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中国实际这一概念中除了包括中国国情外，还涵盖着中国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受到中国国情影响，同时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双刃剑的作用，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关系是学术界常谈不厌的话题，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
1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在观念上主要指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的古代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创造和沉淀的特殊文化，是中国的国家特色。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背景为全球性扩张时代，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从现代化所造成的异化中将人解放出来。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止于理论，同时可以造成革命运动，这种特性与当时的中国国情无疑是相符的，与中国产生了强烈共鸣，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而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则在于两者之间存在相似相通的因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
首先，优秀的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有借鉴和推动作用。在明朝中后期以前我国无论思想还是科学技术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传统文化中具有很多实用的思维方式和先进文化元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提供了中国化的宝贵资源。如中华民族提倡的传统美德有利于诠释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关系，儒家思想中的义利之辩等可填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道德观念新内容。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化以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前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是其根本政治学说。早在战国时期，孟子就已经提出“民贵君轻”的民主化政治主张，且一直影响着中国后世对政治的愿景和趋向，历代统治者都打着为民的旗号，正是在这种政治理念下马克思主义强调以人民为主体的政治理论才得以快速中国化。第三，优秀的传统文化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传统文化门类齐全，资源丰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实现必须立足传统文化这一根基才能得到中国普遍认可，中国传统文化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需要马克思主义这一载体推陈出新，打破民族文化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走出国门。第四，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建设相关内容，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中国化奠定了深厚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贵贱平等”、“天下为公”等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中的“平等”、“共产主义”等理念不谋而合，是其社会理论中国化的有力基石。此外，马克思主义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批判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充满着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论述，是其生态文明理论中国化的保证。
2 促进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好融合的建议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在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并赋予鲜明的中国民族形式。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突出了下列几方面。
一、理论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被广泛地应用于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各个领域。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对中国社会性质、各阶级状况和时代特点的分析,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建设人民军队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等战略思想和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析,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战略等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提出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思想,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表现。
二、方法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把科学的世界观转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突出表现。同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正确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鲜明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日益紧密的结合。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结合起来并运用于指导实际工作,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所形成的许多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贡献。
三、群众化
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广大劳动群众争取彻底解放的思想武器,然而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抽象的理论真正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变为他们的思想武器,需要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通俗化和群众化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群众化的大师。他善于运用我国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优秀成果去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用生动朴实的语言去通俗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道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浓郁的中国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不但身体力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还大力培育了我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从而大大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表现形式。
四、实践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其最终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变为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彻底解放的锐利思想武器。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一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和行动的指南。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变为现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要求和最高表现形式。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大力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加强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哲学思想的研究,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而推进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相继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的理论成果。我国学术界围绕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成果，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一、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因素是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
试想：如果对马克思主义没有正确的认识，哪里有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在于怎样才能学懂马克思主义、学好马克思主义、真正领悟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在这里，应该说的学习经验是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的。
的学习经验概括地说有如下几点：一是注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的学习，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经典作家创造的，只有读原著才能取得“真经”。二、三手的著作不是不可以参阅，但不能作为根据，它们甚至可能把不正确的认识附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不仅身体力行，而且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为全党干部学习开列学习书目，在历史发展中起了重大作用。
二是注重基本原理的学习，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皆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基本著作中，最好是经他们亲自审定出版的基本著作，因为这是经过反复推敲和深思熟虑的。专家们应尽力读他们的全部著作，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则应把主要精力放在读他们的基本著作上，并在实践上狠下功夫。还反复强调，对基本著作基本理论，不能看一遍就完事，而应反复学，反复思考，常学常新。在晚年开列的“三十本书”的目录意义深远，在一定意义上说，具有“遗嘱”的意义。
三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所谓理论联系实际，就是带着革命实践中的问题读马列的书，为了解决革命中的问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到“亲和”，在自己的亲身实践中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一生最讨厌“教条主义”，看不起那些“言必称希腊”者，认为教条主义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敌”。只有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正路；只有沿着这条正路前进，才能成长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四是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系性理解，在把握立场观点方法上下功夫。一贯主张：学习马列的书，不是仅仅记住他们的一些词句，而是要善于“联系起来思考”，从“系统”性上把握其精神实质，用其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中的问题。特别强调立场观点方法问题：所谓立场就是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立场；所谓观点就是体现马克思主义本质意义的基本观点；所谓方法就是把基本理论化作方法论原则，搭起理论和实践的桥梁。
五是注重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品格，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常讲的两句话：一是“老祖宗”不能丢，否则就会背离马克思主义；二是后人必须写出新的理论著作，以适应时代和实践发展的需要。听延安时期的老同志讲，说过这样的话：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马克思一样，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里所说的“超过马克思”，不是说在人品和学识上都强于马克思，而是说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能够解决马克思没有解决过的问题。这就是敢于创新和善于创新的大气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开拓，就是这种创造精神的集中体现。
二、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要素是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
如果说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那么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础。如果说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了解，就没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那么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同样没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如所说：“认识中国的社会性质，就是说认识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根据要在中国的国情中去寻求。
