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严酷的考验是在人群中被挤得死去活来，毫无章法的人群几度让秩序濒于崩溃。
“轧金子”
当时内战正酣，面对贬值近千倍、业已宣告“破产”的金圆券，黄金自然是乱世里真正靠得住的硬通货，无论是公司职员还是贩夫走卒，都想尽办法兑换黄金，这类行为在彼时的上海滩也被称为“轧金子”。
那时正在上海游历的著名法国摄影家亨利・卡蒂尔-布列松特地跑去外滩银行，拍了一张流传至今的摄影作品《轧金子》，照片里的民众，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如“贴大饼”般紧紧挤在队列中，眼神一律定格于远处的银行。
用时任上海市长吴国祯的话来说，当时的情形是：“当通货不稳定时，人民总会试图抓住一些价值稳定的东西，所以中国在那些日子里，人们都争先去弄外汇和金条。”
尽管有此预期，但吴市长面对躁动不安的市民，同样陷入无奈，只能坐视一场又一场悲剧的发生。或亦如1947年7月美国《生活》杂志所形容的那样：“当上海市长是世界上最艰难的一份工作。”
1949年新年前夕，这位干着“最艰难工作”的上海市长，迎来了任期内异常糟糕的一天。1948年12月24日，摆在吴国祯办公桌上的报纸头版标题是――“一两黄金七条性命，上海外滩演出巨大惨剧”。
失灵
惨剧发生在12月23日。这一天是上海市民存兑黄金的第二次申请期。当时，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邮汇局、合作金库分库共6处分别发放黄金存兑申请书。在黄金即将全部撤出上海的传闻笼罩下，560万市民几乎都骚动起来，原本就摩肩接踵的外滩各大银行门外，又迎来一波波人潮。
早在前一天（22日）下午5点，外滩各家银行门口便已开始聚集大批市民。至当晚8点，虽然天上飘起阴冷的冬雨，外滩一带仍然人头攒动。
全市警察如临大敌，曾几次试图驱散聚集的人群，但人们异常顽固地扎在各大银行前，即便一度被驱离，马上又会在之前的“阵地”重新集结。无计可施的军警当局只能宣布南京路、外滩、四川路及四马路（今福州路）临时，然而仍不能阻止市民涌来。
当晚外滩及附近地区交通已陷入瘫痪，附近银行、公司的职员无法正常下班，甚至一度被堵在办公楼内无法出入。
午夜时分，在全副武装的保安警察的监视下，在风雨飘零中，将近7万人在外滩度过了不眠之夜。
7人死亡，50多人重伤
12月23日凌晨四五点，听闻外滩挤兑人潮蜂拥的信息后，市民愈加恐慌。担心手中的金圆卷沦为废纸，更多人涌向外滩。
上午银行即将开门时，苦苦等待一夜的人群瞬间爆发。现场负责维护治安的500余名警察，渐渐无法招架失序的人潮。
时任上海警察局长俞叔平紧急赶往现场，但无法阻遏形势急转直下。
银行开门后，为了向前多进一步，排队者之间大打出手，甚至向执勤的警察挥出老拳。民众冲进银行大门，以至于砸破门窗，银行里的铁栏顷刻间被推倒在地。糟糕的是，同时被推倒的，还有裹挟其中排队兑金的普通民众。
“挤死人”的哀嚎不再只是抱怨，变成了真切的求救。越来越多的市民被澎湃的人潮推倒、淹没，警察们则自顾不暇，完全丧失维持秩序的能力。
俞叔平已知大事不好，下令出动“飞行堡垒”弹压。
所谓“飞行堡垒”，即当时被叫做“特别警察”的骑警部队。骑着高头大马的骑警们挥舞着警棍，才勉力从人海中开出一条通路，以便让救护车靠近。人潮暂时退去后，一片狼藉。这场外滩踩踏事件，有7人丧命，重伤者50余人。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市长吴国祯紧急与中央银行联系商讨措施。当天下午5点，中央银行奉令宣布：即日起停止黄金兑存业务，以平息外滩的混乱局势。
事后检讨这桩惨案，曾有媒体这样估算：1948年时上海人口约560万人，指定可兑存黄金的只有8家银行，拥有身份证而可兑换黄金的成年人便有约300万人，依照每人3个月存兑1次的规定，平均每个银行每天须办理4200件黄金兑换业务，8家银行共计须办理30600件。
这显然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在12月23日当天，根据警方事后估计，聚集在外滩的民众在7万人以上，甚至突破10万人――全市近三十分之一的成年人口都挤在这片弹丸之地。
更要命的是，这8家可以运作黄金兑换业务的银行全部集中于一处，彼此相距甚至不到200米。
当年刚14岁的作家李敖目睹了外滩这一幕，曾如此回忆：“清早5点一过，黑压压的人山人海，就从四面八方蜂拥中央银行，争取优先兑换。顿时万头攒动，水泄不通……每天被挤死踩死挤伤踩伤的，随处可见。我去买书，经过黄浦滩，已无法在马路上通过，只有踩着舢板，绕水而行。”
惨剧为何发生于上海的“脸面”
惨剧发生后，对上海市政府管制无力的批评自然不少。然而，如此大规模的群众聚集，在外滩历史上也是头一遭。自开埠后，外滩就是近代上海发展的起点、中心乃至象征。在这桩惨剧前，外滩一带尚未发生过如此严重的踩踏伤亡事故。
究其原因大致有二：
一来，在抗战爆发前，尚在公共租界治下的外滩是银行洋行集中之地，金融商业机构快速成长，外滩地区也进化为整个上海近代化的“示范区”，也是以旅沪外侨为主的高档社区。
换而言之，外滩并非大批华人市民聚集活动的区域，虽然车水马龙，但人流量反倒不大。收回租界后，外滩人流量虽然增多，但一般而言仍在可控范围之内。
二来，无论是工部局还是后来的国民政府，对外滩地区的维安工作异常重视。以1937年5月为例，工部居巡捕房一个月内出勤警察达157人，期间拘捕的各色嫌疑人共计2177人，对于治安维护可谓不遗余力。
1月2日，很多上海市民自发到外滩送上祭奠的鲜花;网上也弥漫着悲痛的情绪。此时此刻，“逝者安息”的默哀，也是最无力的追逝：如果时间可逆，或许惨剧可避免，可说再多“如果”都只能徒增内心苍白。但告慰逝者，不能止于喟叹。对人祸探本溯源，对事故全面调查，才是告慰应有的落点。
对这次踩踏事故，很多人的直观疑问就是：在这起踩踏事件酿成的过程中，政府方面的预警与安防在哪儿？要知道，面对这类大型活动，政府本该在可预期的人流密集地点制定拥挤预案，如新年夜外滩人流可能有多少人，一旦现场人流超过预估容量如何分流等。而前期工作外，现场秩序维护和应急预警，也不该缺位。
而据介绍，有关方面当晚确实也增加了街面观察力量和值班备勤，饶是如此，对此次大型活动系统化的安防应对仍显薄弱：从活动前的风险评估、警力布置、现场维持，到救援力量调度等，都跟不上“防祸患于忽微”之需。@上海就披露，截至当天22点40分，上海全路网客流已超过1003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可相应准备并不到位，这也为出事埋下伏笔。
从亲历者的讲述看，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就显得缺乏必要的手段，有的用喇叭喊话“警察叔叔求求你们了，别再挤了”;有的警察连喇叭也没有，“怎么拦都没有用”。现场与后方间的沟通，某种程度上处于失灵的状态。还有，在人流疏散上，也无周密计划与部署。很多人都将事故归因于，观景平台楼梯处有人上有人下挤在一起，形成对冲。而“对冲”明显与人流通道设计不科学有关：合理方式应是上下分道、进出殊途，也就是“单行道”原理;或者采用分割空间的办法，限制人群扎堆。
在人群高度聚集地带的监控预警、现场处置上，没考虑到各种情况、消除某些盲区;事发后缺乏应急预案，只能靠警察人力“强制切入”，以至于局面失控。这凸显的，就是“最坏打算”的缺失。
而这起惨剧，也给公众以提醒：对危险该有起码的预防与感知。像事故现场，明明已拥挤不堪，却还要“快点挤”，这是将自身推向危境。对应的，有关部门也应做好人流密集点提示和发出危险警告。
社会学工作者都清楚，社会调查是社会学的助产婆，也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而新闻报道要以事实说话，也只能凭借于采访调查。这种新闻职业的基本功和社会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一脉相通。纵观《社会百态》一书，全都是真人真事真话，读来真实可信。只有真实可信，才能正确导向，引发思考，坚定信念。以《命运与共――上海人民怀念小平同志》为例，从“人的命运：是他使我们有了报效祖国的机会”，到“家庭的命运：是他使千万个家庭过上好日子”，再到“城市的命运：是他让艰难的上海生机勃发”，直至“未来的命运：是他构想了一个更好的明天”，作者广泛采访，对象既有科学工作者、国企老总、私企老板，也有居委干部、政府官员。一句句发自肺腑的赞颂，一个个坎坷命运的变化，一件件对比鲜明的事实，通过作者饱蘸传统文化汁养的深情笔触，表达了对小平同志丰功伟绩的无尽追思，也无可争辩地证实了改革开放不可逆转、和谐社会人心所向的历史趋势。陈斌同志采访调查的功力，在这本作品集中可见一斑。
