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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伊埃文·佐哈尔是当代著名的文化理论家，尽管他并不以翻译理论家著称，但他在1978年发表的“翻译文学在文化系统中的地位”一文中提出的多元系统论对翻译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本人也被认为是翻译研究学派的先驱之一。根据多元系统论，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可以占据不同的地位。当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时，翻译倾向于采取异化的方法，译文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将非常接近原文，做到充分的翻译。反之，当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占据边缘地位时，译文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将非常接近译入语文学系统的规范，译文会采用归化的方法，也就是说，译文为了迁就读者，会尽量使用读者所熟悉的语言和结构而牺牲原文。玄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翻译家，也是四大佛经译师之一。他的译文被称为“新译”。他翻译的佛经在数量上超过了其他三大译师所译卷数的总和，在质量上也达到自有佛经汉译以来的最高水平。另外，在翻译工作的组织和翻译人才的培养方面，玄奘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本文旨在在研究玄奘佛经译文的基础上，证明多元系统论有它不适用的地方。简单地说，佛经虽然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但依然占据的只是边缘的位置，玄奘的译文也是如此，应该采用归化的方法，即在形式和内容上接近译入语。但是，玄奘的译文一看就是一种“外国文学”，至少和中国古代的文言文是有相当距离的，可以说玄奘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异化的方法，充分保留佛经原文的特点。这和多元系统论是不一致的。本文将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关键词 伊埃文·佐哈尔；玄奘；多元系统论
伊埃文·佐哈尔是以色列特拉维夫文化研究学院的教授，他在20世纪70年表的一系列论文中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论。根据这一理论，文化、语言、文学和社会都不是由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而是由相关的元素组成的系统。在文学这个大系统中，各个系统所处的位置又不尽相同，有的系统处于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有的处于边缘位置。多元系统本身不是静止的、固定不变的，由于社会文化因素，有的系统会从边缘走向中心，有的会从中心走向边缘。那么，翻译文学什么时候会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占据中心的位置呢？伊埃文?佐哈尔认为有三种情况：第一，当一个文学系统处于还没有被固化，还很年轻，还处于被建立的时候；第二，当一个文学系统本身即处于弱势或是边缘化的时候；第三，当一个文学系统遭遇转折，危机或是遇到真空的时候。很多翻译作品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式，出现了所谓的欧式汉语，因为译文要在内容和形式上尽量接近原文和译入语。那么，翻译文学什么时候会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占据边缘的位置呢？与上面相反，当一个文学系统具有悠久的历史，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学范式，已经被凝固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建设的时候；当一个文学系统和其它文学系统相比较处于强势或是中心地位的时候，或是这个系统自认为如此的时候；当一个文学系统处于鼎盛时期，没有出现转折、危机或真空的时候。事实上，中国文学从春秋时期就建立了自己的文学范式，经过两汉、南北朝的发展，到了隋唐时期，中国文学已经相当成熟了，也可以说已经凝固化，已经完成了建设自己的阶段，剩下的工作是在已有的大厦上装修了。中国文化向来以天朝上国自居，不论到了明清时代这是否还是事实，至少中国文化自己是这样看自己的。此外，隋唐时期正是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因此，在这一时期，翻译文学无论如何只能占据边缘的位置，佛经的翻译也不例外，鼎鼎大名的玄奘的翻译也不例外。
佛经翻译具有悠久的历史，从东汉时期摄摩腾、竺法兰译出《四十二章经》经多部经典到宋代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北宋译经终告寝息为止，一共有长达1千多年的历史。若是算到清代佛经在汉文、藏文、蒙古文、满文之间互译，中国佛经翻译则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这其中，涌现了四大译师，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鸠摩罗什和玄奘。尤其是玄奘，他的译经事业达到了中国佛经翻译的最高峰。关于翻译，有三个关于玄奘的问题值得提及。第一个问题是他提出了著名的“五不翻”的理论，就是说，在佛经翻译的过程中有五种情况不做意译，而只是音译。这五种情况是：（1）多含不翻：如“薄伽梵”，指世尊，是佛陀的名号之一，又含有自在、炽盛、端严、吉祥、尊重等义。又如“摩诃”，含有大、殊胜、长久及深奥等义。（2）秘密不翻：如楞严咒、大悲咒、十小咒，以及各种经咒，一经翻出，就会失去它的神秘性。（3）尊重不翻：如“般若”，不可直译为智慧，“三昧”不可直译为“正定”，“涅磐”不可直译为圆寂或解脱等。（4）顺古不翻：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可直译为“无上正等正觉”，“阿罗汉”，不可直译为“无生”，“菩萨”不可直译为“觉悟”等。（5）此方无不翻：“此方”，就是指中国。如印度的庵摩罗果，形似苹果，其意为“无垢清净”，食之可除风热，但中国没有。佛经中常以“庵摩罗果”，来比喻地球的形状。第二个问题是玄奘在翻译过程中成功地运用了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和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等翻译技巧。第三个问题是玄奘设立了译场，分出了十一个不同的职位，使集体译经制度化，系统化，保证了翻译的质量。玄奘的译场有译主、证义、证文、书写、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等多个岗位，译主为玄奘，其他的职位由求学者担任，这些学者不仅有核对梵文、书写纪录、语法整理、译文润色等工作，而且还要将译稿回翻为梵文再次核对，他们为保持翻译的准确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就是玄奘熟悉六朝文体，在请求唐太宗为其所译经文作序所呈的表中，玄奘写道：“伏惟陛下睿思云敷天花景烂。理包系象调逸成英。跨千古以飞声。掩百王而腾实。窃以神力无方。非神思不足铨其理。圣教玄远。非圣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严敢希题目。宸眷冲邈不垂矜许。抚躬累息相顾失图。玄奘闻。日月丽天。既分晖于户牖。江河纪地。亦流润于岩崖。云和广乐。不秘响于聋昧。金壁奇珍。岂韬彩于愚瞽。敢缘斯理重以千祈。伏乞雷雨曲垂天文俯照。配两仪而同久。与二曜而俱悬。然则鹫岭微言。假神笔而弘远。鸡园奥典。托英词而宣畅。岂止区区梵众独荷恩荣。蠢蠢迷生方超尘累而已。”这样的文章，即使是当时的著名文人，恐怕也很难做到信手拈来。事实上，这种文体是当时中国的标准文体，是中国文学系统的范式。按多元系统理论来看，作为处于边缘化位置的翻译文学系统，理应采用这样的文体才对。但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将看到，玄奘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并没有采用这种作为范式的文体，而是采用了中国的古代白话，使人一看就知道佛经是一种外来的舶来品。
其实，玄奘当年从印度取回来的佛教经典数不胜数，但其中部头最大的只有两部，这就是著名的《瑜伽师地论》和《大般若经》。事实上，玄奘在翻译这两部经典的时候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这是处于中心位置的翻译文学系统应该具有的特征，这与佛经翻译文学在隋唐时期的汉语文学系统中处于边缘的位置是矛盾的，也是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漏洞。以下是《大般若经》中的一段话：
善现。瞋清净即布施波罗蜜多清净。布施波罗蜜多清净即瞋清净。何以故。是瞋清净与布施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瞋清净即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净戒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瞋清净。何以故。是瞋清净与净戒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瞋清净即内空清净。内空清净即瞋清净。何以故。是瞋清净与内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瞋清净即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清净。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即瞋清净。何以故。是瞋清净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瞋清净即真如清净。真如清净即瞋清净。何以故。是瞋清净与真如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大般若经》卷二百零二）。
