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6 17: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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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在新闻路上刚刚步履蹒跚的一位“小学生”，入学后，教员经常引用杂志上理论文章的语句，因此使我对你产生了极大的阅读兴趣，身边的许多同学都订阅了《对外传播》。“业务探讨”、“理论平台”、“案例剖析”等栏目设置合理，文章观点独到深邃。从那以后，阅读你，欣赏你，品味你，成了我生活中的一大“嗜好”。
在拜读你的过程中，我愈发地感到军事外宣工作随着我军职能使命的拓展延伸愈加凸显出重要性、敏感性和常态化。去年，在撰写《军事对外宣传概述》的结课论文《对我国军事外宣有效传播的几点思考》时，我查阅了大量《对外传播》中理论文章，多次引用其中的有关观念和创新理论，在向你学习充电过程中，我再一次领略到了你的魅力。有时，还能读到我学院刘轶（《中俄联合海上军演中的外宣报道》）、李习文（《先进武器装备的国际传播“软功能”》）、刘大勇（《军事外交中的我军国际形象塑造》）等教员的理论文章，在亲近你的旅途中，不仅增进了我对你的理解，而且收获了外宣知识和传播技巧。
“立足自身、放眼世界”是你不变的情怀，审视国防安全、传递中国声音是你不懈的追求。随着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在亚太地区引发了新一轮军备竞赛，我国周边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分析、采访专家教授，我撰写了《亚洲远程导弹扩散让美担忧》、《美造舰巨头在南海周边布局 为美战舰提供后勤服务》两篇文章，先后在《环球时报》上刊登，并且受到广泛关注。
在与你交流学习的过程中，我感到作为一名军事新闻人，不仅应怀有一腔报国的热情，更应该了解掌握军事新闻对外传播的技巧，向世界更好地展示人民军队的良好形象。学院经常邀请周庆安、刘笑盈、李良荣等专家学者来院交流讲座，探讨“从近期周边传播语境看我国我军外宣新挑战”、“文化强国建设与中国传媒角色”、“当代中国的舆情”等方面问题，增强大家对军事新闻的认识和加强新闻理论储备。在经济全球化的全媒体时代，我国军事新闻宣传既面临机遇又面对挑战，在外宣经验不足、传播技巧还有待进一步增强等现状面前，我国的对外传播之路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要拉近。作为新闻学子，我们身上的使命和责任更是任重而道远！
……
这是一路学习的旅程，更是一路收获的旅程！
对于每一期《对外传播》我都如获至宝，认真学习，悉心珍藏！如今，在你的指引下，我先后在《理论探讨》、《新闻世界》、《火箭兵报通讯》等杂志或研讨会发表学术论文8篇，在军内外媒体发表稿件100多篇，连续两年荣获报奖学金。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和你深入“交往”，为杂志多多建言献策。
《对外传播》杂志，在你创刊200期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请允许我向你表达最诚挚的祝福：
你像云杉一般俊秀，像蓝天一样深沉，你有学问，还有一颗传播中国理念、弘扬中华文明的心；
你是一棵绿树，沐浴着智慧的阳光，在希望的田野上播撒春天的种子；
本刊改版四年来，力求做“河边的垂柳，永远朝有水的方向伸展自己的根！”这水就是中国对外传播事业的发展方向，就是读者的需求。于是，不断追踪、挖掘对 外传播领域中的重要事件，将理论的润泽与实践的热度淬出智慧的火花，为此我们一直走在路上……曾连续深入报道“跨文化传播论坛”，使其余音绵绵不绝；曾 连续两年直击“对外选题策划会”，使中国对外出版人能够了解外国人的思维在哪里拐了个弯儿；曾受邀赴广东到四川，转重庆，深入解析外宣领域一个个鲜活的 个案……今天，当《对外大传播》愈来愈受到业界人士喜爱，并逐渐向“理论的润泽、个案的鲜活、全球的视野”之路深化时，我们已深感实践与理论聚合的力量。
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说，“思考可以构成一座桥，让我们通向新知识。”
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需要一代人的实践，更需要理论的升华与指导。刚刚闭幕的中国外文局“首届论文年会”是一种对理论宝贵的探寻，近百万字的优秀论文既有 对实践的宝贵总结，又有很多会成为实践的向导。
平安夜的钟声又要敲响了，“远处的钟声回荡在雨里，我希望平安夜的钟声回荡在我们心里。”圣诞是外国人的春节，春节又是外国人的圣诞，对生活的热爱让我们分享快乐。
如何发挥中国智库的公共外交和对外传播作用？
2013年8月21-22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以下简称“人大重阳”）承办了题为“大金融、大合作、大治理”的国际智库研讨会，邀请了G20国家的26名代表参加研讨会（以下简称“20国智库会议”），为两周后举行的G20首脑俄罗斯峰会献计献策，引起了舆论界与各国政界的广泛关注。一些媒体用“中国首次举办20国智库会议”、“中国智库初显国际号召力”等标题来评价此次会议。尤其是由人大重阳主导通过的《G20智库共同声明》，更是被不少与会者与媒体界所称道。
特点：代表性强，会期及时，主题明确
20国智库会议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参会国齐，代表性强。G20国家均有智库人员参加，充分代表了G20国家的各方视角与观点。多数与会者都是G20研究的专家，或至少做过G20与世界治理研究，对本国的G20立场或世界治理的困境有独到的见解。
二是会期及时，影响直接。在G20首脑峰会之前的半个月召开，在舆论传播和国际沟通方面都对G20首脑峰会起到了重要的咨询作用。事实上，在此之前，本次会议也收到了2013年主办国俄罗斯和2014年主办国澳大利亚官方的相关反应。
三是主题明确，交流充分。与会者必须递交论文，论文主题的核心要求就是对G20机制提出建议与未来展望；会议期间，则要求发言人不必拘于与会论文的内容，而是就前面发言者进行回应、或更深入的阐述，以提高智库交流的信息量。
效果：推动达成集体共识
智库研讨会与一般意义上的学术研讨会虽有高度相似性，但由于智库国际互动的政策诉求较多、现实关怀较强、会务成本较高，会议的效果不应仅仅定位在知识的沟通，更应当全力推动达成某种集体共识。如果能影响他国智库的研究议题、思想主张，将是对本国外交的巨大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20国智库会议达成的“20国智库共同声明”堪称一个典型范例。该声明同意“着手组建G20智库年会机制，以加强G20成员之间的沟通，为G20的发展贡献行之有效的思考和建议”，表达了20国智库人员对“全球经济显现复苏势头，但仍然面临一系列挑战”的评估，也“呼吁二十国集团各成员之间加强国际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改革的研究，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以及“呼吁二十国集团密切关注金融市场和国际货币体系，以推动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繁荣”。最重要的是，该声明“呼吁二十国集团的智库重视研究”13大重要议题，以“加强沟通、开展合作研究”。声明虽只有500多字，讨论之前已经过数轮的艰难沟通、几易初稿，会议讨论时也争论激烈、几度陷入僵局，但承办方仍然很好地主导了会议节奏，最大限度地在共同声明中注入了中国观点，也最大可能性地推动了20国的思想共识。声明签字通过时，全场响起了经久的掌声，所有与会者都对中方的努力抱以极高的肯定，有与会者还赞赏道，这次会议让其体会到“中国特色的创新与进取”。
困惑：强化智库的对外传播作用任重道远
中国急需建设一批高水平智库，为推进中国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同时，还需要把这批智库打造成有效的国际交流平台，通过公共外交和对外传播的手段，吸纳各国智慧作用于中国发展，传播中国理念以影响他国社会。
【论文摘要】电视媒体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国家提升软实力的重要方式。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具有内部性、能动性、运动性、互动性和系统性的特点。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发挥和提升受到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中外因包括：传媒环境、基础设施、覆盖范围、国外媒体与国外受众，内因则包括媒体的公信力、媒体传者素质、媒体信息传播艺术四个方面。
何为传播能力？美国学者特伦霍姆和延森所下的定义是：“一个人以有效而得体相宜的方式进行传播的能力。”我国在研究科技传播能力的时候，学者们提出这样的概念：国家科技传播能力就是一个国家所具有的有效整合科技传播力量、高效配置科学技术信息资源的一种能力。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媒体传播能力就是媒体以有效而得体的方式进行传播的能力。它强调用恰当的方式达到媒体传播目的。
