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代时期对《史记》的历史学评论
《史记》的宗旨是，通过细致的观察，看到一个朝代如何由盛到衰，同时了解前世治国中的优点和缺点，以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里提及的承接一家之言，主要是建立系统化的思想体系，通过对历史的评述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宋代的笔记中就有关于司马迁的《史记》评述，具体的思想方面评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第一，论述“史公三失”。《史记》问世以后，其中所提及的思想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特别是汉代的杨氏父子对《史记》有着极高的评价，其实这里提及的“史公共三失”对后世有着极大的影响，部分后世的学者都是以此为契机开展评论的，包括宋明时期的笔记中也有相关评述。根据相关的评论能够获悉，从体例的角度考虑，部分评论者始终认为司马迁列孔子于世家、老子于列传。在分析有关《刺客》《游侠》等内容的时候，始终认为司马迁作传有的是遇到事件发表自己的想法，有的是想要通过事件来警醒后人。第二，论《史记》中的微言大义。司马迁开始编著《史记》与《春秋》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所以《史记》和《春秋》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即在整个写作过程中都蕴含着无数微言大义。《野客丛书》中有段话能印证这一观点，“若要说《新唐书》与《史记》有何不同，其实两者有着较大的不同。《新唐书》主要是讲述真正的风景或者山水。但是，太史公在风景上略施笔墨，让人见了有心服之感，其实所有的用意是在笔墨之外。”这里用笔墨之外比喻《史》，实际上是讲述有关史记以外的内容，叙述的内容有着
其他深意。
二、宋明时期对《史记》的文学评论
历史著作的关键是能还原历史，给后人一个完整的历史评述，文学作品的特点是通过创造让人喜欢去读，所以两者存在较大的差距。《史记》是历史性的著作，问世后就开始受到学术界的认可，在其文学性质认识方面正在历经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史记》自身的文学价值也被后世逐步认同并推崇。魏晋南北朝之前，文学和历史是一体的，且史学一致是作为经学的附庸而存在，所以人们对《史记》进行评述的时候更关注其文学价值。
（一）叙事特色
《史记》开创了我国的纪传体通史的先河，也在我国纪传体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相较于一般的文学巨著，《史记》有着较大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叙事的主体内容。《史记》在作为史学著作存在之时，其自身的文学性不可磨灭。其实无论是史学巨著还是文学巨著，都要有良好的叙事性。历史主要是记录事件，所以在记录期间要让整个事件的条理更加清晰，内容更加明确，特别是前因和后果都要讲清楚说明白，让人有一目了然之感。作为一部纪传文学，文字要生动形象，能真实地反映事件。古代没有先进的技术，不能通过影响将很多历史保留下来，所以只能使用文字记录，那么就要求文字具有动感，具有可阅读性。其实，司马迁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一部《史记》犹如一部叙事的艺术瑰宝，让历代的文人都对其不断地进行挖掘。
（二）论体例
一部著作的体例指的就是其组织形式，通过何种方式或者方法将所有的主体部分进行串联。体例对于《史记》这样的宏篇历史著作至关重要。体例将作者的历史观、写作思想等核心内容进行统一，其合理与完善程度直接关系着作品的成败。本纪、世家、列传等构成了《史记》的独特体例，使《史记》最终形成了完整而又十分严谨的纪传体体系。《史记》的五体结构开创了一个先河，也为之后的历代正史提供了一个真正的主干模式。
1.论五体。宋洪迈有言曰：“子长书出，规制既定，后世作者难紊。”《史记》五体义例深著，开天和，照百世。朱熹也十分认可《史记》的五体，在《朱子语类》中直接说《史记》中所记录的事件有非常大的贯穿性，本纪里面提到过的事件，在传记里面、表里面以及志里面也都多有提及。而其他史书如《资治通鉴》采用的编年体体系就有很大缺陷，这个年代的事件记录过后，便没有可以再找到相关资料的地方。譬如说汉高祖刘邦鸿门宴事件的记录，除了高祖本纪里面有详细的记载之外，在张良传、灌婴传等处也有同样详尽的记载，使读者能够在读到一处之时想起另一处。
2.体例与思想。宋代各家对于《史记》体例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具体可归纳为两点，第一，司马迁在著作的过程中着重通过体例的独特安排，揭示其微言大义的著作思想。第二，司马迁在安排一些人物的具体归纳上有不当的地方。譬如宋项安世的《项氏家说》中曾写到：《史记》记录了战国时期的十三个国家，却称为十二诸侯，因为秦国完成了统一十三国之壮举，秦王登基称帝，因此将秦史纳入本纪中，从世家的层面上才有十二诸侯之说，与列传中实际上是七国而只做六国列传一样。
宋黄震在《范蠡大夫种传》中写道：司马迁将范蠡的生平记录于《货殖传》，却将范蠡的功绩与声名记录在《越世家》中是不妥的，应该参照《春秋》中的内容重新编写《范蠡传》。
（三）论取舍
宋代对于《史记》的取材有很详细的分析，认为《史记》选材范围非常广，但是也进行了相当严格的取舍。张大可认为司马迁的取舍标准是取材义例。
取材途径有六种，分别是：皇家藏书；文物与建筑之上所记录的信息；游历天下，实地考察；事件的当事人口述或者他人的转述；诗词歌赋；历代遗留的史书。
取材标准也可以概括为六点，分别是：六艺的标准以及儒家理论；文辞规范的遗留文献；不记录神怪之事；不是关系天下存亡的大事件不予记录，世与传中的人物只记录轶事；可信的事件与有一定异议的事件要用两种说法共同记录；将不同思想的经传与诸子百家的思想统统记录并予以整合。
粗略观之，宋代学校教育应该是非常重视体育教育的。首先，关涉体育设施建设的“学记”有小学记、县学记、镇学记、州学记、府学记、庙学记、军学记和儒学记，类别概全，涵盖社会各阶层、各专科，可知各类学校在修建时都比较重视体育设施建设。其次，由“学记”完成时间来看，学校体育设施的修建跨越两宋，从北宋真宗咸平年中（998年）《仙游县建学记》谈到建校时在“南垣设射棚”，直至南宋淳祐六年（1246，王遂《增修华亭县学记》）以后不确定时间的“习射有圃，浴沂有亭”建设，两宋期间一直重视修建学校时进行体育设施建造。非一时兴起，也非一段时间风尚，而是整个朝代的持续崇尚。再次，名人效应。撰写“学记”的作者有唐宋家的苏轼、王安石、曾巩，也有魏了翁、真德秀等名儒大家，其他也都是进士及第。名儒大家撰写“学记”等于为学校写广告语，为学校教育做宣传。而学校建设者也乐于通过建造完美学校赢得名儒大家的撰写青睐，表达重视教育之心，故特别在学校建造山水亭台，创造优美校园环境，激发撰写者写作灵感。而名人的激励作用更是引导后生不懈努力追求成功。最后，“学记”涉及的地方广及大江南北，可见宋代学校教育的普及性，学校体育开展的广泛性。由此而观，宋代体育教育随着学校教育发展形成了模式化，如建造“射棚”“射亭”“射圃”，说明体育教育已经深入民心。因此，说宋代非常重视体育教育并不为过。事实上，不但宋代文化教育达到古代最高峰，宋代体育的育人作用也是前无古例的。从宋代体育教育的功能来看，今日体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分量也远远达不到宋代标准。
1．2宋代体育教育功能解析
就体育育人作用而言，大多数“学记”都有涉及，鉴于文献垒列之涌赘，仍以所列文献为核心具体解析，择其他“学记”资料旁证补充。
第一，体育是培养文武兼备人才不可或缺的支撑。文献条目1谈到仙游县在建学时，“其南垣设射棚，亦示乎武者文之威也”明确说明建造体育场地其本身就具有示教作用，且通过习练达到文养内涵的外在威严展示，所谓“武者文之威也”。宋代是完完全全的文人政治，极度右文是宋代特色，文人不仅要处理国事，还得驾驭武将，带兵打仗。刚烈、气节是文人必须通过教育获得的优秀品质。因此，兼具文的智慧和武的气节是社会对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一如宋代李石在《武备疏》所言：“文武相为经纬之术，二者要不可偏废”“尝谓虞舜干羽之舞，人徒知其为文德，不知其以蹈厉之节而寓其击刺之威，以明不轻用武也。”这是体育育人的最高追求，蹈厉气节，不怒而威，不战而屈人之兵。因此，“有亭以习射”“射有圃”等射亭、射圃建设，皆为完成此教育目标。而宋代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就是此种教育的模板和榜样。
第二，体育是健全品德、格物致知的重要工具。由文献条目2谈到的“射不主皮”“或饮射之礼，或社酺之祭，或岁月之吉，必示以教法、序齿位，书其德行”可知，学校教育的核心是涵养道德品质。通过“射”的活动过程，涵养品德，并通过“示以教法、序齿位”的教学展示，影响、规劝、训导学生遵循社会及生活道德秩序。即《奉化县学记》而言“为辟射圃以劝方来”。身教重于言教，是宋代体育教育的突出特征。通过身教的感同身受，推己及人，进而达到格物致知、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教育目标。“诚使幼学者用力乎孝悌忠信之行，以及乎射御书数之艺，及其长也，由格物致知以至于诚意，而理无不明，由正心修身推而至于治国平天下，而事无不格。”溧水县建小学时就本着这样的教育理念来建造体育设施。人才培养是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所以，朱熹在《南剑州尤溪县学记》明确指出：“而其为教，必始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礼、乐、射、御、书、数之际，使之敬恭，朝夕修其孝悌忠信而无违也，然后从而教之格物致知以尽其道，使知所以自身及家，自家及国而达之天下者，盖无二理。”此教育结果的自然达成，今日看来依然爽目。如“射不主皮，取中鹄而为胜；智者乐水，每观鱼而纵乐。”宋代体育教育表达的核心内涵，也是宋代文化的核心内涵。体育教育成为展示社会文化的重要窗口。
第三，体育是完美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由文献条目3“又次焉射饮讲肄之地，飞阁连洞，以壮瞩览……以辅儒事”“学之前环水以象洋……射有圃，粮有廪，书有库，斋堂庖厨，罔不备具”“列六斋以及学职之位于东西两庑，其南有轩，轩南有池，池上有亭，为游息之地，其外为射圃”“射有圃，先贤有祠，藏修息游，无一或缺”可知，进行体育活动的地方，无论视觉、听觉还是触觉等感受，都是非常美妙的。在“环水象洋”“飞阁连洞”“池上有亭”“浚清池，植以花竹，缭以周墙”这样的环境中锻炼身体，无疑会受到学生青睐。今日体育若是这样的环境，想必就不会如嚼鸡肋。所以，《襄州迁学记》称“射圃规之”之地为“燕息之地”，一句“燕息之地”足以说明体育生活化的怡然。第四，体育是身心协调发展必不可少的内容。“春诵、夏弦、秋学礼、冬读书，而以岁时合射、合舞、合语，而书其德行道艺，此所谓教也。”文献条目4明确说明教育目的是涵养身心和谐发展，即“习其心体、耳目、手足之举措”，一如张栻《邵州复旧学记》的记载：“优游乎弦歌诵读之际，有以固其肌肤之舍、筋骸之束，齐其耳目，一其心志。”第五，体育须承担文而化之的社会教育及引导义务。由文献条目5“射所以致众而论士也。众一而后论定……由此观之，以射致众，众集而后论士，盖所从来远矣”可知，以“射”吸引从众参与，具有聚众化俗又诱劝后学的社会意义。一如《奉化县学记》所言：“为辟射圃以劝方来。……今速之学既成，曰令曰尉岁时率士人行释奠，习乡射、饮酒、养老、冠婚、丧祭之礼于其中。”“揭之曰公堂，旦夕讲劝、岁时乡射之宅也”“乡射饮酒、春秋合乐、养老劳农、尊贤使能、考艺选言之政，至于受成、献馘、讯囚之事，无不出于学。”学校习射场所已经成为社会教育的主要学习场所，学校教育程式自然成为教化百姓的主要模式。正如余闳《重修学记》所言：“学兴而风俗美。”第六，不同年龄有不同的体育学习内容。文献条目6“故由十岁出就外传，学乐诵诗，与夫歌舞射御，皆有序而不紊”传递出这样的讯息，即体育学习内容是有序递进的。正所谓“六年教以方名，十年学书计，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十有五年舞象，学射御”。教育内容层递前进，不失为完成体育教育目标的一种好方法。比起现行体育教学专业化、选项化改革因大中小学衔接阻滞，致使学生学习处于混乱状态的体育课程设置要合理得多，此设置至少保证了学生的体育学习是不断进步的。第七，学校体育教育的普及与提高共存。文献条目7“四斋之外，更立武斋。斋之外为射圃，圃之侧为饩廪”把“武斋”与“射圃”分开并提，说明两者是不可替代的不同内容。说明普通学校里也设有武科专业，应是专门培养武学专科学生。类似今日普通高校里的体育学院。《武冈军修学记》谈到的“讲堂斋馆渐次修治，移正录位于武庠之侧，司计位于殿之东偏。仍射圃旧址，更命缮筑”则指军学的主要内容就是武学，相当于今日的体育院校。而且，武科专业学校的学生也必须修学“射”的基本内容，因而“仍射圃旧址，更命缮筑”。由此可知，“射”是所有学校都必须修习的基础体育内容，武科专业学校也不例外，普通学校可以根据条件设立武科专业。总而言之，体育教育的普及与提高并存。
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曾以诗人的激情和十分自豪的口吻夸赞自己的故乡:“为爱江西物物佳,作诗尝向北人夸。”(《寄题沙溪论文联盟宝锡院》);“区区彼江西,其产多材贤。”(《送吴生南归》)如果剔除个人的感情因素,我们可以看到,早在北宋时期,江西文化的繁盛,就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的确,江西文化经过东晋至隋唐五代数百年的酝酿,到了两宋时期得以迅猛的发展。两宋时期堪称江西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其中,文学的繁荣便是一个突出的标志。宋代江西文学异彩纷呈的景象,构成了两宋文坛一道灿烂的风景线。据各种资料统计,活跃在两宋时期,且有作品传世的江西籍文学家人数众多:《全宋词》辑录词人共1397位,其中江西籍词人就有174人,占总人数的12.46%,排位仅次于浙江,居全国第二;《四库全书》收录宋人别集近400部,江西籍文学家别集有83部,占总数的20%多;《两宋名贤小集》共录两宋文学家157家,江西籍文学家录41家,占总数约27%,而这41家中还未包含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刘辰翁、文天祥等人;《全宋诗》共收入宋代诗人9 000余人,江西籍诗人就有778人,占总数的8.6%……在这众多的江西籍文学家中,有不少是两宋文坛中的大家或文坛领袖、或开宗立派者,如:二晏父子、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姜夔等,这些文坛巨臂不仅支撑起了两宋江西文学的天空,而且他们还是耸立在宋代文学版图中的一座座高峰。
