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教育学理论刘永康先生语文教育“方法论”继承了孔子、老子和《学记》的教育思想。针对传统语文“少慢差费”的弊端，刘永康先生积极探索有利于培养学生语文能力的“重学而行导”的教学方法。“重学而行导”的“学”指学习方法，“导”指指导方法。从语文的教育功能出发，着力于研究和总结“重学而行导”在语文教育中的地位和基本规律，落脚于给出系统的规范的语文学习方法和语文教育的指导方法，这样建构出来的语文教学法理论，具备指导实践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有利于培养新型的语文教师。他不仅这样主张，而且还常常“下水”亲自为中学生上课。
（三）心理学理论刘永康先生语文教育“方法论”有鲜明的心理学特征，注重根据一般心理认知规律，去把握学生的认知特征和学习规律。他强调，从某种意义上讲，教法的本质就是学法，要以学定教，即从学生学习的实际需要出发来考虑为什么教、教什么、怎么教、靠什么来教的问题。格式塔理论、模糊理论、发现法等在语文教学实践中的运用都遵循着心理学原理。刘永康先生语文教育“方法论”对心理学运用最为典型的是把格式塔心理学与语文教学对接和融合，格式塔心理学很契合汉语母语的学习特点，其主要观点如“整体不仅仅是部分之总和”，“记忆痕迹不是孤立的要素，而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一个整体中的个别部分并不具有固定的特性，个别部分的特征是从它与其他部分的关系中显现出来”。
二、刘永康语文教育“方法论”的主要思想
《西方方法论与当代中国语文教育改革》一书“带给读者的至少有十八个领域的知识，而且是指导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哲学知识。它不是一种方法论知识，而是多达十八种方法论知识。其种类之多、方面之广、角度之新，实属罕见。一部书能包容这么多知识已属不易，而更值得称颂的则是主编者把这十八种方法论分别与我国语文教学改革相联结，而重点又在我国语文教育的改革。它将导引我国中小学语文教师不仅能从语言的、文学的、教育的、心理的乃至文化的、科学的领域观察和驾驭语文教学，还能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观察乃至驾驭语文教学”。刘永康先生语文教育“方法论”思想主要体现在《论合理使用教学方法的基本原则》。主要观点是：
1．遵循规律，确定方法。课堂教学体系构成中，教学主体（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法构成这样的关系：教师支配教学方法；学生影响教学方法；教学目标决定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制约教学方法。教学方法论关注的重点不是教学方法，而是教学方法和教学对象的关系，“因材施教”、“以生为本”讲的都是教学方法要立足学生。在语文课堂教学知识体系中贯穿着语文学科知识、学生个体知识、教师知识和教师教学法知识等，方法的选择和运用必须关注这几者，教学方法只有适应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主体（教师、学生）才能产生教学效益，才能称之为科学的方法。
2．多法兼用，形成合力。教学方法的多元性、相容性、殊途同归性为多法兼用提供了可行性，刘永康先生认为：在实际教学中不可能像机械转动一样，按照一个固定的程序运转，而要依据条件和需要不拘一格地使用多种教学方法，做到多法兼用。事实上，“方法论”讲究方法运用的整体性，整体性要求多种方法在整体运用中产生合力，形成最大的教学效益。
3．以法示范，法中生法。刘先生认为：教师的教学方法本身应具有可效性，教师在授课中，把教学方法的科学性、艺术性展示在学生面前，这样，学生学到的就不仅是知识，还会学到读书的方法、思维的方法、实践的方法。这与古之“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学记》）之论，今之叶圣陶“教是为了不教”之说具有相通之处，即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授学生以“渔”而非“鱼”，教给学生知识、教会学生方法。
4．根据发展，更新方法。刘先生认为，根据观念的发展更新方法：由单一的教学质量观转变为三合一的教学质量观，由单一渠道的教学观转变为多渠道的教学观，由整体划一的教学观转变为基本统一又灵活多样的教学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更新方法。他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这些思想与21世纪初新课程改革的思想大体吻合，尤其是“三合一”（知识、智力、非智力因素）教学质量观同语文新课程核心理念———语文教学三维目标（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非常一致。他具有前瞻的眼光，预见到语文教学将出现的深刻革命，而这在今天已变成了现实。
三、刘永康语文教育“方法论”对新课程改革的实践价值
（一）从克服原型启发式的局限性中去突破与超越原型启发式原型启发式主张并实施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反对学习上的包办代替。《学记》中说：“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学记》中还说：“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在研究西方方法论时，刘先生发现我国传统教育理论的一些缺陷。比如我国古代的原型启发式教育理论，其合理性表现在着眼于引发矛盾，开启思路，诱导教学对象积极主动地思考问题，获取知识。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的思想，《学记》中“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的观点都体现了这些精神。孔子的“克己”、“自律”以求得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社会秩序的稳定，但这种儒家的人本思想与西方那种尊重个人的价值和自由发展的人文主义思想大相径庭。这种人本思想给启发式原则若干束缚，把启发式局限在仅仅是引导学生领悟已有的知识上面，从根本上说即不鼓励学生去发前人所未发、向新的知识领域探索。这就可能导致学生墨守陈规、安于现状，缺乏开拓创新的能力，这与发展的现代科学教育观是相违背的。刘先生在研究中惊喜地发现“人本主义、发现法、接受美学等西方方法论均能启发学生以积极的求异思维为特征的创造性思维，可以弥补以求同思维为特征的我国传统的原型启发式教学的缺陷。
（二）刘永康语文教育“方法论”的本土化、民族化“本土化”就是把外来思想文化与本民族思想文化有机结合、相互融通，是本土文化对外域文化的同化和顺应。面对西方各类方法，要反对两种倾向：盲目崇拜的“失语症”和孤芳自赏的“封闭症”。刘永康语文教育“方法论”引入了对语文教学具有指导意义的十余种理论，包括建构主义、格式塔理论、模糊理论、纲要信号等，尤其是心理学（格式塔）、语言学（符号学）和美学（接受美学）方法引入阅读教学的文本分析，大大拓展了文本理解的视阈，能使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化静态为动态，化单一为丰富，化枯燥为生动。我国和西方有着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各国的文化教育应该有自己的民族特色，西方方法论必须与我国教育改革实际结合，尤其是语文新课程改革中必须实现西方方法的本土化和民族法。实际上，西方的很多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统教育话语系统中都能找到踪影。格式塔整体性强调的是“部分相加不等于整体，一个事物的性质不决定于任何一个部分，而依赖于整体，这个从该事物整体中产生的性质，即所谓格式塔质”［3］。格式塔整体联系的思想与中国古代艺术的“布白”异曲同工。刘先生运用该理论阐述了阅读教学中实践整体性原则的具体思路：一是始终把课文看作一个整体网络；二是从整体出发，注意抓点睛之笔；三是注意作品结构的协调完整性；四是不能肢解有机整体，断章取义地说教；五是分段只是认识整体性质即格式塔质的一种手段。
中图分类号：G6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52-0172-03
小学语文教学法课程是师专语文教育专业的核心课程，该课程结构是否合理会直接影响到该课程培养目标的实现。本文针对目前小学语文教学法课程结构存在的问题，拟从职前教师职业能力的培养这一视角出发，以教师教育的政策和理论为指导，论述如何优化小学语文教学法课程结构，提高教师的职业能力，从而更好地适应新课改的要求。
一、小学语文教学法结构体系存在的问题
尽管近年来小学语文教学法课程改革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由于多种原因，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解决，就该课程的结构而言，主要存在的问题是。
1.课程结构设置与培养目标不吻合。小学语文教学法课程的开设除了让学生掌握与语文教学相关的必须的理论知识外，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专业能力，而现在的课程设置偏重于理论，而且抽象、空洞，缺乏情境性，学生学习缺乏主动性，能力培养不给力。
2.课程结构设置与现实需求脱节。目前，当教师的“门槛”越来越高，教学法课程的设置必须考虑到学生将来参加小学教师资格证考试和社会教师招聘考试应具备的知识与能力要求，但目前该课程的设置有相当多的内容陈旧，时代性不强，与小学语文教师资格证考试大纲脱节、与社会教师招聘考试脱节、与学生需求脱节、与实际基础教育教学脱节。
3.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相隔。理论课程结构的设置没有按照实践课程结构的设置，两者之间在时空上都缺乏全面统筹的安排，条块分割现状严重，二者缺少互融性。
二、小学语文教学法课程结构优化的指导和理论依据
任何问题或行为的研究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对课程结构优化问题的探讨，需要一定政策和教育理论的支撑。有关政策性文件、教师教育理论、整体性结构理论等，为课程结构优化提供了基本理论依据。
1.课程结构优化的指导思想。我国2012年出台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将教师专业发展作为教师教育课程的核心价值追求，明确提出了“教育人为本”、“实践取向”和“终身学习”三大理念，设计了“教育信念与责任”、“教育知识与能力”、“教育实践与体验”三目标领域，并细化了每学习领域的具体目标和要求。这些理念和目标为小学语文教学法课程结构优指明了方向。[1]
2.教师专业发展理论。现代教师教育改革的趋向是以专业化为核心的教师教育改革。教师的专业发展是教师的内在素养不断提高的过程，是一个促进教师专业成长或教师内在结构不断更新、演进和丰富的过程。[2]教师专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提升内在专业基本素质。它强调自主性，是自主学习、实践、体验、反思与探究的活动，而不是外在和被动知识灌输和技能的培训。就职前教师教育而言，它强调在学习过程中为教育者提供专业发展的环境，即建设小学与大学积极共赢伙伴关系，诸如专业发展学校（PDS），提供尽可能多的实践情境机会，让学生在实践情境中获得体验，获得对理论的解读、反思与建构，从而改变传统教师培养过程中先接受理论学习，再进行呆板的职业能力训练的理论与实践割裂的培养方式。[3]教师专业发展既是小学语文教学法课程结构优化根本出发点，也是小学语文教学法课程优化的主要目标。
3.整体性课程结构理论。自20世纪60年代整体性课程结构理论萌芽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在借鉴结构主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站在不同视角上提出“三层次说（即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方面去把握课程结构）”、“表层―深层说”和“两形式说（即形式结构和实质结构）”。虽提法不同，但他们对整体性课程结构共同看法是，不但要从课程整体到局部上去把握结构，而且着重从课程价值取向以及人的发展意义上去把握课程结构。[4]以上观点为小学语文教学法结构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小学语文教学法课程结构优化策略
所谓“课程结构的优化”是在社会需要、培养目标、学生成长的整个大系统中检验课程设置，以期在规定的学制时间内和现实条件下取得最佳效益。[5]在把握了小学语文教学法课程结构存在的问题、课程结构优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的基础上，笔者侧重以培养学生的小学语文教育教学能力为核心，以社会需要、学科知识体系和学生专业需求与发展为基点，尝试建构全程性的理论与实践互融共生的课程结构。小学语文教学法课程目标应是培养能够适应新形势下小学语文课程改革发展、小学教师专业化发展需要的，具有良好的师德修养、较全面的小学语文学科教育理论知识和熟练的小学语文执教能力，并具备良好的社会适应性和一定的科研能力的具有专业发展潜质的能胜任小学语文教学的教师。基于以上目标，小学语文教学法课程群结构应由“理论课程”、“实践课程”、“选修课程”和“活动课程”四个子课程结构有机结合，互融共生，组成全程性小学语文教学法的课程结构体系，进而逐步对各个子课程内部结构进行合理的优化。
1.构建完整性的理论课程结构。传统的小学语文教学法课程结构主要是按学术理性取向，以知识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设置，课程内容纯理论性，结构单一、抽象难懂，课程内容缺乏活力。根据本课程培养目标，从宏观上看，课程结构应体现这样思路：教学是什么（弄清语文学科性质）――为什么教学（目的是弄清语文教学目标性问题）――教学什么（弄清小学语文到底教什么才能完成教学目标）――怎样教学（弄清用什么方法或途径来呈现教学内容）。确定总体思路后，再针对每个结构环节进行实质性设计。从中观上考虑，“教学什么”这章节主要包语文课程的定名及语文课程本质认识发展历程。“为什么教学”这章节，应涵盖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小学语文课程计划和教学大纲、世界母语课程改革及我国小学语文课程改革历史、现状和趋势、21世纪我国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解读等知识结构。“教什么”这个知识环节也涵盖了古代、近代和当代语文课程教学内容、小学语文课程（拼音、识字、阅读、习作、口语交际和综合实践活动）教学内容、小学语文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至于“怎么教学”的知识主要是由小学生语文学习心理、小学生语文学习方法指导、小学语文汉语拼音教学、识字与写字教学、阅读教学、口语交际教学、综合性学习和小学语文教育研究等。课程结构从宏观和中观设置后，为了确保课程实施的有效性，课程结构的微观设置是我们关注重心，也是难点。微观课程结构的设置要从学科本位、知识本位走向学生本位、问题解决本位，体现以学生为中心、以情景为基础，把抽象、概念性的理论知识基于特定的情境、基于特定的案例中呈现出来，也就是说把枯燥无味的理论知识与鲜活的情境、案例有机整合起来，在每个理论知识环节设置有特定情景、理论知识的感知、案例研讨和质疑探究等更细的环节结构，让学生在基于情境、基于案例中进行理论知识的理解、感悟、质疑探询，主动建构知识，这样既可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可培养学生良好的专业学习习惯。理论课程安排在第三和第四个学期开设。
2.构建与理论课程互融的实践课程结构。教师职业能力是经过一系列系统化练习而习得的完成一定教育教学任务的动作方式或心智方式。教师实践课程是以关照小学语文教学法理论学习中的教育体验，是以学生获得实践性知识与职业能力为宗旨的，沟通理论与实践、实现理论与实践互融共生的，为学生提供一个专业发展平台的重要课程。这样的课程结构体系不仅能使学生在实践情境中将理论习得的知识有效转化为个体实践性知识，形成职业能力和智慧，而且能使教师应有的专业情意和专业品质得到进一步优化。教育实践课程也分为两大体系：校内实践课程和校外实践课程。校内实践课程主要是在一定的理论知识学习的基础上，与理论知识课程同步的、共融的技能训练课程，主要安排在第三和第四学期。
技能训练课程结构主要涵盖以下要素：朗读技能、备课技能、课程资源开发技能、教学课件设计与制作、课堂教学实施技能、课堂观察与分析技能、教学评价技能、说课与评课技能、小学语文课外活动设计与组织技能、教学反思技能、教育研究技能等。
校外实践课程是在师范院校与基地小学密切合作的前提下，基地小学为职前教师提供零距离的专业发展的真实实践情境（场地），以教育体验、职业技能训练为内容，以培养学生教育实践能力智慧为目标的课程类型。校外教育实践课程体系结构必须体现全程化，贯穿在专科三年的学习中，要现体连续性、阶段性、渐进性，形成与教学法理论课程学习的有机融合。教育实践课程结构体系包括观摩感知性见习、专题性见习、教育实习与反思、顶岗（就业）实习四个模块，是理论与实践互融共生的基本形式和关键环节，是师范生获得观摩―参与―研究小学语文教育实践的经历与体验。
其中观摩感知性见习课程一般安排在第一、第二学期，每两周规定时间开展见习实践活动。有计划地安排小学校长、语文名师的讲座与报告，观摩小学生学习活动、观摩小学主题性活动，观察小学日常管理，听小学语文教师上课、评课，参与小学语文教研活动等内容，设置观摩感知性课程主要是让学生走小学、亲近小学、熟悉小学，感受小学教育文化，了解小学语文教育工作内容、工作过程，以及工作过程中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进而让学生在学习教学法理论课程时获得前置性教育经验，开阔学生教育视野，培养学生专业信念和情感，激发学生学习理论课程的动力。
专题性见习课程一般安排在第三、第四学期，是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理论课程的学习主题，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或带着专题性问题任务，安排学生到基地小学观摩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了解小学生的学习语文的心理特征、课堂教学组织与管理、小学语文教学的规范与过程、小学语文教学策略与方法，以及了解小学语文教研活动组织与开展等，进一步对所学的理论知识掌握与深化，为开展校内教学技能训练提供经验与方法的支持。
多层次的、渐进式的见习是语文教学的体验性感知阶段，是教育实习的前奏，为教育实践奠定良好的基础。教育实习与反思主要安排在第五学期上半学期，实习时间是一个月。实践要素主要包括教学实践与反思、班主任工作实践、参与基地小学语文教研活动、语文课外活动组织与管理等，教育实习结束后撰写教育实训报告。
顶岗（就业）实习安排在第六学期，要求学生到农村小学独立完成一学期顶岗实习任务，让学生全程参与或投入到教学实践当中，丰富实践经验，提升专业思想和教学实践能力，提高学生求职水平和成功率，为他们顺利入职奠定坚实基础。
3.重构选修课程结构体系。选修课程是主修课程的拓展与深化，目的是拓宽学生专业知识面，开阔学生的专业视野，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小学语文教学法选修课程结构体系应以小学语文教师职业能力发展为主线，顺应教育改革发展、语文科学的特点、就业需要以及学生的兴趣爱好开设一些自主选修的课程。选修课结构设置要体现前瞻性、方向性、实用性，同时要调整选修课与必修课的比例，增大选修课程的空间，扩大学生选课的自由度。基于这一设想，可以设置反映该学科发展规律与前沿性的课程，如世界母语课程改革趋势与教学特点及规律；可以设置教材研究的课程，如小学语文教材解读与分析；可以设置小学生学法研究课程，如小学语文学习心理与学习兴趣的培养、个别差异与教育、小学语文综合性学习研究；可以设置教法方面的课程，如小学语文课堂学习活动的组织与管理、小学语文教学艺术、语文教学内容的呈现与课件制作；还可以设置语文教师专业发展研究性课程，如小学语文特级教师研究、小学语文理论与实践研究等。选修课程主要安排在第五学期后半学期。
