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十四届三中全会缘何首次正式提出并阐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问题呢？
众所周知，国企改革是我国整个体制改革中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作为最直观的证明，一可自“始”看，1978年最早启动的是农村改革而不是国企改革，因前者相对比较容易，而系统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则是若干年后（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战略决策，标志着国企改革全面展开，成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二可由“终”看，艰辛努力达20多年，国企改革仍未鸣金收兵，至今尚未进入倒计时阶段。然而，正因为国企改革的难度大、不同寻常；因此，所取得的每一个阶段性突破都来之不易，应倍加珍惜和肯定。在中国，基于中华传统文化基因(比如中庸思想等)和现实国情而选择的渐进改革模式，决定了国企改革最具有“摸着石头过河”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征。牵制和约束的因素太多，任何过激的做法都可能无济于事，甚至事与愿违。
由此我们看到，困难重重的国企改革，在初期主要是以扩权让利为主线，继之是以双轨条件下的企业经营承包制为主线。企业经营承包制直接刺激了国有企业增产增收的积极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政府的随机干预，加上其他方面改革的推进，在总体上促进了企业生产经营和政府财政收入有所好转。但是，承包制在本质上还是一种扩权让利，或者说是前一轮扩权让利的自然延伸，在旧的计划经济框架未能根本变化的背景下，必然存在一系列无法摆脱的体制缺陷及其固有弊端，比如企业对政府的行政依附关系依然存在，在投资、资产处理、收益分配、人事任免等方面还是要受制于政府的行政支配，无法进一步激发经营活力；由于独立的法人财产权依然缺位，所谓“承包制”也不可能真正“承包”得了责任，多为包盈不包亏，而且短期行为严重，缺少长期积累和永续竞胜的动力……因此，即使先后采取了招标承包、风险抵押承包、完善承包指标等措施，也难以改变此项改革或此阶段改革开始出现边际效益逐步递减的态势（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改革本质上也是一种投资，因而也有边际效益问题）。企业经营承包制何去何从？这便是历史演进的自然叩问。
时代，呼唤着现代企业制度！
于是，十四届三中全会顺势而为，庄重决定将中国国企改革的目标确立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指出“要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这是在国企改革层面上对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紧密呼应，表明我们党对国企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以及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按照理论范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自有其一些基本特征，“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是一种至为简洁的描述。具体要义可阐释为：一是产权关系明确。企业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所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成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二是企业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对出资者承担保值增值的责任；三是出资者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权益，即资产收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企业破产时，出资者只以投入企业的资本额对企业债务负有限责任；四是企业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经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营效益为目的，政府不直接干预其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应依法破产；五是建立科学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调节所有者、经营者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形成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经营机制。
从经济学原理或一般理论形态转化为广泛的社会实践，在中国这么一个特定的转型期，没有强大甚至超强的推进力度显然不行。为此，党中央又从实际出发，运筹帷幄，适时部署，不仅在1997年相继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对前几年推行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国企改革作了总结，进而提出要用三年左右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20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即后来业内人士简称的“三年两大目标”）；时隔两年，又在1999年召开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上，专门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即《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确定了到2010年国企改革和发展的主要目标和必须坚持的指导方针，其中既重申了要努力实现“三年两大目标”，又再次强调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从这两个罕见的强有力的推进举措中，我们不难推导或想像当时国企改革的总体格局有多复杂、尖锐、举步维艰！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一场攻坚战，是一个非闯不可、也绕不过去的关口。打好这场攻坚战，不仅关系到国企改革的成败，也关系到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经过上下同心、持续整整10年的不懈努力，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的国企改革成效显著，全国瞩目的“三年两大目标”基本实现，从而为下一阶段转入以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为方向的深化改革赢得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与条件。
那么，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是缘何首次正式提出并阐述建立现代产权制度问题的呢？
整整10年励精图治的改革探索，使得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日益深入人心，成为广大国企改革参与者们的共识和共同选择。据有关资料，到党的十六大召开之际，我国国有中小企业中有80%以上已完成改制。国务院确定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百户试点企业和各地选择的2700多户试点企业中，绝大部分企业实行了公司制改造。
但是，推行现代企业制度长达10年，为何一波三折如此吃力？除了“摆脱困境”这个事关国企生存状态的硬任务交叉困扰、耗时耗力外，不可否认，执行和理解上的种种歧义，也制约着这项国企改革的大工程无法快速完成。这主要源自对“产权清晰”的不同认识。经济学视野中的现代企业制度，其理论假定首先是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如果是传统国有企业，其单一的国有产权安排原本是再“清晰”不过的。因此，除国家有特殊要求的一部分国有独资企业外，对大多数国有企业而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意味着必须从单一的国有产权重组为多元产权结构，这在“抓大放小”中还意味着允许国有中小企业以出售、并购等方式转化为其他产权形态。正是在产权结构的变革与重组中，才需要依据不同所有者(出资者)的不同产权给出“清晰”的界定。关键在于，一旦实现了产权结构多元化，国有企业本质上也就“背离”了原有的体制属性，不再是传统或经典意义上的国有企业了。在当时，思想解放的程度与力度未必能够就此层面完全达成共识。人们甚至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寄希望于在国有体制包括国有产权体系不予触动的前提下搞好一个个国企。但是，这条路肯定走不通，却又空抱幻想，这就必然影响到现代企业制度的彻底推进或快速推进，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扭曲与变形，比如在公司制改造中摇身一变弄出了不少“翻牌公司”。很显然，在“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十六字诀中,“产权清晰”是最赋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意味或改革内蕴的，也是其根本所在、魅力所在。它直接决定着权责能否明确、政企能否分开、管理能否科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如果国有产权不能动，即使有改制甚至包装上市等举措，也很难说真正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在“三年两大目标”期间，一些国企融资上市，结果却产生了不伦不类的“股权分置”，这实际上也反映出国有产权不可轻易流动、变更、重组等传统意识或保守观念还颇有市场和影响力，从而大大拖延或滞缓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乃至完善的步伐。
当大多数的改制国企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面很难彻底，同时还有不少连多少有些流于形式的改制也尚未启动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它们在产权环节上羁绊甚多以致踟蹰不前、无所作为。由此，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学术界、经济界人士乃至决策层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不可能不做出更多的缜密反思与总结。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董辅教授早在1994年（即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二年）就在香港《华南经济新闻》撰文指出：“对于大陆来说，要把众多的国有企业改革成为现代企业（如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很不容易。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建立构成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的现代产权制度，不根本改变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而试图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很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只不过是挂公司招牌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本质并未根本改变，那就违背改革的初衷了。”应当说，这是掷地有声、很有见地、很具代表性的。
时代，呼唤着现代产权制度！
于是，又一次集中党内（而且不止是党内）高度智慧的重大转折点出现了！十六届三中全会高屋建瓴、破风而立地做出决定，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在这个框架下，又首次正式提出并阐释了建立现代产权制度问题，认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有利于维护公有财产权，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各类资本的流动和重组，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增强企业和公众创业创新的动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础和市场秩序。这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础。要依法保护各类产权，健全产权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推动产权有序流转。这些理论阐述，特别是所述“四个有利于”，指要精当、切中要害，一下子又让亟待推动向前的国企改革豁然开朗。相对于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更带实质性；相对于整个体制改革，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又比现代企业制度更具深刻性，更接近或体现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
