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歌德学院北京分院近三年的历史活动述评
（一）传播文化的形式更多样
除了传统的德语教学和培训活动，歌德学院北京分院采取论坛、演出、工作坊等更新颖的形式，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关注，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示德国文化。在交流的内容和形式上，这些活动的设计都体现了文化传播者的独具匠心，并能够结合中德两国的特点找到适当的切入点。每一项活动，都是德中双方的工作人员在一起，从概念到经历再到经验等进行充分的磨合，这样才能达到深层次的互相了解。这些活动经过精心设计，其目的在于：一方面可以延伸热度，追求长期效应；另一方面在文化活动相对较少的普通省会城市，更容易取得更大的反响，更容易在这些城市唤起人们对德国的兴趣。
（二）受影响地区扩大
北京、上海以及其周边地区，一直是歌德学院北京分院的主要活动区域。近年来，北京分院也在西南、西北地区开展活动。2006年，北京分院在重庆沙坪坝区图书馆帮助设立“德语资料区”，于2006年4月正式对外开放，收藏歌德学院提供的各类德文资料3000余册（盘），资料主要为文化教育和语言文字。北京分院设立德文图书阅览室的工作也在西安的陕西省图书馆等地开展。同时，与成都、南京、青岛等地的合作正在积极运作中。
（三）紧跟时代脚步，体现时代感
北京分院站在时代文化的前沿，紧扣时代文化的脉搏，关注时代话题。它所传播的电影、音乐、环保、时尚设计等时代元素，无不体现当时德国社会的发展，帮助人们了解德国日新月异的文化新元素，全方位地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多姿多彩的德国。
（四）活动地点的选择更多样化
北京分院开展活动的地点不受室内室外的限制，根据活动的具体要求，选择适当的场所，依托各种机构，如高等院校、博物馆等。多样化的场所可以进行多样化的活动，使活动的效果发挥到最大，更有效地实现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目的。
统治者对儒学的厚爱激励着儒生们奋发求学，贡献智慧，儒生门的奉献也确乎没有辜负统治者的期待。有鉴于宋初的政治格局与外部环境，儒学的复兴最先体现在《春秋》学这一热点问题上。因为在儒家诸多重要经典中，只有《春秋》学的大一统和尊王攘夷的宗旨无须经过多少改装，就可以用来为宋初的现实服务。因此宋初儒家学者出于最直接的现实感受，很自然地将研究的视点集中在《春秋》上。据《宋史•艺文志》著录，宋人有关《春秋》的著述在二百种以上，而仅仅在宋初学者刘敞之前，所列宋人《春秋》传注就达十七种一百八十四卷。据此可知宋初儒学复兴确以《春秋》经传之华为主。其中如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明确宣布他的研究目的在于尊王，在于正君臣之分，明大一统之义，开宗明义地强调隐公"元年眷王正月"的基本主题就是"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非为隐公而作也。然则《春秋》之始于隐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终也。"在他看来，《春秋》之所以书"王正月"，原因在于"夫欲治其末者，必先端其本；严其终者，必先正其始。元年书王，所以端本；正月，所以正始也。"这就是他所揭示的《春秋》尊王的微言大义。
作为"宋初三先生"之一，孙复的《春秋》学研究不仅为有宋一代《春秋》学研究开风气，定调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舍弃传注，直探经文本义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儒家经典研究史上的一种范式革命，它的价值似乎不在于儒学的复兴，而在于儒学的更新。对此，欧阳修、朱熹以及四库馆臣等都深明其中的意蕴，不论他们是否赞成孙复的具体学术观念，他们都不能不承认孙复的研究方法对后世儒学进程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在他们看来，孙复于《春秋》的研究结论不必尽信，然而其方法确实对后儒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仅就方法而言，孙复不惑传注的做法渊源有自，这实际上是唐中期以啖助、赵匡、陆淳等为代表的怀疑学派思想传统的必然延续；也就是说，包括孙复在内的宋儒，继承啖、赵、陆的学术传统在合三传为通学的同时，依然怀疑早期传注的权威性，以为儒学的真正复兴，不在于记诵传统传注的训诂，而是要结合现实社会需要，抛开传注，直探经文本义。易言之，儒学复兴的真正出路，不在于对传统传注的因袭，而在于重为注释，讲究与现实相关的微言大义，从而使儒学在内容与形式上都能回到经典的形态。
疑传尊经是宋初儒学的基本特征，他们以回归经典为号召，展开了一场远比中庸疑传学派规模更大的怀疑运动。这一运动由孙复肇其始，中经其门人石介、十建中、张炯等人的发挥，加之范仲淹i欧阳修等文坛祭酒的呼应，至庆历年间继续深化，终于演化成由疑传向疑经的根本转变。这一思潮的必然结果，不只是对传统儒学极大的冲击和挑战，而且必然意味着儒家精神的解放，为抛开传注、自由议论的性命义理之学开辟一条通路。
如果说对儒家经传的怀疑思潮是由孙复肇其始的话，那么范仲淹与欧阳修的呼应与支持则是这一运动得以开展的最大助力。严格地说，范仲淹和欧阳修都不是纯粹的学者，作为文坛祭酒和执牛耳的人物，他们在宋初最早倡导儒学复兴，并将儒学的忧世情怀坷宋初现实密切结合起来。这种以天下为已任的精神复苏，既是对早期儒学"士不可以不弘毅"精神的认同与复旧，当然也是对汉唐烦琐经学的批判与扬弃。它的意义除使士大夫崇尚风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外，便是启导儒家知识分子不能脱离现实，惜首穷经，而要学以致用，积极干预政事，议论国事，"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这实际上开启了宋儒自由议论的风气。
自由议论是一切学术得以进步的基本条件。末代儒学之所以获得超越汉唐的进步，并影响此后数百年，一个最为重耍的前提就是末代统治者虽然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但同时尊重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自由议论。宋太祖曾立下誓规："不杀士大夫"，而且"不欲以言罪人"。知识分子面对这种情势，在自由议论的同时，当然极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必要的游戏规则。试看宋人文集和各种语录，天下事似乎没有他们不敢议论者，但却极少见他们有与统治者直接对立的情绪。于是末代儒者不论是对现实的忧患，还是对传统的批判与怀疑，都极易获得统治者的同情和支持，因为统治者不难觉察他们的忠诚心迹。
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宋初知识分子首开自由议论之风，这种风气对儒学的直接影响便是使以孙复为代表的怀疑精神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视为正常而不视为异端。尤其是范仲淹对孙复的竭力举荐，更使宋儒的怀疑精神获得相当的自觉与充分的发展。与范仲淹时代相当的欧阳修，虽也同样不是一个严格的儒家学者，但凭借他那大文学家的睿智与敏感，对儒家经典提出多方面的质疑，从而使宋初的疑传疑经思潮达到高潮，并终于导致儒学发展的转变。他大胆批评被钦定为儒学标准解释的唐代《九经正义》，掇诸人情史实，疑经疑传。他认为，儒家经典经过秦火的摧残早已大量散失，汉唐以来的诸家解说收拾亡逸，发明遗义，正其讹谬，得其粗备，故而有参考价值。但同时又必须看到，自孔子殁，群弟子散亡，而六经多失其旨，再经秦火，六经之旨更隐而不显。因此汉唐以来的诸家解说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毕竟不可尽信。因此他对儒家群经的可信性提出全面质疑，从而使宋初的疑经疑传思潮达到高峰。但由于欧阳修毕竟不是一个纯正的经学家，他的大胆怀疑虽对学界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然而其论证过程总显得粗疏。真正将这种怀疑转化为一种正面的研究并进行详尽论证的，还是刘敞等人。刘敞的《七经小传》标志着儒学由汉唐训诂之学向宋明理学的正式转变。
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它以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提出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观，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进程中，并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前进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这一过程，实质就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1的过程，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相统一的过程。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2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进程，所产生的三大理论成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品质和鲜明的中国特色。进入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在这个“发展点”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
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3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百废待兴、百业重建的历史条件下，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了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艰辛探索。用“向自然界开战”的语言表达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需要转移的思想；提出要以苏为鉴，要从各个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提出要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是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提出处理各种关系的基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统筹安排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这标志着我们党开始初步探索和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规律。然而，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后来在发展方向上走了弯路，但它毕竟是特定历史阶段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次有益探索和尝试，并为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条富有创造性和启发性的思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适应时代要求和中国实际的基础上，深入探索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问题和基本规律，形成了内涵丰富、独具特色的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同志的发展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主体内容，主要包括：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开放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定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指明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路径；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发展；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指出经济建设要注意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等；指出要充分利用“和平与发展”国际条件加快发展现代化等重要思想。这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使我们党的发展观发生了一次重大的飞跃，而且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展了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全面探索，主要包括：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发展作为党的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明确提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处理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提出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重要思想，从而把我们党的发展观推向了更高的境界。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的环境、条件发生了变化，对发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学发展观站在时代高度，既坚持了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又深刻总结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科学分析了我国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更加强调坚持以人为本，重视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等协调发展，强调可持续发展；更加突出地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强调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更加注重宏观调控、注重统筹兼顾、注重改革创新，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解决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科学发展观是在坚持邓小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发展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看，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和今天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之间的历史联系和逻辑关系是：它们都必须以中国工人阶级立场作为根本出发点，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理论前提，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作为现实根据，并且是以其前者的思想范式和原理原则，来指导和规范后者的探索、产生与形成，而后者则只能以前者为起点、以实践为基础，而实现对前者的继承、深化、发展和超越。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像“由一整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4就会变形走样。