社会学理论有着系统的概念和范畴，例如人的社会化，社会流动，社会控制，社会变迁，社会现代化和社会工作等等。在《社会百态》中，与这些概念和范畴相印证的新闻事实比比皆是。《大漠炼狱――来自西部监狱的报告》讲述了青海塘格木劳改农场的几百名上海籍重刑犯人性和良知复苏的故事，是那里的劳改干警精诚所至而“顽”石为开！《回头就是岸――通缉令之后》，说的是几名通缉犯经历痛苦而激烈的内心挣扎，终于走向了自新之路。这些就是人的社会化（从而重新回归社会）的典型事例。《“十六铺”人群像》、《上海滩的外来人》、《个体户婚恋风情录》、《痛苦的伊甸园――涉外婚姻纠纷种种》、《上海滩上的洋太太》、《挡不住的“后门”――一个重点小学的奇遇》、《今日井冈山儿女――来自井冈山的考察报告》，则从个体户的生存创业，外来人口于城市的利弊，洋太太于上海的融入，教育领域的畸变，革命根据地的困境，为林林总总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留下了真实写照。《你能理解与接受吗？――中外合资企业扫描》、《改革没有“抒情诗”――来自上海分析仪器厂的报告》，以中外合资企业新型经营管理制度带来的观念和行为的冲突，揭示了社会现代化的阵痛。《零点行动――石狮大扫黄》、《上海滩上的黑市漩涡》、《话说票贩子》、《请你选择》、《高瞻远瞩的创举――上海率先构建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从腐朽文化的冲击、经济违法活动的泛滥，家庭婚姻的崩溃对少年儿童的负面影响等方面，强调了社会控制和社会工作的重要性，也提出了相应的尖锐课题……
上述这些从社会学角度所作的归类，当然是泛泛粗略之论。陈斌同志的作品不是社会学理论著作，我只是想以此说明陈斌同志《社会百态》一书的社会学内涵。事实上，一个忠诚于事业，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新闻记者，就是社会航船上随时注视着航线和目标的观察哨，这和我们社会学教育和研究工作者直面社会，服务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功用完全一致。许多新闻记者的报道，往往在社会学工作者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工作中成为触发灵感和深入开掘的基本素材，他们的工作值得我们尊重和感谢。
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作为党报记者，陈斌同志牢牢把握舆论导向“主旋律”，视野宽阔，观察敏锐，富于激情，具有相当的政策水平和思想深度。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时代大格局中，他为和谐社会建设发出的每一次或喜或忧的报告，都体现了“”的高度自觉。在这些方面，《社会百态》一书可以说是陈斌同志具有说服力的阶段性自我总结。
1957年7月9日出生的蔡振标是土生土长的启东人,他高中毕业后即担任了村团支部书记,几年后又入党并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1984年4月,蔡振标被提拔到大丰乡乡政府任职,先后担任干事、宣传委员。由于表现出色,蔡振标还被组织上安排到当时的江苏农学院深造,三年学习期满后,他回到县里担任了寅阳乡副乡长。
在基层工作期间,蔡振标勇于创新,从副乡长到乡长再到县改市后任镇党委书记,蔡振标每到一地都不负众望,为当地的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也在干部群众中留下了良好的口碑。
1995年岁末,38岁的蔡振标迎来了仕途的黄金期,当年12月,他从镇党委书记职位上被任命为启东市副市长。在蔡振标登上权力宝座的最初几年里,他是廉洁的,但随着官场根基的牢固,他渐渐放松了对自身的要求。
1999年下半年,一个名为李建成的老板找到蔡振标,请求其在房地产开发等方面关照一下自己,蔡振标答应了。2000年春节前夕,为感谢蔡副市长的帮助,李建成以拜年为名,向蔡振标送上好烟好酒和一个装有8000元的红包,尽管当时蔡振标有所推辞,但最终还是乐呵呵地收下了。
蔡振标收下这笔钱后,李建成找他帮忙的次数及请托事项也不断增多,而蔡振标只要能办的,也都会尽力办。为感谢和继续利用蔡振标,李建成除经常请他吃喝外,逢年过节也总要为他送上一笔厚礼,红包也从原来的8000元逐渐增加到2万元。
启东市濒江临海,滩涂资源得天独厚,面积多达36万亩,为启东市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条件。2003年9月,形象清廉的蔡振标,再次被委以重任,市里安排他兼任启东市江海滩涂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启东市江海滩涂资产管理委员会主任。
蔡振标和许多贪官一样,廉洁关一旦失守,贪欲就极度膨胀。从李建成那里初尝权钱交易的甜头后,掌控着滩涂资源开发利用大权的蔡振标自然不会放过任何机会。2003年10的一天,南通某水产养殖公司董事长王兵找到蔡振标,提出要搞滩涂围垦工程,希望得到蔡振标的帮助。王兵的要求很快得到蔡振标的首肯,项目得以顺利落实。
这年底,王兵陪同蔡振标到广西考察。一天晚上,王兵来到蔡振标在南宁市下榻的某大酒店客房,将一个装有1万元现金的信封递给了他,当蔡振标心安理得地笑纳后,王兵在工程开发中要求蔡振标帮助的事项也多了起来,如在工程款拨付及财政补助等方面,蔡振标自然会出手相助。而每次他大笔一挥,王兵的公司就能从中获得惊人的利益。
王兵心里自然明白,要想不断通过蔡振标为公司谋取利益,就要给予其丰厚的回报。仅2005年一年,王兵就分4次共送给蔡振标4.8万元现金及一张上万元的上海绍兴饭店消费卡。此后蔡振标又利用出国、报销发票等形式多次收受王兵的人民币及美元,累计总额折合人民币高达14万余元。
买房时一次收入48万
蔡振标十分善于伪装自己,长久以来他一直给人一副党性强、作风正的良好形象。
为此,2006年6月,其被提拔为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成为市政府班子的二号人物。权力上升后,有求于蔡振标的大老板自然多了起来。启东市某水产开发公司董事长蒋凯是蔡振标的老朋友,2005年和2006年间,他收受蒋凯1.5万元感谢费,双方也因此建立了感情。后来因整体规划建设需要,蒋凯的养殖滩涂被有关方面征用,为了在理赔等方面谋取更大的利益,蒋凯找到刚担任常务副市长的蔡振标,希望其给予关照,蔡振标表示帮忙。之后经蔡振国做工作,蒋凯从理赔中获得了较大利益。
蒋凯自然不会忘记蔡振标。2006年中秋节,他和妻子来到蔡振标家中,除奉上中秋礼品外还当面给了蔡振标1万元现金,蔡振标没有推辞便收下了。2007年春节前夕,蒋凯又将一个2万元的红包送给蔡振标的妻子沈亚萍。
启东市靠近上海,当地人以到上海买房安家为荣,蔡振标也早有这个想法。2007年8月,蔡振标几经选择,打算将上海宝华现代城16号的一处商品房买下。拿定主意后,他故意在蒋凯面前吹风,并暗示在上海买房经济压力很大。蒋凯心领神会,随后他便一次性送给蔡振标48万元,蔡振标收下这笔钱后在上海买下了第一套住房。
此时的蔡振标,不放过任何一次捞钱的机会。
启东市某肉制品公司在申报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等事项时,多次得到蔡振标的关照,为感谢蔡振标,该公司负责人自2006年至2008年连续3年给蔡振标拜年,每次送礼金5000元,蔡振标不仅照单全收,还称“礼多礼少不计较”。2004年,启东市有关部门决定对全市中小学生的校服采购实行公开招标,但原校服承揽企业为留住业务则不希望公开招标,于是该企业负责人通过关系找到蔡振标,蔡振标随后要求有关部门推迟公布校服采购公开招标方案,有关主管部门不敢得罪蔡振标,只好按他的要求办。为感谢蔡振标为企业留住校服生产业务,这家企业连续5年给蔡振标拜年,每次都送礼金5000元。
买二套房收受地产商122万
在蔡振标的企业家朋友中,陈玉奇是与其关系非常“铁”的一位。陈玉奇是浙江海宁人,在上海从事汽车销售和房地产开发,身家不菲。几十年商海浮沉,养成了陈玉奇独到的经商嗅觉。
2003年初,消息灵通的陈玉奇获知江苏和上海方面即将达成建设崇启大桥(启东至上海崇明岛)的协议,于是即到启东市启隆乡实地考察。启隆乡地处长江北支入海口,与上海崇明岛接壤。精明的陈玉奇意识到,一旦祟启大桥建成通车,周边的地块就直接能和上海接壤,到时候肯定是寸土寸金。