如果能够按此方向坚定不移地加快步伐向前走，中国国企改革的全面告捷指日可待！
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从《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到《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华民族走过了国企改革乃至整个改革开放跨世纪征程的关键10年。这是风生水起的10年，也是拨云去雾、继往开来的10年。这关键10年，往前可一直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往后又延展至另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以成立国资委为标志，着力探索科学有序的国资监管与运营之道），留给我们的很多领悟是弥足珍贵的。
领悟一：改革决策要确保指引正确
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如此大规模的疾风骤雨般的国企改革，是在相当缺乏现代市场经济经验的背景下进行的，变量太多，不确定性太大，因此，决策风险也很大，但又不能不决策，这就构成了对新时期执政能力的巨大挑战。所幸的是，历来有优良学习传统和研究风尚的中国共产党，在干中学，在实践中追求足智多谋，不惧风险，沉稳定夺，总体上保持了良好的决策记录，可圈可点。比如，从国企改革前15年的诸多探索到1993年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而到2003年提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这一系列的改革决策都具有很强的指引性，而且实践也证明其主导方向是正确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已有近60年执政经历的中国共产党，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烽火锤炼，更具有善于集中党内外高度智慧的“智慧”了。这种“智慧”状态，应当能给予全体人民对未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以更多的信心！
领悟二：改革调整要确保节奏得当
改革是一个历史进程，其动态时局往往复杂多变，因此随机调整很重要，也很正常。关键是必须反应灵敏，调整得当，特别要精心把握好节奏，甚至应追求节奏上的收放自如、臻于至善。这就像演奏一首进行曲，该快则快该慢则慢，该加快则加快该放慢则放慢，疾缓有度，方可悦耳。由此来看，所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提出，显然是对初期或前期国企改革的一种方向性的调整，恰到好处；而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提出，又是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攻坚克难、寻求更大突破的一种根本性的调整，恰逢时机。如果不适时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或者现代产权制度，出台太早或拖延过久，都无助于国企改革的健康推进。这就必须充分考虑到在整个改革调整的节奏处理上要时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纵观中国改革开放30年，其运行节奏总体平稳得当，快中有慢，慢中有快，这也取决于决策层具有一种与社会公众不断适时达成新的“社会契约”的能力。也就是说，每一个重大调整措施的出台，总是反映了大多数人的共同意志。民主不是满足所有人的愿望；现代民主的范式往往是“听所有人意见，跟部分人商量，由少数人决断。”任何改革调整，都应是党内外充分发扬民主的结果，也是决策层与社会公众缔结某种“社会契约”的结果。而当前国企改革在节奏把握上则应特别注意防范和排除拖延倾向，不应深陷“危机改革”怪圈太久。相反，恰恰要紧紧抓住当下社会经济环境相对比较宽松的大好时机，以适当提速为宜，以免产生或加重社会公众中已经有所露头的改革疲劳症、厌倦症，这对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推进势必造成梗塞和被动。有国外评论说，“在这个经济时钟加速的时代，在这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国家里，从思考到行动之间的时间依然是缓慢的”，这值得深思！
我国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5条也明确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于是，一对儿承认与矫正的制度以此展开，公司法基于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建构基础——承认和维护私人财产所有制的认可，确认了公司的营利性属性，但是又基于对公司营利性本质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反感或担忧，情愿或不情愿地抛出了公司的社会责任问题，希望以此牵制住公司对利润的无休止追逐，希望以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来调和因为追逐利润而产生的社会矛盾。但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矛盾，“这里的讽刺之处就在于，公司的使命就是去追求它的自身利益，这本身也是法律的产物，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在驱使公司违反法律”［4］（P83）。那么，立法者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呢？是维系公司的营利性属性，还是要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抑或两者兼顾？
（二）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与代价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再到公司的过程，在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中，企业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合二为一，只有到了现代公司企业，特别是股份公司时代，所有权与经营权才在客观上产生了分离。现代企业理论无不承认，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现代企业的标志，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抛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因，也暂且搁置二者关系未来的走向，仅从现代企业制度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这一客观事实出发，来分析围绕此问题法律的所作所为。首先，由于股份公司产生时期正值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时期，随着产业革命之后的机器大生产的出现，对于资本的需求以及规模效益的诱惑，使股份公司迅速发展。而股份公司这种规模庞大且股东人数众多的资合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不可避免的。就法律而言，当股份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时，为了满足客观需求，一套适应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法律制度迅速出台，投票权制度、表决权信托制度、多数投票权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需要，客观上维系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局面，对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时代公司秩序的维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次，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产生了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这组委托关系中：（1）由于委托人和人双方信息不对称，人可能违背委托人的利益去追求自身利益；（2）委托人与人之间的目标不一致或效用函数不一致。委托人拥有剩余索取权，追求资本增值和资本收益的最大化，而拥有公司控制权的人会抛开委托人的利益去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结果是人偏离委托人利益，背离委托人的目标。这是伴随着两权分离而产生的委托的致命内伤，这一问题如果不解决，股份公司经济合理性的根基就会受到破坏。于是，法律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制度供给，为了消解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而产生的成本，法律开始制度救赎。信息披露制度、董事信义义务、独立董事制度、外部监控制度、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等相继出台。这些制度在各国的公司法中均占有相当重要的分量，成为公司法中的重中之重，可以说，每一项都堪称经典。问题就此产生：公司法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大量的笔墨来进行制度安排，一方面要构建适合两权分离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还要通过制度构建来抹平因两权分离而产生的问题。那么，公司法能够做到既维系两权分离，又解决两权分离所产生的问题吗？法律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在经济学上无计可消的成本，公司法又能有何作为呢？
（三）公司治理中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长期以来，公司治理已经成为公司法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大量的公司法研究围绕着公司治理问题展开，在公司立法方面，公司治理也是紧锣密鼓，不断翻新。从本质上讲，公司治理解决的是公司内部权力的分配与制约问题。为什么要对公司内部的权力进行分配和制约，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掌握在不同的人的手中。公司的所有人并不参与公司的经营，而经营公司的人未必是公司的所有人，公司的经营者能否真正为公司谋取利益，成为公司股东最担心的问题。于是一组复杂缜密的公司治理结构就此展开。公司法出于对股东利益的保护，设置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这样类似于西方政体三权分立的机关架构，借此制度实现权力的相互制约。但是，理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公司内部精美的权力分配与制衡机制，并没有阻止公司的管理人或控制者将自己的贪婪通过公司予以实现。正如学者所洞察的那样：“这些制度建立的初衷是好的，但其实际效果是，将新的角色引入公司事务之中，他们得以登堂入室，并从公司控制权中分得一杯羹，至于他们对股东权益保护所起的改善作用，与其制度成本和社会寄予的期望相比而言，总是不相称的。”［5］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公司治理堪称经典，但是，不断发生的公司丑闻一次次将这些经典的制度推下神坛。在安然、世通丑闻曝光后，美国第五大有线电视公司阿德尔菲亚2002年因被发现巨额债务没有入账等问题而申请破产保护，公司创始人被美国联邦法庭判定犯有共谋、银行欺诈、证券欺诈等罪名；2004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怀疑美国第四大长途电话公司奎斯特国际通信公司造假，并展开调查，公司前首席财务官受内线交易刑事指控，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公司发生丑闻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脆弱的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造成的。作为公平、正义化身的法律当然不能视而不见。于是，关于公司治理的补缺拾漏制度层出不穷。如2002年，在安然、世通丑闻发生之后，美国国会迅速通过了空前严厉的萨班斯法案，在本来已经很严格的公司治理措施之上又追加了一层紧箍咒。其他很多国家的政府或监管当局也紧随美国之后采取了相应的措施。2002年德国完成了《德国公司治理法典》的制定工作，并于2006年6月进行了最新修订。虽然《德国公司治理法典》本身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它对《德国股份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即便如此，上市公司的丑闻也仍然不绝于耳。可见，公司内部监管制度的加强并没有也不可能杜绝公司管理者的败德行为，公司法制度与具有经济人本性的公司管理者之间的博弈将会是漫长的和无休止的。问题就此而产生，面对不断发生的公司丑闻，精心打造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如此的不堪一击。那么，那些设计精良、在与公司管理层的实战当中不断升级的公司治理结构，它的意义仅在于在实战中败北然后继续升级吗？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何时是尽头呢？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公司法上的制度似乎在上演着自唱自说的游戏——为了张扬公司存在的意义而确定了公司营利性品质，为了遏制对利润的过度追求，又羞羞答答地要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为了适应股权众多分散的局面，安排了适合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各项措施，但同时为了减少两权分离带来的负面问题，又进行制度上的救赎；公司治理同样是如此，监管措施不断加强，但面对公司高管的贪婪又无计可施。以此类推，无数的公司法制度就这样依次展开、不断繁衍，可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之后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公司法如此复杂的制度安排，并没有也不会就此塑造出如人所愿的美好的公司，人类社会为此付出的却是高昂的制度成本和不断丑化的公司形象，股份公司成了一只被豢养的怪物。因此，美国公司法的权威断言“：作为理性努力的一个领域的公司法，在美国早已死亡了。“”除了我们大量空洞的公司立法外一无所剩——就像一座由生锈的大梁草草焊就的摇摇晃晃的摩天大楼，楼内只有寒风穿行。”［6］（P295-296）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乔尔·巴肯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也许，并不是安然在犯罪，而是公司制本身就有罪。”