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就是电视媒体以有效而得体的方式对本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所进行的信息传播的能力。它包括传播的信息量、传播速度与精度、信息传播的覆盖面以及最后产生的影响效果。
一、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特征
根据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定义，我们可以得出它具有如下特征。
1、内在性
电视媒体的对外传播能力是媒体自身所具有的，通过媒体内部的结构优化、各个部门的协调运作、媒体的理念以及工作人员的素质和能力等方面体现出来。如果把电视媒体比喻为一个人，那么媒体的传播能力就是这个“媒体人”的心理特征和掌握的各种技能，是媒体能够顺利完成一项对外传播活动的主观条件。因此，电视媒体的对外传播是以媒体自身作为主要发力点来进行的传播，是媒体内在的特征。
2、能动性
所谓能动性，就是对外界或内部的刺激和影响做出积极的、有选择的反应或回答。人的能动性称为主观能动性，其特点是通过思维与实践的结合，主动地、自觉地、有目的地、有计划地反作用于外部世界①。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也是如此，它是电视媒体主动的将决策、理念、战略等与实践相结合，根据具体的外部世界进行主动的、自觉的、有目的、有计划的传播活动，从而产生一定的影响力。相反，如果电视媒体的传播活动始终处于被动的局面，始终服从于其他媒体的议程设置，或者是成为其他媒体的传声筒，无法单独采集并信息，没有形成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没有自己的价值追求和理念，，那么这样的电视媒体可以说不具有传播能力，或者传播能力低下。
3、运动性
运动性原理是指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是动态的，其稳定是相对的。电视媒体传播能力内部的联动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根据具体事件做出不同的并且恰当的反应。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和运动，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也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和更新，电视媒体若要适应世界的变化，满足人们的需求，就必须不断的调整自己，适应社会，从而走在信息时代的前列，影响并引导时代的发展。这恰恰也体现了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运动性的特点。
4、互动性
电视媒体对外传播的目的就是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产生一定的影响。电视媒体要达到对外传播的目标，就必须了解受众群体的特征和需求，提供受众想要知道的信息，而不仅仅是传播自己想传播的内容，说自己想说的话。媒体与受众之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媒体内容对不同的受众有不同的针对性，受众对媒体的传播活动做出信息反馈，两者形成互动。与受众保持一定的互动使媒体更好的为受众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信息，这不仅是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体现，更有助于提升这种能力。
二、影响中国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外因
中国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发挥和提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分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大类。在客观因素中则包括以下几点：
1、传媒环境
传媒环境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内，大众传媒的发展水平，媒体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其指标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媒体发展水平，指传媒的种类、数量，传媒的覆盖率、普及率、发行量等，还体现在国家对媒体资源的利用，以及媒体在受众中的易得性。二是传媒的社会环境，指传播机构的管理方式以及传媒与国家权力的结构关系。
传媒环境之于电视媒体发展，犹如水之于鱼的生长。良好的传媒环境将有利于电视媒体的健康发展，有利于电视媒体传播能力的提升和发挥。但是，传媒环境是一个较宏观的概念，其内部各项因素对电视媒体的影响也比较复杂，因此，要多方观察、仔细研究，针对不同领域、不同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方能把握住传媒环境与电视媒体的关系。
2、基础设施
电视媒体基础设施是中国电视媒体对外传播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和前提。因此在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建设中，我们要重视基础设施的作用。
我国曾深刻体会到没有自己的传播渠道设施的无奈。在20世纪60、70年代，我国对外传播通过向国外寄送节目，或者租用其他国家的通讯卫星来进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外传播活动的开展和传播的质量根本得不到保证，甚至受到不法分子的干扰。再例如媒体的数字技术。在现代传播中，数字技术是一项高质、运用范围非常广泛的技术。对于中国电视媒体来说，掌握和运用数字技术将大大提高传播效率，实现传播现代化。
3、覆盖范围
媒体覆盖范围是指印刷媒体的发行范围或电子媒体传播所能达到的地区范围。对于媒体来说，覆盖范围越广，其信息传播的范围也就越广，媒体的潜在受众也就越多，媒体的潜在影响力也就越大。但是要明确的一点是，媒体的覆盖率不等于收视率，媒体的覆盖率高，并不等于其影响力大。媒体要进行国际传播，其覆盖率必不可少。没有覆盖率，媒体的信息就无法到达传播的目的地，也就无所谓国际传播。媒体若要进行全球性的传播活动，就必须建立全球性的媒体覆盖。
三、影响中国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内因
影响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主观因素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1、媒体公信力
喻国明认为：媒介公信力评价是公众通过社会体验所形成的，是对媒介履行作为具有特殊使命的社会公共产品所应承担的社会职能的信用程度的感知、体验基础上的评价，而媒介公信力则是指媒介所具有的赢得公众信赖的职业品质与能力②。
从公信力的概念和认识中可以得出，公信力重在“信”字。“信”体现了媒体在传播信息时的媒体精神和理念，是对受众负责的表现。同时，“信”也体现了受众对媒体的看法，是媒体在受众心目中地位和权威性的体现。
电视媒体公信力的形成，取决于电视媒体所传递的信息。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信息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客观、真实的信息是电视媒体公信力的基本也是关键性因素，只有客观、真实，才能取信于民。二、信息的及时性。电视媒体的主要责任就是及时地为受众提供各种信息，以满足受众对社会变动的信息的需求。三、信息的观点和立场。电视媒体的观点和立场是立足之本，人云亦云顶多充当“传声筒”的角色，所传递的信息将无价值可言，无法在竞争激烈的媒体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四、受众的态度。电视媒体的公信力如何，归根到底还是由受众说了算，而这取决于受众对电视媒体的接受和使用程度。
2、传媒从业人员素质
当今的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在传媒领域，人才决定着媒体的实力。传媒从业人员素质的高低，关系着媒体的生存与发展。在全球传播势不可挡的当下，高素质和专业人才的缺乏成为制约中国媒体发展的重要因素。