4.构建活动课程（隐性课程）结构。优化教学法课程结构，不仅要注意显性课程结构优化，还应重视隐性课程的优化。隐性课程与显性课程相比，虽是无意识的、非正式的、潜在性的课程，但它比显性课程的形式更灵活、更多样化。因它与显性课程之间有着内在的递进、转化和互补的关系，所以如果重视隐性课程结构的设置与实施，能有效地使学生在各种文化活动氛围中接受教育，并能提升学生的专业综合素养。这是实现该课程目标的一条重要途径。
活动课程往往是小学语文教学法隐性课程一个重要形式。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成立与语文教育专业相关的社团活动组织。比如成立话剧社，开展排演课本剧活动，培养学生对课程本剧的编导与表演能力；设立记者团，通过采访、写作等一系列活动，培养学生写作兴趣与能力；成立文学社团，开展手抄报、黑板报等编辑与设计活动，培养学生自办报刊的能力；此外还可成立书法协会、简笔绘画协会、音乐舞蹈协会、礼仪队等。通过成立多种社团组织开展活动，培养多才多艺的未来小学语文教师，为以后出色地组织小学生开展课内外活动奠定基础。
也可以定期组织各种讲座、演讲辩论赛、教师职业技能大赛，这样不但能开拓学生视野、拓宽学生思维，而且还能增强学生教学技能训练的自觉性。
还可以开展校外活动课程，主要是组织学生志愿者参加基地小学的义务支教活动，两周一次，帮助基地小学开展主题班会、礼仪礼节教育活动、课外文体活动以及课程辅导活动，或协助基地小学领导、教师做一些辅工作等，让学生在各种活动中增强服务意识、专业意识与专业信念，培养他们的合作精神，提高其交往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
当然，活动课程项目的设置要根据自身学校特点来确定，各类活动课程的设置还要体现全程性、阶段性和连续性，同时还要注意与小学语文教学法理论与实践课程相衔接。
以上四类课程（理论课程、实践课程、选修课程和活动课）在时间与空间上体现了递进、交叉、互融的特性，并有计划地贯穿于专科三年的整个过程，能更有效地实现本课程的培养目标。
参考文献：
[1]教育部教师工作司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解读[S].北京：北京师范人学出版社，2013.
[2]叶澜.教师角色与教师发展新探[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本文主要探讨哲学本体论视野下比较教育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体系的建构。在哲学本体论的指导下，进行比较教育的本体论论证，得出比较教育这一学科领域的本质特征和存在的独特价值是本文的重点研究内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比较教育本体论与方法论之间的关系，从世界观的视角实现比较教育的方法论建构，达到比较教育研究的目的。
一、哲学本体论视野下的比较教育本体论
本体论是研究存在本质的基本问题，是研究世界的本源或本性的理论［1］。本体论是哲学研究的早期阶段，是进行哲学思考的前提性命题。任何要确立学科地位的研究领域都必须首先进行本体论的论证。围绕本体论论证，需要回答两个根本性问题，即“什么是”和“是什么”［2］。“什么是”是事实判断，意在回答事物存在的依据以及存在的内容形式;“是什么”是在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追问事物存在的本质和特征。两者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从现象中提取本质构成比较教育本体论的论证思路。目前，比较教育学面临着“领域”抑或“学科”之争，比较教育学的本体论论证有助于划清学科界限，奠定学科发展基础。
(一)比较教育本体的事实论证
比较教育本体的事实论证需要回答“什么是比较教育”，旨在追问比较教育学是其所是的本源，同时，分析比较教育学的属性之争及存在的内容形式。探讨比较教育学是其所是的本源，需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分析:第一，比较教育学作为教育学的分支学科，教育的起源为比较教育学的产生奠定了学科基础。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贯穿于人类发展的始终;教育是培养新生一代适应社会发展的准备过程，是人类社会生产经验得以继承发扬的关键环节。由此，教育就是一个生长的过程，它能够通过增进知识、发展技能和培养品德以实现个人发展、满足社会需要。在此基础上，比较教育学产生的本源则是通过使用“比较”的方法，在对比和求同存异中思考如何实现人的发展。第二，教育学领域中之所以会产生比较教育学，有其内在的推动力即比较思维。比较是人类思维中较早萌生的思维形式，无论是个体意识发展的早期阶段，还是人类知识发展的高级阶段，比较思维始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比较法作为认识事物的最古老、最简明和最优越的方法，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也是继归纳法和演绎方法之后成为人类思维方式的新高度。第三，比较教育学产生的本源离不开哲学支撑和物质条件的准备。莱布尼茨曾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3］，任何事物都具有独特性和不可重复性。正是对物理世界的客观性和独特性认识，才为“比较”提供了前提，因为比较正是为了确定事物间的同异关系，寻找其中的相似和不同之处。比较教育学的产生与一定时期的经济基础，文化背景相联系，其中明显地体现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的不断推进，欧洲出现了大量的新兴民族国家，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日益频繁，彼此之间在教育上的差别也引起了普遍的关注。至此，比较教育学在这三大内在动机的推动下产生并不断地向前发展。目前，比较教育学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属性之争，争论的焦点是比较教育是“学科”抑或“领域”。这些争论的根本原因是比较教育学目前发展的不完善所致，探讨这些争论背后学者思考的维度，有助于明晰比较教育学的发展现状，在成就与不足中思考努力的方向。首先，有学者认为比较教育是一门研究领域。其中最经典的表述莫过于黎成魁的观点，即“一门学科是由它的目的、概念、和方法所界定的，然而，尽管比较教育确实有其研究对象－教育事实的比较，但它没有自己独特的方法”［4］。黎成魁学者从比较教育方法论角度质疑比较教育的学科地位，认为比较教育缺乏一套公认的方法论体系，比较法不属于比较教育的特有属性。由此，要使比较教育成为一门公认的学科，要么从前提上否认方法论不应该成为一门学科成立的根本依据;要么致力于比较教育的方法论建设。其次，有学者认为比较教育是一门学科。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证，一方面从学科制度的基本条件来看，比较教育学满足成为一门学科的三大制度化标准，即在有关大学中普遍开设课程或系列讲座、成立全国性学术团体和出版学术刊物［5］;另一方面，对于学科的苛刻要求，学者们对比较教育作为一门学科进行了内在规定。埃德蒙•金认为，比较教育是一门实用性的学科;法国学者德贝塞•米阿拉特雷认为比较教育像其他任何地理学科一样，基本上是一门“描述性”的学科。从我国学者来看，王承绪先生认为比较教育是一门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的起着综合作用的学科［6］;顾明远先生则认为比较教育是教育中的一个应用研究领域，是教育科学中的一门分支学科［7］。学者们对比较教育学的内在规定体现了不同的侧重之处，体现出比较教育的属性不是单一，而是具有多元性。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比较教育是一门尚未成熟的发展中的年轻学科［8］。比较教育学虽然已经具备学科制度的基本条件，即课程、社会性团体和学术刊物，但是在对象、方法、理论体系上有待提高，这些是衡量一门学科在理论上是否成熟的重要指标。从比较教育本体事实论证的角度来看，比较教育的本源具有不可抗拒性和时代性，但比较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的质疑和挑战。
(二)比较教育本体的本质论证
“比较教育是什么”属于本质论证，它是在事实论证的基础上作出的有意识的创造性活动，在通过对比较教育事实内容进行分析推理的基础上［9］，得出比较教育的本质内容。因此，比较教育的本质论证需要回答两个问题:比较教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和比较教育本体有哪些特性。比较教育本体的本质论证意在揭示贯穿比较教育发展始终所具有的本质特性，从比较教育本体的事实论证中可以看到，比较教育在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上无法达成一致，面临着学科属性之争。基于此，追问比较教育的学科本质或许可以从莫衷一是的争论中达成共识，奠定比较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共同发展的基石。作为以方法论著称的比较教育学，其本质的探究自然离不开“比较”。比较教育中的“比较”具有四个层面的涵义，即一般性的思维方式、具体的研究方法、稳定的研究模式和独特的研究视域［10］。换言之，比较教育中的“比较”不仅仅是一种分析两国教育现象的方法，更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相比简单的“比较”，比较教育的本质就是“比较视域”，其中“视域”意味着观察者从多视角面对不同文化和意义重叠的生活世界，其所包含的内在透视性本身就是一种汇通性比较。另外，“视域”也是哲学解释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一个人从他已有的传统或先见出发所看到与理解到的可能范围。视域包含着主体的“先见”理解，解释者从自己原有视域出发，使文本有选择地进入视域，并不断扩大自己的视域，与文本的视域相融合形成一个新的视域［11］。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看，视域具有一定的主观立场，由“视域”迁移到“比较视域”，比较教育的本质即比较视域，在历史发展中经历了主体视域，价值无涉视域向他者视域的转变。比较视域的背后隐含着一种价值立场，不同的立场决定着比较教育学的发展路径。比较教育的本体具有多层次性和立体性的特征。从分析哲学的视角来看，比较教育的本体是确立明确的概念体系和统一的认识逻辑;从人类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比较教育的本体是对世界教育社会现实存在的各种全质形态进行对应性的理念形态性反映和建构与刻画、表达和呈现文本形态［12］;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看，比较教育的本体是对不同地区差异的文化背景进行文化分析与解释。由此可见，通过对比较教育本体特征的把握，我们应该在探讨比较教育的本体特征时应尽量避免简单化，而是采用综合的方法。
二、比较教育本体论的历史演进
从历史发展来看，比较教育本体的变化意味着研究对象和内容的改变，方法论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或手段必然随着对象内容的改变而改变［13］，以便达到研究的目的。不同时期比较教育本体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里主要分析不同时期的比较教育本体论，为下一节研究方法论的探讨奠定基础。
(一)历史解释本体论
20世纪上半叶，科学哲学的研究与科学史的研究结合，形成了科学哲学之中的历史主义学派，西方历史主义学派作为从批判理性主义之中演化而来的一个科学哲学派别，主张从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中、从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中动态地研究科学发展模式。由于受历史主义学派的影响，比较教育研究转向人文主义，决定了比较教育学的本体论导向，即比较教育的本体走向历史解释本体论。自从萨德勒提出“校外的事情比校内的事情更重要”后，比较教育家们开始关注影响教育制度的潜在力量，不断丰富这一时期比较教育历史解释本体论的理论体系。康德尔进一步发展萨德勒的思想，提出了“民族性”和“民族主义”两大核心概念，试图将教育背后的力量归因于这两大概念中。汉斯将人的发展理论作为分析教育背后力量的理论依据，实现了教育的社会背景分析的理论化和具体化，他提出影响教育发展的因素分为三大类:自然因素、宗教因素和世俗因素，在进行比较教育研究时应注重运用历史方法来研究，尤其注重研究传统因素对教育的影响。德国的施奈德将倡导的历史法中引入哲学辩证法，在进行分析时，他非常重视民族性和教育的内部发展动力，他认为在国民教育制度的形成中，教育的内在因素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乌利希对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展。他注意到中国、印度等战后新独立的国家，他认为这些国家同样对社会发展和教育具有启示意义。马林森使民族性有了较为清晰的定义，他建立了民族性模型，指出决定民族性的因素分为地理、经济、历史、宗教、政治和社会因素。这一时期比较教育历史解释的本体论，不再单纯地借鉴和移植别国的先进经验，而是更加致力于通过调查研究国外的教育情况从别国的经验中寻求理解和改进本国教育之道。从横向发展来看，它强调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教育发展与教育制度的形成受该国或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自然环境和民族传统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因而要把它放在一定的背景中加以研究;从纵向发展上，它强调教育中历史传统的持续性，强调要从历史的角度看待比较教育。
(二)科学实证本体论
20世纪60－70年代，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遍布各个领域，比较教育在这个大背景下受实证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经验主义方法论和实验教育学的共同影响，其中，实证社会学提供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实证的社会学研究理论;结构功能主义为探索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研究意义，成为了该时期的主要探讨内容;经验主义方法论提倡资料的量化、科学的实验和精确的统计分析，为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实验教育学是拉伊、梅伊曼首先在教育领域的尝试，为比较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由此，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的本体走向科学实证本体论，主要探讨教育与社会以及教育内部各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科学实证本体论的发展经历了倡导阶段、诊释阶段、发展阶段和修正阶段，最终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早在比较教育诞生之初，比较教育学之父朱利安在《计划》中试图通过教育比较表、问卷调查等方式，建立一套科学的比较教育研究框架，虽然在当时没有受到其他比较教育家的重视，但是做了有益的尝试。直到20世纪60－70年代，安德森受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提出“教育和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与教育内部因素的研究是互补的，不可替代。正如其它社会分析一样，比较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发现因果关系的知识”［14］，这为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和操作性内容，促使比较教育本体论从历史解释向科学实证转变。之后，贝雷迪提出了比较的四步法，使比较教育研究首次有了具体的研究程序，在操作过程中首次与假说的验证联系起来初步建立起科学的比较教育研究体系。诺亚和埃克斯坦将理论运用到实践，进一步发展了比较教育的科学研究，建立了一套验证假说的程序和方法即假设验证法，他们提出比较教育的研究假设即:知识是价值无涉的、客观的，知识独立于研究者之外，由于承认客观事实独立于认识主体，教育和自然科学一样具有同样的研究逻辑，寻求普遍的规律和原则。随后，霍尔姆斯在强调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研究的实用性和预测性特征的基础上，侧重使用假设演绎法，提出了以问题为中心的问题解决法。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科学实证本体论，坚信比较教育是一门科学，知识是独立于求知者之外的，知识是与价值无关的一种非意识形态的客观存在。比较教育的研究目的是找出教育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教育和社会及其它子系统之间的因果关系，强调通过对变量的测量，找到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协变关系，强调研究的操作性程序。
(三)文化相对本体论
20世纪70－80年代，亚非以及其他大陆民族的解放运动兴起了“文化相对主义”的观念，毁灭性地抨击了欧洲中心论，人们开始关注各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15］。同时，受哲学现象学的影响，比较教育开始关注主体建构的生活世界，而对是否存在一个独立于主体的社会实体并不关心。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的本体从科学实证转向文化相对本体论，即主张置身于某一教育文化背景中，实现教育决策。文化相对本体论的代表人物是:爱泼斯坦、霍尔姆斯和埃德蒙•金。18世纪爱泼斯坦提出“文化相对主义”的主张，他认为应该注重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找到这种背景影响下学校的特点以及形成该国教育制度的特殊因素。至此，比较教育研究开始从科学实证的本体走向文化相对的本体。受哲学现象学的启发，埃德蒙•金提出生态式的背景论，主张在动态的社会背景中关注人们的内部观点，从当地的语言文化中理解教育。同时，埃德蒙•金重新将比较教育的研究重心转移到教育借鉴上来，提出了教育洞察法和教育决策理论，前者以客文化的角度深入客文化背景，后者在此基础上展开教育决策，形成一套系统的比较教育分析框架。霍尔姆斯深受杜威的“反省思维五步法”和波普尔的“批判二元论”的影响，提出了问题法，主张在反驳和证伪中，不断改进教育决策，实现教育改革。与前一时期科学实证的本体论相比，比较教育研究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博弈中，走向了人文主义道路，即文化相对本体论。它注重不同国家文化背景下教育的特殊性，在分析主要影响因素中，为国家教育决策提供指导和建议。教育是特定文化社会背景的产物，对不同教育作普遍性的概括是不可能的。它承认研究中研究者的主观卷入的可能性，强调价值判断的相对性，因此，文化相对本体论并不注重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而特别关心研究目的，认为目的决定方法。
