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9-0049-10
引言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科学研究与文艺创作等都纳入广义的“生产”范围，在集中考察物质生产领域中的“资本”主题时，也多处关注到“精神生产”、“最高的精神生产”、“从事各种科学或艺术的生产的人”等方面。①因此我们可以把他本人的《资本论》创作视为一种精神生产活动。
《资本论》初版序言强调该项研究在英国才可能完成。因为“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本文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目前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释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②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当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得最确实”的地点。然而，如果我们从《资本论》据以考察英国“生产方式”的具体途径分析，问题并不如此简单。
一个基本事实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研究过程中很少直接进入资本主义工厂作实地考察，《资本论》分析所据大部分资料也并非马克思本人实地考察所得，相关传记资料鲜有马克思进行实地考察的记载。③《资本论》所据资料主要是相关的纸质文献出版物。物理学家的研究是在实验室中进行，马克思的实验室则主要是拥有丰富文献资料的英国伦敦博物馆。马克思本人多次谈论他撰写《资本论》的过程：“这一切都是在英国博物馆进行的”，“我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英国博物馆里。”1863年5月29日与6月22日马克思致恩格斯信，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46、354页。
根据《资本论》对人类生产活动之共性的分析，任何生产过程都至少包含两方面简单要素：一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二是劳动赖以进行的“生产资料”（第202页）。《资本论》的“生产资料”显然不是农业耕作的土地，不是工业所需的煤炭棉花，也不是公司银行等“资本”运营操作的现场设施，而主要是起源于“资本”生产方式的、以纸质出版物为载体的、与“资本”课题相关的文献资料。
马克思指出：在工业社会中，“一切产业部门所处理的对象都是已被劳动过滤过的劳动对象，这些对象本身已经是劳动产品”；例如农业中的种子作为劳动资料，“最肤浅的眼光也会发现它们绝大多数都有过去劳动的痕迹”（第206页）。这个分析也可移用于作为《资本论》分析对象的文献资料，因为这些文献资料已经包含了前人涉及“资本”对象的脑力工作。作为客观存在的“资本”现象，在这些文献资料中已经被先前的脑力工作“过滤过”，已被观念地表现于出版文献中。对于《资本论》生产过程来说，它们是“已经通过先前的劳动而发生变化的原料”（第206页）。马克思主要依赖英国伦敦博物馆的文献资料来从事《资本论》研究，这一事实意味着，没有这些相关出版物作为“生产资料”，他就不可能实际进行撰写《资本论》的“生产过程”。
这一事实在《资本论》完成形态中也留下了直接而鲜明的印记。据统计，《资本论》诸卷引用涉及近800本著作和蓝皮书文献等。[德]曼弗雷德・克利姆：《马克思文献传记》，李成毅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第277页。《资本论》第一卷是由马克思本人全部完成并校对付印，其中马克思本人标明的文献引注数多达270余条。根据中译编者所附参考文献目录，马克思直接引用涉及的文献资料有三类：著作类、报刊杂志类、官方文件（蓝皮书）类。基于《资本论》的“生产资料”主要是纸质出版物，笔者期望从这个角度考察《资本论》的生产条件，并由此解答：它为什么能够产生于英国这个“最典型地点”。
一、《资本论》创作与“最典型地点”的出版物
《资本论》引涉文献绝大部分出版于英国。就著作类而言，出版地涉及十多个国家（详后），总计365种，其中英国出版者计223种，占总数的60%强。位居第二的法国59项，仅为英国出版数223种的26%。在英国出版著作中，伦敦出版者为199种，占英国出版数223种的近90%；其余10%的出版地点分别为爱丁堡、格拉斯哥、牛津、都柏林等城市。可见仅就《资本论》引用著作的出版地而言，英国已经是“最典型的地点”了。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所居住的伦敦则处于这个最典型地点的中心。
《资本论》贯穿使用的是“历史与逻辑的方法”，马克思从“资本”的细胞形态即“商品”开始分析，而商品现象早在古代已经出现，因而《资本论》引涉最早的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资本论》开首《商品与货币》篇就两次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商品观：“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第74页）；“每种物都有两种用途”，一种是直接使用的“自然用途”，另一种是“为交换而存在的”（第103页）。这两个观点分别见于亚里士多德《尼科马赫伦理学》和《政治学》中。虽然亚里士多德著作早已存在，但是就马克思直接阅读的亚氏著作的文本而言，它们是1837年在英国牛津出版的《亚里士多德全集》（伊・贝克尔编）。换言之，就《资本论》生产过程中直接使用过的文献资料而言，它们是19世纪的出版物。但是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历史形式而言，它乃是欧洲近代产物。因而严格地说，作为“资本”现象之观念形态载体的文献资料，是近代以后才可能出现。如果说研究现实的经济形式尚可能采取实地考察的方法，那么要“历史”地把握该方式的发展过程，就必须而且只能依靠相关的历史文献（当时尚未出现影像产品），马克思在搜集相关历史文献资料方面是不遗余力的。例如他1858年5月31日致信恩格斯请求帮助购买一本可能有参考价值的书：“这本书图书馆还没有，……也许它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新东西；不过我的理论良心不允许我不读这本书就写下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16页。恩格斯在1869年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传记提纲中写道：“马克思在自己尚未确信已经没有一本书他未曾读过之前……决不以系统形式发表自己的结论。”[德]曼弗雷德・克利姆：《马克思文献传记》，李成毅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77页。我们可以预设，如果将《资本论》引涉的文献资料按历时顺序编排，可望某种程度上获得关于“资本”主题的文献出版史概况。据此也可能切实认知，马克思是通过哪些文献资料来“历史”地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下面按《资本论》引涉所据文本的出版年代（世纪序）排列英国出版的相关著作类文献。
116世纪英国出版的相关文献《资本论》第1卷引涉16世纪出版文献计4部，另一部为德国出版的路德・马《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维登堡版，1540年。
著者文献出版时间
福特斯居・约《谈谈英国法律的优越性》1537年首次发表
斯泰福・威《对近来我国各界同胞一些抱怨的考察》伦敦版，1581年
哈里逊・威《英国概述》（载《编年史》第1、2卷）伦敦版，1587年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于15世纪末，《资本论》指出，最初的“世界市场”出现于15世纪末的意大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4页。）英国在16世纪开始出现这个“新兴生产力的产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6页。因此，《资本论》引用最早文献是出版于16世纪这一事实并非偶然；而其时相关文献稀少也正是当时该生产方式萌芽期的表征。上列3部著作都出版于英国伦敦，其中1537年的《谈谈英国法律的优越性》，触及的是15世纪生产方式特点，其时“人民的财富排斥资本的财富”（第786页）。1581年的《对近来我国各界同胞一些抱怨的考察》，被马克思引用说明的是“16世纪货币贬值”的社会影响（第812页）。1587年的《英国概述》被三次引用，其中之一为：
我们对照一下每一个骑士领地的旧财产的清单，就会发现，无数的房屋和小农户消失了；现在土地供养的人口少得多了；虽然有一些城市繁荣起来，但是很多城市衰弱了……城市和乡村为了作牧羊场而被毁坏，只有领主的房屋被保存下来。（第786页）
这段引文叙述的是英国骑士领地在中世纪末逐渐转变为新兴城市，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城乡之间巨大变化的过程。马克思是据此文献记载而了解英国最初“资本”历史形态的。
上列著作大多直接与经济学问题相关，少数著作虽非属于政治经济学，却包含着相关内容。例如《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为新教创始人路德的布道之作，马克思引用的是其中涉及货币买卖的内容：“路德把作为购买手段的货币和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区别开来。”（第155页）荷兰来顿出版的《动物界论》被马克思评价为“详尽无遗地论述了现代人口理论”（第677页）。意大利威尼斯出版的《现代――并不逊于过去思想的思想》，被引用的是其中记载机器发明引起劳动者恐慌的事件：“一台非常精巧的机器，它能同时织4～6条花边；但是由于市议会害怕这项发明会使大批工人沦为乞丐，因而压抑了这项发明，并让人将发明人秘密勒死或溺死。”（第468页）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对《论手工业者的疾病》及其译本之流传过程的叙述：
意大利医学教授拉马志尼1713年发表了自己的著作《论手工业者的疾病》，1777年该书译成法文，1841年又转载在《医学百科全书・古典作家》中。自然，大工业时期使工人患病的病例大大增加。参看《一般大城市特别是里昂城工人的生理卫生和精神卫生》（安・路・丰特雷医生编，1858年巴黎版）和罗・亨・罗哈奇《不同阶层、年龄、性别的人所特有的疾病》（六卷集，1840年乌尔姆版）。在1854年，艺术和手工业协会任命了一个工业病理学调查委员会。在“特威克楠经济博物馆”的目录中可以找到这个委员会所搜集的文件的目录。官方的《公共卫生报告》是十分重要的。参看医学博士爱德华・赖希《论人类的退化》，1868年厄兰根版。（第402页）《资本论》指出，最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是像霍布斯、洛克、休谟一类的哲学家，像托马斯・莫尔、富兰克林那样的实业家和政治家，而最早在理论上作出贡献的是配第、魁奈一类的医生。（第677页）
这段说明文字提到了该书的三个版本以及与其主题相关的四种后出书目，涉及的出版国有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英国。这表明马克思即便是在考察某一专门问题时，其文献视域也是超国别的。
与著作类的世界性分布相同构的是报刊杂志类的文献资料。《资本论》引涉后者总计35种，其中英国出版者22种（其中21种为伦敦出版），分别为：《晨报》《晨星报》《工人辩护士报》《外交评论》《观察家报》《纪事晨报》《今日》《经济学家》《雷诺新闻》《麦克米伦杂志》《每日电讯》《派尔-麦尔新闻》《旁观者》《旗帜报》《旗帜晚报》《社会科学评论》《泰晤士报》《韦斯明斯特评论》《新莱茵报》《艺术协会杂志》《星期六评论》（以上皆伦敦出版），《格拉斯哥每日邮报》（格拉斯哥出版）。
英国以外出版的报刊杂志数13种，分别为：《经济学杂志》《实证哲学评论》《巴黎革命》《德法年鉴》（以上巴黎），《贝里卫报》（法国贝里）《民主周刊》《人民国家报》（以上来比锡），《工人问题杂志》（柏林），《纽约每日论坛》（纽约），《圣彼得堡消息报》《欧洲通报》（圣彼得堡），《孟加拉公报》（加尔各答）。
以上各种报刊杂志的出版地点首先是集中于英国，占总数的2/3以上，其余也主要分布于法国、德国、俄罗斯以及美国等欧美地区。报刊杂志较之专门的学术著作，其特点在于能够提供时间上更为迅速、空间上更为遥远的信息。在这个意义上，身居英国伦敦的马克思主要是借助它们的媒介及时地了解“资本”的动态变化。例如《资本论》“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一章，其分析对象包括1866～1867年期间英国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而当时正是该书行将交付出版之际。马克思是通过报纸才及时了解该危机之发生与势态的。下面是他从当时伦敦《旗帜报》1867年4月5日报道中摘录的一个片段：
昨天在这个大都会的一角出现了一幅可怕的情景。东头的好几千工人虽然没有打着黑色丧旗成群结队地游行，但是这股人潮已经够吓人的了。让我们想想这些人受的是怎样的苦难吧。他们快饿死了。这是一个简单而可怕的事实。在这个不可思议的大都会的一个区，一边是旷古未有的最大量的财富积累，而紧挨着它的旁边的是4万个走投无路的行将饿死的人！（中略，第735页）
这篇报道中的“昨天”事件和场景在当时的专著文献中显然无法及时反映；虽然该事件发生于马克思居住的伦敦市，但是其具体场所的伦敦东头却离马克思居住的郊区相隔颇远。正如今天的城市居民如果不借助报刊等传媒就难以及时了解本地事件一样，如果没有报纸，居住伦敦偏远郊区的马克思未必能及时知道该事件。即便他能够直接观察或亲自参加该事件，至少在获取并加工该事件信息的过程中，其“必要劳动时间”的长度会大大增加。
《资本论》所引最边远地区的报刊是出版于孟加拉国加尔各答市的《孟加拉公报》。在“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一章的“协作”节，马克思分析英国殖民统治造成东印度地区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现象时，引用了来自该地区该报1861年7月22日的报道：
人们很难想象，在这个劳动力输出比世界上任何地区（也许中国和印度地区除外）都多的国家里，所发生的一种祸害竟是：找不到足够数量的人手来收摘棉花。结果是大量棉花在田野腐烂。由于在适当季节缺少劳动者，植棉者实际上不得不损失大量棉花，而这些棉花正是英国所十分渴望的。（第365页）
再如《资本论》第三版中，马克思补充了他在第一、第二版中未知的新材料，新材料得自于《泰晤士报》1873年9月3日一位英国议员对经济势态的分析：
如果中国成了一个大工业国，那么欧洲的劳动人口除非把生活水平降低到他们竞争者的水平，否则，我就不知道他们怎样才能坚持竞争。（第659页）
马克思根据他的这番议论，对英国资本的变化作了新的判断：“现在英国资本渴望达到的目标已经不再是欧洲大陆的低工资，而是中国的低工资了。”（第659页）
《资本论》引涉文献的出版地点广泛分布于“世界市场”的众多国别与城市。因此，英国这个“最典型地点”提供《资本论》创作的不仅是英国本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原料，而且包括英国本土以外的世界市场中的信息资料。如果说一个国家的信息生产和信息流通之发达程度与该国的物质生产水平具有同构对应关系，那么《资本论》生产过程中所享有的信息资料，归根结底也是得益于英国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换言之，身居英国伦敦的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读到如此众多国别的相关著作，首先是依托了英国的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条件，其次是依靠了伦敦这个现代大城市所特有的“世界市场”的流通条件。正是这种条件，为马克思《资本论》生产过程提供了其他国度和地区难以企及和媲美的、丰富而及时的“生产资料”。
三、《资本论》创作与“最典型地点”的官方蓝皮书
《资本论》考察焦点是工厂机器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依据主要来源于此）；众所周知，其鲜明特征是基于工厂劳动者生存状况极端恶化的批判倾向。然而马克思本人很少直接调查工厂劳动者的生活状况。从《资本论》引用文献中足以判断，他主要是通过英国官方定期公开的、被称为“蓝皮书”的调查报告而了解把握的。《资本论》评价最高且引用最多的出版文献也是此类官方出版的“蓝皮书”文献。马克思高度赞扬：“其中有关于无产阶级生活条件的非常详细的调查材料”，“1850年以来，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没有受到过比这些蓝皮书更沉重的打击。”1866年7月21日马克思致恩格斯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2页。下面是《资本论》引涉的英国官方组织的“工厂调查委员会”部分文件的标题：
《工厂调查委员会・皇家委员会中央评议会的第一号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33年6月28日刊印）、《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56年4月15日的质问》、《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4月24日的质问》、《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67年12月5日的质问》
这四篇调查报告标题中的时间，最早者1833年，最晚者于《资本论》初版的1867年，可见英国官方的工厂调查是作为制度而持续实施，该制度在马克思发表《资本论》之前至少持续存在了30多年。《资本论》引用1833年报告中的一段资料是：
现时工厂制度最大弊病，在于它必然把儿童劳动延长到成年人工作日的极限。克服这个弊端的唯一办法，看来就是实行儿童分两班做工的方案，而不是去限制成年人的劳动，因为那样造成的弊端比要求消除的弊端更大。（第309页）
这段文字大体可以表明，“工厂调查委员会”的基本意图是为了消除工厂劳动中的“弊端”。这个意图与马克思的期望大体相近。
《资本论》引用率最高的是《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达30余份之多。其中最早的一份是1842年出版，最晚的一份是1867年出版。其起迄时间的跨度与《资本论》撰写过程的时间大体相吻合（马克思最早的经济学著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类蓝皮书出版时间为每半年一期，这意味着其调查具有及时性，马克思借此可以定期了解和随时阅读其调查结果并了解新近发展动态。《资本论》引用最新的该蓝皮书计5次，其中一段是署名罗伯特・贝克的英格兰工厂视察员调查爱尔兰情况所见个案：
我最近视察爱尔兰北部的时候，看到一个熟练的爱尔兰工人靠自己少得可怜的收入尽力使自己的孩子受教育，这件事使我深为惊讶。约翰逊说：我是一个清棉工，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从早上6点干到夜里11点；星期六下干到下午6点，有3个钟点的吃饭和休息时间。我有5个孩子。我每周劳动的收入是10先令6便士；我的妻子也做工，每周挣5先令。我们有三个孩子上学，每人每周花费1便士。我们的房租每周9便士，泥碳和燃料每周至少也要1先令6便士。（中略，第777页）
马克思引述后仅作简要点评：“这就是爱尔兰的工资！这就是爱尔兰的生活！”马克思对此报告的真实性显然深信无疑，他是据此了解和评判与伦敦隔海而居的爱尔兰岛上工厂劳动生活的。马克思引用工厂视察员报告中也有相反情况，例如一位把缩短工厂劳动时间的措施称为“祸害”的苏格兰工厂视察员，马克思批评“他与英格兰的工厂视察员相反，已完全为资本主义思维方式所俘虏。”（第345页）但是在马克思引用资料中，这种“相反”情况不多。
《资本论》揭露工厂劳动最痛切之处在于对童工劳动的描述与分析。这方面的资料来源也主要是依据官方调查。马克思直接引用过的至少有：
《联合王国儿童劳动调整法案委员会的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32年8月8日刊印）、《限制工作日的长度和禁止雇佣十岁以下儿童做工的法令》（1853年伦敦版）、《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第1～6号（1863～1867年，伦敦版）等三种。
从标题中“限制”、“禁止”的关键词可见，该类调查是旨在限制乃至禁止使用童工从事劳动。上列调查报告进行和完成的时间跨度为1832～1867年，其间历时30多年。这表明当时英国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是持久关注着童工现象。
英国官方蓝皮书中还有从“公共卫生”专业角度的系列调查。《资本论》引述的有《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的报告・第3～8号》（根据下院决定刊印，伦敦版1861～1866年）。这类调查报告的执行者都是专业医生，其中所引汉特医师一项报告中“调查过5375座农业工人小屋”（第751页），另一位担任主编的西蒙医师写道：
