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儒道思想承载文化素养，普及传统文化基础
文化蕴意自是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凡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经验、感知、科学、技术、理论以及财产、制度、教育、语言、文字等，都属于文化现象。有如道家思能大至宇宙观、时空观、人生观、价值观，有如儒家观念小到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一切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语言方式、等级观念、角色地位、道德规范、价值标准，等等，都归属文化范畴。作为语言传播的使者，对外汉语教师也承载着文化传播的使命和重担。每一种语言都是民族长期传承下来的，并非孤立无援，其承载着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余，同时也是传播文化的重要途径。因此，为促进我国文化能够更好地传播，首要提高自身文化素养，夯实文化传播基础，亦要对传统儒道文化有所了解，诸类文化均有所涉，才能将这些文化通过语言教学传播给外国学生。
3、文化专题展示民间习俗，推动民俗文化传播
文化专题展示就是将文化元素集合成一个专题，集中讲解，能够实现其文化触角延伸到更多、更广的领域。对此，教师可以选取书中涉及的文化部分，或者“另辟蹊径”挑选其他关乎文化的内容制成资料，进行系统介绍与展示。譬如将中国的数字文化和西方的数字文化交叉对比“，6”有六六顺之寓意，“8”有发财之寓意，所以中国人喜欢选择日期数字显示为“6”或“8”日子举办婚礼，而忌讳“3”、“4”这一与“生、死”同音的数字，使学生从新奇感中学会中国不同习俗中的不同思维方法，以及汉族文化的独特与深远。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4-0064-01
中国的戏曲文化博大精深，是我们民族最重要的瑰宝，所以，我们要毫不吝惜的向世界各地的人们介绍，把戏曲变成全世界人们共同的宝贵财富。值得一提的是当今社会的发展已经成为了全球化的社会，我们更应该与世界各国加强文化交流与联系，这既是我们的选择，也是发展的必然。作为一种让世界人们为之惊叹的伟大的文化，我们应当注重的、积极地与全世界的其他民族的文化进行交流，这样才能体现出我们民族文化的伟大的胸襟，才能彰显出我们戏曲文化的独特魅力和重大价值。其实，传播是文化发展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只有通过传播，才能让戏曲文化为其他的民族所了解，才能在未来有着更好的发展。而且文化的传播伴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进步、社会的不断前进而向全世界广而传之。
民族感情可以说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每个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群体而存在，而最大的社会群体、最具有影响力的社会群体莫过于我们的民族了，我们对自己本民族的感情可谓是无坚不摧的，我们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由衷的热爱。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不能不对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文化所吸引，而戏曲则在我们民族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戏曲有自己独特的表演形式，有自己独特的表演语言，它能带给我们区别于不同民族文化的审美和情感，所以他凝聚着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人们的内心情感。有一位伟大的学者曾经说过，民族语言对凝聚一个民族的情感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力，每个民族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语言，当中国人听到一些戏曲片段时，即便对戏曲不感兴趣，但也难以抑制对自己本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的无线缅怀。
不离家，难以产生浓浓的思亲之情；不离乡，难以产生拨弄肝病的思乡之情。当我们身处在我们伟大的祖国的怀抱中时，我们很难体会到我们本民族文化的魅力，但是当戏曲在国外的大舞台上展出时，我们会产生极为浓烈的自豪之情，会毫不掩饰的流露出对戏曲文化的敬仰之情。每个国家都有其属于自己的国旗，可以说国旗代表了一个国家，而戏曲在中国的地位远远低于国旗在我国的地位，然而当戏曲作为一种民族文化为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所欣赏时，它就被赋予了像国旗一样的意义，代表了我们的民族。而对于常年定居国外的中国人来说，戏曲就代表着他们中国人的身份。为了增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情感，越来越多的人把戏曲推向国外，让远在他乡的游子得以环节深深地思乡之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戏曲的差别较为活跃，这主要是当时的中国留学生的努力，他们把戏曲推向了当时经济发达的美国。当时的留学生为了推动我国戏曲事业的发展，在国外进行戏曲演出，而且主要是我国传统的戏曲，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传统戏曲的发展，同时他们还对陈玉婷的戏曲展开一系列的讨论与研究，在千辛万苦的回到祖国之后，为我国的戏曲教育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虽然，有许多的留学生在当时的国外大学学习过有关戏曲方面的知识，但是，这仅仅是因为他们要对这一专业进行研究的需求，而最主要的原因则是他们要为我国的戏曲事业的发展而努力奋斗。
2008年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三位，这标志着中国硬实力指标已迈上一个新的台阶。然而，中国软实力，尤其是文化软实力却依然处于弱势。纵观世界文化市场，美国占了43％，欧盟占了34％，亚太地区占了19％，其中13本占了10％，韩国占了5％，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占了4％。中国科学院出版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中也指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仅居世界第七，文化竞争力更是排名世界第二十四，这与中国的经济大国形象相去甚远。
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对自身文化的生命力和传播力越来越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文化的生命力和传播力来自哪里?为什么西方文化会在传播力方面占上风?为什么韩剧和日本的动漫能把他们本国的文化带到全球各地?
程曼丽认为，只有当自己的文化与价值观念在国际社会广为流传并得到普遍认同的时候，软实力才真正提升了。她提出，中国必须制定科学、合理的对外传播策略。关世杰对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进行了回顾与反思，认为我们再也不能停留在笼统地谈内外有别和外外有别。
目前，跨文化传播的策略研究如火如荼，许多学者从教育、媒体以及文化的个性方面着手，提出了很多可行的策略方案。崔刚强调，在重视介绍西方文化的同时，也要重视中国文化的渗透，使学生学会使用英语介绍中国的文化与国情。汪飞舟认为，国际大众传媒是思想文化全球化的主要工具，在国际传播环境中制胜的是服务意识。纵观以往的研究，我们发现对文化个性化的研究相对较突出，而对文化的共性研究却较少。本文拟从文化共性的角度出发，根据中外文化传播成功的案例分析中国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
1基于文化共性的文化传播的理论依据
认知语言学认为，人们在对周围的世界进行解读和识别时，遵循的是一种体验哲学。由于人类拥有相似的认知结构、类似的生存经验以及相同的生理特征，扎根于不同文化中的概念隐喻表现出一定的文化共性，体现了不同文化的共核部分，这是构成不同文化相互理解的基础，它必然有利于跨文化信息的顺利传递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自从人类进入群居社会，不管是处于东方，还是在西方，不论生活于古代，还是现代，时空、地域、习俗和民族的差异，乃至文化上的差异，都不能掩盖人类的特性和需求上的一致性及所面临的基本生存问题的共通性。这众多的一致性和共同性构成了超越时空、地域和民族等界限的人类共同的价值基础。
就中西方文化而言，尽管中西方各民族在思维方式、地理环境、语言体系等诸方面相去甚远，但由于人类有许多共同的生活经历，共同的感受，比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都有对衣、食、住、行和工作、学习、文化娱乐等的需求，都有家庭关系，都有喜、怒、哀、乐，都会经历生、老、病、死，都可用哭、笑、红脸、皱眉等姿态来表达自己的情感等，因而中西方各民族之间在文化方面存在着许多“共性”。同时中西方人民对真善美的追求也一致：倡导教育优先，倡导人的进取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想等。所以美国大片引进到中国，我们能够普遍接受它，是因为它也宣扬惩恶扬善。外宣的成功，需要尽量避开分歧，多宣传共同的东西。中西方文化二者既有很大差异，也有一定共同之处，可以在二者之间找到汇合点。所以我们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要供给的是能够被人认同的“共有文化”。一旦借助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传播了这些“共有观念”，就可以让相关国家认同。
2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共性案例分析
目前，中国文化在对外传播中往往过分强调个性，而忽视了共性。众所周知，文化共性，是引起国外兴趣点的重要因素。只有点燃西方人的兴趣点，才能吸引他们逐渐喜欢上中国文化。如小仲马的《茶花女》与我国《今古奇观》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女》非常相仿，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其相似性，着手我们的文化宣传。在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中外都有不少成功的案例。
2．1青春版<牡丹亭》的跨文化成功转播
昆曲艺术被认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青春版《牡丹亭》不仅在中国本土掀起了昆曲热潮。而且为昆曲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传统戏曲跨文化传播的经典个案。
青春版《牡丹亭》利用商业运作与社会运作相结合的战略、立足本土与辐射世界的双重定位、坚持传统与调和现代的审美准则，为当下中国传统戏曲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昆曲青春版《牡丹亭》排演四年来，不仅足迹踏遍了两岸四地著名高校，而且于2006年9月成功访美，在加州大学4个校区连演4轮12场，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世界日报》把青春版《牡丹亭》访美与当年梅兰芳访美演出相提并论。伦敦主流媒体认为昆曲体现了中国古典文化韵味，《牡丹亭》是一出融合了莎士比亚爱情喜剧和睡美人故事的剧目。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马上开设了昆曲课程，音乐系与东方语文系合作，把昆曲当作世界性的歌剧来研究。青春版《牡丹亭》提高了昆曲艺术的国际地位，也再一次向西方世界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中华民族先辈们非凡的艺术创造力，成为中国昆曲走向国际市场的成功范例。
