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科学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对学生进行科学启蒙教育，培养学生科学的世界观。要对学生进行科学启蒙教育，首先要使学生对科学产生兴趣，并使他们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激发学生兴趣的方法很多，但运用信息技术整合教育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因为运用了信息技术的课堂，是有声有色、有动有静，动静结合、生动活泼的课堂，符合小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征，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例如，笔者特意为三年级设计的《美丽的大自然》一课，是小学生学习和研究科学启蒙的第一课，也可以说是小学阶段全部科学课的绪论课。它将指导学生认识什么是大自然，涵盖了科学课所要学习研究的内容和学习方法。同时，它还要唤起学生对大自然中各种事物的关注，使他们产生学习和研究的欲望，进而为后续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了让学生多角度、多方位地获得感性认识，体验成功的快乐，营造愉快的环境，激发学生的兴趣，根据学生的可接受性，笔者运用信息技术，设计了“一看二做”的教学过程。一看就是观看有关大自然的视频，让学生感受大自然的美，认识大自然的一些物体和现象。二做就是做实验，笔者先演示了两个有趣的小实验——“小喷泉”和“水往高处走”，再让学生动手做。学生在观看视频时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美丽，在动手做实验时，享受到了成功的快乐。此时，学生的兴趣得到了激发，笔者再告诉他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始学习科学这门课，科学课很有趣，它就是专门研究大自然的。
2.运用信息技术，丰富课堂教学
小学科学书本中有的课文内容很抽象，仅凭教师的讲述，学生即使当时学了知识，也只是一知半解，并没真正理解、掌握，更谈不上对学生进行科学启蒙教育。而运用信息技术，却可以丰富课堂教学。例如，笔者在教授《探索宇宙》一课时，发现学生由于年龄尚小，对宇宙中的许多现象难以理解。因此，在课堂上，笔者先让学生观看有关视频，借此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而后又将实验和投影结合，让学生看到“银河系”的状态。笔者在圆形透明的水槽中装了一些水，在水中撒上泡沫代表银河系的星系，把它放在实物投影仪上让学生观察。学生从水槽的侧面看水面是平的，屏幕上的正投影也没有形成旋涡。当笔者用玻璃棒绕中心快速搅动水槽中的水时，水中的泡沫一起绕中心快速旋转起来，从水槽侧面看到水面中间向下凹形成锅底状，屏幕上的投影也形成了旋涡状。这样的观察是比较真实有效的，使学生有机会看到了平常难以观察到的自然现象，丰富了课堂教学。
3.运用信息技术，解决“暗箱”问题
小学科学课中，有许多知识属于“暗箱”课，如《人的消化系统》《人的血液循环》《植物怎样“喝水”》等。这些课文要求学生了解人体的生理知识，知道人体内部的生理变化，理解植物体内的变化等，要达到这些要求空洞的讲解往往难以达成教学目标。而借助信息技术，可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很好地解决“暗箱”课的问题。例如，《人的血液循环》一课，是典型的“暗箱”课，学生从外部无法观察到人的血液循环。于是，笔者就借助视频让学生亲眼看到了人的血液循环，学生有了感性认识后教师再讲解，学生便能轻松掌握相关知识，解决了“暗箱”中的难题。又如，在《植物怎样“喝水”》一课中，水分代谢是植物内部的运动变化，既看不到也摸不着，要学生掌握水分代谢的全过程，仅靠做三个实验是不能说明全部问题的，因此，教师有必要为学生建立一个发展想象的空间框架，把植物用根吸收水分、用导管运输水分、用气孔排出水分三方面的知识统一在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去掌握。为了解决这个“暗箱”问题，笔者设计了一个动画，让学生在动画演示的过程中了解植物用根吸收水分、用导管运输水分、用气孔排出水分的完整过程，把部分抽象的知识具体化、完整化，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4.运用信息技术，培养学生的多种能力
在小学科学教学中，运用信息技术，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例如，《溶解》一课，要求学生通过做实验，把所观察到的现象经过思维加工准确地运用语言表达出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笔者先让学生做“高锰酸钾在水中的溶解”的实验，让学生感知、认识并理解溶解现象。然后，笔者把这个实验利用投影仪展示出来，让学生仔细观察实验现象。通过观察，学生发现放入水中的高锰酸钾颗粒慢慢变小，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水槽中的水却慢慢变红了。由于学生亲自动手做了这个实验，再用投影形式强化认知，大家都能说出什么叫溶解。把一个实验具体到细节的放大，容易使描述更清晰，深化了学生对知识的认知，同时也让学生的各种能力得到了培养。
二、在小学科学教学中运用信息技术应注意的问题
1.找准结合点
找到信息技术与教学内容的最佳结合点，是有效利用好信息技术的关键。课堂上教师运用信息技术的教学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是一个教学片段、一个具体事例，甚至可以是解决一个知识点、一个具体问题，这样的简单课件也同样是一个好课件。信息技术运用到教学中，现代教学手段与传统教学手段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是很重要的，信息技术是辅助教学的一种工具，要用得恰到好处，要与传统教学取长补短、交相辉映。
2.体现主体性
信息技术与小学科学教学整合要注意体现学生的主体性。当前，信息技术与小学科学教学整合的辅助教学几乎都是在教师的控制下进行的，常常忽视了学生主体性的发挥。因此，教师在信息技术与小学科学教学整合的过程中，可根据教学的内容设计一定量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场景和一些趣味练习及智力游戏等。例如，在《物体在水中是沉还是浮》一课中，教师在设计课件时可以设置这样一个问题情境：两个朋友在玩乒乓球，不慎将乒乓球掉入了一个很深的洞中。随后，出示一个问题：同学们能不能想个办法将乒乓球取出来。学生在这种情境下充分讨论，教师在热烈的讨论中顺势导入新课。这样的设计，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探究活动得到了充分的促进，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北京卫星环境工程研究所是由所办负责科技学术论文、著作的收集、管理、归档工作，主要是通过每年举办1～2次国内空间环境工程等专业学术会议，出版会议论文集。科技论文年均两百篇左右；每年本所参加国际声和振动、空间环境材料、空间碎片等相关专业国际会议十项；在国际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年均20余篇，均围绕该领域及相关专业的研究和发展。由于参加国内外各种学术交流活动逐年增多，为技术发展和人才培养提供了支持，提高了所的整体学术地位和技术水平；同时由于学术水平显著提高，导致对空间环境及相关科技信息需求也不断增加，但在科技论文齐全归档和有效利用的管理工作方面，笔者认为还存在一些问题。
1.档案管理不到位。虽然目前对科技论文的归档范围已有明确要求，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并未及时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疏于严格管理。使科技论文归档的管理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档案人员不能主动收集科技论文，致使部分科技论文作者将论文存在自己手中。
2.审查不严格。航天科技有严格的保密审查和技术审查规定，但有部分作者为了图方便和省事，未经审查就直接将科技论文投在国内外的刊物上发表，造成科技论文归档不受控。
3.档案意识不强。部分科技人员不能自觉地将所发表的论文主动归档，特别是被EI、SCI等国际主要检查收集的优秀论文，甚至将论文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未能意识到科技论文是航天科技的宝贵财富，是促进科技快速发展的重要资源和技术支持。
解决科技论文归档与利用的途径
1.加大宣传力度，增强档案意识。在各项紧张繁忙的科研型号任务管理工作中往往对档案工作的不够重视，导致科技学术论文的归档和利用价值被忽视。
为了进一步加强宣传力度，增强科技人员的档案意识：一是在所网页“学术交流”专栏，增设“论文归档”栏目，大力宣传科技论文归档的要求及其重要性；二是利用每年举办的学术交流会活动，在征文通知中明确提出论文归档的要求；三是采用职务晋升方式，将是否归档作为一项硬指标，作为晋升的加减分项，把归档工作纳入科技人员的职责范围；四是通过各种载体的有效宣传，树立科技论文归档意识，将档案意识融入到相关的工作中，将科技论文归档工作纳入所的档案工作计划中。
2.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共享科研成果。我国《档案法》第三章第十条明确规定：“对国家规定的应当立卷归档的材料，必须按照规定，定期向本单位档案机构或者档案工作者移交，集中管理，任何个人不得据为己有。”科研单位的科技人员是国家的工作人员，任何个人或团队在科研工作过程中形成的科技成果都是属于国家的，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不能据为已有，要做到学术科研成果资源共享。
3.健全完善规章，做到有法可依。在已有规章制度的基础上，根据科技人员的需求，不断完善相应的管理规定，从制度上进行管控、不留死角，使科技学术论文归档工作制度化、程序化。保证科技学术论文归档工作规范有序地开展。
4.严格审查手续，保证受控。为了彻底堵塞未经审查就发表科技论文的漏洞，确保发表的科技论文归档。应在严格执行所有关保密管理办法及学术交流管理办法的基础上，由所办负责学术交流的管理工作和科技论文的归档工作，做好一出一归的闭环管理。
首先，要逐级审查待发表的科技学术论文。通过《国内会议及刊物的审批表》进行审查管控，采用处室、专家两级审查制度，经单位保密部门审核后出具《保密审查证明》后，方可对外提供和发表。从根本上杜绝了未经审查就的问题。
其次，所办将全部发表的论文及论文审查表均按照归档要求进行存档，分类整理立卷，并编制检索目录供大家查询利用。
5.实行奖励政策，鼓励。本所自2008年起开始实施科技奖励制度，鼓励科技人员积极撰写，极大地提高了学术交流水平，数量逐年上升，论文归档数量也逐年增加。为了更加有效地开展学术交流工作，2011年对论文奖励制度又进行了修订和完善，明确规定被国际六大著名检索系统——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美国《工程索引》（Elsevier EI）、英国《科学文摘》（SA）、美国《化学文摘》（CA）、俄罗斯《文摘杂志》（AJ）、日本《科学技术文献速报》（JST）收录的论文及在国内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给与物质奖励，对于及时归档的论文作者，于每年年终特别发放现金奖励。调动了科技人员撰写论文的积极性，同时极大地推动科技学术论文归档工作，收效显著。
6.与晋升考核挂钩，刺激归档热情。为了促进科技学术论文的归档工作，保护知识产权，要求申报者和科技学术论文归档主管部门分别递交清单，将主管部门提供的发表清单作为依据，每年参照论文归档情况进行评比。评比数据与员工的职称评定、晋升考核挂钩。将科技学术论文的归档工作与员工的切身利益密切相连。此方法能够更加有效地刺激论文作者主动归档的积极性，由被动归档变为主动归档，更加有利地确保科技学术论文归档工作的顺利开展，实现了科技论文归档的齐全完整。
利用信息化管理手段实现科技成果共享
众所周知，以计算机为主要载体的现代教学手段辅助教学所产生的形象性、直观性、大容量的特点使课堂教学变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积极性。我们以现代教学手段与文科教学整合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知道文科教学要培养学生的读写能力，教学过程就不仅要考虑知识因素，也要顾及语言功能、意念和实际运用，并将它们有机的结合起来，突出读写能力的培养，在此基础上提高学生的读写能力；同时还得重视语言能力和学习兴趣的提高，重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所以在具体的课堂教学中，教师要针对文科教学的上述要求和特点，有效地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以计算机辅助教学所具有的生动形象、主动灵活、人机交互、及时反馈和个别化等传统教学媒体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创设与语言交际相仿的生活情景，造就形象逼真，生动有趣的课堂氛围，吸引学生积极参与学科教学活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优化课堂教学过程，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可以说随着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不断转轨和人们对信息技术辅助教学特征的深刻认识，大部分教师将会从传统教学方式中走出来，信息技术辅助教学正以其特有的科学性和形象性，显示出独特的内在魅力，并不断促进教学形式的多样、教学过程的优化和教学质量的提高。
2.使学生思维得以开拓
目前信息技术辅助学科教学效果已初见端倪，它对于优化学科教学，提高教学效果意义深远，具体而言它在学科教学中可以创设情境，激发联想。我们知道作为处于求学阶段的学生一般想象力丰富，且处于主动发展时期，而且学生愿意去发现各种事物。因此，教师的教学要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发挥现代教学手段辅助学科教学的动态感知优势，创设情境，激励学生猜想、想象和联想，以开拓学生的思路，增强学生思维的深刻性，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例如在由以技法培训为主的传统艺术学科教学向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现代艺术教学转变的课堂教学改革中，现代教学技术的介入无疑增添了动人的风采，为当前所进行的提高广大学生的艺术素质和创造能力的艺术教育改革提供了科学的保证。这种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教学手段，在艺术学科教学中的独特作用和所产生的显著教学效果是有目共睹的，运用多媒体教学技术进行艺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教学，能产生生动直观的动态播放效果，多样变化的视觉效果、妙趣横生的媒体转换效果以及美不胜收的构图变幻效果，这些效果可以产生强烈的课堂震撼，把学生带进理想的艺术境界，使教学气氛活跃，学生学习兴趣高涨，充分体现了愉快教学的现代教育特色，这种教学方法可以说是现代教学观念与现代教学手段相结合的有益尝试。
二、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应注意问题
1.教学模式的合理选用
