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培养造就德才兼备、锐意创新、结构合理、规模宏大的文化人才队伍。人才是文博事业发展的关键，博物馆学家海先生指出：新世纪里博物馆事业的命运取决于博物馆的人才状况。博物馆的人才队伍建设如何顺应时代要求，按照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来谋划和推进，是新时期发展文博事业的一个重要课题[1]。近年来，苏皖边区政府旧址纪念馆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手抓人事制度改革，一手抓人员素质培养。
一、人事制度改革背景
自有关部门提出深化文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来[2]，地方积极响应中央决策号召，逐步推进各项制度改革。改革要求根据文化事业单位的不同职能，对文化事业单位的人事工作实行分类管理，对主要依靠政府财政保障的文物、博物等公益型文化事业单位，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加强机构编制管理，控制人员总量规模，科学合理地设定岗位，搞活内部用人机制。在改革中，苏皖边区政府旧址纪念馆抢抓机遇，顺利实现了人员管理制度的转变。
二、纪念馆概况
苏皖边区政府旧址纪念馆是国家三级博物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主要职责是维修、保护革命旧址，收集、整理和研究文物史料，陈列、布展以及教育宣传革命史。编制部门核定人员编制数21名，其中领导职数3名，内设机构4个，分别是办公室、资料科、接待科和保卫科。
纪念馆现有在编人数20名，其中：50岁以上（离退休人员不统计）2人，35岁至50岁11人，35岁以下7人；研究生学历4人，本科学历7人，大专学历8人，大专以下学历1人；副高职称2人，中级职称10人，初级职称6人，其它2人。表一至表三反映了人才队伍基本构成及比列，说明了该馆人才分配及构成从年龄、学历、职称情况等方面情况。
（表一）
年龄
人数 7 11 2
比例 35% 55% 10%
（表二）
学历 大专以下 大专 本科 研究生
人数 1 8 7 4
比例 5% 40% 35% 20%
（表三）
职称 初级职称 中级职称 副高职称 其他
人数 6 10 2 2
比例 30% 50% 10% 10%
三、纪念馆改革措施
经有关人事部门批准后，纪念馆展开了一系列改革举措。表四至表六，是纪念馆人事制度改革的一套工作用表，反应了改革的步骤和内容。下文结合表格，并联系纪念馆的人事制度改革和人员素质培养工作实际，阐述纪念馆人才队伍建设情况。
表四是岗位设置结构和比例分配情况。表中可以看出，纪念馆设管理岗位3个（其中七级职员1个，名称是馆长、书记，八级职员2个，名称是副馆长），设专业技术岗位18个（其中高级岗位4个、中级岗位9个、初级岗位5个）。纪念馆专业技术岗位的主系列设置为文博专业，设16个岗位，辅系列为经济专业、美术专业，各设1个岗位。
表五是实际聘用到位人员结构分布情况。表中可以看出纪念馆主要配备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两方面。在发展文博事业的实际工作中，一方面要加强管理与决策者的队伍建设。要配备一个懂经营、会管理、善决策的领导班子，这个领导班子应当注重理论学习，善于从大局出发，扎扎实实地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难题。馆长还须精通文博专业知识，善于管理，具有宏观思维方式，对单位的性质、任务有较强的认识，能制定和协调单位的发展，制定政策法规，加强宏观规划和决策，确保文博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同时还要勇于创新，努力把文博事业做好、做大、做强。另一方面要建立业务研究团队。开展学术性研究，必须有一个自己的研究核心，发展业务专门人才，文博专业研究工作才能顺利开展。在业务专门人才中根据工作的分工和性质的不同，又可以分：文物征集和保管人才、科学研究人才、陈列策展人才、宣讲人才、科技创新型人才等，要结合文博单位的自身情况和发展特点，开展各类业务人员的培养。
表六是人员聘用到具体岗位的实施情况。结合表五、表六可以看出，纪念馆设置管理岗位3个，实际聘用到岗2人，都聘用在管理八级岗位，岗位名称都是副馆长，2人均为取得文博中级职称。设置专技岗位18个，实际聘用到岗18人，其中，2人聘用在副高六级岗位，一为馆长、书记，取得文博副高职称，另一为副高级经济师；3人聘用在中级八级岗位，2人聘用在中级九级岗位，此5人均为已取得文博中级职称；3人聘用在初级十一级岗位，其中2人为已取得文博初级职称，1人为已取得美术师中级职称；4人聘用在初级十二级岗位，其中1人取得文博中级职称，2人已取得文博初级职称， 1人暂未取得专业技术资格职称；3人聘用在初级十三级岗位，其中2人已取得文博初级职称，1人暂未取得职称。
最后根据岗位设置的情况，制定各级别岗位说明书，从岗位职责任务、岗位工作标准、岗位聘用条件等方面对各级岗位做出要求，并采取竞聘上岗的方式进行人员聘用，聘用认定并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兑现相应等级的工资待遇，实现了人员管理制度的转变。
四、队伍建设初显成效
从纪念馆改革情况来看，一是调整了人员规模和结构，形成专业门类较为齐全、梯次结构较为合理的专业人才队伍，二是逐步实现了专业技术人才的评、聘分开，调动了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三是鼓励了优秀人才通过竞争进入关键岗位，为促进文博事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在抓好人事制度改革的同时，纪念馆也十分注重对人才的培养。相比于其他人才队伍，文博行业的对人才的知识要求比较广，而积累文博知识经验相对难，人才的实践机会相对少[3]，因此，文博人才队伍建设，在管好人员管理制度的前提下，人员素质培养也十分关键。对人员素质的培养，如在实际工作岗位上锻炼培养，以老带新，给专家当助手，参加短期训练班，赴高校学习博物馆专业课程，开展在职学习，聘请专家担任学术顾问，定期组织学术讨论会，交流学术研究成果，组织到其它博物馆参观学习，国外进行学术考察，搜集学术信息开办馆刊，搭建学术专业平台[4]，发挥博物馆离退休专家的特长，从事研究工作，等等。文博业离退休老专家是构成博物馆人才队伍的重要力量，由于他们曾在文博系统长期从事业务工作，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资料，现在少了繁杂事务的干扰，可以用更多的时间从事研究工作和参谋、咨询工作。总的来说，对人才的管理和培养，不可流于形式、走个过场，更不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要建立科学管理、系统培养的理念，把人才队伍建设，当成常务工作、重点工作来抓，落实好、发展好以人为本的文博事业。
（表四）
（表五）
（表六）
参考文献：
[1]张慧丽.《博物馆应组建适应事业发展的人才队伍——以东莞展览馆为例》.
