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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的到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在用一种语言即英语相互交流和传播思想。不管你是否喜欢英语，如果你要想融入全球化趋势和信息化浪潮，并开展有效的国际传播，或成为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有一定影响力的政治家、商人和科学家，那么你必须（至少学会）能够用英语进行国际传播。“英语语言的这种强势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雪球，几乎无法阻挡”。[1]
一、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的表现方式
首先，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表现为使用英语的人口数量上。目前，全世界有近3.8亿人口把英语作为母语，约2.5亿人口把英语用作第二语言。而学习英语的人数则更多。英国文化委员会估计，全球正在学习英语的人口大约为10亿，另有15-20亿人口每天使用接触英语。到2050年，全球一半人口会较熟练使用英语。[2]
语言学家把上述使用英语的人口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指把英语作为他们的母语的人们，通常也是他们惟一的语言。这些人主要居住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冰岛、南非。第二类是指把英语当作第二语言的人们，这些人一般居住在曾经是英国殖民地或美国拥有较大影响力的国家和地区，如印度、尼加拉瓜、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的香港。第三类是指把英语作为外语来学习的国家和地区，一般与美国和英国没有十分密切关系。[3]
虽说把汉语作为母语的人口目前也要超过13亿（包括海外华人），但讲汉语人口多限于中国人和华人，外国人把汉语作为母语或第二语言毕竟凤毛麟角。这些年，随着中国的国力的增强，也出现了汉语热，但与英语热相比，还不能同日而语。
其实，国际传播中的英语强势不但体现在使用的人口数量上，更多体现在英语的应用范围之中。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到来，英语在全世界各个领域被广泛应用，包括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外交、旅游、通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等。据统计，目前世界上有60多个国家把英语作为官方性的语言。[4]有85%的国际组织把英语列为通用语言（联合国、欧盟等）。世界上有75%的邮件是用英语写的，80%的出版物和互联网信息都是用英语出版和的。[5]英语强势在科学研究领域的交流中尤为明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德语曾替代英语成为科学研究的主要语言。但是随着二战后（尤其是冷战后20年中）美国在世界上超霸地位的确立，英语的强势已势不可挡。据科学引用指数（SCI）的创始者尤金·加菲尔德（EugeneGarfield）教授对1997年全世界几千份主要科学期刊调查发现，1997年全球共发表925，000份科学论文，其中95%是用英语撰写，而且这些论文中只有一半是由来自英语国家的作者撰写的，也即有一半的论文是非英语国家的作者用英语撰写的。英语的强势可见一斑。[6]
国际传播中的英语强势在我国也较为明显，尤其是在过去20年中更是如此。我国英语媒体的大量出现便是例证。到目前为止，我国以传播新闻为主的英语媒体包括一个英语电视频道、一个外语电台、9家英文日报和周报、10家英语杂志和9大英文网站。这对于一个以中文为官方语言的国家而言，已足以显示我国在对外传播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英语语言的重要性。[7]上述的统计中还未包括全国各地以英语学习为主的英语报纸。
除英语媒体的发展外，中国的英语学习人数之庞大也足以说明英语强势的影响。据估计，我国约有3亿人口在学习和使用英语[8]，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英语热，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我国英语热的出现与国家的开放政策有密切关联，这一点在我国入世后更是如此。现在，我国不但要求高初中以上所有学生必修英语，从2001年起，还要求在有条件的城市中普及小学三年级英语教学[9]。英语也是我国每年高考和研究生考试的必考科目，还是提拔干部和晋升技术职称的必要条件之一。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一个人的英语能力还可以决定他是否能够成为国际化人才的标志。
二、国际传播中形成英语强势的成因
英语语言的强势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才形成的。1300年，英语还只是英格兰的“下等人”所说的语言到1500年以后，现代英语才开始形成，主要指英语已拥有相对稳定的拼写、发音和词义[10]。但英语真正作为国际性语言的出现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的原因促成了英语的国际性地位。
1.从宏观角度讲，英语强势并非语言本身所促成的，因此英语强势在国际传播中的出现并非只是这种语言本身的强势。正如牛津大学教授琼·艾奇逊（JeanAitchison）指出的那样，一种语言的成功或失败与语言的内在特性并无多大关联，而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力量有很大关系。[11]
就英语而言，这一点最明显不过了。在18-19世纪中，工业革命使得大英帝国的影响力开始遍及世界各个角落。英语也随着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的士兵和商人开始流行到世界各地，并向全球性语言的目标迈进。英语不光在英国的殖民地使用，就连非英语国家的外交谈判也用英语进行。1940年，德国和日本两国在商议建立反英美的联盟时，两国的外长（JoachimvonRibbentrop和YosukeMatsuoka）就使用了英语进行谈判。[12]
不过，无论英语的适应性有多强，也不管英语势力曾覆盖多大面积，目前英语的国际性地位主要源于二战以后讲英语的美国的大国地位。丘吉尔在二战结束后意识到大英帝国的没落不可避免，于是设想用美国的力量来维持英国对世界的领导地位，当然他得到的只是美英之间的“特殊关系”。随着全球影响力向大西洋的另一端转移，一种新的英语（美式英语）在全世界流行[13]。美式英语的流行与英式英语稍有不同：美式英语主要不靠政治和军事，而是依托流行文化和媒体市场的力量向全世界推广，其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于是出现了“可口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新的术语来描绘英语在国际传播中的强势。
除上述原因外，20世纪末，全球化的经济发展和新的政治格局也迫切需要一种“国际性”的通用语言，于是，英语语言本身的某些便利使其很快成为首选目标。
2.从语言层面讲，国际传播中的英语强势与英语语言本身的生命力有密切关联。首先，英语与印欧语系的所有语言都有联系。对于东方人而言，英语也许会很难。但对于西欧人、俄罗斯人甚至伊朗人来说，英语也许不那么难学，因为他们会发现英语的语法和词汇与他们的母语有相似之处。
与印欧语系的语言相比，英语又独具“世界语言”的特性，即英语的多样性、灵活性和适应性。尽管英语强势源于英国和美国英语，但是全世界五大洲都有国家把其列为官方语言。同时，英语虽然词汇量是世界上最大的语言，至少有50万个单词，比德语（近20万）和法语（10万）都要多，但一般使用者只要能掌握1000到2000个英语单词就可以用英语有效交流。
此外，英语能允许非英语人士进行“本土化”，创造出适合他们的英语，如新加坡式、中式英语（普通话和英语混合）、西式英语（西班牙文加英语）、日式英语（日文加英语）、克里奥耳语（西印地语加英语）、甚至法式英语（法语加英语）和德式英语（德语加英语）等[14]，也可以包括在上海出现的“洋泾浜”英语。总之，英语的强势表现为其“能容忍非英语人士用蹩脚的英语使用英语”，进而使他们觉得英语的便利性和亲近性[15]，使之更具“世界性”。
3.英语的这些“世界性”当然与其文化价值体系有密切关系。相比其他文化而言，英美文化价值观能更多地鼓励创新、能容忍“异己”。也许正因为如此，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物可能只能出现在美国，他不太可能出现在强调集体主义的欧洲和东方国家。
其次，英美媒体强大的市场化倾向和技术强势也足以使英语在国际传播中占主导作用。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好莱坞效应”和“硅谷现象”。前者主要是指文化产品，包括英语媒体、电影等娱乐产品；后者主要是指电脑和互联网为基础的技术产品。这些产品在世界的风靡必然导致产品所包含的英语语言流行到全世界，这些产品在世界的主导地位当然也会帮助英语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取得强势。
最后，英语强势的形成还因为现存世界性文化中多数已以英语语言形式出现。如上文所述，世界上80%的文献是用英语撰写的。要把这些文献转化为其他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如世界语、汉语或德语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英语的强势的形成就成了一个轮回逻辑：英语是世界性的，因为它本来已经具有世界性了。[16]
、英语强势的特点
从上述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的三大特点。
1.首先，英语强势的实质是讲英语国家的强势。这在英语国家中也不例外。目前，美式英语之所以能取代英式英语也只是对美国在世界格局中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和实力的反映而已。因此，如今席卷全球的语言虽然还被称为“英语”，但它携带的内容却是美国文化。[17]
2.这种英语强势是不可抗拒的，而且在短时期内较难改变。非英语国家可以选择顺应这种强势还是拒绝，但无法阻挡这种英语强势的出现。
3.由于语言和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传播业等领域是紧密相联的。英语语言强势必然也会反过来进一步强化这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传播业上的强势。也就是说，英语强势不是简单的语言世界性的问题，它会通过其强势地位运用各种手段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各个方面（包括语言）产生影响。
四、英语强势的影响
英语强势的影响像把双刃剑。它们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也可以同时出现，即一个看似是负面的影响往往也会伴随着有利的一面，反之亦然。有趣的是这一点不但适用于非英语国家，也同样适用于英语国家本身。
1.对英语国家的影响
对英语国家或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口而言，英语强势所带来的影响应该说正面、有利的影响要多于负面、不利的影响。首先英语强势使得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强势进一步强化，这些强势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强英语的强势；其次，英语强势还会促使这些国家的国民自然产生一种民族优越感，使他们觉得作为英语人口的荣誉感。从长远讲，这是英语强势给英语国家带来的最大好处（或有利影响），因为这会使得整个国家和民族始终保持一种高昂姿态并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凝聚力。当然，这种优越感和荣誉感在各个英语国家中的表现程度也会有差别，实力最强的美国可能表现最为强烈。
但是，这种强势所带来的优越感和荣誉感有时也会带来负面影响。例如，由于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通用性和便利性，多数英语国家的国民没有兴趣去了解其他国家和文化，较少关心国际新闻,也不想学习外国语。据了解，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使用其他语言能力最差。2000年，全美所有大学学习阿拉伯语的人中，只有9人毕业，而英国是欧洲使用语言最单一的国家。这种惰性使得他们会越来越封闭，思维方式也会逐步僵化。[18]
此外，英语强势及其普及性也会导致英语的变种，如新加坡式、中式英语（普通话和英语混合）。这种变种不但会引起某种语言交流障碍，同时对英美两国的英语语言本身也产生了影响。《金融时报》指出对英语的真正挑战来自那些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人口，因为目前这些人口不但在数量上已远远超过英语母语人口，这些人口人数也正以迅猛速度增长。该报预言这种情况必将对英语本身产生深远的影响。[19]
2.对非英语国家影响