从传播方面来看，青春版《牡丹亭》定位的观众对象为年轻人(国外也是如此)，因为年轻人更加容易受影响，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创作者们考虑到。对于不熟悉古典戏曲情节的国内外青年观众，片断式的经典折子戏无法使他们产生理解与共鸣，需要演全本。连续性的情节才能产生情感的激动与心灵的投入。另一方面演员诙谐幽默的表演方式也令国外观众耳目一新，非常符合西方的处世幽默观。再者，也是重要的一点是中西方人们对爱情具有同样的渴望，使得剧中缠绵四百年的爱情梦想能使国人和西方人产生人类心灵的共鸣。青春版<牡丹亭》启用靓丽帅气的青年演员来扮演处于青春爱情中的男女主人公，也是演出获得轰动效应的根本原因。
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创始人白先勇先生说：“昆曲是唯美艺术，追求美是我的出发点和归宿。我就是要叫中国的古典美还魂，以美唤醒观众心中的浪漫和憧憬。”所以“采用了全新的手法来演绎他们的爱情神话。”
2．2《少林武魂》在百老汇的成功上演
2009年1月15日晚，中国大型功夫剧<少林武魂》在美国纽约百老汇举行首演并获成功。纽约州长及市长宣布当天为“百老汇中国日”。
《少林武魂》讲述少林寺武僧慧光成长的故事：战乱频起，母亲怀抱婴儿逃难，因遭遇匪徒而失散，婴儿被少林寺众僧救起抚养，取名慧光，从此在少林寺习武。慧光长大成人，成为身怀绝技的功夫大师，走上自我发现和济世利民的人生旅途。美国观众凯恩斯说：“我非常喜欢该剧结尾‘家庭比功夫更重要’这句话，它让我感受到中国人民非常懂得爱。”
武术一直为全世界人们所喜爱。以往的武术表演似乎为了武术而武术，缺乏剧情的勾勒。《少武魂》正是在世界文化都共同认可的“济世利民”和热爱家庭本身的人类共同追求的理念指导下向世界的。《少林武魂>使西方人对流传世间1500年的少林功夫中呈现的禅武合一、德行感人的文化内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2．3韩剧在中国的传播成功与其地域性的选择
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韩剧以其独特的魅力风行国内，深受大批中国观众的热捧。韩国的影视能在中国畅销，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有选择性地采取了与中国的文化伦理道德一致的作品，并非所有的作品都倾销而来。中韩两国之间历史上的相互交往，使得中韩两国在价值观上趋同，这给中国观众接受韩剧奠定了心理基础。
韩国的影视作品大多以现实题材为主，十分注重突出本民族的文化生活特点，在现代剧中随处可见韩国的传统文化因素，如温暖的小吃、街头排挡常成为韩剧的场景，展示了韩国独特的泡菜和清酒文化；女性在家庭正式聚会的场合多身穿传统民族服饰；生活剧和爱情剧中，不厌其烦地出现吃饭场景，且都是具有韩国民族特色的饮食方式。韩国影视剧十分注重在细节上对民族文化生活特色进行展示，在向世界各地销售文化产品的同时，也使得其间附带的所谓高丽文化逐渐为世界所认同。其次，韩国电视剧多走亲情、友情、爱情的情感路线，这些是最能超越民族和文化界限，能被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普遍接受的影视题材，他们正是用人类世界大同的情感来博得了人们内心自然的应和。此外，韩剧在中国乃至东亚儒家文化圈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它的作品背后，往往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因此，有专家坦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已穿上韩服，正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在中国倾销，以汉文化为根基的韩文化，大有成为儒家文化代言人之势。
3如何利用文化共性进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
文化的共性决定了人类对于真善美的追求一致，对于新鲜事物有强烈的接纳意识。因此在宣传中应以文化共性为基础，逐渐打开通向另一文化的窗口。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3．1在传播内容选择上，强调民族性，兼顾世界性
每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的显著的特点，这也是吸引其它文化的重要因素。但强调民族性的同时，还应兼顾其世界性。一种文化只有宣传出去了，才能发挥其对国家软实力发展的贡献作用。其实，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可以挖掘的东西很多，可以细化的东西也很多。比如中国的“和”文化，“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文化理念应是传播重点。中国的“亲情”、“仁义”等观念都是中国的传统精髓，也是逐渐被西方人所接受并效仿的方面，应该加以进一步的宣传。总之，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底蕴，对于代代相传的国人来说比较熟悉且易于接受，然而要使其得以广泛对外传播，一定要注意其内容的选择，把一些具有文化共性的东西宣传出去，再带动一些民族性的东西，逐渐渗透，从而使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3．2在传播的方式和理念选择上，应强调现代性
在传播方式上，中国文化应该更加注重文化对外传播的现代性理念投入。中国文化向来具有连贯性和延续性。在现代化的今天，传统的中国文化元素遭遇新时代的挑战，但是这种文化的根是不会改的。因此，在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这种根是绝对不能被忽略的。同时，我们也不能靠山吃山。必须运用现代的手法对传统的、能改进的一些元素进行加工，创造出属于现在这个时代的特色中国文化，并根据接受国的特殊接受心理和习惯进行改进。如针对日韩国家动漫非常流行的现象，在对外汉语的教材设计上就可以增加一些动漫化的设计，辅之以一些现代的手段，使得中国的文字语言能融人世界的行列，进而推动中国文化的传播。此外。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诠释将能加快中国文化传播的步伐，例如，《孙子兵法》与商业谋略结合起来的有关书籍，在美国已成为热销书。
3．3加强交流、规避冲突，求同存异、和谐共融
没有一种文化的传播和接受是单向的。在传播和接受的同时，也必定会接受对方的文化。那么加强两种文化的互相交流与信任，将会有效减少对对方文化误解和曲解，同时增加对对方文化的好感和兴趣。中国和法国、俄罗斯互办的中法、中俄文化年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没有一种文化交流是没有冲突的，也没有一种文化的传播是非得靠强迫来让对方接受的。中国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与其它文化的冲突在所难免，此时就需要传播者调整姿态以接触和相互了解的心态规避冲突。因此，在考虑自身文化传播的途径时，必须考虑对方文化接受的问题。
在全球化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世界文化的多样化，中国文化向来提倡以和为贵，要与不同民族、不同性格、不同价值观的文化共融于世界，首先得承认彼此并理智地看清矛盾或差异的存在，尊重对方的文化，并尝试互相理解、包容。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尝试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进行融合，比如京剧版的哈姆雷特，又比如用小提琴演奏的梁祝，求同存异、互相尊重，才能进一步深入传播自己的文化，直至最后互相接纳、和谐共融。
我国文化产品市场一直处于一个逆差的运行现状，也就是我国的文学在对外交流和传播过程中存在严重不足，为国外的文学作品进入我国文化市场十分紧俏。最近几年我国的图书进口是出口的10 倍还要多。而且我国的文学作品出口的产品主要是涉及中国在亚洲的各个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出口数量十分有限，进口是出口比例 100 倍之多。最近几年我国的政府连同文化顾问虽然积极的向外推优秀的文学作品，但是总体上这种顺差和逆差之间的现状很难改变。同时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现象会抑制存在下去。我们可以看到在每年国内的图书博览会上，西方国家的出版物炙手可热，国内的各大出版商和个体商家都将购买外国图书的版权作为工作的重点，而这种争抢行为势必会导致版税数的持续上升，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压缩出版物的利润，也使得我国的图书传播的顺差和逆差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文化传播逆差产生的主要原因就是文化交流和传播过程中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会导致逆差方的文化信息大量的流失，并在国家文化界失去了原有的话语权。同时也会导致西方国家对中国国内情况了解不充分，致使西方国家的东方主义盛行，形成了西方读者心理上的优势心理，在对待东方文化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歧视的视角，从而使东方和西方文化产生冲突。但是分析顺差和逆差之间的矛盾关系，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过分的紧张和焦虑。因为中国现代文学对外传播过程中的这种逆差问题不仅仅是在中国和西方各个国家，还存在于西方国家的内部，我们就以美国为例，美国对外进口的图书仅占整个美国原创图书的 3% 左右，将其分散于世界各个国家，我国图书向美国出口量少的现象就可以说明了。再有，这种逆差关系的存在还与时间差和语言差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要清楚认识到，我国在学习西方文学作品已经有了上百年的历史了，而西方国家熟知中文学的时间也只不过在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最近三十多年间。此外，我们中国人在学习西方语言比西方国家学习汉语掌握汉语重点相关文化要容易的多。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对外传播和输出与西方国家的接受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和氛围才能实现，需要语言和和文化上的接收机制共同作用，而对于这两方面的要求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等待时机。而我国在现代文学对外传播过程中存在逆差也存在自身的合理性。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借鉴了西方先进文化，在国家内部面对的是全世界的文化精髓，因此文学传播存在逆差现象是十分合理的，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而且我国是一个正在处于高速发展的国家，存在差距才能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不足，才能有前进的动力。当然，我国当代文学对外传播过程中存在逆差因素是由多种客观因素造成的，我们应该对其不断进行分析，不断扩大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海外市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2、自我塑造形象和他人塑造形象之间的矛盾
一个国家的形象通常是由两种方式的塑造产生的，一种是国内自我有意识的对本国形象进行塑造，而另一种就是外部外来世界通过自己的认识对本国形象进行塑造。这两个塑造的过程总是处于相互矛盾相互依偎的关系之中，最终导致了本国形象的自我认知和国际社会对本国形象认识差异的产生。其中外界对本国形象的塑造主要是在用他人的文本按照本国的传统观念，以证明本国文学传统和价值观，借助他人的言论而自圆其说的过程，从而体现出了本国传统或者价值观念的优越性，而本国自我进行形象的塑造主要是以本国积极、正面的内容，消除负面情况对本国形象所产生的影响。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文学作品是我国当代文学中传播到西方国家最多，且最负盛名的著作，而且其小说多数都是由外国的翻译者进行翻译的。西方国家通过莫言的文学作风，构建了一个落后、无知的旧中国形象，这种形象的塑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西方人民对我国形象的误解。莫言是一个勇于揭示旧中国社会黑暗和毒瘤的作家之一，尽管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他的批评带着一种善意，尽管他的批评是有节制的，尽管他的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与执政党的意识是一致的，同时也是当时群众的心理的真实反映，但是在西方对作品翻译之后，就被西方的读者认为是是一种单纯的社会黑暗的揭露，翻译出来的文学作品将作者对于国家情感和对祖国的热爱过滤掉了。
