗争的研究。陈涛从社会影响的角度去探究海洋污染事件，并探讨了基层政府在面对环境抗争中的一些行动策略[12]。并指出海洋环境风险与污染问题源自粗放型海洋开发模式。唐国建针对渤海康菲溢油事件中的渔民环境抗争展开了研究，从而对现实的政策、制度修正提出建议[13]。
文献表明，在海洋社会科学领域，当前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应急管理”及“环境抗争”的研究上，有关风险以及环境风险的研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而也没有有效吸纳有关风险以及环境风险的研究成果。这使得其研究侧重海洋污染事件的后期处理上，而缺乏对前提风险的深入研究。
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研究方法
由于专家难以有效地评估社会民众的风险感知[5]， 因此，采用自上而下的传统研究方法将使得最终的结论与现实状况大相径庭。有的研究者也意识到采用传统的数据搜集和文本分析的局限性，回避了调查问卷的数据搜集方式而采用网络搜索引擎的方式[14]，推进了有关风险感知的方法研究。但是其数据的分析还是传统的，因为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将采用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的方法进行研究，以弥补传统数据搜集与分析的局限。
扎根理论是由Glaser & Strauss 于1967年创立，其目的是为了“填平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的尴尬壕沟”[15]，是质性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目前，扎根理论在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性别研究等各个社会科学领域中有着广泛的使用。扎根理论是一种不需要先验性的假设和结论的研究方法，并且将演绎与归纳、定性与定量有机结合。当然，不同的研究者在使用扎根理论时，对其有着不同侧重。Glaser更强调理论或者归纳结论的涌现，Strauss侧重系统的方法和有效的检验，Charmaz则强调研究者在理论建构中的角色和效果，从而被称之为建构主义扎根理论（Constructivist Grounded Theory）。鉴于海洋环境风险属于全新的概念范畴，目前理论界还缺乏相应的成熟研究，也没有成熟的测量量表和理论假设，因而采用扎根理论进行研究最为适合。
扎根理论的基本研究逻辑是深入情境收集和研究数据，经由数据间的不断比较，对数据抽象化、概念化的思考与分析，从数据资料中提炼出概念和范畴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理论。扎根理论的主要步骤主要包括开放式编码（Open Coding）、持续比较（Constant Comparison）、选择性编码（Selective Coding）、理论备忘录（Theoretical Memoing）、排序（Sorting）和理论编码（Theoretical Coding）。具体流程图如图1所示：
Fig.1Flow chart of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开放式编码亦称之为实质性编码（Substantive Coding），是数据分析的第一步，需要对资料进行逐行分析和概念理解，从而发现核心观点。持续比较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化，从而能够帮助发现范畴（Categories）。选择性编码的目的是形成理论，提炼核心范畴。理论备忘录是对于新涌现概念的感觉、思想、观点的记录，其又可细分为程序备忘录和概念备忘录。排序是在经过理论饱和检验之后，帮助研究者进一步构建理论命题。理论编码，亦称之为理论建构（Theoretical Building）或实质代码（substantive codes），是从范畴中挖掘核心范畴（主范畴），系统建立核心范畴与其他范畴之间、以及核心范畴之间的联结关系，从而形成假设以解释理论。理论编码是扎根理论的最后提炼与升华，体现了扎根理论资料搜集与分析的最终指向。
2.2资料搜集与整理
扎根理论研究的成败，其基础在于是否收集了足够全面、真实的资料和数据。鉴于问卷调查很难获得直接全面的资料，而且在数据处理、定量分析方面所具有的不足[16]，我们采用对面访谈的方式进行资料的搜集。访谈法操作灵活，优秀的访谈者改变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研究局限[17]，从而可以获得更为真实和深入的资料。此次参与访谈的研究人员共22位，使用统一的标准访谈提纲（表1），针对44位对象进行深度访谈，形成了44份访谈记录。通过比较和筛选，剔除了语焉不详、简单敷衍的14份访谈记录，最终选择了30份内容翔实、资料可信的访谈记录。为了更好地洞悉海洋环境风险的特性，此次访谈，在访谈对象的选择上特意选择了一定比例的内陆区域人员参与访谈，获得了内陆人员对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从而更好地获知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广度和主观性。
