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知识经济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形式下，经济增长是经济结构（核心是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增长的实质性内容是结构高一档次的优化，经济增长是结构升级的一种表现。
1.1需求结构变化快，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知识经济是以高科技知识产业为主导产业的经济，不仅使增长高质量，人均收入水平也稳定快速提高，从而导致了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消费方式、消费结构的变更。需求结构的变化通过市场这个中介环节影响生产和供给。对生产的直接作用就是资源配置结构发生变化，在总产值来源的产业分布上知识密集的高科技产业和知识密集的服务业的份额相对上升，农业和传统制造业的份额相对下降。可见，需求结构的快速变化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1.2科技发展迅速，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创新是知识经济的基石。知识经济时代，教育、研究与开发、在职培训的投资不断增加。由于教育的发展，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科技人才，而且提高了全体劳动者的素质，因而知识的生产、分配和应用具有可靠的人力资源保证。由于研究和开发活动积极活跃，经费也充足，使新知识、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科技进步速度加快，而技术进步是影响产业结构的首要因素，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正相关，科技进步越快，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就越快。
1.3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知识经济，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由于经济一体化，使国际间的经济联系很紧密。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加快各类要素、商品在国际间的速度，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在国外消费示范作用的冲击和带动下，必然引起国内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从而导致企业的生产、技术结构的变化，引起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一国对于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发生变化时，不仅推动了本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而且由于国际贸易活跃，引起其他国家出口导向型企业的生产的变化，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2知识经济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2.1知识经济时代下高新技术发展迅猛，为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了可能知识经济时代下高新技术产业不仅起先导作用，而且将成为第一支柱。高新技术产业由于其高附加值有力地支撑着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决定着知识的生产、传播及应用的能力和效率。知识的生产是无穷无尽的，非消耗的，通过知识、信息和技术的投入，带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使高新技术产业无可非议地成为知识经济时代下的第一支柱产业，从而改变了工业经济时代下经济发展从萧条、复苏、繁荣到衰退的周期性，使经济可持续增长成为可能2.2知识经济时代下知识成为主体资源，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知识经济时代下"资源"这个概念的内涵被大大地扩展了，工业经济时代，资源原来是指自然资源，随后扩大到社会资源、经济资源等。在知识经济时代下，资源已经成为生产活动和经济活动得以进行和开展的外在条件的总称，可分为信息资源与实物资源两大类。经济活动是永远离不开实物资源的，但信息资源的利用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实物资源，信息和知识不仅成为辅助资源，而且成为主导资源，甚至在一定情况下成为主体资源。信息和知识不仅用它来辅助与支配物质生产，而且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资源，进行独特的生产，形成独特的产业即信息产业和知识产业。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作为经济资源，遵循效益递增规律，即在提高资源效率方面投资越多，获取的边际效益越多。知识资源与物质资源相比，具有四个特征：①非消耗性。知识可经无数次使用而自身并不减少，在使用过程中还会增值，可以被用来创造新知识，知识越用越多，使用的成本越来越低。②共享性。知识较少受时空的局限，可为公众共享并可反复使用和同时使用而价值不被削弱，与其它生产要素结合可大幅度提高劳动力和资本的使用效率。③非稀缺性。物质资源是稀缺的，尤其对不可再生资源来说，它们只能绝对地减少，而知识则可以在使用中产生知识，人类可以无穷尽地创造知识。④易操作性。知识更易于传播和处理等等。
3经济增长推动了技术进步，加快了知识经济的发展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第十一届全国政治经济学研讨会于2009年4月18—19日在山西财经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召开。会议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14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共和国六十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现将与会发言专家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共和国六十年经济发展的总结 中国自建国60年来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积累了自己独特的经验。 《求是》杂志社郑宗寒研究员回顾了中国建国60年来取得的经济成就与政治成就，认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从千年史的视角来看中国60年的发展，其主要原因在于制度的变革。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程启智教授分阶段地对建国以来我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体制的认识过程做了总结，认为这一认识过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上世纪90年代初逐渐突破了传统思想的束缚，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在思想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在本世纪得到了发展与深化；从认识论上来总结经验有三点：一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三是中国共产党需要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创新。 