在职博士因为诸多腐败官员而名声受累，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的论文博士更是受到牵累，一直难以正式推广，被业内研究者视为因噎废食。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是否需要论文博士？
隐形于“绝不手软”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对于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有重要的著作、发明、发现或发展者，经有关专家推荐，学位授予单位同意，可以免除考试，直接参加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对于通过论文答辩者，授予博士学位。”
教育主管部门为何没有推广论文博士这一培养模式呢？
2012年5月1日，曾因老家房屋被强拆而给山东省潍坊市市长写公开信的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王进文在微博上发文爆料：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厅长徐景颜正在清华大学法学院读博士，是他的同班同学，但同学们从未见过徐景颜。清华大学法学院党委副书记廖莹随后证实，徐景颜是清华大学法学院论文博士生。然而，早在2008年10月9日，国务院学位办副主任郭新立就在回答记者提问“怎么看目前有不少官员只要递交论文就可以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的说法”时称，我国目前并不存在论文硕士或论文博士，并称，如果发现这类情况，教育部将“决不手软”。
另有声音质疑，廖莹在回应中称，“论文博士入学后会明确论文写作方向和指导老师，一旦正常毕业则是双证齐全（毕业证和学位证）”。廖莹称，徐景颜是清华大学法学院论文博士生，每月集中两天学习，清华大学对论文博士有严格招生规定，每次上课均有考勤记录。论文博士相当于以研究为主，他们的课时安排跟全日制博士生课时安排是不一样的：论文博士生都是在职学习，他们在第一年做课程学习，之后专门做论文研究，不需要上课，且第一年上课均是在周末。廖莹还称，法学院论文博士并不止徐景颜一人，据了解，仅徐景颜所在的班就有十来人是论文博士。他们中有政府机关或一线工作人员，也有国企人士。
论文博士在中国一直受到质疑。1999年，时任同济大学研究生院管理处处长的王子成、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主任蒋慧和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主任竺曼莉曾联合署名在《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发表《关于论文博士的招生、培养及教育》的文章称，教育部可能考虑，为保证博士生的入学质量，不宜大面积地开展这项工作。因为“少数研究生招生单位，不顾及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质量，把论文博士变成为人情博士、权力博士和金钱博士，把招收论文博士工作变成降低要求的代名词”。
在职博士是前车之鉴
对论文博士引发腐败的上述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各高校大量招生的在职博士，因为管理不严而出现了大量学术腐败案例（见下表）。这些贪官获得博士学位的过程显示，在职博士已经成为权力入侵学术领域不容忽视的现象。诸多案例表明，一些高校存在着对官员滥发博士学位的潜规则。
2003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经济学院宣布不再招收在职博士。在职人员如果想在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院读博士，必须辞去工作，参加全日制学习。这是因为公职人员以及高级经管人员利用“充电热”，投机取巧，使得一些文凭含金量下降，也破坏了学术氛围，可谓影响巨大。
正是由于中国大学给一批贪官滥发博士学位，导致了中国高等教育公信力的下降，真正的论文博士受到池鱼之殃，至今难以大范围推出。与在职博士相比，论文博士管理更松弛，可以想象腐败将更难以避免。
国际通行在国内变形
论文博士管理到底有多松？在国际上，论文博士本是一种通行的学位授予方法，英国、日本、德国等国都有论文博士制度。这些国家的论文博士不必到校上课，学习内容主要是和教授交流论文，只要提交达到博士毕业生学术水平的论文，答辩合格后就可获得和全日制课程博士生同样的学位。
历史上曾有中国学人获得过国际上的论文博士学位。马廷英是民国时享有国际声誉的地质学家，是中国海洋地质科学的重要先驱者之一。他早年从事珊瑚生长节律之研究，是“古生物钟”的最早发明者，后致力于“古气候与大陆漂移”的研究。上世纪30年代，马廷英在日本帝国大学留学时已是日本颇有建树的学者。因他拒绝加入日本国籍，日本政府一直阻挠他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导师一怒之下，把他的博士论文寄到德国柏林大学，柏林大学立刻颁给他一个论文博士。日本随后也给他颁发了博士学位。他成了日本的4位华人理科博士之一，也是首位华人地质学博士。但他获得的第一个博士学位，是来自柏林大学的论文博士，虽然在柏林大学他一天课都没有上过。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别敦荣表示，在国外，论文博士的要求非常高，申请论文博士的人往往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获得了出色的学术成果，于是再向授权学校提交论文申请相应学位。国外的论文博士多是知名学者，学术水平普遍高于普通博士生。但在国内，论文博士生多是官员或者国企人士，并不从事学术工作，这与国外的论文博士是有区别的。
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春时认为，中国一些高校为避免滥发学位的质疑，搞出了变相的论文博士：说是学历教育，又可以脱产；说不是学历教育，又有课程和考试。最奇怪的是，清华大学的论文博士可以既拿到学位证，又拿到毕业证。一般来说，双证博士必须通过博士生入学考试，要全脱产学习，只有专业博士才可以在职学习，而论文博士应该只授予博士学位，俗称单证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光礼也认为，论文博士应该只有博士学位证，没有学历毕业证。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认为，论文博士既然能不脱产学习，怎么能有毕业证？显然是因为论文博士的招生和培养质量下降，导致论文博士学位贬值，招生单位和论文博士本人都不愿用这个名称，干脆多发个证向全日制学生看齐。此外，由于教育部并未推广，论文博士的招生没有得到教育部批准，因此在上报教育部录取名单时，不能名正言顺地以论文博士名称上报，而在毕业时，更不便以论文博士的名义申请学位和填写毕业证书，这就形成了按论文博士的方式招进，而按一般博士生的培养方式培养这种状态。