这段话最大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反复。正如有人评论的那样，梵文好繁，华文尚简。又如著名学者指出的那样，梵文原典往往特别冗长啰嗦，非要有识之士痛加删减不可，方才可读。提出要删减佛经，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但他认为梵文佛经原典冗长啰嗦，却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事实。其实，玄奘在翻译《大般若经》的时候，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在汉语译文中尽量保留了梵文原文的内容和形式。作为一名睿智的佛教学者，玄奘对隋唐时期汉语文学系统的强大势力，以及佛经翻译文学系统所处的边缘化位置并非没有清醒的认识，但他依然采用了异化，这是为什么呢？其实，玄奘在一开始翻译这部经典的时候，也准备采用鸠摩罗什翻译《大智度论》的方法，即采用删减的方法，但随后就做了许多噩梦。后来决定采用直译的方法，于是就做了很多吉祥的梦。这个故事是否说明佛菩萨真的给玄奘提示姑且不论，但至少说明玄奘在内心深处对梵文原文是极其敬畏的，不敢轻易改动，更不要说是删减，这也反应出玄奘在翻译过程中是极其谨慎的。总之，对梵文原典的敬畏大概是玄奘采用异化、保留原文内容和形式的原因之一，这种方式只有处于中心地位的译文文学系统才能够享有。以下是《瑜伽师地论》中的一段话：
云何五识身相应地。谓五识身自性。彼所依彼所缘。彼助伴彼作业。如是总名五识身相应地。何等名为五识身耶。所谓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云何眼识自性。谓依眼了别色。彼所依者。俱有依谓眼。等无间依谓意。种子依谓即此一切种子。执受所依。异熟所摄阿赖耶识。如是略说二种所依。谓色非色。眼是色余非色。眼谓四大种所造。眼识所依净色。无见有对。意谓眼识无间过去识。一切种子识。谓无始时来乐着戏论。熏习为因。所生一切种子异熟识。彼所缘者。谓色。有见有对。此复多种。略说有三。谓显色形色表色。（《瑜伽师地论》卷第一）。
以上的段落与一般的文言文在文风上有着很大的区别。究其原因，还是梵文原文在叙述方式上比较异于传统的中国文学，受到原文的限制，译文也就显得比较具有西域风情。事实上，不仅在隋唐，而是在整个从东汉到隋唐的佛经翻译史中，佛经翻译一直处于边缘化的位置，但除了支谦采用了颇从文丽的归化翻译法以外，剩下的译者们差不多都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使佛经一读上去就有一种西域的味道，这其中包括著名翻译大家鸠摩罗什，其作品被称作有西域天然之语趣。如果检查一下玄奘的其它译文，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玄奘译文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这是处于中心地位的翻译文学系统应该采用的翻译方法，但是在玄奘所处的隋唐时代，佛经翻译文学其实是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的，应该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这不能不说是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不足。上。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随着中国与世界各领域的对话日趋频繁，新疆作为中国的一个子系统也逐步参与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中。新疆外宣英译活动频繁也是史无前例的。笔者打算结合埃文·佐哈尔创立的多元系统理论对新疆外宣英译呈现的特点进行描述。
一．理论简介
多远系统理论是埃文·佐哈尔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发展了俄国形式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将翻译作为文化系统中的子系统来看待。（1990）。随后佐哈尔的弟子，著名翻译理论家，以色列学者吉迪恩·图里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他主要对影响译者的因素进行了描述。博士论文，边缘性。他认为译者所从事的翻译行为要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主流诗学和赞助人等因素的影响，不受外界潜质的文本是不存在的，翻译行为并非真空，译者要考虑上述因素的影响来筛选文本。他提出了三类规范：初始规范，预备规范和操作规范，由此衍生出翻译策略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翻译选择的陌生化和本土化（1995）。国内最早对多远系统理论译介的是杨自检教授，张南峰、谢天振、廖七一等也分别作了译介和评论。
三，对新疆外宣英译的解读
1. 新疆外宣英译的边缘性与发展性
多元系统内的各子系统地位不平等，有的处于边缘，有的处于中心，他们之间处于斗争和交替中。从《西域翻译史》（热扎克·买提尼亚孜，1997）和《新疆现代翻译史》（陈世民，1999）中，我们发现新疆翻译从周朝开始直至近代，主要存在于汉语和西域个少数民族语之间，其次是与俄罗斯，中亚各民族之间的翻译交流。英译活动在新疆翻译史上几乎是一片空白。博士论文，边缘性。直至九十年代，有些书籍不断被译成英文：《神秘的塔里木》、《克拉玛依奇观》等。新疆也开启了英文网站，成立了一些对外翻译公司。新疆大学从2001年起，开始招收翻译方向的硕士，一部分学者开始参与全国英译汉，汉译英的探讨。期刊上不断有关于新疆的地名、旅游，饮食等英译规范探讨的文章。从以上信息我们可以看出，新疆外宣翻译理论发展还很弱小，翻译实践中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新疆外宣英译这个子系统也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张力。博士论文，边缘性。
2. 新疆外宣英译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和翻译策略有很大的影响(埃文·佐哈尔，1990)。新疆外宣英译在文本选择和译者的翻译策略上受到译者本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博士论文，边缘性。纵向观察中国外宣英译书目名称：《神秘的塔里木》、《中国乌鲁木齐》、《新疆新貌》、《新疆旅游》等，英译书籍主要集中在旅游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与新疆的发展是以旅游为先锋（邓新民，2000）。而西方译者对新疆的英译因受其固有的对新疆的认识而出现片面性。如：Though 250 years ofChinese control, Xinjiang retains a lot of its traditional culture( DavidLevinson，Kien Christenson,1999)。 从译者用“250 years of Chinese control”可以看出他有意曲解新疆的历史。这就需要我们新疆本地的译者站在爱国，爱家乡的立场上清楚地回应，不能让我们在解读自己的文化上出现“失语”现象。
3. 部分新疆外宣英译的不充分性和不可接受性
段连城指出，外宣英译的目的之一就是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图里在解释“翻译规范”时，将其称为‘可接受性’和‘充分性’（2004）。目标语读者的接受性是译者在外宣翻译中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外国人认为中国的大众媒介过于呆板，喜欢用华丽抒情性的文体，而有些文本直接用中国的计量单位，或使用修饰性的计量给人以信息不明了的感觉。新疆外宣英译存在此类问题，请看以下的译例:
（汉语文本略）
Since the first day whenXinjia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started in the early period after the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ighur and Chinese have been usedat the same time and then Kazak, Mongolian and Kirgiz languages were usedlater.（余言，向京，2009）
中国人喜欢用“早些时候，什么什么事情过后，后来，曾经”，等中国人自认为的大事来表示时间段。殊不知，这只会令外国人费解，增加文本解读的信息量。博士论文，边缘性。上文中的“early period”到底早在什么时间，不得而知。以及“later”，直译为汉语的随后，但在时间差上，汉语的“随后”强调动作发生的快，而“later”并不强调这一点。所以该英译文本内容拖沓，简单的信息被复杂化，令人费解，其结果是削弱了英译文本的可接受性，宣传的充分性也受到了挑战。
4．新疆外宣英译的“本土化”
虽然我们在外宣英译时，读者被作为影响英译的因素之一进行考虑，但作者和读者不是评判译文的唯一标准（埃文·佐哈尔，1990）。外宣还在于宣传自我，让外国的读者了解到不同于他们本国的别样的风土人情或是打破他们凭借想象捏造出来的形象。这样就让“异质的东西”（埃文·佐哈尔，1990）存在，创造一种陌生化的翻译，旨在体现“本土化的翻译”（姜秋霞，2009）。新疆文化的“多元性”和地缘政治（唐立久，2009）和新疆通用语言的多样性就决定了宣传新疆文化时要如实地将新疆文化最本质的东西展现给世界读者，打破部分国家对新疆的蓄意捏造，同时让新疆本土文化走向世界。（汉语文本略）
Turpan Basin lies in the middle of the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nd between 41 and 43 degrees north latitude,a little higher than Beijing or New York City. But the basin has more extremetemperatures than most places on similar latitude because of its landscape. Thebasin’s landscape is very unique. About 2,000 square km of the basin is morethan 100 meters below sea level. The lowest point, the water surface of Aiding Lake, is 155 meters below sea level, and is the second lowest place in the world,trailing only behind the Dead Sea. Mountains, some of which stand a fewthousand meters tall, surround the basin. The mountains keep humid, cool airfrom entering the basin and trap heat in. The weather in the basin is extremelydry, with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of no more than 16 cm. Extreme heat anddryness cause high evaporation,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big rivers to survivethere.