科学发展观，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紧紧抓住“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主题，高度凝炼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人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发展认识的思想理论成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注入了体现时代特点、符合中国需要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结论，以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提出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它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走向新阶段。二、科学发展观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历史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党的十七大报告用三个“我们要永远铭记”表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行了艰辛探索，从而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和宝贵经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重新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时期我们坚持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在世界风云变幻和国内发生困难的考验面前，继续坚定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取得了辉煌成就。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求真务实、开拓进取，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3其实质是用新的发展思路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快更好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明确指出了发展的核心理念、发展的重要原则、发展的根本途径，使科学发展观实现了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形态转变，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指明了发展的核心理念。以人为本包含着对“人”和对“本”两方面的理解。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指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人的生命、人权和人的尊严。这里的“本”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为了谁”发展，就是把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的出发点、目的和归宿，承认并尊重人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始终坚持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爱护人、解放人、发展人的价值观念，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是“依靠谁”发展，承认并尊重人民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是历史的创造者，依靠人民群众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去促进发展，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创新精神。总而言之，以人为本，包含了“人是根本目的”和“人是基本动力”双重意义，解决的是发展的根本宗旨和基本动力问题。可见，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核心理念，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又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这指明了发展的重要原则。发展包含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多方面因素，必须充分考虑发展要素空间上的全面性、系统结构上的协调性与时间上的可持续性。因此，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则。全面发展，是指在经济增长基础上实现的量和质、速度和效益相统一的经济发展，是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实现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等领域的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不断推进。协调发展，就是构成社会系统的各子系统、各领域、各层次、各要素在发展过程中要互相适应、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就是各子系统、各领域、各层次、各要素之间动态平衡，从而实现社会系统在整体上的稳定有序和谐的发展。具体地说，就是要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之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之间，城乡、区域、内外、上下之间，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利益性结构和社会功能性结构之间的协调发展。5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求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当前，只有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才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和活力。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指明了发展的根本途径。统筹兼顾，是我们党在长期执政中一条行之有效的重要经验，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路径。统筹兼顾，就是指在工作中要做到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统筹谋划、兼顾全面，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着力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现阶段，按照统筹兼顾的思想，就要正确认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即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要积极发挥政府作用，适当运用行政手段，又要尊重和遵循市场规律，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发展的活力和效率；要始终站在战略高度，处理好各种复杂的矛盾和问题，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可见，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统筹兼顾，已经不是某个局部、某个方面、某个环节的方法和策略，而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的根本方法，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
三、科学发展观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一百五十多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波澜壮阔、艰难曲折、跌宕起伏的发展过程，特别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冲击甚为剧烈，代价无比昂贵，同时也给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彻底觉醒。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到底该走什么路，社会主义运动的突破方向到底应该如何选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始终成为关注和实践社会主义运动的国家不断思考和探索的问题。科学发展观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再次复兴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
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算起，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开创的具有世界性的科学社会主义已有近160年的历史。在这期间，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发生了三次历史性飞跃。第一个阶段，是从1848年到1917年，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主要任务是进行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第二个阶段，是从1917年到1978年，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主要任务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探索，形成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第三个阶段，是从1978年以来，社会主义实现了从传统模式到现代模式的飞跃，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辟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在第一阶段，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取得了一系列革命成果，特别是在列宁领导下取得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由此产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但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发生，而且又是在一个国家单独举行革命，巨大的历史飞跃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理论和实践难题，由此引起的争论贯穿于以后的社会主义发展史。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失败后，列宁毅然实行了向新经济政策的战略转变，继续探索俄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构想，其实质在于探索一条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民族振兴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由于列宁的过早逝世，这一探索没有能够在俄国结出应有的果实。
在第二阶段，世界上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斯大林提前结束了新经济政策。这次转变的结果，是建立起了斯大林模式，即后来持续存在了半个世纪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扩大到欧洲、亚洲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一模式尽管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尽相同，但基本框架是一致的，都是实行单一的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等。
在第三阶段，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甚至跌入谷底，经历一个重新分化组合之后，社会主义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缓缓回升，结束了“震荡期”，进入“调整期”，并在总体低潮中出现了局部复兴。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领导中国人民逐步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自1978年以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的主题就是不断建设、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以及科技、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对外交往、祖国统一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各个方面，都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治国理政的新思路和新方略。这些新思路和新方略，既承载着浓浓的历史厚重感，也深刻反映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大势对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提出的新要求，这是对社会主义实践规律认识的深化，又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再次复兴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我们相信“只要中国不垮”、“旗帜不倒”，“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6“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7我们应当站在这种政治高度，来看待科学发展观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科学发展观吸取国际发展经验，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增强了自身的示范效应和吸引力。
科学发展观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而且也是和世界范围内时代的发展趋势和进步潮流相吻合的，它反映并丰富了人类文明成果。
从世界范围来说，自从1955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刘易斯提出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GDP增长的发展观以来，半个世纪内的人类发展观大致朝着三个方向发展着：一个方向朝横向扩展发展观念，如法国社会学家佩鲁在1983年提出的“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发展观；一个方向是朝纵向扩展发展观念，如1980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和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一个方向是从内涵上扩展发展观念，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联合国开发署以及斯蒂格利茨、阿玛蒂亚·森等人提出的人类自身的发展观、实现社会转型的发展观、以及作为自由、人权的发展的发展观等等。