虽然我的职务上的观点仅限于医学方面，然而最普通的人道不允许我忽视这种灾祸的另外一面。……如果想让处在于这种环境下的人们在其他方面努力向上，追求以心身纯洁为本质的文明气氛，那是绝对无望的。（中略，第723页）
可见作为调查员的医师，他们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灾祸”方面，其人道感与马克思的批判倾向可谓一致。
就《资本论》引用官方蓝皮书文献所涉范围而言，它们遍及各行各业。例如：《爱尔兰农业工人状况・答可尊敬的下院的1861年3月8日征询》、《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第二次报告》（1863年，伦敦版）、《矿山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66年7月23日刊印）、《皇家铁道委员会・委员们的报告》（1867年，伦敦版）等。从标题可见，调查范围涉及农业、面包业、矿山业、铁路业等多行业。《资本论》所引关于矿山妇女劳动状况的一段引文，其中所涉文件编号达千位数以上：
虽然1842年以来已经不再在井下使用女工，但是她们仍被用来在井上装卸煤炭等物，把煤桶拉到运河边和火车旁，选煤等。最近3～4年来使用的女工大量增加。（第1727号）这些女工大多数是矿工的妻子、寡妇和女儿，年龄从12岁至50、60岁。（第647、1779、1781号）（第545页）
《资本论》引用的官方蓝皮书广泛涉及英国社会经济各方面，例如：《我们英国羊毛业的诉讼案・索美塞特郡大陪审团的陈述：敬呈议会》（1685年，伦敦版）、《王国谷物法情愿特别委员会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14年7月26日刊印）、《上院秘密委员会受命研究商业危机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48年7月28日刊印）、《剑桥大学委员会・皇家委员调查剑桥大学课程和收入等状况的报告》（1852年，伦敦版）、《食物等搀假调查特别委员会第1号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55年7月27日刊印）、《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57年7月30日刊印）、《联合王国从1846年至1860年的15年简要统计一览》第8卷（1861年，伦敦版）、《英国出生、死亡和结婚中央注册局局长第22号年度报告》（1861年，伦敦版）、《法律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关于流放和徒刑的报告》（1863年，伦敦版）、《联合王国的各种统计材料》（1866年，伦敦版）、《联合王国从1846年至1860年的15年简要统计一览》第13卷（1866年，伦敦版）、《关于工业和工联问题同女王陛下驻外公使馆的通讯》（1867年，伦敦版）、《工联及其他团体的组织和章程调查委员会第10号报告，附证词》（1868年，伦敦版）等。这些官方文件最早者是1685年，最晚者1868年，时间跨度近两个世纪。由此不难想见，可供马克思阅览的官方文件数远远超过马克思实际引用过的数量。
《资本论》引用的“蓝皮书”不仅数量众多，而且通常是一个文件多处引用；短则数行，长则整页乃至以上；《资本论》不少页码中，页底引注的篇幅常常超过正文叙述的篇幅，有的章节的正文叙述主要是借助引用这些资料而构成（例如“工作日”章）。因此，仅从引用数量和频度就不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些蓝皮书文献，《资本论》至少在篇幅容量上会大大缩水，不会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巨著规模。
《资本论》所引的这些官方文献表明，当时英国政府（女王和议会等）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冲突不乏直面关注、深入调查、积极改善的努力。诸如《工厂视察员报告》《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公共卫生报告》等系列文献说明，英国官方的积极努力已经实施为常规的制度性措施。没有这些措施，就不可能有这些及时反映、定期出版的调查报告；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所据以分析论证的文献资料难度也会大大增加。
《资本论》引用的官方文献还表明，具体承担实施调查任务的工厂视察员、公共卫生医师等，其中不乏具有责任感、同情心和人道意识的人士。没有他们的敬业、诚实和努力，至少他们调查报告的真实性会大打折扣，从而《资本论》的引用文献、马克思的观察分析也就缺乏真实依据。
《资本论》所引蓝皮书文献是公开出版物，并且是英国官方批准的公开出版物，其中有些直接标明“根据下院的决定刊印”；甚至包括《上院秘密委员会受命研究商业危机报告》这类机密文件（第954页）。这表明，当时英国官方掌握的政治经济状况的资料对公众具有相当公开性和透明度。如果说没有这种公开性和透明度，英国的一般公众就难以知情，而身为英国侨居者的德裔学者马克思就更不可能读到这些出版文献。
余说
马克思《资本论》初版序言中将其祖国德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条件与英国作过比较，他指出，差别不仅在于德国经济发展落后于英国，更在于德国官方的态度和提供的研究条件与英国难以比肩而语：
德国和西欧大陆其他国家的社会统计，与英国相比是贫乏的。然而它还是把帷幕稍稍揭开，使我们能够看见美杜莎的头。如果我国这帮政府和议会象英国那样，定期指派委员会去调查经济状况，如果这些委员会象英国那样，有全权去揭发真相，如果为此能找到象英国工厂视察员、编写《公共卫生》的医生、调查女工童工受剥削的情况以及居住条件和营养条件等等的英国调查委员那样内行、公正、坚决的人们，那么，我国的情况就会使我们大吃一惊。柏修斯需要用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用隐身帽紧紧遮住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第11页）
2004年4月，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开始启动，其中设有文学课题组。文学课题组的任务之一，就是编写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学理论课程教材，供高校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使用。有关专家认为，新的教材必须具有与时俱进的内容与风貌，必须对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方面以及文学理论发展建设作出较为全面、准确、客观的介绍，以结合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实际，具有时代气息和实用价值。为此，该课题组决定编写3个调查报告，即《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和批评发展概况的调查报告》和《新时期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编写调查报告》。3个调查报告被列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文学组子项目，拨款加以支持。其中前两个调查报告还被中国作协列入2004年度的重要作品扶持项目。经过相关撰稿专家集体两年多的周密调查研究和认真撰写，去年底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由王先霈主编，该书对新世纪以来在报刊、公开出版的图书和网络文学进行了总结和追溯，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当代文学现状的直观的参照材料。近几十年，世界和中国的文化都在发生此前少见的变化，社会普遍的审美取向、文学在人们文化生活中的地位、文学创作主体和文学接受主体的心态、文学的传播方式等，都与往昔有了很大的不同，并引起了理论工作者的关注。本书作者也正是带着这些思考着手进行调查，既着重对近5年文学创作作出概括性扫描，更把重点放在努力凸现理论建设中需要正视的问题，并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出深入浅出的分析。
《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和批评发展概况的调查报告》由朱立元主编，也是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的中期成果之一。编著者查阅了新时期以来有关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的报刊和著作，在对大量资料梳理筛选的基础上进行提炼，概括出了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中所关注的若干理论问题和争鸣，并据此对所掌握的材料进行尽可能客观的归纳与整理，力图反映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的整体概貌与历程进程，展现了近20多年来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在中国社会、文化的历史性转型期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和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
8月25日，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和春风文艺出版社在京主办了《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和《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和批评发展概况的调查报告》出版座谈会。陈建功、李准、郑伯农、童庆炳、钱中文、范咏戈、雷达、吴秉杰、蒋巍、孟繁华、贺绍俊、梁鸿鹰、牛玉秋、张陵、王一川、陈福民、李建军、张柠、常晶、熊元义、刘见喜等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以及两个调查报告的部分编写者出席会议。大家认为，两部调查报告是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收获，也是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界的重要成果，有助于人们对创作和理论批评格局有更清晰的认识。著作体现出开阔的视野和深厚的积累，也体现出鲜明的时代风貌，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中国化进程作出了积极贡献。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历史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共产党员、党的干部以及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问题作过一系列论述，形成和发展了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思想。分析这一思想的形成过程，对于进一步研究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对于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对于在今天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都有一定的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和国民革命时期，是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萌芽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毛泽东在探讨建党问题时，就初步地认识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的重要性。工人阶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在中国建立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必须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1920年9月16日，留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说：“现在世界显然为两个敌对阶级的世界，学说亦显然划了鸿沟。”“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和社会哲学的出发点。”信中说：在中国也应当组织像俄国布尔塞维克党那样的共产党，主张“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要组织这样的党，首先要“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宣传各国革命的情形以及中国的情形。“凡游移不定的论说及与主义矛盾的东西，皆不登载”。1921年1月21日，正在湖南进行建党相关工作的毛泽东给蔡和森回信，信中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并告诉蔡和森，“党一层陈仲甫先生(即陈独秀——笔者注)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已有“上海出的《共产党》”，“详情后报”。在此之前，毛泽东于1920年11月25日在给罗章龙的信中说：要改造中国，“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主义”，当然是指马克思主义。可见，毛泽东在参加建党准备工作的过程中，已经产生和提出了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初步思想。
1921年7月，毛泽东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回到湖南。8月，他与何叔衡等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学员学习文、法知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此同时，毛泽东以主要精力在湖南建立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1923年4月，毛泽东离开湖南，到上海参加党的中央机关的工作。
1924年1月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正式建立后，毛泽东参加了******上海执行部的工作。1925年10月，毛泽东任******中央宣传部部长。12月，他以******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创办了《政治周报》。在《政治周报》的发刊词中，毛泽东提出要用革命的宣传打破******的宣传，教育全国民众。他指出：******势力不但有强大的力量，还有广大的宣传机关，“凡所以咒诅诬蔑中伤我们者，无所不用其极”。《政治周报》的责任，就是“向******派宣传反攻，以打破******派宣传”。他说：我们主要是通过“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来打破******的宣传，因此《政治周报》内容的“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派宣传的辩论”。在这个发刊词的最后号召：“接受我们对于革命工作的忠实报告，全国革命的民众起来!”毛泽东对创办《政治周报》的这些说明，以及此前他创办湖南自修大学，表明了他对宣传教育问题的重视。湖南自修大学把马克思主义作为重要的学习内容，《政治周报》的内容特别是毛泽东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等一系列文章，也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宣传。因此，毛泽东当时对宣传教育的重视，也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的重视。
1926年1月******二大之后，毛泽东参加了新成立的******中央农****动委员会。3月，接任******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动讲习所所长职务。毛泽东不但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等课程，还组织编印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供从事农****动的干部参考。他在这个《丛刊》第一辑的序言中指出：要有大批的同志到乡村去做农民的工作，“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引导”，就是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1926年l0月，毛泽东开始担任中共中央农****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初，毛泽东到湖南做了32天的实际调查工作。3月，写了《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除阐述了其他许多问题外，还特别肯定了党对农民的政治教育。他指出：“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他还指出：今后要把对农民的政治教育，“内容渐渐充实，意义渐渐明了起来”。显然，毛泽东不但肯定了党对农民的政治教育，而且要求加强对农民的政治教育。而对农民的政治教育，其中包含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教育。因此，毛泽东关于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的论述，也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视。
总之，在党的创立时期和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并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思想，但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专门论述还较少，还未能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思想体系。因此，这一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相关论述，只能看作是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萌芽。
二
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领导农村根据地斗争的过程中，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问题的认识。他于1929年l2月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表明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初步形成。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井冈山，开始了创建农村根据地的斗争。1928年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湖南农军到达井冈山，会师后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第四军(6月接中央指示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11月，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统一领导井冈山根据地和红四军。同月，毛泽东在写给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中说：“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他还说：“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政治训练”特别是“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显然包括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相继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在开辟和发展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进一步加深了对党和红军的思想政治教育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问题的认识。1929年12月底，在福建上杭县的古田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中，毛泽东进一步说明了党和红军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问题。