我们知道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课程特点，如何合理选择适合本学科的教学模式，充分利用和发挥现代教学手段的特点，避免课本搬家等形式主义倾向，是每一个利用现代教学手段辅助教学的教师都必须重视的问题。诚然，计算机辅助教学软件的种类是很多的，但从目前教学情况来看，学校教学中应用最广泛的是课堂展示类的软件，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多媒体课件。课件为教学服务，课堂展示类课件的运用既要有利于教师的教，更要有利于学生的学，这是信息技术手段辅助教学的一条宗旨。同时作为先进的教学技术，信息技术辅助教学的效果是不言而喻的，以计算机为载体的多媒体是多种电化教具的组合，每一种教具都有不同的特性，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也各不相同，也各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因此在教学中，教师不能盲目的利用多媒体，盲目利用不仅达不到理想的效果，还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时间和精力上的浪费。因此，正确认识多媒体课件的作用合理选用，是使教学达到事半功倍效果的前提，如实物投影仪能表现事物静止放大的图像，但对于一个动态复杂的过程却很难表现；影像能形象、动态、系统地描述事物的发生过程，但运用过多必然分散学生的注意力。所以如何科学利用多种媒体，是任课教师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2.教学课件的有序开发
现代教学手段与学科教学整合面临的问题是明显的，例如目前国内较先进的电教教室基本上已经配备了大屏幕液晶显示器或投影仪和一套完整的电子教学系统，但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且大屏幕液晶显示器价格昂贵，如今大多数学校用于教学的计算机屏幕较小，这对于一个几十人的教学班来说，教学效果势必会受到影响；再例如，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某些教师的教学观念依然停留在一味的练习和单调的课堂讲解上，不重视利用现代教学手段辅教学，或对多媒体技术知之甚少，当然，合理的练习仍然是学科教学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然而通过多媒体辅助教学往往比教师的示范讲解更直观、更生动、更易被学生接受，因此多媒体技术一方面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易学易懂，印象深刻，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学生运用科学的方法主动探究未知领域的愿望。
结合目前教学实际，我们认为现在最主要的问题还是课件的构思与制作尚未到位，我们知道现代教学手段辅助教学对开发多媒体教学课件教师的水平要求较高，编制者除具备一定的编程能力外，还需有较高的学科教学理论水平，即有一定的教育学、心理学、学科教学方法、学科创新能力与教学水平等等诸多方面的联系，因此，一个完善实用的多媒体课件的开发需多方面的努力协作才能够完成，但是实践中由于相关教师对某些多媒体课件的开发重视不够，致使在众多多媒体教学课件日益丰富的今天，部分学科教学课件却极为匮乏，所以有序开发课件的问题值得重视。
三、结束语
1科学技术与教育的关系
所谓科学技术，就是“科学”与“技术”。“科学”是一个理解世界系统知识的理论体系。“技术”是将科学知识应用于实践的过程。“教育”是一种提高人的综合素质的实践活动，教育对一个人、一个家庭的未来有重要的影响，更是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关键。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大家的素质要求也会越来越高。现在科学技术已成为许多生产要素的核心因素，科学技术提高了社会生产领域的劳动生产率，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教育者的观念，它还影响着受过教育的人的内容、方法和数量。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教育，因为教育是科学技术再生产最有效的形式，是我们所知道或听到的大量的科学技术的发现、发明和创造，都是在大学里完成的，大学是高等教育是科学技术研究的重要基地，也可以说教育培养了大批的科学家和各个专业领域的专家，壮大了科学技术发展人才的队伍，教育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教育的普及程度直接影响着科学技术成果在社会中的吸收和应用，教育的实施培养了人们的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所以科学技术想要更快更好地发展，就必须要依靠教育，只有教育不断进步发展，科学技术才能不断进步发展，社会才能不断进步发展。
2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2．1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对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对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呈现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协同发展的大趋势。经济发展为科技进步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是科学技术的有力支撑;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更大的经济效益，因此二者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全面的、整体的、综合的发展，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发展是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对劳动者的科学技术水平提出了新要求，促使着科学技术更快的发展。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带动了产业的调整，改善了生产关系，促使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科学技术与经济两者互相协调，最终达到一个良性循环。
2．2科学技术与经济转型
在当今社会，经济支持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经济竞争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科学技术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具体的体现就是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比重迅速上升，而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比重逐渐减小。众所周知，科技进步是形成产业分工的基础，产业结构的每一次重大变化或调整，都与科技进步密切相关。当科技进步积累到一定程度，会使生产方式发生变革，就会使整个产业体系发生革命，从而使产业结构发生急剧的变化。所以说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要素的变革，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不但如此，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促进着经济形式发生变化，比如信息经济、网络经济、生物经济、知识经济等等，这些新形式的出现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以此促进着经济的发展。事实上，由于科技进步与经济的增长存在相互作用，科技成果的会影响着经济的发展与增长，而经济又会反作用影响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这样科学技术的进步便可以在科技与经济的互动过程中继续发展。
3小结
在这个阶段，大国综合国力的竞争主要是科技的竞争和人才的竞争，简单来说，科学技术就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当然，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以经济提供的物质作为基础的，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没有经济的支撑科学技术也是没有办法很好地发展的。所以说，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就应该是相互依存的，相互依赖的，处理两者关系对我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影响非常重要。
4科技与教育、经济的关系
当今时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与经济的发展日益密切，然而无论是医学方面、航空航天方面、还是生物工程等等方面的显著发展，都在显示出人才的重要性。那么人才的培养就要依靠教育。促进经济发展，关键是要依靠科学技术。只有教育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才能继续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然而，经济为教育和科学技术提供了物质基础。教育、科技、经济三大领域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核心和动力，我们想要更好的发展，就必须要统筹好三者的关系，努力提高教育水平和质量，促进科学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鄢晓．新兴教育技术之于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张力［J］．中国高教研究，2017，(11):65－70．
一 引言
文艺复兴以后，近代科学在欧洲迅速产生，以1687年牛顿出版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标志，近代科学革命到达高潮，这本已是历史，然而，问题是：“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漫长岁月中， 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知识满足于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呢？”(1)这一问题难倒了20 世纪的科学史学家和其他许多学者。由于该问题是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90——1993）最初提出，后包括李约瑟本人在内，至今无人能给出满意的答案，遂被称为“李约瑟难题”。作为近代科学革命之后，有中国血统和中国文化背景，又为世界科学做出巨大贡献，与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等并列的科学家——杨振宁对这个问题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中国科技的未来发展等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 ( 燕南, )
二 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欧氏几何及其逻辑系统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主要原因
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发，杨振宁认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经成篇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并给出了种种理由：中国早期的哲学如阴阳五行等理论尽管曾促进过中国早期的科学发展，可是这些理论本质上的经验性和思辨性在后来却成为阻碍实验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中国没有充分发展资本主义是实验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基本的社会原因；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不鼓励、甚至是抑制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 ( 燕南, )
杨振宁指出：“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和其中的某些自大有关系。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想把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解决了。……他们第一想解决人文问题，第二想从总体上解决人文问题。”(2) 因此，他们不愿去做具体的事情。古希腊的哲学家中，也有人企图总体上解决所有的问题，“可是他们也有人从事非常具体的问题”。 ( 燕南, )
从解决具体的、现象的问题入手，“希腊人发现正立方形只有5 个，这是非常美妙的画像，而这个画像如果没有准确的几何思想是不可能想到这个定理。后来有人说欧几里德所以写了欧几里德几何，就是因为要证明这个定理。这是西方思想方向的结晶。”
(3)
欧氏几何的产生并不是孤立的。在力学方面，阿基米德为了鉴别皇冠的含金量，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和研究。在一次洗澡时，他感觉到身体受到向上的托力，由此悟出了解决皇冠问题的方法，同时发现了著名的浮力定律。此外，阿基米德还发现了杠杆原理。
随着欧几里德几何、阿基米德浮力定律等力学原理的出现，更为重要的是与之相关的一套逻辑思维方法、逻辑系统的诞生，这些为近代科学在西方的产生奠定了逻辑及方法基础。
中国古代虽然有“曹冲称象”的典故，《墨经》、《考工记》等书关于力学现象的总结与记述，在数学方面公元前已出现《周髀》这样的著作，其中已包括勾股定理等，但是，在类似于欧氏几何逻辑系统方向上，“中国古代完全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是连边都没沾上，……我以为中国古代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出现欧几里德研究这样具体的几何问题，以及因为研究这类问题而产生出来的逻辑系统，至少是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原因的一半。……所以欧几里德几何的影响非常之大，对于近代科学的产生更是大得不得了。”(4)
杨振宁在谈到中国的《周易》研究时指出：“有许多中国的老先生，包括近代现代的，他们既不懂《易经》，又不懂近代科学，到处胡讲一通，要么说《易经》里头有近代科学的种子，要么说《易经》引导出近代科学的发展。我想实事求是地说，西方跟中国的文化传统不一样。那么，这个文化传统不一样里头产生出来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文化中萌芽，而且这个萌芽是经过了很长的时期，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这个事情要正面看它，不要蒙骗自己，‘西学中源’说就是蒙骗自己，而这一蒙骗就是两百多年。”(5)
三 近代科学传入中国时，中国人在对异文化排斥的同时，也拒绝了这些科学技术
杨振宁在论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对近代科学在西方产生并传播到中国来之后，中国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干的，结果如何，对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有什么启示更为关心。\