山西财经大学张华明博士从共和国60年经济发展的整体视角，依据罗斯托经济起飞理论，提出中国经济起飞的年份应该是1992年，与此同时伴随了中国政治的起飞，并进一步提出，中国在经济起飞之后不应该过度地注重经济增长速度，应该逐步适应6％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把经济增长的质量、结构调整、充分就业、科技进步以及环境改善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并以此为基础创立新的指标体系来衡量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标准。 在分配制度问题方面，河海大学贾后明副教授提出建国60年来社会分配之争并没有为社会分配提供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原因在于解决这一问题时不是以事实为优先考虑，而是以概念为优先考虑；强调在分配理论研究中需要注意实事求是的问题、着重研究市场的作用、着重研究社会分配改革共识形成的条件和价值基础。 二、对建国之初30年经济发展基本问题的探讨 回顾中国建国之初，计划经济在历史上起到了应有的历史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成为一种束缚，最终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成为历史。 南京大学葛扬教授基于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的整体视角，认为否定计划经济不等于否定计划经济时代所创造的经济基础，新中国前30年采取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新中国的基本选择，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基本路径。以公共供给为特点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取向具有历史的必要性和适应性。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运行机制有着强烈的政治权力支持和意识形态支持。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供给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公共供给，无论在内容还是内部结构上都有了明显的不同，但是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必须更加注重社会保障、环境生态、农村城市一体化发展等方面的公共供给，这样才能保证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浙江财经学院周冰教授认为，我国1957年之后存在以革命任务决定革命性质的嫌疑，“摸着石头过河”内涵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坚持中国特色等三个纠偏机制，取得了成功，但是这种以目标来确定当前任务的方式，仍潜藏着矛盾。 三、对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基本问题的探讨 自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开放是世界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重要事件，这一过程改变了全球的经济面貌与格局，三十而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而立之年，对在此期间获得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和评价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 山西财经大学冯子标教授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问题，指出在新时期要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尤其是在当前受金融危机影响，农民就业问题凸显的条件下，建立土地银行有助于实现土地这种生产资料的资本化，为农民的创业就业筹集资金，建立土地银行是新时期条件下农村实现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支撑和借力点。冯子标教授进一步指出农民在转型过程中必然面临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最困难的是农民的素质转型，这一问题必须也只能通过教育来解决。建立土地银行给农民创业资本，加强教育给农民知识资本，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素质，这两个紧密相扣的 环节是实现工业化的坚实路径。 西北大学宋宇副教授对改革开放30年间的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做了分析，提出当代资本主义所体现的一些发展规律和特点，即当代资本主义对生产关系自我调节和改良的余地在缩小，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仍然是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以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为思想基础的“第三条道路”成为政策框架；“盎格鲁一撒克逊模式”、“莱茵模式”和“日本模式”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三种典型的发展模式，既具有一定的共性，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新技术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成为20世纪80年代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宏观调控体系得以建立和完善，微观经济的运行机制有所转变。 山东工商学院辛波教授也在回顾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对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路径的选择问题做了深入探讨。他认为，目前的形势下，要实现农村土地制度的私有化是不现实的，最可能的途径就是在实现农村土地国有化的基础上，并且在法律许可的大框架下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具体内容进行相应的变革。即国家是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主体，农户获得永久的、较完整的农村土地使用权；建立农村国有土地管理主体来履行土地的所有权职能，从法律、组织、运转机制等方面加强农村土地管理体系建设；改革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获得方式，明晰地租理论，实行农村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剥离现行农村集体组织经营管理土地的职能，将农村村民委员会塑造为类似于城市居委会的农村农民社区公共管理组织；扩大农村社会保障覆盖范围，重点保障失地农民和人地比例较小地区的农民。 四、对中国当前及未来所面临的经济问题的探讨 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必将继续对全球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众多的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各种挑战。如何认识当前经济发展的重点问题以及中国在未来的发展路径是怎样的，应当着重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与会专家作了热烈的研讨。 