什么是中国国情？国情是一个广大而复杂的范畴，但主要是社会性质、经济状况、政治结构、文化传统和发展趋向。其中最为主要的是社会性质问题。所谓社会性质主要是指社会的本质属性、社会的发展阶段、社会的基本状况和社会的发展趋势。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就是社会的经济状况、政治结构、文化传统和发展趋向的内在联系和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说到底，就是以现实的中国社会性质为出发点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就是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得以建立的社会历史根据，就是旧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之所以从中国社会性质的演变谈起，一直说到现实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就是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战略策略。邓小平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立足点的，就是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他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或者说他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就是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运动规律的理论反映和实践表现。
对国情的把握离不开对世情的认识，即对世界发展时代条件的科学分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在“五四”运动后，即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正是这个时代的主题和发展趋势，决定了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民主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的国际环境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正是这个时代的主题特征和发展主流，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时代条件。把国情和世情联系起来分析，是从本质上把握国情、制定正确发展战略的基本原则。
认识中国国情的根本方法有两条：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国情，从规律性上把握其本质特征，这在前面已讲过了，二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全面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这就是现在要着重说的。在青年时代就倡导读“无字之书”，践行对中国社会的体察和了解。走上革命道路之后，又针对“本本主义”倡导调查研究，提出了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名言，并深入群众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在深刻了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在革命中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奠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础。有的同志说，调查研究是理论和实践的中间环节，是搭起理论和实践的桥梁，这是很有见地的。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把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具体化了，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不可忘记“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
三、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要素是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绵延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现代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延续和发展，看现代中国的文化形态决不可割断它和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我国现代先进文化的标志，那么在这个文化形态中，就内在地包涵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的继承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性渊源。我们说“老祖宗不能丢”，应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不能丢；二是说孔子、老子、墨子不能丢。丢掉了任何一个方面都没有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形态。
十九世纪末，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就出现星星之火的最初时态，一直发展成以后的燎原之势。伴随着中国历史走了一个多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今依旧在中国文化和中国理论中占有主导地位。在历经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运而生，同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必然产物。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文化的重合的必然性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适应了中国主流文化转型的需要
统治中国长达2000年的儒家思想是农业社会的意识代表，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生长，农业社会的文化形态已经表现得越来越不能与社会的现代性相协调，所以儒家思想也就必将退出历史舞台，寻求一种新的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以及指导思想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举措。在中国明代，主流文化就已经隐约出现了变革趋势和转型的倾向，在经学与理学、实学与虚学、心学与理学等中国哲学文献记载中，都显示出儒学在为摆脱当时的思想困境，得到蜕变革新而做的努力。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启蒙运动和思想解放，它促进了中西文化和思想的碰撞，新观念和旧观念进行杂糅，使得中国的主流文化得到了重新洗牌，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后来居上者理所当然成为中国人的唯一选择。
（二）中国革命实践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中国人也曾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中引入了天赋人权论、进化论以及资产阶级共和国等思想武器，通过组织政党、发动革命等方式来抵外安民，但历史的实践经历告诉我们，这些思想和举措同中国传统封建思想一样软弱，一样不堪一击。正是借助俄国十月革命的时机，再加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被中国人顺势所接受，从此有了中国共产党。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受中国国情因素的影响，中国对外国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条文的完全挪用并不是正确的选择，这就需要通过一定方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革命现状有效地结合起来，避免出现全盘俄化和党内教条主义的错误，从而把中国革命引向正确的道路上。新中国成立后，又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最终选择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的制定。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着亲和力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哲学相比较，在本质上有着很明显的区别，马克思主义是近代人类社会最先进的思想文化的代表。文化背景不一样，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意义就不同，依据的生产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层次不同，代表的阶级属性就不一样，顺应产生的社会与文化功能也就会有差异。第一，在世界观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对宗教神学世界观都持有反对态度，有无神论的共同特征。无神论大师和唯物主义在中国的儒家文化中都有据可查，而且无神论也是儒家的主体精神特征。从本质上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无神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样有着无神论的特征，反对来世观念，以现实社会以及现世人生为理论主张。第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实践观上存在着共通之处。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拒斥玄虚之学、重视实践，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观点就是实践。第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二者的辩证思维方式存在着共通之处。中国汉译本的佛经和古代著作《易经》都表达了比较深刻的辩证法思想，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表现出来的辩证法比欧洲文化还要深刻。第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观上存在共通之处。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人的生活状况和直接物质利益是影响人的道德和国家政治活动甚至治乱兴衰的直接原因，形势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而不受圣人意志的精神方面因素影响。第五，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道德观上有相同点。两者都认为自然属性及其表现形式存在合理性，同时都认为要完善人性就需要通过人的社会属性来实现对自然属性的规范，而且重视群体利益的重要位置。第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相关的社会理想和精神信仰。两者都拒绝，认为理想人格和理想社会之间的完美融合是达到理想境界的必然途径，所谓的人间天堂是需要人经过长期努力才可能实现的。
四、中国传统文化是二者重合的天然文化土壤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源于德国的黑格尔哲学和英法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但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实现的融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有效地联系在一起。虽然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存在相同点，但国家的变革将给国家的文明造成极大的影响。有很多西方人不能理解，作为一个古老东方民族的中国为什么能对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这样热情、满怀信心地选择和接受？但对于中国的学者们来讲，他们会认为这样的结果是完美的。从某种程度上分析，中国知识分子倾向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实际原因是因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己所产生的一种哲学思想。所以对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来讲，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结合是正确的，是必然的，是不存在任何疑问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主导趋向，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卓越贡献。从整体上探索这一进程的特点与规律，对于新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比较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特征溯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整体性。
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分析，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东方，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基本上囿于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和阶级斗争的定式，长期以此替代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诠释。这样做的结果，极大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其优点是:突出马克思主义对以往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主要贡献，展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适时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痼疾和主要矛盾，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一定胜利的历史规律，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正确的道路;及时适应当时阶级斗争激化的形势需要，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彰显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时代特点。其局限性在于:过度集中阶级斗争的理解，片面强调斗争，忽视了建设与和谐等宝贵思想，没有从整体发展上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更广泛的内容，很容易产生认识上的偏差。尤其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与社会建设和谐问题。这就拉大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距离。再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看，科学进步导致生产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其自身的痼疾，也使许多人误以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迫切需要寻求新的理论替代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实践。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狭隘的理解。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是构成广泛、内容丰富的理论整体。首先，其形成与发展涉及诸多领域。马克思早年攻读法学，后来发现单纯法理研究不能完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事实不平等的渊源，于是转向研究哲学和经济学，撰写出《资本论》，揭示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秘密，开创并领导了无产阶级旨在谋求自身和全人类解放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次，马克思的著作也涉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领域，涵盖哲学、历史、文学、经济、法律、心理、教育等众多学科，几乎在每个领域与学科都有所建树。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称:“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的。”[1](P776—777)再次，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看，既是革命的、批判的理论，也是实践的理论。所谓实践的理论，指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理论都是与实践相脱节，只有马克思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出发，真正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所以能够成为认识与改造社会的指导思想。