1993年，杨振宁到了澳门，当他站在澳门最高的一个炮台时，感慨万千，他想到了中西方两大文明数百年来的冲突、碰撞、融合的过程，想到了中国人屈辱的近代史，尤其想到了中西方科技在转换领先位置后形成的巨大反差：
——15世纪之前，中国四大发明传到欧洲。这些发明改变了欧洲，也改变了世界。正如欧洲伟大的思想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 —1626）所指出的：“印刷术使文学改观，火药使战争改观，磁铁使航海术改观。可以说，没有一个王朝，没有一支宗教派别，没有任何伟人曾产生过比这些发明更大的力量和影响。”(6)
——15世纪开始三十多年间，明朝三保太监郑和七次下西洋，远征航队中最大的船只长440英尺。西方史学家曾存有疑惑， 认为当时不可能造如此大的船。但是1962年在南京发现了一只船轴，直径1.25英尺，高达36英尺。从而使国际上一致认可15世纪初，中国科技仍领先于西方。
——15—17世纪初，中西方的科技位置发生倒转。西方人在文艺复兴的大旗下，从思想领域、文学艺术到科学技术各个方面几乎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导致了近代工业革命的产生。相反，中国在这两个世纪，却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停滞不前。到17世纪初，原先在应用技术方面领先的地位已丧失殆尽。当时的中国政府要由葡萄牙人占领的原属广东的澳门引进火炮技术。再过了两个多世纪，中国的天朝大门便被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所轰开。
在这个大转换前后，中西方两大文化体系对彼此的科学技术采取了完全不同且颇耐人寻味的态度：15世纪之前，西人充分享用了从中国传入的许多重大发明，这些发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艺复兴与近代科学革命的产生， 然而一个世纪以后， 当以意大利人利玛窦（MathewRicci，1552——1610）为代表的第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 并带来一部分西方科学技术时，中国人在对异文化排斥的同时，也拒绝了这些科学技术。
对于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杨振宁认为对中西双方的影响都非同寻常。这就是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在西方结出了牛顿力学这么个大果子，传入中国也并不算晚，却只是无花果”。 (7)
四百年后，利玛窦被中国人尊为“西学东渐第一师”，他来到中国时所负有的重大“使命”是让这块广袤古老、具有久远文明传统的土地上的人民皈依上帝。但是，他同时也带来了“三棱镜”、《几何原本》等西方科学技术。
从三棱镜在中国的遭遇，我们也许能看到一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与互补。当16世纪之前的西方人盛赞中国的陶瓷工艺时，他们制造玻璃的技术，已接近炉火纯青的水准。三棱镜对他们来说，已是小作坊里的粗活了。可是，最初看到它的中国人却交口称赞：真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啊！
更令当代学者感叹的是，也就在中国人首次见到三棱镜的几十年之后，牛顿通过这小小的三棱镜在一所黑暗的房子里将狭缝中透进来的一束阳光折射为斑澜的七色光谱，成为近代光学的一件厚礼。在中国此后的三百年间，三棱镜最多也只是被看作西人的“奇技淫巧”、“毫末之艺”。\
无独有偶，就在西方技术无法发扬光大时，西方科学也遭到同样的命运。牛顿之前，由于开普勒、伽利略等人的工作，经典力学已在萌芽之中。当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力学三大定律及微积分后，经典力学实际上已宣告诞生。牛顿在1687年出版了他的《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一书，杨振宁认为这本书出版的意义非同小可，“它是近代科技诞生的标志”。然而，这本书无论在思维形式上，还是逻辑上都得益于欧几里德的《初探》。“查看《数学原理》，就会发现古希腊几何学在牛顿身上的深远影响。《数学原理》全书的结构完全是以欧几里德的《初探》（Elements）为样本的：两本书都从定义开始，然后是公理，牛顿称其为‘普通意见’，再是引理、命题和证明等等。”(8) \
在牛顿《数学原理》一书出版约80年前，利玛窦和徐光启已将欧几里德《初探》的前一半翻译成中文，取名为《几何原本》。虽然这本书未能译完，可是徐光启已“十分了解《几何原本》中的推理方法与中国传统的推理方法不一样。”(9) 并且已认识到“掌握了这种推理方法可以掌握住别的学问，对国计民生，对工业、农业、军事等一切都有巨大影响。”(10)徐光启一生还编著过《农政全书》及主持编译了《崇祯历书》。
可惜的是，《几何原本》与徐光启的观点并没有引起反响。《几何原本》的后半部分直到鸦片战争之后的1857年才由李善兰（1811—1882）和伟烈亚力（A.Wylie 1815—1887）译出。
三棱镜、欧氏几何学在中国和欧洲两种不同的命运，实质上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杨振宁的观点值得人们深思。他说：“1600年到1900年，中国是抗拒西方科技的。为什么？科学史学家列举了许多原因：没有独立的中产阶级；科举制度；文化传统中，只有人文、道德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学说，缺乏自然哲学和逻辑思维等等。但我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谓‘夷夏之辩’。满清康熙皇帝是一个极有心的君主，他以东北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对付反抗，巩固统治，得显示自己是中国‘正统’的继承者，于是着意比‘正统’更‘正统’，排斥‘异端邪说’，与异质文化划清界限。种族冲突的时代，宗教不能不是个敏感问题，贬拒天主教，现代科学也就跟着倒霉了。”(11)
满清最高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地位，显示‘正统’，最终拒绝近代科学技术的传入。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最为正统的儒家文化长期以来形成的封闭、保守，甚至愚昧的一方面，在抗拒西方科技传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利玛窦来了，德国人汤若望（Joham Adam Schall Vor Bell，1591——1666）来了，传教士大批涌入，带来了“地球是圆的”的观念，坐在“世界中心”的士大夫们坐不住了，开始顽强地抗拒异族文化。其中有一种“西学中源”之说：你西方科技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说过了！这个“西学中源”说的集大成者，乃是清代大数学家梅文鼎（1633—1721），他的名言有：“几何即勾股也”，“谁知欧陆言，乃与周髀同”。杨振宁曾多次提到的另一个典型的反对传教士的人物是杨光先（1597—1669），此人是一个顽固而又怪戾的官僚，以“敢言”在官僚中出名，事实上是一个“妄得敢言名”的“市侩之魁”。他有过一句名言：“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他曾不择手段地弹劾已做了钦天监掌印官的汤若望，在汤若望去世时，杨光先做了钦天监监正。
“看到梅文鼎和戴震等极端聪明的大学者都全力支持并传布西学中源说，就令人体会到当深厚的文化出现斗争冲突的时候，要转移观点而接受外来文化中的优点是多么困难的事。”(12)
统治阶层的利益、文化传统的保守可以暂时关住天朝大门。但是，在炮舰的外交下，军事接连失败，不仅大门关不住了，还得赔款又割地，受尽后的古老而骄傲的民族终于认识到既要打开大门让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进来，还要走出去向人家学习。
四 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强国
杨振宁认为，20世纪前50年是中国高速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50年。虽然这50年是战火纷飞的年代，1900年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入侵、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抗日战争、到1949年才结束的解放战争，使得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动荡，生活不安，但是，从19世纪末，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成立，开始派遣留学生，废除科举制度等为标志开始接受并引进西方科技，到20世纪40年代末，其中一些科学领域已经达到世界水平。以理论物理学为例，从1927—1933年中国有三位留学生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他们是王守竞（1904—1984）、周培源、吴大猷，也是中国最早的三位理论物理学博士。到1948年，杨振宁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成为有中国血统的第十六位理论物理学博士，中国人的理论物理学水平已站在世界前沿。从第一位到第十六位理论物理学博士，也就是两代人的间隔，“两代先辈引进了足够的近代科学知识，令我这代人可以在出国前便进入了研究的前沿。”(13)
20世纪后50年，杨振宁认为，近代科学技术已在中国本土化，并且开始加入国际科技竞赛。反应堆、原子弹、氢弹、卫星的研制成功，数以百万计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被培养出来，科技对经济的巨大贡献等等都表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中国人近几个世纪以来造成的心理自卑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坚定的信念：中国人有能力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做出世界水平的贡献。
杨振宁还乐观地预言：到了21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强国。为此，他提出了“将对下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四个条件：
第一、人口众多的中国拥有千百万极聪明的人才。
第二、儒家文化注重忠诚，注重家庭人伦关系，注意个人勤奋和忍耐，重视子女教育。这些文化特征曾经，而且将继续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勤奋而有纪律的人才。
第三、儒家文化的保守性是中国三个世纪中抗拒西方科学思想的最大原因。但是这种抗拒在今天已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科技重要性的全民共识。
最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猛进，每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都超过9％。相信中国在2010年左右变成世界工业大国之一。
杨振宁说，科技发展取决于上述四个条件，前三个中国现在已有了，最后一个到下世纪初也会具备。 因此， 没有理由不对“中国科技在21世纪的发展持极其乐观的态度。”
在此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杨振宁所提出的四个条件有两个和中国传统文化相关。这个观点在国际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也得到了认同。90年代中期开始，华人家族企业管理方式日益成为国际管理学界和媒体追逐的新聚焦。管理学者们通过对许多华人企业的案例分析，发现华人家族企业的管理方式实际上同现代化美国的大部分商业原则迥然不同；华人家族企业同为数众多的、经过现代化管理科学改造的西方家族企业比较，也完全不同，但是结果却是华人家族企业增长幅度和增长速度更快。更令学者们疑惑的是，这种冰山尖顶底下究竟隐蔽着多少宝藏呢？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不过都一致认为，华人家族企业既是一个经济课题，也是一个文化课题。一个重要的结论是亚洲华人把家族资本、传统观念即儒家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特有的亲和力。
过去，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阻碍了中国科技、经济的发展，今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面却成为支撑中国科技、经济进步的基石。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参考文献】
(1)李约瑟，《中国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李约瑟文集》， 辽宁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
(2)(3)(4)(5)资料由杨振宁采访录音整理所得。
(6)转引自杨振宁，“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 载《明报》月刊，1993年10月号。
信息技术是教学多要素、多渠道、多角度、多层次、科学化、艺术化、民主化的重要手段，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教学又是科学与艺术的统一，是实现教学科学的艺术化和教学艺术的科学化的完美融合。
一、高中语文与信息技术整合的初探
（一）、高中语文与信息技术整合的必然性
语文作为一门基础学科，不但具有工具性、人文性，而且与日常生活联系非常密切，涉及范围广，实践性很强，高中语文课程更是强调应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使学生有较强的语文应用能力和一定的审美能力、探究能力，并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终身学习和有个性的发展奠定基础。基于这一目标，传统的“填鸭式”教学已不适应语文教学发展的要求，也与社会发展相脱节。按新课程语文教学理念，语文课程重在实践，要适应现实生活和学生自我发展的要求。但传统的教法：老师讲，学生听，学生学习少了主动性和自主性，学习学得被动，对语文学习缺乏创新精神。现在新的教学策略、教学方式是让学生自己学、主动学，老师主要是“导”，以体现高中语文课程的时代性、基础性、选择性，培养高中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实现素质教育，而语文课程的革新与现代化，必须要求相应的教学工具、教学途径也现代化、科学化，信息技术作为最广泛最先进的科技，它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是必选无疑的。
因为在信息技术的环境下，学生能更好地学语文，用语文，使语文教学与日常生活更贴近，更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如语文口语训练，高中语文课本的每一单元都设有口语练习。就拿演讲训练来说吧，听名人的演讲，用传统的工具，学生只能听到演讲者的声音，是种远听而不可近视的感觉，不能引发学生较浓厚的兴趣。在信息技术环境下就不同了，学生除了听到演讲者的声音外，还能看到演讲者的动作、神态和表情，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并受到感染，从而激发内心对演讲的兴趣和欲望，达到主动训练的目的。所以信息技术与高中语文学的整合是势在必行的！