扎根理论的三个基本要素是概念（conceptions）、范畴（categories）和理论命题（propositions）[18]。其中，概念通过开放式编码获得，范畴通过选择性编码提炼，最终，由理论编码收获理论命题。鉴于三个基本要素，以及文章篇幅，文章集中展示开放式编码、选择性编码以及理论编码。而在此省略持续比较、理论备忘录和排序。
3.1开放式编码
在访谈结束后，课题组最终通过挑选，确立了30份访谈对象，形成了30份访谈记录。我们随机挑选了其中的25份访谈记录，对其进行编码。为了更好地提炼访谈记录的内容，以及保证编码的顺序，课题组对访谈记录进行个逐级详尽的顺序编码，采用了“逐行编码”的方式。其编码的顺序为“访谈记录序号――回答问题序号――回答问容的句序号”。例如编码为“25-2-1”，表示该样本编号为第25份访谈记录，第2个回答问题的第1句回答。经过编号，最终获得了756个编码序列。在对这756个编号序号整理的基础上，概括了出了49个概念。49个概念出现的次数并不相同，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概念是“海上溢油”、“陆域污染”、“围海造地”、“有害工程项目”等。
Concept11海洋生态破坏1海洋外来物种入侵5；海洋物种消亡6；海洋荒漠化4；海洋生态系统崩溃5；海洋过度捕捞7；21海洋环境污染1陆域排污11；海洋倾废2；海事交通排污4；海上溢油10；浒苔泛滥7；海洋赤潮6；31海洋地质灾害1洋流系统紊乱6；海啸3；海底火山爆发1；41海洋资源损害1沿海滩涂侵蚀3；围海造地10；滨海湿地退化4；海岸线侵蚀4；海洋资源破坏251海洋（环境）
属性1海洋具有流动性6；海洋的变化性6；海洋生态的高度复杂性4；海洋的一体化8；海洋的跨区域性7；海洋的不可掌控性9；海洋的全球性8；海洋环境的潜伏性和积累性3；海洋环境的波及性461沿海人口与
经济增长1沿海经济发达5；沿海人口密集6；沿海企业众多5；沿海港口与航道增长771海洋环境信息1海洋环境信息负面报道2；海洋环境信息不透明9；81海洋污名化
设施1非法核电站6；不当油储站4；有害工程项目791海洋环境
社会意识1海洋环境保护意识淡薄4； 海洋社会组织缺少3； 海洋环境保护教育5101海洋环境管理1海洋环境管理职能交叉3；海洋环境保护责任不清4；海洋污染防治措施不力3；海洋环境执法5；海洋环境保护法规5；海洋环境保护资金4；海洋环境监管3111海洋环境
保护技能1海洋环境保护技术6；海洋环境保护能力4注：概念后面的数字，表示在编码中出现的次数。
3.2选择性编码
在Strauss和Corbin那里，选择性编码亦被称之为轴心编码（axial coding）。开放式编码使资料和数据分裂为不同等级和不同类型的代码，而选择性编码则将之再次恢复为连贯整体，将分裂和分散的概念重新整合，构成分析的范畴。课题组根据Strauss和Corbin的三个分析维度（条件；行动/互动；结果）[19]，以发现49个概念之间的因果联系和逻辑推理。经过归类，将开放式编码的49个概念进行整合和梳理，将之归纳成为11个范畴（表2）。
3.3理论编码
理论编码是扎根理论从资料升华为理论的关键，是实现理论飞跃的“质变”步骤，体现了研究者的理论归纳能力和创造力。在理论编码过程中，我们需要挖掘形成的范畴之间的逻辑脉络，建立主范畴与范畴之间的联系，从而构建扎根理论的理论框架。课题组将提炼的11个范畴进行进一步的提炼和总结，将之形成三个主范畴：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表3）。进一步的理论检验发现，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呈现依次递进、不断放大的关系：自然因素是基础，其发展增大了心理因素，而自然因素和心理因素又增大了社会因素。在社会环境、文化及制度等外部因素等影响下，三个因素共同作用，使得海洋环境风险形成（图2）。
Number自然因素1海洋生态破坏111海洋环境污染121海洋地质灾害131海洋资源损害141海洋（环境）属性151沿海人口与经济增长16心理因素1海洋环境信息171海洋污名化设施18社会因素1海洋环境社会意识191海洋环境管理1101海洋环境保护技能111
3.4理论饱和度检验
理论饱和度检验可以确定何时可以停止资料的采样。我们将30份访谈记录中剩余的5份访谈记录进行编码和概念的提炼，没有涌现出新的概念，也没有发现新的逻辑脉络和关系，这说明上述编码的25份访谈记录已经完全容纳了相关的概念和范畴。通过理论饱和度检验，确定本文所构建的理论是饱和的。
在通过理论饱和度检验时，课题组还还对本次访谈的稳定性进行了检验。在第一次访谈结束后，间隔一个月后，课题组对其中的5位访谈对象进行了二次访谈。比照第一次访谈内容，访谈对象对其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没有明显的变化，从而可以获知本次访谈对象对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是稳定的。
4研究结论和主要认识