英语强势给非英语国家带来的影响可能与英语国家正好相反，其负面不利的影响可能要多于正面有利的影响。英语成为全球通用语言带来的直接好处是不同国家的人们能够自由地进行交流，但是语言并不仅仅是传播的工具，它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和身份的标志。面对英语强势的不可抗拒性，许多非英语国家觉得无可奈何，但对英语强势所带来的文化入侵（文化帝国主义）又表示担忧，因为这些文化入侵所带来的影响虽然看不见、摸不到，但确确实实存在，而且在短时间内无法改变。有人甚至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这些殖民宗主国过去炮舰政策的延续，只是现在殖民的手段相对文明了一点。[20]
尤其是对那些少数语种和民族而言，英语的强势可能是毁灭性的，甚至意味着他们的语言、文化和身份的消亡。语言的消亡这种情况古已有之，只是现在规模更大，速度更快而已。有人说到本世纪中有一半的语言会消失，而有人说是90%。[21]
对于那些也想成为语言强国的非英语西方国家（如法国）而言，这种无可奈何的心理更为明显。现在，法国尽管每年花费一亿美元来推广法语文化，但是法语在世界语言中的排名仍然只有第9位，而且法语的衰落仍到处可见。法国的科学家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处境，“要么用英语发表文章，要么说着法语默默无闻地死去”[22]。
于是，非英语国家便会面临一种困境：是要融入世界、要现代化，还是要孤立自己、保持民族性？要现代化就必须融入世界，而要融入世界肯定会对于本民族的语言和传统文化带来一定的变化。从目前情况看，能否成功地走出这一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能否有效处理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的问题。
3.对中国的影响
英语强势对我国来说正面和负面的作用都有。从正面角度讲，英语强势的直接作用是促使英语在我国的大范围的普及，从而有效提高了我国国民的素质和国际化程度，改善了我国与世界接轨的软环境。试想：如果在过去20年中没有英语这座语言桥梁，我国改革开放的结局会怎样？如果我国不引入英语强势，不重视英语学习，不把英语水平与接受教育、晋升和就职等方面挂钩，那么过去20年中就不可能出现一个又一个的英语热：从新概念英语，到3L,到《走遍美国》，到疯狂英语，也不可能出现所谓的“英语经济”，也不可能每年大批中国莘莘学子赴国外留学，也不可能出现上文中提及的那么多英语媒体。
总之，没有20多年来对英语强势的有效吸收，就没有我国现在具有初步国际化程度的大环境，而没有这样的大环境，我国要能够加入世贸、申奥成功也是不可想象的。
我国的经验表明，只要能把英语强势处理得当，只把英语当作融入世界的工具使用，那么我们就能用较少的成本较快发展本国现代化，缩小落后的时间，为尽快进行“赶超”打下基础。
当然，许多中国学者对目前的英语强势和普及所带来的潜在危险表示担忧。1998年在哈尔滨召开的“技术进步和当今世界发展”研讨会上，他们认为在当今信息技术时代，语言的强势必然会触发文化强势，从而产生新的不公正。[23]
这种担忧显然是有道理的。只要看一下英语在汉语中的渗透就可以知道：政府官员在记者招待会上随口会说出WTO、PNTR、APEC等英语缩写，仿佛说自己家乡话一样。年青人中更是满口TOEFL、GRE、NBA。即使你问一位老太太去医院干吗，她会回答：“我做CT”。
著名社会语言学家陈原认为这是汉语的奇观，奇在没有任何红头文件规定的情况下，英语单词会如此自然地出现在汉语中，即使像老太太不懂CT为何义但照说无妨。[24]
那么，如何看待英语强势在带来积极作用时也可能带来潜在的危险（负面作用）呢？如何看待英语强势对汉语甚至我国文化可能会产生的负面作用？本文认为首先我们没有必要杞人忧天。正如陈原教授所说的那样，有生命力的语言（或文化）从来不怕异物的“入侵”。任何语言都不是自给自足的，时不时会搀杂一些异物才能丰富和发展自己。[25]从另一个角度看，汉语在英语强势面前能够有效吸收众多的英语单词，正是汉语有生命力和活力的表现。因此，面对英语的强势和我们汉语的弹性，我们应该充满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不是满怀忧虑感。
语言如此，文化当然也如此。中华文化五千年来之所以能源远流长靠的就是其能去粗取精的特性。西方文化通过英语强势必然会影响我国的文化。但是，从长远讲，我们如果能吸取外国文化的精华，去其糟粕，中华文化也一定会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获得新的发展，更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
五、结束语：英语强势的未来
在英语强势之前，其他语言（如拉丁语、世界语、法语和德语）也曾出现过强势，但是随着讲这种语言的国家影响力的下降，这些语言的强势已经不复存在，有的甚至已经死亡。那么，英语也会沉浮吗？英语会像其他语言一样出现颓势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既然其他语言都会沉浮，英语也不应该是个例外。那么英语颓势的标志是什么呢？《英语的未来》的作者大卫·格雷多尔（DavidGraddol）认为科学技术是一大标志，他认为英语出现颓势的标志可能是当重大技术发现不断出现在中国或其他国家的时候。这个时候英语的重要性可能会大幅度下降。[26]
科学技术当然是一个标志，但笔者认为英语出现颓势肯定还会在其他方面（如政治影响力、经济实力等）有所表现，毕竟一种语言的强势是靠其他强势来支撑的。事实上，英语国家公民中对国际新闻缺乏兴趣、对世界事务缺乏了解以及学习外国语言所表现出的“低能”都表明了这些英语国家（至少在这些方面）的不灵活性甚至僵化趋势。从长远来讲，这也许是英语走向颓势的开始，但是应该承认这一过程将是漫长的。
参考文献：
[1][2][3][19][26]Englishistheinternationallanguage.FinancialTimes.December28.2000.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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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Huang.C.Z.LinguisticDiversityaconcernaglobalvillage.December11.2000.ChinaDaily.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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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郭可：《我国英语媒体的发展趋势和传播效果》，2002年未。
[8]Zhao.Y.&Keith.P.C..(1998)EnglishinChina.WorldEnglishes.Vol.14.No.3.p.377-399.
[9]ChinaBoostsEnglish.21stCentury.March29.2001.p14.
[13]Stevenson.R.L(1994)GlobalCommunicationinthe21stCentury.LongmanPublishingGroup.NewYork:Longman.p.88.
[14]《地道英语将不复存在》，《参考消息》，2001年3月29日第6版。
[15]Stevenson.R.L(1994)GlobalCommunicationinthe21stCentury.LongmanPublishingGroup.NewYork:Longman.p.91.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最热门也是最敏感的话题。事实上，思想文化领域的全球化比经济和科技领域都来得广泛而不引人注目。如何应对这一冲击是一个目前不容回避的问题。这不是简单的互通有无的过程，而是激烈的生存竞争，它关系到世界占大多数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的幸福和尊严。
思想文化全球化的主要工具无疑是国际大众传播媒体。这些传媒依靠现代电讯手段，把信息传达给远距离的受众。有一定规模的国际传播始于短波广播出现之后。20世纪末，国际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以互联网为媒体的互交式传播为特征的“无中心”传播。有人指出，互联网的出现，使大众传播一夜之间变得“平等、民主”化了。但问题依然存在，如：在交流的过程中不可能摆脱一种几乎是终极的阻碍——文化差异的存在，而文化的差异又被不平等的文化势力固化了。
无论如何，国际交流以一日千里的信息革命形势为依托，正成为新世纪生活的主要特征之一。地球村上的每个成员都有可能利用这一重新洗牌的机会，在国际传播业中重新调整策略。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体制上、观念上经历一番脱胎换骨的演变，从而在勾画新的国际传播格局中有所作为。
作为宣传的国际传播
国际传播的出现一开始就与政治紧密关联。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广播便是一个散布威胁言论的机关。
1923年，德法之间为鲁尔事件展开有史以来第一次广播战争。1927年，各国为了反击别国的敌意宣传，英、法、荷、比、葡均纷纷建立电台，加强发展国际广播以巩固其殖民地。
苏联于1929年建立了国际广播电台，从事对外宣传。
在第二次大战中，广播战登峰造极，德国使用恐怖战略，对捷克、波兰、荷兰、挪威等国从事宣传战。1941年，德国计用88个短波台对欧洲广播，但不准其人民收听广播，否则处死刑。
1942年，战时新闻局（officeofwarinformation）授权发展心理作战及国际广播。1942年成立了美国之音。1948年，美国国会授权“美国之音”从事国际宣传，由国务院管辖。
“国际广播电台即是外交的工具，其服务项目之一便是播出由政府提供的官方或半官方声音，这些声明可能以通告、报道、政策演说等方式播出。”①
可以说政府机构是国际广播的始作俑者，没有国家的介入，国际广播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国际广播电台国际广播可以说都是以宣传为目的的。
到了冷战时期，国际舆论的斗争也多半是依靠国际广播和后来的国际电视网来进行的。冷战结束后，国际大众传播行业里的对抗意识仍然主导着它的总体策略。
国际传播的市场化
冷战结束以后，对抗由两极变为多极，对抗的焦点已由意识形态转为对国际信息市场的争夺。
从80年代开始，商业电视媒体看到了开拓国际市场的可能性。媒体巨头通过文化交流和新闻自由的名义在发展中国家推销自己的节目和取得播映权。1980年6月1日，有线电视新闻广播公司的全新闻频道开播，它主要通过卫星－有线传送系统向世界各国的用户播出节目，它标志着商业性国际电视广播的崛起。1993年，CNN国际台总收入9300万美元，赢余不多，到1994年，它单单利润就达到6600万元。
CNN在商业上的成功和在国际传播中的影响，推动了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先后开办了以新闻报道为主的对外电视广播，同时也吸引了许多商业广播公司纷纷开办各类卫星电视频道。
1991年5月香港卫星电视台开播后大获成功。1993年、1995年，该台的全部股权先后卖给了国际传播界巨头鲁珀特·默多克。卫星电视台的节目通过亚洲一号通信卫星覆盖亚洲的近50个国家和地区，根据1997年的数字，全球收看卫视的约有4200万户。
国际传播从政府行为转为商业行为是一个大的跨越。它大大减弱了国际传播中的火药味，部分传播的主要驱动力从意识形态宣传转为收视率和广告利润。市场和利益的威力是巨大的，曾经是孤独的领域如今一下子充满了推销者的殷勤。他们使国际传播体系变得多元化了，形势也变得尤其的复杂。这些老到的电视业资本家在大把掏钱占领空中覆盖面的时候，非常清楚他们在干什么：只要信号接受的技术障碍一旦克服，观众的收视品味和偏好都是可以引导的；他们相信优秀的质量和服务战无不胜。
在新的形势下，虽然意识形态的斗争淡出背景，但商人决不会把赢利放在损害本国利益和形象的前提下的。即使是一向以客观、公正为己任的新闻通讯社也不会例外。
“近年经传播学者研究证明，世界性与地区性之新闻通讯社均以其本国利益为前提，并非以服务世界或地区利益为目的，由此可断言，国家通讯社乃是国家利益的发言人。”②
同时商业化趋势也强化了世界范围内文化发展的两极分化。而且通过商业推销的往往不是文化的优等货色，而是迎合中低层的快餐型消费。
市场化随着传播科技的飞速发展已经严重地威胁着弱势文化。以欧美为主的发达国家销售的文化产品带有强烈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色彩，这种文化产品通过跨国媒体公司的推销，在发展中国家产生着潜移默化并且是根本的影响。譬如，西方文化正在改变着本土文化精英的语汇，他们即便是在捍卫本土民族文化的时候也离不开用西方的概念和理念作为批评的基础。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计划基本上是追随西方的摹本，那些接受西方思想最早的文化和技术精英实际上已经无法摆脱全盘西式现代化的大语境。
互联网带来的“信息革命”
20世纪90年代初，超本文电脑语言的发明和适合家用电脑使用的网络浏览器的出现使互联网被推到了信息革命的前沿，它实际上更是一场大众传播的革命。一批网络和电脑技术人员迅速以一种崭新的项目和方式在电信和传播界拓出一片领地，强烈地冲击着传统的传播媒介。
