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导的观点认为：科学是好的，科学主义是坏的。当前，一些反伪科学人士的许多行为已不是“倡导科学”这么简单，而有在科学主义纲领下，滥用“伪科学”名义，党同伐异，搞学术一言堂之嫌。当然，他们在反对真正的伪科学上，是有大功的；在学术打假上，更是完全正确的。他们的问题在于“肃伪”扩大化，把好事做过了头，变成了坏事。
他们必须反思，反伪科学这么一件好事，本来应是得民心顺民意的，为什么到了他们手里，近年却不断引起公愤。我相信签名的那些科学家，许多原来都是中立的，现在也是反对真正的伪科学的，他们支持“将‘伪科学’一词剔除出科普法”，一定是认为反“伪科学”出了偏差。而造成偏差的原因，就在于某些过于激进的反伪科学人士的偏激行为，把反伪科学这件好事办坏了、办砸了。把好事办坏，要从根子上总结原因。根子在哪里呢，我认为许多人都没有说到点子上，我个人认为：要对科学主义本身进行反思。
科学与科学主义截然不同，科学主义是科学的扩大化和走极端。科学主义，在“百度知道”中有一个不错的概括，其内核是：物质一元论，认识论上的唯经验论、唯理性，历史观上的科学万能论――即科学等于进步。还有一种不太准确但意思很接近的解释：一种主张以自然科学技术为整个哲学的基础，并确信它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哲学观点。盛行于现代西方。它把自然科学奉为哲学的标准，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研究成果简单地推论到社会生活中来。科学主义是典型的传统工业化的科学观，它在世界观上以物为中心，反对以人为本；方法论上以机械方法反对辩证方法。
我说“科学主义是坏的”，在当前语境下是有特定含义的。第一层意思，科学主义在倡导科学时是好的，不是坏的；在反对真正的伪科学时是好的，不是坏的。第二层意思，科学主义在把科学当作主义，否定科学以外的其他有益价值时，常常是坏的，是不好的。
在这个世界上，有益的价值，除了科学，还有文化。而某些反伪科学人士，常常用“科学文化人”轻蔑地称呼他们的学术对手。在他们的语义中，“文化”是一个完全负面的用语，这是科学主义的反文化本质的自然流露。科学与文化本身并不必然对立，但科学主义不断扩大二者的对立与矛盾，不断打击将二者统一起来的现代化努力，违逆科学与文化一体化的世界潮流。如果说科学主义在反对封建迷信方面显示出进步性，那么在维护传统工业化观念方面却表现出它的保守性，跟不上信息革命的观念转变。
科学与文化之争，对应的更一般的背景，就是心物二元对立。心物二元对立，是传统工业化的世界观基础。科学主义把工业化最传统的那一面进一步放大，它坚持的物质一元论，实际是心物二元对立中物质一元论。在广义科学领域，心物二元对立，进一步表现为两种研究路线的对立，一种是研究具有“心”的特征的物，常被称为东方科学、非实证科学、前现代科学、后现代科学，我索性称之为心物一元科学；一种是研究不具有“心”的特征的物，常被称为西方科学、实证科学、现代科学，我们姑且称之为心物二元科学。科学主义在心物二元对立，坚持物质一元的大前提下，只承认后者是科学（包括把心当作物来研究的心理学），认为前者是伪科学；而所谓“科学文化人”，在心物二元统一的大前提下，认为前者也是科学，比如气功、中医也是科学。
科学主义并非认为心不存在，而是认为心不是科学研究对象；连带引伸到认为具有心的特点的各种方法，都是不科学的；而只有物质化的、分析的、实证的、可重复的等等方法才是科学的。而所谓“科学文化人”认为，经络化的（而非原子化的）、综合的（而非分析的）、非实证的、不可重复的（例如：心不可重复）的方法，也是科学的。在我看来，心物一元科学与心物二元科学都反对伪科学（即真正的伪科学）。科学主义的错误在于，把心物一元科学也归入了伪科学，由此扩大了打击面，孤立了自己。
我们不妨仔细分析一下科学主义者对伪科学的一个定义：被说成是科学的非科学。这个定义很策略，实际的意思有几层：第一，被说成是（心物二元）科学的非（心物二元）科学；第二，心物二元科学是唯一科学，所以心物二元科学就是全部科学（这是科学主义的隐含前提）；第三，心物一元科学不是心物二元科学（因此，当心物一元科学说自己是科学时，就掉进这个定义的陷阱）；第四，只要不是心物二元科学，就不是科学。心物一元科学不是科学，是非科学。这样一来，定义相当于是：被说成是实证科学的非实证科学是伪科学。
这个定义是科学主义的，但不是科学的。在三类情况――真正的伪科学、心物一元科学和心物二元科学――中，它把前两者混为一谈，都说成是伪科学。科学是好的、心物二元科学也是好的，它可以在说自己好的时候，并不说心物一元科学是坏的。但科学主义不是这样，它只承认心物二元科学是好的，并坚持心物一元科学是坏的；不仅说心物一元科学是坏的，还把它与伪科学、造假扯到一起，用败坏名声的方法代替学术争论。这就好比为了说明一个干部有错误，非要在工作之外，扯上他是特务或有男女关系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主义是坏的。
按科学主义的伪科学定义，不是伪科学的科学（如心物一元科学），被不负责任地误杀。最典型的是中医科学。千百年来千百万人的实证都不作数，只因为其中“心”的成分，不能见容于实证科学，而被“整”伪（而非证伪）。真正的伪科学可能跑掉。例如：伪科学只要不“被说成是科学”，就不在定义里了。卜卦的只管拿着计算机算命，只要不被来算命的说成是科学，或不被自己说成是科学，就不是伪科学了？科学主义极端者的逻辑，十分像“非友即敌”逻辑，把本来可以争取来共同对付真正伪科学的力量，包括心物一元科学论者与中间立场的民众，推到敌人一边。他们实在是聪明过头了，所以显得不那么聪明了。
在西方人的“纯资本主义”(将出任日本首相的鸠山田纪夫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社会里,西方人一直像信奉耶酥基督一样地尊奉市场法则,政府也只在其中扮演运动员的份。自从他们发现政府必须在某个特定的时候不得不逾距跑进运动场充当裁判员(否则游戏就玩不下去了),此时他们发现,中国人的“王安石主义”很好用。把“王安石主义”恰到好处地用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里,就是“科学资本主义”的准确定义。
眼下西方人特别关注中国人的“政府调控”,这让他们开始有点怀疑自己的社会价值观了。这个发展趋势的风险,是哈耶克警告过的“奴役之路”。当基本民权在政府的面前倒下的时候,就会滑向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的深渊。
以上两种趋势虽在拉近中西两大文明体之间的距离,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融为一体,因为它们是两个不同的基本理念的产物。尽管如此,有历史责任感的学者应当早早地应予关注。这就是本文的宗旨。
恰到好处的政府调控与充分有效的市场机制的相互结合,就是“科学资本主义”的精髓。但政府依据怎样的制度设计来做到那么理想的程度,仅靠实践和总结是不行的,需要拿出有创见的宏大理论,这就是把问题引向了更难更深的层次,也就到了本文所难以论及的深度了。
借助文化传统的优势和计划经济时期的实践经验与教训,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应当在这方面先行一步并有所建树。
什么是“科学资本主义”
什么是“科学资本主义”?这个新奇的名词含有怎样的意义?这是首先要向读者交待的。请不要向大家熟知的另一个名词“科学社会主义”方向联想,与“科学资本主义”含义相近的词是“科学主义”。
虽然“科学”是个褒义词,但科学主义却是一个贬义词,意思是将人类以往的认识和经验,主观地应用于对未来的认识和对社会生活安排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人类把自然选择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管理中,将劣质人口或“无社会价值”的种群予以人工淘汰,其后果不用赘述是违反基本人道的。
笔者这里所说的“科学资本主义”是一个中性名词,它既不是一种标榜,不是去宣扬一个主义(如“科学社会主义”那样),也不是一种贬损(如“科学主义”那样),而是面对一种世界性的大趋势,以十分冷静的一个概括,用来向人们展示出笔者在缜密的思考之后的一种判断。
笔者认为,当今世界现代化演变的趋势,是以自由竞争为最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在进入到信息化时代以后,它的发展出现了难以回避的阻碍,从而出现了前所未遇的危机。具体讲,就是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原则,需要在最近一段时间进行一个“必要”的修正。
信奉完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思想家们认为,只要执著地固守“自由竞争”基本原则和认识底线,无论经历怎样的磨难,历史上和今后的各个发展阶段的各种经济危机都能最终得到化解。“市场理性”能够指导人们迎来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最终达到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最合理的开发和消费。
但是,发生在2008年夏季的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让上述思想家们“集体失语”,人们眼睁睁地看着最虔诚地信奉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信条的美国,它的政府也在市场外部坐不住了,要动用政府力量干预由上帝之手操控的市场经济了。它将以政府的行政力量获取的7000亿美元用来“救市”,这只“看得见的手”成为美国建国200多年来对市场经济最肆无忌惮的干预。人们怎样评价这个将一个非市场主体的力量参加到市场活动中来的行为?按习惯说法是“政府干预”。是的,这种作法是一种干预行动,但是给这种行动赋予正当合理性的理论还没有名称。我则认为,应当给这种违反常规的干预行为予以认可的理由,应当把它称为“科学资本主义”。人们普遍认可这种做法的本意,是因为美国政府正在维护市场经济的最根本利益――不要让经济“崩盘”,但此种手法本身是“违规”的,因为作为非市场主体的政府实体本无权这样做(政府采购之类的行为是政府以消费者的身份进行合规的市场活动,与上述行为完全不同)。
因此可以用这个案例的方式,这样地进一步描述和定义一下我所谓的“科学资本主义”:“科学资本主义”是政府行为的一个新的信条,即当政府认为市场经济可能出现重大危机时,当市场已经出现经济危机而用“无为”的对策方式无法看到经济体尽快走出危机时,当政府以“超人”身份自认为市场机制出现“失灵”征兆时,政府以非市场手段插手市场的非正常交易活动,这种政府行为的根据应当被叫做“科学资本主义”。之所以冠之以“科学”二字,是因为政府认定:在此时,如果不以理性对自然秩序予以修正,虽然最终也能走出危机,但是眼下的各个市场主体以及人们所信奉的价值观都将在短时间内受到伤害。当此之时,须要付出代价,那就是政府将上帝推开,让他暂时“挂职”,自己主动“犯规”,赤膊上阵干预市场。
科学资本主义不同于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
我为什么一定要标新立异创造“科学资本主义”这个词呢?我的回答是因为以前现成的类似的旧词都无法准确地说清楚当今世界刚发生的这些事情,比如“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
“垄断资本主义”指的是一种经济行为,是大额财团或金融家们结成联盟操纵市场,以攫取最大的利益。列宁曾把早期的个别现象如“托拉斯”、“卡特尔”、“辛迪加”的产生作为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形成的依据。那时也确实有这样的趋势和现象,如果任其发展,所有中小企业都将消失,真正的市场也不复存在,商品价格也就取决于寡头们的随心所欲了。如此,资本主义也就真如列宁所说进入“垄断的、垂死的阶段”,最后的消亡也就不远了。但是,那时的资本主义并未如列宁所预言的那样,他们及时地采取了措施,克服了那个趋势,这就是“反垄断法”的产生。而这样做的主体正是政府,这说明自然的“资本主义现象”(自由竞争的市场)可以为人类理性所把握、克服其内在的“野性”。因此,“垄断资本主义”无论是含义还是行为主体,都与“科学资本主义”完全不同。
而国家社会主义的“行为主体”则是政府,其历史上的案例是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一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因为某种原因走上此路(如德国的民族复仇和日本民族由卑微而产生的民族狂妄),就使得问题进入了另一个巨大的话题。法西斯德国和战前日本的政府在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和日本法西斯的“八一宇”思想的统御下,两个国家的经济都成了国家政治的一个部门,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其民族经济必将成为那些狂人们的殉葬品。这是两个“走偏”的案例,简短说,就是政府“弄权过度”,权力成了政府服用的“”,以致政府无限制地将某些狂人的目标强加于社会,从而导致本民族和外部世界的冲突和灾难。
“科学资本主义”还只是在民主政治框架内的政府职能的“扩权”,而国家社会主义则已蜕变为专制政治的无限度地任意施加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科学资本主义”
在美国政府从一个方向上开始尝试以“科学资本主义”手法修正传统的典型的资本主义的时候,中国政府所推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在同一座山的背面逼近“科学资本主义”所要达到的目标,只是它们的方向相反,目标却一致。中国人许久以来,就一贯不信奉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历史也从来没有真正地实施过那个主义。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措施,在本质上都是把中国政府对市场运作和公众的经济行为的无条件干预逐步收敛,官方说法叫“国退民进”简政放权。最明显的标志是把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定价机制逐步还给市场。但距离社会财富价值完全由市场形成的那一天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因为我们的许多方面:劳动、自然资源、土地历史上和现实中充分的市场从来没有存在过。基于此,才会催生一大批一夜暴富的市场弄潮儿,同时也给某些靠近市场的部门的政府官员造就了极轻易地进行权钱交易的机会。
对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从不同方向上向着“科学资本主义”这同一目标前进这一现象进行认识和判断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这首先可以促进我们中国人对长久以来在头脑中形成的“万恶的资本主义”概念进行必要的修正。
资本主义,从本质上来说不是任由一个什么坏蛋或一群吸血鬼,用来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和压榨的工具,也不是由一个反动的理论家创立的一套“坏”的经济理论,而是西方世界在文艺复兴运动以后自然形成的一套商务行为规则。人们,尤其是中国人,长久地浸淫在无聊的道德说教中,把从社会中获取最大利益的行为视为“不义”看成贪婪,最形象的说法叫“无商不奸”。中国的儒家文化氛围中产生不出亚当•斯密那样的思想家,也永远不会有人能像他那样认识到这样一条道理:每个人如果以劳动的方式在不“犯规”的情况下向社会谋利,并尊重他人有相同的谋利权的时候,社会就形成了人们所说的资本主义文化氛围,尽管这会造成贫富差距的加大,许多人认为这使得社会变得“不公”,因而“嫉妒心”常常让人们产生仇富心理。一句话:资本主义与科技发展程度无关,也不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必然的发展阶段,而是一群人依据一套生活原则所催生的一种文化氛围。
我一直就这样定义资本主义。
当我们中国人开始认识资本主义的时候,往往都看到它的“丑恶”的一面,而一百年来的社会实践,让中国人逐步认识到它合理和有用的那一面。当中国人在承诺加入WTO的时候,实际上就认可了资本主义这一西方人所发明的伟大的文化成果。但在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政府主导型”社会生活组织原则所生成的中国文化传统,即“中国特色”,仍然在中国社会中发挥着很大的影响,而这种文化传说统与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格格不入的,其基本的冲突,在于产权的归属问题。仅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个原则,就让土地权利和所有自然资源失去了商品本性,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又让社会劳动无法形成真正调节人们社会行为的劳动价格机制。这两项基本原则对市场无法形成至关重要的基础商品的合理的定价机制,资本主义从根本上也就无从谈起了。
“驾驭价值规律”与“科学资本主义”
思路至此,让我想起了一个曾经引起广泛争议的学术问题,那就是关于“驾驭价值规律”的有关争议。
1992年在财政科学研究成果徐州定稿会上,我曾经就这个问题冒昧地讨教过老一辈财经理论权威许毅先生。创立并极力主张“驾驭价值规律”这一说法的许老简单而干脆地回答道:“怎么不能驾驭?我们可以不必从自己的市场上形成商品的价格,只要认真研究一下西方人的市场活动,就不难找出我们所需要的价格信息,拿来应用就是了。”当时,我听了口服心不服(我也有中国人“畏大人言”的毛病),但还是觉得有一定的道理。现在看来,这个问题的关键部分在当时的实践中还没有明显地呈现出来,因此无法继续争辩下去。
以当时中国的经济规模,中国的GDP,中国的商品影响到世界贸易的程度还很低,大宗的商品,如石油、钢铁、天然气、铁矿石等,绝大多数的物流都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之间,我们中国很容易地就能将“国际价格”来引入到当时中国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来。但是,当中国发展到今天的程度,许多基础性的商品(如上述的钢铁、石油),中国成了重要的买主或卖主,我们与别人的交易极大地影响该商品在整个世界的供求关系的时候,“定价机制”失去了自由竞争这个前提,其价格的确定就成了问题。因此,我们从巴西和澳大利亚大宗进口的商品铁矿石,从俄罗斯、委内瑞拉和中亚各国进口的石油,以及我们的大宗出口商品(玩具、服装、小商品、钢铁制品等,以及眼下正打得欢的“轮胎仗”),它们的价格形成方式就进入了盲区。对方于是就耍起了赖,以“反倾销”法来对待我们。我们对来自西方和日本的反倾销举措很是恼火,但是也很无奈。即使告到了WTO,由于我在前所说的“市场定价机制”的缺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历史上看,当资本主义二百多年以来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资本主义者”从来都是世界性的主要商品销售者或倾销者,“价值规律”是他们的护身法宝,也正是这个“规律”让今天的世界经济格局得以形成。如果现在再去请教许老这同一问题,不知他将会为“驾驭价值规律”之说做怎样的新的解释了。
仅把当前西方的危机看作是金融危机是不全面的。而今,我们中国人来了,这给他们出了难题:我们作为大买主,采购意愿稍一透露,世界上该类商品的价格应声暴涨(如铁矿石等基础原材料),我们销售行动刚一展示,各国“反倾销”的市场大厅马上关闭,前者造成“有价无市”,须反复地艰难地谈判协商,也难以奏效(因为机制已经缺失),而后者,就自然会形成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孤岛。长此以往,都会给世界经济的发展(眼下则是走出低谷)带来不利。已成为庞然大物的“中国制造”的梦魇确实让不少原本是西方人的强项(最显著的是钢铁、造船、纺织)的领域变成了“落叶长安”。可以设想,长此以往,当那些人们在支撑西方人饭碗的行业(如汽车、飞机制造、金融业)再接连成为我们中国人的“新势力范围”时,世界经济将进入下一个看不到尽头的严冬。
这就是我在思考本轮金融危机时,不由得想用“科学资本主义”这个基础判断来敲一敲警钟的由来。
西方人是用高科技为手段来应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的,他们也在同一过程中创造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世界,并获得了作为成功者的文化优越的“”。以电脑的发明和卫星的应用为背景的信息产业、互联网产业,以核能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以生物科学为龙头的现代农业,以重化工科研成果催生的新材料产业,所有这些高科技新领域,一方面可以说是西方人半个世纪来开拓出的“新大陆”,从另一角度来说则是被我们这些“能吃苦”的后进民族逼上的“绝境”。他们身处“绝境”之后的一个“后果”是,一旦在他们前面没了路,即没有突破性的重大发明所创造出的新型产品时,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就会发生,我据此而认为,这才是源于西方最发达国家的本轮经济危机的最深层次的原因。而造成这样后果的就是引发“科学资本主义”对自由竞争的老的资本主义理论提出挑战。而无论是房利美、房地美的“次贷危机”,还是麦道夫导演的惊天大骗案都只是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环境中,政府对市场监管不到位情况下爆出的个案,绝不是造成危机的原因。这更进一步说明,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呼唤“科学资本主义”的产生,呼吁它出面来解围以应付场面。
我们当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这不是我们发展本国经济的初衷,我们真不愿意看到西方人的一个一个行业走向没落,因为他们的这种没落也意味着我们在短期内的发展逐渐失去了方向和赶超目标。
解铃还须系铃人。因此,我认为,应当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开始从经济领域之外来寻找对策了。我认为,我们的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就是我们的儒家文化对当今社会发挥的巨大影响。这就要说说中国“科学资本主义”的儒家渊源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我们信心十足地宣称“资本主义已经日薄西山”、“敌人一天一天烂下去”的时候,他们正在酝酿着一个新的硕果――信息经济时代。当我们打开门开始走向他们时,他们却进入了前途莫测的“百年未遇的危机时代”,这是怎么回事?怎样从哲学的深度看待这一现象?