莫言作品的翻译者葛浩文在翻译文学作品是更多将其作品中的批判意识充分的表露出来，在那个时期中国当代作家中还找不到能写出这些激烈作品的作者。葛浩文在西方汉学界有着相当的权威和知名度，他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解读在很大程度对于西方国家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倾向性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引导作用，同时对西方塑造中国形象也有着不可代替的影响和作用。莫言的文学作品对外传播过程所塑造的中国形象虽然不能代表当代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所有，但是作为一名国家知名的作家，其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有着很强的代表性。而为什么西方国家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总是对中国的形象产生了一种负面的认知呢?这可能是受到历史上西方国家塑造旧中国形象的影响，同时对于中国的崛起，西方国家害怕受到威胁，因此采用妖魔化中国的方式对中国的形象进行塑造。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极力的鼓吹中国威胁论，同时还污蔑中国是盗取西方国家的知识产权，威胁全球经济发展危害大国，通过各种方式抑制中国的发展。西方国家塑造的这种负面的中国形象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对外传播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其是一种以本土文本优势凌驾于真实中国之上，竭力将中国塑造成为他们认为的样子，将中国文学描述成他们认为的样子，这就使得外国民众以本国的文本倾向为主要参照物，以落后的眼光看待不断发展中的中国，从而导致了世界民众对中国的形象产生扭曲化的认识。与西方塑造的落后中国的形象不同，中国政府他通过本国翻译者的翻译，借着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积极的宣传中国的文明、开放、和谐、自信、负责的大国形象。而文学对于改变、重新塑造和更新国家形象有着积极的作用。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成为我国新中国成立以及改革开放以后重新构建中国良好形象的重要物质资源，其所传播的中国形象将会是更加的鲜明和先进。自从进入新时期以后，我国中央政府部门高度重视文化传播对本国形象所产生的影响。在文化走出去的大战略背景之下，中国党中央和中国政府正在通过一系列的推广计划和翻译计划，旨在向国际舞台展示一个更加富强、民主、文明和平等自由的发展中大国形象。
当今时代，全球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化，改变了传统商品生产和服务的条件。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的产业和生产组织形式。在当今信息社会，经济的竞争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生产要素的范围，而越来越倚重于知识、无形价值和创新能力。经济日益全球化，技术进步和创新已经占据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国家、地区和城市的比较优势，越来越体现为其学习、创新和知识生产的能力。在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中，文化变得越来越重要。
一、国际对外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概况
当今世界已经全面迈人了全球化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人，不同地域和民族间的文化交往日益广泛，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发展也日益重要。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出版了《世界文化报告：文化、创造性与市场》和《文化与可持续发展：行动框架》，这两份文件都特别强调了文化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在美国的传播政策中，虽然没有声明要重建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但作为美国政府的目标却是非常明确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国内的文化产业政策基本上是越来越放松管制，其理论基础是市场理论和多样化原则。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性扩张，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非政府部门的文化企业为巨额利润所驱动而进行的经营性活动，但在实际操作中受到政府的支持，尤其在对外宣传方面已与美国外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英国政府为扶植文化产业发展，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英国政府认识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市场对文化产品及服务的需求迅速增加，因此，完善自我，抓住机遇，扩展国内外市场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日本经济长期低速徘徊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开始把文化和经济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1995年，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方略；2001年，日本开始全力打造知识产权立国战略，明确提出10年内把日本建成世界第一知识产权国；2003年，又制定了观光立国战略，计划到2010年让到日本旅游的外国客人达到1000万人，比2001年提高1倍。为把文化立国战略落到实处，日本政府还通过设立战略会议、恳谈会、幕僚会议、审议会等形式，研究商讨具体对策，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亚洲金融风暴后，韩国制定了“文化立国”的方针，将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最终目标是把韩国建设成为21世纪的文化大国和知识经济强国。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加强了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如：历时两年的中法文化年在中国圆满闭幕，在美国举办的“中国文化节”、在意大利举办的“中国天津周”和在荷兰举办的“中国文化艺术节”等大型对外文化活动，扩大了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树立了中国的良好形象。中法文化年影响巨大，盛况空前，全面提升了两国的政经关系，把中法以至中国与欧盟的伙伴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度，并对周边国家产生了示范作用，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希腊等国已相继提出要与中国举办文化年。中国在对外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的同时，“十一五”规划还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对外文化产业贸易，复兴民族文化，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在文化贸易方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过去20年间，全球文化贸易总额一直在持续增长。从1980年到1998年间，印刷品、文学作品、音乐、视觉艺术、摄影、广播、电视、游戏和体育用品等文化贸易的年贸易额从953亿美元猛增到了3879亿美元。但是，这些贸易绝大部分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进行。1990年，日本、美国、德国和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贸易出口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出口额的55.4%，而化贸易的进口额也高度集中在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进口额的47%。跨人21世纪以后，文化贸易的进出口大国排序有所更替，然而总体格局并没有变化。这些国家占据了90%的市场份额。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产品进口国，2002年其进口额高达153亿美元；英国是第二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大约是美国的一半，为78亿美元；德国是世界第三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为41亿美元。
二、对外贸易中文化交流的方式
1.媒体作用
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媒体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近20年，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这为媒体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中国加人WTO后，在对外贸易中中国需要世界信息，世界也需要中国信息，双向选择剧烈增加。这种需求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包括政治上、文化上等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目前中国有报纸2000多种，杂志8000多种，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约有2000个频道，有近10亿的电视观众，同时有超过1亿的互联网使用者。媒体、媒介成为中国对世界宣扬中华文化，加大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重要手段。但与国际同行相比，中国传媒在资本、经营网络、经营理念、管理体制和人才素质方面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文化贸易方面，我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逆差是以5一10倍的数字来显现的，中国书刊版权贸易上的逆差更高达10一15倍。因此中国媒体仍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专家预计，中国媒体要成为世界主流媒体，还需要很长时间，甚至10一20年。媒体在发展自身的同时还肩负着促进世界文化交流，普及汉语文化，发扬宣传中华文化的艰巨任务。