互联网的传播有很多优势，其中信息的高度平等是最具冲击力的。这一特征一下子扭转了大众传播权利对资本越来越多的依赖。然而，资本是无孔不入的，资本在寻找增值的机会，技术发展的后劲也要靠资本。掌握一定资本和管理资源的传统传播媒介为了维护它原有的地位纷纷主动介入互联网，试图利用他们的内容采集编播优势夺回失去的部分领地。但是，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尖端技术人才仍被新兴网站公司拥有。争夺网络人才的战斗方兴未艾。资本的流动也已经大幅度转入互联网业，它迫使这一继报纸、广播和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的发展渐渐呈集中化趋势，强强联合，大鱼吃小鱼之类的兼并每天都在发生。有人担心这种集中会改变互联网的自由、平等的性质。这种担心也不是多余的，如果没有相关的立法，优势网络公司可以大批量地发展强大的病毒武器攻击竞争对手，互联网上的“暴力”会迅速增加，而最终称霸的必然是大政府、大财团拥有的门户。
互联网的优势是明显的，它的影响还只是初显端倪。谁抓住了这一发展机会，谁就会在这新兴的国际传播舞台上站住脚。对企业来说，这意味着广告效应；对文化来说，它提供了一个效率极高的同时是无限广阔的传播和交流的天地；对社会来说，它或是增强社团凝聚力，或是分化它的组织；对国家来说，它关系到国家形象的树立，做得好有利于国家的外交，做得不好，它危及政权的存亡。
互联网上信息的低质量和网络行为的无政府主义也增加了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很多像泡沫一样的消息网点在着无数未经证实的消息，事实和谣言混淆不清，无聊的内容也一样在消耗年轻人的时间。此类“非正规教育”正在把我们下一代引向何处，是个令人堪忧的问题。
总之，互联网已经毫无疑义地成为21世纪国际传播的最主要媒体。互联网一度让所有人——穷的富的、强的弱的站在了一条差不多的起跑线上，一些能把握机遇、做出正确对策的弱势群体就有可能完成一次发展的飞跃，从而过上扬眉吐气的生活。
国际传播的对抗意识和服务意识
如前所述，国际传播从他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打上了“宣传”的烙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的宣传与反宣传可以说是国际大众传播的原型。苏联和英国是两个最早开始国际传播的国家。冷战时期中，美苏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上是白热化的，他们所进行的国际舆论斗争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国际广播和后来的国际电视网来进行的。这种对抗原来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出现，现在多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利益和文化势力上的对抗。这种政治概念主导下的对抗和市场竞争中的对抗是两个概念，它和大众兴趣无关，只注重国际政治的斗争，或在国际上树立自己的完美无瑕的形象。冷战虽然已结束10年了，然而国际大众传播领域中的冷战意识或者说对抗意识依然非常浓厚，主导着许多国际传播部门的编辑方针。
发展中国家多数没有商业国际广播，他们的国际广播是政府部门的一部分，在他们和发达国家的利益冲突中，往往处于舆论上不利的地位。西方媒体在冷战后期，自居为冷战的胜利者，在舆论上对非西方政府制度的国家更是颐指气使，是国际传播中对抗状态的诱因。所以，一旦哪个发展中国家拂逆了发达国家之意，他便立即陷入被动的国际舆论中，于是他们倾其力用自己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和发达国家新闻机构作针锋相对的反宣传，并由其政府施加外交压力，但发达国家政府以不干涉言论自由而不加理睬，这都加剧了国际传播中的对抗意识。
然而，我认为，从发展趋势来看，在国际传播中制胜的还是服务意识和市场竞争意识而不是对抗意识。
向观众提供服务的意识不是什么新的概念，但是把服务意识作为国际传播的一个重要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则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它只有在非官方的商业国际传播媒体出现之后才真正得到了体现。商业传播媒体把国际传播不再看作战场，而是当作有利可图的市场。鉴于跨国公司的品牌急于在远东、东南亚开拓市场，商界巨头非常乐意在覆盖全球的媒体上做广告投资。这样，国际传播就有了和经济利益结缘的历史。美国在线电视新闻广播公司CNN商业运作的成功刺激了众多媒体向国际化发展。他们追求的首先不是意识形态上的胜利，而是传播的效果和稳定的收视率，从而保障广告的收入。CNN承认它的收入增长的大部分来自国际市场。美国广播公司（ABC）开办了亚洲台，在欧洲开办一个商业频道。全国广播公司（NBC）开办了对欧洲的有线电视频道（CNBC），对亚洲的商业新闻频道（ANBC）和对拉美广播的西班牙语频道。特纳公司在拉美和欧洲全面覆盖，英国传播大亨默多克也迅速进入国际传播业，开设了空中新闻电视台和香港卫星电视台。“它们进行电视扩张的目的是为了夺取更多的利润。”利润的驱使使他们非常注重服务和推销技巧。
毫无疑问，服务意识的注入使传播的内容更具有可读可视性。做到这一点，对具有商业运作历史的媒体来说是很容易的，他们只要把在国内的一套做法，搬到国际上来，就会有差不多的效果。但对国家管理下的传播机构来说，要用服务意识来替代原来的宣传意识就比较困难。由于体制上依然是对抗时期的体制，原来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没有及时转变，所以，很多国家的国际传播的主导思想仍然滞留在强调对抗的形态上，或是把服务作为手段，对抗作为目的。这种没有建立在市场上的服务总是肤浅的，因为服务与否不影响生存，他们便不太注重市场调研，节目的生产往往不与市场挂钩。这样，去迎合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口味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本能，而似乎是很多研究人员在论文中反复呼吁和提倡的一种分外的要求。
服务意识看似无高尚的立场和目标，但没有它，就没有市场竞争，想对抗都无从谈起了
传播中民族主义的陷阱
国际媒体仍然因循着冷战时期的理念，往往急功近利，要把自己的爱憎强加于受众，使民族主义情绪蔓延到国际传播中，希望全世界各族人民像传播者本人一样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政党，这纯粹是一厢情愿的事。如果这种宣传政策在本国国内是必需的话，在国际传播中则是不宜直接表达出来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最明显的理由就是，受众群体来自不同的民族，并都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他们也许愿意了解一些传播者国家和民族取得的成就，但不应指望他们也一样会津津乐道这种成就，弄不好反而会引起妒忌心理。
所以，在国际传播中要特别忌讳民族主义的宣泄，要特别避免挫伤其他民族的“爱国主义”情绪。有些国家基于自己强大的国际地位，说话无所顾忌，刺伤了别国“人民的感情”，使自己在道义上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这种误区在发达国家的传播中有，在发展中国家也非常突出。在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国际传播大都是从属于国家政府部门，或刚刚在经营政策上获得一些独立性，管理决策层有很强的对抗意识。因为有过被殖民化的历史，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意识更加敏感，他们把爱国主义的宣传在国际传播中加以不适当的突出强化，并不能容忍任何被视为有辱国家形象的消息和评论。这种意志通过行政管理和政治审查的渠道贯彻到媒体从业人员的具体操作中，就使得整个传播业为一种偏颇的使命感所笼罩，形成一种和市场亲合力相反的力量。
国际传播研究者从技术上指出了4种影响文化间传播的因素，其中就提到了民族优越感。
美国人类学家桑奈（W.G.Sunner）对种族优越感有专门研究。他指出从很早期的社会中就有团体的内外之分。团体对本身的感觉总是优于外团体。（一群团体彼此之间可能有某种关系，如血亲、邻居、盟友、姻亲或商业伙伴，这种关系使他们团聚一处，但又彼此分得清楚，因此我们开始区分你、我——外团体与内团体。）他们总是认为内团体是道德的、优秀的，自己团体的风俗是独创的、人本的。但这种态度由外团体的主观出发，往往得出否定的描述。如果某团体对本身的描述是“我们有自尊，并且敬重祖先留下的传统”，而外团体可以把它描述成“他们一切以自我为出发点，自我中心，他们爱自己比爱我们多”。如果某团体对本身的描述是“我们勇敢求上进的。我们为维护本身的权益而奋斗，我们保护自己不受外人欺凌”；而外团体会把它描述为“他们具有侵略和扩张的野心，他们想牺牲我们超越前进”。
文化传播的学者还发现“种族优越感的程度与社会地位、教育水准、性别和年龄没有显著的关联；越是属于一个社会中的弱势团体，种族优越感的倾向越严重。然而“一个人越是闭关自守、独断专行，优越感也越重”。④
除了民族优越感之外，他们还指出了文化间传播中的刻板印象和为他人设想的能力（empathy，一译‘神入’）的作用。刻板印象所触及的范围不但涉及其他的种族、社会群体，也及于自己所属的种族、群体。所代表的印象可能是歪曲的、不利的，但也可能是有利的，甚至也有部分真实在内。总的来说，“刻板印象往往妨碍了不同种族间有效的沟通”。⑤
文化间的传播不少是自我中心型，在这种情况下，甲方完全以他本身的价值观来评估了解乙方。传播学者遂提出了提高“神入”的能力来促进交流。
“我们要有‘神入’或替他人设想的能力，才能充分理解信息的意义，事实上，为了达到有效的传播的目的，送出信息的人也必须能够为收受信息的人设想。”⑥
在根本上作出完全正确的假设是困难的，最合理的做法也许是避免过早形成一种态度或印象。也就是说，国际传播者应该对其他文化事物尽量保持客观开放。如果发现对方有不同之处，也要尊重对方的想法与做法。这种为他人设想的技能如果能够在不同文化、不同民族或不同种族的传播与交流中得到广泛的推广，这对整个人类的文明都将是伟大的贡献。
管理中的毒瘤
现代科技支持的国际传播已经向传统传播发起了挑战。国际传播的多元性和大众参与性将成为国际传播的主流形态。资本或权力对传播的控制将越来越困难而且不合时宜。形势要求我们必须以开放的姿态从事国际传播，在管理上要有更多的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观念，同时要不懈地和作顽强的斗争。
是管理中的一个毒瘤，是企业或服务部门低能、落后的一大原因。的主要症状是不求创新、不求效益，但求无过，以保住自己的官职。这种作风与迅速发展的国际传播模式格格不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媒体中的每个从业人员要以为受众服务为目的去处理问题，而不是违背这一原则，把个人的利益放在事业的发展之上。众多管理人员把大量时间花在写不实的成绩汇报上，形式主义的文山会海中。从上至下，层层加码，会议不断打乱了正常的经营和业务管理，浪费了大量人力和财力。许多需要及时处理的事情都在无止境的公文旅行中贻误了时机，时机的丧失在全球化迅速推进的今天是莫大的罪过，因为信息技术革命发展的速度太快了，失去一个机会，便意味着一连串的机会的丧失，意味着又是几十年经济地位的落后。
国际传播即是全球化最大的载体，主动介入国际传播即是介入全球化进程。在全球化中竞争即是在国际传播中竞争。你不把自己的思想全球化，别人就会把他的思想全球化。当前，以互联网为主要形态的信息革命使全球化成为21世纪的重要议题。信息革命给了每个人一个广阔的天地。让我们抓好这一时机，使世界在改变你的同时，你也在改变着世界。
注释：
①李瞻：《国际传播》1984.第198页
②李瞻：《国际传播》1984.第9页
③郭景哲：《让世界了解中国》第112页
④汪淇：《文化与传播》1983.第114页
⑤汪淇：《文化与传播》1983.第94页
⑥汪淇：《文化与传播》1983.第142页
参考书目：
《国际传播》，李瞻，三民书局，1984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的到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在用一种语言即英语相互交流和传播思想。不管你是否喜欢英语，如果你要想融入全球化趋势和信息化浪潮，并开展有效的国际传播，或成为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有一定影响力的政治家、商人和科学家，那么你必须（至少学会）能够用英语进行国际传播。“英语语言的这种强势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雪球，几乎无法阻挡”。
一、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的表现方式
首先，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表现为使用英语的人口数量上。目前，全世界有近3.8亿人口把英语作为母语，约2.5亿人口把英语用作第二语言。而学习英语的人数则更多。英国文化委员会估计，全球正在学习英语的人口大约为10亿，另有15-20亿人口每天使用接触英语。到2050年，全球一半人口会较熟练使用英语。
语言学家把上述使用英语的人口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指把英语作为他们的母语的人们，通常也是他们惟一的语言。这些人主要居住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冰岛、南非。第二类是指把英语当作第二语言的人们，这些人一般居住在曾经是英国殖民地或美国拥有较大影响力的国家和地区，如印度、尼加拉瓜、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的香港。第三类是指把英语作为外语来学习的国家和地区，一般与美国和英国没有十分密切关系。