对于出现在宋代文坛中的这种“江西文学现象”(文中所称的“江西”,是指今天的江西省全境),除欧阳修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外,更有其他文人也敏感地觉察到了这一现象,如,宋人倪朴在《筠州投雷教授书》中对此有过详细的叙述,他说:
大江之西,国朝以来异人辈出,人物之盛甲于东南。庐陵欧阳公首以古学为天下倡,而后之学者非古文不道,遂使五代?奚ノ?柚?嘞罢堆刹淮妗6?笏沃?某?洪筇?粹然为一王法,则欧阳公实启之也。临川王文公,虽其所为有戾于人情,然其文字宏博魁然,有荀、扬气象。若夫南丰曾夫子以辞学显,豫章山谷先生以文行著,而秘丞刘公道原则又江西之巨擘也:究史体,穷历代之端绪,迁、固而下千有余岁,道原一人而已,而道原则实筠人也。至其它能以诗名如谢无逸、潘?老、汪信民诸公号江西诗社者,又不可以一二数。江西盖多士矣。
黄次山在南宋绍兴十年(1140)撰写的《重刻临川文集序》中,也曾论及了江西地域文学现象:
艺祖神武定天下,列圣右文而守之,江西士大夫多秀而文,挟所长与时而奋。王元之、杨大年笃尚音律,而元献晏公臻其妙;柳仲涂、穆伯长首唱古文,而文忠欧阳公集其成;南丰曾子固、豫章黄鲁直,亦所谓编之乎诗书之册而无?者也。丞相旦登文忠之门,晚跻元献之位,子固之所深交,而鲁直称为不朽。
文中不仅概述了江西文学之盛的特点,而且所论北宋九位著名文学家中,有五位就是江西人。
南宋李道传等在《谥文节公告议》中,由杨万里而论及宋代江西的文学家,他们是这样说的:“国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如欧阳文忠公、王文公、集贤学士刘公兄弟、中书舍人曾公兄弟、李公泰伯、刘公恕、黄公庭坚,其大者,古文经术足以名世;其余则博学多识,见于议论,溢于词章者,亦皆各自名家。求之他方,未有若是其众者。”对宋代“江西文学现象”的关注,虽始于宋,然后世学者亦多有继承,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观点当属清人李?在《南园答问》中的一段话:
宋兴百年,文章?窳,欧阳公奋兴,然后沛然复古,并辔绝驰,直追韩愈,探大道之根源,作斯文之宗主,独立一代,高视六宇(宝盖头,下为“禹”字),不特吴、越所绝无,盖寰瀛所希睹也。若夫晏临淄开荆国文公,李盱江传南丰子固,古今大家,七有其三;文鉴佳篇,十居其五。黄涪翁辟宗派于西江,周益公领台阁乎南渡。封事则胡忠简惊人,诗盟则杨诚斋独主。钟秀于一门,则三刘三孔,竞美清江。
以上关于宋代“江西文学现象”的论述,其实恰恰反映了古代学者以一个独特视角对地域文学的阐释,这个独特的视角就是地理环境下的文学和文学家,而这也是当下兴盛的文学地理学中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
宋代出现的“江西文学现象”之所以能成为当时和后代文坛关注的热点,或者说,江西文学在两宋时期的崛起,使江西成为文坛聚焦之地,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江西文学家在两宋时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可以这样说,江西文学家在两宋时期,各体文学创作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晏殊,这位被称作为北宋江西文坛开一代风气的人物,在北宋初,不仅为江西文坛掀开了绚丽的篇章,而且,为当时的词坛镌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子晏几道传承父业,“二晏”在北宋词坛留下了“父子词人”的美誉,而他们创作的《珠玉词》和《小山词》,更是北宋令词创作的杰出之作。由于他们对宋词创作及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因而被历代评家所重视,徐?在《词苑丛谈》(卷1)中评价到:“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词之正宗也。”于晏殊稍后,欧阳修在词的创作上也成就斐然,在北宋词坛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与晏殊一道,开创了宋词中的江西一派。由于晏氏父子和欧阳修在北宋词坛的杰出贡献,他们被尊为“四大开祖”(晏殊、欧阳修、晏几道、张先)。其后,在词的创作方面,江西也是人才辈出,产生了不少的优秀词人,如,南宋的布衣词人刘过和姜夔、凤林词派等等。正如朱祖谋在《?庵词序》中所言:“西江诗派,卓绝千古,唯词亦然。有宋初造,文忠、元献,实为冠冕。平园近体,踵庐陵之美;叔原《补亡》,嬗临淄之风。若乃《桂枝》高调,振奇半山;《琴趣外篇》,导源山谷。南渡而后……尧章以鄱阳布衣,建言古乐,襟韵孤??声情遒上。”可以这样说,二晏和欧阳修在词的创作上,为江西词的创作,也为宋代词坛开了一个好头,而凤林词派则为江西词的创作,也为宋代词坛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在诗文创作领域,两宋时期的江西也是十分辉煌的。欧阳修被尊为“今之韩愈”、“一代宗师”,是北宋诗新运动的领袖,他以卓著的古文创作成就,名列“唐宋家”之中;在诗歌创作方面,他力除晚唐及宋初西昆体之流弊,为宋代诗坛别开生面,在形成和发展宋诗特色的过程中,欧阳修的贡献是不可忽略的;他的《六一诗话》,被称为诗话体开山之作;在笔记创作上,他的《归田录》为宋人笔记中有重要影响的一部作品。
在晏殊、欧阳修的带动和影响下,江西文学家在北宋文坛非常活跃,在古文创作方面,曾巩、王安石的成就亦为文坛瞩目,他们都是北宋古文创作的代表人物,同被后代评家列入“唐宋家”之中。“唐宋家”中的宋代六家,江西、四川各占其半,而四川“三苏”,或为欧阳修的学生、或得欧阳修的奖掖,江西文学家在北宋古文创作中的贡献和影响,由此亦可略见一斑。在诗的创作上,江西诗人也有上佳表现,像王安石、刘敞等。这里尤值一提的是被视为“江西诗派”领袖的黄庭坚,他以自己对诗歌创作的独特感受和领悟,在理论和方法上,构架了一套别具一格的体系,为宋诗的创作拓宽了发展路径。他的这套体系,深得诗坛欢迎,围绕这个创作体系,在北宋后期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诗人群体,这就是后人所称的“江西诗派”。在这个诗派中,江西诗人占了近一半,像黄庭坚的外甥“豫章四洪”、其同乡分宁的徐俯、靖安的善权、永修的李彭、新昌的惠洪、临川的“二谢”、饶节、汪革等等。这个诗派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历程中宋型特征的成熟和确立,也使得宋诗能以其独特的风格与唐诗并峙。“江西诗派”的影响几乎覆盖南宋初、中期的诗坛,并且绵延至晚清,前后延续了800多年时间。
转贴于论文联盟
南宋时期,江西文学家仍然继承了北宋前辈散文创作的传统,虽然其成就和影响远不及北宋前辈,但也涌现出不少传芳百世的名作名论文联盟篇,如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上孝宗论兵书》,欧阳守道的《颜鲁公祠堂记》、《永和镇欧阳监丞祠堂记》,朱熹的《百丈山及》,文天祥的《指南后录序》、《文山观大水记》,谢枋得的《却聘书》,等等。南宋江西文学家以诗词创作唱响文坛,词的创作在上文已有简略评介,此处仅叙诗的创作。南宋初、中期,诗坛在“江西诗派”影响的笼罩之下,彼时的诗人创作,很难跳出“江西诗派”的藩篱,其间,虽有人想在江西派之外,另寻路径,如吕本中所倡导的“活法”诗论,似乎给诗歌创作带来了新的希望,但这种理论本身并未真正消除“江西诗派”的痕迹。然而,吕氏的理论,却得到了江西诗人曾几的实践和响应,而且他还将这种影响传递给了其后号称“中兴四大诗人”的尤袤、杨万里、陆游、范成大。在这四位诗人的不断探索和创新下,南宋诗歌创作终于走出了“江西诗派”的畛域。这其中尤以杨万里那别具一格的“诚斋体”而蜚声诗坛,杨万里以幽默诙谐、活泼跳脱的诗风,给当时的诗歌界带来了巨大的震动,以致引发了人们强烈的反响:“今日诗坛谁是主,诚斋诗律正施行”(姜特立《谢杨诚斋惠长句》);“四海诚斋独霸诗”(项安世《又用韵酬潘杨二首》)。杨万里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南宋,即使在后世诗坛,“诚斋体”仍然是一个评说不尽的话题。南宋江西诗人中,还值得一提的是文天祥、王炎午、谢枋得等爱国诗人,他们那包含血泪的诗篇,在亡国之际的慷慨悲歌,成为宋代江西诗歌创作的绝唱。
除了诗词文的创作,两宋时期的江西文学家在其他文体的创作方面,也是成就突出。据有关资料统计:两宋时期,江西的小说和笔记创作,在全国也是成就最高的省份之一,像乐史的传奇作品《广卓异记》、《诸仙传》、《绿珠传》、《杨太真外传》,欧阳修的《归田录》,孔平仲的《孔氏谈苑》,惠洪的《冷斋夜话》,朱弁的《曲洧旧闻》,洪迈的《容斋随笔》、《夷坚志》,洪皓的《松漠纪闻》,吴曾的《能改斋漫录》,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张世南的《游宦纪闻》,罗烨的《醉翁谈录》等等,都堪称是两宋笔记、小说中的上乘之作,而洪迈的《容斋随笔》、《夷坚志》更被誉为中国古记、小说发展史上的丰碑。在两宋戏剧创作方面,虽然现存资料较少,但就是在这些存世不多的资料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江西作家留下的作品。在现存40套的北宋大曲中,最为人们所称道的两套,就是出自江西作家的手笔——曾布创作的以冯燕故事为主题的《双调•水调歌头》七遍;董颖创作的以西施故事为主题的整套大曲《道宫•薄眉》。
总而言之,无论是在两宋重要的文学运动、文学群体和文学体派中,还是在各体文学的创作中,我们都能看到活跃的江西文学家的上乘表现。换言之,正因为江西文学家在两宋文坛上有如此突出的贡献,所以江西才能成为人们关注的地域之一,江西也由此成为两宋文学创作的重镇或热土。
三
正如一些论者所言,如果我们将江西文学放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进行考量,便能发现,江西是文学起步较晚的省份之一。从严格意义上讲,江西文学的兴起当在晋室衣冠渡江之后,也就是在东晋时期,陶渊明的异峰突起,使江西真正步入了中国文学的殿堂。然而陶渊明之后,江西文学又经历了近300年的沉寂时期。而江西文学的真正崛起,则是在两宋时期,这一时期毫无疑问应该属于江西文学的黄金时代。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将晋唐五代江西文学家和两宋时期江西文学家的基本情况作一个简单的介绍。这种介绍所参照的文本依据是:谭正璧《中国文学家辞典》(简称《辞典》)、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简称《分布》)、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等主编的《江西历代文学艺术家大全》(简称《大全》)。
晋唐五代江西文学家的基本情况。《辞典》所录江西文学家基本情况是:西晋之前空白;东晋录4人;南北朝录6人;隋代空白;唐代前期录1人;唐代后期录11人;五代录3人。《分布》所录江西文学家基本情况是:西晋之前空白;东晋录4人;南北朝录6人;隋代空白;唐代录11人;五代录3人。《大全》所录江西文学家基本情况是:西晋之前空白;东晋录1人;南北朝、隋代空白;唐代录40人;五代录16人。
晋唐五代江西文学家在全国的排位情况。东晋:《辞典》、《分布》录江西文学家4人,与湖北并列第六;南北朝:《辞典》、《分布》录江西文学家6人,列第九名;《辞典》录唐代前期江西文学家1人,与广东、广西并列最后,第13名;《辞典》录唐代后期江西文学家11人,与湖北并列11名;《辞典》、《分布》录五代江西文学家3人,与四川、浙江并列第6名。由于《大全》所录仅为江西文学家,故无法与其他地域文学家相比较,也无法与《辞典》和《分布》相对应。
晋唐五代江西文学家在江西的地域分布。东晋:《辞典》、《分布》录4人,今九江、南昌各占2人;《大全》录陶渊明1人,故东晋江西文学家仅有九江一地。南北朝:《辞典》、《分布》录6人,其中九江5人,南昌1人。唐代前期:《辞典》录1人,为今南康县人。唐代后期:《辞典》录11人,其中宜春5人、高安2人、南昌1人、鄱阳1人、广丰1人、贵溪1人。唐代:《分布》录11人,其中宜春5人、南昌、高安、鄱阳、广丰、贵溪、南康各1人;《大全》录40人,其具体分布为宜春13人、南昌8人、鄱阳3人、南康县3人、九江2人,临川2人、高安2人、进贤1人、萍乡1人、贵溪1人、永新1人、丰城1人、奉新1人、上饶1人。五代:《辞典》、《分布》均录3人,其中南昌、九江、宁各1人;《大全》录16人,其中南昌4人、吉安2人、赣州2人、丰城2人、宜春1人、九江1人、高安1人、永新1人、吉水1人、进贤1人。
以上是晋唐五代江西文学家的基本情况,从数量上看,《辞典》共录25人,《分布》共录24人,《大全》共录57人。这些数字也表明,晋唐五代时期只是江西文学兴起和形成的时期。
《辞典》、《分布》录宋辽金时期江西文学家156人,其中北宋45人,南宋111人。通过对《辞典》、《分布》的统计,北宋、辽时期江西文学家录45人,在全国名列第二,河南60人,列第一,江苏、浙江各37人,并列第三。据有关资料记载,北宋、辽时期,在前20名的州府军中,江西有四个州军名列其中:抚州11人,列第5名;洪州、建昌军各8人,并列第9名;临江军6人,并列第16名。南宋以嘉定元年(1208)为准,其中拥有10人以上著名文学家的有19府州,在前19名中,江西有五个州府军名列其中:隆兴府19人,并列第6名;吉州、饶州各18人,并列第8名;抚州12人,并列第15名;建昌军11人,并列第17名。以今属省籍统计,前三名排序依次为:1.浙江167人;2.江西111人;3.福建78人。
《大全》共录两宋江西文学家252人。这些文学家在江西的分布情况是这样的:
(一)以今设区市为统计单位,其排位顺序如表1。
由表1可知,在江西省现有的11个设区市中,除萍乡外,其余10个设区市均有文学家出现。
(二)以市县为统计单位,其排位顺序如表2。
从表2的统计来看,《大全》所选入的252位文学家,主要分布在江西的46个县(市),占江西现有80个县(市)的一半以上。
四