科学发展观既借鉴和吸取了发展观在这三个方向上发展中所包含的人类文明成果，又丰富和发展了这个成果。例如，在朝横向扩展发展观方面，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布局，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成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在朝纵向扩展发展观方面，我们党提出了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等等；在从内涵上扩展发展观念方面，我们党阐明了发展要以人为本，就是说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在国际上则提出和平、开放、合作的发展，建设一个民主、和谐、公正、包容的和谐世界。
当前，党中央提出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注重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注重扩大民主，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注重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通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大幅提升，人民得到更多实惠，国际地位和影响也显著提高。这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示范作用、对世界劳动人民的鼓舞作用、对世界人类进步的促进作用，是不言自明、难以估量的。
参考文献：
1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
3.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0.
随着人类远古历史流传，人类历经如燧人氏钻木取火，伏羲氏结网捕鱼，神农氏种植五谷等传说；历经结绳记事、刻契记事、图画记事等的原始记事；历经语言记录符号——文字的产生；历经国家、阶级、文明的产生；档案最终成为人类语言及活动的记录。
据《说文》中记载，“史，记事者也，从右持中，中，正也”。所谓“中”意为“薄书”“凡官府薄书谓之中，薄书犹今之案卷也”。商代的“史官”是商文化、文字、书册的统领者，是王命大政的决策、记载、下达及掌管者。即“史官”是当时神权的代言人和文化的垄断者，同时他们又是商代档案的形成者与管理者。其中闻名于世的商代甲骨档案，包括：占卜刻辞、卜事刻辞、记事刻辞、表谱刻辞等四类，是我国现存最早、较系统的官府文书，是揭示商代历史最丰富最直接可靠的原始材料，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材料独特、数量繁多、年代久远的档案，同时亦是中国古老文明的鲜明佐证。
到了西周时期，我国档案工作比商朝有了进一步发展。“太史寮”以大史为首，及其下属官员组成的官署机构，主要掌管起草文书、记载史事、保管国家典籍、策命诸侯卿大夫及其他事务。当时除了有专门的档案机构，还有了比较细化的掌管王朝内外档案的组织人员，即大史、小史、内史、御史和外史。此外西周的史官记注制度是我国古代历史记载方面领先于世界的一种管理制度。而“金文档案”又是我国历史上继商代甲骨档案之后又一种特有的弥足珍贵的历史档案。
历史演进到春秋战国时期，代表当时阶级势力的文书档案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较大发展。其中包括专门档案、日常政务文书及民用契券，主要种类有刑书、计书、上书、盟书、玺书、遗书、符、节、檄文、券等。另外，文书档案工作逐渐由传统史官任内分离出来，被一批专门掌管文书档案的官员所代替。这表明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同时也是职官分工的历史进步。
秦朝，在其他诸侯列国的先进文化影响下，其文书档案管理工作得以迅速发展完善。至秦文公以后达到历史较高水平。而且秦的文书档案制度的制定是在全国统一文字的基础上得以实施。并且其文书档案工作紧密围绕巩固发展专制的封建皇权，从而大大促进了古代文书档案工作的进程。
两汉时期的档案和档案工作，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得到进步。这一时期的公务文书的种类和用途增加许多，在文书处理方面，逐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一整套文书工作制度，保证了文书档案的顺利传递，有利维护了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两汉时期，当时政权重视加强档案文化典籍的收集、累积和利用，促进了这一时期文化的高度发展和繁荣。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又进入动荡战乱时代。在中央，档案工作形成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分治的中枢系统，建立了中央文书档案的工作系统。同时随着各国文书档案工作系统的建立和加强，各国文书档案工作人员日益增加，先后设置有尚书、都令史、令史、书令史……官吏多达五六十种，名目之多创历史之最。但这一时期各国皆重视档案典籍的收藏与营养汲取。然而由于长期的社会动乱，大量的档案典籍又造成很大破坏。令人欣慰的是，这一时期随着我国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技术的发展，以及笔、墨等书写材料的改进，不仅促进了我国书法和文具制造工艺的提升，而且为文书档案工作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技术条件，因而档案工作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和发展。
随着历史的发展，我国社会进入空前繁荣的唐代。唐代的档案工作中，确立了文书档案“中书出令、门下审议、尚书执行”的三省分权运行体制。三省分权制度，保证了文书运行的认真准确、避免了任何一方的独权，有效维护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至隋唐，文档官吏进一步专职化，由于当时科举制度的诞生，选官用吏两相分离，最终形成等级森严的官吏制度。而作为文书档案人员的“令吏”，地位低微而又不易升迁。随着国家机构的不断完善，文书档案的管理制度和律令亦比前代更加系统完备。对档案的收集归档，整理鉴定，销毁利用等方面都做了明文规定。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组史馆，设馆官修史书，他深明“以史为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的道理，因而通过修史编制来加强巩固政治统治。并且这种设置史馆的官修史书制度，一直延伸到清朝民国。唐集档案史书编纂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及《北史》，皆成书于唐的史馆。宋代的文书档案种类，除一般政务文书外，其专门档案有“赋役档案”、“律法档案”和“例”。宋朝档案目前基本无存。由于宋代政治腐化，封建官僚日益腐朽堕落，一切政事“以例从事”，“例”即所谓档案，因而掌管档案的官吏无疑成为处理政事中不可或缺的人员。因此宋代文书档案人员，尽管职位不高，但在各级政权机关中的作用却比唐朝重要。宋代的档案工作机构中，有“事中”，“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司谏”，“录事”，“主事”，“令史”，“书令史”等档案官员。宋代的文书工作制度日益完善，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约束，文书和档案工作也有了初步分工，两方面的工作都有了较大发展。另外宋朝建立了专门用于保管皇帝的诏令、谱系、典籍、诗文等档案的帝王档案库。两宋时期共建了十一座皇帝档案典籍库，分别收藏各朝皇帝的档案。这也是档案机构发展的一个标志，一个转折点。宋朝代表档案保管工作发展水平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架阁库的普遍设置。架阁库不仅是档案保管装具的变革，也是宋代各级政权机关保存文书档案的专职机构，同时也创立了一整套档案管理制度。它开创了广泛意义上普遍保存文书档案的途径，是中国档案史上的重大变革，也是现代机关档案室的基本雏形。这一时期编史修志的重要成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和郑樵编著的《通志》。
明代的文书工作制度日趋健全。档案工作机构的设置也由分散趋于统一进一步发展。明朝建立的属中国档案史上规模空前的专门档案库--后湖黄册库，用于保管全国赋役档案。它具有专门工作人员、独立管理经费和严格的管理制度。档案保管数量繁多，库房存储面积巨大，为十六世纪早期世界所罕见。另一皇家档案库的代表--皇史，全部为砖石结构，坚固耐用，恒温恒湿，有利于档案的永久保护。是当时我国劳动人民高超建筑水平和智慧的结晶。
清朝的档案，绝大部分为政府官文，数量愈加浩繁，名称种类复杂。其档案管理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和健全，建立了包括“一案一卷”的立卷制度；按文种、问题分类的整理制度；编目登记制度；档案汇抄制度；档案清理修缮制度等，至此档案工作的整个过程得到完善和提高。
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国败民衰，伤痕累累，历史档案文物失窃频频。从殷商甲骨、两汉竹简到唐代佛像经卷；从敦煌莫高窟到圆明园；从斯坦因到八国联军；从鸦片战争到帝国列强发动的历次侵华战争……然而政治的动乱，列强的蹂躏，终究不能阻断中华民族文化事业的进程与发展，一些文化教育团体的涌现崛起，故宫历史博物馆文献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院研究所，清华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明清史料整理会”等，他们凭着对历史、对民族、对子孙高度负责的精神，对明清历史档案进行了含辛茹苦的收集、整理、鉴定、研究，不仅有效保护了国家历史文化精髓，同时有利促进了中国档案学的进一步发展与提高。
回顾国家档案事业史发展历程，从原始记事到档案起源，从国家、阶级、社会的产生，到档案的形成、发展，它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随着人类文化的进步而进步。在当今全球高度信息化背景下，我们将推进国家档案事业信息化建设和现代化管理进程的步伐，不断促进我国档案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作为古老文明的多民族国家，中国舞蹈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舞蹈的起源以人类社会之初的原始社会为滥觞，其生成和发展经历了从图腾舞蹈文化到巫术舞蹈文化、百戏舞蹈文化，再到独立的舞蹈艺术文化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舞蹈作为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其历史发展和社会发展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历史发展的社会形态意识从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国舞蹈文化的发展状况和舞蹈艺术的形态。本文在梳理中国舞蹈各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过程中，对中国舞蹈历史发展中的一些特征加以阐释。
一、中国舞蹈早期的“娱神”特征
任何艺术的起源和发展都具有不同的历史轨迹和规律，中国戏曲作为中国艺术领域最为辉煌的艺术形式之一，在最初的形态就具备“娱人”与“娱神”的双重功能，与中国戏曲不同的是，中国舞蹈最初的形态只具备了“娱神”的单项功能，其原形结构则为原始的“宗教礼俗”。这些特征从我国目前发现的古代崖画舞蹈图中可以略见一斑。
原始社会时期，舞蹈是原始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出于审美的目的，而是出于原始生活的需要，那时的舞蹈主要表现在“图腾崇拜”“祭祀祈神”“生殖崇拜”“狩猎仪式”等领域。图腾是原始先民氏族神的标记，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崇拜和图腾信仰，图腾崇拜渗透到原始先民生活的各个领域，生活在图腾崇拜下的原始先民，用舞蹈的形式来表现图腾仪式中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如彝族“十二兽神”的舞蹈记载：“舞蹈伊始，男女巫列为一行，各执一柄扇形羊皮鼓，为首女巫击鼓起舞时，笙乐吹奏虎啸声，群巫按笙乐节拍舞蹈，舞蹈的主要情节是由为首的女巫带头表演仿效十二兽的声音和动作，以象征祭日十二兽的降临……”我国各民族之所以有众多的模拟鸟兽的舞蹈，与原始图腾崇拜的文化基因是密切联系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也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从这里可以寻求到其文化原形结构。
二、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形态
远古时期，音乐和舞蹈是相伴而生、相辅相成、并肩发展的，乐和舞密不可分，“乐”时必有“舞”，“舞”时必奏“乐”。在《诗经》时代，随着民间诗歌的兴起，乐、舞又和诗歌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化特征和文化传统。对于这类中国舞蹈题材来讲，发展到唐代以至顶峰，主要有《阴康氏之乐》《葛天氏之乐》《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镬》和《大武》、唐代的《立部伎》《坐部伎》《十部乐》等古代大型的综合性艺术。
据《吕氏春秋》记载，《葛天氏之乐》就是远古时期一个部落的乐舞，该乐舞共分为《载民》《玄鸟》《遂草木》《奋五谷》《敬天常》《达帝功》《依地德》《总禽兽之极》八个乐段，每段都表现鲜活的主题，表现了先民们对丰收的祈求、对天地祖先的崇拜以及对人类的赞美。
三、既“娱神”又“娱人”的双重发展特征
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不断前进，奴隶社会制度和封建社会制度的相继建立，舞蹈也逐渐地告别了它的原始形态，如果说原始社会先民们的最初舞蹈是生命形态的原始记录的话，那么，到了奴隶社会，先民们不自觉地从原始时期的那种神秘崇高的生命形态中走出来，并从全民性的活动逐渐演变为一部分人的艺术活动和宗教政治活动。至此，中国舞蹈就在“娱神”与“娱人”的双重纵深发展。这类舞蹈主要表现在周代的巫术舞蹈、傩舞蹈和汉代的百戏类舞蹈。
巫术舞蹈是巫术祭祀仪式中的舞蹈，是原始的产物，舞者和祭祀者希望通过祈祷、献祭等行为，求得与神灵的相通，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如商代的《隶舞》，就是为求雨而作的一种祭祀行为。傩舞也是一种以驱鬼逐役为目的的祭祀仪式，历经历史的洗礼至今也盛行在我国民间，后来逐渐发展成今天的“傩戏”。
在汉代，“百戏”是一种包含音乐、舞蹈、杂技、武术、滑稽戏等多种民间技艺的综合性的演出形式，民间舞蹈成为宫廷乐舞的主要内容，舞蹈通常融于“百戏”中表演。主要有《巾袖舞》《剑舞》《刀舞》《棍舞》《建鼓舞》《巴渝舞》等。舞蹈过程中的以舞说戏、依戏作舞的表演，成为了中国早期戏曲艺术形式的源头。
四、舞蹈发展的程式性与专业性特征
唐代舞蹈在整个中国古代舞蹈发展史中具有很高的历史成就，以其宏大的演出规模，纳多国、多民族的舞蹈演出模式，以及雅俗共赏的姿态赢得了世人的喜爱，从宫廷的最高统治者到民间的老百姓无不好之，达到了一种顶峰时代。宋代舞蹈在历史的转折面前，独辟蹊径，以其独特的方式创造出新的舞蹈的划时代历史，那就是具有程式性特征的“队舞”，绘制了一个新的舞蹈形式。王建《宫词》有云：“青楼小妇砑裙长，总被抄名入教坊，春设殿前多队舞，朋头各自请衣裳。”就是有关队舞的历史文献记载。由于明清时期戏曲艺术的发展，舞蹈作为戏曲艺术表现的手段之一，戏曲表演的程式性特征决定了舞蹈表现的舞姿身段的固定性，形成了宋代戏曲舞蹈的高度程式性和综合性的美学特点。
自远古到明清，中国舞蹈在新旧世纪交替的过程中，承传着舞蹈的精髓和内涵，融合在当代的社会火炉之中，中国舞蹈从明清戏曲舞蹈综合性的形式中走了出来，直接凭借人体身段去表现现实生活和人们的精神情感，将中国舞蹈推向了新世纪的辉煌。中国当代舞蹈是以专业性的舞蹈作品和专业舞蹈表演而著写舞蹈历史的，先后出现了裕容龄、黎锦辉、吴晓邦、戴爱莲、贾作光等著名舞蹈家和一系列的舞蹈精品。专业型的舞蹈家和专业性的舞蹈作品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发展并壮大的，专业性的舞蹈教育也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蓬勃发展的，以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现北京舞蹈学院的前身1978年改大学）的成立为标志。
总之，中国舞蹈自先秦以来，历经几千年的变化，先后经历了先秦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女乐舞蹈和雅舞、汉代的道具舞和舞象、唐代的燕乐舞蹈、宋代的“队舞”、明清时期的戏曲舞蹈、当代的专业舞蹈和舞蹈教育。所有这些在表现形式的演变上，都是一个渐次演进、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过程。
参考文献：
[1]李北达.民间舞蹈[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9月版.