虽说把汉语作为母语的人口目前也要超过13亿（包括海外华人），但讲汉语人口多限于中国人和华人，外国人把汉语作为母语或第二语言毕竟凤毛麟角。这些年，随着中国的国力的增强，也出现了汉语热，但与英语热相比，还不能同日而语。
其实，国际传播中的英语强势不但体现在使用的人口数量上，更多体现在英语的应用范围之中。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到来，英语在全世界各个领域被广泛应用，包括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外交、旅游、通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等。据统计，目前世界上有60多个国家把英语作为官方性的语言。有85%的国际组织把英语列为通用语言（联合国、欧盟等）。世界上有75%的邮件是用英语写的，80%的出版物和互联网信息都是用英语出版和的。英语强势在科学研究领域的交流中尤为明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德语曾替代英语成为科学研究的主要语言。但是随着二战后（尤其是冷战后20年中）美国在世界上超霸地位的确立，英语的强势已势不可挡。据科学引用指数（SCI）的创始者尤金·加菲尔德（EugeneGarfield）教授对1997年全世界几千份主要科学期刊调查发现，1997年全球共发表925，000份科学论文，其中95%是用英语撰写，而且这些论文中只有一半是由来自英语国家的作者撰写的，也即有一半的论文是非英语国家的作者用英语撰写的。英语的强势可见一斑。
国际传播中的英语强势在我国也较为明显，尤其是在过去20年中更是如此。我国英语媒体的大量出现便是例证。到目前为止，我国以传播新闻为主的英语媒体包括一个英语电视频道、一个外语电台、9家英文日报和周报、10家英语杂志和9大英文网站。这对于一个以中文为官方语言的国家而言，已足以显示我国在对外传播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英语语言的重要性。上述的统计中还未包括全国各地以英语学习为主的英语报纸。
除英语媒体的发展外，中国的英语学习人数之庞大也足以说明英语强势的影响。据估计，我国约有3亿人口在学习和使用英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英语热，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我国英语热的出现与国家的开放政策有密切关联，这一点在我国入世后更是如此。现在，我国不但要求高初中以上所有学生必修英语，从2001年起，还要求在有条件的城市中普及小学三年级英语教学。英语也是我国每年高考和研究生考试的必考科目，还是提拔干部和晋升技术职称的必要条件之一。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一个人的英语能力还可以决定他是否能够成为国际化人才的标志。
二、国际传播中形成英语强势的成因
英语语言的强势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才形成的。1300年，英语还只是英格兰的“下等人”所说的语言到1500年以后，现代英语才开始形成，主要指英语已拥有相对稳定的拼写、发音和词义。但英语真正作为国际性语言的出现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的原因促成了英语的国际性地位。
1.从宏观角度讲，英语强势并非语言本身所促成的，因此英语强势在国际传播中的出现并非只是这种语言本身的强势。正如牛津大学教授琼·艾奇逊（JeanAitchison）指出的那样，一种语言的成功或失败与语言的内在特性并无多大关联，而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力量有很大关系。就英语而言，这一点最明显不过了。在18-19世纪中，工业革命使得大英帝国的影响力开始遍及世界各个角落。英语也随着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的士兵和商人开始流行到世界各地，并向全球性语言的目标迈进。英语不光在英国的殖民地使用，就连非英语国家的外交谈判也用英语进行。1940年，德国和日本两国在商议建立反英美的联盟时，两国的外长（JoachimvonRibbentrop和YosukeMatsuoka）就使用了英语进行谈判。不过，无论英语的适应性有多强，也不管英语势力曾覆盖多大面积，目前英语的国际性地位主要源于二战以后讲英语的美国的大国地位。丘吉尔在二战结束后意识到大英帝国的没落不可避免，于是设想用美国的力量来维持英国对世界的领导地位，当然他得到的只是美英之间的“特殊关系”。随着全球影响力向大西洋的另一端转移，一种新的英语（美式英语）在全世界流行。美式英语的流行与英式英语稍有不同：美式英语主要不靠政治和军事，而是依托流行文化和媒体市场的力量向全世界推广，其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于是出现了“可口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新的术语来描绘英语在国际传播中的强势。除上述原因外，20世纪末，全球化的经济发展和新的政治格局也迫切需要一种“国际性”的通用语言，于是，英语语言本身的某些便利使其很快成为首选目标。
2.从语言层面讲，国际传播中的英语强势与英语语言本身的生命力有密切关联。首先，英语与印欧语系的所有语言都有联系。对于东方人而言，英语也许会很难。但对于西欧人、俄罗斯人甚至伊朗人来说，英语也许不那么难学，因为他们会发现英语的语法和词汇与他们的母语有相似之处。与印欧语系的语言相比，英语又独具“世界语言”的特性，即英语的多样性、灵活性和适应性。尽管英语强势源于英国和美国英语，但是全世界五大洲都有国家把其列为官方语言。同时，英语虽然词汇量是世界上最大的语言，至少有50万个单词，比德语（近20万）和法语（10万）都要多，但一般使用者只要能掌握1000到2000个英语单词就可以用英语有效交流。此外，英语能允许非英语人士进行“本土化”，创造出适合他们的英语，如新加坡式、中式英语（普通话和英语混合）、西式英语（西班牙文加英语）、日式英语（日文加英语）、克里奥耳语（西印地语加英语）、甚至法式英语（法语加英语）和德式英语（德语加英语）等，也可以包括在上海出现的“洋泾浜”英语。总之，英语的强势表现为其“能容忍非英语人士用蹩脚的英语使用英语”，进而使他们觉得英语的便利性和亲近性，使之更具“世界性”。
3.英语的这些“世界性”当然与其文化价值体系有密切关系。相比其他文化而言，英美文化价值观能更多地鼓励创新、能容忍“异己”。也许正因为如此，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物可能只能出现在美国，他不太可能出现在强调集体主义的欧洲和东方国家。其次，英美媒体强大的市场化倾向和技术强势也足以使英语在国际传播中占主导作用。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好莱坞效应”和“硅谷现象”。前者主要是指文化产品，包括英语媒体、电影等娱乐产品；后者主要是指电脑和互联网为基础的技术产品。这些产品在世界的风靡必然导致产品所包含的英语语言流行到全世界，这些产品在世界的主导地位当然也会帮助英语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取得强势。最后，英语强势的形成还因为现存世界性文化中多数已以英语语言形式出现。如上文所述，世界上80%的文献是用英语撰写的。要把这些文献转化为其他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如世界语、汉语或德语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英语的强势的形成就成了一个轮回逻辑：英语是世界性的，因为它本来已经具有世界性了。
三、英语强势的特点
从上述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的三大特点。
1.首先，英语强势的实质是讲英语国家的强势。这在英语国家中也不例外。目前，美式英语之所以能取代英式英语也只是对美国在世界格局中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和实力的反映而已。因此，如今席卷全球的语言虽然还被称为“英语”，但它携带的内容却是美国文化。
2.这种英语强势是不可抗拒的，而且在短时期内较难改变。非英语国家可以选择顺应这种强势还是拒绝，但无法阻挡这种英语强势的出现。
3.由于语言和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传播业等领域是紧密相联的。英语语言强势必然也会反过来进一步强化这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传播业上的强势。也就是说，英语强势不是简单的语言世界性的问题，它会通过其强势地位运用各种手段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各个方面（包括语言）产生影响。
四、英语强势的影响
英语强势的影响像把双刃剑。它们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也可以同时出现，即一个看似是负面的影响往往也会伴随着有利的一面，反之亦然。有趣的是这一点不但适用于非英语国家，也同样适用于英语国家本身。
1.对英语国家的影响
对英语国家或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口而言，英语强势所带来的影响应该说正面、有利的影响要多于负面、不利的影响。首先英语强势使得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强势进一步强化，这些强势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强英语的强势；其次，英语强势还会促使这些国家的国民自然产生一种民族优越感，使他们觉得作为英语人口的荣誉感。从长远讲，这是英语强势给英语国家带来的最大好处（或有利影响），因为这会使得整个国家和民族始终保持一种高昂姿态并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凝聚力。当然，这种优越感和荣誉感在各个英语国家中的表现程度也会有差别，实力最强的美国可能表现最为强烈。但是，这种强势所带来的优越感和荣誉感有时也会带来负面影响。例如，由于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通用性和便利性，多数英语国家的国民没有兴趣去了解其他国家和文化，较少关心国际新闻,也不想学习外国语。据了解，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使用其他语言能力最差。2000年，全美所有大学学习阿拉伯语的人中，只有9人毕业，而英国是欧洲使用语言最单一的国家。这种惰性使得他们会越来越封闭，思维方式也会逐步僵化。此外，英语强势及其普及性也会导致英语的变种，如新加坡式、中式英语（普通话和英语混合）。这种变种不但会引起某种语言交流障碍，同时对英美两国的英语语言本身也产生了影响。《金融时报》指出对英语的真正挑战来自那些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人口，因为目前这些人口不但在数量上已远远超过英语母语人口，这些人口人数也正以迅猛速度增长。该报预言这种情况必将对英语本身产生深远的影响。
2.对非英语国家影响
英语强势给非英语国家带来的影响可能与英语国家正好相反，其负面不利的影响可能要多于正面有利的影响。英语成为全球通用语言带来的直接好处是不同国家的人们能够自由地进行交流，但是语言并不仅仅是传播的工具，它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和身份的标志。面对英语强势的不可抗拒性，许多非英语国家觉得无可奈何，但对英语强势所带来的文化入侵（文化帝国主义）又表示担忧，因为这些文化入侵所带来的影响虽然看不见、摸不到，但确确实实存在，而且在短时间内无法改变。有人甚至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这些殖民宗主国过去炮舰政策的延续，只是现在殖民的手段相对文明了一点。尤其是对那些少数语种和民族而言，英语的强势可能是毁灭性的，甚至意味着他们的语言、文化和身份的消亡。语言的消亡这种情况古已有之，只是现在规模更大，速度更快而已。有人说到本世纪中有一半的语言会消失，而有人说是90%。对于那些也想成为语言强国的非英语西方国家（如法国）而言，这种无可奈何的心理更为明显。现在，法国尽管每年花费一亿美元来推广法语文化，但是法语在世界语言中的排名仍然只有第9位，而且法语的衰落仍到处可见。法国的科学家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处境，“要么用英语发表文章，要么说着法语默默无闻地死去”。于是，非英语国家便会面临一种困境：是要融入世界、要现代化，还是要孤立自己、保持民族性？要现代化就必须融入世界，而要融入世界肯定会对于本民族的语言和传统文化带来一定的变化。从目前情况看，能否成功地走出这一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能否有效处理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的问题。
3.对中国的影响