(四)文化理解本体论
20世纪70－80年代，在肯定外国文化独特价值基础上，爱泼斯坦进一步发展其思想，提出了“多元主义”的理念。多元主义思想以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态度对待全世界的多元文化以及一国内的亚文化，更加关注国家内部的小群体层面、亚文化层面的教育诉求和微观层面的教育质性、非主流的少数族群教育，其目的是为了实现教育理解。由于比较教育研究对象的扩大，比较教育的本体走向了文化理解本体论。文化理解本体论是比较教育历史进程中科学实证本体论和文化相对本体论的结合，在吸收、批判与继承的基础上形成。一方面，文化理解本体论吸收科学实证本体论对于普遍真理的追求和认识，即世界是可知的，存在适用于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绝对真理，存在一套统一的价值准则;另一方面，文化理解本体论肯定相对主义对异文化的尊重，吸收文化相对本体论对社会群体多样化的认识，即每一种文化都会有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主张对任何一种行为的评价都用它本身所从属的价值体系来进行。由此，文化理解本体论的内涵，即实现文化间平等交流和批判性反思下的教育理解［16］。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的研究目的从借鉴走向国际理解，从全人类的视角赋予比较教育以更为神圣的使命。比较教育学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借鉴以实现本国教育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从理解的角度尊重文化差异、进行文化间的平等交流，从而实现世界和平发展。文化理解的本体论使比较教育研究挣脱了狭隘的国家民族主义桎梏，从全球发展的角度探寻教育的共同进步。文化理解的本体论的重心更加关注非主流教育，它为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即国际主义分析框架，它试图在理解的基础上认识不同国家教育制度的独特性，增进教育合作与交流，最终促进对教育的普适性认识。
三、比较教育本体论映射下的研究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是世界观的体现和特点的反映”。比较教育本体论作为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方法论的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本文试图从哲学本体论的视角思考比较教育的方法论建设，期许寻找比较教育共同的学科基础。
(一)比较教育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关系
就比较教育而言，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单独探讨了比较教育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比较教育世界观体系，但是就比较教育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之间的关系研究还较少，更无从谈比较教育本体论与方法论之间的关系，这里笔者主要从哲学的视角获得该研究的理论支撑，并在其它学科领域中进行参考。马克思哲学认为“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是世界观的体现和特点的反映”。一般学者认为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关系问题上，持有三种观点即:两者是同一个问题、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不同的两个问题。无论是站在哪一个立场，世界观与方法论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关系，世界观不等于方法论，方法论也不是世界观，它们各有其研究对象、性质和特点;从方法论到世界观或从世界观到方法论，中间还存在着一系列转化环节［17］。由此，从哲学的视角推演到比较教育学科视角，比较教育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区别，并在一定条件下转化的关系，比较教育的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是比较教育世界观的体现和反映，在一定条件下，二者实现相互转化。就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关系而言，有学者在语言学领域进行了探讨并引用了外国学者Harder的思考，即本体论是认识论的基础，认识论服务于本体论。认识论又明确地在方法论中体现———方法论反映了通过何种正确的、科学的描写程序来反映认识论立场。从中可以看出，认识论是本体论与方法论之间关系的中介或桥梁。同时，潘文国指出，方法论的前提是本体论，方法论是否恰当首先取决于对研究对象本质的认识［18］。由此，教育研究的本体是“教育”，比较教育的本体就是“对教育的比较研究”，从比较教育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比较教育研究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存在两个派别:从本体论上说，存在把教育现象作为主观现象和客观现象两大类别，从方法论上说，存在量化研究方法和定性研究方法的类别，可见，比较教育研究采取哪一种方法论立场，从根本上取决于其本体论观点，比较教育本体论决定方法论和具体方法。
国学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体现着华夏民族的主体意识，是中华文明延续几千年的根基。提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民族的发展离不开优秀民族文化的发展。在经济多元化以及全球化的今天，更应该把国学经典与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开创实践教学的新内容、新途径、新方式，探索二者相融合的教学效果评价机制，从而推动国学经典的传承，增强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效性。
一、国学的内涵
《辞源》中国学的定义为：“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广义上的国学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为主体文化，包括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科技等，是研究中国传统文明的一门学问。狭义上的国学可以分为三类：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以思想流派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释道三家等；以目录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
二、国学经典与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关系
国学经典涵盖丰富的思政教育资源、教育原则和方法，可为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提供理论资源和方法借鉴。将其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也是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所在。
（一）国学经典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重要内容
国学经典凝聚了华夏民族精神和思想文化。例如国学经典家国一体、心忧天下、以身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宽厚仁德、诚实守信、浩然正气的德行修养，奉养令其身安、尊重令其心安、孝要推恩及人的孝道教育，见贤思齐、和而不同、信义为重的人际交往原则，自强弘毅、学而不厌、知行合一的为学思想，进退有度、顺应自然、得失自如的人生境界等，都是思政理论课的重要内容，可将其融入思政理论课的实践教学中。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应当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从国学经典里汲取充足的养分，通过继承、转化国学内涵并赋予时代性，才可以给予传统文化绵延的生命力，赋予思政理论课、实践课教学深厚的人文内涵和历史底蕴。
（二）国学经典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主要原则与方法
国学思想涵盖了行之有效的德育原则和方法（两者的相同之处）。国学思想影响着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它具有多方面的功能，比如引导、规范、教育等，尤其在德育原则和方式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儒学思想主张的立德树人原则、知行合一原则、榜样示范法、家校共同教育法、自我教育法等，都可以融入当代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中。
三、国学经典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必要性
（一）新时期增强大学生民族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呈现信息多元化、社会开放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特征。一方面，各种思潮的交汇交锋，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各种思想观念的相互交流碰撞，使得当代大学生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易发生各种冲突和选择，从而影响到大学生对民族文化认知的稳定性，强化了他们的功利性，弱化了或消解了他们的主体性。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引导大学生克服多元文化的冲击，解决他们在成长成才中的精神迷惘和传统文化素养的缺失问题，如何进行国学教育，让大学生感受国学魅力，增强其民族文化自信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的自觉性，成为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又一新的教学难点。因此，思政理论课教学不能脱离对国学经典的传承，要让国学所具有的民族性、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在实践教学中潜移默化地对大学生的心灵产生影响，才能提高大学生对国学经典的认知程度，使大学生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二）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
传统教学模式下的思政理论课，长期以来的教学效果堪忧。将国学融入思政理论课不能只强调理论教学而忽视实践教学。
一是国学经典本身具有极大的影响作用与价值。要让大学生通过实践活动体会到国学对思想的引导、教化作用，对社会环境的净化作用，激发大学生学习国学的热情，深化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并逐渐将理论知识转化成为自己的观点与立场，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
二是立足于国学经典开展有代表性和启发性的实践活动。大学生通过参与实践活动，能够更好地了解传统文化，了解民族精神，了解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开阔眼界，增长才干，从而实现思政理论课的教学目的。
三是国学经典能够极大地改善传统思政理论课单一枯燥的教学内容。运用实践教学的形式和开展丰富的实践活动灵活地将国学经典融入思政理论课，能够激发大学生的听课热情和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总之，国学经典融入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可以将传统文化落实到大学生的一言一行当中去，让国学真正入脑入心，使大学生从本质上陶冶性情，提高个人修养。
四、国学经典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途径
（一）国学经典与思政理论校园实践活动相融合
高校思政理论课的校内实践教学形式通常分为课堂实践和课外实践。在课堂实践中，教师应当充分挖掘和阐发思政理论课教学体系中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结合实际开展学生乐于接受、易于操作的活动。例如国学经典中的家国一体、道德教育和个人修养、道生法、唯公无私的道家法治思想等，都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三大块内容相契合。在课堂实践中，教师可以组织开展以理想信念、爱国主义为主题的演讲、辩论、诗歌朗诵、红赏析、道德法制剧表演、历史人物故事分享等实践活动。在教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中第八章第三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时，教师可针对课程内容组织实施以“中国民族文化的当代价值”为主题的研究性学习活动。学生通过主动阅读经典著作，查找重要文献，整理分析收集材料，撰写研究论文，制作汇报课件，师生课堂讨论交流一系列环节，深刻认识民族文化，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教师可以在课堂实践教学活动课前将任务布置给学生，学生可以独自或合作完成这些任务。任务完成后，教师引导学生对活动进行总结和评价，让学生体验每一个学习环节。这样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还增强了教学的直观性和生动性。
国学经典还可以渗透于课外实践活动中。高校思政部门可以组织开展国学讲堂、汉字书写比赛、知识抢答、征文比赛、国学读书会、国学经典诵读、中国书画展览等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此外，思政部门可以与其他部门联动开展丰富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校园文化文艺节、学生社团协会活动、党课团课培训学习、板报展示、橱窗宣传栏、文化艺术墙、校训、校徽、校歌、学校精神等都可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如我院开展的狮山讲坛之国学讲堂、经典红歌咏比赛、经典诵读、传统节假日系列文化活动，以及阅读经典校本德育读物――《国学之美》等实践活动深受学生喜爱，极大地提高了思政教学质量。我院还充分利用广播、学报、校刊、网站等媒介，将国学普及与校园文化建设结合起来，营造了一种浓厚的国学氛围，让学生深度领会国学思想精髓。
（二）国学经典与高校思政课社会实践相契合
社会实践是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常见形式，是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接触社会，了解国情，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锻炼大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渠道。因此，将国学经典融入社会实践，开展校外实践活动是十分重要的。比如，可将地域文化融入校外实践教学中，开展具有地方人文内涵的活动。例如学习《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开展地域人物寻访、地方红色教育基地考查、地域历史文化学习活动；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开展追溯文化源头、重走文化古道、寻访民间艺术、考察民俗文化等活动，让师生们在实践中感受文化的魅力。另外，我院组织实施的德育实践项目、志愿者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慈善一日捐”活动、社会公益活动等，都融入了国学文化。学生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将国学理论知识化为生动形象的素材，从而化教为学，化学为思，化理为情，化知为行。这样既促进了大学生对国学经典的重视、喜爱、守护和践行，又进一步提升了思政理论课的吸引力与感染力。
（三）国学经典与校园新媒体相结合
在新媒体时代，文化传播时空的限制、覆盖面窄的局限被打破，影响范围逐步扩大，影响力日渐深入。而且，高校校园网络建设日益完善，信息化技术手段日益成熟，“数字校园”和“智慧校园”的建设开始普及。这一切都使得思政课的教学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基于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丰富形式和新媒体的特点，国学经典融入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可以与校园新媒体有效地结合起来，创新实践教学方式。例如教师可以运用思政理论课专题网站、世界大学城空间、微课、MOOC、QQ、博客、微信公众平台等形式进行国学课程的开发和共享，利用图像、声音、动画等多种技术，结合视觉与听觉，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强化教学效果。网络视频可以实现随时随地在线观看，国学讲座视频也可以运用其中；APP游戏可以在好友之间进行竞争排名，国学经典也可以融入其中；选秀比赛可以吸引选手参赛和粉丝目光，国学知识比赛也可以吸引大众学习。因此，运用新媒体的多媒体性可以改进和完善传统的教学形式，从单一运用参与性教学方法到融合吸收在线互动学习、研究性学习等多种实践教学方法的综合提升，增强国学经典融入思政理论课实践教W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骆建彬.卓越领导国学讲堂[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0前言