一、历史文化遗产及其在旅游开发中的作用
历史文化遗产是前人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及人类实践活动有密切联系的自然景观之历史文化遗存和传统文化载体(或表现形式)。…历史文化遗产足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它深深地打上了人类活动的历史印记。历史文化遗产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推动事物发展的作用，表现了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历史地位和所包含的文化内涵。
人类足有记忆的，并需要不断地通过符种不同形式的“怀旧”手段，籍以抚慰心灵和抒发情性。人类还将自己的记忆能力“移植”到某些文化载体上，假借与先辈对话、沟通，满足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自我实现的需要”最高层次的心理诉求。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对于生活在水泥森林巾现代都市人而言，更是一种精神的慰藉和一种“审美”的渴望。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已逝历史的残留物，而一个遥远的历史时代能够成为人们憧憬和崇敬的对象，并能够示范和评断当前将会流行的行为范型、艺术品范型和信仰范型。旅游行为究其本质米看，属于一种精神文化消费。旅游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活动，人们之所以热爱旅游，足因为旅游是一种独特的经历，可以领略不同地域之问自然和文化状态的差异。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今天人们外出旅游更加注意寻找自己所向往的，与日常生活环境不同的境遇和感受，以满足自己了解1睦界，修养身心的愿望。因此不同地域的自然景观和风土人情，以其特有的魅力，成为吸引游客前往的主要因素。现今，珠三角浓郁的岭南地方特色历史文化积淀已成为珠三角旅游业发展的有力支撑。
当从历史文化遗产中发展旅游获益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强调其经济价值，即以直观的经济收益多少来评价其利用价值与存在价值：也就是说，当对某种历史文化故迹评估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从其是否具有眼前的或潜在经济价值来判断。在经济利益与文物保护面前，更多的部门和更多的相关人士更注意前者(也许有种观点足有了钱可以米保护文物)，这不仅是某个地方独的问题，而是一种普遍现象，是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利的驱使使使人们急功近利，忽略了原本更重要的文化价值所在，而盲目追求其所谓的利用价值。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开发旅游资源的时候，历史文化遗产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一定的收益，但是如何保护这些遗产?如何让旅游与保护不冲突?这些问题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的问题，我们试从珠三角历史文化旅游的发展，来探讨如何解决发展旅游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之问的辨正关系。
二、珠三角地区历史文化旅游发展的状况与问题
“珠三角”概念首次正式提出足1994年10月8日，广东省委在七届三次全会上提出建设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珠三角位于我国南大门，以j州为中心，包括珠江流域下游的佛山、南海、顺德、中山、江门、肇庆、珠海、深圳、尔莞等十多个大巾小城市，面积为24437方公里。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之物质文化遗存极其丰富，类型多样。据统计有“3座历史文化名城，12处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7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456处县级文物保护位以及120多万件馆藏文物”。其中有一部分已经成为文物景在旅游巾成为人文景观的主体，也成为我省文物优势的集中体现，并发挥着明显的现代功利价值和资源效应。历史文化遗产之非物质文化遗存，对中华民族发腱产生巨大影响如林则徐、康有为、孙中山、剧恩米等历史人物及其学说，重大的j力史事件，重要历史文献，以及辛亥革命、厂‘州起义的革命史迹、传统文化及风俗等等。珠三角地区相对于国内外其他旅游区域，其旅游资源颇有地方特色，旅游区位条件优越。随着“珠三角都市”概念的提出，对区位旅游的重新定位与规划，将有助于新旅游区域条件的成熟。在珠三角地区旅游规划巾，我们对历史文化遗产应持的态度和科学的发展观，将极大地左右旅游发腱的进，如何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发展态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
(一)历史文化遗产本身在现代化建设浪潮中，受到破坏，导致对旅游客源吸引力的下降。历史文化遗产“原真性、整体性、可读性和可持续性”的保护四性要求。，在眼前功利的挤压下，得不到切实的落实。或修建仿古建筑，或仅剩文物“孤岛”，个别地区甚至整个历史文化街区强行拆除，破坏了历史文化遗产与其柏倚互存的环境风貌。所有遗产地都足个整休，而任何历史文化遗产又都与其所处的剧环境同时存在。脱离了它的环境，也就火去或降低了遗产价值。以“历史文化名城”佛山为例，近20年的城市建设中没有树立“历史文化名城”的品牌意识，相反弱化了佛山应有的文化旅游地位。在老城区的改造中，没有按照保留古城的建筑特色和建新如旧的保护原则，大面积拆除极具岭南风格的历史文化街区，仪剩下廖廖数处文物“孤岛”。在多方呼吁下，仍竭力跻身“千城一面”的现代城市队伍，使得作为旅游吸引物之一古城风貌已基本荡然无存。加之本身缺乏自然旅游资源，佛山的旅游吸引力便复存在。另一方面，旅游产品问题。珠三角符地的原生历史文化旅游资源较为分敞。如南越国宫遗址、南海神庙、清晖同、陈家祠、六祖慧能等具有一定吸引力的资源十分有限，这些原生资源分别散落在各个城市当巾，小而．溥，欠缺必须的集巾度，作为个产品的吸引力不够。旅游内容构成一，缺乏层7久感，尚未形成区域旅游资源的整体性。旅游业六要素巾的“购”，对于历史文化旅游而言大有文章可做。目前，具有浓郁岭南文化特色的旅游纪念品不多，精品更少。肇庆的端砚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理应把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打造为重要的旅游纪念精品，转化为文化旅游产品，但由于缺乏精品和品牌弱化，未能打开市场。柏反安徽的歙县，依靠良好的策划和运作，打造成为中国名砚，塑造了良好的市场形象，吸引了大量的旅游者包括海外华侨、韩国人和日本人购买。珠三角大多历史文化旅游项目仍停留在陈列展览等基础层次，动感表演提高层和可参与体验发展层等高层次旅游项目几乎空白，雉以适应现代大众旅游的消费要求。
(二)管理中的割据性、片面性、暂时性、非持续性影响文化旅游业持续发展的要求。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j泛性与产业综合性决定了旅游业管理职能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大多属于国家所有，但条块分割、政出多门、部门利益等问题依然突山，行政上的分立妨碍了旅游系统的形成。旅游规划中忽视整体规划和全面管理。管理上缺乏创新观念，项目管理上主要以维持为主，缺乏创新的内容。推广投资方向明确，促销费用高但效果差。由于缺乏对市场的j泛调查，缺少对市场开发方向的研究，使得促销费用区域投放比例，带有相当的主观性，加之各地从各自利益出发，各自为战，资金分散，不可能实现规模化的轰动效应。
(三)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误解严重妨碍文化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误解表现形式是：一足造假古董。个别地方为了增加历史文化遗产类型和已有遗产的历史厚重感，在没有认真考证前提下，修复或重建仿古建筑或传统民居，并选用现代建筑材料和施工技艺。用现代人们的臆想代替历史建筑本来面目，只能起到弄巧成拙、适得其反的作用。二是忽视遗产本身精神内涵的挖掘。历史文化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对于这个问题，尽管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所关注，但是，人们往往对于有形的自然资源和物化型的历史文化资源(如人文景观等)比较重视，认为那才是具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财富，而对于精神型的历史文化也是一种能创造效益的资源则认识不足，存在着盲目性和偏见。这种认识上的偏颇就影响到历史文化资源的深层次开发利用，也必然影响到历史文化旅游业可持续性发展。三是在着力发展历史文化旅游时，不能因发展旅游，促进经济发展而保护历史文化资源。这个观点具有较大的潜在危害性。真正地传承其文化精髓和汲取其先进文化，才能光大发展岭南文化。以旅游经济发展带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以原真岭南文化促进旅游经济发展，才能实现双赢的互动良好态势。
三、解决当前问题的策略
当前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要想使珠三角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的旅游资源开发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相关部门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一)完善法律法规，鼓励
非国有资本参与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非国有资本也已经开始通过参与或组建景点类旅游企业的方式，进入到对我国景点类旅游资源的开发工作中，对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非国有资本进入地区的景点开发，结果使得当地经济与企业取得“双赢”的局面。实践证明，非国有资本经营的景点景区大多经济效益好。当然，在实践中，由于非国有资本片面追求企业的短期利益，对风景区的人为破坏性开发的情况时有发生，导致人们的质疑。究其原因，是对非国有资本参与景点类旅游资源经营性开发缺乏法律规范和界定，导致政府职能部门监管缺位。历史文化旅游景点景区建设需要大量的物力、人力和财力长期持续投入，我国历史文化遗产大多为国家所有，依赖财政投入只能勉强维持。珠三角的非国有经济极其活跃，我们要建立激励机制，鼓励非国有资本进入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开发，积极探索历史文化遗产景点景区经营新路子。
(二)在保持与创新中重塑
珠三角文化旅游形象。旅游形象是旅游地的生命，鲜明、富有感召力的旅游目的地旅游形象和高质量的旅游产品是形成竞争优势的关键。如何重塑对潜在旅游者构成强烈感官刺激、诱发其出行欲望的旅游形象，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公众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认知和市场需求是形象塑造的根本依据。珠三角文化旅游形象策划以历史文化遗产为依托，以岭南文化、古越文化为主题，“古、人、文、江、湖、花”为主线，将岭南传统民居区、历史文化遗产汇集区等景点有机结合，不同地区以不同物质载体表现其地域文化特色。如选取佛山“龙”民俗文化、肇庆“包公”府衙文化、广州“百越人”文化、中山“伟人”故乡文化、顺德“瓷窑”遗迹文化等不同侧面，做好创意策划及包装宣传，同时要着力打造“动态旅游文化”项目，增加游客的参与性，塑造珠三角现代文明与历史文化并重的文化旅游区域形象。
(三)以互补效应带动加强
珠三角旅游合作。合作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现代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区域合作，加强区域旅游合作，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亦是区域旅游发展的新动力。现代旅游产业发展观认为，旅游业的深层次发展是基于产业性联合、与区域旅游协调合作为前提。旅游区域合作的诉求达到协同效应与互补效应。协同效应是指合作各方具有一定的共性，相互组合产生叠加作用，提高整体价值和效益。这一共性或是地缘上的，或文化上的。互补效应是指合作各方具有独特的难以替代的个性，组合在一起可以产生鲜明的特色。旅游合作，是指旅游产品合作、客源合作、投资合作、管理合作及人才合作等领域的合作，要实现上述诸多领域合作，需制定珠三角统一的旅游管理法规和旅游产业发展政策，确定珠三角旅游业的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重点做好旅游资源重组配置共享政策、旅游产品开发鼓励政策，用制度和政策保障珠三角旅游一体化的进程，为区域旅游经济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同时组建区域旅游行业协会，充分发挥协会的各项功能和作用，实行珠三角区域旅游协会联合例会制度，加强联系和协调，促进珠三角地区的旅游业共同发展。
(四)从内涵入手挖掘历史
文化旅游资源价值。严格按照古建筑施工要求，修复部分历史建筑物，维护传统名胜风光，营造具有地区代表性的旅游景点景观。文物古迹不应仅以个体的形式存在，只有在一定的空间环境中才能构成合适的文化气氛。部级历史文化名城一广州应着力恢复古城墙，使其园林化：整修明清羊城八景之一“镇海层楼”；修建广州“五十先贤蜡像馆”等积极举措，将文物古迹重新整合、迁建、扩建，形成适当规模的新兴旅游景观群。红色旅游在全国和珠三角区域方兴未艾。珠三角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旅游资源极其丰富。岭南都会广州曾为近代革命的策源地之一，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红色旅游市场资源品位高，不乏在国内极具价值的红色旅游景点，如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广州起义纪念馆和烈士陵园已入选全国百家红色经典景点名单。中国共产党三大会址、广州公社旧址(广州起义纪念馆)等，其他地区如惠州东江纵队抗日纪念馆、叶挺故居及纪念馆和肇庆的阅江楼叶挺独立团史迹陈列馆等历史文化遗产也极具有知名度。挖掘历史文化遗产时要注意开发利用的广度，更要注意开发利用的深度。依靠学者和学术队伍，使历史文化研究从静态、抽象、务虚的研究中走向应用研究阵地，借助经济科学活力和自然科学的方法，站在时代高峰，与时俱进，对岭南文化进行全方位的再认识，对历史文化资源给予科学的扬弃。建立有效益的学术科研活动，协助文化部门进行对外文化交流，有计划地对重要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系统多形式的应用研究。精心规划、扎实推进，这对珠三角文化旅游业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1我国文字规范的形成及现状