英语强势对我国来说正面和负面的作用都有。从正面角度讲，英语强势的直接作用是促使英语在我国的大范围的普及，从而有效提高了我国国民的素质和国际化程度，改善了我国与世界接轨的软环境。试想：如果在过去20年中没有英语这座语言桥梁，我国改革开放的结局会怎样？如果我国不引入英语强势，不重视英语学习，不把英语水平与接受教育、晋升和就职等方面挂钩，那么过去20年中就不可能出现一个又一个的英语热：从新概念英语，到3L，到《走遍美国》，到疯狂英语，也不可能出现所谓的“英语经济”，也不可能每年大批中国莘莘学子赴国外留学，也不可能出现上文中提及的那么多英语媒体。总之，没有20多年来对英语强势的有效吸收，就没有我国现在具有初步国际化程度的大环境，而没有这样的大环境，我国要能够加入世贸、申奥成功也是不可想象的。我国的经验表明，只要能把英语强势处理得当，只把英语当作融入世界的工具使用，那么我们就能用较少的成本较快发展本国现代化，缩小落后的时间，为尽快进行“赶超”打下基础。当然，许多中国学者对目前的英语强势和普及所带来的潜在危险表示担忧。1998年在哈尔滨召开的“技术进步和当今世界发展”研讨会上，他们认为在当今信息技术时代，语言的强势必然会触发文化强势，从而产生新的不公正。这种担忧显然是有道理的。只要看一下英语在汉语中的渗透就可以知道：政府官员在记者招待会上随口会说出WTO、PNTR、APEC等英语缩写，仿佛说自己家乡话一样。年青人中更是满口TOEFL、GRE、NBA。即使你问一位老太太去医院干吗，她会回答：“我做CT”。著名社会语言学家陈原认为这是汉语的奇观，奇在没有任何红头文件规定的情况下，英语单词会如此自然地出现在汉语中，即使像老太太不懂CT为何义但照说无妨。那么，如何看待英语强势在带来积极作用时也可能带来潜在的危险（负面作用）呢？如何看待英语强势对汉语甚至我国文化可能会产生的负面作用？本文认为首先我们没有必要杞人忧天。正如陈原教授所说的那样，有生命力的语言（或文化）从来不怕异物的“入侵”。任何语言都不是自给自足的，时不时会搀杂一些异物才能丰富和发展自己。从另一个角度看，汉语在英语强势面前能够有效吸收众多的英语单词，正是汉语有生命力和活力的表现。因此，面对英语的强势和我们汉语的弹性，我们应该充满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不是满怀忧虑感。语言如此，文化当然也如此。中华文化五千年来之所以能源远流长靠的就是其能去粗取精的特性。西方文化通过英语强势必然会影响我国的文化。但是，从长远讲，我们如果能吸取外国文化的精华，去其糟粕，中华文化也一定会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获得新的发展，更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
五、结束语：英语强势的未来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936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型（“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
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2002年在伦敦保险市场上出现了一套新的船舶保险条款，同时，现行的协会船舶定期保险条款仍可选用。从这些变化本身很难看出隐藏在制定该新条款背后的真意。但是，一些变化引发了对条款含义和效力的严重争议。本文旨在分析列明承保危险条款的变化，尤其是对潜在缺陷的理解问题。
介绍和背景
2002年新的《国际船舶保险条款》沿袭了1983《协会定期船舶保险条款》（简称1983年条款）和1995年《协会定期船舶保险条款》（简称1995年条款）列明风险的形式。条款变得冗长，纳入了一些可能不被双方同意而订入保单的条款，使得条款的使用变得更麻烦。
对于承保范围，《协会船舶定期保险条款》第6条，如今规定在第2条。除了一些极小的变化，此条款主要的变化体现在对锅炉爆炸、尾轴断裂和潜在缺陷的处理方面。1995年条款有与众不同之处，即第6.2款对谨慎处理但书的规定为“如果此种损失或损害并非由于被保险人、船舶所有人、管理人或船技主管或他们的岸上管理人员未谨慎处理所致”。新条款的第2.2款但书的规定却与1983年条款的规定相同，即“如果此种损失或损害并非由于被保险人、船舶所有人或管理人未谨慎处理所致”，删除了“船技主管或他们的岸上管理人员”。因此，由于但书措词的变化，在新条款第14条规定之下，被保险人、船舶所有人、管理人将承担更大的责任，承保危险的范围比1995年条款的规定缩小。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船舶所有人的境况将更糟，因为第14条的规定不仅仅适用于第2.2款受但书限制的列明风险造成的任何损害，也适用于第2条列明风险造成的任何损害。
上述第2条的主要变化体现于潜在缺陷。《协会船舶定期保险条款》相关规定如下：
“6.2本保险承保下列原因造成的保险标的的灭失或损害
6.2.1锅炉破裂、尾轴断裂或者机器、船壳的潜在缺陷“
此条款的大概意思和它所承保的范围很容易理解。承保的不是锅炉破裂、尾轴断裂或者潜在缺陷本身，而是上述原因之一造成船舶的损失或损害。如果没有因此造成的损失，例如，船舶存在潜在缺陷，但是没有造成任何损失，依据保险合同，也就不存在任何赔偿。如果潜在缺陷造成损失，可以得到的赔偿是因该损失而发生的合理的修理费用，但修复潜在缺陷本身或锅炉或尾轴的费用得不到赔偿。此种费用应向保险人投保附加险条款（1995.11.1）以获得赔偿。
英国法在这方面有几个著名判例，争议集中在：是否存在进一步的损失，或只是并不被保单所承保的潜在缺陷，由于通常的使用而被发现。例如ScindiaSteamships（London）Ltd.v.TheLondonAssuranceCo.Ltd.一案，当事船舶营运了好几年未发生任何事故，后来进船坞进行尾轴衬的下半部分木衬的换新，因此需要移动螺旋浆和尾轴。当螺旋浆被楔入时，尾轴因已存在的潜在缺陷而断裂。螺旋浆和尾轴的尾端掉入干坞中，螺旋浆的一叶损坏。保险人同意赔偿修理螺旋浆的费用，因为这是由潜在缺陷或者尾轴断裂造成的损失，但拒绝赔偿更换尾轴的费用。检验人员发现在断裂的地方有一个从顶端延伸出来，深而光滑的裂缝（deepsmoothflaw），另一半原本是完好的但最近折断。该缺陷被认为早已存在，尾轴报废。船舶所有人辩称更换尾轴的费用由“尾轴断裂”或“机器的潜在缺陷”所承保，因为尾轴是机器的一部分，它的损坏是由潜在缺陷引起的，保险人应当赔偿。法官驳回了被保险人的请求，认为“尾轴断裂”指尾轴断裂本身得不到赔偿，这种断裂的损失或损害也不是尾轴断裂造成的。由尾轴断裂造成的损失仅仅是螺旋浆的损失，被保险人已获赔偿。法官同时认为，被保险人即使以“潜在缺陷”抗辩，基于同样的理由，亦得不到支持。尾轴并没有受任何风险，只是进行了一项船舶修理中的正常操作，而这项操作导致了它的断裂。这种断裂不是由潜在缺陷引起的，只不过是早已存在的缺陷进一步发展而已。
最近，TheNukila一案，与另一个关于船舶保险中潜在缺陷的案子，得到了上诉法院的更多关注。TheNukila一案的案情有所不同。保单涉及用于起居间的移动平台。承保范围按照《协会船舶定期保险条款》和《协会船舶附加险条款》。投保附加险的意义在于，如果被保险人证明潜在缺陷造成了该平台的损坏，保险人应赔偿所有的修理费用，包括修复潜在缺陷的费用。如果没有损失就没有赔偿。法院只需判定是否存在损失并精确地定义损失的含义，而判定什么是缺陷纯属多余。事实上，由于平台支架上存在的有缺陷的焊缝导致了进一步的疲劳裂纹，而扩展到结构的其他部分和先前完好的钢铁架。进一步的开裂意味着，裂纹被发现时平台处于倒塌的危险之中。但是，船舶所有人在取得保单时，即使谨慎处理也不可能发现支架上存在的缺陷和微小的裂缝。进一步的开裂和钢架的断裂是取得保单时业已存在的潜在缺陷造成的。保险人声称不存在损失而拒绝赔偿。即使船壳存在潜在缺陷，也只是有缺陷的部分受损，并没有造成进一步的损失。潜在缺陷在日常使用中不断加深并最终明显。
是否存在损失是法院需要判定的事实而非法律问题。上诉法院判定：基于常识得出的结论乃是：存在损失。这已足够判决本案。Hobhouse大法官总结相关规则：
“如果（保单承保的）航次开始之前已经存在潜在缺陷，然后被保险人发现了它的存在，那么没有保单规定的损失发生。船舶处于与保险期间开始之时同样的状态。因此，欲根据英其玛丽条款或类似条款索赔，被保险人必须证明船舶物理状态的变化。如果他不能证明此点，则无法证明存在船舶保单中规定的损失。…但是，如果损失确实发生，导致船舶的物理状态发生变化，这种损失可以成为根据保单索赔的对象。”
保险人抗辩认为区分缺陷和损失的界限在于缺陷之外的船舶的另一部件有没有遭到损坏。法院考虑了先例确定的权威结论，进而驳回了保险人的抗辩。原则在于是否存在进一步的损失。法院认为，部件一词可以在很多场合下使用，并具有很多不同的含义，在判断是否存在损失方面并没有帮助。
上述关于theScindiaSteamships一案，引用了Branson大法官判决的内容，早已存在的缺陷导致了尾轴其它部分的断裂。Hobhouse大法官认定：
“Brandson法官所得出的结论明显正确无误。未证明是承保危险造成了损失。尾轴已经处于损坏状态，它的价值已接近报废价值。该尾轴的断裂只是一个没有价值的部件的断裂，需要替换。并没有发生承保的损失。Branson大法官在问及是否存在与潜在缺陷的损失不同的损失时所用的措词反映了这一点。…船舶所有人遭受的损失是由于发现潜在缺陷而导致经济损失，不是潜在缺陷造成的任何损失。
当然还存在一些实际情况使得难于运用这些规则。其中之一就是当缺陷在保单签发之前已经产生并保持这种状态，由此产生的争议就是何时发生了损失、造成进一步损失的原因何在。因此，在考虑基于《协会船舶定期保险条款》的索赔时，应运用上述规则。
新条款
新条款第2.2条规定：
2.2本保险承保下列原因造成的保险标的的损失或损害
2.2.2机器或船壳的潜在缺陷，但本保险承保的部分仅限于弥补造成的损失或损害的花费超出如修复潜在缺陷会产生的费用的部分。（笔者加下划线以示强调）
新条款规定的变化体现于下划线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对应的第2.2.1项的规定为“锅炉爆炸或尾轴断裂，但不包括修理爆炸的锅炉或断裂的尾轴的花费”。该花费“本应发生的”事实上存在的损失。
作出改变的理由
以上提及作第一个改变的理由，即强调潜在缺陷本身和潜在缺陷造成的损害之间的区别，此点在the“Nukila”一案的判决之前业已存在，但未提及“部件”一词。但作此种解释的首个难题在于the“Nukila”案认定：损失确实存在。如果同时投保了《协会船舶附加险条款》，则意味着修复潜在缺陷的费用无论如何都应得到赔偿。而且，the“Nukila”一案并没有先例。如果缺陷存在于一个组件，例如船壳，如何认定潜在缺陷的部件？争议从未平息过。这仅是在认定事实方面存在的难题。在the“Nukila”一案中，保险人未局限于此，认为船壳是船舶的一个单独的部分，在没有发生全损的情况下，无论疲劳裂纹怎么多，也不论是否导致了剪力或其他受拉破坏，都不属于英其玛丽条款规定的对船壳造成的损失。也有观点认为可能是回复到这种观点的趋势导致了上述变化。
新条款的规定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了the“Nukila”一案时的立场。Hobhouse大法官曾指出：“原则上，修复潜在缺陷的费用应由船东而非保险人负担。”笔者认为，这段论述是对如在损失未发生之前修复潜在缺陷而产生的费用（以下简称预计费用）引入了一个入门机制。
新条款-实践
欲搞清承保范围必须整体考察新条款。很明显，对于潜在缺陷导致的索赔，承保范围与1983年条款相同，如承保由于机器或船壳中存在的潜在缺陷导致的保险标的的损失或损害。
对于损害，如果已修复，可以索赔的仅是修复损害所需费用减去应扣减的部分。任何索赔金额都应按照三套条款的规定作相应调整。在新条款下，应当考虑新加在承保范围上的限制-经调整的修复进一步损失的实际费用是否大于预计费用？在超出的范围内，被保险人可得到赔偿。
本文无暇详细论述这一条款的确切含义。因为这将决定是被保险人还是保险人来证明预计费用是多少。简言之，虽然该条款被放在承保危险部分作为承保范围的但书，但它似乎是一个影响赔偿数额而非承保范围的条款。如此，证明存在超出部分的举证责任落在了被保险人而非保险人身上。因此，证明预计费用的责任则由被保险人单独承担。
但是，有人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机器由于潜在缺陷受损，不得不拆下修理，即使没有造成其他损失、光修复潜在缺陷也需要花费拆下机器的这笔费用，因此在计算潜在缺陷造成的其他损失时应分担部分拆机器的费用（如同为了船舶所有人和保险人的利益拆机器一样）。不幸的是，即使这两种费用一样多，此种计算方法也不符合新条款的规定。
笔者认为，首先应确定修复潜在缺陷造成的损害所需费用。这必须是实际遭受的损失，同时要考虑修复潜在缺陷的花费和为船舶所有人和保险人的共同利益而支付的费用。这两种费用不是新条款所指的进一步的损失，因为如果把它们归入新条款所指的进一步的损失，将会使新条款失去存在的意义，因为这将使事实更加复杂，大家实际上可能还是按原来的计算方法计算损失。第2.2.2项与众不同之处可能就在此。
然而按照第2.2.2项的规定必须确定预计费用是多少？船舶所有人将之拆下修复需花费多少，总额如何？上述任何一项都不能依据新条款得到赔偿。
不幸的是，（从力求清晰的角度言，新条款对此也不会有什么帮助），理论上如何计算修复的花费没有任何规定。是按损失、损害、修复发生之前，还是按照其他时间的状态计算？由于船舶在一定时期的状态和缺陷性质的不同，计算的时间标准，对理论上的损失数额有较大影响。曾有人提出，因为保险人和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通常要进行多次磋商，应以签发保单的时间为准。这种观点无论正确与否，都会产生一个问题-如果船舶所有人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修复缺陷，花费究竟是多少？综上所述，通常费用均不包括在内。
新条款比起以前的《协会船舶定期保险条款》，在承保范围上大大缩小，因此被保险人在投保时应比以前更加慎重。
投保附加险的影响
新条款第44条规定了附加险。奇怪的是，承保的不是修复潜在缺陷的花费，而是如下规定：
“44.1如果保险人书面同意，本保险承保以下…
44.1.2在潜在缺陷造成第2.2.2项规定的损失的情况下，在损失发生之前如修复潜在缺陷应需要的花费。“
实际遭受的损失并不是限制条件。按照这种计算方法会得出结果迥异的结论。例如，在不考虑任何扣减的情况下，修复潜在缺陷和造成的损失共花费￡40，000，其中￡20，000作为修复潜在缺陷的花费而非造成的损失，应由船舶所有人承担。根据第2.2.2项可以得到赔偿的是造成的损失￡20，000超出预计费用的部分（这是一种计算出来的损失，而非实际的损失）。假设预计费用为￡15，000，根据第2.2.2项，只有￡5，000和附加险承保的￡15，000可以得到赔偿，船舶所有人实际遭受了￡20，000的损失。这与不加保附加险的1983年条款和1995年条款的结果是一样的。
