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控制有害生物的危害，是夺取作物高产的重要措施。近年来，随着各种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以及农田生态环境的变化，危害水稻生产的有害生物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如水稻白叶枯病和三化螟的危害大大减轻，而稻象甲、稻曲病以及水稻生长的中后期病害呈逐年加重的趋势，逐步成为影响我区水稻生产的主要有害生物。笔者根据多年的观察和研究，初步掌握了稻象甲的发生特点和综合治理措施，现介绍如下。
1稻象甲的危害
2000年以前，稻象甲在我区仅零星发生，未构成危害，一般农民也不了解稻象甲；2000年后，稻象甲才逐渐被农民所认识，不少农民在作物种植过程中曾经深受其害。
（1）高梁育苗缺苗一半。2000年施桥镇旗杆村与安徽迎驾集团签定高梁种植合同。播种育苗后疏于管理，稻象甲防治不及时，10hm2种植计划，移栽5hm2，仅占合同生产任务的50%。
（2）早稻减产30%。2003年施桥镇金斗村桑朝阳户，1700m2双季早稻，抽穗扬花后，发现上部叶片叶尖逐渐发黄、早衰，谷粒不饱满，提前收割后减产约30%。农户不知原因，农技人员现场拔起稻桩检查，确认是稻象甲幼虫为害。
（3）育秧田受稻象甲为害，造成缺苗空田或迟栽改种，影响茬口和收成。
（4）直播田受稻象甲为害，基本苗不足，生育期推迟，危害严重田块翻耕补种、延误农时。2007年施桥镇河口村久户0.23hm2杂交中稻减产达1000kg以上。
（5）玉米苗期受稻象甲为害后，造成缺苗或迟发，整齐度下降，成熟期推迟，减少产量。
2发生特点及为害症状
2.1发生特点
稻象甲又称稻象鼻虫、稻象虫，属鞘翅目象甲科异型亚科，不仅为害水稻，还能取食小麦、玉米、高梁、油菜以及稗草等多种作物和杂草。成虫咬食叶片，幼虫为害新根，以丘陵山区为害较重。我区1年发生1代，多以成虫在稻花、土缝、田边、杂草上越冬，4月中旬前后相继为害各种农作物。
2.2为害症状
稻象甲成虫以管状喙咬食水稻秧苗心叶，抽出后形成一排小孔，被咬稻叶易折断，漂浮水面，水稻分蘖后为害逐渐减轻，玉米、高梁幼苗为害症状与水稻秧苗为害症状相似。稻象甲幼虫为害水稻新根，被害稻株叶尖发黄，叶片枯死，严重时整丛枯死，稻穗不能抽出或形成秕谷，甚至成片枯死。
3稻象甲近年来为害加重原因分析
（1）全球气候变暖。我区冬季气温升高，有利于稻象甲越冬，越冬虫量增大。
（2）适宜越冬及栖息的场所增加。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燃料多样化、农机替代耕牛以及种植结构、耕作方式等变化，使整个农田生态环境变得更加有利于稻象甲的越冬和栖息。
（3）稻象甲食性杂。我区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农作物种类多，种植方式不一，给稻象甲提供了丰富的食料，对其生长发育及繁殖非常有利。
4综合治理措施
（1）清洁田园。通过铲草皮、割草或喷施除草剂等措施，破坏稻象甲越冬及栖息场所。
（2）午季作物收获后及时灌水翻耕，消灭部分虫源。
（3）水稻育秧田应尽量选择远离山坡、堤坎等杂草较多的虫源区，并相对集中育秧，减轻为害。
（4）适当推迟一季中稻播期，避开稻象甲为害高峰期，食源植物大量发生后，可以分散稻象甲为害；同时还可推迟水稻抽穗扬花期，避开7月下旬高温热害，增加结实率。
（5）喷撒农药时，不仅要对秧苗喷药，还要对秧田周围杂草喷药，能起到较好的杀灭和阻隔作用，对为害较重的田块，可增加用药次数。
（6）为提高农药的防治效果，可随药配用农田有机硅助剂“展透”，既增加叶片的农药附着率，又增加农药对害虫的渗透性。
（7）早中稻本田防治稻象甲可选用锐劲特、毒死蜱、三唑磷等，也可用有机磷和菊酯类农药混剂对水喷雾防治成虫取食叶片，拌毒土撒施防止幼虫为害水稻根部。
参考文献
[1]高成，郭书普.农业病虫草害防治大全[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一、问题的提出
信息技术的变迁给当今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发展、公民生活以及民主政治等方面，互联网络正在逐渐改变以往的生活和社会参与模式。对公共行政而言，由韦伯所推崇的“官僚制”范式在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向现代社会管理模式转型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广泛的质疑，“技术的变迁，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官僚制组织形式、形状、性质和活动规则等不得不发生改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的治道变革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兴起，新公共管理、管理主义、企业家政府等成为现时的流行话语。在这场变革的背后是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与政治的交叉研究，制度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构成了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结构功能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也正成为许多研究者的方向选择。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正对公共管理的技术、公共舆论的引导、公共活动的参与以及公共部门的形象等方面构成挑战。在治理不再局限于政府唯一主体的背景下，扩大公共治理的主体以及形式就成为现代公共管理的任务之一。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04年出版的《分散化的公共治理》一书就表明了公共治理的机构、权力主体等方面的一些国家在公共治理的实践。扩大或分散化的公共治理之所以受到普遍关注，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市场和政府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的能力缺陷促使了公共治理的普遍实施，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仅仅依靠市场或者政府的行政命令、手段难以实现社会资源配置利用的最优化，通过形式多样的公共治理可以弥补政府和市场在控制和协调公共资源方面的某些不足；另一方面，公民对公共政策回应性与参与性需求的提高，也要求政府管理从等级控制转向网络背景下的参与协作的方式。
二、公共领域与网络技术的应用
按照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的理解，公共领域指的是公共意见的形成场所，传媒(如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等)是作为公共领域的媒介而存在。其理论主张的是，现代市民社会应该把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认为市民社会主要应该由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同时强调它有社会整合功能和文化传播与再生产功能。而互联网的传播特征也充分体现了这一主张，强调了社会文化的公共领域性，同时强调社会整合功能和文化传播与再生产功能。
(一)网络技术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视公共治理模式的变革，已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全球性趋势。传统公共行政的权力运行方向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订和实施政策，对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与此不同，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公共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强调顾客导向和结果导向，主张以多元的、民主的、协作的行政模式管理公共事务。公共治理的实质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合法性认同基础上的合作。而互联网技术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延伸则为治理从思维层次上的概念向实践上的操作提供了可能。体现在：
1网络技术在社会生活领域的逐步推广使得越来越多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
2007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20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7年6月30日，我国网民总数达到1.6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12.3％。该报告还分析指出我国互联网的信息和沟通功能已被普遍使用。而早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郭良副研究员主持的《2003年中国12个城市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影响调查报告》的调查也表明：71.8％的网民和69.1％的非网民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通过互联网，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表达观点”；60.8％的网民和61.5％的非网民都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通过互联网，可能有机会评论政府的工作”；72.3％的网民和73.3％的非网民都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通过互联网，政府官员可能更多地了解群众的看法”。上述数据表明，超过半数的公民均具有比较强烈的公共参与愿望。正如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受大众媒体控制的公共领域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市民社会的载体提供机会，使他们能够与作为政治和经济入侵者的传媒力量对抗，使他们能够改变、创意性地拓宽和批判性地筛选受外界影响的价值、观点和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基于网络技术的互联网搭建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一种协调机制，重视和利用好这个机制，对集中民智民力，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2政府部门以及非政府部门在网络领域的技术应用亦不断成熟
大豆食心虫，又名大豆蛀荚蛾、豆荚虫等，属鳞翅目小卷蛾科。它食性单一，寄生植物种类较少，主要为害大豆，是黄淮夏大豆产区的主要害虫。它以幼虫蛀食大豆粒，造成出口破瓣，降低大豆产量和品质。近年来，随着大豆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其为害有逐年加重的趋势。据调查，大豆虫食率一般年份为15%～20%，严重年份达35%～40%。
1形态特征
成虫体长5～6mm，翅展12～14mm，暗褐色或黄褐色，雄蛾色较浅，腹末较钝，雌蛾腹末较尖。卵长约0.5mm，卵椭圆形，稍扁平略带光泽，初产时乳白色，后变桔黄色，孵化前呈橙褐色。老熟幼虫体长8～10mm，略呈圆筒形，鲜红色，非骨化部分淡黄或橙黄色。蛹体长约7mm，长纺锤形，红褐或黄褐色，羽化前呈黑褐色。
2发生规律
大豆食心虫1年发生1代，以老熟幼虫在豆田、晒场及附近土内做茧越冬，次年7月下旬越冬幼虫开始化蛹，成虫盛发期一般在8月中旬，8月下旬为产卵高峰期；9月初为幼虫蛀荚为害盛期，为害期20～30d；9月下旬以后，老熟幼虫由荚边缘穿孔脱荚入土越冬，待翌年再产卵孵化幼虫为害。
成虫飞翔力弱，一般晴天上午及中午隐蔽在豆棵下部，只有受到惊扰时才作短距离曲线飞行，午后3～4时开始活动，5～7时或日落前2h活动最盛，进入盛蛾期雌雄比近1：1，雌雄蛾常追逐飞行，在田间出现飞舞的蛾团，这时，也正是防治成虫适期。羽化成虫后5d即可交尾产卵，每头雌蛾产卵80～200粒。产卵期5d左右，卵主要散产于豆荚侧面的荚毛之间。一般每荚上产卵1粒，少数2粒，偶见3～4粒。成虫寿命8～10d，成虫产卵有一定的选择性，豆荚毛长而密的着卵量多，荚毛短而稀的着卵量少，豆棵上部的豆荚着卵量多，中部次之，下部很少。卵在日平均温度24℃、相对湿度80%左右，7～8d即可孵化成幼虫，从幼虫孵化到蛀入荚内有1～2d时间，这是防治幼虫的最佳时期。
大豆食心虫的发生与温度、湿度、降雨等气候因素有密切关系，成虫产卵最适温度是20～25℃，相对湿度95%。高温干燥和低温、多雨，都不利于成虫产卵。卵的正常发育最适温度是20～30℃，相对湿度70%～100%，如相对湿度低于40%，则卵孵化受到抑制。降雨直接影响土壤湿度，进而利于化蛹和羽化。一般土壤含水量在10%～30%之间都能正常化蛹和羽化，低于10%有不良影响，如果7～9月份雨量多，土壤湿度大，有利于化蛹和成虫出土，也有利于幼虫脱荚入土。少雨干旱则对其不利。若在成虫发生盛期连降大雨，则影响成虫活动，蛾量、卵量均减少。
3化学防治
3.1虫情测报
（1）蛾量调查。选择2块重茬豆田作为系统赶蛾调查田。在成虫发生期每天下午5时左右，每块田选100m2进行蛾量调查。查时用1m长的细棒轻拨豆株，目测点内起飞的蛾数。同时用捕虫网捕虫，记下成虫数量，捕到30～50头成虫时，统计雌雄蛾的数量。
（2）卵量调查。当蛾高峰日后的第4天（即产卵高峰日）在各试验田内逐块调查卵量。方法是5点取样，每点10株，每块田共查50株豆荚的全部卵量，再折算出每块试验田的当日百荚卵粒数。
3.2确定施药适期
防治适期确定应以虫情测报为根据。实践证明，只有抓住成虫盛期和幼虫蛀荚前进行施药，才能收到理想的防治效果。因此，药剂防治应抓住成虫盛发期和卵孵化盛期，把幼虫控制在蛀荚为害之前。
（1）根据豆田成虫羽化的高峰期来预测成虫发生盛期。从羽化高峰之日起往后推迟7d就是成虫发生盛期的开始，应该立即施药防治。
（2）当目测到豆田中成虫数量剧增后2～3d，也是成虫发生的高峰期，此时防治效果也很好。
（3）当目测到豆田中有成虫群聚交尾打团现象时，可以认定是施药适期。
（4）因为雄蛾比雌蛾羽化早，所以当雌、雄蛾比例接近1∶1时，也是施药防治成虫的最佳时期。
1热蒸发技术