汉字产生之前“上古结绳而治”，自然是没有规范的。后世从图画和契刻受到启示，文字“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选练、发展出来的”。“约定俗成”便形成了初步的体系，也就是早期不成文的规范。
汉字规范是客观存在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规范。旧中国长期以繁体字为正体，那么，以繁体字为代表的正体字也就成了当时的规范字。虽然当时以繁体字作为规范，但是，人民群众长期以来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手头字、俗字已经开始流行。这便是对汉字的丰富和发展。
两表的调整表明我国语言文字规范的一个立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是一个不断进行不断完善的过程，不可能一毗而就，也没有终止的时候，需要从语言文字的自身发展规律和我国的国情出发，因势利导，循序渐进，使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起来，使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过程成为积极引导规范而又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
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研究了目前作为字形规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认为此表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现在把我们的意见提出来。
1.1笔形的变化规律不够统一
①末笔是横的部件作左偏旁的横变成提，“车”和“牛”作左偏旁时改变笔顺把横变成了提，按照这种变化规律，“革”字作左偏旁时也应改变笔顺把横变成提。另外“黑”字作左偏旁时末笔不是横，四点上面部件的横不应该就提。
②末笔是竖的部件用作左偏旁时，竖变成撇，如:翔、邦、等，按照这种变化规律，韩、郸、韧等字也可以变，特别是“”变“艳”字，左边部件与“邦”相同，理应变撇。
③“月”字用作下部件时撇变成竖，如:肖、胃、能、俞等，但在筋、崩、葫、萌、旅等字中却没变。
④“木”字做底时，如果上部是撇捺对称且覆盖“木”字的部件，要把捺变成点，如:条、茶等。如果上部不与撇捺对称的部件为邻，则不必改变捺的笔形，如:桌、梁、棠等。可是“杂、亲、杀”三个字本属后种情况，却按前者的规律把捺变成了点。考查这三个字的来历，原来它们在繁体字时代只是该字的左边部件，简化时把右边简掉，却没有把作为整字时“木”字该有的捺恢复过来。与此相反本应根据避重捺的原则把其中的“米”字的捺变成点，然而《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中的“乘”字却设计为两个捺。
1.2笔顺的规则也不够统一
汉字的笔顺基本上是按人体臂、腕、指的运动生理特点和视觉审美要求约定俗成的，这叫作自然笔顺;规范笔顺是在自然笔顺的基础上加以整理而制订出来的。规范的笔顺主要有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先横后竖、先撇后捺、从外到内和先外后内再封口等几条，除此之处，还有一些特殊情况，但一般都应该符合人的臂、腕、指的运动生理特性。
汉字的历史太久远，形成的因素太复杂，要想通过几条规律把它们统一起来，简直是办不到的。不过，作为汉字的规范标准，是文字继续丰富和发展的基础，这个基础越有规律、越容易掌握，推广起来就越有效率。我们应该从“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总原则出发，尽可能地使汉字难认、难写、难记的现状得到改善，使汉字构形及组合时的变化规律趋于统一，为语文教学、社会应用和对外汉语教学开创新局面。
2文字规范发展的方向和措施
汉字喜逢盛世，必须抓住机遇，尽快适应世界汉语热的需要、中国加人WTO后因交际的需要、科技发展的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发展速度。
2.1调动国家与民间两个个积极性，加大汉字研究的力度
国家“支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多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民间的积极性调动得不够充分。汉字产生于劳动人民的劳动生活，又服务于社会生活，如果只有国家主管部门的研究而没有民间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能只盯着民间用字出现混乱现象的消极因素，而忽视人民群众使用和创造文字的积极因素。语言文字的政策应该适当放宽，鼓励民间建立语言文字研究机构，并积极征求汉字使用者特别是语文教师的意见，吸收民间汉字研究的成果，使语言文字政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起来。超级秘书网
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国内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被提高到一个重要的日程上来，由于我们的民族是拥有几千年悠久文化历史，近代中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人们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认识经历由“落后”的全盘否定到发展与保护等辩证认识。由于现有的发展意识逐渐统一，公众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逐步加强，现在全国各地出现了多种形式较为成熟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模式，例如：山西的平遥古城、云南的丽江古城以及我们甘肃的敦煌莫高窟等等。随着我们国家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社会以及个人公民素质的不断提高，以发展历史文化遗迹为产业的文化产业既可以推广本省文化又可以促进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这是以承载历史文化为基调的“双赢”发展结局。
一、目前甘肃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现状
如果以历史文化特征进行分类，甘肃的历史文化资源可以分为三大类别，第一类为华夏文明源头文化。这种文化主要是伴随着甘肃境内早期华夏文明源头，从旧石器时代到周秦时期均有文化古迹的存在。第二类是丝绸之路文化。在西汉时期，作为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甘肃境内留下了众多丝绸之路文化古迹，这类古迹主要分布在陇山以南地区。第三类是多元民族民俗历史文化。自古甘肃境内都有汉、回、藏等较多民族居住与生活，所以境内各种民族民俗文化众多，同时也留下了众多令人惊叹的民族文化古迹。
除了以上三种文化分类，甘肃还拥有莫高窟等众多历史文化遗产，在甘南还有众多的藏族文化宗庙，以周秦时期为例，秦先祖就是始源与甘肃东南的渭河、西汉水流域，目前在甘肃出土的青铜器、方鼎等文物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二、甘肃省历史文化遗产面临的问题
目前，在国内外文化遗产的保护经验中，部分发达国家已经把其发展为具有独特的社会性与专业性事业。但是我国由于历史以及技术等一系列因素，目前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杀光的社会基础与专业技术都非常薄弱，也面临管理、策略、规划以及技术等一系列的问题与挑战。因此，如何解决这些挑战也是进一步发展我省历史文化遗产的关键，在关键问题、关键技术节点上要进一步统筹兼顾，为长期有效地保护与发展注入活力。
1.管理与策略挑战
由于甘肃境内历史文化遗产分布区域较为广泛，所以在管理起这些遗产难度较大，并且在目前管理机制中，由于历史文化遗产管理职能部门的不准确，部分职权间存在着中央部门与地方部门相互重叠的现象，在文化遗产管理上文物部门、规划部门以及当地政府方面由于管理方式不同，进而存在一些矛盾。特别是在各部门协调发展这一关键性策略上，部分地方政府部门表现在于上级文物管理部门认识不同，所以协调与保护机制将得不到统一认识与完善。如果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策略不能以文化遗产长久保护为主要发展策略，将会直接造成历史文化遗产原有的真实性丧失。同时政府再制定开放历史文化遗产的时候，要特别注重千万不能过于开发，不能因旅游发展而破坏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2.规划与技术挑战
以甘肃境内众多省级文化遗产保护单位为例，在制定规划的同时应当注重不能过分以传统的保护规划为主，切莫以偏重宏观控制，如果长期以偏重规划将会缺乏有效地计划操作效能。如果缺乏先进的管理经验，将会在规划上缺乏实施具体的技术指导要求。同时由于甘肃境内存在众多的多民族多民俗历史文化古迹，这些文化遗产的发展与保护缺乏相对应的适合的多种风格与类型的维护与修复工作较为复杂，特别在修复技术上由于实践经验较少，技术研究不到位，很多文化遗产出现了修复危机等等情况。如果保护技术得不到长足有效地发展，未来我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将会面临着严峻地考验，保护工作不到位，未来发展将会无从提起。
三、如何进一步发展与保护甘肃省历史文化遗产
1.加强政府引导作用，推动协调发展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的社会综合性事业，促进我省历史文化遗产的发展首先应当以政府引导为宗旨，任何个人、团体都不得以其利益来捆绑历史文化遗产利益。政府在这一方面要加大打击力度，为综合发展、综合修复、综合维护、综合整治等四大方面提供一系列政策支持与资金倾斜。同时，政府还应当在开放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上加快改革推进步伐，不能以短时期发展代替长效发展，要切实制定与落实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政府再实行宏观调控的同时，应当推动文物保护部门、规划部门、旅游部门等统一协调合作，加强综合保护与治理步伐，真正在全省实现历史文化遗产综合保护与协调发展。
2.引进人才与提升关键性技术
由于历史文化遗产年代久远，部分遗产保护难度过大，其中关键性技术难以短时间内掌握。并且，目前国内优秀的文物保护人才较少，例如以我省境内的莫高窟壁画为例，由于年代久远，部分壁画亟待保护性修复，而我省目前可以进行壁画保护性修复的人才极少，尚不够进行保护性修缮的标准。而且由于我省境内较多的靠山历史古迹，这些古迹保护难度极大，所需要的人才较多。在关键性古迹保护技术上，国内缺乏核心修复技术，现在国际上流行的碳修复技术以及高新蓝光科技修复技术都没能在根本上掌握。
3.结合自身条件，创新发展与保护
我省境内拥有众多的历史文化古迹，有的古迹地处山川、有的古迹地处河流地区、有的古迹地处平原地区，针对我省各种不同历史文化遗产的地理位置条件的不同，可以制定出不同的发展策略。首先应当着重分析自身条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定的总结与研究，从而制定出可行性保护与发展计划，同时还有看重未来发展，切莫贪图短期效益，不能超越自身基础条件，搞空想保护或发展。我国其它地区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上拥有一定的先进经验，我省各地区应当努力学习并加以研究总结，结合自身发展现状，统筹发展，坚持以保护为主、发展为辅的科学理念，创新多种渠道。可以引进社会资金进行修缮与开发，可以吸引外地投资与旅游，可以用历史文化不断丰富地方内涵，可以加强自我认知，不断充实调整巩固提高。
4.进一步开发资源，发展与保护并存
虽然我省绝大部分历史文化遗产都已经名列保护与发展范畴，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现今资源开发工作仍然处于一种落后的状态。部分历史文化遗产并没有真正发挥其自身优势效能，这也给进一步开发资源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性条件。未来我省应当坚持发展与保护并存的方针，不断开发现有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在筹措资金的基础上，进行保护与协调统一。发展与保护从来不是一个相互冲突的焦点性问题，发展问题也并不是以破坏保护为代价。实践证明，发展与保护可以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协调与统一，我省应当总结开发经验，提倡多种保护举措与机制，为历史文化遗产的发展增添新的力量。
四、总结
本文通过对甘肃省历史文化遗产的现状分析与发展现状，提出了现今保护难题与发展策略，在一定意义上给历史文化遗产发展决策者提供一些建议与参考。同时，本文在几点改进措施上的详细概述，应当值得社会大众的重视与研究，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民族的瑰宝，一旦错失保护的时机，我们将会永远失去这些珍贵的遗产，因此全社会应当加以重视与关注，为我省历史文化遗产与发展贡献力量与智慧！
发展的无止境和传播的广泛性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他们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无限的，后继者们在实践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不断推进其发展，它的发展是无止境的。列宁在1913年所写的《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把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世界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并阐述了在这三个时期中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情况。第一个时期，从1848年欧洲革命到1871年巴黎公社。“在第一个时期的开头，马克思学说决不是占统治地位的，它不过是无数主义派别或思潮中的一个而已。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那些基本上同我国民粹主义相似的社会主义。”“1848年革命给了马克思以前的所有这些喧嚣一时、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形式以致命的打击。”到这一时期的末尾，“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已奄奄一息。”第二个时期，从1872年巴黎公社失败到1905年俄国革命。这时，在西欧工人运动中，“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马克思主义在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内里腐朽的自由派，试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以上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3版第305—308页)第三个时期，从1905年俄国革命至列宁写作此文时。我们可将其延续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俄国，通过和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三次革命，即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先后了沙皇专制政府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胜利。