1、关于金融危机问题 对于当前的金融危机，清华大学吴栋教授指出，目前学者们对金融危机原因的总结主要有次贷危机为导火索、金融监管的缺失、华尔街的贪婪，这些原因都是表面上的，从更深层次上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强调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将公有资源和私人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解决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本途径。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王森主要就全球金融危机的研究提出几个观点：首先在新的历史现实条件下研究问题应该有国际化的视野，要注意事件之间的关联性和传染性；其次是研究方法上必须注意中国的总量的巨大变化，注意中国与美国经济联系的密切性，主张应该逐步降低与美国的经济联系，用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来取代。最后王森教授表达了对4万亿财政政策效果的怀疑。 上海市委党校鞠立新教授在谈及金融危机时，重申了马克思的有关信用、虚拟资本的论述，他认为金融衍生品是虚拟资本的进一步虚拟化，金融衍生品脱离实体经济的过度膨胀是造成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浙江工商大学杨文进教授认为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运行是由微观机制决定的，本次经济衰退是我国经济自身调整的需要，但因强劲的外部需求延缓了，这反而加深了衰退的力量，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可能要落后于欧美，前景不乐观。 2、关于经济发展模式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邰丽华认为，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难以支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构成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导致宏观经济失衡、阻碍产业结构的优化、加大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国内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引发社会矛盾等等。靠过度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有限，促进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增长要以扩大国内需求为主。 南开大学柳欣教授提出现代市场经济是以货币经济为主要特征的，从货币的角度可以深刻了解金融危机以及货币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认为中国经济在不久的时间内将得到恢复。 山东经济学院董长瑞教授认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表现在改善人民的生活境况、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素质、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当前我国面临的问题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经济发展有背离人的发展的倾向，二是经济的发展恶化了人的发展空间，对于解决当前的问题，提出自然友好型的、以人为本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山东经济学院张志勇副教授认为，物质资本配置的优劣直接关系到一国现实的经济增长，我国应该高效地利用紧缺的物质资源，充分合理的利用人力资源，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中国社科院杨新铭 博士认为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的关键在于扭转地区间机会不平等的局面，增强地区间收入流动性。 天津商业大学姜达洋认为中国模式的核心就在于创新，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所推行的创新政策则反映了我国政府积极运用相关产业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竞争力的努力。 3、关于企业问题 江西财经大学康静萍教授认为国有企业的契约型劳动关系具有的特征有：雇佣与被雇佣，劳动者从“主人翁”向“劳动者”转变，由利益一体型向利益冲突性转变。契约型劳动关系不利于初次分配中的公平，而且契约型劳动关系主题双方利益摩擦不利于效率的提高。 上海财经大学包亚钧教授讨论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地位问题，认为对我国现阶段存在的民营经济或民营企业，不能简单等同于非国有经济。只要国家仍然掌握企业的控股权，那么仍未改变其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质。民营经济不单在壮大我国经济实力、推动社会生产力方面有积极作用，从深层次考察，对完善公有制主体地位还起着重要的“拉动”作用。 山西财经大学王玉珍副教授认为行业协会对行业的“第三方治理”不可替代，但是现在的行业协会需要“组织再造”，惩罚权是行业组织有效运转的必要条件。 清华大学丁萌萌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侨资企业的发展进行了研究，而侨资企业的发展从另外一个角度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演进历程。 4、关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 山西财经大学焦斌龙教授认为，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集群符合我国文化市场状况，马歇尔式的文化产业集群更符合当前我国实际，长远看轮轴式的文化产业集群则更具前途。目前，在东中西三个区域中，中部地区可能率先取得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集群构建的突破，在三大经济带中，发展的先后顺序可能为长三角、环渤海及珠三角。 山西财经大学景普秋教授针对资源诅咒现象，分析了资源收益分配制度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并对中国矿产资源收益分配制度改革做了探索性的思考，认为需要进一步完善资源租金收益分配机制，完善矿产品完全成本与价格形成机制，完善资源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台州学院张明龙教授对后发地区如何提高生产力做了深入分析，并鲜明地提出了实现路径，认为后发地区不能急于求成，应该从零部件开始提高整个制造业产品的质量、从优势产品开始推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从先进适用技术开始加强区域科技创新、从龙头企业开始提高区域产业核心竞争力。 5、关于三农问题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钱津研究员认为，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一是需要贯彻执行国家早已确定的土地有偿转让政策；二是需要与现代农业的生产技术相适应，积极探索建立能够达到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生产组织；三是农产品市场的发展必须依靠市场化经营组织，进行公司化运作；四是应由国家负责农业科学技术进步的投入；五是必须在劳动主体方面实现彻底的转变。 北京工商大学廖运凤教授则从如何建设和完善合作社制度角度分析了农民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增加收入，以战略高度的眼光阐述了未来合作社在解决农民问题上的重要性。 