如果将两宋江西文学家与晋唐五代江西文学家相比较,我们至少可以发现这样几个变化:(一)两宋江西文学家人数远远超过晋唐五代。《辞典》共录晋唐五代时期江西文学家25人(《分布》录24人),而《辞典》、《分布》分别录入两宋时期江西文学家156人,晋唐五代人数还不及两宋时期的零头;《大全》录入晋唐五代江西文学家57人,而其录入两宋时期的江西文学家共252人,晋唐五代人数也仅仅超过两宋人数零头5人,这与《辞典》和《分布》反映的情况基本接近。(二)两宋时期江西文学家分布的区域更加广泛。两宋以前,江西文学家虽然分布在江西9个设区市(南昌、九江、抚州、上饶、宜春、吉安、赣州、萍乡、鹰潭),仅比两宋少一个,但是,其分布在江西的市县仅有17个县市,而两宋为46个县市,比晋唐五代多了29个市县。(三)除了上述两点外,两宋江西文学较之前代,还有一个“闪光点”,这就是家族特色,如晏殊、晏几道、晏敦复祖孙三代,、王安石、王安国、王安礼、王文淑、王?、王安石之女的临川三代七王,南丰的曾致尧、曾巩、曾布、魏玩、曾肇、曾纡、曾季?、曾??⒃?H、曾思、曾协等五代十曾一魏,金溪三陆,新余三孔,鄱阳四洪等等,形成了宋代江西文学的特殊群体。据统计,两宋江西文学家族共58家①,其中北宋有23家,南宋35家。北宋23家在江西的分布情况是:抚州市8家,吉安市2家,赣州市2家,上饶市3家,九江市4家,宜春市2家,新余市1家,南昌市1家。南宋35家在江西的分布情况是:吉安市12家,抚州市7家,宜春市5家,上饶市4家,九江市3家,新余市2家,赣州市1家,鹰潭市1家。两宋江西文学家族在各市县的分布情况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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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江西出现了如此多的文学家,这无疑是宋代江西文学呈现出繁荣景象的重要标志之一,对这一现象有人作了这样的评价:“宋时的江西,不仅是哲学家的摇篮,而且是文学家的大本营。”(《分布》)而且,还有不少学者面对宋论文联盟代文坛这种奇特的“江西文学现象”,做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探索,归纳起来,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北民南迁,如晋室衣冠渡江、宋都南迁等,都为江西文学在两宋的崛起进行了文化储备,带来了发展机遇;交通便利,在江西境内,“郡邑无不通水”(李肇《国史补》),因而内河航运及造船业相当发达;社会安定,农业、手工业发达,使得江西经济基础雄厚;人口众多,两宋时期,东南地区人口最多,以元丰三年(1080)人口统计为例,全国总户为14 852 684,东南地区占8 448,550户,为全国总数的57%,江南西路(现江西大部分地区)有1 365 533户,占东南地区的16%,仅次于两浙,居东南地区第二位;学校、书院林立,为人才培养和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文化交流提供了平台;江西籍文化人进入统治集团,两宋时期,江西有15位宰执,北宋6位,南宋10位。在这些宰辅中,有不少就是著名的文学家,如,晏殊、王安石、洪适、周必大、江万里、文天祥等,这些人进入统治集团高层,为江西人才(自然包含文学人才)脱颖而出提供了机遇。以上这些探索,无疑是对“江西文学现象”多角度、多层面、多方位的合理阐释。但是,我们如果将视角聚集在江西地域这一焦点上,我们同样能够有一些新的发现。
首先,对于晋唐五代时期,江西文学家在本土的分布为何主要集中在赣北、赣西和赣东北,而到两宋时期却呈全面辐射状。有人以唐代为切入点,结合江西的地理位置,做了这样的解释:“从唐代的文学地理学方面来说,以长安为城市起点,以黄河、长江为流域起点,从西往东依次推进着文学发展,而赣北、赣西、赣东北正好处于这一文学浪潮之中,因而出现了文学作家群……但到了宋代,这一文学地理学浪潮进一步由华西走向华东,由赣北走向赣南,于是,在赣东临川,赣中吉安也出现了‘临川才子’及欧阳修等著名作家。”[1]这种文学地理学的分析确有别开生面的作用。
其次,沿着文学地理学的思路,我们还能发现,两宋时期,江西文学家在江西的地域分布呈现出这样一种状态,无论是在北宋,还是在南宋,鄱阳湖地域(以今天的概念,这个地域主要包括南昌市、九江市、景德镇市、抚州市、上饶市、鹰潭市以及宜春市的部分县市)都是文学家密集的区域,这种状况如果结合梅新林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学形态与]变》一书中关于长江流域文学轴线聚集下游的第二波、第三波运动之描述,也是相当吻合的,因为江西水域与长江水域只能通过鄱阳湖交接,所以,鄱阳湖地域接受第二波、第三波文学浪潮的影响自然更便捷、更直接,这个地域成为文学家的密集地,当在情理之中。
第三,由于鄱阳湖地域是两宋江西文学家的密集地,因此它在当时的江西文学中也处于一种核心地位,而且,处于核心地位的鄱阳湖地域,还肩负起这样一个重任,即:将长江流域文学轴线的第二波、第三波影响,通过注入鄱阳湖的五大水系(赣江、饶河、信江、修河、抚河)东进南扩,把这种影响输入到江西的腹地。正是凭借黄河流域文学轴心向长江流域文学轴心转移这一股强劲“东风”,才使晋唐五代时期江西文学的点点星火,到了两宋时期终于形成燎原之势。
第四,江西文学家的涌现,还与江西科举发达有着直接的关系。根据顺治《江西通志》、民国时期《江西通志稿》等资料统计,宋代江西共有进士5 545人,其中34人文武科鼎甲,11人为状元。正是有了这种科举的辉煌,才使江西的人才能够走向全国,而这也为江西文学家的脱颖而出夯实了人才基础。
第五,鄱阳湖地域是两宋时期江西文学家高密度聚集区域,而这一特征又与这一地域政治人才高密度聚集特征相吻合。关于这一地域政治人物的分布状况,我们分列《江西宋代宰相一览表》、《江西宋文武鼎甲表》和《宋代江西进士表》三表表示(附文后)。
根据这三个表统计——1.宰相:抚州市3人,上饶市3人,吉安市3人,并列全省第一;南昌市2人,九江市2人,并列全省第二;景德镇市1人,新余市1人,并列全省第三。属今鄱阳湖地域的共11人。2.文武科鼎甲共34人:上饶市10人,列全省第一;吉安市5人,列全省第二;抚州市4人,宜春市4人,并列全省第三;南昌市3人,景德镇市3人,并列全省第四;九江市2人,新余市2人,并列全省第五;赣州市1人,列全省第六。属今鄱阳湖地域的共22人。3.进士(不含宗室93人,共5 452人)②:抚州市1 282人,列全省第一;上饶市1 029人,列全省第二;吉安市1 025人,列全省第三;宜春市582人,列全省第四;九江市449人,列全省第五;景德镇市315人,列全省第六;南昌市247人,列全省第七;赣州市223人,列全省第八;鹰潭市148人,列全省第九;新余市105人,列全省第十;萍乡市47人,列全省第十一。属今鄱阳湖地域的共3 470人。根据这三个表的统计数字以及宋代江西文学家在全省的分布情况显示,鄱阳湖地域在宋代既是文学家密集之地,同时也是政治人才密集之地,从二者关系来看,正是因为在这个地域出现了如此众多的政治人才,所以才能够为这个地域文学家的崛起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在宋代,鄱阳湖地域堪称江西文化核心区域,是江西人文鼎盛,人才荟萃之地。
北宋是以中原画派和院体山水画为主流，在艺术语言上，北宋山水画经常采用全景式构图，或山峦重迭，或树木繁杂，或者境地宽远、视野开阔，或铺天盖地、丰满错综，或一望无际。笔墨繁而含蓄，爽利而凝重。这种基本塞满画面的、客观的全景整体性描绘自然，使北宋山水画富有深厚的内容感，给予我们以丰满而不确定的感受。[1]
宗白华先生在《论中国意境之诞生》一文中指出：“意境”是化实景为虚景，是艺术形象或情景中呈现出的情景交融，能够蕴含和昭示深刻的人生哲理及宇宙意识的至高境界，它是主体情感与客观形象的有机统一。“意”，侧重于艺术家情志、理想的主观创造，心与物、情与理的结合；“境”，则侧重于生活形象的客观反映，是形与神的统一。[2]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是宋代山画中最具有民族特色的审美标准，既是创作原则，也是鉴赏原则。
一、心物统一，情景交融
心与物的统一。“心”在中国古典美学中表现为审美主体，也就是人；“物”是审美的对象，是客体。石涛在《画语录》中主张心与物的高度统一，这里的统一就是“神遇迹化”。他说：“山川脱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是而迹化也，所以归于涤也”。 [3]所谓“山川与予神是而迹化也”指的就是客观景物与主观情感相融合的产物，是情与景、意与境的有机统一，也就是情思与景物的统一。宋代山水画所描绘的景物、事物是情感的载体，因而是情感化的景物、事物，这就是“化景物为情思”。同时，艺术家在表达感情时，又必须渗透、融化于景物和事物之中，也就是“化情思为景物”。意境就是“化景物为情思”和“化情思为景物”二者的有机统一。因此，宋代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与郭熙的《林泉高致》这两幅山水作品所呈现的意境，正是心物统一、情景交融的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体现。
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是一幅宋代山水画的优秀典范，此画给人以山势逼人之感，造成这种感觉的原因：一是构图，主峰巍峨浩大，面积占画面的三分之二，而逼近画幅顶端，构图给人以威压的感觉，下部以三堆巨石作底层，承受主峰的重量，形成上下部位的紧张关系，但是画家巧妙的运用水平线上的白色云烟和S形的溪水，又使画面形成了空间和疏朗气氛。一行山间行旅者把观者的视线引向画面外边，从树背面隐约显现的楼阁，有意安排在极右的一侧，构成行旅者向左行进的开阔前景，使画下方形成律动感。二是用笔用墨，范宽用墨之法近似江南画风，用墨皴与雨点皴结合表现主峰的体积与重量感，苍莽雄浑的气势。
北宋的山水画主要是沿袭五代以荆、关为代表的北方画派，着重塑造黄河两岸关洛一带的山水形象。作品主要借助山、石、云、树木等景象来反映画家的审美情趣。因此，当我们在欣赏北宋时期的山水画时，可以感受到画家们借助各种景物的完美融合来抒发自己内心的审美情趣和山水画的意境。如宋代郭熙的《林泉高致》中强调了描绘自然山水时，不是只绘制一山一水，而是通过山水景物的出神入化在环境中的各种关系显现出来。一方面，处于四时天气变化环境与近观远望不同景象关系中，山水本身也表现出不同的物象，“真山水之烟四时不同，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画见起大意而不为刻画之迹，则烟岚之景象正矣。真正的山水之风雨远望可得，而近者不能得明晦隐见之迹”。另一方面，要想表现出真山真水的生命活力来，也借助它周围的景物来相互映衬，也就是说，充满生机的意境是通过景物间的相互关系得到的。正所谓“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故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得亭榭为眉目，以鱼钓为精神。山无烟云，如春无花草。山无云则不秀，无水则不媚，无道路则不活，无林木则不生”，天地之骨也，骨贵坚深而不浅露。水者，天地之血也，血贵周流而不凝滞”等。[4]因此，这种事物之间的辨证关系正是中国古典美学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的体现。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许多艺术家隐居山林，追求自然情趣，在审美标准上提倡“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大巧若拙、天趣大补”。 [5]因此，艺术不可能是单纯客体，也不可能是单纯主体，而应当是主客体的完美融合，主体的表现必须借助于客体，客体的再现必也表现主体，主体的表现必也反映着客体。二者的割裂，必使双方的表达受到损害，二者的结合则使二者相得益彰。
二、虚实相生，像外有像
“钟厚必哑，耳塞必聋，万苦不坏，其惟虚空”，钟和耳只有在“实”中保持适当的“虚”才能听其音，闻其声。[4]所谓实境，是指通过客观事物的形象的描绘而直接把信息传达给读者的信息，在宋代山水画
中主要指我们看得见的画面的外在形式；所谓虚境是指艺术作品借助实境的描绘间接地暗示象征而表现出来的形象。它不是直接由感官把握到的，而是必须通过想象才能感受到，有时并没有直接表露或者抒发艺术家的某种情感、思想，却通过自然景物的客观描写，极为清晰地表达了艺术家的生活、环境、思想、情感。这种虚实相生的特征，给欣赏者提供了充分发挥想象的余地，欣赏者可以在对对象的联想中进一步补充、丰富作品的整体意境。
“虚实对比”、“虚实相生”是老子提出的思想。虚与实是艺术辩证法中最重要的一对矛盾统一体，虚实对比、虚实相生，是我国传统文艺最常用的艺术手法。具有意境的文艺作品、艺术形象往往虚实结合，相互转化，以虚为实，以实为虚，构成一种虚虚实实，发人联想的艺术境界。
白鹿洞书院的教育特点与封建官学的教学模式截然不同，很多独特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即使放在教学模式多样化的当今社会也是具有极大借鉴意义的。尤其是当今高中语文教学中汲取白鹿洞书院的教育特点，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教学水平和效果。下面将对高中语文教学借鉴白鹿洞书院的教学特点进行介绍。
一、教学目的方面
从教学目的的角度来看，白鹿洞书院的教学目的不仅仅局限于对学生进行知识的教育，而是将教育学生如何做人来作为教学的最终目的。高中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阶段，在语文教学中应该借鉴白鹿洞书院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二、师生关系方面
白鹿洞书院中教师和学生之间是一种和谐的关系，学生在选择教师时通常都是仰慕而来，并且教师和学生都是品德高尚、互相尊重的。这种和谐的师生关系是值得当今高中语文教学借鉴的，语文教师应该给予学生更多的人文关怀，并且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豁达的胸襟来感染学生，促进师生之间的和谐，进而促使教学效果的提升。
三、教学方法方面
在教学方法方面，白鹿洞书院主要是注重培养学生精研、体察的思想和能力，而精研和体察正是对高中生语文能力的重点要求。因此，高中语文教学应该对白鹿洞书院中的教学方法加以借鉴，以更好地提高高中生朗读、钻研、实践等方面的语文学习能力。
四、课堂氛围方面
白鹿洞书院的课堂氛围是相当自由宽松的，学生能够自由地发表见解，与教师进行交流，扩大思维的开放性。而高中语文教学的重要方向之一，就是促进学生开放性思维的形成。借鉴白鹿洞书院中的课堂氛围特点，使高中语文课堂变得更加宽松和活跃，能够有效提高语文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开放性思维。
白鹿洞书院独特的教育特点对于当今社会的高中语文教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高中语文教师应该对白鹿洞书院的教育特点进行深入分析和总结，提炼出优秀的教学方法和理念，促进高中语文教学水平的提高。
作为《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一种，李春青先生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一书，通过一个典型的学术个案，为北师大文艺学学科近年来力倡的"文化诗学"，在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两方面作出了具体的演示。