毛泽东说明了党内教育的重要性，规定了党内教育的内容。他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_4J8因此，“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弄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对于党内教育的内容，毛泽东指出有10个方面：“(一)政治分析；(二)上级指导机关的通告的讨论；(三)组织常识；(四)红军党内八个错误思想(见下文——笔者注)的纠正；(五)反机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即陈独秀等人组织的、采取托落茨基主义反动立场的小团体——笔者注)问题的讨论；(六)群众工作的策略和技术；(七)游击区域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九)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十)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问题。”毛泽东说：“以上十项除一部分(如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事实上限于适用在干部分子外，其余都适用于一般党员。”毛泽东在这里不但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党内教育的一个内容，而且所规定的其他内容也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相关。这个决议案中所规定的“士兵政治训练”的许多内容，如“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怎样做群众工作”、“苏俄红军”、“共产党******比较”、“社会进化故事”等，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要求。
毛泽东说明了党内教育的方法。决议案中指出，党内教育的方法有18项：“(一)党报；(二)政治简报；(三)编辑各种教育同志的小册子；(四)训练班；(五)有组织地分配看书；(六)对不认字党员读书报；(七)个别谈话；(八)批评；(九)小组会；(十)支部大会；(十一)支部委、组联席会；(十--)纵队为单位组长以上活动分子会议；(十三)全军支书以上活动分子大会；(十四)纵队为单位党员大会；(十五)纵队为单位各级书、宣、组联席会议；(十六)全军支队以上书、宣、组联席会议；(十七)政治讨论会；(十八)适当地分配党员参加实际工作。”。关于“士兵政治训练”的方法，主要有“上政治课”、“集合讲话”、“个别谈话”等。毛泽东这里所指出的党内教育的方法以及士兵教育的方法，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通过学习各种相关材料进行教育，二是通过各种会议包括训练班来进行教育，三是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进行教育，四是通过参加实际工作来进行教育。这里所说的参加实际工作，主要是指群众工作和调查研究工作，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党员和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受教育问题的重视，也初步地体现了毛泽东对理论和实际相结合问题的认识。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党内教育以及士兵教育的方法，也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方法。
毛泽东还指出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提出了纠正这些错误思想的方法。他在决议案中指出：红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有8个方面，即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毛泽东分别地分析了这些错误思想的来源、表现和危害，提出了纠正的方法。在纠正这些错误思想的方法中，毛泽东提出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进行“实际情况的调查”，开展党内批评和群众对党的批评，等等。毛泽东所指出的各种错误思想，也包括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问题上所应纠正的错误思想。他所提出的这些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方法，也体现了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方法。
可见，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实际上说明了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性，说明了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方法，说明了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所要纠正的错误思想。这表明，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已经具有了初步的体系性，已经初步形成了。但是，毛泽东的这些说明，主要还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角度来说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还没有明确地提出来。因此，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还未完全形成。
三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问题作了明确的、比较全面的论述。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已经形成。
古田会议后，红四军回师赣南，发展和巩固赣南根据地。1930年5月，红四军攻克寻乌县城，并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月。毛泽东利用这个比较稳定的时机，在寻乌县进行了十多天的社会调查，并把调查的结果整理成《寻乌调查》，共5章39节，8万余字。同月，毛泽东写成了《调查工作》一文(1964年公开发表时改成《反对本本主义》)。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主要论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性。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需要‘本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革命的理论，是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我们必须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着作来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指导我们正确地进行革命斗争，取得革命的胜利。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着作，就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精辟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和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性。毛泽东还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儿¨毛泽东的这个论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已经为中国革命的实践所证明，从而进一步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性。
关于反对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自2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这种错误倾向，在红军中和根据地工作中也存在。当时还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而叫做“本本主义”。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在着这种心理。”“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他说：对于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人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毛泽东所说的形式主义，就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他指出：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东还指出：本本主义“是空洞的唯心的”，即唯心主义的，因此“必须洗刷唯心精神”。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
创新主要指在已有事物基础上的一种拓展性与创造性活动。这一活动，既与已有事物有一定联系，又是对已有事物的发展与重构。毛泽东作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在其数十年革命生涯中，所以能成功地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有独创性的思想理论，这既来源于他不竭的创新动力，又与他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透过毛泽东的创新思想，可以清晰地看到其鲜明的思维特征。
一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出发点
创新既非妄想，亦非空想，而是有目的的客观活动。因此，以实事求是为出发点，是创新的必然要求。纵观毛泽东的创新思维，其出发点基本上都是紧紧围绕中国实际，并由此延伸、展开的。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毛泽东做任何事情的出发点。所谓“实事求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作了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通俗地讲，实事求是就是做任何事情都要从实际发生的事情中去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毛泽东所以能不断创新，同他一贯提倡实事求是的作风密切相关。
毛泽东无论做事还是思考问题，最大的特点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譬如，同样对中国民主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问题的思考，早期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就只知道围绕马克思主义书本找答案。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万宝全书”。总以为经典作家的书本里什么都有，而很少去考虑中国的实际。结果找来找去还是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对此，毛泽东曾指出：“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许多人凡事引经据典，“言必称希腊”，“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2]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是神。马克思、列宁既不可能对他们在世的时候，世界上发生的所有问题都做出回答，更不可能对他们去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世界上出现的问题给出答案。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科学理论，只是为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指导原理，而不是包治一切疾病的“圣丹妙药”。有些问题，各个国家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去解决。
比之教条主义者，毛泽东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出色。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坚持从实际出发，尤其从中国实际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结果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许多方面，都是如此。如关于统一战线问题，马列主义都提到过“一个联盟”，既工农联盟的思想。毛泽东根据中国实际，根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特点，创造性提出“两个联盟”的思想。由此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
其实，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所以十分强调凡事要实事求是，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共性和个性两个方面。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从本质上讲虽是相同的，但实际上，由于各国的国情不一致，具体情况并非完全相同。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毛泽东所以能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关键就在于他能够正确理解与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懂得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明白理论指导必须要以实际为出发点，从而把问题的思考建立在实际上，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有效结合起来。正因为毛泽东踏在了中国社会实际之上说话办事，所以才会创造出那些带有“中国气派”的新事物。如同邓小平所说：“列宁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马克思能预料到落后的俄国会实现十月革命吗？列宁能预料到中国会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胜利吗？”[3]由此可见，专从书本里讨生活的人，是创不了新的。只有像毛泽东说的：“马克思主义‘本本’是要学的，但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4]这样，才会有所创新。毛泽东与他同时代的人相比，所以具有更大的创造力，即在于此。不难想象，如果毛泽东也类同于教条主义者，只会抱着书本，背诵书本，从书本里讨生活，那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将与他无缘。所以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创新精神的基石，是毛泽东创新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 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基本方法
从客观上讲，创新有一困难，就是已有事物的权威性。有些人往往受此困扰和束缚，而不敢去创新。尤其是面对伟人的思想，索性关闭自己的思考机器，更不用说去创新，结果只能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走。其实，这些人没有真正领悟伟人思想的真谛。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自己说过，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可是，我们有些人，偏偏不相信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说的，以形而上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硬是把马克思主义神化和教条化，人为地板结与僵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对此则有自己的看法。他曾经说过，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5]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真谛的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发展。毫无疑问，超过马克思，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创新。
毛泽东在创新过程中，同样遇到伟大思想和权威模式的影响。但他的方法是，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对权威思想和模式，既不迷信，也不弃之，而坚持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再拿民主革命道路为例来讲，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模式，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模式。然而，它在中国却遇到了挫折。面对这样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权威的成功模式，而且在不少人仍坚持认为它是中国革命唯一道路的情况下，怎么办？是继续按原路走下去，还是另辟蹊径。走下去，无疑仍将面临失败。另辟蹊径，就要面对创新风险。然而，毛泽东以他的胆略与睿智，选择了后者。他用自己的大脑，面对中国土地，进行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既不简单否定城市道路模式，（事实上，十月革命道路模式本身的合理性是不用怀疑的）也不迷信“本本”。而是，一方面看到城市道路模式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看到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从两者比较与结合中，意识到特殊国情需要特殊道路，从而为中国革命开辟出一条符合中国特点的新道路，正因为毛泽东有这么一种既坚持独立思考，又善于辩证思维；既尊重别人的经验，又不盲从的思维方式，所以他能够讲出“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6]这样一种充满辩证思维、让人耳目一新的话，能够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