4.1海洋环境风险的主范畴关系，符合风险的社会放大分析框架，从而可以明细其形成机理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是卡斯帕森夫妇及斯洛维奇等人提出的一种重要的风险分析框架[6]，其在后来的研究中不断进行完善，形成了一个非常完善的分析模型[20]。这一分析框架很好地将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环境/生态灾害与社会风险连接在一起。实际上，当我们使用“风险”一词时，就意味着加入了社会及心理认知范畴的因素。正如卢曼（Luhmann）所言：风险被归因于作出的决定，而危险则被归因于外部的因素[21]。简而言之，单纯涉及自然的外部灾害，可以将之称之为“危险”而非“风险”（尽管这种区分不是绝对的，也没有获得一致的认可）。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表明，在危险事件（风险事件）经过信息流的的传播后，公众认知及一些标识呈现出来，在危险达到“污名化”的状态后，风险涟漪形成，从而达到风险的社会放大。或者说从自然意义上的危险过渡到了社会意义上的风险。因此，一个风险事件的实际风险（危险）与民众对风险的感知这两者之间并不一定存在显著的一致性[22]。
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完全符合了这一风险分析过程。课题组在借鉴风险的社会放大分析框架后，发现自然因素、心理因素与社会因素共同作用，促成了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自然因素”作为“海洋环境危险事件”，是海洋环境风险形成的源点，也是风险形成的基础。研究也发现，在海洋环境风险中，海洋危险事件是一个种类繁多、性质多样的集合体。例如在所提炼的49个概念中，有32个概念是自然因素。换言之，从概念的数量上而言，自然因素占据了概念数量的三分之二。而且，出现频率最高的三个概念“海上溢油”、“陆域污染”、“围海造地”也都无一例外的属于自然因素。海洋危险事件的庞杂，无疑预示着海洋环境风险具有多触发性和易发性的特性。
在自然因素等海洋环境危险事件形成后，会被相关的群体转化成信息流，并通过有效途径传播出去。在这一过程中，“心理因素”作为风险信号，成为连接危险事件与社会风险之间的桥梁，从而完成了从自然意义的危险向社会意义的风险的转化。风险信号遵循“信息流―信息沟通―意象形成”的信息传播过程，这个过程如果没有引起政府等相关管理部门的重视和注意的话，就会被单向地传递给相关的公众和群体，从而形成海洋危险事件的“标签化”和“污名化”。例如在扎根的访谈中，“非法核电站”、“有害工程项目” 等概念已经形成，它取代“核电站”（或“沿海核电站”）、“工程项目”（或“沿海工程项目”）的概念使用，直接包含着标签和污名化的表达语词：“非法”和“有害”。这预示着在风险信号形成过程中，“去污名化”对于海洋环境风险防治而言，是何等的重要。
当风险信号形成后，就会被“社会因素”接纳后，从而形成风险的社会放大。诚然，这种社会风险并非是单向的放大，也可能被反向弱化。那何为风险的放大或弱化呢？斯洛维奇很早就发现，民众与专家之间在对待风险上是存在差异的[5]。因此，当公众眼中的风险远远超过专家所评估的程度时，我们称之为风险的强化或者放大；当公众的认知/行为显示风险远小于专家判断提示的程度时，我们称之为风险的弱化[23]。海洋环境风险信号的社会放大/弱化基于两个方面的社会因素：一是公众认知，即风险信号是否契合公众所具有的海洋环境保护意识和其文化价值观，一个具有很强的环保意识和文化的公众很容易接纳这一风险信号，反之亦然；二是社会管理，即政府管理部门是否获得了公众的信任。信任在风险的社会放大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约翰逊（Johnson）的研究发现，风险的信任是多维的[24]。信任包括 “诚实”维度和“称职”维度双重维度，前者指风险管控者在风险信息方面对事实的忠诚度，而后者则指风险管控者所具有的控制风险的能力程度。在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中，前者体现为受访者对海洋环境管理相关方面的关注，后者体现为对海洋环境保护技能方面的关注。
在海洋危险事件、风险信号、公众认知&社会管理三个阶段的风险形成后，风险涟漪形成。风险涟漪的核心是直接相关的当地居民。其他的组织，例如企业、社团、政府等都会裹挟其中，从而使得海洋环境风险形成。我们在借鉴卡斯帕森的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基础上，形成了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及放大过程图（图3）。这一形成机理很好地反映了海洋环境危险事件是如何经过社会放大，从而具有了社会风险特性的“海洋环境风险”。
图3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及放大过程
Fig.3Formation mechanism and amplification process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risk
4.2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内涵及特性的认知，是两个方面的综合：“有关海洋环境的风险”，以及“因由海洋环境引发的社会风险”大部分访谈对象在访谈中，明显地表现出对海洋环境风险最终指向的多元化认知。他们并没有很好地区分海洋环境风险的最终指向是什么，即风险的标的是“针对海洋环境及海洋生态系统的风险”，抑或是“因由海洋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而引发的社会风险”。质言之，前者的风险本质是一种自然风险，后者则是一种社会风险。或者按照上文所述的卢曼的观点，前者是一种“危险”，而后者才是一种“风险”。大部分的访谈者的访谈内容，其提炼的概念都涉及自然因素、心理因素以及社会因素，尽管自然因素的概念占据绝大部分。这说明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是两个方面的综合：“有关海洋环境的风险”，以及“因由海洋环境引发的社会风险”。