同年8月,陈玉奇所属的上海经开房地产开发公司联手另一家公司,购买了位于启隆乡的启东市农业良种繁育场,组建启东市农业良种繁育场有限公司,在启东市与崇明岛之间的滩涂上围堤造田,开发总投资3000万美元的农业生态项目。如此大的投资,又是农业生态项目,启东市政府自然全力支持。
拿下地块后不久,江苏省交通厅与上海市政局签订了“关于江苏省与上海市共同同步建成崇启大桥的协议”。陈玉奇加快了围堤造田的进度,至2004年底,整个工程顺利完工,共围到土地1300多亩。陈玉奇瞬时成为远近闻名的“滩涂王”。
按合同规定,陈玉奇围到的1300亩土地只能用于发展生态农业,可实际上陈玉奇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早就谋划好在这块地上开发老年公寓,转手卖出大价钱。可是,要实现这个梦想,陈玉奇始终无法跨过一道坎,即他在滩涂上所围的地属于农业用地,要兴建老年公寓,必须要先改变土地的性质。于是,这个项目就此搁置下来。
2006年,由于迟迟没有开发,该块土地的性质转为了“未利用土地”。2006年底,国家要对土地政策进行严格控制,土地出让金也将全面上涨。得到信息的陈玉奇十分着急,由于1300亩土地如果整体上报,只有国务院有权批准。他脑筋一转,又另外成立了两家公司,并将项目分解为老年分时度假、老年医院、老年公寓三个项目。化整为零后,三家公司上报三个项目,以便项目在省内审批。
陈玉奇找到了大权在握的蔡振标,暗示三个项目若能通过蔡副市长帮忙批下来,定会重谢。蔡振标没有马上表态,而是称“事关重大要考虑考虑”。在接下来的双方接触中,蔡振标暗示自己想为在上海工作的女儿买一套住房。“买房的忙我一定帮,这个请蔡市长放心”,陈玉奇当即表态。得到陈玉奇爽快的答复后,蔡振标也以最快的速度确定了欲购买的房源,这套二手房位于上海市内的延安西路1329弄5号,总价值220万元。
2007年7月上旬,陈玉奇为蔡振标支付了购房定金2万元。协议签订后,他又于同月为蔡振标支付了购房首付款20万元。同年9月,陈玉奇又分两次给了蔡振标100万元的购房款。在陈玉奇的慷慨支持下,蔡振标顺利拿到了所购房屋的钥匙。
蔡振标以女儿名义在上海买下第二套住房后,陈玉奇的请托事项他自然不会再推诿,经过他的一番精心运作,陈玉奇的1300亩“未利用地”变成了国有土地。按2007年的土地价格,每亩“未利用地”的价格是3万余元,转为建设用地后,每亩价值14万元。陈玉奇围堤造地的1300亩土地成功“变身”后,获利超过1亿元。尝到了甜头的陈玉奇继续在启隆乡疯狂“圈地”,并在蔡振标的默许下,与当地政府签下了“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直接制约了政府之后对滩涂的开发和利用。
2007年12月,蔡振标的职务被组织上调整为市政法委书记,依然是市委常委。担任这一职务后,蔡振标依旧我行我素,上任不久他就收下了某公司一名副总经理送上门的8000美元,此前蔡振标曾利用权力为这家公司谋取过利益,这次是他第二次收受这家公司的贿赂。仅当年春节,蔡振标就收受他人礼金11万余元。
东窗事发一审获刑12年
常言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2009年春节前后,有知情人向江苏省和南通市纪委举报蔡振标。2009年3月,南通市纪委根据群众举报和省纪委交办意见,决定对蔡振标立案调查。
纪委办案人员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历时两个多月的艰难取证,终于初步查清了蔡振标的问题。经查,蔡振标在担任启东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相关企业负责人贿赂,涉嫌违纪违法金额达300多万元。鉴于其问题特别严重,已涉嫌违法犯罪,4月25日其被移送司法机关进行进一步侦查。4月30日,蔡振标被检察机关依法逮捕。此前,经南通市纪委常委会讨论,给予其处分,并报南通市委批准。
2009年9月1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蔡振标涉嫌受贿犯罪一案。经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蔡振标于2000年至2009年初,利用担任启东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兼启东市江海滩涂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启东市江海滩涂资产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共启东市委常委、启东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等职务便利,在滩涂开发利用、土地使用权性质变更、转让及政府对相关企业的补偿、奖励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分别收受有关企业负责人陈玉奇、蒋凯、王兵、李建成等人所送人民币210.4万元、美元1.3万元(折算人民币95772.70元)、价值人民币1万元的饭店消费卡一张,折合人民币220.97万元。
由于证据的原因,法院认定的蔡振标受贿总额,要低于纪委查处认定的数额。
还有一名10岁的英国小女孩凭借自己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在大海啸中救了几百人的命。海啸来临当天，缇丽正与父母在泰国普吉岛海滩享受假期。就在海啸到来前的几分钟，缇丽的脸上突然露出惊恐之色。她跑过去对母亲说：“妈妈，我们现在必须离开沙滩，我想海啸即将来临！”她说她看见海滩上起了很多的泡泡，然后浪就突然打了过来。这正是地理老师曾经描述过的有关地震引发海啸的最初情形。老师还说过，从海水渐渐上涨到海啸袭来，这中间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起初，在场的成年人对小女孩的预见都是半信半疑，但缇丽坚持请求大家离开。她的警告如星火燎原般在沙滩上传开，几分钟内游客已全部撤离沙滩。当这几百名游客跑到安全地带时，身后已传来了巨大的海浪声――“噢，上帝，海啸，海啸真的来了！”人们在激动和惊恐中哭泣，争相拥抱和亲吻他们的救命恩人缇丽。当天，这个海滩是普吉岛海岸线上惟一没有死伤的地点。
与此同时，突发而至的海啸，淹没了马尔代夫的度假岛屿，英国人伯尔顿全家正在这里度假。当时，他和妻子奋力爬到了一棵棕榈树上，并用酒店的浴巾将3个年幼的孩子捆在背上，以躲避波涛汹涌的海水。5个小时后，筋疲力尽的他们终于被救援人员救起。伯尔顿告诉媒体：“当时情景可怕极了，海水不断上涨，卷走了酒店的一切家具、设施，周围的人都在大喊救命。”他庆幸地表示，他们全家这次能够幸免于难，可能要归功于他们夫妇过去有多次登山应对雪崩的经验。
抗美援朝战争后，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军队领导人都深深地感受到：中国正面临核武器、化学武器、帝国主义在我国沿海登陆“三大威胁”。在朝鲜战争中，在战场上遭到我军沉重打击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扬言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并于1953年春季将原子弹运到日本冲绳岛。核战争一触即发。这让真切地意识到：现代战争不可能回避核武器，中国不可能回避核战争。正是如此，中国领导人加快了发展核武器的脚步。与此同时，也开始关注在核条件下的作战研究。化学武器也是中国面临巨大的威胁，为了有效地对付侵略者化学武器的攻击，1954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防化兵部队，把研究现代战争条件下的防化作战提到了议事日程。
近代以来，外国侵略者曾从海上登陆侵略中国本土。对于有着漫长海岸线的中国来说，抗敌登陆作战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辽东半岛军事大演习的一项重要内容。1955年7月，军委副主席将有关在辽东半岛组织一次大型演习的报告上报中央军委和。看了报告后，很快给予了批复。指定这次军演由任总指挥，总参谋长粟裕、副总参谋长陈赓、司令员邓华、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训练总监副部长肖克担任副总指挥。根据的提议，经中央军委批准，这次演习定位为：在假设使用原子弹和化学武器的条件下，方面军组成集团军、军两级。除了演习部队外，还有部分民兵参加抗登陆战役演习。
