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京师大学堂设立之初即有梁启超起草的大学堂章程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这实际上将京师大学堂定位为既是当时全国最高学府，又是全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构，相当于古代的国子监，为一封建制的衙门机构。后来虽然有了一些改变，但是大学堂依然为清政府所牢牢控制，学校领导依然为封建官僚，学生也以取得仕途功名为主要目的。可以说京师大学堂依然是一所封建化衙门式的官僚机构。1912年，京师大学堂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更名后的北京大学进行了一些整顿和改革，虽然摈除了京师大学堂的一些封建旧习，但是依然深受其影响，是一所典型的中国式的官僚教育机构。
（一）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科举习气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本是孔子告诫读书人的修身学习之法，但是由于中国传统科举制度的实行，使人们普遍根深蒂固地养成了读书只为求取功名利禄的歪曲的“学而优则仕”的看法。这在当时的北京大学也是如此。更名后的北京大学经过整顿和改革，建立起了近代大学教育体制，但是教育事业依然发展缓慢，近代大学理念仍未确立。许多学生仍旧怀着读书做官的想法来到北京大学。再加上袁世凯上台后推行的尊孔复古逆流和“登基”闹剧，使得原本微弱的近代教育新理念遭受打击，封建科举旧习气依然浓厚。
（二）腐败的学风和校风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之时，曾总结北大被人指责学校之腐败在于“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顾颉刚回忆自己的母校——当时的北京大学时曾说：“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息。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有的教师死守本分，不允许有新思想。学生们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一些有钱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北大腐败的学风和校风由此可见一斑。
（三）集权型的官僚机构组织
京师大学堂为清政府所建，实行的是封建专制的学监制。学堂设总监督，各科设监督，监督管理学堂大小事务，并唯学校总监之命是从，俨然是一个清政府的封建官僚机构。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并作出了一些民主改革，但是学校的教育管理制度依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学校的校务权力依然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普通教员缺乏教育教学和参与学校事务管理的权力。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后在文化教育领域实行尊孔复古逆流，企图加强对北京大学的控制。这些都使得当时的北京大学成为一个专制集权的官僚机构。
二、蔡元培“教授治校”管理思想的渊源
（一）西学东渐的影响
从1583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教，拉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到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西方文明的曙光逐渐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开来。除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尤以自由、民主和科学等思想的传播最为广泛。身为翰林院编修的蔡元培没有固步自封于封建社会的旧式传统思想中，而是主动接受和传播这些新式思想，并于失败后的1898年9月毅然辞官回乡，开始服务于新式学校，创办新式教育。在1898年至1907年之间，曾先后担任绍兴中西学堂总理，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创办中国教育会、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大力倡导新式教育。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所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也正是在西学东渐中所广泛传播的自由、民主等思想的体现。
（二）对德国柏林大学的借鉴
“教授治校”作为一种大学管理理念起源于12世纪的欧洲中世纪大学。经过巴黎大学的实践，逐渐成为西方国家大学管理的传统模式。1810年德国教育家洪堡在担任普鲁士教育厅厅长时创办了德国柏林大学，并继承了“教授治校”这一历史传统，使其成为一所真正的自由追求真理的学术研究机构，并成为现代大学的楷模。1907年至1926年期间，蔡元培曾先后三次到德国从事学术研究和考察。经过在莱比锡大学和汉堡大学的留学经历和对柏林大学的考察，他对柏林大学的办学模式最为推崇。1917年在北大20周年纪念会上，蔡元培认为：“柏林大学之历史，视莱比锡大学不过五分之一之时间，而发达乃过之。盖德国二十余大学中，以教员资格、学生人数及设备完密等事序次之，柏林大学第一。本校二十年之历史，仅及柏林大学五分之一，莱比锡大学二十五分之一，苟能急起直追，何尝不可与为平行之发展。”对柏林大学的推崇促使蔡元培回国后采用“教授治校”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改革。
三、蔡元培“教授治校”的具体实施
（一）制定《大学令》，初设评议会
1917年之前，尽管蔡元培没有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但是北京大学作为当时唯一的国立大学，蔡元培作为教育部部长，其“教授治校”思想依然在北京大学有所体现。1912年，蔡元培在其亲自主持制定的《大学令》中规定：大学设评议会为最高立法及权力机构，由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组成，并以校长为议长。大学各科设教授会，讨论审定各科的教学事宜。由于时局动荡，校长频繁更换，直到1915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仁源才根据《大学令》在北京大学设立了首届评议会。尽管时局艰难，教授会也没有按照预定设立，但是北京大学设立了评议会，还是将蔡元培“教授治校”的教育管理思想第一次体现了出来。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即着手建立了北京大学评议会，并将评议会定位于学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凡是学校的重大事务均要提交评议会决定。评议会由评议长和评议员组成。其中，评议长由校长担任，负责召集评议会和主持评议会的选举工作。评议员由各科学长和教授代表担任，各科学长为常任评议员，教授代表每年通过开会或者公开投票评选一次。1919年以后评议会要求每五名教授要选出一名担任评议员，由于评议会中教授的数量占大多数，所以评议会实际是一个教授会，很好地体现了“教授治校”的精神。
（二）组织教授会
1917年12月，学校评议会通过了决议成立各学门教授会。教授会负责规划本门的教学工作，如课程的设置、教科书的选择、教授之法的采用等，是各门学科的决策机构。当时的北大教员分为教授、讲师和助教三种。评议会就规定除助教之外，教授和讲师皆为教授会会员。这样就极大扩展了教授会的参与范围，让更多教员参与到各门学科的管理和决策当中，更大程度地保证了民主。同时，为避免教授会主任独裁，评议会又规定各门教授会主任由会员推举，任期仅为两年。
（三）组织行政会议
1919年9月，重返北大的蔡元培再次对北大进行整顿和改革，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学校的领导机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设行政会议作为全校的最高行政机构和执行机构，负责处理全校的行政事务和执行评议会的重大决议。为保证“教授治校”的权力，评议会规定行政会的成员必须以教授为限。评议会还规定行政会由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长及教务长、总务长组成，会议议长由校长兼任，各部分事务分别由个专门委员会分工负责，又保证了行政会议的权威性和工作的有效性。至此，通过评议会、教授会和行政会三种最主要的会议制度的建立，就基本上确立了蔡元培“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
四、蔡元培“教授治校”的管理思想和措施对北大官僚化的整治
（一）发扬民主，克服官僚独裁
官僚化机构组织的最大的缺点就是集权。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之前，北大校务权力主要集中在校长和学监主任、庶务主任等少数人手中，俨然是一个官僚机构。而教授治校正是通过学校评议会的设置将学校的重大权力都集中在一个由全体教授广泛参与，对全体教授（包括讲师）负责的整个教授群体手中，而不是集中在几个人手中；通过教授会的设置将基层的权力集中在各门学科教授手中，而不是各科领导手中；通过行政会的设置将行政权力集中在以教授为主体的各个委员会手中，而不是个别行政领导手中。可以说“民主是‘教授治校’的根本内核”。官僚独裁导致集权的另一方面危害就是学校的政策和一系列措施往往会因为学校主要领导的更换而难以继续。尤其是一校之长，尽管受到一系列制约但还是具有一定的决策权力。但是评议会要求学校的重大事务甚至学校机构的设置等都要先通过评议会评议决定，这样一方面能发挥民主决策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评议会以立法的形式将评议会的重大决议落到实处，避免了学校主要领导的更迭带来的学校发展的不稳定。
一、蔡元培出任校长之前的北大――典型的官僚机构
1898年，京师大学堂设立之初即有梁启超起草的大学堂章程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这实际上将京师大学堂定位为既是当时全国最高学府，又是全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构，相当于古代的国子监，为一封建制的衙门机构。后来虽然有了一些改变，但是大学堂依然为清政府所牢牢控制，学校领导依然为封建官僚，学生也以取得仕途功名为主要目的。可以说京师大学堂依然是一所封建化衙门式的官僚机构。
1912年，京师大学堂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更名后的北京大学进行了一些整顿和改革，虽然摈除了京师大学堂的一些封建旧习，但是依然深受其影响，是一所典型的中国式的官僚教育机构。
（一）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科举习气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本是孔子告诫读书人的修身学习之法，但是由于中国传统科举制度的实行，使人们普遍根深蒂固地养成了读书只为求取功名利禄的歪曲的“学而优则仕”的看法。这在当时的北京大学也是如此。