作为一名对外传播的媒体从业人员，光具备专业知识、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还不够，还要具备跨文化传播能力和良好的外语水平。跨文化传播能力，是媒体从业人员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传播的能力，它需要充分了解和认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人民的政治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在了解的同时融入进去，运用其他民族和国家容易接受的传播方式来传递本媒体所要传递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具有国际传播能力。
3、媒体信息传播艺术
如何传播是技巧问题，是指新闻媒体在采集、制作和传播新闻信息时所选择的角度、方式、分寸和时机等。能否在信息的传播中体现及时性、丰富性和服务性、能否对复杂的新闻事实提供有效的深度解读，能否提供独家的报道、评论和观点，直接影响到传播的质量和能否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在信息传播艺术上，人的传播方式和技巧受到他所处的文化背景的影响，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相同的信息内容会有不同的传播方式，会有不同的看法和态度。
首先是信息传播的语言艺术。媒体语言是媒体进行传播时所使用的社会语言，是媒体传播的基本元素，对媒体的信息传播有巨大影响。相同的内容，采用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会取得不同的效果。
其次是信息内容传播的角度问题。采用恰当的传播方式，包括叙事方式，传播者的立场，传播中的用词等使得受众容易接受，甚至是乐于接受。在跨文化传播中，独特的民族文化也会产生世界性吸引力，但作为一种具有“吸引力”的有效传播方式，传媒必须用国际传媒介的通用语法，用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核心价值去设置、评说国际社会的核心议题。■
参考文献
①百度：baike.baidu.com/
view/1286.htm
何为传播能力？美国学者特伦霍姆和延森所下的定义是：“一个人以有效而得体相宜的方式进行传播的能力。”我国在研究科技传播能力的时候，学者们提出这样的概念：国家科技传播能力就是一个国家所具有的有效整合科技传播力量、高效配置科学技术信息资源的一种能力。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媒体传播能力就是媒体以有效而得体的方式进行传播的能力。它强调用恰当的方式达到媒体传播目的。
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就是电视媒体以有效而得体的方式对本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所进行的信息传播的能力。它包括传播的信息量、传播速度与精度、信息传播的覆盖面以及最后产生的影响效果。
一、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特征
根据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定义，我们可以得出它具有如下特征。
1、内在性
电视媒体的对外传播能力是媒体自身所具有的，通过媒体内部的结构优化、各个部门的协调运作、媒体的理念以及工作人员的素质和能力等方面体现出来。如果把电视媒体比喻为一个人，那么媒体的传播能力就是这个“媒体人”的心理特征和掌握的各种技能，是媒体能够顺利完成一项对外传播活动的主观条件。因此，电视媒体的对外传播是以媒体自身作为主要发力点来进行的传播,是媒体内在的特征。
2、能动性
所谓能动性，就是对外界或内部的刺激和影响做出积极的、有选择的反应或回答。人的能动性称为主观能动性，其特点是通过思维与实践的结合，主动地、自觉地、有目的地、有计划地反作用于外部世界①。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也是如此，它是电视媒体主动的将决策、理念、战略等与实践相结合，根据具体的外部世界进行主动的、自觉的、有目的、有计划的传播活动，从而产生一定的影响力。相反，如果电视媒体的传播活动始终处于被动的局面，始终服从于其他媒体的议程设置，或者是成为其他媒体的传声筒，无法单独采集并信息，没有形成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没有自己的价值追求和理念,，那么这样的电视媒体可以说不具有传播能力，或者传播能力低下。
3、运动性
运动性原理是指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是动态的，其稳定是相对的。电视媒体传播能力内部的联动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根据具体事件做出不同的并且恰当的反应。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和运动，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也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和更新，电视媒体若要适应世界的变化，满足人们的需求，就必须不断的调整自己，适应社会，从而走在信息时代的前列，影响并引导时代的发展。这恰恰也体现了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运动性的特点。
4、互动性
电视媒体对外传播的目的就是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产生一定的影响。电视媒体要达到对外传播的目标，就必须了解受众群体的特征和需求，提供受众想要知道的信息，而不仅仅是传播自己想传播的内容，说自己想说的话。媒体与受众之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媒体内容对不同的受众有不同的针对性，受众对媒体的传播活动做出信息反馈，两者形成互动。与受众保持一定的互动使媒体更好的为受众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信息，这不仅是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体现，更有助于提升这种能力。
二、影响中国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外因
中国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发挥和提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分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大类。在客观因素中则包括以下几点：
1、传媒环境
传媒环境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内，大众传媒的发展水平，媒体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其指标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媒体发展水平，指传媒的种类、数量，传媒的覆盖率、普及率、发行量等,还体现在国家对媒体资源的利用,以及媒体在受众中的易得性。二是传媒的社会环境，指传播机构的管理方式以及传媒与国家权力的结构关系。
传媒环境之于电视媒体发展，犹如水之于鱼的生长。良好的传媒环境将有利于电视媒体的健康发展，有利于电视媒体传播能力的提升和发挥。但是，传媒环境是一个较宏观的概念，其内部各项因素对电视媒体的影响也比较复杂，因此，要多方观察、仔细研究，针对不同领域、不同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方能把握住传媒环境与电视媒体的关系。
2、基础设施
电视媒体基础设施是中国电视媒体对外传播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和前提。因此在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建设中，我们要重视基础设施的作用。
我国曾深刻体会到没有自己的传播渠道设施的无奈。在20世纪60、70年代，我国对外传播通过向国外寄送节目，或者租用其他国家的通讯卫星来进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外传播活动的开展和传播的质量根本得不到保证，甚至受到不法分子的干扰。再例如媒体的数字技术。在现代传播中，数字技术是一项高质、运用范围非常广泛的技术。对于中国电视媒体来说，掌握和运用数字技术将大大提高传播效率，实现传播现代化。
3、覆盖范围
媒体覆盖范围是指印刷媒体的发行范围或电子媒体传播所能达到的地区范围。对于媒体来说，覆盖范围越广，其信息传播的范围也就越广，媒体的潜在受众也就越多，媒体的潜在影响力也就越大。但是要明确的一点是，媒体的覆盖率不等于收视率，媒体的覆盖率高，并不等于其影响力大。媒体要进行国际传播，其覆盖率必不可少。没有覆盖率，媒体的信息就无法到达传播的目的地，也就无所谓国际传播。媒体若要进行全球性的传播活动，就必须建立全球性的媒体覆盖。
三、影响中国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内因