2.政府作用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市场经济体系转型的过程中，政府担负着提供文化服务的职能。界定政府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角色，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放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一背景下考虑。十六届五中全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提案就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促进对外开放的关键。这一提法表明了在“十一五”期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以前涉及政府职能经常从经济角度考虑，许多地方政府把GDP作为衡量工作业绩的唯一标准，中国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把重点放在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科学发展观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问题。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解决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其次，政府具有制定文化战略的职能。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总的来说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是文化产品的冲击。因为外国文化产品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产品在国际文化贸易市场上具有比较大的优势，我国加人WTO承诺文化市场的开放，首先面临占有国际优势地位的文化产品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冲击。第二个是文化资本的冲击。当外国文化产品在文化市场上占据一定的份额时，他们一定会谋求对中国本土文化资源的整合。国际文化资本进人中国参与整个中国的文化企业的生产，采取某种本地化的生产方式，就地整合资源，就地生产、产品就地出售，这是一种跨国文化企业的比较合理的商业模式。近年来，外国文化资本进人中国文化资本市场势头一直比较猛烈。第三个是文化价值观的冲击。随着外国文化产品的普及，它负载的是外国文化价值的内容，它一定会对我国文化消费者在文化心理、文化认同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三方面构成全球化对中国文化总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需要制定本国文化发展战略，宣扬中华文化，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对此，日本的经验可以借鉴。学术界认为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其发展的历程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是从明治维新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这段时间，被人称之为“军事立国”阶段。从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80年代，被称之为“经济立国”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阶段。之所以有这么一个发展战略的转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世界上与美国、欧盟并驾齐驱的一个经济大国。但是，日本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包括环境的问题、国家形象的问题等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日本适时提出了文化立国的目标，这个目标包括这么一些内容：首先，要确立一个国家形象，这个形象就是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创新精神的一个国度，而不仅仅是能够制造物质产品的国家。其次，要尽可能地满足公众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再次，要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文化环境，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文化战略是许多发达国家为促进本国可持续发展所采取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我国目前也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发展文化产业，实际上制定文化战略也是政府应对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的挑战。
3.对外贸易自身作用
对外贸易自身作用体现在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加大对外文化贸易来促进本国文化走向海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近期来看，新兴文化产业发展已经在中国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势头，如何通过整合我国的文化资源，开发我们的文化产品，提升我们的产业结构，增加我们产业附加值，无论是高技术附加值，还是高文化的附加值，目前正在成为一个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新的战略重点，这就造成了一个大的发展态势。即把文化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融为一体，把文化产业和传统产业融为一体，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与中国作为世界的制造业的中心这两件事也结合在一起。我们不仅要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所谓“中国制造”，而且我们要变成“中国创造”，我们要成为一个世界的创新中心。
三、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与贸易的现状与问题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日渐衰弱，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呈现了严重的逆差。改革开放，特别是国家“十五”规划实施以来，中国加大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力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组织中法文化年、中国俄罗斯年、中意文化年、美国的中国文化节，到在海外多个国家设立100多所孔子学院等，都具有一定声势和影响，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同中国经济和政治在世界上的地位存在巨大差距。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的主要产品，无论是文艺演出、影视作品、图书期刊、动漫产业还是语言文化等，存在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人超”，处于绝对输人国地位，存在着严重的“文化赤字”。这对于一个拥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来讲，对于一个正快速发展追求民族复兴的国家来讲，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1.缺乏品牌文化产品
我们输出的文化产品质量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反映当代中国发展面貌、当今中国人核心价值观和精神风貌的文化作品有限，有文化内涵和思想深度的原创作品太少，能展示中华文化的内在魅力、代表国家形象的高端文化产品更是凤毛麟角。在各种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仍停留在以展示剪纸、泥人、刺绣、大红灯笼之类的民俗作品和兵马俑以及其他出土文物等为主的阶段，在国外较有影响的戏剧歌舞和影视作品也仅仅有屈指可数的几部，动漫产业与美国和日韩相比我们才刚刚起步。我国现在还没有能够吸引人的、占领国际市场的文化产品，尤其是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品牌性产品。而美国的品牌文化产品就遍布世界各地，如可口可乐、麦当劳以及各种美国大片等。
2.观念滞后，缺乏创意
在传统观念中，文化就是文化，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中国人很少想到去卖文化，这种思维方式与世界上很多国家有不少的差距。文化产品能否赢得市场，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其所内含的文化价值、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情感因素；在于文化产品是否具有思想感染力、情感的亲和力、精神的震撼力以及生活方式的凝聚力。只有赋予文化产品这几种力量，才会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认可，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购买你的产品。作为国际贸易主体的企业在制定贸易策略时应注意与当地文化融合，创造为当地人易于接受又有吸引力的情境。在整个经营设计过程中注意配合文化环境要求进行创新，既要创造出适合销售国文化的产品，又要使定价的方式和程度为之接受，还要找到适合当地的渠道，采取购买对象乐意接受的宣传方式。美国人在中国的肯德基和麦当劳店里将玉米羹、汤和可乐同售；海尔在美国的成功定位等都是中美文化融合的良好开端。
3。缺乏国家战略与支持
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缺乏国家战略，缺乏政府的大力推动和扶植，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缺乏国际化的运作和推介。国家应制定对外文化交流发展战略，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着眼长远、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循序渐进，搭建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平台，策划组织一系列高端的中国文化产品，提高对外文化交流的整体水平。
四、扩大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国的现状是文化实力与经济大国地位严重失衡。文化的“人超”地位，客观上为西方文化提供了文化受众，强化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力，甚至影响了国家的文化安全。“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目标，中国文化要繁荣振兴，要加大对外交流已经刻不容缓。
第一，国家应制定和推行战略性文化贸易政策。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过程中推动文化的发
展，是国家在制定文化贸易战略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政府进行合理的干预，适当运用关税、补贴，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手段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将会刺激和提升我国的文化产品乃至文化产业的竞争力。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也都采取过这样的政策。