更名后的北京大学经过整顿和改革，建立起了近代大学教育体制，但是教育事业依然发展缓慢，近代大学理念仍未确立。许多学生仍旧怀着读书做官的想法来到北京大学。再加上袁世凯上台后推行的尊孔复古逆流和“登基”闹剧，使得原本微弱的近代教育新理念遭受打击，封建科举旧习气依然浓厚。
（二）腐败的学风和校风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之时，曾总结北大被人指责学校之腐败在于“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顾颉刚回忆自己的母校――当时的北京大学时曾说：“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息。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有的教师死守本分，不允许有新思想。学生们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一些有钱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北大腐败的学风和校风由此可见一斑。
（三）集权型的官僚机构组织
京师大学堂为清政府所建，实行的是封建专制的学监制。学堂设总监督，各科设监督，监督管理学堂大小事务，并唯学校总监之命是从，俨然是一个清政府的封建官僚机构。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并作出了一些民主改革，但是学校的教育管理制度依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学校的校务权力依然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普通教员缺乏教育教学和参与学校事务管理的权力。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后在文化教育领域实行尊孔复古逆流，企图加强对北京大学的控制。这些都使得当时的北京大学成为一个专制集权的官僚机构。
二、蔡元培“教授治校”管理思想的渊源
（一）西学东渐的影响
从1583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教，拉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到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西方文明的曙光逐渐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开来。除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尤以自由、民主和科学等思想的传播最为广泛。身为翰林院编修的蔡元培没有固步自封于封建社会的旧式传统思想中，而是主动接受和传播这些新式思想，并于失败后的1898年9月毅然辞官回乡，开始服务于新式学校，创办新式教育。在1898年至1907年之间，曾先后担任绍兴中西学堂总理，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创办中国教育会、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大力倡导新式教育。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所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也正是在西学东渐中所广泛传播的自由、民主等思想的体现。
（二）对德国柏林大学的借鉴
“教授治校”作为一种大学管理理念起源于12世纪的欧洲中世纪大学。经过巴黎大学的实践，逐渐成为西方国家大学管理的传统模式。1810年德国教育家洪堡在担任普鲁士教育厅厅长时创办了德国柏林大学，并继承了“教授治校”这一历史传统，使其成为一所真正的自由追求真理的学术研究机构，并成为现代大学的楷模。
1907年至1926年期间，蔡元培曾先后三次到德国从事学术研究和考察。经过在莱比锡大学和汉堡大学的留学经历和对柏林大学的考察，他对柏林大学的办学模式最为推崇。1917年在北大20周年纪念会上，蔡元培认为：“柏林大学之历史，视莱比锡大学不过五分之一之时间，而发达乃过之。盖德国二十余大学中，以教员资格、学生人数及设备完密等事序次之，柏林大学第一。本校二十年之历史，仅及柏林大学五分之一，莱比锡大学二十五分之一，苟能急起直追，何尝不可与为平行之发展。”对柏林大学的推崇促使蔡元培回国后采用“教授治校”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改革。
三、蔡元培“教授治校”的具体实施
（一）制定《大学令》，初设评议会
1917年之前，尽管蔡元培没有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但是北京大学作为当时唯一的国立大学，蔡元培作为教育部部长，其“教授治校”思想依然在北京大学有所体现。
1912年，蔡元培在其亲自主持制定的《大学令》中规定：大学设评议会为最高立法及权力机构，由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组成，并以校长为议长。大学各科设教授会，讨论审定各科的教学事宜。由于时局动荡，校长频繁更换，直到1915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仁源才根据《大学令》在北京大学设立了首届评议会。
尽管时局艰难，教授会也没有按照预定设立，但是北京大学设立了评议会，还是将蔡元培“教授治校”的教育管理思想第一次体现了出来。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即着手建立了北京大学评议会，并将评议会定位于学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凡是学校的重大事务均要提交评议会决定。评议会由评议长和评议员组成。其中，评议长由校长担任，负责召集评议会和主持评议会的选举工作。评议员由各科学长和教授代表担任，各科W长为常任评议员，教授代表每年通过开会或者公开投票评选一次。1919年以后评议会要求每五名教授要选出一名担任评议员，由于评议会中教授的数量占大多数，所以评议会实际是一个教授会，很好地体现了“教授治校”的精神。
（二）组织教授会
1917年12月，学校评议会通过了决议成立各学门教授会。教授会负责规划本门的教学工作，如课程的设置、教科书的选择、教授之法的采用等，是各门学科的决策机构。
当时的北大教员分为教授、讲师和助教三种。评议会就规定除助教之外，教授和讲师皆为教授会会员。这样就极大扩展了教授会的参与范围，让更多教员参与到各门学科的管理和决策当中，更大程度地保证了民主。同时，为避免教授会主任独裁，评议会又规定各门教授会主任由会员推举，任期仅为两年。
（三）组织行政会议
1919年9月，重返北大的蔡元培再次对北大进行整顿和改革，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学校的领导机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设行政会议作为全校的最高行政机构和执行机构，负责处理全校的行政事务和执行评议会的重大决议。为保证“教授治校”的权力，评议会规定行政会的成员必须以教授为限。评议会还规定行政会由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长及教务长、总务长组成，会议议长由校长兼任，各部分事务分别由个专门委员会分工负责，又保证了行政会议的权威性和工作的有效性。
至此，通过评议会、教授会和行政会三种最主要的会议制度的建立，就基本上确立了蔡元培“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
四、蔡元培“教授治校”的管理思想和措施对北大官僚化的整治
（一）发扬民主，克服官僚独裁
官僚化机构组织的最大的缺点就是集权。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之前，北大校务权力主要集中在校长和学监主任、庶务主任等少数人手中，俨然是一个官僚机构。而教授治校正是通过学校评议会的设置将学校的重大权力都集中在一个由全体教授广泛参与，对全体教授（包括讲师）负责的整个教授群体手中，而不是集中在几个人手中；通过教授会的设置将基层的权力集中在各门学科教授手中，而不是各科领导手中；通过行政会的设置将行政权力集中在以教授为主体的各个委员会手中，而不是个别行政领导手中。可以说“民主是‘教授治校’的根本内核”。
官僚独裁导致集权的另一方面危害就是学校的政策和一系列措施往往会因为学校主要领导的更换而难以继续。尤其是一校之长，尽管受到一系列制约但还是具有一定的决策权力。但是评议会要求学校的重大事务甚至学校机构的设置等都要先通过评议会评议决定，这样一方面能发挥民主决策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评议会以立法的形式将评议会的重大决议落到实处，避免了学校主要领导的更迭带来的学校发展的不稳定。
（二）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和谐发展
大学应该是一个培养人才、发展科研和服务社会的机构。学术权力自然应该在大学凸显。但是，北京大学自更名之初就因其弊端而使行政权力一家独大，甚至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关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专项整治的工作要求，按照教育部部署安排，现对部分区教育局、基础教育学校、职业教育学校、高等教育学校开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专项书面调研。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重点内容
重点了解深入学习贯彻关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指示精神情况，按照中央和市委部署要求，教育领域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及整改建议。在此基础上，侧重以下内容：
1.教育领域内是否存在假公济私，漠视群众诉求、侵害群众利益，对群众关切问题敷衍塞责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及问题的表现、原因，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措施。
2.是否仍然存在发文多、开会多、检查考核多，执行政策“一刀切”，迎接督查检查、调查研究搞提前预演、处处留痕，业务和党建工作“两张皮”等方面的问题，以及问题的表现、原因，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措施。
3.总结挖掘教育领域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好经验好做法，查找负面典型案例，就如何更加有效解决教育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提出意见建议。
二、组织方式
