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世界最权威的古陶瓷学术组织之一――英国东方古陶瓷学会，授予她“希尔金奖”（Hill Gold medal）。这是迄今获此殊荣的第一位华人学者。
对耀州窑的第一次考古挖掘
考古，一个探求古代扑朔迷离遗迹的职业，除了些许“神秘”外，更多的是充满艰辛。我们不难想象，能成为一个杰出的女考古、鉴定学家，禚振西需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而她至今已经在考古第一线坚守了近40年。
1961年，23岁的禚振西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被分配到陕西省文物考古所，起初的工作是资料室管理员。
第一天走进资料室，当她那双明亮的大眼睛看到文物架、地面上到处摆放着有关文物的书籍以及五颜六色的古陶瓷和陶瓷残片时，一下子就被那些古色古香的东西迷住了。那种对神秘未知的遐想，激发了她探求结果的欲望。此后，她的业余时间几乎全部花在了如何鉴别古瓷的知识积累中，大量阅读，随地观察，乐在其中，不能自拔。
这种不断的汲取，让她充满了对野外考古的向往，但一直都没有机会。
直到1973年春天，在距离西安80公里外的铜川市黄堡镇，一家工厂在施工时挖掘出大量的陶瓷碎片，厂领导感觉有些异样，立即报告给铜川市文化馆。馆长极为重视，派了一位得力干事，将各种颜色的瓷片，装了一大口袋，背到了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口袋打开，瓷片摊开一地。虽然它们布满黄土，但个个依然闪烁着或亮丽或温润的色光。围在一旁的禚振西大开眼界、如获至宝，一下子兴奋起来，拿起一片摆在一边，说这是宋代的；又拿起一片，说这是唐代的；再拿起一片，说这是金代的……
起初大家还议论纷纷，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这时候都不说话了，开始听她讲。房间里静悄悄的，这个平时总是默默无言，此时却滔滔不绝、不断闪烁着智慧火花的年轻女知识分子，令在场的人大为惊奇，不停地发出感叹。
正是这次即兴演说，改变了禚振西以后的人生轨迹，成就了她一生的梦想。
研究所领导当即拍板，决定就让她带队到黄堡镇进行实地挖掘研究。1973年5月，禚振西撇下不到3岁的儿子，带着只有两个队员的考古队，开始了她对耀州窑遗址的首次考古挖掘工作。
耀州窑炉火在历史上曾经熊熊燃烧了800年，唐宋鼎盛时形成了“十里窑场”的宏大规模，但不知什么原因，元末明初停烧了。长久以来，耀州窑的“庐山真面目”不为世人所识，静静地湮没在渭北高原的黄土之下达600年之久。
据禚振西介绍，民间发现耀州窑遗址是在民国时期，1931年政府修咸榆公路，1939年又修了咸铜铁路，两路均穿窑址而过，因大面积动土，发现了不少古瓷器。这些工艺精湛的古耀瓷流散出去后，引起了外界的关注，并为“中外人士所珍视”。在此期间，民国政府也曾拨款，要发掘重建耀州窑，但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此项工作也就告停了。
1958～1959年，考古学家唐金裕主持了耀州窑遗址的首次挖掘工作。虽然由于政治原因只进行了一部分，但为以后耀州窑的发掘研究提供了较系统的科学资料。
禚振西主持的这次考古挖掘，是第二次规模考察。在前人考古成果的指引下，从1973年5月开始，她全身心投入到了耀州窑遗址更广泛的系统考察。随着挖掘工作的顺利进行，遗址覆盖范围越来越大，令人惊喜的发现也越来越多，逐渐展现出了“十里窑场”的宏大场面。
她说，这次考古工作为日后研究中国古陶瓷提出了若干有待解决的问题，并且促动了铜川市耀州瓷产业的复兴。
当年秋天，她迫不及待地向铜川市领导汇报了这次考古成果。这个厚实的报告，让时任铜川市市长张铁民非常震撼，市长激动地说：“一定要千方百计将耀州瓷生产恢复起来。”
随后，铜川市政府立即调动各种人力，在陕西省轻工业局的支持下，组建了两个仿复制组，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铜川市陈炉陶瓷厂和庄里陶瓷厂，陕西省文物部门提供样品，开始了耀州瓷的仿复制工作。
1977年，耀州瓷仿复制成功，这两个厂立即进行规模生产。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初，可以说是耀州瓷一个辉煌时期，产品种类逐渐丰富，除了工艺陶瓷外，更多的是日用产品，主要有青釉、白釉、黑釉、姜黄釉、月白釉、铁锈花等，造型古朴典雅，色泽光洁、明亮，产品纷纷销往全国各地，并出口到了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
持续14年的第二次大考察
铜川市黄堡镇，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黄土高原小镇，由于耀州窑遗址的发掘而名声大振。但这里依然到处还埋藏着难计其数的各类残瓷，隐藏着一个又一个秘密。
1984年，又一个意外事件发生了，当地农民在建石灰窑时，发现了不同其它的大量瓷片。一得到消息，禚振西立即做好了长期驻扎那里的准备，并且和丈夫杜葆仁一同主持工作。这是一次更大规模的系统考古工作，持续时间达14年，一直到1997年结束。
在此期间，随着耀州窑遗址考察的基本完成，竟挖掘出珍贵文物50多万件。如此大的数量令世人大为惊奇，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瓷品种类最多、保存最完整、人为破坏最少的古陶瓷文化遗址。1988年元月，黄堡镇被国务院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我国古耀州瓷发掘及研究基地。
1994年，为了保护、展示耀州瓷的珍贵遗存，铜川市建立了全国最大的地质型专业陶瓷博物馆――耀州窑博物馆。至今耀州窑文物已经在国内外多个城市展出，所到之处无不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而禚振西就是这座博物馆的奠基人之一，她是耀州窑博物馆的名誉馆长。
专家评价，此次发掘不但为全面深入地认识耀州窑的发展史和内涵提供了系统的完整资料，也为唐至元明时期北方各窑口的断代提供了重要资料。特别是唐三彩和唐青瓷的大量发现，意义更非同寻常。五代层是北方青瓷烧造的首次发现，找到了五代淡天青瓷和“官”字款青瓷，填补了北方地区该段制瓷史的空白；另外找出了唐至元明各时代耀瓷的特征，系统地解决了其时代区分问题。
这些收获是中国陶瓷考古的重大成果，因而被评为了20世纪“中国百大考古发现之一”和“陕西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为此，禚振西曾荣获首届中国田野考古奖；其学术著作曾八次获得陕西省社会科学、历史科学一等或二等奖，四次获得陕西省文物系统一等奖；特别是荣获了英国东方古陶瓷学会授予的“希尔金奖”，成为了享誉国内外的考古学家。
后来，她还主持了位于铜川的唐玉华宫遗址的考古发掘，并且在陈炉、上店、立地坡等瓷窑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中，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凭借她对耀州窑考古发掘、科学研究和为铜川市文物及文化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2004年，铜川市政府授予她“荣誉市民”称号，并颁发了城市金钥匙。同年，她还被评为陕西建国50年十大杰出女性代表之一。
揭开中国古陶瓷最大的一个谜
在中国古代瓷器发展史上，有几个重要谜团，比如：唐秘色瓷、宋官窑、宋官汝窑等，20世纪下半叶，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这些谜团都一一解开，但还有一个巨大的谜却一直没有被解开，那就是，曾被研究者誉为“制精色异为诸窑之冠”美名的柴窑瓷器。它的窑址究竟在哪里？这成了一个千古之谜。
禚振西说，在明代，天釉色陶器可以说是片片天釉值千金。因为五代后周的周世宗柴荣，只做了6年皇帝。在位时，他给御窑工匠提出了要烧制成一种更亮丽的陶器。是哪种颜色呢？他指了指天说“雨过天晴云，者般颜色作将来”，以象征未来国运如雨过天晴。那就是天青色了，烧成的御器也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了，故后人对这一著名瓷窑称柴窑。
在禚振西几十年的考古挖掘中，她一直都将这个谜团深藏在心底，随时都在关注、寻找柴窑的美丽身影。
1973年，禚振西第一次带队到耀州窑遗址，在清理瓷片中，找到了一种加施了化妆土的五代黑胎青瓷，这在她心中隐隐埋下一个疑问：这里会不会还是柴窑的遗址呢？
随后，禚振西参与了编著《中国陶瓷史》的工作。这个庞大的工程，让她对中国各种古瓷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坚定了要继续探寻柴窑秘密的决心和信心。
在1984～1997年的这次长达14年的考古挖掘中，的确令她感觉非常幸运。她说，他们在一个中学的操场上，竟然挖掘到了一个完整的陶瓷作坊，这是非常罕见的。
根据挖掘现场判断，这个窑口结构与以往的不同，它不是一个废弃的作坊，而是一个当年正在使用的作坊。因为在古代某年某月某日的某个时刻，发生了一场大水，不幸的是，这场水没有绕过窑场，将正在燃烧的半个炉窑淹没了。在这个窑口的断层界面上，可以清晰地分辨出，那水线超过了半个窑身。以此可以分析，由于雨水浸透，导致了窑体的塌陷，从而留下了这么多珍贵的遗物。
禚振西说，之所以认为它是正在使用的作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这个窑址，还发现了生产工具、器具以及准备烧制的泥坯等，基本上都还保持原样，静静地躺在那里。
更令她惊喜万分的是，在这个地层中，他们还挖掘出了一批胎白、釉呈淡天青色、有细开片纹理的青瓷，带有“官”字款。这个发现很大程度已经说明了在耀州窑遗址上，不仅仅有唐宋金元时期的瓷器，还有五代时期的柴窑瓷器。这是该遗址的首次发现。
这里难道就是那“神秘莫测、千古一案”的柴窑吗？她兴奋不已，立即跑到黄堡镇邮电所，给北京的我国考古界泰斗冯先铭先生打了电话，报告了这一喜讯。
接着，禚振西还做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分析。最后，她有了一个大胆的结论：柴窑窑址在北地郡同官黄堡，也就是耀州窑遗址所在地。
这是否能得到学术界的肯定呢？1985年，她带着这个问题参加了在郑州举办的全国学术会议。会上，她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论据，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引起了不少争议。有人认为“下这个结论还为时过早”。冯西铭先生鼓励她要继续证实，反复调研，寻找更有力的证据。后来，这一论证在国外却得到了许多赞同的声音。
实际上，与她同时，许多考古学家也辗转河南、河北等地考察，力图寻找到柴窑的印记，但始终没有得到有力的结果。
2008年3月9日，中央电视台十套《大家》栏目对禚振西进行了专访，并对她几十年执著于柴窑的探究，做了详细解读。
Abstract：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yp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cultural issue， we try to analyze two kinds of pottery and protoporcelain which a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China in Xia and Shang Dynasty， and full of social value. we usually call them “Xiangbi He” and “Dakouzhejian Zun”. we could find the same points of their backgrounds of the beginnings and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hen， we analyze one model of communications-Tribute ―― among the areas of the Middle China，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Este south.
Key words：the analysis of typology， the analysis of cultural issu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North and South in Xia and Shang Dynasty， Tribute.
序 言
“象鼻B”又称长嘴平底B、封顶壶型B等，是二里头文化早期中国陶瓷史上一颗神秘的“流星”;原始瓷大口折肩尊则延续时间漫长，存在于二里岗下层文化二期至殷墟一、二期之间，似一颗璀璨的“恒星”。虽然二者的存在时代有所差异，但两类器物却有着颇多关联。本文希望透过对两类器物的系统研究，以探索二者背后所隐藏的历史信息。
一、 类型学与文化因素分析
1. 象鼻B研究
象鼻B目前已报道的材料共13例，庞晓霞、高江涛在《先秦时期封顶壶形B初步研究》（1）一文中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总结。但需要注意，该文中所提及的两件石家河文化陶壶的器形与典型的象鼻B之间差异明显，对于二者是否存在直接的源流关系尚需考证。同样，客省庄文化二期的临潼姜寨遗址与齐家文化的庄浪县刘家堡遗址中各出土过一件近似象鼻B的陶B，这些异形器物与典型象鼻B器形亦存在明显差异，二者需区别讨论。
象鼻B数量虽少，但器形、时代特征明显，目前所见之实物，工艺复杂，首部、颈部、腹部、底部皆独立制作，再拼合而成。兽形器首，管状长流斜直上扬，其后端为椭圆形器口，柱状高领，领部下端饰凸棱，腹部呈扁球形，领部顶端至腹部粘接一个宽扁耳，耳面多呈并列凸棱状，腹下假圈足，平底。根据陶质、腹部特征及纹饰差异，主要可分为两型：
A型，中原型（图二，1），多为泥质黑皮陶，腹部较小，腹壁鼓出，最大腹径靠上，近似圆肩状，器表多见素面;
B型，东南型（图二，2），多为印纹硬陶，偶见原始青瓷，腹部较大，扁球腹圆鼓，最大腹径多在腹中部或靠下，腹部拍印几何印纹。
庞晓霞、高江涛的研究，推测象鼻B来源于石家河文化的陶壶（2）（图一，1、2）。但是，通过分解象鼻B不同部位的器形特征，可以清晰地看到，在A型象鼻B分布的中原地区，略早于二里头文化的河南龙山文化内部已经孕育出了足以组成象鼻B的构件要素。图三中，来自王湾三期文化中的袋足B、单把罐、觚形杯等器物，局部的器形特征与A型象鼻B几乎完全一致。而石家河文化的陶壶缺少颈部，腹部、足部特征与象鼻B差异明显，并且从制法上看，器首的套接工艺，圈足的处理方法等亦与象鼻B不同;另一方面，这类石家河文化的陶壶皆属于石家河文化晚期，以肖家屋脊遗址为例，B、h类器物数量颇少，并且B、h形态与石家河文化早期同类器物相比，差异非常明显，却与河南龙山文化中的B、h相近（3）。因此石家河文化所见的管状流陶壶，能否最终发展成为了象鼻B，其间尚有较大的缺环，或许在中原龙山文化与石家河文化频繁交流的背景下，其仅仅是为象鼻B的创造提供了某些构件组合的新思路。而B型象鼻B首部、底部、器耳特征则与A型象鼻B一致，但这些器形特征在早于或同时于马岭类型的同区域古代遗存中基本不存在，仅腹部与马岭类型几何印纹硬陶的高领扁球腹罐特征一致，由此可见，东南地区缺乏创烧B型象鼻B的器形基础，仅是对于A型的模仿与改造，B型象鼻B作为A型的衍生物，当是符合制陶工艺发展规律的。
从象鼻B出土时代考察，除淅川下王岗遗址地层中出土的一件残器T4②：420，报告推测年代为龙山时代以外（4），其余时代皆集中于二里头文化二期。而出土背景上，目前信息相对准确与充足的仅有四件，具体如表一：