（二）、信息技术与语文整合的内容和意义。
信息技术和高中语文的整合，可以从两方面探讨：
1、信息技术作为一种先进的教学工具和学科相融，就如传统的“粉笔+黑板”，作为传授知识的工具。
信息技术在教学上用得最广的是多媒体和互联网的运用，因为它们具有图、文、声、像并茂的特点及独有的系统功能。教学中与语文整合，可使计算机的视、听功能全部展现出来，打破传统媒体的“线性限制”，以随机性、灵活性、全方位、整体化的方式把语文知识形象、直观地展现给学生。如学习《神奇的极光》一课，对什么是极光，极光的形、色如何，只看文字，显得有点枯燥无味，印象也不能深刻。这时，可以通过多媒体和网络播放极光的影像，让学生直接观看极光的形、色及极光发生的过程，使学生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从而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探讨极光发生的原理，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课文。而网络的运用，可拓宽思维空间，学生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唾手可得自己想要的材料。
二、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的整合，能够培养学生在信息社会中具有良好的信息素养。
信息素养作为一种高级的认知技能，同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一起，构成了学生进行知识创新和学会如何学习的基础。信息素养不仅是一定阶段的目标，而且是每个社会成员终生追求的目标，是信息时代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能力。
1、培养学生信息获取、分析的能力
能够根据自己的学习要求，主动地、有目的地去发现信息，并将获取到的信息进行筛选及鉴别，对真实有用的信息进行分类。
2、培养学生信息加工、利用的能力
计算机给阅读带来最大变革是高效率检索式阅读方式的出现，网上连通就能实现文本节点的跳跃，向多重时空辐射和伸展，学生驾驭了超文本的写作，也就完成了“换笔”‘（从手写走向键盘输入），形成网上获取知识、加工、反馈、整合的能力，具备了现代人应有的素质之一。
3、培养学生协作意识和使用网络语言交流的能力
通过互联网等平台拓展自己的交流范围，开阔视野，并能利用信息技术加强与他人的联系、协作。
（1）活用“电脑”语言
在以多媒体为手段形成的电子文本中，除文字之外，符号、声音及三维动画，都成了构成电子文本的“表情语言”、“有声语言”。尤其在电子邮件和“聊大室”中，人们适时采用创造出的“脸谱”语言，表情达意，眉目传情。这种“脸谱”简洁、含蓄、形象、幽默，给电子文本增添了无限情趣，并与文字语言相互配合，共同完成网上交际任务。
对科学主义和技术理性的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及欧美新左派的一贯立场。早在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首开从人本主义对技术理性进行异化批判的理论先河。他的技术理性批判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化进程的分析展开的。他认为理性化进程已经进入到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政治管理以及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因此社会进人到了被技术理性严格统治和支配的历史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存在本性遭到了全面的扼杀和毁灭。在经济活动中，人被严重地片面化和原子化。合理化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工业的大机器生产和严格的劳动分工，这导致了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和严重的主体间疏离。从政治管理领域看，人的管理活动被严格地模式化和齐一化。他曾调侃官僚政治机构下层工作人员的工作非常类似于“机器的操作”，并且在枯燥乏味和死板单调方面，确实还经常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从人的精神领域观之，由于物化和理性化的全面和总体性的统治，致使人的主观世界完全为物化意识所支配。这种物化意识表现为人对事物和自身的认识停留于局部，失去了对整体的联系的把握，丧失了革命的主体性和反抗精神。卢卡奇的上述观点深深地启迪了他的后人。
1947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发表的《启蒙辩证法))，是技术理性批判的经典表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谈论的“启蒙”不是指17-18世纪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反对神权和封建专制统治的那场启蒙运动，而是泛指人类社会在近现代的理性化进程中所发生的所有强调理性的至上性和人对自然的技术征服的启蒙运动或思想解放进程。他们在这里所说的“辩证法”，也不是一般意义上指谓事物结构的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或事物的矛盾运动，而是特指事物走向反面、走向自我毁灭的悲剧。“启蒙辩证法”就是要揭示以理性和技术为核心、以人的自由和对自然的统治权为宗旨的启蒙最终走向了反面，走向了理性的启蒙的自我毁灭和理性对人的统治的悲剧。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启蒙的悲剧性的辩证法就在于，它所设想的人对自然的无限的统治权和人的普遍的自由等目标非但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实现，而且得到了相反的结果，走向了启蒙的自我毁灭。在理性普遍统治的世界中，“人类不是进人到真正合乎人性的状况，而是堕落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在他们看来，20世纪人类历史的状况表明，启蒙的世界不是一个人性全面发展的世界，而是一个普遍异化的世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启蒙用知识取代犷神话，使人的思维服从于理性的逻辑，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人的认识的进步，但受实证科学支配的理性思维往往具有抽象性的特征，容易停留于对事物的直接的认识和精确的描述，而缺乏对现存的否定性的理解和超越。“当思想归结为数学公式时，世界就是用它自己的尺度被认可的。一切作为主体理性胜利所表现出来的东西，一切存在的东西对逻辑的公式所作的从属，都是以理性顺从直接出现的东西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当启蒙精神停留于这种以抽象性和直接性为特征、缺少主题的价值尺度、缺少对现存的否定性理解的理性认识时，它本身就不再作为现存世界的否定力量，而是作为与现实等同或认同的肯定的思想。这样，启蒙精神就成了一种崇拜理性思维和科学认识，缺少主体性与否定性的新的迷信和神话。应当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上述认识是深刻的，尤其是他们所经历的时代，正是工业文明蓬勃发展的时期。如果说经历了后工业时代，现在的西方知识分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上已经比较容易接受他们的观点的话，那么在20世纪40年代，在生态意识和生态文化远未被人们重视的时候提出上述思考，其思想价值就更应当肯定了。
1964年马尔库塞发表《单向度的人》，这是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理论中另一个重要的表述形态，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理论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该书的基本思路是:在发达工业社会里，批判意识已经消失殆尽，统治已成为全面的，个人已丧失了合理批判社会现实的能力。所谓“单向度的人”就是指丧失这种能力的人。马尔库塞用“单向度”(One一dimension)一词意指现代资本主义的技术经济机制对一切人类经验的不知不觉的协调作用。他认为发达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是双向度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是有差别的，因此个人可以合理地批判地考虑自己的需要。而现代文明，在科学、艺术、哲学、日常思维、政治体制、经济和工艺等方面都是单向度的。人们失去的“第二度”是什么呢?就是否定性和批判原则，即把现存的世界同哲学的准则所揭示的真实世界相对照的习惯。哲学的准则使我们理解自由、美、理性、生活享受等等的真实性质。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对技术理性在现代社会中的统治和技术的异化问题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他揭示和分析了科学技术发展的二重性、现代社会的技术统治形式及其特征、技术异化背景中人的生存困境、技术异化的原因、技术异化的扬弃等重大问题。马尔库塞指出，在发达技术世界中，现代劳动者经历了被整合或一体化到现存技术体系和现存社会秩序中的过程。技术理性通过确立富足与自由的生活目标实施着真正的统治，从而把所有真正的对立面整合起来。“在一个压制性总体的统治下，自由可以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统治工具。个人可以进行选择的范围，不是决定人类自由的程度，而是决定个人选择什么和实际上选择什么的根本因素。”马尔库塞指出，通过技术理性的统治而建立起来的新社会是一个消除了工人的反抗性的一体化的社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成了单向度的人。作为一个思想家，马尔库塞甚至认为单向度人的出现，对于社会的进化而言不是一种积极的现象。虽然在现代技术世界中，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劳动者甚至主动地与现存制度认同，但在实际上，劳动者丧失了人之为人的一个基本维度，即否定和批判的维度，其后果是使社会失去了自我超越的内在驱动力，人的基本生存是由个人无法控制的力量和机制所决定的。因此在马尔库塞看来，人们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并没有摆脱被奴役的命运。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们是升华了的奴隶，但毕竟还是奴隶。值得一提的是，马尔库塞对技术理性的批判的论述是建立在当代文化批判思潮发展的前沿的，同韦伯、齐美尔、卢卡奇等思想家关于理性的分析批判有着共同的基础，同时与20世纪生态文化的兴起也有着呼应关系，尽管其理论本身存在着不少争议，但他对技术理性的批判的确给了后人不少启迪。
对科学主义和技术理性的批判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欧美新左派文化批判理论的重要内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欧美新左派阵营的代表人物们几乎都有所论述，伴随着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思潮的发展以及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他们的研究视角也在不断扩大。其中，格雷厄姆·默多克的有关论述值得关注。在《通俗表现形式和后常态科学:关于转基因食品的斗争》里，默多克对科学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他开展研究的切人点虽然是转基因食品等社会问题，但研究视野却涉及科学的实施和运作方式等社会公众领域，涉及广阔的文化领域。默多克认为:“科学求得大众的支持是因为科学发现各种应用会让生活更安稳、更可靠和令每一个人更满足。然而，近些年来，一系列新生事物已经侵蚀了长足‘进步’的承诺，这些新生事物瓦解和破坏了现有的假设和实践，并且开创了一个后来被称之为‘后常态’的科学。这并不是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标签。这个前缀‘后’过于强调和过去状况的突然决裂，虽然‘常态的’暗示在独立的研究人员和重要的权力持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在科学发现和技术革新之间的关系比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关系要更平稳。虽然如此，最近二十年，毋庸置疑，在科学的智力组织和经济组织及政治的显著部分发生了一系列转变，它们一起深刻地改变了科学的实施和运作方式。”
默多克在文中提醒人们注意:最近四百年，科学家一直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扩大和普及科学知识的影响，而且试图最大限度地从实际应用中获益。以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为典型的哥特式叙事传统展望了杀气腾腾的科学的黑暗远景，很早就公然质疑了支撑这项普及事业的科学在持续进步的假设，但是，直到关于核武器和全球温室效应的新发展公然抗议这种假设，这种假设才不再占有优势支配地位。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三哩岛和俄罗斯的切尔诺贝利核能事故之后，曾被宣传为格外干净清洁、生态上友善而安全的核资源突然成为巨大的威胁而不是解决方案。同时，人们非常熟悉的诸如汽车和冰箱，原来居然都是拓宽臭氧层空洞和加速全球天气恶化的帮凶。未曾预料的一连串的联系和因果关系摆在面前。科学似乎已经到达了它的极限点。这个星球提出的关于责任和平等的基本伦理问题没有了答案。这是一个象征符号的真空区，留待后人从其他资源里填补。
默多克从社会学角度提醒人们注意:资本主义的重心从工业化生产转移到策略性信息和操纵上，所以核心科技的掌握变成了枢纽性的经济资源，这改变了科学和商业之间已经确立的联系，因为当代资本只对那些会创建更多资本的研究投资感兴趣，“所能完成的全部研究就是那种能赚钱的研究”。科学研究原本是为了满足公众的需求，由政府投资完成，但由于政府的各种财政危机，科研投入减少，科学家只能四处寻求研究基金，因而被更加牢靠地拴在资本积累的环状运动中。结果，他们的研究成果逐渐首先成为商业资产，日益激起一些不快的小冲突，诸如关于谁应拥有专利权和谁应控制其应用等等。
他还尖锐指出:“新科学知识日益增长的商业价值连同日益加强的风险(充分评估它可能携载的环境和健康风险前就对其进行应用所具有的危险性)把各种科学问题转移到政治竟技场上来，在这个政治竟技场，这些科学问题深陷于社团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持续的交叉火力网中。”他举例指出，商业计算强调短期利益并让国家来应对随后可能造成的任何社会或环境的损失。另一方面，公民和消费者，关注后代的未来并期望国家能让各公司为它们的投资可能引起的长期风险负责。科学“专家”特别是那些为政府或大公司工作的科学家不再得到信任。他们逐渐被视为部分利益的代表而不是公众利益的代表。结果，自上而下的代表系统处于自下而上的大众要求参与关键决策的日渐增长的压力之下。