第二，国家应加强完善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体制机制。互联网的无界性，使文化传播可以突破时空界限，对全球文化的发展、创新和传播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发展潜力巨大，是我们促进对外文化交流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的阵地和窗口。建议国家专门建立一个部门，招募聚集一大批优秀外语人才和网络技术人才，负责互联网的对外文化传播与管理。
第三，加强对海外受众的接受心理、接受习惯和思维特性的研究，以增强针对性；善于借用西方人易于接受的艺术形式，例如歌剧、舞蹈、交响乐等，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奠下第一块基石
当谈到我国对外传播理论研究的时候必先提到曾任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的著名编辑家、翻译家段连城，甚至凡谈对外传播学必先谈他的那本书。可以说，正是他的著作所发射出的理论光辉惠及我国整个对外传播事业，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益见其正确性，对现实工作的指导意义和深远影响。
读他的《对外传播学初探》，可以发现书中处处闪耀着理论创新的光辉。本书第一版为汉英合编本，成书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1988年由中国建设出版社出版。那时候，整体说来，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已经摆脱了“左”的桎梏，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和成绩。以对外宣传业界一位“老兵”自诩的段连城由衷地欢呼，说这是“我国对外宣传的新阶段”。但是，建国后对外宣传的许多经验教训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更没有使之提升到理论高度。正是他，凭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从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出发，加上自己多年的丰富实践、理论思考和深入研究，推出了《对外传播学初探》一书，“为我国的对外传播理论建设奠下了第一块基石”（沈苏儒语）。
是他，在书中第一次使用了“对外传播”这一概念，以别于“宣传”一词之贬意（指虚夸、粉饰等）的用法。在整本书中，他多处使用“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 的提法，甚至把“How to Help Foreigners Know China”作为《对外传播学初探》汉英合编本的英文书名，足见在他看来这一提法是多么重要。
又是他，在书中首先提出了对外传播学的准确含义。他在书中所述的对外传播的任务、对外传播的主体、对外传播的原则（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明白易懂或者说思想性、艺术性、针对性）、对外传播的技巧（内外有别，清晰易懂，生动活泼）、书刊在对外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外传播中的翻译工作、地方外宣的意义作用和方法、对外传播对象的研究（了解对象国的社会环境和人的态度、历史、经济、政治、社会），等等，构成了由他所倡导的对外传播学的主要内容、理论框架和学术体系。
在段连城逝世七年后的2004年，由他的老朋友、老同事沈苏儒帮助补充增订的新版《对外传播学初探》，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在它的封底有这样几段简短的文字：
“我们不可低估外国读者和听众的智力，但也切勿高估一般外国人对我国的了解水平。”“外国人的文化背景决定了他们的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好恶标准，这一切又影响着他们对中国传播的接受程度。”
“为了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对外传播工作都应该摒弃‘宣传心态’。”
“对外传播必须遵循三条基本原则：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明白易懂，或者说思想性、针对性、艺术性。”
这便是全书精华的浓缩。
比较第一版，可以发现，增订版虽然取消了英文部分，但实际内容却多了将近一倍的篇幅。新增内容全都是第一版问世后段连城同志关于对外传播的新论著，这些内容，使作者的理论更为丰满，体系更加完整，也更加提高了《对外传播学初探》一书对进一步改进我国对外传播工作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又一开创之作
与段著《对外传播学初探》（增订版）出版的同时，五洲传播出版社还出版了沈苏儒著《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这是沈老1999年由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对外传播学概要》的增订版。
段连城和沈苏儒，可谓外文局的双子星，又可并称为我国对外传播理论研究的双擘。是他们两人同时开始了对外传播理论的研究，共同开创了我国的对外传播学。和段连城一样，沈苏儒也对我国的对外宣传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客观而论，《对外传播学概要》及其增订版《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的出版，奠定了他与段连城同志一起作为我国对外传播学研究开创者的地位。
沈老的《对外传播学初探》也是我国对外传播学的开创之作。时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外文局局长的杨正泉对这本书有十分精当的评价：“《对外传播学概要》最突出的特点是一部理论性专著，它就我们在对外传播（我国习惯于称作‘对外宣传’）实践中遇到的一些基本问题，从整体和理论的高度作了比较系统的科学的概括和论述，既有对外传播学的普遍性，又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既有理论性，又有实践性和学术性。”它的增订版因为更突出了理论色彩，也便更提高了对对外传播实践的指导意义。
关于对外传播学，沈老是这样定义的：先有了传播，而后才有了传播学；传播学是社会科学中一个重要的新兴的学科，而对外传播学又是传播学的一个重要的新兴的分支，是专门研究以外国人为传播对象的传播学。对外传播学要研究的，是如何了解对外传播的对象、把握对外传播的特性和原则、改进对外传播的做法、提高对外传播的效果的问题。
《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就是回答这些问题的：
对外传播是跨国的、跨文化的、跨语言的传播，这一本质使对外传播具有与对内传播迥异的特殊性。因此，内外有别就成了对外传播始终如一的原则。
对外传播的对象是外国人，其中也包括海外华人。这是一个众多、复杂、多变而又文化背景各不相同的群体，不但要内外有别，还要外外有别。从事对外传播的人，不但要内知国情，还要外知世界，要遵循“内外有别”、“了解第一”和“让事实说话”的基本原则。
让外国人正确了解中国，要记住和实行这样的原则：凡是需要外国受众知道的，一定要讲清楚，讲到他们能够懂得；凡是没有必要向外国受众报道或非常不容易使他们明白的，就干脆不要讲。
通过提供事实（客观报道）来达到传播的目的，就叫“让事实说话”，这是对外传播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是一种方法、一种技巧、一种艺术，是我国新闻事业优良传统的组成部分。在对外传播中，最重要的是摆事实，至于如何判断，则由读者、听众自己从事实里得出来。只有掌握了让事实说话这一最实际、难度最大的原则，才算领悟了对外传播的精义，才能达到对外传播艺术的最高境界，
对我国的对外传播理论研究，沈老有着重大贡献。2004年《对外传播学初探》修订再版的时候，他已是85岁的老人，但是在书中却可以处处感受到他与时俱进的青春活力和求真务实的理论勇气。此时他虽然离休多年，但无时不心系对外传播事业的发展和理论研究。
编纂“基本教材”
和《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同时出版的沈苏儒另一专著《对外报道教程》，是1990年由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对外报道业务基础》的增订版。
当年担任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的朱穆之同志看到《对外报道业务基础》的写作提纲后说：“对外宣传很需要这样的基本教材，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对培养和提高对外宣传工作者的业务水平会有很大的作用。”朱穆之还在为这本书所作的序中说：“沈苏儒在这本书中的论述是合乎历史发展的、有真知灼见的，又是清晰易懂的。”
《对外报道教程》所讲述的就是对外报道中国的原则和基本的方法、基本的技术，包括对外报道的特性、选材与结构、文辞与表述、组稿与采访、翻译工作与编辑的关系、图片工作等。可以说，这是对外报道的“一本通”。国际著名新闻工作者爱泼斯坦在向读者推荐这本书时说：“这本书的价值并未受到时间的影响，这是因为这位老新闻工作者的见地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他自己的长期实践，所以将会有助于使较年轻的对外报道工作者知道应该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应该做什么和应该怎样做。”
沈老的书告诉我们，为了搞好对外报道工作，为了使读者明白和理解所报道的内容，自己就必须了解读者所在国的情况，也必须了解中国的情况，并且要使自己的认识跟上世界和中国的不断变化，这都需要学习和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
沈老的书还告诉我们，对外报道工作者不但要以增进国际了解为己任，还要善于增进国际了解。要“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优秀的对外报道工作者”，必须研究和掌握对外报道的特点、原则和规律。具体说来，应从五个方面努力：加深对工作和生活的热爱、锻炼新闻敏感、苦练基本功、扩大知识面、学习一种外语。
留下宝贵遗产
2009年6月4日，沈老走完了自己90年的人生历程。6月8日，今日中国杂志社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告别仪式。就在告别的时候，头一天晚上刚赶制出来的一本新书被摆到了他的枕旁。这便是他的新著——《对外传播理论·翻译研究文集》。由朱穆之题签、赵启正和蔡名照作序，由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和今日中国杂志社选编、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收录了沈老多年来发表的43篇涉及对外传播理论研究的文章和涉及翻译理论研究的9篇论文。发表的时间从1984年到2009年。这些论文是他对外传播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结集出版，对丰富对外传播理论研究成果及其进一步系统化，对提高外文局在对外传播学研究领域中的地位和影响，对推进全国对外传播和翻译理论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这是他为我们留下了对外传播和翻译理论研究的又一种宝贵遗产。
沈老的对外传播和翻译理论研究成果不仅在国内产生深远影响，他在其中传递的一些信息，或许也值得有兴趣的人士细细品味。
第一，在指导思想上，“传播”与“宣传”这两个概念的同异和关系，在中国正逐渐被厘清，“传播”的概念已深入人心，并且被官方认可。用“对外传播”取代“对外宣传”，不仅是用词上的差异，更是指导思想上的转变。
第二，传播学被从西方引进中国后，结合中国的实际，在吸收、借鉴、消化的同时，进而服务于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将它中国化，显然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沈老的研究成果，已成为中国对外传播学的重要基石。
第三，美国学者提出“软实力”后，沈老很快就开始结合我国实际，介绍和研究这一学说。他认为，中国有许多软实力资源。但要使资源转化为实力，并在国际上加以运用，则要靠对外传播。对外传播肩负着使软实力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和整合、在国际上使软实力得到充分发挥和有效运用的重大使命。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经营管理中，所提出的一系列以共同价值观为核心的观念，其具有精神性、集合性、微观性、社会性和可塑性的特点。机制指系统内各子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形式和运动原理以及内在的、本质的工作方式。因此，企业文化传播机制必须能够解释企业文化传播的主体、受体、对象、渠道、效果间的内在作用关系。