“招生”“毕业”成关键环节
在终身教育时代，论文博士本身并无错误，反而是教育的进步，公众质疑论文博士，并非否定这种培养方式，是反对扭曲的混文凭现象。现实中，确实存在大量实践中的高级人才达到甚至超过了博士水平，却因为没有博士学位而不能担任教授、博导等工作，限制了知识的传播。这样的人往往肩负重任，不便离岗，而论文博士既能很好地考察他们的水平，又能要求他们出成果并取得学位。
在国外申请论文博士的人大多在教学科研领域成绩显赫，其科研学术水平已超过普通博士生。日本的论文博士专门为在职人员设立，要求极其严格。由于渠道正当，论文博士在日本比比皆是。在日本大学任教多年的段冀康介绍说，申请论文博士的人多在公司或研究所工作，有学术成果，但其所在单位并无办法博士学位的资格，所以要向大学交论文申请博士学位。
在日本很多理工科大学里，一半以上的教授是出身于公司和研究所的论文博士。他们在工作中先做出了成果，拥有较高声望，已被研究所聘请去作研究员，或者被大学聘请去作教授、助理教授，此时再交学费去读课程博士是浪费人力物力，也与大学气氛不协调。在中国，很多研究所本身就有博士学位的授予资格，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以博士研究生名义入职后学习并开展研究，获得成果后不需要向大学申请博士学位，在客观上减少了中国论文博士的需求。但与此同时，还有很多在企业和政府中从事专业工作的人，这些单位是没有博士授予资格的，所以关上论文博士的大门，对这些人和这些单位并不公平。
谈起高校职业生涯，她写道：申报不到基金，评职称就处于劣势；评不上职称，就不能带研究生；没研究生帮着做实验，就发不了文章；发不了文章，就没有基础申报基金。
于是，年轻的讲师就在这样的循环中，逐渐变成了中年讲师和老年的高年资讲师（俗称“万年僵尸”）。不论你课上得如何，领导都不关心。评不上职称，就没有资历，到处人微言轻。
我本科读完，出于对专业的热爱，接着读硕士，构思论文期间出去求职，发现这专业很冷门，几乎没有像样的单位肯收简历，只好硬着头皮读博士。毕业时，系里正好有一个留校名额。于是紧张准备，参加竞争上岗的教学“比武”，得了第一，和另三位应聘者一起留校了。对，我没写错，一个名额，四人留校。
上岗前集体培训，做学生工作出身的人事处长训孙子般地指示：“教课无所谓，能应付过去就行。你们要写论文，拿项目，最终评上职称，这才是正业，才能让你们过上舒坦日子。”
处长一语点醒梦中人：难怪以前给我上课的老师就没几个用心的，讲台上东拉西扯，批十几页的作业一勾了事，原来大学的职场是这么混的呀！没多久，这位处长被全校通报贪污，免职。他后来躲去某系教书了。他，也是教授。
我们单位满负荷工作量是一周六节课，领导说你年轻啊，多上点吧，十四节。有同事生病，我去顶；有同事出国，我去顶；有同事做科研，我去顶。
等到三年后第一次评职称，我肠子都悔青了：那些课时少、随便应付的，都忙出论文、项目来了；我呢，啥都没有。
要说这评职称，真是系里的年度大戏。评委就是那十多位教授，各打各的算盘。
前年，候选人H冲击评选会场，指着座中大骂：“你们收了我那么多钱，还不投我的票，太不讲信用了吧！我要去最高人民法院告你们！”顿时，好几位教授低下了头。据说H按“国内惯例”，在每位教授信箱里塞了五千块现金，有两位开箱即退还。
候选人N则在介绍成果时，哭昏过去，倒在讲台上。原因是，按硬指标，他肯定评不上副教授，但今年一过，他就没指望了：非博导，年满六十必须退休。他教了一辈子书，我也上过他的课。
去年更好玩，候选人F放出大话，副高非她莫属，因为她老公有“路子”。她评上，我们系老师拿基金会方便很多。
受惠于师生关系的，也不是没有。我的师姐Q，博士一毕业就评上了副高，在我系历史上空前绝后。导师近年几乎每篇论文都署她为第一作者。然后对Q，我就不能再称“师姐”了，而要改口叫“师母”。她带着六岁的儿子，住进我导师家，成了他的第四任夫人。
这十年，我评了四次，之后的六年连名都懒得报。因为评选条件频繁变化，越变越玄，一开始是看论文，我勉强也够，就是没著作。等考虑出版博士论文，领导突然宣布，出版博士论文太容易，不再视为著作。而其他有博士学位的同事早都靠此评了副高，我木讷，没赶上末班车。
这几年，又说有著作也不行，还得有国家、教育部的项目才够格，美其名曰“代表作”。要求越来越严，可好多教授无非是评得早，哪有什么论文、项目，连国际通行的学术写作规范都不懂，现在轮到他们操此生杀大权，倒是威风好大，煞气凛然。
我回家静坐，前思后想，深感年光有限，自己是因为爱读书，才吃这行饭。但评职称这种游戏实在玩不起，索性退出竞争，把机会留给那些塞得起五千块的兄弟姐妹吧。
如今，为了应对经济上的生存压力，我只有多接点校外的活儿。好在上海机会多，肯努力总有钱赚，回老家买房能付首期了，还可用上专业知识，不会像有的专家、博导，理论“研究过深”，应用技能全无。
教完课，我也不用操心拉帮结派、拜码头、立山头、打压这个、捧红那个的学术政治。爱看啥书看啥书，假期花自己的辛苦钱旅游，而不是用“科研考察经费”，心里也安生。
2015年6月24日，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人大”）了“全面深化博士生教育综合改革”方案。该方案中的“在职博士生比例在10%以下”和“减少兼职导师数量”两条规定引起广泛关注，而方案的其他内容，几乎被舆论忽略。
朱奇盛突然发现，自己“想读书”这个简单意愿的“正义性”，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质疑。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就连我这个只管一小撮事儿的处长，想毕业都这么难了，高官（毕业）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嘛！”朱奇盛说。
记者梳理发现，近10年来，已有十多所高校先后开始限制在职博士招录数量。而几乎所有鼓励培养在职博士的官方政策，也都止步于e二十世纪。
究竟从什么时候起，在职博士与兼职博导变成了遭人诟病的角色？而简单地将博士教育改革的板子打在“在职博士”与“兼职博导”的头上，真的就合适？
在职博士的“难产”
区分在职博士的关键因素，是人事档案与工资关系是否留在原单位。大多数在职博士的学习方式是非脱产的，即“边工作边学习”。从就业形式上看，在职博士属于“定向就业博士生”，即毕业后仍回到原单位工作。除此之外，在职博士与其他非定向博士无异。
半个身子探入大学校园，却想摘得高等教育的最高学位，更像是不少在职博士的算盘。
1981年11月26日，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共151个，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点812个，博士生导师1155人。30年来，全国博士学位授予数逐年扩张。201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迄今共培养50多万名博士，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
随着博士体量的增大，在职博士随之壮大，通常分布在二三线城市的普通高校及受官员、企业老板偏爱的人文社科类专业。
据多位受访的高校博导表示，高校教师与公务员，是在职博士中最常见的两个群体。