人的社会是实践的总体，实践的积聚形成历史。在历史上，人的实践涵盖社会各个方面，有丰富的研究内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从人类的基本实践即经济实践活动出发探索社会发展规律，指出公有制必然代替私有制、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正确方向。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应该是零碎的、分裂的，而应该从整体上把握，正确掌握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也不应该用一套包罗万象的固定“因式”替代丰富深邃的思想内容，而应该对其具体理论进行源流、内涵、特点、影响以及概念的提出、假设前提和论证逻辑作严密的整体分析。所以，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块整钢，也就是不可分割的理论体系，探明其创立科学世界观的过程，必须清楚这一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马克思已经掌握了什么，以及他如何转到新的思想领域。[2](P7)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分析，同样具有相互联系的整体特征。马克思主义作为诞生于西方社会的政治文化传播到中国，必须与中国实际各方面相结合。这就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丰富多彩的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独立存在的逻辑体系，即从“隔着纱窗看晓雾”到成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到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其实践历经艰难曲折，内容极为丰富。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诞生了独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即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理论，贯穿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内涵极其深刻。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个环节，无论宏观与微观方面都是与中国实际相对应的有机运用与发展，同样具有相对独立与系统同归的属性，体现出整体特色。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主导，直接影响了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已经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凝结为不可分割的整体。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一直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政治现象进行研究，前几年甚至出现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两者关系孰大孰小的争论。各方面学术上的争论都是必要的，但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仅仅理解为简单的政治现象，就势必过于偏窄了。我们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20世纪中国政治思潮发展的主流，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重要贡献，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发展。这一研究直接涉及如何看待20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与建设的全部历史，也涉及当前改革开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评价。而其研究的深入将有待于整体开发，即从多方面、全方位进行综合研究，探索其起源、内涵、发展、特点与作用，并将其置入更广阔的领域，充分运用跨学科等先进手段，实事求是地揭示其规律，展示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决不可自我封闭，以偏概全。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开展多领域的整体研究，才真正符合当前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建设的需要，才能在复杂多变的新形势下牢牢把握研究的正确方向，有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也显现出复杂性与多重性的整体特征。
其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非典型社会形态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的。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形态。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炮舰轰开了清王朝封闭的国门，震醒了沉睡的东方巨狮。伴随资本主义的入侵，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发生了新变化，表现得更加错综复杂。在政治方面，封建法统和统治秩序制度长期存在，封建思想受到一定冲击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西方列强是太上皇，是真正的主宰，封建统治者是儿皇帝，甘愿“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对广大民众而言，仍然暴戾无度，肆意摧残。在经济方面，西方资本主义曾闪现一丝光亮，促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但是，民族资本主义是微弱的，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经济即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而且矛盾日益激化。在社会方面，新经济形态的出现以及多种政治经济成分的汇聚，使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阶级和阶层，如买办、资本家、工人，即使游民也与以前不同。资本家又分为两部分，各自代表的利益迥然不同。显然，这种阶级关系复杂、矛盾激烈多变的社会，不是马克思所论述的典型社会形态，只是一个畸形产物。而诞生于典型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必然受到多方面不和谐因素的阻滞与干扰，其中国化的进程尤其艰难。
其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与中国传统文化激烈碰撞融合的过程中进行的。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深厚。传统文化是经过不同时代改造积累的民族文化。中国封建历史很长，传统文化的封建化影响也很深。封建化与资本主义化势同水火，与马克思主义更格格不入。中国传统文化实质属于农业文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化相比，落后了一个时代，与马克思主义开拓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P11)马克思主义是超越中国社会时代的先进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需要适应中国国情。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必然遭遇旧传统文化不和谐方面的抵制与撞击。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旺盛的生命力。它不是封闭的系统，却在长期文化融合中一直居于主流地位，即使异族入侵或统治中原，也被华夏文化折服与同化。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西方文明以不可小觑的超越封建文化的先进性被介绍到中国，同样遭到传统文化的强烈抵制。新文化运动批判封建糟粕，为先进文化的传播打开了一个缺口。随后，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如果说中国古代的中外文化融合，传统文化是一枝独秀，近代以来则明显形成并行不悖的特征，即两者始终在激烈的相互碰撞中融合、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断融合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战胜并抛弃其封建糟粕，才能主导时代潮流，成为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指导思想。
其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时间相对比较短的情况下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发端于19世纪中叶，19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马克思领导第一国际、恩格斯领导第二国际的斗争，欧洲共产主义运动轰轰烈烈。中国人始终不了解这一切。中国人讲到马克思，最早是梁启超。他于1902年在《新民丛报》曾谈到马克思是日耳曼社会主义的泰斗。1906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朱执信也简略介绍马克思的生平。总之，“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4](P1470—147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是在以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蜂起，经过激烈的论战，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从时间上看，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经过长期传播和斗争实践，才被了解和认同，而在中国仅仅经历了三四年光景。由于传播时间相对短暂，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基本以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为蓝本，没有经过更系统深入的学习与研究。于是，造成党的理论长期匮乏的局面，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怎样指导具体实践，多次出现“左”和右的错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历经曲折。直到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强调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才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正确方向。以后，经过，思想被广大党员所认同，终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政治思想的演进，按照系统论分析也体现出多重发展的整体特征。它集中表现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并通过政治文化反映到经济、军事、外交和社会各个领域，使近代中国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人简单介绍马克思及其生平是作为一般文化现象，是十月革命与突出了其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性。经过五四时期的三大论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先进知识分子的拥护。但是，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只是政治性标志，其正确实施更需要社会文化的广泛认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化就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长期封建制形成的等级观念及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思想，造成对党的指导思想的权威理论照抄照搬，并由此产生教条主义“左”的倾向;另一方面，偏重实践的传统经世致用思想加上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缺乏全面理解，很容易出现忽视党的指导思想、片面强调经验的右倾错误。对教条主义的破除，发端于遵义会议在完全断绝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军事与组织问题，取得长征的胜利;消除右倾根源，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学习，则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后展开的。而“左”和右倾错误的清算，是经历运动统一全党思想，最终将思想写入中共七大新，指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继续面临从中国国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课题。建国初的三大改造，我国没有照搬苏联建设集体农庄和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经验，而是采取平分土地，保留民族工商业的方法，引导农民、手工业者和民族资产阶级逐步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不仅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更适应了广大群众的文化认同，即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基础上实现大同社会的畅想，并由此创造出从个体到集体、由低级到高级的逐步过渡的改造途径，取得显著成就。后来，却未能实事求是对待社会主义建设的课题，急于推动对理想化社会主义的认同，错误发动“”，走偏了方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认真审视中国所处的实际状况，正确处理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引导人民走出对社会主义狭隘理解的误区，实现了思想文化层面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解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进一步强调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贡献。
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是孤立的政治现象，而是政治与文化、经济乃至社会的有机结合，是一项综合发展的系统工程。这一工程表现为政治的发展，必须得到文化认同，才能正确指导实践，实现政治、经济与社会实际的有机结合。同样，实践的过程又强化了文化对政治的认同，不断推动政治发展与社会进步。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的整体进程，只有开展整体研究，才能探悉其真髓。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特征的研究，为我们展示出一个绚丽多彩的崭新视界。