1.有关区教育局在做好自身书面调研的基础上，组织安排本区内具有典型代表性的1所公办基础教育学校、1所民办基础教育学校和1所中职学校参与此次调研工作，并分别形成书面调研报告。
2.各有关单位要注重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为基层减轻负担等工作要求，不搞部门全覆盖。
如前所述，《盲人说书》里有扎实的田野调查，作者有很好的音乐研究修养，并且基于调查和文化背景做出了结论性的研究。笔者最为感兴趣的是，在三代和春秋时期地位如此之高的瞽，为何在汉朝时期地位遽变，被称为“狂瞽”，几乎沦为和侏儒一样供人娱乐的地位。对此作者认为，是因为“由于社会文化的发展，先秦神权由东周瓦解，依附于神权统治的瞽阶层随着神权瓦解而瓦解，延至汉朝已徒留技艺、沦为与侏儒比肩”。2这个结论笔者不甚同意，觉得这个问题值得讨论。才疏学浅，一点思考，做此札记，与众读者商榷。
中国自春秋以来，下至战国，无论政治、学术、社会、思想等，均处于遽变之状态，笔者很难判断孰先孰后。
春秋时代，当时所谓“一国”，仅止于“一城”而已。一国之元首，即为一族之宗子，再广封同姓之宗亲或近戚，同治国政。国与国之间外交往来，或为朝聘，或为宴饮，或为盟会，或为庆吊，同家族之间往来无异。其时以言政治，则所谓“封疆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以言宗教祭祀，则“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以言学术，则“政教不分，官师合一”，可见一国之历史、学术、宗教三者合而为一。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而典籍的掌管，在于史祝，藏之宗庙，非大贵族不能见，即同姓之宗亲亦未必能看，更无论普通下层民众。
在经历了春秋两百四十年之后，西周封建制度早已在日崩月坏之中；至于战国，变动日渐激烈，其中尤为重要者，即为封建制度渐崩，而郡县制渐起，二者并行，实属一事。其间诸侯兼并，大夫篡夺，屡见不鲜。封建诸侯逐渐沦亡，而军政国家规模形成，对内强经济，对外事吞并，普遍设郡县直辖于中央。根据《左传》记载，晋国早有县制，政权得以集中较早，也是国势日渐隆盛原因之一。任职食俸的官吏，逐渐开始替代贵族，也打破了世袭的传统，成为新兴的力量。各国争相废井田，开阡陌，尽地力，大力发展农耕，井田制废除，土地所有权从封君转于庶民，于是一夫耕田不限于百亩，而民田也得以自由买卖。同时山泽解禁，自由工商业兴起，各国大兴募军养士，开城渠，制兵器；同时君卿贵族争养食客，游士兴起，纵和连横，社会面貌与春秋迥异。
始皇二十六年尽灭六国，一统天下，政治措施最重要者，在于彻底废封建行郡县。其时丞相王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无以镇之，请立诸子”，始皇下其议，廷尉李斯曰：“周文、武所封同姓子弟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想诛伐，周天子不能禁止，今海内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中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议，则安宁之术也。罢诸侯不便。”始皇从其议，于是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置郡守。始皇、李斯不因一时同姓之亲，而除封建为郡县，实为遵循时势之变迁，因现状而为治。
秦人僻居西陲，本无文化之传统，战国以来，东方文化逐渐移植，而秦人又未能化为己有；秦人信奉三晋功利文化，至于齐鲁礼乐文化，则很少受到感染。在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之后，最终瞩目的文化事件当属焚书。《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秦博士掌承问对，亦涉于议政。焚书的起因，在始皇三十四年，博士淳于越等人上书议政，辩论废封建得失，引出了焚书之议。李斯拟出的焚书办法如下：1.史官非秦记皆烧之；2.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可见先秦学官与典籍的情况。大抵秦学官有两种：史官与博士。史官自商周以来由来已久，属于贵族封建宗法时代王官的传统；博士则始于战国，相对应的是平民社会自由学术的兴起。根据钱穆先生的考证，诸子百家大兴，乃有博士的创建。王官学掌于“史”，百家言掌于诸子，诸子百家之势盛而上浮，乃与王官史割席分尊，于是乃有“博士”。史官与博士的并设，是古代“王官学”与“百家言”对峙的象征。《汉书・艺文志》中以“六艺”与诸子来分类文献，“六艺”即古学，起先掌于史官；诸子为今学，所谓“家人言”是也。古代学术分野，莫大于王官与家言之别。3百家著述莫不源于《诗》、《书》，故《诗》、《书》者，乃王官故籍下流民间而渐自泯于家言之间者。《诗》、《书》的下流，和博士之上浮，交错相应，正说明春秋、战国之间王官学与百家言之盛衰交替之姿态。4秦博士掌承六艺，亦不专掌六艺，焚书源于博士议政，故博士所掌典籍亦在秦所禁止的范围之内。所以焚书以前，多有通五经、六艺之博士，如淳于越、伏生皆是也；焚书之后，博士制度没有废除，而通六艺、《诗》、《书》之博士，则必尽在罢斥之列矣。5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远古时代掌管鼓的乐正也非单纯的乐官，而是兼有巫师与乐官两方面的职能，后来钟鼓发展成后世礼乐文化的重要代表。6礼乐亦是六艺的组成部分。战国以来，王官失统，《诗》、《书》本用古文写成，流传又狭隘；随着秦统一文字、焚书和罢斥通六艺、《诗》、《书》的博士，文教影响匪浅，古代王官之学遂遭重创，相应的，从事礼乐活动的乐正、瞽们的地位也随之下降，其职能也逐渐开始改变。
秦自始皇二十六年定天下，至二世三年而亡，其间仅十五年。秦之君臣，为时势所牺牲，然其开后世一统之格局，定郡县之制，影响深远。汉承秦制，高祖以三尺剑得天下，布衣将相开新一代政治格局，质朴本色，平民精神，相较于始皇、李斯以贵族地位、学识、峻法凌驾一世，更能合于时代之趋向。汉朝开国的君臣起于草野，对于贵族生活，几乎没有涉猎，更没有受到《诗》、《书》礼乐的熏陶，至叔孙通定礼，高祖“始知天子之贵”。汉兴至文、景两朝因袭秦之旧制，设有七十博士，为广学之路，有诸子，有方技，并不局限于五经。七十余年以来，实行俭约休息之政策，内力充盈，武帝雄才大略，造就西汉全盛之世。他的文教政策里。除了设立五经博士外，立太一之祀与兴乐府同样瞩目。
《汉书・礼乐志》曰：“至武帝定郊祀之礼， 祠太一于甘泉， 就乾位也； 祭后土于汾阴， 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 采诗夜诵， 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 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 略论律吕， 以合八音之调， 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泉圜丘， 使童男女七十人歌， 昏祠至明。”
又《艺文志・诗赋略》曰：“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 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 皆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 亦可以观风俗， 知薄厚云。”
因此， 西汉武帝、宣帝两朝的乐府歌诗的造作与武、宣两朝的制礼作乐有关， 其目的在于“兴废继绝”， 宣扬文武周公之道， 树立大汉帝国的道德文化信仰， 而最直接的原因是“定郊祀之礼， 祠太一于甘泉”。这一事件同时开启了中国文学史上乐府歌诗的创作。7汉家的制度中一开始就具备两个并行的音乐机构， 即属于外廷太常以掌宗庙礼的太乐和属于内廷少府以掌供帝王宫廷音乐活动的乐府。太乐的音乐是官方音乐， 禀承的是传统的雅乐而不是新声，多用于宗庙祭祀；而乐府则属于少府这样一个服务于皇帝日常生活的内廷机构， 其所掌多为汉家的楚声乡音或新造之乐， 所谓“赵、代、秦、楚之讴”， 以娱乐帝王与贵族。武帝既然创立了新的太一之祀，重用了乐府而不是太乐。由于定郊祀之礼、兴太一之祀皆是制礼作乐的创新举动， 故而史家特别重视，尤费笔墨，称之为“立乐府”。
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废原先的七十博士，专立五经博士，虽致力恢复六艺，但无奈《乐经》的失传，雅乐衰落严重。根据《艺文志・六艺略・乐》：“周衰俱坏，乐尤微渺，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武帝要树立中央的权威，强调只有天子才能制礼作乐的资格，更是对一些儒生和诸侯王对古礼雅乐的尊崇之情流露出厌恶。武帝的弟弟河间献王性好古学，《史记・五宗世家》和《汉书・艺文志》记载河间献王学六艺，修礼乐，被服儒术；与毛生共采《周官》及其诸子弟言乐事，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远。武帝时，河间王来朝，献雅乐，对策三十余事，文约而旨明。但武帝对雅乐表现非常冷淡，“下太乐官，常存肆之，岁时以备数，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乐。” 即使大儒董仲舒等皆认为音乐应当符合雅乐的标准，但由于武帝的冷淡，也逐渐“希阔不讲”了。至宣帝时汉家制定国家祀典时，才重新出现了兴造雅乐，不过似乎没有太大的成效。
盲人乐师们所供奉的神之一是“东方朔”，奉他为祖师爷。有意思的是，东方朔本人恰是与侏儒一样，是皇帝疲劳抑郁时提供消遣娱乐之人，无传统的排忧解难之责。综上所述，我认为，盲人乐师们在汉朝时已徒留技艺，不能单以“春秋战国依附于神权政治的瞽阶层随着先秦神权政治的瓦解而瓦解”8来解释。自秦以来，统一的郡县制帝国从各方面对国家社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它各方面都是积极的、反传统的。虽然武帝崇儒术，兴六艺，立五经博士，设太学，经学成为了经世利禄之学；同时凭借属于少府系统的乐府来制礼作乐， 隆甘泉太一之祀以取代秦之雍祀， 奠定了汉帝国的国家祀典，并在此制作过程中， 综合了战国秦汉间逐渐建构的郡县制统一国家的新式国家信仰， 融合了齐、楚、赵、秦等地的音乐和文化因素；而至宣帝朝， 由于儒家礼乐思想的影响， 在国家祀典中进行了兴造雅乐的尝试， 试图以古代的雅乐更替赵、代、秦、楚之讴， 标志着汉帝国向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回归9，但毕竟时代已变，难以回到过去，正如作者所说：“他们被纳入汉朝以来的新秩序之中”。他们失去了与神对话的权利，被迫接受新的世界。秦汉之间盲人乐师们地位的转折和职能的彻底转变也对后来的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三皇”的传统建立，并不只是对皇权的拥护，一方面为了得到官方的庇护，另一方面也逐渐成为盲艺人们新的崇拜，成为他们共同的核心精神信仰，也加深了他们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他们逐步建立了这个以师徒关系为纽带，讲尊卑、序长幼、扬善道的代代相传的互怜互助的组织，并在往后与庙院得以紧密相连，娱乡民，宣教化，在官府、庙院、乡民中间寻找一种微妙的平衡，一代代的盲艺人就在这夹缝中得以艰难的生存。
注释：
1《盲人说书的调查与研究》，冯丽娜，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10页。
2《盲人说书的调查与研究》，第198页。