“能够把必修课上完，就已经很不错了。”大多数高校要求他们用一年时间上课，其余时间完成博士论文。“10万字以上的论文，今天写明天放下，很难写完。”据称，他一位师兄的论文一拖就是八年。
而能否严格把关，导师间因人而异。河北大学一名不愿具名的教授多年前也曾带过在职博士，是一个地方的科级干部。而带过这一个之后，他断然回绝了所有的官员读博请求，“不敢带了，免得麻烦”。
“官老爷难伺候。”他回忆称，当年为了照顾“官老爷”，学院将周三、四的课程特意调到了周末，自己还亲自操刀，改“官老爷”的论文，“把脸都熬得蜡黄蜡黄的”，才勉强通过了。“论文肯定是他自己写的，不是，因为水平实在是……”
在这位博导看来，“带官老爷”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我虽然带着他，但他的学识、价值观方面也没有多大的提高，我带他干嘛？”
这种把关不严的现象近年来有所好转。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介绍，以其所在院系为例，目前所采取的导师组制度，一个导师已无法决定博士的命运，也因为把关正在变严，在职博士顺利毕业变得更加困难。
招生政策 从松到紧
产出低，把关难，是高校在职博士教育当下面临的最大问题。而最为社会所诟病的，是“官员读博士”。
许多官员的高学历以在职方式获得，已成不争的事实。多名拥有在职博士学位的高官落马，更是引发了一次次的舆论地震。
南京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季建业，党校干部班学员出身，却于2006年拿到苏州大学在职博士学位证。2008年被的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在北京工作的同时，两年内在位于成都的西南财经大学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
而回顾中国博士教育的30多年历史，在职博士一度还是被提倡的、适应发展需要的“先进制度”。
“在职博士”这一概念由教育部于1982年首次正式提出。此后，对于“在职博士”，“鼓励、鼓励、再鼓励”的基调维持了10年。
1987年，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再次下发通知，明确要求“今年各研究生院录取具有实践经验的优秀在职人员的比例应高于去年”。
直至1992年12月8日，在原国家教委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一份纲领性文件――《关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中，鼓励在职人员攻读硕博，已被提上了研究生教育的整体方针，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国家层面上的在职博士招录政策，始终停留在它曾经辉煌的顶点，激昂的鼓励政策再也没有出现。
而就在此时，在职博士开始受到公众质疑，各高校开始逐步收紧在职博士的招生规模。
最早宣布“不再招收在职博士生”的是北京大学的经济学院、光华管理学院。2003年，时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厉以宁表示：“无论是什么地方的副市长或者企业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都要顶住压力，不招收在职博士生。”
此后，南开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相继控制在职博士比例，甚至彻底关闭了在职博士的入口。
记者梳理39所985高校2015年的博士生招生章程发现，其中5所高校明确规定“不招收”或“原则上不招收”不能全脱产学习的在职博士;13所控制了在职博士比例;3所虽未明确比例，但规定了如“每位导师最多招收一名”的限制条件;其余18所既无明确比例，也无限制规定。
负责多年研究生工作的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石义彬教授表示，近年来该校招收的在职博士，尤其是官员博士数量已在大幅下降，基本上一个专业仅招收两至三人，或者不招。
“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产出不够。”石义彬称，由于在职人员，尤其是官员、干部，没有时间和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基本都“读不下去”，“十个里面有五六个都不出来”。
看守“看门人”
据多名受访者介绍，兼职博导的问题也仍然出在把关上，尤其是“官员任博导”难以免于责难。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一些部委与部属高校联合办学，高等教育进入大发展阶段，到高校兼职的官员也逐渐增多，并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吴晓求表示，此次改革中取消兼职博导资格的，包括一些正部级和副部级官员，兼职博导已从150人左右减至100人左右。
兼职博导并不仅指“官员博导”，一位博士生导师受聘在多所高校招收博士生，在国内和国际都比较常见，也属于“兼职博导”的一种。
我国的博士生学术训练多半采取单一导师制，很大程度上，导师对博士生的学术命运有着“生杀大权”，是博士学位的“看门人”，因此也流传着“硕士看专业，博士看导师”的说法。
鉴于导师地位之重，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后、中国世界经济学学会理事王福重称，最关键的问题在于“社会兼职人士哪来的精力带学生”？
王福重曾目睹一位部长身份的兼职博导来学校“视察”，“大家就陪着，毕恭毕敬的，其实他指导的学生从来没见过”。论文答辩时，一旁的老师介绍称，“部长，这就是您指导的博士，您跟他合个影吧”，才算是认识了。
但不能排除这是“两情相悦”的双向选择结果。“现在的学生，特别是报博士的，功利性明显。”中山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展江表示，不少学生看中导师背后的资源。
就连“博士生导师”这一教授级别本身，也受到多名教授的质疑。
继古滕贝格之后，他们的最新目标是欧洲自民党联盟副主席希尔瓦娜·科克梅瑞，她与古滕贝格都是默克尔的政治盟友。对此，“纠剽猎手”表示，他们的行动绝非出于政治动机，只为保证德国博士论文的信誉。本版文字 真水
两个月前，德国两名大学教授在《法学批评》杂志就古滕贝格在拜罗伊特大学提交的博士评论称，该论文不仅水平“一般”，而且有多处抄袭。一石激起千层浪，在随后的14天里，许多德国网民自发加入了“剽窃纠察队”，寻找古滕贝格论文中涉嫌抄袭的蛛丝马迹。
网站用数据图表说话
他们把找到的证据汇集到“维基纠剽”网站，用数据和图表量化显示论文的抄袭程度。2月18日，古滕贝格举行记者会，承认他的博士论文中有“错误”，表示“真诚的遗憾”，并宣布“暂时放弃”法学博士头衔。此后，他彻底从公众视线中消失。3月1日，迫于剽窃风波的压力，他宣布从默克尔的内阁中辞职。
为目标人物组“纠察队”