我国理论界以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的研究，基本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为标志。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5](P534)不久，他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强调“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为纠正和克服党内“左”右倾错误指出正确的方向。运用整体性的方法研究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应该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等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绝不会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如果有人觉得前提只是条件，起码党的二大根据列宁的殖民地革命理论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适应中国国情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使我们将其仍然归结为照办共产国际的指示，另一些事实也值得注意:一是1919年8月，在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曾明确提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论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环境。”[6](P3)二是1927年9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的蔡和森及时总结国民革命失败的教训，写出《党的机会主义史》，认真分析陈独秀右倾错误的表现与思想根源，提出需要对全党进行“整个全盘的改造”，必须总结“八年以来中国革命之丰富经验与教训，建立中国无产阶级列宁党的自己的理论，成为真正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来完成中国工农革命的任务”。[7](P583)这里强调的中国无产阶级列宁党的自己的理论，实际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适应中国革命需要的指导思想。它的提出比六届六中全会早了整整11年。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研究，学术界一致赞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思想的科学定义，认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是，在具体研究方面依然存在按照个人的著述作为划分思想发展标志的现象。如思想的萌芽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形成的标志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他人对于思想发展的贡献。对于邓小平理论更难以发现集体智慧的具体记载。按照整体性的方法研究能够发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很快就遇到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困惑。许多先进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同时，都努力以此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如党的四大前后，曾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的工人、农民与民族解放等问题，撰写出《中国内战与中国农民》、《中国内战与工人阶级》、《民众势力发展中的国内战局》、《土地与农民》等文章，明确提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是中国革命的敌人，工人阶级“应当紧密地组织起来，并且成为革命的中心”[8](P34)。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其他早期领导人也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国情，许多文章早于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再如“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重要内容，一直被认为是的独创。实际上这一时期，瞿秋白也在积极探索。1928年初，他提出“农民割据”的思想，同样包括武装斗争、土地革命与根据地建设三项内容，而且时间上要早于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9]所以，仅仅以的著述划分思想发展的阶段，显然过于狭隘，至少也应该将其他人的探索涵盖其中。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阶段的研究，党的十五大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曾产生两次历史性飞跃，诞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近年来，一些学者又提出三次飞跃甚至四次飞跃的主张。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新的飞跃，突出了新的中央集体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卓越贡献。但从整体发展方面研究，两次飞跃客观体现20世纪迥然不同社会状况下革命与建设之间不同方面的历史性飞跃。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进入新世纪提出的，与邓小平理论同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以，党的十七大没有继续沿用历史性飞跃的提法，而是按照历史发展阶段分别肯定了、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十六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杰出贡献。大会从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发展的角度，提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新中国并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指引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上阔步前进”;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发展并成功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推向21世纪，“继续引领改革开放的航船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10](P7-8);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11]。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进程规律的科学论述。
另外，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作用和影响分析，这一进程已经与近现代中国历史和社会文化发展紧密联结为一个整体。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人民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中国人找到寻求解放的正确道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领导核心、新的革命前途与领导方法，并领导广大人民彻底改变了被奴役、受压迫的地位，成为新中国的主人。我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同样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至于曾出现探索的曲折，正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缺乏全面理解造成的。所以，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没有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就没有祖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我国五四以来的革命与建设模式，基本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式设计与实施的，整个社会发展、政治进步、经济腾飞、文化繁荣、民族崛起，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就。从整体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社会发展具有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性。正是中国社会各方面都带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征，才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的不同特色，展现出中国革命与建设对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贡献。按照逻辑分析总体优于部分的原则，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离不开其整体性。同样，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不仅需要从中国革命和建设方面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进程，也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还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纳入中国和世界发展更广阔的整体格局。这种整体宏观与具体微观的综合研究，必然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的深入发展，对新时期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实现国家与民族发展进步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中国研究会.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人民出版社.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8]中国研究会.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和价值二者的有机统一体，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国情之后具有别国所不具有的特殊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政治意识形态，是我们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思想，我们要自觉学习、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并把中国化，包括话语体系的中国化，以便更好地被我们的人民所理解、接受，更好地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早就指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②因此，在中国实践和民族文化背景下，“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就必然要求有中国的“表现形式”，包括对马克思主义解读与阐释的本土化话语体系。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的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又是在西方语境下的理论创造，当将其运用于中国这一东方国家、东方文化语境中时，必然要求包括话语体系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一般来说，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不断发展的话语体系。因此，充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的内容，一方面要源源不断的输送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话语表达研究的人才，加强研究内容，逐渐形成科学严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另一方面，要注重在结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适当的运用话语体系展开研究，使其能够普遍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情，让二者紧密的联合起来。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发展路径
构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应按照一定的路径:其一，马克思主义应融合东西方优秀思想文化。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优秀东西方文化相互交融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党始终强调要求“古为今用，洋为中用”。③但都不是一般地“搬用”。虽然这一提法相对较晚，其实早在抗战时期我们党、特别是对此就有明确而清醒的认识。强调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要“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④，要求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对待外来文化，一方面要求“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同时又要求绝不搞“全盘西化”，要求批判吸收西方优秀文化，明确指出“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⑤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阐述得非常清楚:“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收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⑥这仍然是我们今天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优秀文化，旨在充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内容，强化马克思主义与本土文化的契合，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文化向度，提高对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本土文化自信和时代文化认同，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其二，应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能力。构建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要求理论工作者的创新与创造。因此，理论工作者应培养创造意识，发扬创新精神，提升理论创造力，打造适应时展和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要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适应力、影响力，就要力争提高理论话语的创新能力。要求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立足中国，立足当下，特别是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相结合，“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⑦为此，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同时，还具有世界意义、全球蕴含。其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进行话语体系交汇。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者，社会主义文化的精髓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决定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紧密结合的重要体现，要求在话语体系上把二者统一起来，交汇进行。党的十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⑧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的价值基础。党的十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契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也承接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人类文明成果，是对全党和全国人民价值共识的凝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恪守与践行，必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相交汇、相融通。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发展方向