众所周知，中职电工技术课程有着很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它不仅要求教师要具备强硬的专业技术理论知识，又要具备扎实的专业技术动手技能；这样教师才能引导学生更好地掌握理论知识，而且教师还要让学生学会把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在实践中不断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但就中职当前的教育发展情况而言，中等职业学校电工技术课程的教学模式是理论课程在先，实践课程在后，课堂上只是单纯讲理论，实践课程只是单纯讲操作，导致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脱节。这就导致了教师教学效率低；而学生理论学不精、实践学不会。因此，教学模式与方法亟待创新。
1“教、学、做”三者结合的教学模式的内涵
“教、学、做”三者结合的教学模式，就是在教中学、学中做、做中学，融“教、学、做”于一体的一种教学模式。其内涵就是学生在教师的课程教学中进行理论知识学习，从学习理论知识中动手操作，在动手操作中进行理论知识的更深一层学习。
2“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教学方法的含义
“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教学方法就是先学习理论知识，然后进行实践操作；在实践操作的同时，又要对理论知识的再次讲述，加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了解与掌握，达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融合于一体的效果的一种教学方法。
3理实一体化在电工技术教学中应用
3.1优势
（1）它能有效地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将技能实践融入课堂知识教学，在技能实践中巩固课堂知识，从而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强了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
（2）它促进了师生关系的和谐发展。因为在“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教学中，教师不仅是理论知识的传授者，还是学生实践的引导者；同时学生不仅是理论知识的学习者，还是教师实践的监督者。这样彼此相互学习与实践，可以促进师生关系的和谐发展。
（3）它提高了教师的教学效果。应用了“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教学方法，不仅可以加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还可以提升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这也就间接地体现了教师教学效果的提高。
3.2实现
（1）合理设置课程，实现教学内容的理实一体化。其主要体现在：职业技术教育应以知识与技能、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原则，切实加强职业技术培训。基础课的教学注重“精”，真正做到“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须和够用为度”。并将教学内容与实践内容合为一体，从内容上保证实现“教、学、做”三者结合的教学模式。
（2）科学安排课程讲授，循序渐进，实现教学过程的合理化。教师不但要进行课程讲授的科学安排，还要把握知识体系的脉络，抓住关键、突出重点、突破难点，要求教师要遵循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它主要是围绕实践操作进行理论知识的教学，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一体化。如“电工测量仪器的使用”的课程讲授，可放在学生动手操作前，它要求教师必须要一边进行讲授一边进行示范，然后再让学生动手操作练习，从而引导学生入门；如“电动机正反转”的课程讲授，则可放在实践后，以讨论、提问、总结的形式获得，即让学生动手装配电路，调试电路，观察现象，得到结论：通过改变火线相序，可实现电机的正反转。这种通过由表面现象到不断探索、发现新知识的循序渐进的方法引导学生在做中理解理论知识、掌握技能，在操作中验证理论；同时，又用理论指导操作，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这样更容易被学生接受。
（3）改革评价方法，实现评价方法的多元化。在理实一体化教学中，因为解决问题的方案并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化的；所以评价解决问题方案的标准并不是“对”与“错”，而是“好”与“更好”。因此，在评价方法上，教师要灵活运用绝对评价，并且鼓励学生主动、客观地评价自己的学习成果，鼓励学生之间的相互评价，通过相互评价，促进对自身学习成果的反思。
4结语
总之，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以能力培养为目标，在电工技术教学中应用“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教学方法，增强了教学的实用性和有效性，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真正把学生培养成既有一定的理论知识，又有较强的实际动手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实用型人才。
参考文献
[1] 俞艳.电工基础[M].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4）.
中图分类号： U4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理实一体化，即理论教学与实际教学一体化，是一种将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相互结合的教学方式。“理实一体化”要求教学在同一时间空间地点进行，让理实交替进行，使两者没有轻重之分。实践证明，这种方式让教师与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交流，充分地调动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1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的优势
采取“教、学、做、考”四位一体的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具有以下优势：
1.1实用性强。通过现代教育手段和方法，理实一体化可增加学生的临场真实感，让学生于环境的影响下投入角色，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操作中，在实际操作中理解抽象理论，从而培养出专业的操作技能。
1.2提高教学效率。理实一体化把对专业知识的学习与实际操作技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学生的课业负担，提高了教师的教学效率，使整个教学过程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3明确职业定位。教学内容与工厂的实际操作相对应，将技能实践融入课堂教学，让学生直接在课堂上学到今后就业所必须的操作技能，使课程内容明朗化，让学生对其职业定位有所了解。
1.4提升教师整体能力。能有效地提高师资队伍的理论水平和实际操作能力，并能在教学过程中促使教师不断地去钻研教学方法，从而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
2理实一体化教学的实施方法
理实一体化教学法是复合型的教学方法，即教师引导学生掌握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在教学中运用了多种教学方法，如演示法，参观法，实训法，仿真教学法及讨论法（如图1所示），以加强学生对讲授内容的掌握和理解。
图1 理实一体化教学方法
2.1讲授法：在课堂上，通过演示操作及相关内容的学习后，进行总结并引出一些概念，原理进行解释，分析和论证，根据教材，既突出重点，又系统地传授知识，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构建的系统知识。
2.2演示法：演示法是教师在理实一体化教学中，根据课程内容和目的，采用各种实物挂图、教具模型进行示范性实验，以及示范操作等手段使学生观察获得感性知识的一种方法。
2.3参观法：教师根据理实一体化教学目的组织学生对解剖车辆、总成、零部件等实物进行观察、研究，从而使学生获得感观上的知识帮助掌握书本知识。
2.4 实训教学法：根据教学内容，由教师先制定任务工单，学生根据工单在实训室进行实践操作。
2.5 仿真模拟教学法：根据教学内容和目的，教师选择相应的仿真教学软件进行模拟教学，从汽车的各个组成部分模拟三维动画，并且在此基础上引入虚拟现实技术，使学生能够在360度全方位认识每一个零部件，同时也可模拟整个实训过程。
2.6 讨论教学法：根据教学内容和目的，教师在课堂上提出问题或由学生提出问题，组织学生集体讨论。讨论时，教师既要鼓励学生大胆地发表意见，又要抓住问题的中心，把讨论引向深入。通过讨论可以培养学生善于提出问题的良好习惯，还能让学生体验学习专业知识的乐趣。
3理实一体化教学过程应把握的环节
3.1教材的选择及校本教材的编写。目前，围绕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培养目标，以能力为本位，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高职教材已有出版。可以依据自身情况，根据各自的师资、设备等情况，周密研讨，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合本专业实施理实一体化教学的教材。
3.2教学项目、任务的确定。为突出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和岗位应用能力，使学生真正与企业实现零距离对接，可对多家汽车4S店等维修企业进行调研，并归纳出维修作业人员所具备的知识水平和能力标准，将汽车维修操作的常见维修项目作为教学任务引入课堂教学中。
3.3教学过程的设计。在进行教学过程的设计时，可采用“教中学，学中做”及“项目引领，任务驱动”的方式，在项目引导下，以典型任务驱动整个教学课程的进行，使理论、实践及生产技术服务融为一体。
3.4双师型教师的培养。一体化教学要求教师不仅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讲授理论，而且要有熟练的操作技能，因此要加大一体化师资的培养力度，使教师既具有较高的专业理论知识，又拥有较强的动手能力。
4 结束语
由于采用多种教学方法互相配合，灵活运用，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能激发学生的学习情绪和兴趣，使专业教学更加直观、具体，理论教学与实操联系更加紧密，使高职高专院校培养出更多更好的实用型人才。
参考文献：
①黄斌斌、论理实一体化下的汽修教学、现代阅读、2012、（3）
中图分类号： G712.3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2）02-0108-01
1 引言
1.1什么是理实一体化教学
理实一体化教学是指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步进行的教学模式,课堂和车间为一体，理论教学教师和实践指导教师为一体，专业理论和实践操作为一体，让学生有计划地按照教师确定的课题和学习要求进行专门的理论结合实践的一种教学模式。
“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不仅仅是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内容的一体化，也是教师在知识、技能、教学能力上的一体化，同时，还包含教学场所的一体化。因此，“理实一体化”绝不是理论教学和实习教学和实习教学在形式上的简单组合，而是从学生技能技巧形成的认知规律出发，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1.2国外同一领域的研究现状
德国职业教育采用“FH”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教学，他的培养目标：指教的任务不是向学生传授系统的理论知识，而是使学生具有独立从事职业活动的能力。
加拿大CBE模式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教学：强调学习目标的可操作性，重视行业的意见，主张学习的个性化。
英国NVQ（职业资格证书）训练模式理论-实践教学。
由此可见，专业理论与实习一体化教学法适应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方向。
2 “理实一体化”教学创新
对理实一体教学模式的研究有很多，结合我院的实际情况，并且根据我们现有的实验实训条件和师资队伍，以机电一体化专业的《PLC应用技术》这门课程为例，从课程的教学情况及学生的学习情况两方面入手，探索出几种教学方法供大家参考。
2．1精讲多练、理实一体
“教学做评”一体化，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以典型任务为载体，教师理论精讲，思路点拨，操作示范，巡回指导，有效激励。教师在课前布置任务,对将要完成的任务涉及到的知识难点进行精讲，对学生合理分组，学生在课外查阅资料，收集信息，制定完成的计划，在一体化教室进行任务实施（硬件接线），小组和教师对完成任务进行检查，最后师生共评。
2．2类比法
利用直观、形象、具体的类比方法来类比比较抽象的控制模型。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学习情况，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手段。
2．3案例教学法
运用典型案例，对学生启发引导，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然后在讲解相关理论，使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加深印象。
2.4启发引导
这种教学方法的步骤如下：
提出问题――引导思考――学生讨论――教师总结――得出解决问题的结论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教学团队还经常进行讨论研究，根据课程特点和学生特点，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不断提高我们的教学质量。
3 “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研究价值
“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试图在理论和实践上突破传统职业教育中的“文化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技能训练”的教学模式的框架，理论知识的讲授以“必需、够用”为原则，强调“实用、适度”，技能训练则强调创新能力。在教学方法上，以技能训练为中心，配制相关的理论知识构成教学模块，并由一位教师同时担任理论教学和实习指导，从而保证二者同步进行。理论指导实践，而实践操作又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使知识与技能掌握更加牢固。
3.1高职院校教学的需要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我国紧缺生产、服务和技术领域的一线技术人才，并且对技术工人的要求不断提高，需要更多既懂理论并且有过硬实际操作水平的专业人才。所以要求高职学校在培养人才方面要注重理论与实践并重，在培养目标上应以能力为本位、以就业为导向，要不断加强课程改革，构建新型的教学模式。
3.2“理实一体化”教学的优越性
采取“教、学、做、考”四位一体化教学模式，具有以下优越性：
（1）打破了传统的教学及评价模式，解决了分段教学模式中所存在的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技能在知识上不连贯、不衔接等问题，培养了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活跃了课堂气氛。
（2）既充分地利用了教学场地，又有效地利用有限的教学时间，保证了学生能在学中求乐、在乐中求学。
（2）能有效地将课堂和实践结合起来，将技能实践融入课堂教学，让学生直接在课堂上学到今后就业所必须的操作技能，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参与，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增强了学生的实践能力。
（3）能有效地提高师资队伍的实际操作能力，并能在教学过程中促使教师不断地去钻研教学方法，不断地去掌握新知识、新技术，以此来满足教学所需，从而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
参考文献：
随着中学化学课程改革的推进，“教师即研究者”、“向教育科研要质量”已成为教育界乃至全社会普遍认同的理论和努力追求的目标。因此在化学教学中进行教育科研意义重大，化学教师掌握教育科研的基本理论势在必行。笔者就如何在化学教学中进行教育科研略谈拙见，以供参考。
一、化学教育科研的研究过程
化学教育科研是从客观存在的化学教育事实和现象出发，以推动化学教育教学实际工作的改善和发展为目的的一种科学行动研究活动。研究过程包括选定课题、制定方案、实施方案、分析资料、撰写论文五个部分。
1.选定课题
课题的选定是整个研究过程的首发环节，它决定研究的价值、意义，影响研究的效果。选题要注意课题的创新性，可行性，实效性和科学性。选题内容一般来自教师的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主要包括化学课程与教材的研究；化学教学方法与策略的研究；化学学习方法的研究；化学实验及其教学的研究；化学教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化学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化学课外活动的研究；现代化学教学手段的研究等。
2.制定方案
研究方案是研究工作的统筹性规划，制定研究方案就是提出对研究活动的可操作性计划。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查阅，了解前人对该课题作过哪些研究，有那些科学理论根据；研究者将在何时、何地、运用何方法进行研究活动。查文献时最好普查文献索引或目录，可查《全国报刊索引》（月刊）哲学版的文化教育类G部分（上海图书馆主办），或查《中学化学教育》（双月刊）复印报刊资料（人民大学主办）等。
3.实施方案
这是研究工作的主体落实阶段。研究者采用调查、实验、观察或其它各种不同的方法和手段进行研究的实践活动，从中搜集有关问题和资料。在搜集资料过程中，要不断记录研究中需要运用的资料以及自己对具体资料的分析意见和结果；要对资料分类和系统化以便于资料的系统保存和调用；要对资料进行整理，加以核对、考证，淘汰一些不必要和不真实的资料。对一些零乱的数据资料可以进行统计加工，使资料内含的规律能一目了然。
4.分析资料
教学过程和学生学习过程中搜集来的大量资料只是一些具体的研究事实或数据，须经过自己思考和集体讨论，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从而发掘有关规律，掌握事物的本质。分析的方法有逻辑分析和统计分析两种。在具体的研究中往往根据研究的具体内容，以某一分析为主，或者两种分析方法综合运用。当分析、综合、概括出研究结论后，还需要到变化的实践中加以检验。
5.撰写论文
教学研究的结果要用论文或研究报告的形式表达出来，其目的一是总结，二是交流和推广。