古滕贝格辞职了，但“纠剽猎手”没有停止行动。在过去两周里，大约有10~20人正在仔细审读重量级自由民主党美女政客希尔瓦娜·科克梅瑞的博士论文，她身兼欧洲议会议员和欧洲自民党联盟副主席等职位，还是德国总理默克尔政治联盟的成员。目前，海德堡大学正在查证对希尔瓦娜博士论文造假的举报，据悉，她2000年完成论文《介于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历史货币联盟》，并因此获得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
在希尔瓦娜之前，“纠剽猎手”还发现律师维罗尼卡·萨斯的论文有剽窃嫌疑，此人是前巴伐利亚州州长艾德蒙·施托伊伯尔的女儿。在网站“维基纠剽”，网民就某个纠察对象组成一个团队，团队名称通常以纠察对象的名字加上后缀“Plag”(剽窃Plagiarism的缩写)。
纠剽只为挽救
德国学术声誉
“维基纠剽”网站介绍中表示，“纠剽猎手”的行为没有任何政治目的，也不是针对任何人发起的毁谤和攻击，纯粹只是为了“保证德国博士学位的信誉”。
“维基纠剽”的发言人称，大部分活跃在网站上的“纠剽猎手”希望保持匿名身份，组员之间往往只知道对方的网名。这些“猎手”有的是博士学位持有者，有的是大学教授，经常把纠察到的剽窃论文公布给媒体。
他们发现，自民党美女政客希尔瓦娜201页的博士论文中，有25%的内容涉嫌剽窃，使用了大段其它作品的说明性文字。“维基纠剽”网站已经向为希尔瓦娜颁发博士学位的海德堡大学投诉，希望他们尽快核实情况。而希尔瓦娜至今未回应论文抄袭的指责。
人物故事
看不惯学生抄袭
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教授的职业权力本来保留的就不多了。但是，在近20年中，教授则逐步沦为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看客。这一过程，里程碑式的步骤有以下几个：
一是以SCI收录论文数量评价教育机构和大学教师的职业成就。这一过程成为主导完成于上世纪90年代中叶，也就是211计划启动的前后。这一评价模式，把资深教授的职业意见排除于职称晋升和学术评价之外。
至此，中国大学剥夺了教授对年轻教师提拔和晋升的发言权。
二是以数量作为博士论文申请的依据，剥夺了教授推荐博士学位的权力。这个里程碑式的变化，在大学里的完成年代基本与985计划的启动时间相合。
三是在211工程和985计划启动的时间段，相当多的大学完成了另外两个步骤，一个是博士论文的盲审，导师退出博士生的答辩委员会；一个是取消了导师建议博士学位论文评审人的权利，取消了导师对博士生论文质量评定的参与权。
至此，中国大学剥夺了教授对博士生论文质量的监督权，同时也剥夺了对博士论文的指导权。
四是最近3～5年，这一过程还没有完成，相当多的大学和学院，开始规定硕士生授予学位，必须以公开作为依据。这一要求正在推广到所有大学和学院。完成以后，中国的大学就几乎完全剥夺了教授对硕士论文的质量控制和对硕士生论文的发言权。
五是大概在5年以前，中国的大学开始对新入学的硕士生贴上标签：“专硕”和“学硕”，或者表达为“专业型硕士”和“学术型硕士”，有时也被称为“工程硕士”和“专业硕士”。这两个概念十分费解，不少教授有疑问。大学里设置的专业本来就是“专业”，攻读同一专业的“专硕”和“学硕”怎么区分？直接的、唯一的区分就是“专硕”只能以硕士毕业，不能转博士生。“学硕”则可以走到博士毕业。
这一区分的根本含义，是剥夺了教授对低年级研究生的职业发展进行指导、建议的职业权力。
这些年，经常有欧美同行教授来华访问，或者专程来参加联合培养博士生的答辩。第一个问题总是问担任导师的相关教授：“你怎么不是答辩委员会委员？”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
论坛集聚了来自全国15所培养教育博士高校的老师和学生。大家认真聆听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孙也刚同志和其他领导老师的专题报告后，论坛就交给了教育博士们。在读博士们畅谈自己的工作、学习、生活，谈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构想、设计等，老师给我们做了深刻点评。整个论坛精彩纷呈，大家在精神家园里畅游，收获颇丰。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来自杭州市源清中学的阙仁镇老师。他是一位高中历史教师，也是浙江大学的2010级在读教育博士生，他与我们交流的是"聚焦目标的努力--学位论文写作过程的点滴体会"。他说到读博的困惑和纠结，不少人问他中学教育需要博士吗？拿到博士学位后能增加工资吗？能提升职称吗？能提职吗？似乎都不能，那干嘛花十来万，费劲辛苦读博呢。然而，他又说值得欣慰的是通过读博，在工作上找到了感觉，利用自己的各种优势，结合导师学术的专长，他做了"高中历史课程数字化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为此发表了很有价值的论文。他最后略显无奈地说，尽管学校对他的读博非常支持，读书期间没有安排他带高三，没有担任班主任，但是，他的现实困惑是：当自己拿到博士学位后是不是再到学校接着当班主任、担任高三毕业班的课程，应对繁杂的日常教学工作，又回到原来的生活状态？走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那么自己所学的这一切有何意思呢？
对于他的想法和观点，我深有感触，毕竟我们都是来自基础教育一线的教育工作者，自己的教育工作也近三十个年头，还担任了一所重点中学的副校长，取得不少教育教学业绩。人到中年，可在大树下乘凉啦。在2011年，我考上北师大的教育博士后，一点也高兴不起来，除了一笔不菲的学费外，更重要的是来自外在的压力，许多人都不明白那么大年纪还去讨这份罪受，自己也时常被课程论文，特别是学位论文折磨着。在内心深处，我明白读博意味着什么，别指望你读博，像邻居孩子考上重点大学一样的光荣和值得骄傲。在中学，职称、工资或者升职什么的，和博士学位关系都不大。今年我市新晋升的几位中学正高教师，也没见多少学术成果，更不用说专著。
从实用主义价值观的角度来看，读博意义真不大，那么我最终还是选择了读博。对阙仁镇老师做点评的厦门大学别敦荣教授说得非常好，读完博士后并非一定要到高校或研究机构做理论研究，而是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利用对教育规律的科学认识，用科学的思维和方法把原来的教育工作做得更好。
事物各有利弊，正如硬币都有正面和反面一样的道理。结合自己的经验，换一个看问题的视角，读博同样意义非凡。
首先，很好地缓解职业倦怠感。人到中年，伴随着工作的专业化和熟练化，也逐渐产生了职业的倦怠，对工作的执着和热情逐渐消退，以往的教学目标或人生目标都变得熟视，大家开始关注健康、养生等问题，甚至思考退休后的生活，开始对年轻教师高谈自己过去的辉煌。读博让我又有了新的人生规划和新工作的目标，新的追求，又有了工作的新动力。重新站在另一个高度和平台思考教育，追求教育的本质，重新焕发对教育的热情。
其次，有力地促进教师专业的发展。时下，我们对教师要求最多的是如何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教师专业发展的路径很多，而通过学历的提升是一条最有效的路径。通过攻读教育博士，可以用科学方法研究和解决教育领域的高层次实际工作问题，培养专家型教师和教育家。