“科学资本主义”只能解一时的燃眉之急
依据斗争哲学,只有对立和真正的竞争,才能激发人类的进步,平庸的“和合”,只能导致停滞。自然界生物的进化和西方世界这三四百年来的巨大进步昭示着前者,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来的止步不前是后者的真实写照。
放下远的说近的,西方人什么时候能真正走出本轮经济危机?
我的判断是:从小处看,什么时候中国经济完成了“日本化”的时候,他们才有可能开始从危机中走出来。那时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已得到显著的提高,从而成倍地增加“中国制造”的生产成本,西方人也就开始从难以接受的“价格挑战”中解脱出来,步入平静的稳流发展时期。这一点,正像日本在80年代来日元大幅度提价以后,西方人才从“日本奇迹”的惊愕中松口气,从而迎来他的最为得意的信息经济时代,恢复了自信。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了帮助西方人,我们也应当做点什么,那首先就是:让多数中国人真正地富裕起来,走出“穷日子穷过”的历史,并尽快结束“富日子穷过”(例如有了钱就买美国国债)的过渡时期。一个能最快见效的政策建议,就是把我们的两万多亿的外汇储备,更多地尽快地用来提升中国人的社会生活质量,从根本上提高中国人的劳动成本――这不但能让西方人松口气,也能使中国人获得超越生活的动力,进而发展我们的文化,并以其成果贡献人类。当然能把这笔钱“消耗”得好,对中国政府来说,也是一门极难的学问和艺术。
那么从大处看,西方经济何时复苏,或者说获得新的生机得到发展?
我认为,这取决于两点,第一,西方人能否不断地拿出与电脑、互联网技术、新材料革命空间技术和生物科技相媲美的新的伟大科技成果了;第二,是西方人何时能拿出突破性的现代经济理论成果以解决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不能仅仅用稍带性质的“市场监管”来权宜应付。
先说这第一点。我觉得,我们不应讳言,自16世纪以来,世界和人类的划时代进步都是由西方人不断努力探索才创造出新的文化成果的结果。在现代,新的世界经济周期将更紧密地与新科技的大发现相关联,没有了后者,世界经济都将进入一段时间的相对“停滞”的发展阶段,如果再加上人类自身数量的无控制的盲目繁衍,那是产生危机的原动力。例如,这次经济危机就是中国人带着人类1/5的人口“入籍地球”的结果,对稳步发展很长时间的西方来说,由于今后不会再有这么一个大的“人口决堤”事件发生(中国加入WTO),所以我判断,在消化掉中国人口问题以后,一个世纪之内世界经济将进入一个相对的稳流期。此轮问题获得最终解决结果的前景取决于:中国的土地资源何时实现资本化,中国的劳动资源何时彻底实现商品化,中国的大多数企业何时能彻底地转化为“唯利是图”的独立市场法人,而有如此三者,则要求中国对政府行政资源改造,中国家庭的人口观念的改变和企业制度的改革必须有突破性的进展,而西方人能否创新出“新玩意”则是本答案的另一个提示。
从这个角度看,G2之说为什么让人们炒得那么火热才能得到解释,因为它能引起几乎所有人眼球的最深度的原因正在这里,即:美国的“科学资本主义”实施到何种程度,实施到什么时间,而中国何时走出“科学资本主义”阶段,将自身融入到自然的秩序中。
中国儒文化的提醒――现代政府经济职能的界定
本轮的经济危机虽能发于美国,但其发韧处和最终解决的关键却在中国。我认为,是中国的儒家文化的信条在最深的地层中引发了本轮世界上的经济危机。问题的精髓是政府在何种程度上、并以何种方式干预市场。
依据儒家文化的一个最基本的信条,“大丈夫”的最高生活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最高境界是按照儒家理论“重新安排的山河”,当然操控市场和各种干预社会公众的经济行为也就必然是其中的应有之意了。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几次“盛世”,顶多只做到“治国”那个档次就开始走向没落,即使在可称雄天下的清朝乾隆年代,也没有走出国门实施“平天下”。而今,依照中国人祖先的人生哲学,我们已经做得空前充分了,开始从历史上最辉煌的程度有所突破了,即尝试着“平天下”了。由于文化上的差异,西方人只在苦涩中莫衷于是,而最了解中国的日本人已经开始看出点“门道”了。
据日本《每日新闻》2009年8月10日笠原敏彦的文章(题目为《东西价值观的相克》),他认为,中国人已经开始了“向西方发起价值观攻势”。他说:“……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有着区分的儒教等亚洲价值观念今后必然会更加兴盛。世界正在由西方文明操纵的时代转向文化相对主义的时代。”(据2009年8月11日《参考消息》)
中国人不是以武力去“平天下”,而是在自己也未加准备的情况下,以儒教的观念迈开了“平天下”的步伐。其中最让西方人惊愕的是:由政府主导的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在世界性恐慌中谈论“百分之七还是百分之八”,可见中国人不但能“改变已经发生扭曲的国际关系”,而且在提醒西方人:中国政府应该不会侧身于市场之外,今后会更积极地干预市场,中国人管这叫做“调控”,而“调控”远远比“干预”来得更积极主动一些,可以说“调控”的含义是:无条件地全面干预市场。
但是,笔者也对将来的某个时刻怀有担忧,从来不含现代金融理念的中国儒家文化,一旦主宰了今后的世界经济格局,如果不能推出像金本位那样取自自然的价值原素(“充分自由的”市场则有此功能,而那个市场为儒家文化所不容),如果不能“制造”出美元那样既方便灵活又数量上恰到好处的用于流通和储存手段的新的货币,今后的世界经济的基石又将如何存在呢?
整个地球会不会又进入类似中国春秋战国时代那样的“无义战”格局呢?当然,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真刀真枪的战争,而是“贸易战”、“制裁战”,或者是“价格战”和在WTO框架下的“口水战”。
1引起图书馆学研究者困惑的探讨
新世纪伊始，黄俊贵先生的《丑陋的图书馆学》一文打破学界往日的沉寂，反响激烈，已超出当初定位于“文化沙龙”的想象，以富有学术性和思想性而备受图书馆学研究者的青睐〔1〕。程焕文、罗德运、程亚男、储流杰、阎立中、鲍振西等先生先后继续在此“沙龙”和其它刊物上展开讨论，发表了许多论文或感想。与此同时，图书馆学的两个专业网站，《大学图书馆学报》的《沙龙》（/xuebao）和图书馆学读者的《寒网》（）的部分网友以自立题目《图书馆及其理论体系是科学，还是伪科学？》展开学术探讨。图书馆学界出现了近年来少有的百家争鸣。颇为有趣的是，这次学术探讨涉及到与科学主义有关的问题。按照黑格尔的认识论，人之认识有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不同的层次，这样的探讨无疑是“精神的高消费”，是哲学层面上的反思、批判活动。
这里所说的图书馆函数及其理论体系就是抽象图书馆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它的作者叶鹰先生已多次表述了自己建立抽象图书馆学的目的和意义：“希望抽象图书馆学的思考和方法能为当代图书馆学理论注入生机和活力，使图书馆学走上精密科学的发展道路。〔2〕”近期，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的同样观点：“能否像精密科学那样用一个模型或一组方程把图书馆学的核心理论统一表达出来？并通过对模型进行分析或对方程进行求解来统一研究包括传统图书馆和现代图书馆在内的图书馆学？”〔3〕
这种思想首先受到黄俊贵先生的质疑。在《丑陋的图书馆学》一文中，他是这样对“抽象图书馆理论”提出疑义的，我们把它摘录如下：“有人对国外有代表性的传统图书馆学的著作归纳为‘面向过程’、‘面向实体’、‘定性向导’，进而提出实行当代转换——‘从具体到抽象’、‘从定性到定量’，主张采用精确数学方程式，以抽象图书馆学理论，并用了不少数学方程式，以达到图书馆学理论抽象化的目的。与此同时，还主张采用逻辑方法、计算机方法以逻辑建构、仿真建构。（见《中国图书馆学报》2000年2期，《传统图书馆学的当代转换》一文）本人粗懂数学，对如故弄玄虚异常反感，认为既不必要，亦不科学。因为这种表述对一般图书情报专业人员纯属‘对牛弹琴’，再者科学也不能以简单的数学公式去诠释。为此，我还特别去请教学术专家（曾从事过图书馆工作），结果博得冷笑，谓曰：‘这不是理论，也代替不了理论；数学不是万能的，方程式不应该作为图书馆学论文的主要内容。’”…“在许多刊物上不时可以发现所谓‘图书馆函数’、‘图书馆方程’的玄文，如果出于‘百家齐放’，引发争鸣也应该让专业人员都能看懂，我真怀疑编辑在审稿时是否真读懂了，还是被它的虚玄迷惑了。”，“有人提出图书馆的所谓‘新思维’，立论‘图书馆是有序化信息相对集中的时空’，要实现‘无馆舍、无藏书、无馆员’的‘三无图书馆’。这真是无稽之谈。如此做秀行为已普遍为同仁不齿。”
在随后的文章中，黄俊贵先生对此又做了更趋于理性的探讨：“有人热衷数学方法，把统计数据视为概括规律的惟一方式，诚然，我们应该肯定定量研究确实是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一个特点，但如果把它强调到绝对化，以它作为优于一切的方法，试用数学方法去代替甚至取消逻辑和哲学的方法，显然是不妥的。”〔4〕
在网络上，部分网友认为“图书馆函数是浮躁的”，“图书馆函数是图书馆学皇帝的新装”，“图书馆函数和图书馆方程怪异”，“图书馆函数与图书馆实践无关”，“此数学模型是有问题的”，也有人认为“它是科学主义的布道”，也有的采取类比的方法对抽象图书馆理论质疑，如“难道我们还需要出一个反恐函数吗？”，“我们能用高等数学来证明共产主义一定实现吗？”
这次学术争鸣是一种正常的学术活动，应该得到肯定。然而，事情往往并不是这么简单。这些理论和见解带给我们图书馆学研究者太多的困惑。我们迫切需要问题的答案。我们都掉入了概念和问题的海洋里。这次大探讨涉及到“信息”、“信息科学”、“科学”、“玄学”，“数理逻辑”，“图书馆函数”，“图书馆方程”，“图书馆函数是否正确？”，“数理逻辑是否是万能的？”，“图书馆学的划界标准”，“图书馆学如何规范？”等概念和问题。
这样的问题不仅是图书馆学界这个圈子里的问题，还是整个学术界比较关注的一个跨学科的大问题。我们仅仅依靠对图书馆学经典的深度理解与诠释，无法解决这一难题。我们也不应该重新陷入一大堆旧材料中，仍去墨守传统的研究方法，而应积极学习和利用其它学科的知识，寻求有益的启示。我们需要从中外已有的智慧宝库中汲取精神营养，从思想阅读中获取研究的力量。经过争鸣与反思，我们发现在反对抽象图书馆学理论中，有许多理性不足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完全可以把许多简单、幼稚的批判给排除掉，抽象图书馆学绝对不是他们认为的“浮躁问题”。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有了可贵的觉醒，黄俊贵先生后来就曾倡导“图书馆学需要哲学”〔5〕。图书馆学和科学技术哲学对这一问题有共同的志趣，我们可以通过学习科学技术哲学，探讨两门学科共同关心的问题。对这样的问题研究，要求研究者既要有很好的自然科学素养，又要有扎实的图书馆学本专业基础和丰富的其它社会科学知识。因此，面对一个既为阳春白雪，又为大众图书馆学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难题，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希望能做一次有益于图书馆学发展的探讨。
2科学主义及其图书馆学研究者对它的质疑
概念界定模糊，就会引起争议。所以，一般哲学工作者在论述“科学”与“人文”两者关系之前先定义这两个概念，尤其在两者深刻关联的时代更应如此。但问题也非如此简单，诚如吴国盛先生所言“概念有待澄清”，“回到概念问题”〔6〕。本人倾向于刘大椿先生的“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界定”〔7〕，因而，本文所指的科学是指科学的本源意义，即与人文学科相对的自然科学。也许，我们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图书馆学中存在一个叫做“科学主义图书馆学”这样一个独立的学派或分支，一般人也不会承认自己是科学主义者。但科学主义取向的图书馆学研究很有市场。
科学主义在图书馆学出现，有其历史和时代背景。尽管人们对斯诺命题〔8〕有各种疑问，但是这一富有挑战意义的问题是难以回避的。“科玄之战”〔9〕称得上是“斯诺命题”的一个典型案例。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又置身于和20世纪初如此相似的语境中。当初的“科玄之战”的一边倒的胜利，使当时的知识分子对科学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胡适这样描述人们的科学主义倾向的：“近三十年来，有一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得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0〕。直到今天，科学一词在大众话语体系中常常代表“正确、高明、有效”，科学仍然是价值与观念的代言人，科学的“标签”和反科学的“帽子”满天飞。在学术界，科学主义思想仍在不断地扩张。
“科学主义产生于自启蒙主义，成于实证主义，是建立在牛顿范式的科学之上的一种思想观念。长期以来成为主流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1〕”。持科学主义观点者认为科学是万能的，或者说，是潜在万能的。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它。
在价值层面上，持科学主义观点者认为科学是真理，是正确的乃至惟一正确的知识，相信科学知识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进而，过多地赋予科学与技术价值层面上的意义。在方法论上，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语言，盲目摹仿和不经辩护地转移到人类的社会研究中，也就是说，持科学主义观点者认为科学方法是普遍有效的，而且也可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科学主义坚持自然科学的定位，主张以实验、实证、定量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经验化、客观化和数量化是科学主义的基本原则，其哲学基础是实体还原论、机械决定论和逻辑实证主义。对作为技术根源的科学理论，特别是基础理论持虚无主义态度。过分强调技术的价值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技术的理性标准。坚持科学主义观点的人相信一切的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从而，无视或忽视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传统对技术的反作用。他们认为科学技术所导致的社会问题是暂时的，偶然的，是前进中的失误，是能够通过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的。
科学主义在哲学、经济学、管理学、历史、政治、美术等领域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质疑，比如，科学主义心理学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的质疑〔12〕。文学界也有的学者提出“‘新工具革命’不是文学的灵丹妙药”〔13〕。科学主义当然也受到很多图书馆学研究者的批判。图书馆学界为了捍卫图书馆事业的尊严，也不断地反对科学崇拜、技术崇拜。黄俊贵先生对科学主义思想的质疑，也就不足为怪了。从抽象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上，我们不难发现它的科学主义思想。
这种思想在图书馆学界很有影响。比如，有人认为：“强调和强化实证主义的方法范式在定性与定量研究方向，大力弘扬文献计量学这类图书情报界独有的方法，更多地借鉴数学的方法、统计的方法，合理移植与图书馆的社会功能研究相关的、有效的其它方法，也许能使我们的图书馆学研究尽快地走出假象的误区，步入学科发展的正常轨道”〔14〕。许多成果也或多或少地透露这种思想，尤其是许多图书馆学理论批评者盲目拿西方的科学范式来评价图书馆学，殊不知这些西方的范式主要是自然科学的范式。又比如，图书馆学五定律，图书馆哲学定律，人文图书馆学哲学五定律〔15〕的思想。当然，“图书馆学五定律”存在翻译问题，他们用物理学中的“定律”来代替哲学的“原理”。这些定律的元素中有人，如作者认为是人文的，那它的意义必然与精神层面相关，这种做法看似强调了所提出的观点，但由于借用了“定律”，反而使人对这样的“定律”疑窦丛生。这种做法并不是“用词语包装的问题”，而是利用了图书馆学者喜欢的语境来获得认同。图书馆学研究不遵守哲学的一般规范，是让人难以理解的。
在图书馆学论文中，许多人经常应用西方未来学家的名言“计算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这正说明部分图书馆人在迎合科学主义。〔16〕
期刊中，还不难发现诸如ontology，纳米图书馆，图书疗法，图书馆力等等新提法。这些东西“雷声”大，与图书馆关系没有多大。
有人号称他提供的信息为企业节省了数十万元，这种消息真假实在难辩。严格地说，应该是这种信息有利于企业节省数十万元。
当商业炒作的图书《学习的革命》粉墨登场时，图书馆人却为之欢呼〔17，18〕而事实上，这类书是科学神话的畸形产物。这种不应该出现的现象却在以书为“根”的图书馆学中出现，难免不让人深思。它产生的根本原因，除了我们图书馆研究者科学精神不足外，就是人们太相信它所谓的“科学的方法”，相信它“一个星期学会一门外语…”的科学神话。
图书馆学者相信网络神话大有人在，甚至相信图书馆馆长将来由CEO代替。随便什么文章都要提及“网络”，与“网络”联系起来，实有“拉大旗做虎皮”之嫌。何阳的点子公司被图书馆人欣赏〔19〕，不幸的是何阳却因诈骗入狱。这就是我们对信息科学没有个正确认识的结果。
“一个数字图书馆，半壁江山”〔20〕，就是图书馆人对无条件研究数字图书馆，而轻易上马者的无情讽刺。
图书馆单向度发展的趋势十分明显〔21〕。图书馆学界有人把读者想象成全是知识精英，认为图书馆事业服务的对象都是科学人，认为图书馆人应该是专家身份，不自觉地将自己打扮成专业人员或某个学术专业的从业人员。还有人用“科学”或“技术”来为图书馆人编制许多美丽的梦幻。图书馆学界依然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图书馆学除了弘扬科学精神外，还应以关注生命尊严，关注生命的真美为自己的本命。我们看看我们的期刊吧，疯狂地宣泄人们的技术激情，反倒是研究读书文化的文章很少见诸于版面。
3正确认识图书馆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
科学主义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质疑，也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危机。在反对科学主义的讨论中，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认为它的危机是由于人文学者的质疑造成的。我们认为，这并不是根本原因。
图书馆学中科学主义思想的危机的根源主要是其自身。由于图书馆学缺乏独自的研究对象、独立的概念体系、独特的研究方法，所以，科学主义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定为信息，也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图书馆学隐含地定位成自然科学，才是它危机的根源。将图书馆学向精密科学的努力心愿是好的，但却是不可能的。现代图书馆学是一个学科群，图书馆学既有科学的研究，又有人文的研究。有人戏称“图书馆学是上帝之学”，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科学主义是只见信息不见人，“人”不过是标有刻度的“木偶”。这些科学主义沉迷于结构优美的逻辑演绎中，无情地抛弃了人们的非理性世界，从而成为“黑板图书馆学”。这些科学主义理论由于没有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理论，所以，他们一方面拒斥形而上学，一方面自己仍然逃脱不了成为形而上学的厄运。这才是其致命的弱点。