其实，创新的最大困难，并不在于已有理论的权威性，而恰恰在于能否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依据客观事实进行独立思考与辩证思维。做不到这一点，即使不是权威理论，也不会有创新之举。毛泽东的这一创新思维特征，正从这方面为我们做了实证与演绎。事实上，毛泽东亦非天生具有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的能力。他也有过与他人相似的、简单地把领袖的话当真理的经历。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中，曾讲起党对农村问题、主要是对地主的政策，在他未到长沙时，无由反对。但是，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后，有了不同看法，并向中央作了报告。然而，最终还是因为自己“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7]后来的事实表明，“领袖同志”的话未必句句正确。当然，这不是说，“领袖同志”的话都不必去相信。而关键是对“领袖同志”的话，也必须以客观事实为准绳。无端怀疑与因相信而成迷信，都不可能孕出创新。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既能正视错误，又能改正错误。正如他自己说的，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的聪明起来。正因为，毛泽东善于总结经验，能够正确认识事物发展的辩证关系，才使他及时走出“唯书、唯上”的思维定势，在实践中打造成善于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的方式，为创新铺下基石。
以上可见，善于独立思考，坚持辩证思维，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基本方式。有思考，才会有思想，善于思考，才会出新思想。毛泽东正是在对待任何问题上，既不为某种思维定势或他人思想所束缚，也不拘泥于已有理论和模式，坚持用自己的头脑思想，才有所创新。
三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实践基础
毛泽东创新精神的思维方式，不仅强调从实际出发，而且十分重视对问题的思考与下结论必须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把调查研究看作是认识事物、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做好工作的前提与基础。他说：“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8]以调查研究作为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实践基础，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重要特征。他的许多创新思想均源于此。
把调查研究作为创新的基础，实际上是创新的必然要求。因为，创新不是空想、而是客观活动。所以，要创新就必须了解与接触实际。只有了解了实际，才能踏着实际说话。而了解与接触实际的最佳途径，就是深入实际研究。毛泽东一向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有句名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他还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9]为此，他一生做了大量调查研究，这不仅为他的创新活动提供了实践环境，而且为他的创新思想提供了大量实际资料。比如，毛泽东在农民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上提出的一系列独创性思想，就同他做了大量实地调查直接相关，不少创新思想直接来自于此。1926年，毛泽东在为《农民问题丛刊》所作的序中，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思想，[10]这一思想就是调查研究的产物。当时，我们党内许多人都把目光集中在工人运动上，很少关注农民问题。而毛泽东正是在率农讲所学生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上述具有独创性的见解。《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是毛泽东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写就的。在这篇调查报告里，毛泽东同样提出了一个新思想，即把农民称作“革命先锋”。这实际上是他后来提出“农民是革命主力军”思想的雏形。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不仅看到，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而且指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11]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他后来独创性提出与形成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的思想，提供了现实依据与立论基础。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用心最多的时候。当时党内在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上存在两种不同思路，一种只是唯上唯书，一种提倡唯实。毛泽东坚持唯实思路，一切从实际出发，先后在闽赣两省做了十多次实地考察。如江西的寻乌、东塘等处调查，福建的才溪乡调查等，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当时农村从群众生活、政治组织、地方部队、土地状况到农村各阶级的面貌，作了详尽介绍。正是以这些实地调查为现实基础，我们党才正确制定了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革命路线，并独创性提出了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关系的一系列思想。
在长期革命中，尤其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养成一个良好习惯，凡需决策之前，或亲自，或要求中央和地方其他同志先做调查研究，使决策能与实际相符，收到实效。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以后他又说：“去做调查，就是要使自己心里有底，没有底是不能行动的。”[12]建国初期，毛泽东看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为了避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重犯苏联的错误，以苏为鉴戒，他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进行调查研究，最后在此基础上写成《论十大关系》一文，提出了许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可贵思想。正确的政策，只能产生于实践，来源于调查研究。正如毛泽东在《〈兴国调查〉前言》一文中所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很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须。”[13]
调查研究为毛泽东的创新思维铺实了基础，也避免了认识上的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正因为有了建立在客观实际基础上的认识，所以毛泽东能够精辟地提出许多独创性的思想理论。可以这么说，离开调查研究，毛泽东对有些问题的认识，也未必会有创造性见解。30年代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危害的教条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不做调查研究，就很难说真正了解客观实际，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只能“唯书，唯上”，跟着别人亦步亦趋。当然就不会有高人一筹的独到见解。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实践基础，也是他作为一个脚踏实地的革命领导者的工作风范。
［收稿日期］2001-02-18
【参考文献】
[1]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795-797．
[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2．
[4] [6][9][1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112.172.109-110.16．
创新主要指在已有事物基础上的一种拓展性与创造性活动。这一活动，既与已有事物有一定联系，又是对已有事物的发展与重构。毛泽东作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在其数十年革命生涯中，所以能成功地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有独创性的思想理论，这既来源于他不竭的创新动力，又与他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透过毛泽东的创新思想，可以清晰地看到其鲜明的思维特征。
一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出发点
创新既非妄想，亦非空想，而是有目的的客观活动。因此，以实事求是为出发点，是创新的必然要求。纵观毛泽东的创新思维，其出发点基本上都是紧紧围绕中国实际，并由此延伸、展开的。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毛泽东做任何事情的出发点。所谓“实事求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作了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通俗地讲，实事求是就是做任何事情都要从实际发生的事情中去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毛泽东所以能不断创新，同他一贯提倡实事求是的作风密切相关。
毛泽东无论做事还是思考问题，最大的特点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譬如，同样对中国民主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问题的思考，早期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就只知道围绕马克思主义书本找答案。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万宝全书”。总以为经典作家的书本里什么都有，而很少去考虑中国的实际。结果找来找去还是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对此，毛泽东曾指出：“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许多人凡事引经据典，“言必称希腊”，“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是神。马克思、列宁既不可能对他们在世的时候，世界上发生的所有问题都做出回答，更不可能对他们去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世界上出现的问题给出答案。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科学理论，只是为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指导原理，而不是包治一切疾病的“圣丹妙药”。有些问题，各个国家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去解决。
比之教条主义者，毛泽东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出色。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坚持从实际出发，尤其从中国实际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结果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许多方面，都是如此。如关于统一战线问题，马列主义都提到过“一个联盟”，既工农联盟的思想。毛泽东根据中国实际，根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特点，创造性提出“两个联盟”的思想。由此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
其实，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所以十分强调凡事要实事求是，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共性和个性两个方面。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从本质上讲虽是相同的，但实际上，由于各国的国情不一致，具体情况并非完全相同。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毛泽东所以能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关键就在于他能够正确理解与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懂得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明白理论指导必须要以实际为出发点，从而把问题的思考建立在实际上，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有效结合起来。正因为毛泽东踏在了中国社会实际之上说话办事，所以才会创造出那些带有“中国气派”的新事物。如同邓小平所说：“列宁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马克思能预料到落后的俄国会实现十月革命吗？列宁能预料到中国会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胜利吗？”由此可见，专从书本里讨生活的人，是创不了新的。只有像毛泽东说的：“马克思主义‘本本’是要学的，但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样，才会有所创新。毛泽东与他同时代的人相比，所以具有更大的创造力，即在于此。不难想象，如果毛泽东也类同于教条主义者，只会抱着书本，背诵书本，从书本里讨生活，那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将与他无缘。所以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创新精神的基石，是毛泽东创新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 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基本方法
从客观上讲，创新有一困难，就是已有事物的权威性。有些人往往受此困扰和束缚，而不敢去创新。尤其是面对伟人的思想，索性关闭自己的思考机器，更不用说去创新，结果只能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走。其实，这些人没有真正领悟伟人思想的真谛。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自己说过，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可是，我们有些人，偏偏不相信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说的，以形而上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硬是把马克思主义神化和教条化，人为地板结与僵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对此则有自己的看法。他曾经说过，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真谛的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发展。毫无疑问，超过马克思，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创新。
毛泽东在创新过程中，同样遇到伟大思想和权威模式的影响。但他的方法是，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对权威思想和模式，既不迷信，也不弃之，而坚持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再拿民主革命道路为例来讲，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模式，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模式。然而，它在中国却遇到了挫折。面对这样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权威的成功模式，而且在不少人仍坚持认为它是中国革命唯一道路的情况下，怎么办？是继续按原路走下去，还是另辟蹊径。走下去，无疑仍将面临失败。另辟蹊径，就要面对创新风险。然而，毛泽东以他的胆略与睿智，选择了后者。他用自己的大脑，面对中国土地，进行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既不简单否定城市道路模式，（事实上，十月革命道路模式本身的合理性是不用怀疑的）也不迷信“本本”。而是，一方面看到城市道路模式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看到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从两者比较与结合中，意识到特殊国情需要特殊道路，从而为中国革命开辟出一条符合中国特点的新道路，正因为毛泽东有这么一种既坚持独立思考，又善于辩证思维；既尊重别人的经验，又不盲从的思维方式，所以他能够讲出“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这样一种充满辩证思维、让人耳目一新的话，能够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 转贴于
其实，创新的最大困难，并不在于已有理论的权威性，而恰恰在于能否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依据客观事实进行独立思考与辩证思维。做不到这一点，即使不是权威理论，也不会有创新之举。毛泽东的这一创新思维特征，正从这方面为我们做了实证与演绎。事实上，毛泽东亦非天生具有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的能力。他也有过与他人相似的、简单地把领袖的话当真理的经历。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中，曾讲起党对农村问题、主要是对地主的政策，在他未到长沙时，无由反对。但是，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后，有了不同看法，并向中央作了报告。然而，最终还是因为自己“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后来的事实表明，“领袖同志”的话未必句句正确。当然，这不是说，“领袖同志”的话都不必去相信。而关键是对“领袖同志”的话，也必须以客观事实为准绳。无端怀疑与因相信而成迷信，都不可能孕出创新。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既能正视错误，又能改正错误。正如他自己说的，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的聪明起来。正因为，毛泽东善于总结经验，能够正确认识事物发展的辩证关系，才使他及时走出“唯书、唯上”的思维定势，在实践中打造成善于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的方式，为创新铺下基石。