211工程学校才有经费 211工程已经进行了十多年，北大、清华未成为世界名校，拿了钱的地方院校也无甚大作为，倒是造就了中国大学高校盲目的合并热潮。“211工程”更像是个荣誉称号，让人们有个模糊而天真的认识：大概国家砸大钱的大学该是好大学。广东省的人大代表在审议2010年教育厅的预算时发现，华南师范大学和五邑大学的在校生人数接近，华南师大的预算开支是9.71亿，而五邑大学仅为0.17亿元。因为前者是211工程的名校。有侧重的扶持造成了教育资源分配的失衡，教育公正在
博士率100％ 某大学规定1958年之后出生的教师必须有博士学位，因为学校在2017年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在1958年之前出生的都退休了，教师的博士率可以达到10096，然后就能“世界一流”了。这是大学“博士情结”的荒诞表现。另外，作为指导博士的老师，博导在社会影响或者学术地位方面明显高于教授。但是博导学问真的是在教授之上吗?女儿钱瑗是博导，父亲钱锺书是教授，但是并不意味着钱锺书的学问就在钱媛之下。
学术行政化 将部属高校教师分为13级，并与收入挂钩。在评选标准中，资历、头衔、工龄占了最大的比重，于是教授评级就变成了论资排辈，往往最终的结果是谁的官大就代表学问大。在学术面前，本来就有一个发言权的潜规则。院士、校职称评审委员会成员、学术委员会成员、博导、教授由高到底，再将教授分为三六九等，让学术行政化更加无微不至。
一切以SCI为标准 2009年，井冈山大学在SCI收录的杂志“Acta Crystallographica Section E”发表的70篇文章被爆出有造假行为，被一次性撤销。高校通过统计SCI论文数量评定职称，学校管理层通过统计SCI论文来“抓科研”，彰显自己的工作业绩，才会出现有人仅用几十字的会议摘要在SCI收录杂志刊登，并获得职称提升的怪现象。
不久前，德国两名大学教授在《法学批评》杂志就古滕贝格在拜罗伊特大学提交的博士评论称，该论文不仅水平“一般”，而且有多处抄袭。
［中图分类号］G42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95-3283（2012）03-000-02
一、引言
据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我国设置独立高职院校达1215所，在校生964.8万人，招生人数313万人，与本科院校招生规模大体相当，高等职业教育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占有重要位置。仅就数量而言高职教育已能基本满足社会需要，然而在质量上却未能尽如人意。究其原因，高职学生过多地将时间与精力放在专升本等提高学历层次的学习上而忽视了在校课程的学习。这一点在高职学生的学习时间分配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高职学生尤其是毕业班学生，上课时钻研专升本教材，课余时间突击专升本习题，而仅仅将在校课程学习当作获取毕业证的途径，致使学生对专科层次基础知识掌握不牢，同时造成其专升本课程的学习效果不佳，进而严重影响高职教育的质量。本文拟运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根据不同的假设条件，寻求在校课程与专升本课程在学习时间上的最佳分配方案。
二、理论综述
要运用博弈论方法分析高职学生在校课程与专升本课程的学习时间分配，首先应明确相关理论。
（一）占优策略
每一个博弈中的企业通常都不止拥有一个竞争策略，其所有策略的集合构成了该企业的策略集。在企业各自的策略集中，一个参与人的最优战略不依赖于其他参与人的策略选择，即不论其他参与人选择什么策略，他的最优策略是惟一的，则称其为占优策略（Dominant Strategy），与之相对的其他策略为劣势策略。
（二）纳什均衡
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又称为非合作博弈均衡，是博弈论中最常见的均衡之一。用语言表述为：假定有n个人参与博弈，给定其他人战略的条件下，每个人选择自己的最优战略（个人最优战略可能依赖于也可能不依赖于其他人的战略），所有参与人选择的战略一起构成的一个战略组合（Strategy Profile）。纳什均衡指的是这样一种战略组合，这种战略组合由所有参与人最优战略组成。即在给定别人战略的情况下，没有人有足够理由打破这种均衡。从实质上说这是一种非合作博弈状态。
（三）混合战略
如果一个战略规定参与人在给定信息情况下以某种概率分布随机地选择不同的行动，称该战略为混合战略（Mixed Strategy）。具体定义为：在n位参与人博弈的战略表述G＝{S1，…，Sn，u1，…，un}中，假定参与人i有K个纯战略：Si＝{Sil，…，SiK}，那么，概率分别为δi＝（δi1，…，δik）称为i的一个混合战略，这里δik＝δ（Sik）是i选择Sik的概率，对于所有的k＝1，…，K，0≤δik≤1，有K1δik＝1。
三、高职学生在校课程与专升本课程学习时间的博弈分析
（一）博弈分析
对于高职学生在校课程与专升本课程学习时间上的博弈，在不同的假定下会有不同的结果。下面的各个模型均为建立在局中人理性的假设条件下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
1.建立高职学生学习时间博弈矩阵一
高职学生在校课程与专升本课程学习时间的博弈结果与两种策略存在的收益现值差异息息相关。假定有A、B两个高职学生（可以将这两个学生作为全部高职学生分成的两个部分），他们都面临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在校课程学习（以下简称“在校课程”）还是专升本课程的学习（以下简称“专升本”）两个策略的选择。现在有三种选择：
方案一：博弈双方都仅专注于在校课程，则高职学生普遍学历层次提高较慢，这势必对他们未来的求职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假定收益现值为1.5个单位。
方案二：博弈双方都将全部时间用于专升本课程的学习。这将直接导致专科阶段基础知识不牢，而且如果专升本人数众多且水平相当，必然会加剧竞争，专升本考试通过率将大幅降低。即使最终通过考试，毕业后求职的压力仍会很大。考虑到上述因素，博弈双方只能获得2.0个单位的收益现值（之所以比都专注于在校课程时的收益现值略有上升，是考虑到学历层次的提高使得求职时略优于以高职学历直接求职等现实因素）。
方案三：博弈双方的其中一方专攻专升本课程，而另一方专攻在校课程，则前者由于专升本考试成功率增大使毕业后求职的压力也减轻，可获得3.0个单位收益现值；而后者也会因为对方的选择使得获得相对理想一点的工作岗位的机率上升，相应地也减轻了工作压力，可获得1.8个单位的收益现值。
图1表示的即是A、B双方在每一策略下的博弈矩阵。从这一博弈矩阵得到的结论是：在收益现值的影响下，双方从自身利益出发，博弈的结果只能是（专升本，专升本），即大家最终都会选择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专升本的学习上。可见这一结果极不理想。因为这会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在对本届毕业生就业率造成负面影响的同时也会对下一届高校毕业生就业产生巨大压力。