二、化学教育科研的常用方法
化学教育科研方法是指在化学教学中，为达到研究目的而采用的途径、手段和工具的总和。常用的方法有文献法，观察法，实验法，调查法四种。在研究中往往采用起主导作用的某一种方法，又配合运用其它方法。
1.文献法
文献法是运用文献史料进行研究的方法。它适用于研究以往的化学教学实践和教学理论，通过研究历史资料来认识化学教学的发展规律，吸取历史上化学教学经验的精华，总结教训，探讨化学教材、教学和学习理论的原则和规律，以指导当前的化学教学实践。文献法的操作有四个步骤：一是文献检索，二是文献收集，三是文献鉴别，四是文献的研究与运用。在研究过程中应注意：尽可能搜集第一手材料；既要搜集正面材料，又要搜集反面材料；要善于辨证分析史料的价值，选择能反映本质规律的材料。
2.观察法
观察法是在教育教学处于自然状态下，研究者有目的、有计划地直接观察教学、学习和实验等外部表现，搜集化学教学的感性材料，探求化学教学规律或经验教训的一种方法。观察的方式有定量观察和定性观察两种。定量观察常通过填写观察量表来进行。设计观察量表最主要的是根据课题需要确定观察项目，再将项目分解成可以观察的目标行为。定性观察只需尽可能详细地对观察对象的表现做原原本本的记录，不追求量的确定。观察的要求是：观察要有目的、有计划、有重点；观察前要阅读有关的基本理论和经验总结等文献资料；观察者要作实事求是的、全面的、详细的记录；观察后要及时整理观察资料。
3.实验法
实验法是人们根据研究目的，适当控制或模拟客观现象，排除干扰，突出主要因素，有计划地逐步变化条件，探讨其条件与现象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方法。在化学教学研究中，这种方法应用是较多的。一般有实验室实验和现场实验之分。实验室实验较多应用于摸索某些实验的最优方案或化学反应机理等。现场实验一般用来检验不同教学方法，不同教学手段等。实验法的一般步骤是：首先是提出问题、订立计划；然后进行实验，再从理论上加以探讨验证；最后得出结论、撰写论文。其基本要求是：实验必须周密设计，系统进行，精确测量，反复进行；广泛参考、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不断学习新理论，采用新方法。
4.调查法
调查法是通过访问、问卷、座谈、测验等方式，有计划地收集化学教学工作某一方面的资料，并从大量事实中概括出化学教学的某些规律的方法。它常与实验法、观察法配合应用，方法比较简单易行。可以用它去研究范围较广，涉及面较大，时间较长的化学教学现象。调查的一般步骤为：一确定调查课题，制定调查计划。二搜集材料，这是调查的关键环节。可以综合运用实地考察、开调查会、问卷或测验等调查手段。必要时要设计调查表格，问卷过程中设计的调查表，较好的方法是让学生用“√”或“×”进行选择。三整理材料，将原始材料的可靠性和统一性进行检查并进行统计处理。四撰写调查报告。在调查过程中要求调查目的明确、选样方法科学、收集手段多样、统计方法合理。
三、化学教育研究论文的撰写
研究论文的撰写是课题研究的最后阶段，直接关系到科研成果的呈现。其基本组成包括：
1.题目、作者及单位、摘要和关键词。
题目要求醒目、新颖、具有科学性。作者及单位需如实填写。关键词是表示全文主要内容信息款目的单词或术语，字数一般控制在3~5个以内。摘要需用最简洁、精练的词语表达出论文研究的问题、方法、意义等，字数一般不超过论文总字数的5%.。:
2.绪论
绪论要求简明扼要，有吸引力。主要用以说明研究课题的背景，意义及方法。
3.本论
本论是全文的精髓，占论文的绝大部分篇幅。要求论述充分，论证有力，重点突出，层次分明，布局合理。要说明研究的过程、方法、样本和所使用的测量方法。用调查法或实验法研究的课题，要列出和研究密切有关的数据、表格和图表等等。
4.结论
主要论述研究结论，特别说明有创见的论点。
主要参考文献：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各课程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教学内容，在整个理论课课程体系中有各自特殊的地位和功能，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这一学科体系中的课程，他们又是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它们有共同的理论本性、共同的教育对象、共同的培养目标、共同的任务，.这就是让大学生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价值观，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人文素质和精神境界，使大学生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的，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合格人才。理论课各课程共同的学科属性，决定了他们具有共通的教学内容和要求.，在教学中教师必须重视这些共同内容的融汇贯通，才能更好地实现学科教育教学的目的。
第一，要注意各课程教学内容的有机整合。理论课教学内容的整合是指理论课各课程教学内容的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以实现教育教学过程的整体优化。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而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则是分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的学科。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哲学课应在教给学生基本观点和方法的同时，重视教给学生如何运用唯物辩证的方法分析实际问题.，特别是分析中一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问题;而教师在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教学中，也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特殊理论和具体问题。可见，理论课各课程的关联度极高，如果课程之间缺少相互支持，理论内容的学习必然显得支离破碎，形不成整体优势。因此，在新一轮理论课改革和建设中，必须重视理论课各课程之间相互促进和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建立起既能实现学科属性要求，又能体现各课程特点，能自我调整完善的各课程相互支持的马克思主义课程内容体系。注意在相互依存的不同课程、不同层次水平上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使学生在整个学习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理解有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并构筑一个较为全面的理论知识素质平台。
第二，要把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理论创新成果、前瞻性认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内容是其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也是理论课教学的基础性内容，这部分内容的学习和掌握，对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十分重要，但是，大、中、小学的各门理论课都或多或少涉及到这些内容，简单重复的学匀使学生不胜其烦。因此，高校理论课教学中，经典内容的讲解应凝炼，重点解决好相关课程的诸多重复问题，并且，要对经典内容推陈出新，使之富有新的时代气息。例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问题，应结合今天的实际，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到来，突出讲解其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分析说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前进方向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一贯的追求，从而做到理论的不断丰富与完善，使学生获得更鲜活的认识。
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改革与创新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最为宝贵的部分，是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教学中要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开创性成果作为中心内容，做好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进”工作，通过教学，把学生的思想统一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基本路线上来。同时我们应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这一理论还会不断发展和创新，这又要求我们不固守教材，不断更新教学内容，使理论课教学更符合实际，更具有生机与活力。
学校是为未来培养人才的，因此学校教育具有一定的超前性，理论课教学也如此。教学中对社会的走向，祖国的前途和未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会达到预期目标等问题作出合理的超前性预测，这既是学生的愿望，也是理论课教学面向未来的要求。当然，展望未来的合理性与科学性是一个不太容易把握的问题，这需要教师加强理论修养，提高自身素质，应向学生说明，理论需要在实践中检验、修正与完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前瞻性认识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依据，只有三者有机统一，才能使学生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
第三、要处理好理论课与其他课程的关系。理论课虽自成体系，但涵盖了不少学科领域，如史学、社会学、生物学等，教学中应注意理论课与其他课程内容的整合作用。理论课与历史学相整合，可以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去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要性，树立民族自豪感、自尊心，激发爱国主义精神;与伦理学相整合，有助于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自然科学知识相整合，有助于唯物史观的形成和正确的思维方法的培养;与校园文化相整合，有助于培养集体主义精神，塑造大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形成优良品质。总之，在科技不断发展，新知识层出不穷的时代，各学科的交叉.、渗透的趋势日益明显，只有注重学科之间、课程之间的这种整合，才能更好地实现理论课在提高学生整体素质中的核心作用。
二、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结合起来
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是深化大学生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问题。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要求需要通过体系化的课程、讲座等基本前提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不可能取代其他人文素质课，但它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艺术品性，‘形成木学生未来发展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文化素质中却有着特定的、不可取代的作用。教师在理论课教学中应注重理论课内容与优秀传统文化，人文科学知识的相互结合，以实现大学教育过程的整体优化，丰富和拓展理论课内涵。
第一，要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人文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人类精神文化成果的组成部分，有着它萌芽、积累、成长和最终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它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对人类社会长期积累的文化进行严格的选择、认可、加工、重新整合和创新，吸取了人类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形成的自然科学、政治、经济.、伦理.、宗教、法律、艺术等各类文化的优秀成果和精华，形成了自身的理论体系。教学中注意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蕴涵的人文价值与科学精神来教育学生，让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自然科学和前人研究成果的联系，了解其广阔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马列主义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有利于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使学生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和人文底蕴。
第二，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同志十分强调要培养人的民族精神，并且要求教师在传播知识的同时弘扬民族精神，这是对教育创新的本质和价值取向十分重要的丰富和深化。中华文化具有独特的民族性，也具有世界性，是在历史长河中通过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吸收融合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而生长起来的。中华文化对世界文化也有重大贡献，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优秀的内容，如:关于“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朴素思想;旨在培养人的“自德”精神和高尚行为的“修身为本”的伦理道德要求等，有不少值得继承发扬的积极内容。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形成了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精华，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也为世界的文明进步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文化思想。让学生了解中华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与重大作用，了解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与革命批判精神相结合的理论体系，能更好地培养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开放精神、国际意识、统合能力和创新精神。
第三，处理好理论课教育教学与非主流文化的关系。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时期，外来文化、非主流文化必然影响高校学生，并在培养学生知、情、意、行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对学生的言行以及学校的教育活动产生深层影响。非主.流文化主要包括不与社会要求、期待发生冲突的狭义的非主流文化和与社会要求、期待相冲突的“反主流文化”。可见，非主流文化对学生的影响有正面的积极性的，也有负面的消极性的。如何使学生对非主流文化作出积极的选择，也是理论课必须重视的问题。从教育与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对人的影响实际上也就是主流文化对人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作为课程文化，有他自己的品位、理想、追求和关怀旨趣，教学中对非主流文化的理性分析，主动并有针对性地引导学生正确认识非主流文化中消极方面的危害性，引导学生正确看待人生、看待世界、看待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提高学生的自我判断能力和文化鉴赏力，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文化观，才能达到学生自觉选择和接受优秀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并努力创新繁荣先进文化的目的。
三、要注意理论的应用潜力的挖掘，重视应用性内容
本体观是指学科之“存在”，反映了学科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本源性在实践层面上的意义。苏格拉底引导式的追问，单凭对话的方式获取本体性知识存在着片面性，唯经验性的归纳是不够的;柏拉图的理念论中，则以超经验的世界树立“理念”为本体性知识的内在依然存在偏激。毫无疑问，民族教育学科应探索出内在发展的研究逻辑，以此作为起点来实现学科的应然价值。对于学科建设这一命题来说，存在着三个重要问题:什么是民族教育学?学科建设应该做什么?如何进行科学的学科建设?这三个问题可以衍生出其他细小的问题，诸如当前我国民族教育实践面临的困境、主要范畴和基本规律问题、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等问题。诸多问题的解决都要以本体观作为突破口，遵循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模式，方可挖掘出民族教育学科发展的创新点，完善其本体性知识。
(二)对象观
民族教育学科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以及研究方法可通过“目的－手段”关系发现其核心问题和边缘问题，这也是凸显民族教育学功能最富有成效的维度。“任何研究领域都有自己特殊的对象，每一个领域的对象又都有自己特殊的性质，正是这两个‘特殊’，决定了各学科之间在内容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别”。民族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的民族教育学应当以民族学基本理论为基础，同时兼顾教育学的基本理论，以小样本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更形象、更具体;而教育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的民族教育学则应当以教育学基本理论为基础，同时兼顾民族学的基本理论，比较偏好将大样本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更抽象、更具概括性。笔者认为，民族教育学应从教育的微观领域去把握，探讨民族地区的多民族教育现象。它以不同民族群体的教育现象和教育生活为研究对象阐释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各民族教育规律，学科体系包含一切与民族历史文化相关的理论与实践。比如宁夏回族教育的研究，一方面特指宁夏区域内的回族教育，另一方面也“包括回族地区各民族的教育，不仅限于宁夏回族的教育”，既要着眼于民族教育的共性，又要研究其个性特征。