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⑨在当今时代，对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必然如此。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发展方向，首先就必须紧紧结合中国的发展实践，充分结合中国的民族文化、民族话语传统。只有如此，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才是有效的、有生命力。“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⑩其实，自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就一直在不断地丰富发展中。“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坚定实践者，也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真正继承者。”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历经艰险，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和理论概括，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的逐步完善和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在“8•19”讲话中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就是要不断地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同时积极借鉴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让世界听到中国声音，感受中国气势，体会中国力量，不断打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让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者:王晶 单位:上海电机学院学生处
注解:
①《: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新华网，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8/20/c_117021464．htm
②:《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年8月24日)，《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③:《关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批示》(1964年9月27日)，《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27页。
④:《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
⑤:《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707页。
⑥:《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1944年7月14日)，《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页。
⑦:《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1.1背景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稳步提升。中国经济连续多年保持8%或以上的年平均增长率。中国同世界的联系不断紧密，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逐渐扩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人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信心不断提升。中国人在自己的文化中发现了新的价值，并相信经济成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传统文化积极方面的影响。“勤劳”、“节俭”、“集体主义”的集体价值观被中国人认为，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良好的道德秩序。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水平不断提升，同时也引起了道德上的沦丧。近些年来，社会上由道德滑坡所引发的种种负面报道不绝于耳。现代化的进程给中国人带来了物质上前所未有的丰富，同时也引起了精神上未曾有过的贫乏。种种社会问题的发生，引起了人们的深入思考。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精神的支撑作用，对社会风气的积极影响，引起了当代社会上的“国学热”“儒学热”等复兴传统文化的热潮。
1.2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生长于西方文化土壤的特质文化”[1]，是在西方传统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语言表达方式，思维习惯，逻辑推理方式等都和中国人习惯上的有很大区别。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在中国传播必须要经过翻译才能被广大的人们所接受。语言表达方式的差异导致了中国人在理解上的困难，思维习惯和逻辑推理方式的差异又给中国人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增加了难度。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必须进行本土化的改造，变得符合中国人思维习惯和阅读习惯才能被更广泛地接受。而这个本土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契机。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须加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才能得以顺利的进行。
1.3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需要
中国传统哲学家表达思想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2]，而且文章言论都很简短，没有联系。《论语》中记载的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多为极其简短精炼的对话。《老子》全篇只有约五千字，却包含了老子哲学思想的全部。这样的思想表达往往不够明晰和系统化。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中国人，习惯了白话文的表达，没有了传统私塾教育中对“小学”的学习。现代化的中国人，习惯了相对严密的推理。传统经典的表述经过系统化之后，则更易于广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西方哲学的优秀成果，其中批判的继承成了西方哲学的优秀成果。用西方哲学中严密的逻辑推理方法对中国传统经典进行现代化的重新阐述，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广泛传播的帮助。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论为指导，对传统文化经典进行符合现代化进程的重新阐述，也是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思想的过程。中国历史上佛教的传入，为当时沉寂的思想界注入了新鲜血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注入，也将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必将激发出绚丽是火花。
2.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需注意的问题
2.1从根本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创新理论,它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1]。科学发展观从理论品质、哲学内涵及具体层面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一、科学发展观在理论品质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系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其关键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具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品质。科学发展观是我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形势下根据国情、世界发展趋势总结出的新的理论成果,它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精髓充分贯彻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
首先,科学发展观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实践为基础发展而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国综合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同时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社会主义事业步入了又一重要关头。在此情况下迫切需要新的理论作指导。科学发展观就是与时俱进产生的指导社会发展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它以邓小平发展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直接理论基础,深化了对我国社会发展本质、发展阶段、发展任务、发展动力、发展目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在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基础上继续强调改革开放强调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把目光放在了更为全面的社会发展上来。
其次,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应对新挑战所提出的党的新指导思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面对不同的时代要求曾提出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指导了我国革命、建设事业的前进。随着时代和实践的不断发展,我们党面临着发展提出的新挑战,从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到“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再到“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都离不开党的领导。科学发展观是与时展、与实践发展共同前进的党的新的指导理论,它坚持和丰富了党的基本理论、路线、纲领、方针,在总结党的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升了党对国家建设、自身建设的认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的宝贵品质。
最后,科学发展观顺应了世界发展趋势,以世界眼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步入21世纪以来国际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很多国际性问题有待各国协调解决;世界政治经济合作不断加深,全球化、区域化趋势更加明显;综合国力的竞争仍在加剧;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同时安全问题突出这对我国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科学发展观在正确认识国情的基础上顺应时代要求,积极参与到国际发展中来,以世界性的眼光看待中国发展问题,提出了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理念。科学发展观立足本国、面向世界,将全面推进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趋势,我国将借助世界发展之机促进自身和谐发展,同时也为世界整体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科学发展观在哲学内涵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成果都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科学发展观蕴涵丰富的哲学精神,坚持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第一,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的认识,提出了“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是中国共产党对发展问题认识的实质性进步[2]。对于人的关注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的一条线。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的生产不断发展的历史,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追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了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把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把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发展到新的高度。科学发展观以现实中从事生产、生活的每一个个体的人作为其出发点、落脚点,把人民群众的视为发展主体、发展目的、评价发展的尺度,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髓。
第二,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具体体现。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在发展中应该兼顾事物发展的各个方面,实现系统的内部协调。科学发展观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重点论又马体现了克思主义的全面、联系、发展的观点。科学发展观更加强调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与发展。
第三,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生产力的观点,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我国建设的首要任务。马克思主义最重视生产力的发展,把生产力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决定性力量,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从到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也是十分重视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曾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3]。科学发展观法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在邓小平理论“发展才是硬道理”思想的基础上继续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放在突出位置,在强调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把目光投向了更加全面的方向。
三、科学发展观在具体层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发展
科学发展观在关于发展的具体问题上坚持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发展了中国社会发展战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有机统一,其实质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4]。