持科学主义和技术理性立场的人们一向认为，科学家连同企业家都是掌握“进步”进程的现代性英雄。他们的各种发明和“承诺”把人们从对饥饿和疾病的恐慌中解放出来，而且增加舒适和选择的水准。然而默多克认为，这种持续进步的故事并非没有受到质疑。许多都是16世纪希伯来传说中有生命的假人高莱姆(Golem)(一个有生命的泥仆)故事的各种变本。在这个最初是犹太童话的中世纪早期版本中，这些人是作为仁慈的力量救助那些处于苦难当中的人和保护人们反抗压迫的，但约翰·施密特在1682年出版的神话调查却发现，他们开始反抗奴役状态并且“给他们的主人造成巨大的灾害”。玛丽·雪莱正是拿这个难以驾驭的人物作为她的弗兰肯斯坦创作原型，反过来弗兰肯斯坦又变成了一种核心的隐喻，象征科学无力应对自身的发明造成的出乎预料的后果之可怕状况。近些年来由于核能工厂事故及全球温室效应，日益增强的风险意识又被再度强化。然而有两种科技—计算机和转基因食物—与新兴的信息资本主义秩序联系最紧密，而且最全面地和日常生活融为一体，也成了最近最具影响力的各种顾虑之核心所在。首批广泛普及的转基因食品—萨弗西红柿，在1994年进人市场后，受到全球普遍喝彩和欢迎，甚至受到像《卫报》这样的报纸的欢迎。然而不久后，人们就对转基因技术采取了批评姿态。将西红柿作为转基因革命的“先锋前卫”，是一个辉煌的选择，因为“西红柿已无处不在—在色拉里，在酱料、比萨、馅饼、三明治里”·一但是这种普遍存在也尖锐地呈现出可能具有的一般风险性，它暗示着消费者即使有意避免，却最终无法回避。1999年西红柿变成了被广泛采纳的不确定的意象，为三个国家的新闻界发动的有关转基因食品的活动提供了图像抛锚点。它们的涵盖面从《独立报》的一个成熟的西红柿的简单素描，到《每日快讯》的显微镜下的西红柿图片，再到《每日邮报》标语展示的一片参差不齐外形的西红柿片，这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的特别有力的意象。
“转基因技术日渐增多的问题与关于计算机可能的故障日渐加剧的焦虑相符。一系列病毒摧毁了数据，破坏了软件，已经证实了‘网络社会’的脆弱，但直到对关于‘千年虫’造成的可能的影响的恐惧开始在1999年积蓄成一股强大的势头，人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关于转基因大豆的辩论以同样的方式表明了转基因成分如何彻底地与日常食品融为一体，‘千年虫’的媒体传播覆盖面清楚地表明计算机技术如何变得无处不在，故障如何影响每一个人，无论他们是否拥有计算机。英国政府的一张传单在1999年中期为商业辩护道，“在每一种可编程的电子计算机系统、微处理器和许多现代仪器、控制器和机器的嵌人系统(芯片)中都存在有潜在的问题……电梯和自动扶梯、火灾检测和报警系统”。默多克在文中还提到了一个经典的个案，关于预期的后果和按透视原理缩小的时间规模……常规设计的决策局限于数字计算机的可调时钟，计算机应用仍然相对受限，似乎能够使整个社会系统陷人瘫痪，切掉电源，搅乱金融交易，破坏一系列家用电器。在这场事件当中，预言被证实没能实现。当英国政府千年虫中心(GMC)在2001年1月1日报告，“英国国内外一片宁静。没有与千年虫有关的问题的表现”，在这儿可以听得见如释重负的口气，但是政府在内阁已经设置了特别的单元“让各种部长、媒体和公众详尽地了解正在发生什么和正如何处理这些问题”，这个事实表明他们如何真诚地对待这种情形以及直到12点的钟声敲响前还依然不可预知的影响。英国广播公司当然做了最坏的打算。它的千年虫之夜的工作室的后墙由一个强有力的意象主宰，预期的混乱浪潮以巨大的外形险恶的昆虫的巨幅照片和一条沿着世界地图移动的各国抵达午夜的线的形式展示出来。全球的新年欢宴的现场播报不断地被全球“千年虫”情形的最新报道打断，报道计算机故障的定位点显示在地图上。
当今世界，信息技术是当前最先进的最广泛应用的科学技术。而教育，作为一个国家发展、民族素质提高之本，应该与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结合起来，以更有效地施行教育这一活动，培养高素质人才，创造更高的科技水平。所以信息技术与学科的整合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信息技术是教学多要素、多渠道、多角度、多层次、科学化、艺术化、民主化的重要手段，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教学又是科学与艺术的统一，是实现教学科学的艺术化和教学艺术的科学化的完美融合。
一、语文教学与信息技术整合的初探
1、必然性
语文作为一门基础学科，不但具有工具性、人文性，而且与日常生活联系非常密切，涉及范围广，实践性很强，职校语文课程更是强调应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使学生有较强的语文应用能力和一定的审美能力、探究能力，并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终身学习和有个性的发展奠定基础。基于这一目标，传统的“填鸭式”教学已不适应语文教学发展的要求，也与社会发展相脱节。按新课程语文教学理念，语文课程重在实践，要适应现实生活和学生自我发展的要求。现在新的教学策略、教学方式是让学生自己学、主动学，老师主要是“导”，以体现语文课程的时代性、基础性、选择性，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实现素质教育，而语文课程的革新与现代化，必须要求相应的教学工具、教学途径也现代化、科学化，信息技术作为最广泛最先进的科技，它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是必选无疑的。
2、内容和意义
信息技术和语文学科的整合，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探讨：
（1）、信息技术作为一种先进的教学工具和学科相融，就如传统的“粉笔+黑板”，作为传授知识的工具。信息技术在教学上用得最广的是多媒体和互联网的运用，因为它们具有图、文、声、像并茂的特点及独有的系统功能。教学中与语文整合，可使计算机的视、听功能全部展现出来，打破传统媒体的“线性限制”，以随机性、灵活性、全方位、整体化的方式把语文知识形象、直观地展现给学生。
（2）、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整合，不仅是教学手段、教学工具的更新，更是教学内容的扩展与改革，这就是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整合的另一方面，即信息技术作为教本的辅助内容与课本内容相融，扩大课本知识的外延。
传统的教学，是以课本为中心，虽然也会涉及到课外知识，但由于时间、空间的限制，能够引导学生学的课外知识很有限。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整合后就不同了，我们都知道，互联网就像是一部百科全书，里面的知识有如海洋般的深遂宽广，与语文学科整合，可以拓宽语文学习的渠道，采集到广泛的知识，使学生的阅读面、知识面扩大，将课内学习与课外学习资源结合在一起，更好地学习语文。
（3）、多媒体可为课堂教学营造浓厚的氛围，激发学习兴趣，寓教于乐传统教学与多媒体教学，后者则表现了高度的优越性。多媒体教学把丰富的画面、美妙的音乐融为一体，把学习变成一种视觉和听觉的盛宴，这样就激发了学生学习的浓厚兴趣，课堂气氛浓厚了，学习变成一种很轻松愉快的感觉，把过去的要我学变成了我要学，学习的主动性非常强烈，学习效果也就非常的明显。兴趣成了最好的老师。动态的事物往往比静态的事物对学生的注意力吸引有很大区别，尤其是对职校的学生，对动态的东西更能够吸引其眼球，更能从中找到学习的乐趣。传统教学，学生难免枯燥乏味。多媒体教学克服了这一缺陷，能够创设一个生动有趣的教学情境：静止的变为运动的，静态的图像可以像漫画一样播放，色彩变化无穷，速度可快可慢，可以达到随效果而欲的感觉。
现代教育技术作为促进语文教学的一种手段，无疑能使某些抽象概念的教学变得生动活泼。但语文教学中必须借助形象色彩才能解决的问题并不太多，必须从语文教学自身的特点来考虑，它对课件的使用通常不在于把某些知识结论展示出来，而在于得出结论的过程是否得到优化，这也就要求我们对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做到以下几点。
1.内容的选择上要有利于教学目标的实现。本人认为凡是能用语言、文字等表现清楚的内容，就没有必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搜集影像资料、制作动画，这样不但投入过大，也显得得不偿失。
2.形式的选择上要有利于语文能力的培养。图片、影像等直观性较强的媒体，在必要的时候才使用，也就是在不足以帮助学生理解或想象的时候不用，并不是所有内容都需要直观化；而音乐等媒体的使用，也不仅仅是用以“凑热闹”“活跃气氛”，它们在培养感受力、想象力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3.课件使用的时机要有利于教学效果的提高。例如《再别康桥》的教学，如果在学生未接触本诗的情况下，先播放课件中有关康桥旖旎迷人的风光，以看代替读，那么，学生在读原诗时，由于形象先入为主的原因，头脑中出现的是画面上的风景画，再也无法从诗的描写中产生轻盈柔和、融情于景的感受。这种效果削弱了语文教学要培养学生形象思维的功能，弊大于利。
二、不宜取代传统语文教学手段中的合理成分，做到优势互补
虽然现代教育技术与语文教学整合具有传统教学手段所不具有的很多优势，但传统教学手段，无论是物质形态的手段，还是智能形态的手段，之所以可以延续至今，是因为有它巨大的教育功能。现代教育技术不可能简单地、完全地取代传统教学手段。
现实中不少老师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教学时脱离了粉笔和黑板。作为传统课堂教学象征的黑板，有些方面仍是现代教学媒体所无法替代的，教学应针对教学内容采取与之相应的教学方法、方式，合理地综合利用各种教学媒体，包括传统媒体，取长补短，这样才能发挥各种教学手段的综合功能，取得最佳效果。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产生突然而至的灵感是常有的，这些灵感往往是教学艺术的动人之处，有的需要以板书表现出来；此外，不同学生的知识面，表达的能力等是有差异的，他们对同一现象的认识和表述不同，教师不可能课前完全预见，需要在课堂上生成板书。这时黑板板书就能得心应手了――板书可以随写随看，内容还可以方便地增删。这
撇开贵族政治（它一般与非中央集权的“软国家”相联系）不谈，历史上凡属中央集权的“硬国家”，无论中外，都有赖于高度科层化的职业官僚政治。印度莫卧儿帝国的曼萨卜达尔（mansabdar）体制有33级官阶，从“十人长”直至“万人长”，都是由朝廷自上而下征召、提拔或降黜的官吏。古罗马基础上建立的拜占廷帝国也有复杂的罗戈瑟特（logothete）文官体制，正是靠了这种体制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拜占廷帝国才得以与特马（军区）制下军官贵族化倾向以及村社的地方自治倾向相抗衡而维持着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使帝国在内忧外患频仍的几个世纪中得以延续。所有这些官僚体制都有赖于一套中央铨选，考核与“雇用”官员的程序。但是，曼萨卜达尔体制的原则是“军而优则仕”，军事官僚的色彩远过于文职色彩。作为高级“国家雇员”他们脱胎于莫卧儿早期的雇佣军，其成员多为外国（印度以外的西亚、中亚伊斯兰地区）冒险家，缺少文化自律。因此尽管曼萨卜达尔体制以官僚决定薪俸极高而闻名于史，国家对他们也一直拥有任命与考核之权（如所周知，这两点即高薪与考核是当前人们谈论最多的反腐败方法），但这一体制的腐败速度与程度仍然极为惊人，可以说决不下于我国传统的科举官僚体系。［1］
拜占廷的罗戈瑟特官僚体制文职色彩浓厚，而且对于具有政教合一特点的拜占廷东正教帝国来说，这一官僚体制既保持着独立于教会系统之外的世俗性，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宗教）自律。国家对文官的考核内容则包括罗马法之类的实用知识。然而罗戈瑟特在地方行政上的效能受特马军事贵族的制约而十分有限，而且由于政治贵族化的发展，官僚的作用日益减退，到14-15世纪罗戈瑟特大都已成为无权的虚衔。另一方面由于罗戈瑟特多是低薪乃至无薪职，又执掌征收赋税之权，因而腐败也非常严重。最后，这一文官体制的消亡也就成了拜占庭国家灭亡的先兆。［2］
与这些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相比，我国的科举官僚体系在文职化、科层化、合理化等方面显然更胜一筹。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一大创造，它比政教合一体制与纯粹的雇佣官僚制都更有利于传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机会均等”更是在专制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扩大统治基础的有效办法。我国的传统中央集权体制延续得远比莫卧儿印度或拜占廷帝国为长久，这与科举官僚制胜于曼萨卜达尔或罗戈瑟特之类的外国传统官僚制是不无关系的。而如果以科举制奠定基础的隋唐为界划分我国历史的前后期，也可以看出，后期中央集权国家的凝聚力与稳定程度要大于前期，这与官僚铨选制度由察举征辟到科举考试的演变也密切相关。
当然也必须指出，科举制植根于我国的具体土壤，它与其他土壤上萌发的制度间具有某些不可比性。科举制有赖于单一民族或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在人口、发展水平与文化认同上的巨大优势。象拜占廷、印度那样民族与文化成份高度多元化的国家是难以发展出类似制度的。而他们那种形态的官僚制或许是维护这种传统多元化国家中央集权制度的最佳选择。
二?从制度层面看科举：“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
以考试选拔人材，从技术上讲无可非议。纵使它不应成为唯一的选拔方式，也至少应当是选拔方式之一或者是主要方式。起码在入仕之际并无政绩民望可考的情况下，选拔依据在逻辑上不外乎三者：即知识性考试，身份（门第、出身与其他先天性等级）以及个人与机构的随机性荐举。而考试比论身份“公平”，比荐举“客观”，这本属常识，并不是需要在学术上详加论证的深奥之理。现代文官制度中的考试制与我国历史上从察举向科举的过渡，与其说是谁学了谁，不如说两者都更多地是基于这种人类价值基础上的常识与逻辑。而它们在实行中遇到的阻力也不是因为其优点在学理上难于发现，而是因为它妨碍着某种既得利益体系。
但对于一种政治制度而言，人材选拔毕竟是个技术性问题，而政治制度的核心在于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而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科举制与它以前的世卿制、察举制以及外国的罗戈瑟特等官制一样都是以传统型或卡里斯玛型权威作为其合法性基础的。因而它们与建立在法理型权威基础上的现代文官制度、民主国家的文官制度仍有本质的区别。从这一点上来说，提出所谓“选举制好还是考试制好”的问题来就十分荒谬。民主政治中的选举是解决统治合法性问题的，它与作为人材选拔拔术的考试制并不是一个层面的事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芸芸众生在总体上看是平庸的，为他们中多数意志所左右的选举结果也往往是平庸者而不是“英明领袖”或圣明君主当选。那么民主制意义何在？就在于它确立了统治者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之授权这一原则，从而较好地解决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问题。这样的“统治者”以考试选拔公职人员，就与传统帝王以科举引“天下英雄入吾彀中”［3］有了本质的区别。即使后者的科场纪律比前者更严更“公平”，即使后者在技术上可以为前者所效法，这两者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制度的规定性反映在技术上，就形成了现代文官制度与古代科举的一些重大区别。一般地说，现代民主国家的官员实行政务官与事务官分途：政务官（掌权者）直接或间接由选举产生，与政党共进退；事务官（办事者）多由考试录用，按业绩或年资晋升，具有职业化、专业化特点，不受政党进退的影响。而传统科举官僚体制恰恰相反，这类体制谈不上政务官与事务官的严格区分而只有“君臣”之别（严格地说只有皇帝是“掌权者”，而百官都是为他办事的“臣仆”或奴才），但通常中央及地方的各级政要（即现代一般列为政务官的阁员、议员与地方主官的古代对应者）都由考试出身而非经选举。反而是各衙门的办事员即所谓刀笔吏者流并不通过考试，而是由种种不规范途径产生：有由正官“自辟僚属”者，从社会上招募者，经各种关系推荐者，甚至还有“学而劣则吏”、专以科场淘汰所余充之者。在明代后一途径居然成为定式，即“生员入学十年，学无所成者及有大过者，俱送部充吏”。［4］而他们在现代文官制中的对应角色正是考试录用的主要对象。?