普通民众对海洋环境风险存在多元认知并不难理解，它也从侧面说明了风险认知及其防治的艰难。诚然，这种对海洋环境风险的多元认知，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我们对环境风险的认知就是多元的。概括而言，当前对于环境风险的认知就存在四个维度：经济维度、安全维度、社会（心理）维度、生态维度。经济维度是经济学、管理学科的认知模式，更多地将环境风险拘于自然状态，从客观的角度去认知风险，秉承成本-收益的风险防治策略；安全维度则是法学的认知模式，秉承预防原则去防治风险；社会维度，或者称之为心理维度，则是心理学、社会学的认知模式，它们从主观角度去认知风险，将环境风险定位为因由环境事件引发的社会风险；而生态风险则是自然科学的认知模式，其“生态风险”（ecological risk）是更为常用的一个术语，它强调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和损害[25-26]。在海洋环境风险认知及研究的前期，由于研究者大部分出身于环境科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因而更多地从生态维度去认识，“海洋生态风险”也是一个更为普遍地概念。而当更多地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介入海洋环境风险研究时，对其认知就发生了拓展和转移。
我们在扎根理论的研究中，获知了普通民众对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与专家保持了一致。这种对海洋环境风险内涵以及特性的多元认知模式，使得海洋环境风险的防治者们需要保持一种更多宽广的防治视野。
4.3对海洋环境风险的防治，需要有效区分民众对沿海自然项目的风险感知与民众对沿海自然项目管理状况的风险感知鉴于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的内涵及特性认知，有着双重的认知模式，因此，要合理有效地防治海洋环境风险，需要做出有效地区分，例如需要有效区分民众对沿海大型项目的风险感知与民众对沿海大型项目管理状况的风险感知。前者体现在民众对项目本身的风险关注，而后者则体现在民众对项目管理者及管理状况的风险关注。我们在深度访谈中发现，很多民众对沿海核电的反对，并非单纯是针对核电，而是针对核电的管理状况。当课题组针对一些明确表现出对沿海核电焦虑的民众表示核电已经成为发达国家重要的能源构成时，很多民众表示“发达国家的管理严密，可以消除风险，而咱们中国还不行”，表现出对管理状况的风险认知。因此，合理区分这两种风险认知，从而针对其不同的风险认知，进行有针对性的风险应对策略，将更为有效地防治海洋环境风险。
诚然，要有效降低民众对沿海项目管理状况的风险感知，最为核心地是建立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甚至可以说，构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是有效防治海洋环境风险，并防止其向社会风险转化的根本途径。雷恩与莱文按复杂性与抽象度将信任分为五个层次：对信息的信任、对传播者的信任、基于信源感知对机构的信任、基于机构表现对机构的信任、信任的社会政治气候[27]。海洋环境管理的优化及海洋环境技能的提升可以降低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的感知和恐惧。这是因为低层次信任的持续流失最终导致高层次的不信任，同样高层次信任也对低层次信任的维护有调节作用。随着复杂技术时代的到来，个人的风险控制被机构的风险管理所取代，公众更加依赖机构可信度来判断风险；信任能够补偿负面的风险感知，不信任则导致公众抵制风险，以至于增加风险感知。
4.4海洋环境风险具有“镜像”效应等其独特性，因而有其自己的运作逻辑一般的环境风险，因其传播媒介的固化以及数量可控，因而其影响范围大致固定，其风险源属地与风险的影响地基本是重合的（流域的环境风险另当别论）。但是海洋环境风险的风险源属地与风险的影响地并一定是重合的，经常发生错位，从而导致“镜像”效应的出现。所谓“镜像”效应，即是指风险源属地与受影响地之间产生了错位，甚至导致风险源属地的社会风险减轻，受影响地的社会风险放大。“镜像”效应的实质是造成跨区域的风险感知。由于海洋的一体化和流动性，使得海洋环境风险的风险感知经常是跨区域的，风险策源点与风险影响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访谈对象的职业、地域等并不影响其对海洋环境风险概念的认知和建构。实际上，不仅仅本课题组在扎根理论的运用中发现了这一运作逻辑，现实的案例事件对此有所印证。例如厦门的PX项目搬迁至漳浦县古雷镇，但是却在一海之隔的东山县铜陵镇引发环境风险恐慌，造成跨区域的海洋环境风险[28]。海洋环境风险的“镜像”效应使得其不同于一般的环境风险，在某些状况下有着其独特的运作逻辑。
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在海洋环境风险“镜像”效应的产生方面，都发挥着一定的功效。自然因素体现为所在区域的区位及危险事件的危害程度。研究发现，如果某区域位于风险源地的海洋洋流下方，更易发生“镜像”效应；心理因素体现为受影响地对风险信号的心理认同程度。如果受影响地居民对核电持一种天然的排斥和恐惧心理，更易发生“镜像”效应；社会因素则体现为所在区域社会生产、生活、管理状况与海洋的关切程度。研究发现，沿海区域如果存在较多的海洋养殖，或者海鲜类食品在居民日常饮食中占据较大的比重时，更容易引发对其他沿海区域的环境风险感知，从而产生“镜像”效应。