以上可见，善于独立思考，坚持辩证思维，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基本方式。有思考，才会有思想，善于思考，才会出新思想。毛泽东正是在对待任何问题上，既不为某种思维定势或他人思想所束缚，也不拘泥于已有理论和模式，坚持用自己的头脑思想，才有所创新。
三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实践基础
毛泽东创新精神的思维方式，不仅强调从实际出发，而且十分重视对问题的思考与下结论必须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把调查研究看作是认识事物、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做好工作的前提与基础。他说：“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以调查研究作为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实践基础，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重要特征。他的许多创新思想均源于此。
把调查研究作为创新的基础，实际上是创新的必然要求。因为，创新不是空想、而是客观活动。所以，要创新就必须了解与接触实际。只有了解了实际，才能踏着实际说话。而了解与接触实际的最佳途径，就是深入实际研究。毛泽东一向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有句名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他还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9]为此，他一生做了大量调查研究，这不仅为他的创新活动提供了实践环境，而且为他的创新思想提供了大量实际资料。比如，毛泽东在农民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上提出的一系列独创性思想，就同他做了大量实地调查直接相关，不少创新思想直接来自于此。1926年，毛泽东在为《农民问题丛刊》所作的序中，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思想，[10]这一思想就是调查研究的产物。当时，我们党内许多人都把目光集中在工人运动上，很少关注农民问题。而毛泽东正是在率农讲所学生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上述具有独创性的见解。《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是毛泽东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写就的。在这篇调查报告里，毛泽东同样提出了一个新思想，即把农民称作“革命先锋”。这实际上是他后来提出“农民是革命主力军”思想的雏形。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不仅看到，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而且指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11]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他后来独创性提出与形成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的思想，提供了现实依据与立论基础。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用心最多的时候。当时党内在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上存在两种不同思路，一种只是唯上唯书，一种提倡唯实。毛泽东坚持唯实思路，一切从实际出发，先后在闽赣两省做了十多次实地考察。如江西的寻乌、东塘等处调查，福建的才溪乡调查等，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当时农村从群众生活、政治组织、地方部队、土地状况到农村各阶级的面貌，作了详尽介绍。正是以这些实地调查为现实基础，我们党才正确制定了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革命路线，并独创性提出了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关系的一系列思想。
在长期革命中，尤其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养成一个良好习惯，凡需决策之前，或亲自，或要求中央和地方其他同志先做调查研究，使决策能与实际相符，收到实效。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以后他又说：“去做调查，就是要使自己心里有底，没有底是不能行动的。”[12]建国初期，毛泽东看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为了避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重犯苏联的错误，以苏为鉴戒，他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进行调查研究，最后在此基础上写成《论十大关系》一文，提出了许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可贵思想。正确的政策，只能产生于实践，来源于调查研究。正如毛泽东在《〈兴国调查〉前言》一文中所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很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须。”[13]
调查研究为毛泽东的创新思维铺实了基础，也避免了认识上的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正因为有了建立在客观实际基础上的认识，所以毛泽东能够精辟地提出许多独创性的思想理论。可以这么说，离开调查研究，毛泽东对有些问题的认识，也未必会有创造性见解。30年代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危害的教条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不做调查研究，就很难说真正了解客观实际，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只能“唯书，唯上”，跟着别人亦步亦趋。当然就不会有高人一筹的独到见解。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实践基础，也是他作为一个脚踏实地的革命领导者的工作风范。
参考文献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795-797．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2．
[9][1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112.172.109-110.16．
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145．
1842年初，从柏林大学毕业后的马克思参加在普鲁士科隆出版的报纸《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简称《莱茵报》）的工作，并于当年10月担任该报主编。针对普鲁士当局查禁《莱比锡总汇报》的事件，他于1843年元旦在报纸上发表社论《〈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的查禁》，批评普鲁士当局查禁该报。社论最后写道：“只有斗争才能不仅使政府，而且使人民、使报刊自己相信报刊具有真正的和必然的存在权利。只有斗争才能表明，这种权利究竟是一种让步还是一种必然，是一种幻觉还是一种真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1卷353－35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随后，马克思与一些保守报刊关于如何评价《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展开辩论，接连发表六篇文章。在第二篇文章《〈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和〈科隆日报〉》最后一段，马克思写道：“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必须不从外部为它规定任何使命，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黑体），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同上，第397页）
马克思的辩论对象《科隆日报》是一家老报纸，1802创刊，当时该报支持普鲁士当局查禁《莱比锡总汇报》，否认报刊有批评国家机构的权利，并指责反对派报刊滥用国家当局所给予的新闻出版自由权利。接着，马克思还针对该报写了《好报刊和坏报刊》、《答“邻报”的告密》以及《〈科隆日报〉的告密和〈莱茵-摩泽尔日报〉的论争》三篇文章。
在上面论及报刊规律的文字中，马克思所说的“报刊”，亦即这几篇文章中反复提到的“人民报刊”（der Volkspresse），即民营的非官方报刊，也可以译为“民众报刊”。“人民”指的是一般非特权阶层的民众，并没有特殊的阶级划分和政治涵义。19世纪40年代，商业报刊在德国开始普遍出现，其中包括较多的非官方政论报刊，这些报刊在德国落后的政治制度背景下显现出批判封建专制的政治意识，《莱比锡总汇报》即是其中一家。马克思所说的“报刊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主语“报刊”指的就是这类报刊的运作和发展特征。
针对普鲁士当局指责《莱比锡总汇报》“报道传闻”、“捏造”事实，马克思承认这类报刊的某些报道不够真实，但他指出，人民报刊在表达人民思想感情时，往往是充满激情的、夸大的、失当的，显得不够老成、不够确定、不够周密，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这些缺点经过报刊自身的努力是可以及时纠正和克服的，今天它所报道的事实或所发表的见解中的错误之处，明天它自己就会；报刊不经过渊源于其本质的必然发展阶段，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报刊。另外，报刊的整个机体是由各种类型的报刊构成的，不同报纸关心的内容、发挥的功能不同，彼此具有相互补充的作用；新闻记者只是一个复杂机体中的一小部分，在这个机体中他可以自由地为自己挑选一定的职能，报纸通过对人数众多的团体成员的不同分工，就会一步一步弄清全部事实。马克思将报刊反映客观事实的这种特征概括为“有机的报刊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11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但是，马克思认为报刊工作既不能受外部强制力量的干预，自身也应遵循以上的工作规律，而不能任意摆脱。马克思确认报刊有自己的内在规律，便是建立在上面诸多论证基础上的。他使用的名词“规律”（Gesetz）与英语law对应，其第一个含义是“法律”，而不是尺度、标准等其他也可以译为规律的名词，显然，他强调报刊“规律”的不可侵犯性质。
马克思关于报刊规律的中译文，最早见于1956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该卷是从俄文版转译的，出现某些翻译差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卷根据德文原文译出，对旧版译了部分校正。有关“报刊的内在规律”一段中译文的主要差误分析如下：
1．旧版译文：“但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不应该从外部施加任何压力”；（第一版1卷190页）新版译文：“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必须不从外部为它规定任何使命”。新译文有两处校正：一是将“应该”校正为“必须”。德文原词是notwendig，意为“必要的、必须的、必然的”。旧版译文“不应该”仅是道义上的应然判断，新版译文“必须”更为忠实原文。二是将“从外部施加任何压力”校正为“从外部为它规定任何使命”。这是一处重要校正。在原文中，“使命”的德文对应词是“Bestimmung”,与前一句的“使命”是同一个词，并没有“压力”的意思。原译文“使命”对应的动词是vorzuschreiben，意思是“规定”，而非“施加”。
2．旧版译文：“这种规律……。”新版译文：“这些规律……”。在“规律”的指称上，德文对应词是人（物）代词“sie”，这个词既可指代单数，也可指代复数。新版译文将“这种”校正为“这些”。事实上，马克思并没有把报刊的内在规律视为某种单一的、抽象的东西，而是根据报刊本身特殊的运转方式，对其诸多规律性现象进行了具体的论证。新版译文更为接近马克思的本意。
在这个十六岁的儿童底作文里。已经感觉到他后来所充分发挥的唯物史观思想底闪光（人的行事不是由于他自己的意志决定的，人是被社会的发展推动着往前进的）。
中学毕业后马克思进了波恩城的法学系。他父亲盼望他成为出色的法学家。
在波恩住了一年之后。马克思回到家来渡他的暑假。父亲不高兴他。卡尔对功课大不注意，却热中于诗歌，加入了诗人小组。
那时马克思十八岁；高高的额，浓眉底下透视的和有力的眼光，鹰鼻子，嘴边顽强的褶纹，——一切显示出那明朗的个性，大胆的、严肃的特质。在老的石印像上，和其他波恩大学生在一道的他，就是这个样子。
由于父亲的催促，一八三六年十月马克思转学到柏林大学。
马克思在柏林过着孤僻的生活。他对官方来的科学界代表的讲课很少兴趣。只有教刑法和普鲁士民法的教员埃.韩思对他有某些影响。马克思专心致志地自修，两个学期之内他得到这样多的知
识，一般大学的教学是几年也得不到的。
马克思给他父亲的信是一八三七年十一月十日写的。这对十九岁的青年是很不平常的：那里面表现着独立的思想，极大的工作（学习）能力，对知识的强烈欲望。在这封信中他说他自己在 从事什么，他安慰他父亲并告诉他说，他自己感觉得有在哲学上试一试的要求。
在柏林的第一年马克思日日夜夜地学习，疲劳过度，病了。听医生的劝告，他到柏林附近一个僻静的小乡村去休息。但是他的休息是特别的：在病的期间他切切实实地研究了黑格尔和其斗徒的
著作。
从一八三八年春到一八四一年马克思继续住在柏林，成了“博士俱乐部”的会员和黑格尔哲学的信从者。
那时候黑格尔的哲学是很盛行的，被认为是普鲁士的国家哲学。黑格尔的哲学系统是保守的，和他的辩证法是矛盾的。一切存在的东西不是永久的，因为一切流动着，一切经常变换着，不断地发生着而又灭亡着——这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所引到的结论。黑格尔哲学的这一革命的方面吸引了马克思。
他二十岁时加入“博士俱乐部”，立即获得显著的地位。靠近“博士俱乐部”的左派黑格尔门从小组，以鲍尔为首，想从黑格尔哲学得出无神论的与革命的结论。小组的会员和主张保持反动的普鲁士君主制及宗教的黑格尔门徒作斗争。
一八三九年秋鲍尔在波恩大学作讲师。那时候他批评福音书。马克思和鲍尔接近，并由于他的催促从柏林来到了波恩。马克思想在这里受博士考试和成为大学教授。但是他的计划被政府的反动政策所阻挠，费尔巴哈的讲坛被取消了，
一八四一年鲍尔在波恩讲课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在这样的处境下马克思再也不能想到自己的学院地位了。于是他有了新的计划——在一个不大知名的大学受考试，然后回到波恩和鲍尔一道出版杂志。一八四一年四月十五日马克思在耶纳大学得到博士文凭。他的博士论文是伊壁鸠鲁的哲学——它和德谟克拉特的哲学的差异。在这篇论文里马克思还是站在唯心主义的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但已经发现独立的思想和强调这个哲学之实效方面的意向。
马克思是一个战士，他不能抑制地走向政治，走向实际斗争。
在这时候莱因州急进派资产阶级，和左派黑格尔门徒有接触，在科隆办一个“莱茵报”，一八四二年一月一日开始出第一期。马克思和鲍尔被请为报纸的特约投稿人。
一八四二年十月马克思作了“莱茵报”的主编，来到了科隆。从此刻起，他的全部精力用在编辑工作上。他很热情地、仔细地修改稿子，写社论，鼓励同人们、回答对于报纸的大量攻击，和检查斗争。
二十四岁的主笔紧紧地掌握住船舵。在他的领导之下，标明了报纸底革命和民主的政治面貌。它要求普选权，出版自由，它指责普鲁士的政权仅仅是属于国王和地主的，它号召和他们斗争。在他的论文里马克思主张彻底摧毁过时的农奴制度，消灭贵族地主和王朝政治。在一八四二年，马克思是热情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要求更充分的政治自由。
马克思英勇地斗争了五个月。他的文章谴责莱茵地方联邦议会的行事，充满了愤恨和抗议。无论谈出版自由问题，或该地反对渔猎户的法律问题，他都到处庇护那些在政治上和社会上被夺去权利的贫苦的群众。
反动的检查几次企图封闭莱茵报。但不管一切困难，马克思都成功地通过了检查。照恩格斯说的，莱茵报从一个检查到又一个检查都站住了脚。终于为了它设立了严重检查，在第一重检查之后，还应该山政府的总长作最后一次检查。但是这也没有用。一九四三年初政府宣布没有办法对付这个报纸，就干脆地把它封了。
在“莱茵报”工作，给了马克思第一个推动，研究经济问题。在这时候看出马克思从唯心主义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2-0060-02
一、
一、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中国化的实践过程
中央苏区时期的中国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都十分落后，纸张资源极度缺乏，作为技术支持的印刷设备更是相当简陋，再加上当时的人民群众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封建意识由于由来已久导致陈旧思想根深蒂固的存在，并且苏区的大部分地区属于信息闭塞的偏僻山区，要想在这样的环境中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传播，发挥新闻传播在战争中的作用，向广大人民群众传输以、、等为领导的执政党的革命思想，是极其困难艰巨的。尽管条件艰苦，但是这种思想的传播对于战争来说是很有利的，所以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传播和宣传得到了当时苏区各级党政委的重视和支持，并且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运用到各种实践活动中，致力于把中央苏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朝着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化方向发展。
（一）注重调查研究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对农民问题的调查研究开始，马克思一生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践行者，也深深地明白调查研究对于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性。一直秉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观点，以唯物主义反映论和实践论为出发点，在中央苏区时期的江西先后进行了多次调查研究，以寻乌调查为主，另外还有包括兴国调查、永新富农土地问题调查等在内的对土地分配问题的调查研究活动。极其反对离开调查研究的“本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下车伊始未作调查就乱发评论的主观主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需要我们去学习的，但这些都必须建立在我国的实际情况基础上”、“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的调查研究将马克思主义调查方法更加系统化，并将之运用到了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中，“大中地主阶级的全部都是反革命”是在寻乌进行大量实地调查，与社会各个阶级进行交谈，询问当地22个行业和130多家商店历史，通过了解城市商业、城郊土地分配的情况，作了十万多字的材料记录后得出其中一个论断。
（二）走实事求是路线