如果预计费用为￡25，000而不是￡15，000，根据第2.2.2项保险人无需赔偿，但根据附加险条款则需赔偿￡25，000.比起加保了附加险的以前的协会条款，船舶所有人实际遭受了￡15，000的损失。
第三种可能性，虽然很少会发生，但实际可能存在，如果预计费用为￡45，000，超过了所有实际的修复费用。船舶所有人根据第2.2.2项得不到任何赔偿，根据附加险条款则可得到￡45，000，超出实际损失的￡5，000部分可谓是一笔横财。
未修复的损失
未修复损失索赔和推定全损这两种情况也需略加考虑。以上都是假设损失已修复。如果损失未修复呢？在这方面，新条款第20.1款的规定与《协会船舶定期保险》相同。赔偿限额为由于未修理而造成的市价贬值，但不应超过合理的修复费用。但是，条款根本未规定第2.2.2项的新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如何适用。赔偿限额是第20.1款规定的合理的修复费用呢，还是第2.2.2项规定的这笔修复费用超出预计费用的部分？本条款对此未作规定。很明显，这两种情况下能得到赔偿的数额是不同的，同时，船舶所有人修复或不修复损失，能得到赔偿的数额也不相同。同样，在加保了第44条规定的附加险条款的情况下，船舶所有人的地位如何，对于这一点条款未作任何解释，也不明确。根据第44.1.2项，船舶所有人应可得到预计费用的赔偿，而不论市价的变化或实际修复发生的费用。
推定全损
在新条款第21条规定的推定全损的情况下会发生类似的问题。除非预计的修复费用超出船舶保险价值的80%，任何以推定全损名义提出的索赔都得不到赔偿。在潜在缺陷造成损失的情况下，什么构成《海上保险法》第60（2）（ii）项规定的损失？根据第21.1款的规定，判断是否存在推定全损索赔，应将预计的修复费用与船舶保险价值的80%作比较。条款对此规定不明确。
中图分类号：G1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7—0106—02
企业对其品牌形象进行推广策划营销，各大城市也对其历史文化、特色旅游等进行深层次挖掘，活动营销如火如荼地开展着。我们逐渐看到了活动营销的力量。活动有三大核心要素：策划、执行、传播，三个要素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这里，策划和执行是活动本身的关键点，而传播是活动效果的最佳评估方式。如果没有传播，活动就没有了营销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传播的成功决定着活动营销的成功。
一、活动营销的基本含义
活动营销是以活动为载体，以目标客户为受众，以实现品牌的有效传播和带动促进产品的销售为目的，通过精心策划、具有鲜明主题、能够引起轰动效应、具有强烈的新闻价值的一个或者系列性组合的营销活动。它突破了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方式，呈现出双向甚至多向传播态势，能够多维度满足受众的信息获取需求。同时，活动营销不仅集聚了广告、促销、公关、推广等众多的营销手段为一体，而且整合了品牌营销、关系营销、数据营销，打破了传统营销方式，运用一种非常规的产品信息传递手段，努力获得更加强烈、更加实效的传播效果，用活动开辟营销蓝海。
二、活动营销的传播优势分析
（一）互动性强，是一种新的公关手段
活动营销有别于常规媒体的广告优势之一就是互动性很强。一般的传统媒体都是对外单向传播，而受众的接受程度却很难反馈回来甚至完全得不到反馈，没有互动就使得传播效果变得更差。活动营销以明确目标、新颖的创意举办活动，吸引受众主动参与，从而与活动有了更直接的互动。这种互动性是拥有参与者的情感基础的，具备触发他们内心深处某种情感的接触点，从而自主自发地与活动进行积极互动。活动方能及时得到受众的反馈，不仅能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和客户忠诚度，而且能从互动中得到第一手客户资料，从而调整品牌，贴近客户需求。而作为目标客户的参与者，在互动中更深层次地了解产品的功能、价值、品牌，逐渐产生强烈的信任感，并带动身边的人群，这是个牵一而发十的倍增式营销模式。如农夫山泉处理信任危机的公关活动，通过让客户来参与一起探寻水源，既解决了诚信危机又栽培了忠实顾客。还有“超级女声”，粉丝们可以通过自己手中的手机来参与活动，支持自己的偶像，这种互动性给追随者带来了鼓舞，带动了更多的追随者。
（二）体验性强，能够产生连锁传播效应
要从传播学角度提升活动营销的附加值，不仅需要掌握了什么是活动营销，并了解了其传播学要素，更需要对其独特的传播优势有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只有以此为前提和基础，活动才能真正发挥传播优势，打造活动产业链。
人们从常规媒体处得到的信息，只是一种抽象的产品资料，这种抽象性很难打动受众。活动营销的各个传播层次中，除了对外的资讯式通报之外，还有一种传播是通过直接参与活动的人。这一群人更加直观地、具有体验性地参与活动来了解他们所需要的营销产品，这一点是别的媒体所无法替代的。
直接体验式的传播，它还能带来连锁性的传播效应。体验完之后，或悲或喜，在这个兴奋点上，人人都有分享的冲动，这一拨人会把体验的感受以博客、聚会、微博、谈话等各种方式进行再次传播，这就是口碑传播。通过这种个体媒体进行放大传播，传播面将呈现一个辐射状，每个人可能传播十个人，十个人再间接传播，尽管传播效果递减，但传播面扩大了。所以说通过核心参与群体的传播是最有价值的，最带有体验感的。在第二波传播中，因为有了博客、微博、手机短信、彩铃等这些传播工具，使得我们的直接体验式传播效应得以扩大。间接传播、口碑传播也显得越来越重要，通过他们更多的人愿意加入直接体验式的活动之中去。
（三）创意风暴吸引受众眼球，能够提高信息到达率
媒体都在做对外传送活动产品资讯的消息，信息是传送出去了，可效果如何，到底有没有传达到受众那里，他们有没有关注到这一信息，都是未知的。没有准确的目标客户群定位和吸引受众眼球的创意，漫天飞舞的资讯只会浪费资源，却达不到真正的产品营销的目的。
而活动营销的创意风暴，不仅吸引了各大媒体前来报道，在事前造势、事中推动、事后报道的过程中，提高活动的信息知名度，更是以其与众不同的新意，吸引受众前来参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互动体验，从而使活动营销的目标最终在受众那里得到了巩固。创意是整个活动营销过程中的灵魂，它是决策者和策划者在遵循活动主题的前提下，产生的头脑风暴，创意的新颖独特与否，创意是否具有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创意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都是策划者应考虑的问题。
几千年以来，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主张的仁爱、诚信、爱国、奉献和自强等美德，作为中华民族传承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前仆后继，奋力拼搏，推进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息繁衍中形成的具有稳定的共同精神、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精神成果的总和”，那么“它已经深深地内化为人们的心理素质和民族性格，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制约人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力量。”[2]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进行优秀传统文化及其美德的教育，是思政理论课教学研究与改革的迫切需要，也是提升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及效果的必然要求。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文化语境。人总是存在于在一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之中，当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把传统文化内化为人的精神基因时，便赋予了个人主体以一定的思想、观念和国民性。因此，人们在行动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带着一定的性格倾向和的隐性文化素质。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隐性地支配着中国公民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这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前提和现实基础。对于中国的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优秀传统文化是用之不尽和取之不竭的源泉。作为一门培育四有新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学科，思想政治教育能否真正发挥功效，必须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实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张祥浩教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塑造人和培养人的功能，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它与马列主义，与现代化并不冲突，而且可以相互融合。”[3]王东莉也主张，“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必须植根于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厚土壤中，对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的价值吸收和开发利用，进行重新开掘、认识和评价，……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4]在某种程度上，传承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已经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文化背景，成为中国国情的基本组成部分。“以理论为指导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可能离开社会整体文化发展环境的制约，不可能游离社会文化发展的格局来进行封闭工的教育，而只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积累上进行。”[5]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为思想政治课程教学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素材。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化内容，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教学素材。比如说，爱国主义教育是高校思想教育的重要目标。而中华民族无疑有着优秀的爱国主义传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为公”、“克己奉公”等精神，对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因而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不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就能不断地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再如，孝道教育历来是对大学生进行中华传统文化及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在我国古代，有所谓“百善孝为先”的说法，它要求我们尊敬师长，孝敬父母，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应有的品德，也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然而，当下社会出现了一些极为不好的现象和风气，如不孝顺父母，甚至辱骂父母、伤害父母等事情也时有发生，这些都是同中华民族传统和美德相悖的。因此，在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传统的孝道教育，是非常必要的。还有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自强教育等，都是培养“四有”新人以及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也都需要我们认真的进行传统优秀文化的教育。