海洋环境风险具有的“镜像”效应，使得海洋环境风险的“涟漪”效应更易发生，也更难以掌控其涟漪的范围和深度。从这个角度而言，深入分析每一种可能引起“镜像”效应的因素集合，形成全面、深入的风险范畴把握，是有效防治海洋环境风险的基础。
5结语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对海洋环境风险这一全新的概念进行了研究。提炼了对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有关联的49个概念，并凝练出11个范畴，概括成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三个主范畴。在研究方法上，本文的研究开创了海洋环境风险研究的一个新的尝试，试图不带预设和先见地去界定海洋环境风险的概念，并发现其形成机理及特性。这一研究对深入探讨海洋环境风险以及海洋环境治理等都有着借鉴意义。
但是不可否认地是，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地方。扎根理论力图不带偏见地和价值观地去发现理论，但是没有哪个研究者是中立的，因为语言在被观察现实的基础上传递着形式和意义。语言的特殊使用反映了观点和价值。Glaser和Strauss也直言不讳地指出，扎根理论的重点不在于证明理论，而在于建构理论。课题组在访谈中，由于访谈记录人员数量较多，其访谈的自然语言可能对访谈对象有一定的引导和诱导，从而使得理论带有一定“建构”的成分。在扎根理论的框架使用上，本课题组对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分析，也没有从Glaser的“理论代码家族”（theoretical coding family）的理论框架角度去进行深层分析。Glaser提出了在理论代码家族中最有代表性的成员是被称之为“6C”的六个维度：原因（cause）、语境（context）、偶然性（contingencies）、结果（consequences）、协变性（covariances）和条件（conditions）[29]。局限于本文的研究主题和篇幅，本文没有对这6个方面展开研究和探讨。
当然，本文也研究也没有对一些相关因素展开严谨地相关性和比照性研究。例如没有对社会发展层次的不同群体进行比较，如通过扎根理论对经济发达的上海、浙江等沿海省份，与经济欠发达的海南、辽宁的省份进行比较，从而能更好地洞悉文化层次、社会因素对海洋环境风险形成的影响；没有对形成的因素进行量化处理，没有形成自然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在海洋环境风险形成中发挥何种比重的作用；本课题对自然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的划分也可能存在绝对化，其中一些范畴可能同时涵盖了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多重属性；也没有更细致地提炼其他特征在海洋环境风险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即没有对不同地域、不同学历、不同职业等对海洋环境风险的感知差异进行系统分析。这些研究的不足期待其他研究者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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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99（2016）03-0088-03
海南省是我国国土面积（陆地面积加海洋面积）第一大省，其中陆地面积3.54万km2、海洋面积200万km2，海洋文化资源极为丰富。海南是我国移民海外历史最早的地区，500万海南籍海外华人分布在世界各地，已成为我国第三大侨乡。华侨文化的血缘、地缘亲情形成了海南独特的民俗文化。黎族是海南岛上最早的居民，汉族、黎族、苗族、回族是世居民族，各民族的民俗文化极为丰富。海南北部以琼州海峡与广东省为界，西临北部湾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越南相对，东濒南海与台湾省对望，东南和南部与菲律宾、文莱和马来西亚为邻。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海南的区位优势愈发明显。
一、海南民俗文化概说