我们还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物理学本土化问题，数学本土化问题？却有图书馆学本土化问题。物理学研究者从来就不考虑哪些是中国物理要解决的问题，哪些是美国物理要解决的问题。而图书馆学就不一样了，它是在特定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图书馆事业出现的文化的多元性，文化取向是“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来自实践的批判是最有利的批判。实践是图书馆学的最大价值取向。创新是图书馆学的生命力。在图书馆事业的实践中，许多科学主义的东西离图书馆所在的现实越来越远，从而成为纸上的数据和公式。许多科学主义的理论成了怪异的理论，在图书馆学和馆员之间树立起一道藩篱，当然，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我们可以思考，有没有“科学的爱情”，“科学的道德”，“科学的意识形态”？实践中，来图书馆的人不一定都是理性的人，知识的人，还有普通大众。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利用数学方法，通过交叉科学研究取得了诸如引文分析法等理论成果，这些都是图书馆学的进步，在社会上也被广泛应用。但人们也不断发现这些核心期刊表在不断地被人误用。也就是说，核心期刊表是有一定的应用范围的，也有自身的弱点——就是它代替不了专家的意见。
我们要恰当地反对科学主义，不能把科学主义与自然科学，科学主义与科学精神相提并论，更不能把“反对科学主义”看成是“反科学”。我们也不能无原则地反对把物理和数学逻辑应用到图书馆学中，也没有反对技术研究，而是反对试图把图书馆引入精密科学的科学主义思想。
图书馆人在反对科学主义过程中会遇到各种不同的意见，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其一，有人认为反对科学主义不利于图书馆学的科学化建设，会说“图书馆学就是因为科学性不强，还不是真正意义的科学，没有必要反对科学主义”。我们认为科学性和科学主义是两个概念，科学精神与科学主义更不相同。正因为图书馆学的科学性不强，图书馆研究者的科学精神不够，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才会对科学技术寄于厚望，才对科学迷信，对技术崇拜。反对科学主义，正是为了弘扬科学的理性精神，尊重科学。
其二，许多批判的理性不足，反而受到科学主义的反击。图书馆学界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存在许多问题，比如，许多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学者对科学主义进行了批判，但没有从科学主义的自身逻辑和实践找出问题的实质所在，用“图书馆人看不懂”作为依据，也出现了非学术的语言，显然容易遭到反批判，有人就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没有几人能看懂”这样的理由拒斥人们的批判，也有人用“曲高和寡”对人们的批判搪塞。又比如，有的学者用后现代主义思想来对科学进行所谓的结构与消解，甚至盲目地攻击科学与技术本身，否定科学的理性价值。再比如，许多人只管批评，不管建设。这些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肯定是行不通的，与与时俱进、创新的理论研究的宗旨相违背。综合这几方面的原因，我们有必要正确地认识科学主义的。
用科学的技能，哲学的思维，人文的价值，构建健全的图书馆学体系，服务于图书馆事业。〔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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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同上.
〔6〕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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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中充满性偏见
女权主义科学哲学家把科学的程序分为四步：(1)产生 问题 。(2)实验操作。(3)解释数据。(4)问题终结。她们认为科学中的每一步都有性偏见。
(1)问题产生。科学 研究 总是从选择（或提出）问题着手。杰克琳(jacklin)发现，这里性偏见俯拾皆是且“根深蒂固”。[1]什么是重要的？何者值得研究？谁能胜任这一课题？诸如此类的问题都由科学共同体中的权威和资助者定夺。女性因其科学共同体中的“边缘”地位而“无法”也“无权”参予决策。希瑞夫(sherif)指出，许多科学领域内存在着一种等级制度，男人常位于顶层而女人往往在最低层。[2]在心 理学 中，对有志于研究妇女问题的人，要么其兴趣得不到鼓励，要么其“工作”被视为歪门邪道。 经济 学中，学者们几乎忽略了所有妇女参加的行为，如家务和志愿工作，妇女的经济行为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3]在生物学中，有时未对某物种的雌性加以观察就武断地公布结论。自一战以来，军事课题的增加也是“反女性的”倾向。
(2)实验操作。心理学中，确定变量、提问、实验设计等皆存偏见。性别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变元，尽管无人对“性”给出明确的界定。这样，未加充分说明的、似是而非的东西（性）就被投进“黑箱”，继而“黑箱”的输出结果就包含甚至“放大”了这一问题的预设。众所周知，心理学和 社会 学收集数据的一般 方法 是问卷和当面测试。在这一过程中，题目的设计和提问的暗示往往是男性化的。如军事行为， 政治 行为或 体育 竞技行为，妇女被文化“训练”成是不适于这些事业的，因而这样的提问以“双重排除”的方式去对待妇女。现在，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为了提高“中立性”，用接钮代替了当面提问。但要追问的是，当被试者按“钮”时，是谁制造并控制了她（他）面对的庞大机器？是谁对那些自己无法说明自己的人作出解说？谁拥有对已发生的情况的解释权？为什么？
(3)对数据的说明。哈丁(harding)指出，在科学共同体中，男人通常是“指令者”(conceptualiger)而女人是“执行者”(executor)。[4]女人通常从事些烧试管和秘书助手之类的工作。从这一意义上，“执行者”实质是机器和工具的延伸，而这些机器和工具是处在顶端的“指令者们”所设计和控制的。
科学中的等级制度决定了对数据的说明。首先，妇女因其“低层”地位而不能从广泛的背景去说明数据。例如，在华森(watson)和克里克(crick)发表他们的dna双螺旋结构之前，弗兰克林(franklin)曾拍摄过dna的晶体图片，并给出了精致的结构 分析 。华森和克里克在读到她的结果后不久，就公布了他们的发现。事后他们辩解说，弗氏无疑善于拍x射线图片，但却缺少解释这些图片的“功力”。[5]其次，这种等级制度还促使处于顶端的人根据自己的价值倾向、兴趣和偏见去解释。最后，科学的语言也带有性偏见。科学语言的中立性不过是一纸空话。科学术语和语言的选择或明或暗地反映“统治者”的旨趣，表现出某领域主导的表述风格。[6][7]
(4)问题的终结。女权主义者认为，所谓“科学问题的终结”是达到“可信性的临界值”(threshold of convinicibility)。所谓“可信的临界”是指某人对其他理论的态度，它常常表现为忽视、反驳和赞同。另外，它还与某人坚持“己见”的“固执”程度有关。一般来说，女性科学家的“可信的临界”要比男性科学家高。以麦克林托克为例，在生物学共同体都接受正统理论的情况下，她却坚持自己的“转座”学说。不仅如此，她还能“固执”地保持自己的立场以期达到对自然的不同理解和说明。[8]再看看华森和克里克，他们在作出dna的双螺旋结构发现时，真正关注的是几位权威的意见，满足这些权威的标准是顶顶重要的，至于自然，则可冷落一旁，无足轻重。[9]
二、科学批评与对女性的建构
对科学中性偏见的揭露，对妇女地位的不平，仅仅是些零碎的谈论。只有对科学的“本质”提出批判，才能真正地了解科学，在此基础上方可对女性进行建构。女权主义科学哲学大致有以下三个流派，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科学和女性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1)女权主义经验论 该派认为，由男性统治的科学倾向于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他们把客体打入冷室而从不对之“移情”。这无疑就是通常的科学“世界观”。女性主义经验论把女性建构成“优越的知者”(superior knowers)，女性“知者”的“优越性”出自她们能打通主体和客体。她们倾向于关注客体，倾听客体，理解和“同情”客体。她们不是简单地从客体概括出结论，她们的理解基于差异而不是二元冲突。也就是说她们不将主客体填进权力关系，而是平等相处。因投入很多，故更富有创见；因耐心倾听，故理解更为深刻。麦克林托克就是整合性思维（态度）的一个绝好的例子。开勒指出，量子力学悖论只有更新对客体和自然的态度才能得以解决。悖论存在就表明分裂的“世界观”不可逃避的二难困境。[10]
(2)女权主义意识形态批判 该派关注的是“权力关系”。认为科学中的权力(power)是关键。科学中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如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妇女是“异化的知者”(alienated knowers)。“异化的知者”在认识上有两处优势：其一，女人会使“脑”与“体”更加和谐和统一。科学中的“劳动分化”产生于科学从“手工”向“大机器”的转化，产生于科学的日益制度化和科学知识的商品化。“手”、“脑”、“心（情）”三者的统一能体现出原始科学的批判力，能使科学非异化状态。其二，女人——“异化的知者”——其“被统治”的地位可使她们明察科学中权力关系的机杼，而这恰恰是“统治阶级”（男性）的盲点。依照异化的知者看来，科学本质上是“男性中心的意识形态(androcentric ideology)”。
(3)女性主义社会批判 这一派把女性建构成“他者”或“被排斥的”。权力对知识来说是根本的，起着决定作用。在权力关系中，男人处在中心而女人在边缘。权力以排除的方式表现，而排除却规定了女性的本质。女性主义者把女人在科学中的地位比做边缘社团在社会中的地位。作为“被排除的(excluded)”的女人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是妇女被长期排除在科学领域之外；其二是把女人建构成“他者”，因而具有和男人相反的本质——具有反向含义。女人被定义为消极的、感情化的、非竞争的、保守的、非理性及未开化的。这些都是西方文化中正统价值取向的对立面。
哈瓦维(haraway)指出，灵长目动物学家对雌性灵长目动物的 研究 表明：“(1)雌性是竞争的而且有统治欲；(2)雌性富有反叛精神，并不保守；(3)雌性是性独断的并且；(4)雌性生活中的能量要求和雄性同样强烈。”[11]这些研究表明，传统中的妇女角色可能并非其本来面目，而是 社会 化和文化积淀的后果。“性(sex)”和“性别(gender)”的区别某种意义上是动物与人的分野，“别”是何物？“别”来自何处？文化也。
科学 中，男人是“我们”、女人是“他者”，二者的关系是，“他者”置于“我们”的监督之下，“他者”的状况和行为必须以“我们”的 理论 去理解，以“我们”的语言去表述。培根说“知识乃力量”，女权主义者认为“力量”(power)实为“权力”。知识是一种检查、监督和解释的权力。权力表现的形式不外乎设立标准尤其是判别人与动物，文明与野蛮、理性与非理性的标准。女权主义者认为，抵制现存权力关系的 方法 是重述原始故事，通过重述(retell)而企图把女人建构成“我们”。[12]
总的说来，女权主义科学 哲学 三个流派所认同的是，科学中充满偏见，但对“何为偏见？的回答则建构了三种不同的“女人”，三种不同的“科学”。不难看出，女权主义经验论与正统认识论，意识形态批判与马克思学说，“排除论”与法国批判理论之间有着多多少少的关联。
三、结语：几点个人的看法
(1)大多数的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自己就是科学家，她们的揭露和 分析 大都是基于对科学活动的深刻了解和体验。她们的研究丰富了科学哲学。科学长期拒斥女性，一旦接纳女性又存在着严重的偏见。女权主义者坚持不懈的“个例”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科学的认识。
(2)“优越的知者”说有两个 问题 ：其一，消解主客二元对立的根据是主体特别能力。这种态度无形中加剧了主客之间的矛盾，所谓“移情”，实则需要更多的控制和技巧去处理客体。我们没有看到真正的“天人合一”。其二，妇女因受 历史 的压迫而具有社会化的“女性特征”，这种“特征”反而使她们成为“优越的知者”，这岂不是说，历史的歧视、压迫、不平是合理的吗？
(3)女人果真具有一个超乎文化、阶级乃至种族的“女性意识”吗？社会学家的研究表明，许多黑人妇女首先与种族集团认同，其次才有性别认同。笔者以为，认同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条件的，某种情况下，妇女可能首先认同于阶级或种族。另外，并不是所有的妇女都把男性视为权力中心的。
(4)说女人是“优越的知者”也好，说她们是“异化的知者”也好，都预设了妇女的经验整合性这一前提。而这种预设是未加辩护的。女权主义者对“异化”的攻击是企图回归到妇女原始的完整意识。这里似乎有一悖论：一方面，因其分裂意识，她们饱受异化折磨；另一方面，妇女由于被“排斥”而能保留自己的完整的意识不被异化。
(5)总之，女权主义科学哲学家对“性”在科学中的 影响 的看法多有偏颇之处。“性”、“性别”等基本概念自身也缺乏明确的界定。女权主义科学哲学家对于性别的关注是从外部加于科学之上的一个大纲领，可她们的实际论题是：性恰恰“内在于”科学而发挥作用，准确地说是通过帮助确定什么该作为科学内外的东西而发挥作用的。以法因a(fine)的观点看，这实是“把某种主题硬塞进科学”，对科学本质的诸种建构，实际上是不尊重科学，故而是一种空洞的形而上学。[13]
科学哲学中的女性主义与其他后 现代 主义思潮一样，反对科学理性的权威，故喊出“第二次启蒙”的口号。笔者认为，我们与西方有着很多“语境”的差异。另外，妇女（包括女科学家）在我国的地位也与西方大不相同，这是我们必须意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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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积淀并散发着人性的魅力；而科学主义则是近代科学发展的产物，是人类文明迄今最高智慧的结晶。无论哪一种“主义”，其形成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为满足人们这样或那样的需要而生，在形成“主义”之前由相应的社会与文化孕育而成。因此，对于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我们无需研究出一个绝对的孰是孰非、孰优孰劣的定论，它们为解放人类本质的需要而生，都曾在特定的时期大放异彩。
一、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概述
人文主义的诞生，其背后是人类文明至近代漫长的演进过程，世界上任何一个延续至近代的人类文明或多或少都会包含人文的因素。根据资料，“人文主义”一词在1808年德国教育家尼特哈默尔关于古代经典在中等教育中地位的辩论中首次被提到，后于1859年出现在乔治・沃伊特出版的著作《古代经典的复活》当中，该著作又名《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世纪》。
人文主义相对于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博爱主义有着相对更广的范畴，人文主义主张注重人的个性的关怀，强调维护人性的尊严，提倡自由平等与宽容，反对暴力等野蛮行为。它主张一切以人为本，反对神对人的绝对权威，宣扬个性解放，追求现实人生幸福。其含义可大致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集中研究人的利益或价值学说、态度或生活方式，其通常排斥超自然主义，强调个人尊严、价值和通过理性自我实现的能力；二是提倡人道主义；三是人文学科即文学文化，古典学问的复兴，个人主义精神和批判精神，以及突出文艺复兴特征性的现世关注。
科学主义诞生于西方工业革命的时代背景之下，是一种主张以自然科学技术为整个哲学的基础，并确信它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哲学观点。科学主义盛行于现代西方，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研究成果归纳演绎到人类社会生活中来研究一切社会问题，是在当今世界具有决定性的思考方式。科学主义的含义具有二重性：一是指自然科学家或研究人员对于自然科学典型的研究方法和态度；二是指过度依赖自然科学，将其运用于所有领域的研究，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等。
二、现代西方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发展历程概述
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哲学发展迅速，各种流派纷纷呈现，总体上来说可以分为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思潮。人文主义的思想帮助他们突破宗教神权统治的枷锁，将人的地位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人的潜力得到了无限的激发；科学主义的思想帮助他们大力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不断推动社会变革。这两大思潮自诞生以来，经历了从对立走向融合的过程：19 世纪30 年代到20 世纪初，两大思潮对立基本形成；20世纪初至20世纪70年代，两大对立思潮不断发展、完善，逐渐趋近；20世纪70年代至今，是两大对立思潮的融合时期。研究分析现代西方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发展历程，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进行相关领域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1、两大思潮的最初形成
科学主义思潮最初产生于近代西方哲学的经验主义思潮，前后经历了洛克的经验论、贝克莱的主观经验主义、休谟的不可知论等一系列演进过程，其理论范畴一般包含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科学主义是一种主张自然科学技术能解释一切问题的哲学观点，是以科学理性为标准的特殊理性主义。人文主义思潮则产生于近代西方的理性主义，主要有存在主义、生命哲学、意志主义三个流派。人文主义由于涉及面广泛，因此严格的来说并没有一个全世界统一的定义来描述它。与科学主义不同的是，人文主义重视人在社会中的价值地位，主张人性的解放与激励，推崇人的感性与理性思维。因此可以看出，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在形成之初所推崇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在很多方面存在对立面。
2、两大思潮在发展中趋近
科学主义思潮从最初的兴起，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后，逐渐完善自身理论体系并形成独立的流派如历史主义、马赫主义、实证主义等。实证主义于19世纪30年代形成于法国，在英国盛行后传播到其他西方国家，其方法论强调观察与实验，注重论证与归纳以求知识的“实证性”。至此科学主义不再推崇以纯粹的自然科学技术去解释一切问题的世界观，要求知识经过人的论证与归纳从而获得实证性。人文主义思潮兴起于19世纪40年代，在发展中逐渐形成意志主义、生命哲学、新康德主义等。他们主张世界的本原是自我或生命亦或人的意志，当强调自我的意志是世界本原时，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当强调世界的本原是意志或生命时，则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这一分化反映了人文主义将对世界的思考纳入到了其哲学系统中。