农民问题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农民问题不能最终解决就不可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山西财经大学的王建功博士就农民就业与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反思做了探讨，认为宏观政策应该充分重视农民就业问题，从尽量减少挤出效应、将长期就业与短期就业相结合、提升农民劳动生产率、制定劳动力提升战略等方面来解决这一问题。 五、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理论的讨论 西南财经大学丁任重教授认为应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重新认识，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在手段和方法的意义上使用过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并没有提出过计划经济；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列宁最早提出了计划经济并论述了计划经济的本质特征，但是实践中，列宁放弃了计划经济的设想，而转向实行商品经济；在我国的实践中，邓小平提出并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从而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湖北大学张建民教授认为“需求拉动”理论是对马克思生产与消费关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一心一意搞建设”理论解决了“实现小康”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而“需求拉动”理论则解决了我国在建设中等发达国家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对我国当前经济学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反思，并讨论了什么是市场经济，“人才”应该如何定义等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强调了概 念的科学性与本质性，从哲学层面考量了这些经济学范畴的逻辑意义，并提出应对黑色经济问题进行研究。 浙江工商大学张宗和教授以当代中国资本积累的逻辑，认为在中国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是适用的，但也有自己非对抗性的特征，劳资关系的性质是由冲突与合作的权重决定的。 河海大学贾后明副教授认为研究分配问题必须要摆脱概念优先的思维方式，实事求是的研究分配的动力和运行机制，界定市场与权力在社会分配中的关系，促进社会分配的共识形成。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李炳炎教授提出了分享经济理论，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变资本v和利润m之和可看作一个整体，并且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进行分配，实现共享。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赵玉琳研究员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个运动过程，是逐步消灭剥削现象、逐步缩小贫富差别、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 浙江师范大学曹荣庆教授讨论了市场经济的成长阶段，认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也就是资源经济、价格经济、指数经济，并以浙江省为例进行了分析。 六、对其它经济热点问题和制度建设问题的讨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朱巧玲教授对关系经济现象做了理论探讨，引入了社会资本概念，依据社会资本的综合观点分析“关系经济”的原因和缺陷，认为我国应通过引导微观社会资本良性发展，加强制度建设来逐步实现关系经济向契约经济的跃迁。 河南财经学院樊明教授认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造就了一个高速增长但失衡的经济，本来资本可以通过GDP约束政府，劳动通过选票来约束政府，从而可以达到一种资本与劳动的协调。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以及在政治上对选举权的忽视，造成了劳动和资本之间力量的不均衡。所以经济要均衡必须政治要均衡，主张在经济改革的同时要进行政治改革。 清华大学研究生谢雪燕用累计成本法测量了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通过计量分析与检验定量分析了人力资本与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说明了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
(二)有利于助推高校继续教育转型拓展当代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一场整体转型，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转换、利益格局转化、思维方式转变等成为鲜明的时代动向，高校继续教育的转型也势在必行。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成人本专科招生243万余人，当年毕业195万余人;参加高等非学历培训注册学生394万余人，当年结业778万余人。这表明，经济的发展对继续教育特别是高校继续教育的依赖越来越大，继续教育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进程中正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当前，国家的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信息化、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社会变革与经济转型的压力与日俱增。面对“第一次现代化”的“补课”重任及“第二次现代化”的赶超压力，高校继续教育必须承担起应有的职责。“大学要服务于地方经济，帮助所在地区解决问题是大学不可推卸的责任。大学必须研究当地未来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方面，这些情况既紧迫又不容易察觉，把好脉方能更贴切地为地方服务。”所以，地方高校必须满足区域各类建设人才的继续教育需求，以提高所在区域劳动者的素质和在职从业人员岗位适应能力为重点，大力开展非学历培训，争当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科技创新的驱动力量，这必将有助于自身的转型发展。
二、地方高校继续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识尚显模糊继续教育是在受到正规学校教育的前提下，各类从事生产、管理、科研、教学、医疗卫生等方面工作的专业人员为进一步更新知识内容体系、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提升专业技术水平而进行的补充教育。高校历来是开展继续教育活动的主阵地，占全国高校数量95%以上的地方高校更是推进继续教育发展的中流砥柱。从发展实践来看，继续教育在各高校发展很不均衡，多数地方高校的继续教育还处于弱势地位，学校管理层面普遍将继续教育作为普通学历教育的补充，尚未将其与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一起列入现代人才培养体系;很多地方高校将继续教育作为“副业”和“创收工具”，对继续教育的长远发展缺乏整体定位和专项规划，经费投入较少或没有经费保障，导致其发展后劲不足。概言之，地方高校继续教育基本还处于封闭发展、自我循环阶段，在主动适应、融入区域发展方面意识亟待增强。