海南有汉、黎、苗、回等30多个民族，古朴独特的民族风情使海南社会风俗显得更加异彩纷呈。历史上有多次移民海南的高潮，尤以秦朝、西汉、隋唐、五代、元朝、清朝等时期为盛。各民族迁入海南，带来了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汉族文化，也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的民俗与文化。各民族的民俗与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形成了“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多元的海南特色民俗文化。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海南的民俗与文化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如王天津等主编的《明珠海南的民俗与旅游》，邢植朝主编的《海南民俗》，焦勇勤、孙海兰合著的《海南民俗概论》，李明天等主编的《海南椰文化民俗三月三》，海南省民族研究所编著的《海南民族研究论集》，王养民、马姿燕合著的《黎族文化初探》，王建成主编的《首届黎族文化论坛文集》，王学萍主编的《中国黎族》等，研究内容包括生产、建筑、饮食、服饰、人生礼仪、、民间艺术、民间语言文学、民间文体娱乐等民俗与文化，但研究重点主要是海南陆地的民俗与文化，极少涉及海南的海洋性特征。
二、海洋民俗文化研究综述
海洋民俗文化是指人类受海洋影响而形成的敬畏海洋和利用海洋的观念意识、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及行为准则。具体而言，就是沿海的人们由于受海洋广阔、宽宏、潮汐、风暴、神秘、流通等特性的影响而衍生的人文特性和精神，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生产和生活等方面形成的行为准则、风俗习惯和处世方式［1］。山东、广东、福建、台湾、浙江、江苏、香港等地的海洋民俗文化研究成果丰硕，内容主要包括：（1）区域海洋民俗文化研究。刘芝凤认为，区域民俗源于该区域民众在自然与人文环境中相互磨合、影响及认同，闽台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位置形成了特殊的海洋民俗文化，两岸文化的共性较多，为海洋文化共建提供了丰富的对接项目和资源［2］。（2）移民与海洋文化关系研究。曾少聪研究发现，明清以后随着闽南人大批移居海外，在闽南侨乡形成了一些海洋性习俗，使得闽南文化兼具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特征，如国内亲人将客死海外者的灵魂引渡回来的“引水魂”仪式［3］。（3）“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民俗文化相关性研究。杨国桢认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需要海洋文化的理论支撑［4］。（4）海洋民俗文化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的影响研究。徐晓望、徐思远认为，台湾从开始发展海洋经济就受到闽粤海洋文化的影响。漳潮的海盗文化是台湾开发的基础，而闽粤沿海以出口为导向的海洋经济移植是台湾经济能够迅速走在全国前列的根本原因［5］。（5）海洋民俗体育文化研究。黄玲指出，海洋民俗体育是海岛民众在海洋生产生活中开展的、具有浓厚民族文化色彩和海洋特色的传统体育活动。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海洋民俗体育活动从娱乐性、随意性转向竞技性、正规性，由娱神、娱己向娱人转变，其活动内容、活动形式和传承方式都发生了改变，其保护和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急需采取相应的发展策略［6］。（6）海洋民俗文化遗产保护、开发与传承研究。毛海莹指出，海洋民俗文化反映了海岛居民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情感，表现了当地渔民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应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去解读海洋民俗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内涵，传承与保护海洋民俗，凸显其生存智慧与文化内核［7］。（7）海洋文化比较研究。陈思从历史角度比较了闽台海洋文化发展，认为台湾的海洋文化虽然是闽南海洋文化的移植和延伸，其发展迅速［8］。安成浩从海洋史和海洋文化两个方面考察了中、日、韩三国的海洋文化研究动向，认为需要进一步拓展区域研究、比较研究、生态研究，打破一国史观的界限［9］。（8）海洋民俗文化著作相继出版。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组织编写的《中国南海民俗风情文化辨》等“中国南海文化研究”丛书由广东经济出版社于2013年6月陆续出版，许桂香主编的《中国海洋风俗文化》等“话说中国海洋系列”丛书也由广东经济出版社于2013年7月出版。海南的海域面积达200万km2，但海南既不是海洋经济大省，也不是海洋文化强省。海南大学海洋学院由水产系演变而来，以海洋自然科学研究为主，海洋人文研究严重匮乏［10］。海南的海洋民俗与文化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1）海洋民俗文化论文仅有9篇，研究成果不多。（2）海洋民俗文化专著仅有1部，专题研究严重不足。陈智勇的《海南海洋文化》从古代海南的海洋文化发展历程、海洋性生活习俗、生产习俗、海洋信仰、海洋文学、海洋文化、海路文化、海洋旅游文化等方面论述了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综上，国内海洋民俗文化研究成果丰硕，但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研究严重滞后。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系统研究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不仅有利于充实“海洋民俗学科”的内容，完善海洋国土研究中人文资源学科建设［11］，而且有利于促进海南民俗文化的对外传播，增强国际旅游岛的文化软实力［12］，助力“海洋强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三、海南民俗文化的海洋性特征