The secret to Turpan’ssurvival is the Kerez irrigation system, a network of wells connected byunderground channels, which takes full advantage of the unique landscape. （ Wang Hairong，2008）
该文本即从读者接受角度出发，也成功保留了新疆文化的核心。博士论文，边缘性。首先，简单明了将吐鲁番的气候状况及其成因，并在讲述气候成因过程中清晰呈现了吐鲁番的地理位置、地貌，并让外国游客了解了吐鲁番不同于西方现代的灌溉技术。内容新颖、丰富但不刻板。其次，对吐鲁番和坎儿井的名称英译上，遵循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条例》的有关规定，“译名处理以当地主要少数民族的地名称谓为译名的基准。”（谢旭升，2009：112）
四.结语
中国西部大开发政策使新疆对外宣传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新疆外宣英译是新疆对外宣传的重要手段，但新疆外宣英译在日益强大的中国对外宣传中处于边缘地位，新疆外宣英译中存在大量的受意识形态影响和译者解读不到位的不可接受性文本。新疆外宣英译若想从边缘走向中心，除了处理好原文、意识形态和读者接受性之间的关系，译者也需加强对新疆文化的深入解读。
参考文献：
1.Even -Zohar, Poly-system Studies, PoeticsToday11:53-72,1990
2.Toury·G，Descriptive TranslationStudies and Others[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3.陈世民，新疆现代翻译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1
4.段连城，对外宣传理论初探，中国建设出版社，1988
5.邓新民，推动旅游发展，促进西部开发，旅游，2000.4
6.辜正坤,当代译学建构理论略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7.姜秋霞，文学翻译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1
8.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9.热扎克·买提尼亚孜，西域翻译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7.4
10.唐立久，崔保新，发现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4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6-0283-01
多元系统理论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被提出，这一理论的提出无疑对整个翻译界有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掀起了对这一理论的研究热潮，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巨大帮助。
一、多元系统理论概述
相互交错的多种系统（包括社会的各种现象以及人们的生活标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网，这就是多元系统。其中多种交叉的关系网也不是相等的，有的影响巨大，有的则微弱，但无论影响大小，它们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不是独立存在的，所以，当一个关系网发生变化时，要结合整体对其进行观察。
二、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文化语境对文学翻译的作用
文化语境指的是在指定的社会或者团体定的规范和习俗，它包括很多方面，如社会的行为规范、道德底线、“三观”认识等，都属于这个范畴。所以，文化语境并不属于语音语境。而我们将多元系统与文化语境联系起来，其实就是想说明文化语境对翻译的影响。
首先，文化语境与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是翻译的主体，译者根据自身所掌握的知识进行相关的创造，所以文化语境因素影响着译者自身，同样也制约着译者的翻译实践。翻译时，译者要明白原文想要表达的主题，这无疑要经历原语和目的语文化语境的碰撞，对译者自身的文化感知和创造力都有着较高要求，译者不能脱离原文的意思，同时还要根据自己的文化语境进行合理的创造，这种创造性体现了语言层面和文化交际层面的二重效应。
其次，文化语境与读者。译者的译文是不变的，但是读者是变化的，多元系统理论有着对动态因素的考察，读者有着不同的审美标准和不同的文化经历，这都是可变因素，所以为了适应这种可变因素，在多元系统理论的结合下促使译者对译文不断更新，为的就是适应读者不同的文化语境，满足读者的需求。
再次，文化语境与文本“复译”。多元系统理论对因素变化的考虑，使得翻译实践要根据特定的文化语境进行[1]。就如之前所说，读者的文化语境在进行更新的同时，对译文的要求也会随之改变。文化语境的更新给复译的译文带来新鲜的血液，让复译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有着多样的变化。
三、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文学翻译的文化语境顺应
在社会发展的今天，翻译学的发展可以说十分繁荣，翻译研究有两个趋势：一是翻译理论深深地打上了交际理论的烙印；二是从重视语言的转换转为更重视文化的转换。[2]这样做也是让翻译成为科学的转换和文化的交际。
现阶段文化的发展是繁荣的，在多种文化共同发展的今天，文化语境的顺应显得尤为重要，译者不仅要考虑作者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文化语境，也要结合现在的文化语境更准确地翻译出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与思想。
如今全球文化相互渗透，译者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根据自己的文化语境来翻译，使得最后的g文都归化了。现在更多的译者尝试用异化的方式来翻译，用这样的方法也是基于他们对外来文化的了解与掌握，但是异化的程度要把控好，要考虑到读者的文化语境顺应，必要时也要采取归化的方式，使二者相互结合。
首先，应尽量传达原作的异域文化特色。翻译是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的转换，但是说其是转换也不够恰当，因为翻译的过程还要设计相应的文化内容，这不是在语言的范畴内。语言是传播文化的载体，异国文学作品中当然也体现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内容，所以译者在翻译时要尽量保持原有的文化内容，好让读者最大程度地感受到异国文化的影响。
现在有些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归化过于严重，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实在感受不到异国文化的影响，甚至认为是在读本国的文学作品。因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尽量避免使用过多的本国特色，保持文化的真实性。
其次，翻译研究离不开对各学科的深度认识，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与众多因素相互结合促进，使得翻译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文化的多样性使得文学翻译必须跟上其文化语境的更新与发展，特别是现阶段各国文化的相互交融，使得人们的思想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一变化促使文化语境也发生改变，所以对翻译的要求就是不断顺应文化语境。
参考文献：
[1]陈言.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中的“复译”、“转译”之争[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2）.
侦探小说(detective story)是西方通俗小说中一个新的类型和新的流派，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以翻译侦探小说著称的周桂笙说：“侦探小说，为我国所绝乏，不能不让彼独步。盖吾国刑律讼狱，大异泰西各国，侦探之说，实未尝梦见”(周桂笙，1904:3)。作为中国翻译小说的一种类型，侦探小说在近代译介较早，1896年至1897年《时务报》英文编辑张坤德最早翻译了柯南・道尔的四篇福尔摩斯探案，并刊载在《时务报》上，题为《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随后，许多外国侦探小说家如爱伦・坡(AllanPoe)、埃米加・加博里奥(MileGaboriau)、鲍福(Fortune
duBoisgobey)等的作品也陆续被翻译过来。到1911年左右，中国作家几乎将世界上所有的侦探小说都翻译一遍，其数量之多，用阿英的话说：“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小说要占五百部上”(阿英，1980:180-186)。据资料显示，当时投身这股翻译侦探小说热潮的译者有程小青、孙了红、周桂笙、悉若等数十人，其中不乏林纾，周瘦鹃等翻译大家。由此可见，域外小说中侦探小说的翻译在当时尤其风靡。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theory)是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一佐哈尔(Itama Even-Zohar)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理论。该理论以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为基础，汲取了结构主义、一般系统理论与文化符号学的积极因素，将翻译文学视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子系统。
一 晚清侦探小说的译介
晚清时期，翻译活动明显比创作活动活跃，“就翻译书的数量，总有全数量的三分之一99(阿英，1980:180)。陈平原也认为，1896-1916年这20年间出版的小说“具体数字很难准确估计，但这20年小说出版中译作占压倒优势，却是明显的事实(陈平原，1989:29)”。当时的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多元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发挥着比创作小说更为重要的影响。翻译侦探小说作为当时翻译小说的主流之一，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占据了主流的地位，其“数量之多(约占全部翻译小说的四分之一)、范围之广(欧美侦探名家几乎都有译介)、速度之快(翻译几乎和西方侦探小说创作同步)”(郭延礼，1996:81)、影响之深在当时翻译小说界可谓是名列前茅。
二 晚清侦探小说翻译热潮之缘由
在当时，侦探小说翻译热潮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其本身的艺术内容与形式：它内容新颖，“给中国读者提供了全新的阅读体验”(刘扬体，1997:281)；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背景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侦探小说在当时的繁荣是晚清社会政治文化因素与译作之间互动选择的结果。
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在三种条件下会在目的语的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下面我们将针对这三种条件分别探讨分析。
1. 第一个条件――晚清时期新小说处于建立中
清朝末年，大多数具有改良意识的文人将文学作为政治改良和社会变革的手段，梁启超等竭力倡导“文学救国”，提倡译介西方小说，以作为开启民智的工具。晚清侦探小说大量译入以致形成侦探热，大约是在1907年之后，到五四时期达到顶峰。由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内外交困的历史环境，人们痛感科学力量的伟大，“迫切想在政治小说中祈望新的民主体制，在科学小说中领略科技的魅力，在侦探小说中获得公平法制”(张萍，2002:53)，而且晚清时期正好是中国传统的文学体系行将崩溃，而新文学体系又尚未完全确立之际(1919年爆发的五四为中国新文学体系真正确立的分水岭)，翻译文学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承担起了启迪民智的作用。
2. 第二个条件――晚清小说处于弱小状态
小说这一文学题材在中国传统文学多元体系中一直是边缘化的角色，属于“小道”，写小说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正是因为中国本土小说长期处于边缘和弱势的地位，它们不具备足够的影响力来对翻译小说进行限制和打压，只能放任它们泛滥流行。
传统小说的弱小使得它无法担负起当时的社会环境赋予小说的任务――改良图志；因此，梁启超等人倡导“小说界革命”，正是要借助于域外小说的力量实现新文学的发展，从而改变国家的落后地位，翻译文学在当时就一跃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占主导地位。
3. 第三个条件――晚清传统文学受到冲击，处于转折点
晚清翻译小说的可以说是随着“小说界革命”的兴起而来临的。梁启超在1902年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饮冰，1989)。把小说视为“改良群治”，救国救民的关键，虽说只是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的延续，但前人多对此不甚重视，梁启超等却借此提倡小说。但是他们所提倡的新小说却不是中国原有的古典小说，因为中国传统小说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饮冰，1989)。至此，中国原有的传统小说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真正意义上的新小说又尚未诞生，所以外来的翻译小说自然进入了梁启超等人的视野。要“改良群治”，自然要借助翻译小说，因此域外小说变得身价百倍。在这股变革洪流中，原以诗词歌赋为文学正宗的传统文学体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正在处于佐哈尔所说的何去何从的转折关头。当形式新颖、内容扣人心弦的外国侦探小说介绍到中国时，国内读者的注意力为之吸引，促使了翻译热潮的产生。
清朝末年，国内各种矛盾尖锐，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中国社会无可避免地在各个方面都将经历巨大的改变。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整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反应近代中国的这些变化并且其本身也必然被卷入到变革之中。为了引进西方民主思想，激活中国沉闷的思想界，文学界掀起了一个译介外国作品的。
侦探小说翻译之所以在晚清出现热潮，不仅得益于侦探小说本身内容新颖、蕴含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等原因，而且还由于翻译和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相互选择
和促进的动态关系。借助于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不难发现，晚清时期传统文学的地位受到冲击，而新的文学体系尚未形成，因此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同时又由于侦探小说与当时社会、文学和文化大背景的契合，就促成了晚清侦探小说翻译之热潮。
参考文献：
[1]Even-Zohar,ltama.The Position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Literary Polysystem[J].In LarenceVenuti,ed.The Translation StudiesReader[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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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1897-1916[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29.