传播是一切交流活动存在的基础，企业文化传播属于组织传播的范畴。5W模式由传播学奠基人哈罗德・拉斯韦尔提出，其认为构成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因素，即传者、渠道、信息、受众以及传播效果。以5W模式的角度分析企业文化，深入到传播学的广度，有益于了解企业文化各主体间的相互作用，通过针对性的改善，提升企业文化传播效果。 一、 理论概述
1. 企业文化理论。企业文化理论是美国与日本管理之间比较的直接结果，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的美国。1982年出版的《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的精神支柱》一书，最早创立了企业文化理论体系。企业文化理论侧重于把文化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企业管理，充分发挥文化的作用，弥补了以往理论的不足，在强调硬性管理的同时，注重软件管理建设，将两者有机结合，为管理科学注入新的活力。
关于企业文化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以下几种。霍夫斯坦特的“文化四指标说”、特雷斯・E・迪尔和阿伦・A・肯尼迪的企业文化五因四类型说、威廉・大内的 Z 理论、《日本企业管理艺术》中的7S框架，以及托马斯・J・彼得斯和小罗伯特・H・沃特曼的“革新性文化八种品质说”。企业文化理论著作出版思潮大致有以下几个类型：企业家本人的经验之谈、理论家对本国企业研究概括的理论形态以及从整个企业文化的宏观视角探讨企业管理科学。这种从经验之谈到理论概括，再到整个学科建构的宏观视角，意味着企业文化的发展愈发系统化。
2. 企业文化。关于企业文化的概念，学者们拥有不同的观点。威廉・大内认为，一个公司的价值观就是企业文化，它是公司员工行为的规范。彼得斯[4]认为，企业文化是公司为企业员工构建的一套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环境氛围。魏杰和赵俊超认为，企业文化指企业信奉并付诸于实践的价值理念。陈亭楠认为，企业文化是一种从事经济活动组织之中形成的组织内部文化。 二、 传播与5W模式
人类活动无时无刻不处于传播中，关于传播的概念，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库利从社会学角度出发，认为“传播是人的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施拉姆看来，传播至少要有三个要素：信源、讯息和信宿。在胡正荣的观点中，传播是信息流动的过剩。
组织传播是指组织所从事的信息活动，是组织成员交换信息的行为。传播是组织的基本属性，组织的任何活动都伴随着信息的传播过程。陈春花认为，企业文化传播是指企业或个人通过各种媒介将有关本组织的文化信息有计划、有目的的向内或向外传递的一种活动。
国外对企业文化传播的研究，更注重企业管理的实际操作方法，主要从现实应用方面来阐述。国内对企业文化传播的关注较少，鲜有相关论著。最早的应为1998年吕舟雷在《企业文化传播刍论》中，正式将“企业文化传播”作为整体概念提出，阐释了企业文化传播概念的内涵。
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拉斯韦尔提出了著名的“5W”模式（图1）。该模式的五个要素具有同样的首字母“W”，因此称为“5W模式”。
拉斯维尔是最早以建立模式的方法对传播活动进行分析的人，这五个要素后来构成了传播学研究的五大领域，即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及效果分析。在5W模式中，复杂的传播过程被肢解成5个主要组成要素，清晰的呈现出传播的内在过程。企业文化传播属于组织传播的范畴，我们使用5W模式进行分析，力图通过对各个要素的具体呈现，探讨出提高企业文化传播的路径。 三、 以5W模式对企业文化传播机制进行具体分析
1. 企业文化传播主客体分析。传播主体是传播行为的发出者，处于传播行为的初始环节。传播主体又称传播者，位于传播活动的起点，对整个传播过程具有重大的影响，对传播者的分析也称为控制分析，传播者具有控制整个传播过程的作用。传播客体是传播行为的接受者，又称受众，处于传播活动的末端环节。
（1）企业文化中的传播主体。根据传播范围的不同，企业文化传播可分为内传播和外传播。因此，将传播主体分为企业文化内传播主体和企业文化外传播主体。
企业文化的内传播主体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①企业领导者和高级管理层。企业领导者制定并影响着企业文化，是企业价值观形成的主要因素。②企业中层管理者及负责企业文化宣传的部门。中层管理者和宣传部门负责传播企业文化的实际执行，他们既需要了解领导者的意图，又要根据所在部门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本部门的文化传播策略。③了解并认同企业文化的普通员工。企业内部的普通员工，只要对企业文化充分了解并认同，同样也能成为企业文化内部传播的主体。
企业文化的外传播主体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①企业管理者。由于工作需要，企业管理者不可避免的会与其他公司甚至是大众媒体打交道，代表着公司领导层的形象。②企业的专职宣传部门。企业专业宣传部门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外宣传，包括日常的广告宣传工作以及对外公关活动。③企业内的普通员工。
（2）企业文化传受主客体间的双重性。在企业文化传播中，传受主客体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们是企业文化的主动传播者，承担着传播的责任，另一方面，他们又时刻接受着他人对自己的传播，属于接受者。企业领导者和高级管理层、企业中层管理者及负责企业文化宣传的部门、企业的普通员工，既是传播主体也是受众。此外，与企业有联系的顾客，以及有可能接触企业的社会普通大众，都是企业文化的受众。
（3）在企业文化传播中，通过对传播主体的改善，来提升企业文化传播效率。企业文化主体对整个传播过程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控制着传播的进程。因此，对企业文化传播者的改进和培养是至关重要的。
①改善企业领导者和高级管理层，从顶级建设企业文化传播力。企业领导者和高级管理层要对企业的发展和整体规划了然于胸，建立适合本企业发展，且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设立相关的制度规章，以正式的手段鼓励企业文化的传播。此外，健康的企业文化传播环境、有意识的塑造专属本企业的“企业人”对企业文化传播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
②提高对中层管理者的企业文化认同度，将企业文化建设落到实处。①通过培训等方式，对企业中层管理人员进行企业教化，使之了解企业文化内涵的实质，更好的将领导者对企业文化的真正观点传达下去。②对员工中出现的意见领袖加以利用，使之为有利的企业文化传播所用。③充分重视员工的反馈，赋予员工话语权，并及时将下面的意见传达给领导阶层。
③提高企业专职宣传部门水平，更好的为企业文化传播做出贡献。宣传部门负责企业的对外宣传工作，其水平的高低影响着外界对企业文化的看法。在提升企业文化传播的建设上，宣传部门应当掌握方法，抓住时机，配合企业文化，借势营销，使企业文化传播更深更广。
④企业的普通员工在企业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不容忽视。A.对员工定期进行培训，定期进行考核，使之充分了解公司企业文化。B.对积极传播企业文化的优秀员工进行物质精神方面的奖励，估计更多人加入企业文化传播的建设中。C.鼓励新老员工混合交流，有利于企业文化的传播，也能为企业文化建设提出新的观点。D.提高普通员工的整体素质，在与顾客的接触中，更好的展现企业文化。
（4）建立以顾客为主体的企业文化，将企业文化更好的传播给受众。
①企业员工要树立虚心学习的意识，真正掌握企业文化的实质。②企业应建立以顾客为主体的企业文化，真正为顾客的利益着想，更好的抓住顾客，使其成为自己长期客户的同时，主动提企业传播。③扩大企业文化的宣传力度，吸引可能成为客户的潜在受众，通过加大力度的宣传，吸引其他顾客的兴趣。
2. 企业文化传播内容分析。
（1）企业文化传播中的信息。根据狄尔和肯尼迪在《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精神支柱》中的观点，我们将企业文化的内容分为五个方面。①企业环境（见图2）。根据企业所在系统的不同，将企业环境分为“宏观环境”和“产业环境”两个部分。企业宏观环境包括五个方面：自然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以及技术环境。产业环境即供应商、竞争者、顾客、监管部门和利益集团。②价值观。价值观是企业的核心和基石。企业价值观不是凭空而来，是企业长期实践经验的概括。③英雄人物。英雄人物是企业文化的人格化，是企业价值观的化身，是员工模仿的典范。④习俗和仪式。习俗和仪式是企业文化的外在表现，属于非正规的企业教化。⑤文化网络。文化网络指公司内部传递信息的非正式渠道，通常在公司内部以逸闻轶事、故事、猜测等形式传播消息。
（2）积极塑造有益传播企业文化的信息。①根据企业所处的具体环境，选择适合的企业文化进行建设，既要独具特色，又要贴合实际。②将企业文化的实质浓缩为清楚易懂的价值观体系，使员工对企业文化有直接明了的认识，更好的传播企业文化。③有意识的树立企业英雄人物，将企业价值观人格化，使其对企业文化更好的认同。④经常举办非正式的聚会活动等，建立健康的企业文化习俗环境，使员工在非正式交往的轻松环境中，充分认识企业文化的实质。此外，还可以利用仪式来巩固企业价值观。⑤灵活利用员工交往的非正式渠道，有意识的支持员工私下的文化网络建设，加强管理者与员工间的交流，通过人际交往传播企业文化。
3. 企业文化传播渠道分析。企业文化传播渠道，是指企业文化从传播主体到达传播受体所要经过的各种渠道。在企业文化传播中，传播渠道非常复杂多样。根据企业文化的传播范围不同，将企业文化的传播渠道分为内部传播渠道和外部传播渠道。曲庆将企业文化的内部传播渠道总结为十个方面的内容。即象征物、制度、组织结构、故事、仪式和活动、沟通英雄人物与故事、宣传媒体、领导者、同事。企业文化的外部传播渠道一般为作为正式宣传的大众媒体和与顾客接触的人际传播。
（1）正式传播渠道与非正式传播渠道。根据信息在企业组织结构系统中传播途径的不同，将企业文化传播分为正式的传播渠道和非正式的传播渠道。正式传播通过企业间正式的组织结构来运行，传播的信息来自于官方，准确性较高。常见的正式传播类型有信息由高到低流动的下行传播、信息由低向高反馈的上行传播以及同层级员工间的横向传播。非正式传播渠道是通过系统以外的传播途径进行的，传播的信息主要出自成员间各自的需求，是基于企业成员社交需要而发展的传播模式，通常以小道消息的形式传播，信息多为猜测性质，准确性难以测量。
（2）改善传播渠道，提升企业文化的传播。企业文化的传播离不开传播渠道，疏通传播渠道，对企业文化传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企业文化对外传播中，打好与大众媒体间的关系，提高宣传人员及基层员工的素质，有益于企业文化对外更好的传播。在企业文化内部传播中，鼓励员工间通过正式渠道沟通，尤其重视上行渠道的畅通，及时获得下面的反馈信息，同时兼顾横向传播渠道，使员工充分沟通。对非正式传播渠道不应一味禁止，要积极引导，使其为正面的企业文化传播做出贡献。
4. 企业文化传播效果分析。传播效果是指传播最终所产生的有效结果，即传播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传播主体的意图或目的。传播效果是检验传播行为是否有效的关键环节，根据效果的不同程度，传播效果可分为三个层面：认知层面、态度层面以及行为层面。企业文化传播效果是指通过不同的传播渠道，将企业文化理念有针对性传播出来，为企业内外部所认知、认同，达到影响其态度或行为的结果。
塑造有益于企业发展的企业文化传播效果，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1）传播主体应当在传播的源头上做好把关，保证所传播的内容真正符合企业文化精神。（2）针对不同受众利用多种渠道进行传播，使其达到最佳效果。如针对企业外部传播的大众媒介、户外广告，针对企业内部传播的内刊、仪式等。（3）建设以受众为主体的企业文化，重视受众反馈。（4）传播内容通俗易懂，易于传播。
企业文化传播效果是传播的最终环节，其目的是取得良好的效果，为企业的发展做出贡献。企业领导人应重视企业文化传播的各个环节，以求最佳效果的实现。 四、 结论