观察象鼻B出土背景与遗迹信息，可知A型象鼻B主要出土于二里头文化的大型聚落内;从共存遗物的情况可知，使用者身份较高，应属于权力中心。B型象鼻B在中原地区出土背景同于A型，尤其是二里头遗址3号宫殿区发现的原始瓷B型象鼻B（02 VM5：1），更可视为极其稀有的社会财富。东南地区的B型象鼻B，虽然从出土背景观察，没有中原地区如此突出的社会地位，但B型象鼻B在同时期的东南地区亦属于数量极少者，且工艺水平明显高于其他陶器器类。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平底器在马岭类型陶器群中并非主流产品，这种工艺复杂、器形精美，却不符合土著制陶工艺习俗的矛盾结合体，可以使我们作出如下推测：B型象鼻B对于东南地区的人群而言，并非是生活功能所需求的产品，它来源于对中原地区高等级礼仪性器物的模仿，更多具有象征性与商品性的意义，它的出现既是东南地区制陶工艺精湛技术的体现，也是寻找东南地区与中原王朝有着政治关联的土著势力的钥匙。
2. 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研究
原始瓷大口折肩尊数量相对较多，目前出土此类陶尊的遗址包括湖北盘龙城遗址（5）、荆南寺遗址（6）、河南郑州商城遗址（7）、偃师商城遗址（8）、郑州小双桥遗址（9）、河北藁城台西遗址（10）、山西垣曲商城遗址（11）、陕西耀县北村遗址（12）、江西铜鼓平顶垴遗址（13）、福建光泽池湖遗址（14）等。此类原始瓷尊的分布情况与象鼻B有着较大的一致性，但其延续时间更长，形制变化更为丰富，进而可以反映更多的历史信息。
对于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的类型学分析，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出土这类瓷器的遗址基本皆是商王朝控制区域内重要的核心聚落，且出土数量较少，属于当时贵族所使用的珍贵器皿之一。因此，对于这类瓷器生产、使用的时间概念不能简单地根据出土遗迹的时代进行推定，对于同型器，其式别变换的认识也需要慎重考虑出土背景。为避免长期使用而造成的信息不确定性，更好地把握该类原始瓷尊的发展脉络，宏观性的概括分析更具有可靠性，笔者认为可将该类原始瓷尊根据器身腹部特征分为以下两型：
A型：深腹尊，肩部呈双折肩或圆鼓肩状，根据器身轮廓特征可分为两个亚型。
Aa型：数量较少，器身纵截面呈竖长方形;
Ab型：器身纵截面近似正方形。
B型：浅腹尊，器身纵截面呈横长方形，根据口腹特征可分为两个亚型。
Ba型：口径多等于或小于最大腹径，下腹壁圆鼓，底面较宽;
Bb型：口径多大于最大腹径，下腹壁斜收，且多见内凹现象，底面较窄。
若以出土遗迹的时代判断，原始瓷大口折肩尊基本上经历了“Aa型Ab型Ba型Bb型”的发展过程。但考虑到文化滞后性等原因，如Aa型的盘龙城PWZT82⑧：4瓷尊埋藏年代为盘龙城遗址第二期，Ab型的盘龙城PWZT66⑦：23瓷尊埋藏年代为盘龙城遗址第三期，两件器物的时代皆相当于中原地区二里岗文化下层阶段，是短短数十年内的孤例，因此两类瓷尊是同时产生或先后产生皆有可能。另外，原始瓷大口折肩尊除型、亚型之间存在差异外，同亚型的器物之间差异甚小，如盘龙城遗址第六期地层中另见的一件Aa型瓷尊（图五），器形、釉色等特征与盘龙城遗址二期的PWZT82⑧：4基本一致。这种长时段内器形变化较小的产品，是审美的凝固，还是传世的延续，亦难以分辨。另一方面，从地域分布的情况看，如此大范围内存在着形制相同的产品，那么其生产者或生产地，必然具有某种强烈的内在联系。
此外，从A、B两型原始瓷尊的数量统计看，二者似乎存在一定的分布差异。根据对尚可辨认器形的原始瓷尊数量统计，A型尊在长江流域及南方地区数量较多，B型尊则在中原及北方地区数量更占优势。如郑州商城发现的A、B两型瓷尊数据对比结果为2：7，时代较晚的小双桥遗址数据对比结果也是2：7，而南方的盘龙城遗址对比结果为7：3，平顶垴遗址与池湖遗址皆仅见Ab型瓷尊。另外，中原及北方地区并未发现Aa型瓷尊。
从各类原始瓷尊的存灭时间观察，Aa型数量较少，且消失最早，Ab及B型主要流行于二里岗文化上层时期，这一时期，该类瓷尊的发展进入高峰，中原地区商文化所盘踞的核心遗址中皆可以看到此类陶尊的分布，尤以具备王都性质的郑州商城遗址以及小双桥遗址中数量最多。二里岗文化上层二期以后，瓷尊数量明显减少，除了在藁城台西遗址晚期居址中发现一件变形明显的Bb型瓷尊外（图六），中原地区与长江流域已经未见此类瓷尊的存在了。
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的来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通过对瓷尊分布地区的传统文化进行考察，可知盘龙城遗址第一、二期，二里头遗址以及郑州地区二里岗下层一期遗物中，皆未见足以构成瓷尊器形要素的器类。由此可见，瓷尊的产生更可能是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更广泛地对比夏商之际的古代遗存，有两类值得关注：一为豫南地区杨庄类型遗存（15），一为闽北浙南地区的马岭类型遗存（16）。这两类遗存中皆出土有器形特征或局部特征与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相近的器物，并且年代略早。不同的是，杨庄所见的皆为泥质陶，器形与原始瓷大口折肩尊更为近似;马岭类型遗存中则存在硬质陶，更接近原始瓷，且几何印纹纹饰中可以找到与早期的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纹饰基本一致者（图七）。总之，如果仅从类型学的角度观察，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的来源很可能与以上两类遗存有着颇为微妙的关联。
二、 象鼻B、原始瓷大口折肩尊与
夏商时期南北文化的交流
从象鼻B与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的分布情况看（图八），二者具有较强的相似性。中原地区与东南地区虽相隔遥远，地理条件复杂，却通过这两种器物形成了某种关联，就像被两条极为相似的纽带联系了起来。
二里头遗址三号宫殿区出土的原始瓷B型象鼻B，显然来自于东南地区的闽浙交界区域，这一例证可以反映区域文化交流的关联。《史记・夏本纪》曰“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17），《墨子・兼爱篇中》“古者禹治天下……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18）。考古发现，龙山时期豫东地区的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南下至宁镇地区形成南荡类型（19），后又对太湖流域的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形成强烈影响（20），二重证据的对应，可以看到从龙山时代至中原夏时期，中原与东南地区已经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夏本纪》又云“自虞、夏时，贡赋备矣”（21），精美原始瓷器在二里头遗址的出现，又恰合“贡赋”之义。二里头文化一期开始出现的A型象鼻B，是二里头文化早期贵重的礼仪化器物，在东南地区的改造与精加工之下，形成了更为珍贵的贡品。但为何在东南与中原之间广阔的江淮地区未见到工艺复杂的象鼻B？这可能就与二里头文化核心势力的范围以及两地交通路线的选择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了。
关于东南地区与中原王朝交流的途径，向桃初提出二里头文化向南传播的东、西路线（22）。其中东线经淮河南下，进入江淮地区，再至宁镇、太湖地区，最后向南进入江浙地区，B型象鼻B主要分布的地区正处于在闽浙交界的山地。而太湖两岸在相当于中原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阶段主要受到了点将台文化与马桥文化早期（或高祭台类型早期遗存）的控制，二者之间极其薄弱的交流关系（23），又恰好印证了历史地理学者对于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江苏沿海地区由于海面上涨对本地生态的破坏导致环境恶化的结论（24）。由此也可以推测，由于当时居住环境的恶化，使得东线的交通受困于沼泽地带与古震泽的阻碍。如此，向桃初所提及的西线路径的可能性相对更大，长江中游江汉平原中转站的作用也显得尤为重要。
从象鼻B到原始瓷大口折肩尊，长江中游开始越来越明显地展现出其地理要冲的作用，虽然原始瓷大口折肩尊并不如象鼻B作为东南贡赋的表现明显，毕竟最早的瓷尊出现在江汉平原。但是从另一些角度观察，如东南地区所具备的原始瓷烧制技术基础（25），广泛分布并大量蕴藏的瓷石矿资源（26），以及前文中提及的杨庄、马岭陶器与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的微妙关联，这些都不得不使人对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的产生背景进行更深入的联想。以中原地区传统器形为原形，再以东南地区的制陶工艺加以改造，如口部结构、几何印纹、瓷釉等，通过全新塑造，最终生产出符合中原王朝需求之产品。
此外，朱嵩整理商周时期原始瓷器，其中早商时期中原地区与盘龙城遗址的原始瓷对比，它们在器形、纹饰上相似，但皆与其自身文化的陶器系统不同。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几何印纹陶上，中原及长江中游地区所见的鼓腹圈足尊、高领鼓腹罐、垂腹罐等几何印纹陶，更多的是与东南地区的万年文化、白主段类型中的同类型器物相似（27）。如此，与夏代晚期的象鼻B一般，商王朝又与神秘的闽浙赣交界地区联系在一起了。
需要指出一点，虽然从象鼻B与原始瓷大口折肩尊产生背景的推测中，可以看到东南地区的创烧优势，但这并不能完全否认中原与长江中游地区本土烧制的可能性，毕竟目前发现的长江以南遗址点中，仅见到Ab型瓷尊。长江以北发现较多的B型瓷尊，其始烧时间较晚，并且低矮稳妥的器形降低了烧制的难度，再参考中国工艺史上频繁出现的技术输出历史，以及科技考古学家对于原始瓷物理、化学测验的区域差异，对于原始瓷烧制地点的讨论显然应该在更加细致的时间段以及共时性的微观视野下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从象鼻B到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的延续过程观察，中原二里头遗址中，原始瓷器从二里头文化二期延续至四期（28）。进入商代，长江以北除二里岗下层一期短暂缺失的原始瓷历史外，二里岗下层二期开始，直至二里岗上层二期，中原及北方地区的核心遗址中一直都可以看到原始瓷器在展现其贵重的社会价值。在完成夏商王朝的政权交替后，商文化很快也开始了强势的对外扩张，在二里岗下层时期进入长江中游流域（29）。也正是这一阶段，新型的原始瓷器也渐渐出现在了商文化贵族的生活中，恰如《诗・商颂・殷武》所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30），与西北地区相同，东南地区的贡赋又一次得到了恢复。
而二里岗上层文化以后，长江以北地区原始瓷器的发展出现了低潮。《史记・殷本纪》“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31）”多有学者视小双桥遗址为中丁所都之“J”（32），它也是中原地区最后一个原始瓷大口折肩尊大量存在的商文化遗址。考古现象的断层与历史记载的结合，可以进一步证明外来贡赋的存在。
盘庚迁殷以来，开启了殷墟文化的灿烂文明，但晚商时期的中原地区，原始瓷器沿用的传统却显得十分微弱，殷墟遗址中原始瓷器大多见于第四期居住遗址和墓葬内，并且已有学者认为其主要是当地烧制（33）。而郑建明整理商代原始瓷的分期与分区，提出殷墟二、三期时，中原地区与东南地区的原始瓷器仍多有交集，并且从器形、胎、釉的情况分析，中原所见原始瓷器很可能为东南地区进贡的产品（34）。殷墟原始瓷所见二至四期的认识差异，不论结论是否正确，南北文化交流的路径问题都是可以参考分析的。郑文中以太湖南岸的东苕溪流域原始瓷产业为基点，对比南北文化交流的情况，但殷墟二、三期时，宁镇地区为湖熟文化第三期的势力范围，赣鄱流域属于吴城文化二、三期的势力范围。湖熟文化第三期中原始瓷几乎不见（35），若太湖以南的原始瓷过宁镇地区北上，为何不见两区互动的文化交流？吴城文化虽然早期具有浓厚的商文化气息，但从吴城遗址崛起以来，随着其自身文化特征的加强，其与中原商王朝的关系开始发生转变，有学者甚至推测吴城文化可能是商时期与中原王朝屡有征战的虎方（36）;另外，吴城文化具有高超而独立的原始瓷生产技艺，并且已经彻底改变了原来以大口折肩尊为主的原始瓷产品体系，而中原地区的商王朝中并未出现过吴城类型的原始瓷器，可见二者之间交流阻碍是明显的。由此可知，西、北两个方向的各种阻碍，形成“钳形”的包围态势（37），东南地区原始瓷的进贡之路可谓艰难，唯有赣东、皖南地区万年文化所分布的山区可能通行，万年文化与东苕溪流域同时期的高祭台类型早期遗存渊源颇深，的确存在交通路线建立的可能，但困难的交通条件以及北退的商王朝势力（38），东南与中原联系的减弱是可以理解的。商代晚期，祖甲以来“殷复衰”，直至周替商，东南地区的贡赋之路也应该走向新的时代了。
小 结
本文通过分析象鼻B和原始瓷大口折肩尊在创烧背景和文化交流模式上的相同点，分析了二里头文化时期至商代中期，东南地区对中原王朝的一种以原始瓷器为贡品的“贡赋”模式。虽然本文并无足够的证据分析中原地区或长江中游地区在这一时期是否具备烧制原始瓷器的能力，但中原王朝所见的这两类珍贵陶瓷还是应该首先来源于东南地区。当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原始瓷工艺对于此时可能仍处于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东南地区而言（39），依然还处在制作复杂且困难的创烧初期。
同时，通过对中原王朝进贡两类陶瓷的“贡赋”，也凸显出了夏代晚期至商代早中期浙闽赣交界地区在东南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从实物的交流以及古代交通路线的选择上都可以看到，虽然处在偏远而复杂的生存环境中，该区域的人群也不断地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以及极具智慧的发明，推动着东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进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南方文明发展的探索，不仅仅是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这两大板块有着重要的核心效应（40），文明的发展历程应该有着其动态的发展模式，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会产生不同的文明推动力，如二者之间的闽浙赣交界地区，在夏商时期其真实的文化面貌以及社会影响，还有待更多学者的关注与探索。
注释：
（1） a. 庞晓霞、高江涛：《先秦时期封顶壶形B初步研究》，《考古》2012年第9期。b. 孙以刚：《江西德兴出土的商代器物》，《南方文物》1997年第3期，该例象鼻B材料未见于庞、高文内。
（2） 同（1） a，第51页。
（3）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肖家屋脊》（上），第258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王岗》，第260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根据庞晓霞、高江涛《先秦时期封顶壶形B初步研究》的分析，根据新出材料可知下王岗T4②：420的年代当在龙山时代末期，略早于新砦期。笔者认为，下王岗遗址龙山时代遗存与新砦期遗存之间颇多相似之处，并且考虑到二者的地理位置关系，亦不能排除下王岗龙山时代遗存与新砦期遗存同时的可能性。
（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第96、97、188、189、244、273、367、376、388、389、406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盘龙城遗址报告中，对于硬陶与釉陶的区分是较为模糊的，注解中仅涉及报告中注明带釉的器物，但另外部分胎质很可能为高岭土的同类型尊，亦可能为脱釉的原始瓷。