在发展认识论上,科学发展观把发展放在首要位置,在坚持邓小平理论对国情正确认识的基础上,以社会主义本质论、初级阶段论为依据强调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进一步回答了如何发展的问题。它继承了“发展才是硬道理”思想把发展看作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要求,着力解决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目标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在发展方法论上,科学发展观在保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把协调发展放在了突出位置,强调发展的全面协调可持续性。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5];强调协调发展,提出按照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要求,协调各方面利益,更好的促进生产力发展;强调可持续发展,就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问题影响到正常的社会生活、生产,因此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提高到发展观的高度有利于保持社会的协调并有利于未来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构建节约型社会,协调了人与资源的关系,是保持发展可持续性的有效办法。
在发展战略上,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规划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步骤,推动了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战略仍以发展生产力为任务,将社会的和谐列入富强、文明、民主的战略目标之中形成物质、经济、政治、社会全面发展的局面;在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按照邓小平“三步走”发展战略,更加注重发展的速度与质量,以台阶式发展战略稳步前进,增强方面的联系与协调发展;在通过实现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来带动其他人、其他地区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科学发展观在尊重发展的不平衡性的同时更加关注分配的公平性,为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共享发展成果而努力。
在发展目的上,科学发展观在党内首次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深化了发展为民的思想,更加凸现了党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目的的价值目标。“以人为本”具体来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发展为人民,把人民群众的需要当作发展的最终目的,切实改善人民的生活状态,促进人民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发展靠人民,社会的发展以人的发展为条件,最大限度的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来实现社会的发展。“以人为本”就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以最为广大的人民群众利益要求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不断提高、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与关键所在。
总的来说,科学发展观以对当前国情、党情、世界形势的正确认识为基础,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直接理论来源,是进一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理论指导。科学发展观从不同层次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又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是新形势下发展了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
注释
[1]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756
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个伟大理论成果，是被中国化了的、具有新的表现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过程中起了最主要的作用，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最伟大的功绩是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没有，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较早注重从理论和实践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探讨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从他投身革命并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他就十分重视群众的实践斗争，重视考察中国国情，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研究，从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本本与个别词句，不为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模式所束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勇于探索。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中，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十分透彻地剖析了中国当时的革命情况，为革命的正常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特别是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初步地形成了新民主义革命的基本思路，为党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二）最先举起“反对本本主义”的旗帜，最早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1930年初，针对党内长期盛行的教条主义思潮，发表了旗帜鲜明的声讨教条主义的战斗檄文——《反对本本主义》，在党内最先举起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大旗。他在文章中义正辞严地痛斥了教条主义，大声疾呼：“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②“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③“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④反对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而是“本本主义”，他尖锐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⑤就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在“反对本本主义”的号召声中诞生了。
（三）最早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任务
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须解决的问题。”他进而要求：“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⑥在这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求和涵义已表达得相当清楚了。正是由于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向全党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任务，在全党的共同努力下，思想体系才在抗日战争时期得以全面发展并逐步成熟。
（四）最先从哲学上奠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在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为了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展以弱对强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思想认识根源上清理理论与实践相分裂的主观主义，特别是囿于马克思主义本本和共产国际决议的教条主义，总结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制定和贯彻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动员和组织千百万群众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参加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在抗日军政大学作了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题的著名讲演。《实践论》树立的是实践的权威，论证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关系，强调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基本的观点，指出实践在认识运动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规律，说马、恩、列、斯没有也不可能说的新话，根据实践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和理论创新。《矛盾论》则从哲学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强调事物的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活的灵魂，告诫共产党人搞革命，一定要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反对教条主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由于《实践论》、《矛盾论》从哲学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号召才很快为全党所接受，并在革命实践中作出巨大努力。
（五）最早倡导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路子
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学风问题。在时期，强调，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报告中，明确指出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历史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⑦“马克思主义之箭，必须用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⑧把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问题，提高到关系革命成败的高度而加以强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成功经验，开拓了新路子。
（六）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科学论断
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理论和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特殊国情，科学地总结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教训，同时考虑到中国革命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所创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历史已经证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下走出来的革命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新中国成立后，运用列宁和平过渡理论，结合中国实际，第一次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创造了一系列由初级到高级的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过渡的实现形式，顺利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后，就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思想，例如：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同时要大胆学习一切外国的先进经验；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安排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改革企业管理制度，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中国应该而且必须构建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加强党的建设，反对，防止西方和平演变，防止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蜕化变质，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国要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可见，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而且是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匠和典范。他在艰辛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思想成果及其积累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为后来形成比较系统、比较成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邓小平是当代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典范
作为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邓小平紧紧抓住“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精髓，总结了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总结了中国的“”和“”的严重错误，大胆汲取和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群众创造的新经验，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是及其同志，由于历史时代的局限性，都没有解决好的根本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上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突破。