[5]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3.
[6]郭延礼，近代翻译侦探小说述略[J].外国文学研究,1996(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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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扬体，流变中的流派――“鸳鸯蝴蝶派”新论[H].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281.
[9]谢天振，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J].外国语,2003(4):60.
[10]饮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A].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H].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侦探小说(detective story)是西方通俗小说中一个新的类型和新的流派，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以翻译侦探小说著称的周桂笙说：“侦探小说，为我国所绝乏，不能不让彼独步。盖吾国刑律讼狱，大异泰西各国，侦探之说，实未尝梦见”(周桂笙，1904:3)。作为中国翻译小说的一种类型，侦探小说在近代译介较早，1896年至1897年《时务报》英文编辑张坤德最早翻译了柯南·道尔的四篇福尔摩斯探案，并刊载在《时务报》上，题为《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随后，许多外国侦探小说家如爱伦·坡(AllanPoe)、埃米加·加博里奥(MileGaboriau)、鲍福(Fortune
duBoisgobey)等的作品也陆续被翻译过来。到1911年左右，中国作家几乎将世界上所有的侦探小说都翻译一遍，其数量之多，用阿英的话说：“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小说要占五百部上”(阿英，1980:180-186)。据资料显示，当时投身这股翻译侦探小说热潮的译者有程小青、孙了红、周桂笙、悉若等数十人，其中不乏林纾，周瘦鹃等翻译大家。由此可见，域外小说中侦探小说的翻译在当时尤其风靡。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theory)是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一佐哈尔(Itama Even-Zohar)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理论。该理论以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为基础，汲取了结构主义、一般系统理论与文化符号学的积极因素，将翻译文学视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子系统。
一 晚清侦探小说的译介
晚清时期，翻译活动明显比创作活动活跃，“就翻译书的数量，总有全数量的三分之一99(阿英，1980:180)。陈平原也认为，1896-1916年这20年间出版的小说“具体数字很难准确估计，但这20年小说出版中译作占压倒优势，却是明显的事实(陈平原，1989:29)”。当时的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多元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发挥着比创作小说更为重要的影响。翻译侦探小说作为当时翻译小说的主流之一，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占据了主流的地位，其“数量之多(约占全部翻译小说的四分之一)、范围之广(欧美侦探名家几乎都有译介)、速度之快(翻译几乎和西方侦探小说创作同步)”(郭延礼，1996:81)、影响之深在当时翻译小说界可谓是名列前茅。
二 晚清侦探小说翻译热潮之缘由
在当时，侦探小说翻译热潮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其本身的艺术内容与形式：它内容新颖，“给中国读者提供了全新的阅读体验”(刘扬体，1997:281)；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背景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侦探小说在当时的繁荣是晚清社会政治文化因素与译作之间互动选择的结果。
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在三种条件下会在目的语的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下面我们将针对这三种条件分别探讨分析。
1. 第一个条件——晚清时期新小说处于建立中
清朝末年，大多数具有改良意识的文人将文学作为政治改良和社会变革的手段，梁启超等竭力倡导“文学救国”，提倡译介西方小说，以作为开启民智的工具。晚清侦探小说大量译入以致形成侦探热，大约是在1907年之后，到五四时期达到顶峰。由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内外交困的历史环境，人们痛感科学力量的伟大，“迫切想在政治小说中祈望新的民主体制，在科学小说中领略科技的魅力，在侦探小说中获得公平法制”(张萍，2002:53)，而且晚清时期正好是中国传统的文学体系行将崩溃，而新文学体系又尚未完全确立之际(1919年爆发的五四为中国新文学体系真正确立的分水岭)，翻译文学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承担起了启迪民智的作用。
2. 第二个条件——晚清小说处于弱小状态
小说这一文学题材在中国传统文学多元体系中一直是边缘化的角色，属于“小道”，写小说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正是因为中国本土小说长期处于边缘和弱势的地位，它们不具备足够的影响力来对翻译小说进行限制和打压，只能放任它们泛滥流行。
传统小说的弱小使得它无法担负起当时的社会环境赋予小说的任务——改良图志；因此，梁启超等人倡导“小说界革命”，正是要借助于域外小说的力量实现新文学的发展，从而改变国家的落后地位，翻译文学在当时就一跃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占主导地位。
3. 第三个条件——晚清传统文学受到冲击，处于转折点
晚清翻译小说的可以说是随着“小说界革命”的兴起而来临的。梁启超在1902年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饮冰，1989)。把小说视为“改良群治”，救国救民的关键，虽说只是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的延续，但前人多对此不甚重视，梁启超等却借此提倡小说。但是他们所提倡的新小说却不是中国原有的古典小说，因为中国传统小说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饮冰，1989)。至此，中国原有的传统小说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真正意义上的新小说又尚未诞生，所以外来的翻译小说自然进入了梁启超等人的视野。要“改良群治”，自然要借助翻译小说，因此域外小说变得身价百倍。在这股变革洪流中，原以诗词歌赋为文学正宗的传统文学体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正在处于佐哈尔所说的何去何从的转折关头。当形式新颖、内容扣人心弦的外国侦探小说介绍到中国时，国内读者的注意力为之吸引，促使了翻译热潮的产生。
清朝末年，国内各种矛盾尖锐，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中国社会无可避免地在各个方面都将经历巨大的改变。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整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反应近代中国的这些变化并且其本身也必然被卷入到变革之中。为了引进西方民主思想，激活中国沉闷的思想界，文学界掀起了一个译介外国作品的。
侦探小说翻译之所以在晚清出现热潮，不仅得益于侦探小说本身内容新颖、蕴含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等原因，而且还由于翻译和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相互选择和促进的动态关系。借助于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不难发现，晚清时期传统文学的地位受到冲击，而新的文学体系尚未形成，因此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同时又由于侦探小说与当时社会、文学和文化大背景的契合，就促成了晚清侦探小说翻译之热潮。
参考文献
[1]Even-Zohar，ltama.The Position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Literary Polysystem[J].In LarenceVenuti，ed.The Translation StudiesReader[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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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谢天振，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J].外国语，2003(4):60.