(三)价值观
一门学科的建立和成熟要以专业化的努力实现学科内在的价值，完成学科体系的科学化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下，广义的民族教育学指的是全国人民的教育;从狭义角度来讲，民族教育学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下自成体系的各民族教育，比如民族学前教育、民族中等教育等，表明民族教育学科层次清晰。这些学科的分类以民族历史文化为依托，通过民族课程的实施，培养民族人才、传递民族文化传统，繁荣民族发展。民族教育学科一定要有科学的定位和发展方向，从而形成学科研究的内在逻辑，解决民族教育中的实践性难题。现代社会情境下，个人对社会的认同，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认同都是通过互动方式产生的。民族主义情感是认同的一部分，而民族教育提供给民族个体整合的机制以期望达到自己归属于某一民族强烈的认同感，从而形成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点的共同体。民族教育学应肩负起社会责任，由内在的“为己”意识转向为外在的“为他”情怀，传承共同民族文化和培养共同体成员的文化适应性。
二、多元化研究方法:民族教育学科实践的根基
方法论问题是理论与实践共通的桥梁。民族教育学科最终的目的是走向民族实践，丰富民族生活。在研究方法上，兼通民族学或人类学和教育学的研究范式，做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我国学者苏国勋指出:“社会理论广义上关系到与人类行为有关的各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内容上则涵盖和跨越社会学和社会哲学，而不专属某一学科领域”。从认识论层面来说，民族教育学理应拥有多学科的属性，因为民族教育学的研究涉及到多门学科。所有的社会研究必然包含文化的、民族志的或者说是人类学研究的视角。民族教育学坚守来源于民族学的研究方法，采用田野考察法和教育研究中诸多方法的综合使用。比如参与式观察、民族志、访谈法和实物收集与整理，这些方法强调现场的进入与观察，“把直接观察到的事项进行转述、分析和解释，最终书写出所理解的某种文化”，多维度地展现民族教育的现实和民族共同体真实的教育生活。从教育生态学的角度来看，“田野”二字被解读为本义上的原初、自然、本真和真实的再现;从民族学角度来看，“田野”则是指研究者进入现场，后来聚焦成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亲自进入某一教育场域，通过直接观察、访谈、住居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得第一手研究资料。走进教育的“田野”，意味着走向教育实践、体验教育生活的本真，开展真实的民族文化实践研究。民族学的田野考察法实际上具有既注重深入实际调查、体验生活，又强调从大量的原始素材中得出自己的理论研究构架，秉承自下而上地得出研究结论的学术传统，要求“研究者深入到研究现象的生活背景中，以参与观察和非结构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定性分析来理解和解释现象的社会学研究方式”。田野研究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是一种有效的实践行为。当然民族教育学科的研究方法不仅仅局限于一种方式，除过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之外，教育学或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是可以采用的，比如说“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运用。”考量研究方法科学化的同时，还应注重其他诸如教育叙事研究、比较研究法等。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应用促进了民族教育学科不断走向实践、趋向成熟。
三、民族教育学科的实践模式
(一)功能建设
如前所述，民族教育学的一大功能是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探寻民族教育生活的过程和规律，注重文化性、区域性和多元性特点。民族教育学科建设的功能体现在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价值。为什么需要民族教育学?在理论层面，民族教育学要树立学科自信，追寻民族教育的个性化。基于多元化需求、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差异化发展等因素，民族教育学理应破解个人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矛盾，遵从研究的本土化取向。实践层面，民族教育学坚持文化多样性，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民族教育活动，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比如民族地区建立文化学习交流中心、利用各种方式宣传民族优秀的文化，增强民族的包容性;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教材、作品等，有计划有目的地培养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使民族共同体在融入现代社会情境中彰显民族特色。一门学科的价值，当站在为人类全面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角度去考量时才能获得对学科价值更科学的解释。民族教育学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始终以民族教育发展为己任，注重宏观与微观的结构化整合;始终以增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为目的，自觉深入民族地区教育的内涵、重点和热点问题。通过加强与多学科的共同合作研究，为民族教育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和建议，它承担着双重任务。一方面通过教育培育民族认同感，发展民族族群自身;另一方面传承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提高民族地区学生的学业水平。通过多元化的路径，民族教育学研究不断自觉地介入民族地区，促进民族教育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制度建设
学术生产力的创造来源于良好的制度建设。民族教育学科的生产力一方面来源于运用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开展田野调查研究，提高学术成果的转化力。另一方面来源于实践成果的理论回归，以便科学地指导民族教育实践。这两方面都需要规范的制度来支撑，促使民族教育学研究工作常态化、自觉化。民族地区高校应尝试成立专门的民族教育研究基地，制定研究计划、引进高层次人才、多方面筹措研究经费，开展有价值的本土化研究。不断与民族定点地区学校实施一系列的深度合作研究，加强与民族基础教育的联系和互动。不间断地深入民族农村地区，贴近民族教育的现实，探究民族教育前沿性课题。总之，制定好各种规章制度、定期开展民族教育的相关论坛、培养好学术研究梯队，加强国内学术机构和国际学术平台之间的交流和合作能够推动学科实践的科学化。
(三)创新建设
民族教育学的发展，离不开跨文化、区域化的综合性研究。民族文化是民族教育滋生的土壤。民族教育的健康发展以民族文化为基因。教育因文化的发展而产生，而文化又因教育而得以传承与发扬，民族文化的丰富性是构成民族教育特色的客观基础。教育就是一种天然的文化现象，民族文化传承就其本质而言不仅是一个文化过程，更是民族教育的过程。因此，民族教育学的文化创新建设是其实践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旨在鼓励学生利用民族文化知识、先前的经验、思维结构和表达风格，建立与学习之间的相关性，以提高民族文化学习的有效性。可以合理设置民族传统文化课程，比如民族语言、民族艺术和体育、民族风俗等课程;创设独特的民族文化校园环境，在积极渗透民族文化的同时，培养学生多元文化意识。民族教育学科的创新要立身于民族文化，注重学科的顶层设计，使学科拥有国际化视野和本土化融合的视域。同时关注民族教育学微观方面的实践，例如双语教育有效性的探索等，都离不开创新性实践模式的导引。
(四)人才培养
第一，人才培养要兼顾民族学和教育学的培养方案，做到人才培养模式相互补充和互动，这样有利于学科领域的拓宽。两种培养方案的结合既能够使民族教育学理论与实践特色更加鲜明，又能使人才培养结构多样化。民族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的民族教育学人才培养方案，突出了厚重的民族学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教育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的民族教育学人才培养方案，突出了教育学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应用。人才的培养过程要做到教育阶段的相互衔接，据此来设计相应的课程体系和实践环节。人才培养的核心是厘清培养机制的基本技术路线，掌握人才培养的现状，整合学科建设的外部环境和人的社会发展的内在目标，重视人才培养模式的科学化和应用性。第二，人才培养要坚持多元文化理念，开发多元文化课程。富有民族特色、内容丰富的课程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不同文化群体学生的教育需求。积极引导学生走向社会实践，形成正确的文化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从而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多元化教学目标，一方面注重民族文化传承的方式;另一方面帮助学生正确审视文化多样性，关注学生的情感和技能的发展，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感。另外，整合民族学和教育学的基础课和选修课，进一步探索、优化课程资源建设，提高教学和科研质量。在执行国家课程计划的同时，突出民族地区学校的办学特色，将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整合到相应的课程中。第三，学校职能部门制定出具体的保障措施。譬如人才培养目标、结构、评价等体系，通过相关的管理制度来监控、评估、反馈，产生民族教育学人才培养的“协调增益”之效。通过提升人才培养模式的机制化管理，做到不断优化整合和反思改进学科教学，从而科学地拓宽研究视野。提高民族教育学科的研究水平，要加强人才培养的质量。这个过程是一个培养方案、培养模式、课程设置、绩效考核以及培养质量改进等因素相互适应、相互调整和再改进的循环性过程。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吴亚林，湖北科技学院教育学院，湖北 437100
内容提要：教育和教育学的发展需要建立与之相应的阐释方式和研究方法论，从生存论哲学视域出发，建立另一种关于教育和教育学的阐释方式，既可以破除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式地“看”教育的观点，又能够对一些流行的理论观点进行检测、质疑与批判，从而构筑教育和教育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在生存论哲学视域中，教育不仅指向科学世界，而且通向人的意义世界。
关 键 词：生存论哲学 教育 教育学
一、生存论哲学及其意蕴
当前我国哲学研究的主要趋势之一是从传统的存在论和认识论哲学转向生存论，生存论哲学作为一种新的思想理论阐释模式呼之欲出，作为一种在自然、社会、历史与文化中敞开的人的实践活动哲学感性出场。生存论哲学所开启的对人及人与世界关系的重新思量和解释，既增强了哲学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创造功能，又进一步彰显了人的生存特性，确立了社会生活中作为价值主体的“人”。
(一)生存论是哲学思想理论的新发展，是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生存论哲学要重建人和世界的存在及人与世界关系的解释原则
存在问题是哲学的核心问题，然而，“存在是什么”及“存在如何存在”的问题在古今哲学思想中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追问世界的本原及认识可能性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在哲学流变和学术理路进展中不断分化和专门化，生命哲学、存在哲学、现象学、实践哲学、语言哲学、价值哲学、社会哲学等主题逐步推出，对传统的哲学解释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质疑，对西方后现代哲学思想的吸取与批判，推动着当代中国哲学思想的“生存论转向”，彰显遮蔽的生存论成为当今哲学的重大课题。“所谓生存论的彰显，意味着从传统的存在论哲学和认识论哲学向生存论哲学转变的路向。”[1]p2从我国哲学研究的总体情况来看，生存论哲学已然成为批判借鉴西方现当代哲学、回归马克思哲学和融合中国传统哲学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是中国问题情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当代中国哲学的新范式。
生存论首先就是要破除传统哲学的实体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的知性逻辑思维方式，建立关于人和世界的存在及人与世界的关系的解释原则。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西方哲学，贯穿着一种被称之为“知性化的实体本体论”理论。“所谓知性化的实体本体论，是‘存在论’问题上的这样一种观念：我们感官观察到的现象并非存在本身，隐藏在它后面作为其基础的那个超感性‘实体’，才是真正的‘存在’，构成了‘存在者’之所以‘存在’的最终根据。”[2]与这种理论相适应的是二元论的形而上学传统，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所要探寻和追问的是存在者之存在的最高依据和终极原因。在形而上学的二元论中，感性与理性、现象与本质、具体与抽象、特殊与普遍、偶然与必然等概念二元对立，后者是作为第一性的，前者是作为第二性的，否定前者而肯定后者，而使形而上学成为可能的是西方知识传统中的“知性思维”或“概念性思维”。知性思维总是力图穿越感性现实去寻找世界的本原而否定感性现实的存在，这种寻找是通过自我意识的知性思维以独断的方式削平和抽取存在者的存在特性来完成的。因而，西方传统的实体本体论及其形而上学的知性逻辑思维方式只能是一种“意识哲学”，因为他是在人的自己的“意识”里完成的，而不是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完成的。
西方哲学强大的形而上学传统及知性思维妄图建立包容一切的哲学体系，以其“总体性”的概念思维吞噬存在的多样性和异质性，消磨存在者的特性，将存在抽象化为某种“绝对观念”本质，这种思想受到了黑格尔以后哲学家的质疑与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趋势是对形而上学本体论及知性思维的反动。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尼采的“权力意志”、弗洛伊德的“本我”等都是对实体本体论的背弃与逆动，意志主义、生命哲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都力图找回失却的“存在”，重释人和世界的关系，而西方后现代主义则对现代哲学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进行解构，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抹平差异、执著于普遍性和统一性的专制统治性，倡导多元主义，力图重构人与世界的关系。
马克思哲学以其“感性实践活动”颠覆了形而上学的实体本体论思想，确立了感性实践活动先于逻辑和知识并构成逻辑和知识的本体论地位，实现了存在论的变革及哲学阐释方式的转换。正如吴晓明所说，“马克思哲学揭示了前概念、前逻辑、前反思世界，呈现了人与自然的原初关联，在存在论基础上跃出知识论路向，颠覆了整个柏拉图主义，终结了全部形而上学，从而开启了哲学的生存论路向，构成了哲学革命的全新地平线。”[3]生存论哲学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在历史文化的实践中统一的生存结构，重构人与世界的关系，建立了人与世界关系的解释原则：“世界”是“人”的“世界”，“人”是“在世”的人，“人与世界”共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基于生存实践活动的，感性实践活动构筑起人、自然、社会“三位一体”的生存论结构。这种结构就是人与世界的本源性关系，这种本源性关系决定了人的“在世存在”基础地位，建立了世界的“人学”意义和人文价值，也突显了人的感性实践活动(而不是形而上学的主体性)是人的本源性的生命存在方式。
(二)生存论是哲学表达方式的转换，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理论表达，生存论哲学要建立人类活动的行为准则
生存论哲学所揭示人与世界的存在关系结构还仅仅是一个前提和基础，揭示了“人在世界中”的敞开，那么，人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存在呢？“人在世界中”并不指向人与世界的“混沌”式存在，不是“活物论”式的存在，也不是形而上学主体性设定的站在“绝对”高度君临万物的存在，而是通过感性实践活动、通过生产生活来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性。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4]p273人的生存特性有丰富的哲学意蕴。第一，人不是形而上学的主体性，不是某种永恒的本质规定，而是在生产生活中并与自然、社会和历史文化“共在”的实践性存在。就人本身而言，人是感性与理性、肉体与灵魂、自在与自为、有限与无限的矛盾统一体；就人与世界的关系而言，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历史普遍联系，互相确证，构筑了人的意义世界和世界的人文价值。第二，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又使人成为一种能动的对象性的存在，人在能动的对象性活动中，通过认识，通过知识与逻辑，通过行动，通过类的实践，改造自然界、社会和人本身，这是一个否定与自我否定、超越与自我超越的过程。