（一）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解决了列宁来不及解决、斯大林不可能解决、没有解决好的重大理论问题，找到了我们党在指导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长期犯“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的认识根源，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学说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马克思在谈到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时，有过急过快的想法，后来按马克思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阶段问题上，无一例外地都陷入超越阶段的误区。虽然，列宁发现了超越阶段的问题的严重性，但由于过早去世，没来得及解决。斯大林由于在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的认识误区，加剧了那种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扩散。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提出了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阶段和发达阶段的论断，但没有从理论和实践上加以系统解决。邓小平才在总结世界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二）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纠正了长期以来人们离开生产力抽象谈论社会主义，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而加以固守，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复辟”而大加讨伐的错误倾向，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观的重大转变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⑨这个概括十分简练深刻，它既表明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特征”论述的继承和发展，又纠正了以往我们对社会主义的不全面、不确切、甚至被扭曲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社会主义特征时，一般都是从生产关系上入手，探索如何在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邓小平论述社会主义本质，则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着手，寻求在中国这样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是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得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⑩
（三）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否定了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观点，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解决了长期困扰着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
由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根深蒂固，“左”的社会思潮暗流涌动，我国的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举步维艰，特别是一触及所有制领域，人们总是难以摆脱姓“资”姓“社”争论的困扰，深化改革阻力重重，社会主义发展徘徊不定。直到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提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开启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再思考的大门，社会主义的理论特别是经济体制问题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起了而且将继续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为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基础，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四）第一次完整系统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祖国统一理论，为祖国统一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把最后完成祖国统一的任务提上了日程。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过去提出的基本思路，大胆地提出了用“一国两制”的方式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科学构想。“一国两制”的构想，充分考虑到港、澳、台的历史和现状，是邓小平和我们党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完美运用的集中体现。这一构想不仅已经成功地解决了香港和澳门问题，而且为顺利地解决，实现祖国统一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不仅如此，它还对解决某些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新办法、新范例，将对人类的和平进步事业产生积极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又增添了一枚璀璨的明珠。
（五）第一次以现代科技革命的新变化为转移，把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建立在依靠和推动科技进步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论断
邓小平敏锐地洞察时代的特征，抓住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发展生产力，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论断，揭示了科学技术是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的因素和最主要的力量，深刻揭示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生产中的先导作用，指明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途径，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向未来的开阔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学说和生产力理论的创造性发展。[11]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无可辩驳的证明，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它所展示出来的理论对实践的指导的强大力量，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集中的代表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波澜壮阔。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实践中努力探索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新时代我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代表，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伟大作用，集中体现就是在世纪之交的新形势下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第一次从理论上明确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的历史课题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指引着伟大的实践。同志在广东首先正式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党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后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七一”讲话中，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核心，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基本问题，高度凝聚了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政治智慧和理论贡献，是一个充满创新精神和富含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2002年5月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的“五三一”讲话，更加全面系统深刻地论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人心作了最好的表率。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与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作为党的长期的指导思想，为党的思想宝库中又送来了一份宝贵的财富。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既是有利于对马列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又有利于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根本上回答了在新的国内外条件下，在充满挑战的二十一世纪，把我们党建设成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根本问题，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稳步前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依然顺水顺风。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充分展示了我党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风貌，给全党和全国人民带来了更大的希望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立足于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结合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呼应了时代的需要，给全党和全国人民满怀信心地走向21世纪注入了一支理论的强心剂。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定为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的崭新姿态，是向世界和全国人民发出的政治誓言。这个誓言不仅是发向全党全国人民的，更是向世界人民发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强音。一向比较苛刻的西方媒体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高度评价，也印证了这个世纪宣言的震撼力。法国《欧洲时报》12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中国新的里程碑》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是中共十六大提出的明确的、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20多年中国变化的事实证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创立了新中国，也能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一个强大的新中国。文章说，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完全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能最大程度上调动全体人民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必将大大增强中共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说明我们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能够坚持与时俱进，能够充分体现时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能够科学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正如思想指引我们创造新中国，邓小平理论指引我们实行改革开放一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时代。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为党的理论创新指明了方向，为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提供了鲜活的范例
“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对于如何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始终使党走在时代前列、始终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始终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始终保持社会主义事业生机活力的深入思考。1992年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提出“三个有利于”著名论断。8年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波澜壮阔，改革开放成就非凡。从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到同志“高州讲话”，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我们清楚地看到一条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轨迹的演进，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理论创新的非凡能力，展示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无穷魅力。一个政党要发展，一个民族要复兴，首先就必须在理论上取得突破和长足进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也为以后的理论创新指明了方向。这不仅已经被历史证明，而且还将为现实的蓬勃发展所证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党的理论创新的产物，是时展的产物，更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六大的顺利召开，引来了世界高度关注的目光，2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获得了世界的认可。国外媒体也高度评价以“三个代表”为核心的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大报告。俄罗斯《议会报》认为的报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3年来的历史，确定了中国今后发展的主要方向。国际文传电讯社称，中国十几年来取得了重要的历史性成果，解决了10多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大量经济发展指标表明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再次表明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会改变。爱沙尼亚通讯社、《邮差报》、《爱沙尼亚日报》、《爱沙尼亚青年报》、国家电视台等媒体在报道中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予肯定，认为由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走出贫困，中国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报道普遍认为，中共十六大的召开是中国十几年来的重大历史性事件，大会为今后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中国及世界的未来都将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改革开放，领导国家走向繁荣富强。