“政务官”不经选举，“事务官”不经考试，这样一种与现代文官制度完全相反的现象当然不是出于科举制设计者的考虑欠周，而是由政治制度本身的专制性质所决定的。“政务官”不经选举则不对选民负责，难以建立权力约束机制。“事务官”不经考试则会难免素质低劣，“天下之吏，既为无赖子所据。”［5］于是在统治合法性与办事效率两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缺陷。一方面“政务官”不可一世，往往“”，另一方面“事务官”蝇营狗苟，衙门陋规泛滥，明清时常有“衙蠹”之称。这显然不是通过强化科场纪律所能解决的。考试选官在技术上确有优点，但它本身并不能解决制度性问题。相反，制度的败坏却能够歪曲这一“技术”。因此尽管到明代科场纪律已经空前严密：“会试：御史供给收掌试卷；弥封、誊录、对读、受卷及巡绰监门，搜检怀挟，俱有定员，各执其事。”“试日入场，讲问、代冒者有禁。……文字中不许自序门第。弥封编号作三合字。……试士之所，谓之贡院；诸生席舍，谓之号房，人一军守之，谓之号军。试官入院，辄封钥内外门户。在外提调、监试等谓之外l官，在内主考、同考谓之内l官。”然而科场中的腐败现象仍然是层出不穷：“其贿买钻营、怀挟请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而‘关节’办甚。事属暖昧，或快恩仇报复，盖亦有之。其他小小得失，无足道也。”［6］
尽管如此，科举官僚制最大的弊病还不在科场，而在官场。即如黄宗羲所说：“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所谓取士之严，指士林出路仅有科举一途，造成严重的人材浪费；所谓用士之宽，指一旦考上即易于“ 进”，致使“在位者多不得其人”，官场气大坏。他由此叹道：“取土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极矣！”[7］
黄宗羲所处的明末，有识之士对科举制的评价已如此恶劣。其在两百多年后的清末变革之潮中之被废除就不难理解了。今人对“废科举”持批评态度者往往责怪清末以来在“西化”之风影响下一切求变的“激进主义”，实则科举名声的败坏早在清末“激进主义”兴起以前、甚至早在国门未开、国人尚不识西学为何物以前就很严重了。今人往往奇怪于当时的中国放着那么多的积弊不改，甚至连男人的辫子也尚未剪掉，便急急忙忙地废除了科举制这个据说是“类似于现代文官制度”的宝贝。其实人们如果注意到反科举的思潮兴起于“西化”之前，也许就不会奇怪了。历史不能假设，但倘无西方入侵，科举制在中国自身的轨道上是否就能一直运作下去，也未尝不是个问题。明末时从皇帝到社会上就已对“制科之弊”怨声不绝。崇祯皇帝因此提拔了非进士出身的陈新甲、孙元化、陈启新等人委以尚书、总督、巡抚等要职，并“为拔贡、保举、准贡、特授、积分、换授，思以得度外之士”。但专制之制不改而考官之技已失，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欲得胜于科目之人，其法反不如科目之详，所以徒为纷乱而无益于时也”。［8］这段历史几乎可以说就是200多年后废科举后果的预演，它既说明了专制政治不变而只拿考试一法开刀，后果必然不良，也表明了在专制政治下被严重扭曲了的考试选官法本身的危机。对此如果只埋怨清末“激进改制”坏事，也是有失公正的。?明清时代科场纪律制定得如此严密，何以科举制仍会败坏呢？我以为黄宗羲的一段话道出了症结所在，虽然这段话他并不是专就科举而言的：
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敛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惟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9］
为什么“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原因就在于这是一种“藏天下于筐箧”即置天下于一家之私囊的立法。科举制败坏的根源就在于此。今日重新评价科举，这一点是不应回避的。
三?从政治哲学层面看科举：“大共同体本位”与对个性的禁锢
上述黄宗羲的话还可以引起更深层的思考。这段话表明：中国的传统统治者，乃至传统中国人，并不象表面上声称的那样相信“性善论”。他们对人的“自私”与人性的阴暗面可以说是无时或忘，并为此处心积虑地设计“防人”之法。这种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奇特景观是那些只从儒家圣贤之言来考察“传统”的人难以解释的。明清科场规则之严密，常使今天的科举肯定论者大为赞叹。然而又岂止科场规则，传统中国的“防人之法”达到极高水平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科场防弊达到了每个“考生”派一军人给盯着的地步，官场防弊则达到了本省人不得在本省为官的地步，这就是明清两展得登峰造极的回避制。那时除了世袭的土司和法定必须由孔家人任知县的曲阜一地外，全国各地的县官都必须来自外省，甚至本省其他府、县的人也不行，以防同乡结党为弊。就是这些外省人还不能久任，而须频繁调动，以防任职日久形成关系网。对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国家也常持以怀疑的眼光，尽量限制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区之间依附关系的发展。甚至对于儒家意识形态极力褒奖的家族组织，专制国家也不象表面声称的那样欣赏。从北魏的废宗主而立三长、明初“浦江郑氏九世同居”被皇帝疑忌为“以此众叛，何事不成？”而险遭杀身之祸，直到清代一些地方官府“毁祠追谱”，抑制宗族势力，专制国家对“强宗右族”的疑惧与礼教对大家族的褒奖始终并存，而且前一因素的实际影响往往超过后一因素。［10］
实际上这一切都可以归之为我国政治文化中以“国家（王朝）本位”来排斥在实践上则崇刑废德、扬忠抑孝、强制分家，鼓励“告亲”，禁止“容隐”，不一而足。《秦律》中关于“妻有罪，其财界夫”，“夫有罪，妻先告，其（妻）财不收”、奴婢“盗主之父母不为盗主”的条款，明确承认父子夫妇各有其财。而秦人世风，则有所谓’借父l，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悦，则反唇相讥。［12］这里亲情之淡漠，恐怕比据说父亲到儿子家吃饭要付钱的“西方风俗”尤有过之。人性险恶，险恶的人抱成团更难制驭，因此国家应当使人际关系尽量自上而下地“一元化”，即皇帝——官僚——吏胥——下民，而任何横向关系如“朋党”、宗族、同乡等等都应减弱到最低限度。
以后的历代王朝一方面“独尊儒术”，一方面“汉承秦制”，其统治精神多少都具有“儒表法里”的性质：王道其表而霸道其里，德治其名而刑治其实，看似吏的儒化，实为儒的吏化。历代帝王不论口头上怎么讲，实际上对“法、术、势”的重视远超过四维八德。由汉到清的中国基本上仍是“大共同体本位”的，而不是小共同体本位、更不是个人本位的。像古希腊的德莫、古罗马的父权制大家族，中世纪欧洲的村社、行会、教区这类具有自治因素的“非国家”组织所享有的地位，在传统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与西方相比，这种传统秩序与其说是“家族主义”的，勿宁说是“国家主义”的。
科举制度就是这一特点的产物。从科举考试的内容看它似乎有明显的儒家色彩，然而这一制度本身应当说主要是法家传统的体现。事实上，更能体现儒家性善论与宗法伦理的选官制度应当是由道德偶象式的地方元老举荐“孝廉”、“贤良方正”为官的察举制度。这一制度被废弃并代之以“冷冰冰的”科场角逐无疑是极权国家权威对宗法权威、“法术势”对温情主义占优势的结果。而学界对此似乎尚无足够认识。另一方面，这种选官制度与中世纪西方贵族制的区别也正是“大共同本位”与“小共同体本位”之别的反映。
我们知道，现代化进程的本质内涵是有个性的公民及公民个人权利摆脱传统共同体的桎梏而崛起。而在缺少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中世纪西方，“大共同体”长期处在不活跃状态，人的个性发展的主要障碍来自采邑、村社、行会、家族公社等“小共同体”。这些“小共同体”在近代化过程中所受的冲击，与我国法家传统对“小共同体”的否定往往在表象上颇为相似。这就给人以一种印象：似乎古代中国的某些制度是惊人地“现代化”。象科举考试选官制度、回避制度与“现代文官制度”的相似就是如此。类似的还有由于极权国家对于臣民间横向依附关系的限制而形成的民间人际关系“自由化”表象。我国很早就存在着臣民之间的“自由租佃”、“自由雇佣”和“自由买卖”，而很少有西方那样的采邑农奴制以及自治村社对个人的束缚。如果不考虑专制国家对臣民的桎梏，那么我国人民似乎很早就生活在“自由”之中了。
然而这当然只是一种幻象，因为在我国历史上，采邑、村社、教区、行会之类“小共同体”权力的不发达，并不是公民个人权利的发达所造成。相反地，它意味着专制国家这一传统的“大共同体”权力的膨胀，它不仅使公民个人权利无由产生，连“小共同体”的权利也被压抑。它“平等地”剥夺了一切人的公民权利。与其说这样的社会不存在着不自由的农奴，勿宁说不存在的只是“自由的”农奴主，而所有臣民都是专制国家及其人格化体现者（君主）的“普遍奴隶”。关于这一点，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水浒》式造反—“庄主”带领“庄客”（或者说是农奴主带领农奴）造专制国家的反—— 成了最好的注解。
? 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科举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出它与现代文官制度的最本质的区别。这两者都具有排斥“小共同体利益”的功能，因而在技术上可以十分相似。但前者是从专制国家即大共同体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后者却是从公民权利本位即个性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象黄宗羲那样具有鲜明的个性倾向的中国式“启蒙思想家”在抨击科举制之余，会主张恢复仿佛是更为落后的察举征辟之制：这与社会上的人们宁投“庄主”为“庄客”也不愿做天子爪牙之下的“编户齐民”是一个道理。
?现在不少论者从技术上指出科举考试仍不如现代文官制“平等”，这自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我认为这并非问题的关键：公民个性本位还是“大共同体”本位才是根本的区别。科举考试即便再“平等”，只要它是一种排斥个性的“平等”，那么它就并无现代性可言，而只能一种天下臣民“平等”地作为皇上奴才候选人的制度。严格地说，它与天下女子在容貌面前一律“平等”地供皇上“选美”的制度并无实质区别。