人的生存特性决定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在本源性关系的基础上又是一种对象性关系，对象性关系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使人与世界的关系变成一种“为我而存在的关系”，这又使人区别于其他动物成为一种特殊的存在，是一种目的性的存在，人通过社会生活实践活动在改变环境的过程中实现人的改变。人与世界的对象性关系使人能够站在主体的立场来认识、观察、测量、实验、生产和改造世界，确立知识论的基础和逻辑，增进人类的科学知识发展。这样，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不仅仅是人文世界，同时也是科学的世界，他们内在地统整于生活世界之中。
生存论揭示了人的实践活动是有目的的活动，目的性是人类活动的根本属性，也构成了人类实践活动的行为准则。第一，人类实践活动要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上统整意义、价值世界与客观世界，实现人文与科学的统一。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人文与科学是人的两种“在世”方式，人文不是科学，科学也不是人文，人文追求的是意义与价值，科学揭示的是事实与真理。从综合的角度来看，人文和科学统一于“在世”，人文精神必然孕育着科学的发展，科学的发展扩大人类的理解视野而强化人文精神。科技的单向度发展可能会“遮蔽”或者“遗忘”“存在”，但没有科技，人类就犹如井底之蛙式的“存在者”。第二，人类实践活动要适应和协调自然的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发展的动态统一。马克思说，“人是自然存在物”，“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5]p169人与自然的关系说明人是自然的存在物，自然不是人类的资源库，不仅仅是攫取的对象，而是人类的家园。第三，人类实践活动要适应和协调社会的发展，实现人与社会发展的动态统一。如果仅仅从认识论意义上看，由于人的“对象化”特点，人又往往将他人、社会作为对象，人与人的互为“对象性”而互相“否定”，似乎销蚀了人的主体性。但从本源性的生存论上来说，社会团结与统一是人的生存的伦理道德之根。马克思揭示了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共在”特性，认为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只有在与他人的社会存在中才能实现。
(三)生存论超越了“认知主体”的主体性形而上学，确立了“价值主体”的合法性，为社会生活实践提供了价值规范
自笛卡尔以来，近代西方哲学所确立的主体性观念虽然确立了以理性为依据的“人”的地位，但是，由于其理论核心是把“主体”作为“实体”，主体就成为形而上学的“主体性”了，形成了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理论形态。“所谓‘主体形而上学’，就是把主观意识的‘自我’实体化为‘主体’，强调自我意识的同一性，是保证其他一切存在者存在的最终根据。”[6]p40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用“自由”和“反思”来解释主体性，主体性体现为四种内涵：个体主义；批判的权利；行为自由；唯心主义哲学自身：哲学把握自我意识的理念乃是现代的事业。以理性为依据的主体性贯穿于宗教生活、国家和社会、科学、道德与艺术之中，确立了现代文化形态。[7]p20-22这种主体性被批判为主体的无根性、主体的独断性和主体的封闭性，这种主体性是随着近代认识论转向、把实体性的“人”作为认识的最终根据而产生的。
生存论哲学所揭示的通过感性实践活动构筑起人、自然、社会“三位一体”的生存论结构，确立了人的“在世存在”的基础地位，也确立了世界的“人学”意义和人文价值，从而奠定了人的“价值主体”的合法性。马克思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关系。”[4]p34价值主体的确立标示着哲学的“人学”主题和“价值哲学”的生存论构建方向，生存论所确立的价值主体超越了近代哲学的“知性主体”或“思维主体”观念，从具有本源性的感性的、现实的、实践的生存维度彰显人的价值，并把人的价值与世界的意义内在关联，为社会生活实践提供了价值规范。第一，价值标准不是抽象的“理性”与“自由”，不是永恒的“普遍本质”与“客观规律”，价值标准在于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之中。第二，近代哲学的“主体性思维”及其“对象化逻辑”表现为一种控制性的、征服性的专制与暴力，它蕴含着“同一性”的规训法则，用同质化克服异质性，消融“他者性”，具有非道德性。价值主体具有生存论意义上的“优先性”和“他者性”，是社会历史文化中的“敞开”与“生成”，走向一种“可能生活”。第三，人不是某种抽象绝对的理性主体，人是社会生活中的理性与感性、肉体与灵魂、现实与可能、逻辑与直观等杂多的统一，人可以并能够从自身的社会历史文化实践中进行价值排序和价值选择，在文化语法中生产生活，在社会实践中实现超越与自由。
内容摘要：教育和教育学的发展需要建立与之相应的阐释方式和研究方法论，从生存论哲学视域出发，建立另一种关于教育和教育学的阐释方式，既可以破除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式地“看”教育的观点，又能够对一些流行的理论观点进行检测、质疑与批判，从而构筑教育和教育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在生存论哲学视域中，教育不仅指向科学世界，而且通向人的意义世界。
关键词：生存论哲学;教育;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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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的生存论阐释
教育是什么，又不是什么，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撇开一些神秘主义的和极端的见解，人们大致认同的是教育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一般被称为教育现象。以前我们习惯于从教育学科视野看教育，从客观的、对象性的认识论眼光来“看”教育，基本是把教育作为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来看的，这个看法似乎没有问题。但问题就在于“看法”本身，其症结就在于我们过去的客观主义的、科学主义的“对象性思维”，过去我们把教育当做单纯的认识对象，所认识的教育现象还只是对象性意识中的现象，是客观现象，而不是生存论哲学意义上的教育现象，不是人与教育和社会共生的“共在”现象。
生存论哲学提供了解释教育的一种思维。毫无疑问，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作为社会活动的教育是不可能是独立的，也不可能是静止的，它虽然不是社会活动的全体，但以某种方式存在于社会活动的结构之中，教育活动是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它体现了人的生存目的和存在价值，并以某种社会语法形成一定社会中具体的教育形态。
立足于生存论哲学，我们可以尝试建立另一种教育的阐释方式。
(一)摒弃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式地“看”教育的视点，确立教育是社会实践活动的“做”的思维，彰显教育的活动特性
人们往往对象式地“看”教育，归纳教育活动的某种“本质”。周浩波认为，哲学上对教育的第一次注目实际上是探讨关于人与社会的理想、价值、信念的问题时，附带论述教育的，他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为基本分析文本，分析了教育作为工具的发生语境和元规则。柏拉图的《理想国》对理念、善、正义、公道、理想的国家和完善的个人品德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以后，很自然地进入了教育问题，教育成为实现他的理想国的唯一途径，教育的任务就是培养哲学家和军人。周浩波由此认为，“我们所能肯定的教育思维的第一个坚实的立足点是，教育能够完成某种任务，而且这些任务只能由教育来完成。……这样，我们就获得了讨论教育的起点：第一，教育的确存在着，它是人类创造的一种独特的活动形式。而且，这种教育活动形式具有独特的功能，是其他任何的人类活动方式所不能取代的。第二，教育思维历程的起点是，教育有用，并且，用‘教育有特殊的作用’来为教育存在的合理性作基本辩护。这样，人们不再去回答‘教育为什么会起这些作用’这种穷原究委式的本体论追问。第三，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教育应该起到哪些作用’‘教育怎样才能起到这些作用’”。[8]p38周浩波的分析表明，由于教育有用或者说教育有人类其他活动所不能取代的功能，我们就可以这样理解教育：教育从一开始就被镶嵌在“目的—手段”的思维和理解框架之中。
根据这种理解模式，可以得出各种不同的结论：教育是一种工具(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的、生活准备的……)。这种理解模式就是把教育当做完成其他社会任务的工具，恰恰没有教育自身的“存在”。在这种思维模式之下，教育还被理解为一种“客观工具”式的“存在者”，而不是“存在”，这样，教育就消弭了作为“存在”的活性和丰富性，沦为一种手段。例如，在二十世纪后期我国教育学研究中关于教育本质的讨论，就是这种思维的体现。当今这种思维仍然存在，把教育从社会活动中“抽象”出来，加以“概括”，归结为某种“本质”，这就是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式地“看”教育的视点，认为教育是“摆”在那里的死东西，无视教育的社会生活实践的活动特性。从生存论思维来看教育，就不仅仅是“看”的思维，而更应该是“做”的思维，确立教育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活动特性”。就其活动特性来说，第一，教育具有时间上的起源和发展特征，它始终在“过程”之中，在不同的历史节点、在不同的人类活动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特征；第二，教育始终是人的社会活动，人的发展状况与社会生活状况交互影响，构成教育存在的社会境况，形成教育在不同历史和社会阶段的社会语法，从而，人们可以在参与不同的社会语法中认识和表达教育存在。
(二)超越学科中心视野的“教育”视点，还原教育的社会生活整体性，建立教育与人、社会和历史文化的内在关联
教育学者习惯从学科视野看教育，本亦正常，但又难免顾此失彼。从学科中心出发看教育，就是截取教育的某一片段来进行学科视野的分析，也容易“抽象”出教育的局部特征，斩断教育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的联系，学科视野与“本质主义”思维一结合，教育就会成为森林中的一“叶”。学科中心视野就是一种“对象性”思维，是知识论的眼光，把教育当做供研究的客观物体，这就是近代认识论的思想模式。认识论把世界上一切事物都看作一种客体，供人们去认识、表述、改造与征服，包括人本身也是认识对象。近代认识论有三件法宝，一是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与对立，没有了它，认识就不可能进行；二是确定性的寻求，认识的目的就是探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捕捉事物，征服和改造事物；三是知识论眼光和路径，用知性逻辑和概念化思维去认识事物的本质，而不是探寻事物本身的“存在”及其特性。
教育存在是一种与人、与社会历史文化不可能分离的存在，既有其“活动特性”，又与人、社会和历史文化具有内在关联。教育与人的生活本是同体互构的。教育是人类有目的的培养人的社会活动，由于教育活动的目的性，教育蕴含着人类不同人种、民族和群体的意义和价值追求，体现了人的主体性的创造特征，在社会结构各个组成部分中，教育与其他部分构成开放的、动态的互构关系。在我们传统的教育理论中也经常讲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但都是进行静态的本质主义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教育就是“被决定”、“被制约”的“具有一定反作用”的社会存在，教育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看起来似乎全面辩证，其实却什么也没有说清楚。这就要求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从教育与人及社会存在的结构上进行“现象”还原，展露教育与人及社会的原初的内在联系。胡塞尔的哲学有个“现象学还原”概念，他从真理是现象与意识的符合出发，把客观现象在主观意识中的“还原”称为“现象学还原”，我在这里反其道而用之，主张把我们关于教育的意识进行社会生活“现象”还原，通过这一还原得出的基本结论就是：其一，教育是人与社会生活的“共在”，它不是孤立的客观现象，更不是僵死的物品，而是开放的、生成着的人的社会活动；其二，教育在社会语法中承载着人和社会的历史文化信息和人学意义，教育既受制于社会和人的发展状况，又体现着人的理性和希望，它富含人类学的发展特征，汇聚各种历史文化信息，伴随着人走向成熟与超越，具有人学意义和人文价值。
(三)彰显教育的属人特性，展现教育与人的日常生活的内在关联，教育是生活世界的一种现象，是人是生存情态和社会存在状况的体现，也是人在生活世界中的创造
我们习惯于从意识、概念和思维出发探寻“本质”上的教育，往往忽视了教育现象的“本真”，教育现象的“本真”就是教育与人的日常生活的结构性关系。我们回顾一下《学会生存》所描述的原始社会的教育图景：“在原始社会里，教育是复杂的和连续的。这时教育的目的在于形成一个人的性格、才能、技巧和道德品质，一个人是通过共同生活的过程来教育自己的，而不是被别人所教育的。家庭生活或氏族生活、工作或游戏、仪式或典礼等都是每天遇到的学习机会；从家里母亲的照管到狩猎父亲的教导，从观察一年四季的变化到照管家畜或聆听长者讲故事和氏族巫士唱赞美诗，到处都是学习的机会。这种自然的、非制度化的学习方式在世界广大地区内一直流行到今天；这种学习方式至今仍是为千百万人提供教育的唯一形式。”[9]p26-27这幅教育图景充分说明了教育是属于人的社会生活实践活动，内含于生活世界之中，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粘连。教育是属于人的，人也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从人、教育与社会的生存结构来看，教育不仅仅是理性的，不仅仅是科学的，也不仅仅是规范的，而是根植于人的生活世界之中的，是人的日常生活的，是人的生存情态的展现，也是社会存在状态的体现，从这个角度来看，教育回归生活世界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命题。但是，还不止于此，教育还是人的社会生活创造，人通过主体性的活动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创造，在创造中改变人、社会和教育，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教育又是生活世界的创造和超越。
近些年来，受到存在哲学和现象学的影响，我国教育界认识到教育现象的复杂性，提出了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的命题，这说明我们不再简单地把教育化约为某种抽象的“物性”。但是，仅此还是不够的，还要彰显教育的属人性，教育是人的生存目的之证明，是人的主体性的体现，人要通过教育实现人的意义与价值，创造一种“可能生活”。教育活动是人类为了理想信念而设计创造的一种活动，是一种有目的、有价值的活动，教育蕴含着人类生活的目的性和价值观，而不是原初的、散漫的社会现象，教育立足于生活世界，还要穿过和超越生活世界，达成人的“可能生活”。由于生活世界是一个具有原初经验性的、自明的世界，具有直观性、散漫性、个体性、非理性和自我封闭性，它要接受某种理论的检测与反思，赵汀阳的“可能生活”又提供了一种目的性的思维，内含着人的目的性和超越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教育不仅仅具有“物性”，更多具有的是属人特性。可以这么概括：教育既在人的对象性关系之中，又在与人的共在性关系之中；教育既有物性，又有属人性；教育既是人的创造物，又是人的绵绵不断的创造本身；教育内含着人学目的与生存价值，指向人类生存的意义。这是从生存论得出的合理的结论。
三、从生存论视角看教育学的学科性质
世界现代化以来，科学的发展及对科学的崇拜日盛，科学已经成为自然科学的特指了，科学的逻辑需要科学研究共同体遵从一定的规范和标准而排斥其他一切非科学，关于社会、历史、文化和精神的研究被称为“文化科学”或“精神科学”了，这大致也成为科学所排斥的对象之一。关于教育学科性质和地位问题，我国教育界有很多讨论，尽管教育学从一产生就试图科学化，这种努力是值得尊敬而有限度的，教育学对科学的自我迷恋导致的结果是自我迷失。
教育学是不是科学，或者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大有争论廓清之必要，因为这既关涉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发展问题，又关涉到教育研究的旨趣、方法与目的等问题。讨论这个问题，还有助于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促进教育和教育学的发展。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在生存论哲学视野中，教育学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也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既然教育是一种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有目的、有价值的社会活动，那么，教育学就不仅仅是单纯的知识论意义上的理论学科，教育的实践指向与人学立场意味着教育学要超越知识论，意味着人的意义与价值构建。
内容摘要：教育和教育学的发展需要建立与之相应的阐释方式和研究方法论，从生存论哲学视域出发，建立另一种关于教育和教育学的阐释方式，既可以破除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式地“看”教育的观点，又能够对一些流行的理论观点进行检测、质疑与批判，从而构筑教育和教育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在生存论哲学视域中，教育不仅指向科学世界，而且通向人的意义世界。
关键词：生存论哲学;教育;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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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学是研究教育活动的学问，教育现象不同于一般现象，教育学具有综合性，教育学不必称为科学