长期以来，海南坚持以农业为主，受中原儒家文化影响，海南的民俗文化“陆地性”特征明显。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与“海洋强省”战略的实施，海南的陆地旅游与海洋旅游协调发展，古朴的海洋民俗文化获得了新生，具有突出的“海洋性”特征。
（一）勇闯南海，耕海民俗文化特色鲜明
海南地处我国最南端，海域面积200万km2，耕海民俗文化源远流长，渗透在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1）海洋特色节庆。一是潭门南海的传统文化节内涵极为丰富。自宋朝、元朝开始，潭门、文昌等地的渔民就自编自用了南海航道《更路经》，并于2008年6月被列入了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自古以来，潭门渔民就有开捕祭海的民俗，其文化内涵非常丰富。2015年8月1日，潭门第6届南海传统文化节暨首届赶海节隆重开幕，既有传统的祭海仪式，也有多项赶海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的8万多名观众。二是传统节日与海洋习俗相融合。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在海南很多地方，农历五月初五既是端午节也是渔家的“平安节”。是日，博鳌渔民先去祭石，然后成群结队去海边“洗龙水”，祈求身体健康、平平安安。（2）黎族船型屋。黎族人普遍认为船型屋是为纪念渡海而来的祖先而建，因其外形酷似船篷而得名。船型屋的建造技艺已于2008年6月被列入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东方市江边乡白查村保存了81间船型屋，被誉为是“黎族最后的精神家园”和少数民族传统民居的“活化石”，这些船型屋承载着黎族人诸多的传统文化和原始记忆［13］。（3）海洋特色饮食。一是黎族特有的风味美食“南杀”（黎家酸菜），腌制方法独特，无论是鱼类、肉类，还是野菜、野果类“南杀”，都有一股浓郁的气味，是黎族招待贵客的佳肴。二是回族的美食“酸汤鱼”，以三亚产的天然酸豆、酸杨桃等为配料，精心制作而成，味道极鲜。可见，海南少数民族在征服、利用海洋的过程中，饮食民俗也发生了重大改变。
（二）河海情深，民间海神信仰文化浓厚
海南岛上的各民族漂洋过海而来，以海谋生，海洋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同时，岛上有万泉河、南渡江、昌化江、宁远河、松涛水库、南丽湖等河流和湖泊，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使海南具有河海特色的民间信仰独树一帜。一方面海南天后圣母节、二月二“龙抬头”祭海大典、七月半“祭船公”等海洋神灵信仰文化浓厚；另一方面妈祖、水尾圣娘、108兄弟公等河海神灵雕塑或建筑遍布海南。其中，妈祖信俗于2009年9月30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我国首个信俗类世界遗产。妈祖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航海保护神，早在宋元时代，妈祖文化便随福建或广东商人传到海南，现在每逢妈祖诞辰（三月廿三）和忌日（九月初九），海口各天后宫都要举行妈祖祭典。
（三）内外交融，海洋民俗文化异彩纷呈
海南是个移民岛，岛内、外各民族交流频繁。一方面黎族是海南最早的居民，汉族、苗族、回族亦是海南的世居民族，与彝、侗、瑶、壮等少数民族交往密切，为海南的区域特色民俗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海南与东南亚诸国交往频繁，为海南民俗的多样性注入了新鲜的血液［14］。据统计，海外的琼籍华人华侨有320万之多，尤以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较多。独具地方特色的海南“临高渔歌”，充满神秘色彩的海口“天后祀奉”，别具一格的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祭船公”，孕育渔民智慧的“南海航道更路经”，具有热带海岛特色的“椰子节”，初现活力的海南“赶海文化节”，延续至今的农历五月初五渔家“平安节”，规模越来越大的“二月二龙抬头”祭典仪式，蔚为壮观的端午节海边“洗龙水”，人气越来越旺的海南“欢乐节”等，为岛内、外民众的交往打造了平台，既促进了国内各民族的交往，也促进了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流，形成了海南多元一体的海洋民俗文化。
（四）内容与功能，由单一向复合化演变