800多名将帅参与的大军演
1955年辽东半岛大军演前，我军首次授衔仪式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中央军委研究，为了实行未来作战需要，能够迅速提高这些高级指挥员指挥作战和组织实施抗登陆战役的能力，组织全军少将级别以上的809名将军，集结在旅大观看演习，由于参加观看的各级将军数量很多，交通工具紧缺，和辽宁省旅大市征调了大批客车和吉普车接送各级军官，即便如此，还有一些少将提着马扎子坐着卡车去演习现场观战。
据当年参加过辽东半岛大军演的著名军事摄影家张友林回忆：“高职干部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那么现在学习新的战争理论到底怎么组织现代化的演习他们还不太清楚，所以通过这次军演要学习怎样组织，红蓝方怎么划分，演习导演进程怎么指挥，怎么实施的，这些都要学习。”
军演初期，将军们对什么是抗登陆战役产生了很大的兴趣。那么，什么是抗登陆战役？抗登陆战役是一种特殊类型防御战役，它是陆军、海军、空军战役的总合，就是说达成抗登陆战役总目的，在统一指挥下，我陆海空三军形成在海上、空中、陆上对敌人实施一系列的突击，达到彻底粉碎敌人登陆的目的。
这次辽东半岛大军演，引起世界各国关注，苏联、朝鲜、蒙古、越南等国家的国防部长和高级将领都率军事代表团前来参观，波兰和匈牙利等国也派出了军事观察员。
在这次军演中，官兵们都戴上了新军衔，军官和士兵全部穿上了统一制式的军装，佩戴军衔。“佩戴军衔和大军演一样，都是我们军队正规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标志，演习中出现了不同兵种，穿着不同的军装，有海军白色的军服，有蓝色的空军军服，有绿色的陆军军服，说明我们当时的军种已经完善了。在陆军中，还出现了其它不同的兵种，比如装甲兵、炮兵、通信兵、工兵等。还有头戴无沿帽的女兵，兵种比较齐全”。
新金县看演习沙盘“纸上谈兵”
1955年11月3日上午，观看演习的首长们来到位于新金县的演习指挥部观看沙盘作业。这个沙盘足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整个演习的微缩场景和战略部署都在这个沙盘上一览无余。负责为各位首长讲解的是时任三兵团司令的曾绍山。经过前几个月近十几次的模拟演习后，曾绍山对整个演习过程的早已烂熟于心。为了能够让首长们在短时间充分理解演习的作战部署，讲解的前一天晚上，曾绍山又把作战计划在心里默背了一遍。谁知在讲解当天，当曾绍山站在沙盘中央熟练地“排兵布阵”时，突然从看台上走下来，打断了他的讲解：“你讲的很好嘛。演习面对的是我军自己假设的‘假敌人’，进攻路线是事先安排好的。如果敌人真的要抢滩登陆，可不是按照我们预计的路线进攻，你们想没想好对策啊？”接着，总理顺势把原本在旅顺塔河湾的登陆点改在了庄河的花园口海滩。曾绍山很快就改变了作战计划，为总理讲解起另一套备用作战计划。后来，又问了很多原作战计划外的“突发事件”。由于准备充分，曾绍山从容不迫地应对这些“突发”情况，指挥若定。听了曾绍山的讲解，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下午，演习指挥部举行了演习前的动员大会，为第二天即将举行的正式演习进行最后的部署。
陆军和海军在城子坦和塔河湾实施抗登陆演习
模拟陆军坦克防御敌人登陆――整个演习的观礼台在庄河市王家大山山顶。王家大山海拔300多米，站在上面俯瞰，可以将附近海域的景色尽收眼底。1955年11月4日，天刚蒙蒙亮，各位首长们已经步行登到山顶，准备观战。这次演习的所有装备均是从前苏联手中收回旅大军事基地时留下的苏式装备。上午9时整，演指挥元帅手持苏式报话机下达了“开始演习”的命令，十几架伊尔28型轰炸机从王家大山上空直扑而下，把百余枚炸弹倾泻在“敌”方正在准备向城子坦海滩登陆的舰队中……几分钟之内，我军接连出动多批次战机连续对“敌”登陆舰队的前沿和纵深要点实施火力突击，掩护了我军海上作战群阻击作战的展开。就在伊尔28型轰炸机和米格15歼灭机对“敌”进行反复火力突击的同时，“敌”军一支登陆舰队已森然列阵在远方海面。我军及时派出T34坦克向海面上的“敌”军开炮进行阻击，同时陆军冲锋战士全副武装扛着冲锋枪“等候”准备登陆的敌人。没等“敌人”在海滩上站稳脚跟，我军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了前来进犯的“敌人”。
模拟原子弹爆炸――在塔河湾实施反登陆战役演习前，我军指挥部充分考虑到敌人在海滩上登陆的过程中不排除使用原子弹等杀伤力极大的武器的可能性。
11月5日，海军的反登陆演习在旅顺塔河湾海滩举行，从旅顺口到花园口一带的海域全部封锁。当天，演习过程中三个地点：旅顺塔河湾海滩、庄河花园口海滩和原大连化工厂皮口地区都埋放了用凝固汽油和镁粉混合制成的“原子弹”。演习开始后，“敌人”将三颗“原子弹”引爆，准备抢滩登陆我方阵地。很快，天空中形成了巨大的蘑菇云。我军的战士们早已穿上了重达几十公斤的橡胶防护服、戴着防毒面具，躲在掩体里伺机迎战。
爆炸过后，“敌军”舰队开始从海上发起攻击。我军阵地上的海岸炮团将几百门180大炮向“敌舰”开火进行阻击。不过炮手们瞄准的不是冲锋艇，而是挺后拴着的船靶子。如果瞄准不当的话，很可能会“伤及无辜”。在如此强烈的火力攻击下，许多靶船被击沉。我军还出动了“鞍山号”、“长春号”和“抚顺号”三艘鱼雷攻击舰，对敌军进行海上打击。当“敌军”的先锋部队快要登陆海岸线的时候，我军身着防护服的冲锋战士们从掩体里一跃而出，迅速在海滩上占据有利地形对“敌军”实施拦截。在海陆空三军共同阻击的配合下，“敌军”的抢滩登陆计划被粉碎。
模拟抢滩登陆――11月5日下午，我军以模拟岛为演习目标，演练抢滩登陆。演习开始后，我方伊尔28型轰炸机对“敌”炮兵阵地实施密集轰炸。我军通过多次的空中火力突击和海上火力准备，摧毁了“敌”大部前沿阵地和纵深重要目标，为立体登陆创造了条件。此时，我军登陆输送队已经抵达泛水线，随时准备登陆。滩头一线，我军登陆队乘风破浪，快速抵达，超低空掠海而来的飞机实施轮番攻击，压制“敌”纵深火力。几分钟后，“敌军”对我军登陆部队实施火力拦阻。与此同时，我军的数批歼击机、轰炸机横空出世，对岸滩障碍继续实施空中火力清障。海面上，我军的数艘鱼雷攻击舰配合施以密集的火力支援。在几十架飞机的掩护下，我军以锐不可当之势，抢滩登陆。随后，第一拨登陆兵顺利抢滩上陆，夺占“敌”滩头阵地。我军抢滩成功，观礼台上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武装泅渡要背枪。新兵上的第一堂政治教育课，题目就是《枪是战士的第二生命》。部队每回下海上岸的头一件事，就是点名验枪。不少新兵为保安全，用绳子将枪拴在腰上。李小刚也是。我笑他：“你把这么重的枪挂在身上，还能像鱼一样游?”
一趟5公里游回来，我已精疲力竭。踏上松软的沙滩，我下意识地摸摸身后的枪，心像掉进冰窖里一样。
“报告连长，我的枪丢了!”
“什么?混蛋!找死啊?”连长的脸瞬间白了。他冲过来，一把将我推倒在沙滩上。
倒在沙滩上并不难受，甚至有些舒服，但我觉得自己是个罪人。连长也不管我们了，直接往团指挥所帐篷跑去。全连都愣在那里，我连投海的心都有了。
一声锐利的哨音响起，团长带着一个营来了。团长走到我面前，黑着脸，冷冷望我一眼，迅速组织部队：“将枪再清点一遍放好，成营横队下海搜查。”
李小刚笑着拍拍我的肩：“大不了处分，死不了人。”枪要是丢在大街上，落到坏人手里，那就惨了；丢在海里，哪个人能捞起来呢?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呆呆地望着战友们一个个向海里游去，不时扎猛子，露出墨绿色的屁股。
来回搜了两趟，还是没有。武装泅渡要游5公里，也就是向海里纵深2.5公里，别说人找枪，就是鱼去找也找不到啊。
团长焦急地望着已经疲惫不堪的官兵，大声宣布：“今天要是谁把枪找上来，我当场给他荣记三等功一次!” 部队再次下海，仍然空手而回。
团长望着翻着跟头扑过来的浪花。表情看上去有些沉重。
李小刚突然举手报告：“团长，你先前说三等功的事儿，是真的吗?”
团长看了李小刚一眼，有些漠然，又有些期待，说：“这是军令状!”
李小刚将腰里的浮包系紧，转身又向海里游去。官兵们第三次列队游向大海。看到李小刚在前面奋力地游，我的眼泪大滴大滴掉下来。
在离海岸一百多米的地方，李小刚一个猛子扎下去，许久都没上来。我屏住呼吸，只听得海浪“哗哗”地响。
“枪找到了。”李小刚露出海面时，高高举着枪。官兵们都鼓起掌来，团长和连长兴奋地说：“这个兵啊!”上岸时，团长高兴地冲过去，一把将湿漉漉的李小刚抱在怀里：“我宣布，给李小刚同志荣记三等功一次!”
李小刚高举着手，说：“报告团长，我不要记功，只希望团里别处分谷中天就行!”