在前近代社会中，束缚个性发展的共同体桎梏是多种多样的，而个性发展的进程往往不可能一下同时摆脱所有的桎梏而一步跨入“自由”状态。因此，个性发展的一定阶段就可能表现为桎梏性较小的共同体权利扩张、对主要的共同体桎梏形成消解机与制衡机制。西欧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市民与王权的联盟”就是这样。在“大共同体”不活跃的西方，公民权利在一定阶段上与“大共同体”的体现者结盟，联手反对“小共同体”的桎梏，反对领与村社陈规，就成为一种积极的进程。而在市民权利成长起来后，便会转而向王权及其所代表的“大共同体”发起挑战，追求个性的进一步解放。
而在传统中国则相反，“大共同体”的桎梏比“小共同体”强得多。因此如果说在西方王权（它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市民社会因素）在一定阶段上可以有助于市民社会的成长，那么在中国，或许公民权利在一定时期却需要与某种“小共同体”结盟。我们知道“庄主经济”对于市场经济的根本价值而言是一种落后现象，但正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庄主经济”色彩的乡镇企业，在冲破大一统命令经济的蕃篱、推动中国走向市场机制与人的个性解放的特定阶段上却发挥了重大作用，从这个角度上看，清末对科举制的否定也许仍不失其积极意义，尽管“废科举”之后出现的替代物并不令人称道（犹如“庄主经济”或王权也并不是市场化进程与市民社会所追求的东西一样），尽管我们现在还要为摆脱这些替代物、实现政治人材选拔方式的现代化进行艰苦的努力。［13］
总之，公务员任职资格考试作为选拔官员（主要是初入仕途的事务官员）的技术手段，如果不是最好的，至少也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科举考试在这方面的确能给人以不少启示。但这一技术手段受基本政治制度（主要是统治合法性的产生机制）制约，正是由于这种制约，科举官僚体系在“官”无选举、“吏”无考试这两点上都根本迥异于现代文官制度，它的积弊及最后被废除都有其内在原因，并不能全归咎于“全盘西化”或“激进主义”。最重要的是：科举官僚制的政治哲学基础是强调“大共同体本位”（君国本位）的传统法家政治理念（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所谓儒家文化及其相关概念，诸如性善论、家族本位与“德治”理念等在“中国传统”中的实际地位，至少它与书本上的地位大异其趣）。它与以个人本位（在法理上即公民权利本位）为政治哲学基础的西方文官制由于都排斥“小共同体本位”（家族、社区或利益集团本位），因而可能会有某些技术上的相似。但两者在深层次上的根本区别却可能比它们各自与“小共同体本位”的距离更大。因此，绕开深层次的变革直接借助于那些技术上的相似而从传统官制跨入现代文官制度，恐怕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在科举制退出历史舞台百年之后，客观地重新评价这一制度并在技术意义上借鉴科举制是完全必要的，但作为历史问题我们不应借弘扬所谓“保守主义”而完全否定“废科举”，作为现实问题我们更不能指望仅靠考试取官就能解决政治体制现代化的出路。
注释：
[1] R.C.Majumdar, H.C.Raychaudhuri and K.Datta, An Adranced History of India. Macmillan,1978.PP.549-556
[2] W.E.Kaegi,Byzantine Empire:Bureaucracy. N.Oikonomides,Logothete.Bath in Dictonary of the Middle Ages.Vol.2,PP.471-475;Vol.7,P.642.
[3] 《唐摭言》卷一。
[4] 《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5]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吏胥》。
[6] 明吏》卷七0，《选举二》。
[7]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
[8]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
[9] 《明夷待访录·原法》
[10] 参见秦晖：《宗族文化与个性解放：农村改革中的‘宗族复兴’与历史上的‘宗族之谜’》，《中国研究》（东京）1995年8月号，28—31页。
撇开贵族政治（它一般与非中央集权的“软国家”相联系）不谈，历史上凡属中央集权的“硬国家”，无论中外，都有赖于高度科层化的职业官僚政治。印度莫卧儿帝国的曼萨卜达尔（mansabdar）体制有33级官阶，从“十人长”直至“万人长”，都是由朝廷自上而下征召、提拔或降黜的官吏。古罗马基础上建立的拜占廷帝国也有复杂的罗戈瑟特（logothete）文官体制，正是靠了这种体制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拜占廷帝国才得以与特马（军区）制下军官贵族化倾向以及村社的地方自治倾向相抗衡而维持着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使帝国在内忧外患频仍的几个世纪中得以延续。所有这些官僚体制都有赖于一套中央铨选，考核与“雇用”官员的程序。但是，曼萨卜达尔体制的原则是“军而优则仕”，军事官僚的色彩远过于文职色彩。作为高级“国家雇员”他们脱胎于莫卧儿早期的雇佣军，其成员多为外国（印度以外的西亚、中亚伊斯兰地区）冒险家，缺少文化自律。因此尽管曼萨卜达尔体制以官僚决定薪俸极高而闻名于史，国家对他们也一直拥有任命与考核之权（如所周知，这两点即高薪与考核是当前人们谈论最多的反腐败方法），但这一体制的腐败速度与程度仍然极为惊人，可以说决不下于我国传统的科举官僚体系。［1］
拜占廷的罗戈瑟特官僚体制文职色彩浓厚，而且对于具有政教合一特点的拜占廷东正教帝国来说，这一官僚体制既保持着独立于教会系统之外的世俗性，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宗教）自律。国家对文官的考核内容则包括罗马法之类的实用知识。然而罗戈瑟特在地方行政上的效能受特马军事贵族的制约而十分有限，而且由于政治贵族化的发展，官僚的作用日益减退，到14-15世纪罗戈瑟特大都已成为无权的虚衔。另一方面由于罗戈瑟特多是低薪乃至无薪职，又执掌征收赋税之权，因而腐败也非常严重。最后，这一文官体制的消亡也就成了拜占庭国家灭亡的先兆。［2］
与这些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相比，我国的科举官僚体系在文职化、科层化、合理化等方面显然更胜一筹。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一大创造，它比政教合一体制与纯粹的雇佣官僚制都更有利于传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机会均等”更是在专制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扩大统治基础的有效办法。我国的传统中央集权体制延续得远比莫卧儿印度或拜占廷帝国为长久，这与科举官僚制胜于曼萨卜达尔或罗戈瑟特之类的外国传统官僚制是不无关系的。而如果以科举制奠定基础的隋唐为界划分我国历史的前后期，也可以看出，后期中央集权国家的凝聚力与稳定程度要大于前期，这与官僚铨选制度由察举征辟到科举考试的演变也密切相关。
当然也必须指出，科举制植根于我国的具体土壤，它与其他土壤上萌发的制度间具有某些不可比性。科举制有赖于单一民族或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在人口、发展水平与文化认同上的巨大优势。象拜占廷、印度那样民族与文化成份高度多元化的国家是难以发展出类似制度的。而他们那种形态的官僚制或许是维护这种传统多元化国家中央集权制度的最佳选择。
二?从制度层面看科举：“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
以考试选拔人材，从技术上讲无可非议。纵使它不应成为唯一的选拔方式，也至少应当是选拔方式之一或者是主要方式。起码在入仕之际并无政绩民望可考的情况下，选拔依据在逻辑上不外乎三者：即知识性考试，身份（门第、出身与其他先天性等级）以及个人与机构的随机性荐举。而考试比论身份“公平”，比荐举“客观”，这本属常识，并不是需要在学术上详加论证的深奥之理。现代文官制度中的考试制与我国历史上从察举向科举的过渡，与其说是谁学了谁，不如说两者都更多地是基于这种人类价值基础上的常识与逻辑。而它们在实行中遇到的阻力也不是因为其优点在学理上难于发现，而是因为它妨碍着某种既得利益体系。
但对于一种政治制度而言，人材选拔毕竟是个技术性问题，而政治制度的核心在于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而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科举制与它以前的世卿制、察举制以及外国的罗戈瑟特等官制一样都是以传统型或卡里斯玛型权威作为其合法性基础的。因而它们与建立在法理型权威基础上的现代文官制度、民主国家的文官制度仍有本质的区别。从这一点上来说，提出所谓“选举制好还是考试制好”的问题来就十分荒谬。民主政治中的选举是解决统治合法性问题的，它与作为人材选拔拔术的考试制并不是一个层面的事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芸芸众生在总体上看是平庸的，为他们中多数意志所左右的选举结果也往往是平庸者而不是“英明领袖”或圣明君主当选。那么民主制意义何在？就在于它确立了统治者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之授权这一原则，从而较好地解决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问题。这样的“统治者”以考试选拔公职人员，就与传统帝王以科举引“天下英雄入吾彀中”［3］有了本质的区别。即使后者的科场纪律比前者更严更“公平”，即使后者在技术上可以为前者所效法，这两者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制度的规定性反映在技术上，就形成了现代文官制度与古代科举的一些重大区别。一般地说，现代民主国家的官员实行政务官与事务官分途：政务官（掌权者）直接或间接由选举产生，与政党共进退；事务官（办事者）多由考试录用，按业绩或年资晋升，具有职业化、专业化特点，不受政党进退的影响。而传统科举官僚体制恰恰相反，这类体制谈不上政务官与事务官的严格区分而只有“君臣”之别（严格地说只有皇帝是“掌权者”，而百官都是为他办事的“臣仆”或奴才），但通常中央及地方的各级政要（即现代一般列为政务官的阁员、议员与地方主官的古代对应者）都由考试出身而非经选举。反而是各衙门的办事员即所谓刀笔吏者流并不通过考试，而是由种种不规范途径产生：有由正官“自辟僚属”者，从社会上招募者，经各种关系推荐者，甚至还有“学而劣则吏”、专以科场淘汰所余充之者。在明代后一途径居然成为定式，即“生员入学十年，学无所成者及有大过者，俱送部充吏”。［4］而他们在现代文官制中的对应角色正是考试录用的主要对象。?