民俗的形成与地理环境、天文历法、科技水平、等密切相关。随着经济发展、文化昌盛、科技繁荣和各民族交往频繁，民俗活动逐渐集信仰、经济、社交、教育、娱乐等多重功能于一体，成为节庆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5］。琼海至今仍然保存着一条商埠古道———溪仔古道，其西连溪仔码头，是嘉积的通商发源地。古时，很多大陆商船行经琼海的嘉积万泉河，为求妈祖保佑，便在河畔筹资修建了“南天圣娘庙”。1969年，因修建嘉积水电站使万泉河的海河通道被阻断，但码头右边的“南天圣娘庙”得以保存。现在该庙不仅是单纯的海上保护神形象，而且成为了附近居民求子、求财、求平安和求姻缘之地，妈祖信俗的内容及功能由单一向复合化演变。
四、结语
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向纵深发展，“海洋强省”“海洋强国”战略逐步实施，以及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交往进一步频繁，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研究严重滞后的现状将得到改观。加强海南民俗文化与海洋民俗文化的相关性研究，强化海南与其他省市和南海诸国的海洋民俗文化比较研究，有助于推进“海洋强国”与“一带一路”战略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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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学一、二年级开始，那些充满神奇传说的小人书，深深地吸引着我，心底竟然梦幻着也步入那精彩神奇的仙界：浩瀚的海洋上漂浮着五座大山，那里是神仙居住的地方，神仙们日夜飞来飞去，数不胜数。
从少年时代到青年时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发喜欢阅读与海洋有关的历史、文学书籍，如《山海经》、《诗经》、《楚辞》、《庄子》、《列子》、《拾遗记》、《史记》等。从“蔚蓝色大海升起太阳”的壮观场景，感受大海的宽广无垠；从怀素、孙过庭、黄庭坚、王铎、的草书，感受大海波涛般的情怀；从《海底两万里》感受海洋世界的神奇；从《甲午风云》北洋水师悲壮覆灭，感受国家海权丧失的民族耻辱斗转星移，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中国打开国门迈向海洋，人们又开始关注海洋。国内学术界也悄然讨论起中国的海洋文化，呼唤中华民族海权意识的觉醒。人们开始重新审视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所说的一段话：“就算他们自己也是以海为界——像中国便是一个例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
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黑格尔凭什么就断定中国和海洋不发生积极的联系呢？中国近代为何屡遭西方列强的海上侵略！我开始思考研究中国海洋文化问题我来到距福州市区21公里的闽侯昙石山文化遗址，厚厚的贝丘文化遗迹，让我仿佛置身于《山海经》所描述的“闽在海中”的意境。这里出土有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的文物，这里是闽文化和海洋文化的摇篮。
我用手轻轻地触摸着出土的独木舟，仿佛看到远古闽族先民驾舟搏击于大海的惊险场景；仿佛听到远古闽族先民飞舟穿梭于海洋间发出的呼号，先民乘坐的独木舟带着我穿越时空，寻觅那古代演绎的一幕幕海洋史剧；从萧山跨湖桥文化遗址、河姆渡文化遗址到神农、尧、舜南抚交趾、箕子耻于臣周东迁朝鲜、徐福入海求仙药、鉴真六次东渡、郑和七下西洋这一切难道不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一直锲而不舍地在追求蓝色文明吗？
于是，我日夜笔耕，2000年发表《中国海洋文化历史轨迹探寻》、2001年发表《论宋元海洋文学》、2002年发表《石器时代中国海洋文化及其对大陆中原文化的影响》、2003年发表《论大陆、海洋两大文化圈构建的华夏文化》2008年，我在福建省图书馆“东南周末讲坛”开讲《追寻远逝的海洋符号——中国海洋文化漫谈》。为了讲好这个专题，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把近十年的研究成果重新梳理一遍。为了让听众对海洋文化有形象而直观的了解，我又制作大量画面。从新石器时代远古先民造船、航海、捕鱼到夏商周秦汉海洋资源开发、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从盛唐西太平洋汉文化圈、宋朝“海上强国”、元代“主导地位”、明朝“领先地位”到当代中国海洋战略价值取向。演讲过程，我感受到尘封在听众心底的海权意识正逐渐苏醒。在15分钟的互动时段，讲坛洋溢着一种对国家未来发展充满关注和期待的情绪，爱国之情溢于言表。
随着综合国力的强盛，中国逐渐显示出海洋大国的风采，从2000年中国海军首次航行三大洋开始，中国海军正向深蓝挺进；中国在太平洋发现了可燃冰资源；组建海军舰艇护航编队赴亚丁湾；派出渔政船赴南海、东海巡航；中国科考队多次登上南北极这些都激励我为研究中国海洋文化，撰写《中国古代海洋文学》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