“马腰”，是江苏省如东县当地渔民对滩涂上因涨潮、落潮时受潮水冲刷自然形成的进、出潮流通道(相当于陆地上的河道)的俗称。它在涨潮时首先进水，在退潮时又是最后退水，在特殊大潮和大风过后，还会发生方向、流向和位置的改变，让人难以驾驭。“马腰”作为当地渔民上岸的必经之地，一次次地成为死亡之谷。
每一次出海，都在拿生命作赌
2007年4月15日下午，有着30多年出海经历的刘松泉带着妻子像往常一样来到冯店村，叫上51岁不识水性的石银芳、43岁的程一娥、52岁的吴秀凤、50岁的唐锡明夫妇俩等17名工人，坐着手扶拖拉机前往离堤岸十里远的滩涂干活。这17个人当中，除了唐锡明是长工，其他人员均为每下一次海给付报酬20元的短工。这群没有经过海上安全生产技能培训的人到死都不曾想到，他们的每一次出海，都在拿生命作，虽然对方的赌注甚少，仅仅20元。
拖拉机无行驶证，拖拉机驾驶员无驾驶证，所携带的救生衣数与实际下海人数不符，下海人数与登记人数不符，……虽然下海干活存在着这一系列安全隐患问题，但最终还是顺利地通过了何灶查报站的检查，这些人在匆匆登记后就乘坐拖拉机直奔滩涂。用卡口工作人员自己的话来说：“没人敢管他!大家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没想到会出事。”
原来，刘松泉承包的两处滩涂紫菜养殖场位于如东县长沙镇海堤外的连陆滩涂上，距海堤的直线距离为8723米，两处养殖场相距约300米。拖拉机从海堤到养殖场的单程正常行驶时间约需50分钟。途中要经过宽窄、深浅、走向不一的“马腰”多处，拖拉机常常需要涉水而过，一旦水涨上来了将很难上岸，对于这一点，刘松泉心知肚明。
下海干活通常的收工时间是当天傍晚18点30分左右。这一天是三潮水，下午一直在刮风，下午17点多就开始涨水，下午18点钟左右，邻近的养殖场主已经带着工人陆续往岸上赶，而老板刘松泉却仍然在指挥着工人采摘紫菜。到了18点29分，由于紫菜摘得太多，情急之下，刘松泉仍决定抢潮保住紫菜，并用手机召唤相邻的老板周新东开着另一辆拖拉机前去增援。正准备上岸返回的周新东接到刘松泉的电话后，也就带着妻子开着拖拉机前往，却不曾想到这一下竟然把自己的老婆也送上了不归路。
装好紫菜后，拖拉机再陷沙滩
且说周新东的拖拉机到达的时候，刘松泉还在继续组织工人往拖拉机上装载紫菜和网帘。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由于超重，原先带来的两部手扶拖拉机还没起步就陷入了沙滩中，只能以周新东的拖拉机为动力拖带。其中一辆陈伯华驾驶的拖拉机拖出来后，就到西边养殖场去接在那里等候的6名工人。
然而，在拖另一辆唐锡明驾驶的拖拉机时，周新东自己的拖拉机也陷了进去。唐锡明只好卸下了四台网帘，并让坐在拖拉机上的人下来一起帮忙推，等唐锡明的拖拉机出来后，再把周新东的拖拉机拖出来。就这样，前后交替四次陷车，半个多小时转瞬即逝，宝贵的返程时间一再延误。
19点33分，天已经暗了，先行的陈伯华打来电话，告诉周新东，西边养殖场上人带走了，但是紫菜没能带。听了这个消息，刘松泉又开始心疼自己的紫菜了，因为这种鲜菜如果不当潮销售，就要降价处理。为了避免这个损失，刘松泉不顾时间已晚，让唐锡明的拖拉机先带人走，仍请周新东再去西边养殖场带回这些紫菜，看着周新东面有难色，刘松泉就以他“老下海”的经验向周保证：“不会有事儿的。”周新东只好无奈地应允。周新东与刘松泉赶到西养殖场装好紫菜后，拖拉机又一次陷入沙滩，这次，连拖拉机的转向把手都折断了，两人见自行处置脱险无望，就给陈伯华打去了电话，此时已是19点41分。陈伯华告知：“已经到了‘马腰’口，车子又陷了，水也大了，你们不要过马腰了，我车子丢了，人开始往回跑。”此时的周新东望着逐渐上涨的潮水，已经感到身处险境，一边抱怨刘松泉的贪心，一边弃车向附近的救生浮筏(相距629米)奔去。
冰冷的海水，浸没到了脖子根
陈伯华的这个及时电话救了刘松泉和周新东，使他们成功地爬上了救生浮筏，却没能救出包括他自己以及周新东妻子在内的19位遇难者。这些工人穿着齐腰的防水皮裤，这种皮裤，平时作业时可以防水，一旦潮水涌进，皮裤便变成了一个“水桶”，而且是头朝下、脚朝上的，人在瞬间就变成了一个重四五百斤的大水包，任你怎样挣扎都无济于事。此时潮水很快从齐膝盖处涨到了齐腰处，汹涌的潮水很快就将他们冲散，有些妇女连防水皮裤都没有来得及脱掉，当海水涌入裤内后，失去平衡的她们就被潮水冲走，而脱去皮裤的人也是越走越累，被潮水打得东倒西歪。救生衣依然静静地挂在抛锚的拖拉机上，没有人想到拿件来穿，就像没有人想到打电话报警一样，此时，他们脑子里唯一的念头就是要走上岸，因为，家里有人在等着。
19点54分，周新东打电话给唐锡明，唐锡明说：“我们19人，都在一起，车子陷了，所有人在向高处跑。”此时潮水越来越大，10分钟内猛增0．63m。事故发生后，刘松泉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当时天全暗了，只能凭感觉，我叫他们往东南方向走的”。慌张的人们忘记了，在“马腰”，看似高的地方不一定安全，他们拼命地往看似高的地方跑，却离海岸越来越远……
当冰冷的海水浸没到脖子根的时候，50岁的唐锡明在手机中绝望地叮嘱25岁的女儿唐海燕：“我们已经毂水(当地方言，即将被淹没)，爸妈恐怕不行了，你要好好带，小孩、照顾好爷爷奶奶……”
通话时间定格在4月15日晚21时23分。这是遇难者留下的最后声音。
险情层层向省委、省政府传递
19点50分左右，下海捕鱼苗的秦季华打电话告诉朋友唐桂友，上岸的时候似乎听到海里有人说话，也许还有人没回来，唐桂友立即意识到可能有危险，便打电话告诉了村主任徐卫东，徐卫东通过电话核实发现，刘松泉的拖拉机还没上岸。与此同时，刘军也打来了求救电话。卡口人员立即向村、镇领导汇报了情况。
此时，爬到救生浮筏上的周新东和刘松泉已经被途经的舢板船救起，两人上了船顾不上报警就开始寻找陈伯华等人，周新东还不停地给妻子打电话，但电话中一次次传来“您拨的电话无人接听”的制式声音，此刻的他有种不祥的
预感。21时许，周新东与唐锡明的手机也失去了联系，两人心一沉，顿时没了主意。这次刘松泉的感觉是对的：这19个人出事了。
险情层层向上传递着，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省委书记李源潮、省长梁保华立即指示和批示，要求全力搜救。
交通部接报后要求江苏省海上搜救中心组织力量全力搜救。搜救中心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南通市海上搜救中心立即成立现场指挥小组赶赴现场，协调当地政府全力救助失踪人员。交通部东海救助局派出1架救助直升机、1艘救助“不倒翁”艇赶赴现场搜救。此外，1艘渔政船、3艘渔船、3艘摩托艇、8辆拖拉机也投入了搜救。
17名民工2名老板妻子全遇难
第二天即16日上午，正在南通市考察工作的李源潮书记详细听取了遇险人员搜救进展情况的汇报，并就进一步做好事故处置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受梁保华省长委托，副省长仇和率省公安、监察、安监、海洋与渔业、海事、农机和边防等部门负责人赶到如东县，现场指挥遇险人员搜救。仇和副省长对事故处理提出了总体要求：全力搜救，妥处善后；调查事故，总结教训；全面整顿，完善机制；导向舆论，保持稳定。
第一具尸体被打捞上来，然后是第二具、第三具，卡口附近挤满了人，人们满怀希望地期待着幸存者获救，但是每次抬上来的都是失望，大家都在摇头叹息，气氛一直僵凝着。
至17日下午4点搜救工作结束，除了两名紫菜老板依靠泡沫救生筏成功自救以外，17名工人以及两名紫菜老板的妻子全部遇难，共计19人。
奢华的回归，与一个叫张瑷玲的人有关，与她并肩作战的还有她的两个高中同学邓懿德、李永年。三个台湾女人，2004年起将杰尼亚、卡地亚、百达翡丽等奢侈品牌带入外滩18号。
近日，新上任的首席执行长邓懿德在外滩18号一楼大厅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上海人对于奢侈品的认识，甚至消费习惯都是近几年才逐渐兴盛。所以外滩18号就成为了传递时尚讯号的载体，在形成奢侈品消费意识的最初阶段，它同样是那些拥有悠久底蕴和历史的奢侈品品牌了解中国这个庞大消费市场的桥梁。”
百多年旧洋行故事
外滩18号大楼位于外滩南京路口，这栋大楼原来的名字叫麦加利银行大楼，创建于1853年。麦加利银行总部设在英国伦敦，英文名Chartered Bank，是英国皇家特许开展殖民地业务的银行。该行在香港设立分行时，被译作“渣打银行”。1857年11月在上海设立分行，因第一任总经理的名字叫“麦加利”，被叫作“麦加利银行”。
麦加利银行上海分行刚成立时，设在北门街，后迁至江西路，1892年才迁到外滩18号。这里原是上海第一家外资银行英国丽如银行的行址。当时是一幢3层砖木结构的建筑。1910年准备拆旧建新，后因“一战”爆发未能实施，直到1922年才动工建造新楼。
现在看到的大楼由公和洋行设计，英商德罗・考尔洋行承建。占地面积1755平方米，建筑面积10256平方米，钢筋混凝土结构，外观呈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外墙为三段式立面，底层以齐整的花岗石作贴面，中央是雕花大铁门。中段2-4层立面处理较简单，中间用2根巨大的爱奥尼克立柱作支撑和装饰。5层以上形成第三段，其中部每扇窗前都用2根小石柱作装饰，与下面的2根大柱形成呼应。屋顶上设有平台。麦加利银行上海分行解放后并入香港分行，上海市房管部门于1955年接管此楼，改名为“春江大楼”。使用单位先后有：上海家用纺织品公司，中波轮船公司、上海水产局与水产协会等。
新外滩18号的故事从2002年开始。台湾人张瑷玲得知上海市政府吸引外资参与外滩改造的政策，来到上海，参加了外滩建筑开发招商会议。
“Jannette（张的英文名）在上海外滩中山东一路上转了几天，集中看了4栋楼：2号、6号、18号和27号，最后定在18号。Jannette在法国学油画，从审美的角度出发，她觉得18号是外滩50多栋楼里最漂亮的；而且她在香港做过金融服务公司，有很好的商业敏感―外滩18号处于外滩和南京东路的交界处，毗邻和平饭店，就商业潜力来说是个最好的选择。”邓懿德说。
确定目标后的张瑷玲立即找来了两位高中同学，经过与当时国营色彩浓厚的业主公司反复协商、与实力强大的外资公司激烈竞争后，最终拿到了外滩18号20年的使用合同权，并在2003年经历“非典”横行后，引入了第一个主力商户杰尼亚。“他们的亚太总裁是个日本人，当时从东京飞到上海来。我还记得他来参观的时候戴着工程帽、眼镜和口罩，全副武装，而且坚决不跟任何人握手。但杰尼亚是精品界的老大级品牌，他们一来，等于给了我们一颗定心丸。”