[10]饮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A].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H].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关键词：多元文学系统；局限性；理论；不足
一、多元文学系统理论简述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佐哈尔提出了一个概念――多元系统。翻译文学被佐哈尔定义为多元文学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并通过其在多元文学系统中的位置来研究翻译文学对主流文化的影响，以便于更加客观有效地了解和发现文学翻译的规律。
佐哈尔认为，存在着三种情况，使得翻译文学在多元文学系统中处于中心位置。佐哈尔认为，如果翻译文学在多元文学系统中处于中心位置，这就意味着引领着文学形式库的创新，并会对文学史产生巨大的影响。在这时，作品的原创与作品的翻译之间不再有很严格的界限，翻译规范很有可能过于异化，而翻译作品存在着忠实性和充分性相统一的趋势。主流的翻译作品都是由主流的作家翻译的。在这样的文学模式的构建中，翻译这一行为引进了新思想，引进了新的语言和模式以及技巧。
多元系统理论的提出，在翻译研究方面可谓是创新之举。多元系统理论从以往的纯翻译研究扩展到了翻译理论方面的研究，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传播。从该理论的应用我们可以看出，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会随着当时翻译文学在多元文学中的地位而变化，以满足不同的翻译需求。但是，该理论也存在着一些不足，这将是接下来所要探讨的问题。
二、多元文学系统理论存在的一些不足
在多元文学系统理论中，佐哈尔仅仅详细论述了文学或语言多元系统，因此该理论还有需要完善之处，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多元文学系统理论存在以下几点局限性：一是忽略译者的主观性，没有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考虑进来；二是忽略其他社会因素，诸如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完全没有加以说明；三是对核心概念的标准定义不清，对于多元系统论的核心概念的标准评价存在一定的主观性。
1、忽略译者的主观性
根据多元系统论，在周而复始的系统运作之中，译者的主观性成为系统之外的因素，这是多元系统论的一大缺陷。拟译文本的选择不仅仅是由对多元系统起支配作用的情况决定的，译者的主观性也对文本的选择起直接作用。在实际操作中，译者会尽可能选择与自己风格一致的文本，或尽可能选择自己熟悉的体裁，以发挥自己的优势，提高译文质量。在这一方面，译者的主体性不容忽视。
此外，多元系统理论提出了一系列的翻译策略选择的规则，但实际上，译者不是机器，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所以说，多元系统理论一再强调并规定了翻译策略的选择并不符合实际，明显剥夺了译者本身的主观能动性，一味强调客观而忽略了人的主观性。
2、忽略其他社会因素
多元系统理论将一系列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行了抽象简化，简单地认为译入语的文学形式库就能决定翻译文本采用什么样的翻译策略。但实际上，多元系统理论所提供的规则只是一方面，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更是要考虑之前提到的译者本身，以及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
佐哈尔并没有从真正的实际出发来研究文本的产生，而只是将假设的结构模式和概括的理论用在了文本上，并分析其与事实的相符度。但是，多元文学系统中的“元”不能仅仅是某类文学，还应该将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考虑进来，并加以详细地说明。而佐哈尔仅仅在其理论中简略提到了以上因素的作用，并没有将其对于多元文学系统的影响一一加以说明。这是多元系统理论的不足所在，也是多元系统理论可以丰富并加以挖掘的地方。
3、没有关键概念的明确标准
在多元系统的概念中，处处可见作者对于多元文学系统理论核心概念的定义，如一级、革新等等。然而我们不由得会产生疑惑，这些一级与二级、强势和弱势、中心与边缘的标准是什么？
以我国民国时期的多元文学系统为例，一部分认为我国的文学系统亟需变革，因此主张直译，如鲁迅等；而另一部分则认为我国文化博大精深，仅需吸纳西方文化的一些特色，因此主张意译，如梁秋实等。所以说，判断一个文学系统是“强势”还是“弱势”、处于“中心”还是“边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断标准。那么，怎样判断一个文学系统是处于“强势”还是“弱势”状态？标准在哪里？佐哈尔在他的理论中并没有给出标准。也就是说，佐哈尔自己也没有对这些核心概念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仅仅通过主观上的分析来进行判断。
三、小结
科学告诉我们每个理论都有局限性。佐哈尔的理论产生土壤在以色列文化，放之四海，必然存在着与实际不甚相符之处。首先，多元系统理论忽视了译者自身的三观取向，没有考虑译者的主体能动性。其次，该理论对于经济、文化等社会背景因素考虑不够深刻，还可以继续完善和挖掘。最后，佐哈尔对于理论内的一些核心概念定义不清，存在着一定的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色彩。因此，我们在分析文学活动现象时，要批判地、辩证地来运用该理论。可以看出，多元文学系统还存在着很大的完善空间，只有充分认识到多元系统理论的局限性，才能够更好地促进理论贴合实际，进而完善理论、使多元系统理论具有更大的普适性。（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伊塔玛・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J].张南峰译，中国翻译，2002（4）.
[2]谢天振.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J].外国语，2003（4）.
[3]谢世坚.从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看多元系统理论的局限性[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4）.
关键词：医疗信息统计；医院管理；多重作用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03018001
一般来说，医疗信息统计是指对有关医疗信息数据运用统计学的方法由点到面进行深入的、具体的搜集、整理、计算、分析、解释、表述等的活动。医疗信息统计是医院信息的重要来源，任何一家医院，无论是领导评价和总结工作，还是医院研究及制定政策和计划，都需要依托医疗信息统计才能正常进行。因此可以说，任何一家医院的正常运转，也都离不开医疗信息统计。而医疗信息统计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医疗信息统计工作；二是医疗信息统计资料；三是医疗信息统计科学。随着医院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医疗信息统计中数据的收集必须越来越全面，整理必须越来越规范，计算必须越来越准确，分析必须越来越透彻，揭示必须越来越深刻，表述必须越来越严谨。扎扎实实地做好医疗信息统计工作，不仅能提升医院的信息化水平，而且能在现代医院管理中发挥出多重作用。
1 高效配置医务人员的参考作用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目前，许多医院的医务人员普遍紧狭，如果岗位配置不科学、不妥当，势必会影响到工作效率的高低。做细、做好了医疗信息统计工作，就能根据医院的规模、地域等差异，医院各个科室、部门人员需要的差异，以及患病者来院就医的季节性差异等，分析、了解哪些科室或部门什么季节的业务量更大，找出本医院医务人员安排上存在的缺憾，并根据具体需要调配更多的专业人员。
科学安排久了，就能优化区域内医院医疗、护理、行政、后勤人员的合理配置，优化业务人员岗位结构，并以此完善医院的人事编制和岗位规制。
2 周密安排病房床位的依据作用
床位资源管理是现代医院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目前，许多医院的床位普遍紧张，尤其是三等甲级以上医院，一床难求的现象更为突出，在医院管理中必须将床位使用率、周转率以及出院患者平均住院日等作为反映医院工作效率的重要指标。以病床使用率为例，病床使用率过高，说明病床数量不足；病床使用率过低，则说明病床使用效率不高。还有，有的科室病床使用率虽然很高，但由于周转率低，占床现象严重，造成床位资源的浪费。
而开展扎实有效的医疗信息统计工作，就能根据医院病床的日常统计数据分析和调整床位分布，尽量配置适当的病床数量，合理安排病床的周转率，尽量缩短病人的平均住院日，通过病房床位的周密安排满足各个科室收治病人的需求，使床位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
3 合理使用各种诊疗设备的参谋作用
诊疗设备是现代医院必备的物资基础，是医院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尤其是B超、CT和核磁共振（MRI）等现代诊疗设备，更是不断提高医院诊疗水平的重要条件。
目前，基层医院的诊疗设备（尤其是现代化的诊疗设备）配备严重不足，而三等甲级以上医院的诊疗设备（尤其是现代化的诊疗设备）配备比较齐全，但使用却不尽合理。而通过开展医疗信息统计，就能对医院的各种医疗设备、仪器等的供应、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统计调查分析，准确判断医院的诊疗设备供应是否充足，使用是否充分，管理是否到位。
再根据病人诊疗需要及经济、实用的原则，通过正确选购为医院提供品种、性能、精度适当的各种诊疗技术装备，通过科学调配提高在用仪器的作用率，通过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形成科学、先进的管理方法，进而使各种诊疗设备得到充分有效合理的利用。