在中央苏区实现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中国化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拿来主义、一味推崇苏联经验等问题严重，甚至带着土地革命朝“左倾”方向发展，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从哲学的角度出发，对共产党内这些阻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问题的提出，为党中央对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发展思路。前面提及到中央苏区时期的中国经济、政治、科技、交通等方面都极其落后，亟需科学的方法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马克思主义原理作为哲学唯物论思想，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不二选择，但是以西方思想为主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能完美的解决中国革命出现的种种问题，中国共产党毅然决定党组织工作走实事求是路线，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化的改良。
例如当时的人民群众以农民为主，农村广大土地对于战争十分有利，结合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原则，提出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广泛地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再如当时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中国共产党明白要想在这种情况下宣传马克思主义，就必须结合实际，先把人民群众文盲的现象改善，于是因材施教，对不同阶级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组织大范围的群众教育活动，使得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
（三）深入群众生活中
在谈到宣传工作时说：“宣传工作要与群众相结合，做到有的放矢。[2]”一方面党和苏维埃政府非常重视群众自发成立的组织，另一方面广泛集结群众的力量投入宣传工作中，将宣传活动和群众日常生活放在一起，强调人人都参与宣传工作。在中央苏区时期，无论标语、漫画、图书还是报刊等宣传载体都十分注重群众基础，当时党领导号召出版社多出版一些易于人民群众阅读的通俗易懂的大众化读物，以便贯彻党“一切活动都深入到群众生活中”的宗旨。由于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过程中，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成为了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央苏区时期新闻报刊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民群众，用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办报，建立起了广泛的群众通讯网，把群众发展成最优秀的通讯员。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同样注重群众的力量，主张一切活动依靠群众，从群众的实际出发，在红军工作中以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利益，并且得出了凡事要经过群众检验，“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3]的观点。
二、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中国化带来的现实启示
（一）马克思主义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才能成为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发展的科学有效理论
土地革命早期，党内出现了几次“左”的错误，在这样的情形下一直坚持实事求是，进行了包括兴国调查、寻乌调查在内的多次调查研究活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成功转化为中国适用的理论，例如“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论断，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是指南针而不是书本教条;再如《本本主义》中谈到的对“唯书”、“唯上”的批评，其实就是要求中共在任何事情时，都要从实际出发，理论结合实际，这样才能制定出同中国当下相适应的方针、政策、路线。
（二）要想进行大范围的思想传播，各种传播方式都要用到
中央区苏时期的人民群众文盲较多，那时候的中国封闭、落后，但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竟然能在那样的环境下传播开来，并且带有中国化，这得益于党中央运用的各种各样的方式。标语、传单、布告这些具备鼓动性的方式大大增强了革命的群众基础;漫画、山歌、图画、演讲、戏曲、戏剧表演、邮票等方式表现力强的同时又便于群众学习、理解;图书、报刊更是宣传党和政府政策的利器。而在新媒体飞速发展的今天，微博、微信、移动互联网等新的传播方式的拓展，势必会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传播锦上添花。
（三）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中国化对促进当代社会的进步也是有必要的
苏维埃共和国1931年11月成立后，面对复杂艰难的时局，在随后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作出的关于党的建设决议中提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作为“党的建设工作的中心任务”;时任《斗争》主编期间，一直主张要把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同苏区党的实践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
中央苏区时期正是因为中共如此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中国化，才能为中国革命胜利提供有力的武器，甚至在党内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提供正确科学有效的行动指南和思想指导。而现在的中国处于时刻变化的大环境中，需要正确把握中国与世界发展的规律，不脱离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新的时代开展马克思主义新的发展。
三、结 语
自中共十七大指出要“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当代马克思主义具备中国的民族、实践、时代特色”后，十再次提出“推进马克思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需要坚持不懈的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任务[4]。
然而，中央区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比如说中共党内的马克思理论准备不足，一些领导人对中国的实际状况了解的不够而导致了“左”倾错误思想的发展，就像苏联方面派到党内指导的王明，他常年在国外学习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可以说是倒背如流，尽管他的理论基础十分稳固，但对于中国革命、规律的了解却少之又少，在这些人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受到了严重的滞后。
中央苏区时期是我国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时期，苏区政府大力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之尽可能的中国化，并在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教育中恰到好处的运用，使得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可观的成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领导同样也需要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正确发挥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舆论引导作用，结合新的国情和国际形势，再一次创新解读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中国化，从而让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理论、传播对象和方法等方面得到创新，为当代新闻的发展提供推动力量。
参考文献：
[1] 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新闻工作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3] .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1?0091?06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第一次明确以党的中央全会决定的方式提出“努力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要求。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正式提出的“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的要求，不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进一步创新与发展。本文试图从马克思学习型政党建设的角度来审视与解读延安学习运动，在已有研究[1?2]的基础上，着重从延安学习运动建立的学习内容、学习方法与学习体制等方面来进行研究，以期获取历史的智慧与启迪。
一、建构完备合理的学习内容体系
在 1938年初提学习的任务时说：“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着重地致力于才能解决的大问 题。”[3]（533）在开展延安学习运动前就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同年5月份中国共产党创办了第一所马列主义理论的学校——延安马列学院，为广大党员和干部学习与研究创立提供了平台。这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将学习理论的任务提到重要的位置，他在会上要求：“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3]（532?533）等领导一惯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全党的学习，并把它们作为此次学习运动内容的主要任务之一，因此，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不仅成为延安学习的主要内容之一，而且成为了共产党理论学习一贯的重要的内容体系。
1939 年 10 月4 日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再次指出：“大批的新党员还没有受到教育，他们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 点、中国革命的规律还不懂得或懂得不多。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完全的统一的理解，还相距很远。”[3]（612）1940 年1 月 13 日，中共中央做出 《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及其实践中的应用。延安学习运动中国共产党所组织的学习内容主要包括两大板块，既包含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又有体现党的历史与现实的政治实践文件。
首先，重视马列原著的学习。延安学习运动中，号召开展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些，更好一
收稿日期：2012?09?21；修回日期：2012?12?2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及其历史经验研究”（10XDJ004）；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研究”（11JZD001）
作者简介：徐德莉（1978?），女，湖南邵阳人，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党史与党建.
点。”[3]（533）大家要向书本学习，读马列原著，并且要求深入长期地学习这些原著。有句名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的每次讲话都强调学习马列著作的重要性，并且多次亲自为全党学习马列指定学习书目。
为了更好地深入开展学习运动，党在各地推行学习组织，1941年中央及各有地方相继成立了学习组与研究组，并制订了具体的理论阅读书目，其中以为研究组长的中央研究组的阅读书目包括：①《左派幼稚病》 （用1939年解放社版）；② 艾译《新哲学大纲》第八章‘认识的过程’（即《哲学选辑》第四章）；③ 李译《辩证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④ 河上肇《经济学大纲》的“序说”[4]。通过学习马列原著来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将干部理论水平提升一个新的台阶，吸取有益的学习养料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际。
1941年10月1日给各地高级学习组理论部分的研究材料包括：
（一）季米特洛夫之国际七次大会报告、结论及闭幕词（解放社季氏文选一至一百六十五页）；（二）《联共党史》的结束语；（三）法英美德意五国共产党史的传播研究及对马列主义的宣传所作的决议〔1〕（《解放》一百2五期）；（四）联共中央关于《联共党史》出版后应如何进行宣传的决议〔2〕（《解放》七十九期）；（五）《斯大林与〈联共党史〉》〔3〕（《解放》一百廿八期） ；（六）《左派幼稚病》（解放社版），以上各件请先看，最好背精读一部至两遍〔4〕，由组长或副组长对于每一件材料提出要点加以讨论。（七）艾译的《哲学大纲》第八章“认识过程”即《哲学选辑》第四章；（八）李译《辩证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九）河上肇《经济学大纲》序说（陈豹隐译）以上××〔5〕可后看；（十）《联共党史》全书。[4]
各地高级学习组的内容同样非常重视马列原著的理论学习，亦符合强调的宗旨：“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3]（533）因此，今天党的学习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视为龙头、重点、核心。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习贯穿于党的整个学习的始终，具有灵魂的作用。邓小平指出：“学习什么？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5]（153）也指出：“学习是多方面的，首先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6]（131）同样指出：“领导干部加强学习，首先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7]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重要理论，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学习的主要内容。
其次，对党的历史与现实文件的学习。延安学习内容非常丰富，不仅有马列原著学习，还要求对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极为明确的分析，从而清醒地认识到当前革命的任务，因而提出可行的革命道路，实现理论来源于实践，高于实践，指导实践。因此，在学习组开展学习中布置了一些体现当前革命形势与任务的书目，此处以六大以来文件部分选读篇章为例证：
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六大，二八年七月文件集3?21）；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三一年九月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三一年九月，142?145）；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三二年一月，168?171）；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上海斗争，三二年二月，172）；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中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十三次全会，王明，三三年十一月〔8〕，347?379）……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三五年八月，420?423）；关于改变对付富农策略的决定（三五年十二月，在印）；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瓦窑堡会议，三五年十二月， 467?478）；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决议（九月决议，三六年九月，479?482）；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三六年十二月， 485—486）； 目前抗战形势与争取抗战胜利的方针（，三八年春，567?573）；关于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政策问题（刘少奇，三八年二月，583?588）；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三八年五月，在印）；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六中全会，三八年十一月，599—605）；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六中全会，三八年十一月，在印，即论新阶段第七节）；战争与战略问题（六中全会，三八年十一月，606—612）；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三九年六月，在印）；抗战两周年对时局宣言（反投降，三九年七月，622—624）；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三九年十月，648—649）；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第一次高潮总结，四二年三月，677—681）；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七七决定，四二年七月，686—690）；抗战三周年对时局宣言（四二年七月，691—693），……[4]