企业文化理论引入中国已经有些时日，但与企业文化传播相关的研究较少。与企业文化传播相关的研究，也多集中在企业文化内部传播渠道方面，对企业文化外部传播涉及较少。企业文化只有打通传播的各个环节，才能实现较好的传播效果，达到发展企业的最终目的。通过5W模式的视角分析企业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因此，未来对企业文化理论和企业文化传播的研究，可以着重在两个方面：
1. 重视企业文化的外部传播。通过系统研究各类传播途径，找到适合不同类型企业文化的对外传播渠道。使企业文化不仅影响内部员工，也能对广大顾客及潜在顾客产生积极的影响，构建良好的企业形象。
2. 对企业文化传播的具体方式、内容进行分析。研究何种方式、内容更适宜企业文化的传播。通过对企业文化传播方式、内容的分析，得出针对不同文化的适宜传播渠道及传播内容。
参考文献：
[1] 刘正周.管理激励[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2] 韩文辉，吴威威.国外企业文化理论主要流派述评[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0，（4）：121-125.
王晨在主旨演讲中对此次研讨会的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这次研讨会是在全球经济遭受金融危机冲击，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国际舆论形势发生新变化的形势下召开的一次对外传播的重要研讨会。召开这样的研讨会，对于我们更好地分析当前国际传播发展趋势，把握国际舆论动向，探讨在新形势下如何推动对外传播理论发展，增强对外传播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王晨认为，国际传播能力是文化软实力的组成部分，是维护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拥有强大的国际传播力，才能确保传播的自主性，让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认识中国。没有强大的国际传播能力，向世界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营造对我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是难以做到的。
王晨指出，新形势、新任务要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大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当前的形势下，要充分认识提高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性，增强扩大对外传播能力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科学分析当前国际传播形势，积极应对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适应国际传播发展需要，建设覆盖全球的国际传播体系。
王晨强调，建设国际传播体系，要加快发展步伐，建设信息量大、影响力强、覆盖全球的国际一流媒体；要适应新形势，大力推动新媒体的发展和运用；要加大“走出去”力度，实现更大范围直接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要实施“本土化”战略，切实增强对外传播实效。
网络媒体：通向和谐世界的桥梁
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工作委员会主任胡启恒，清华大学校务委员、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育部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李希光分别作了题为《迎接网络传播时代》和《用对话新闻重绘全球传播新景观》的演讲。
在中国互联网领域备受尊敬的胡启恒院士在演讲中，从互联网这个变革了传播方式的伟大科技创新，到网络传播如何改变着我们，以及网络时代的公民文化素养，娓娓道来。她认为，网络催生国际传播的黄金时代到来，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已经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飞跃发展和进步，网络媒体正和谐地交融于我国传播事业之中，与传统媒体合奏出美妙乐章，网络信息社会必将在我国传播事业身上加盖鲜明的时代标记。她特别提出，受到各国重视的公民媒体文化建设，对于建设一个拥有高素质社会公民的、和谐的社会主义强大国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是一个值得我国有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关注的问题。
李希光在演讲中讨论了全球传播语境下，对话新闻与新闻自由、新闻真相和媒体的社会责任的关系。他认为，对话式新闻是指新闻与观点的多元主义，它是人与人之间、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信息的自由流通。对话式新闻随着新传播技术的发展，渐渐成为人们理解其他人、做重要决定、决定爱与恨的最强有力的信源，因此，媒体更应该通过对话式新闻成为通向和谐世界的桥梁。
效果评估：建设有效外宣的保障机制
著名媒体评论人曹景行作为大会论文宣讲的点评人在接受《对外传播》采访时说，以前在海外做媒体的时候，总有一种发不出力的感觉，“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最窝囊的感觉就是碰到事情我们没办法发声音，发出声音，人家也不听。以前说弱国无外交，大概弱国也不会有太好的外宣。而2009年10月召开的‘世界媒体峰会’上，很多西方主流媒体的‘大佬’居然会一个个排着队来北京参会，这是大家都想不到的，说明这些世界最重要的媒体，都愿意到北京参加这个峰会，也表明了西方主流媒体已经不能忽略中国的声音。”
曹景行谈到如何提高对外传播的效果时说，应该让世界的主流媒体为我所用。他举了5・12汶川大地震时的例子：“我们没有要求美国，或者其他西方媒体做什么，对我们进行怎么样的报道，只是因为我们开放。当CNN的记者跟着、跟着救灾的人员一起前往汶川途中，碰到了乡党支部书记，那个书记告诉记者说他的全家全死了，但是他要去救灾，就那一个镜头，我想打动的是很多美国人，我当时评论说这可能是CNN从1980年开办以来第一次赞扬了一个共产党的书记。”
大会征集的论文基本着眼于对外传播的前沿问题，既具有学术性，更立足于我国对外传播的实际，面向未来的发展，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其中，关于对外传播效果评估体系的研究议题，成为大会研讨的一大亮点。在论文宣讲环节穿行了听众互动交流，现场气氛热烈，令论者和听者都有意犹未尽之感。
地方外宣：对外传播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地方外宣部门对此次大会倾注了很高的热情，大会收到各省区市新闻办论文近20篇。其中，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宋超的论文《在服务中展开传播，在服务中实现引导》，江苏省委外宣办副主任波的论文《关于建立地方外宣工作效果评估体系的建议》分别在大会上进行了宣讲。
宋超的论文作为大会上唯一获奖的地方外宣办论文，较引人瞩目。他在发言中提出，外宣需要通过服务的软管理，通过对国际媒体的新闻服务和受众的信息服务，在服务中开展传播，在服务中实现引导，这样的外宣才能够产生深远的影响力。从实践层面来讲，要把握好三个主要环节：第一是紧贴大局开展服务，通过认真研究大局，吃透大局，准确把握服务的重点；第二是回应国际开展服务，遵循现代传播规律，最大限度地满足国际媒体和受众对我们的信息需求；第三是切入国际主流社会开展服务，开拓创新，多元多样地开展工作，有效影响国际主流舆论。
来参加大会的地方新闻办人员有的论文入选，有的没来得及提交论文，他们都表示此次大会将对自己的工作有所助益。辽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外宣办主任葛本亮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目前中国对外传播实力相对于国际地位还很弱，建立一个对外传播体系不仅是国家层面的重大课题，对于地方而言也是重大课题和挑战。尽管没有提交论文，但很想听听领导和专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很多问题如果在理论方面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对实际工作会有很大的益处。”
理论与实践：对外传播研究展开广阔平台
传播业界积极响应本届大会，从2009年6月到9月，短短不到3个月时间里，大会即在全国范围内共征集论文160篇，论文作者中既有专家学者、高校师生，也有来自实践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虽然大家来自不同工作领域，但都对理论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热忱。论文选题内容包括新时期软实力、国家形象、国际传播力、现代传播体系和媒体建设的各个方面，几乎涵盖了传播业界所有领域。大会完全按照学术规范来评选入选和优秀论文，具有权威性和严肃性。会上，对评选出的12篇优秀论文的作者进行了颁奖。
此次研讨会吸引了来自新闻宣传、涉外工作部门、高校研究机构、省市区新闻办等单位的领导、知名媒体人士和专家学者约200余人共襄盛会。
该书最大的特色，莫过于其具有国际视野的研究模式。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网络传播学术领域内，不管理论还是实践都很需要国际化的借鉴和交流。而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在当前也倍显意义重大。张咏华教授对国外传播学领域富有启示性的理论及研究案例进行介绍和分析，不仅为我们带来了国际上传播学领域学术成果的展示，也提出了很多有创见的想法。
文章的第一个主题“传播学研究的理论视野”，就体现了作者对国外传播学理论的深入研究，以及对传播学问题的深刻思考。尤其是她对媒介分析领域系统、深入的研究更是给读者提供了研究媒介分析的理论、系统的思考途径。《媒介分析领域的重要理论成果――贝尼格的“控制革命”论评析》《新形势下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再认识》《一种独辟蹊径的大众传播效果理论――媒介系统依赖论评述》等文章，系统地介绍了国外对于媒介分析领域的理论成果。为其后来以媒介为主体进行的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具有国际视野的媒介研究在新媒体纷纷崛起挑战传统媒体及传统传播学理论的今天，有巨大的启迪意义。只有站在国际视野的研究高度，才能促进我国与其他国家在传播学方面的学术探讨。单纯的放眼国内研究问题，尤其在网络传播时代，是闭门造车的行为。
网络在拓展海外华文媒体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中潜力巨大。而面对英文的西方文化信息在网上的强势地位，加强传播中国文化，加强中文信息的网络化建设显得非常迫切。《试论跨文化传播的合理化维度》一文在描述了当今时代跨文化传播的特征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历史轨迹之后，围绕跨文化传播的合理化维度进行了讨论。指出学术界不仅应该在描述性的层面上对跨国文化传播中的不平衡现象的历史和现状作更多的研究和深入的分析，而且学术界还应在前瞻性的层面上创造不同文化之间和平相处、平等互动的世界文化作出贡献。
研究方法多样，深入实践调查以小见大
该书的另一个重大特点就是不光有很多理论、思辨性的文章，更有很多采用调查法、内容分析法、框架分析法等对有关观点、现象进行理性、客观分析调查的实证性文章。有理有据的论述让人信服。
“国际化背景下中国传媒业提高竞争力的策略”主题文章就调查了境外媒体进入上海的情况，并选取案例对上海报业媒体如何提高国际竞争力的策略进行了探讨。真正做到了理论来源于实践，并且指导了实践。而“传媒内容与国际传播研究内容考察”主题文章则从各个案例出发，采用多种实证性方法，对国际传播中的中外媒体、新闻传播学刊中的国际传播篇章等进行深入剖析。在实践层面上揭示了国内外传播的一些报道框架问题，对于加强和改进我国的对外传播，改善中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在理论层面上，通过整理分析国际传播研究界关注的议题，梳理国际传播方面学术论文，总结了以往的概况和成就，为后来学者进一步完善国际传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用张咏华文中的话说：“从研究方法上来比较，国外学者更多地使用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想结合的方法，对定量分析的重视度较高。”“国外学者重视以数据说话的做法，对我国学术界具有参考价值。”这也是学术界跨文化交流的一个基础。