二、现代企业法律制度的隐忧
现代企业法律制度与大型股份公司相伴而生，在博弈中互相成长，但是二者博弈的结果并没有让人看到法律制度完胜的希望或迹象，恰恰相反，在二者博弈过程中，股份公司越发强大和不可一世，而公司法律制度却已疲惫不堪。第一，制度成本较高。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任何一项制度都是有成本的。制度成本关系到制度的价值，过高的成本会使制度价值大打折扣。19世纪末，工厂制度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大型股份公司纷纷建立，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规范的公司治理等成为现代企业制度或股份公司必不可少的基本要件。上文的分析已经表明，无论是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抑或是公司治理结构都包含有复杂的制度安排。在这些制度安排中，各项制度之间相互搭接、丝丝相扣，充分彰显了立法者的雄心与精明。但是，必须认识到：（1）公司中的有些问题本身就是无解的，无论法律怎么努力，都仅仅是徒增成本。公司中的委托制度如此，公司监管亦是如此。由于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目标函数不一致，希望公司的经营者全力为股东着想，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任何一项旨在降低某种成本的制度，它本身就是一个委托—安排，会引入一种新的、看似更为节约的委托—关系；在存在不对称信息和道德风险的情况下，假以时日，没有任何一项制度，能够走出成本的陷阱。公司监管问题也是如此，为了监督公司管理者的败德行为，立法者出台了很多监管措施，但是这些监管措施常常是仅仅增加监管成本却无法得到理想的监管效果。如美国“萨班斯法案”，在美国国内是一个“昂贵的错误”。有学者还特别对《SOX法案》中的治理条款的成本与收益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称，法案所带来的收益，如果有的话，也相当有限；而在成本方面，则相当惊人。［7］（2）行为人和制度之间总是存在博弈，即行为人总是试图突破制度的束缚，谋取法外利益，在公司法领域尤其如此。结果就是制度需要不断更新，新的制度不断上演的无奈循环。不断反复的结果是简单的公司法演变成了雍容华贵的公司法典，德国的公司法如此，日本的公司法也是如此。以日本为例，原来有关公司的内容规定在《日本商法典》的第二编中，仅仅是该法典的一部分，共643条。2006年日本商法典修改，将第二编公司法的内容全部移出，单独形成《公司法典》，新法典多达979个条款，近370000字。由此可见，立法者想要解决的一些基本问题，一部分是由公司制度特别是股份公司制度自身的逻辑自洽性不足所致，对于这样的问题，无论立法者倾注多少笔墨都不可能予以圆满；另一部分是由于制度本身的时滞性导致其在与人的博弈过程中永远处于被牵制地位，魔高一尺后是无奈的道高一丈，在这样的游戏中，永远没有赢家，增加的仅仅是制度的成本，公司法制度已经陷入了这样的一个怪圈。第二，正式制度被过分倚重。在制度经济学中，制度有多种分类，其中主要的分类，也是制度经济学最大的贡献，是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也称为正式规则或正式约束，是指人们，主要是公共权威机构，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等制度形态，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等；非正式制度也称为非正式规则或非正式约束，主要包括价值观、道德观念、伦理规范、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正式制度的表现形式有很多，本文此处所说的正式制度仅指正式制度中最重要的一种——法律制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划分，对于法学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相当长一段时间，至少在法学界，过分倚重正式制度，将非正式制度边缘化甚至排斥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公司法领域也是如此。首先，全球化，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全球化，使很多公司制度产生了全球趋同的压力，各国公司法之间相互借鉴、模仿，形成了诸多全球共通的制度，如一人公司、股票期权、刺破公司的面纱、股东代表诉讼等公司法上的制度在各国的公司法中几乎都是大同小异。而在此时，各自的文化、习俗却被严重地忽视，特色被抹平，大量的规范性要求被以成文法的形式固定下来，非正式制度似乎与以现代企业制度著称的公司制度毫不相干。其次，公司与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相比，由于其股东人数众多，社会影响更大，出于对风险的控制和经济、社会等综合因素的考量，法律对公司所作出的制度安排较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更加用心、更加周密。换句话说，与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相比，有关公司的制度安排中，正式制度要多得多。虽然很多学者认同公司是一组合同的联结，公司法不过是一个大型的标准合同范本，但是，这一合同范本已经掺杂了太多的立法者强制性的制度安排，意思自治已经被限定在了一个有限的框架之内。但是，并不是立法者提供了更多的正式制度，公司的参与者就会因此而“循规蹈矩”。因为作为正式制度的法律不可能穷尽人的所有行为，无法对人的任何可能的行为进行有效的规定，而非正式规则可以内化为个人的行为，变成人们内心崇高的法则，绵远悠长，指引方向。正如康德所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可以震撼人类的灵魂，一样是我们头顶的星空，一样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因此，更有力量的约束应当从正式制度之外去寻找，这一点，恰恰被现代企业法律制度所忽略。第三，中小企业被严重忽视。依首先提出现代企业概念的钱德勒和伯利、米恩斯对现代企业的定义，现代企业主要是指大型股份公司。以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为代表的中小企业被排除在外。正是因为此原因，在现代企业制度中，中小企业被严重忽视。那么，现代企业制度是否应该重视那些被归入古典企业行列的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等中小企业呢？或者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是否应当纳入到现代企业制度的行列中呢？调查资料显示，美日欧中小企业占全部企业的比例均在97%以上（其中微型企业近90%），成为活跃经济的主体。对GDP的贡献，美国、日本、欧盟分别达到了50%、56.7%（2000年）和58%（2008年），是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动力。美国60%~80%的新增就业由中小企业创造。日本和欧盟的中小企业吸纳就业近70%，特别是欧盟的中小企业对新增就业贡献更大，2002—2008年欧盟27国平均每年就业率增加1.9%（大企业为0.9%）。［8］我国中小企业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学者通过201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分析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数据表明，2010年，我国45万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中小企业数量占到99.28%，再加上150多万家规模以下工业企业（2008年为147万家，另外还有工业个体经营户227万多户），我国中小企业数量超过190万家，而大型企业数量仅为3251家；2010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大型企业的税收贡献为45%，中小型企业占比近55%，其中，中型企业为24.59%，小型企业为29.68%。［9］具有如此巨大的贡献力和影响力的中小企业，如果被排斥在现代企业制度之外，那么现代企业制度还有什么意义呢？其实，早在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初期，权威人士就指出：现代企业制度的组织形式是多样化的，不是单一的公有制，主要有：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合作制企业、公司制企业。［10］近年来，仍然有学者坚持这一主张：“在任何国家，即使是在发达的工业国，也不可能只存在着一种形态的企业，它总会是多种企业形态同时并存。每一种形态的企业都有它在社会中存在的必要性，都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提高作出应有的贡献。人为地宣传和强调公司制企业是‘现代企业’，会使人们误认为社会中现存的其他企业形态都属于传统的、落后的、低效率的企业。实际上，公司制并不一定是所有企业的最佳企业形态。”［11］看来，以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为代表的中小企业是否属于现代企业制度范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中小企业在现代社会的作用却是不争的事实。事实上，从中小企业已经担当和正在担当的历史使命来看，淡化和忽视中小企业将会严重损害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失去了中小企业这块半壁江山，现代企业制度将会黯然无色。
三、现代企业制度的境遇与超越
（一）现代企业制度日渐式微
现代公司制度不像鼓吹者说的那样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生产组织方式，西方经济学家已经在研究这个制度走向没落的趋势。日本学者总结并预言，20世纪末，在整个世界中，大企业体制已走入死胡同，其解体也成为一个重大的课题。那么，为什么曾经红极一时的大型股份公司现如今却走入了死胡同呢？第一，大型股份公司后天异化及先天顽疾越演越烈。长期以来，大型股份公司对利润的疯狂追逐已经使其本质和功能异化，表现在：（1）大型股份公司创设的初衷是为了吸引分散的资本、筹集资金，但是到了1888年新泽西州公司法允许一家公司可以购买和持有另一家公司的股份，出现了公司之间的相互持股。当今社会，法人持股、法人之间交叉持股已经成为主流和常态，资本变成了数字之间的游戏，公司资本“空洞化”，股份公司筹集资金的功能被异化。（2）股东、资本多数决原则等与政治世界民主主义相适应的公司民主主义，迫于经理资本主义的，在现代社会也已经渐行渐远，股东大会已经成为空壳，美国很早以前就把股东大会称为“没有观众的演出”，股东大会变成了一种没有实质意义的冠冕堂皇的仪式，股东无从谈起。（3）早期的股份公司大量吸收个人股东，个人股东以从公司分得红利为目的，但如今，个人股东不断减少，公司的主要持股人变为机构投资者，个人即便购买公司的股票也仅以二级市场的盈利作为其主要的追求，投资变成了投机，其身份和目的均已游离于公司之外。综上，股份公司所具有的最朴素的本质和追求在现代社会都已渐行渐远，股份公司存在的经济合理性已经掺杂了与经济道德格格不入的诸多因素，股份公司原始朴素的本质和功能已经被严重地异化。股份公司的异化已经发展到了病态的程度，其先天的顽疾更是无药可救。股份公司先天的顽疾主要表现在：（1）科层制管理成本较高。按照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企业的特点是以一套命令机制代替合同，它节省掉了企业内部的合同，但同时也因为命令链条的增加而增加了行政成本。如果企业内部行政成本大于或高出市场交易成本，企业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在大型股份公司中，由于经营者以权威和指令代替市场完成资源的配置，这种具有专制色彩的管理体系，行政成本是相当高昂的。（2）委托问题无法解决。股份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而产生的问题已经成为两权分离致命的内伤，从两权分离那一刻起，如何解决两权分离产生的问题成为了经济学界永恒的主题。现代企业对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而产生的问题深恶痛绝却又无计可施，面对股东利益被管理层不断膨胀的私人欲望吞噬却没有回天之术。百年公司发展历史已经说明，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抑制管理层的贪婪，无论怎么努力股东的利益都在被蚕食。（3）有限责任制度带有原罪。股份公司借以安身立命的有限责任制度是“允许人们以极小的风险进入贸易领域，却坐拥获利的无限可能”，这样就是在鼓励“一个堕落的完全不顾将来的投机体系”。大型股份公司后天的异化及先天的顽疾决定了它在成功地扮演了时势英雄的辉煌后必定走向没落的历史结局。第二，知识经济终结了工业化时代，大型股份公司失去了维系其继续辉煌的土壤。学者研究认为：“除了哲学、文化层面已发生剧烈的变革之外，现代企业终结的根本原因，乃是由于滋生现代企业的经济条件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早期的股份公司是欧洲殖民地国家商业活动特别是进出口贸易不断发展的结果，现代意义上的股份公司与18世纪工业革命紧密相连，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手工生产，具有迅速筹集资本功能的股份公司不断发展壮大。但是，资本是第一生产要素的时代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退出了历史舞台。20世纪80年代，以资本密集型为主的生产方法让位于以知识密集型为主的生产方法，西方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货币资本已经不再成为稀缺资源，知识资本所有者正在取代货币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资本雇佣劳动开始让位于劳动雇佣资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现代企业制度与新技术发展的矛盾，以及企业与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的矛盾，发达国家开始反思这个制度，并提出：“虽然今天为数不少的巨型现代公司，在未改变传统的官僚体制的情况下，仍然能够维持其庞大企业帝国的运转，但这并不能代表一种趋势。伴随后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巨型现代公司的梦境实际上已然破碎。”