在该书"引言"中，春青先生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将诗学话语与学术话语平行置于普通的文人心态之上进行对比，看一看二者之间有哪些共同之处，在各自的话语系统形成过程中它们又有这样的内在联系。并言之所以如此，目的是为了揭示宋代诗学观念所蕴含的丰富的非诗学的社会文化内容，以及梳理这种诗学观念生成的学理轨迹，最终借助于对宋学基本旨趣的阐释，寻觅出宋学与宋代诗学共同矗立其上的深层的意义生成模式。笔者以为，这实际上体现了春青先生欲从文化史和学术史两个维度来审视、阐述宋代诗学的意向，而从该书作为《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一种，以及从宋代诗学观念生成的历史语境两方面来看，这种研究视角的选择是非常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首先，"文化诗学"之用意，即就是意欲通过文化与诗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析解出一些更加深层次的东西来，用春青先生的话语来说这个东西就是"深层意义生成模式"，而这正是理论研究所必然要求的一种品格，庸浅的历史现象复述与深刻的历史意蕴析解之区别正在这里。其次，宋代诗学的"文化"含量确实非同一般，宋代诗学话语是在与这一时期的哲学、史学、宗教、伦理话语的交融、互渗、相互转化和彼此触发的过程中展开的，如果割裂宋代诗学与宋代学术文化的共生关系，仅仅就诗学而谈诗学，则所见者甚微少，便担当不起"文化诗学"这一名目。于此，笔者完全同意春青先生关于古代文论研究应该成为一种文化研究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观念和范畴体系与其它文化学术话语之间是一种共时性展开的关系，如果离开了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整体把握，便无法准确地体知古代文论的观念和范畴的精神、义理。而这样一来，春青先生所进行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便成为对宋代诗学观念的一种原生态描述和整体性解析。我们之所以肯定春青先生的研究方法，正在于他的方法论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要求之间，确实押韵合辙而无比妥帖。
我们注意到春青先生所使用的"宋学"这一范畴，实际上涵盖了与宋代诗学有牵涉的宋代的文化、思想、学术等诸多门类，而在对此的观照中，又紧紧扣住"宋学"影响宋代士人文化精神特征形成这一关键点，并以为在"宋学"影响下形成的宋代士人的以儒家的修身养性之学为基点、格物致知而辩言入理、经世致用而关心世事，以及坚守思想学说的自信原则等精神特征，完全贯彻到了他们的文学观念的建构之中，并由此而决定了宋代诗学的价值旨趣。应该说，这一结论之得出，是春青先生长期精研宋代思想文化和艺文典籍，以及长期浸沉于宋学、宋艺之中的结果，正因其平实，方为体贴入微，与那些新讹的命名式言说不同，在于其中充盈着学术诚信。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所谓人文学术方法无所谓新旧之别，有学养根柢，有学术诚信，酿造到火候，左说右说，横说竖说，皆成学问，否则任啥也不是。此为题外之言。
在研究工作的具体展开中，春青先生将宋代的文论与宋代的学术文化视为一个具有共同生成机制与深层意义结构的彼此相连的整体，因此在析解文论观念和范畴时注重从"宋学"话语中寻找其根源与演变轨迹。同时又扩展研究的疆域，除诗文评论之外，又将整个宋代的文化学术纳入视野，对这些非艺文类的话语系统中所潜藏着的诗性话语或影响着诗性话语生成和展开的因素亦高度关注和精心理会。这样，便形成了该著以总论与分论结构成篇的特点。在"总论"篇中，先阐述宋代士人的文化心态，以及"宋学"的诸如"心"、"性"、"诚"、"敬"、"思"等基本思想旨趣和核心范畴，然后讨论宋代诗学的基本精神与价值取向，并进而梳理出了"宋学"对宋代诗学的的一般影响的若干重要方面。在"分论"篇中，对各家各派的体知，一般也是先描述他们的文化精神特征，然后分析他们的学术旨趣，然后探讨他们的诗学观念。这实际上就是认为，宋代士人的文化精神和学术旨趣是他们建构自己的诗学话语之前提与基础存在。这样的经营，不但有助于研究工作在指述和阐释功能方面向对象之更隐秘微妙处延伸，从而强化学术研究的解蔽功能，而且又保证了这一研究的性质既是文化的，又是诗学的，以及春青先生目中的研究对象既是文化的，又是诗学的。在文化的与诗学的之过程中，实现文化与诗学的圆融自洽，是该著的最大成功之处。当然，如果在"分论"篇中将欧阳修之前的宋儒们的话语也予以论析，应该说也是"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的题内话语。
作为《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一种，李春青先生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一书，通过一个典型的学术个案，为北师大文艺学学科近年来力倡的"文化诗学"，在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两方面作出了具体的演示。
在该书"引言"中，春青先生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将诗学话语与学术话语平行置于普通的文人心态之上进行对比，看一看二者之间有哪些共同之处，在各自的话语系统形成过程中它们又有这样的内在联系。并言之所以如此，目的是为了揭示宋代诗学观念所蕴含的丰富的非诗学的社会文化内容，以及梳理这种诗学观念生成的学理轨迹，最终借助于对宋学基本旨趣的阐释，寻觅出宋学与宋代诗学共同矗立其上的深层的意义生成模式。笔者以为，这实际上体现了春青先生欲从文化史和学术史两个维度来审视、阐述宋代诗学的意向，而从该书作为《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一种，以及从宋代诗学观念生成的历史语境两方面来看，这种研究视角的选择是非常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首先，"文化诗学"之用意，即就是意欲通过文化与诗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析解出一些更加深层次的东西来，用春青先生的话语来说这个东西就是"深层意义生成模式"，而这正是理论研究所必然要求的一种品格，庸浅的历史现象复述与深刻的历史意蕴析解之区别正在这里。其次，宋代诗学的"文化"含量确实非同一般，宋代诗学话语是在与这一时期的哲学、史学、宗教、伦理话语的交融、互渗、相互转化和彼此触发的过程中展开的，如果割裂宋代诗学与宋代学术文化的共生关系，仅仅就诗学而谈诗学，则所见者甚微少，便担当不起"文化诗学"这一名目。于此，笔者完全同意春青先生关于古代文论研究应该成为一种文化研究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观念和范畴体系与其它文化学术话语之间是一种共时性展开的关系，如果离开了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整体把握，便无法准确地体知古代文论的观念和范畴的精神、义理。而这样一来，春青先生所进行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便成为对宋代诗学观念的一种原生态描述和整体性解析。我们之所以肯定春青先生的研究方法，正在于他的方法论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要求之间，确实押韵合辙而无比妥帖。
我们注意到春青先生所使用的"宋学"这一范畴，实际上涵盖了与宋代诗学有牵涉的宋代的文化、思想、学术等诸多门类，而在对此的观照中，又紧紧扣住"宋学"影响宋代士人文化精神特征形成这一关键点，并以为在"宋学"影响下形成的宋代士人的以儒家的修身养性之学为基点、格物致知而辩言入理、经世致用而关心世事，以及坚守思想学说的自信原则等精神特征，完全贯彻到了他们的文学观念的建构之中，并由此而决定了宋代诗学的价值旨趣。应该说，这一结论之得出，是春青先生长期精研宋代思想文化和艺文典籍，以及长期浸沉于宋学、宋艺之中的结果，正因其平实，方为体贴入微，与那些新讹的命名式言说不同，在于其中充盈着学术诚信。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所谓人文学术方法无所谓新旧之别，有学养根柢，有学术诚信，酿造到火候，左说右说，横说竖说，皆成学问，否则任啥也不是。此为题外之言。
在研究工作的具体展开中，春青先生将宋代的文论与宋代的学术文化视为一个具有共同生成机制与深层意义结构的彼此相连的整体，因此在析解文论观念和范畴时注重从"宋学"话语中寻找其根源与演变轨迹。同时又扩展研究的疆域，除诗文评论之外，又将整个宋代的文化学术纳入视野，对这些非艺文类的话语系统中所潜藏着的诗性话语或影响着诗性话语生成和展开的因素亦高度关注和精心理会。这样，便形成了该著以总论与分论结构成篇的特点。在"总论"篇中，先阐述宋代士人的文化心态，以及"宋学"的诸如"心"、"性"、"诚"、"敬"、"思"等基本思想旨趣和核心范畴，然后讨论宋代诗学的基本精神与价值取向，并进而梳理出了"宋学"对宋代诗学的的一般影响的若干重要方面。在"分论"篇中，对各家各派的体知，一般也是先描述他们的文化精神特征，然后分析他们的学术旨趣，然后探讨他们的诗学观念。这实际上就是认为，宋代士人的文化精神和学术旨趣是他们建构自己的诗学话语之前提与基础存在。这样的经营，不但有助于研究工作在指述和阐释功能方面向对象之更隐秘微妙处延伸，从而强化学术研究的解蔽功能，而且又保证了这一研究的性质既是文化的，又是诗学的，以及春青先生目中的研究对象既是文化的，又是诗学的。在文化的与诗学的之过程中，实现文化与诗学的圆融自洽，是该著的最大成功之处。当然，如果在"分论"篇中将欧阳修之前的宋儒们的话语也予以论析，应该说也是"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的题内话语。
关键词：内藤湖南 唐宋变革 研究现状
一直以来，中国史学研究者们在中国史分期问题上，大多赞成以朝代更替决定历史分期。这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分期截然不同。内藤湖南这一新提法引起了众多中国史学研究者的浓厚兴趣，为此展开了激烈探讨与深入的研究。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对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笔者通过阅读大陆学者的各类研究成果，将搜集到的文章或著作进行了如下分类：
1、从宏观上的研究
对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说”从宏观上进行把握的有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李庆《关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张其凡《关于‘唐宋变革期’学说的介绍与思考》、李华瑞《“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上、下）》、《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的影响》陈金凤《内藤湖南‘时代区分论’与日本二十世纪中国史研究》、张国刚《‘唐宋变革’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论‘唐宋变革’的时代特征》、熊伟《唐宋变革论体系的演化》、王秦《十年来‘唐宋变革’研究述评》、何培齐《内藤湖南的历史发展观及其时代》、张建宁《‘唐宋变革说’在日本学界的发展》、李济沧《‘唐宋变革’世界史意义——内藤湖南的中国史构想》、胡宝华《内藤湖南的六朝论及其对日本学术界的影响》、《内藤湖南的世界》、王水照《重提‘内藤命题’》、钱婉约《内藤湖南及其‘内藤史学’》等等。
其中概括最为全面的数张广达所写的《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他在文中分为“导论，一、内藤的唐宋变革说，二、内藤唐宋变革说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原因，三、内藤唐宋变革说的影响，四、内藤史学的启示”[1]四个大的板块对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对人们研究唐宋变革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次是柳立言所写的《何谓‘唐宋变革’？》，他在文中分为“前言，一、何谓‘变革’？何谓‘唐宋变革’和‘唐宋变革期’？二、‘变革’与‘转变’的混淆，‘唐宋变革期’与‘唐宋时期’的混淆，三、‘研究结果’与‘研究方法’，结论。”[2]这三个方面对“唐宋变革说”进行了宏观上的把握。其余主要是从源流，时代背景以及结构体系方面对“唐宋变革说”从史学理论的角度进行了阐述。
2、从政治上的研究
刘后滨从唐宋之际的政治体制和官僚形态的转变对唐宋变革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南北朝以前，贵族集团对政治具有强大影响，官吏的任命基本以门第为标准，地方佐官由长官辞举，中央与地方在具体政务运作的层面上并未完全联结为一个整体。而到北宋时期，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都是由官僚而非贵族负责运转，贵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对帝国政治运作的影响力基本消退”，[3]牟发松在其文章《“唐宋变革说”三题—值此说创立一百周年而作》一文中，通过对唐宋文人士大夫的时代自觉观不同，以及宋人对唐文化的改造性这两个方面对唐宋变革进行了政治角度的阐发。而邰朋飞主要通过对唐西州“里”以及敦煌地区里、庄的考证，得出唐宋乡里制到乡村制的转变，对唐宋村一级行政单位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这种变化的深层原因是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主观原因是里正的不堪负重。而这些变化都是唐宋变革大背景下发生的。”[4]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学者从唐宋之际选官制度、中央行政机构的设置变化方面对“唐宋变革说”进行了佐证。
3、从经济上的研究
黄纯艳从唐宋经济制度转变特点：“一、私有制的发展；二、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三、国家越来越多地退出经济的直接经营，把更多的经济空间让渡给民间；四、国家实施管理时，较以前更多地使用经济手段，更多地重视经济效益”。[5]探寻唐宋之间经济运行新模式，对唐宋变革进行经济上的诠释。熊燕军在其文章《从公平优先到效率优先：‘不抑兼并’与唐宋变革》中通过对“不抑兼并”与资源的配置以及与平均主义、集权主义、产权的对比引入“不抑兼并”与唐宋变革的关系。从这个角度对唐宋之际巨大的变革进行了研究。
4、从文化上的研究