（6） 荆州博物馆：《荆州荆南寺》，第118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7） a.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一九五三年～一九八五年考古发掘报告》，第790～793、915、917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b. 郑州大河村遗址保管所：《郑州市木材公司商代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0年第4期。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1984年春偃师尸乡沟商城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4期。
（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小双桥・1990～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第509～511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10）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第64、65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11）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商城・1985～1986年度勘察报告》，第226、229页，科学出版社，1996年。
（12）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耀县北村遗址1984年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二），第318、31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13）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铜鼓县秋收起义纪念馆：《江西铜鼓平顶垴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12年第6期。简报中推测平顶垴商周遗存的年代应为吴城文化三期，即商代晚期，文化属性为吴城文化的地方类型，但该遗址仅存在一个地层，且出土陶器并未见典型的吴城文化器形，即使数量最为丰富的高领连裆鬲、小口折肩罐等亦未发现。从出土陶鬲形制看，该遗址商周时期的遗物年代当为吴城文化一期甚至更早。
（14） 福建博物院：《福建光泽池湖商周遗址及墓葬》，邓聪、吴春明主编，《东南考古研究》（第三辑），第14、25、26页，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笔者整理了中原地区出土时代明确的原始瓷大口折肩尊，可知该类瓷尊，尤其是A型尊存在年代不晚于二里岗文化上层时期，除非存在文化滞后性的原因，池湖遗址M1、M9中出土有形制与中原地区完全一致的Ab型原始瓷大口折肩尊，则两墓年代亦当不晚于二里岗文化上层时期。
（15）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驻马店市文物保护管理所：《驻马店杨庄――中全新世淮河上游的文化遗存与环境信息》，第129、131～133页，科学出版社，1998年。
（16） a. 福建省博物馆、光泽县文化局、文化馆：《福建省光泽县古遗址古墓葬的调查和清理》，《考古》1985年第12期;b. 牟永抗、毛兆廷：《江山南区古遗址墓葬调查试掘》，《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年》，第57～84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17）、（21） （汉）司马迁：《史记》，第89页，中华书局，1982年。
（18） 吴毓江：《墨子校注》，第160页，中华书局，1993年。
（19）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扬州博物馆、兴化博物馆：《江苏兴化戴家舍南荡遗址》，《文物》1995年第4期。
（20） a.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7期。b. 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松江区广富林遗址1999～2000年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10期。c. 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松江区广富林遗址2001～2005年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8期。
（22） 向桃初：《二里头文化向南方的传播》，《考古》2011年第10期。
（23） a. 张敏：《试论点将台文化》，《东南文化》1989年第3期。b. 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马桥・1993～1997年发掘报告》，第370～377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24） 贺云翔：《夏商时代至唐以前江苏海岸线的变迁》，《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
（25） 李家治、牟永抗、毛兆廷等：《浙江江山泥釉黑陶与原始瓷研究》，《中国古陶瓷研究》，第56～63页，科学出版社，1987年。
（26） 郭演仪：《南北方古代的制瓷原料和瓷器的特征》，《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第57页，1984年，第5卷第1期。
（27） 朱嵩：《中原地区商周时期“原始瓷器”研究》，第89～102页，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0年。
（28） 鲁晓珂、李伟东、罗宏杰等：《二里头遗址出土白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研究》，《考古》2012年第10期。
（29） 曹斌：《从商文化看商王朝的南土》，《中原文物》2011年第4期。
（30） （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第1185、1186页，中华书局，1989年。
（31） 同（17），第101页。
（32） 如陈旭：《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即J都说》，《中原文物》1997年第2期。
（33）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238、240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b. 同（27），第102页。
（34） 郑建明：《商代原始瓷分区与分期略论》，《东南文化》2012年第2期。
（35） 张敏：《宁镇地区青铜文化研究》，《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第276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36） 彭明瀚：《商代虎方文化初探》，《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
（37） 牟永抗：《高祭台类型初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建所十周年纪念（1980～1990）》，第14页，科学出版社，1993年。
夹江县是全国四大陶瓷生产基地之一,全县有陶瓷企业98论文家,生产线238条。随着全县陶瓷产业迅速兴起,全县每年天然气耗用近4亿立方米,节能减排压力巨大。近年来,夹江县巧用行政、财政和税收三大杠杆,制定了一系列节能减排的政策措施,将节能减排目标分解落实到各乡镇和重点企业,加强对重点耗能企业的节能减排跟踪和管理,加大重点河流污染治理,建立gdp能耗公报制度,着力从根本上缓解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资源约束矛盾和环境压力,探索出了一条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一、三大杠杆促进能源往高处走(一)运用行政杠杆促使气电优化配置1.健全能耗目标考核体系。将节能降耗纳入对乡镇和有关部门的目标考核,实行规模以上企业能耗月报制度,对年耗能3000吨标准煤及以上的重点用能单位,签订节能目标责任书,形成能耗工作问责制。2.强化能耗审核机制。把能耗水平作为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的“强制性门槛”,实行新、改、扩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新上项目部门联动机制和新开工项目公示制度。3.建立节能监察机制。成立县节能监察中心,对用能单位和节能服务机构的用能行为进行监察。4.实行气电联动机制。制定并实施《夹江县工业企业气电联动、同步供能实施办法》和《工业用天然气优化配置方案》,对全县企业从单位产值能耗、污染物排放等方面进行统计排序,对能耗相对过高、排放相对过多的企业在用能上给予限制,特别是在削减电、气负荷时首先对排位靠后企业拉闸限电限气,避免了供能企业、工业企业之间不协调而浪费气电资源,促进了气电资源向单位能耗低、排放少的企业配置。
(二)运用财政杠杆撬动企业技术改造1.专项资金重点扶持。在工业发展资金中设立80万元的节能降耗专项资金,主要用于节能宣传和培训、节能示范项目补贴、节能新技术推广及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开发利用。重点支持陶瓷企业加大环保节能技术研发。2.财政激励引导升级。凡列入省市级重点节能示范项目的,免征其土地设施所涉及的县级行政收费,所形成的电力、天然气节约量,按照节约价值的5%给予一次性奖励;列入国家、省、市节能示范项目的,帮助申请国债资金的补助和支持;对集中建设排污设施的,由县财政给予补助;对重点耗能企业申请银行贷款用于节能降耗项目改造的,由县财政给予3%的项目贷款贴息。米兰诺公司获省2008年第一批技术改造专项资金80万元,水工机械和汇丰陶瓷公司各获省2008年第一批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专项资金10万元。3.搬迁关停强制节能。加大清理整顿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力度,公布淘汰企业名单及淘汰时限;落实节能环保搬迁补助资金,对列入关停、取缔名单的企业采取“五停”(停水、停电、停运、停贷、停气)等强制性措施,促进污染企业搬迁。规矩水泥环保搬迁已正式获省经委核准, 7月30日已正式开工建设, 2009年6月底搬迁完毕。
(三)运用税收杠杆助推质量效益升级1.税收能源消耗挂钩制度。针对全县陶瓷行业均是中小企业且税务监控难的实际,由两税、统计等部门深入企业、气、电等能源供应部门调研,广泛收集企业产能、产值、总能源消耗等数据,测算出行业平均气、电、煤等单位能耗产值,结合行业实际分产品大类,将产品单位能耗作为税收的重要参考,促使企业采取措施降低能耗。2.节能项目税收优惠制度。企业从事节能项目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年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前三年县级企业所得税全部返还,第四年至第六年企业所得税减半返还;企业购买并使用《节能节水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节能设备,该专用设备投资额的10%可以从企业当年的应缴纳税中抵免;当年不足抵免的,可以在以后5个纳税年度结转。3.节能研发税收抵扣制度。企业为研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年损益的,在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
二、三大特点凸显节能减排成效
(一)走出了一条政府多种手段调控能耗的新路子1.节能降耗初见成效。2008年1—6月,全县130家模以上企业,总能耗76万吨标煤,规模以上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5. 285吨标煤,较去年同期下降8. 08%,节约标煤6. 687万吨。2.环境保护力度加大。率先在四川省施行环保信誉考核制度和乐山市在建立乡镇环保办,企业环保信誉考核制度和约见谈话制度不断巩固,网格式环境监察不断扩展,新万兴公司投资566. 55万元,治理喷雾干燥塔5座、压制生产线5条和磨边生产线5条,每年可减少粉尘排放911. 2吨。2008年1—6月,全县削减二氧化硫1021吨,完成全年任务的184. 96%。3.生态环境初步改善。治理水土流失5平方公里,成片造林5000亩,四旁植树35万株,森林覆盖率提高0. 6个百分点,全县城区环境质量好于二级天数占总天数的93%。2008年1—6月,全县财政投入140万元,撬动企业和社会各界投入3. 5亿元投入节能环保技术改造。
(二)走出了一条企业主体作用充分发挥的新路子1.开展废料循环利用。建辉、新万兴等21家陶瓷企业建成废水处理循环利用设施,抛光线日耗水从2000吨/条减为600吨/条,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71%;全部陶企废水沉淀物压滤干化后再次用作陶瓷生产坯料,减少原料消耗和废物排放;峨佳、峨顶水泥厂每天使用陶瓷废渣200—300吨,年产熟料水泥20—25万吨。2.实施工业窑炉节能。推广陶瓷窑炉一次烧成技术、窑炉内堂涂节能材料及加长燃气喷枪、改造风机和烧嘴脉冲助燃,威尼陶瓷改传统的二次烧成为一次快烧,年节约天然气达150万方以上,节能率达20%;明珠陶瓷改单层为双层燃气生产线,下层煅烧窑炉的热能直接作用于上层干燥窑炉,综合能耗下降20%,产能提高30%。3.实现余热余压利用。重点在陶瓷行业推广窑炉尾气余热复用喷雾塔技术和陶瓷辊道窑余热发电技术,东泰陶瓷厂利用蒸汽发电机余热发电,可满足企业自身50-70%的生产用电,年可发电250万度,度电成本仅为0. 05元;米兰诺等企业利用窑炉尾气余热复用喷雾塔,可节省喷雾塔原煤或天然气耗用,尾气利用率达到30%,节能率达13%。4.推进机电系统节能。以电力电子技术传动方式改造机械传动方式,采用交流调速取代直流调速,重点推广高效节能电动机、稀土永磁电动机和软启动装置、无功补偿自动投切装置、计算机自动控制系统等;合理匹配电机系统,消除“大马拉小车”现象。5.推广能量系统优化。重点在陶瓷行业通过系统优化设计、技术改造和改善管理,提高能源系统效率。近两年,新中源、新万兴、米兰诺等企业投入技改资金达7亿多元,科达陶瓷在省内陶企业中首家通过iso10012: 2003测量管理体系认证,西部瓷都陶瓷产区实现煤渣固体垃圾的零排放。
(三)走出了一条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路子1.企业竞争力明显增强。3家企业进入了全国建陶行业销售收入30强,2家进入“四川省行业领先中小企业”200强。2.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改善。组建四川省建筑陶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高档红坯陶瓷共性技术研发取得初步成果,研发出“玉晶石”系列产品,利用钒钛矿渣生产有色仿古砖技术得到突破,企业新获专利授权3件,建辉公司被命名为四川省建设创新型培育企业。3.品牌战略实现突破。目前全县已有中国驰名商标1个、四川省著名商标3个、省级名牌2个和16个国家免检产品。新万兴年底将建成中国名牌产品,建辉、米兰诺将获得中国驰名商标。