热蒸发技术主要针对含盐量在4%（质量分数）左右或更高浓度的含盐废水进行蒸发浓缩的工艺，其特点主要表现在：①一般使用物理方法进行蒸发浓缩，有时可见化学法（焚烧、高级氧化等）；②废水处理量普遍不大，有的甚至很小；③处理成本和能耗普遍较高；④固废产生量大，成分复杂，无法有效回收再利用等。热蒸发技术主要有多效蒸发、机械压缩再蒸发、膜蒸馏等技术。（1）多效蒸发（MED）技术多效蒸发是让加热后的盐水在多个串联的蒸发器中蒸发，前一个蒸发器蒸发出来的蒸汽作为下一蒸发器的热源并冷凝成为淡水，每一蒸发器称作“一效”。一般情况下，循环蒸发器的串联个数（效数）在3~4个。根据工艺条件的不同，其工艺流程主要有并流法、逆流法、平流法、混流法四种。在废水处理上，多效蒸发主要适用于高盐份、高有机物含量废水的单独处理，同时配合膜技术实现全范围的“零排放”工艺。（2）机械压缩再蒸发（MVR）技术利用高能效蒸汽压缩机压缩蒸发系统产生的二次蒸汽，提高二次蒸汽的热焓，并将二次蒸汽导入原蒸发系统作为热源循环使用[4]。该技术大幅度降低了蒸发器生蒸汽的消耗量，补充的生蒸汽也仅用于系统热损失和进出料温差所需热焓的补充，节能效果相当于十效蒸发系统，是目前国际上应用较为广泛和先进的蒸发器技术。（3）膜蒸馏（MD）技术膜蒸馏是一种以蒸汽压差为推动力的新型分离技术，即通过冷、热侧相变过程，实现混合物分离或提纯。与传统蒸馏方法和其他膜分离技术相比，该技术具有运行压力低、运行温度低、分离效率高等优点，可充分利用太阳能、废热和余热等作为热源。根据膜下游侧冷凝方式的不同，膜蒸馏技术可划分为接触式、空气隙式、气扫式和真空膜蒸馏四种形式[5]。近些年来，膜蒸馏技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仍然存在着与膜分离技术相同的问题，如：膜污染、结垢堵塞等，应用领域还不是很广泛，可商业化运行的技术难题仍需进一步解决。
2膜分离与热蒸发组合技术
2以松材线虫为例阐述林业管理中虫害防治的具体措施
2.1清楚虫害的发生时期、发生规律和发生树种等，做好预防工作一般来说，松材线虫病多发于每年的5～10月，受温度影响，尤其是10月份是松材线虫病的高发期，被感染的松树普遍出现死亡的情况，当温度在25℃～30℃时，该病虫害的扩散会进一步加强，所以在林业管理的病虫害防治工作中，首先要清楚虫害的发生规律和具体演变过程，来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治理。
2.2加强对林业的动态监管建立信息控制系统来加强对林业的动态监督，对森林中出现的松材线虫病的具体发生情况，进行范围划分和精确定位，建立动态的监控点。每年该虫害病多发期时，对松树的病状情况进行统计和资料更新，监测虫害的扩散面积和具体的病死株数，建立监测报告制度，来实现对病区的动态监控，为预防措施的制定奠定基础。
2.3通过强化林区的管理，做到虫害病情的有效控制强化对虫病多发区的管理，主要目的是能有效地对病死数目移除过程的监督。因为病死林木中还潜藏着大量的虫卵和幼虫，是虫病再次发生的根源。病死林木属于林区所有者的财产，如果肆意进行买卖，就会造成病情的蔓延和进一步扩展，所以为了有效控制病源，防止病虫害的扩散，病死林木需要在管理部门的监督下做统一移除处理。因此，在管理中要严格把关对病木的处理，严禁病木非法流通运输。
2.4具体林业管理工作中做到分层管理，责任到人由于林业病虫害的防治工作涉及范围广，管理难度大，要做到有效的管理，就需要明确管理分工，做到每一项管理工作落实到个人，由各级领导进行责任分担，一级控制一级，一级管理一级，切实将虫害防治管理工作落实到位，避免责任推诿现象，切实做到对虫害病的有效预防。除此之外，还要加强对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培训，使他们具备较完备的虫害管理知识，真正发挥管理工作对森林资源的保护作用。
2.5加强对虫害防治技术的研究不断加强对生物防治措施、化学防治措施和物理防治措施技术的研究，来提高对虫害的预防能力，保护我国森林资源免受虫害。生物防治措施就是通过生物圈内的天敌来消灭虫害，不使用任何药物，对林区无任何污染，虽然过程漫长但是效果明显。物理防治措施指将化学药剂喷射或涂抹在病虫害发生的区域，来做到对虫害的控制和消灭，从而达到防治虫害的目的。化学防治措施是利用一些简单物理工具，比如电、热、光、辐射和微波等物理技术来达到对虫害防治的目的。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饵木和灯火来诱杀害虫。
温纳的技术评价和控制思想同时也建立在对其他流派思想认真反思的基础上。在这一过程中，温纳事实上重申了技术自主性和技术政治性思想的立场，或者说，以此为思想基础而彰显了其思想的独特性。1．对“适当技术”(appropriatetechnology)观念的批判“适当技术”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工业批判、现代化批判思想，它主张通过技术改造使技术更适合人的维度。“‘适当技术’如何说服那些曾经致力于技术和经济实践传统形式的研究的人们的?回答是:给他们更优秀的产品。”［为此，“适当技术”思想提出了许多技术创新的标准，如软技术必须符合生态环境，能源必须是再生资源，技术应该与当地文化、民主政治相容等。“适当技术”和“软技术”虽然表明人们对技术后果的广泛关注，但温纳认为，“西方哲学或人类的任何经验都无法显示能用简单的列表来安排善恶”［3］(72)。这不仅是因为有些标准是不可行的，而且那一系列作为善的技术标准之间也是相互矛盾的，人们最终对“什么是适当的”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同时，温纳通过技术自主性和内在地具有政治性的技术批判“适当技术”观念，他认为，“适当技术”即便在技术改造中考虑了政治因素，其考虑也是不彻底的，因为它没有注意到技术的隐形、内在的社会结构，忽略了有些技术是缺乏改造的灵活性问题。2．对“技术评估”思想的批判温纳揭示“技术风险评估”的保守性特性，他认为“它最终的结果是以维持免受社会限制的工业社会现状的方式，同时延误、复杂化或模糊当前面临的问题”［4］(139)。“技术评估”忽略了文化、人性方面的价值，只关心技术对人的健康、安全、环境等的影响。而且其最根本的缺陷在于把技术的副作用看做是第二位的，并认为这些副作用并不一定与正在讨论的技术本身有必然的联系，且副作用可以被消除而技术本身可以完整保留。温纳特别指出这种方法只是处理了“症状而未涉及其根源”［5］(11)。而由于技术自主性的特性，许多技术后果是技术本身运行的内在要求，是技术与生俱来的。3．对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家“新伦理”的批判人文主义哲学家总是提倡在意识领域内进行一次广泛的革命，进而在技术实践中采纳“新伦理”。温纳认为“新伦理”的致命缺陷在于“它们前进，好像整个工程是一个哲学工程———解决问题的特殊方法。但在阐明关于人、自然和存在的问题上，世界将不是一系列的难题，而是如果有区别的话，是一系列的疑问”［1］(133)。人们对“新伦理”的价值原则本身很难形成共同的、确定的判断，从而最终也无法用“新伦理”来改造技术。在对“技术评估”、“适当技术”和人文主义技术哲学三者的批判中，温纳认为人文主义技术哲学比前两者更加深刻。“技术评估”、“适当技术”思想作为功利主义多元论的方法，主张人们需要一系列的规范、标准以及执行人员来最大限度地实现技术的有益影响，限制不良后果。政治也被认为是规定、执行这些规范的过程。人文主义技术哲学的价值则基于对技术本身作为建立规则的力量而存在的认识上，从而与温纳的理论旨趣不谋而合。但与人文主义技术哲学有所不同的是，温纳力图克服关于人性、文化以及形而上学的种种假设，把技术认识、技术评价和控制建立在对技术现象进行直接的政治分析基础上。其结果是，技术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存在，不仅其政治性是技术评价的重要标准，而且技术本身也自然地进入政治所要引导和控制的领域。在一定意义上，对技术所做的政治控制也是对我们社会本身所做的政治引导。
从抽象向现实的回归:温纳关于技术评价和控制的主张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4-0030-06
如果说尤尔根・哈贝马斯(JargenHabermas)思想的丰富性会让这个时代的人钦佩不已，应该是毫不夸张的说法。因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中人们所关注和探讨的许多问题都与哈贝马斯的思想密切相关。其中，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论断更是独树一帜。这一论断，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学派中的独特地位；与此同时也体现了他非凡的理论勇气及其对人文精神的深切关怀，对学术界、理论界关注现实社会和重视人文精神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一、“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的理论源脉
20世纪的人类面临十分矛盾的处境。一方面，科学技术以及建立在科学技术之上的技术理性主义文化信念，在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推动人类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生存的面貌。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在为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正在悄悄地走向自律，走向异化，并开始成为独立的制约人类的统治力量。显而易见，技术理性孕育着内在的、深刻的文化危机。面对技术世界中人的生存困境，西方哲学界兴起了声势浩大的技术理性批判思潮。M・韦伯(MaxWeber)关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析、席美尔(GeorgSimmel)关于合理化与物化的批判、胡塞尔(EdmundHusserl)对实证主义的科学世界的批判以及存在主义关于技术世界中人的文化困境的剖析等等，构成了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技术理性的剖析和批判更为系统、深刻，更具代表性。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都是在否定的、批判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的，抑或可以说，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几代学者对意识形态分析和批判的视域不尽相同，但是，把意识形态看作是贬义的，是用来欺骗和控制大众的手段，却是他们的共同点。
霍克海默(M.Max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WiesengrundAdomo)的《启蒙的辩证法》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之一，在20世纪西方文化批判理论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正是在《启蒙的辩证法》中霍克海默系统地奠定了技术理性批判的基本范式。在霍克海默看来，在技术理性统治的世界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没有像启蒙精神所承诺的那样：是人可以自由选择的中性的工具；它可以增强人的本质力量，实现人的普遍自由；是注定要为人类造福的善的力量。相反，科学技术成为自律的、总体性的统治力量，这是一种比传统的政治统治力量更为强大的力量，甚至成为扼杀人的自由和个性的异化力量。他断言：“今天，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上的合理性本身。它具有自身异化的社会的强制性质。汽车、炸弹和电影，除非它们之中所含的因素表现出非法的力量，否则它们都会联结为一个整体。”不难看出，霍克海默认为启蒙精神的演化历程无疑是一种悲剧性的辩证法，用他的话来讲就是“从进步思想作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显然，霍克海默用“启蒙的辩证法”这一范畴对现代社会中技术理性对人的统治及其所导致的后果进行了非常激进的批判。与此同时，他还通过对“文化工业”这一重要概念的分析，深刻地揭示出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异己力量的消极功能。他指出，文化工业是凭借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大众传媒技术大规模地复制传播商品化了的、非创造性的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这种娱乐工业借助科学技术手段，以独特的大众传播媒介，操纵物化的、虚假的文化，成为束缚意识的工具，并以较之以前更为巧妙有效的方法，即通过娱乐来欺骗大众、奴役和统治人。至此，科学技术以大众文化为载体，履行了意识形态的职能，霍克海默指出，“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评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后者之所以也复如是，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说它是意识形态的，并不是说它的参与者们不关心纯粹真理。任何一种掩盖社会真实本质的人类行为方式，即便是建立在相互争执的基础上，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毫无疑问，霍克海默的技术理性批判和大众文化批判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以及20世纪的文化理论的批判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当属马尔库塞(HerbertMareuse)最为尖锐。20世纪60年代，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描述了在技术理性统治和技术异化的世界中现代人异化的生存境遇和状况。“单向度的人”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的又一重要表述，与霍克海默的“启蒙的辩证法”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的理论中揭示和分析了科学技术发展的两重性。他指出，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出两面的性质：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使社会财富不断增长；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不仅保护了统治合法性，而且本身变成了统治工具，即技术理性的统治。20世纪70年代初，马尔库塞又在《反革命与造反》一书中，用极简练而又极清晰的著名公式表述了技术发展的两重性：“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寓于这样一个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即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马尔库塞鞭辟入里地指出，发达工业社会的技术理性控制是一种比传统“政治暴力”控制更具欺骗性和威力的统治，因为，技术合理性使发达工业社会在行使其统治职能时不再运用强权和暴力，而是借助技术统治的合理性外观――通过不断满足人的物质需求以及大众文化提供的娱乐消遣，由此消解人的否定性和对社会的反抗，使人们心甘情愿地纳入到现存社会秩序中去。所以，科学技术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物质生存条件，而且也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