3《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钱穆，九州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156页。
4《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第160页。
5《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第160页。
6《盲人说书的调查与研究》，第15页。
太学是中国古代官办最高学府，从汉武帝时代正式设立，到元朝为国子监所取代，前后存续了一千余年，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乃至政治领域均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太学建立渊源
我国历史文化悠久，作为传承历史文化的主要媒介教育亦源远流长。早在原始社会末期，我国已经产生了学校的萌芽形态。《礼记・王制》篇有“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的记载[1]P385，说明虞舜时代有了“庠”这种学校，但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学校，当时只是一种带有教育作用的养老机构而已。
夏、商、周三代的学校继承了原始社会学校的教育养老功能，故《礼记・王制》篇曰：“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1]P385此外三代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学校名称，如夏朝除序外还有校；商朝除左学、右学之外还有瞽宗；西周学校发展得更加细密。从大的方面讲，西周有国学、乡学两大学校体系。国学又有小学、大学之分，“小学设在公宫南之左”；[1]P332大学位于天子、诸侯所在的都城，名称因身份等级不同而有所差异，“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1]P332西周的大学即太学，故《大戴礼记・保傅》篇引《学礼》言“帝入太学，承师问道”。[2]P52乡学则设在都城之外的乡遂，《礼记・学记》载“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1]P957就是乡学在不同行政区划中的具体名称。从表面看，西周学校教育体系似乎相当完备，但由于“学在官府”的特殊历史背景，西周学校的培养对象和社会影响尚不能与后世的学校同日而语。
春秋战国社会变迁，学术下移，私学繁盛，有力地冲击着旧有的学校教育体系，开启了全新教育时代的到来。
秦始皇结束了分裂混乱的政治局面，实现了统一中国的伟业，本应为教育发展提供良好契机，但掌管文化教育的博士一职，在秦朝仅为政府顾问，缺失教育教化的功能和职责，再加上秦朝焚书坑儒、废止私学等极端措施，反而遏制了教育的发展。
西汉建立者刘邦出身低微，不甚重视礼乐文治。陆贾认为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必须重视文化教育，建议“兴辟雍庠序而教诲之”，[3]P118即由国家办学发展教育，但当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皇庠序之事也”，[4]P3592故陆贾的建议被束之高阁。汉文帝时，国家政局渐趋稳定，贾山上书明确提出“定明堂，造太学，修先王之道”的建议，[4]P2336由于种种原因亦未能付诸实践。“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行问，未有进者”。[4]P3592
汉武帝开创了大一统局面，为维护政治的一统，武帝急需加强思想控制。公元前141年，董仲舒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主张，[5]P323即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为使这一思想真正贯彻落实，董仲舒建议汉武帝从教育入手，兴办太学，因为这是关乎国家教化和招贤纳才的大事，因此董仲舒曾言：“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5]P314关于太学对培养新型政治人才肩负的责任董仲舒也有清醒的认识，“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5]P314董仲舒兴办太学的建议虽然得到了汉武帝的赞同，但未马上予以实施。直到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才根据董仲舒的建议，下诏丞相公孙弘和太常孔臧、博士平等共同商议设立太学的具体计划。最后决定设立《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置弟子员五十人，从而建立起了我国最早的官办高等学府――太学。
西汉太学的具体地理位置，据《三辅黄图》载位于“长安西北七里”。[6]P300此后，太学的办学规模呈现出节节攀升的态势。“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成帝末年，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平帝时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4]P3596为适应招生人数的增加，王莽于元始四年（公元4年）为太学扩建校舍，史载“筑舍万区”，可容纳生员万人。从汉武帝正式设立太学，至西汉末年王莽辅政，短短百余年时间，弟子员的数量从最初的五十人剧增至一万余。
博士的选拔及待遇
博士原为通古今、备咨询的顾问官员。自西汉设立太学,成为专职学官,专掌经学传授。[7]P200－205西汉博士负责太学弟子的教育工作，博士的学识素养直接关系到能否为统治阶级培养出符合需求的优秀人才，因而对博士选拔相当重视，要求也较严格。倘若被选中为博士，会有丰厚的待遇作为回报。
1.博士的选拔
有关博士选拔，通过《汉书・成帝纪》中的一段记载可以略知一二。“古之立太学，将以传先王之业，流化于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渊源，宜皆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故谓之博士，否则学者无述焉，为下所轻，非所以善道德也”。[4]P313由此可见，西汉对博士的选拔是结合才学和品德两个方面综合考虑的。
西汉一朝，博士数量也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势头，但和弟子员数量激增相比而言则略显缓慢。《汉书・百官公卿表》博士条云：“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宣帝黄龙元年，稍增员十二人”。[4]P726另据《汉书・王莽传》载，平帝元始四年，“ 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4]P4069 由此可知，西汉末年增立《乐经》后，博士人数也不过区区三十人而已。
2.博士的待遇
西汉官员实行俸禄制，凡官员按品级可领取数量不等的粮食作为俸禄，《汉书・百官公卿表》为我们了解西汉博士品级和俸禄提供了线索。“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4]P726另唐颜师古为《汉书・百官公卿表》作注时曾谈到：“汉制，三公号称万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谷，其称中两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三百石者三十七斛， 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一百石者十六斛”。[4]P721结合以上两则材料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西汉博士品级为比六百石，相应的俸禄为每月六十斛。
博士除在经济上享有固定的俸禄外，政治上更容易获得出仕做官的机会。博士是儒者中地位最尊贵者，“说圣人之经，解贤者之传，义理广博，无不实见，故在官常位”，[8]P432《汉书・萧望之传》所言“宣帝时，选博士、谏大夫通政事者，补郡国守相”就是明证，[4]P3274西汉博士甚至累官至丞相的也比比皆是。如韦贤“兼通《礼》、《尚书》，以《诗》教授，号称邹鲁大儒。征为博士， 给事中，进授昭帝《诗》，稍迁光禄大夫詹事，至大鸿胪”，宣帝时“因先帝师，甚见尊重，本始三年代蔡义为丞相”；[4]P3107匡衡在汉元帝即位后迁为博士，“是时，有日蚀地震之变，上问以政治得失”，[4]P3333因以经义相对，皇帝深悦其言，迁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后朝廷有政议，传经以对，言多法义。……建昭三年，代韦玄成为丞相”；[4]P3341张禹甘露中试为博士，元帝时以《论语》授太子，迁光禄大夫，“成帝即位，……以师赐爵关内侯……领尚书事，和平四年代王商为丞相”；[4]P3348平当元帝时为博士，因幽州流民大盛，奉使行，救民急，皇帝赞誉，迁长信少府、大鸿胪、光禄勋，“哀帝即位，……至丞相”。[4]P3051以上四人最初均为博士，通过自身才能获得皇帝赏识，最后在仕途之路上扶摇直上，位尊权重。
弟子的选拔、考核及仕进
1.弟子的选拔
西汉由太常负责博士弟子的选拔工作，如果太常弄虚作假、，就会受到相关惩罚，如：太常张当居“择博士弟子故不以实，完为城旦”。[4]P639那么，太常究竟按照怎样的标准去选择才算秉公办事呢？《汉书・儒林传》中的记述就很能说明问题。
“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可察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4]3594
通过材料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信息：汉武帝时代弟子的选拔实际上有两条途径，其一由太常亲自选择，名额五十人；其二由各县令、相、长、丞等地方高级官员推荐，送太常处备案即可，至于具体数额未有详细记述。这两种方式选的弟子待遇方面存在差异，前者“复其身”，即免除徭役，同时享受国家供给，后者则无。
2.弟子的考核
太学弟子每年都要进行一次考试，称之为“岁试”，考试的方法主要有两种：诵说和射策。诵说主要测试背诵，《汉书・儒林传》载曰:“ 唐生、褚生应博士弟子选，……试诵说,有法”。 [4]P3610所谓射策, 类似今天的抽签考试，颜师古曰: “射策者，为难问疑义, 书之于策, 量其大小, 署为甲乙之科, 列而置之, 不使彰显, 有欲射者, 随其所取而释之, 以知优劣。” [4]P3272然后结合考核结果，决定是否授予官职。博士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 [4]P3594可见，当时考试分为甲、乙两科，甲科为上,考中者为郎中； 乙科为下，考中者补为文学掌故。同时，对于那些不事学问，不通一经者，取消其学习资格，重新选择能够胜任者。随着太学发展，弟子考试也发生了一定变化。《汉书・儒林传》记曰：“平帝时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 [4]P3596从这则史料可以看出, 平帝时博士弟子虽仍是一年一考, 但成绩已分甲、乙、丙三等, 甲科四十人，中者为郎中； 乙科二十人，中者为太子舍人； 丙科四十人，中者为文学掌故。
3.弟子的仕进