三、四位一体建立节能长效机制
(一)完善行政问责制进一步明确县乡政府节能减排责任,对本行政辖区内节能减排考核结果实行四挂钩。1.跟政绩挂钩。将节能排污总量指标分值和经济增长的分值实行同等权重。2.跟职务任免挂钩。实行节能减排一票否决,被评为差和较差的不予提拔。3.跟评先评优挂钩。节能减排差的取消评先评优资格。4.跟执行纪律挂钩。对监管失职、渎职、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或造成区域环境质量恶化的给予纪律处分。
1973年1月的一天，黄知真去看望邓小平，告诉他中央通知他于近期内回北京。在江西谪居整整三年多了。要回北京了，马上就要离开江西了，虽然心里感到由衷的高兴，但是一旦要离开，总感到有一份眷恋不舍之情。邓小平对家人说：“不忙，过了春节再走。”他还要在江西，在望城岗小楼的家里，过最后一个春节。2月3日是1973年的春节。邓小平一家在望城岗的小楼中热热闹闹地过了中国的传统佳节。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春节过后，邓小平兴致很高，提出再出去走走，去著名的瓷都景德镇看看。随即，江西省委通知景德镇市委，邓小平偕夫人卓琳一行数人于2月7日去景德镇考察瓷器发展历史和瓷业生产过程。
接到江西省委办公厅的电话后，景德镇市委、市革命委员会对接待工作极为重视，但如何接待尚不明确。时任市委副书记、市人武部政委的林治海打电话向省委办公厅请示。省委办公厅答复：称呼上应称“同志”或“邓老”，“要绝对保证邓小平及随行人员的安全。”因前不久邓小平曾去赣州参观考察，赣州有接待经验，于是景德镇有关同志又打电话给赣州地委，咨询有关接待方面等问题。考虑到邓小平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总书记（当时设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市委、市革委决定按国家领导人的规格接待，并要求市交际处尊重他的饮食习惯，全力搞好生活服务工作。
1973年2月7日，一辆灰色“吉姆”牌轿车驰离南昌，沿206国道向赣北景德镇疾驰。车上坐着邓小平、卓琳、邓榕、张仲仁（邓小平的妹夫，是一位档案干部）及司机5人。下午3时40分轿车进入景（德镇）波（阳）交界处的吕蒙渡。市委、市革委派市革委办公室副主任陈健、赵明前往吕蒙渡迎接。邓小平乘坐的轿车，在陈、赵乘坐的吉普车引领下，经昌江大桥，穿过沿河路、东方红大道，驶进市委、市革委交际处。交际处坐落在莲花塘畔，这里绿树成荫，曲径通幽，湖水清澈，环境十分清静优雅，是当时景德镇市条件最好的宾馆。交际处系砖木结构，1956年动工兴建，1958年建成投入使用，共四层。邓小平头戴瓜皮帽，身着灰色中山装，脚穿皮鞋，拄一根手杖，健步走下车来。在此迎候多时的市委副书记、人武部政委林治海，市委副书记李可时，市革委办公室主任卢振家，市交际处负责人方金生等，热情地上前向他问好。邓小平微笑着与大家一一握手、问好。在从交际处门口进入二楼时，邓小平看见一楼大厅两边分别设置了二组装饰橱窗，里面摆放了不少造形迥异、色彩斑斓的艺术瓷，便停下脚步，凑近看了看。方金生介绍说，这些瓷器都是从各厂挑选来的，供住宿的客人观赏。邓小平很感兴趣，说：“这个东西好。”在二楼会议室，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市领导对邓小平说，非常欢迎邓老来景德镇参观，并征求他对这次参观日程安排的意见。邓小平说：“要我回北京之前，在江西看一看。景德镇很有名气，我小学念书时就知道，这回要好好看看。”卓琳说：“邓小平是第一次来景德镇，主要是体验生活，想看看规模较大，生产恢复快点的工厂，了解一下生产情况。”
市领导经过商议，安排几家各具特色、且规模较大的瓷厂让他参观考察，分别是：以生产青花玲珑瓷为主的光明瓷厂、以传统瓷雕为主的雕塑瓷厂、以粉彩艺术瓷为主的艺术瓷厂、以高白釉日用瓷为主的为民瓷厂、以釉下彩瓷为主的红旗瓷厂、以青花瓷为主的人民瓷厂、以高温颜色釉瓷为主的建国瓷厂、以新彩日用瓷为主而且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宇宙瓷厂，综合反映中国历代制瓷历史的景德镇陶瓷馆。随后，市委、市革委电话通知各有关瓷厂，称近日有重要来宾莅临厂里参观，务必做好接待、安全保卫和环境卫生工作。
学生时代，邓小平在课堂上经常听先生讲中国地理，讲景德镇的瓷器，留下深刻的记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虽然在江西战斗、生活过，但戎马倥偬，无暇到景德镇造访。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两次到庐山开会，也因公务繁忙，与景德镇擦肩而过。在江西三年之久，失去自由，也难以成行。“梦里寻它千百度”，此次复出回北京之前，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表示“这回要好好看看”，对景德镇这座历史古城的敬仰慕名之情，溢于言表。
当晚，邓小平夫妇下榻交际处202室，女儿邓榕住204室。张仲仁及司机亦同住二楼。晚餐的时候到了，市委、市革委负责人尽地主之谊，在二楼会议室用屏风挡一下，临时当作餐厅，盛情款待邓小平一行。邓小平是四川人，口味重，偏爱辣，按照他的饮食习惯，烤猪肉、狗肉等菜肴多放了些辣椒壳、辣椒粉。邓小平喜爱喝酒，特别喜爱喝贵州的茅台酒、绍兴的黄酒，在新建县三年多的时间，喝茅台酒困难，就喝当地最便宜的酒，有时夫妇自己酿米酒。席间，上了茅台酒，大家纷纷举杯向邓小平敬酒，祝愿他身体健康，在景德镇参观考察圆满顺利。闲谈间，邓小平讲到他年轻时曾在瑞金县任县委书记的往事；作为党的干部任何时候都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他还说家里没有瓷器用了，回北京前，买一点家用，再送一点给老乡。
与“半个老乡”亲切闲聊
8日清晨，交际处女服务员罗文英到邓小平住的202室整理内务，打扫卫生。小罗轻轻敲了房门，走进室内。邓小平坐在藤椅上正在看《人民日报》，桌子上放着几张近期的《人民日报》、《参考消息》报，一包中华牌香烟。见服务员进来，便放了手中的报纸，微笑地对她说：“辛苦你了。”小罗礼貌地对邓小平说：“打扰您了。”于是开始整理被褥。邓小平夫妇出行住宿习惯自带枕巾、被单等床上用品。此次来景，自带了有花朵图案的鸭绒被。邓小平说：“老妈子（指卓琳）已经铺了。”小罗又打来清水将茶杯一一清洗，邓小平说：“这些（青花）茶杯很漂亮。”来到景德镇，邓小平心情愉快，话也多了起来。
问：“你是景德镇人吗？”
小罗回答：“不是。”
又问：“你是哪里人？”
小罗回答：“我是九江人。”
“那我们是半个老乡。”邓小平打趣道。
邓小平称自己是半个江西人，是有历史渊源和现实缘由的。1931年2月，邓小平率红七战粤赣进入湘赣根据地的崇义县，由于江西敌情尚不严重，他在此告别红七军战友，转道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同年8月，邓小平与夫人金维映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任瑞金县委书记；1932年5月，调至会昌，不久，任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以后，又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机关《红星》报主编等职。由于王明“左”倾错误，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实行军事转移。1934年10月，邓小平告别于都，告别江西，告别中央苏区，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曾数次来到江西。1959年8月在庐山出席八届八中全会，1961年8月在庐山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到1969年10月18日，“一号令”，邓小平被贬往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监督劳动，一呆就是三年之久，在他充满离奇坎坷的革命生涯中，有长达八年的岁月是在江西度过的，在他的情感世界中，早已把自己当成了半个江西人。
接着，这一老一少继续攀谈。
问：“你读过几年书？”
小罗回答：“我是中专毕业。”
邓小平和蔼地笑了笑，说：“那你是个秀才。”
简短的对话，道出了邓小平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
肯定这窑变是国宝
2月8日上午9时，邓小平一行驱车来到坐落在莲社路的景德镇陶瓷馆。该馆是1953年由中央文化部拨款建造的，1954年1月建成正式对外开放，是新中国成立后建馆最早，规模较大，藏瓷丰富的一所陶瓷艺术专业性博物馆。陪同邓小平一行参观的是时任市委副书记的李可时，市革委办公室主任卢振家，陶瓷馆负责人张松涛、黄云鹏等，在门口迎候并引领邓小平一行进入馆内展区。担任讲解任务是年轻的女讲解员胡雅蓓，卓琳对小胡说：“你讲解时靠近他一点，他耳朵的听力有点不太好。”胡雅蓓点头称是。
邓小平一边认真听讲解，一边一个橱窗一个橱窗仔细地看，仿佛走进神奇的陶瓷王国、艺术的殿堂。当小胡讲到“三阳开泰”颜色釉花瓶是寓意“吉利”时，引用了一句古诗：“三阳开泰运，五湖转新机”，象征旭日东升，吉祥如意。邓小平很欣赏，称赞道：“这窑变是国宝!”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这是高岭土与火焰的结晶，变化成鬼斧神工的艺术品，传达人的思想情感。邓小平对景德镇生产出如此神奇的产品，给予高度的评价，称之为“国宝”。参观前后约90分钟，邓小平对胡雅蓓口齿清楚、语速适中的讲解感到满意，不时地微笑点头。考虑到邓小平听讲解站立的时间较长，又年近七旬，陶瓷馆负责人在二楼会议室，请邓小平一行喝茶、稍事休息。临走之时，市委领导为表示对邓小平的敬意，代表景德镇人民将“三阳开泰”这个吉祥物赠送给他，以表达瓷都人民吩邓小平即将复出工作寄予的无限依赖和欢欣鼓舞之情。人们热情企盼着邓小平早日走上工作岗位，为民造福。
仔细察看生产工艺
同日上午10时50分，由李可时、卢振家陪同，邓小平一行驱车驶入艺术瓷厂厂区。迎接邓小平一行的是时任厂党委副书记的秦宪波等人。秦宪波向邓小平介绍道：艺术瓷厂是1958年创建的国营企业，以生产粉彩瓷为主。下设彩绘、烧炼、包装等5个车间，现有职工2000余人。当时彩绘车间有100多个技工在画瓷，邓小平仔细地观看几位老艺人画瓷。秦宪波说：这些老艺人在七八岁、十几岁就开始学习画瓷技术，经验丰富、技艺精湛。创作的作品有很高的艺术性，深受用户的欢迎。“”初期，厂里大批技术人员，被迫离开工作岗位，下放农村，艺术瓷厂画粉彩的艺人由968人减少到140人。1972年以来，陆陆续续为老艺人落实政策，一部分艺人回到艺术瓷厂技术岗位。厂里名人名作主要有：毕渊明的老虎，叶冬青的龙凤，王鹤林的梅花，余文襄的雪景，赵甫仁的紫藤、花鸟，赵惠民的仕女，吴康的，邓肖雨的藕、荷花，王隆夫的人物等。陶瓷产品主要通过上海港出口东南亚，颇为畅销。1972年产值1000万元，实现利润200万元。
邓小平虽然没有发表观感，但通过仔细察看，对“手成形、火成质”的陶瓷工艺有了感性认识。一个小时后，邓小平一行结束参观，离厂返回交际处。
充分肯定传统产品的生产
下午2时许，邓小平一行抵达市雕塑瓷厂。该厂主管生产的革委会副主任朱焕堂在门口等候。陪同参观的陈健，向邓小平介绍了朱焕堂的职务。邓小平与朱焕堂亲切地握手。在厂行政楼的会议室，朱焕堂向邓小平汇报了工厂概貌和生产情况，他说：工厂创办于1956年，是全市唯一的主要集中生产雕塑瓷的工厂，为四大集体所有制企业之一，产品远销东南亚及世界各地。“”中的头几年，破“四旧”，砸烂“封、资、修”，“瓷器无用论”、“瓷器不能打仗”等谬论盛行，许多陶瓷珍品被打碎，连生产模具也被砸掉了，陶瓷生产遭到严重破坏。邓小平听了心情很沉重，许久没有说话。接着参观了陶瓷成型车间。当他看到“游水鸭”坯时，就问：“这东西有人要吗？”朱焕堂回答：“是外国人订的货。”邓小平满意地“啊”了一句。又问：“它能浮起来吗？”答：“烧成了瓷器可以浮起来。”接着到彩绘车间参观，在走台阶时，同时的朱焕堂准备搀扶邓小平，卓琳说：“不要扶，他能走。”多年后，工人们议论说，邓小平近七十，又经过“”的折磨，还有这么健康的身体真是党和国家的荣幸。他看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以及观音、罗汉等瓷雕产品，不解地问：“这个又可以搞了？”朱焕堂随即汇报了的指示：“不能把我们的观点强加给外国人，只要外国人需要，我们可以适当生产一些。”并向邓小平说明恢复一部分传统产品是经文化部审查批准的。邓小平听后用肯定语气说：“是可以嘛。”可见，邓小平与的对外开放思想一脉相通，他们在那艰难的岁月里，都在思考，寻找中国的发展前途和发展道路，初步孕育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
在该厂美研室参观时，卓琳对新产品“玉兰花”台灯给予很好的评价。厂领导为表示对邓小平夫妇的敬意，特意选了两个色彩鲜艳的“玉兰花”台灯赠送给他们，上车时被邓小平发现了，他坚持不要，后来卓琳出面付了钱才同意带上。
下午3时，在市为民瓷厂参观考察时，邓小平拿起一个高白釉茶杯说：“中国的瓷器还是景德镇的名气大。”“景德镇很好，特别是瓷器很漂亮。”对有着千年历史的景德镇制瓷业给予高度评价。在一个车间，一个工人认出了来参观的人是邓小平，感到非常意外、惊喜，不禁喊了一声“邓小平”，在车间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
关心工人的生活情况
9日上午9时，邓小平一行5人驱车前往光明瓷厂参观考察。时任市委副书记的李可时，光明瓷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洪明发陪同，参观考察了手工车间、四车间机压成型生产和煤烧隧道窑。洪明发首先向邓小平一行介绍了厂情厂史。邓小平在光明瓷厂参观时，不仅考察了生产情况，还详细询问第一线生产工人每月工资是多少，十分关心陶瓷生产工人生活。在邓小平离厂时，各车间的工人闻讯从四面八方涌来，几百人挤满通道，汽车无法再往前开。这时，邓小平风趣地说，群众不知“刘邓路线”人物是什么样的人，让他们看看吧。他走下汽车，面对群众，兴奋地向大家招手致意，大家热烈鼓掌，并主动让出一条通道，站在道路两旁，热情地欢送邓小平一行，场面热烈而感人，充分体现了陶瓷工人对邓小平的热爱和敬仰之情。
赞同用“泥巴”换取外汇
10日下午3时至4时，在交际处会议室举行座谈会，会议由市委副书记、市人武部部长林治海主持，市委常委、市公安局长崔鸿声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林治海说，邓老此次到景德镇参观访问，是对景德镇抓革命、促生产的关怀，我代表市委、市革委表示衷心的感谢，对邓老一行在景德镇期间的接待仓促不周望予谅解。邓老一行明天就要离开景德镇了，征求他对景德镇今后瓷业发展的意见，并作指示。邓小平说，景德镇瓷器从历史到现在都有世界声誉，希望今后很好地把生产进一步搞上去，用泥巴换外汇，用瓷器换外汇，很值得，应当很好地发展。市委、市革委应当大力发展经济，把人民群众的生活搞好，最后，他对市委、市革委热情周到的接待表示感谢。林治海代表35万瓷都人民赠送给邓小平一套为民瓷厂生产的“红梅”牌文具，一套“红梅”牌茶具，一只粉彩大茶杯，一对影青花瓶。邓小平说什么也不肯收。散会后，市领导做卓琳、邓榕的工作，说瓷器已经拿来了，还是请收下。卓琳说还要买一点瓷器，带回新建，带回北京。市领导派市国家用瓷办公室的干部江启初与卓琳一道，去宇宙、红旗、建国等瓷厂选购瓷器。见卓琳买的都是一些普通实用餐具，江启初问，怎么不买好的？卓琳说：“别看以前在中央工作，我们也是普通家庭。”
傍晚，正患病住院主持市委工作的市委副书记石少培，也特意从医院来到交际处，拜见邓小平。
一、青海喇家遗址新发现马家窑白陶，为半山马厂所见白陶开了先河
在青海喇家遗址资料整理中，发现了为数不多的白陶残片。这仅有的几十片白陶片令我们有些激动，把它作为整理工作上的一个新发现成果，一面选择标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科技中心寻求科学检测验证，一面对这些新发现的资料再逐一追溯查实它们所出土时的情况。最后，研究人员肯定地确认，这些白陶片都是马家窑文化遗存，而不是齐家文化遗存。我们遂又查寻前人对甘青地区白陶发现的报告和相关研究资料。恰巧，2014年是安特生发现马家窑遗址90周年，马家窑白陶发现的意义当不一般。