要求阅读的书目共有83篇，在其中的39篇前划上了“”，注明“加者为最低限度”，也就是说“加者的书目”为必读的篇章，说明中央充分考虑到每个人理解能力和文化程度的差别，在学习内容的多寡方面可因人而异，有所区别。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有些要求通读一遍来了解，有的要求进行讨论与答疑，从而体现了制订学习计划中不无体现其个性与共性，体现其阶段性与计划性，真正做到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做到学习的步骤性与计划性与目标性的有效统一，避免学习流于形式主义，科学的学习理念与学习方法，确实达到有效的学习效果。这些书目体现学习的方向不仅要求党员干部掌握其马列主义等深刻的革命理论，还将其学习置于当前的国际国内的时势之中，并且将学习与党的政治、组织、思想、军事路线相结合，使大家通过学习了解党的政治形势与紧急的革命任务，并指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通过围绕这个中心任务，展开学习，党把理论学习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相结合，将其理论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台阶，科学解决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当今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诸多因素给我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同时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出现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增加了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和任务的繁重性。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的一些新问题新情况。因此，学习是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世界在变化，形势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深入，不断学习，善于学习，努力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是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展的决定性因素。”[8]（10）因此，进行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是当前的重要战略任务，延安学习运动的许多经验为当前的学习型政党建设提供可行的借鉴。可以说，学习型政党建设是“第二次延安学习运动”。
延安学习运动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内容体系，它影响并指导着今天政党学习的内容。学习型政党建设的内容体系包涵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建设等相关知识的学习，正体现了对延安学习内容体系的承继与开拓。
二、建立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
在延安干部学习会上做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指出，研究理论所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态度，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为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从那里找立场和方法[9]（801）。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是求创新的学习。因此，理论联系实际不仅是延安学习运动中所采取的重要学习方法，也是党一贯坚持的学习方法。
首先，非常重视理论的学习。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包括中央、各中央分局及各地方学习组，其方法是以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方法。其中，科学把握理论是前提，因此在1941年成立学习组进行学习时特别提出：“本组研究方针，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目的。关于实际方面的材料，请各同志看六大以来的文件（要目见另单）。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4]此中主张既要学习理论方面的材料也要学习实际方面的材料，并且指定阅读书目，具体向各地学习组宣传其学习任务及学习方法：
（一）中央学习组及各地高级研究组第一步均以列宁主义的政治理论与我党六大以来的政治实践为范围。（二）学习材料已由党务广播台电告（是否收到请告）。现定在本年内先将季米特洛夫在国际七次大会报告及列宁《左派幼稚病》二书与六大以来八十三个文件通读一遍。这种通读，目的在于获得初步概念，以便在明春可进到深入研究阶段。（三）在通读期间不求详细讨论，但各组长必须负责采取适当办法检查全体组员是否确实读过指定材料，解答阅读中的疑难。 （四）六大以来八十三个文件中各地必有许多找不到者，可先将找到者阅读，或由组长就能记忆者作报告。（五）关于思想方法论的研究暂不进行。[4]
这里强调学习国际国内形势，主张通过不断地通读了解初步的概念，并进行讨论，且要求组长等深入把握其理论文件者做报告并解答疑难，使阅读者真正把握学习文件，才进一步进入研究阶段。其中要求通读与讨论和答疑等方法足见延安学习运动对于革命理论要求掌握之重视程度。
其中《关于重庆高级学习组的学习计划给、王稼祥的报告》（1941年11月7日）里对于其运动的学习方法与学习步骤进行了详细的制订，给整个学习运动起了良好的指导作用，取得显著的学习效果：
（一）此间高级学习组组员廿五人，前已电告。十月十六日开首次会议，决定先研究思想方法论，同时搜集党史资料准备以后研究。思想方法论之研究，以《联共党史》第四章第三节为基本，并参考中央所发之《辩证法唯物论提纲》，另草有研究提纲，预计分二次讨论毕，另外请人报告二次，现已讨论二次，报告一次，收到十一月一日指示后，决提前结束哲学，尚拟请人报告两次，以作概括之介绍，即改学习中共党史。 （二）研究中共党史材料极感困难，指八三种仅仅能找到一半，且多系《八一宣言》后者，请中央设法供给，如太困难则请将重要文件摘要电告。 （三）八三种文件目录我处只收到七九种，未知《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是否列入参考文件选读目录之列，因恰恰遗漏该三种，而此又非读不可，恐系电误。又“七大决议”是否指国际七大？ （四）研究中共党史，中央是否拟有提纲，关于研究方法、方式等亦请指示。（五）西南各省委学习组亦正在计划传达中，待另电告。[4]
其次，强调理论联系实际，重视社会调查。理论学习是前提，实践是关键与目的，因此，在学习运动中，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著名论断，他说：“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9]（789）可见，处理好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调查研究是关键的一环。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特别重视调查与研究的结合，1941年1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亲自率考察团到富县、甘泉农村调查。1942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率调查团到陕北和晋西北考察，他们取得丰硕成果，通过对于各个县、乡、村的深入细致的层级式实地调查，进行分析与研究，撰写了《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八个自然村的调查》等颇有价值的调查报告。实地调查后并实行系统分析并撰写的研究报告，为制订科学可行的政策用以指导农村的革命与农业生产提供了有效的政情，从而提高党对于革命的领导力与执行力。
延安学习运动最为重要的成果即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且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其许多方法与原理都值得我们今天借鉴与发扬，其精神之风与可行之经验依然体现着历史的价值与现实的意味。延安学习运动与今天中国共产党建设学习型政党是一次历史与未来的有效对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与先进性建设的内在逻辑。延安学习运动的一个直接效果是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增强全党的战斗力。学习型政党的学习，就是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用到中国具体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指导新的实践，获取新的发展。要紧密结合改革和建设的实际，通过理论学习提高自己，更好地进行实践，并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理论，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科学有效的契合。
三、创立科学合理的学习机制
建立完善的学习机制是保障学习有效性和针对性的基础。延安学习运动中，中央为了保障学习的效果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学习机制，正是这样科学可行的学习机制保证了学习的有效性，使得这次学习运动破除了长期以来党对于国际共产主义的迷信与眷恋，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开启了理论与实践真正交融的智慧之门，从而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走向胜利，走向成功。
首先，树立了坚定的学习信念。信念是一个人坚持与坚定的内在意念，是超越与超脱的勇气，是攀登与前行的定力，因此，在党员干部中树立坚定的学习信念是这次学习取得胜利的重要思想保障。对于信念与理想的构建首先认可其重要性与必要性，因此，对于学习信念的输入也是从学习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分析开始的。1939年5月20日，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阐释了为什么要发起学习运动，意即学习的重要性，并且将深刻阐述了领导干部必须重视学习的三点理由：一是领导革命的需要。共产党要领导革命，“要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假使没有学问，是不成的”，“要领导 革命就须要学习”。二是改善工作的需要。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有一种“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要把工作做好，必须学习，“无论党、政、军、民、学的干部，都要增加知识，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三是我们要建设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大党，必须“要有大批的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因此，“学习是我们注重的工作，特别是干部同志，学习的需要更加迫切，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 党”。[10]（177?179）
延安时期广泛党员干部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他政治文件，根本原因就是他们拥有坚定的学习信念。在理念上确立了学习的紧迫感和重要性，阐述了学习的意义和价值，因而当时普遍形成“挤”与“钻”的学习风气。大力倡导“挤”和“钻”的“钉子精神”，成为广大党员克服学习困难的精神力量。指出：“把工作向两方面挤一挤，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一定可以挤出两小时来学习的。”看不懂的东西我们不要怕，就用“钻”来对付。“在中国，本来读书就叫攻书，读马克思主义就是攻马克思的道理，你要读通马克思的道理，就非攻不可，读不懂的东西要当仇人一样地攻它。”[10]（180?182）延安时期党始终坚持把理想信念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广大党员干部做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做到了扎实的理论学习、坚定的个人精神信仰、有效的实践锻炼和检验的完美统一。
当前，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主要有诸如一些党员、干部忽视理论学习、学用脱节，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等多方面的问题。因此，理想信念是一个政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支柱与保障，也是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的前提。一个政党及其成员对其理想信念的忠诚程度决定了它的生命力。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11]（110）因此，新时期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党员理想信念建设是重要的基石。只有广大党员做到政治上的坚定、行动上的坚决，由被动学习转化为主动学习，由“要我学”变为“我要学”，在对真正信仰的追求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才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学习型政党建设。
其次，打造了有效的学习平台。在学习运动中，先后创建了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抗大、陕北公学、鲁艺、女大、自然科学院、延安大学等几十所干部院校，并成立学习领导小组直接领导在职干部教育。等中央领导亲自在一些院校讲课、作报告。1940年 2 月 15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强调“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均应办理党校，以加强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并对各级党校的任务、学制、教学方法和原则等作了具体规定。一系列干部学校的建立，为广大党员干部进行系统地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形成良好的党内学习革命理论氛围，培养成批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队伍提供了重要的平台。这些学校前后培养了4 万多名政治、军事干部和上千名文化与技术干部，充分反映了党通过制度和载体建设来确保学习过程和党的建设的有效性。不仅为延安时期党的建设助了大力，今天中央及各级地方党校及各种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成立及其学习与教育的效果无不体现延安学习模式的现世作用。这为我们当前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供了历史坐标与新的航向。
最后，培养了科学的团队学习模式。例如在分类指导方面，见之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
（甲）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其成分以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之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某些职员，各高级学校某些教员为范围，全国以三百人为限，内延安占三分之一，外地占三分之二。（乙）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半年，研究马恩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成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丙）延安及外地重要地点，均设立高级学习组，军队至师、军区或纵队为止，地方至区党委或省委为止。高级学习组设组长、副组长及学习秘书各一人。学习组之下分设基干学习小组，由小组长负责。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管理指导，按时指定材料，总结经验，解答问题。（丁）在不妨碍同志所负主要工作任务的条件下进行此种学习。（中央书记处1941年9月26日。） [4]
关于各地应即组织高级学习组的指示（1941年10月18日）：北方局、及军分会、华中局及军分会、冀察晋分局、山东分局、晋西北区党委、一二0师、一一五师、一二九师军政委员会、聂区、吕程：请即根据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加以考虑，规定该各地参加高级学习组的名单（注明现任职务及党龄）及期组长、副组长、秘书，电许中央，以便指定材料，开始学习（重庆高级学习［组］已经建立，共二十五人，为组长，董必武为副组长）。[4]
学习组的分类是严格而明确的，根据政治层次分为中央及中央分局与中央与地方各局等，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方法，并指定学习内容，定期检查学习效果，并制订了明细的学习条例与规则，其中，按照学习内容分为政治与理论学习组，并根据学习组成员的水平分高级组与普通组，明确政治组的学习是政治实践，并严格规定其成员的具体条件与要求，不同成员的文化水平作相应的学习要求。
这些学习组还制定了可行的组织条例：
（一）高级学习组组员资格，因学习内容不同，应分为政治组与理论组。（二）为使政治组与理论组确能成为高级的，而不成为普通的学习机关起见，必须规定选择组员的具体条件。（三）政治组以研究政治实践为目的，须具备下列四个条件方为合格： （甲）以现任及曾任党的区党委以上，军队中旅级以上，及相当于这一级的各种工作干部为基础选择组员。（乙）党龄一般须在抗战前入党，个别的可以在抗战后入党。（丙）文化水平须确能阅读并理解党的历史文件，文化及理解力低者不应列入。（丁）确能遵守组织纪律，未经允许，不得将学习会中涉及党内秘密的争论或结论向外宣布。上列四条缺一即不应编入政治组。（四）理论组以研究政治理论与思想方法为目的。以各种工作干部中之具有更高的文化水平与理论修养，确能阅读并理解《哲学选辑》等书者方为合格，党龄不加限制。政治组组员合于上列条件者，均可加入理论组，不合者只能列席旁听，不编为理论组的正式组员。（五）高级学习组之编组，以地域相近而又工作系统相同者为适宜，但如某一地区人数过少，亦可以工作系统不同者混合编制。（六）高级学习组以外的各级干部的学习，由各级宣传部门负责，高级学习组不加干涉，但可根据自己的经验予以帮助。[4]
高级学习组是以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为目的，包涵中央、各分局、及各军区负责人与各机关各学校等人，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管理指导，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学习方法，通过对指定材料进行通读、讨论与解疑达到提高理论水平与学习水平。创立学习组的学习模式为延安学习运动取得很好的学习效果，为提供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更为抗战的胜利做出重要贡献，因此，今天依然沿用其学习模式，例如，在中央党校就有专门针对省部级干部的专题研修班，还有在中央党校举办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学习研修班，即是当年学习模式的延续与发展。
延安学习运动创建了一套科学有效的学习机制，将学习信念固化，学习平台物化，学习模式体制化，是延安学习运动取得良好效果的重要保障，为学习型政党建设建立和完善自主学习、团体学习、共享互动的学习机制和追求卓越、鼓励竞争、重视激励的创新机制提供有益的历史启示。
参考文献：
张卫波.延安学习运动及其历史经验[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1， （4）： 228?229.
王群燕， 高尚斌. 延安学习运动对学习型政党建设的启示[J].人民论坛， 2011， 343： 100?102.
选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修改件刊印[J]. 党的文献， 2011， （2）： 119.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 994.