影响电视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主观因素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1、媒体公信力
喻国明认为：媒介公信力评价是公众通过社会体验所形成的，是对媒介履行作为具有特殊使命的社会公共产品所应承担的社会职能的信用程度的感知、体验基础上的评价，而媒介公信力则是指媒介所具有的赢得公众信赖的职业品质与能力②。
从公信力的概念和认识中可以得出，公信力重在“信”字。“信”体现了媒体在传播信息时的媒体精神和理念，是对受众负责的表现。同时，“信”也体现了受众对媒体的看法，是媒体在受众心目中地位和权威性的体现。
电视媒体公信力的形成，取决于电视媒体所传递的信息。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信息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客观、真实的信息是电视媒体公信力的基本也是关键性因素，只有客观、真实，才能取信于民。二、信息的及时性。电视媒体的主要责任就是及时地为受众提供各种信息，以满足受众对社会变动的信息的需求。三、信息的观点和立场。电视媒体的观点和立场是立足之本，人云亦云顶多充当“传声筒”的角色，所传递的信息将无价值可言，无法在竞争激烈的媒体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四、受众的态度。电视媒体的公信力如何，归根到底还是由受众说了算，而这取决于受众对电视媒体的接受和使用程度。
2、传媒从业人员素质
当今的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在传媒领域，人才决定着媒体的实力。传媒从业人员素质的高低，关系着媒体的生存与发展。在全球传播势不可挡的当下，高素质和专业人才的缺乏成为制约中国媒体发展的重要因素。
作为一名对外传播的媒体从业人员，光具备专业知识、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还不够，还要具备跨文化传播能力和良好的外语水平。跨文化传播能力，是媒体从业人员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传播的能力，它需要充分了解和认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人民的政治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在了解的同时融入进去，运用其他民族和国家容易接受的传播方式来传递本媒体所要传递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具有国际传播能力。
3、媒体信息传播艺术
如何传播是技巧问题，是指新闻媒体在采集、制作和传播新闻信息时所选择的角度、方式、分寸和时机等。能否在信息的传播中体现及时性、丰富性和服务性、能否对复杂的新闻事实提供有效的深度解读，能否提供独家的报道、评论和观点，直接影响到传播的质量和能否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在信息传播艺术上，人的传播方式和技巧受到他所处的文化背景的影响，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相同的信息内容会有不同的传播方式，会有不同的看法和态度。
首先是信息传播的语言艺术。媒体语言是媒体进行传播时所使用的社会语言，是媒体传播的基本元素，对媒体的信息传播有巨大影响。相同的内容，采用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会取得不同的效果。
其次是信息内容传播的角度问题。采用恰当的传播方式，包括叙事方式，传播者的立场，传播中的用词等使得受众容易接受，甚至是乐于接受。在跨文化传播中，独特的民族文化也会产生世界性吸引力，但作为一种具有“吸引力”的有效传播方式，传媒必须用国际传媒介的通用语法，用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核心价值去设置、评说国际社会的核心议题。■
参考文献
①百度：baike.baidu.com/
view/1286.htm
自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S.Nye,Jr)提出“软权力”(SoftPower，又译“软实力”)概念以来，文化软权力化问题引发了国际传播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也日益引起许多国家政府的重视。当前，中国已经把提高国家文化软权力纳入到国家发展战略中。
一、文化软权力化是文化传播力的实现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权力是一个关系范畴，它表示的不是某种实体，而是一种关系，一种非对等、不均衡的压迫性关系。而文化，按文化学者的一般性理解，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价值系统，带有某种实体色彩，属于实体范畴。由此可见，文化与权力分属于不同的范畴，二者绝不能等同。基于权力只存在于人(国家)与人(国家)之间的关系中，那么，文化只有进入到个人(一国)与他者(他国)关系中，才可能附带有权力的属性。
实际上，约瑟夫，奈是从权力资源即“无形的力量资源”的角度来界定文化(包括观念、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主要指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它是一种软权力资源(Softpowerresource)，以区别于软权力(softpower)本身。他指出：“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为主宰国际行为规范而建立有利于自身的准则与制度的能力，都是它的重要的力量来源。”显然，文化本身并不等于软权力一诱导、吸引、劝服和同化他国的“吸纳力”，它并不能自动地“让他人(他国)想做你想要对方去做的事情”。对一个国家来说，要实现在国际舞台上控制他国、影响国际事件的外交目标，首要的是让他国民众和国际社会认可、追随并分享到该国的文化价值观，即被对方民众所认同，并把对方同化，进而对对象国的对外决策施加影响，使对方按照该国的目标、意愿、意图或意志采取该国所预期的行动。对美国而言，就是“把他人转化为按美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思维的人”。可见，控制权(包括对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和控制)是在这种文化“认同”和“同化”中得以实现的。一国的对外控制力一旦增强了，作为一种权力资源的该国文化也就转化为真正的权力。由此可见，对一国来说，只有当自己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在国际社会广为传布并为目标国民众所普遍接受和认同，其文化才变为真正的软权力，从而被软权力化。
文化之所以能转化为软权力，或者说，能够软权力化，首先是由文化这种软权力资源本身的特性决定的。不同于硬权力资源的垄断性和排他性，扩散性和共享性是文化软权力资源的基本特性。硬权力资源如军事实力或更准确地说军备只要存在，即便不使用或充其量只需炫耀，也能给目标国施加一定的压力，因为军力优势的自然显露就可以给对方造成不定向的心理压力，从而产生政治影响力即所谓的“国际威望”。而文化软权力资源是非垄断的，自然地倾向于对外扩散；而且，越是对外扩散和推广，其辐射力越强，其被认同、分享的可能性就越大，其潜在的软权力也就越强。借用培根对知识的论述，文化如同知识，“其力量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价值大小，更取决于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相反，“如果封闭或垄断一种文化，那么就不能使它构成‘软权力’的基本支柱。”不难看出，文化软权力资源的扩散性和共享性更能反映出国际关系本来就直接表现为交流、传播关系。正如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艾克拉，爱里亚(AkiraIriye)从文化关系的角度解读国际关系时所言，国际关系就是“意识的共享与传递……记忆、思想、感情、生活方式、学术与艺术以及其他形式符号的交流。”正因如此，国际范围内的文化传播关系在国际关系中日益凸显出来。
不过，文化的扩散性和共享性只是为文化软权力化提供了可能，而文化要真正转化为软权力，所必需的是文化传播力的推动。所谓文化传播力，就是推动一国文化向外传播，使其由民族文化“泛化”(普遍适用或普适化)为世界文化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文化软权力化就是文化对外传播力的实现。