考古科技中心用科技方法测试出白陶片的成分分析结果后，证实这些白陶片都是高岭土成分，完全印证了我们目测分拣的结果。随后，我们撰写了发现马家窑文化白陶的资料报道《青海喇家遗址新发现马家窑文化白陶和初步研究》，刊发在《中国文物报》（2014年8月29日第6版）上。对于在喇家遗址发现马家窑文化白陶颇有一些欣慰，因为毕竟这是我们在之前的发掘工作中没有能够及时注意到的工作失误，可喜的是，通过整理时的逐一经手过目，从堆积如山的大量出土陶片中，还是发现了它们的不同。由此，对以前的工作做了一个很好的弥补。
资料报道发表后，有学者不以为然，表示在半山马厂的遗存中见到的白陶更多，意即我们说马家窑文化发现白陶有点大惊小怪，流露出马家窑的那点白陶算不得什么，没必要小题大作的意味。可是应该说，正是马家窑白陶开了半山马厂白陶的先河。按照甘青地区史前文化的年代早晚关系序列来看，马家窑类型早于半山、马厂类型。我们所说的马家窑文化发现白陶，就是马家窑类型。在早于半山和马厂类型的马家窑类型中再发现白陶，使半山、马厂白陶有了相对更早的资料，马家窑发现白陶，大有可能为半山、马厂白陶研究找到一个可能的来源，它或许就是半山、马厂白陶的技术渊源或发展基础。同时，对于马家窑白陶也需要探寻其更早的来源，相信可以从更早或同期其他文化白陶资料中寻找白陶文化的影响。
二、对甘青地区史前白陶研究，既可表现独特也可如彩陶研究那样丰富多彩
我们从查阅资料中，基本上没找到曾经见诸报告的甘青地区出土史前白陶资料，也许是工作还不到家，就更没见关于白陶发现和进行检测研究及相关论述的文字。现在看来，未必此前完全没有发现过白陶，很可能虽有发现却并未认真对待，被一些同行轻慢了。真没想到，是这个原因导致这个早该有研究的学术问题，延至今天，才因我们的重视，开始注意该问题。看来既有可能真的有没注意发现，也真有一些学者是见了竟没想到需要把发现的这些少量白陶分出来，更没考虑到它可能的科学研究价值，对其学术意义也就必然无知。他们或许看重的是些大课题大学问，对枝节细末的小问题没看上，轻视和忽略了。
问学没有高下之分。那种对我们的小问题现出不屑，多少有点傲慢无礼。其实，此小问题的意义并不小。我们还只是初步意识到白陶关系到陶器发展的某些影响和相关研究价值，实际白陶可成系列的一套大学问，意义实在可以另当别论。在黄河流域，尤其黄河上游地区，白陶也可像马家窑文化彩陶那样从研究中获知文化联系及发展关系的脉络，并有丰富多彩的广阔研究前景。白陶发现虽少却仍不可小觑，它代表了一类特殊的陶系。这样一类特殊陶器，可能牵涉深远，还远比彩陶更要源远流长，它甚至关乎瓷器发展。
甘青地区彩陶丰富而研究受到广泛重视，彩陶给我们认识甘青史前文化发展带来了很大便利，发挥了积极作用。马家窑和半山、马厂彩陶，向前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特别是庙底沟时期彩陶被称为巨澜般艺术浪潮的那个重要彩陶文化渊源。在考古学界，说起庙底沟时期，学者们随之想到的就有可能勾画出史前期的华夏中国大轮廓。
在甘肃的渭水流域，在小小的大地湾，那里找到了中国早期彩陶的起源。黄土地带沟壑纵横的甘青地区，通过彩陶揭示，考古学家可以把8千年的文化延续和相互关系说得相当明白透彻。彩陶是了不起的史前艺术。在甘青地区，彩陶发展曾达到了巅峰，这个巅峰就是马家窑文化。史前文化交流和人群的流动变化，通过彩陶显示，曾经呈现彩陶之路。更有学者指出，彩陶之路是丝绸之路的前身，而丝绸之路同时也可以说是陶瓷之路。
白陶被研究者认为具有很强的文化传播性。在中国南方，白陶几乎就如黄土地的彩陶那样强势，被大量发现，鲜明展现其文化特色。在南部中国的高岭土分布十分广泛，储量丰富，先民也就最早认识了高岭土，制作了白陶，广泛流传。如黄河彩陶一样，早在8千年前，白陶就在江南出现，其文化元素一直长期大范围流动在南方各地。白陶的流变，首先演变为原始瓷，然后再发展成熟，生成瓷器。
甘青地区白陶虽少，仍是文化元素。马家窑文化的白陶，不知是高端产品还是普通陶器，它可否反映出像多地的白陶那种传播影响，目前还难说清，需要积累更多资料来观察。或许白陶极少，与其他陶器显然不能比，其表现方式也或有不同。但白陶在技术上是非常独特的一类品种和陶器文化的另一大系。一方面，白陶的追求，可反映对于白色与相关寓意的观念或某种意识形态甚至包含更多精神内涵;另一方面，白陶与其他陶器有大不一样的资源特殊要求，一般陶土原料基本上随处可得，但白陶原料高岭土矿物，并非每个地方都有充足资源条件，而且它还需要开采技术。
三、白陶到瓷器是窑火与高岭土的神奇造化，更是南北方物质与精神文化的协同创新
众所周知，数千年白陶的发展演化，是古代人类认识高岭土这种瓷器基础原料的资源开发和经验与技术的积累，对创烧瓷器有特别重要也是必然的促进作用。瓷器发明是中国对于世界的一大贡献。史前白陶的历史意义，其实无需细数，已再明白不过清楚了。
历史性的白陶及瓷器伟业，怎么说高岭土的历史地位和功勋都不为过。从白陶到瓷器，是高岭土与窑火的神奇变幻和造化。也因此，在技术条件具备之后，尤其是高温烧制火候不断提高、高温釉出现，在升温可达，窑温可控中，低温白陶就在高温中演化成瓷器。
瓷器诞生在中国南方，不仅因高岭土的丰富物质条件和长期技术成熟的基础，更重要的或许还在于白陶的传播早已形成坚实文化传统，当时展提出要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调节和适应，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协同创新，历史性地开创了瓷器的大国春秋。
瓷器发明还离不开社会对高等级器物品质的特殊追求和崇尚观念，即有其时代的需求。考古发现表明，原始瓷曾大量出现在夏商周北方各中心区域，可能受到这些重要地域的高层人物和上流社会的极力追捧。生产和消费，这种特定的南北方配合，协同求新，促进了陶瓷业的大发展，也推动了古代中国社会大格局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瓷器发明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也奠下了基础。
四、马家窑文化白陶是迄今所知最早进入青藏高原的高岭土新材料
目前资料显示，白陶在甘青地区也有一些现象，值得更多注意。马家窑文化或更早的彩陶上就有见白彩，实际上它就是与白陶原料相同的高岭土材料。只不过它仅用来绘彩，没有用于制做陶泥。据说，青海高原的宗日文化，已有白陶，我们此前还未曾留意到。在临洮纪念马家窑遗址发现9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科技考古学者洪玲玉女士告知了这个资料。但即使是宗日文化的早期，也不过约略相当于马家窑文化，因此，我们之前对于马家窑白陶发现的认识，并未言过其实。是马家窑文化的白陶，在约近5千年前，已进入到了青藏高原。这大概应是高原上最早的高岭土人造材料。
我们还注意到，宗日文化具有土著特征的陶器类型中，陶色普遍偏白，还有人称它为乳白色（不过说乳白色显然言过其实了），尽管不是纯粹的白陶，但是否含有对白色的偏好或追求，是否在陶土中也添加了增白的呈色成分，也都值得探讨。
现将考察学习和招商活动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赴武汉等地招商考察的基本情况
（一）招商考察的实际效果。
此次招商考察采取市场考察与专项招商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围绕建材批发市场、果菜批发市场、汽车农机市场进行考察和招商，通过与长春一汽、上海大众、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团、四川恒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著名流通企业进行对接，推介了兰西的区位、资源、产业和政策优势，达到了交流信息、形成合作意向、学习借鉴其科学运作模式的目的和效果。
考察期间与长春一汽轿车销售公司达成了建设兰西解放商用汽车销售中心的意向，与山东寿光蔬菜汽运公司李国峰先生达成了蔬菜供应意向，与内蒙古 公司签订了葵花供应合同，与成都 签订了玉米加工设备合同。
（二）寿光蔬菜、武汉建材、德阳建材、佛山陶瓷等专业市场建设的特点。
1、市场规模大。
建全国最大、做全国最大是四处专业市场的共同特征。
寿光蔬菜市场占地600亩，有3.2万平方米的交易大厅，8000平方米交易棚，7200平方米交易服务楼，5000平方米特菜专营区，2万平方米的外省市蔬菜交易中心，年成交蔬菜1.5亿公斤，交易额30多亿元，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蔬菜集散中心、价格形成中心和信息交流中心。
武汉汉西建材城，面积10多万平方米，分为板材、石材、钢材、陶瓷、洁具、灯具等30多个专业市场。
XX年，在市场规模、汇聚品牌、吞吐能力、经济效益等四个方面荣登全国同类市场榜首，XX年被授予“中国建材第一市场”称号。
四川德阳恒大国际装饰建材城由四川恒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开发，于XX年6月奠基建设，总投资4亿元，占地400多亩，建筑面积20多万平方米，建成后可入驻商家1200多户。
广东佛山是全国最大的陶瓷基地和销售集散地，全国建筑陶瓷2/3的产品来自佛山，被誉为“中国陶瓷城”。
2、建设档次高。
坚持高标准规划，高水平管理，高效率运营，是四地专业市场建设的又一特色。
寿光蔬菜市场投资4000多万元建成了电子拍卖中心，交易流程实现了电子化。
汉西建材城形成了从仓储到运输、从配送到终端市场的“一条龙”物流集散渠道。
四川德阳恒大国际装饰建材城由中国建材流通行业的著名企业承建，其设计理念、建筑风格、整体功能均属国内一流。
佛山“中国陶瓷城”以完备的产品贸易中心、信息中心，仓储物流中心建设，实现了“买全国、卖世界”。
3、辐射能力强。
武汉等地以市场为牵动，带动相关配套产业跟进式发展，拉长了产业链条。
目前山东寿光蔬菜批发有限公司经过战略改组，市场体系延伸至华东、华北、东北等地，公司的业务规模和实力大幅度提高，产业龙头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实现了产地批发市场和销售地批发市场的直接对接。
汉西建材城拉动现代社区、交流与贸易、招商引资和配套产业长足发展，是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典型。
佛山地区的建筑陶瓷业拉动和吸引了民营经济裂变发展，陶瓷企业由1999年的180家增至目前的350家，年销售额达到150亿元。
二、招商考察的几点启示 武汉等地商贸物流经济的发展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有很多成型的经验值得学习借鉴。
相比较而言，我县商贸物流经济正处于原始资本积累和市场体系发育初级阶段。
突出表现为：有形市场建设滞后，市场规模小、吞吐能力弱、经济效益低；政策出台、机制制定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削弱了民间资本和社会游资的投资热情；对发展商贸物流经济宣传炒作的力度不够，载体不多，形式单一，广大干部群众对发展商贸物流经济认识还不到位，主动创业意识差，商品观念淡薄，抓机遇的能力不强，等等。
借鉴武汉等地的发展经验，主要给我们以下三点启示。
1、武汉等地干部群众思想解放程度值得学习借鉴。
武汉等地的干部群众不囿于传统思维和惯性思维的影响和束缚，敢于和善于突破陈规，看准的事情咬住不放，敢闯、敢试、敢为人先。
他们时时处处以发展为中心，以效益为根本，抓住广大民众想富盼富的迫切心理，以市兴场，以贸促工，贸工联动，带动和促进了民众思想更新、思路出新和方法创新，为农民走出土地进市场、走出农村进城市搭建了跳板和施展才华的平台。
几年来，兰西广大民众以树牢经营理念为载体解放思想、激活思想、统一思想，在培育市场意识，对接市场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但是，以树牢经营理念到创新经营实践需要一个过程，缩短这个过程，把民众潜在的市场意识激发出来，就要认真学习武汉等地的做法，以促进民众思想解放为根本，在激活思想、达成共识上重点施力，调动发展主体合力推进商贸物流经济提速发展。
2、建设专业市场的做法值得学习借鉴。
武汉等地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开发和壮大优势产业、发展商贸物流经济的根本就是建设专业市场，以做强有形市场加速形成无形市场，以市场为载体，搭建信息、技术、人才平台，推进产业开发和商贸物流经济互动发展。
XX年以来，在亚麻产业发展上，我们坚持走营销拉动、加工扩张、原料支撑、科技长入的发展路子，把进入颓势的亚麻产业转化成了经济强势。
在这一过程中，以市场化手段运作的黑龙江亚麻市场和宗正物流中心已经成为带动产业复兴发展的“龙头”。
尤其是成功举办两届亚麻编织品订货会和“首届中国（兰西）亚麻节”后，兰西亚麻产品营销网络已经覆盖国内大中城市，亚麻编织品市场份额占国内80%，今年9月又被国家命名为“中国纺编织名城”，目前兰西已经具备了区域性亚麻行业中心的雏形。
取得这样的效果，得益于我们抓住了营销牵动这个关键。
因此，我们必须长期坚持“以贸促工”不动摇的做法，在“贸工立县”上实现重大突破。
武汉等地的做法，启示我们必须建设专业性强、规模大、管理水平高、辐射带动效果突出的各类专业大市场，以市场承载商流、物流、人流和资金流，以商兴业，以商活县。
要借鉴亚麻大市场的动作方式，促进专业市场建设向农畜产品交易、农机农资批发、建材批发、汽车超市、货运仓储等专业领域迈进，促进市场开发多元化。
3、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发展模式值得学习借鉴。
一是年轻，有激情，有冲劲。二是有创新，不墨守成规。三是敢于接受挑战，敢想敢做。学生年轻有冲劲，有激情，很多工业设计课程都非常注重创意，现有的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设置都比较注重创意和视觉美感，但相对于视觉美感，老师针对创意的要求较弱，学生可以很漂亮地表现视觉感，创意部分稍欠缺，文化创意产业人才课程设置要加强创意部分。
（二）具有高度的审美能力
除了工业设计等培养审美能力的课程外：可以组织学生参观有影响力的江西省内博物馆，感受历代传统文化的审美，并用文字分析审美形成背景、原因等；安排专门课程欣赏观摩著名现代主义大师作品，用文字加以分析。
（三）市场营销知识与市场运作能力
开设市场营销课程，了解企业管理、营销管理等，加强与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跨专业交流，如一同社会实践、撰写产品的市场研究报告，再互相比较，发现不足，讨论分析原因。模拟管理公司，避免纸上谈兵，两个专业的学生利用专业优势互补。市场学的师生参与工业设计专业学生的产品设计课程和毕业设计，从市场角度进行指导，提高工业设计学生对市场的正确把握度和敏感度，掌握创意企业经营与商品市场的一般规律。
（四）学习专业文化知识
江西陶瓷业比较发达，是江西特色文化创意产业，所以要求江西高校工业设计学生应学习陶瓷文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般知识。开设相应的陶瓷文化课程，了解陶瓷形成技术及艺术表现，安排去景德镇现场进行考察观摩。开设相应的陶瓷产品设计课程，可安排64学时，了解景德镇陶瓷的历史、形成技术及艺术表现，再进行创新性的陶瓷产品设计，随后安排两周时间去现场考察观摩，同时制作成品，最后办一个陶瓷产品设计的汇报展。
（五）具备必要特定技能
首先，一定的人文知识和文化产品鉴赏力，可选修考古文化等方面的学科进行学习；其次，有相当的电脑、互联网信息方面的能力，创意产业与电脑、互联网紧密相联，现有工业设计专业应加强这些课程的设置；再次，有一定的法律常识，尤其是知识产权知识，因为创意产品来自创造力，属于智力财产，只有在产权受到有效保护的情况下才能获得良好回报，可选修法律专业方面的课程；最后，具备知识适时更新能力。根据产业发展与市场需求，不断学习新知识。可组织研讨会，加深对江西文化创意产业的认识，交流最新前沿知识，更新知识结构。
平和县位于福建省南部漳州平原以西山区，古为扬州之域，周为七闽之地。唐垂拱二年（686年）“开漳圣王”陈元光置漳州府，元至治间（1321～1323年）析龙溪、漳浦、龙岩县地置南胜县，县治设今平和南胜镇，至正十六年（1356年）迁今靖城，更名南靖县。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朝廷准理学家王阳明所奏，取“寇平而人和之义”，析南靖、漳浦地置平和县。1949年9月17日和平解放，属龙溪专区（地区）、漳州市。境内地势多向东、南倾斜，丘陵起伏，溪流密布呈放射状水系特征，闽南、粤东最主要的两大水系――九龙江和韩江部分源于此。