（二）后现代企业的兴起及新型企业形态的出现
与巨型现代公司梦境破碎一脉相承的是后现代企业的出现。20世纪80年代，一些发达国家大型制造业企业不再包揽生产的所有阶段，而是把生产阶段分解到不同企业。因此，出现了把生产经营业务外包给其他企业的趋势。跨国公司把这种做法推广到其他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以外包生产为核心的全球生产价值链。这种全球生产价值链实际上替代了大型股份公司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数字化企业、虚拟企业、金融创新企业等纷纷出现，这些企业在产权模式、经营模式、组织结构等方面与传统的现代企业格格不入，于是，理论界提出了后现代企业的概念。20世纪末，西方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在《未来的里程碑——关于新的后现代世界的报告》一书中分析了后现代世界的转向，奠定了后现代企业研究的基础；另一位管理大师汤姆·彼得斯在《追求卓越的激情》、《解放型管理》等著作中，通过大量的案例阐述了后现代时期的企业在组织、领导模式等方面的特点，《洛杉矶时报》将其称为“后现代企业之父”；我国经济学家光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一书也使用了后现代式企业概念，“其目的在于说明这样一种现象，即在管理者分享部分剩余的各种安排中，使其占有企业股份的一个相应的部分。这样一来，管理者也就具有了企业所有者和财产所有者的双重身份”，“目前，发达国家的企业和企业制度都在向这个方向发展，这也许与知识成为更重要的生产资源和社会资本有关。在那里，相对于比较丰裕的财富资本而言，创业知识和管理才能也许是更加稀缺和更加重要的东西”。现阶段，虽然后现代企业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何谓后现代企业，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并没有给出统一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现代企业制度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经济发展，为此，西方国家在企业形态方面纷纷创新，一些与股份公司完全不同的新型企业形态应运而生。美国20世纪70年代产生了有限责任公司（LimitedLiabilityCompany，LLC）。除了公司外，合伙企业也有新的发展。美国早期有普通合伙和有限合伙，1991年得克萨斯州制定了有限责任合伙法，到1999年美国各州均立法允许注册有限责任合伙（LimitedLiabilityPartnership，LLP）。有限责任合伙与传统的有限合伙不同，有限责任合伙的合伙人全部承担有限责任。2001年，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在《统一有限合伙法》中又新增了对有限责任有限合伙（LimitedLiabilityLimitedPartnership，LLLP）的规定。日本在2006年实施新《公司法》。新《公司法》将原有的两种公司，即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合并成一种公司，即股份有限公司，与此同时，导入了一种新的公司形态——合同公司。合同公司主要特点是投资人在内部关系上相当于合伙，但对外承担有限责任，具有法人资格。与美国和日本相比，德国企业组织形式的发展相对缓慢。但是，2008年10月23日，德国联邦国会通过了《对有限责任公司法进行现代化改革和反滥用的法律》，在维持现有标准有限责任公司的基础上增设了一种新的、没有最低注册资本要求的有限责任公司——企业主（有限责任）公司，这种新的公司形式也突破了传统公司的观念。上述新型企业形态，打破了现代企业制度话语中企业形态应有的样态，脱离了传统法学教义所定义的现代企业形态，与以股份公司为代表的现代企业制度相去甚远，这些新型企业形态迎合了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的需要，开创了后现代企业制度时代。①
1.建立适应现代企业特点的财务会计管理体制。由于现代企业集团化、跨地区经营的特点，企业总机构必须妥善处理好与下属分支机构之间的财务管理关系。处理好统一性与自主性的关系，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做到既能灵活地集中财力，保证生产重点需要，使资金得到有效使用，又有利于调动下属分支机构的积极性。使其在保证完成总机构下达的各项经济任务的基础上，有一定的自，享受相应的经济权益并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由于现代企业的经营范围广、分支机构多、物资流量和资金流量大，企业必须从商品经营为主转变为以资本经营为主。总机构应成为投资中心和分配中心。分支机构成为成本中心和利润中心。要适当划分各级管理权限，费用计划管理，资金有偿使用。以资本增值最大化为目标，为股东或投资者谋求最大的回报。
（1）适当集中财权，强化管理。资金调度权、资产处置权、投资权、收益分配权、财力人员的任免权要集中总机构，各分支机构只有经营权，实现由分权型管理向集权型管理的根本转变。同时，缩小管理半径，尽量少设三级或以下的分公司，减少管理层次，有利于适当集中财权，实现有效监控。
（2）健全内部机制，强化财务监管。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中心，因此必须保证财务管理的权威地位。财务管理机构设置要科学，财力管理制度要健全统一，执行要有刚性，检查、监管要到位。设立内部结算中心，以便有效融通资金和加强监控。实行公司内部财务信息联网，提高财务监控质量。
（3）实行目标管理，健全激励机制。目标管理是一种以考核最终成果为核心的现代管理方式，实现对下属分公司的绩效评价与控制，是最理想的激励方式，对调动下属分公司的经营和管理的积极性来说，是一种强制约束机制。
（4）统一采购物资。实行类似政府采购制度的统一采购制度，以利降低采购成本，减少仓储费用，加速资金周转。
2.建立适应现代企业特点的财务会计组织机构。国际上企业财务会计组织机构分为三种类型:
（1）超脱型。即在董事长下设财务总监，分管企业财务会计业务。这种机构体现了董事会的授权，又有利于充分体现财务会计的地位和作用，有效地维护股东或投资者的权益。
（2）专家型。即在总经理下设与副总经理平行的总会计师，负责分管企业财务会计工作。目前我国企业大多采用这种设置。这种机构充分体现企业财务会计管理的专业性和决策中专家意见的权威性。
（3）分权型。即在总经理下设负责企业财务会计工作的副总经理。这在美国的企业中比较常见。在这种机构中，负责业务的高层主管都拥有财务副经理的头衔。直接向总经理报告财务情况。
就我国企业来说，股份制企业可以实行第一种超脱型，而实行公司制的企业实行第二种专家型比较适合我国的情况。财务会计机构还是不必分设为好，更有利于讲求效率。
3.建立适应现代企业特点的会计管理体系。根据我国企业的会计实践和现代企业的要求，企业会计管理体系应该分为一般会计，责任会计和管理会计三个层次。
（1）一般会计。即传统意义上的财务会计，它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具体会计准则》及有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要求，处理企业各类账目，按时向税务部门与社会保险等部门交纳税费。一般会计是企业会计管理体系的基础，它完整地记录企业经营活动的收支情况，并通过分类账、损益表、利润分配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等向外报送财务报告，为企业的管理层财务分析与决策提供可靠的财务信息，同时提供投资者（国家）和股东作为投资的参考。
现代企业制度有不少的优点，如产权关系明晰，所有权属于股东，企业拥有各个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财产的法人财产权；企业以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对股东承担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股东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即资产受益权、重大决策权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等；企业按市场要求组织生产经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为目的，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建立科学的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形成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者之间既有纵向授权又有横向制约、既有激励又有约束、既民主科学又快速反应的机制。这种现代企业制度克服了传统国有企业的产权模糊、主体单一、所有者缺位、经营权无法落实、政企不分、风险无人承担、管理制度不规范等缺陷，实现了企业制度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它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即把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作为企业唯一的目的，过于强调企业的股份构成、规模效益，其经营管理以物为本、以企业为中心、以法律制度为依据、以规范的生产经营为前提，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的作用和人文的价值。
因此，如何以人为本，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民本人道的“现代儒家企业制度”，是未来人类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它也许酝酿着企业制度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革命。
二、现代儒家企业制度
现代儒家企业制度超越于现代企业制度。它以企业法人制度、职工权利保护制度为前提，以有限责任的财产共有制度和儒家关怀制度为核心，以科学、人道的民主管理制度或民主治理结构为表征。
也就是说，现代儒家企业制度的特点是：一、产权关系明晰，股权分散，民众持股；由工会统一掌握本企业职工的联合股份，避免股权分散，以便在股东大会上以同一个声音发言，以唯一的代表行使职工股份联合所带来的总额投票权，从而占有企业的主导地位。二、企业以保障人的幸福、尊严为最高目标，赢利仅为实现最高目标的手段之一，企业不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为唯一目标。三、建立儒家企业文化1，大力弘扬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和为贵、有教无类、天下为公、小康大同等思想，使企业成为和谐、温暖、奋进的“人民之家”；企业经济与企业文化共同成长、繁荣，企业既要注重生产，又要促进文明的进步、人格的完善和人的全面发展；四、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物、生产为中心进行经营管理，实行开放式发展，充分尊重职工的愿望，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优化职工的精神处境、劳动条件和工作环境；企业内部达成效率与公平的最佳结合，企业之间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和全社会的福利保障、人才流动、资源共享、共同富裕、充分就业。五、实行工人参与制度和民主治理制度，政企分开，依法保障企业职工的当家作主的权利；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者之间互相制约，发挥职代会的作用，提高职工代表在股东大会、监事会中的比例，以确保劳动者的利益不被损害。六、采用集约式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节约资源，节约劳动力；企业与社会、环境之间良性互动，形成自我发展、良性循环的生态型企业经济、绿色企业文明；企业成为技术进步、知识创新的中心，劳动者知识化，知识人性化，克服技术对人性的伤害、桎梏和异化。