在信息日益全球化的时代，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大众媒介自然地成为文化传播力的象征。通常，对外文化传播通过两种途径来展开，一是人际传播(表现为各种跨国人际交往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一是大众传播(是指运用大众传媒对外传播文化信息)。相比而言，在文化的对外传播中，无论就传播的深度还是广度，大众传播都要优于人际传播，因为大众传媒大容量、高速度、高密度的信息传输能使各种文化信息资源最大限度地得到展示和共享。实践也证明，大众传播媒介是文化传播最重要的媒介和载体，是推动对外文化传播最强大的动力。
基于大众传播媒介在文化软权力化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约瑟夫·奈把大众媒介视为文化软权力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指出，“特别是文化、教育、大众媒介等方面，软权力的性质是无法用传统的地缘政治学来解释和评估。”在此，他把大众媒介当成了像文化一样的软权力资源来看待。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国文化软权力化的过程最终归结为该国大众媒介对外文化传播的过程。
二、文化软权力化是国家对外传播的战略目标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在2006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发言中指出了中国文化的严重“人超”状况。他认为，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国的文化对外传播力不强。而文化只有传播，才有影响力，国家的强大才有持续的力量。确实，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尽管我国拥有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具备丰厚的文化软权力资源，但是文化的对外传播力和影响力却不大，文化的软权力化程度还很低。之所以出现这种困局，除了在客观上信息传播技术手段还相对落后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在主观层面上我们尚缺乏必要的文化软权力化的战略规划，以及相应的制度(包括法律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
要想尽快改变这种文化软权力化程度低的局面，不仅仅在于实现对外传播物质技术手段上的飞跃，也不限于构建政府宣传控制与媒介专业约束之间良性互动、行之有效的对外传播机制，更为根本的是要确立起一种最能符合国家利益而一以贯之的对外传播战略目标。
文化的软权力化是在国家主导和控制下实现的，它具体落实到政府直接或间接从事的对外文化传播活动上，尤其体现在政府指导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或目标国传播本国文化的行为中。在此，政府对大众媒介的指导根本性地集中在对外传播战略目标的确立上。
依国际关系学中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理论的理解，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国际“权威”或威望并不取决于——起码不完全取决于——它的军事、经济实力等客观物质性因素，而是取决于国际间的社会性观念，即它同对象国或者说目标国之间所达成和构成的共有观念或所谓的“共识”(共有知识)，它是由主观的文化观念(结构或模式)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具体来说，如果它同对方共享一种积极的合作性观念，那它们彼此就会把对方当朋友看待；而如果它同对方共享一种中性的竞争性观念乃至消极的敌对性(冲突性或对抗性)观念，那它们彼此就把对方当竞争对手乃至敌人看待。由此可见，在国际社会中，每一个国家的身份都归属于集体中的身份，是集体认同(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的产物。
进一步说，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利益(包括最高意义上的安全利益)源于国家身份”依赖于自我身份认同。一国是在确立了自我身份之后，才相应地界定和选择自身利益，确定其利益的范围、程度和数量。可见，就像国家身份，国家“利益也不是‘自在地’存在那里等待被发现，而是通过社会互动而建构起来的”，或者说，是从与他国共同缔结的国际社会中学习的结果。最终，国家行为又是由国家利益决定的，国家依照自身的身份和利益相应地采取与之相符的行动。总而言之，无论是国家身份、国家利益还是国家行为都是由文化观念所建构的，都是在“集体预期(或期望)”中完成的。作为国际社会中的成员，每一个国家都是从共有的文化观念中首先获知自己是谁，进而知道最需要什么，最后懂得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从上可以看出，对一个国家来说，对外文化传播的战略目标应当是：制造和供给“共有观念(文化)”，从而引导和规范相关国家确立其国家身份，定义其国家利益(包括国家安全)，支配其国家行为，最终达到在文化观念上影响和控制目标国的目的。
从上述意义上说，文化软权力化的大众传播策略首要关注的是，运用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提供“共有观念(文化)”。为此，一国的大众媒介要积极地通过对外传播力促本民族文化为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和认同，从而提升和转化为相关国家共享的、作为共有观念的国际文化乃至世界文化。
我们一直在致力于打造一个交流的平台，而“平台”意味着交流的平等、平和。因而，当新年的第一天轻轻地在键盘上敲出《对外传播》的时候，一字之差，我们能感受到心境上带出的变化。
改版之初，我们追求轰轰烈烈，我们希望自己不是大树旁边的一株草，我们一路奔跑。当我们能就读者最为关注的问题形成一个集束话题时，当编辑们开始有能力与读者和作者共同深入一个话题，成为某个领域深处的“潜水专家”时，当我们以新闻个案作延伸，通过共同探讨，把圆周线内已知的封闭性打破，使思想丰满、智慧共享时，我们体会到一种创意的激情，体会到涓涓流水的力量。
“贡献智慧，思维向前”，这既是一场刚刚过去的论文年会的主题，也是2008年《对外传播》的坐标指向。
新的一年，我们的视线会在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回顾中叠影交错，历史在回顾中前进。
新的一年，当中国资本运作让华尔街道・琼斯指数的轨迹因中国改变时，人们有理由相信，在华尔街蝴蝶翅膀的扇动中，世界见证了中国资本运作的影响。
1 语言、文化、旅游之间的关系
语言即文化、文化即语言，脱离文化的语言教学不仅生涩，呆板，更重要的是不符合旅游英语教学的要求。
文化是旅游的魂，它关系到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更是一切旅游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旅游过程中的吃、住、行、游、购、娱若失去了文化的特色，那么旅游的魅力和吸引力将大打折扣。 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育有责任承担起弘扬和传承新疆本土文化尤其是旅游文化的使命，为新疆本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为新疆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持。
2 旅游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现状及其原因
岳福曹的《模因论视角下审视新疆旅游文化的对外推介——以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学材料为例》(2010)一文论述了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学中新疆本土旅游文化导入的现状，然而新疆国际旅游对旅游英语专业人才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以及旅游英语教学如何应对国际旅游发展的研究和探讨并不多。为此，本文对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学现状做了进一步的调查和分析。
2.1 旅游英语“教” 之现状
本文以塔里木大学旅游英语教学为例，针对其教学过程中教材使用和教师授课情况进行了调查:目前主要以唐飞和陈丽主编的《旅游英语》教材为主，同时以杨忠桥和李欣等编著的《新疆旅游导游辞》为辅助教材，但是这两本教材对新疆旅游文化涉及很少。
其次，就授课情况讲，大多老师的英语水平毋庸置疑，但是在讲授的过程中始终摆脱不了以词汇，句型和翻译为主的语言授课模式，对英语文化和新疆旅游文化的讲解并不系统，造成学生对英语文化和新疆本土文化的学习仍是一知半解、支离破碎。