参照列宁对历史时期的划分，在这三个时期以后，还可以划分两个时期。第四个时期，是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时马克思主义成为苏维埃俄国的指导思想，并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大洲。第五个时期，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在共产党领导下，战后出现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新高潮，在欧洲、亚洲、拉丁美洲三大洲，先后有15个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世界社会主义体系。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但是，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又是在曲折中前进的，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20世纪90年代的剧变，使社会主义陷入低潮。与其相适应，马克思主义也是低潮。在总体低潮中，从90年代中期以后，在西方发达国家由左翼学者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马克思热”。这种情况反映了，一方面资本主义在冷战中虽然是赢家，但是资本主义的很多矛盾并未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无力解决它；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众多群众对资本主义已经失望，期待用马克思的学说解决当代人类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理论的不同方面被提到首要地位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统一的完整的学说，它的基本结构有、学和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每个组成部分又有许多基本原理。无产阶级政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时，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应当把不同方面提到首要地位。列宁在1910年末和1911年初所写的《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中阐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又说：“因为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改变了，迫切的直接行动的任务也有了极大的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一活动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同上，第281、279页)列宁在该文中将此前从1905—1910年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05—1907年，这三年的特征是发生了1905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一个风暴的年代，上层建筑急剧发生变化，社会各阶级都在研究如何沙皇专制制度，因此必然把策略问题提到首要地位。列宁在这个时期所写的大量论著都是围绕策略问题而展开的，他的名著《社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第二个时期是从1908—1910年。这三年的特征是革命失败，形势急转直下，由高潮转向低潮，反动势力进行反扑，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对革命势力进行“围剿”，党内一些不坚定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动摇。这一时期，无论从革命经验以利再战还是从捍卫马克思主义，都要求社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到首要地位。为此，列宁在1908年用了8个月时间，写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哲学著作。
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夺取和建立全国政权。因而我们党在这个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的理论提到首要地位。在这个时期为指导革命，写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光辉著作，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在建国后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形势和任务发生重大变化，主要任务已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化。在这个时期，我们党通过探索，逐渐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提到首要位置。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探索中，发表了很多论著，提出了很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前一时期，我国学术界有的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区分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强调前者已过时，后者有现实意义。笔者认为，这种区分不够科学，因为马克思主义只有一个，它是一个统一的完整的科学体系。还是列宁的提法准确，在不同时期，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某一个方面将被提到首要地位。
在批判和斗争中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理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作为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和愿望，以变革社会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不但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批判一切腐朽丑恶现象，批判形形的错误思潮，而且公开宣告要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压迫制度。马克思说：我们的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23卷第24页)列宁指出：“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后一性质的确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因为这个理论公开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批判过无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的错误思潮，批判过工人运动内部形形的右的和“左”的错误思潮和路线。就后一方面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一国际时期和以后，批判过普鲁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和杜林主义；列宁批判过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考茨基的右倾机会主义、俄国党内的孟什维主义以及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批判过陈独秀、王明等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路线。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列宁选集》第2卷第1页)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和斗争中得到发展的。通过批判，分清了对错是非，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如果马克思主义“失去”批判的功能，那就意味着这种理论“变质”了。当然，这种批判要把握一定的度，也不能只批判，不吸纳。这里所说的“批判”，就是继承流行于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扬弃”，既有对错误观点的抛弃和割舍，又有对有价值的因素的吸纳和发扬。
于1952年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是这样说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现在它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还在继续受打击，还被认为是毒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这是真理发展的，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著作选读》下册第784—785页)可以把这段话做为总结。
态度不同和理解各异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步履艰难，而且纷繁复杂。不同的阶级、政党和个人，对它的态度和理解有很大的不同。具有代表性的，仅举如下几种：
——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和工人党是一种类型。这种类型的政党可追溯到列宁在1903年所创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个党的主流派——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以及党内的孟什维主义作斗争。十月革命以后，列宁于1919年建立第三国际，在第三国际的号召下，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以俄共(布)为榜样，建立起共产党、工人党。其中有的是从第二国际社会的“左派”中分化出来组建的，有的是新建的。中国共产党属于后一种情况。这类政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可从党组织和党员个人两方面论述。就党组织来说，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这就是说，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本国实际问题的行动指南。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就党员个人来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信仰和价值追求。对美国记者斯诺曾说过：我第二次(1920年)到北京，读了三本马克思主义著作，从此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再没有动摇过。我们党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同志也大都如此。我们党大多数党员都信奉马克思主义。但是，在和平年代，后来的情况发生很大变化。例如在，由于受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意识形态在淡化，特别是党的一些高级干部和高层领导，信念动摇，有的甚至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发生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剧变后丧失政权的艰难岁月里，也有的高层领导干部经受了考验，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至于一般党员，则要做具体。