总之，现代儒家企业制度是以儒家思想弥补现代企业制度的不足，它更加注重儒家的人文关怀、财产的股份共有、职工的权利保护和企业的民主治理，强调在企业中积极推进人本人道、公平共富、民主自治、科学高效、法治分权、多元开放、和平爱国的现代儒家文明的建设。
三、儒家市场经济
儒家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它兼顾利益与道德、竞争与合作、个人与团体、效率与人性、技术与人格，将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与人本、仁义、信用、中和等思想结合起来，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道义感、使命感、责任感、气节精神，以及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尊师重教、爱国主义的精神运用于市场经济的文化建设，促使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环境和谐发展。所以，儒家市场经济就是人本人道、公平公开的市场经济，是以人为中心、既主要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又尊重人文价值、体现人文关怀的经济形态。
也就是说，一方面儒家市场经济推崇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奉行能力主义，鼓励效率和竞争，另一方面它又反对片面地追求高效率、高产值、高资本收益率和高技术水平，主张协调经济与人文、环境、生态的关系，将效率与竞争建立在尊重人性和人类普遍价值观的基础上。
所以，儒家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既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通过价值规律配置资源和生产力、通过价格信号协调供求关系、通过竞争机制分配国民收入，又要建立有利于弘扬道德、鼓励合作、保护人权、尊重人格、实行民主、保护生态环境、效率与公平协调、技术与人性兼顾的人文主义机制和环境。
儒家市场经济的特征是：一、经济形态市场化。即儒家经济并非回到官控经济、农本商末经济或计划经济的时代，搞单一的资源官府垄断、国家所有和平均主义，而是维护市场经济基本制度，实现产权清晰化、财产共有化、管理科学化，促进自由竞争；特别是要大力发展以股份制为代表的共有制。二、企业行为人文化。建立儒家市场经济，核心是建立现代儒家企业制度。企业管理的中心既不是利润也不是资本，而应是人。人是宇宙万物的尺度。应建立以人为核心的儒家企业文化，倡导道德、关怀、仁爱、合作。三、经济环境生态化。即不应以牺牲环境、生态和人的生命健康为代价从事经济建设，而应经济建设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提高和生态多样性的发展。四、高新技术人性化。即发展人性化的新科学、新技术，尊重人的价值，体现人间健康的伦理关系。五、决策机制民主化。即只有民主的，才是符合儒家民本思想的。六、宏观调控法制化。儒家市场经济并不是人治经济，而应是体现人文主义精神的法治经济，法治才能保障人的尊严。七、保障制度全民化。即要建立市场化、社会化的全民保障体系，做到人人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八、社会生活公平化。即人们机会均等，分配合理，共同富裕，没有绝对的贫困者，收入不会成为影响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障碍。
发展儒家市场经济的原则是：一、人本原则。即以“人”为经济生活的中心，把国家建设成为民本人道、仁爱互助、公平共富的幸福的“人民之家”。二、人性原则。即提倡人性解放，万类平等，个性自由，尊重人权，发挥人的灵性、本性和创造力。三、和谐原则。即从天人合一、物我和谐的宇宙观出发，正确处理竞争与合作、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以及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的关系。四、非异化原则。反对物质、技术、权力对人的异化，反对人的大众化、功利化和标准化，反对技术、网络对人的压抑，反对专制主义、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对人的摧残，建立人道经济、公平社会、无压抑文明。
建立儒家市场经济是建立现代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
现代中华文明是现代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与中华优秀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结合，它一要吸收现代文明智慧，二要弘扬以儒家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思想，三要融入社会主义的民主公正思想，四要将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熔铸新的民族之魂。使中华民族既有全球意识又有寻根意识，既崇尚科学法治、民主人权，又体现伦理道德、仁爱共富，既吸收西方式的天人相分、战胜大自然、优胜劣汰思想的合理成分，又继承传统的天人合一、保护大自然、和为贵的文化精华，使中国社会既稳定和谐又进步发展，既有效率又有公平，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的幸福与尊严。
可以说，现代中华文明就是现代民主政治、法治社会、公平文化加上儒家市场经济。
现代企业制度有不少的优点，如产权关系明晰，所有权属于股东，企业拥有各个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财产的法人财产权；企业以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对股东承担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股东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即资产受益权、重大决策权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等；企业按市场要求组织生产经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为目的，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建立科学的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形成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者之间既有纵向授权又有横向制约、既有激励又有约束、既民主科学又快速反应的机制。这种现代企业制度克服了传统国有企业的产权模糊、主体单一、所有者缺位、经营权无法落实、政企不分、风险无人承担、管理制度不规范等缺陷，实现了企业制度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它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即把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作为企业唯一的目的，过于强调企业的股份构成、规模效益，其经营管理以物为本、以企业为中心、以法律制度为依据、以规范的生产经营为前提，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的作用和人文的价值。
因此，如何以人为本，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民本人道的“现代儒家企业制度”，是未来人类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它也许酝酿着企业制度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革命。
二、现代儒家企业制度
现代儒家企业制度超越于现代企业制度。它以企业法人制度、职工权利保护制度为前提，以有限责任的财产共有制度和儒家关怀制度为核心，以科学、人道的民主管理制度或民主治理结构为表征。
也就是说，现代儒家企业制度的特点是：一、产权关系明晰，股权分散，民众持股；由工会统一掌握本企业职工的联合股份，避免股权分散，以便在股东大会上以同一个声音发言，以唯一的代表行使职工股份联合所带来的总额投票权，从而占有企业的主导地位。二、企业以保障人的幸福、尊严为最高目标，赢利仅为实现最高目标的手段之一，企业不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为唯一目标。三、建立儒家企业文化1，大力弘扬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和为贵、有教无类、天下为公、小康大同等思想，使企业成为和谐、温暖、奋进的“人民之家”；企业经济与企业文化共同成长、繁荣，企业既要注重生产，又要促进文明的进步、人格的完善和人的全面发展；四、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物、生产为中心进行经营管理，实行开放式发展，充分尊重职工的愿望，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优化职工的精神处境、劳动条件和工作环境；企业内部达成效率与公平的最佳结合，企业之间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和全社会的福利保障、人才流动、资源共享、共同富裕、充分就业。五、实行工人参与制度和民主治理制度，政企分开，依法保障企业职工的当家作主的权利；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者之间互相制约，发挥职代会的作用，提高职工代表在股东大会、监事会中的比例，以确保劳动者的利益不被损害。六、采用集约式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节约资源，节约劳动力；企业与社会、环境之间良性互动，形成自我发展、良性循环的生态型企业经济、绿色企业文明；企业成为技术进步、知识创新的中心，劳动者知识化，知识人性化，克服技术对人性的伤害、桎梏和异化。
总之，现代儒家企业制度是以儒家思想弥补现代企业制度的不足，它更加注重儒家的人文关怀、财产的股份共有、职工的权利保护和企业的民主治理，强调在企业中积极推进人本人道、公平共富、民主自治、科学高效、法治分权、多元开放、和平爱国的现代儒家文明的建设。三、儒家市场经济
儒家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它兼顾利益与道德、竞争与合作、个人与团体、效率与人性、技术与人格，将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与人本、仁义、信用、中和等思想结合起来，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道义感、使命感、责任感、气节精神，以及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尊师重教、爱国主义的精神运用于市场经济的文化建设，促使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环境和谐发展。所以，儒家市场经济就是人本人道、公平公开的市场经济，是以人为中心、既主要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又尊重人文价值、体现人文关怀的经济形态。
也就是说，一方面儒家市场经济推崇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奉行能力主义，鼓励效率和竞争，另一方面它又反对片面地追求高效率、高产值、高资本收益率和高技术水平，主张协调经济与人文、环境、生态的关系，将效率与竞争建立在尊重人性和人类普遍价值观的基础上。
所以，儒家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既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通过价值规律配置资源和生产力、通过价格信号协调供求关系、通过竞争机制分配国民收入，又要建立有利于弘扬道德、鼓励合作、保护人权、尊重人格、实行民主、保护生态环境、效率与公平协调、技术与人性兼顾的人文主义机制和环境。
儒家市场经济的特征是：一、经济形态市场化。即儒家经济并非回到官控经济、农本商末经济或计划经济的时代，搞单一的资源官府垄断、国家所有和平均主义，而是维护市场经济基本制度，实现产权清晰化、财产共有化、管理科学化，促进自由竞争；特别是要大力发展以股份制为代表的共有制。二、企业行为人文化。建立儒家市场经济，核心是建立现代儒家企业制度。企业管理的中心既不是利润也不是资本，而应是人。人是宇宙万物的尺度。应建立以人为核心的儒家企业文化，倡导道德、关怀、仁爱、合作。三、经济环境生态化。即不应以牺牲环境、生态和人的生命健康为代价从事经济建设，而应经济建设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提高和生态多样性的发展。四、高新技术人性化。即发展人性化的新科学、新技术，尊重人的价值，体现人间健康的伦理关系。五、决策机制民主化。即只有民主的，才是符合儒家民本思想的。六、宏观调控法制化。儒家市场经济并不是人治经济，而应是体现人文主义精神的法治经济，法治才能保障人的尊严。七、保障制度全民化。即要建立市场化、社会化的全民保障体系，做到人人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八、社会生活公平化。即人们机会均等，分配合理，共同富裕，没有绝对的贫困者，收入不会成为影响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障碍。
发展儒家市场经济的原则是：一、人本原则。即以“人”为经济生活的中心，把国家建设成为民本人道、仁爱互助、公平共富的幸福的“人民之家”。二、人性原则。即提倡人性解放，万类平等，个性自由，尊重人权，发挥人的灵性、本性和创造力。三、和谐原则。即从天人合一、物我和谐的宇宙观出发，正确处理竞争与合作、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以及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的关系。四、非异化原则。反对物质、技术、权力对人的异化，反对人的大众化、功利化和标准化，反对技术、网络对人的压抑，反对专制主义、和教条主义对人的摧残，建立人道经济、公平社会、无压抑文明。