2.建立高职学生学习时间博弈矩阵二
如果修改假定条件1，选择（专升本，专升本）的收益现值比选择（在校课程，在校课程）的收益现值（1.5，1.5）还要低，只有（1.4，1.4）。这一假定的根据是学费逐年递增，考试制度逐步改革，专升本的会计成本与机会成本也会不断提高。由于未能较好掌握在校课程，相应地增加了专升本学习时间。如果博弈一方选择专注于专升本课程而另一方选择专注于在校课程，由于竞争压力降低，则专注于专升本课程一方会获得较高的收益，假定现值为1.6个单位，而仅专注于在校课程的一方可能会因为毕业院校知名度不高而获得相对低一点的收益，假定现值为1.2个单位，具体如图2所示：
分析该博弈的均衡可以发现：博弈双方A与B都有占优策略即专升本，最终使得（专升本，专升本）成为上策均衡。尽管从图2可知，（在校课程，在校课程）策略的收益现值高于（专升本，专升本），但由于博弈的A、B双方都将注意力放在1.4与1.2的比较上，单方面改变策略，导致（在校课程，在校课程）策略不能构成纳什均衡。博弈矩阵二清楚地显示了若博弈双方都只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自己认为的最优策略，最终将陷入“囚徒困境”。
（二）博弈结果分析
通过上述博弈模型的分析发现，各模型的博弈结果均不理想：
首先，博弈矩阵一的结果是不理想的。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专升本的收益现值过高。要避免这种情形，只需降低专升本学习在毕业后所显见的实际收益水平。国家和用人单位可以制定政策，缩小本、专科毕业生的收入水平差距，从而使两者收益现值大体相当。则图1的博弈模型相应地可改为图3：
图3的博弈模型结果以（专升本，在校课程）和（在校课程，专升本）为纳什均衡。通过计算发现，混合战略均衡为博弈双方以（1/6，5/6）的概率选择（专升本，在校课程），基本达到理想目标。同时，不同水平毕业生的收益差距可以通过“后发效应”体现。
其次，博弈矩阵二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模型。要走出困境，可以增加“奖励矩阵”来改变博弈双方的收益结构。如图4所示的奖励矩阵，将每个选择专注于在校课程学习的高职学生的收益现值统一增加了0.5个单位：
这样，博弈矩阵就改变成如图5的形式：
通过增加奖励矩阵，博弈均衡变成了（在校课程，在校课程），但使求职压力加大，降低了高职学生提高学历层次的积极性。因此，需要国家政策的正确引导，使得（在校课程，在校课程）的收益现值和（专升本，专升本）的收益现值相当，而选择（专升本，在校课程）策略或（在校课程，专升本）策略的收益现值比都在校课程学习或仅专注于专升本学习时要高，从而促使高职学生走出囚徒困境，将主要时间和精力用于在校课程的学习，同时利用课余时间进行专升本课程学习。
四、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较理想的博弈均衡是高职学生将主要时间用于在校课程的学习，利用课余时间进行专升本课程学习。然而，受社会传统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少数用人单位过分强调“人才高消费”思想的制约，加上部分高职院校缺乏有效就业指导机制的正确引导，许多高职学生在认识上仍存在一定的偏差，盲目追求本科学历，在专升本课程的学习上花费了过多的时间与精力。鉴于此，要实现上文的博弈均衡，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一方面，社会应为高职院校毕业生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用人单位应当重视毕业生整体素质而不仅仅是一纸文凭，使广大毕业生认识到即便是从高职院校毕业，也拥有平等的竞争机会；另一方面，学校等教育机构应给予高职毕业生正确引导，帮助他们走出“高学历是美好未来的惟一解”的误区；同时，高职学生也应转变观念，调整心态，注重自身素质的培养，合理安排在校课程学习与专升本学习的时间以更好地践行国家的人才培养计划并使高职学生的未来发展道路更加光明。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推动公办职业学校办学体制改革与创新。公办职业学校要积极吸纳民间资本和境外资金，探索以公有制为主导、产权明晰、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办学体制。推动公办职业学校资源整合和重组，走规模化、集团化、连锁化办学的路子。”因此，一些先进的管理手段和企业组织形式被借鉴到职业教育领域，一种新的职业教育管理模式——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应运而生。在2011年8月29日，根据《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省级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辽政办发[2011]7号）精神，经与省财政厅沟通，决定启动辽宁省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建设项目。
职教集团是一个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充斥着复杂多样的利益关系和利益冲突，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支持是职教集团发展的关键，职教集团利益诉求的行为研究是一种合作博弈模型。职教集团要高度重视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根据利益诉求方的合作博弈，来制定相关的合作剩余策略。合作博弈强调的是效率、公平、公正，博弈方的利益都有所增加，或者至少是一方的利益增加，而另一方的利益不受损害，即整个职教集团的利益能够有所增加。由于利益分配是制约职教集团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矛盾，因此，辽宁省职教集团利益诉求方的合作博弈分析就具有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1 辽宁省职教集团利益诉求方的主要矛盾
1.1 职教集团内部契约的执行缺乏有效保障
日前，辽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沈阳铁路机械学校、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已向省政府递交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建设项目。辽宁省各职教集团牵头院校要与职教集团的成员院校、行业企业、产业园区等单位加强协调，研究确定相关工作，认真填写任务书。职教集团形成了院校之间、校企之间的互补型纽带，在结合方式上，以契约或资产为纽带，其行为主要受制于契约章程。然而，辽宁省职教集团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各成员单位的凝聚力不强、校企参与的积极性不高、职教集团内各成员单位实现共赢的模式还没有形成等问题，即内部契约的执行缺乏有效保障。职教集团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多以情感、信任、契约为联系纽带，所以，其运作的过程必然暴露出一些矛盾性问题。