4 系统规范医院日常事务的助手作用
医院大大小小的日常事务很多很多，也都离不开医疗信息统计。比如：对于医院门诊科室治疗的人数、急诊室治疗人数、病危人数、住院人数、手术治疗人数、医院研究成果、医院收入等诸多情况，医院的医疗统计人员只有每天进行这方面的数据整理和统计分析，得出准确的参数数据，才能为医院系统规范日常事务提供一个便捷方式，使医院工作更有效率。
同时，现代医院都必须面对两大挑战：一是生存；二是竞争。生存是竞争的基础，竞争是为了更好地生存。尤其是基层医院，本来生存压力就比较大，且由于医务人员素质不够高，装备水平不够高，在竞争中更处于不利地位。为了在生存和竞争中扬长避短，更应该重视医疗信息统计工作，在做好常规的日报、月报、年报和定期分析的同时，对医疗业务工作的剧增或锐减等异常现象进行跟踪调查，分析形成原因，提出应对方略。
比如：建立健全医院卫生统计信息系统，并通过该信息系统对医院日常管理中的相关数据进行对比整理，综合运用各种统计学知识，统计出月度、季度、年度的统计分析报表，对每个科室完成的业务指标和经济指标及其德、能、勤、绩情况等进行全面、公正、客观的评价，正确判断医院的运行状态，归纳成效，发现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并上报给医院
管理者。可以说，规范、全面的医疗信息统计，既是医院领导掌握全院各科室工作状况的直观依据，也是制定合理的工作目标、充分调动科室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的理想助手。
5 科学进行医院管理决策的支持作用
俗话说，细节决定成败。医院管理又是一门多知识结构的综合学科。由于医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民生服务行业，诊疗质量是医院社会经济效益好坏的生命线，任何一个细节疏忽或决策错误都可能给患者造成经济上、身心上的不良后果。经济上，管理疏漏或决策错误可能给患者造成不必多付的经济损失；身心上，管理疏漏或决策错误可能给患者造成痛苦、残疾乃至失去宝贵的生命。所以，详细记录、整理、分析、提炼、判断和监督医院的经营情况、社会影响力、经济效益及运行趋势的医疗信息统计，在医院管理中的作用是不可代替的，不断强化医院的细节管理，努力提高医院管理中的科学决策水平，显得尤其重要。
为此，必须要特别加强医疗信息的统计工作。因为随着医疗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医疗信息统计已经成为对医院各项工作的数量、质量进行综合评价的重要手段，以及医院制定工作计划和发展规划的信息反馈中枢。只有医疗信息统计这一中枢手段发达了、健康了和畅通了，才能有效地开展医院的目标管理和绩效管理，有效地开发利用医院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
具体说，医疗信息统计在医院管理中能发挥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医院自身建设方面，医疗信息统计有助于医院管理者掌握本院在本区域内、省内、国内所处的地位，有没有比较优势，重要学科和重点实验室、重点科室的建设该如何提升；另一方面，诊疗服务方面，医疗信息统计有助于医院弄明本区域内、省内、国内不同人群的健康状况和不同疾病分类结构及其变化趋势，及时了解本区域内、省内、国内卫生事业的发展及卫生资源的分布利用情况，掌握本区域内、省内、国内主要的社会问题和人民群众对卫生服务的要求及就医人员结构，并解决与本区域内相适应的医务人才培养、设备配置、技术引进等关键问题。
为此，必须要特别加强医疗信息的统计工作。通过医疗信息统计数据分析，把各种复杂的工作用量化的指标精确地体现出来，为医院管理者进行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促进医院管理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不断优化重要岗位的管理，加强薄弱环节的管理，优化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服务水平，改善就医环境，均衡各部门人员资源配置，规避和防范出现无谓的失误和错误，从而更好地促进医院各项工作的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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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元性会计信息网络系统下所提供的会计信息首先是具有多重属性，这就如同在一台电视上可以看到不同频道的电视节目一样，它能够满足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同时，基于网络基础之上的系统建设能够使会计数据的存储和传输遍布国内外所有角落。同以往单一会计信息系统相比，多元性会计信息网络系统只将原始数据加工成标准编码的源数据，取消了传统意义上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和会计报表，实现了会计数据的真正共享。基于上述要求，构建多元性会计信息网络系统，需要对现有会计核算系统实施业务流程重组，并采用分布式对象技术解决整个系统的动态问题。同时，也预示着将更多地采用事件驱动、网络和多媒体技术。
二、多元性会计信息网络系统的建设，需要借助业务流程重组技术对现有会计业务流程进行彻底改造业务流程重组（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BPR）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在国际上非常流行的一种新的管理观念和。业务流程重组的概念及具体定义有很多，其中，汉默（Michael Hammer）所提出的概念较具有权威性，并被广泛接受。他认为：业务流程重组是对企业业务流程进行根本性再思考和彻底地重新设计。重组的过程是要从客户需求和企业战略目标出发，以信息技术、人与组织管理作为重新设计和实现的手段，通过对企业原有业务流程的彻底变革，达到满足现代企业降低成本、改善产品和服务质量、适应客户多变需求、提高企业整体绩效的业绩需求。从一定意义上讲，会计信息本身就是会计活动的产品或结果，会计活动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如何提高会计信息产品的质量，特别是如何更好地为会计信息客户提供多样化服务，降低会计信息生产成本、提高会计信息生成速度，是会计核算系统改造所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基于此种理由，对现有会计核算系统实施业务流程重组，是寻求会计发展和飞跃的重要途径。
现有会计业务流程是建立在会计分工下的一种顺序化业务流程。劳动分工需将一定的过程分解为具体的个别作业，并认为管理活动的重点是在于提高个别作业的效率。基于此，在会计业务处理中，通常将会计系统分解为原材料核算、工资核算、固定资产核算、成本核算、报表编制等若干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又包括一些具体核算模块，形成一个类似“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然而，这种所谓详细周密的组织结构也造成了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对分割的事实，形成了特有的“孤岛”现象。“单一的、顺序化”的会计业务流程所带来的结果，只能提供“属于会计基本业务的东西”，且在此基础之上所形成的会计软件技术只能是对手工会计的简单模仿，起到的作用无外乎就是减轻手工强度、提高会计处理的速度和准确性而已。而真正体现决策和控制导向的现代会计理念，就必须打破单一的、顺序化的会计业务流程，而代之以面貌全新的“多元”和“事件驱动”，会计信息处理采用事件驱动（Event Driven）方式即意味着平时不在进行顺序化信息处理，存储在计算机中的只是一些原始性信息，当使用者需要某类或某种专用信息时，只要驱动相关专用信息代码，就能满足其各种“特殊需要”。这时，会计系统作为一种高度集成化的系统而存在，它既是业务和会计两大系统的综合，也是财务管理、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的统一。在集成化系统内，各个子系统不再是彼此孤立的信息孤岛，管理会计将成为主体，财务会计则主要是用来对外提供信息和为管理模型提供资料。与此同时，集成化系统还突破了会计核算中记账和算账的诸多框框限制，增加了大量的非货币性信息输入和输出。
需要说明的是，会计业务流程重组更像是一种经营哲理。它和在分工论下会计业务流程相比，既是一种工作方式再造，同时也是一种补充。基于多元性会计信息网络系统下所提供的业务流程并不是对传统单一会计信息提供的业务流程取而代之。随着Internet技术不断完善，架设在网络平台之上的所有数据仓库，都可以实现远距离的标准编码的源数据信息的传输、搜索和控制。每个能够进入Internet的客户，只要建立了加工模型库，就能按照重新分类汇总模型、财务报告模型、预测模型、决策模型等，采用事件驱动原理，收集、和提取数据仓库中的信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会计信息频道将会满足众多不同口味人们的观看需求。
三、多元性会计信息网络系统建设，需要基于网络上的信息集成系统进行支持，而采用分布式对象技术就是解决整个系统的动态问题基于网络上的信息集成系统是包含有不同计算机及设备通讯、不同数据库信息共享、不同应用软件间数据交换等所有技术的集成总和。它对提高企业整体运行效率，实现多元性会计信息资源共享具有重要作用。在集成化系统的基础上，对企业各种资源和制造过程进行优化、利用、排序及其重新调整，是进一步挖掘企业潜力、实现生产经营低耗、优质、高产的技术保证。20世纪70年代初期，哈林顿（Dr.Joseph Harrington）提出的CIM理论，其核心就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系统观点和信息观点，也即使用计算机采取信息集成方式来实现现代化生产制造，以求得企业整体效益提升。