马尔库塞关于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批判更是振聋发聩。在他看来，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人和自然的统治，“技术的逻各斯已经变成统治的逻各斯，技术合理性变成政治合理性。”技术本身作为意识形态，它保护而非消解统治的合法性。他指出，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不是中性的。科学技术在高效开发自然资源和精神资源的过程中，使人工具化，技术的解放力量成为自由解放的桎梏。在技术帷幕背后，呈现出人的尊严的丧失。马尔库塞认为，某种技术共同体把劳动中的个人“整合”或“一体化”到现存的社会体制中，成为劳动机器，不再是社会的反抗力量。换言之，科学技术成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一种新的统治形式，人作为自由的创造性的实践存在所具有的否定性和批判性被技术理性逐渐消解了，人成为失去批判维度的“单向度的人”，社会失去否定的向度，成为“单向度的社会”。劳动者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基本维度，即否定和批判的维度，在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极大的物质满足状况中，“单向度的人”的“幸福意识已经占了上风”。对此，马尔库塞尖锐地指出，“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地位提高了的奴隶，但仍然是奴隶。”技术理性批判是马尔库塞最具特色和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这一理论对哈贝马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此，哈贝马斯毫不讳言：“正像我所认为的那样，马尔库塞的基本论点――技术和科学今天也具有统治的合法性功能――为分析改变了的格局提供了钥匙。”
二、哈贝马斯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观点的扬弃
可以肯定地说，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从总体上是受到了以往许多思想家相关理论的影响，例如卡尔・马克思(KarlMarx)、M・韦伯、乔治-卢卡奇(GeorgLukacs)等。作为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人物，毋庸置疑，哈贝马斯深受老一辈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马尔库塞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哈贝马斯许多反思科学技术的思想是直接从马尔库塞那里继承而来的。比如，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基础的观点，不言而喻，就是马尔库塞的科学技术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思想的演变。但是，尽管哈贝马斯秉承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基本传统，却没有沿袭前辈们的研究思路，而是广泛吸收当代各种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使其理论体系和立足点与前辈产生很大的差异，突出表现在对核心概念的解读上存在极大的分歧。可以说这一分歧是哈贝马斯扬弃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观点的关键之所在，从而使其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更为客观中肯和深刻。
(一)对于“理性”概念的解读不同
立足于工具理性批判的维度探讨科学技术问题是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为代表的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共同特征，他们通过剖析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社会不断合理化的历史进程，深入批判工具理性给西方现代社会带来的种种矛盾和异化现象。霍克海默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和物化意识就是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传统中所体现的的工具理性在西方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工具理性就是物化的基础，工具理性合理化的结果导致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走向自己的反面。理性失去了自身的批判性和否定性，成为维护现存统治制度的工具。基于工具理性批判这一基本理论框架，霍克海默等人，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等同于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认为科学技术起着掩饰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现有统治和导致社会堕落的意识形态功能。
尽管哈贝马斯也强调理性，但是他的“理性”已决然不是黑格尔式的纯粹思辨的理性，而是经由语言学的转型、由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范式的转变后，存在并体现人的认识、言说和行为中的“交往理性”。因此，哈贝马斯批评指出，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的工具理性批判否定启蒙的历史意义和思想价值，仍然局限于意识哲学的思想框架之中，抑或说对科学技术仅仅作一种局限于抽象理性框架进行哲学思考是极不恰当的。同样，基于“交往理性”，哈贝马斯对于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等同于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的观点，持反对意见。正如他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里所说的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同马尔库塞的“技术的解放力量――物的工具化――变成解放的桎梏，成了人的工具化”的观点进行辩论的。哈贝马斯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其结果是社会财富的快速发展、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阶级差异和对抗的消失，而并非如马尔库塞所言，科学技术成为统治人和扼杀人的自由的极权性的社会力量。
(二)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不同
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在继承马克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对于马克思后期思想理论的发展，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却不予关注，认定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就是指“虚假的意识”。除此之外，他们把意识形态的内涵作了泛化处理，由此认为不仅晚期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而且科学技术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对此，哈贝马斯有其独到的看法，他指出，科学技术作为新的合法性形式，已经丧失了意识形态的旧有形式，而成了一种以科学为偶像的新型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义上，不能一般地把技术与科学等同于意识形态。具体而言，同以往的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相比，这种新的意识形态不再具有“虚假的意识形态”的要素，摆脱了由阶级利益制造的骗局、政治空想等。哈贝马斯进而指出，技术统治这种新型的意识形态的辩护标准已经非政治化了，因为它同劳动系统联系在一起，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补偿政策来为自己辩护，因而，它所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更加难以抗拒。
(三)对待科学进步所持态度不同
在马尔库塞看来，发达工业社会的问题和人的困境不是经济钳制和政治暴力的结果，而是技术理性的奴役所致。马尔库塞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带给人们的不是自由和解放，不是主体性和自觉意识的增强，而是人的自由自觉意识的丧失和整个社会的灾难。哈贝马斯对此客观地分析到，尽管技术扩张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实践后果：不仅破坏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导致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政治的缺失；而且，科学技术带的丰厚的的物质财富，成为阻止人们反思社会问题的屏障。但是，哈贝马斯并没有像一些悲观主义者那样，彻底否定科学技术，而是持一种理性化的、相对乐观的态度，试图把技术纳入到话语民主之中，把技术知识和社会生活世界的实践意识统一起来。哈贝马斯以非凡的理论勇气设想：既要依靠技术理性，但又不能被其所控制和奴役；只要通过不断地反思和生活世界的民主实践，就会达到整合文化价值传统，建立合法的社会规范秩序和人的个性充分发展的目标。
三、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的独特论述
如前所述，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传人，哈贝马斯从一开始就与法兰克福学派老一辈的尖锐人物，如霍克海默、阿多诺等有着诸多的思想分歧与冲突，他没有简单地复述前辈的“社会批判理论”或承袭他们的研究范式，而是另辟蹊径，在“晚期资本主义”的视域里使其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有了独到之处。
(一)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干预为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
哈贝马斯强调，科学技术只是到了晚期资本主义才履行意识形态职能，并不是从来就是意识形态。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最主要的特征是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第一，国家干预活动增加了，国家的这种干预活动必须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第二，[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科学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这两种趋势，从根本上破坏了资本主义原有的制度结构。换言之，以科学技术和工具的合理性为中介而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威和社会制度取代了以交换关系为中介而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威和制度结构，这是促成科学技术转化为意识形态的关键之所在，表明科学技术已经被用来为政治统治的合法化服务，科学技术已然转身为意识形态了。
哈贝马斯之所以考察发达工业社会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加，用意指向他所批判的核心，即技术官僚的统治。他指出，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社会，破坏了资本主义“制度框架的合理性”与社会劳动系统之间原有的联系，改变了原有形式上的自由劳动关系，以公平交换为核心的传统意识形态彻底瓦解了，资本主义统治逐渐陷入了合法性危机之中。众所周知，一个社会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需要有一种意识形态对其加以论证。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在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瓦解以后，政治统治就要求一种新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不再可能返回去求助于前资产阶级的(vorbuerglich)合法性形式来兑现”。国家干预则为现代资本主义统治提供了新的合法性论证。首先，国家通过“补偿纲领”把资产阶级的功绩意识形态(按劳付酬的意识形态)的要素同最低的福利保障联系起来，以维护整个社会制度的稳定。与此同时，通过大力发展科技，促进社会财富增长，进而通过财富增长来补偿工人自由劳动权力的丧失，最后达到缩小生活水平差距，消解社会不良情绪，缓和阶级冲突。国家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自由交换失调引发的社会混乱，重建社会成员对国家的信任。于是，科学技术逐渐取代了以往政治、艺术、哲学、宗教的统治地位，成为社会的主要参照系。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断言，传统的意识形态已经过时，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已经悄然萌生。
(二)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重要条件