1.2 职教集团成员方的行为决策不协调问题
即使职教集团内部契约的执行能够得到有效保障，由于职教集团成员方的行为决策不协调问题，职教集团也难以形成“1+1>2”的协同效应。职教集团内部的成员方往往沟通不充分，合作不紧密，信息不对称将导致人才供求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即职教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清晰，这样的办学难以形成职教集团的人才培养特色。由于职教集团成员方都在追逐自身的内部协同效应，而并不顾虑自身以外的集团协同效应，这就势必造成职教集团成员方的行为决策不协调问题。尤其对于成员方的职业院校而言，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其本质动机，然而，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非理就会破坏职教集团的长期协同效应。另外，成员方的行为决策不协调问题也会阻碍职教集团的合作办学、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效应。
1.3 职教集团的合作剩余及竞争剩余问题
职教集团的合作剩余及竞争剩余问题同样是困扰辽宁省职教集团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矛盾，合作剩余是指合作者通过合作所得到的纯收益与不合作或竞争所能得到的纯收益之间的差额，竞争剩余是指优胜劣汰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与革新（完全竞争是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必要条件）。合作剩余是通过职教集团的信守契约来形成的，即“次优均衡”收益与“三优（纳什）均衡”收益之差，而竞争剩余来自针锋相对的博弈策略（最优均衡）。职教集团成员方在充满矛盾的斗争中进行决策，究竟是采取合作的策略，还是针锋相对的竞争策略？由于职教集团是一种非产权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职教集团成员方往往是偶尔采取合作博弈策略，偶尔采取竞争博弈策略，因此，这种不稳定的策略选择将导致职教集团既得不到合作剩余，也得不到竞争剩余。
2 辽宁省职教集团利益诉求方的合作博弈
2.1 职教集团利益诉求的默契合作博弈
默契合作博弈策略的“合作”是指局中人采取某种讨价还价的结果，可以预期每个局中人都应该按照讨价还价策略来行动，以满足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准则。重复博弈被广泛地运用于默契博弈合作策略的研究，重复博弈属于动态博弈的范畴，其中每次博弈称作“阶段博弈”，阶段博弈之间没有物质上的联系，即后一阶段博弈的结构并不因前一阶段博弈而改变。在某种程度上，职教集团可以说是一个自律性的组织（信息对称），内部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契约规则，因此，默契合作博弈在职教集团利益诉求中广泛地存在。在默契合作博弈策略中，假设职教集团是纳什均衡点的集合，无论对方的策略选择如何，当事人一方都会选择某个确定的策略，则该策略被称作支配性策略。如果合作博弈的当事人的策略组合分别构成各自的支配性策略，那么这个组合就被定义为纳什均衡（不唯一）。纳什均衡并不意味着博弈方都处于静止的状态，在顺序博弈中，这个均衡是在博弈者连续的动作与反应中达成的，它也不意味着博弈方达到了一个整体的最优状态。
2.2 职教集团利益诉求的明确合作博弈
明确合作策略是指寡头厂商通过公开或秘密的契约来协调行为以使合作组织利润最大化的一种行为。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每个成员都知道与其他企业接触时会确定的协议，并且能够及时发现欺骗行为并加以惩罚，因此，合作博弈就无需明确地合谋。由于现实中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是广泛存在的，削价被竞争对手滞后才观察到，从而背叛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在很多情况下，职教集团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明确合作博弈的主体，职教集团仅仅依靠默契合作是不够的，而明确合作博弈策略就是解决寡头合作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对于合作博弈，局中人之间可以相互协商，共同采取使全体都有利的策略，如果某些局中人对采取某些特定策略不满意，可以事先订立契约，以便共同采取的策略使合作体的利益达到最大。职教集团合作博弈存在的两个基本条件是整体收益大于其每个成员单独经营的收益之合，对成员内部而言，应存在帕累托改进的分配规则。
2.3 职教集团合作博弈的利益分配
合作博弈的数学定义是：设有个局中人N={1，2，3……n}进行博弈，所谓一个合作体就是一个非空子集，为方便起见，有时称空集也是一个合作体，个局中人共能形成2个合作体。个人合作博弈记为 =[， ]，上的特征函数是定义在 2上的实值函数，满足3-1式。当所有个局中人均参与合作时，={1，2，……}为最大的一个合作体，记（）为最大的合作收益，依据各局中人给合作体带来的贡献来分配（）。设为第个局中人从（）中获得的分配（ =1，2……）则有3-2式，然而分配通常与局中人编号的次序有关，如把局中人（ =1，2……）的编号改为（ =，……），则有新的分配方案（见3-3式）。对于局中人其它编号的次序均有对应的分配方案，由于个局中人编号的次序共有！种，所以对应的分配方案也有！种，为此取各局中人分配的平均值作为局中人的平均贡献，记（）为第个局中人的平均贡献，则有3-4式，其中 为由1，2…组成的所有级排列。（）=（（），（），…（））为合作人博弈的Shapley值，在职教集团合作博弈中，利用Shapley值法解决分配问题是一种比较公正、合理且行之有效的方法。
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基于“金融组织模式”的视角破解辽宁省职业教育集团发展问题研究（W2011152）
参考文献
[1] [美]罗杰B.迈尔森著.博弈论矛盾冲突分析[M].于寅，费剑平，译.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2] [美]冯·诺依曼，摩根斯顿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上、下册）[M].王文玉，王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