用牙刷刷洗一栋大楼
“你看现在我们大楼的外墙，当初修复是用牙刷刷出来的。还有这些大理石柱，我们给它们敷面膜哎。外滩这么多老建筑，很多商家所谓整修直接就是对墙壁、石柱抛光处理，但我们不这么做。”邓懿德对外滩18号的修复过程十分自豪。
外滩18号修复项目遵循的是威尼斯大学建筑学院的研究模式。它通用于各种古建筑翻修项目，无论是13世纪的教堂还是像外滩18号这样80多岁的银行大楼。他们非常重视修复前的“准备功课”，忠实记录大楼的状况，留下一套完整的研究报告，可供以后的历史学者参考。邓懿德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在勘察过程中，建筑师发现，门厅4根大理石柱的年龄要远远超过外滩18号，这种石材早在18世纪就因矿产枯竭而绝迹，为何它还会出现在1923年的上海？查阅历史文献史料才知道，原来这4根柱子来自200年前的意大利托斯卡尼教堂，后来教堂废弃，它们便由英国人辗转运到上海来。上海潮湿的气候与空气中较高的盐分，对大楼外部花岗岩和内部大理石产生了较大的破坏。修复专家采用意大利传统手工清洗方式清洗大部分的外墙，唯恐坚硬的刷子有损于外表风化的花岗岩，遂用牙刷像刷牙似的一点点清洗，花费了30个工人2个月时间才完成。
“2006年，我们获得了联合国亚太文化遗产保护奖。他们认为，我们采用了最严谨的技术手段和最高的建筑标准，将中国第一栋外资银行大楼改造为高端的商业大楼，重新诠释上海现代风貌的同时，也为历史保护建筑在技术层面上建立了新的模范与标准。”
历经领军人物去世和金融海啸
时代周报：外滩18号一直以来发展非常顺利，但似乎2009年你们遇到了很大困难。张瑷玲女士的意外去世，应该对你们的发展影响不小。
邓懿德：2009年我真的是怕得要死，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内患是我们的领军人物去世了，张瑷玲是在年初去世，外患是2009年的金融海啸，然后还有外滩一路的工地―世博前期的准备嘛。三方面夹击，好几个商户跟我要求降低租金，因为他们也受到经济的影响。那时候怎么过来的，我都不知道。就是“活当下”，一个坎一个坎地过。当时公司士气还蛮强，因为我们连死都在面对了，还怕什么？不就是多少赚、多少赔的事嘛。多想会愁死，去处理就是了。
时代周报：张瑷玲女士去世后，就由你接了班。
邓懿德：对，她去世后我有想过，我的弱点是拿项目方面，这种事情我不在行。所以我就做在行的事，我的强项是对外的交流和建立关系。我拿不到地，拿不到批文，但我可以做文化“软”的方面。那时候我们在四楼做了18画廊，做一些精品艺术展览。通过18画廊的展览打品牌，在文化、艺术方面加把劲做，这是我做得到的。2010年上海外滩国际艺术精品展就是我们做的，我们希望不仅仅建筑修复在国内做到一个标准，在艺术展览上也能做成一个标准。现在从别人的评价里，我感觉我们在慢慢起来。有些产权交易所，我都没有找过他们，但他们会主动来找我们。我心里是蛮开心的。
谭家门上，贴着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银海区法院的公告，限他在10月15日前迁出。到期不履行，则依法强制执行。这一天，是l0月24日，离公告上的最后期限已经过了数天。
10月8日白虎头村强拆那天，家住咸田村的谭作禧心惊肉跳地听着外面的声音，“像是千军万马”。但那天，他还没这么紧张，直到10月12日，他和另外两个村民也上了强拆“黑名单”。
几天来，谭作禧把所有精力用来守护房子。他从上次被强拆的村民那儿吸取了不少教训――不能像高剑波那样把公告撕下来，否则会被抓去拘留，回来后房子已经被拆；不能像何显福全家一样脱了衣服睡觉，否则被铐走的时候只能穿着底裤；不能像冯文建一样留个儿子在家。最后为了保住儿子的命，只得投降……
于是，谭作禧把妻子、儿子和60多岁的老母亲赶到以前的老房子里，自己则把床支在一楼，每晚和衣而眠。离床不远的地方，放着几个液化气罐。
一边是泳装美女，一边是拆迁的废墟
10月8日白虎头村的强拆中，何显福家四层半的小楼在短短几十分钟内，烂泥一般的瘫软在地。那天之后。何显福和他的妻子、儿子一到晚上，就四处游荡，各找各的落脚处。
灼日下的北海银滩，呈现出光怪陆离的画卷――南侧，是白得耀眼的沙滩、湛蓝的海水、凹凸有致的泳装美女。房地产广告牌上的广告语骄傲地向世界宣告，“北海，有我四星级的家’。北侧，两台硕大挖掘机张牙舞爪地挥舞着，废墟上，坚挺着几座小楼，楼顶上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一张高悬着的横幅上写着，“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横幅褪了色，字却清晰。
何显福们对香车美女熟视无睹。10月23日一早，何显福找了些村民帮他在瓦砾堆前搭棚子。那里曾经是他的家，面朝大海。如今的棚子，依旧面朝大海。彼时白虎头，是个不起眼的小渔村。 村里不过几十户人家，门外是银白色的沙滩。
靠海吃海的原住民们几乎家家户户以打鱼为生。何显福18岁时，就跟着船队出海打鱼了，用他的话来说，那是用命在，“风浪很大的时候，一个浪头过来，就把船打翻了，我都不知道死过多少回了。”
“死”过几次之后，何显福像村里所有的年轻后生一样娶妻生子了。因为家里穷，盖不起房子，一家7口人，一直挤在一个青砖房里。何显福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期，每到放假，一些单位或学校会组织人来玩。村民们从家里拎来淡水，两块钱一桶卖给游客们冲洗，年长些的女人则兴冲冲地跑来卖贝壳。
到了上世纪90年代，这片沙滩因其洁白细腻的特征，得名“银滩”，并于：1992年10月被批准建立部级旅游度假区。自此，银滩和它的名字一样，成为北海一张耀眼的名片。
穷了半辈子的何显福歪打误撞地赶上了银滩开发的好时候。1991年，他找别人借了些钱，花了20多万元盖起了一座临街的楼房，四层半，500多平方米。
之后，何显福和朋友合伙开餐馆、旅馆。眼看着到银滩的游客一年比一年多，争气的小洋楼平均每年能给家里挣25万元。
2003年之后，老了的何显福不能出海了，儿子又没有工作，全家人所有经济来源都倚赖着这个房子。何显福做梦都没想过有一天房子会没了。直到2007年的某一天，有三四个人找到他，说要对他的房子进行评估。
亟待改造的银滩：9岁孩子惨遭鳄鱼吞噬
其实，2007年伊始，村民们就听到了征地拆迁的风声。
何显福等村民眼中美不胜收的银滩，在外人看来实则混乱不堪。成为北海响当当的名片后，其瑕疵更显得格外刺眼。首轮开发初期，通过招商引资，银滩的潮间带上建起了数十幢包括餐饮、冲凉等服务在内的建筑。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建筑改变了海洋动力，严重影响了沙滩发育。2000年，政府决定对银滩进行恢复性改造和生态保护。2003年，银滩中区一期改造工程基本完成，拆掉了这些建筑。
但在政府看来，光改造海滩的环境远远不够，周边环境的杂乱无章成了他们的心腹大患。彼时，银滩周围的旅馆、停车场、摩托艇大多为白虎头村村民经营，管理混乱，常被游客投诉。
可以佐证的是，2007年4月20日，一名9岁孩子在白虎头村里惨遭鳄鱼吞噬。该新闻被英国《泰晤士报》列为年度十大奇闻之一。200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城市清洁工程”中，白虎头因其堆积如山的垃圾被投诉。
“旅游业是北海的支柱产业，银滩是北海最重要的公共旅游资源，作为国家旅游度假区的功能远远不足，没有满足度假区的旅游接待条件，这些弊端，导致银滩乃至整个北海，只能简单作为一个观光景点和开展粗放的观光旅游，留不住游客，更无法起到引领产业发展龙头的作用。”北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梁思奇对《望东方周刊》说。在此背景下，银滩中区二期改造工程开始了。
这是北海历年来涉及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一次拆迁，涉及银滩镇咸田和白虎头两个村委会。
改造工程实施时的正式说法为“银滩中区改造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基础设施项目”。按照规划，虎头、咸田两村的4000亩土地将由北海市土地储备中心收储，而村民们则要搬到距海边约两公里的北背岭村。
对原住民们来说，搬离，意味着放弃这片土地，放弃好不容易过上的好日子。
咸田村村民李冰凤无法理解这样的安排，“既然说是新农村改造，那你们就在原地改造啊，为什么要把我们赶走?”何显福也提出过原地安置，上面的答复是，“不可能的”。
被征用的系北海地价最高地段
眼看搬迁大局已定，对村民们来说，他们只能凭借房子和脚下的土地，为自己争取最后一点利益。
由于几乎没有耕地，政府对村民的补偿主要是两项，一是集体土地性质的宅基地，二是地E的建筑。
有当地房地产人士介绍说，银滩沿线一直是北海地价最高的地段，目前每亩至少700万元到800万元。在2008年已出售的银滩两块土地中，一块20余亩的酒店用地，售价在每亩1500万元。但此次征地，白虎头村的762亩土地，全体村民得到的补偿款仅有2亿元左右。
“太少了!不公平!”何显福瞪圆了眼睛。
北海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裴相春给出的解释是，补偿标准是严格按照2007年征地时《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实行的，“很
多人认为我们是廉价收地，再高价卖出，以牟取暴利。但这就要看这片地今后的规划了。如果是划拨的话，很可能比征地价格还低，甚至是无偿的。大家的质疑主要在出让的这部分，尤其是‘招、拍、挂’的形式，这种土地是经营性质的。”
有政府工作人员认为，用商业开发后的土地价格来衡量一片尚未开发的土地，是不现实的，“不少人诟病土地财政，但土地的收益到底用在哪呢?很多最后还是用作了公共开支。”
村民李冰凤并不关心这块地将来会被政府用作什么，“他们建了公园，跟我们没关系；卖了高价，也不会分给我们。”她知道自己惟一能做的就是拼死保住自己的房子。
按照此次拆迁补偿标准，李冰风家一个445平米的楼房，加上后面一个60多平方米的平房，补偿金额为789833元。“银滩附近的楼房都卖到8000元一平米了，就算按2007年的标准补偿．当时的市场价也有3000多元。你说，我怎么能接受?”