哈贝马斯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技术已经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一般生产力”上升为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化”“科学研究与技术之间相互依赖”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标志。“自19世纪末叶以来，标志着晚期资本主义特点的另一种发展趋势，即技术的科学化(dieVerwissenschaftlichungderTechnik)趋势日益明显……随着大规模的工业研究，科学、技术及其运用结成了一个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工业研究是同国家委托的研究任务联系在一起的，而国家委托的任务首先促进了军事领域的科技的进步。科学情报资料从军事领域流回到民用商品生产部门。于是，技术和科学便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哈贝马斯进一步指出，国家经济借助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社会财富快速增长，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要，同时也俗化并侵蚀了人们的灵魂。“科技就是力量”已深入人心。科学技术在改变人类的生活状况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价值准则。那么，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又是如何履行其意识形态职能的呢？哈贝马斯指出，由于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劳动”越来越符合科学技术的要求，表现为工具行为的“合理化”。劳动的“合理化”意味着生产力的提高、技术控制能力的扩大和人的自我物化的加深。对此，哈贝马斯没有像卢卡奇、霍克海默等人那样谴责和批判，而是客观地承认这是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在推动劳动的“合理化”过程中，脱离了主体间交往的基础，削弱了主体间合理的“交往行为”，人的“交往行为”越来越“不合理”。因为，人之间的关系已经降为物的关系，最终导致人的全面物化或异化。哈贝马斯进一步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按照技术的手段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府则用“补偿”的方法来弥补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用技术的合理性论证统治的正当性。这样，科学技术就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提供了意识形态论证，达到了为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统治辩护的目的。因而，晚期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了。
(三)“技术统治论”是“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
在哈贝马斯看来，技术理性的统治和传统意识形态的统治是存在差异的。传统的统治是“政治的统治”，在论证其合法性上借助某种信仰或理论，譬如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依靠自由、平等交换原则等。与传统意识形态相比，科学技术是作为非政治的隐形意识形态而起作用的。这种隐性意识形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能使社会的自我理解与以符号为中介的交往行为相分离，成功地使政治统治“非政治化”。由于科学技术延伸到社会所有领域，并以其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之势态操纵一切，决定一切，呈现出一种以技术万能为主旨的“唯科学主义”“技术至上主义”，科学技术被神化、被泛化，意识形态性被弱化，但是较之于旧的意识形态更加难以抗拒，科学技术变成了偶像。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12 — 0032 — 02
科学一直被看做是一种人类生产，并且具有其他生产所没有的特殊性。科学技术的特殊性在于在机器大工业生产中，科学可以成为生产力，为创造剩余价值提供服务。而哈贝马斯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认为，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提高，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将会体现的越来越明显，科学技术应该被放在最高的位置，哈贝马斯更重要的成就是，他将所认识的科学技术与哲学的意识形态联系到了一起，他认为科学技术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
一、如何理解“意识形态”
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虽然不是哈贝马斯的首创但却是他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我们要对哈贝马斯理论进行探究，掌握哈贝马斯理论，首先就是要理解“意识形态”的含义，以及什么是意识形态的功能。追溯“意识形态”的根源我们可以知道，它最开始是来自于法国，被一位叫做特拉西的哲学家首先提出，并且试图用意识形态来描述一门关于观念与感知的分析的新学科。马克思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它代表着法律、政治以及统治阶级利益，是情感表象与观念的总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意识形态体现了在具体社会中人们通过实践对于社会物质形态的理解，以及把握社会物质的程度，而这种对物质形态的理解不是真实的，它是虚幻的，它反映现实的方式是依赖主观幻觉以及错误意识，这种意识形态成为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使得统治阶级的一切统治都变得合法起来，从而让民众服从于统治阶级，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
我们可以通过对意识形态的认识来了解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从各个方面满足了不同人的需求，这种满足程度使人们认可了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能够促进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民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满意度逐渐增加，导致人们对社会基本职能的思考减少，对社会基本职能的议论程度也逐渐降低。科学技术为资本主义的晚期统治提供了一定的合法性，资本主义通过科学技术来得到完善，因此科学技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资本主义社会起着辩护作用。
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一旦成为第一生产力，那么就意味着它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也将履行社会意识形态的功能。哈贝马斯以科学技术为标准，分析了社会不断合理化的原因，以及它与资本主义逐步制度化之间的关系，最后得出了科学技术有利于社会合理化与制度化的结论，有利于统治阶级对民众进行阶级统治的结论。而如果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那么将有利于高度丰富社会财富，大幅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二、如何理解技术对意识具有统治功能的思想
认为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其实并不只是哈贝马斯的观点，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热衷关注的理论之一，他们在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这方面做了很多研究，也得出了很多能够促进后来的人们继续深入研究的结论，为深入研究这一理论奠定了基础。法兰克福派的思想家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倡导合理性，并且将之作为社会的本体，通过科学技术来体现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并通过这一意识形态实现对人们的控制，让广大人民群众服从统治阶级的领导，以巩固他们统治的长久治安，使整个社会实现形式意义上的一体化。
德国第一位社会哲学教授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认为意识形态会对人们真正认清社会矛盾与冲突造成阻碍，在他看来，意识形态具有模糊人们视线，阻碍人们看清现实的功用。将科学技术当做意识形态，通常会让人们丧失他们本应该具有的对于社会整体性把握的能力，在对社会的认识上，失去他们自己的认知，而人们所看到的和所认识到的社会完全就是统治阶级通过科学技术向人们展示的代表着统治阶级利益的社会，不是人们真正通过理智认识到的社会。科学就像政治、法律及哲学一样，在统治阶级的意志下被赋予了意识形态的功能，它不仅在某种程度上会掩饰社会的本质，而且还会导致人们无法发现造成社会危机的原因，使得人们对社会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意识形态从本质上来说具有欺骗性，这也符合人们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与认识。
德裔美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也是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之一的赫伯特.马尔库塞更深入地对霍克海默的观点进行了研究论证，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正在改变并且逐渐取代意识形态的传统意义，成为统治者辩护的工具，它的奴役性和工具性体现的日益明显，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对人进行“奴役”和统治。科学技术让人们认为它所带来的一切改变就是人们所面对的现实，它的意识形态功能试图让人们对它顶礼膜拜，从而不断巩固它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提高技术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地位。
关于科学技术的统治功能，哈贝马斯与前面两位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持有不同的意见，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并不是在诞生之初就附有意识形态的功能，这一功能在资本主义初期体现得并不是很明显，而是到了资本主义晚期的时候，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才体现出日益明显的特征，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直以来，人们相信科学是对于真理的追求，它不需要进行大量的政治教育和知识的灌输，就能自然地进入人们的意识当中，让人们自觉地承认科学技术统治的合理与合法性，从而承认资本主义社会晚期的统治方式。
三、“技术统治的意识”具有怎样的特征
第一，技术统治意识已上升成为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表现在减少了意识形态性，那种使人们感到迷惑的力量已消失，从而使得它对人们的欺骗性减少，变得更为客观，合理，技术统治下的意识比以往的意识形态更为广泛。技术统治的意识比旧的意识形态更能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
第二，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是在资本主义晚期才出现的。在资本主义晚期的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国家增加了国家干预，使得影响社会发展的经济问题上升到政治的层面，成为了政治问题，改变了经济发展的性质。与此同时，在资本主义晚期的时候，科学技术已经被当成第一生产力，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也使得原本政治上的问题演变成为了技术上的问题。资本主义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基础上使它的社会制度得到改进与完善，从这方面看来，科学技术充当了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角色，它也不自觉地成为了晚期资本主义的统治基础，并构成了统治的合法性。
四、科学技术与社会整合的关系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并且这种渗透是无法抗拒的，它在人还未作出反应时便迅猛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它强大的控制性是它的双重职能带来的，随着科学的进步，这种控制扩大到对整个社会的控制，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整合。
（一）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促进了社会整合的实现
科学技术不断向生产领域发展，并逐渐渗透其中，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对促进改革生产关系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它还能够直接影响上层建筑，促进上层建筑的调整和变迁，以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但是，在这方面哈贝马斯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认为，日益渗透的科学技术有利于维护现行制度，它并不会使晚期的资本主义社会被颠覆，反而会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根据哈贝马斯的研究可以看到，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晚期社会，有两种新趋势：一是国家越来越频繁对社会各项活动进行干预，国家的职能体现的日益明显；二是技术与科学的联系日益密切，并且依赖程度加深。有了这两种新趋势，之前马克思所提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在各种体系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通过采取多种多样的手段，控制和领导经济活动，达到调节经济发展过程的目的，从而消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