当然另外一方面，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自身包涵的不好元素，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应去粗取精，去除糟粕。初文杰提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的历史积淀，难免会带有时代的局限性。”[6]因此，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同时，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应当正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局限性，避免其腐朽文化内容对学生思想的负面影响。比如说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整体主义原则是其最重要的道德准则。它崇尚封建统治集团的利益远远高于个人的利益，个人在国家整体利益面前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就是要求人们遵守三纲五常。总而言之，“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对影响人们思想建设的落后的传统文化进行严肃认真的清算，批判和改进其中的不良传统，开创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7]
二、思政课程教学中传统文化的传播机制
历史和传统是文化的源泉，如果脱离了历史与传统，文化便失去了自己的根基。因此，继承与创新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面临的两大难题，没有继承就会迷失方向，而没有创新只会重蹈旧辙。“儒家文化之所以绵延数千年，是因为它拥有一套独特的文化传播机制，主要包括教育考试选拔机制、排斥异端邪说的抑制机制、以注经为主线的损益机制、儒道佛互补机制等等。”[8]因此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传播机制建设，就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首先，加强顶层规章制度与原则的建设，规范作为指导思想的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与“思维借鉴”的文化选择问题。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必须以为指导，使传统文化既能保持中华民族特色，又能彰显时代精神。中央与地方政府，特别是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处理好“一元与多元”的协调关系，尽快颁布关于渗透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政策文件，对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如何具体落实作出明确的规定，积极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课堂、进人心。同时坚持“”与“思维借鉴”的原则对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选择，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对于与国家主导价值和核心价值体系完全对立的部分，如封建迷信、等级制度等，应坚决地予以抵制。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4－0084－01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深入，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在自身社会体制的框架下，不断借鉴西方新闻发展的历程和经验，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模式。下面就20世纪新闻传播思潮中的“社会责任论”和“社会主义新闻理论”发展到今天所形成的21世纪下的“社会责任论”和“中国特色新闻传播”两种思潮理论的发展与演变进行一个简单的论述。
一、20世纪的“社会责任论”
社会责任论是20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世界新闻传播事业的理论基础，它来源于自由主义理论，保留了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自由”，但也给自由加上了条件：摆脱外界的限制；具有行动所必需的手段。同时也阐明了新闻自由涉及新闻媒介所有者和公众两个方面。强调公众的自由，新闻媒介要成为公众“交换评论和批评的论坛”。并且确立了和政府的关系，政府既要允许又要促进自由。这里还明确了义务：对自己的良心尽责；对他人和社会尽责。
社会责任理论的目标则是新闻媒介，要求新闻媒介对公众负责，体现公众的自由权利，也是社会责任论的基本核心。
二、20世纪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
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理论基础、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的新闻理论，又称无产阶级党报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无产阶级党报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面旗帜；第二，党报是党的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党报应该是全党的宣传舆论工具；第四，党报的工作者必须在党的范围内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
以上是关于20世纪“社会责任论”和“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概述，在通过近几十年的发展中，新闻领域出现了各种新的问题和状况，社会发展变革、工业科技进步等都使得21世纪的新闻理论发生了深刻而深远的变化。
随着电视的产生、互联网的出现，二战、苏联解体、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世界新闻格局的变化，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发展的不均衡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导致21世纪的新闻理论出现了变化和调整。
三、21世纪的“社会责任论”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新闻传播力量、新闻系系流量流向及新闻报道内容上的不均衡状态，归根到底还是由这些国家不同的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决定的。
由于全球化浪潮的深刻影响，各国新闻传播界的交流合作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和密切，同时由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也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21世纪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公开拥护新闻自由的基本原则，但同时必须以承担一定的道德责任、义务为条件。他们反对西方发达国家毫无限制的自由。这与20世纪西方发达国家提出的社会责任论颇为吻合。社会责任论的前提是，自由必须伴随以责任。但此时，建立社会责任论的西方发达国家则主张绝对的自由，反对限之以责任，认为这样会导致政府控制新闻传播，以至于危害作为基本人权的“新闻自由”。实际上在国际新闻界，新闻自由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不接受任何外来干预。显然这与社会责任理论是直接冲突的。
但我们反而观之，在面对发展中国家时，西方发达国家希望实现自由主义理论，而在面对本国时，依旧是用一套冠冕堂皇的社会责任论来解决。这里再一次证明新闻传播是政府的工具也是国家立场态度的代表，同时也是一面旗帜。
四、21世纪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
21世纪，在理论方面，首先，人们普遍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是报刊媒介取信于民的基本依据。其次，过去人们认为新闻就是宣传，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忽视了新闻规律抹杀了新闻个性，阻碍了新闻事业特殊功能的发挥。再次是新闻事业的性质问题。在阶级社会中，新闻事业虽然不能不为一定的阶级服务，但是它的规定性在于能传播新闻和反映舆论，因此它的性质应该是“社会的舆论工具”。最后是新闻的党性原则，党对报纸的领导应该是通过原则性的要求和“道义”的影响；党要力求使新闻媒介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新闻工作者的能动作用。
面向国家社会音乐文化建设和音乐传播学科及学术发展的现实，第三届“全国音乐传播论文征集”活动正式启动。本届活动以“音心相印，乐至道存”为宗旨，以激发更多的音乐传播学术思想和追求，呼吁音乐传播研究的价值理性，倡导音乐传播的积极社会效应和人文精神价值，顺应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律、文化自强的时代潮流。
一、征文对象：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及在校学生（包括本科生和硕士、博士研究生等），科研院所的青年科研人员，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媒体等领域的音乐传播从业人士等。
二、参考选题：下列为本届征文的参考选题方向，投稿者也可以此为提示，围绕活动精神自拟论题方向。
音乐传播理论研究 理论建设与学科建设；学术史与学术群体；传统文化思想与音乐传播等。
社会音乐文化建设 大众（社区、社会群体等）音乐文化生活调查研究；音乐文化产品创作品格、品位的社会导向；音乐文化特色城市/乡镇/社区建设等。
传媒音乐教育 音乐传播相关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
传媒与音乐研究 各类音乐传播媒介（报纸、广播、影视、网络、演出等）的运作特点和规律；各类媒介音乐产品（如影视剧音乐、广播电视音乐节目）的生产、传播。
传统音乐文化传播研究 各民族民间音乐和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播；当代传媒音乐产品中的传统音乐元素等。
音乐文化产业研究 音乐文化产品创意；音乐文化产业链及各要素；音乐商品及市场的历史与现状等。
中国（高校）校园音乐文化建设 高校音乐类社团建设；特色音乐类公共选修课；校园歌手和音乐比赛；音乐演出进校园等文化活动与现象的调查与解读。
音乐期刊研究 音乐期刊编辑；音乐期刊的历史与现状、社会活动；期刊评估等。
流行音乐传播研究 流行音乐的生产、批评、接受（尤其是青少年）等方面的实证与文化研究等。
三、稿件要求：必须为首发原作，否则取消获奖资格。字数原则上不超过15000。来稿务必齐、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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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论文摘要：100—300字，楷体五号；关键词：3—7个，楷体五号，用空格分开；正文：宋体五号；文内若有各级小标题，酌情使用其他字体和稍大字号以示区分。
4.文内注释：一律使用当页脚注，宋体小五号，每页另起编号（注释序号使用圆圈数字，如①②③等）。
5.参考文献著录：须包括主要责任者（作者、主编等）、文献题名及版本、出版项（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码或刊期等（报纸文献须有版面号），外文文献和互联网文献著录可参考MLA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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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和网络等新媒体出现之前，中国纪录片的传播渠道局限于传统媒体（光盘刻录发行、电视媒体等）和国际文化交流，其传播范围较窄，严重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对内对外传播。中国纪录片的广泛传播应该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电脑进入中国并为广大民众所使用后开始的。新媒体的出现不仅为中国纪录片增加了传播渠道，为中国纪录片商业化交流提供了平台，也为中国纪录片的国际国内跨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宜。但在中国，纪录片的受众率仍然较低，这不禁发人深思，在新媒体视阈下中国纪录片跨文化传播中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应对策略。