太学作为国家最高学府，通过考试固然能够检查和督促弟子的学习情况，但最根本的还是为统治阶级官僚集团储备人才。《汉书・儒林传》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 开弟子员, 设科射策, 劝以官禄, 讫于元始, 百有余年, 传业者浸盛, 支叶蕃滋, 一经说至百余万言, 大师众至千余人, 盖禄利之路然也”。[4]P3620西汉博士弟子通过考试获取禄位的不乏其人。如儿宽“以射策为掌故，功次补廷尉文学卒史”；[4]P2628萧望之“以令诣太常受业，复事同学博士白奇，又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京师诸儒称述焉。……以射策甲科为郎，署小苑东门候”；[4]P3271－3272匡衡“射策甲科，以不应令除为太常掌故，调补平原文学”；[4]P3331马宫“治《春秋》严氏，以射策甲科为郎，迁楚长史，免官。后为丞相史司直”；[4]P3365翟方进“以射策甲科为郎。二三岁，举明经，迁议郎”；[4]P3411何武“诣博士受业，治《易》。以射策甲科为郎”；[4]P3481王嘉“以明经射策甲科为郎”；[4]P3488房凤“以射策乙科为太史掌故”等等。[4]P3619
太学的影响
太学作为西汉时期的最高学府，产生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在维护政治一统、培养新型后备官员以及以团体之力抵制政治不良风气方面均产生过积极影响。
1.太学的积极影响
第一，太学兴起维护了西汉政治一统局面。太学“以经学为教育内容, 以经术取士标准, 犹如车之二轮, 推动‘儒术独尊’政策的施行, 逐渐使儒家思想成为全国上下统一的思想和是非标准”，[9]P66有效地维护了政治统一。第二，太学为西汉国家培养出了一批新型后备官员，为封建官僚集团注入了新鲜血液与活力。在此之前，西汉官员选拔主要有两种方式：军功取士和选自郎官。当时军功地主已经没落，以此途径入选官僚集团的并不多见；而郎官又多出自“任子”或“赀选”，难以选到真才实学之人。太学在选官方面对弟子要进行严格考核，唯有品学兼优者方能入选，这种重才学、尚品行的选官标准，无疑是选举制度的一大进步。第三，太学以团体力量抵制不良的政治风气，成为中国学生运动的先声。如汉哀帝时期，丞相孔光属官违制，鲍宣秉公办事，扣押属官，没收车马，此事得罪了丞相，最后被以大不敬之罪被捕下狱。事情发生后，“博士弟子济南王咸举幡于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诸生会者千余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车不得行，又守阙上书”。[4]P3093－3094哀帝迫于博士弟子们的团体压力免除了鲍宣死刑。
当然，作为一所官办性质的高等学府，太学又在教学内容、教学理念、禁锢学术思想自由发展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的烙印和标签，其消极影响同样显而易见。
2.消极影响
第一，太学教授内容单一、偏颇，限制了其他学科知识的传播和发展。西汉太学单纯以儒家经典为授课内容，进一步将儒学及儒家经典推向了神坛，其他学科知识很难有立足之地，尤其是先秦墨家重视自然科学的传统从此中断。第二，太学对弟子考核授官，是儒家“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具体实践，刺激了广大学子为禄利之路埋首群经，罕问世事，即使付出毕生精力亦乐此不疲、无怨无悔。第三，太学僵死、教条地注重师承关系的传统，禁锢了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西汉经师传经,若不严守师法或家法,非但不能任博士,即便当上博士,也不会受到重用。如《汉书・儒林传》载:“喜好自称誉,得《易》家侯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同门梁丘贺疏通证明之，曰:‘田生绝于施雠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4]P3599同时，经学传授过程中，又由于门户之见，相互攻讦的现象屡见不鲜，导致了学术思想的混乱和无所适从。
西汉太学虽属于高等教育的初创阶段，但也有成功的经验，同时太学所暴露出的问题及消极影响，也值得我们去总结反思！
参考文献：
[1]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王利器.新语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董仲舒.天人三策[M].长沙：岳麓书社，1997.
[6]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5.
[7]王国维.观堂集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军队支部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士官党员较多的单位，应当有士官党员参加支部委员会。"新修订颁发的《政治工作条例》重申了这一规定。士官支委作用发挥的强弱直接影响党支部的战斗力和凝聚力。目前，多数士官支委角色定位准、责任意识强，在党支部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有部分士官支委在发挥职能作用上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士官支委发挥职能作用不明显的表现
（一）敷衍了事，随意"干"。有的士官支委认为，开支委会只是形式，大事还是正副书记做主，自己肩上没星，只是一个兵，"位卑言轻"说话没人听，甘心当起了"配角"；有的士官支委在落实组织制度上态度不端正，虽然时间、内容都按照计划进行了，但内容针对性不强，与实际贴的不紧，把各项制度当成了"纸上谈兵"和"空中楼阁"；有的士官支委在分工执行支部决议时，草草应付了事，责任心不强，标准不高。
（二）妄自尊大，盲目"干"。有的士官支委自以为是，只要认为自己提的建议合情合理就据理力争，听不进别人的建议意见，非要与其他支委争得面红耳赤，影响了班子的团结；有的士官支委在执行支部决议时，缺乏与其他支部成员的有效沟通，盲目蛮干，影响了支部决议落实质量。
（三）能力欠缺，不会"干"。有的士官支委对党务知识不熟悉，对自己应履行的职责不清楚，造成了"会上不知说什么，会下不知干什么"的尴尬局面；个别士官支委大局意识不强，经常站在本班、本排或本人的角度考虑问题，跳不出自己的"小圈子"，成了局部利益的"代言人"；在执行支部的各项决议中，不能站在全局高度上思考问题，当个人、小团体的利益与支部决议发生冲突时，缺乏带头执行的模范作风，更有甚者，存在"拖后腿"的现象。
（四）患得患失，不敢"干"。有的士官支委认为，自己毕竟是一名战士，言多必失，容易得罪人，为防止日后"穿小鞋"，采取"明哲保身"的办法保全自己，在参与执行决议时"发言看脸色，表决看眼色"，甘愿当起了"墙头草"、"和事佬"；有的不自信，认为自己能力水平不高，担心发言不上层次，被别人嘲笑丢面子，或随声附和，或一言不发。 二、士官支委发挥职能作用不明显的原因
（一）把关不严导致能力素质参差不齐。有不少基层单位在选举士官支委时，往往把士官支委这一重要角色的选举对象内定为单位的司务长等特定岗位人员，这样做尽管能在支委会研究后勤工作时有不少的方便，但如果司务长的素质不够全面，不善于参与集体领导，就很容易削弱士官支委的职能作用，给党支部建设带来不良影响；在选举程序上不严格，有时支委会研究一下就算通过了，有时书记、副书记私下碰个头后就直接召开党员大会进行投票，这样做无疑影响了士官支委选举质量。
（二）"底气"不足导致角色定位不准。个别士官支委对自己能否胜任支委这一重要角色不自信，对自身在支部建设中的作用认识片面，找不准自己的位置，总觉得其他支委都是干部，自己就是一个兵，感到人微言轻，无足轻重，说了也没有人听。参与执行决议时，存在"领导拍板咱管干，书记点头咱举手"的思想，成了名副其实的"聋子"、"哑巴"。
（三）权责不明导致工作落实力不从心。有的士官支委仅仅满足于能反映群众意见、完成支部分配的工作，不注重学习提高，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和紧迫感，对自身在支部建设中应履行的职责和享有的权利、应尽的义务一知半解，理解不深、不透，导致工作缺乏清晰的思路和管用的招数，影响了士官支委职能作用的发挥。
（四）民主氛围不浓导致真言良策望而却步。有的党支部民主集中制贯彻落实不好，尤其是部分党支部正副书记对士官支委存在摆位不正、定位不准的问题，他们认为士官支委参加会议一般也就是凑个数、点个头、表个决，发挥作用不大，在议事决策时，往往是正副书记一锤定音，搞"一言堂"，使得士官支委想说而又不敢说，不得不做"局外人"。
三、士官支委发挥作用不明显的对策
（一）严格程序，精心选配。选准配强，是充分发挥士官支委职能作用的前提。党支部正副书记要充分认清士官支委对支部建设和单位全面建设的推动作用，端正对士官支委的态度；党支部在选举士官支委时，要在认真考察、全面衡量的基础上，充分发扬民主，优中选优，严格按照由支委会提名，经过支部党员大会通过，报经上一级党委审批的程序进行选举，确实把能力素质高，党性修养好，模范带头作用强的士官选到支部班子里来。
（二）积极引导，激发动力。要着力纠正各种认识偏差，强化士官支委的责任意识。一要引导士官支委认清自身作用，增强履职尽责的底气。要让士官支委认识到，士官担任支委，既是贯彻落实《政治工作条例》和《军队党支部工作条例》的要求，也是扩大基层民主，提高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的现实需要。二要引导士官支委认清自身能力，增强履职尽责的勇气。组织学习《政治工作条例》和《军队支部工作条例》等规章制度，使士官支委了解自己与其他支委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在研究决定单位重大问题和敏感事务时，积极采纳其合理意见建议，激发他们建言献策的积极性。三要引导士官支委认清自身优势，增强履职尽责的信心。引导士官支委认清自己身在群众中，与战士贴得近，具有掌握情况直接、全面、细致的优势，鼓励他们多提问题，多出主意，充分发挥自身作用。
（三）充分信任，大胆使用。要采取各种方式鼓励士官支委敢说、敢做，做到"在其位，谋其政"。一要大力营造士官支委积极参与的良好氛围。正副书记要带头发扬民主，坚持集体领导，不搞"一言堂"；在支部研究决定重大问题时，让士官支委充分发表意见，激发他们参与决策的积极性。二要支持士官支委独当一面地开展工作。党支部正副书记要大胆使用士官支委，严格落实支部委员的分工落实制度，对士官支委分管的工作，放手让他们去处理，及时掌握士官支委开展工作情况，适时进行讲评。三要鼓励士官支委坚持原则，敢于讲真话、实话。教育士官支委增强党性观念，勇于较真碰硬，不拿原则做交易、送人情。对支部建设存在的不良倾向和苗头，要做到是非分明，不搞迁就照顾，严格按照纪律规定解决问题。
（四）注重培养，提高能力。提高士官支委党务政能力应注重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扎实搞好培训。要有计划、有侧重点地组织学习《党支部工作条例》和《政工条例》等法规，使士官支委全面系统地掌握党支部建设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基本程序，提高党务工作能力。二是及时跟踪指导。在实际工作中给士官支委交任务、压担子，为他们提供全面摔打锻炼的机会，并随时掌握情况、纠正偏差，帮助总结经验教训。三是善于思考和总结。引导士官支委边工作、边思考，边总结、边提高，站在部队建设的最前沿，着眼全局谋划工作，提高认识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总政治部宣传部，军队基层政治工作[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4.