所以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它对实现社会整合作出了重要贡献。更重要的是，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科学技术不仅作为生产力存在，而且还以意识形态的状态存在，共同实现对社会的整合。
（二）科学技术通过整合文化和人心，加强社会整合
科学技术通过自身的社会职能对人心与文化都进行了整合。科学技术的广泛传播，使得人们意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从而使他们将自身利益放在次要的位置，对创造“利益一致”这一幻影深深着迷，丧失了自觉意识，不自觉地运用科学的意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科学技术就这样实现了对人心的整合，使得它对社会的整合作用表现的更为突出。
哈贝马斯更加注重对资本主义文化这一板块进行剖析，在科学技术的论述上具体地体现。他更强调科学技术对于人心和文化的控制因为他觉得文化领域能够维护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实施提供依据，笼络民心，淡化阶级观念，最终实现对社会的更大程度的整合。科技的进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人们从中获取了利益，丰富了他们的物质财富，人们关注的视线逐渐转移到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上来，淡化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关注，科学技术在这一点上很好地做到了对人的统治。
科学技术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文化现象，它通过自身极强的控制力来改变人们的观念，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加强人们对科学技术的依赖与重视。科学技术通过对文化系统的强大影响力，达到通过文化的整合促进社会的整合的目的。
综上所述，哈贝马斯科学技术理论是有它一定的缺点和局限性的，但是我们更应该注重的是对它的优点的认识。哈贝马斯在研究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得出了自己的结论，通过科学技术的双重职能得出了科学技术对社会的整合作出的贡献，这是哈贝马斯的不可忽视的成就，这些成就对于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 考 文 献〕
〔1〕 倪伟波，任雪萍.论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生产力观〔J〕.江淮论坛， 2007，（01）.
〔2〕 刘京.哈贝马斯“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思想探源〔J〕.求索， 2006，（02）.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方案”实施五年以来，广大教师积极运用多媒体教学方法，并开发了一批又一批的多媒体课件，提高了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但是，多媒体教学的实践远未像理论上探究的那么理想，实施效果也没有理论上所期望得那么好。这些问题的出现，促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多媒体课件在教学中的有效应用问题。本文从教育技术学的视角，探讨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的路径和方法。
一、被混淆的边界: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与多媒体课件
从教学论的角度看，多媒体教学是一种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则是运用教学方法的一种手段。教学方法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而采用的办法。它包括教师教的方法和学生学的方法。为了增强教学方法的作用，在运用方法时常结合使用教学手段，教学手段是指为提高教学方法效果而采用的一切器具和设施，或师生教学互相传递信息的工具、媒体或设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借助有效的教学手段，才能有效运用教学方法。从教育技术学视角考察，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的效果，与两个因素直接相关—多媒体课件及其应用。前者可以称为“物”的因素，是一种“物化形态的技术”;后者则是“人”的因素，是一种“智能形态的技术”。“物化形态的技术”要求多媒体课件必须兼具多媒体的特点和课件的特性。多媒体的特点主要体现为交互性、集成性、控制性、非线性等;而课件是课程软件的简称，本质上是一种软件，但与课程内容有着直接联系。在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实践中，绝大多数多媒体课件并未满足“物化形态的技术”要求，这就直接制约和影响着多媒体教学的效果。“智能形态的技术”，要求使用者必须具有熟练应用“物化形态的技术”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反映在对计算机(硬件)和多媒体课件(软件)的操控方面，即对多媒体课件的运行条件及其运行平台的掌控水平，有不少教师没有很好地掌握这方面的技能。还有一个因素也值得我们注意，有些教师把多媒体教学与其他教学方法对立起来。事实上，日常教学活动往往是组合了多种教学方法才得以开展的。如果教师仅以多媒体教学为惟一追求，排斤其他教学方法，而不是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具体教学内容，通过相适应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其结果是违背了教学的客观规律。
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大多数采用的多媒体课件是PowerPoint文件，是由教师按教材的逻辑框架、思想理论脉络和课堂教学思路自行编制，能够独立地或完整地表述教学内容的计算机软件。这类课件具有制作技术要求不高、设计比较自由、结构相对简单、操作方法容易、制作成本较低等优点，既适应了教材体系逻辑框架下的教学方式，也适用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更新快(内容本身、案例有实效性)的特点及教师对技术掌握的要求。但是，这类课件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尤其是课件与学生之间缺乏交互，而且Powerpoint引用外部文件的能力也比较有限，并缺乏控制。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不断探索和深化，越来越多的教师已经认识到:如果接受过计算机应用的训练并能根据多媒体课件特征及考虑教学需要研制多媒体课件，那么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如今，如何进一步研制和应用多媒体课件进行课堂教学，已成为许多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二、技术观的冲突:思想政治理论课“向技术学习”抑或“用技术学习”
在我们探究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的边界被混淆的同时，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需要我们关注，即计算机多媒体作为一种教学技术的设计思想及其支撑理论是什么?从教育技术学的视角，美国著名心理与统计学家拉姆斯丹(Lumsdaine)提出了教育技术的两源论，以后美国教育技术学专家塞特勒(Saettler )在1968年的((教学技术史》中也加以强调。他们都认为存在两种意义上的教学技术:一种是物理科学意义上的教学技术，一种是行为科学概念的教学技术。前者是“媒体论”的教学技术，而后者是“过程论”的教学技术。考察多媒体教学的设计思想，与上述两种教学技术观密切相关，我们把它们称之为“向计算机学习”(或称“向技术学习”)的技术观。从计算机应用的对象来看，集中在三个方面:学习计算机(learn aboutcomputer)，用计算机学习(learn with computer)，向计算机学习(learn from computer)。“向技术学习”的技术观主要表现为教育工作者往往将技术视为给学生传递教学的手段。拉姆斯丹将这种观念称为I型技术( Technology Type I)，所强调的是技术所起到的教学辅助作用。我们可以把基于计算机的教学归类为1l型技术，这种技术应用是以软件为基础的，软件的设计体现了科学性的原理。I型技术是强化教师所传授的信息，I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的技术隐喻
【正文】
1.政治文化与传统政治文化
当代世界可以称之为是人类的文化世界，各种文化性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不断产生，如经济文化、社会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等，这种现象揭示了人们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多方面理解，以及对相关文化形态的深刻分析。因此，人们对政治现象的分析和对政治现象的理解，也不可避免地要把与其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引入到学术范畴，这便是政治文化的研究。〔1〕
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形成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是出自人们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客观现实的思考与认识；二是过去时代政治文化的积淀和遗传。因此，我们在对现实政治文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时候，不能抛开传统政治文化因素而就事论事，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回顾历史能使我们更清楚看到未来，从政治文化，尤其是从传统政治文化这一新的角度反思中国“一·五”时期科技政策和科技发展的经验教训，将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现代化决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物”的现代化，更有其政治方面和思想观念上的现代化；更能使我们清醒的分辨出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并能剔除糟粕，吸取精华于中国当代的政治文化之中，使我国的科学技术能在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导下，稳定有节地向前发展。
什么是传统政治文化呢？什么样的政治文化才能称得上是“传统”政治文化呢？
关于“传统”，有人称之为是由“历史沿传而来的”，也有人认为“过去的就是传统的”，还有人认为“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就是传统的”。这些说法的共同点是：“传统是从过去开始的”。这仅仅说对了一半，难道我们能够认为开始于过去的就都是“传统”的吗？我们认为“传统”的意义并不仅仅如此。所谓“传”为承前启后，“统”为一以贯之，其最明显的标记是带特征性的前后一致性。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指出：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静止是运动的特殊形态，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所以作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传统”不应该是一个静止的观念，而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的深刻含义不仅在于它是“开始于过去”，而且还应该是“融透于现在并直达未来的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政治文化应该是在过去的政治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对现在以至将来都有深刻影响的政治文化。它所具备的特征不仅表现为在社会机体组织及人的心理、生理结构中有着强大生命力和潜在影响力，而且是业已积淀为人的普遍心理、生理素质的因素时刻在规范、支配着人们未来的思想、行动，我们认为这才是“传统政治文化”的真实内涵。我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是一个很大的范畴，而传统政治文化是其精华。在我国从古至今的社会中，能够具备传统政治文化特征的，只有孔子开创的儒家政治文化。因为没有哪一种政治文化比儒家政治文化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贯穿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而且对我们的现在乃至将来都会发生重大影响。因此，本文在论述传统政治文化时，是以儒家政治文化为主的，它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主流和代表。以孔子开创的儒家政治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其特征将伦理思想介入政治，使思想、道德、文化、理想、信念融于现实之中，并服务于政治体系。
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政治文化，在中国长久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中，通过各种机制渗透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和情感状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构成我们民族稳定的心理形式和民族性格。这种政治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历经数千年各种内扰外患而始终能够保存、延续、发扬光大，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主流，与其积极因素有很大关系。它那种来源于氏族民主制的人道精神和人格理想，那种重视现实，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那种乐观进取，舍我其谁的实践精神，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都曾感染、教育、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使他们成为“中国人的脊梁”，这些思想在中国悠久历史上确实起到了进步作用，是我们优秀的政治思想传统，并将为我们所继承。同时，我们又不能不清醒地看到这个政治文化的弱点和缺陷。即对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维护，对血缘基础封建等级的尊重，因循、保守、反对变革，不注重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提高，满足于在某种平均的贫困中，来唤起人们精神上或人格上的完善，以“文以载道”、“怨而不怒”来要求艺术服从或服务于现实政治，强调人世现实与实用，忽然，轻视甚至反对科学的抽象思辨……，这些思想又都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它不仅对我国古代、近代、甚至对现代科学的发展仍然有着消极的影响。