同时，岳福曹的《模因论视角下审视新疆旅游文化的对外推介—以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学材料为例》一文对新疆高校包括新疆大学旅游学院、新疆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新疆农业大学旅游学院、新疆财经大学旅游学院等七所高校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各大高校普遍使用的《英语导游教程(第二版)》和《导游英语情景口语》中有关新疆景点，文化和旅游的文字介绍甚为廖廖，试想这样的教材如何能满足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育的要求，新疆旅游文化传承和对外传播又将何去何从？
2.2 旅游英语“学”之现状
本文以塔里木大学旅游英语教育为例， 对现有56名学生的学习态度、方法及其学习效果等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发放总数为56份，收回50份，回收率达98以上。
据此次调查结果显示，首先就学生在学习旅游英语过程中涉及新疆旅游景点内容的多少来讲，持“少”与“极少” 观点的人数总计34，占总人数比重的68%，这表明现有的旅游英语教材中涉及新疆旅游景点内容并不多，与岳福曹的《模因论视角下审视新疆旅游文化的对外推介—以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学材料为例》的调查结果一致，从而证明了目前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材普遍存在的问题——新疆旅游文化不足。
其次，就平时阅读旅游书籍和资料时，是否注重新疆旅游资料内容的学习，持“多”的人数总计32，占总人数比重的64%;这表明大部分学生对新疆旅游文化的学习引起了普遍的重视。
同时，就是否增加新疆旅游景点和文化以及是否增加英语文化背景知识等问题进行统计，持“应该”态度的占多数，这表明学生对英语文化，特别是新疆文化导入的期待超过了对内地景点的支持，也表明了学生对新疆文化和英语文化的重视。
就课堂教学手段和方法的调查结果看，持“满意”态度的学生比重为100%，但这并不能表明旅游英语教师的教学模式在提高课堂学习效果的方面作用显著。
除此之外，就学生在旅游英语课堂上的学习效果进行自我评价的结果来看，持“一般”观点的学生占多数，这说明学生虽对旅游英语教师的教学模式持肯定的态度，但是旅游英语课堂的教学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蜀绣作为中国乃至世界丝绸文化中的精品和瑰宝，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2006年蜀绣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传承和传播价值。
但是与蜀绣自身价值与中国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相比，蜀绣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与中国其他名绣，如苏绣、湘绣等相比，发展情况也不容乐观。
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的上升，市场消费趋势的转变，直接影响到了蜀绣的传承与发展。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蜀绣的市场竞争形势也愈发严峻。目前，成都市蜀绣产业目前年产值仅2000余万元，从业人员只有800余人。蜀绣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的发展都严重滞后。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蜀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历史文化、艺术、技艺及其产业政策等理论层面的探讨。蜀绣在高校的传承研究则很少，而关于蜀绣的对外传播方面的研究则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如何使蜀绣为更多人所认识，如何使蜀绣的影响力超越西南地区，走向国际；如何使蜀绣在全球化背景中焕发出新的生机……这些问题则几乎无人认识和关注。
将传播学理论引入蜀绣推广中，可以使更多人认识了解蜀绣，并将蜀绣文化置于世界范围中进行讨论，并运用新媒体工具在推广蜀绣，对于蜀绣复兴具有积极意义。
促进蜀绣依托高校进行有效传承，并通过英语这种媒介走出国门，可以促进蜀绣在新的传播环境中进一步发展。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蜀绣的校园传承研究和学院的特色专业相结合，并依托学院国际部学生的专业和语言的双重优势，力图找到适合蜀绣的特色校园传承之路和对外传播方法。
一、蜀绣研究的现状
蜀绣距今已有近3000年的历史。西汉文学家扬雄在《绣补》一诗中最早提到“蜀绣”，晋代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将蜀绣和蜀中其他的物产并成为“蜀中之宝”。清代道光时期，蜀绣已形成专业生产，成都市内发展有很多绣花铺，既绣又卖[1]。
由于地理位置和文化影响力，国内外学者关于刺绣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苏绣和湘绣的研究上。在对蜀绣的研究中，较为权威的有《中国蜀绣》以及蜀绣大师郝淑萍的蜀绣图集。这些文献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蜀绣的历史渊源、原料、针法、纹样及布局、艺术品图案等领域，而其他方面关于蜀绣的书籍、论文、音像制品都十分缺乏。
段德强在《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研究――以蜀锦为例》一文中，用SWOT方法分析了蜀锦当下的现状。针对蜀锦的优势与劣势、机遇与挑战提出了一些保护和开发的建议和措施。
在蜀绣与传播学结合方面，王雪梅、谭丹在《新媒介下蜀绣“关系传播”探析――以蜀绣作为国礼承载关系为例》中，从新媒介"关系传播"的理论角度出发，论述了蜀绣进行“关系传播”的必要性。
自蜀绣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如何传承、保护和发展蜀绣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对于蜀绣的校园传承方面的研究则主要是关于蜀绣如何通过职业教育来加以保护和传承：如四川新华职业学校就开设了蜀绣专业，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
二、涵化理论与蜀绣研究推广
涵化指向异文化学习和调整的发展过程[2]。
在人类学中，指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只要发生文化接触，其社会文化就会发生变化。
在传播学中，涵化理论（CultivationTheory）又称“培养理论”，“教养理论”，“涵化假设”，“涵化分析”等，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格伯纳（Gerbner）于1969年提出。其理论假设为，“那些花费了很多时间生活在电视世界中的人更可能以电视镜头所呈现的形象、价值观、描述、思想体系来看待现实世界（RealWorld）[3]。电视媒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认知模式。
电影具有较长的观看价值，寓教于乐；电视的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这都是对蜀绣的传播发展十分有利的条件。
而互联网的传播方式更具综合性。首先它将信息传播系统相互融合，呈现出文字、声音、影像交融的多媒体形态，同时还把个人媒体、小众媒体、大众媒体融为一体。互联网的传播者和受众可以进行互动，个人获取和传播信息更为方便，跨越国境的穿透性强。
从上述理论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利用媒体工具推广蜀绣的过程中，面临着两次涵化的过程。
首先，电影、电视和互联网都是舶来品，其拍摄手法和传播手段无一不是西方文化的体现，在对蜀绣的研究、拍摄、传播中都会在传统的蜀绣文化融入西方文化色彩。
这必然在蜀绣的传播过程中烙印下深深的痕迹，特别是借由传媒类学校学生创作的作品。大学生是拍摄、传播技术的初学者，他们的年龄与阅历都处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击、碰撞、融合中。文化间的涵化明显反应在他们的作品中，再通过他们的作品对蜀绣文化本身和蜀绣文化所呈现出的传播形态产生影响。
有人认为，西方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涵化过程可能会对传统文化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这种担忧有一定道理，但并非必然，需要我们进行合理有效的处理和引导。蜀绣文化需要用贴合现代流行文化的方式吸引受众，才有可能达到有效的传播和传承。
另一方面，利用新媒体工具可以使地理位置遥远，文化差异巨大，对于蜀绣文化毫无了解的外国受众接触到蜀绣文化，进而对他们产生涵化影响。
要使得蜀绣真正走出国门，为外国人所了解、所接受，关键在于接触。只有让外国人有机会接触到蜀绣文化，才有可能使蜀绣迈出国际传播的第一步。而电视、电影无疑是可行的传播途径。