我们先看一个有趣的现象：随着社会发展教育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中心，以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一个“教育社会”的概念，与此相反，教育学自产生以来却越来越“迷惘”，学科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这个现象至少说明了三个问题：其一，作为社会实践的教育活动生机日盛，从一种简单的照料训育儿童、给青少年传授伦理道德和知识的普通学校活动发展成为一种制度化、全民性和终身化的复杂社会活动；其二，越来越多的学科合理地或“越界”来探讨教育问题，教育学也主动引入其他学科理论来研究教育问题；其三，有些“职业教育学者”不忍或不愿看到其他学科“闯入”教育学科领地，力图建立“科学的”教育学科以抗衡其他学科，抬高教育学的学科地位。其实，我们没有必要担心更多，这刚好证明了教育学科生命活力的日渐强盛。
第一，教育学研究的对象是教育活动，教育学科的核心概念、命题与知识资源及其体系都是根据教育活动提出和展开的，都是服务于教育活动的。教育活动的性质决定了教育现象不同于其他现象，也不同于胡塞尔意义的现象学之“现象”。教育现象与其他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最大区别就是目的性和价值追求。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教育的根本问题是人的发展问题。有目的地培养人，是教育这一社会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的根本区别，是教育的本质特点。”[10]p16第二，教育活动的特性决定了教育学的综合性，实践品格和文化性格是教育学的两个最重要的特征。教育学是从教育活动实践中产生并随着教育的发展壮大而逐步扩大其边界发展壮大的，从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科学进步所带来的工业的迅速增长需要大批有知识的劳动者，普通教育迅速发展，提出了普及初等教育问题。实践需要催生了教育学，早在1605年，弗朗西斯·培根就根据教育的发展状况在《论学问的精神与进步》一书中明确提出要建立教育学科，夸美纽斯在教育实践中写出了《大教学论》这部近代最早的教育学专著，赫尔巴特接过康德在大学的教育学讲座，开创了以哲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的教育学，力图教育学的科学化。当今，教育已经制度化，基本实现了全民性和终身性，教育活动的边际也在不断扩大，教育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日渐相融，教育学的研究越来越兴盛，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学科“闯入”教育学科领地。我同意这样的观点，统一教育学和其他学科的“阿基米德点”就是教育实践本身，“唯有在教育实践中得到验证或辩护的知识才是‘教育的’，才是‘实践的’”。[11]石中英分析了教育学活动的主体、对象、概念、思维方式和知识基础等核心要素，提出了“教育学的文化性格”的命题，由教育学的文化性格推论出教育学的“民族性格”和“理论性格”。[12]第三，教育学的实践品格和文化性格决定了教育学不必称为科学，至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我们知道，近代科学是近几百年从哲学中产生的，科学从其产生就以其独特的逻辑和思维方式壮大自身体系而脱离其母胎，且不受到哲学命题的制约。西方哲学的求知特性必然催生出科学，追问存在背后的本质、探寻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使“确定性”和“因果律”成为科学的真理共设，反过来，西方哲学致力于认识与事实的一致性企图把哲学也科学化(并已经部分科学化)，导致了对“生活世界的遗忘”与人文价值的危机。自狄尔泰区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后，李凯尔特以价值为标准区分自然和文化，提出了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两种科学类型，哲学家们面对哲学的分化也认识到理念性知识与经验性知识的不同。教育学不排斥价值因素，教育学需要理念性知识，当然，教育学也要吸纳科学知识，所以说，教育学具有综合性，不必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最多只是李凯尔特意义上的“文化科学”或现象学意义上的“人文科学”。
(二)教育学具有相对独立性，教育学必须吸收其他学科理论构建自身的学科体系，教育学要依靠别的学科而存在
教育学具有综合性，它可以以心理学、认知科学等为科学基础，吸纳现代科学成分，但它只能是“文化科学”或人文社会科学，但这既不影响教育学的相对独立性，也不危及教育学的学科地位。劳凯声认为，“教育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门科学，而是一个专门化的研究领域，或者更确切地说，教育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个专门化的研究领域。强调教育学不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其实并没有降低它的地位，相反地，这样一种定位提升了具有人文特质的教育学在学术领域中的地位。”[13]教育学研究的是一个专门化的领域，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是与其他学科的区别来说的，但是，就它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来看，教育学具有综合性，教育学必须吸收其他学科理论构建自身的学科体系，教育学要依靠别的学科而存在。我们从赫尔巴特的教育学可以看出，赫氏的教育学是建立在哲学和心理学基础上的，王坤庆在总结分析赫尔巴特教育学的方法论特征后指出，“由于教育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因此，研究教育必须整合多种研究方法，借鉴其他学科的优势，来解决教育中的问题。”[14]教育学科的发展史已经证明了这些观点。
由于教育活动是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教育学科的发展动力是人类的教育活动需要，教育活动的发展变化是教育学科的生长点。对教育活动的研究是一个专门化的领域，但并不妨碍从其他学科视野和借用其他学科方法来研究。实际上，有两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一是科学发展史所总结的“方法先行”，另一个就是科学的公共性。我们知道，培根和笛卡尔都生活于近代科学全面兴起之前的约一个世纪，但培根的经验方法与归纳逻辑和笛卡尔的唯理论方法及演绎逻辑构成了近代科学方法论基础，促成了近代科学的繁荣，这就是“方法先行”。科学的公共性是众所周知的，科学产生以后，它是属于全人类的，它的方法是普遍性的，它的社会进步意义是革命性的，科学成为对大众普遍的素质要求。这两个现象说明，一切科学本来是可以为我所用的，科学方法也是一种大众工具，不要把它当作教育学的异己，或神秘化，或排斥它。我们需要的是借鉴这些学科和方法来研究教育学的问题，形成新的教育学命题和扩大教育学的知识体系。
(三)由于教育现象的活动特性，对教育现象的研究应该从多学科视角进行，教育学的存在样态也就具有多样性
许多研究者认为教育学是对教育现象的研究，我们也可以把人类的教育活动归纳为一种现象，这个观点大致不错，但要强调两个问题。其一，教育现象具有人类的主体性活动特征，不同于其他社会现象。其二，教育现象兼具卡西尔的文化现象学、胡塞尔的知识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现象学之“现象”的综合特征。康德承续了西方哲学二元论传统，把世界分为现象与物自体，现象学从现象与实体本质一致性出发，认为“现象”就是事物本身，现象就是存在自身的显现。现象学在基本立场一致的基础上有不同的发展理路，典型的是卡西尔的文化现象学、胡塞尔的知识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现象学。教育活动作为一种现象，体现出“文化存在”、“对象性存在”(意识现象)和“在自身中存在”的综合特征。与此相对应，对教育现象的研究与阐释起码有三种基本路径：文化路径、科学路径和哲学路径。这就说明，教育学的存在样态具有文化样态、科学样态和哲学样态，教育学研究能够并且应该从多学科角度来进行。
教育学科的发展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我国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人们就质疑教育学的独立地位和学科存在的合理性，一些学者认为，西方教育学从pedagogy到education或educational sciences说明了教育学学科的分化和教育学的“终结”，唐莹和瞿葆奎的《教育学科分类：问题与框架》历数教育学分支学科及其发展脉络，唯独不见了“教育学”，这都是“科学”眼光看出的“问题”，而不是教育学本身的问题。我们要知道，从赫尔巴特创立的教育学到现在已经200多年了，如果把200多年的人类教育活动发展作为一个变量来考量，我们还能够怀疑教育学科的地位和合理性吗？教育的发展变化要求从多学科来研究“教育现象”，相应的，教育学科的“领域”也应该扩大，但这只是预示了一个现象：教育学科的重要性及学科存在样态的多样性。当然，教育学科和教育学研究者也要具有相应的胸怀。
综上所述，从生存论哲学观点来看教育学，教育学是研究人的教育活动的人文科学，教育学内含人学目的论，与自然科学所具有的自我增值特点不同，教育学是“人为赋值”的学科，人赋予教育学以意义和价值，正如马克斯·范梅南所说，“人文学科则研究‘人’，或者，‘有目的、有意识的能动的存在’，他们能够创造有意义的事物，并能解释人类如何在世界上生存。”[15]p4教育学的理论概念与知识体系是服务于教育实践的，这也就意味着教育学具有人学立场，教育学通向人类的意义世界，实现人的价值。
四、教育学研究的生存论哲学方法及其旨趣
当前我国教育学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纵深发展，新思想、新方法和新命题逐步提出，教育研究的哲学、心理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不断夯实，正呈现多元开放、生机勃勃的局面。当然，在这种宏观大局中，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问题：有的研究盲目照搬其他学科理论，简单移植其他理论成果，难以嫁接到教育学上来；有的研究提出的命题武断片面，不能综合分析和全面评价，顾此失彼；还有的研究追求奇异，故弄玄虚，华而不实。这种问题说明我们需要对教育学的研究进行方法论的反思，厘清理论思维，梳理学术理路，加强方法探讨，生存论哲学就是一种对教育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和借鉴意义的思想和方法。
(一)生存论哲学方法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方法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生存论哲学就是当今的时代精神，是坚持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观点致力于世界改造的实践哲学，为教育研究提供了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基础。根据生存论哲学思想，教育实践就是教育学的本体论基础，教育实践蕴藏在生活世界之中，又体现了人的意义与价值追求，指向了生活世界的超越，是教育学的存在之家。教育中的认识论由人与世界的两类关系构成，即对象性关系和共生性关系，对象性关系构成了人认识世界的基础和方法，是科学认识论的方法，是以“看”为特征的方法；共生性关系构成了人存在于世界之中的基础和方法，是生存实践和人文体验性的方法，是以“做”为特征的方法。教育是有价值负载的，教育的目的性体现了人类的意义与价值属性，而不是价值无涉的，教育价值论要以人的存在意义与价值为基础，坚持人的主体性观点，确立人的价值主体地位，致力于人生意义与价值的构建。生存论哲学方法为教育研究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又不代替教育研究的具体方法，坚持理论对实践的检测与反思功能，为教育学提供人学命题和价值命题，而又拒斥一切神秘主义，对一些流行的理论观点进行检测、质疑与批判，在反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之中建立生活世界的“形而上学”。
我国教育学研究一直注重研究方法论的指导作用，也不可否认，有些研究错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指导当作直接照抄照搬，用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去约束教育研究。但是，当前有些研究则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盲目照搬西方现代和后现代哲学观点，不顾教育学的民族性和“本土”性，忽视了教育学的人种、民族、水土和生态特征，更难以认识到教育的社会文化境况。因此，我主张坚持生存论哲学方法论的指导，对一些引进的或移植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方法进行预防性的检测，对一些模糊性的认识进行澄清，对一些“闪光”的口号和命题进行质疑与评判。
(二)生存论视域中的教育学研究坚持方法论的指导，又不替代和否认其他的具体方法，是坚持人学立场的多元化的综合研究
生存论哲学为教育学研究提供了理论思维和方法论指导，但是并不替代和否认教育学研究的具体方法，教育学自产生以来，也一直在借鉴其他学科方法和形成自身的研究方法，教育学也具有一般科学的“方法先行”的特点。我国很多学者非常重视教育研究的方法，也曾提出了研究方法的前沿性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教育学的研究。王坤庆曾著《教育学史论纲》，以研究方法为线索梳理西方教育学发展及其方法论问题，提出了“经验——描述”、“哲学——思辨”、“科学——实证”、“规范——综合”和“科学——人文”的研究范式。[16]这个观点似乎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对其主张的辩证综合的方法论注意不够。
当前的教育学研究中，一些研究文章提出了很好的主张，强调教育学研究的文化范式，注重现象学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但就全面性来说是不够的，这就要对其主要思维方法进行检测。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强调教育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是指教育学的人学立场和人文特性，是指教育学科的综合性质，并不否认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教育现象，科学的观察、测量、统计、数理逻辑等具有普遍性的方法在研究教育中大有作为，量的研究生命力依然强大，尤其是研究教育的结构、规模和效益等宏观问题还必须采用这些方法。另一方面，单纯突出教育学的现象学性质既不能完全体现教育学科的综合性质，又潜藏着现象学方法的局限。教育学可以是现象学的人文科学，但不一定就说教育学只是现象学的人文学科，只能进行解释学的人文体验研究。现象学的方法可以为教育学所用，就如教育学现象学派的马克斯·范梅南也承认，现象学方法有其不足，它不能用于理解社会整体的特征，也不能解决问题。当然，现象学方法也有多种，人文学科的方法更是多样，李凯尔特的“个别化方法”、解释学的方法、对话的方法等都可以为教育学所用。
因此，我主张用生存论哲学方法论指导教育学科的研究，要从教育学科发展史上继承经过检验的其他方法，还要借鉴和改造其他学科的方法为教育学研究所用。方法具有一定的公共性，而教育学具有独特性。
内容摘要：教育和教育学的发展需要建立与之相应的阐释方式和研究方法论，从生存论哲学视域出发，建立另一种关于教育和教育学的阐释方式，既可以破除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式地“看”教育的观点，又能够对一些流行的理论观点进行检测、质疑与批判，从而构筑教育和教育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在生存论哲学视域中，教育不仅指向科学世界，而且通向人的意义世界。
关键词：生存论哲学;教育;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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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存论哲学方法意味着教育学研究不单纯是科学式的普遍性和确定性的寻求，而更应该是人文性的解释、理解、对话与倾听，意味着教育学研究者虔敬与倾听的姿态
自教育学产生以来，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纳入国家发展规划，教育制度化又进一步推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事业也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工程。与此相应，教育学科的领域逐步扩展，教育也应该研究国家的教育政策与管理，可以研究特定的民族与群体生存情态。教育的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就成为现实，研究方法自然丰富多样，教育研究不排斥科学方法，但是，教育学的人学立场要求教育学研究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寻求普遍性与确定性，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是服从科学的“管理”与“规训”的学科逻辑，而是构建人之生存的意义与价值，是显现和理解人的生存境况，是扩大人的视野和拓开人的思维，是增进人的交往、团结与幸福。
迄今我们的教育研究不是科学的方法运用不够，而是人文学科的方法运用得不多，尤其是人文学科的方法论意识蒙眬。我们很多人的思维还停留在理性主义的“本质主义”及其知识观和真理观上，奉行逻各斯中心主义，迷恋具有总体性和普遍性的本质与真理，把教育学的研究当作一种“管理”与“控制”。生存论哲学方法论提供和彰显了一种“人文逻辑”：坚持人学目的论，注重个体性的生存现象；坚持感性实践的生活形式，显现人与自然、社会的本源性关联；坚持意义与真理的多元性、差异性和解释原则，否认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坚持个体主体性及主体间的生存价值优先的价值观，质疑和批判强迫性共识，呼吁对个体、差异和特殊的解释、理解、对话与倾听。
教育学研究的人文逻辑将使教育研究呈现出更加多元开放的局面，教育学既可以与科学结合，运用科学新发现、新成果和新方法，又能够融入人文学科大家族，把哲学、历史和文化等学科的理论、命题和方法运用到教育学中来，在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过程中改善教育实践。教育学研究可以追踪西方教育学科的发展，更要进行本土化，借鉴西方思想，整理中国教育思想资源，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教育思想。20余年前，陈元晖先生在《中国教育学七十年》一文中就期盼教育学的繁荣与“中国教育学”的诞生，我们有理由期待生存论哲学思想和方法给我们启迪。
最后，要强调的是，生存论哲学方法对教育研究者也提出了要求：研究者要对人与教育保持虔敬与倾听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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