“政务官”不经选举，“事务官”不经考试，这样一种与现代文官制度完全相反的现象当然不是出于科举制设计者的考虑欠周，而是由政治制度本身的专制性质所决定的。“政务官”不经选举则不对选民负责，难以建立权力约束机制。“事务官”不经考试则会难免素质低劣，“天下之吏，既为无赖子所据。”［5］于是在统治合法性与办事效率两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缺陷。一方面“政务官”不可一世，往往“官逼民反”，另一方面“事务官”蝇营狗苟，衙门陋规泛滥，明清时常有“衙蠹”之称。这显然不是通过强化科场纪律所能解决的。考试选官在技术上确有优点，但它本身并不能解决制度性问题。相反，制度的败坏却能够歪曲这一“技术”。因此尽管到明代科场纪律已经空前严密：“会试：御史供给收掌试卷；弥封、誊录、对读、受卷及巡绰监门，搜检怀挟，俱有定员，各执其事。”“试日入场，讲问、代冒者有禁。……文字中不许自序门第。弥封编号作三合字。……试士之所，谓之贡院；诸生席舍，谓之号房，人一军守之，谓之号军。试官入院，辄封钥内外门户。在外提调、监试等谓之外l官，在内主考、同考谓之内l官。”然而科场中的腐败现象仍然是层出不穷：“其贿买钻营、怀挟请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而‘关节’办甚。事属暖昧，或快恩仇报复，盖亦有之。其他小小得失，无足道也。”［6］
尽管如此，科举官僚制最大的弊病还不在科场，而在官场。即如黄宗羲所说：“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所谓取士之严，指士林出路仅有科举一途，造成严重的人材浪费；所谓用士之宽，指一旦考上即易于“ 进”，致使“在位者多不得其人”，官场气大坏。他由此叹道：“取土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极矣！”[7］
黄宗羲所处的明末，有识之士对科举制的评价已如此恶劣。其在两百多年后的清末变革之潮中之被废除就不难理解了。今人对“废科举”持批评态度者往往责怪清末以来在“西化”之风影响下一切求变的“激进主义”，实则科举名声的败坏早在清末“激进主义”兴起以前、甚至早在国门未开、国人尚不识西学为何物以前就很严重了。今人往往奇怪于当时的中国放着那么多的积弊不改，甚至连男人的辫子也尚未剪掉，便急急忙忙地废除了科举制这个据说是“类似于现代文官制度”的宝贝。其实人们如果注意到反科举的思潮兴起于“西化”之前，也许就不会奇怪了。历史不能假设，但倘无西方入侵，科举制在中国自身的轨道上是否就能一直运作下去，也未尝不是个问题。明末时从皇帝到社会上就已对“制科之弊”怨声不绝。崇祯皇帝因此提拔了非进士出身的陈新甲、孙元化、陈启新等人委以尚书、总督、巡抚等要职，并“为拔贡、保举、准贡、特授、积分、换授，思以得度外之士”。但专制之制不改而考官之技已失，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欲得胜于科目之人，其法反不如科目之详，所以徒为纷乱而无益于时也”。［8］这段历史几乎可以说就是200多年后废科举后果的预演，它既说明了专制政治不变而只拿考试一法开刀，后果必然不良，也表明了在专制政治下被严重扭曲了的考试选官法本身的危机。对此如果只埋怨清末“激进改制”坏事，也是有失公正的。?明清时代科场纪律制定得如此严密，何以科举制仍会败坏呢？我以为黄宗羲的一段话道出了症结所在，虽然这段话他并不是专就科举而言的：
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敛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惟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9］
为什么“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原因就在于这是一种“藏天下于筐箧”即置天下于一家之私囊的立法。科举制败坏的根源就在于此。今日重新评价科举，这一点是不应回避的。
三?从政治哲学层面看科举：“大共同体本位”与对个性的禁锢
上述黄宗羲的话还可以引起更深层的思考。这段话表明：中国的传统统治者，乃至传统中国人，并不象表面上声称的那样相信“性善论”。他们对人的“自私”与人性的阴暗面可以说是无时或忘，并为此处心积虑地设计“防人”之法。这种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奇特景观是那些只从儒家圣贤之言来考察“传统”的人难以解释的。明清科场规则之严密，常使今天的科举肯定论者大为赞叹。然而又岂止科场规则，传统中国的“防人之法”达到极高水平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科场防弊达到了每个“考生”派一军人给盯着的地步，官场防弊则达到了本省人不得在本省为官的地步，这就是明清两展得登峰造极的回避制。那时除了世袭的土司和法定必须由孔家人任知县的曲阜一地外，全国各地的县官都必须来自外省，甚至本省其他府、县的人也不行，以防同乡结党为弊。就是这些外省人还不能久任，而须频繁调动，以防任职日久形成关系网。对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国家也常持以怀疑的眼光，尽量限制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区之间依附关系的发展。甚至对于儒家意识形态极力褒奖的家族组织，专制国家也不象表面声称的那样欣赏。从北魏的废宗主而立三长、明初“浦江郑氏九世同居”被皇帝疑忌为“以此众叛，何事不成？”而险遭杀身之祸，直到清代一些地方官府“毁祠追谱”，抑制宗族势力，专制国家对“强宗右族”的疑惧与礼教对大家族的褒奖始终并存，而且前一因素的实际影响往往超过后一因素。［10］
实际上这一切都可以归之为我国政治文化中以“国家（王朝）本位”来排斥在实践上则崇刑废德、扬忠抑孝、强制分家，鼓励“告亲”，禁止“容隐”，不一而足。《秦律》中关于“妻有罪，其财界夫”，“夫有罪，妻先告，其（妻）财不收”、奴婢“盗主之父母不为盗主”的条款，明确承认父子夫妇各有其财。而秦人世风，则有所谓’借父l，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悦，则反唇相讥。［12］这里亲情之淡漠，恐怕比据说父亲到儿子家吃饭要付钱的“西方风俗”尤有过之。人性险恶，险恶的人抱成团更难制驭，因此国家应当使人际关系尽量自上而下地“一元化”，即皇帝——官僚——吏胥——下民，而任何横向关系如“朋党”、宗族、同乡等等都应减弱到最低限度。
以后的历代王朝一方面“独尊儒术”，一方面“汉承秦制”，其统治精神多少都具有“儒表法里”的性质：王道其表而霸道其里，德治其名而刑治其实，看似吏的儒化，实为儒的吏化。历代帝王不论口头上怎么讲，实际上对“法、术、势”的重视远超过四维八德。由汉到清的中国基本上仍是“大共同体本位”的，而不是小共同体本位、更不是个人本位的。像古希腊的德莫、古罗马的父权制大家族，中世纪欧洲的村社、行会、教区这类具有自治因素的“非国家”组织所享有的地位，在传统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与西方相比，这种传统秩序与其说是“家族主义”的，勿宁说是“国家主义”的。
科举制度就是这一特点的产物。从科举考试的内容看它似乎有明显的儒家色彩，然而这一制度本身应当说主要是法家传统的体现。事实上，更能体现儒家性善论与宗法伦理的选官制度应当是由道德偶象式的地方元老举荐“孝廉”、“贤良方正”为官的察举制度。这一制度被废弃并代之以“冷冰冰的”科场角逐无疑是极权国家权威对宗法权威、“法术势”对温情主义占优势的结果。而学界对此似乎尚无足够认识。另一方面，这种选官制度与中世纪西方贵族制的区别也正是“大共同本位”与“小共同体本位”之别的反映。
我们知道，现代化进程的本质内涵是有个性的公民及公民个人权利摆脱传统共同体的桎梏而崛起。而在缺少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中世纪西方，“大共同体”长期处在不活跃状态，人的个性发展的主要障碍来自采邑、村社、行会、家族公社等“小共同体”。这些“小共同体”在近代化过程中所受的冲击，与我国法家传统对“小共同体”的否定往往在表象上颇为相似。这就给人以一种印象：似乎古代中国的某些制度是惊人地“现代化”。象科举考试选官制度、回避制度与“现代文官制度”的相似就是如此。类似的还有由于极权国家对于臣民间横向依附关系的限制而形成的民间人际关系“自由化”表象。我国很早就存在着臣民之间的“自由租佃”、“自由雇佣”和“自由买卖”，而很少有西方那样的采邑农奴制以及自治村社对个人的束缚。如果不考虑专制国家对臣民的桎梏，那么我国人民似乎很早就生活在“自由”之中了。
然而这当然只是一种幻象，因为在我国历史上，采邑、村社、教区、行会之类“小共同体”权力的不发达，并不是公民个人权利的发达所造成。相反地，它意味着专制国家这一传统的“大共同体”权力的膨胀，它不仅使公民个人权利无由产生，连“小共同体”的权利也被压抑。它“平等地”剥夺了一切人的公民权利。与其说这样的社会不存在着不自由的农奴，勿宁说不存在的只是“自由的”农奴主，而所有臣民都是专制国家及其人格化体现者（君主）的“普遍奴隶”。关于这一点，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水浒》式造反—“庄主”带领“庄客”（或者说是农奴主带领农奴）造专制国家的反—— 成了最好的注解。
? 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科举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出它与现代文官制度的最本质的区别。这两者都具有排斥“小共同体利益”的功能，因而在技术上可以十分相似。但前者是从专制国家即大共同体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后者却是从公民权利本位即个性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象黄宗羲那样具有鲜明的个性倾向的中国式“启蒙思想家”在抨击科举制之余，会主张恢复仿佛是更为落后的察举征辟之制：这与社会上的人们宁投“庄主”为“庄客”也不愿做天子爪牙之下的“编户齐民”是一个道理。
?现在不少论者从技术上指出科举考试仍不如现代文官制“平等”，这自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我认为这并非问题的关键：公民个性本位还是“大共同体”本位才是根本的区别。科举考试即便再“平等”，只要它是一种排斥个性的“平等”，那么它就并无现代性可言，而只能一种天下臣民“平等”地作为皇上奴才候选人的制度。严格地说，它与天下女子在容貌面前一律“平等”地供皇上“选美”的制度并无实质区别。
在前近代社会中，束缚个性发展的共同体桎梏是多种多样的，而个性发展的进程往往不可能一下同时摆脱所有的桎梏而一步跨入“自由”状态。因此，个性发展的一定阶段就可能表现为桎梏性较小的共同体权利扩张、对主要的共同体桎梏形成消解机与制衡机制。西欧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市民与王权的联盟”就是这样。在“大共同体”不活跃的西方，公民权利在一定阶段上与“大共同体”的体现者结盟，联手反对“小共同体”的桎梏，反对领主权与村社陈规，就成为一种积极的进程。而在市民权利成长起来后，便会转而向王权及其所代表的“大共同体”发起挑战，追求个性的进一步解放。
而在传统中国则相反，“大共同体”的桎梏比“小共同体”强得多。因此如果说在西方王权（它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市民社会因素）在一定阶段上可以有助于市民社会的成长，那么在中国，或许公民权利在一定时期却需要与某种“小共同体”结盟。我们知道“庄主经济”对于市场经济的根本价值而言是一种落后现象，但正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庄主经济”色彩的乡镇企业，在冲破大一统命令经济的蕃篱、推动中国走向市场机制与人的个性解放的特定阶段上却发挥了重大作用，从这个角度上看，清末对科举制的否定也许仍不失其积极意义，尽管“废科举”之后出现的替代物并不令人称道（犹如“庄主经济”或王权也并不是市场化进程与市民社会所追求的东西一样），尽管我们现在还要为摆脱这些替代物、实现政治人材选拔方式的现代化进行艰苦的努力。［13］
总之，公务员任职资格考试作为选拔官员（主要是初入仕途的事务官员）的技术手段，如果不是最好的，至少也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科举考试在这方面的确能给人以不少启示。但这一技术手段受基本政治制度（主要是统治合法性的产生机制）制约，正是由于这种制约，科举官僚体系在“官”无选举、“吏”无考试这两点上都根本迥异于现代文官制度，它的积弊及最后被废除都有其内在原因，并不能全归咎于“全盘西化”或“激进主义”。最重要的是：科举官僚制的政治哲学基础是强调“大共同体本位”（君国本位）的传统法家政治理念（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所谓儒家文化及其相关概念，诸如性善论、家族本位与“德治”理念等在“中国传统”中的实际地位，至少它与书本上的地位大异其趣）。它与以个人本位（在法理上即公民权利本位）为政治哲学基础的西方文官制由于都排斥“小共同体本位”（家族、社区或利益集团本位），因而可能会有某些技术上的相似。但两者在深层次上的根本区别却可能比它们各自与“小共同体本位”的距离更大。因此，绕开深层次的变革直接借助于那些技术上的相似而从传统官制跨入现代文官制度，恐怕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在科举制退出历史舞台百年之后，客观地重新评价这一制度并在技术意义上借鉴科举制是完全必要的，但作为历史问题我们不应借弘扬所谓“保守主义”而完全否定“废科举”，作为现实问题我们更不能指望仅靠考试取官就能解决政治体制现代化的出路。
注释：
[1] R.C.Majumdar, H.C.Raychaudhuri and K.Datta, An Adranced History of India. Macmillan,1978.PP.549-556
[2] W.E.Kaegi,Byzantine Empire:Bureaucracy. N.Oikonomides,Logothete.Bath in Dictonary of the Middle Ages.Vol.2,PP.471-475;Vol.7,P.642.
[3] 《唐摭言》卷一。
[4] 《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5]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吏胥》。
[6] 明吏》卷七0，《选举二》。
[7]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
[8]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
[9] 《明夷待访录·原法》
[10] 参见秦晖：《宗族文化与个性解放：农村改革中的‘宗族复兴’与历史上的‘宗族之谜’》，《中国研究》（东京）1995年8月号，28—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