系统的充分集成实际上就是解决系统的动态化，而要使整个系统真正能够动起来，就必须采取分布式对象技术（Distributed Object Technology）。系统的动态性是能够有效实施实时控制的前提和保证。由于现有系统大多是在一系列子系统的层面上被组织或集成起来的，换句话说，现有会计系统的功能划分是基于子系统这样一种粒度相当大的层次上，整个系统的划分是将其所有功能性切割成若干个功能包，而所有功能包实际上又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企业业务流程是由企业中不同角色的一系列活动所组成。因此，动态企业模型要求必须实现业务流程再造，即要求在活动这个功能层次上对系统进行集成改造，形成一种小粒度的功能划分。但正是这种功能划分粒度上的矛盾，使得现有系统的体系结构成为实现动态化的障碍。因此，要实现多元性会计信息系统的动态，就必须找到这样一种软件集成技术：它能够把各种小粒度的软件功能单元灵活地组织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那些软件单元又能够自由地运行在网络环境中。分布式对象技术正是这样一种先进的软件集成技术。
Internet技术与分布式对象技术的具有彼此捉进的作用。作为一个通讯框架，Internet为分布式对象技术广泛提供了理想的平台，并由此可以推动类似技术应用的蓬勃发展。分布式对象技术改善了基于Web应用的质量，大大增加了Internet价值。这种共生关系正在创造出一种新的模式，它使得应用系统在设计开发及维护等诸多方面都已经不同以往。其主要技术特征包括：可以灵活地混合和搭配来自不同客户的相互操作的软件对象：可以集中管理和监控软件对象；由数据仓库集中存储会计信息，使得配置和维护客户端系统所需费用大大减少。
实现基于分布式对象技术的动态系统，还必须完成如下一些任务：将组成系统的各个模块分解成一些基本任务或活动的功能单元；依照分布式对象技术标准将这些功能单元封装或设计为标准对象；定义业务流程集及其角色；建立业务功能模型、业务流程模型、业务组织模型和系统配置模型，同时，建立工作流程控制机制；建立分布式环境，其中，主要是建立分布式对象管理机制。
关键词：多元系统论；翻译文学；《神州集》；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08-0139-02
前言
艾兹拉・庞德( Ezra Pound, 1885- 1972)美国诗人、评论家，意象派诗歌的代表人物，是20世纪英美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也是最杰出的现代主义诗人之一。他从中国古典诗歌、日本俳句中生发出“诗歌意象”的理论。庞德的诗歌理论推动了英美的现代派诗歌，为东西方诗歌的互相借鉴做出了卓越贡献。庞德译介中国诗的第一本英译诗集《神州集》在中西方译学界、文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国内对于庞德翻译思想及理论的研究始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 其中蒋洪新、刘军平和祝朝伟译述庞德的翻译理论较为全面；而对庞德翻译的《神州集》的研究, 蒋洪新首先做了整体性探讨, 谢丹肯定了庞德的翻译创新及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
一、《神州集》问世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于经济政治因素等原因，当时的英美国家对于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相对于强大、成熟的英国文学，美国文学正处于边缘、弱小的形成地位。因此，为了对抗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后期维多利亚浪漫主义文学，并且发展美国的民族诗歌，庞德发起了提倡以清晰的意象和对事物的直接描述为特点的意象派运动。这一运动从中国古典诗歌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因为中国古典诗歌中有大量与意象派的创作原则有着共鸣的诗篇，为意象派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极佳的范例。中国诗歌为西方现代主义注入了清新、强有力的因素，推动了美国新诗运动的发展。它们之间相互影响，从而获得重建和新生。
庞德的《神州集》(有人译作《华夏集》、《国泰集》、《中国》等)1915年4月在伦敦发表。这部诗集包括18首诗歌，这些诗歌是以美国东方学者和文艺史学家厄内斯特・费诺罗萨(Emest Fenollosa)的中国古典诗歌笔记为依据的。《神州集》一经发表，即可获得成功，并在西方立即产生了极大的轰动，引来了用自由诗译中国古典诗的。对于这部译作，国内翻译界大体上还是“颇为欣赏”，认为庞德能够虚心接受中国文化，特别是在拓展诗歌写作技巧方面。《神州集》被看做是庞德对英语诗歌的“最持久的贡献”，也是中国古典诗歌在美国的第一次真正的成功。T.S.艾略特对庞德的译作是这样评价的：“庞德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诗的发明者，庞德的翻译比理雅各（James Legge）这类汉学家的翻译更能使我们深刻领悟到中国诗的真精神。”因此，《神州集》被视为“20世纪诗歌的杰作”。
二、多元系统理论
多元系统理论( Polysystem theory) 理论源自俄国的形式主义,特别是梯尼亚诺夫(Yury Tynjanov)有关系统的理论，埃文・佐哈尔（Even-Zoher）对梯尼亚诺夫的核心概念“系统”（System）和“关系”（Relational）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使之成为多元系统理论中的支柱。“多元系统”这一术语首次出现在1978 年佐哈尔出版的《历史诗学论文集》中，其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系统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这些系统并非单一的系统,而是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系统；这些系统各有不同的行为,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但是在这个整体里,“各个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它们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与此同时,它们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通过它们之间永无休止的斗争,整体内的各个系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处于中心的系统可能被驱逐到边缘,而处于边缘的系统可能攻占中心位置。”
佐哈尔在《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的地位》一文中进一步说明，翻译文学与文学多元系统的关系既不能确定为主要的也不能确定为次要的，而是有变化的，这变化取决于本土文学多元系统内的具体情况。为此，他勾勒出三种使翻译处于主要地位的社会条件:“第一,当一种文学还处于‘幼稚期’或处于建立过程中时;第二,当一种文学处于‘外围’状态或处于‘弱小’状态时;第三,当一种文学正经历某中危机或转折点时。”在这三种情形下，本土文学不仅要借助翻译文学来输入新的思想和内容，而且写作的形式和技巧也会被模仿。 如果不存在上述三种社会条件,本土文化系统处于强势，有丰富的作品时，本土文学就不依赖翻译文学，那么此时翻译作品在译入语多元系统中就会处于次要地位。
三、《神州集》与多元系统理论
构成多元系统的处于不同层级的各个子系统一直不断地竞争系统的中心地位。可以说，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化中所处的“中心―边缘”位置的变更，就是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相互竞争的结果。庞德的《神州集》就是在与美国文学的竞争中，以其传神的创造性翻译和通俗的、当代的、散文体语言，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胜利。从内容上讲，《神州集》呈现出自身特定的鲜明主题，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异域风味如地名、人名、典故等在诗集中有所丢失，但诗歌内在心境、情感氛围却得以重现、强化；从语言上讲，诗集用词浅白典雅，文法简洁单纯，呼应了20世纪美国现代诗歌中一种清新自然地的诗语，而且能够达到这种诗语的最高境界；另外，诗集中意象虽与原诗也有一定的偏差，但意境却得以重构。诗集中有着明显的模仿、增删、保留，正是因为庞德的再创作，使诗集自身具备独特的文学实体性，在美国文学系统中表现出特有的价值。
庞德的译作，有相当一部分创意英译的中文英译诗被经典化，一方面丰富了现代英语诗歌的宝库，在美国诗坛占据了一席之地，并成为美国文学的一部分。也在另一方面充分验证了多元系统论：诗人庞德发挥了现代英语优美和通俗的优势，把中国古典诗歌的独特韵味展现在英语读者面前，使译作《神州集》赢得了目的语读者对中国诗歌的喜爱，在美国本土文学系统中获得了一定的中心位置。
四、小结
多元系统理论是翻译理论中第一种把翻译现象置于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之下，对翻译现象从宏观角度进行研究的理论。它突破了传统翻译理论把翻译视为源语文本在目标语中的对应物的局限。翻译是源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间交流的媒介，翻译文学是目标语文学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参与目标语文学系统的构建，并对目标语文学系统，乃至文化系统的发展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E. Pound，“The Renaissance” in T.S. Eliot, (ed.) Literary Essays of Ezra Pound, London: Faber & Fabor, 1954.
[2]、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3]、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2.