——与马克思主义。这种类型政党包括社会、社会党和工党。比资格，它们比共产党老，大体上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以后。这些党从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民主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出发，主张社会民主主义，并把党命名为社会。这些党后来普遍参加了1889年创建的第二国际。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工人运动中的巨大，当时这些党是接受并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有的明确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当然也有一些党深受其它一些社会主义流派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大多数社会、社会党站在本国帝国主义政府一边，互相厮杀，第二国际就分崩离析，名存实亡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建立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总部设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1940年德国法西斯军队侵占了比利时，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被封，停止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1951年重建社会党国际。战后，社会党国际的各国党，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方面是肯定的，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有很大变化。50年代初，还有一些社会、社会党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党，称马克思、恩格斯是他们的导师。50年代末以后，许多社会、社会党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实际上就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1959年德国社会的哥德斯堡纲领把该党的思想根源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基督教伦、人道主义和古典，不但四者并列，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也发生很大变化，认为它只是“社会的”。在这之后，几乎所有社会、社会党的纲领都不再提马克思主义了。需要指出的是，不同国家的社会、社会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尽一致，有的党在纲领中还保留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和用语，有的党和马克思主义完全分道扬镳了。在同一党的内部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有很大区别，左翼基本赞同，右翼反对。总体上说，社民党、社会党已经放弃马克思主义了。
——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取得了胜利，但是在西欧一些国家相继遭受失败。这个基本事实，引起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和左翼学者的重视并深入进行思考。在这个背景下，从20年代以后出现了被人们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学派。这个思潮和学派的特征：在层面上，既憎恨和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和否定苏联模式，政治色彩极其鲜明；在学术层面上，通过学术形式探讨政治层面的，学术色彩很浓。这个思潮和学派中又有很多流派，可以分类为：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其代表人物都是一些知名政治家和学者，如卢卡奇、葛兰西、马尔库赛、萨特、阿尔都塞等。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要辩证地对待，半个多世纪的实践验证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有一些观点是正确的，对我们深入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所启发和帮助；有一些是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过程中长期被忽略的问题，或者是揭示了在社会主义实践中遭到扭曲的问题；有的观点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西方马克思学。从20世纪60年代之后，西方国家出现“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它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纯学术对待，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迹和思想理论，为研究而研究，和政治没有多大关系。其中有一些人甚至站在对立的立场，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的对立，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多于肯定，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肯定有一些又是建立在曲解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之上。与此相适应，还出现了西方“列宁学”、西方“斯大林学”、西方“学”。
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
在人类上没有任何一种思想理论能够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对人类历史产生重大深远影响。1999年末，时逢世纪之交和千年之交，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和路透社先后进行了两次千年伟人评选活动。结果，马克思分别列为第一、第二位。路透社在报道评选结果时，特别提出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这两本巨著对过去一个多世纪全球的和政治形势与思想产生了巨大和深刻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和影响下，一个多世纪的人类历史发生巨大变化。
——社会主义的建立和发展。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时，资本主义在全球几乎独占统治地位。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社会主义从一种思潮发展为社会运动，再发展为社会制度。20世纪社会主义破土而出，从一国实践发展为多国实践，在坎坷和曲折中不断前进，开创了人类社会最伟大变革的历史进程。可以设想，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这种局面是绝不会出现的。
——殖民主义被埋葬。有资本主义必然有殖民主义，因为资产阶级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对内要残酷剥削劳动人民，对外要无偿掠夺落后国家的财富，推行殖民主义。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附属品和派生物，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部分。有资本主义的殖民主义，必然有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和影响下，亚非拉90多个国家通过各种不同方式的斗争，宣告了民族独立，资本主义经营了几百年的殖民主义体系彻底崩溃了。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出现了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自1860年起，清政府为抵御外辱，为培养急需人才，开办了新式学校，尽管在这些学校中，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学校音乐教育，但客观上为中国近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出现作了教育体制上的准备。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一次又一次丧权辱国的条约，迫使政治精英们认识到，只有向日本学习，走西方的路，才能避免亡国的危险。由于地域、交通运输和通讯的局限，中国人看到的世界首先是日本那块“扶桑岛国”，于是效仿日本成了一时之风。康有为与梁启超一起热情宣传音乐对思想启蒙的重大教育作用，积极提倡在学校中设立乐歌科，发展音乐教育，记述乐歌作者和评论作品，提出改革音乐的主张。康有为主张：“远法德国、近效日本、以定学制”；梁启超认为：“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不可缺者。举国无一人能谱新乐，实为社会之羞也”“乐堂渐有发达之机，可谓我国教育界前途一庆幸”。
为建立全国范围内的近代学校制度，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章程。其中，1903年颁布的《重订学堂章程初级师范学堂课程规定》中就将“音乐”列为必设课程之一，授课对象以女子师范学堂的学生为主；1907年又颁布了《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章程规定，在女子初、高两级小学堂开设“音乐”课；1909年后，在《修正初等小学课程》中更是明文规定，凡初等小学堂中必开设“乐歌”课以及在高等小学堂中需增设“乐歌”课。1912年共和国建立后，尽管政治、经济的混乱仍然困扰着各阶层的中国人民，从当时的教育主管部门讲，对于继续推行新的教育体制和发展新的学校音乐教育还是重视的。在沿海地区的大中城市以及内陆地区的少数城市（如成都、昆明、武汉等）中也可以看到取得了明显新进展的明证。这些在教育事业上的建设是当时推进学堂乐歌事业发展的最主要的基础。例如李叔同就是由于在浙江两级师范的教学才促使他继续进行其创编学堂乐歌的活动、写出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作品；又如1914年四川省高等师范学校创设了“乐歌专修班”，聘请回国不久的叶伯和为其音乐教授，他不仅在那里开设了一系列音乐方面的课程、还为此编写了不少学堂乐歌（见顾鸿乔的《叶伯和和他的“中国音乐史”》，载《音乐研究》1989年第4期）。
在当时，无论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或是维新派的人士，对建立新式学堂和开设音乐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唤起民众（主要指青少年学生、也包括新军士兵）的爱国热情，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以维新派为主的知识份子，还有意识利用它向青少年进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教育，希望最终达到象日本那样、实现“变法维新”的政治要求。这样就使得本来应是主要作为向青少年进行美育和普及音乐知识的普通音乐教育，担负起大大超过其原有使命的负荷。但正因为有了这个与千百万人民、与民族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的出发点，人们对在当时推行学校音乐教育和传播学堂乐歌给予了难以想象的热诚，使得对这项工作的建设和发展涂上了一层崇高的神圣光彩、和赋予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时代紧迫感。
根据现存所掌握的资料的初步分析，具体可分为下列几类:
1，通过不同的角度强烈要求“富国强兵”、以抵御外强欺凌的爱国精神，这在当时是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主流。代表性的作品有《何日醒》、《军歌》、《中国男儿》、《汉族历史歌》、《黄河》、《十八省地理历史》及沈心工作词的《体操—兵操》、李叔同作词的《哀祖国》、和《祖国歌》等等。
2，欢呼帝制、建立共和新政的胜利的，代表性的作品有沈心工作词的《革命军》、华航琛作词的《光复纪念》、沈心工词、朱云望作曲的《美哉中华》等。此类歌曲大多产生于辛亥革命取得成功之后。
3，配合向中小学生进行所谓“军国民教育”的各种各样的所谓“军歌”，例如《出军》、《出征》、《从军歌》、《妇人从军行》、《海战》、《陆战》、《炮兵歌》、《行军》、《学生军》等等。这可能是当时我国的学校音乐教育受了日本学校音乐教育的影响，并与一些爱国知识份子切望迅速实现“富国强兵”理想的迫切心情有关。
4，呼吁妇女解放、鼓吹男女平等的，代表性作品有秋瑾作词的《勉女权》、沈心工作词的《女子体操》（又名《体操》［女子用］）和《缠足苦》、冰兰作词的《天足乐》、叶中冷编的《妇人从军》、华航琛作词的《女革命军》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这些歌曲中都没有非常鲜明地提出“男女平等”的口号，也没有更深的触及这个问题的反封建实质，主要只是号召妇女要自强、自立，争取自己应得的地位和应发挥的作用。在李叔同编的歌曲《婚姻祝词》的歌词中，则提出了要改变“男尊女卑”、要实现“权力平分”的思想。另外，这类题材的歌曲的数量还比较少。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人能大胆提出这个问题，其意义就不可低估。
5，鼓吹学习新文化、倡导除去旧习俗、树立新风气的题材，如《格致》、《地球》、《电报》、《运动会》、《跳舞》、《文明婚》、《辟占验》、《游猎》、《划船》、《铁路》、《博览会》、《演说》、《英文》、《地理》、《阅报》、《竞争》等。在这些歌曲中，有的还同时反映了作者的爱国思想。
6，结合学校的生活现实主要向青少年进行勤学苦练的思想教育和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等审美教育的题材，代表性的作品有《勉学》、《始业式》、沈心工作词的《祝幼稚生》、曾志编的《蚂蚁》、沈心工编的《赛船》、《竹马》、和《龟兔》、叶中冷编的《春之花》、吴怀疚作词的《春游》、李叔同作词作曲的《春游》、和作词的《送别》、《忆儿时》、《西湖》等。这类歌曲在当时的学堂乐歌中数量不算多，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深受当时广大青少年所喜爱，因而流传面也比较广。
7，鼓吹忠君、尊孔等封建传统伦理道德的题材，如陈颂平作词的《尊孔》、康有为作词《演孔歌》、胡君复编的《忠君》、《五伦》、和沈心工作词的《孔圣人》等。过去曾对这些歌曲认为主要出自洋务派、立宪派文人之手，其实当时即使是维新派的文人也还认为忠君和尊孔是天经地义的传统道德．因此，在他们所编写的歌曲集中也包含有这一类的歌曲，尽管，总的说，数量是很少的．因为，无论如何这样的题材内容已不再那么吸引人了，这些歌曲实际上也很少得到广泛的流传。
学堂乐歌的艺术形式
学堂乐歌的创作，处于中国近代音乐文化的起步阶段，它是许多严肃的学者努力探索的结果，他深受维新运动和维新思想的影响。同其他方面向西方学习一样，在音乐创作上也大胆吸取，只要认为有用，均可“拿来”。