唐群、王遂社《唐宋之际的文化变革》从研究唐宋之际宋代的平民教育出发，从农工商兵这几个阶层的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科举在社会的流行，当时社会人们对小孩启蒙教育的注重以及社会上应刷术的广泛推广来论证唐宋之际的变革。李健《唐宋时期科技发展与唐宋变革》一文从唐宋之际科学技术的发展一脉相承之处来反面论证唐宋变革并不是在所有领域都有。虞云国《唐宋变革视野中文学艺术的转型》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印证唐宋变革，同时也将文学艺术的转变置于唐宋变革这个理论之下，在文学体裁形式创新、文学艺术作品作者受众变化、传播形态革命、核心精神的嬗变、题材内容的更替这几个方面唐与宋之间的不同来进行阐释。张思齐在《内藤湖南的中国史观对我国的学术建设的启示作用》一文中将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从文化史的角度高度进行赞誉，认为内藤在中国文明起源上的研究有助于我国学者进行反思，并通过《诗经》来具体论证其观点。韦兵在其《夷夏之辩与雅俗之分：唐宋变革视野下的宋代儒家家历、历家历之争》中阐述了“宋代儒家之历和历家之历的争论”，[6]透过对唐宋之际思想文化转型中的历法转型的考证，从别样的角度对唐宋变革进行研究，使我们对唐宋变革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陈元峰在其《唐宋之际：一个历久弥新的学术史话题——唐宋转型理论与唐宋诗歌研究》中从唐宋诗歌中学术话语的不同对唐宋转型进行了研究。刘红光在其《试论钱穆与内藤湖南对中国史的比较研究》一文中通过对钱穆的《国史大纲》与内藤的《中国史通论》中关于门阀士族的作用进行了对比研究。严耀中《唐宋变革中的道德至上倾向》从唐宋之间道德信仰的转变角度来分析唐宋之间的不同，唐代是儒家文化信仰占主导的时代，而在宋代则是柔和了儒、道、佛三家的思想形成的一个结合体占主导的时代，具有重大的意义。
综上可知，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说”在史学界影响颇深。从2000年以来先后在我国召开了多次学术研讨会，我国史学研究者们正从不同的角度寻找新的突破点，试将“唐宋变革说”与中国史有效糅合，对其进行深入而详尽的研究。（作者单位：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摘自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A].桂林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摘自刘立言.何谓“唐宋变革”？[J].中华文史论丛，2006，（01）：125～171.
[3]刘后滨.政治制度史视野下的唐宋变革[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02：6～8.
一、长时段的探索
近些年来，宋史学界开始力图摆脱以往习用的朝代框架，而努力使自己的研究在更长的时段——唐宋或宋元明——中找到意义。
“唐宋”并称，是一个有着特殊意味、特殊魅力的时间概念。这既是因为两个时代在政治、制度、思想以及文化成就上的连续性，牵动着国人对于“文明昌盛”的自豪记忆，也是因为两段历史之间的明显反差和“断裂”(对于“唐宋变革说”，近年间有许多再阐释，也有不少批评与质疑。对此有一些专门的学术史回顾，兹不赘)。2001年以来，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先后召开了题为“唐宋妇女研究与历史学”、“唐宋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唐宋之际社会变迁”的学术研讨会。国家社科基金批准了题为“唐宋之际经济结构变迁与国家经济政策的互动研究”2等重点科研项目。作为教育部重点科研基地的项目之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兄弟校所的一些学者也在共同讨论“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
相当一批研究选题集中在唐宋时期，例如：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3、唐宋思想的转型4、唐宋法制史5、唐宋变革期内的军政制度6、唐宋中央监察制度的变迁7、唐宋时期的婚姻、家庭和财产法8，等等。历史学、文学史博士论文讨论唐宋官制礼制、唐宋士人、唐音宋调者亦不乏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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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是笔者2004年5月在中国史学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稿。其中谈到的只是一些个人感觉，而投有机会具体涉及到诸多学者与丰富的个案成果，叙述中难免挂一漏万，敬祈读者鉴谅。本文的正文部分曾经发表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9期。文章在撰写过程中，得到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包伟民、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方诚峰、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罗秭楠的热情帮助，谨致谢忱。
2 葛金芳、曾育荣：《20世纪以来唐宋之际经济政策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2期。
3 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
4 包弼德(PeterBol)：《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中译本，2001年。
5 苏基朗：《唐宋法制史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
6 赵雨乐：《唐宋变革期内的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
7 贾玉英：《略论唐宋中央监察制度变迁》，《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8 例如Bettine Birge，Inheritance and Property Law from Tang to Song：The Move away from Patrilineality(唐代至宋代的婚姻和财产法：从父系体系的疏离)；大泽正昭：《“妒妇”、“悍妻”以及“惧内”一一唐宋变革期的婚姻与家庭之变化》。邓小南主编、高世瑜、荣新江副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讨论唐宋时期的社会变迁，目前已经很少有学者将眼光仅仅拘泥于唐宋“之际”。不少学者着眼于更长的时段。具有通贯性质的高教版《中国文学史》1，以隋唐至明代中叶为一个研究单元。多年前，很多老一辈史学家如陈寅恪、侯外庐都敏锐地把握到唐代中期的社会变化，将其视为新阶段的开始。而近年间一些欧美学者提出的中国“中叶史”(Middle Period)，也是以8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为研究时段。
与唐宋之间的连续相应，学界以宋元乃至宋元明为研究段落的讨论也逐渐增多。《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变迁》2(The Song-Yuan-Ming Tran Mtion in Chinese History)一书集中了这样的一批成果。“唐宋”并提，将宋作为一系列变化的整理定型期；而“宋元明”的概念则将其视为一系列新发展的开端。
二、专题史研究的活跃 专题史研究的活跃，是值得注意的学术现象；许多以往被忽视的话题，由边缘进入主流。就宋史学界而言，社会史作为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或角度，对于专题研究的带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社会史研究的直接成果，既反映于以生活史、风俗史为题的研究如朱瑞熙、张邦炜、王曾瑜等一批功力深厚学者的集体成果《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也反映于学者对家族制度3、对社会矛盾的日常调节机制如社会救济与赈灾等问题的研究4。一些传统上不被重视的题目，例如饮食、娱乐、日常消费、鬼神观念、民间巫术、丧葬习俗与佛事活动，等等，有了不少描述性的文章。也有学者对于“基层社会”“地方社会”作出细节的划分，注重讨论“宋人在其生活脉络中自然形成的人群聚合”、“规范宋代基层社会秩序的经纬线”以及基层社会内部与彼此之间的流动、沟通与联结5。相关的著述中也反映出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的趋近与融通。
不仅如此，将不同内容的探讨“还原”到所处“社会”中予以认识的努力，近年来愈益突出。学者们注意到，不同层次、不同形态的关系网络，决定着具体社会面貌的差异。因此，今天的宋代社会史研究，既考察“有形”的内容，也着意于讨论看似“无形”却同等重要的内容，例如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诸多错综复杂关系等等。从《中国近世的家族与社会》6、《唐宋女性与社会》7、《宋代婚姻家族史论》8等著述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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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2 Edited by 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3．
3 王善军：《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4 例如张文：《宋代社会救济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5 参见吴雅婷：《回顾一九八年以来宋代的基层社会研究——中文论著的讨论》，《中国史学》第十二卷，2002年。
6 台湾中研院出版，1998年。
7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8 张邦炜著，人民出版社，2003年。
1、新的研究领域迅速发展
得风气之先的是对于宋代区域(例如太湖流域、福建江西等地区)、人口、移民、家族、基层社会、地方精英、乡村势力、民间信仰(美国、日本学者有不少研究，国内亦有讨论国家祭典与民间祭祀、祈雨、地方神灵崇拜的著述及博士硕士论文)以及妇女史等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对于理解宋代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的重建，都有积极的意义。
妇女史研究，近年间日益转向社会性别史研究。所谓“社会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实际上是一种理论概念的标记，强调所讨论的课题，并不仅仅是女性，而是人类社会规范与性别有关的各类活动的方式与机制1。在当今的国际学术界中，这一领域已经成为多学科研究的聚焦点，成为富于创新精神的领域之一。在这一领域中，关注对象相当集中，研究视角和方法理路却展现出多元的特点。
对于婚姻制度、性别意识、文本写作(例如女性的写作、男性作家有关女性及性别交往的写作)、下层女性、边缘群体、身体文化(例如生育、缠足)乃至医疗史的关注，是近年来宋代性别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些研究，不仅注意性别差异，也注意女性内部包括社会阶层、生活环境及身份转换之间的差异，理念同现实之间的差异；同时也注意围绕性别问题而来的一系列关系。《唐宋女性与社会》中的一些议题，可能算得上国内这方面研究的代表。
2、传统研究领域的新取向
这些新的取向，有不少受到注重关系结构、注重综合性和整体性的社会史研究的影响。近年来学界所强调的学科交叉或者说“科际整合”，也发生着明显的带动作用。
宋代思想史的研究取向在20世纪晚期以来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限制于曲高和寡的纯粹哲学史、学术思想史范围，其“视域”有了明显的拓展。这一方面应该归功于“宋学”这一较“理学”更为开阔的研究范畴的提出；另方面也与社会史的影响有关：研究者自觉地将思想的演进置于政局演变、群体关系、社会文化等问题相互作用的背景下去考察；宋代文化传承者身份的下移、宗教的世俗化与平民化历程等问题都纳入了学者的视野。与此同时，思想史研究的关注领域，从仅仅注意创造性思想的出现，转而同样注意由“出新”变为“传统”的过程；从仅仅围绕和瞩目于精英与经典，转为兼顾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
综合性研究，国内出版的有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3，田浩(Hoyt Tillman)编《宋代思想史论》4、关长龙《两宋道学命运的历史考察》5：还有不少对于荆公新学、蜀学、新学与理学的消长等方面的个案研究。
法制史研究也有明显的视角变化。有综合研究6，亦有个案讨论。有研究者选择以“争讼”为窗口，来观察宋朝社会7，观察利益关系调整的多元化趋势8，探讨诉讼在宋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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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政：《关于“gender”的翻译及其背后》，《社会性别》第一期，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2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
3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5 学林出版社，2001年12月。
6 例如郭东旭：《宋朝法律史论》，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
7 青木敦：《健讼の地域的ィメ—ヅ——11~13世纪江西社会の法文化と人口移动をめぐって——》，《社会经济史学》65-3、1999年。
8 例如雷家宏：《从民间争讼看宋朝社会》，《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3期。
由一种司法行为成为社会风尚的演变1。也有学者从案例出发探讨地方行政和民众的关系2，探讨地方政府民事审判职能3。
台湾学界先后编辑出版了《宋元时代的法律、思想和社会》4、《法制与礼俗》5等论文集，《宋代中国の法制と社会》6一书也在日本面世。凡此种种，都反映出结合社会和思想来讨论法制的趋向。