因此研究中国“一·五”时期科技政策的经验教训时，我们不能不从传统政治文化方面进行思考，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更深层次地揭示其内在原因。
2.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容与功能
2.1“内圣外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
“内圣外王”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它由两个命题组成，一是“内圣之学”，主要是指圣人（或个体）的道德和学问修养；二是“内圣外王之道”，主要指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治理国家的规范，它实际是历代儒家的“治世”主张。儒家认为：“内圣之学”必然可以推进至“外王之道”，个人只要具备了高尚的道德修养成为圣人，便具备了做圣王的条件；这样的圣人一旦成为“圣王”，社会就能按其理想人格实现其理想政治。强调把个人品德修养与国家政治统一起来，倡导“学而优则仕”，将人外在的道德规范（外王）与人内在的道德（内圣）自觉统一起来，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因此，以“德”治天下，使道德介入政治，并为政治服务，成为儒家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这种“德治”观念的含义即是：以道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和方法，并建立起一个人们普遍遵守的，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道德规范的理想社会。因此，“内圣外王”构成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其中以“德治”取代“法制”便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表现形式。
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的中国仍然以“德”治天下，并赋予“德”以新的涵义，即以共产主义道德，理想，信念为基本道德规范。因此，政治发展成为中国当代政治体系的核心，而政治发展，一是制度建设，二是观念建设，而且必须以观念建设带动制度建设。人们认为只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有正确的行动方法，只有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树立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的思想，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每个个体的内心道德必然成为外在于个人的政治规范，人们对此坚信不移。因此，中国历次的政治运动都是为此目标而努力奋斗，这对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固然有促进作用，然而这种以世界观作为唯一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政治思想的是与非，是超越当时人们思想境界范围的，其结果往往是揠苗助长，事与愿违，并没有完全调动知识分子投身于祖国科技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2“义利之辩”——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矛盾
“义利之辩”是中国古代学者关于道德和功利关系问题的争论。“义”指道德标准，“利”指物质利益或功利。
儒家思想中，“义利之辩”实际上是“公私之辩”，包含两层涵义：一是从国家角度来讲，要求国家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相统一，倡导和鼓励有益于社会安宁、政治巩固的物质生产，以国家之“公利”服务于国家政权之“大义”。二是从个人角度来讲，要求人们物质活动服从于人的道德品格的修养，倡导“见利思义”，鼓励不损害国家“公利”的个人“私利”活动。“不久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 反对以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去谋“私利”，当“公”与“私”发生矛盾时，儒家倡导一种奉献精神，即以牺牲“个人私利”而顾全国家“公利”，强调个人对社会的依赖和整体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儒家理想政治的实现是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统一起来，即“义”与“利”的统一。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义与利，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即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并不能同步发展。当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发生矛盾时，儒家则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论语·颜渊》：“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因此，当义与利发生必然冲突时，儒家宁舍“利”而不舍“义”。所谓“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3〕 儒家的这种义利统一实际上是对一种理想人格的描述，现实生活中，外在的道德规范必然与内在的物质要求发生矛盾，这种矛盾便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矛盾。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耻于“利”，乐于奉献一直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的中国正是依靠人民群众的这种奉献精神，才在短短三年内迅速恢复了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并将“一·五”计划提前完成，为我国全面进入工业化奠定了基础。然而，随着人民物质生活的提高，这种奉献精神与人们的物质需要必然发生矛盾，当义利不能两全时，人们往往宁舍“利”而保“义”，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在这里有了某种共识。
2.3“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准则
所谓“天人合一”是指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根源于历史悠久的农业小生产，它是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之一，也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准则。
“天人合一”观点具有复杂的涵义，主要包括两层意义：一是指人是天地生成，人的生活应当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二是指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和人的道德最高原则合二为一。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天人合一”，即以汉代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自然本体论和以宋代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儒道德形而上学。
汉儒的自然本体“天人合一”与宋儒的道德形而上学“天人合一”尽管有诸多不同，但其共同的基本观点是：都强调“人必须与‘天’（无论是作为命定、主宰的天，还是作为自然意义上的天）相认同、一致和协调，”同时也肯定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在天地间有着卓越位置，充满了对人深情赞美，《曾子·士孝》：“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尚书·大誓》：“人为万物之灵”。而且这里的“人”都是以群体意识出现的。这是因为从远古而来的天人观念中，个体的人不能离开群体而独立存在，只有保住整体，才有个体生存的可能，而且这种整体意义上的人才能更有力，更能动地适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它强调个体对群体的顺应与协调。因此，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模式是一种深刻的群体人本主义，它既不同于西方式的，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个体人本主义（即完全脱离客观世界以展示人的主观世界），也不同于印度式的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纯然的“天人合一”（即物我两忘，把人溶于自然作为生命最高境界）。在中国的“天人合一”中，人始终是主要的，所谓“天道远，人道迩。”〔4〕“未能事人，焉能事鬼”〔5〕，当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事发生冲突时， 就应该“敬鬼神而远之”〔6〕，因此，在中国， 对人世的眷恋始终没有被对天国的向往而取代，人的道德始终没有发展为西方式的神的宗教。“天地故生人”，然“无人则无以见天地。”没有人的客观世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形成了儒家以人为中心，天、地、人的整体结构和体系，展示了独特的“天人合一”思维活动，虽然这其中有着某些人对主宰、命定的被动顺从的消极意义。“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因此，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天人合一”即是世界观，又是人们认识自然界，改造自然界的方法论，也是处理各种关系的行为准则。
2.4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功能
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功能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维系政治体系，二是指导政治行为。
所谓维系政治体系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维系原有政治体系，使之不发生变化。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关键在于传统政治文化这种维系功能的强大生命力。二是维持现有政治体系。新的政治文化建立之后，传统政治文化中某些部分被包容于新的政治文化中而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之共同承担维系新政治体系内的各层政治关系稳定发展。传统政治文化的这种维持功能非常重要，这是因为“传统”是根植于我们民族的心灵深处，构成我们民族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的东西。新的政治文化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政治文化而独立存在，否则，我们这个民族就会成为别人中的“一个”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这一个”。因此，传统政治文化对新政治文化的稳定和发育有着重要的作用。
所谓指导政治行为是指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传统政治文化根深蒂固于我们民族性格之中，并通过我们的政治感觉、政治认同、政治反映、政治意识、政治思维、政治心理等多种渠道来指导我们的政治行为。因此，它不仅可以决定社会普通成员对政治体系、政治目的、政治决策、政治现象的态度和情感，而且可以决定领袖们的政治信仰、政治态度和领导方式。所以，传统政治文化指导政治行为的这一功能，将有助于我们在制定科技政策时的心理倾向和主观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思想与科技思想之间的必然联系。
因此，我国科技政策无论是在制定之时，还是在执行之时，都不可能彻底摆脱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而传统政治文化的功能，也使得我国科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与传统政治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辩证的观点看，任何“传统”都带有二重性，即积极性和消极性同时存在。一方面，从发展的眼光看，传统本身确实有许多落后的、僵化的、不适应新的发展的因素；另一方面，传统之所以能传下来，说明它本身还含有某些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的、合理的、进步的东西。我们在对待传统政治文化方面，一直遵循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然而，“糟粕”与“精华”的标准是什么？“内圣外王”、“义利之辨”，“天人合一”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也都有其消极的一面，是以道德尺度来衡量，还是以价值尺度来衡量，是以政治标准为准绳，还是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正像马克思在批判西方政治文化的同时，其本身又不能摆脱西方政治文化一样。我们在严厉批判传统政治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同时，亦同样无法回避这种自我相关，尽管这种自我相关有时是无意识。因此，当代中国科技政策的制定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关系是，即融合又对立。其融合主要表现为：把政治工作放在科技发展的首位，强调把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国家政治相统一，并为国家政治服务；在义利关系上，强调道德自律与奉献精神，耻于谈个人的名与利，使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