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兴起，大众传播拥有了互动性和参与性，这极大改变了传统电视影响的单向性和整体性。
在蜀绣文化的对外传播过程中，互联网是主要平台。蜀绣文化的传播者可以将影像、文本、音频等资料通过互联网向世界进行展示，使更多人认识蜀绣、热爱蜀绣。同时，观众认知的主动性在整个涵化过程中都对传播效果有着显著的作用，观众可以时时发问沟通，是传播者了解受众心理，从而调整传播策略，使蜀绣文化更有针对性，更具吸引力。
三、蜀绣文化对外传播发展建议
蜀绣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如何才能更好的传承和传播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制定传播策略前，需认识到蜀绣的对外传播过程经历了两次涵化：第一次是西方文化对传统蜀绣文化的涵化；第二次是蜀绣文化对西方受众的涵化。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提高传播者的文化自觉意识
在传播蜀绣的视频音频资料制作过程中，既要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又要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宝贵。互联网受众主要是青少年，最清楚他们兴趣喜好的是同年龄层次的青少年。所以蜀绣文化的天然传播者应该是传播类院校的学生。他们一方面掌握着拍摄的技巧，一方面控制着传播的内容，他们推进着蜀绣文化涵化的过程。
但在此过程中，需要把握好度。过度引入西方文化，将西方文化置于传统文化之上，甚至为了迎合西方文化而扭曲传统文化，都是本末倒置的行为。所以，提高传播者的素质，使传播院校的学生这一传播主体深入系统的了解蜀绣文化，提高自身文化自觉至关重要。
第二，加强国际文化传播人才的培养
传播本身就是一门科学研究，在大学教育中，不止要有精通拍摄技术和蜀绣传统文化的人，还应该要有在有了解传统文化、了解传播规律、了解对象国文化的人。
作为传播蜀绣文化的中介和桥梁，本身应具备民族性和国际性。要实现文化多元化，就离不开语言这个重要的媒介，离不开译介。这不仅可以让世界人民了解蜀绣，也是蜀绣走出去不可或缺的重要步骤，同是也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
在对西方受众的涵化过程中，首先需要建立蜀绣文化产业。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新媒体的崛起与发展，文化制品呈现商品化趋势，国际文化交流日益产业化。在国内大力弘扬传统文化文化、使蜀绣文化在国内文化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同时，还应坚持发展外向型的民族文化产业。
发展蜀绣文化产业不仅有利于弘扬民族文化，更重要的是可以为蜀绣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经济支撑，有效缓解蜀绣技艺从业人数少，产值低的窘境。
其次，积极利用新媒体工具，建立传播蜀绣文化的精品网站。
网站的内容、形式都应该因时应是，采取多种传播形式和传播手段，内容丰富，页面精美，互动流畅。
在受众方面，网站应分为两种，一种是针对海外华人和留学生的。在这一类网站上，以中文作为主要传播语言，将蜀绣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纽带，连接海外华人和留学生与祖国的血缘亲情。
另一钟是针对世界各国的外国人。在这一类网站上，应以英文为通用语言，各国母语作为主要传播语言，重在介绍蜀绣文化的历史文化渊源，以大量的图片视频资料，使初次接触蜀绣的外国人理解蜀绣文化，热爱蜀绣文化，进而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兴趣。
除此以外，还应加强与东亚国家的文化交流合作。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越南在历史上同属于汉字文化圈，彼此间文化背景、文化认同程度高，审美情趣相似，更容易理解蜀绣文化蕴涵的历史与文化。在东亚的经济交流的基础上，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巩固文化之间的共性，形成合力，共同推广蜀绣文化。
运用新媒体媒体工具传播蜀绣文化，可以使外国民众认识蜀绣，了解蜀绣，对于蜀绣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有助于蜀绣的传承，更有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蜀绣的对外传播策略的研究，包括蜀绣的校园文化传承及其英译研究成果，也可以推而广之用于中国其他刺绣和文化的传播与传承。
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当代社会，麦克卢汉所提及的“地球村”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这个日趋“狭小”的世界中，文化的多元化已经岌岌可危。蜀绣作为濒危的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得到有效的保护。而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不断推动蜀绣文化的传播，使更多人了解蜀绣，热爱蜀绣。
参考文献：
[1]朱华.蜀绣文化探讨[J].四川丝绸，2008（4）
人际传播是面对面的交流，没有任何中间环节，不需经过媒体“有色眼镜”的过滤，在传播过程中没有“噪音”的介入，传播的信息和思想不仅直接、真实，而且带有个人情感。
察哈尔学会人际传播的主要方式有：1、学会主席率团出访；2、学会研究员参加国际研讨会；3、海外研究员在所在国的人际交流。
韩方明博士是学会的创会主席和首席赞助人，2011年4月，韩方明率领察哈尔学会代表团一行七人访问法属留尼汪，广泛接触了留尼汪大区议会、政府部门、华人总商会、中国商会和浙江商会华人和当地民众，与他们进行了多次交流与对话。韩方明主席因此被授予留尼汪首府圣丹尼市“荣誉市民勋章”。2011年10月，韩方明主席率学会代表团一行五人访问韩国，参观忠清北道高科技园区，参加韩国“首届中国人留学生庆典”，与忠清北道知事等政府官员、韩国大学生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与沟通。韩方明还饶有兴致地参加了“韩中传统服装展”，并身着中国唐装向数千名韩国民众和年轻大学生进行了现场展示，韩国主流媒体给予了高度关注。
2011年察哈尔学会资助高级研究员到海外参加著名大学、智库主办的研讨会和活动近10人次，主要国家有：美国、比利时、澳大利亚、新加坡、苏丹、中国澳门等。学会研究员不仅在研讨会上提交论文和发言，而且还拜访了当地知名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外交与国际关系专家。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仅向国际社会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且还与这些机构和人士建立了人际关系，为今后的合作与对外传播奠定了基础。
先内后外的组织传播
组织传播就是以组织为主体的信息传播活动。很多NGO等民间组织、民间智库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所在国软实力提升、国家形象构建都起到建设性作用。在组织架构方面，民间组织有更多灵活性和创造性，可以汇聚更好的智力资源，最大限度地听取多方意见，对国家形象进行最客观的描述；通过民间组织开展的对外传播更具说服力和可信度，往往具有比较好的传播效果。通过民间组织开展的组织传播，有着明显的优势。
察哈尔学会的组织传播从国内开始。2010年10月，学会在上海举办首届年会，主题为“传播中国国家形象”。2011年11月，由察哈尔学会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办的“察哈尔公共外交年会广州2011”在广州召开，主题为“中国人的国际新形象”。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资深媒体人士、企业界人士共200多人出席了会议。韩国大和尚、日本“80后”、海外华人教授、国内学者、官员、企业家、媒体人士一起讨论中国人的形象，不仅《南方日报》等国内媒体给予高度关注，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媒体也给予了充分报道。
从2012年开始，察哈尔学会加大了对外组织传播的力度。1月5日，察哈尔学会与瑞士伯乐基金会签约共同推进中欧对话项目。根据这项协议，双方将合作举办中欧对话项目，旨在邀请中国和欧洲的知名人士和专家进行高层对话，并通过中欧主流媒体进行报道，以增进中欧之间的互相理解和信任，减少彼此在政治、文化和经济问题上的误解和分歧。中欧对话项目将在中国和欧洲轮流举办。
受众明确的大众传播
大众传播要取得预期效果，明确受众是关键。目前，察哈尔学会的大众传播受众主要在国内，基本上做到了向不同的受众提供不同的内容。