3、两大思潮的融合
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兴起，人们进入了一个对西方近现代主流文化批判继承的超越阶段，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思潮开始出现融合。这一时期的西方哲学被称为“晚期现代的西方哲学”，其出现与现代西方哲学中各个流派发展的兴衰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科学主义思潮中，其方法论拘泥于有限的认识论领域中，带有从命题推演命题的逻辑演绎的局限性。人文主义思潮中，存在主义过度注重人的自由和非理性也存在发展的漏洞。因此，在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传统西方哲学发出挑战之际，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思潮走向合流，完善各自理论上的缺陷以满足其哲学体系发展的需要。
三、浅析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走向融合的历史必然性
无论人文主义或科学主义，都在历史上对人类社会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演进，纯粹的人文主义或科学主义哲学已不能满足人类对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因此人们从客观上对科学的人文主义与人文的科学主义提出了诉求：科学的人文主义在旧人文主义的基础上增加了理性与科学精神的基因，不再为极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消极哲学提供理论支撑，有效地弥补了旧人文主义的缺陷与不足，主张以自然科学技术解释一切为哲学的旧科学主义，过度强调客观规律的重要性，夸大科学与科学方法的作用与意义，脱离了人的精神生活，将人与科学割裂开来，以上这些都是旧科学主义的最大局限性；而人文的科学主义在保留旧科学主义合理内核的前提下，为其增加人文精神，使得科学不再是机械的科学、毫无人情味的冰冷的科学、无视道德约束的残酷科学，而是加入了人性思考的美丽的智慧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一个种的全部特征、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活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一观点强调了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人类关系的本质和基础，即“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里的“人”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人的本质的把握从更高层次揭示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走向融合的理论基础，科学主义使人理性地处于各种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反映了人科学的、物质性的存在，反映了人的自觉本质；而人文主义使人具有理想性，使人类具备超越现实性、超越生命本质的精神性力量，反映了人的自由本质。如果说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基本观点是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走向融合的逻辑推演，那么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史则从实践上验证了这一点。单一的人文主义或科学主义对人本质的把握都是局限的、片面的，只有二者对立统一才能全面地反映人的本质，才能更好地指导人类社会进行生产生活实践，从而更快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因此，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走向融合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四、结语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以稳定的发展态势不断前进，以智慧化解西方设置的重重障碍，正是因为我们的政策坚持以人为本，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从群众最切身的利益出发，着眼于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自然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拥护。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必须明白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才能使得华夏民族在世界竞争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
分析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发展历程对我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我国坚持以人为本，走群众路线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对人本质的把握以及人对发展的需要而作出的决策，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以实现人与社会全面发展为目标政策的正确性，因此我们应当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断奋斗。
当今，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时期，社会方方面面或面临各式各样的发展瓶颈，然而我们可以借鉴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融合的宝贵经验，以人的发展需要为出发点，结合科学理论为指导，对经济、民生、生态等社会问题进行全面的深化改革，以不留下发展上的短板为目标，为全面实现中国梦打下深厚的根基。
【参考文献】
[1] 布洛克著、董乐山译：西方人文主义传统[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科学社会主义被认为是这个思想体系的归宿和落脚点，是结论。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生来就是科学的，而是在批判继承前人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基础上，经历了一个从人本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演变过程才实现从空想到科学的跨越的。这一跨越也是其自身哲学思想实现从人本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变革的结果。
以往我国理论界关注更多的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对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的批判继承，而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自身发展的逻辑演变过程以及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变革对其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确立的直接影响研究得不够深入。
从对马克思著作的研究来看，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转变过程集中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神圣家族》(以下简称《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这四部著作中。本文拟以这四部著作为依据，对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与社会主义思想转变之间的关系作一深入的探析，以深化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
一、马克思人本主义视域下的人本社会主义
1.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思想
(1)马克思人本主义思想的来源。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黑格尔的理性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都曾对马克思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大学时期，马克思感到正是黑格尔哲学解决了他当时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即现存事物与应有事物之间的对立问题。所以，尽管当时马克思讨厌黑格尔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但为了解决问题，他最终还是转向了黑格尔的思想。马克思在1841年提交的博士论文就已经表明马克思此时已完全接受黑格尔的理性唯心主义观点了。
但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黑格尔法哲学理论与现实中的矛盾令马克思十分困惑。正在此时，费尔巴哈发表了《基督教的本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等一系列著作，他把用于宗教批判的方法转到对于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之上，把包括黑格尔哲学在内的旧哲学颠倒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重新颠倒了过来，这对马克思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尽管当时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也具有明显的抽象性和直观性，但在当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和人类历史尚缺乏深入研究的情况下，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无疑为他提供了一个剖析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和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有效武器。于是，马克思抛弃了黑格尔的理性唯心主义立场，“经过费尔巴哈直接走上反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道路”[1]。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像费尔巴哈那样把黑格尔哲学思想全盘否定，他认为在黑格尔的思辨体系中包含着革命的、批判的辩证思想:“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2](P320)这正是黑格尔哲学中所包含的合理成分。因此，马克思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揭示了黑格尔哲学中历史辩证法这个“合理内核”并对之进行了唯物主义改造与汲取，从而初步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结合。这样，马克思既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划清了界限，同时又实现了对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超越，形成了自己在特定时期独特的人本主义思想。
(2)马克思人本主义思想的特征。概括地讲，此时我们所称的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是指马克思在自身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在批判继承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和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批判改造基础上所形成的，力求正确揭示人的实践与社会本质、消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人为本的哲学思想。其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强调人的劳动的本质和社会性。受费尔巴哈人本论的影响，马克思认为人也是类存在物，也具有类本质。首先，人是自然存在物，从肉体上来说，人与动物一样都靠自然界来生活。但是与从不把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的动物不同，人的类特性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其次，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社会存在物。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人们只有在结成一定社会关系的条件下才能生产、劳动或实践。
二是批判异化劳动，寻求人的解放。按照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自由的有意识的劳动是人的类本质，劳动创造了人和人类社会。但在资本主义现实生活中，马克思却发现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即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发生了异化，进而人同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相异化了。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的类本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不再是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方式，却变成了维持个人生存的手段;工人的劳动不是在肯定自己而是在否定自己，劳动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问题是，如果工人的劳动产品和劳动都不属于工人，那它们属于谁呢?马克思认为它只能属于工人之外的他人，即资本家。这表明马克思从生产劳动的角度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扭曲。而消除这种使人背离自己的本质、使人不成其为人的社会关系，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自然也就成为马克思和一切受剥削、受压迫的人们内心强烈的呼声和迫切要求。
2.马克思的人本社会主义思想
在《手稿》中，马克思正是在上述人本主义思想的基础上第一次以人本主义思维模式论证和阐述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按照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思想，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的类本质，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的这种生命活动发生了异化，成为异化劳动，这是私有财产产生的原因和人不成其为人的根源。因此要实现对人的本质的全面占有和复归，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就要进行能扬弃私有财产、消除异化劳动的共产主义运动。这样，马克思就从私有制的内部，从私有财产的运动规律中得出了人类社会最终必将走向共产主义的结论。所以，马克思说:“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了理论的基础。”[2](P298)
尽管马克思的人本社会主义与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比实现了种种超越，但是由于人本主义思想本身的局限性，马克思建立在人本主义视阈下的人本社会主义与后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相比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某些局限性，从而也就不可能真正成为无产阶级进行革命运动的指导思想。
第一，从抽象的人的类本质出发得出共产主义的结论，把共产主义看做某种哲学原则[3]的实现，具有明显的抽象性和理想化色彩。在这个阶段， 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原则作为自己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和论证依据，把费尔巴哈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原则视为最高原则， 把共产主义看做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的结果。很明显，此时马克思的人本社会主义已经完全脱离了日常现实生活，只是某种逻辑推理的极其理想化的结果，不具有现实性和科学性。
第二，从抽象的矛盾出发来批判现实的不合理性和论证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具有浓厚的伦理主义和人道主义色彩。在《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之所以必要，不是因为它是人类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人的类存在与类本质之间矛盾发展的必然要求。显而易见，此时马克思的人本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分析和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之上，而只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压迫现象的一种道德诉求和人类走向理想状态的一个必然环节，因而具有浓厚的伦理主义和人道主义色彩，缺乏科学性与现实性。