（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为我党的理论创新树立了榜样，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世纪的全面推进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离不开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
（一）传统的社会理想增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认同
“大同社会”的理想由来已久，春秋时代孔子的《礼记》中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孤寡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中国近现代的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中也体现着大同世界的理想。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传统的“大同理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人们迫切追求“自由、平等、和谐”的大同社会心理，增强了人们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认同感，促使中国人民接受先进的马克思主义。
（二）传统的经世思想促进了实事求是思想的行成
“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发展于宋朝，繁荣于明清时期。它着重于关注社会现实、分析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以反对空谈而致力解决实际问题的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促使早期共产党人奋力探求救国救民之路。深受“经世致用”思想影响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提炼出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灵魂―“实事求是”。
（三）传统的民本思想促进了群众路线方针的提出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它发端于商周交替之时，对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影响深远。儒家经典《尚书》指出：“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的《尽心章句下》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吸收传统民本思想的精华，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创造性发展。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四）传统的知行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保障
传统文化中“知”代表知识，引申为理论;“行”代表行动，亦即实践。明末清初，王夫之在总结前人知行辩证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以“行先知后”、“知行相资以为用、并用而有功”为基本内容的知行统一理论，使中国传统知行观达到最高水平，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知行观有着共同之处，马克思主义强调理论联系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显然，在中国人民的思想中长期存在“知行相须、知行一致”的思想观念，使中国人民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有着良好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环境，能够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
二、拙劣的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消极影响
中国的传统文化由于受到经济、政治等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点和不足，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造成了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传统文化轻视自然科学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最具代表性的是四大发明，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且这些发明经由各种途径传至西方，对世界文明发展史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只是把自然科学当作奇技淫巧，重农抑商、重文轻理的统治思想促使绝大多数的士人把精力都投入尊孔读经之中，必然使自然科学的发展失去了应有的人力基础。此外，封建迷信习俗一直渗透在传统文化当中，同样也不利于科学精神的培养和科学素质的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充分吸收了自然科学的成果，运用了科学思维的方式。传统文化对自然科学不够重视，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很难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
（二）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广泛的民主传统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统治，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充斥着太多的封建专制思想。时至今日，封建专制思想的残余还影响着人们。邓小平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的传统较少”。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重德治教化、轻法律治理;二是重思想建设、轻制度建设。这些思想的实质就是人治思想，严重缺乏民主传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封建专制思想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建国初期依法治国的理念仍然没有树立起来，甚至在现代社会，漠视制度、践踏制度的现象层出不穷，建立一套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民主法律制度任重而道远。
中国传统文化，顾名思义，是指在中国大地上由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相对于现时代而言的一切文化创造活动与文化成果。“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地位的封建文化，这种产生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和专制政治基础上的文化形态，是以伦理政治为轴心，以封建等级制度、纲常礼教为基本内容的。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它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传统智慧的结晶。”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有精华与糟粕，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双重效应，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消极的传统文化阻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步伐。
一、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影响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形成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离不开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
（一）传统的社会理想增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认同
“大同社会”的理想由来已久，春秋时代孔子的《礼记》中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孤寡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中国近现代的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中也体现着大同世界的理想。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传统的“大同理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人们迫切追求“自由、平等、和谐”的大同社会心理，增强了人们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认同感，促使中国人民接受先进的马克思主义。
（二）传统的经世思想促进了实事求是思想的行成
“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发展于宋朝，繁荣于明清时期。它着重于关注社会现实、分析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以反对空谈而致力解决实际问题的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促使早期共产党人奋力探求救国救民之路。深受“经世致用”思想影响的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提炼出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灵魂―“实事求是”。
（三）传统的民本思想促进了群众路线方针的提出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它发端于商周交替之时，对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影响深远。儒家经典《尚书》指出：“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的《尽心章句下》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吸收传统民本思想的精华，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创造性发展。群众路线是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四）传统的知行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保障
传统文化中“知”代表知识，引申为理论;“行”代表行动，亦即实践。明末清初，王夫之在总结前人知行辩证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以“行先知后”、“知行相资以为用、并用而有功”为基本内容的知行统一理论，使中国传统知行观达到最高水平，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知行观有着共同之处，马克思主义强调理论联系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显然，在中国人民的思想中长期存在“知行相须、知行一致”的思想观念，使中国人民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有着良好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环境，能够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
二、拙劣的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消极影响
中国的传统文化由于受到经济、政治等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点和不足，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造成了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传统文化轻视自然科学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最具代表性的是四大发明，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且这些发明经由各种途径传至西方，对世界文明发展史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只是把自然科学当作奇技淫巧，重农抑商、重文轻理的统治思想促使绝大多数的士人把精力都投入尊孔读经之中，必然使自然科学的发展失去了应有的人力基础。此外，封建迷信习俗一直渗透在传统文化当中，同样也不利于科学精神的培养和科学素质的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充分吸收了自然科学的成果，运用了科学思维的方式。传统文化对自然科学不够重视，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很难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
（二）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广泛的民主传统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统治，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充斥着太多的封建专制思想。时至今日，封建专制思想的残余还影响着人们。邓小平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的传统较少”。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重德治教化、轻法律治理;二是重思想建设、轻制度建设。这些思想的实质就是人治思想，严重缺乏民主传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封建专制思想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建国初期依法治国的理念仍然没有树立起来，甚至在现代社会，漠视制度、践踏制度的现象层出不穷，建立一套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民主法律制度任重而道远。
（三）中国传统文化充斥着平均主义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以道德而不以物质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尺度，追求某种平均化的经济平等，满足于农业小生产的劳动生活和封闭体系以及维护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历史悠久的宗法制度，向往具有高尚道德的理想人格。这始终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严重阻碍。”平均主义思想对中国革命尤其是现代化建设产生了诸多不良的影响。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由于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导致脱离实际生产力而过分追求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产生了共产风、“”等浮夸现象，破坏了广大农村地区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小农经济的平均主义没有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规律，势必严重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优秀的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使马克思主义能够顺利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同时，也一定要警惕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对其进行批判，防止其融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之中，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得到顺利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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