李冰凤说，她家的房子在1995年盖好不久，就有人要出60万元来买，她没舍得卖。
据了解，在白虎头和成田两村，涉及拆迁的楼房，每平方米的补偿大多在八九百元，一些平房每平米甚至只能拿到400元补偿。
审案的法院被列为拆迁责任单位
在原住民和政府的博弈中，法律无数次被提及。
“拆我的房子，也要依法依规来拆。”何显福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尽管他根本不懂那些复杂的法律条款。
政府也无时无刻不在强调依法依规，从之前一丝不苟的征地程序到最后的依法强拆。北海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裴相春还给出了足够的依据，“先是报批，然后严格按照‘两公告一登记’程序办理征地补偿工作，了《征收土地方案公告》、《收回国有土地方案公告》，并在被征收土地所在的银滩镇、白虎头村、咸田村及北背岭村进行张贴、公告，开展了土地和地上附着物产权登记等。此外，白虎头、咸田两村村委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分别组织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征求意见稿)》和《收回国有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征求意见稿)》，同意签订征(收)地补偿协议。之后，北海市土地储备中心与被征地村委或村民小组签订了征(收)地补偿协议。”
当了十年村民代表的高剑波清楚地记得那几次开会的隋景。
2006年，高剑波隐约听说村里有403．99亩的集体土地变成了国有。但此前，村里并没有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过。
2007年初，村里拆迁的风声紧了。2007年5月，征地公告贴出来了。高剑波这才知道，村委会主任冯坤已经暗中和北海市国土资源局签了协议，并表示“同意征收，且不申请举行听证会”，签字时间为2006年4月27日。
此时，更多村民仍被蒙在鼓里。高剑波说，征地公告只贴出来了一下，有人对着拍了两张照片，很快就摘了下来。到了2008年初，高剑波才知道，公告在《北海日报》上也登过，“那是党报，我们又不是上班的人，怎么看得到?”
2007年8月14日上午，镇里又要开村民代表大会。当天一大早，村民代表高剑波、许坤等四人，就分别被带到了拆迁指挥部和公安局。派出所民警让高剑波等着，说有领导要来找他问话。高提出要回去开会，对方不让。高方才醒悟，带他来，就是不想让他回去开会。
中午11点多，快散会了，高剑波等人也被放了回去。
这一次的村民代表大会上，39个村民代表中，参会的有26人。最终公布的结果是20人投了赞成票，6人投了反对票。会后，马上签了补偿协议。高剑波说，他之后问了十几个村民代表，大家都说投了反对票。
高剑波等村民认为，政府这样擅作主张违反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他们同时质疑政府的《征地许可证》和《拆迁许可证》有猫腻。2008年2月，白虎头村的40多户村民前往法院打官司，告了几次，全部败诉。
在北银改建C2039]2号《北海市银滩改造和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文件》的附件中，有着此次拆迁工作责任目标分解表，“银海区法院’被列入责任单位。
何显福记得，2010年9月23日，法院的人往他家墙上贴强拆公告的时候，他梗着脖子说对方是违法的。
“一审二审都判了。强制执行是合法的。”对方很耐心地告诉他。
“最牛村长”成为“妨碍北海发展的罪人”
照片上的许坤，是个棱角分明的小伙子。高中没上完，许坤就退学了。之后，他和大哥许猛一起在银滩经营摩托艇，许家在村里盖了两幢楼房，老父母和三个儿子住一幢，另一幢滨海楼则用来经营。
没当选村委会主任前，许坤就跟着高剑波等人帮村民们维权。征地拆迁的事出了之后，他更是坚决站在了政府的对立面。
2008年8月，白虎头村举行换届选举。选了三次，最终许坤以1075票当选村委会主任。
但在政府眼里，热衷于维权的许坤一直在“瞎闹”。
由于跟班子里的其他成员不一致，许坤被孤立起来。于是，他选择了用村民代表大会的方式向村民和政府部门发言。从上任到2010年5月，许坤共召开了8次村民代表大会。但在银滩镇党委书记周善鲲看来，这些会议均不合法，“村民代表大会是要经过两委会审议，要有议题。许坤不过是召集了几个朋友过来聊天，其中有村民代表而已。”
由于拒绝在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上签字，2009年4月3日，银滩镇委做出了“关于给予许坤处分的决定”，认为他的做法给“银滩改造和建设拆迁攻坚工作带来了极大阻力”。
当天中午，许坤在饭桌上告诉家人，党籍被开除了。大哥许猛记得，那一刻，弟弟快哭了。
早在2008年，许坤的维权就逐渐从现实转移到了网络。在“凯迪社区”里，能找到许坤发的不少帖子，大多是村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政府文书等。一度，他被网友看作“发帖最多的村委会主任”“史上最牛的村委会主任”。也有网友担心，这样的村官自身难保。
一语成谶。
2010年5月8日，许家被包围了。从早上7点多直到晚上，上百名武警守在许家门口，冯广梅死死地拉住丈夫不许他出门。家里的老人把准备好的汽油、硫酸泼在一楼的地上，顿时，房子里烟雾缭绕，呛得眼睛都睁不开。孩子们在楼顶上大哭。冯广梅跑到三楼看丈夫，浓烟中，许坤杵在电脑前，不停地发帖。次日凌晨两点左右，武警方才散去。
5月14日，许坤在北海市某宾馆被警方带走。之后《北海日报》对此事进行了报道，称“北海市检察院以涉嫌非法经营罪依法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许坤等6人”。
早在2009年11月11日的《北海日报》上，就有评论指出，“以无政府主义煽动、满足极少数人的私欲来‘挟持’社会公益，进而‘绑架’北海人民的发展诉求，这样
做，不仅不是什么维护集体利益的英雄，而是妨碍北海发展的罪人。”
银滩镇党委书记周善鲲透露，许坤之所以能当上村委会主任，是因为他给了村民一些不切实际的承诺，比如他告诉村民，说如果他上台，就会废除那个拆迁协议；如果他上台，就会把银滩的收费停车场收回村集体所有……
周善鲲认为，许坤、何显福之类的村民，是银滩开发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和政府对抗，不过是为了保住自家的利益。而政府要照顾的则是大多数村民的利益。
签协议者指受到恐吓：你大得过政府吗
让北海市银海区副区长林炳腾略感欣慰的数字是，10月8日的强拆后，又有ll户人签了协议。截至10月27日，已经有96％以上的村民签了字。
银滩改造和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其实早在2008年初，签了协议的村民就占了93％以上，足以说明政府决策的正确性，“我们的底气，来自这96％的人；我们的压力也来自他们，如果照顾了少数人的利益，对大多数人，怎么交代?”