第三，从抽象的哲学原则出发把共产主义看做实现抽象的人的解放的事业，不具有具体性和现实性。马克思以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为依据，从抽象的人的类本质出发，把共产主义视为解决人的类存在与类本质之间的矛盾、实现人的本质全面复归的必然选择，因此， 他把共产主义叫做“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真正的人道主义”。这样，马克思的人本社会主义代表的就是抽象的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 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 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4](P299)。其抽象性由此可见一斑。
总之，马克思人本主义思想的局限性注定了它不可能成为正确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注定了它必将被新的哲学思想所代替;而人本主义中所蕴涵的实践观点又已经预示了新世界观的正确发展方向，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根本变革奠定了基础。始终关注现实、谋求人类解放的马克思绝对不会像费尔巴哈那样作为资产阶级理论家停留于历史的看台上，满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的伦理主义、人道主义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现状合理性的解释，已经觉悟到:要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就必须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要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必须首先实现哲学思想的根本变革。
二、马克思从人本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变革
《手稿》完成后，随着马克思对于经济学、人类历史的深入研究和对工人运动的深入了解，再加上当时与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论战，马克思开始逐渐意识到费尔巴哈对人的抽象性认识以及异化史观的思辨性，意识到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产的重要性，认识到“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5](P241)。
于是，在《家族》中马克思抛弃了人本主义思维模式，开始了从抽象的人本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向。这主要表现在:在《家族》中，尽管马克思仍然继续使用“异化”、“人性”这些传统人本主义术语，但是此时他已经开始从现实的物质生产而不是从抽象的逻辑推理去探寻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他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开始以“使用实践力量的人”来代替“抽象的人”，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认为所谓历史就是追求着自己目标的现实的人的实践的历史，历史发展的动力就存在于现实的物质生产中，物质生产才是人类历史的发源地，以及从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中就可以得出共产主义的结论等。这表明马克思在《家族》中“明确地强调指出了自己的全部世界观的基本原则”[6]， 奠定了全面制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基础，也表明《手稿》中蕴涵的实践观点在《家族》中已突破了人本主义的抽象外壳，而成为马克思批判历史唯心主义、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基础，人本主义思维模式已经逐渐让位于实践思维模式。
《家族》完成后，在深入研究经济学的基础上，马克思撰写了《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在书中，马克思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初步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关系。马克思进而在《提纲》中全面确立了实践在自己的哲学思想中的核心地位，并以之全面剖析与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从而与一切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面创立奠定了最坚实的实践基础。因此，《提纲》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5](P213)。
于是，在《形态》中，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得到全面阐发。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以论战的形式系统地批判了黑格尔之后的德国思辨哲学——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及其唯心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全面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历史观。对此，马克思作了深刻阐述:“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4](P92)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标志着马克思科学世界观的诞生和哲学变革的完成。
三、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创立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通过从人本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变革，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全面确立了实践的观点，从根本上克服了一切旧唯物主义包括早期马克思人本主义的抽象思辨性，从现实的个人在一定物质条件下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把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完全建立在对人类现实物质生产生活的科学分析之上，使社会主义具有了经济的性质，找到了使其实现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从而克服了一切空想社会主义的抽象性与思辨性，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跨越。
1.科学社会主义对人本社会主义的超越
与人本社会主义相比较，科学社会主义实现了以下超越。
第一，科学社会主义是基于对现实的个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人的类本质。马克思的人本社会主义从抽象的人的类本质出发，具有抽象性与思辨性。而科学社会主义从现实的个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具有现实性与科学性。
第二，从现实物质生活的基本矛盾而不是从人的类本质异化矛盾出发论证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在马克思人本主义的基础上，人本社会主义是扬弃私有财产、消除异化劳动、重新全面占有人的本质的逻辑选择。而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才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共产主义不是人的本质异化与复归的必然结果，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三，科学社会主义明确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代表抽象的人的利益。由于受费尔巴哈抽象的人的观点的影响，早期马克思的人本社会主义还是站在作为类的一般人的立场上来理解共产主义对于人的解放的，认为共产主义代表着抽象的一般人的利益。但随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现实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入研究，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也逐渐有了明确的认识。马克思在《形态》中认为，历史上任何周期性的革命如果不具备一定的生产力和与现存社会全面对立的革命群众，那么即使这种变革的思想被表述千百次，对于实际发展也没有任何意义。社会主义革命要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因为完成这个革命的是这样一个阶级，它是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承担着社会的一切重负却被排除在社会之外，与其余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它已经成为现今社会的一切阶级、民族等等的解体的表现”[4](P91)。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共产主义就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利益，且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中才能实现。
2.科学社会主义对人本社会主义的继承
由于在不同时期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不同，建立在不同哲学基础上的人本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就成为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不同发展阶段。由于马克思人本主义的局限性，马克思的人本社会主义被认为是马克思早期不成熟的思想，其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这从它们各自的基本特征中就可以看出来。那我们是不是由此就可以断定这两者就是马克思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理论，断定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对人本社会主义的完全抛弃呢?这涉及到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人本社会主义相比之所以科学，就在于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而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人本主义的区别就在于它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出发，正确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论证了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胜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并且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提供了物质前提和可以依靠的主体力量，因而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就有了根本区别，具有了经济的性质，体现了其科学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一生为之奉献的共产主义理想决不仅仅是为了单纯论证资本主义制度之后应该由何种制度来代替的问题，他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除存在于一切私有制制度下的人世间的一切压迫与异化状态，最终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这才是马克思一生孜孜以求的最终目的，才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核心价值追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性是为其价值性服务的。因此，在不同的时期，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由于其哲学基础的不同而在科学性上有所区别，但无论是人本社会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它们内含的价值目标始终是一贯的、连续的。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对人本社会主义的完全抛弃，而是合理的继承与发展。
四、结语
马克思的哲学理论与共产主义思想是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中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前人进步思想的基础上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完善，进而实现了它们从抽象到现实、从不科学到科学的跨越。但这两者的变化不是孤立的，而是具有密切的联系。如果没有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根本变革，马克思从人本社会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就缺乏实现的理论基础;而如果没有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也会失去其真正的社会价值。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应以全面的发展的联系的而不是片面的静止的孤立的眼光来理解、运用马克思留下的这笔宝贵精神财富，继续为实现人类的自由与解放努力奋斗。
[参 考 文 献]
[1] 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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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069（2016）24-107-2
0引言
作为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库恩和拉卡托斯分别提出了不同的科学发展模式，这两个模式有其发展动力和内涵。尽管他们对于哲学科学发展的真正历史还有距离，但却推动了科学哲学的发展，引领人们领略到科学哲学理论内在的规律和本质，强化了对于科学哲学主义理论的认知。
1从本体论视角比较库恩和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主义理论
1.1科学哲学主义理论内容的比较
库恩提出的范式理论与拉卡托斯提出的科学研究纲领理论有其共性，也有其不同。库恩是基于波普尔朴素证伪主义之上，对其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研究纲领理论，则更为清晰化、细致化和规范化。
1.1.1库恩范式科学哲学理论的内容
库恩范式理论是其科学哲学体系中最为核心的内容，要了解库恩的科学哲学思想，必须首先了解范式理论；而了解范式理论就要先了解范式与“科学共同体”的概念和关系。“科学共同体”是同一个领域的科学研究者的团队集体形式，他们对于该领域内的问题有接近的理论基础和兴趣，范式是与“科学共同体”互为前提的关系。范式理论是“科学共同体”共有的信念，它在科学研究者进行科学实践时起到了引领和趋同功用。范式的这种信念支撑了“科学共同体”的理论认同，范式为该领域的科学研究者提供了科学研究的空间范畴，为科学研究实践的纵深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我们同时应当看到，这种范式一旦存在理论结构上的缺失，就会使这一领域的科学研究实践偏离真理的轨道。
1.1.2拉卡托斯提出的科学研究纲领理论的内容
拉卡托斯建构了科学研究纲领理论，其学术背景是批判理性学派和历史主义学派的结合，涵盖了波普尔和库恩的合理研究要素，被称之为“精致的证伪主义”。其科学研究纲领理论的内容主要包括：①硬核结构。它是科学研究纲领理论的基石，是科学研究纲领理论的根本部分、不可否定的核心部分。②保护带区域。它是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理论的辅助性部分，主要用于应对硬核的质疑和批判，它通过对假说进行调整的方式或者用新的假说替代原有假说的方式，化解质疑，保护硬核。③启发法。有正面启发法和反面启发法两种，一种是正面地引导科学研究者进行某项工作，一种是从反向告诉科学研究者不能够去做些什么，从而避免硬核被否定。
1.2科学哲学主义理论特征的比较
1.2.1库恩的范式理论的基本特征
库恩对科学动态发展模式的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它在科学动态发展模式中，阐述了科学是如何发展的、科学是如何进步的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在波普尔的基础上进行批判性的传承，将科学进步的理论进行总结，认为科学进步的脉络可以归结为：前科学时期—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危机时期—科学革命时期—新常规时期—新科学危机时期，显示出一个初始到完善、从成熟到衰退的过程。
1.2.2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的理论特征
拉卡托斯继承了波普尔的动态科学发展模式以及库恩的科学动态发展模式，并增加了科学动态发展的进化阶段和退化阶段的交替发展内容。其中科学发展的进化阶段，是拉卡托斯表述的第一个阶段。他认为，科学新问题的出现是对原有的科学研究纲领的完善和优化，而不是根本性的否定。科学发展的退化阶段，是拉卡托斯表述的第二个阶段，这是指当保护带的调整或辅助条件的假设都无法保护硬核时，原有的科学研究纲领不得不否定和创新，这也是科学动态发展过程中的危机时期，进入了科学的退化阶段。新旧纲领的替换，是拉卡托斯表述的第三个阶段，它是用新的科学研究纲领替代原有的科学研究纲领，这必然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其前提是旧有的科学研究纲领已经对新的问题无法适应和调整的状态下而产生的，这就使科学实践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循环过程。
2从认识论视角比较库恩和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主义理论
2.1科学进步观的比较
在科学进步的领域之内，库恩的范式理论和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理论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库恩的范式理论认为，范式是“科学共同体”的一种共同信念；拉卡托斯却认为，科学的进步是由于经验的不断累积而生成的。
2.1.1库恩的科学进步观点