目前，我们黄岛边检站共有15个党支部，其中机关7个，基层科队8个，正副书记平均年龄28岁，大学学历的24人。无论从学历水平还是年龄结构上看， 80后和高学历干部正逐渐成为基层党支部的主干力量。近年来，各基层党支部经受住了提高边检服务水平、世博和国庆安保等重大任务的考验，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都得到了较好的发挥。但对照创建模范组织生活标准还存在一些不相适应的问题。
不适应之一：基层党组织功能发挥与一线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还不相适应。一是思想政治教育还不够有力。个别支部不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思考问题，对部队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挑战和考验估计不足，研究探讨不够；二是集体领导水平还不够高。有的对集体领导的内涵、原则和要求理解不透、把握不准，不知道议大事议什么、抓大事抓什么，甚至以行政会议代替党的会议，议事决策质量不高；三是原则性、战斗性还不够强。突出表现为“三难”：批评与自我批评时揭短亮丑、思想交锋比较难，部队管理中遇到较难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时较真碰硬比较难，决策时严格按政策原则办事比较难。
不适应之二：班子成员能力素质与带领部队遂行工作任务的能力不相适应。一是理论功底还比较浅。有的对加强理论学习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理论学习是“软指标”，学多学少无所谓，只要踏实肯干就行了；二是党务工作能力还不够强。个别支部书记对党务工作内容、方法、要求掌握不透，对如何开展支部工作心里没底，感觉无从下手；三是创新意识还不够强。有的思想保守，工作上不敢大胆创新、锐意进取，实际工作中习惯于用老经验、老方法办事，影响了抓落实的效果。
不适应之三：落实组织生活制度的质量与党建工作的要求不相适应。一是落实组织生活制度还不够经常。通过调查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基层党支部落实组织生活制度不够全面，特别是党日活动、党课教育、党员思想汇报落实情况相对来说较差；二是组织生活程序还不够规范。个别支部正副书记对民主集中制缺乏正确的理解，往往以行政领导的身份决策党内事务；三是组织生活内容还不够新颖。有的党课教育内容陈旧空洞、联系实际少，有的党日活动纯粹以文体活动代之，致使一些基层党组织生活没有吸引力。
二、对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思考
作者简介：姜佳莉（1981-），女，湖南岳阳人，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区委常委，纪委书记。（湖南 长沙
410128）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079（2012）32-0036-02
大学生村官政策在全国实施以来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为农村干部队伍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是国家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培养造就党政干部后备人才的一项重大决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一、岳阳市大学生村官培养工作的基本情况
为深入了解岳阳市大学生村官的工作情况，为推进大学生村官培养工作提供参考，岳阳市大学生村官团工委在市委组织部和团市委的支持下，抽调专门力量，对全市大学生村官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此次问卷调查采取网络参与的方式；问卷由大学生村官团工委设计，共24道题；共有203名大学生“村官”参加调查（部分因时间和条件限制未参与），参与率为79.6%，基本能够反映全市大学生“村官”的情况，调查的效度和信度基本能够得到保证。
2008年以来，岳阳市委根据省委安排选聘了536名大学生村官到村任职，经有序流动和异动后全市现有在岗大学生村官354名，其中男性193名，女性161名，中共党员236名，共青团员118名；本科以上学历260名，大专学历94名。同时，所有在岗大学生村官还兼任了所在村的团组织负责人，为全市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各县市区建立了县市区级领导、乡镇党委书记和村党支部书记联系指导一名大学生村官的“3+1”特色培养制度，并注意给大学生村官压担子，建立了一条从思想、工作、生活等多方面和市、县、乡、村等全方位联动的立体培养体系。
二、岳阳市“大学生村官培养”工作取得的成效
1.领导重视，高度关注
市委书记多次批示并过问该项工作，在钱粮湖镇指导学习实践活动期间还专门看望大学生村官代表，鼓励大学生村官要在农村工作生活中励炼意志，增长知识，发挥才干。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严华多次专程前往农村看望大学生村官代表，主持召开大学生村官座谈会，倾听心声、解决问题。各县市区委根据市委要求，迅速建立了由组织部门牵头、共青团专抓、有关部门协作共管的工作格局。主要领导密切关注，亲自看望、关心、联系、培养大学生村官，召开工作会议，研究解决相关问题，激励大学生村官到村创业。临湘市委书记毛知兵同志在大学生村官到任第一天就同大家集体见面。华容县、平江县、开发区等地主要领导主持召开大学生村官座谈会，了解情况，鼓舞干劲。平江县专门成立了大学生村官党支部，汨罗市妇联专门成立女大学生“村官”联络工作办公室，组织优秀在任女村干部与女大学生村官结对，扎实推动女大学生村官工作。
2.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培养制度和交流平台
（1）建立了联系培养制度。各县市区建立了县市区级领导、乡镇党委书记和村党支部书记联系指导一名大学生“村官”的“3+1”特色培养制度，新任大学生村官全部安排在基础好、班子强的村（重点考虑新农村建设点），由村支部书记一手培养。同时组织开展创业培训、实地考察培训等各种学习培训。要求大学生村官从远程教育、计划生育、档案整理、党员教育等基础工作着手开始熟悉锻炼，使新任大学生村官能够尽快熟悉农村工作，掌握农村基层工作流程和方法，迅速进入基层干部思维和角色，并注意给大学生村官压担子，建立了一条从思想、工作、生活等多方面和市、县、乡、村等全方位联动的立体培养体系。
（2）建立了沟通交流平台。率先成立了全国首个地市级大学生村官团组织——岳阳市大学生村官团工委，建立了全市大学生村官QQ群、创办了岳阳大学生村官网和《青春建功新农村》刊物，开设了村官风采、村官助手、村官论坛等栏目，使遍布全市的村官有了“网上之家”和“精神家园”。
3.明确了大学生村官工作职责
大学生村官所担任的工作职责对于其培养起着重大作用，因此，岳阳市市委除贯彻落实现有的制度机制外，结合实际进一步制定了三个培养文件。一是制定了明确大学生村官工作职责的文件。通过该文件使基层党政部门、干部群众和大学生村官对大学生村官的工作职责和内容有了明确的划分。二是完善了大学生村官考核的文件。通过考核使大学生村官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村级工作上，而不是用于考录公务员和乡镇党政机关事物上。三是出台了对各级党政部门关于培养使用支持大学生村官的考核文件，使各级党政部门真正将大学生村官当做自家的孩子看，真正花精力来培养使用大学生村官。
尽管当前岳阳市大学生村官培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管理、培养体系、选聘、流动渠道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因此，下面就如何加强大学生村官的培养，使他们真正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提出几点建议。
三、加强岳阳市大学生村官培养的几点建议
1.由特殊化管理向常态化管理转变
（一）全面推行公推直选，探索农村党支部书记选任新机制