网络时代的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交流
跨文化交流问题在当今的国际社会极为重要。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都需要全方位、多渠道地与外部世界进行沟通。我国同外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方面迥然不同。这就需要我国在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交流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和各种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及其应用的飞速发展，当前可利用的国际传播渠道途径手段比以往更丰富、更先进；并且呈现出传统和新兴传媒渠道并存，政府渠道和民间渠道并存的局面。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我国对外传播与跨文化交流提供了多样化的渠道，它们各有其自身的特点，如何有效地、整合协调各类渠道，全方位地展开对外传播，改进国外对中国的认知，不只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传播学研究课题，也是重要的外交课题。为完成网络时代国际传播的大任，我认为可以在政府的引导下从媒体渠道和公共外交传播两方面进行努力。传媒渠道：构建完备的对外传播体系
传媒方面，由于因特网的崛起，社会传媒环境产生了急剧变化。面对这样的现实，我国的传媒机构应该紧跟世界的大趋势，上网拓展其内容服务。用张咏华教授在一文中的话说：“中华大地的网站，责无旁贷地负有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的重任。中华大地的媒体，近年来大量上网拓展发展新天地。网络使这些上网的媒体的内容，有可能传向世界各地的用户，因而，即使它们中许多在上网前仅是地方性媒体，上网后也就具有了为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作出贡献的巨大潜力。”在传媒上网方面，我国媒体尝试得很早，许多媒体也都想到了，一旦上网就成为面对全球的媒体，纷纷开办了英文等外文版本。如人民网，依托中央级传统媒体《人民日报》，以向世界传播中国的声音为己任，目前已推出6个外文版本；《经济日报》下属的中国经济网、上海的东方网和广东省的南方网等很多著名新闻网站都办有英文版。从媒体数量来说，中国目前已形成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共同发展的、颇具规模的对外传媒体系。我国的一些对外媒体，尤其是人民网、新华网，已在国外具有相当的知名度或产生较大影响。
我国这些对外媒体拥有政府的官方渠道，对政策和重大事件信息的掌握具有权威性，无论在国际政治中的重大时刻，还是在介绍本国概况、发展动态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但由于我国同外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在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迥然不同。官方信息源不符合国外受众接受习惯。对于崇尚自由民主的西方受众来说，凡是对贴上“官方”标签的媒体，总是要持怀疑态度。而且一部分网络媒体的新闻报道确实政治色彩较浓。我的建议是媒体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可以尝试以接近西方风格的模式进行传播。比如突出信息性、资料性。以权威的信息、数据资料向世界展示中国作为开放、合作、负责的大国的形象。在具体报道中尽量中立、平衡、多角度的进行报道，避免众口一词和过度的宣传和“官方”色彩。
公共渠道：增强公共外交意识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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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释：
①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原文：
1）Baskin,OtisW,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Organizations,Calif1980
2）Stevenson,Robert,ForeignNewsandNewWorldInformationOrderlowaStateUnivPr1984
3）（Mowlana,Hamid,GlobalinformationandWorldCommunication:NewFrontier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NY1986）
4）Fenby,Tonathan,TheIntermationalNewsServices:aTwentiethCentury,NY1986
5）Bamouw,Erik,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Communications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LesieJohn,CurrentLssuesi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0
2）Merrill,JohnCalhoun,GlobalJoumalism:Journe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1
3）GarnhamNicholas,CapitalismandCommunication:GlobalCultureandtheEconomicsofInformationLondon1990
4）HerbertISchiller,BeyondNationalSovereignty: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the1990sNJ1993
5）AliMohammadi,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ndGlobalization:AcriticalIntroduction,London1997
②洛特非·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第9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页。
④⑤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第238页。
⑥国际新闻在新闻中的比重问题，是一个需要进行实证性研究的问题。在早期的报刊中，其比例无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国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其创刊号的声明就明确指出该报是以翻译荷文、法文消息为主，“迅速、正确而公正地报道国外新闻”（见郑超然等《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3页）。中国最早的报刊也是以国际新闻为主，有的就以《各国消息》为报名（见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6-30页）。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主权：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主权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 Ke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American Attitude， 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 NShelt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 Symposiumon the Language Problem， London 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alysis， 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释：
① 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原文：
1）Baskin， Otis W，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in Organizations， Calif1980
2）Stevenson， Robert， Foreign News and New World Information Order lowa State Univ Pr1984
3）（Mowlana， Hamid， Global information and World Communication: New Fronti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Y1986）
4）Fenby， Tonathan， The Intermational News Services: a Twentieth Century， NY1986
5）Bamouw， Erik，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s 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 Lesie John， Current Lssue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Y1990
2）Merrill， John Calhoun， Global Joumalism: Journe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Y1991
3）Garnham Nicholas，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lob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London 1990
4）Herbert I Schiller， 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1990s NJ1993
5）Ali Mohammadi，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1997
② 洛特非·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第9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页。
④⑤ 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第238页。
⑥ 国际新闻在新闻中的比重问题，是一个需要进行实证性研究的问题。在早期的报刊中，其比例无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国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其创刊号的声明就明确指出该报是以翻译荷文、法文消息为主，“迅速、正确而公正地报道国外新闻”（见郑超然等《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3页）。中国最早的报刊也是以国际新闻为主，有的就以《各国消息》为报名（见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6-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