建立儒家市场经济是建立现代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
现代中华文明是现代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与中华优秀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结合，它一要吸收现代文明智慧，二要弘扬以儒家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思想，三要融入社会主义的民主公正思想，四要将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熔铸新的民族之魂。使中华民族既有全球意识又有寻根意识，既崇尚科学法治、民主人权，又体现伦理道德、仁爱共富，既吸收西方式的天人相分、战胜大自然、优胜劣汰思想的合理成分，又继承传统的天人合一、保护大自然、和为贵的文化精华，使中国社会既稳定和谐又进步发展，既有效率又有公平，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的幸福与尊严。
可以说，现代中华文明就是现代民主政治、法治社会、公平文化加上儒家市场经济。
企业制度的创新，指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而产生的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其主要内容包括：企业产权制度创新，用人制度的创新，企业文化创新，分配和激励制度创新，股份合作制企业进行创新，企业质量管理制度创新，企业营销管理制度创新。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过程管理为基础，由领导治厂到科学决策、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和“依法治企”阶段等。制度是企业管理的基石。一个企业如果不能建立健全一套符合自身发展，科学完善有效的制度化管理体系，是难以取得成功的。
二、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的现状与不足
我国企业管理创新目前的现状是目前我国现代企业管理层结构单一、狭窄，对企业管理创新的发展十分不利。我国经济由干长时期受计划经济影响，在企业内部实行改革和创新时往往受到束缚，企业创新表现在管理方式和管理模式或在一些局部领域内开展创新活动而管理制度创新较少。当前我国的企业在管理创新中存在不足。管理创新是在比较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中进行，进入管理创新的工作人员都是由专职的人员构成，大多数技术人员和基层操作人员很难参与管理。劳动力成本优势一直是我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主要优势之一，但近几年这种优势有所下降。而劳动生产率、管理效率、企业管理等指标一直处于竞争中的劣势。综合我国企业近几年的发展情况，不难发现劳动生产率偏低、管理效率低下，企业管理不善是制约企业发展的主要原因。为了提高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必须解决现存的管理人才缺乏、管理手段落后、管理制度不健全的情况。而其中解决问题的根本是对管理制度进行创新。
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的对策
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管理的自主创新体系。这个体系包括：
1.加强理念创新
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企业必须得有市场意识和预测意识，因此，企业要根据市场的变化来不断调整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模式、企业理念和管理方法等。有了先进的理念做后盾，可以提高企业管理创新的有效进行，加快企业发展速度，有利干企业更好的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为了加强企业人文体制建设，必须树立重视人才的观念，企业要加强员工树立“企业为家”的人文思想，提高他们的价值观，做到尊重人、关心人，使企业员工具有身份感、地位感和归属感。同时，企业应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组建有凝聚力的员工团队。
2.完善管理体制创新
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当环境复杂变化的情况下，组织就要产生多种行为模式来应付不同的要求，以适应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积极做出合理调整，必须进行管理体制创新，把企业原来相对独立的管理职能组织成为联系紧密、协调一致的生产经营统一体系，最终使企业的综合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如何调整自身的组织结构，适应市场的变化和需求，是需要一个企业随时创新的问题。
3.加强技术创新
市场是衡量经济的杠杆，它为技术创新指引方向。管理创新的主要内容包括了技术创新，它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现代企业技术创新体系是由企业技术创新体系、技术创新人才服务体系、技术创新中介服务体系、技术创新环境保障体系等组成的体系。技术创新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全业管理发展水平的高低，技术创新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管理问题，这是因为企业搞技术创新实质是企业把新的管理机理和方法融汇其中的过程。对于具有高投入、高风险特点的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才能为企业带来最大的产值和效益。企业之所以进行技术创新主要是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新工艺来推动企业发展，从而促进管理方法、管理模式的创新。现代企业自主技术创新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有助于企业能够紧紧围绕技术创新开展企业技术研发、技术改造、技术活动，有助于企业持续技术创新的科学规划，有助于技术创新资源的整合和充分利用。
4.完善企业文化创新
企业文化对中国许多企业来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加强软实力，把创新意识融入到企业文化建设中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企业文化的创新，既要分析好组织环境，积极评价、补充、发展和完善，同时，企业的经营者要积极地号召大家共同学习的理念，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让组织成员感受到文化的力量，形成一种企业的感召力与亲和力。
上海基于分类监管的标准分类监管对于管理班子形成相应的选用方法。对于竞争类企业，上海将仅管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三个岗位，有的企业总裁也将尝试放手市场化，经理层副职以及相应党群干部不再“市管”，管理层以市场化配置为主。这意味着在业绩考核和薪酬激励上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包括股权激励在内的市场化手段将成为激活国企活力的突破口。在出台的《关于完善市管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加强企业领导人员分类管理的若干规定》中指出将对三类企业分类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确立法定代表人在公司治理中的中心地位。
建立在国企用人制度方面，湖南也敢于破冰。2月20日湖南省国资委了《湖南省国资委监管企业公开招聘经营管理者办法》、《进一步加强监管企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尝试进行市场化选聘与创新经营监管方式。文件提出将分类实施动态薪酬激励机制，实现分配形式的多元化，突出强化对优秀经营管理人才的中长期激励，对引进的特殊经营管理人才可根据市场价位实行协议薪酬；对省属国有独资、国有控股企业的经理班子成员、总会计师（财务总监）及其他高管可实行公开招聘。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实行的是一种以计划价格为基础，以事后核算为重点，以完全成本法为内容的算帐报帐型的成本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可以说是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一是盈亏同企业无关，企业成本意识淡薄，损失浪费惊人，甚至不少企业虚盈实亏；二是成本管理方法和手段落后，没有真正形成科学的成本管理体系，缺乏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管理方法和现代化的管理手段；三是成本管理的现状不利于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不利于企业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也不利于企业成本的宏观调控。这就要求对现行成本管理的方式、方法和手段进行改革，并建立新的成本管理模式。
建立新的成本管理模式，首先，要弄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和具体要求。只有对此有了深刻了解，才能很好地把握市场经济规律，自觉摆脱旧的观念，适应新的形势。其次，要学习西方国家应用市场经济规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成功经验，借鉴其关于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成本管理方法和经验，为我所用。第三，要保持鲜明的中国特色，要认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异同，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成本管理模式。
笔者认为，新的成本管理模式可以概括为：在微观管理上，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以制造成本法为内容，以低成本、高效益为目标，以全面成本管理为核心的现代成本管理体系；在宏观管理上，要建立以财务成本法规为引导，以合理利用和配置资源为目标，行政、法律和经济手段并用的宏观间接调控管理体系。
二、成本微观管理要建立现代成本管理体系
成本微观管理即企业成本管理。在我国，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层单位，是国家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国有企业管理水平的高低，对于增强我国经济实力，促进四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就要求产品有竞争力，技术有开发力，资产有增值力，在市场上有应变力，特别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企业素质低、产品质量差和成本高的现状，要具有现代化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企业管理现代化，就要求企业各项专业管理现代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1、成本管理思想革新化。传统的算帐报帐型成本管理模式只计算财务成本，不计算管理成本；只重视事后算帐，不重视事前预测和决策；只采用手工操作，不考虑先进的管理手段；只依靠企业财务部门，不注意发挥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因而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这就需要在成本管理观念上革新，要树立竞争观念、效益观念、经营观念、法制观念和开拓观念等新的观念。
2、成本管理组织合理化。这是管理现代化的保证。没有组织上的保证，企业就很难把现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组织好，就不可能发挥最大的总体效益。成本管理组织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要建立成本管理责任制度，保证目标成本的顺利实现。同时，还要按照成本管理的职能，建立科学的成本指标体系、成本核算体系、成本决策体系、成本控制体系和成本考核体系。
3、成本管理方法科学化。要总结我国成本管理的好经验，引进国外现代化成本管理方法，相互融合，发展提高。主要有目标成本管理、责任成本管理、厂内经济核算、本量利分析、价值工程、成本——效益分析、成本预测、成本决策、成本控制、班组成本管理、作业成本管理等多种方法。
4、成本管理手段电子化。在成本管理中，应用电子计算机，不但可替代一些繁重的事务性劳动，而且可以加速信息处理，便于建立成本管理信息系统，使管理人员及时作出正确决策。同时，还应推广应用先进的检测手段和显示监控装置，加强对物质消耗和流向的控制，为成本控制和计算创造条件。
5、成本管理人才专业化。要培养一支能够适应成本管理现代化需要的专业干部队伍。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成本管理工作不断前进，保证成本现代化早日实现。
总之，管理思想是灵魂，管理人才是关键，管理组织是保证，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是条件。这五个方面的内容应该配套，并同步进行，才能共同推动成本管理向着现代化方向迈进。