库恩的范式理论认为，范式是“科学共同体”内心中的共同信念。科学并不存在进步的问题，而是“科学共同体”内部信念的改变问题，是一种心理因素。他对科学进步的态度表现为不认同继承或者发展之说，他引用了格式塔转换这个概念，认为新旧范式之间并不存在相联性，只是“科学共同体”对于外部世界认识的改变，当范式无法解决某一问题的时候，可以选择使用其他的范式工具。
2.1.2拉卡托斯的科学进步观点
拉卡托斯认为科学存在内在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在其科学研究纲领理论中，他认为科学是经验不断累积而导致的进步。尽管这种观点还有待商榷，但我们也看到，科学发展的本质在于人类对外部世界的不断认识和认识能力的不断增强。
2.2科学真理观的比较
2.2.1库恩的实用主义真理观
在真理观态度上，库恩所创立的范式理论蕴含有实用主义的思想。他将范式作为“科学共同体”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这便是从实际应用的角度出发的。他对真理的态度也建立在不可知论的基础上，并具有浓厚的心理学概念。他的实用主义真理观有一定的局限性，他不认为真理客观存在，而认为真理存在于“科学共同体”中科学研究成员的心中。因此，库恩并不注重对真理的追求，而侧重于对科学实践者心中的范式感知。
2.2.2拉卡托斯的经验主义真理观。
在科学研究纲领理论之中，拉卡托斯以经验作为科学研究纲领理论的基础。他认为，科学研究纲领的真理以外部经验的真假为前提。即如果外部经验是真实的，则科学研究纲领的理论也是真理；而如果外部经验是虚假的，则科学研究纲领理论就不是真理。也就是说，在拉卡托斯的认识中，认为任何理论都以经验为前提，与库恩的范式理论的唯心主义观点迥然不同。
2.3认识方式的比较
库恩的范式理论的认识方式，是在科学实践者达成科学共识的前提下建立的理论，在这个前提下才能称为科学理论；而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理论则认为，在经验不断累积并且不断地有预想的空间理论，才能够被称为科学理论，他注重的是量变到理论质变的过程。
3结语
综上，库恩提出的范式科学哲学主义理论与拉卡托斯提出的科学研究纲领理论，都是科学哲学发展史上不可缺少的学说内容，他们是以前理论的批判性传承，具有不同的历史地位。对于这两种科学哲学理论的比较和辨析，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了解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发展，有助于我们依循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来研究科学史，并深入认识科学哲学观理念和思想。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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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阮春晖.宋明儒学中的异端之辨[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
一、什么是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是一个贬义词，是指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中的一种思潮或运动。反对把自然科学看做文化中价值最高部分的哲学家把他们所反对的看法称为“科学主义”（scientism），加以贬斥。 但也有些不赞成科学“至高无上”的人不用这个贬义词，而恰当地把这种看法叫做认识论的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 ）和本体论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罗蒂的著作《哲学和自然之镜》（1979年）出版以后，基础主义成为众矢之的。人们纷纷把当代西方哲学的走入死胡同，归咎于笛卡尔首创的基础主义。笛卡尔的论点大致是这样：（一）科学是唯一的知识、永恒的真理。伦理的、美学的和神学的思想都将被科学的进步所排除。接受传统规范的唯一理由不过是，在我们在一切实践领域还没有足够的科学知识的限度内，按照传统规则和基于经验的作法来生活是慎重的。这一点最重要，以下各点可由此直接或间接地推演出来。（二）科学知识的确定性（certainty ）在于它以主体中的明白清晰的观念为基础；这是知识的阿基米德点。（三）自然科学之所以是客观实在的正确表象，是由于科学方法的应用。它成了一切知识的标准和范例。（四）当一切知识都成为科学知识之日，就是一切人生问题（包括伦理道德问题）都得到解答之时。（五）所以科学是文化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20世纪的哲学家很少完全接受这些论点。他们首先否认科学是永恒真理，而认为它是猜测的知识（波普）或得到验证的假说（卡尔纳普）；科学的合理内容不过是经受住反复检验并且通过和其他竞争假说的比较才暂时被接受的（拉卡托斯）；只是整个科学可以说得到了证实，任何个别部分都可能被证伪，但通过内部调整，整个科学仍会被接受（奎因）。否定笛卡尔第一论点的哲学家往往也否定确定性论点；不过不少经验论者仍能以感觉经验的确定性代替理性直觉的确定性。至于否定科学知识可解答一切人生问题的人就更多了。但是，只要当代哲学家继续赞同笛卡尔的表象主义并且相信科学方法，他们就是认识论基础主义者，例如皮尔士、罗素、波普、卡尔纳普、拉卡托斯和奎因都是这样的基础主义者，因此他们的观点被反对派贬斥为科学主义。
人们用“科学主义”一词不仅要贬损认识论基础主义，也要贬损本体论的自然主义，因为自然主义者承认因果律可以说明一切自然、社会、文化现象和人的行动，简言之，一切都在科学说明的范围之内。这样，“科学主义”一词实际上是对基础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贬称。那么什么是自然主义呢？
自然主义运动是一种形而上学思潮，它所坚持的是一种方法论的、而非本体论的一元论：这种方法论可以同各种本体论（二元论、唯心论、唯物论、有神论、无神论等等）一致。这样自然主义的特征在于否定有任何事物原则上存在于科学说明的范围之外，主张自然界不单是一切自然对象（包括人）的总称，而且是一切自然过程的系统。就其提供科学说明而论，自然界是一个自足的系统，一切过程原则上都可能得到科学的说明。换言之，自然界的一切原则上是可理解的。理性就是贯彻始终地应用自然方法。
自然方法可简单地归结为：（1 ）通过辨明所研究对象的自然原因提出说明；（2）检验这个说明的后果；如果假说真会有什么后果呢？真理仅仅是后果问题。自然方法乃是一类自然对象（即人）对其他自然对象进行操作的方式。
自然界可理解的含义：自然界是规律性的，自然方法试图通过研究来确立自然规律。人作为自然对象，同其他自然对象一样受自然规律的支配。构成人的心智和社会生活的自然过程可用自然方法来研究，属于这种方法所发现的自然规律的范围。
一定时期关于世界的知识就是那一时期的科学知识。因为人们相信科学知识是通过严格地和连续不断地应用自然方法获得的。但是对于科学的任何学说仍可进行无穷的检验，因而任何学说都没有最终的确定性，并没有永恒真理。
“科学之外无知识”并不是说：人只通过科学研究同自然界打交道。体验世界有各种方式，但认知地同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是科学的。科学方法是唯一的认知方法。自然主义者并不认为只有科学对象是真实的；一切自然对象都同等地真实，科学的描述词汇并不能穷尽自然界的实在性。
整个地说，自然界无道德性，除开它的对象中间包括那具有价值并追求价值的人类这一点之外。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的人类不能够约简为任何其他部分，但和其他部分一样，是可以应用自然方法来说明的。只有自然方法，而非某种道德直觉，可提供解释道德争论的钥匙。并且道德理论也同其他科学理论一样，可通过检验后果来决定理论的强弱或是否恰当。
在30—40年代，自然主义流行于美国，其主要代表为杜威、桑塔亚纳（Santayana ）和科恩等。 较近时期的代表人物则有纳格尔（E.Nagel）和胡克（S.Hook）。以后自然主义被分析经验论取而代之。但是它提出的“科学方法的连续性”问题，仍为当代争论的焦点。
总而言之，认识论的基础主义，不管是真理性的还是概率性的，本体论的自然主义，不管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都不自称为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是反对者对它们的贬称。
二、什么是人本主义？
人本主义至少有两种涵义。在历史上人本主义是14世纪下半期发源于意大利并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的哲学和文学运动，它构成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个要素。人本主义也指承认人的价值和尊严，把人看作万物的尺度，或以人性、人的有限性和人的利益为主题的任何哲学。
前者是文艺复兴的一个基本方面，当时思想家从这一方面把人重新纳入自然和历史世界中去，并以这个观点来解释人。在这个意义上人本主义是造成17世纪科学革命的基本条件之一，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促使“科学主义”诞生的一个条件。17世纪以来的基础主义和19世纪末期以来的自然主义并不反对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历史上的人本主义运动是同超自然信仰和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相对立的。
撇开历史上的人本主义不谈，我们现在讨论当代的人本主义。
人们通常认为当代人本主义即是“主体哲学”（philosophy ofthe subject）。由于哲学家对“主体”的理解并不一致， 在这个意义上，“人本主义”是多义的。
如果把导源于笛卡尔的“我思”和康德的先验自我的哲学都看作人本主义，那么新康德主义便是人本主义的典型。我们不谈个别新康德主义者是否属于人本主义思潮中的哲学家，整个地说，新康德主义继承康德为科学、尤其自然科学（马堡学派）和文化科学（佛莱堡学派）奠立基础的纲领而努力，他们由以出发的自我是一般的、非经验的和非人格的，与人本主义者所强调的经验自我根本不同。并且新康德主义特别重视科学的价值，这恰恰是“科学主义”的特征，同强调个人价值的人本主义大异其趣。
其次，作为“主体哲学”或“意识哲学”的一派，胡塞尔现象学也可以被称为人本主义。他同康德一样以自我为出发点，力求为科学知识奠立基础。不同的是，他求助于“本质直观”，以描述方式进行其构成客观性的工作。早期反心理学主义使他把逻辑结构看作“真理本身”。胡塞尔的“我思”有别于康德，不是非人格的，但客观性的先验奠基所需要的不是一个主体或主体性，却需要多元的、主体间的、原子论般的奠基。难道这样的奠基学说是人本主义的？是的，要是我们把任何“主体哲学”当作人本主义的话。但是人本主义以人的首要性为特征，而胡塞尔则对日常语言和日常生活中的“我”给予现象学“还原”（reduction）。他并不为人的要求作出哲学辩护， 他关心的是要使哲学成为严格的科学。这样看来，唯心主义现象学不属于人本主义范畴。
第三，来源于现象学的“哲学人类学”的舍勒（M.Scheler ）的反形式主义价值哲学强调人格是道德行动的中心，似乎同人本主义一致。但人格主义并不令人成为善和恶的尺度。有的人格主义者理解人格主义是人对于被还原为观念或事物层次作出经常性抗议并充分注视当代文化危机的哲学。人格主义旨趣的这种变化使它向人本主义方向靠近。但人格主义者仍然不甚重视个人定立其自身的能力，而更重视个人的善于容纳他人和向一个价值秩序的开放。所以人格主义还不是完全的人本主义。但流行于美国的人格主义或精神主义（spiritualism，以波士顿大学为中心）通常也被叫做人本主义。
第四，我们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中找到了真正的、完全的人本主义。他的著作《有和无》是把现象学、存在哲学和人本主义冶于一炉的集中体现，是人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表现。存在主义者断定：“在人的世界、人的主体性世界之外并无其他世界。”存在主义作为典型的人本主义是同自然主义不相容的。
第五，狄尔泰及其后继者的方法论解释学强调社会、人文科学要求对文本（text）或社会历史现象的理解，和自然科学采用一般规律来说明所研究现象显然不同。理解和说明是两种不同的科学方法。但自然主义则坚持科学方法的连续性，包括人在内的一切自然对象与现象都可应用一般规律给予科学说明，认为这才会获得真正的科学知识。这样，方法论解释学同自然主义是对立的。解释学在否认真理确定性这一点上也同认识论基础主义不相容。所以在整个哲学领域内，早期解释学可以说属于人本主义范畴，是同科学主义对立的。
三、反人本主义
大陆哲学，特别是法国哲学在60年代后期冒出反人本主义思潮，以关于为人本主义奠立基础问题的各种学说代替“主体哲学”。
在著名的德国社会学界的“方法论争论”（Methodenstreit）时期，认识论各派所提问题都以主体—客体的关系为要旨，意识“为客观性奠基”的工作即是这种关系。但海德格尔却指出：真正的基础研究是不能把这种关系作为根本的。基础研究是什么呢？是恢复现已遗忘的“存在”意义的研究。于是“我思”问题的地位降低了，被“存在是什么”问题所取代。当然这个问题是在我们自身之构成、亦即构成那在使用概念表达出存在的意义之前已领悟存在的人这个举动中先被察觉的，但我们之此—存在起初并不是意识到自己的经验主体；它不是笛卡尔、康德和胡塞尔的“我思”。这就是为什么海德格尔把它唤做“此在”—Dasein，不唤做“我”。它在存在中所属层次较之能知主体面对着所思客体的那个层次要低。这个问题海德格尔首先在《图像的时代》这篇论文中提出来，他说“我思故我在”不是一个超时间的或无预先假定的陈述。它是在一定时期作出的，那个时期科学自身作为一个可理解性模式正在出现，这个模式使我们在所构成表象中获得存在的东西（what—is）。这样，第一个预设便是客观化和表象过程，我们自称通过这个过程取得实在之充分知识乃是一个确定性经验，仅当在这样的客观性中寻找存在者时才出现科学知识的可能性。正是在客观性表象确实可靠的这个经验中我们成为主体。在笛卡尔那里，人成为第一个真正的主体、基础，同时也成为存在者本身所指向的中心。但此事之所以可能，仅仅因为世界已成为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一幅画像，一个形象。海德格尔指出，世界之成为一个形象和人之成为存在者中间的一个主体是同一回事，两个过程是缠在一起的：“世界愈益成为一个形象，人便愈益坚持自己是主体；世界愈益广泛和彻底地可作为被征服者被利用、愈益客观地呈现为对象，人便愈益主观起来，即愈益坚持己见，对世界的反思、世界的理论便愈益变成人的理论，变成人类学；无怪仅仅在世界成为一个形象的地方人本主义的影响日增。 ”〔1 〕海德格尔还在《关于人本主义的书信》（1946年）中谴责任何停留于人这个存在者而不回溯到存在本身的哲学为欠缺基础的哲学。让我们弄清楚海德格尔的反人本主义。他要排除的显然不是对人作为最具价值的存在者的尊重，而是有些思想家要使这种尊重的伦理观附着于其上的主体形而上学。
笛卡尔由“我思”推导出“我在”；事实上，“我在”隐藏于已立为最高主体的“我思”里。但“我在”不再是一个命题，它本身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的意义隐藏着，“我是谁”这一问题最初被掩埋在不确定代名词“一个人”（one）的出现之中， 在直接的自我知识的自命不凡之中，甚至在反思意识的幻象之中。因此，“此在”的分析不停地带着警醒的疑惑态度，不停地发问：“谁在那里？”海德格尔问道：要是“把‘我’作为给定的起点， 万一存在分析（ existential analysis）陷入此在本身所设的圈套， 即以它自身的假明显的和假直接的解释的形式出现的圈套，又怎么办？”〔2 〕这种怀疑表明对“谁在那里”这一问题的答复不能具有证据的价值，却只有解释的价值。这个价值本身以怎样解释在那里的这个人同世界以及同他人的关系而定。海德格尔以这种方式破除人本主义，并非为了要破坏伦理和政治赖以确立的基础，而是为了它们在非人类学的土地上更深和更可靠地建立它们的基础。
在法国对人本主义的人类学基础还有另一种攻击，不是从本体论立场发动，而是涉及人文科学中流行的可理解性模式问题。
20 世纪初， 德国哲学家狄尔泰相信适宜于人文科学的理解（understanding）模式同自然科学的说明（explanation）模式是对立的。因为我们所理解的首先是和原则上是以记号表达的他人心灵生活。这样，历史、社会学和语言学中含有的理解只能是我们在日常语言交际中的最初理解的扩充。因此理解是双重主观的，从一个主体到另一个主体。
现今由于语言学、心理分析和结构人类学的辉煌发展，另一种可理解性模式已在人文科学中占领主导地位。依照这种模式，理解不再和说明对立，对人类事实的掌握不再依靠自己或他人的意识。这是现在为哲学结构主义广泛采用的符号学模式（semiological model）。
符号学模式是对主体哲学的挑战，因为它从一个和主体的意向目的完全不同的观点来看意义问题。结构语言学有四个公设。第一个公设是语言和说话的分别；第二个公设是历时性从属于共时性的观点；第三个公设是把语言的实质（语音的和语义的）方面化简为形式的方面。语言被消除了内容，便不过是纯由它们之间的差异来下定义的记号系统。结构主义的任何假说的涵义，在第四个公设中确切地表明了：语言本质上是一个内部依赖关系的自动物（autonomous entity）， 即一个结构。〔3〕这最后一个公设可唤做记号系统封闭性公设， 它概括了所有其他公设。这是向现象学提出最大挑战的公设。依照现象学，语言不是一个对象，而是一个媒介，我们用它或通过它使自己朝向实在；对事物有所讲谈，所说的一纵即逝，向它所说的东西流动；它超越自身并在一个指称事物的意向运动中确立自身。依照结构语言学，语言是自给自足的；它的一切差别都是内在的，而且它是先于说话主体的一个系统。这样我们就会明白符号学模式如何使某些哲学家开始走上蓄意反主观主义、反人本主义的方向了。语言自给自足，没有对象，它既不向它会指称的世界开放，也不向会给它注入活力、用它来谈世界的人开放；自我指向和世界指向同时不见了。
正是在这个时候，心理分析同语言学携起手来。它对主体哲学的攻击甚至更为激烈。它的矛头直指笛卡尔自信已给确定性找到牢靠的基础所在。弗洛伊德在构成整个意识场的意义景像下面深挖，暴露出那掩饰我们欲望的幻想与幻觉的作用。这样，说明以意识属性的暂时中止开场。它是不要求约简为意识而要意识被约简掉的反现象学。在他谈论“自我”、“本我”（Id）、“超我”的题目中，主体之被逐出又推进了一步。不仅自我的最深底层（Id）是无意识的，甚至最高层（超我）也是无意识的。换言之，无意识的特征不仅是被压抑的欲望具有的，而且是使来自社会权威（主要是双亲权威）的命令和规则深入我们内心的那个复杂过程本身具有的。
一、什么是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是一个贬义词，是指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中的一种思潮或运动。反对把自然科学看做文化中价值最高部分的哲学家把他们所反对的看法称为“科学主义”（scientism），加以贬斥。但也有些不赞成科学“至高无上”的人不用这个贬义词，而恰当地把这种看法叫做认识论的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和本体论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罗蒂的著作《哲学和自然之镜》（1979年）出版以后，基础主义成为众矢之的。人们纷纷把当代西方哲学的走入死胡同，归咎于笛卡尔首创的基础主义。笛卡尔的论点大致是这样：（一）科学是唯一的知识、永恒的真理。伦理的、美学的和神学的思想都将被科学的进步所排除。接受传统规范的唯一理由不过是，在我们在一切实践领域还没有足够的科学知识的限度内，按照传统规则和基于经验的作法来生活是慎重的。这一点最重要，以下各点可由此直接或间接地推演出来。（二）科学知识的确定性（certainty）在于它以主体中的明白清晰的观念为基础；这是知识的阿基米德点。（三）自然科学之所以是客观实在的正确表象，是由于科学方法的应用。它成了一切知识的标准和范例。（四）当一切知识都成为科学知识之日，就是一切人生问题（包括伦理道德问题）都得到解答之时。（五）所以科学是文化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20世纪的哲学家很少完全接受这些论点。他们首先否认科学是永恒真理，而认为它是猜测的知识（波普）或得到验证的假说（卡尔纳普）；科学的合理内容不过是经受住反复检验并且通过和其他竞争假说的比较才暂时被接受的（拉卡托斯）；只是整个科学可以说得到了证实，任何个别部分都可能被证伪，但通过内部调整，整个科学仍会被接受（奎因）。否定笛卡尔第一论点的哲学家往往也否定确定性论点；不过不少经验论者仍能以感觉经验的确定性代替理性直觉的确定性。至于否定科学知识可解答一切人生问题的人就更多了。但是，只要当代哲学家继续赞同笛卡尔的表象主义并且相信科学方法，他们就是认识论基础主义者，例如皮尔士、罗素、波普、卡尔纳普、拉卡托斯和奎因都是这样的基础主义者，因此他们的观点被反对派贬斥为科学主义。