古窑址均为明清时期，窑址遗迹分布在南胜镇、五寨乡、文峰镇、九峰镇、小溪镇、大溪镇、霞寨镇、坂仔镇、霞峰镇等。尤以南胜、五寨最多，南胜主要有花仔楼寨、窑仔山窑、碗窑山窑、田坑窑、蕉山窑、蝙蝠洞窑、码头窑、虎崆窑、金吊岭窑等。五寨主要有窑仔山窑、大垅窑、二垅窑、狗头窑、通坑内窑（内窑仔窑）、通坑外窑、东山墩窑、蛤蟆石窑、后巷窑、田中央窑、杉仔下窑、扫帚金窑、泥鳅崆窑、虎仔山窑、螺仔山窑、考塘窑、洞口窑、城仔迹窑（十八窑）等。霞寨镇主要有官峰村下楼乾窑、碗窑埔窑、柿仔下窑、下官峰窑。文峰镇主要有南霞山兜窑、前埔窑仔山窑等。坂仔镇有西坑窑，大溪镇有赤安窑，小溪镇有岭后窑，九峰镇有下坪赤草埔陶窑等。
福建省明清烧造青花瓷的瓷窑几乎遍布各县市，“所烧器物以盘碗居多，也烧制瓶、罐之类，器物造型大体相同，烧制工艺较粗。从花纹装饰看，很多地方与景德镇青花相同，烧制初期很可能有景德镇来技术人员指导。正如明嘉靖《安溪县志》讲‘安溪瓷业皆为外县人氏作业’。这里可能是景德镇青花的延枝”［1］。
明代中期闽南地区瓷业的突然兴起，与漳州月港的堀起有直接关系，月港发展迅猛，每年出入月港的大型商船200多艘，大量瓷器通过月港外销海外。
平和县境内目前已发现窑明清窑场数十处，堆积点百余个，部分为笔者首次调查发现。经福建省博物馆科学发掘的窑址有：南胜镇花仔楼村碗窑山窑［2］，南胜镇法华村田坑窑［3］，五寨乡新塘村大垅窑、二垅窑［4］，五寨乡寨河村洞口窑（包括窑山窑、陂沟窑）［5］。有关陶瓷品种、烧造工艺、胎釉纹饰等已较详尽阐明，本文略。正如已故学者熊海堂所言：“通过对南胜、五寨窑的发掘，将可解剖一只麻雀，摸清漳州窑外销瓷产品的特征、技术系统，特别是南胜、五寨窑产品特征的总体面貌。并以此作为比较的基准之一，对海外出土同类器物进行断代和确定产品来源。”［6］
青花瓷是平和窑主要产品，约占全部品种的百分之九十五。调查报告［7］、发掘报告［8］、研究论文［9］较多。这里仅介绍部分未见著录或少见的新标本。
平和窑以开光青花大盘为主要特色，制作精细，纹饰繁美，足底粘沙。但也见部分无开光的满工大盘，制作规整，画工一流，发色纯正。口径约40M，菱花口，内底为海山蓬莱，内壁一周绘松竹梅等纹饰。也见一种双龙抢珠纹盘，盘中心为圆珠，左右各有一龙绘满整个盘面，各有四足，为四爪龙。见图1、2。
洞口窑以琢器为主，青花盒为该窑主要产品，除常规扁圆形盒外，还有四方盒、八角盒、椭圆盒等。如四方盒即为首次披露的新品种，盖面绘麒麟，四周绘飘带钱纹花卉。
采集到数件青花形物香盒，对研究日本茶道中的形物香盒产地判e将起到重要作用。如：日本古籍《形物香合相朴》中有“交趾柘榴香合”，却不见青花石榴香盒实物，笔者采集到这件洞口窑青花石榴香盒(图3)却也未见到传世品。采集到青花菊形香盒(图4)与日本古籍《形物香合相朴》中有“交趾菊梅香合”(图5)、“交趾菊牛香合”(图6)，造型一致，不同的是交趾菊牛盒盖上是牛、交趾菊梅盒盖上是梅，青花菊形香盒盖面是荷。另外还见一种帽形香盒(图7)很有特色，所绘图案为常规扁圆形盒中常见，盖尖顶绘菊纹，周边四开光绘鱼鳞纹,不见传世实物,为首次发现的新品种。椭形盒见两种(图8、9)，一种为印竖条纹，盒中隔断，成二格，盖面绘花卉或螭龙；另一种亦为椭形，盒中隔断，盖面绘螭龙，盖壁及盒身绘飘带菱形纹。大盒较少见，笔者采集到一个青花大盒，口径达27.5M。而最小的口径仅3.6M。日本曾出土青花白兔盒(图10)及莲池水禽纹盒(图11)，被定为万历年景德镇窑产品［10］，实为洞口窑所产。洞口窑常见白这类漏白兔纹，盒身亦为蓝釉白棱，器物造型也相同(图12)，而莲池水禽纹盒(图13)更是该窑的常规品种之一。
洞口窑的萎角方碟亦习见，笔者采集到两件较特别的萎角方碟。一为“魁”字碟，初看似无特别，特殊之处是足为圈足。另一件为印花碟，内为青花骑马图案，外面四壁模印，其中一面完整，为鱼乐图(图14)。采集到2件六角碟较少见，一件内底为蓝地漏花“魁”字(图15)；一件内底凹印八卦纹饰，再在纹饰上用青花填色，工艺较特别(图16)。
9件套八角攒碟(图17)也在洞口窑发现，纹饰有牡丹、八仙等。2002年越南平顺沉船3万4千余件漳州平和窑瓷器，有青花及部分五彩、素三彩。但这种9件套八角攒碟却被定为“窑口不明的青花瓷器”。如9件套人物攒碟(图18)，中盘为八角八边，绘寿老图，周边8个五边形人物碟，各绘何仙姑、吕洞宾、张果老、曹国舅、铁拐李、蓝采和、钟离权（汉钟离）、韩湘子。沉船发掘者及研究者认为：“这类器物比较独特，不同于同船出土的漳州窑瓷器。类似的器物及标本在漳州窑址中似乎也没有发现。这些青花的发色有的灰暗，有的较淡，从青花发色看不同于景德镇的产品，风格上与漳州窑的产品较为接近，估计可能是受其影响的南方窑口产品。”［11］其实，这些所谓“窑口不明的青花瓷器”9件套八角攒碟在洞口窑已发现。沉船中的不少瓷器为洞口窑产品。这亦是平和窑对外贸易的一大角注，证明禁海期部分产品是通过越南转口销往东南亚的。
青花大碗或大钵标本较特殊，内底印花，外绘青花。青花章纹瓷盘标本亦采集到一片，海外收藏的部分青花章纹瓷的出处为洞口窑可获确定。
各式青花瓶在洞口窑也能见到(图19-22)，有玉壶春龙纹瓶、细颈胆瓶、带座瓶、盘口双耳瓶等。细颈胆瓶、带座瓶的纹饰以梅花居多，也见龙纹，画工较娴熟，构图错落有致。
各式青花香炉也是洞口窑的特色之一，因发掘报告多有介绍，这里仅介绍一件以往未报道的窑址出土的完整开光香炉，笔者在村民家中见到，筒式炉，平沿内敛，斜直腹，平弧底中心凹圆，三兽足。纹饰分两层，上层开光内绘花卉，下层开光内绘麒麟，开光外绘波浪纹等。
这里还须指出，一件出土于日本的青花小罐，被日本学者当成“14世纪‘染付’青海波鱼鸟文小壶”并作为“珍稀遗品”，认为构图是中国或者越南的描绘法，纹饰被推断为越南或泰国图案中有趣的趣闻，而不能明显判断的奇妙图案。推测该器是由越南或泰国最先烧造的初创期釉下青花瓷，是属14世纪元青花影响而烧制的一个较例子，表明元青花并未到此终结。经化学分析结果表明，属越南或泰国初创期青花，虽不是从古窑址出土，却和泰国的陶土非常相似，而且该青花小罐异于从前的越南青花及元青花［12］。该青花小罐为开光鱼跃纹小罐，高5M，直口短颈，溜肩扁鼓腹，饼足，肩绘菊瓣纹，腹部开光绘鱼跃纹，开光以外绘波浪纹。实为洞口窑明末产品，洞口窑这款小罐较多见，鱼跃纹、波浪绘等也是该窑习见装饰题材。笔者在洞口窑采集一件生烧品，高5M，直口短颈，溜肩扁鼓腹，饼足微内收，肩绘菊瓣纹，外腹绘缠枝花卉纹，似连成三开光，内绘放射状花纹。
对于平和窑的始烧年代，曾经有学者将之考定为元代至清代。如洞口窑被定为元、明产品，内窑仔窑元、明、清［13］。洞口窑的青瓷类品种，如八卦纹炉、三足炉、砚台等，过去被误认为似元代产品，实则是同青花瓷一样属同一地层堆积，是明万历至清初产品。应该说内窑仔窑的涩底叠烧粗青瓷比较早，可能属明中前期物，但数量不大，仅作为本地销售。以往这类涩底叠烧粗青瓷往往被认为是元代产品。
本文所讨论平和窑年代，是指以贸易为主的青花瓷、五彩瓷、色釉瓷、素三彩瓷等产品，不包括草创的与外贸瓷断挡的“土窑”粗青瓷。
关于平和窑的生产年代，一般持明末清初说。明确定代的有：明代嘉靖至清代康熙间［14］；明代万历时期或更早一些至明末清初［15］；明万历中期至清顺治时期［16］；明末清初（约为清康熙以前）［17］；早于嘉靖五年（正德晚期）至清初［18］。但大部分学者并未就自己提出的年代观进行必要的论证，或论证的依据未进行检验。
对于古遗址的发掘，日本做的较好，发掘也比较彻底，地层关系明确，遗物采集也很全面。就漳州窑的问题多次专程赴福建考察与交流，掌握资料也较全面详实。日本学者森村健一长期从事古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其研究成果对我们认识漳州窑的起始年代等问题，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他综合日本各地遗址及各国的沉船出土漳州窑陶瓷产品资料后，明确指出：从1585年失火的根来寺遗址看，漳州窑系制品极少。至1590年以后，漳州窑系制品才大量生产并输入日本，如1615年失火的大阪域夏陈遗址出土物中，漳州窑系青花、五彩标本超过80％。并根据大量的日本遗址资料，将漳州窑系制品分为三期：Ⅰ期为16世纪后半叶（1570～1582年，隆庆四年～万历十年，即日本的织田信长时期），漳州窑系青花极其少见；Ⅱ期为16世纪末～17世纪初（1585～1615年，万历十三～四十三年，即日本的丰臣时代），这时的漳州窑系制品突然大量出现，数量上甚至超过了景德镇产品；Ⅲ期为17世纪初～17世纪中叶（明晚期～清初期，相当于日本德川幕府前半期），漳州窑系制品减少，仍见如同Ⅱ期的各类遗物，但碟类减少，盘类增多，漳州窑系制品逐步被景德镇制品取代［19］。后又增加了一期，Ⅳ期为17世纪后半叶～18世纪中叶［20］，这时期日本遗址已无漳州窑系的碗、盘类器物出土［21］。随着考古发展，资料的充实，以后森村［22］又将这四期修正为：Ⅰ期为16世纪后半叶；Ⅱ期为16世纪末～17世纪初（1600～1615年）；Ⅲ期为17世纪初～17世纪中叶（1640～1660）；Ⅳ期为17世纪后半叶～18世纪中叶（1680～1750年），仅见一件五彩盘出土。
菲律宾“圣迭戈号”，沉没于1600年12日14日，沉船货物中有平和窑瓷器产品，多数为青花瓷，少量为五彩瓷，常见器型为盘和碟，也有少量碗、大罐、小罐和盒，具有典型平和窑瓷器特征。芭芭拉•哈里森把漳州瓷中的青花器分为保守型、持续型和多变型三种类型，“圣迭戈号”上的大部分陶瓷属持续型，少数为保守型［23］。因此，可确定这一特定时间内平和县窑场以保守型、持续型为主要产品，并可界定这类器物的年代约为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符合森村修正后编年“Ⅱ期为16世纪末～17世纪初（1600～1615年）”。
漳州地区的明清墓葬中，平和窑产品较少见。平和县南胜陈山村“万历甲寅”（万历四十二年）纪年墓出土青花开光锦纹雉鸡牡丹纹盘残件（口径48M）、青花开光立凤纹盘残件及青化碗（图案多达十余种），这些碗盘均为南胜、五寨等窑常见的产品，纹饰、造型相同，是从外销瓷中剔除的转内销“残缺次品”，被当地平民采用为圹盘、圹碗封存于墓堆［24］。因此，这类碗盘可确定烧造于1614年以前。其中，开光立凤纹盘等纹饰与“圣迭戈号”持续型立凤纹、鹿纹、鸭纹盘开光纹饰相同，锦地开光纹“圣迭戈号”虽不见，日本遗址同一地层中却与持续型类物同时出土，因而可视为同一时期持续类产物。
小溪产坑村“天运癸巳年”墓，墓碑有“皇明”、“待赠光禄口夫尚暨口先生墓”、“天运癸巳年十一月十日囗立”等隶书文字。出土圹碗有魁字云龙纹、玉字凤穿花纹、临江待渡纹、秋江夜渡纹，均为青花碗。对照“万历甲寅”墓出土器物，发现两者之间的工艺特征、图案纹饰等有着明显差异［25］。查“天运”年号为张普薇所用，为1637年（丁丑），与癸巳年不符。推测属南明桂王朱由榔永历七年（即清顺治十年，1653年癸巳）。如推断无误，这类器物的年代应有清顺治十年上下。
与平和县相邻的漳浦县隆庆至万历四十一年的多座墓葬中，出土了青花小罐、盖罐；崇祯十五年墓出土圹碗1500余件，内底饰篷船和戴笠船夫、天官赐福纹，内底无纹者多有涩圈，外壁点五道密集青花点饰；康熙四十年墓出土青花碗上多有“佳”字款。这些出土物多半具有沙足特征，应出自平和五寨窑或紧邻五寨的澎水窑［26］。
平和窑，甚至闽南的众多青花窑址均未出土纪年瓷器，诏安窑有“大明成化”［27］寄托款，安溪窑有“成化年制”、“宣德年造”［28］等伪托款，这些都是清代瓷器。
综合上述研究资料及笔者的调查，平和县目前不见元代瓷窑。平和窑址群中，有一些涩圈粗青瓷，可能稍早，是内供商品。
福建青花瓷产生于何时？平和窑的烧造年代？笔者以为有重新讨论的必要。
有人在没有任何文献依据与考古证实的情况下，却写下德化窑“明成化以后开始大规模烧制青花瓷”［29］。有人指出［30］：福建青花瓷产生于明正德～嘉靖，依据为德化县明墓出土的一件正德己卯年郭真荫青花墓志及同墓出土的一件青花瓶；也有人认为［31］：闽南目前最早的青花瓷是安溪县嘉靖五年纪年墓出土青花碗。1983年德化县出土正德己卯年郭真荫墓志并非钴料，而是褐彩。该墓志为米黄色釉面，釉下阴刻铭文，填以褐色，烧成后文字呈淡铁锈色，这种铁褐色过去多被误为土钴料。据传同墓出土了一件青花瓶，青花色泽灰蓝泛黑，外壁饰折枝菊纹，被认为是我省最早的纪年墓青花品。但该墓未经科学发掘，遗物是村民送交，来源有疑问。从形制观察研究，该瓶属明末清初产品［32］。
笔者以为，闽南青花瓷最早为漳浦隆庆年间墓［33］。安溪县嘉靖五年纪年墓［34］是1989年一农妇到博物馆参观时，告诉博物馆：官桥洪塘村鸡母山有墓葬遭基建破坏，有青花碗出土。2个骨灰陶罐已被移葬，4件青花碗可能是墓葬遭基建破坏后追缴物。另有地砖墨书墓志，字迹被刷洗，仅能看出“……不幸卒于嘉靖五年丙戌……寿三十有三……”等字，并无葬日。墓有二穴，可知为合葬墓，下葬亦有先后，不能确定下葬时间；又可确信该墓为二次葬，所谓二次葬即不可能是“卒日”。安溪县所谓“嘉靖五年墓”出土青花排点纹碗与漳浦明崇祯十五年（1642）许氏墓、崇祯年间何楷父母合葬墓青花碗相同，这种青花排点纹碗在福建省的烧造时间应为明末，绝不可能到嘉靖五年。又如嘉靖三十八年陈素轩墓志铭，有人认为［35］是青花字迹，款字青料色泽呈现蓝中徽泛紫。该墓志是从县陶瓷公司征集。传云，同墓出土了5件瓷器，均为米黄釉瓷，而不见一件青花瓷。该墓志未经科学检测，真赝尚存疑，还不能作为纪年青花器。有文章指出：闽南青花瓷从嘉靖五年始烧，但有些窑的青花瓷可能早于嘉靖，如平和五寨一带的青花瓷窑址中出土一些平切足，外底未施釉，内绘实笔空心梅，这种风格在景德镇青花窑的中期常见［36］。福建平和窑青花瓷不可能与景德镇同步发展，不能生搬硬套。
有人认为漳浦正德墓一件素三彩瓜棱水注与平和田坑窑素三彩极为相似，嘉靖三十九年土楼残墙上的一片青花碗残底，是研究平和窑系烧造年代的重要根据［37］，并以这一青花碗残底认定澎水窑创烧年代为嘉靖中期［38］。笔者持不同看法，素三彩水注与平和窑的素三彩造型、工艺等有差异，尚不能认定为田坑窑产品，外来成份较大。嘉靖三十九年土楼残墙三合土中的残瓷片并不能作为断代依据，因为嘉靖墓葬中不见这类青花瓷碗，又修土楼时为何要在三合土中加杂破瓷片呢？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该瓷片在什么时间维修过程中夹杂入内。因此，该瓷片不能作为绝对纪年物。澎水窑创烧年代也不可能认定为嘉靖中期。
笔者以为平和窑青花瓷创烧于嘉靖晚期（未见嘉靖纪年墓青花瓷）至万历早期，亦以内销供应本地区民众，漳浦县隆庆及万历五年墓出土平和窑青花盖罐即是最好的说明。
外销瓷年代为万历中前期。瓷产品外销，促进了平和窑业的繁荣与发展，万历中期及中晚期，窑业发展较快，目前发现的百余处窑场多为这一时期。外销的兴旺与月港息息相关。明代文献［39］载：从月港出发的商船，万历十七年“岁限船八十有八”，“后以引数有限，而愿贩者多，增至百一十引矣”。万历十七年有“番泥瓶，每百个税银四分”，万历四十三年“番泥瓶，每百个税银三分四厘”、“青花笔筒，每个税银四厘”。
泉州港由于淤泥沉积以及“海禁”等诸多因素而渐渐衰败，至明朝，逐被漳州月港所取代。隆庆元年，朝廷采纳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这时又由于双屿港因国际贸易市场被朱纨派兵捣毁，该港成为废墟。此后直至万历年间，月港的海外贸易发展到最高峰，成为我国东南亚沿海对外贸易中心［40］。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重新颁布禁海令后，月港开始衰落，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告终［41］。平和窑亦停烧。以上历史背景简要勾勒出当时的政治形势与瓷业兴衰的轮廓。
探究平和窑生产技术的来源，对于进一步确立科学的区分标准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窑炉技术和装烧技术看，平和窑采用的是阶级式分室龙窑，所用的“M”型匣钵及装烧方法和窑火的处理方法等均有明显的闽浙地区龙窑特征，其制坯、施釉及装饰图案的绘制等则大部分仿自景德镇。其施釉方法、工序似来自景德镇制瓶罐类抚州或丰城籍窑工。可以说，为了趋利，平和窑采用了闽浙流行的龙窑窑炉，又吸收了景德镇窑的边缘工艺技术，只是形式上的仿景产品。其急就草率的产品给我们留下了区分其不同技术系统的明显特征。这些技术上的一系列差异提示：尽管沿海诸窑产品在器型、纹饰等方面与景德镇产品有相似之处，但窑炉技术、装烧技术和成型工艺上差别甚大［42］。
注 释
［1］赵光林《从中国青花瓷器不同时展阶段看它的兴衰》，《北京文博》2003年2期。