三、成本宏观管理要建立间接调控体系
成本宏观管理即成本的国民经济管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对于成本管理仍然需要从宏观上加强调控。
1、要建立成本法规体系，促进成本管理工作规范化。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1992年，财政部了《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和行业财务制度与会计制度，对原来的成本核算和管理方法进行了部分改革。近年来，又颁布了一些具体会计准则，其中不少涉及成本管理的内容。现在应该尽快把成本法规体系建立和完善起来，使今后成本管理有法可依，力求做到制度化和规范化。
2、要通过社会审计，纠正成本计算不实和弄虚作假行为。当前成本管理上存在不少问题，成本计算不实，财经法纪松驰，乱摊乱挤成本现象普遍存在，有的甚至弄虚作假，偷税漏税，这就给成本管理增加了很多障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要逐步建立财税监督、国家审计监督和社会审监督三者并立的经济监督体系。注册会计师审计要重点对成本法规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纠正企业中成本计算不实和乱摊、乱挤成本等违法乱纪现象。
3、要有合理的经济布局，促使资源配置更加有效。我国各地自然资源条件不同，经济发展又不平衡，这就要求生产要合理布局，充分地利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减少不合理的运输费用，努力节约社会劳动。同时，还要考虑各地区工业生产专业化和各产业综合发展的正确结合。
现代企业制度是一种以现代产权理论为依据，以公司制为基本形式，适应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要求的法人企业管理制度。其主要特点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它要求企业建立和实行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运行机制。
一、现代企业的特点对内部控制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现代企业中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两权分离，使投资者要求有一套有效控制经理人的内部控制制度
1.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通常是不一致的。
2.在现实中，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3.所有者与经营者对于企业经营结果所负的责任也是不对等的。
因此，需要建立一套事前监督经营行为的治理结构或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以最大限度地克服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的不和谐可能带来的问题。
（二）系统的公司治理结构，使经理人要求建立一套高效的内部控制制度
所谓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指所有者对一个企业的经营管理和绩效进行监督和控制的一整套制度安排，是股东、董事会、总经理之间的责、权、利安排和相互制衡的机制。由于现代公司的规模不断扩大和两权分离，公司内部的机构层次越来越复杂，这就使有用的信息怎样在不同层次中快速的传递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这样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既要精练，不能过于庞大而效率低下；又要全面，不能在整个的治理结构中有任何的遗漏。此外，构建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时怎样监督各岗位的工作人员是否尽职尽责、行为与信息是否相符等，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从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出：公司治理是内部控制的基础。从公司治理角度认识内部控制，是正确认识内部控制的本质、发挥内部控制作用的关键。在构建现代公司的内部会计控制框架时，应予重点考虑。
二、企业内部控制的现状及主要表现
（一）企业内控制度不健全、不科学、执行不力
目前相当一部分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残缺不全，或有关内容不够合理；更多的是有章不循，将已订立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印在纸上、挂在墙上”，以应付有关部门的检查、审计，而不管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如何，碰到具体问题多强调灵活性，使内部控制制度流于形式，失去了应有的刚性和严厉性。多数企业所设置的内部控制不具备一个整体的框架，仅停留在制度的文字编写环节上，缺乏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一些控制的“死角”始终不触及，内部控制缺乏创新，不能形成一个健全的机制。
（二）企业对内部控制的重要性缺乏应有的认识
一些企业领导的管理意识淡薄，一些中小企业领导习惯于一人说了算，而不习惯受到限制，尤其是资金方面的限制，这就为内控制度的执行设置了障碍。再加上企业内控制度的具体执行人员责任感不强，造成制度落而不实、有章不循的状况。相当一部分企业未意识到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对内部控制存在许多误解，甚至概念模糊，治理结构不合理，再加上内部控制本身的局限性，使企业内部控制薄弱，经济业务随意性大，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三、完善内部控制制度的方法和建议
（一）科学合理制定内部控制制度
企业内部控制是风险管理的重点，而对于公司治理来说，公司在期望收益的同时希望最小化的风险。所以，将内部控制和企业的战略目标进行协调是公司发展的重点。内部控制制度的制定具体要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对症下药。建立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要以专业管理制度为基础，以防范风险、有效监管为目的，通过全方位建立过程控制体系、描述关键控制点和以流程形式直观表达生产经营业务过程而形成管理规范，使内控制度既能够规范所有者与经营者，又能规范企业内部不同层次人员和各项经营业务。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
（二）根据岗位选择合格的人才，不断培养适合自身的人才，并提高内控人员的地位
人力资源是企业的第一资源，企业设置的各个岗位，必须要有能履行其职责的人来胜任。造成中小企业的各种问题的因素中，归根结底是人才因素。目前，中小企业中关键岗位的人才还主要依靠外聘，要善于挑选能力突出、经验丰富、具有职业精神的高端人才为己所用，充分发挥其才智。此外，要着手培养自己的人才，逐步建立适合自身特点的员工培训体系，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和技能技术教育，促进本企业各类人才的快速成长。
提高内控人员的地位，能够保证其超然的独立性，便于工作的开展。例如内控人员设在财务部门之下，独立性就比较弱，而归审计委员会管，直接对董事会负责，地位较高，权威性更强，监督力度也更大。
（三）控制措施有效、到位
要以国家法律、法规及财经纪律为准绳，对企业的经济活动和其他管理活动进行组织、调节和制约，以利于对违法乱纪行为进行揭露和纠正。要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各项管理信息的可靠性，如采取职责划分、审查与核对等措施。为保护财产的完整和安全，要采取不相容职务分离、限制接近、双重保护、突击检查与核对、盘点等措施。要建立成文的方针和职务说明，保证控制的制度化、规范化与科学化。
（四）制定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考核办法并加强实施
有制度，没有检查、考核和奖惩，制度就会流于形式。企业应依据财政部《内部控制规范——基本规范（试行）》的要求，结合自身实际和本企业特点制定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考核办法，以达到制度贯彻落实的目的。在企业内部要加强宣传培训并结合考核工作。提高管理层和制度执行相关人员对内部控制制度重要性的认识，使企业各方面、各环节了解内部控制的基本原理和积极作用，从而使强化内部控制成为企业的自觉行动和切身需要。
四、结束语
改革开放以来，大部分企业都在加大企业改革的力度，原来的单一的、以个人能力为中心的管理体制已不能适应现代化企业发展的要求，因此，加强企业内部控制管理是企业深化发展的必然选择。进一步加强企业的内部控制建设，必须完善的内部控制，适时制度创新，才能使企业长盛不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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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建，朱东亚.搞好企业内部控制应强化四个保障.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5（2）.
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实力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与日俱增。企业所有制结构更加合理，极大地提升了国民经济的活力。在“抓大放小、国退民进”的改革思想指导下，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民营企业的政治与法律地位有了显著改善，实现了快速发展；在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和WTO的框架下，外商投资环境大大改善，外资流入持续增加，外资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竞争最积极的企业群体。国有、民营、外资经济已经在我国经济中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国有企业改革作为贯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在缺乏前人经验可鉴的条件下，30年来以沿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不断试错，在“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经过试点，全面推开”的大原则下实现了渐进式的制度变革，取得巨大的成就。今天，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名义GDP超过万亿美元的国家相比，中国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都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一批通过改革改组改造，适应市场化要求的新国企应运而生，它们顺应改革和发展潮流，不断突破传统计划体制的束缚，坚持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锐意改革、勇于创新，在体制和机制转型中不断成长壮大，玉柴集团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一、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国有企业实行国营企业制度。在国营企业制度下，国家以所有者的身份对企业实行统一经营管理，并统一支配其劳动成果。厂长或经理的任务就是按照政府的计划指令和相关政策负责生产；企业为完成生产计划所需的资金由政府财政部门按计划直接无偿下拨或部分通过银行信贷解决；所需物资由政府物资部门按计划和统一价格供给；所需劳动力由政府劳动部门统一分配；企业的产品由政府物资部门或商业部门按计划统包统配、统购统销；员工工资由政府按照统一标准发放；企业盈亏由政府负责，技术投入和设备改造由政府统一安排。企业惟一能做的和必须做的就是按照一定的技术要求，把政府配给的资源组织起来，生产出政府计划的产品。这种企业制度导致企业只有社会的统一目的，完全否定了企业和员工对产品的所有权和支配权，使企业员工失去了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发展的动力。在建国初期物质极度匮乏的条件下这种企业制度曾经表现出很高的效率，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面临环境的复杂程度提高，这种由政府统一决策的企业制度必然难以适应外界变化的要求，最终退化为政府行政体制附属物。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到中国考察后，宣布了一个举世震惊的观点：“中国没有企业”，实质上就是对当时实行的国营企业制度的大胆批评。
（一）国企改革早期经历曲折探索
1978年四川省宁江机床厂等6家企业的扩权试点揭开国有企业改革的序幕，1979年7月，国务院了《关于扩大国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5个文件，标志着以放权让利为重点的企业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开始。“扩权让利”早期，企业的积极性在利益的刺激下得到了释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有关资料表明，1980年试点企业的实现利润比上年增长11.8%，上缴利润增长7.4%。但是，由于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从基数利润和留成比例的核定都是政府按照企业的不同情况一一核定的，这种不规范性再加上企业缺乏明确的责任约束，这导致了“扩权让利”后期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下降，企业将更多的精力用于与政府的利益博弈，通过加大实物补贴夸大成本等手段回避上缴利润等责任，明里暗里与国家争利。有关资料表明，到1981年，全国工业企业上缴利润下降8.5%，1982年、1983年造成连年的国家财政赤字。