3、原有议题中新的研究生长点：
所谓“研究生长点”，通常是由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带动起来的。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加关注研究的视角和方式，注意拓宽、拓深宋史的研究领域。
经济史：
近年来经济史方面成果相当丰富。不仅有对于财政史、货币史7以及财经监督8等方面的研究专著，也有对于商业资本9、信用关系10、商品供给与流通11、海外贸易12、专卖13、茶法14、交通15、寺院经济16，以及对于经济发展与国家干预等方面的研究。研究中对单一的生产决定论有所突破。不少学者自“区域”视角着手，兼采历史地理学的方法，研究区域性城市、农业经济、市场经济，讨论大一统帝国总的财政经济框架与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17。对于宋代“积贫积弱”一类成说，也有学者提出了质疑和批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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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许怀林：《宋代民风好讼的成因分析》，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讨会第九届年会编刊》：《宋代福建的民间拆讼》，《福州师专学报》2001年6期。
2 青木敦《北宋末～南宋の法令に附された越诉规定にっぃて》，《东洋史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会》五十八卷第二号，1999年．
3 屈超立：《宋代地方政府民事审判职能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
4 柳立言编：《宋元时代的法律、思想和社会》，华泰文化事业公司，2001年。
5 Billy Kee-long So(苏基朗)，Sung Criminal Justice and the Modern Implication of Chinese Legal Tradition：The Case of Yün(1068-69)Revisited；刘增贵编：《法制与礼俗——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02年。
6 高桥芳郎：《宋代中国の法制邑社会》，汲古书院，2002年9月。
7 汪圣铎：《两宋货币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8 方宝璋：《宋代财经监督研究》，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年。
9 姜锡东：《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中华书局，2002年。
10 缪坤和：《宋代信用票据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11 张锦鹏：《宋代商品供给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12 Billy k.L. So：Prosperity,Region，and Institutions in Maritime China：the South Fukien Pattern，946-136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13 林文勋等：《中国古代专卖制度与商品经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14 黄纯艳：《宋代茶法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15 曹家齐：《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16 游彪：《宋代寺院经济史稿》，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
17 例如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陈国灿《宋代江南城市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龙登高：《江南市场史：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18 如李裕民：《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3期。
就整体趋势而言，经济史研究在研究取向方面愈益多元化，显现出不同的学术风格。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研究方式，成为不少学者的选择：与此同时，运用计量分析等经济学方法，使研究更加精密的努力，成为日渐明显的倾向。更重要的是，学界对于传统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开始有认真的检讨，围绕“宋代经济革命说”以及宋代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评价的讨论1，有效地深化了我们对于该时代的整体认识。
政治史：
政治史通常注重时代的走势，注重通体性的研究，国内学界应该说占有整体上的优势。要把握宋代政治的发展脉络，一方面要突破宋人的“本朝史观”之限制，另一方面，需要提炼“牵动力”较强的问题，而避免简单化。
宋史学界对于赵宋“祖宗之法”、“防弊之政”的再认识，或许是研究中的“亮点”之一。许多宋史研究者强调宋代“士大夫政治”对于皇权的限制，认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理解宋代官僚政治体系乃至文化繁荣的关键2；也有学者强调另一方面的趋势，指出宋代专制君权与忠君观念皆处在逐渐强化的过程之中3。与士大夫政治相关，学界也有不少关于党争的讨论4。
宋代的政治史研究向来是后不如前——南宋不如北宋，南北宋晚期不如前期。但在最近几年中，北宋晚期、南宋晚期的政治史都受到国际性的关注5。
宋史学界对于政治史的个案讨论，长期以来集中在少数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事件之上。例如北宋时期的范仲淹与庆历新政、王安石与王安石变法6，南宋时期的岳飞、赵构与高宗朝政治7，等等。近些年来，这些研究“点”明显地丰富起来。人物研究逐渐从个体走向群体，研究中愈益重视多方面的“关系”，把个别人物与周边人物、与事件、与学术思潮、与时代联系起来。王曾瑜等学者从校勘整理相关资料、系统考辨人物事迹，到综合性深入研究，乃至撰写纪实小说等等，形成了从基础工作到深入研究再到普及较为完整的组合格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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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一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1期。李根蟠：《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以唐宋时代为中心的讨论》，《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
2 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3期；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暨南学报：哲社版》2001年6期；王瑞来：《宋代の皇帝榷力と士大夫政治》，汲古书院，2001年。
3 参见姚大力《论蒙元王朝的皇权》，载《学术集林》卷十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张帆《论蒙元王朝的家天下政治特征》，载《北大史学》第八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4 例如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人民出版社，1998年．
5 例如张邦炜：《宋徽宗初年的政治——以蔡王府狱为中心》，《西北师大学报》2004年1期；《靖康内讧解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3期：《北宋亡国与权力膨胀》，《天府新论》2000年1期。王曾瑜：《宋钦宗和他的四名宰执》，《学习与探索》1999年6期。罗家祥：《靖康党论与“靖康之难”》，《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3期。方震华《北宋中晚期文士对武力的定位》，《汉学研究通讯》2002年11月，21卷第4期。美国学者包弼德(Peter Bol)：Whither the Emperor? Emperor Huizong，the New Policies，and the Tang-Song Transi．tion，Journal of Song Yuan Studies Vol．3l(2001)：伊沛霞(Patricia Ebrey)：《文人文化与蔡京和徽宗的关系》，载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讨会第九届年会编刊》，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
6 参见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
7 参见朱瑞熙：《岳飞研究的百年回顾》，待刊。
8 王曾瑜：《鄂国金佗粹编续编校注》，中华书局，1989年；《尽忠报国——岳飞新传》，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河洛悲歌》、《靖康奇耻》，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也有学者关注历史人物形象变迁所蕴涵的“当代史”的意义1。这反映出，传统的人物研究也在寻找新的问题生长点。
制度史：
制度史研究中也出现了对于学界成说的再探讨。我们看到，即使是宋代中央政治制度中最关键、最核心的内容，也还有许多重要的“未发之覆”。对于宋代“二府”之_枢密院的研究，就是其中的一例2。以往对于文官制度讨论较多，近年来则有不少对于武将群体的考察3。
就一段时间内的趋势而言，宋史界关注的重点是地方和基层的行政制度4。对于宋代路制以及相关行政制度的研究，集中了国际范围内许多学者的目光5。其中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一书，通过中央制度的“地方化”过程，来探讨财政制度在实际运作中产生的与制度文本规定不同的多种变异。除去对于路及州郡体制的考察外，还有许多对于县丞、县级公吏6，对于乡村基层组织衍变的基本趋势的考察7。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制度史研究中的重要方面。政治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促使历史学者从新的角度考虑以往的问题。围绕着沟通中央与地方的，“信息渠道”这一总的论题，产生了一些新的研究点，例如信息“不均衡分布”条件下的政绩考察与“实迹”问题；地方上的“父老”缙绅、寄居士人与官方关系问题；榜谕、粉壁、劝俗文(劝学文，劝农文)的沟通晓示作用问题；信息通进机构如通进银台司、罔门、进奏院以及邸报的运作形式问题……带动了对于信息上传下达的环节、传布方式，作为信息载体的文书形式、传递过程及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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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孙江、黄东兰：《岳飞叙述、公共记忆与国族认同》，参见高明扬：《纪念岳飞诞辰900周年暨宋学学术国际研讨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1期：邓小南：《关于“道理最大”——兼谈宋人对于“祖宗”形象的塑造》，《暨南学报》2003年2期。
2 陈峰：《北宋枢密院长贰出身变化与以文驭武方针》，《历史研究》2001年1期；邓小南：《近臣与外官——试析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李全德：《五代至北宋前期的枢密院体制》，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3年；傅礼白：《宋代枢密院的失势与军事决策权的转移》，《史学月刊》2004年2期。
3 何冠环：《北宋武将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03年；曾瑞龙：《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陈峰：《北宋武将群体研究》，河北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2年；赵冬梅：《北宋的武选官及其选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
4 例如余蔚：《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
5 李昌宪：《宋朝路制研究》，《国学研究》第九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李昌宪、王丽：《宋代转运司治所考述》，《文史》2001年第2辑；《北宋转运使的设置问题探讨》，《河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黄纯艳：《论宋运使的演变》，《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论宋运使的职能——兼论发运使与转运使的关系》，《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汪圣铎：《宋代转运使补论》，《中国史研究》2004年1期。青木敦：《宋代の监司の语羲にっぃて》，《历史学研究》753，2001年。渡边久：《北宋の经略安抚使》，《柬洋史研究》57-4、1999年；《北宋转运使と行政监督》，《龙谷大学论集》457，2001年。高桥弘臣：《南宋初期の川陕地方にぉける宣抚处置使·宣抚使について》，《受嫒大学法文学部论集(人文)》13，2002年。