其对立主要表现为：继承“五四”以来的文化传统，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
3.传统政治文化对中国科技政策的影响
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指导政治行为的功能，我们研究“一·五”时期的科技政策，不能不研究毛泽东的科学技术思想。毛泽东的科技思想与其政治思想紧密相连，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时代特征的标志。科学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政治家在进行科学技术重大决策的时候总是以政治目标为前提，即领袖们关于科学技术的决策，是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二是传统政治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即领导者的决策也取决于他们的科学文化背景和政治文化背景。虽然毛泽东终生都在与封建主义进行着坚定不移的斗争，并且始终把自己看成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事实上，作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具有我们民族共同的心理特征和性格特征，儒家的传统政治文化对他一生都有着重要影响。
1949年，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当时生产关系的解放，带动了生产力的解放，而尽快提高生产力还需依靠科学技术。因此，恢复和发展科学技术、恢复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而当时我们的生产力如何呢？“一辆车，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7〕因此， 建设国家迫切需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机械化，迫切需要发展科学技术。这一思想在当时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为此，中国共产党的“八大”郑重确立国内主要矛盾已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中心工作是要发展生产力。为了适应工作重点的转移，毛泽东在“八大”的一次预备会议上强调了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指出，“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做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8〕 因此从1956年开始，中国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制定和实施了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156个重点项目也投入了建设。这表明， 毛泽东当时已经认识到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就需更尽快提高技术水平，大力发展科学事业。然而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这一正确方针却没有被切实贯彻执行，阶级斗争仍被看作是当时的中心工作。这一方面由于当时国内外客观环境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毛泽东沿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始终把巩固政权看成是国家的首要任务，把阶级斗争看成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认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因此，毛泽东偏向了重视思想战线的政治斗争，而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更多地被看成是巩固国家政权的工具，这不能不说传统政治文化对他的影响至深。“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就有道而正焉。”〔9〕 当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一再论述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时候，毛泽东却更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指导作用，而没有把科学技术放在发展生产力的首要地位上。
毛泽东科技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走群众技术路线。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从殷商周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10〕、“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1〕的“敬天保民”思想的形成，到孔孟“民贵君轻”〔12〕“民本”思想的成熟，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这种民本思想一直为许多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所继承。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更是赋予这种“民本”思想以新的内涵，即“人为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所谓人事胜天”“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13〕，在民主革命的生涯中，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观念对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加以批判继承，科学地阐述了“人民群众”的概念，全面论证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并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14〕的科学论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把这一思想贯彻于科技界，形成群众技术路线，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依靠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工人阶级的劳动经验，熟练技能，以及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使得国民经济在三年内迅速得到恢复，并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一胜利更坚定了毛泽东群众技术路线。
但是，如果说在社会实践中走群众路线是正确的话，在科技界搞群众技术路线就有些不妥。因为劳动群众掌握的只是实践经验和劳动技能，而对那些重大的理论发现，理论论证以及科学实验，劳动群众就不一定特长，因为现代科学理论与一般生产活动既相关又分离。所以必须强调群众与专家的有机结合，才是科技发展的正确方向。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这些科技思想对中国科技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一些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则更侧重从政治角度看待科学技术的发展，其科技思想与政治思想紧密相连，他始终把科学技术放在政治的从属地位，正如“中国的政治文化从来没有认识到任何自发的政治体系能够适当地独立于正统的政治思想之外”〔15〕一样，毛泽东同样也没有摆脱这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3.2科技发展中深刻的群体意识
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具有一种重整体，求和谐的特征，传统政治文化不仅肯定了“人”必须与“天”相认同、一致、和睦、协调的天人合一关系，而且强调了其中人的整体主义意识，即强调个体对群体的归属与顺从，从而形成在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传统政治文化。
近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性质仍然是社会整体主义。特别是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其政治文化性质密切相关，在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也重视社会的整体，强调社会的和谐，实质上也是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政治文化，这与中国社会“大同”政治理想有了契合，因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学说，成为中国人容易理解和接受的东西，并在中国社会的实践中，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因此，中国政治文化仍然是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
“一·五”时期这种整体主义精神在科技领域主要表现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仅要彻底清除封建剥削阶级思想，而且要彻底肃清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为此，政府号召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抛弃自己的个人主义意识，把个人理想和祖国需要结合起来，为人民服务，为国家集体利益服务，反对追求个人名利，并视其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要求加以彻底批判。在实际工作中，则强调集体协作，反对单干，并要求把这种集体协作扩大到群众中去，搞群众技术运动，使工人、农民与科技人员形成“三结合”，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解决科技发展中的难题。这是因为：“现在科学发展的生长点往往是几门科学交叉的地方，是几门科学杂交的结果。因此，单靠某一科学部门的人是很难克服研究工作中的困难的，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大搞群众运动就可以把各方面人才的智慧集中起来，能够很快地攻下堡垒。”〔16〕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在“一·五”时期科学技术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这种只讲集体协作，不讲个体竞争的整体主义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竞争机制，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因此只强调集体协作反对个体竞争，无形中会减弱个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破坏了科技人员的动力基础。平均主义，“大锅饭”思想，“枪打出头鸟（谁的成绩突出就怀疑谁是个人名利思想滋长的结果）”的传统行为，造成了人们的一种惰性，人浮于事，涣散意志，表面上集体协作，实际上一盘散沙，使原本美好的愿望成为泡影。所以只讲集体协作，不讲个人竞争，不能增加集体的力量；而不讲集体协作，只顾个人利益又损害了国家整体利益。因此，如何使集体的向心力和个体的竞争力得到统一是提高集体主义精神的关键。然而应该肯定的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意识并不是我们的缺点，而是我们民族的优点和长处，中华民族历尽沧桑，50多个民族，“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最终仍能统一于一张版图之内，靠的就是这种整体主义精神，不过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由于缺乏个体意识、竞争意识以及价值观念方面的缺陷，又使我们这个原本富庶，先进的东方科技大国，近代以来却变得停滞落后，以至于被动挨打，受尽屈辱百余年。
因此，我们应在增强群体意识的同时，也使个体意识得到增强，通过协作和竞争来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加快赶上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进程。
3.3科技发展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一直处于经验状态，经验从未在知识体系中有所突破而上升为理论科学，这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实用理性密切相关。这种理性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它不在理论上探求、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不去进行纯思辨的抽象，如在看待生死、鬼神、天地的问题上，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努力进行抽象理论的研究，而是明确表示对现实的重视。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17〕重视的是如何妥善处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18〕，重要的不是言论，不是思辨，而是行动本身。因此，这种实用理性表现在中国人处理各种实务中（无论是政治、经济、经验科学、人事关系等方面）都习惯深思熟虑、不动声色、冷静慎重、周详细密、注意实际的可行性和现实的逻辑性，不冲动、不玄想、重功能、重效果、善于协调群体。这种理智态度构成了中国智慧的本质特征之一，在这种理性下，我们创造了古代灿烂的中国文化和从古自今引以为骄傲的“四大发明”，排除了反理性的泛滥，却也阻止了思辨理性的发展。过分偏重现实实用，造成忽视、轻视甚至反对科学的抽象思辨。而没有抽象思辨的理论的发展，是不可能有现代科学的充分开拓的，这是中国古代、近代科学长久停留并满足在经验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理论与实际相脱离，重经验，轻逻辑是中国科学技术面临的严重问题。