一、引言
多元智能理论在世界教育教学改革中产生了广泛的积极影响，学习和研究这一理论，对于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华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古文、诗、词、曲、赋、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曲艺、国画、书法等;传统节日（均按农历）有：正月初一春节（农历新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四月五日清明节、清明节前后的寒食节、五月五日端午节、七月七日七夕节、八月十五中秋节、腊月三十除夕以及各种民俗等;包括传统历法在内的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以及生活在中的各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传统文化是民族之魂，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伟大贡献，是我们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是历史的结晶[1]。对于我们来说弘扬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责无旁贷，毋庸置疑。
那么探索全新的传统文化教育之路刻不容缓。迎面袭来的多元智能理论与信息技术潮流带来更多可拓展的空间。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合理利用信息技术、学生的多元智能，来提高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理解及重视程度大势所趋。最终培养当代大学生成为时代的主人，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有生力量当务之急。深入思考、探索，最终走出一条具有特色的传统文化教育之路迫在眉睫。
二、弘扬传统文化的意义
刚刚胜利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给了传统文化明确的定义：“一个国家的历史、形象和尊严的代言是这个国家的传统文化。”
中国文化的根蒂是浓厚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也必须以领悟、尊重中国传统文化为基本条件。近年来国家大力度进行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中，一直把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着力点，从而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三、当前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
与国家的大力号召相反传统文化在传承中却受到了“冷遇”，在教育中遭遇了“瓶颈”。全面分析当今大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我们不难发现以下问题：
（一）忽略传统文化教育
1.家庭传统文化教育缺失、断层
目前我国的家庭教育中家长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偏差，家长的传统文化教育意识淡薄，子女受其影响而表现出来的消极和抵触情绪，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因素导致了当前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不力，甚至在很多方面都出现了缺失和断层。
2.学校传统文化教育系统建设不完善
2012年，某教育机构对全国100家高校的传统文化教育课程设置进行统计，仅有30家高校开设了传统文化教育选修课程，其中配备对口专业教师的仅有20%。就学生学习情况来看，课程出席率小于35%。
（二）学校对传统文化教育过度的课程化，任务化，教育推广面狭窄单一。
灌输式教育，填鸭式教学，不利于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真正理解。使传统文化的传承成为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知识的介绍。
（三）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缺乏情景式教育
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具有适应性，产生于特定的生产生活环境，同时也反作用于生活环境，与环境共融形成一种“共生”关系。当前的传统文化教育使其脱离了赖以生存的环境，成为无本之木，无根之水，空中楼阁，成为了书本的文化，“僵死”的文化。
四、多元智能理论与计算机网络支持下对传统文化教育的探索
在计算机网络高速发展的今天，大多数新兴事物、外来文化迅速占领市场，成为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人们除了关注这些“异”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面前，我们不能只是爱么能助，望洋兴叹，更应该看到的是他们带来的活力与生机。那么利用多元智能理论结合信息技术实施多元多维、情景性、发展性的教育模式，正适合传统文化的教育。
近年来，随着互连网走入千家万户，我们进入了“全城一家零距离，珠穆朗玛在身边”开放、虚拟的网络时代。那么，让新一代的信息技术与传统文化之间碰撞出绚丽的火花，是下一步应该探索的问题。
（一）利用网络虚拟现实技术为传统文化安个“家”。
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虚拟仿真出全世界的旅游胜地，使人们足不出户就能领略世界的风采，是经济旅游的新潮流。那么基于网络虚拟现实技术显著的技术特点为中国传统文化安个“家”，是初步探索的方向。
（二）传统文化教育利用多元智能原理与游戏化学习的“脸对脸”。
让网络游戏为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传承提供更加有效的方法和途径，同时让传统文化为网络游戏填加丰富的内涵。网络游戏的虚拟环境成为传统文化教育赖以生存的土地。
网络游戏是网络虚拟现实技术中的一种，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日益成熟，传统的网络游戏也成了新兴产业。正引发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的事件层出不穷。网络游戏设计的暴力，不规范占绝大部分因素。从网络游戏设计中入手改善网络游戏的不足，并在网络游戏设计中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网络游戏之中，赋予传统文化腾飞的羽翼，同时也赐予网络游戏以圣洁的灵魂，实现游戏化学习。
根据众学者的研究，笔者认为，游戏化学习的难点主要在于游戏与学习之间相互融合的问题，游戏与学习之间的比重问题。
五、小结
根据游戏化学习的意义我们用情理的精神，利用传统的文化改造虚拟游戏的不足，填补虚拟游戏的漏洞。
利用多元智能理论使学生能无意识的在网络游戏中领悟、学习传统文化的意义，相反传统文化也在游戏中起到引导的作用，抑制其弊端，避免沉迷的现象。有机的将传统文化，网络环境，学生的意识结合到一起。三维一体的立体式隐性学习模式。
改变“填鸭式”教学，使学习成为一场有趣的游戏，从学习中感受快乐，使人们不再是对游戏成“瘾”，而是对学习成“瘾”。
一、引言
在崇尚科学与文化交流的21世纪，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了众多非汉语读者。如何将古典文学中的精华英译以便使更多读者领略到其美妙之处，成为越来越多翻译者深入探讨的问题。学贯中西的文学家与翻译家林语堂所译《浮生六记》以其遣词精当、准确传神而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译作也被国内外众多学者作为研究对象，从翻译特色、翻译策略、语篇分析等角度进行了探究。但是，在众多研究中，引入多元系统理论来研究《浮生六记》翻译尚不多见。本文试将该译作置于多元系统论的视角下进行分析，以期对作品中的部分特点做出合理解释，同时希望能对该译作以外的翻译实践活动有所启迪。
二、多元系统论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理论。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作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虽然佐哈尔借鉴了俄国的形式主义理论和方法，但他并没有像后者一样把目光都集中在“阳春白雪”式的所谓“高雅”文学形式上而摒弃诸如儿童文学、惊悚小说等边缘内容（Munday，2001：109）。埃文—佐哈尔在20世纪70年代末首先提出，翻译文学也是一个文学系统，与原创的文学作品一样，它的背后也存在着同样的文化和语言关系的网络。与其他系统一样，是一个“多种类，多层次的系统集合体，各系统间相互作用，造成多元系统内总体上不停发生进行中的动态过程。”而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并非永远处于边缘位置，它有时也会占据中心位置，也就是说，“翻译文学在塑造多元系统的中心部分的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并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革新力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谢天振，2003）
根据佐哈尔的理论，翻译文学的系统性体现在如下两种情况中，一是翻译语言（即目标语）选择翻译的作品，二是翻译规范、行为、策略等被其他共存的系统所影响（Jeremy Munday，2001：109）。下文将以《浮生六记》的翻译为例对以上观点进行论证。
三、多元系统理论在《浮生六记》译作中的体现
（一）翻译语言选择翻译文本
所谓“翻译语言选择翻译文本”，体现出的就是当时目的语社会文化对译作内容的选择性。译作的选择在于译者的意愿，而译者的意愿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包括其个人兴趣等。目的语社会文化的接受度甚或需求度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从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政治经济迅速发展，与此同时，西方文学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出现了巨大的变革。未来主义、象征主义、达达主义等历史先锋派相继出现，曾风靡一时的现代主义由盛转衰，现代主义逐渐兴起。西方学者为摆脱传统的束缚，探索新的表达方式，必然向更广泛的文学领域求索。在多元系统论的主张中，翻译文学也是文学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学者若想向他们所熟悉的文化传统外的东方世界去寻找新方向，翻译文学便是必经之路。而《浮生六记》的内容，正如林语堂在译者自序中提到：“我在这两位无猜的夫妇的简朴的生活中，看她们追求美丽，看她们穷困潦倒，遭不如意事的磨折，受奸佞小人的欺负，同时一意求享浮生半日闲的清福，却又怕遭神明的忌——在这故事中，我仿佛看到中国处世哲学的精华在两位恰巧成为夫妇的生平上表现出来。”行文“洋溢着浓郁的东方情调：雪可赏，雨可听，风可吟，山可观，水可玩，云可看，石可鉴，是‘最令西人听来如痴如醉之题目’，所反映的日常生活的审美情趣带给当时生活在高度‘物化’和‘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读者以新鲜的艺术体验。在这种需求下，《浮生六记》能直接进入西方读者的视野，满足他们的期待视野。”（刘彦仕，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