6 陆敏珍：《宋代县丞初探》，《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苗书梅：《宋代县级公吏制度初论》，《文史哲》2003年第1期。
7 王棣：《宋代乡里两级制度质疑》，《历史研究》1999年4期；《从乡司地位变化看宋代乡村管理体制的转变》，《中国史研究》2000年1期；《宋代乡司在赋税征收体制中的职权与运作》，《中州学刊》1999年2期；夏维中：《宋代乡村基层组织衍变的基本趋势：与〈宋代乡里两级制度质疑>一文商榷》，《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粱建国：《宋代乡村区划研究》，河南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04年。
体制等一系列相关研究。也有学者在长期研究宋代监察机构的基础上，将台谏考察官员的过程作为一个完整的信息处理过程予以观察1。
当然，选题重点的变化、空白的填补并不意味着制度史研究有了质的进展。在“过程”与“关系”中把握制度，走向“活”的制度史，或许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4、学科界限的打破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传统学科领域的边缘或者交叉界面，比较容易产生新的成果。
现代学科的划分，在带来了种种便利的同时，也造成了重重障碍。众所周知，宋代士大夫在文学、经术、政治方面的努力紧密地切合在一起；赵宋的“祖宗家法”等内容，也是存在于政治、社会、文化交汇的界面上2。相关研究要走向深入，无疑对于现代学科体制是个挑战。
2003年出版的余英时新作《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3，以朱熹为中心视点，而致力于“宋代文化史和政治史的综合研究，尤其注重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注重理学文献的政治解读，关注“内圣”与。外王”的衔接，致力于把理学“放回”宋代儒学的整体来理解，而不是将其“抽离”出来4。当然。作者“仅仅强调理学系统中有必须通过政治解读才能澄清的部分，但并不是将全部理学都化约为政治问题”。
2001年，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举办了题为“江南的城市工业和大众文化(960—1850)”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讨论围绕宋代以来区域性经济发展与大众文化、民问信仰、地方意识的关系，从经济与文化的交叉界面着眼，反映出学术领域新的发展趋势。
三、研究条件的新积蓄
1、田野调查与资料范围的扩展
目前宋史界所使用资料的范围，已经自“精英著述”扩大到文字、图像与其它非文字的“边缘材料”，越来越多地利用地方志、文书档案、墓志、金石碑铭、诗词、笔记、小说乃至书信、契约、谱牒、婚帖、账簿等文字资料，以及图像、历史遗存、考古出土文物等等资料。人类学所注重的田野调查，也成为近年来历史学界普遍运用的研究方式之一。社会史、民族史、历史地理、思想史、艺术史领域的研究者成为引领风气的先驱。这种拓展，不仅反映于资料范围的扩大，也反映于学者对各类实物资料、情境场景的综合认识及其与文献资料的互补和互证。正是这种拓展，构成为学科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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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中心》，待刊。
2 邓小南：《“正家之法”与赵宋的“祖宗家法”》，《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4期：《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以北宋时期为中心》，《国学研究》第七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3 台北允晨；2004年三联书店出版简体字本。
4 参见陈来：《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涂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述评》，《二十一世纪》，2003年10月号。
2、资料建设与深层利用
目前保存、整理、利用资料的手段，都与数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史籍校点与整理，是大陆史学界的长项之一。吴洪泽、尹波主编《宋人年谱丛刊》、国家图书馆编辑《宋代石刻文献全编》、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编辑《全宋笔记》，为学界提供了研究便利。有关地方行政制度的资料整理，有李之亮《宋代路分长官通考》《宋代郡守通考》1等多种，汇集了丰富史料。也有一些电子数据库的建设。
尽管宋史研究不具备其它断代史那样的“新材料”，但新的观念、新的问题，使得一些以前即为人们知晓的材料不断被更深层次的开发、利用。例如《名公书判清明集》，社科院历史所的学者作了出色的整理工作2，日本学者、美国学者也先后做了译注3，台湾学界组织了专题的研读班，出版了专门的研究著作《宋代社会与法律——<名公书判清明集>讨论》4。
3、资料研读与人才培养
多年来，台湾、日本学者通过组织读书会、研习营，培养出不少优秀学生。台湾地区跨校的、师生共同参与的“宋代典籍研读会”，利用周末半日研读，已经坚持了八年。在此基础之上，2003年10月，在东吴大学举办了“宋代墓志史料的文本分析与实证运用”学术研讨会。
大陆高校各类形式的读书课，是历史专业的传统。近年来也组织了一系列针对性明确、强化密集的读书讨论。2003年浙江大学历史系举办了首届宋史讲习班，九所高校的三十余名宋史研究生参加；北京大学也组织了以“流动与秩序：中古时期的社会与思想文化”为题的唐宋史研究生读书讨论班。主持这些读书班的，既有国内的宋史专家，也有来自海外的著名教授。
对于学术普及事业的关注，也是宋史学界近年来的明显趋向之一。2003年面世的陈振撰著《宋史》一书5，为初学宋史者提供了一部内容厚重、文字晓畅、份量适中的基本读物。虞云国《细说宋朝》，致力于追求历史感与可读性的高度统一6。张其凡《两宋历史文化概论》7则是作者集二十余年研究心得写成的一部教材。从兼顾研究与普及的断代史著述，到纪实性小说系列，“以历史学家的睿知讲真实历史”8，有效地沟通着“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
四、集体反思意识的增强
国内学界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的学术积累相当深厚，但宋代的历史曾经因朝代的不强不盛而受到冷落，宋史研究在一段时间内整体水平不高；而同时在日本，在欧美，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受到肯定，在一些国际性研究计划的推动下，群体性的研究开始出现优势。近年来，我们在研究方向、取径，乃至议题的选择方面，许多是受海外学界的影响。国内学界对于这些内容有批评，有修正，但在国际汉学界宋史研究交流的平台上，我们能够主导潮流、影响研究取向的方面尚相当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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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之亮：《宋代郡守通考》，巴蜀书社，2001年。李之亮：《宋代路分长官通考》，巴蜀书社，2003年。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1987年。
3 梅原郁：《清明集译注》，同朋舍，1987年；Brain McKnight英译本。
4 宋代官箴研读会：《宋代社会与法律——〈名公书判清明集>讨论〉，东大，2001年；高桥芳郎《宋代中国の法制と社会》第八章也专门讨论了《名公书判清明集》。
5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6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7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
8 沈渭滨：《虞云国〈细说宋朝>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近年来，国内外学界致力于对以往各种具有共识性的成说以及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进行检讨，通过共同的省思，提出新见解，探索新方法，从而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就我们目前存在的问题而言，其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有出色的学者、出色的研究，而在于我们的史学界作为一个整体，学术组织和学术体制的运作方式。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体现在我们进行理性的学术批评与自我反省的能力。
世纪之交提供了外在的机会。我们看到一系列回顾展望性质的会议与文章1。2001年，浙江大学历史系邀请国内外一些中青年学者，召开了小型精干的专题研讨会，题为“近百年宋史研究回顾与反思：制度篇”。会议反映出宋史学界自我质疑、突破陈说，要求借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转换研究范式的强烈愿望。大家认识到“自觉的创新意识、批判精神、本土取向、全局观念、学术史关怀，是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希望通过共同的努力“走向自觉”2。
今天的宋史学界，已经涌现出不少富于创造性、具备持续发展潜力的议题，学术规范不仅作为一种技术标准，而且作为一种学术意识、学术境界，日益受到重视，从而使研究的学术品质可以有所保证。经过坚持不懈、注重交流的群体性研究，相信能够出现具有我们的学术特点与学术优势的一流成果。
中图分类号：B94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176（2013）01-0012-04
上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高雄义坚就指出，中国佛教研究应该多关注唐宋以后的中国佛教。不过就宋代华严思想研究而言，起步仍然很晚。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日本学者投入的精力最多，成果最丰富；大陆和台湾地区相对比较滞后。本文仅就笔者所及，将学术界的研究状况作一简要回顾。
一、研究成果概览
学术界对宋代华严思想的研究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初期到90年代中期；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近20年。第一阶段基本上是概述性质，即在佛教史、佛学史、宗派史等论著中概略性地描述宋代华严思想的发展状况，这方面的著作很多。例如，蒋维乔的《中国佛教史》、黄忏华的《中国佛教史》、吕激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郭朋的《宋元佛教思想史》、镰田茂雄的《简明中国佛教史》、高峰了州的《华严思想史》、魏道儒的《中国华严宗通史》等著作，对宋代华严思想均有详略不同的描述。第二个阶段是专题研究阶段，即对宋代华严宗的传播、著述、人物生平作了深入细致地考察，以吉田刚、王颂等人的成果为代表。
吉田刚自1995年以来，连续在日本学术期刊上发表了20多篇与宋代华严思想相关的研究论文，标志着宋代华严思想真正进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野。他的主要成果有：《师会与观复的论争——以该摄门的解释为中心》（1995）、《（明宗记）的著作目的及其同教理解》（1996）、《赵宋华严教学的展开——法华经解释的展开》（1996）、《笑庵观复的著作》（1997）、《北宋华严兴隆之经纬——长水子璇在华严教学史的位置》、《笑庵观复的四义同教说》（1998）、《可堂师会的一义同教说》（1999）、《长水子璇对宗密教学的受容与展开》，等等。2000年3月，他还以《宋代华严教学之研究》为题，取得了驹泽大学佛教学博士学位。从上述论文可知，吉田刚先生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宋代华严判教思想的开展。王颂先生的最重要成果是《宋代华严思想研究》一书，这也是目前国内公开出版的唯一一部以宋代华严宗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该书采用思想史研究方法，重视史实的考察、文献的梳理。该书包括宋代华严祖师的传记研究、华严宗传承谱系的确立、教团的展开、修行方式、教理著作的解读、华严与净土的结合、三教融合、忏法仪轨等。其重点是对宋代华严僧传记的梳理，以及江南地区华严教团的考察。
除上述成果外，尚有其他学者发表过与宋代华严思想相关的研究心得。例如，祝尚书的《宋初西湖白莲社考论》，发表于《文献》1995年第3期；魏道儒在《中华佛学学报》第13期发表的《宗教融合与教化功能——以宋代两种华严净土信仰为例》；释法幢在中华佛学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宋代贤首中兴教主净源之生平探讨——兼谈大觉国师义天与慧因高丽寺》；陈永革、邱高兴在第五届吴越佛教研讨会分别提交的《论晋水净源与北宋华严中兴》、《宋代杭州华严思想的流布》，这两篇论文均收入《吴越佛教》第五卷；圣凯法师在《新世纪宗教研究》第7卷第4期发表的《净源研究》；郑云鹏的《宋初杭州华严净行社研究》，发表在《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报》2011年第2期。另外，也有硕士研究生以宋代华严思想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
二、关于宋代华严宗传承情况的研究
目前制约宋代华严思想的研究主要因素是资料不足，导致学术界对宋代华严宗的发展状况难以作出清晰的描述。例如，在人物方面，学术界经常提及的有子璇、净源、道亭、义和、师会、观复、善熹、希迪等，他们是推动宋代华严复兴的主要力量。关于这些人物的生平、著述，由于无详实的资料记载，长期无人详考。在著作方面，宋代华严学僧曾经撰写或编纂了很多华严学章记、注疏，但散失严重，即便是现存的著作，要么残缺不全，要么留存海外，搜集起来颇费周折。近年来，经过一些学者的努力，我们才开始对宋代华严宗的发展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王颂、李国玲等学者对宋代华严僧团、人物传记、华严著述的考察，发现尚有其他在当时有影响的华严学僧，如鉴义佛日、元智、善聪、清雅、智肱、子宁、怀远、清远、遇荣、普观、日新、道通、慧定等。