当时学堂乐歌歌曲基本上是以与西方和日本通用的简谱或线谱记载的、供学生集体咏唱的齐唱曲。这一点后来在政府对小学开设音乐课的大纲中把授教“单音歌曲（即指齐唱曲）”作了明文的规定。至辛亥革命前后，开始有少量的合唱曲（当时称之为“复音歌曲”）。有极少数的作品还附了简单的钢琴伴奏谱。这些歌曲绝大多数是根据现成的歌调填以新词而编成，而由编写者自作曲调的数量极少。这可能与我国过去对诗、词、曲等可咏唱的作品的创作方式就是根据现成的歌调、曲牌填以新词有关，同时也与当时从事学堂乐歌编写的人懂得专业作曲技术的极少有关。
后来逐渐改为选取欧美的歌曲来进行填词，沈心工曾对此点专门作了自述。例如，沈心工编的《勉学》是根据美国艺人歌曲《罗萨·李》的曲调进行填词的；而他编写的《拉纤行》是根据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的曲调填词的；沈心工作词的《话别》，是根据原法国民歌《一个半小时的游戏》的曲调填词，而且这首歌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此外，象李叔同编写的《送别》，是根据美国通俗歌曲作家奥德威的《梦见家和母亲》的曲调填词；李叔同编《大中华》，根据意大利作曲家贝里尼的歌剧《诺尔玛》第一幕第三场中的乐队进行曲曲调填词；叶中冷编《跳舞会》，是根据当时英国国歌的曲调填词的；冯梁作词《尚武精神》，根据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卢梭所作的喜歌剧《乡村卜者》中一首舞曲曲调填词的，等等。
以我国民族音调填词的学堂乐歌数量不多，代表性的歌曲有：秋瑾作词的《勉女权》（与华航琛作词的《体操》同调）；沈心工作词的《缠足苦》（与沈心工作词的《苍蝇》同调）；沈心工作词的《采茶歌》；华航琛作词的《女革命军》；李雁行和李倬编的《女子从军》；文君作词的《桃花院》；以及前述李叔同作词《祖国歌》等。
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既存在客观的原因，也存在思想认识上的原因。客观原因是：一方面由于我国学堂乐歌的产生、最初就是参照日本早期学校歌曲的经验发展起来的，而他们开始就是主要采取外国的现成歌调进行填词的；另一方面，当时我国热情从事学堂乐歌编写的作者多数是留学国外的、或国内积极赞成维新的新派知识份子，他们中多数对我国的传统音乐、特别是民族民间音乐不甚熟悉；同时，从本世纪初清廷转而支持“废科举、办学堂”的改良主张，为了满足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学堂急需学校的教师，曾一度大量聘请日本的教师来我国担任教学，其中包括一定数量的中小学音乐教师和“蒙养院的保姆”（即幼儿园的保育员），他们对我国的传统民间音乐则更不熟悉。主观原因是：当时我国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主要就是引进欧美和日本的体制和经验，而要改掉的主要就是与封建体制密切相连的传统旧文化（包括传统的“旧乐”），因而当时确实不少有改革要求的知识份子认为只有用西乐才能起到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效果。尽管当时这种思想认识是符合大多数积极拥护改革要求的进步主张，但今天看来应说是存在一定片面性的。因为事实上象以我国的传统音调进行填词的《祖国歌》和《勉女权》都是当时比较受欢迎的学堂乐歌，它们也并不因此给人任何萎糜不振的影响。当然，在辛亥革命之后，这种现象也逐步有一定的改变。
学堂乐歌的发展经历
过去一般认为这种以选曲填词方式所产生的学堂乐歌在我国的流传主要仅限于从本世纪初至”五四”运动这20年，后来随着我国新音乐文化的发展、特别以萧友梅创作的学校歌曲的发表，学堂乐歌以及它的这种特殊的艺术形态已完全为创作的学校歌曲所代替。但实际上从”五四”运动以后，在我国中小学的音乐课堂里，原来的学堂乐歌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们的影响，而且还有一些音乐家（如丰子恺、吴梦非、邱望湘、钱君等）一方面进行学校歌曲创作、一方面仍然继承学堂乐歌的传统方式继续进行有关选曲填词的工作，并且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它在相当一批出版的中小学音乐教材中还占相当重要的地位。学堂乐歌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辛亥革命以前的将近10年；辛亥革命以后的将近10年；”五四”运动以后至全国解放以前。第一个阶段可以说是它的逐步萌发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由于是将对学堂乐歌的编写和传播直接同宣扬“富国强兵”的爱国教育和所谓“军国民教育”相联系，大家对此赋予很高的热情，也产生了一批具有明显爱国倾向的、对当时社会引起不小影响的、优秀的学堂乐歌代表作。第二个阶段可以说是它比较顺利的向全国普及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开始大家对新的共和国的诞生表现了由衷的欢迎和很大的期望，但不久又对在新的条件下所发生的种种复杂的政治斗争缺乏精神准备，因而反映在学堂乐歌中的题材内容是从关心政治到逐步回避政治、开始较多地注意联系青少年的生活现实和他们的审美要求、并相应产生了一批与之相连的学生特点更鲜明的作品。第三个阶段则是它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的延续，由于这时在学校中的音乐课一般均已改称为“音乐课”，因此对它的称呼也就不再沿用“学堂乐歌”，而改为“学校歌曲”。超级秘书网
泰山有丰富的石刻遗存，是泰山历史的一个见证。泰山又是一座道教名山，泰山道教的历史也深深地印在了泰山石刻之中。尽管由于石刻的缺失损毁和在时空分布上的不均衡，它所承载的泰山道教的历史已经不很完整，但对泰山全真教来说，还是能够据此勾勒出其历史发展的一个相对完整的轮廓。
全真教产生于12世纪的金代，正式创立于山东半岛。其后不久，全真教即传人泰山地区，并且一直延续至今。泰山全真教的发展历程与整个全真教是一致的，大体可以分为金元和明清两个阶段，前者是其由产生而发展到鼎盛的时期，后者是其由盛转衰并最终衰落的时期。
金代，全真教在泰山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而到元代，随着全真教整体的兴盛，泰山道教也成了全真教的天下了。
有文献记载全真七子中的丘处机(如《岱史》)和孙不二(如《泰山道里记》)均曾修炼于泰山，恐不可信。金代全真教在泰山最著名的道观，应该是在其西北麓五峰山志仙峰下的洞真观。元好问在《五峰山重修洞真观记》中述说了它的来历：“泰和(1201—1208)中，全真师丘志圆、范志明刷地于此，屋才数椽而已。丘、范而没，同业王志深、李志清辈增筑之，始有道院之目。堂庑既成，贞祐(1213—1217)初，人口粟县宫，得为洞真观。”记中所述丘、范、王、李等人，均为广川真静大师崔道演的弟子。
崔道演应该是金代泰山最著名的全真道士，“道行孤峻，口坐林间，于世无所与合，昆嵛口普照范炼师特慎许可，每一见必留语弥日。”普照范炼师即普照真人范圆曦，是全真七子之一的太古真人郝大通的弟子，当时正主持东鲁道教事。能得到范圆曦的赞许，可见崔道演不是一般道士所能比的。杜仁杰为之作《真静崔先生传》，对他作了更详细的介绍，传曰：“先生姓崔氏，讳道演，字玄甫，观之蓓人，真静其号也。赋性雅质无俗韵……去家为道土，师东海刘长生，甚得其传。……假医术筑所谓积善之基，富贵者无所取，贫窭者反多所给，是以四远无夭折，人咸德之。”传中还记叙了他的几件神异之事，以显示其道行高深。
崔道演不仅道行高深，而且医术高明，活人无数，积累了无量功德。他的弟子显然也继承了这种作风，《五峰山重修洞真观记》就记述了王志深的种种济世之功：“志深外质而内敏，苦己利物。往时避兵布山，游骑所及，乡之人被重创者狼籍道路。志深扶伤救死尸秽间，亲馈粥药，恻然有骨肉之爱，赖以全活者余百人。祭酒以来，连口起茇舍，凡有徒老与夫环处而无供者，口厚为调护之。”崔道演师徒这种内外兼修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功行双全，是在全真道士中普遍存在的，也是全真教义所要求的。
金代泰山全真教另一著名的道观是全真观，在泰山西南五十里的上章村，其创立者是泰安人巨阳子韩志具。宋子贞《全真观记》载：“金明昌(1190—1196)间，道者巨阳子始筑室其上，学为全真。寻请于有司，因得今额。……居既久，将薄游诸方，命其徒张志超嗣主观事。志超亦宽和能辑众，雅为道俗信向。继而州将李侯贵及其弟故帅进、进妻陇西郡夫人萧氏同助营缮，踵而成之。”
由此可知，全真观是由韩志具创建、其弟子张志超最终完成的。全真观创立的时间比洞真观还要早，不过就目前所知的情况来看，全真观的名气远不如洞真观。
元代是全真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对泰山来说也是如此。这一时期，泰山全真教的宫观众多，而且大多和一个人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元代泰山最著名的全真道士张志纯。
张志纯是泰安埠上保(今山东肥城)人，生卒年不详。据杜仁杰《泰安阜上张氏先茔记》载，当时张家“以财谷雄里社”，实际上也只是“有田若干亩，有牛若干角”而已，但是能够“周急继困，过官无问贵贱，馆之如一”，所以“当时遂有长者之称”。张志纯生在这样一个为富且仁的家庭里，可谓宿有道缘。
张志纯自幼不爱居家，十二岁就离家入山学道去了，拜崔道演为师，得名志伟，号天倪子，后来为元朝皇帝所赏识，赐名志纯。短短几年工夫，张志纯已经名满齐鲁了。当时各地的地方官都是武将出身，但见到张志纯无不屈膝礼敬。当时东平行台严实让范圆曦住持万寿上清官，又再三邀请张志纯作其副手。张志纯赴任后不久，观内诸事“废者兴，缺者完，惰者勤，慢者敬，凡所应用，无一不备”。张志纯于是以“峻洁知办”称于道林，朝廷赐号崇真保德大师，并授紫衣。但张志纯并不为所动，而是“慨然拂衣，复还布山之旧隐”。
张志纯最为人称道之处，也是他对泰山全真教的最大贡献，是他主持修建了大量的宫观。金元之际，战乱频繁，经久不息，泰山宫观遭到严重毁坏。战乱之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张志纯毅然挑起了重建的重担。《泰安阜上张氏先茔记》对此事的来龙去脉作了详细的记述，说他历经三十余年，重修、新建了玉女祠、南天门、会真宫、玉帝殿、圣祖殿、朝元观和蒿里山神祠等宫观。徐世隆的《岳阳重修朝元观记》和《重修东岳蒿里山神祠记》，具体记述了张志纯重修朝元观和蒿里山神祠的经过。鉴于张志纯对泰山宫观的修建之功，朝廷对他“特加崇真明道圆融大师之号，兼提点泰安州教门事”；中统四年(1263)，又“蒙燕都大长春宫掌教诚明真人专使赍奉圣训，委师提举修饰东岳庙事”。把东岳庙这一帝王祭祀的专用场所交由张志纯去“修饰”，可见朝廷对其信任之深。
张志纯在当时影响很大，深受教内及教外各阶层人士的敬仰。在全真教内部，不仅一般道众，就是掌教祁志诚也对他十分尊敬。《重修东岳蒿里山神祠记》说他与张志纯意气相投，所以竭力促成张志纯的修建事业；《岳阳重修朝元观记》则说他为了让张志纯主持重修朝元观，甚至下拜不起。掌教尚且如此，一般道众就更不用说了。教外，朝廷赐给他大师封号，地方官员把他视为座上宾。文人学士也对他非常景仰，像大文学家元好问、翰林集学士徐世隆、著名隐士杜仁杰等，都作有赠他的诗。至于一般百姓，对他更是崇拜。据《泰安阜上张氏先茔记》载，在修建宫观的时候，“人忘其死而成师之志”，以至于时人感叹道：“虽国朝为之，亦不能齐一如此。”以上这些都充分展示了张志纯的人格魅力。
除了张志纯修建的之外，泰山在元代还修建了其他一些全真教官观，比较著名的有长春观、会仙观、洞虚观等，这里不再赘述。二
经过元朝的鼎盛之后，全真教在明朝开始衰落。这其中当然有其自身的原因，如元朝时全真教内出现了末流贵盛、高层腐化等现象，对后来全真教的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明朝统治者虽然也尊崇道教，但尊崇的是正一教，全真教则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泰山全真教也开始走下坡路。
在明朝的大部分时间里，泰山全真教一直处于低谷。在明朝前期和中期，不仅在史书中很少见到有关泰山全真教的记载，而且在石刻中也罕觅其踪影。不过到了明朝后期，情况就变得不同，泰山全真教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兴盛期。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三阳观的崛起；二是洞真观的复兴。
不管明朝政府对全真教的态度如何，鉴于泰山的特殊地位，它对泰山道教还是非常重视的，将两级道教管理机构——泰安府道纪司和泰安县道会司——分别设在岱庙和碧霞祠，并规定岱庙住持由朝廷任免，使岱庙和碧霞祠成为当时泰山道教活动的中心。不过，明朝泰山最有影响的道士并不出自这两座道观，而是三阳观的昝复明。
咎复明，号云山，陕西渭南人。他的师父是王阳辉，号三阳，祖籍沈阳，后迁居于山东东平。据观中所藏明于慎行所作《重修三阳观记》载，王阳辉曾经“穷游四域，遍历名山”，后来携昝复明归而隐于泰山。嘉靖三十年(1551)，王阳辉与昝复明在泰山之阳的凌汉峰下“伐木薙草，凿石为窟以居”。后来又在别人的帮助下，修起一个草庵，名之为“三阳庵”。王阳辉死后，昝复明继承师业，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使三阳庵面貌一新，成为一座规模宏大、神宇庄严的道观，于是更名为“三阳观”。从此以后，“四方道俗，香火醮祝，岁月无虚”，几乎可以与泰山最著名的东岳庙相提并论，可见此时三阳观道场之盛了。
三阳观在昝复明时达到鼎盛，有徒子徒孙近百人。不仅民间百姓、达官贵人前来焚香醮祀，就连皇亲国戚来朝拜岱顶的碧霞元君，也要来此作醮。观中有三通《皇醮碑记》和一处摩崖的皇醮记文，记录了万历年间明神宗所宠爱的郑贵妃四次派人来泰山祭拜泰山娘娘，并在三阳做醮的历史事实。四处石刻虽然所刻时间不同：第一次在万历十七年(1589)十月，第二次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正月，第三次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九月，第四次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三月，但内容和格式大致相同。其中前三次都是由昝复明立石，最后一次是由郭志合立石，因为就在此前一年的万历二十六年(1598)，咎复明已经去世了。
三阳观南有道士墓群，据现存的墓碑所记，三阳观全真教徒的传法谱系为：“崇静真阳复，志坚守太玄。智礼清白信，存义法明长。道贵诚正理，德尚宽和行。参赞乾坤机，变运造化功。”查《诸真宗派总簿》，知其属于全真教中的果老祖师云阳派，其门徒师承明确，辈份清楚，至民国年间的住持满贵祥，在泰山共传十九代。现三阳观山门前立有一碑，碑文即冯玉祥于1934年所撰的《三阳观道士满贵祥赞》，可惜曾遭破坏，已经不能辨读完全。
洞真观在明朝后期的复兴，也与明神宗有着密切关系。万历年间，明神宗为供奉其母李太后，命全真道士周云清再次将洞真观整修扩建，创构官宇，横殿岿崇，金碧辉煌，号称极盛，并建九莲殿，封李太后为九莲菩萨。据观中所藏《颁藏经敕谕碑》载，万历二十七年(1599)，明神宗在颁发给岱庙一部《道藏》的同时，也颁发给洞真观一部《道藏》。明神宗还改洞真观为“保国隆寿宫”，并敕建隆寿宫石坊。由此可以看出，洞真观在明后期与皇室的关系确实不一般。于是乎一时间，洞真观香火大盛，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不过好景不长，到了清代，洞真观同样渐渐衰落下去，到清末时已大部倾圮。
满清时期，统治者素无道教信仰，尽管清初为了笼络汉人，曾经对道教有所重视，并因而成就了全真龙门派的一次中兴，甚至出现了“龙门、临济半天下”之说。但是此后，清朝诸帝对道教都没有兴趣，道教失去了统治者的扶植，更加无力振作了。到清末民初，全真教随着整个道教一起失去了对民众的吸引力，最终衰落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