文选·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 加强领导干部学习提高执政兴国本领[N]. 人民日报， 2002? 12?27（1）.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选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文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Bearing and enlightenment： the significance of
Yanan Study Movement to the learning Party construction
XU Deli
2015年2月28日，柴静以《穹顶之下――同呼吸共命运》的雾霾调查作为复出之作，引起整个社会范围内的关注与热烈讨论，也让雾霾问题再一次被提到风口浪尖，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这部雾霾调查之所以能在全国范围内引发这么强大的讨论热潮，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柴静以此调查为媒介，触及到多项社会问题，除了此调查的中心雾霾问题外，还涉及到如空气质量、工业污染、产业垄断、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无力等，更是直接关注到多项由雾霾带来的医学问题。这些社会问题的本质都是社会民生。社会权利意识日益增强。人们热衷于各种公共事务，充分地参与到公共事务管理并在其中实现其个体价值和权利。生存环境的安全与幸福感成为其中最为重要的两项衡量指标。本文拟以柴静雾霾报告为切入点分析当代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医学民生问题。
一、全球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带来的医学民生问题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其主要的思想路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坚持以人为本，始终做到发展为人民、发展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其中，社会建设是指，当代中国的各项建设与发展务必按照以人为本这个根本目标进行。社会建设的最重要一环就是实现人民的幸福生活，坚持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建设的出发点，着眼于人民最需要、最迫切的问题。使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社会保障制度均为人民所享有。
然而，正是由于柴静的雾霾调查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全球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使得民生问题越来越受到质疑与挑战。尤其是医学民生问题。从医学专业角度来看柴静的雾霾报告，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的地方。对于医学民生问题，我们该想该做的有太多太多。
柴静在雾霾调查报告中反复论说了几个真是的故事：首先，也是最先抓住人们心灵的是，长期生活在雾霾环境之中，使得她的女儿还没有出生就患上肿瘤。一出生就不得不进行全身麻醉手术。出院后的女儿被她拿着手帕捂住口鼻。在后来无数个被雾霾侵占蓝天的日子里，孩子就只能隔着窗子望向外面的世界。这是一份来自母亲最单纯最直接的保护欲望。最近网上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职责柴静在演讲中借用女儿的故事博取大众同情。这些反对的声音认为，柴静女孩的肿瘤并非因为雾霾，而是因为柴静本身是大龄产妇，同时，她是个烟民。从医学角度来看，确实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注意到，不管病因为何，身患肿瘤的女儿却真的因为雾霾而不能进行正常的户外活动。所以雾霾问题真正地影响到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也影响了我国的医学民生。调查报告中，柴静提到了是否将孩子们暴漏在雾霾天气下，就能提高孩子们对雾霾的抵抗力。从一个医学院学生的角度，必须要强调的是，对于雾霾，不存在“适应性”问题。在雾霾中运动，只会导致更严重的身体损伤。柴静视频中关于PM2.5的化学成分分析非常专业，那段健康危害的视频非常清楚明白地从医学角度显示了雾霾是如何对人地身体进行侵蚀并损害人的健康的。视频中甚至出现了肺癌患者手术的画面，更加直观地让观众看到了雾霾对一个生活习惯良好的普通民众造成的不可逆转的损害。此外，柴静在视频中没有揭示出的是PM2.5的健康危害，除了影响呼吸道和肺功能，还会导致心血管疾病。目前对于雾霾导致的疾病中，公众较为关心的集中与肺部慢性并以及肺癌。但从医学角度而言，雾霾中的PM2.5对心血管健康的影响也是非常重大的。PM2.5是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可通过肺泡壁进入毛细血管，再进入整个血液循环系统。其进入人体血液循环系统后，会阻碍正常的血液循环，引发血栓、高血压、冠心病及心肺病患者过早死等心血管疾病。雾霾天气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长期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健康。2013年，欧洲医学工作者做过一项针对9个国家内31万人的研究。PM10与肺癌的相关性显著，PM10和PM2.5与肺腺癌的相关性显著。每提高10微克/立方米的PM2.5浓度，肺癌发病率上升22%，心肺疾病死亡率升高6%，肺癌死亡率升高8%。这一数字如此触目惊心，以至于我们需要高度重视这一问题。
雾霾问题仅仅是我们从柴静的雾霾报告中看到的一星半点有关全球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带来的医学民生问题。雾霾甚至只是这些问题的其中之一。在全球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世界范围内对经济增长的盲目追求，是以生态环境的恶化为代价的。更要注意的是，生态环境的污染不仅仅出现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发达国家，可以说，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这个问题更加明显突出。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一味追求经济增长，以粗放经营来寻求短暂的发展。致使生态问题成为中国现阶段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而由于环境的污染与破坏，环境问题已经慢慢开始转化为社会问题。以雾霾污染为例，当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对人的身体产生了危害，环境问题就转化为医学问题，而医疗问题往往会导致更大规模的社会问题，归根究底还是归结到了民生的层面。
所以，当以雾霾问题为代表的环境问题在转化为社会问题、民生问题的过程中，医学就成为了其中的重要一环。如何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视野下为民生出力，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也是中国实现以人为本根本目标的重中之重。
二、医学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视野下该如何为民生出力
（一）医学民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长期需要关注的问题
对良好生活质量和优越的生活条件的追求是全世界人民所共有的特性。当代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实现基本温饱问题，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我国仍旧存在着无法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对于他们而言，干净的水源、充足的食物、舒适的生活环境以及良好的医疗条件都是美好的希望。同时，在整个社会范围之内，环境问题和医疗卫生问题在日渐发达的今天也渐渐成为社会问题。
以雾霾问题为例，如果我们只采取类似于往常的解决措施是不够的。特别是，中国的环境问题远远不止雾霾，仅以医学的方式进行预防与治疗也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当借助新技术，采用新思维，以异于往常的新方法来解决人类生存遇见的新困境。对此，柴静的雾霾调查报告也给出了一些方法和思路。总的来说有这么几项：提高标准，严格执法，对垄断的能源行业开放市场竞争，以及我们医学层面上的医学知识及预防办法的普及。医学无疑在这项工作中担任着重要的作用。
对于医学科研人员来说，需要更多不同的研究方法，确定雾霾污染对人的健康是如何产生影响的，将会对人的健康产生怎样的影响，来探寻治理雾霾污染的方法，同时从根本上试着摸索出如何对人采取预防与治疗。
例如，片子里说我国的污染早就很严重了，但是前些年的北京沙尘暴，其中的PM2.5成分不高，主要是粗颗粒物。片中说雾早就有，然而，也有很多人对此表示异议，指出10年以前的雾，和10年之后的霾应该差异非常大的，无论是视觉还是嗅觉。所以这就更需要医学与化学科研人员，从科学的角度给予公正的判断。医学的民生不仅仅在于悬壶济世，更在于不人云亦云，争取以科学的方式给予民众客观事实。
此外，我们还需要注意到的是，现在雾霾的问题很突出，大家就关注大气。但实际上土壤和水污染的状况也很严峻。甚至解决起来的难度比大气污染问题更大。这也是美国EPA为什么会有superfund。而这些，可能是需要科研人员更多介入的领域。
（二）当代医学民生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之路
解决当代中国医学民生问题，可持续发展是必经之路。可持续发展依然面临诸多障碍，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医学民生必须坚持与挑战的。
当代中国已经借助科学进步取得了经济发展上的常足增长态势，但同时，我们不得不面对由经济快速增长以及粗放式经营方式带来的一系列恶果。生态失衡、环境破坏、人民生活舒适度降低、健康状况恶化是其中日益严峻的问题之一。
所以我们必须选择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的发展道路。当代中国的发展不仅包括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应该包含自然生态以及人类本身的可持续发展。医学民生也应当坚持不懈地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将人民群众的健康与居住环境的舒适度作为医学研究的前提与根本目标。这不仅仅是医学民生所要解决的终极问题，同时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医学民生需要解决不的不仅仅包含人的身体健康，更要肩负起对后代人的生存发展的责任。群众世世代代的健康与安乐应当作为医学从业者的终极目标，同时也正符合当代马克思主义之要义。
三、结语
经过65的发展，中国已然在经济与科技上取得了世界领先地位。当过快的经济增长和粗放的发展模式却对人与生态环境之间、人的经济欲望与健康需求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柴静的雾霾调查报告在此时，为人们敲响了一记警钟，提醒我们在发展的同时，莫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要义，莫忘医学医学与社会民生。
参考文献
[1] 侯惠勤.意识形态的变革与话语权――再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话语权[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11（1）.
[2] 刘建军.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若干问题[J].思想.理论.教育，2008，04（7）.
[3] 周涛，汝小龙.北京市雾霾天气成因及治理措施研究[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06）.
[4] 贾真.雾霾天气对健康的影响及预防措施[J].中国民间疗法，2013，21（8）.
摘要：大学生是社会发展的接班人，对于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进步有着直接的影响。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我国高校有小部分大学生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很多大学生受到了不良思潮的影响。针对这种情况，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重新塑造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对社会环境进行优化，构建和谐校园，等等。本文以某校为例，分析了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问题，希望可以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关键词 ：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和谐校园
DOI：10.16083/j.cnki.22-1296/g4.2015.07.009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7—0020—02
收稿日期：2015—01—12
作者简介：曾玉莹（1977— ），女，四川成都人。西南民族大学政治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马克思主义信仰不是自发地树立起来的。一个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一知半解的人，是不可能树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另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仅仅是朴素的感情，而是建立于准确的认识和理解之上的理性把握。但就目前的现状而言，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不深入，很多学生无法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的学习。笔者设计了一份调查报告，对本校学生进行了调查，发现有小部分高校大学生存在着严重的信仰危机。
一、高校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具体表现
具体来讲，信仰危机指的是没有对接当下的社会实践，怀疑原有的信仰，在思想层面上出现了困惑，无法对各种观念进行正确的鉴别、选择和判断。我国大部分大学生还是有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这需要肯定，但是小部分学生出现的问题也是需要重视的。
一是高校大学生入党现状令人担忧。通过笔者的调查研究发现，在大学生入党动机中，有超过一半的学生都持无所谓的态度；在被访者中，只有30%的学生相信马克思主义信仰。这样的比例关系需要引起人们的重视。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还有一小部分的人群信仰金钱主义和权力主义，主要原因有：首先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在金钱和权力面前，大学生经不起诱惑，对于尚未成型的共产主义名利观产生了怀疑，无法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其次是当代大学生不相信信仰的作用，有着超然物外的态度，这样就会漠视和抵制马克思主义。
二是高校大学生信仰的多元化趋势。我国确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随着一大批西方思潮的涌入，就影响到了道德观念，大学生的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例如：25%的大学生着迷于我国的道教和佛教，对此需要科学地看待；部分大学生信奉基督教，心智不够成熟的学生甚至被一些邪教所吸引，这样很容易误入歧途。
三是高校大学生信仰的低俗化倾向。低俗化也是大学生信仰危机的一种具体表现。我国处于社会大转型期，一小部分学生无条件地接受西方思想文化，反对我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他们没有成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信仰方面很容易动摇，低俗化倾向较为明显。部分大学生只相信物质价值、个人价值，没有树立远大的理想，只是一味地追求物质利益和金钱财富。
二、高校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成因
一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功利主义的危害。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形成是社会大环境所造成的，我国社会在变迁的过程中改变了价值体系和信仰状态，然后在个人群体上反映出来。大学生因为价值观和人生观不够成熟，容易受到金钱、物质的诱惑。因为我国市场经济体系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坚守信仰无法在短期内获得利益，而物质、经济或者享乐主义的回报却高得多，导致很多高校大学生都经不起权力、金钱的诱惑，对于自己尚未成型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价值观等产生了怀疑态度，不信任共产主义信仰。他们从功利主义角度去学习和生活，没有纯粹的入党动机，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利益。
二是西方多元思想文化的侵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涌入了大量的西方思想文化思潮，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我国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冲击了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西方文化鼓励文化同质化和文化趋同化，这种资本主义文化对大学生的思想意识产生了影响，促使大学生对确立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怀疑，意识形态淡化。
三、重塑高校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对策
一是对社会环境进行净化，营造和谐校园。要想让大学生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环境，要严格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跟随共产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建设。从社会大环境角度进行分析，共产党和相关政府部门需要将共产主义理想的主导性发挥出来，对于各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我国封建残余思想进行积极的抵制，对优良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大力弘扬，将共产主义先进文化的正确方向坚持下去，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发挥出来，用科学理论去武装人，坚持正确的舆论，塑造优秀的作品，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以便向大学生渗透先进的、向上的文化氛围，对他们的心灵进行净化，促使他们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使其深深地坚信马克思主义信仰。从学校环境方面来讲，需要大力建设校园文化，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对校园环境进行优化，首先要对校园设施进行美化，将高雅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因素注入到校园建筑和设施中；开展一系列的校园文化活动，如建立各种校园社团、举办各种学术讲座等，这些都可以有效地重塑高校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二是提升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素养，有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只有提升了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素养，才能有效地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高校教师要形成马克思主义素养，需要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高校教师来讲，需要丰富自己的理论知识，熟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并将这些理论积极运用起来，忠实地拥护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学生才能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高校教师在宣传的过程中，需要结合大学生的喜好，选择恰当的表达方式，例如可以用生动的方式来宣传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理性价值观念，只有让大学生对其产生了认可，他们才能自觉地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大发展。
三是更加高效地开展思政课。在具体调查中我们发现，很多学生根本就不了解马克思主义，仅仅依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教材也无法让学生深入地掌握，那么教师就需要鼓励学生在课下多阅读马克思经典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产党宣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通过阅读，让学生产生共鸣。在思政课堂上，教师要给学生留出足够的时间，互相交流心得，鼓励学生上台演讲，形成共同学习的氛围。我们需要清晰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对于大学生来讲不仅仅是危机，更是一种机遇和挑战，需要对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进行重新塑造，将时代意义赋予到马克思主义信仰中，也就是我们所提倡的共产主义思想。
四、结语
通过上文的叙述分析可知，因为诸多环境因素的影响，我国高校大学生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他们不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存在着享乐主义、功利主义，没有纯粹的入党动机等，这严重影响了其身心的健康发展。针对这种情况，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向大学生灌输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使其理性科学地认识当代社会出现的各种新思想和新问题。
［
参考文献］
［1］杨飞，刘海华，田静华.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现状调查报告［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0）.
［2］张艳宏.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现状调研分析——以大连地区五所高校为对象［J］.吉林化工学院学报，2011（6）.
［3］杨丽艳.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分析与对策——基于对东北林业大学的调查［J］.人民论坛，201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