与宋代华严思想传播情况密切相关的就是华严宗在宋代的传承。中国佛教重视宗派传承问题始于唐代，以天台宗和禅宗为主。到了宋代，宗派传承问题成为各个宗派的共同议题，不仅天台宗、禅宗依旧如故，华严宗、净土宗、律宗等纷纷制定本宗的传承谱系，即通常所说的法统。华严宗的传承问题，宗密曾经作过说明，他以杜顺为初祖、智俨为二祖，法藏为三祖。宋代中兴华严的功臣净源分别提出了“五祖说”、“华梵七祖说”。“五祖说”以杜顺、智俨、法藏、澄观、宗密五位高僧为华严宗的中土祖师，“华梵七祖说”就是在五祖的基础上增列马鸣、龙树两位印度论师分别为华严宗的初祖、二祖。但是净源提出的法统说没有涵盖整个宋代的传承。关于宋代华严宗的传承，主要是明清时期的佛教文献记载很多。贤度法师在《华严学讲义》、《华严学专题研究》两部书中列举有7种文献，即《宝通贤首传灯录》、《伯亭大师传记总帙》、《灌顶伯亭大师塔铭》、《宗派律诸宗演派》、《大乘本生心地观经浅注本序》、《妙法莲华经科拾跋》、《仁王经科疏并序》、《南来堂诗集》。除此之外，明代宋濂的《护法录》，清代仪润的《百丈丛林清规证义记》也值得重视。遗憾的是，这些文献语焉不详，很多历史细节无法详考。
近百年来，有不少学者尝试对华严宗传承进行考察。镰田茂雄认为，宗密以后的华严宗的传承有两条：（1）宗密太原传奥从朗绝观现师五台承迁晋水净源义和佛智师会性宗；（2）宗密……子璇净源，净源以后的传承，与（1）同。这两条路线之所以出现差异，盖在于净源先后从学于五台承迁、子璇。周叔迦先生认为，“宗密传妙元本奥，奥传开明普朗、朗传元显法现、现传灵光洪敏”，洪敏传子璇，子璇传净源。净源以后的传承是：“净源传神莹希冲，冲传道明妙观，观传玉峰师会。”他将镰田茂雄所列谱系没有的希冲列入，又将义和排除在外。蒋维乔在《中国佛教史》中说：“华严宗，宋初有长水子璇，即世所称长水大师是也。自澄观大师传圭峰；圭峰传彻微；彻微传海印；海印传法灯；法灯传长水；华严宗至此，始复兴盛”，长水之后有净源。贤度法师也对宗密后华严宗的传承进行过搜理，并且在《华严宗要义》、《华严学专题研究》两部书中详细列出了华严宗传承序列表，值得参考。
三、关于宋代华严思想的研究
魏道儒先生指出，“会昌（841—846）之后的华严宗历史，既不是有传承法系的严格意义的宗派延续历史，也不是华严教理依据内在逻辑有新发展的历史，而是华严教理的传播史，是它在整体佛学中的运行史和转型变态史。”这一论断相当精辟，也符合宋代华严宗发展的实际。宋代华严思想主要承袭澄观、宗密的华严思想，也受到永明延寿的影响，注重诸宗融合、禅教一致，这在学术界已达成共识。例如蒋维乔指出，宗密以后的华严宗近似禅宗。吕潋先生认为，华严宗学说在宋初流行的是宗密一系沟通《圆觉》、《起信论》的理论。王颂指出，宋代华严宗最大的思想特色是基于澄观、宗密的学说发挥《圆觉经》、《起信论》等蕴含的如来藏心性学说，形成这种特色的客观原因是三教融合、诸宗会通的历史大背景。
细节方面，学术界目前关注的重点是发生在南宋时期的华严判教之争。从整个宋代华严思想史来看，道亭、宗豫、观复、师会、善熹、希迪都是参与判教思想论争的重要人物，涉及的内容很多。魏道儒先生认为，道亭在《义苑疏》要辨明华严宗与天台和禅宗的区别，重点阐明了道亭对顿教的理解。对于南宋时期的思想，则重点论述了师会、观复之间的判教之争。王颂指出宋代华严僧关于判教理论的争论主要是围绕同教问题而展开，体现了宋代华严学僧对智俨、法藏系统和澄观、宗密系统的华严流派的不同取舍态度。他继而对道亭对“同教”、“别教”的阐释以及观复与师会的论战作了详尽分析。吉田刚先生的论文基本是围绕南宋诸家的判教思想而作，如前所提。至于宋代华严思想的其他方面，学术界也作了一些研究，主要有：
第一、宋代华严与禅宗的交涉。
学术界关注较多的人物是子璇、净源等人的华严禅思想。关于子璇的禅教融合思想，主要成果有高峰了州《华严思想史》、魏道儒先生的《中国华严宗通史》，以及吉田刚的论文《北宋华严兴隆之经纬一长水子璇在华严教学史的位置》、《长水子璇对宗密教学的受容与展开》等。高峰了州认为，子璇的华严学是通过传奥的桥梁作用间接承袭宗密的思想，崇尚禅教融合。魏道儒先生指出，子璇的禅教融合倾向既与子璇的修学经历有关，也与当时佛教的潮流有关。张春波在《论发现的意义》、《肇论校释》等论著中探讨了净源的《肇论》研究与禅思想的关系。他指出，净源是用澄观、宗密的华严思想解释《肇论》，所以把“妙心”推为最高本体。
第二、宋代华严与天台的交涉。
学术界主要关注宋代华严忏法与天台忏的紧密联系，如圣凯法师的《中国佛教忏法研究》、《净源研究》、王颂《宋代华严思想研究》的第七章“宋代华严宗礼忏仪轨的创建”，吉田刚《宋代华严礼忏仪轨的成立》等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华严忏与天台忏的关系。吉田刚的《赵宋华严教学的展开——以解释的展开为中心》、《长水子璇的无情成佛论》等论文中，从《法华经》诠释、佛性论等角度探讨了宋代华严教学与天台学的交融问题。
第三、宋代华严与净土的交涉。
净土思想和信仰在江南地区、北疆地区都很有影响，目前只有江南地区的省常和圆澄义和倡导的贤净融合有文本支持。学者们一致认为，省常、义和代表着宋代华严与净土融合的两种不同类型，即：省常在宋初江南地区组织的净土结社偏重于宗教实践层面，而义和主要从理论层面试图将弥陀净土融摄到华严学的架构中。这方面的成果可参考魏道儒先生的《中国华严宗通史》，王颂的《宋代华严思想研究》。此外，祝尚书的《宋初西湖白莲社考论》、郑云鹏的《宋初杭州华严净行社研究》对省常净行社的考察和研究也值得参考。
第一，“新宋学”概念是针对当时的宋史研究提出的，源自陈寅恪对宋代史学成就的推崇。
首先，“新宋学”的概念是针对当时的宋史研究提出的。陈寅恪对“新宋学”概念的论述，最重要的是《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1943年)一文，他指出：“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惟可一言蔽之日：宋代学术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由此可见，“新宋学的建立”就是“宋代学术的复兴”；而学术复兴的内容则是“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即包括考古、历史、思想史等在内的广义史学。在陈寅恪看来，邓广铭对宋代历史的研究正对应于“宋代学术复兴”，所以他特别指出其研究有助于“新宋学”的建立，“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指邓广铭)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先生则始终殚力竭智，以建立新宋学为务。”(《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7页，三联书店2001年，以下简称《二编》)邓氏是现代宋朝断代史研究的主要开创者之一，他所“殚力竭智”的主要是现代宋史研究，陈寅恪所说的“新宋学”就是指包括宋史研究在内的新史学。
其次，“新宋学”源自于陈寅恪对宋代史学成就的推崇。他一方面认为宋代史学代表了中国古代史学的最高成就，称“中国史学莫盛于宋”(《二编》第272页)，“宋贤史学，今古罕匹”(《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34页，三联书店1956年)，“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二编》第270页)；另一方面又对宋代史学成就及宋人(以司马光和李焘为代表)治史方法尤为推崇，并作为其史学研究的效法对象，称“后稍长偶读宋贤《涑水记闻》及《老学庵笔记》二书，遂欲取为楷模，从事著述”(《寒柳堂集》第185页，三联书店2001年)。陈氏因此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他晚年(1963年)在《赠蒋秉南序》中又针对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评论说：“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寒柳堂集》第182页)，在他看来，民族文化“造极”于宋代的主要根据就是宋代史学成就的辉煌，其目的在于赞许宋代史学成就的伟大。正是由于陈寅恪对宋代史学成就的格外推崇，所以才用“新宋学”代指其理想的史学研究。
第二，“新宋学”概念不包括宋代的经学研究及包括理学的“新儒学”。
首先，“新宋学”不包括宋代的经学研究。高先生认为陈氏所理解的“新宋学”包括“宋儒的解经方法”，笔者认为陈寅恪事实上赞许的只是宋代的史学考据方法，而非宋儒的解经方法。他实际上并不赞许传统的经学形式与方法，并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对清代“重经轻史”的考据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而以“六经注我”精神来解经的宋人，则更接近于他所批评的“明清放浪之才人”。例如，陈寅恪虽然赞许杨树达以宋人史学考据方法研究《论语》，说“先生治经之法，殆与宋贤治史之法冥会”，但只是因为杨氏与“宋贤”在方法上相似；他认为宋人史学之所以有大成就，关键之一便在于吸收了佛典“合本子注”的体例和方法，即“天竺诂经之法”(《陈述辽史补注序》，《二编》第264页)，他称杨氏的研究“与天竺诂经之法，形似而实不同也”，其意则指杨氏的经学水平还未达到宋学(宋代史学)的高度。陈寅恪不仅以史学为“宋学”的中心，他的“新宋学”也似乎颇有以史学代替经学的意思，他说：“夫圣人之言，必有为而发，若不取事实以证之，则成无的之矢矣。”(《二编》第262页)可以参证古代“圣人之言”的“事实”主要为史籍中所载史事与考古资料等，因此，其意在于指出研究儒家经典必须依靠历史的形式与方法。
其次，“新宋学”不包括宋学。传统学者尤其是清代学者将理学称为“宋学”，并与当时的“汉学”即考据学并立。在陈寅恪看来，“新宋学”主要指史学，而传统的“宋学”(理学)则不在此范围之内，他称理学为“新儒学”(或“新儒家”)，以示与“新宋学”不同。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在于：一是所指的学术领域不同，前者主要针对史学，后者则针对思想(哲学)，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1934年)中指出：“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二编》282页)二是学术源流不同，前者作为宋代史学的代称，特别强调佛教的影响(司马光、李焘对“内典合本子注”编纂方法的吸收融合)，而未提及与道教的关系，后者作为宋学的代称，则突出了道教的影响，佛教的影响则在其次(“凡新儒家之学说，几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由此可见，“新宋学”与“新儒学”是两个内容和指代范围不同的概念，“新宋学”特指继承宋人规模和成就的史学研究。
第三，“新宋学”指现代史学研究的发展与进步，反映了陈寅恪建立新史学的努力。
陈寅恪“新宋学”概念的提出，本质上是对建立现代新史学这一学术课题的回应，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学术转型的时代课题的解答：即在反思传统与回应西学的基础上实现中国文化的“鉴古开新”。他之所以用“新宋学”指代建设新史学的学术理想，一方面在于宋代史学对佛教等外来学术思想的吸收，正反映了“中西融合”而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学术思路；另一方面则在于宋代史学及文化代表了民族的文化精华，可以此为基础建设中国现代新史学。在他看来，宋代史学的这些特点正适合于建设现代新史学及重振民族文化，并可以回应文化转型的时代课题，这也证明“新宋学”的内涵就是“新史学”。
首先，陈寅恪认为中国史学及文化应以本民
族文化为本位，而宋代史学正是这一精神的体现。他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二编》第285页)他认为正是宋代史家对佛教经书“内典合本子注”编撰方法的吸收，并在融合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创造，才成就了宋代史学的辉煌。他说：“裴世期之注三国志，深受当时内典合本子注之薰习。此盖吾国学术史之一大事，……赵宋史家著述，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最能得昔人合本子注之遗意。”(《二编》第264页)但陈氏认为“新儒家”(理学)与宋代史学对待“中西(印)体用”的态度并不相同，前者是“天竺为体，华夏为用”(《论韩愈》，《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寅恪卷》第706页)，而后者则是“华夏为体，天竺为用”。因此，宋代史学正体现了这种“融会中西”而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精神，这也是他眼中的“新宋学”(新史学)的根本精神。
其次，陈寅恪以宋人的史学方法为基础，进行建设新史学的实践。他在《杨树达论语疏证序》中指出，宋人的治史方法是实事求是的“史学考据”，具体则包括“汇集史料”和“间下己意”两部分，前者在于详尽的收集相关的可靠史料，后者在于结合史料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论证，他称此为“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他认为杨树达的研究做到了这一点，并且“妄欲攀引先生(杨树达)为同类以自重”(《二编》第263页)，这表明陈氏将宋人的“史学考据”作为自己的治史方法。此外，他进一步从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两方面对“旧宋学”进行了创新发展，并以此建设“新宋学”，在研究领域方面，陈寅洛特别重视佛典的研究，他指出宋人宗教研究的薄弱之处，“宋代史家之著述，于宗教往往疏略，此不独由于意执之偏蔽，亦其知见之狭陋有以致之”(《二编》，第272页)。因此，他对中古的佛教经典及史实进行了大量考证，以此弥补“旧宋学”不足，以复兴宋代学术、建立“新宋学”；在研究方法方面，他吸收了近代新史学的方法论，在研究理论与方法上则受到实证史学的影响。陈氏提出“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与妹书》，《二编》第356页)，并以此研究历史与佛教。他正是通过这种融会中西史学成果的途径，努力实践其建设“新宋学”即“新史学”的学术理想。作为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的学术研究本身就是对“建设现代新史学”的探索，许多学者已指出陈寅恪之学就是“新宋学”，这也证明“新宋学”就是“新史学”。
第四，“新宋学”是结合了独立自由的治史理念与民族精神的新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