［2］福建省博物馆：《漳州窑――福建漳州地区明清窑址调查发掘报告之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3］福建省博物馆：《福建平和县南胜田坑窑址发掘报告》，《福建文博》1998年1期。
［4］福建省博物馆：《漳州窑――福建漳州地区明清窑址调查发掘报告之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5］福建省博物馆：《平和五寨洞口窑址的发掘》，《福建文博》1998年增刊。
［6］熊海堂：《华南沿海对外陶瓷技术的交流和福建漳州窑发现的意义》，《明末清初福建沿海贸易陶瓷的研究――漳州窑出土青花、赤绘瓷与日本出土中国外SWATOW》，中日共同举办学术讨论会文集，1994年。
［7］a.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部、平和县博物馆：《平和县明末清初青花瓷窑址调查》，《福建文博》1993年1、2期合刊。b. 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部、平和县博物馆：《福建平和县南胜、五寨窑址1993年度调查简报》，《明末清初福建沿海贸易陶瓷的研究――漳州窑出土青花、赤绘瓷与日本出土中国外SWATOW》，中日共同举办学术讨论会文集，1994年。c.朱高健、李和安：《平和南胜窑调查报告》，《福建文博》1996年2期。d.平和县博物馆：《平和官峰窑址调查报告》，《福建文博》1998年增刊。
［8］a.福建省博物馆：《漳州窑――福建漳州地区明清窑址调查发掘报告之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b.福建省博物馆：《福建平和县南胜田坑窑址发掘报告》，《福建文博》1998年1期。c.福建省博物馆：《平和五寨洞口窑址的发掘》，《福建文博》1998年增刊。
［9］a.厦门博物馆：《闽南古陶瓷研究》，福建美术出版社，2002年。b.《福建文博》1999年增刊“中国古陶瓷研究会1999年漳州年会暨学术讨论会文集”。c.林尊源：《福建平和青花装饰艺术及时代特征》，《中国古陶瓷研究》第4辑，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
［10］坂井隆夫：《遗品に基づく贸易古陶磁史概要――海を渡つた中国陶磁》，京都书院，1989年。
［11］刘朝晖：《越南平顺沿船出土的漳州窑青花瓷器》，《中国古陶瓷研究》（十三），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
［12］坂井隆夫：《遗品に基づく贸易古陶磁史概要――海を渡つた中国陶磁》，京都书院，1989年。
［13］《漳州志》卷三十二“文物名胜”。
［14］叶文程、林忠干：《福建陶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
［15］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部等：《平和县明末清初青花瓷窑调查》，《福建文博》1993年1、2期合刊。
［16］张仲淳：《漳州窑系瓷器的特征、年代及对日本的影响》，《厦门博物馆建馆十周年成果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
［17］福建省博物馆：《漳州窑――福建漳州地区明清窑址调查发掘报告之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18］傅宋良：《闽南明代青花瓷器的生产与外销》，《厦门博物馆建馆十周年成果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
［19］森村健一：《漳州窑系制品（スワトウ）の年代观とその意义》，《明末清初福建沿海贸易陶瓷的研究――漳州窑出土青花、赤绘瓷与日本出土中国外SWATOW》，中日共同举办学术讨论会文集，1994年。
［20］森村健一：《漳州窑陶瓷器（SWATOW）的贸易》，《漳州窑――福建漳州地区明清窑址调查发掘报告之一》附录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21］森村健一：《福建省漳州窑系陶瓷器（汕头器）的编年》，许其晃译打印稿，1994年。
［22］森村健一：《福建省漳州窑系青花五彩琉璃地的编年和贸易――明末清初的汕头器》，《福建文博》1996年2期。
［23］莫尼克・科里克：《界定“汕头器”的年代――1600年11月4日，“圣迭戈”号大帆船》，《福建文博》2001年1期。
［24］高健、李和安：《从明墓出土器谈平和窑烧制年代》，《中国古陶瓷研究》第5辑，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
［25］高健、李和安：《从明墓出土器谈平和窑烧制年代》，《中国古陶瓷研究》第5辑，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
［26］王文径：《漳浦出土的明清瓷品》，《福建文博》2001年1期。
［27］欧阳希君：《记一次漳州窑考察》，《欧阳希君古陶瓷研究文集》，世界学术文库出版社，2005年。
［28］张仲淳：《明清时期的福建安溪青花瓷品》，《考古》1987年7期。
［29］裴光辉：《克拉克瓷源流》，《福建文博》1999年增刊。
［30］罗立华：《福建青花瓷器的初步研究》，《东南考古研究》第一辑，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黄春淮、郑金勤：《德化青花五彩瓷全书》6页，福建美术出版社，2003年。
2003年12月24、25日，鹰牌公司新一届领导班子在广州东方宾馆召开经销商年会，会议主题充分结合鹰牌的历史与所处的形势，以“光辉三十年，共创新天地”为主题，董事总经理钟应洲、营销总经理梁兆津等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务实作风和团结与活力，给经销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连环公关之一
世界小姐出任广告模特，华鹏神秘“变脸”
2003年起，有关著名公司换标的消息接连不断：先是享誉全球的可口可乐更换标识，接着雪碧的新标识也开始在中国露脸，国内的联想与手机新锐厦新也迈上了蜕变的步伐。而当人们对这些巨鳄们接二连三的换标还未真正理解其意图之时，在陶瓷界拥有显赫声名的鹰牌控股有限公司旗下的华鹏陶瓷也突然“变脸”。
2004年2月下旬，在中国陶瓷城对面的黄金广告位上，出现了火红主旋律下的展翅高飞的华鹏标志，“华鹏陶瓷+最新出炉的世界小姐关琦=时尚中国风”的文字令人注目。华鹏陶瓷继1999年在颠峰时期并入鹰牌控股有限公司而备受瞩目后，再度成为城中热门话题。对华鹏进行品牌重塑，并通过品牌重塑恢复经销商的信心，增加终端的认同，是一件慎重而意义深远的活动。2004年初始，鹰牌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钟应洲、营销总经理梁兆津充分肯定了华鹏以“感受中国力量”为品牌核心思想，以“时尚中国风”为产品概念导向的品牌重塑方向。经过市场部与华鹏销售部门的多次沟通与深度论证，确立了以“中国华鹏・中国砖”为华鹏的品牌定位广告语。这是在以往“中国洁具・中国砖”这一广告语上的提升，以突出“华鹏――中国之鹏”的概念与内涵的高度统一。原有的标识主题颜色分别是红色和白色，用的是中国文字进化中的代表字体，突出华鹏一直谋求发展的精神。展翅飞翔的“鹏”充满向上的张力，圆形的背景既代表了火红的太阳，又充分代表了企业追求和谐、内在的中国文化。
在确立了采用原标志，以“中国华鹏・中国砖”为品牌定位广告语的基础上，如何融入现代与时尚的概念呢？华鹏找到了荣获第53届世界小姐季军头衔的关琦。
在完成创意理念思维与一系列的工作之后，鹰牌控股有限公司市场部协同华鹏开始了一项大的行动――签约新鲜出炉的世界小姐关琦担任华鹏的平面模特。第53届世界小姐选举首次在中国海南举行，大会的口号是“美丽的眼睛看中国”。华鹏邀请第53届世界小姐关琦出任华鹏的广告模特，正好为大会的主题作了一个最好的回应，即“美丽的眼睛看中国，看到了‘中国华鹏・中国砖’”。
始于1951年的“世界小姐”大赛，是全球历史最长、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国际选美赛事之一，出生于中国吉林的关琦以首届中国小姐冠军的身份参赛，最终以完美的外表美与自信，以及富有内涵的综合素质代表中国获得了该次大赛的季军，从而一举成为我国历届参加世界小姐大赛中获得名次最高的选手。鉴于关琦时装模特与时装设计师的独特气质，以及最新出炉世界小姐的影响，正好为“中国华鹏・中国砖”作了最完美的演绎，对华鹏的品牌重塑具有极大的推动意义。
至此，华鹏陶瓷的品牌形象已呼之欲出，在中国十大人像摄影师之一的谢墨亲自操刀下，关琦以红色旗袍、浅黄吊带裙等多种形象亮相，其中红色旗袍的两款造型分别用于主形象喷画与迎宾牌。
为了很好地表现华鹏陶瓷的主打产品“天之石”与“华之石”，华鹏充分结合产品的属性，提炼出“天之石”实现抛光、哑光、凹凸三种效果的突破，“华之石”独特的天然纹理，在技术上、纹理质感上领先同行的特点，结合关琦的形象，创作出两款海报，分别是“天之风采，与生俱来”的天之石，以三种效果作为世界小姐关琦风采展现的舞台背景，并语带双关地揭示出天之石与世界小姐的风采都是与生俱来；另一款“华之石”的产品海报，更以关琦时尚的造型、自信的表情，表达“华之石”对市场的自信，标题广告语“凭自信征服世界”，内文包括“世界小姐关琦凭美丽与自信征服世界，华鹏‘华之石’同样可以做到。”自信的华鹏，自信的产品通过一系列的户外广告与海报、招贴迅速到达终端。
同时，华鹏特别选择了“五一”，在中国陶瓷城为华鹏的新形象、新产品作大型会，华鹏广告模特、美丽的世界小姐关琦专程出席了会。会的主题就是“中国魅力，世界风采”，并通过报纸、电视、杂志、手机短讯、户外横幅、单张随报派发等方式将活动的信息传到终端，并邀请了《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等30多家媒体记者出席了本次会。事后，还制作了专辑，并发到各个终端。
华鹏神秘“变脸”，通过世界小姐关琦，通过十大摄影师，通过平面设计师，通过媒体，迅速完成并在终端广为传播，极大地增强了经销商的信心，成为业内外津津乐道的公关传播事件行为。
连环公关之二
大奖赛颁奖礼，为光辉三十年揭幕
2004年3月29日，“鹰牌杯”全国商用空间设计大赛颁奖礼在北京长城饭店隆重举行，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鹰牌陶瓷有限公司主要领导出席了会议并为获奖设计师颁奖，大赛评委和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部分获奖设计师也作了发言，高度肯定了这次大赛对于促进中国建筑装饰业蓬勃发展的积极意义。同时，为了与设计师以及各界朋友共同分享鹰牌30年的辉煌成就，鹰牌还在晚会现场举行了鹰牌光辉30年庆典的启动仪式。
“鹰牌杯”全国商用空间设计大奖赛由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主办、佛山鹰牌陶瓷有限公司协办，于2003年8月开始至2004年3月，历时8个月的时间，覆盖全国各大城市，影响非常广泛。选择这样一个时刻，在北京著名的长城饭店为鹰牌光辉30年庆典活动作揭幕仪式，是基于鹰牌光辉30年与鹰牌销售市场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它不仅仅代表一个企业，而是代表一个行业。鹰牌公司发展的30年，也是中国建筑陶瓷行业发展的30年，鹰牌陶瓷以敢于创新的精神，为现代中国建筑陶瓷的进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鹰牌陶瓷一直是深受设计师、工程单位喜爱的品牌，在销售中，工程占据着很大的一个比例，选择在代表当代商用空间设计的首次大赛的颁奖礼，让设计师与工程单位代表共同见证与分享鹰牌光辉的30年，分享鹰牌30年的文化，是一件很有意义的活动。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会长马挺贵、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会长丁卫东分别代表了中国建筑装饰行业与中国建筑卫生陶瓷业，和全国获奖的设计师共同见证与分享这一盛会，意义深远。
事后，华鹏还专门制作了活动专刊与专辑VCD，将活动的盛况，传播给全国广大经销商与设计师等群体。
连环公关之三
赞助三人篮球、支持申亚，双击市场脉搏
要做推广，离不开造势，如何结合鹰牌陶瓷的品牌特点在市场上造势呢？鹰牌再一次想到文化，想到体育，想到奥运与亚运。2004年是建筑材料采购年，如何与体育结缘，拉近与奥运工程项目的距离，是我们一直研究的课题，包括邀请奥运冠军出任广告代言人，赞助个别项目等等。毕竟，这是一件很慎重的事，也是可遇不可求的，正好广州申办2010年的亚运会，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件大事，能否利用申亚的机会为企业再造声势呢？
2004年3月的一天，我们接触到广州市篮球协会的负责人。据介绍，每年一度的三人篮球赛以往都是百事、雪碧等国际品牌赞助，2004年希望换个其他企业赞助。鹰牌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钟应洲先生对这个信息非常重视，迅速作出采取行动争取冠名此项活动，拉近与省市体育界距离的重要决策。为此，市场部一行人前往广州篮球协会作了进一步沟通，从众多的信息与资料中理清了思路，就命名为“鹰牌陶瓷支持广州申亚三人篮球赛”，并要求给予很好的主办机构以提高活动的影响力。
经过争取，确立了由广州市体育总会作主办，广州市篮球协会作承办，鹰牌陶瓷有限公司独家赞助，并特别选择了广州天河体育馆南门广场。
如何把信息更好地出去？鹰牌选择了新闻、海报发放、媒体广告投放的方式，并初步将新闻会的时间定在4月初，比赛的时间在5月底，媒体广告的时间在5月初。
4月初，篮球协会告诉我们，新闻会时间定在4月13日，地点就设在广州体育局会议室。4月8日，广州2010年亚运会申办委员会在广州体育局举行挂牌仪式。4月9日，各大媒体纷纷在头版报道此事，并透露“4月14日：广州申亚迎考”，在此后的一个多星期内，各大主流媒体每天均以重要篇幅在头版报道广州申亚应考的情况与各界的行动，申亚热潮席卷全城。
4月10日，负责项目的主管报告，由于4月14日亚奥理事会评估团来考察，原定出席的体育局领导不能保证出席，体育记者也有可能不能出席，新闻会是否延期？公司迅速召集项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首先，会议认为，在亚奥理事会评估团来考察前一天举行支持申亚体育比赛的新闻会，在时机上是不可多得的，它可以融入社会各界支持广州申亚的主旋律当中。在如何能吸引记者的关注力？会议分析了目前各届对支持申亚的反应，包括广州日报的千人乒乓球赛，广州各界市民的“爱我广州支持申亚”万人长跑等，都是发生在广州，广州以外的城市还没有，这是一个机遇。本来篮球赛是很早作出反应的一个项目，但由于赛期定在5月29、30日，看来是不能很好地在这阶段充分发挥，怎么办？加项目，变为系列活动。公司迅速组织市场部把现有的资源整合，增加了一个“陶都万人签名支持广州申亚”的活动，因为我们是陶瓷企业，佛山是陶都，既能表达佛山人，又很好地切合我们作为策动机构的行业特性。就以会为签名的开始，然后在佛山总部展厅等展开，并把原定5月1日的新产品会现场也作为万人签名的会场。如此一来，我们就组织了一系列的活动，原计划的仅仅是“鹰牌陶瓷杯支持申亚三人篮球赛”的新闻会便增加了“暨鹰牌控股支持广州申亚系列活动的新闻会”，增加一个签名支持申亚的环节，作为下一步组织佛山万人签名的前奏，新闻点就多了。解决了新闻点的问题，剩下最迫切问题是落实出席会的体育局的领导，这是关键，至于记者，我们可以采用双保险的办法，即委托承办单位广州市篮球协会邀请各大媒体的体育记者，同时也通过我们原有的关系，邀请包括各大报纸的佛山记者站记者与陶瓷行业媒体等记者，以保证当天的人气。
经过各方争取，广州市体育局副局长出席了本次会，而一直担心的各大媒体体育记者也悉数出席会议，也许是第二天就迎接亚奥理事会评估团的缘故，现场气氛也格外高涨。广州市体育局副局长还现场介绍了广州申亚的最新情况。最后，与会的领导与嘉宾纷纷为支持广州申亚签名。