毛泽东一贯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此，他将“理论联系实际”的政治思想原则贯彻到科技思想中，通过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提出了科技发展也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他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19〕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指导实践活动， 而实践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在科技发展的方法论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并弥补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缺陷。然而在中国科技发展的实践中，这一原则有时却被片面的理解，甚至是教条化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仅仅被简单地理解为是“科学研究（理论）必须为生产（实践）服务”；科技知识分子（理论的掌握者）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无论是思想上，还是业务上），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也被教条地理解为是：政治干部（马列主义理论的代表者）对科技专家（具体业务执行者）的领导，以及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虽然这其中也有合理、有益的一面，但也明显存在着片面化和绝对化的倾向。如在“科研为生产服务”方面，要求科学研究“服从于人民迫切的需要、国家当前任务、国家建设计划的任务”，〔20〕虽然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它却不能做为一项长远政策存在下去，因为科学研究本身并不仅仅是为了当前利益，更要顾及长远利益，做为一项科技政策，没有发展的意识是不行的。此外，“为生产服务”，仅仅把科学研究局限于解决生产实际中出现的问题或难题，科学理论只被看作是经验感觉的概括，实质上是把科学研究下降到通俗技艺的水平，所以片面强调“科研为生产服务”实际上对现代科学研究自身的发展规律缺乏正确的认识。其实，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方面，坚持以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专家的业务活动。这虽然有其有益因素，因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科学研究活动确实能起到指导作用，但在具体工作中却不能教条地运用。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理论都一律拿来指导科学家的具体工作，拿着马克思主义标签对号入座，凡是被认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一律批倒批臭，最有代表性的是我国生物界追随苏联而发起的“用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的、联系实际的李森科理论”对“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反动的、形而上学的、伪科学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批判，给科技界、学术界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否定科学技术的自然属性，否认“为科学而科学”的存在，一味强调其社会属性，认为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科学，任何科学或者是无产阶级的或者是资产阶级的，这是犯了教条主义错误，而以政治斗争取代学术讨论，以行政管理取代科学管理，实际上又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因此，这些以政治手段压制学术民主的做法，使得科技人员不敢思想、不敢行动，势必要造成人为灾难，影响我国科技的发展。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它突破了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重实用、轻思辨的思想意识，为我国由古代、近代科学技术形态向现代科学技术形态迈进作出了重要贡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无疑是正确的，但要真正做到二者的有机结合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要经历曲折的过程。从对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科技政策的反思中，我们能够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
参考文献
〔1〕Lucian W.Pye and Sidney Verber de ，Political Culture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1965.
〔2〕《论语·述而》。
〔3〕《孟子·告子上》。
〔4〕《左传·昭公十八年》。
〔5〕〔6〕〔17〕《论语·先进》。
〔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第130页。
〔8〕《党的文献》，1991年第6期，第15页。
〔9〕《论语·学而》。
〔10〕《国语·郑语》。
〔11〕《尚书·秦誓》。
〔12〕《孟子·尽心》。
〔13〕《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第602页。
〔1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932页。
〔15〕〔美〕理查德·P·萨特米尔著：《科研与革命》， 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第51页。
〔16〕于光远：“关于科学技术工作中的群众运动”，《红旗》第3期，1960年2月1日。
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识码：A
1 对本章的总体理解
第六章的题目是《从否定性思维到肯定性思维：技术合理性和统治的逻辑》。马尔库塞在这一章中着重论述了：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科学技术已经变成了统治社会的手段，在高速发展的科技的掩盖下，人们的生活似乎变得越来越好，科技的统治愈加获得合法性的外衣，而马尔库塞认为导致这些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人们的否定性思维已经演变成了肯定性思维，进而丧失了批判性，安于现实生活。
2 分部分阐述本章思想
2.1 否定性思维转化为肯定性思维
马尔库塞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领迅速提高，但是，伴随技术进步而来的不仅是人们不再畏惧自然，人们对自然的征服和统治，以及人类主体性的确证，还有技术对社会的统治以及技术对人的奴役，并且这种变化已经日益取得合法性的外衣，“社会是在包含对人的技术性利用的事物和关系的技术集合体中再生产自身的——换言之，为生存而斗争，对人和自然的开发，日益变得更加科学，更加合理。”①
人们享受着由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充裕的物质生活，丰富的文化生活，也正是这种越来越高的生活标准使得人们只对技术进步带来的发达的生产力，越加舒适的生活方式感兴趣，却已经不再关心技术进步背后的另一面，或者说，根本没有任何的理由促使人们反思这种技术是否合理，是否不会伤害人的本性。“这一合理的事业产生出一种思维和行为的范型，它甚至为该事业的最具破坏性和压制性的特征进行辩护和开脱。”②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和统治的手段，而人们仍然茫然不知，甚至为其辩护。
马尔库塞指出，人们之所以认可技术统治下的极权社会，根本原因就是人们的思维已经缺少了否定性和超越性的向度，或者说，人们的否定性思维已经被整合到肯定性思维中了。“思想和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同既定现实相符合，它们就在多大程度上表达着一种对维护事实虚假秩序的任务作出响应和贡献的虚假意识。这种虚假意识已经具体化在反过来再生产它的流行技术装置之中。”③而且，这种虚假的肯定性的思维不仅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并且继续反作用于技术进步，不断地加强技术的统治。
2.2 科学转化为技术
首先，马尔库塞认为，在特定的话语和行为领域里，并不存在“纯形式”的科学合理性。虽然科学本身并没有规定任何的实践目的，而这一种看似中立性的科学合理性，实质上是一种肯定性。因为“科学的合理性之所以有利于某种社会组织，正是因为它设计出能够在实践上顺应各种目的的纯形式（或纯质料——在这里，其他方面互相对立的两个术语汇集在一起了）。”④因为，第一，科学理论产生的过程，观察、实验、假设、结论等等都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绝对不可能在真空里凭空发生。第二，科学所需的人员、资源、手段和产生的成果也都必定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和诞生。也就是说，科学不可能离开社会现实，科学的研究或多或少地受社会环境的影响，科学的运用本身就受社会实践的要求的影响。
其次，马尔库塞分析了科学本身具有的工具主义特征。他指出，“新型的科学合理性在其抽象性和纯粹性方面完全是操作性的，因为它是在工具主义视界内发展的。”⑤换言之，科学无论是在理论抽象还是在理论应用方面已经都被掺入了操作主义，科学被迫在工具主义的视界里成长，它已经具备了强烈的实用主义特征，成为一种特殊的工具。正因为如此，“科学是一种先验的技术学和专门技术学的先验方法，是作为社会控制和统治形式的技术学。”⑥至此，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本身具有的工具主义特征，使它有机会与政治意图联合成为一种工具主义视界内的技术统治。
2.3 “技术合理性的进程就是政治的进程”
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的强大力量不仅增强和扩大了技术本身的统治，而且这样的一种技术统治在其合法性的外衣下，已经蔓延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对人的统治。他指出，“人要成为自主的人，要决定自己的生活，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⑦因为这样的一种技术统治已经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压迫和政治压迫，相反的，是一种在社会的文化的层面上隐蔽的统治。
“政治意图已经渗进处于不断进步中的技术，技术的逻各斯被转变成依然存在的奴役状态的逻各斯。技术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化。”⑧在马尔库塞看来，任何的一种统治都暗含政治意图，技术统治实质上是统治者让人们在享受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中压制自身的反抗性思维。即是说，“技术合理性的进程就是政治的进程。”⑨马尔库塞在本章最后指出，“技术已经变成物化——处于最成熟和最有效形式中的物化——的重要工具。”⑩即技术已经成为统治手段。人们一方面利用科学技术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另一方面，人们也在被迫接受技术的统治，即便社会的管理者也逃不过技术统治的命运。最终，由启蒙时代开启的高涨的理性主义精神会把人们带进全面的技术统治时代，“统治的罗网已变成理性自身的罗网，这个社会最终也会被困在该罗网之中。理性的超越性方式看来会超越理性自身。” 到那个时候，人们将被困在自身的理性主义里。
3 本章的阅读心得
在这一章里，马尔库塞论述了在发达工业社会里，科学技术成为极权社会统治人的隐蔽手段。人们一方面享受由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一方面越加地被科学技术所奴役，成为没有否定性和超越性的单向度的人。
马尔库塞的这一思想警示我们，在当代社会里，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文化娱乐消遣方式的同时，应该反思和估量这种技术背后可能发生的代价。譬如大工业发展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便捷的交通工具让人们越来越缺少运动，先进的传播技术让人们瞬间知晓窗外事，却也让人们陷入了无穷的信息焦虑中。这些都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另一面。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科学技术让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领加强，使人们的生活越加充足、便捷、丰富。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关注这一事实背后正在悄悄发生的关于人自身的变化，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
注释
①③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16.
②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17.
④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25.
⑤⑥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26.
⑦⑧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