当前，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更加艰巨，基层党组织吸引力不强、运转比较困难，农村干部待遇不高，党员队伍从业结构呈现流动性、多元化趋势，选优配强班子是当前基层组织建设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基于此，我们在先期试点的基础上，在今年村党支部换届选举中，全面推行“公推直选”，圆满完成了换届任务。党员参与率达到92%，群众参与率达到85%.716名支部书记全部达到“三高三强”标准，新一届支部书记队伍中，45岁以下的占73%，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81%.其中47名党员大学生村官全部进入支部班子，11人担任支部书记、10人担任副书记。主要做法是：一是创新候选人提名方式，变少数人选人为多数人选人。实行党员推荐、群众推荐和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提名，把初始提名权交给了广大党员群众。这种提名方式，在更宽视野内选人，从机制上打通了优秀人才向基层一线流动的渠道。二是创新选举模式，变间接选举为直接选举。主要采取一票直选，从党员中直接选举产生书记和委员。推行“公推直选”，公开推荐、直接选举、全程公开、全程监督，让选举更民主、更公正、更透明、更让人信服，参选的党员干部更有积极性，选出的干部有群众基础，干事更有动力。三是扩大差额比例，变“少数人中选人”为“多数人中选人”。进一步扩大差额比例，实行差额推荐、差额考察、差额选举。在实行“公推直选”的村中初步候选人差额比例均达到100%以上，正式候选人差额比例均达到50%，让选举变“伯乐相马”为“赛场选马”，较好地实现了“优中选优”。
农村党组织“公推直选”模式，一是打通了宽视野选人用人的制度化渠道，建立了让各类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科学选任机制；二是解决了村级班子特别是村党支部书记压力不大和动力不足问题，增强了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三是突出了党员主体地位，激发了党员队伍的生机和活力，促进了党内和谐。
（二）实施“村官创业行动”，搭建农村党支部书记提升科学发展能力的实践舞台
主要基于三点考虑：一是从东平发展的全局来看，我县是农业大县，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7.2%，作为全省30个重点扶持县之一，要实现经济跨越发展，重点在农村，关键在支部书记。二是从支部书记的能力结构来看，与村级经济发展的要求和群众的期盼相比，引领市场经济、促进村集体和农民增收的能力还有待进一步优化。三是从政策环境来看，农业、农村正进入发展的新时期。在注重解决好农村党支部书记的经济、政治待遇等后顾之忧的同时，必须抓住机遇，提升农村党支部书记引领发展、干事创业、强村富民的能力。基于以上认识，我们与民政、财政、农业、农村合作银行等部门联合出台了《县“村官创业行动”实施意见》，在村“两委”干部特别是村支部书记、大学生村官中实施了“村官创业行动”，鼓励他们办企业、创家业、干事业。“办企业”就是围绕一二三产业上项目：“创家业”就是发展集体经济，增加集体收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干事业”就是为民兴办实事，发展社会公益事业。
主要做法：一是建立创业承诺制度。村“两委”换届结束后，根据村“两委”成员竞职承诺，分别签订《“村官创业行动”目标承诺书》，向党员、群众公示。二是开展创业能力培训。整合教学资源，挂牌命名6个村官创业实践基地，定期免费举办村干部创业能力培训班和职业技能培训班。村“两委”换届结束后，在县委党校举办了新任职农村支部书记培训班。三是搞好创业服务。加强金融资金支持，开辟村官创业“绿色通道”。挑选28名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和科技专家、业务能手，组成“村官创业专家服务团”，提供创业指导。四是设立“村官创业讲坛”。主要围绕创办引进项目、壮大集体经济、调整产业结构等内容，讲法子，学路子，比业绩。五是实施“星级化”管理。通过“目标承诺、标准量化、考评定星、联星定酬、动态管理”，提高农村党支部书记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通过实施“村官创业行动”，一是发展了一批经济项目，开辟了农民增收、集体经济增收的新路子；二是兴办了一批实事，增强了党组织凝聚力、向心力；三是找到了一条发现、培养、使用农村干部的好路子、好途径，为村“两委”班子储备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去年，我县实施“村官创业行动”这一做法荣获第一届全国基层党建创新优秀案例奖。
（三）开设“书记月坛”，建立农村支部书记经常化教育管理机制
“书记月坛”是我县落实“书记抓、抓书记”的一项重要举措，主要是每月在乡镇、管区（社区）、村三个层面，通过三个例会，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主要做法：一是在村级开设农村党支部书记、党员“议政讲坛”，解决村级管理经常化、民主化、科学化的问题。“议政讲坛”既是“党员活动日”、“党员培训日”，又是“民主议政日”、“ 三务公开日”，支部书记在党员会上进行述职，对党员进行集中教育培训，公开上月党务、村务和财务，对重大党务、村务提交党员进行讨论、表决。二是在管区（社区）开设农村党支部书记“工作讲坛”，解决农村工作如何推得动、干得好的问题。“工作讲坛”针对某个村或多数村存在的共性工作难题，深入剖析原因，集思广益，共同研究确定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的措施和办法。三是在乡镇开设农村党支部书记“创业讲坛”，解决如何抓两头、带中间、促全局的问题。农村党支部书记轮流上讲台，从自身实际出发，围绕如何开展“村官创业行动”、在农村创什么业、怎样创业、怎样破解难题，谈工作、谈成绩、谈办法、谈体会、谈打算。
开设“书记月坛”，一方面，搭建起了规范村级工作、推进工作落实的制度化平台；另一方面，强化了农村党支部书记队伍的教育管理，将“学”与“干”、“管”与“用”有机结合，形成了“书记抓、抓书记”的常态化工作机制。
（四）深化拓展党员意愿表达机制，建立“民主治村”社会管理模式
，我县作为全省党内基层民主试点县，建立起领导班子成员公推直选、重大决策票决、重大事项提案、质询监督落实、定期评议领导班子及成员“五位一体”的党员意愿表达机制。工作实践中，我们着眼社会管理创新，深化拓展党内基层民主，积极探索“民主治村”社会管理模式，建立健全了“三公开五办法”制度。“三公开”，即每月公开一次党务、财务、村务：“五办法”，即借助每月一次的“农村党建工作日”，探索以书记述职、党员提议、党员质询、集体票决、民主评议为主要内容的“五步直通工作法”。
主要做法：一是村党组织书记“述”。由村党组织书记就上月工作向党员述职，并就下月工作计划征求党员意见。定期述职保证了农村党员对村务工作中热点问题的知情权，同时也给村党支部书记增加了工作的压力和动力。二是党员群众“提”。党员群众可就关心、关注的党务、村务提出意见建议，以民情提议单或口头形式向村党组织反映，由村党组织在15日内予以办理。三是询问质询“议”。党员就日常工作中不清楚、不理解、不满意的问题向村党组织提出询问、质询，由党组织予以答复或办理。四是重大决策票决“定”。对重大决策充分征求党员意见，由党员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当场唱票公布结果。五是民主监督“评”。采用“两评议一考察”的方式，每半年对基层党组织及成员进行一次民主评议，每年进行一次综合考察。
探索实践“民主治村”社会管理模式加强了党对基层社会管理的领导，规范了村党支部书记的执政行为，最大限度地激发了村支部书记创业发展活力，最大限度地增加了和谐因素。
（五）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办公室建设，解决基层组织有人抓、经常抓的问题
当前农村基层党建任务日益繁重，乡镇基层组织工作力量薄弱，大乡镇74个村，小乡镇35个村，人少事多，特别对村级党建抓得不经常、不到位的问题日渐凸显。为解决这一问题，以来，我们探索建立了乡镇“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办公室”，专职负责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特别是抓好农村“两委”班子建设。在人员配备上，要求直接从事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人员不少于乡镇行政编制人员的15%，人员按照老、中、青搭配，主要从有基层党建工作经验的老同志、中年业务骨干、新考录的优秀年轻同志等人员中抽调，组织委员兼任主任。目前，全县14个乡镇直接从事基层党建工作人员达到70人（不含组织委员、组织干事），平均每个乡镇5人，少的4人，多的7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办公室工作人员具有五项职责，即政策决策的“宣传员”、社情民意的“信息员”、矛盾调处的“协理员”、班子建设的“组织员”以及工作落实的“督查员”。乡镇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办公室的建立，解决了农村基层组织有人抓、经常抓的问题，形成了基层组织常抓不懈的工作机制。
二、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1、组织资源相对匮乏，村级运转压力很大。一是村级可调度整合的资源、资金非常有限。国家实施的重大惠农政策、惠农资金一般直接到户、到人，重点项目建设、征地拆迁等专项资金缺乏集体收益分配的政策依据，农村公益事业缺乏资金筹集渠道，对党员群众的聚合力大大削弱。二是村级运转困难。村集体无固定收入，虽然上级每年都有村级转移性支付，但总体来看解决不了实质性、根本性问题。一方面，额度不高，每年用于村级转移支付比重为20%，平均每个村也就2万元左右，这些钱，既要保障办公经费，又要支付村干部工资、发展公益事业，可谓杯水车薪；另一方面，在落实过程中很难足额及时到位。建议上级对村级资金政策捆绑使用，加大村级组织调控力度。