已经迁到回建区的林妹(化名)就是政府所说的“绝大多数人”。2010年9月，她举家搬到了北背岭村。
林炳腾告诉《望东方周刊》，回建区的地是按照国有划拨，980元一平方米，日后还可以作为抵押、交易，自由出售。另外，每户均可在自家楼房底层开办铺面。一些村民的新居连地带房，市场价均有数十万元，甚至百万元以上。
但林妹目前根本拿不出钱来盖一个价值百万元的新房。
“哪里去找那么多钱!”林妹回身把卷帘门拉下来，才敢说话。之前在白虎头村，她有一个100多平米的平房，拆迁时，连地带房子，拿到了23万元的补偿。为了拿到政府给的6000元奖励费，2007年12月，林妹就签了协议。
之后，她花了将近19万元买下了回建区的地，想要盖房子，还得再花40多万。房子盖了一半就停工了，林妹搬来两张床，一些炊具，凑合住着。
“签协议的时候我就告诉政府，说我没钱盖。”林妹记得，当时对方安慰她，没关系，我们可以给你免息贷款。真到了盖房子的时候，她打了报告上去，却没了回音。
林妹说自己之前也没听说过村里征地的事，到了2007年，房子莫名其妙地被评估了。不久，就有人拿着协议让她签。
“80％的人都签了，你还不签?不签以后出了事你自己负责!”来的人说。林妹听了有点怕。
几天后，她看到隔壁的老头子跟那帮人吵架。老头子扯着嗓子喊，“我的房子是有证的，凭什么要让你们拆?”“你大得过政府吗?”做工作的人说。
林妹在这头听到了，想想确实“大不过政府”。没过多久，乖乖地签了字。
吸取宜黄“血拆”教训，做足了功课
启动于2007年的项目，拖延至今，政府的压力可想而知。在一份《关于协助做好银滩改造拆迁户尽快签订协议工作的通知》中则提到了五个“非常”，即“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要求采取非常办法、非常措施、非常力度、非常政策、非常速度，限期完成银滩改造被拆迁户12．0多户协议签订工作”。
有银海区政府工作人员出面解释，这句话的象征意义，大于其实际意义，“我们的劝说工作，也做到了强拆的最后一刻。如果真是无所顾忌的话，也不用等这么多年才强拆了。”
可以佐证此话的是，在《北海市银滩改造和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文件》的附件中，对银海区法院的要求一栏注明，“要在2009年6月20日前完成准备工作；6月30日前实施强制拆迁。”
但直到一年多之后，强拆方才执行。
接受了江西宜黄等地“血拆”的教训，此次白虎头的强拆，做足了功课。武警、消防车、救护车等全部到位。
冯文建家是被强拆的第一户。10月6日晚上11点多，大灯一照,几辆警车冲着他家开过来了。
敲门，冯文建不开。他的妻子张春琼早在5月8日就被抓起来了，罪名同许坤一样，是“非法经营”。家里只有他和儿子。
冯文建开始往门口倒汽油。“不要不要!”公安忙着制止。当天晚上，警车开走了。
次日中午11点左右，越来越多的人把小楼包围起来，有背枪的，有拿棒子的，后面还跟着几条狗。冯文建粗算了一下，估摸着怎么也有上千人了。大约到下午四点多，冯文建站在楼上开始冲他们喊话，双方喊了半个小时。
“你有什么条件?我们都答应。”下面的人喊。
考虑到儿子，冯文建妥协了。他的要求是，把张春琼放出来。下面的人答应三天内保证放人。冯文建带着儿子，最后看了眼他们的房子，走了出来。
之后，冯文建成了政府工作人员口中“主动配合的人”。
何显福家被拆是10月8日凌晨。突然“砰”地一声，门响了，何显福还没反应过来，冲进来很多穿迷彩的人。何显福和他的家人，在完全没有反抗机会的情况下，被戴上了手铐。何显福最后的要求，就是穿上裤子。事后，何显福讲到这段就泣不成声，他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老婆儿子穿着短裤，被赶了出来。
几乎在同时，邻居许坤家的滨海楼被强拆。
官员困惑：依法拆迁为什么受到这么多指责
第一次强拆过后，舆论哗然，让北海市政府措手不及。一些官员感到有些委屈，“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依法进行的，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指责?”
有政府工作人员承认，2009年以前的拆迁工作确实存在过一些不尽规范的地方，比如所谓的株连式拆迁，比如有些工作人员方式方法上存在问题，“一个人当过小偷后，就再难取得别人的信任了。”
对北海市政府来说，继续强拆，意味着又会遭到舆论新一轮的指责；如果不拆，整个改造工程都会受到影响。而如果无条件答应剩下50户提出的要求，又没法对已经签字的人交代。也因此，村民谭作禧等人收到强拆公告很多天了，仍没有听到任何动静。
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的李冰风，并不知道自己成了导致这场僵局的关键人物。她更乐于回忆自己在10月8日的“壮举”。
当天中午，在强拆了四户人家后，队伍向李冰凤家的方向前进。
刚走到她家楼下，李冰凤打开楼上的窗户，放了两挂鞭炮，之后，她左手拿起一瓶汽油，右手拿出打火机，“你们敢来，我就跟你们同归于尽!”
中图分类号：U213文献标识码： A
1前言
崇明东滩启动区市政道路（一期）工程位于上海市崇明东滩启动区内，启动区规划面积1250.71 hm2，东、南、西至上实土地地籍界限，北至南横引河界限。一期工程共规划建设6条道路，总长12km。
在进行前期路基清表过程中，发现多处软弱区域。随即对其进行施工阶段补勘工作，以进一步查清上述区域吹填土的分布规律和土体性质，摸索出较佳的路基处理方式。
补勘采用静力触探法，勘测结果为：部分探孔区吹填土土质相对较差，平均Ps值介于0.46MPa～0.52 MPa之间。
2土体压缩模量的计算
静力触探所测出的比贯入阻力Ps和压缩模量Es在测试机理上是相近的，因而两者呈线性关系。利用两者的线性关系便可以在静力触探比贯入阻力和压缩模量之间建立相关经验公式，从而取得相应的土的压缩模量。
表2-1比贯入阻力Ps和压缩模量Es的关系
公式来源 经验关系 适用范围 适用土层
根据上述关系公式，选用适用于崇明东滩吹填土土层的公式，即Es=3.72Ps+1.262。
按相关公式推算出本次补勘范围内土的压缩模量。
表2-2 勘探点数据一览表
压缩模量是一种表示土的压缩量的指标，ES值越小，土的压缩性质越高。
Es＜4MPa 高压缩性土
4MPa＜ Es＜20MPa中等压缩性土
20MPa＜ Es 低压缩性土
根据静力触探孔PS数据以及承载力计算结果：其中BC5~BC10、BC18、BC25~26孔①0层土的压缩性高、承载力较差，需进行路基处理。
表2-3 需处理区域统计表
3处理方案比选
通过从经济性、可行性和工期三个方面综合衡量，本工程软基处理采用“轻型井点降水+堆载预压”的施工方案。
4软基处理
（1）试验对象
本文以“K1+565-K1+585”软基处理进行详细介绍。根据勘探报告，“K1+565-K1+585”处理面积760，原地面标高2.5m，处理深度为4m，故井点降水深度5m。
（2）轻型井点降水
每套井点总管长为30m，总管管径60mm，井点管长6m,管径48mm，每套井点管25根，虑管长1m，井点支管的间距为1.2m。布置观测井进行水位观测。
“K1+565-K1+585”软基投入6套降水机组，7月30日开始降水运行，8月7日-8月8日遇台风停泵，8月15日结束。降水周期14天。
具体详见水位观测表
（3）堆载预压
预压土采用清表土，“K1+565-K1+585”区域路基设计填土高度在1.6～2.0m，根据承载力情况，拟堆载2m高土进行预压，预压前，拆除中间二排井点，预压期间保证环绕堆载土一圈的降水井点继续抽水运行。
8月12日完成堆载。观测将近一个月，初期沉降量较大时观测频率为3d/次，沉降趋于稳定后观测频率为5d/次。各沉降板沉降观测曲线如附后沉降量~时间过程线详见下图。
“K1+565-K1+585”软基区共埋设3个沉降板，累计沉降量介于312mm~324mm，平均累计沉降量318mm。
5软基处理检测报告
为验证软基处理方案的效果，同时为以后的类似工程提供一些有益的参数，在处理前、后分别在区域内钻孔取土进行室内土工试验和现场十字板剪切试验，以对照检验路基处理效果。
（1）室内土工试验
为了对比分析“K1+565-K1+585”区域软基处理前、后土的物理性质变化情况，在处理前、后取了较多的土样进行常规土工试验，试验结果如表5-1所示。
表5-1处理前后土体主要物理力学指标
从处理前后软土的物理力学指标对比结果可知：井点降水后软土的含水率、孔隙比、液性指数有较为明显的降低，土的密度有较为明显的提高，软土的物理力学性质指标有效为显著的改善，达到了软基处理的预期效果。
（2）十字板剪切试验
为判断土体强度和承载力的变化情况，在“K1+565-K1+585”区域软基处理前、后进行十字板剪切试验，其试验结果如表5-2所示。
表5-2 处理前后土体十字板剪切强度及主要力学性质对比情况
由表3十字板剪切试验数据对比可知，软基处理后，土体强度增长明显，承载力基本值有较大提高。
6结语
井点降水，能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排水固结提高土体承载力；堆载预压，加快土体压缩，使主固结沉降量提前完成，有利于控制工后沉降。
因此，针对崇明东滩地区浅部吹填土采用“轻型井点降水+堆载预压”的软基处理方案较为理想。
参考文献
1崇明东滩启动区市政道路（一期）工程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2崇明东滩启动区市政道路（一期）工程岩土工程补充勘察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