人们用“科学主义”一词不仅要贬损认识论基础主义，也要贬损本体论的自然主义，因为自然主义者承认因果律可以说明一切自然、社会、文化现象和人的行动，简言之，一切都在科学说明的范围之内。这样，“科学主义”一词实际上是对基础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贬称。那么什么是自然主义呢？
自然主义运动是一种形而上学思潮，它所坚持的是一种方法论的、而非本体论的一元论：这种方法论可以同各种本体论（二元论、唯心论、唯物论、有神论、无神论等等）一致。这样自然主义的特征在于否定有任何事物原则上存在于科学说明的范围之外，主张自然界不单是一切自然对象（包括人）的总称，而且是一切自然过程的系统。就其提供科学说明而论，自然界是一个自足的系统，一切过程原则上都可能得到科学的说明。换言之，自然界的一切原则上是可理解的。理性就是贯彻始终地应用自然方法。
自然方法可简单地归结为：（1）通过辨明所研究对象的自然原因提出说明；（2）检验这个说明的后果；如果假说真会有什么后果呢？真理仅仅是后果问题。自然方法乃是一类自然对象（即人）对其他自然对象进行操作的方式。
自然界可理解的含义：自然界是规律性的，自然方法试图通过研究来确立自然规律。人作为自然对象，同其他自然对象一样受自然规律的支配。构成人的心智和社会生活的自然过程可用自然方法来研究，属于这种方法所发现的自然规律的范围。
一定时期关于世界的知识就是那一时期的科学知识。因为人们相信科学知识是通过严格地和连续不断地应用自然方法获得的。但是对于科学的任何学说仍可进行无穷的检验，因而任何学说都没有最终的确定性，并没有永恒真理。
“科学之外无知识”并不是说：人只通过科学研究同自然界打交道。体验世界有各种方式，但认知地同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是科学的。科学方法是唯一的认知方法。自然主义者并不认为只有科学对象是真实的；一切自然对象都同等地真实，科学的描述词汇并不能穷尽自然界的实在性。
整个地说，自然界无道德性，除开它的对象中间包括那具有价值并追求价值的人类这一点之外。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的人类不能够约简为任何其他部分，但和其他部分一样，是可以应用自然方法来说明的。只有自然方法，而非某种道德直觉，可提供解释道德争论的钥匙。并且道德理论也同其他科学理论一样，可通过检验后果来决定理论的强弱或是否恰当。
在30—40年代，自然主义流行于美国，其主要代表为杜威、桑塔亚纳（Santayana）和科恩等。较近时期的代表人物则有纳格尔（E.Nagel）和胡克（S.Hook）。以后自然主义被分析经验论取而代之。但是它提出的“科学方法的连续性”问题，仍为当代争论的焦点。
总而言之，认识论的基础主义，不管是真理性的还是概率性的，本体论的自然主义，不管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都不自称为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是反对者对它们的贬称。
二、什么是人本主义？
人本主义至少有两种涵义。在历史上人本主义是14世纪下半期发源于意大利并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的哲学和文学运动，它构成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个要素。人本主义也指承认人的价值和尊严，把人看作万物的尺度，或以人性、人的有限性和人的利益为主题的任何哲学。
前者是文艺复兴的一个基本方面，当时思想家从这一方面把人重新纳入自然和历史世界中去，并以这个观点来解释人。在这个意义上人本主义是造成17世纪科学革命的基本条件之一，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促使“科学主义”诞生的一个条件。17世纪以来的基础主义和19世纪末期以来的自然主义并不反对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历史上的人本主义运动是同超自然信仰和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相对立的。
撇开历史上的人本主义不谈，我们现在讨论当代的人本主义。
人们通常认为当代人本主义即是“主体哲学”（philosophyofthesubject）。由于哲学家对“主体”的理解并不一致，在这个意义上，“人本主义”是多义的。
如果把导源于笛卡尔的“我思”和康德的先验自我的哲学都看作人本主义，那么新康德主义便是人本主义的典型。我们不谈个别新康德主义者是否属于人本主义思潮中的哲学家，整个地说，新康德主义继承康德为科学、尤其自然科学（马堡学派）和文化科学（佛莱堡学派）奠立基础的纲领而努力，他们由以出发的自我是一般的、非经验的和非人格的，与人本主义者所强调的经验自我根本不同。并且新康德主义特别重视科学的价值，这恰恰是“科学主义”的特征，同强调个人价值的人本主义大异其趣。
其次，作为“主体哲学”或“意识哲学”的一派，胡塞尔现象学也可以被称为人本主义。他同康德一样以自我为出发点，力求为科学知识奠立基础。不同的是，他求助于“本质直观”，以描述方式进行其构成客观性的工作。早期反心理学主义使他把逻辑结构看作“真理本身”。胡塞尔的“我思”有别于康德，不是非人格的，但客观性的先验奠基所需要的不是一个主体或主体性，却需要多元的、主体间的、原子论般的奠基。难道这样的奠基学说是人本主义的？是的，要是我们把任何“主体哲学”当作人本主义的话。但是人本主义以人的首要性为特征，而胡塞尔则对日常语言和日常生活中的“我”给予现象学“还原”（reduction）。他并不为人的要求作出哲学辩护，他关心的是要使哲学成为严格的科学。这样看来，唯心主义现象学不属于人本主义范畴。
第三，来源于现象学的“哲学人类学”的舍勒（M.Scheler）的反形式主义价值哲学强调人格是道德行动的中心，似乎同人本主义一致。但人格主义并不令人成为善和恶的尺度。有的人格主义者理解人格主义是人对于被还原为观念或事物层次作出经常性抗议并充分注视当代文化危机的哲学。人格主义旨趣的这种变化使它向人本主义方向靠近。但人格主义者仍然不甚重视个人定立其自身的能力，而更重视个人的善于容纳他人和向一个价值秩序的开放。所以人格主义还不是完全的人本主义。但流行于美国的人格主义或精神主义（spiritualism，以波士顿大学为中心）通常也被叫做人本主义。
第四，我们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中找到了真正的、完全的人本主义。他的著作《有和无》是把现象学、存在哲学和人本主义冶于一炉的集中体现，是人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表现。存在主义者断定：“在人的世界、人的主体性世界之外并无其他世界。”存在主义作为典型的人本主义是同自然主义不相容的。
第五，狄尔泰及其后继者的方法论解释学强调社会、人文科学要求对文本（text）或社会历史现象的理解，和自然科学采用一般规律来说明所研究现象显然不同。理解和说明是两种不同的科学方法。但自然主义则坚持科学方法的连续性，包括人在内的一切自然对象与现象都可应用一般规律给予科学说明，认为这才会获得真正的科学知识。这样，方法论解释学同自然主义是对立的。解释学在否认真理确定性这一点上也同认识论基础主义不相容。所以在整个哲学领域内，早期解释学可以说属于人本主义范畴，是同科学主义对立的。
三、反人本主义
大陆哲学，特别是法国哲学在60年代后期冒出反人本主义思潮，以关于为人本主义奠立基础问题的各种学说代替“主体哲学”。
在著名的德国社会学界的“方法论争论”（Methodenstreit）时期，认识论各派所提问题都以主体—客体的关系为要旨，意识“为客观性奠基”的工作即是这种关系。但海德格尔却指出：真正的基础研究是不能把这种关系作为根本的。基础研究是什么呢？是恢复现已遗忘的“存在”意义的研究。于是“我思”问题的地位降低了，被“存在是什么”问题所取代。当然这个问题是在我们自身之构成、亦即构成那在使用概念表达出存在的意义之前已领悟存在的人这个举动中先被察觉的，但我们之此—存在起初并不是意识到自己的经验主体；它不是笛卡尔、康德和胡塞尔的“我思”。这就是为什么海德格尔把它唤做“此在”—Dasein，不唤做“我”。它在存在中所属层次较之能知主体面对着所思客体的那个层次要低。这个问题海德格尔首先在《图像的时代》这篇论文中提出来，他说“我思故我在”不是一个超时间的或无预先假定的陈述。它是在一定时期作出的，那个时期科学自身作为一个可理解性模式正在出现，这个模式使我们在所构成表象中获得存在的东西（what—is）。这样，第一个预设便是客观化和表象过程，我们自称通过这个过程取得实在之充分知识乃是一个确定性经验，仅当在这样的客观性中寻找存在者时才出现科学知识的可能性。正是在客观性表象确实可靠的这个经验中我们成为主体。在笛卡尔那里，人成为第一个真正的主体、基础，同时也成为存在者本身所指向的中心。但此事之所以可能，仅仅因为世界已成为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一幅画像，一个形象。海德格尔指出，世界之成为一个形象和人之成为存在者中间的一个主体是同一回事，两个过程是缠在一起的：“世界愈益成为一个形象，人便愈益坚持自己是主体；世界愈益广泛和彻底地可作为被征服者被利用、愈益客观地呈现为对象，人便愈益主观起来，即愈益坚持己见，对世界的反思、世界的理论便愈益变成人的理论，变成人类学；无怪仅仅在世界成为一个形象的地方人本主义的影响日增。”〔1〕海德格尔还在《关于人本主义的书信》（1946年）中谴责任何停留于人这个存在者而不回溯到存在本身的哲学为欠缺基础的哲学。让我们弄清楚海德格尔的反人本主义。他要排除的显然不是对人作为最具价值的存在者的尊重，而是有些思想家要使这种尊重的伦理观附着于其上的主体形而上学。
笛卡尔由“我思”推导出“我在”；事实上，“我在”隐藏于已立为最高主体的“我思”里。但“我在”不再是一个命题，它本身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的意义隐藏着，“我是谁”这一问题最初被掩埋在不确定代名词“一个人”（one）的出现之中，在直接的自我知识的自命不凡之中，甚至在反思意识的幻象之中。因此，“此在”的分析不停地带着警醒的疑惑态度，不停地发问：“谁在那里？”海德格尔问道：要是“把‘我’作为给定的起点，万一存在分析（existentialanalysis）陷入此在本身所设的圈套，即以它自身的假明显的和假直接的解释的形式出现的圈套，又怎么办？”〔2〕这种怀疑表明对“谁在那里”这一问题的答复不能具有证据的价值，却只有解释的价值。这个价值本身以怎样解释在那里的这个人同世界以及同他人的关系而定。海德格尔以这种方式破除人本主义，并非为了要破坏伦理和政治赖以确立的基础，而是为了它们在非人类学的土地上更深和更可靠地建立它们的基础。
在法国对人本主义的人类学基础还有另一种攻击，不是从本体论立场发动，而是涉及人文科学中流行的可理解性模式问题。
20世纪初，德国哲学家狄尔泰相信适宜于人文科学的理解（understanding）模式同自然科学的说明（explanation）模式是对立的。因为我们所理解的首先是和原则上是以记号表达的他人心灵生活。这样，历史、社会学和语言学中含有的理解只能是我们在日常语言交际中的最初理解的扩充。因此理解是双重主观的，从一个主体到另一个主体。
现今由于语言学、心理分析和结构人类学的辉煌发展，另一种可理解性模式已在人文科学中占领主导地位。依照这种模式，理解不再和说明对立，对人类事实的掌握不再依靠自己或他人的意识。这是现在为哲学结构主义广泛采用的符号学模式（semiologicalmodel）。
符号学模式是对主体哲学的挑战，因为它从一个和主体的意向目的完全不同的观点来看意义问题。结构语言学有四个公设。第一个公设是语言和说话的分别；第二个公设是历时性从属于共时性的观点；第三个公设是把语言的实质（语音的和语义的）方面化简为形式的方面。语言被消除了内容，便不过是纯由它们之间的差异来下定义的记号系统。结构主义的任何假说的涵义，在第四个公设中确切地表明了：语言本质上是一个内部依赖关系的自动物（autonomousentity），即一个结构。〔3〕这最后一个公设可唤做记号系统封闭性公设，它概括了所有其他公设。这是向现象学提出最大挑战的公设。依照现象学，语言不是一个对象，而是一个媒介，我们用它或通过它使自己朝向实在；对事物有所讲谈，所说的一纵即逝，向它所说的东西流动；它超越自身并在一个指称事物的意向运动中确立自身。依照结构语言学，语言是自给自足的；它的一切差别都是内在的，而且它是先于说话主体的一个系统。这样我们就会明白符号学模式如何使某些哲学家开始走上蓄意反主观主义、反人本主义的方向了。语言自给自足，没有对象，它既不向它会指称的世界开放，也不向会给它注入活力、用它来谈世界的人开放；自我指向和世界指向同时不见了。
正是在这个时候，心理分析同语言学携起手来。它对主体哲学的攻击甚至更为激烈。它的矛头直指笛卡尔自信已给确定性找到牢靠的基础所在。弗洛伊德在构成整个意识场的意义景像下面深挖，暴露出那掩饰我们欲望的幻想与幻觉的作用。这样，说明以意识属性的暂时中止开场。它是不要求约简为意识而要意识被约简掉的反现象学。在他谈论“自我”、“本我”（Id）、“超我”的题目中，主体之被逐出又推进了一步。不仅自我的最深底层（Id）是无意识的，甚至最高层（超我）也是无意识的。换言之，无意识的特征不仅是被压抑的欲望具有的，而且是使来自社会权威（主要是双亲权威）的命令和规则深入我们内心的那个复杂过程本身具有的。
再谈关于语言学和结构人类学的合作，这种方法论重新组合的哲学含义非常重大。要是各种文化现象都被当作符号系统，个人实际经验对于文化现象便像说话主体对于语言现象一样成为不相干的。“人类学把社会生活看做其一切方面有机地相联系的一个系统。……人类学家试图构造模型的时候，基本的动机总是要发现社会生活的一切表现所具有的共同形式。”〔4〕亲属系统在这方面是一个范例。像语言系统一样，它们是心智在无意识层次上设计出的，所以心智并不是心理主体或先验主体特有的东西。在语言、亲属系统和构成社会的其他一切符号系统中工作的心智是同其创造物合为一体的。它就是制度本身，它就是文化。这是客观知识可能性要付出的代价：思想已经在事物中，在社会事实中。我们能够更进一步：如果心是结构，并且结构是在事物中，为什么不说心是一物呢？“既然心也是物，此物的功能在于把其他事物的性质告诉我们。”〔5〕这样，你就会明白为何斯特劳斯能够这样说：“人文科学的最终目的不是把人来构成，而是使人消失。”〔6〕
第四，上述对主体哲学的批评是从共时性的观点来看基础问题，是从历史抽象出来。但对主体哲学的批评亦可以是异时性的：即以不同方式去消除主体之构成世界的奢望，表明它忽视社会、文化系统的历史变迁以及它们的共时性结构。这就是福柯建立知识考古学的宗旨。它指出每一个知识域（叫做episteme）都有连贯的结构。这样在《词语和事物》一书（英译为《事物的秩序》，1970年）中所研究的三种实在事物——生活、工作、语言，它们在知识史的每一时期都构成一个系统，但由一时期到另一时期则是不连续的和变异的，“这些变异如此突然，以致排除知识的连续性和进步的任何观念……我们的现代性（modernity）是崭新的。这样，考古学抛弃历史，同时也否定那保证历史连续性的东西：由先天性构成的人性永恒性。”〔7〕
至于人本身，不过是在短暂的概念系统中一个正在消失的形象，一个有限物，仅在系统唤起他、为他提供根据和给予他特殊地位的那个时限内真正存在。人原是被笛卡尔哲学和人文科学升格为认识论的实体的。考古学认识论对人本主义的批评同海德格尔“世界画像时代”的批评是很近似的。
当今哲学思潮的根本对立是一方为主体哲学，另一方为系统理论。幸而最近一个时期，出现以这一或那一方式试图避免这种主体和系统之间的矛盾的研究。
第五，首先是在语言学中并且扩展到其他人文科学的对符号学模型的批评。主要受乔姆斯基的影响，结构主义的布拉格学派、日内瓦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共同构造一个新模型，按照这个转换语法模型，能力（competence）和表现（performance）之间的区别不同于语言和说话之间或系统和过程之间的区别。1965年《句法理论面面观》发表以后，乔姆斯基进一步把能力区分为语法能力和语义能力。一旦考虑到语言的意义方面，就有了一个较之索绪尔的“说话”丰富得多的言谈（discourse）概念了。索绪尔的“说话”流于变成所有和任何说话者对语言系统偶然地有所履行。作为言谈基础的单位是语句，它不能还原为语言单位的记号。言谈存在于作出论断的行为，这是不能还原为一个系统的记号中间的差别和反对关系的。它必定要指称某些东西，一个世界，也要指称一个说话者，他使用人称代名词来表示他正在讲话。最后，言谈还提到一个对话者：听众。但不仅说话主体的概念被如此处理，系统哲学使之实体化的讯号系统本身也趋于多样化。所谓说话者有口语能力便意味着他们有能力在信号中间进行辨别，在适当时机在一定情况下选择出适当信号。这样说话者晓得语言模型中的变异、区别和改变。所以言谈理论开辟对说话主体的新探讨。一方面是Jakobson、乔姆斯基的严格的语言学分析，另一方面是语言行为（speech—act）理论的哲学分析都向这一途径会合。这些对言谈的分析要求系统和说话主体概念作出平行的相关的修正。
解释学也指出同一方向。人只有靠解释他的潜藏于文献和文化中的人性记号来理解自己。这一想法要求主体概念的根本变革不亚于文本的变革。一方面解释行为所蕴涵的个人自己的间接理解便否认了建立于“我思”之上的一种哲学的直觉主义，并且证明它自己的意义依赖于它在自身之外所理解的意义。另一方面，文本的理解并不以发现其结构由以组成的那些记号为满足，却以把它所指向的世界的形象、存在的方式显露出来而告终。但这一显露又不过是主体遭到废黜的副本，这主体要兜圈子地经由世界的记号来理解自己。这样解释学圆圈便标明系统概念和主体概念的同时抛弃。
以上各种反人本主义，特别是结构主义，坚持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认识论断裂”，把人本主义贬谪于意识形态领域。结构主义乃当代科学主义的典型，同人本主义是不相容的。海德格尔的解释学和福柯的后结构主义则既反对人本主义，也反对科学主义。
目前有两个途径可以解决人本主义同科学理论的两难困境。其一是返回到梅洛庞蒂的立场：重新掌握在较低于任何理论或实际行为的层次上人和世界的契合这个观念。Dufrenne指出：人的哲学必须承认人同世界相关联是人的特权。但依照梅洛庞蒂的最后哲学，人不再是构造一切客观性的主体。在他未曾构成对象之前，他就已受尽世界的折磨。与此相应，论域不再是自足的。“那描述世界的观念外衣，是染着毒血的衣服，所有真理的纤维把它粘附在世界上，仅仅因为世界把自己的量度尺寸给了人，人才会织造出这些服装。”〔8〕这样，理论系统之不再本身自足，正如人不再是意义的给予者。必须戳穿双方的狂妄自负，才能够找到主体与客体原来的相互关系。
有人提出另一途径：接受人本主义和科学理论之间的整个分离，但并不因而把人本主义贬谪于意识形态领域。这样可以承认一切归于理论、系统，仅仅为了保留最主要的东西：“他人”，他的脸孔，他的言谈。但这被置于总体之外的东西并不是主体哲学的构成性“我思”，它甚至不是“我”而是“你”。并且我的最初出现不是主格的“I”，而是宾格的“me”，由于同他人靠近而有责任心。既然是这样，形而上学的唯一可能形式便是伦理学。伦理学本身起源于我发现自己处于最易受责难的情况中之时——被当作他人的人质的状态。
这样，当代哲学受对主体哲学的批评所鼓舞，以各种不同方式试图创造性地架桥连接无一个主体的系统和一个没有真理的主体之间的鸿沟；或则放弃以根本改变对立的关系为代价在较高的综合中调合双方的想法，局限于对这种冲突的不能解决的特性进行反思。在这个困境中，人本主义别无选择，不得不承认自身未奠立基础——有如一个赌注或者一个口号。
四、现代西方哲学的两根主线
从上面所述看来，现代西方哲学并非只有黑白分明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条线，而是五光十色，斑驳多彩。以人本主义作中心而论，一方面有当代人本主义所反对的基础主义认识论和自然主义哲学；另一方面有或从本体论或从方法论角度攻击人本主义的各个学派，还有既反对人本主义也反对科学主义的解释学，最后有试图协调主体和世界，从而避免两难处境的新方向。这样单纯地看到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对立，远远不够准确和全面。仅就有较大影响的学派来说，情况是相当复杂的。
但就现代哲学思潮而论，是否有两根或三根主线呢？也许我们习惯上听到的关于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对立是指两根主线的平行发展或相互反对吧？我觉得把各派主张进行分析，从而归结为两种或三种思潮是可行的。但用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来称谓，并且认为两者根本对立、互不相容，便很不恰当。现在略谈这个问题。