1 面向外交、外事、外宣等涉外部门的《公共外交季刊》。2010年2月开始，学会承办了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办的《公共外交季刊》。至今已出刊8期，每期赠阅量达万份。每年春季号向“两会”委员和代表分发，每期向100多个国家驻华使馆赠送。该刊已成为中国公共外交事业的重要交流平台。
2 面向公共外交决策者和实践者的《察哈尔快讯》。该电子月刊于2011年1月创办，每月一期，由清华大学中国战略与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提供学术支持。
3 面向大学生、研究生的《公共外交概论》。2011年3月，学会主席韩方明博士主编的《公共外交概论》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是中国第一部公共外交教科书，目前已有10多所高等院校将其作为正式教材。第2版将于2012年3月出版发行。
4 面向研究机构和人员的《察哈尔公共外交丛书》。目前，该丛书已出版发行两部：赵可金的《软战时代的中美公共外交》和檀有志的《美国对华公共外交战略》。
整体性来看，认知语言学（cognitivelinguistic）虽然是语言学的一种新型分支，但其基本的知识体系却来源于心理学和认知科学，是一种多学科互相交融、互相交叉的产物，整体上成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主要的创立者是语言学家乔治•雷可夫。认知语言学不纯粹是一种关于“语言”的学问，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来被学术界广泛认可的。本文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出发建构出来的“茶文化英译”———作为一种翻译也能够被纳入到认知语言学的范畴中去，这是它保持持久的生命力的一种特质所在。认知语言学对于跨文化交际、翻译实践等的基本立场主张包括这样几个部分：1.1语言的语义不仅仅是客观的真值条件，而是主观和客观的结合。认知语言学与形式语言学之间最为本质的分歧在于如何看待语言的属性上。传统的主流语言学范式“形式语言学”认为语言虽然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认知能力和独立的能力，但是，就语言的结构、规律等来看，语言就是语言，语言的每一个概念在客观上都对应着一个客观的存在物（即特殊的指向），并且这种语言与万物之前的联系、语言的语义是不以特定人的立场、认知等变更为变更的。认知语言学则认为，尽管语言客观上确实存在着一定的语义“特殊指向”，并且这种特殊指向具有一定的中立性，但是，在一个跨文化交际的环境下任何语义都会跟不同的主体采取的不同立场、不同利益观、不同文化背景等有关，所以，语义本身就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产物。1.2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具有不同的文化“隐喻”。在语言学上，文化隐喻的概念和范畴一直存在，并且饱受争议。认知语言学家们则将文化隐喻的重要性拔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认为语言语义的“主观认知”差异最为重要的一个来源就是“文化隐喻”的差异，或者说对于同一概念的内涵及其外延，由于不同的“文化隐喻”存在，由于跨文化交际的参与，所以导致了人们对于特定概念认知的差异。比如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自由”、“民主”、“平等”等就是饱受争议的概念，在认知语言学看来人们对于这些概念的认知差异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不同国家的国情不同，也即“文化隐喻”的差异。用认知语言学的话语来说，这种文化隐喻指的就是“从一个认知域或概念域向另一个认知域的映射”，这种映射并不是一种严格的对称关系，而是极有可能带有一定的扭曲、变形。1.3跨文化交际要注重两种文化的“互文性”置换。对于翻译实践这种较为典型的跨文化交际来讲，从语言符号到文化内涵的翻译转换并不是一种单向度的“直译”过程，而是带有一定的“互文性”安排。在此处，所谓的互文性，一方面既指两种文化之间的互相对照，另一方面也指单种文化内部之间知识脉络的互相关照、互相引用，从而用一种整体的知识结构而不是碎片化的知识点和语义呈现在受众眼前。
2当前茶文化对外传播视域下茶文化英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作为世界茶叶的原产地、茶文化的发源地、茶学科技的重大发明国，无论是人文性的茶文化知识还是科技性的茶文化技术，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但是，受制于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约束，我国茶文化的英译还存在这样几个问题：2.1对外传播的茶文化专有名词翻译错乱。在对外传播中，中国茶文化相关的文本主要包括茶文化文学作品、茶文化商务交际传播文本、茶学相关的学术论文或专著、基于新媒体的茶文化影视作品等，由于不同的翻译者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和翻译水平差异，在对外翻译时一些专有名词往往存在典型的翻译错乱的问题。比如说，茶叶名称“六安瓜片”有些人经常采取拼音直译的方式翻译为“LuAnGuapian”，稍微有些知识面的翻译者则将其翻译为“Li原uanLeaf”，在对待最起码的名称方面竟然存在着这样错乱的翻译，严重影响到了中国茶文化的“整合营销传播”的问题。2.2茶文化内涵翻译的不到位。受特定的文化传统和“文化隐喻”之影响，中国茶文化自唐代陆羽所著《茶经》问世以来就高举起了“精神修行”的大旗，将茶文化作为一种高尚的道德修行、道德准则、道德交际等来看待，因此，中国的茶文化蕴含着十分丰富的道家思想、儒家思想和佛家思想内涵。从这样的角度分析，茶文化的英译不仅仅是对交际语言符号的转换，更重要的是要对这些语言符号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行挖掘。比较典型的例子比如人们对于“工夫红茶”和“功夫红茶”统统译为“kongfublacktea”，完全忽视和漠视了两者在文化内涵上的差异，给国外受众提供了一种轻视茶文化内涵的暗示。2.3茶文化英译的“文化融入”不足。用认知语言学的逻辑来看，如同“自由”、“民主”等概念的语义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一样，东西方人们在看待“茶文化”时也具有一定的认知分歧。因此，茶文化的英译就变得十分困难，一方面既要突出中国茶文化的精神内涵，另一方面又要用西方人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和文化符号来让西方社会正确地接受“茶文化”，想要取得这种平衡就变得十分困难。我国茶文化英译不注重文化融入是惯有的问题，比如“龙井茶”被翻译为“dragon-welltea”，尽管在中国文化中“龙”是一种代表尊贵和高尚的图腾，但在西方社会，“龙”是一种凶暴、邪恶的化身，也就是说，我们的翻译没有正视到这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所以带来了跨文化交际的失败。
3基于认知语言学的茶文化英译策略建议
认知语言学属于一种人的主观属性偏重的语言理论，它所重视的“文化差异”、“文化隐喻”等理念对于我们创新茶文化的英译具有重要的启示：
3.1基于茶文化专有词汇平行语料库的翻译策略
鉴于中国茶文化的复杂性、专有词汇（比如特殊的地名、特殊品种的茶名、特殊的茶学科技词汇等）的复杂性等，为了较好地向国外受众呈现出一种统一的文化形象，我们建议由高等院校、翻译机构、企业、对外文化交流机构等联合攻关、协同创新，将中国茶文化的专有词汇翻译进行统一，确保中国茶文化“语义”界定的相对边界清晰。
3.2基于接受理论的归化翻译策略
把我国茶文化翻译为英语的本质是将我国国民的“认知逻辑”转化为西方社会可以看得懂、摸得透、听得明白的“认知逻辑”，也就是要确保我们的文本交际符号转换、茶文化内涵的转换要让西方社会的正常认知逻辑能够“接受”，这就是一种“归化翻译”策略。归化翻译强调“在翻译处理中要求译者向目的语的读者靠拢，采取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的表达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比如仍以上文中提到的“龙井茶”的翻译为例，如果翻译为“dragon-welltea”在文化融入上会形成一种“异化翻译”效应，不仅达不到让西方人了解这种茶的目的，还会带来一定的文化反感。反之，我们不如将其翻译为“Longjinggreentea”，其中的“Longjing”采取直译的方式保留了“龙井”品牌的音译，而后面的“greentea”则体现出了龙井茶的本质是一种“绿茶”，会让他们更加容易理解这种茶的内涵。
作者:蔡维娜 单位:郑州工商学院
参考文献
[1]关剑平.茶文化传播模式研究(上)———以平安时代的日本茶文化为例[J].饮食文化研究国际茶文化专号，2006（2）：55.
[2]孙立坤.整体性治理视角下政府与NGOs间信任关系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