汉武帝推崇儒术以后，儒学内部的学派差异一直在影响着现实政治。仅以《春秋》而言，汉武帝时期，谷梁学和公羊学已经互不相容。董仲舒的公羊学，借助武帝的支持打压谷梁学，而到宣帝时，谷梁学又在新皇帝的支持下重新抬头。再拿礼仪制度来说，不仅汉初叔孙通的应时之作遭到其他儒者的抨击，就连武帝时的封禅大典也有不少批评之声。昭宣之后，礼仪之争不绝于耳，每个学者都引经据典，声称自己所说的才是儒学正宗，导致连先帝之庙的废立，祭祀仪典的存亡，国家机构的职能界定和权责关系，都无法形成定论。正如班彪在《汉书·韦贤传》的赞语中所言：“汉承亡秦绝学之后，祖宗之制因时施宜。自元、成后，学者蕃滋，贡禹毁宗庙，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后皆数复，故纷纷不定。何者？礼文缺微，古今异制，各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如果仅仅是无害于社会的学术之争倒也罢了，问题在于各种政治力量都会利用这种学术之争去改变政治格局，尤其是王莽时期，古文经学兴起，古文《尚书》和左氏《春秋》成为王莽改制的工具，后出的《周礼》更成为改制的蓝图，王莽以正宗儒学传人的身份，以周公为楷模，表演了一把影响极大的政治秀。刘歆倡导的古文经学，充当了王莽的代言人。刘秀夺取政权时，今文经学派生出的谶纬，为他称帝建国增添了神圣的光环，这固然有利于刘秀政权的建立，但也会给他人附会天命留下孔隙。随着东汉政权的稳定化，任凭这种学术纷争影响政治，就有可能造成王朝的隐患，“统一思想”已经是大势所趋。在这种背景下，东汉章帝召开了白虎观会议，并由此形成了《白虎通》。
有学者根据《东观汉记》考证，指出白虎观会议实际开过两次，一次在汉明帝永平元年，一次在汉章帝建初四年（可参见雷戈：《白虎观会议和〈白虎议奏〉、〈白虎通义〉之关系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多数学者认为，所谓白虎观会议，是指汉章帝这一次，但这并不等于说汉代关于儒家经典的官方讨论仅有这一次。从两汉的历史来看，召开类似会议已经成为一种“故事”，最起码从西汉宣帝就已经开了惯例之先。而且白虎观会议是以宣帝时的石渠阁会议为楷模的，所以有必要从汉宣帝说起。
史载汉宣帝甘露三年，诏令诸儒讨论五经同异，由当时儒学中著名的后氏传人、太子太傅萧望之“平奏其议”，最后由皇帝决断，“上亲称制临决焉”。宣帝的这次会议后，把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和谷梁《春秋》等正式列为国家博士。这说明，石渠阁会议的直接后果是增加了官方承认的儒学门派数量，且影响到不同门派的势力消长。根据《汉书·儒林传》赞语所言，在武帝独尊儒术时，官方确立的学派还不算多，《尚书》只有欧阳氏，《礼》只有后氏，《春秋》只有公羊氏。而宣帝开始，五经的官立门派迅速增加，《尚书》添了大小夏侯，《礼》添了大小戴，《易》添了施、孟、梁丘，《春秋》添了谷梁；到元帝时，《易》又添了京氏；到平帝时，除添了《左氏春秋》外，还添了《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如果不是专门研究经学的人，恐怕会被这些门派关系弄得晕头转向。但是，从管理思想史的角度考虑，即便不探究这些门派的兴衰变化，也必须看到门派数量增加对治国思想的影响。从统一思想的角度看，石渠阁会议不仅使国家承认的儒学门派有增无减，而且隐含着加剧门派之争的风险。就以谷梁学钦定为官方学派为例，由于公羊学的法定地位并未废黜，被边缘化的公羊学传人势必会运用合法的话语权争回自己的地盘，以求重现往日辉煌。所以，石渠阁会议的意义在于钦定，而未能实现统一。台湾学者甘怀真认为，宣帝石渠阁会议的重要性，表现在皇帝对学术的裁决上面。“所谓皇帝的裁决，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意义，其关键不在于皇帝如何决定经学的内容，而是皇帝的职位在形式上成为经学的仲裁者，进而居文化系统的领导地位。此不可不谓是皇帝制度的一大转折。”（《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社）可以说，从汉宣帝开始，建立了帝王裁判学术的规矩，把本来属于学术的学派纷争变成了借助官方权力的裁决兼公证。
东汉的白虎观会议，在皇帝行使学术裁判权上，可以看作宣帝石渠阁会议的延续。而且着力于解决石渠阁会议没有解决的统一思想事宜。不管东汉的会议是一次还是两次，都是在白虎观“使诸儒共正经义”。《后汉书·章帝纪》载：“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白虎观会议不仅规模大，人员多，而且时间长。《后汉书·儒林传》称：“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这次会议所形成的文献，有《白虎议奏》、《白虎通德论》和《白虎通义》三个名称。人们一般认为，白虎观会议是由魏应传达皇帝的旨意，并转达皇帝向会议提出的问题；由淳于恭记录整理讨论情况，形成向皇帝的报告文本，这个报告文本应当包括会议达成的一致意见和未能取得一致的不同观点；由皇帝对悬而不决的争论作出最终裁判，奏章加上皇帝的批语，就是《白虎议奏》；班固又依据《议奏》编辑加工形成典章性文本，即《白虎通义》，简称《白虎通》，又名《白虎通德论》。从清朝到民国的学者，在这三个名称的异同以及到底是同名异书还是异名同书上有很多争论，但不影响对该书的性质判断。清朝道光年间，陈立对《白虎通》进行了全面疏证。《白虎通》的出现说明，白虎观会议与石渠阁会议不同，白虎观会议不仅由皇帝行使裁决权，而且以《白虎通》完成了统一思想的壮举。此后，不管儒学还有多少学派争论，《白虎通》则凌驾于这些争论之上，成为官方指导儒学研究的教程，进一步可以说，《白虎通》是以儒学为基础的钦定的官方治国。
《白虎通》的思想意义，在于它是由皇帝钦定的经典。由于汉语的多重含义，经典一词可以有多种解释。《白虎通》式的经典，可以直接作为国家与社会的制度依据，具有“国宪”性质。所以，侯外庐在其著述中首次把它称为法典，而不采用通常的经典一词，实际要表达的就是宪典之意。其他学者尽管还称其为经典，但此经典已非彼经典，它的文献学价值已经被皇帝的权威压抑，变成了可以直接当作律法依据的国家意志。但是，把它称为法典，也不完全准确，因为它依然是儒学内容，而不是单纯的国家。在这一意义上，彼经典还是此经典，其思想来自儒者，而不是来自皇帝。可见，《白虎通》完成了两汉的“政学合流”，是儒者、官员、皇帝联手进行“顶层设计”的一个古代样板。
《白虎通》的内容洋洋洒洒，以纬证经（纬书用于解释经书），从治理国家的角度看，帝制时代的礼法体系由此开始正式建立。汉代之礼，一直未能形成统一完整的典章体系，无论是高祖的朝仪，还是武帝、光武帝的封禅，都属于一事一议，而且众说纷纭。儒学认为，制礼是圣王的标志，只有盛世才能建立礼典。正如曹褒上疏所言：“昔者圣王受命而王，莫不制礼作乐，以著功德。功成作乐，化定制礼，所以救世俗，致祯祥，为万姓获福于皇天者也。”（《后汉书·曹褒传》）《白虎通》的诞生，有力地支持了官方制礼。而在东汉明帝、章帝时期，由光武中兴到社会安定，勉强可以够上盛世制礼的标准。于是，功业心重的汉章帝在白虎观会议后，认为创建权威礼制的条件已经成熟，在同大臣们进行过数次商讨后，命令曹褒为汉朝制定礼仪，以替代权威不足的零散礼制。这一制礼过程，从实施角度贯彻了白虎观会议统一思想的初衷。在征求意见过程中，班固作为熟悉儒学的大臣，主张沿袭以往的召集诸儒讨论的方式，说：“京师诸儒，多能说礼，宜广召集，共议得失。”而章帝一口否定了班固的提议，驳斥道：“谚言‘作舍道边，三年不成’。会礼之家，名为聚讼，互生疑异，笔不得下。昔尧作《大章》，一夔足矣。”意思是说，民谚称，在路边盖房子，三年也盖不起来，因为过路的人你一言他一语，指手画脚，横挑鼻子竖挑眼，怎么盖都有人说不合适。讲究礼仪的学究，所谓讨论实质是聚讼，互相驳斥，最终导致无法下笔。尧帝作乐舞《大章》，有夔一位乐官就足够了。显然，在章帝看来，经过了白虎观会议的讨论，再不需要让儒生们各抒己见。尽管班固还抱有学者的思路，但章帝则觉得已经完成了理论上的统一，需要的仅仅是实际操作，而曹褒在当时是最合适的制礼人选。曹褒的父亲，是后仓礼的隔代传人，受教于庆氏，在建武年间，曾经为刘秀制定过封禅、七郊、三雍、大射、养老等礼仪。子承父业，曹褒在当时是庆氏礼专家。按照章帝的诏令，曹褒编制了系统完备的礼典，包括“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共一百五十篇。
所以在人民教师岗位上，我需要自觉学深悟透、坚决贯彻落实关于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讲话和批示精神，把自己摆进去，领会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真正内涵，把教师职责摆进去，明确作为一名合格教师的责任与义务，把工作摆进去，认认真真地完成教学、教研、科研等工作，自觉查摆和纠正自身存在的问题，在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工作中先行动、作表率，推动、保障整治工作取得扎扎实实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