第二天，《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新快报》、《信息时报》、《广东科技报》、广州电台、新华网、搜狐网、佛山电视台、《佛山日报》等各大媒体纷纷见报或出镜。《佛山晚报》更是以“佛山鹰助广州申亚”为题，在头版头条作了大照片配文章，佛山电台新闻部闻讯后，特意专门设立一个专题――佛山各届谈广州申亚的商机，并专门派主持人前往鹰牌总部采访钟应洲董事总经理，也是建材行业的惟一代表。其传播价值远大于直接投放广告的价值。
连环公关之四
借陶交会声势，陶都万人签名
前三个公关活动结束了，第四环如何迅速接上？如何将支持申亚的活动做得更响呢？这时遇到了难题。正在这个时候，建材周刊的副主编李湘平打电话，看鹰牌是否有兴趣赞助5月15日举行的2004（春季）中国陶瓷、卫浴进出易会开幕当天下午的论坛。我迅速提出我的想法，能否在冠名论坛的同时，在2004（春季）中国陶瓷、卫浴进出易会开幕式上增加一个环节，就是“陶都万人签名支持广州申亚”。
很快，承办单位中国陶瓷城作了回应，可以。这可真的解决了公司一直无法突破的难题。当天晚上，我把活动的程序拟了一下，并看了一下现场，最后，把主题广告语想好――“两城一心，心连亚运”，巧妙传递了佛山与广州的共赢概念，表达了两市人民对申亚的热情。
5月14日上午，市场部一行六人前往中国陶瓷城，曾志副总经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交代了意图：第一，当天的剪彩结束，就转入“陶都万人签名支持广州申亚”环节，邀请与会的领导带头签名；第二，在现场的户外，再临时搭建百米的巨幅，供群众签名。然后便在雨中细致地察看了地形，交流很顺利，曾副总把我们的意图向主办单位作了简单的汇报，表示通过。
至此，市场部的同事似乎都看到万人签名的热烈场面，每个人脸上都掩饰不住心中的兴奋，但同时也清楚，要在不到20个小时内完成所有的事情，绝非易事。
回到办公室，我迅速作出了一系列的部署：
1．必须确保万人签名巨幅的如期制作与悬挂；
2．必须重新组织更强大的新闻记者队伍，并区别于现有的开幕新闻的记者签到，以保证活动见报时体现“鹰牌陶瓷”的全力策划的精神；
3．必须重新组织新闻通稿与钟总发言稿；
4．必须尽快办理有关的财务审批手续。
由于准备充分，一切都有条不紊地向既定目标发展，惟一的小插曲就是5月14日的雨一直下到晚上12点，真担心第二天是否出现一个雨中支持申亚的场面。
第二天，天清气爽，当开幕剪彩结束，主背景喷画徐徐降落，露出鹰牌陶瓷“两城一心，心连亚运”――陶都万人签名支持广州申亚的背景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鹰牌控股董事总经理钟应洲上台发言。随后，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会长丁卫东、佛山禅城区的领导、中国陶瓷城副董事长与钟应洲先生分别上台支持广州申亚签名。
现场的群众也纷纷加入到签名的队伍中，一群可爱的学生还不忘签名之后作出各种胜利的手势，吸引了现场近50名记者的“长枪短炮”。
5月30日，“鹰牌陶瓷支持广州申亚三人篮球赛”在天河体育中心南门广场决赛，在颁奖礼后，满载陶都万人签名支持广州申亚的巨型横幅由钟应洲总经理亲自交给广州体育局的领导，广东电视台、广州电视台等媒体与广大市民现场见证了这一盛况。
此次公关活动得到了各方的赞赏，尤其是建立了与省、市以及国家体育部门的联系，为亚运工程、全运工程、奥运工程的公关打下坚实的基础。
连环公关之五
跨行业品牌合作，形成信息冲击波
在跨行业的品牌整合上鹰牌选择了两个有代表性的机构，一个是在移动通讯领域迅猛发展的中国联通，一个是广州报业集团的第一财经报纸《赢周刊》，通过与他们的合作，构建有效的信息冲击波。
2004年3月下旬，鹰牌公司与中国联通佛山分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4月下旬我们就5月1日的新产品与联通方沟通，看是否有机会与其近期的业务推广联系，共用媒体资源。很快，联通方就提出其CDMAIX业务可以给我们做第一家试点，并可以利用“五一”作联合，各自在相应的媒体中相关宣传。4月28日，中国联通佛山公司在《佛山日报》投放半版广告介绍联通新业务在鹰牌控股华鹏陶瓷的应用。同时，联通向所有华南的用户发送活动短讯。
5月1日，中国联通的工作人员在会上向来宾展示其最新研发的服务系统CDMAIX――天下联盟之“企业手机网站”，并模拟演示了该手机网站在华鹏陶瓷的应用情况。联通的这种企业移动管理服务系统，具有公文传阅和超大容量电话本等功能，能改变办公和管理方式。该系统建立之后，领导可以随时随地在移动状态中处理公务，销售人员也可以通过手机随时获得最新资料，无需再带着厚重的资料东奔西走。在天下联盟之“企业手机网站”推出市场之际，联通成功地与鹰牌控股有限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并为其控股的华鹏陶瓷实施了这个最新服务。由此，华鹏不但可以在国际wap网上展示自己的产品，社会上的普通CDMA用户也可仅凭手机就能查看华鹏陶瓷，联通还可以进一步配合短信新业务将华鹏陶瓷的产品信息进行推广。
华鹏陶瓷与中国联通的此番合作，是国内陶瓷品牌与通讯品牌间的首次合作，两个不同属性的行业大鳄的联手超人意料，双方的收益程度也可想而知，但其意义的深远性如何，必将引起营销界前瞻人士的注目和思考。
此外，鹰牌在春节后还推出了“鹰牌与您，盛世同赢”与“华鹏与您，盛世同赢”活动方案，为鹰牌陶瓷与华鹏陶瓷的全国经销商送“赢”。“赢”是一种态度，“赢”是一种信念，“赢”是鹰牌控股与全体经销商共同努力的目标与方向。通过与广州报业集团的第一财经报纸《赢周刊》的编辑发行部合作，为全国经销商及其重点客户送《赢周刊》，达到了沟通、培训、广告等多种效果。
【终端收关】
我们通过事件营销与媒体配合，经过以上一系列的借势与造势，营造了一个热烈的氛围，并通过及时印制特刊，将这一气氛二次传递。同时，我们还制定了严密的促销计划，同步推出。
第一击买鹰牌产品，赢山河之旅
为庆贺鹰牌光辉30年，并配合鹰牌陶瓷2004主打产品推广概念，“四石联奏，山河交响”及鹰牌卫浴全新形象“品质好，生活好”的推出，表达鹰牌人热爱祖国山河，关爱人类自然的胸怀，关注生活品质的态度，特举办鹰牌陶瓷、卫浴“山河之旅”全国购物有奖活动。
实施对象：所有购买鹰牌陶瓷产品、卫浴产品的消费者（工程、零售均可）；
实施时间：2004年3月1日至2004年7月15日；
实施地点：鹰牌全国专卖店；
参加办法：（略）
第二击引爆燃情五月
2004年5月1日至5月30日的30天内，鹰牌陶瓷在全国范围内举办“激情鹰牌，燃烧五月”活动，推出其经典瓷质抛光砖产品“金色时代的极至奢华”真石韵系列和“传世之美・造化天地”丽晶石系列，大幅优惠销售，指定规格产品以超低价回馈广大消费者。
鹰牌真石韵，模拟天然石材纹理的演化过程，采用尖端电脑自由布料技术使每片砖的纹理均有所变化，突破传统产品的生硬感觉，质地细密，永久常新，纹理凝重，刚柔相济，耐人寻味。
第三击真情服务在鹰牌
由佛山鹰牌陶瓷有限公司主办，沈阳添豪陶瓷有限公司协办的为期一个月的鹰牌卫浴“真情服务在鹰牌”活动于4月28日全面登陆沈阳，并特别在“五一”黄金周精选三天进行别开生面的演出与抽奖活动，得到了沈阳人民的大力支持，取得了超人气的效果。
【各方关注成绩喜人】
一系列的活动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
根据第一季度业绩公布数字显示(新加坡业绩统计的第一季度是2～4月)，2004年第一季度销售总值是103221000元，较去年同期的83393000元增加23.78％。其中砖类88095000元，较去年递增22.3％，卫浴15126000元，较去年递增33.09％，实现利润11309000元，而去年同期为亏损26223000元。
5月的燃情促销，北京、大连、沈阳、广州、深圳、珠海、南宁等全国大部分经销点与佛山总部人流均明显增加，销售额明显提高，比上月增加近20％～40％，比去年同期增加10％～20％。
此外，据统计，在2004年1～5月，各种媒体共见报180篇，电视出镜30余次，是去年同期的3倍。同时，鹰牌公司在2004年4～5月分别取得“中国卫浴市场产品质量用户满意品质信誉第一品牌”称号，以及中国建材行业百强企业称号。5月28日，鹰牌公司董事总经理钟应洲荣获“2004蒙代尔世界经理人成就奖”，是中国建筑陶瓷行业第一个荣获此殊荣的职业经理人。各方的关注与清晰的业绩增长表明，系列连环公关策划鼓舞了员工与经销商士气，提升了终端，激活了市场，取得明显的效果。
案例点评
陶土走进纪念堂
松嫩平原和辽河平原的结合部、长白山脉和医巫闾山脉的对接点、东北平原和蒙古高原的交汇处，川流不息的辽河穿境而过勾勒出23处湖泊如星罗棋布――这就是现有“东北瓷都”之称的辽宁省法库县。
法库地势北高南低，丘陵、平原起伏交错，构成了“三山一水六分田”的天然格局。这里是东北与中原南下北上的交通要塞，法库县境内共有山岭382座，大小河流近百条。不同构造的山系、盆地、褶皱、断裂带，经过亿万年的沧桑变化，为这里留下了丰富的瓷土、高岭土、膨润土、硅石、硅灰石、方解石、沸石等30余个品种的非金属矿产资源，品位上乘，储量丰富，现已探明各种有益矿产十几种，产地100余处，已探明非金属矿30余种，占沈阳市已知矿种的70%以上、辽宁省的20%以上。瓷土、珍珠岩、膨润土、长石、沸石、硅石、硅灰石、方解石、高岭石等陶瓷生产原料近期储量达1.04亿吨，远景储量则可达6.85亿吨，是辽宁省一类矿产资源大县，全国瓷土基地县。
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法库县工业局有个叫张哲英（著名导演张惠中的爸爸）的工程师，曾经在地质大队工作，他知道法库的非金属矿产，尤其是瓷土资源特别丰富，就汇报到县里，县里派人去考察，发现这里的非金属矿产资源储量非常丰富，瓷土质量好。据说1976年主席去世以后，政府修建纪念堂，从全国各地选瓷土的样品检验，用来烧制纪念堂内陈列的所有瓷器，最后选中法库瓷土。当得知法库瓷土被纪念堂选用时，法库人民感到特别荣幸，敲锣打鼓地把家乡的瓷土送去了唐山烧制瓷器。
那个时候，瓷土的价值虽然被发现，但人们并没有对此采取什么重大的举措，只是卖瓷土而已。直到1992年法库县划归沈阳市管辖后，当时法库县县长王世伟把瓷土问题反映给上级领导，法库瓷土才得到了应有的认可和重视。从2002年第一家陶瓷企业落户法库至今，沈阳市委、市政府始终把法库县陶瓷产业作为市级重大项目来抓，大力推进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积极推进陶瓷产业集群建设。
辽宁法库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丁斌说：“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库人，一直非常喜欢陶瓷。我刚来的时候，这里是一片荒地，随着第一家进驻法库的陶瓷企业――山东淄博崔军集团建立的第一条陶瓷地砖生产线开工后，我便亲眼目睹了法库陶瓷的成长历程。”2004年，进驻法库的陶瓷生产企业就由2003年的7家骤增至31家，近百条生产线开工建设，法库的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
今日的法库瓷都
法库产陶瓷，是“东北瓷都”。“瓷都”附近的农民几乎都不种地了，他们把地租出去，到“瓷都”打工。
老张是“瓷都”附近一个农民，“咱种了30多年的地，也没赚啥钱。现在好了，有了陶瓷厂，我就把地租了出去，到厂子里打工，哪个月都能挣个千八百的，这不比咱种地强？咱一开始还觉得这土坷垃变瓷砖挺神奇的，没想到后来，咱村里家家都用这种抛光砖铺地。”说着，他很自豪地踏了踏脚下的瓷砖。
法库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丁斌告诉记者，他曾经到“瓷都”附近的农户家做过调查。一家人都在陶瓷厂上班的情况屡见不鲜。其中一位老人告诉丁斌，自己的儿子、儿媳都在陶瓷厂上班，儿子一个月挣1600元，儿媳一个月挣800元。2400元的月收入对于一个农户来说已经很不错了。丁斌说，曾经有记者到附近的农户家采访，很惊讶地看到农民坐在电脑旁聚精会神地打网络游戏。
“过去，法库的小姑娘谈恋爱都不敢说自己是法库的，为什么？因为法库穷！现在不一样了。”丁斌说，“我们对把法库建设成为中国较大城市充满信心。”
中图分类号:R783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5-0515(2010)03-116-02
金瓷烤瓷修复体是目前临床上常用以修复牙体、牙列缺损的有效方法。虽然金属基底冠使修复体的强度满足了临床要求,但由于金属基底冠易造成牙龈黑线、影响修复体的透光性,和美观效果。近几年全瓷冠修复工艺技术有较快的发展。有铸造陶瓷、玻璃渗透陶瓷,计算机加工陶瓷等工艺。而易美压铸瓷修复工艺技术首先是压铸出高强纤维陶瓷基底内冠,然后再根据需求按烤瓷方法完成饰面瓷部分。现将完成的96例易美压铸瓷烤瓷全瓷冠修复体的制作及效果报告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前牙冠预备 全冠唇侧需磨除厚度1.5mm,切端部或颌面约2.0mm,制备内角圆钝的直角肩台,宽度1mm。将尖锐直角磨圆钝,各轴面无倒凹。嵌体颌面深度最少2mm,峡宽不可低于3mm,轴面内壁制备成外展15°。全瓷贴面如果可能,制备应整个位于牙釉质,对于不包绕切端的制备唇侧制备至少0.6mm;对于包绕切端的制备,颈部与唇侧应至少0.6mm,切端需0.7mm。
1.2 将翻制好的工作代型牙体所有倒凹填平,涂一层石膏硬化剂,最多二层间隙剂。制作蜡型。内冠厚度前牙不少于0.4 mm,后牙不少于0.8mm,预留给外覆瓷的厚度不可比内冠厚。后牙可不涂外覆瓷,用蜡型雕出完整牙形。铸道直径2.5mm～3mm,铸道和包埋圈底座的角度成45°～60°角。铸道与蜡型总长最大15～16mm。蜡铸道长度最小3mm,最大8mm。将连着铸道的蜡体称重:0.75g以下1个瓷块, 2.0g以下2个瓷块,如果只有一个单位冠蜡型,那么需要再按插一根假想的铸道,以保证铸瓷流动的方向。为了避免因压瓷时产生的压力造成对包埋料薄弱处的损坏,蜡型与蜡型间要保持3mm以上的间隔。专用包埋料包埋,粉水比例100g粉/17ml液,真空搅拌1分钟,灌注,如果是快速包埋材料最少放置30分钟,最多45分钟后放入850℃的焙烧炉中,保持50分钟,即可铸造。
1.3 压瓷炉为EP600,先放冷瓷块,在将冷压瓷棒涂分离粉后,放入热包埋圈,并迅速将包埋圈移到压瓷炉平台上,小圈进炉温度700℃,真空100%,升温速率60℃/分,终温915℃,全程15分钟;大圈进炉温度700℃,真空100%,升温速率60℃/分,终温920℃,全程25分钟。铸造完成,铸圈自然冷却后,用切片慢慢切开铸圈,至露出瓷体,喷沙后用专用磨头打磨。后牙、嵌体、贴面可一次抛光染色完成,前牙冠、需要调整颜色可用专用低温瓷粉在牙体部按层次覆盖,在烤瓷炉中烧结,再经打磨抛光上釉即可。
1.4 瓷块的选择可根据情况决定,LT(低度透明瓷块)、MO(中底不透明瓷块)、HO(高度不透明瓷块),LT适合用染色和回切技术、MO适用在活髓牙或轻微染色的牙体上制作内冠、HO适合于在死髓牙或严重染色的牙体上制作内冠。
1.5 瓷粉:IPS e.max Ceram 易美饰面材料。
2 观察
2.1 经过96例全瓷冠、贴面、嵌体、桩核、修复观察易美压铸瓷烤瓷冠工艺技术具有美观、良好的半透明性与牙釉质近似的折光性,良好的边缘密合性及抗折断性能。烤瓷熔附金属冠与全瓷压铸瓷烤瓷冠相比,前者需要用不透明瓷遮盖金属基底,影响修复体的透明度,牙颈部且因金属基底冠颈缘易氧化造成“黑线”影响美观,而全瓷压铸瓷烤瓷冠具有良好的透明性与折光性,使牙颈部也能达到良好的美观效果。
2.2 烤瓷熔附金属冠硬度大于牙釉质造成对颌牙的磨损,而易美压铸瓷烤瓷冠的
硬度与天然牙釉质相似,与对颌牙同步磨损。
2.3 可免去金属基底冠烤瓷牙操作的一些步骤,节省操作时间。
2.4 材料不收缩、边缘密合度好,不刺激牙龈。
2.5 外覆瓷按烤瓷牙从颈瓷到切瓷的堆瓷方法,有层次感,其美观效果优于CAD/CAM。
3 讨论
压铸瓷修复技术追求良好的生物相溶性和相对简单的制作过程,由于材料的透光性,颜色和层次感好,满足和提高了美观要求。新型的易美饰面瓷材料涂层,材料硬度降低,使之更符合生理需要。材料性能的改进,主要目的是解决金属热膨胀系数的敏感性,解决了金瓷界面处理,和颈部“黑线”问题,因此说易美压铸瓷烤瓷工艺技术是一种较理想的修复方式,有良好的应用前景。目前,96例易美压铸瓷全瓷冠的临床效果观察,有2例制作过程中内冠裂纹,因打磨内冠时没有用水降温,导致内冠破裂,重新制做,现临床应用两年,尚无一例损坏,远期效果尚待进一步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