一、新媒体语境下中国纪录片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1、社会民生问题关注单薄
新媒体的诞生为中国纪录片创作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除了专业的纪录片网站，创作者可以将自己的作品上传至视频分享网站（如优酷、酷6等），这大大激发了纪录片创作者的积极性。从宏观上关注中国文化的纪录片多是由体制内的电视台或有资金实力的影视公司（创作的纪录片多用于商业交易）制作的，这类纪录片有《故宫》、《圆明园》等以及历史人物题材类纪录片。这类纪录片的创作需要过硬的技术和雄厚的资金支持，所以小的民间团体几乎不可能创作此类纪录片。新媒体环境下，中国当下存在的社会民生和环境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得到网民的关注，但纪录片对其的关注率相对其他电视艺术形式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单薄的，作为纪录片创作者，应该关注大家关注的社会民生和环境问题，改善我们的生存环境。
2、民间纪录片创作人员缺乏制作技术和创新力度
1995年第一台DV摄像机诞生并传入中国以来，DV摄像机为中国纪录爱好者所使用，“小话题和小视角是DV纪录片的优势”①，但它只是简单记录身边发生的新奇的事。这种团体来源基层，他们的视角和选材往往更加贴近基层普通人的胃口，他们所拍摄的纪录片故事和选题具有一定受众性，但是往往由于未受专业训练而在技术方面缺乏专业性，很多画面的拍摄出现了硬伤，甚至镜头摇晃不稳，另外在故事讲述上，也多是流于自然主义的纪录，而不是按照一定的结构对社会故事进行有序的加工。纪录片《老头》是杨荔娜的处女作，创作于1996年至1999年间，相继在日本、法国、德国获得国际性奖项。作品获奖不代表作品在制作技术上的精良，相反作品中出现了不少画面拍摄和组接上的硬伤，对初次创作的杨荔娜是有情可原的，她本是总政话剧团的演员，拍摄《老头》之前从未扛过摄像机拍摄电视片。在新媒体诞生以来，这些纪录片有了更为广泛的传播渠道，同时也解决了纪录片“播出难、发表难”的难题。由于新媒体传播的自由性，可将纪录片随意上传至网络进行交流，但也暴露了中国民间制作者缺乏技术的缺陷。
3、未能产业化发展
当下，中国处于文化产业化发展的进程中，纪录片产业化发展将是中国文化产业化格局中的一个分支。中国纪录片要产业化发展，“就必须由产业化运营的基本要素入手分析。虽然纪录片属于精神产品，有其独特性，但要实现产业化，就必须同其他产品一样形成完善的产业链，生产、交换、流通、消费，四个环节缺一不可”②。纵观中国各大纪录片（纪实）频道，多是自产自销的小作坊制作，播出后也许就进了磁带库，而没有流通和消费，而电视台大多想到的是播出这个纪录片所带来的广告费是多少，而没有进一步消费纪录片产品。
4、批判性负面效应的纪录片普遍存在
由于新媒体自身净化的延时性，即使有网络删贴或者纪录片的网络审核，在当下也不是很严格的，过于展示暴力内容的纪录片或者过于批判性的纪录片都会存在于新媒体中。当下中国处于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记者，信息的传播者，我们所制作的纪录片可以完整的自由发表于网络上。那么一些批判性负面效应的纪录片将会暂时存在于新媒体。
二、新媒体语境下中国纪录片跨文化传播中的策略
1、充分挖掘具有中国特色文化的题材
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文化历史在世界各民族传播，吸引着各民族的目光。饮食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2012年5月22日，由中国中央电视台制作播出的，陈晓卿导演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该片相继在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电视台播出。作品以轻松快捷的叙述节奏和精巧细腻的画面，向海内外观众，展示中国的日常饮食流变，中国人在饮食中积累的丰富经验。这部作品从各个方面来说都很成功，不但向国内外传播推广了中国各地的饮食文化，也提高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地位。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56个民族，由于地理环境、气候环境、人文环境的不同，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民的生活习性、民族风俗、语言等不尽相同，除了人类学家以外，对每一个中国人或者外国人来讲，并不完全了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新媒体为我们了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提供了便利。“马斯洛认为，人的无意识深层有一种探索内驱力，它使人产生认识和理解客观事物的愿望”③。因而学习和发现未知的事物会给人带来满足和愉悦。所以作为我国纪录片创作者应当多挖掘富含中国历史文化的题材的纪录片，给创作者自身和国内外观众带来满足和愉悦，同时也可以更好地发展中国纪录片。
2、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向世界展示中国特色文化内涵
相对来说中国纪录片创作人员不足。人才是发展的基础，没有人才，纪录片的发展将会遇到最为根本的瓶颈。中国各大高校都在开设广播电视学和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目前来说这两个专业在为纪录片创作培养主力军，但是真正能够培养纪录片创作人才的高校无非是重点高校或专业院校。或者说培养的学生不少，但不能精于创作纪录片。所以要从根本上加大纪录片创作人才的培养力度，更好地展现中国特色的文化内涵。
3、加大与国外有经验的纪录片制作机构的合作力度
中国纪录片制作精良化，所面临的除了创作人才问题，就是技术问题（抛却资金问题不说），纵观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所播出的纪录片多是引进的，国内制作的纪录片能在纪录片频道播出的少之又少。问题就在于自产自销无法满足于电视台的播出。即使国内创作不少的纪录片作品，但由于电视台实行高清化播出后，多数纪录片达不到播出标准，或者播出受到时长限制。目前中国在纪录片制作技术上还没完全成熟，那么只能靠引进播出，但引进的纪录片多是传播动物世界或者微观世界，再是国外文化，那么要展示中国文化的一种渠道就是要与国外纪录片制作机构的合作，这不乏有成功的例子。中国与国外纪录片制作机构的合作拍摄最早是1979年与日本放送协会（NHK）联合拍摄的电视纪录片《丝绸之路》，时隔25年后（2004年）中央电视台和日本放送协会（NHK）再次联合拍摄的纪录片《新丝绸之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2004年中央电视台和英国广播公司（BBC）第一次联合拍摄了纪录片《美丽中国》，在国内外也获得巨大的成功。所以以中国目前的技术而言，应加大与国外有经验的纪录片制作机构的合作力度，传播中国文化、自然生态资源。
4、推进中国纪录片产业化发展
产业化是中国纪录片做强做大的前提，因为只有产业化才能完成一个产品的“生产、交换、流通、消费”的四个环节，缺少一个环节将不能完成产业化发展，而目前中国纪录片创作只停留在制作和播出，和少量的出版发行，而没有体现交换、消费。这也是为什么电视纪录片在中国是小众化的原因，因为不能广泛传播也无法更多吸取新的收视群体，造成中国纪录片节目收视率低。中国纪录片产业化发展要注重品牌化，目前国内几乎没有纪录片制作品牌。国外知名纪录片制作机构的产业化发展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结语
如果不是网络等新媒体的出现，如果不是新媒体传播的便利性给网民和知识渴望者带来资源，想要欣赏早期的纪录片以及国外的经典纪录片，将是非常困难的，或将要花费不小的资金通过各种渠道购买，这也增加了纪录片的跨文化传播的难度。“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5.91亿”④，当下媒体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异军突起，为人们提供了更便捷的娱乐观赏平台。通过网络等新媒体对纪录片进行宣传与传播，是提高其影响力的一种有力手段。新媒体融入纪录片创作后，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播渠道的局限，解决了“播出难、发表难”的瓶颈。虽然新媒体环境下中国纪录片的跨文化传播还存在一些问题，但为中国文化的国内国际交流提供了便宜。
【本文系河南省科技厅国际合作项目《新媒体环境下跨文化传播与适应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34300510059）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倪祥保、邵雯艳：《纪录片专题片概论》，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110
②陈宏，《中国纪录片产业化发展乱弹》，中国纪录片网，http：///
③任远：《纪录片的理念与方法》，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128
所谓记者出镜指的是记者在新闻事件的现场，以收集素材、播报评述新闻事实为目的，直接面对摄像机（观众），以采访者、目击者、参与者或报道者的身份出现的工作方式。记者的解说、表情、神态、动作都有传递信息内容的作用，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同时传播，既能表现新闻事件的现场感，又能把观众带入身临其境的现实环境之中，是广受观众欢迎的新闻报道形式。
一、记者出镜的优势
出镜记者的现场报道，更加体现了新闻的时效性，其现场新闻的传播速度与观众的收视“同步”，真正做到贴近受众，实现节目的增值与提升。
（一）增加新闻的“六性”
新闻的“六性”主要指的是：及时性、准确性、真实性和时效性、新奇性、重要性。在每一次采访的过程中，记者来到新闻事件的现场，对着摄像机进行自我介绍和事件的简单介绍，然后将镜头转到现场，进行报道，最后做简单地叙述和评论，记者的活动被观众看得一清二楚，让报道更加真实可信。
（二）增加新闻的现场感
出镜记者现场报道的出现，使新闻现场的信息传输更加通畅，新闻传播者与受众的距离缩短了，新闻记者作为能动的信息渠道，可以灵活的调动新闻的每一要素，如新闻导语、电视画面、新闻配音、同期声等。现场报道的记者要有直击意识，要学会将观众直接“带到”现场。记者要通过自己的形象、具体的语言准确描述现场，尽量使用通俗易懂、简练平实的口语，向观众提供新鲜、准确、富有感染力的信息，增强报道的现场感，让观众感同身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比如在播报时，可以多使用“我现在的位置，我看到了什么，我听到了什么，我闻到了什么”等现场感很强的表述和提示，让观众与记者同步获得在现场的真实感受。
（三）领悟理解报道内容
记者在新闻报道中的出F可以解释说明新闻事件，让观众能够更好地去理解事件发生的起因和过程。记者展现在镜头里，还可以引起观众对细节的关注，让观众对这件事的印象更加深刻。
二、目前记者出镜存在的问题
目前活跃在新闻一线的出镜记者，大多是从主持人或普通记者转过来的。但我们看到，并不是所有的主持人都能当好记者，也不是所有的记者都适合出镜，一个出镜记者对自身职业角色的准确定位是需要在这两方面内外兼修的。
（一）缺乏对新闻现场的判断能力
有很多主持人凭着优越的外在因素走进了出镜记者的行列，但缺乏实际的新闻训练，遇到复杂的新闻现场或者突发事件，他们就会变得语言迟滞，神态窘迫，甚至完全丧失对新闻的判断力。
现场报道中，记者要把新闻的时间、地点、人物、氛围、细节等因素进行组合，作用于观众的视听感官。记者还要有良好的驾驭现场的能力，不管记者是否“露脸儿”，现场报道特别突出“我”（即记者）的位置和视角，强调“我在现场”。进行现场报道，记者要同时具备“主持人+记者”的双重能力，不仅要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准确的判断能力和严谨、快速的语言组织能力，还要有很强的口头语言表达能力，若不能做到即席发挥，就要提前精心准备，打好新闻“腹稿”。
（二）缺乏对自身情感的把握能力
在电视新闻中，我们常看到有的记者态度冷漠，不管发生了什么事、现场的气氛如何，都把自己置身事外，始终保持同一表情。这样很容易造成记者与被采访者之间的隔阂，被采访者不会把自己看到的或自己知道的告诉记者，很有可能在关键的时候选择沉默，最后造成采访的终止，即使勉强进行下去，采访也只是停留在表面。还有一种现象，那就是记者在现场很容易被当时的气氛影响，或因为被采访者的不幸遭遇而心生怜悯；或因为遇到不公平的事而悲愤不已；或因为看到了光明的前景而兴高采烈。其实这都不是一个合格的出镜记者应该有的表现，记者应该时刻记住自己的职责，做到公平、公正、客观的报道。
（三）摆正与被采访对象之间的关系
出镜记者在现场采访，无论被采访对象是谁，都应该不分高低贵贱和被采访者平等交流，注意在不同场合下对于不同对象提出问题要符合被采访人的人物背景，学会提问和倾听，切忌咄咄逼人。出镜记者在采访时其实是一个问询者、探寻者，提问就是采访最核心的内容，掌握提问的技巧是一个记者最重要的业务能力。采访中记者常遇到这种情况：你想要知道的内容，往往是他不愿意说的；对方想说的，又往往不是你所要的。此时就需要你静下心来倾听，在无意间架起与被采访者沟通的桥梁，先找好共同话题，慢慢地拉近你与被采访者的距离，渐渐地让记者真正地投入到采访当中去，了解更为全面的信息，也会有意外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