现代西方哲学的分野决定于合理性的两个类型或两种模式。其一是批评的、反思的和分析的合理性，其他是思辨的、创新的和综合的合理性。这样，贯穿于西方现代的两大思潮，大致相当于康德谈到的两种哲学。康德就笛卡尔的“我思”问题反复提问四次：什么是我能够知道的？什么是我必须做的？什么是我可以希望的？什么是人？由康德的第一问题导出关于世界的哲学，由其他三个问题导出关于人的哲学。前者对知识进行批评的反思，后者对人的行动作思辨的探索。关于世界的哲学和第一个合理性模式对应，可以叫做“理性和真理的哲学”；关于人的哲学和第二个合理性模式相符，可以叫做“自由和价值的哲学”。这两种哲学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平行发展，是相反相成的两大思潮，是贯穿整个现代哲学史的两根主线。为了解答关于人本主义的争论，现在仅就人的哲学的起源和发展简单地回顾一下。
从笛卡尔提出“我是谁”的问题开始，批评反思的哲学越来越占重要地位；思辨综合的哲学直到19世纪、20世纪之交才逐渐显出其重大意义。
笛卡尔的“我”是普遍的非历史性的主体，“我”是任何地域、任何时间的每个人。真正的现代主体（modernsubject）和个人有别。在主体那里，意志代替思维、判断代替概念、行动代替知识成为首要的和中心的能力、力量。这一主体成了万物的尺度，于是当代人本主义诞生了。它来源于人性的本体论研究。
英美分析哲学以研究知识问题为主，其对行动问题、人性问题的研究所用方法亦和知识论类似，例如语言行为理论和心智哲学（philosophyofmind）。大陆思辨哲学对行动问题的研究方法来源于康德、黑格尔、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一直延续到胡塞尔的现象学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它所探索的问题是：人的自由必须有何种类型的存在，以便决策和负责任之类的现象成为可能？这是对自由问题的本体论研究。康德首先提出“实践理性批判”的观念：我知道我是自由的，因为我晓得我的责任，反过来说，我能够尽责，因为我是自由的。这是道德的两个基础：本体论的和认识论的；也是对伦理问题的两个研究方法。但当代几乎没有任何哲学家接受康德关于道德律可以约简为空洞的普遍形式这个观点。现代哲学不仅继承黑格尔对康德形式主义的批判，而且赞同他关于在一般的法律、经济、政治以及其他实践活动的环境中恢复道德责任的原位这个主张。这就同时给予自由概念一个具体内容了。于是黑格尔哲学开辟了到现象描述方法的道路。但黑格尔所设想的人是一切实在对之最终都是合理的，正如一切合理性的意义最终是那已成为实在的或即将实现者。对此持异议的是克尔凯郭尔的个人（individuals）。这抗议的回声直到今天还在哲学核心中间引起共鸣。不过，克尔凯郭尔并不完全抛弃黑格尔的中心观念，即自由之实现是随人的制度之日益丰富而进步的渐进过程。的确，他的人生阶段——美学的、伦理的和宗教的阶段——就是自由的发展阶段，其中每一阶段都呈现自由和价值的某种相互关联。但此一阶段和次一阶段之间欠缺媒介，并不连续。存在主义者由克尔凯郭尔得来的恰恰是这个由必然界域到自由的“飞跃”中所含有的“非理性”因素。
最后，当代哲学继承了尼采按照价值概念对这个问题的表述。尼采由经济学借用这个概念，把它普遍化，以表示一切源出意志的评价活动的东西。价值概念的这个表述并不限于简单地改变一词的用法，因为以评价能力来代替康德的最高命令，尼采就把意志置于一个同指令与遵从完全不同的关联中了。依尼采看，意志远远不是单纯地接受道德律的要求，它创造它自己的评价，并且代表这个权力的中心，实行权力意志的权力。意志的控制权和统治恰恰在于它有能力改变其价值的次序。自此以后，自由与价值的哲学就成为使价值的级别同意志的强弱程度相关的哲学：准确地说，意志哲学的特征在于应用系统怀疑或猜测方法源出于传统形而上学，尤其源出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之融合的价值体系，这种方法把一切道德唯心论当做意志薄弱的症候。而尼采的谱系学就是揭穿以所谓“优等的”、“超验的”和精神的主张所掩饰的意志薄弱的特殊方法。因此尼采哲学就以谱系学观点使康德的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克尔凯郭尔的阶段哲学臻于完善。它不仅加强继承黑格尔的哲学方法的现象学描述性，而且进一步开辟了把这个现象学改造为解释学，换言之，改造为解释的理论的道路。尼采以系统的怀疑回应克尔凯郭尔的个人的呼吁。这样，除现代哲学所依赖的合理性的两个类型之外，还添加两大“例外”（雅斯贝尔斯语）的侵蚀作用。
五、简短的结论
关于现代西方哲学中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相对立或平分秋色的理解是不恰当的。因为，首先，“科学主义”是贬义词；其次，人本主义一词，上面已经指出，是多义的。但要是对于这两种思潮对立或并行不悖局面有正确理解，所指的应是“理性和真理的哲学”与“自由和价值的哲学”，而非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这才是贯穿整个现代哲学的两大思潮或两根主线。前者可简称知识哲学，后者可简称行动哲学。因为分析的语言哲学和心智哲学可包括在广义的知识哲学之内，而非分析的大陆语言哲学和价值哲学则可包括在广义的行动哲学之内。在知识哲学和行动哲学中都有人本主义和反人本主义思潮。
人本主义既可以同科学主义结合或相容（如实用主义，甚至逻辑实证主义就其重视人的尊严和价值而论并非反人本主义，虽然它反对主体哲学），也可反对科学主义（如存在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反人本主义既可以是典型的科学主义（如结构主义），亦可反对科学主义（如海德格尔和后结构主义）。这一错综复杂表明根本对立或平分秋色论的不恰当。
人本主义和反人本主义的对立、不相容的后果是主体或自我和世界或文化的两分和隔离。这个矛盾的解决和两者原有相互关系的恢复是近来出现的哲学思潮力图解决的问题，这是十分可喜的。这一倾向将会发展为21世纪最重要的哲学思潮。尽管如此，在这种较新思潮中“自我”或主体的意义已经改变，不复是自笛卡尔到罗素哲学中的主体，因而17—20世纪前半叶的“现代主体”（福柯语）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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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海德格尔：《迷路》，FrankfortamMain，1950年版，第85—86页。
〔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英译本，1967年版，第25节。
在不同向度上展开的这样两类“科学式”努力之间，可以发现，既存在着区别，也存在着相同。区别，是就对某类意识形态内容“产生一般性影响”的态度而言，应该说，这已日益显得并不十分重要；相同，是就两者都以为对社会各类法律现象这一广义文本的实证分析研究可以拥有“科学资格”而言，[6]相对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后文，我将不讨论某类意识形态内容的“一般性指引”问题。这一问题，与本文论述的主旨关系不大。我将深入研讨两类“科学式”努力的相同之处，即一种相信对社会各类法律现象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可以获得“法律科学知识”的观念。[7]
本文尝试从历时和共时两个方面，[8]分析“法学科学性”观念的理论困境。通过全文的阐述，我将论证一个观点：具有普遍意义的所谓“科学”的法学知识是难以存在的，法学知识不可能成为法律现象的精确图解（即使是近似），法学知识正如法律现象本身一样，是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产物，其可以而且只能、甚至应该成为社会法律实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无法独立自身。不过，我需要事先申明：“法学知识无法成为普遍客观精确”的提法，即便不是“老生常谈”，也是“老调重弹”。[9]但是，“法学知识实为法律实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提法，应该是极为鲜见的。而且，我的观点暗示了，在“法学知识无法普遍客观精确”的提法和“法学知识实为法律实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提法之间，存在着重要的逻辑通道。前者论说的纵深推进（当然是方向之一），就是后者言述的自然浮现。我将提供一种可能是较为独特的论证进路以说明这点。这一论证进路的根本要点（集中在本文第二部分），在于将法律实践中“法律”一词以及其他诸如“宪法”、“刑法”、“民法”……等词汇的“探讨性”使用（后文对此将作详细解释）凸现出来，并经此，而且以此为根基，将法学知识谱系和实践中法律知识[10]谱系置于同一平台，使两者在重要意义上呈现为同一事物的同一方面。[11]同时，我将某些其他论证要点（相对而言不是根本性的）最终嫁接于这一根本要点，从而，在另外方面，展现渐次深入的论说层次。我还需事先申明：因为“科学”一词的使用在人们通称的社会科学中已成惯例，而且，“科学”语汇使用以及“科学意识形态”运作的成效，在除法学以外的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中，[12]是本人现有知识和分析能力所不能把握的，所以，本文的论证，将仅仅限于法学与法律的语境。我相信，社会科学各科之间可能存在着共性。但是，我的确认为，而且将要深入阐述，法学知识的独特根基与秉性，极为可能使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无法分享“科学”这一荣誉（除非对“科学”一词作出另外的界定说明，比如“仅仅进行精湛的理论分析就是科学的”）。我无意攻击社会科学学术中“科学”一词的有益使用，我的目的，仅仅在于瓦解法学语境中的“科学主义”。[13]
当然，在分析论证“科学式法学知识”观念的困境之后，我将进一步指出，法学知识的道路究竟是怎样的，其真正作用究竟何在，以及抛弃法学“科学主义”将会导致怎样的社会法律实践的积极意义。
一
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各国开始了自身的调整过程。进入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各国已出现了较之本世纪初有很大的变化。资本主义的变化给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它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一些传统的理论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地回答当代面临的新问题，把科学社会主义推向前进。当达资本主义各国，经过几十年的自身调整，出现了较大的变化。概括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①生产的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虽然存在，但已有所变化，主要表现在国有经济的出现和股份制经济的发展上。在二战前的野蛮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同生产的社会化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对抗性的，常常造成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和社会的政治动荡。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各国开始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加以调整；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虽然存在，但人民的生活状况有较大改善。二战前的野蛮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严重，一极是资本家财富的积累，一极是工人阶级贫困的积累。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当时是很糟的，相当多的劳动群众处于绝对贫困化状态年代；③政府加强了对经济的宏观管理。战后，资本主义各国为了克服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对社会经济的破坏，开始加强对经济的干预；④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虽然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但它依然在推动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没有表现出像二战以前野蛮资本主义时期那样，严重束缚生产力。
资本主义在当代的上述变化，为科学社会主义提出了新课题。它要求我们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1 应进一步认识和论证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论断
随着资本主义在当代的变化，一些人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结论产生了怀疑，以为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消失了，资本主义成了最合理的制度。应该承认，当代资本主义的确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有下述三点我们必须看到。
（1）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并没有消失，并且依然发展着。在美国，生产的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矛盾不仅依然存在，并且致使美国日益成为病态的社会。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
（2）从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中不应得出资本主义制度更合理的结论。因为，这种变化恰恰是资本主义各国在科学社会主义取得重大成就、社会主义社会的许多优越性充分显示出来后，吸收、借鉴社会主义成就的结果。
（3）当代资本主义的发达有着特殊的历史原因，其他国家东施效颦，走资本主义之路很难成功。必须看到，当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脱离封建社会较早，进入大机器工业的文明发展阶段历史较长。在上百年的时间中，它们曾长期剥削和奴役落后国家，这为其经济起飞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由于这些国家在生产社会化、市场化方面，起步早、起点高，捷足先登，率先抢占了某些世界市场，因而也为他们在战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 应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
多年来，人们一直以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就是要彻底否定资本主义的一切。其结果使社会主义发展缓慢。现在看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必然的，但代替的具体形式则是辩证否定的形式。代替的同时也有继承、借鉴和吸收。
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一，战后资本主义在几十年的发展进程中，虽然有较大的变化，但其基本经济制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没有改变。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度主义的时候，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是需要加以根本否定和摈弃的。其二，资本主义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为了适合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相继推出了许多与之相适应的具体的经济管理形式和社会管理形式。实践证明，这些具体的管理形式是人们积极探索和认识人类文明发展客观规律的积极成果。显然，类似市场经济体制这样的经济管理形式和社会管理形式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和商品经济条件下发展经济、管理社会的成功经验的结晶。它属于人类的共同财富。其三，战后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进程中，为了缓解自身矛盾，也借鉴和吸收了社会主义的一些成功的做法，从而使它成为今日的状况。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在代替资本主义的时候，不应将此作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摈弃。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也不应为了同资本主义“划清界限”而丢掉或抵制这些本来是社会主义应有的东西。如果那样，我们不仅偏离了人类文明发展大道，同时也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
3 应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具体历史进程
多年来，我们一直以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就是革命，只存在夺权的爆发式质变一种模式，似乎再无其他模式。笔者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借鉴、吸收社会主义成就而发生较大变化的条件下，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具体进程，除了有爆发式质变的方式，还会有非爆发式质变的方式。在总的量变过程中，可能要经过几个阶段性部分质变，最终达到根本性质变。
目前，这些国家都实行了不同程度的国有化经济，国有经济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行业，都较完善地建立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大多数人民生活有所保障并不断有所改善；都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使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有所克服；少数国家还吸收工人代表参加董事会，参与企业管理。上述这些实质上属于一种社会主义因素。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当代资本主义同早期资本主义相比，不是离社会主义更远，而是离社会主义更近了。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将要经历一个两种社会制度既相互较量、斗争，又相互借鉴、吸收，在某些方面相互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过程。目前，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恰好就处在这样一个阶段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