为了扭转企业与国家争利的现象，就必须用一种规范的方法来处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于是就有了两步“利改税”政策的出台。由于利改税忽略了国有资产所有权对企业经营权的约束，导致了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盲目膨胀，实施效果和初衷背道而驰。第二步利改税刚推出，全国就出现了信贷、投资和消费基金的严重膨胀，引起投资和消费需求的过度增长，物价上涨率从1984年的2.8%猛增至1985年的8.8%，国有企业归还银行贷款本息的资金来源有一部分被转化为国家财政负担，国家财政收入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连续两年的滑坡，1986年底利改税就以失败而告终。
为了解决企业增产、财政不增收的问题，1986年12月5日，国务院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全面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和厂长负责制。承包制办法是在总结前两轮改革的基础上提出的，在企业的责权利等方面的界定比以前更加完善，在实行初期效果显著。1987年企业经济效益有了明显提高，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比上年增长了14.5%，利税总额增长12.9%，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了7.8%。但是好景不长，由于承包者与发包者漠视国家利益的串谋而导致的利益激励弱化和责任约束软化，1988年国有企业效益开始下降，1989年的利润总额比上年下降了16.6%， 1990年的利润总额更比上年下降了47.7%。到了1991年，国有企业已有1／3明亏估计暗亏即虚盈实亏者也在1／3左右，大多数企业已是负债累累，许多企业资不抵债，陷入了深深的困境。
（二）明确现代企业制度的国企改革方向
经过十多年的行政性放权，国有企业有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内在动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但缺乏有效的约束、制衡和监督。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以明显或隐蔽的方式只顾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害。国有企业已经从缺乏激励的极端状态走出来，到了缺乏监管的另一个极端状态。1992年 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改革的总体目标决定了国有企业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三）玉柴率先实践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按照一位从事我国企业改革多年的资深人士的说法，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在早期完全是进两步退一步，在黑暗中摸索前进，许多不能适应的企业只能被大潮吞没。玉柴集团作为一家地方的国有企业，一直坚持顺应改革发展的潮流，为自己的命运奋力拼搏，30年来产销量增长100多倍；销售收入增长400多倍，被中国企业界誉为“玉柴奇迹”。玉柴集团地处广西边陲，没有工业发展的基础和氛围，没有吸引人才的有利条件和区域优势；作为一家独立发动机生产企业，没有“背靠”任何汽车大集团，没有享受国家任何优惠政策，却能够在改革大潮中顺势而上，我们认为，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玉柴抓住了国企改革的重要契机，成功地推进了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成为当初最早实践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之一。1992年玉柴进行了股份制改造，1993年玉柴股份实现了中外合资，1994年玉柴股份实现了美国上市，短短三年内玉柴集团实现的“三级跳”，为股份公司建设现代企业制度扫除了产权障碍，也为整个集团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打下了优良的基础。
二、“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总要求
现代企业制度是指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和组织管理制度。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改革方向，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决议结合我国国情明确提出了“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总要求。玉柴集团在实践中坚持遵照16字方针，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
（一）产权清晰
内部控制制度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手段。我们知道，有关企业经营的失败、会计信息失真、违法经营等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归结为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缺失或失效，而科学、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则是现代企业实现其经营管理目标的有力保证。企业必须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已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诸多企业的兴衰成败也从某个侧面揭示了采取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必要性。
一、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
1、对内部控制认识不足
目前，相当一部分企业对建立内部控制不重视，内部控制制度残缺不全或有关内容不够合理；更多的是有章不循，失去了应有的刚性和严肃性。一些企业特别是有些国有企业对内部控制的认识存在两种倾向：一是有相当一部分企业管理者对内部控制认识不足，对内部控制的建设持冷漠态度，以传统经验代替规范化管理措施和手段，根本没有建立内部控制制度。二是虽然大家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但是容易片面强调改革组织结构的重要性，忽视了控制方式的跟进和强化。不论是维持传统的经营管理方式，还是片面以改革取代控制的观念，对企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这些认识上的偏差都将阻碍着企业内控的发展和完善。
2、企业管理者对内部控制的影响。
企业管理者的自身问题，从而使得内部控制没有被摆在企业重要的议事安排上。一些企业管理人员，逾越控制，对设置或实施的内部控制不予理睬，使建立的内部控制形同虚设。内控制度的建立就是要将个人的权利限定在相应的范围内，这势必影响到少数人的既得利益，有些管理者就是利用企业内控缺失，管理混乱从中渔利的。这是造成内部控制制度失效，进而导致舞弊行为发生、会计信息失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3、内部审计的监督作用发挥有限
内部审计作为内部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自我需要。但是，在我国，企业的内部审计并没能真正履行其应有的职能，内审部门形同虚设。首先，内部审计独立性不够。内部审计作为内部控制的再控制，本身就应从第三者的立场上客观公正地对企业的经济监督进行再监督，它的地位应当是超然独立的。而目前对内审部门是界定在“在本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领导下，独立行使内部审计监督权，对本单位领导负责并报告工作”。这说明我国内部审计只是服务于企业负责人。这就造成内部审计既不能监督上司，也不能监督同级。其次，对内部审计的职能理解存在偏差。有关人员，包括内部审计人员自身在内，经常将内部审计的职能简单理解为会计监督，而且过分强调“查错纠弊”，忽视了“防错防弊”这一职能，未能发挥其加强企业内部管理的作用。再次，内部审计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有的未经过专门培训，缺乏审计专业知识。相当部分企业的内部审计工作得不到必要的重视和支持，内部审计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4、会计人员素质有限
一方面，有些会计人员专业知识水平不高，缺乏应有的辨别能力和分析判断能力，无法适应内部会计控制所需的知识层次，影响内部控制制度的实施；另一方面，部分会计人员虽具有足够的专业技术水平，但出于个人利益驱动无视会计职业道德，对单位领导及其他业务经办人员的违规行为视而不见，对发现的内部会计控制的漏洞，不仅没有主动提出建议对制度加以完善，反而直接参与贪污、挪用公款、盗窃资金等违法违纪活动。会计人员的这种专业素养和道德素质无法满足投资者及企业发展的要求，制约了企业内部控制的建设，使内部控制流于形式。
5、人员招聘时注重笔试和面试的考察，忽视背景调查。
如果企业不仔细地筛选应聘者，并因此而雇佣了不诚实的员工，则很有可能遭受损害。很多企业在招聘过程中也非常强调应聘者的诚信，但较多注重于笔试或面试的考察。背景调查则能有效发现应聘者有无虚构个人信息、是否存在不诚信记录、在以前雇主处工作情况，从而能帮助企业甄别应聘者，防止将不合格人员招进来。
二、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建设的对策
1、建立良好的控制环境
任何企业的控制活动都存在于一定的控制环境之中，控制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企业内部控制的遵循和执行，以及企业经营目标、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加强和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应注意企业内部控制环境的建设，包括治理结构、机构设置及权责分配，内部审计、人力资源政策、企业文化等。只有建立良好的内部控环境，才能保证制度的真正落实，才能真正达到内部控制的目的。
2、进行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是企业及时识别、科学分析经营活动中与实现控制目标相关的风险，合理确定风险应对策略，实施内部控制的重要环节。控制环境中包括的要素很多，但考虑成本效益原则，并不是所有的要素都有控制的价值，因此需要对那些会影响有关控制目标实现的要素的风险程度进行合理的评估，对那些风险水平较高的可控因素实施控制，以工作目标为风险评估的起点，找出控制环境诸要素中可能导致工作目标不能如期实现的关键控制点，通过对其风险程度的评估，并采取科学控制风险的措施，积极有效地加以控制，从而保证其工作目标的实现。
3、着重解决企业内不相容职务分离的问题
所谓不相容职务，是指那些如果由一个人担任既可能发生错误和舞弊行为，又可能掩盖其错误和舞弊行为的职务。不相容职务分离的核心是“内部牵制”，因此，企业在设计内部控制系统时，首先应确定哪些岗位和职务是不相容的；其次要明确规定各个机构和岗位的职责权限，使不相容岗位和职务之间能够相互监督、相互制约，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例如：明确出纳人员不得兼任稽核、会计档案保管和收入、支出、费用、债权债务账目的登记工作；企业财务专用章与法人代表私章由不同人员管理；明确记账人员与经济业务事项和会计事项的审批人员、经办人员、财物保管人员的职责权限，使之相互分离、相互制约；在一般情况下处理每项经济业务全过程或者在全过程的某几个重要环节都规定要两个或者两个以上部门、两个或两个以上工作人员分工负责，起到互相制约的作用。在内部牵制中，必须采取工作轮换制，这样才能更好地达到牵制的效果。对关键岗位应频繁轮换，次要的岗位可少一些。从轮换中暴露出存在的问题，揭示出制度的缺陷、管理的缺陷。
4、加强企业内部稽核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
切实加强企业对内控的认识。企业的一些高级管理人员认为，稽核部门不能创造效益，还要占用人员编制，增加经营成本，因此对其并不十分重视，这一观念应立即更新，并切实加强考核、监督、制约机制，发挥企业内部审计的作用，将内部审计人员从会计、财务人员中分离出来，直接对董事会负责，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内审人员的作用，监督和保护企业的资产、财产安全，监督企业朝着合理、合法的良性方面发展。
5、关注新形势，不断创新内部控制制度
新经济条件下，企业内部控制将发生明显变化，内部控制需要不断进行创新，内部控制既有国际化问题，也有国家问题，内部控制应当结合国情和企业实际等，需要认真研究。随着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和国家政策法规的不断完善，以及企业内部组织架构和经营管理的调整，原有的内控制度可能会不适应企业的实际需要，出现制度内容不够完善、可操作性不强、制度滞后等问题。因此，我们要持续更新制度，一方面要修改制度中不符合实际工作的内容，另一方面要根据实际需要增加新的内容，固化好的经验和控制方法，最终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使内控制度更规范，更具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