(二)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途径相对狭窄《21世纪的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提出:“我们重申，应保持、加强和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的基本使命和重要作用，特别是促进整个区域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进步的使命。”现今，继续教育已经与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一起成为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表现形式来看，地方高校继续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途径主要有:培养区域发展急需的各级各类实用性人才;开展多规格、多层次、多形式的教育培训，为区域社会成员更新知识、开拓视野、拓展能力提高服务，进而为区域整体发展提高竞争力。就现状而言，各地方高校普遍重视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开拓滞后，呈现出单向发展态势。《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进一步扩大我国继续教育的规模，到2020年全面提升在职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年参与率至50%，当年参与继续教育的规模达到3．5亿人次，这其中绝大部分是非学历教育。地方高校作为开展继续教育活动的主要力量，必须充分认清这一形势，把握千载难逢的机遇，稳步发展学历继续教育，大力推进非学历继续教育，改变“一条腿”走路的现状，实现“协调发展、两翼齐飞”的格局。
(三)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内涵有待提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国家提出了扩大内需，确保经济平稳增长的十项举措，包括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推动发展方式转变，更加重视人力资源开发;面对严峻的经济和就业环境，社会成员更加注重及时充电与学习，不断地更新知识、丰富技能，提升应对和化解危机的能力。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曾在暨南大学举办“金融海啸冲击宏观经济下的企业突围战略”讲座，旨在指导企业高管如何在金融危机环境下寻求“过冬术”，这场号称广州卖得最贵门票的公开课，竟然吸引了1000多人前来听课。这充分展示了继续教育的社会价值及功能。从实践来看，面对机遇和挑战，地方高校继续教育依旧在从事着老一套的低层次学历继续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与市场需求不能很好对接，社会认可度不高。在非学历教育项目开发、继续教育校企合作以及社区教育等方面很少涉足。因此，后金融危机时代面对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社会继续教育需求的高涨，地方高校迫切需要把握机遇，提升服务内涵，对区域发展的现实问题给予回应。
三、地方高校继续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路径
新世纪以来，国家对继续教育发展的政策关注度不断增强。《教育规划纲要》把继续教育单列专章进行规划，将其提升到开发国家人力资源，建设人才强国重要途径的战略高度。十报告把教育问题作为改善民生与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进行阐述，提出要积极发展继续教育，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而地方高校继续教育由于长期得不到重视，社会服务能力不强，表面看似红红火火，内部实则危机潜藏，如不及时抓住问题要害对症下药，长此下去继续教育的“危机论”、“合并论”、“替代论”、“取消论”将成为归宿。结合当前地方高校继续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特别是存在的突出问题，笔者以为必须从明确定位、有效教学、紧扣需求、校地互动等四个方面完善服务路径。
(一)明确定位，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传统的高校职能认识方式限制了对高校继续教育职能的把握，以往高等继续教育作为大学和社会服务职能的中间环节，在理论和实践范畴内的重视程度都不够。因此，需要对大学的继续教育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功能进行再认识。”地方高校继续教育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根据自身实际以及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环境进行准确定位。目前，继续教育在各高校地位普遍不高，往往是担当创收的工具或普通教育的补充角色，处于弱势地位。地方高校应当首先从思想认识层面予以重视，将继续教育作为高校服务社会的一项重要工作纳入年度工作目标和事业发展规划;主要校领导要分管继续教育工作，成立继续教育发展指导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全校性的继续教育工作会议，总结近期工作，筹谋远景规划;二是地方高校的继续教育学院要主动把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给继续教育带来的机遇，摒弃“等、靠、要”的计划经济思维，在学校的支持下主动革新管理体制，改革办学模式，贴近市场需求，增强服务实效，以贡献争地位，以服务求发展;三是地方高校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对继续教育的发展给予指导和扶持，不断优化继续教育发展的政策空间。《教育规划纲要》要求制定和完善继续教育发展政策，推动各级政府成立跨部门继续教育协调机构。从类型来看，我国的教育划分为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等四大类，国家对继续教育的重视有待加强;从继续教育本身来看，其发展速度与国家战略要求以及社会成员需求相比仍然滞后。作为政府层面要多管齐下，加快继续教育法制化建设，加大继续教育发展的经费投入，加强对继续教育办学的质量评估，为地方高校继续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二)有效教学，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适切的人才区域人才培养历来是地方高校继续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地方高校继续教育主要是培养理论功底扎实、实践能力较强的融知识、能力、素质为一体的，满足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第一线需求的应用型、技能型和实践型的人才。从数量来看，2012年全国成人高等教育本专科毕业生达195万余人，占全国高等教育毕业生总量的23%，其中地方高校是最重要的培养主体;从过程和结果来看，质量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诟病，国外许多国家已经不再承认中国成人教育学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已经成为地方高校继续教育必须思考的命题。有效教学理论缘起于上世纪中叶西方教学科学化运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成为成果颇丰的理论体系。“所谓成人高等教育的有效教学，是指能促进成教学生有效学习、实现预期教学目标的教学。”进一步地讲，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目的的有效教学，首先要在需求分析的基础上，以问题为导向建立跨学科的专业设置，满足社会成员现实性或实践性的学习诉求。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为特定的群体提供个性化的教育教学服务;其次在教学方法上，根据成人学习特点注重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实施教学。传统教学模式与现代教学模式交替，多样化的教学手段与个性化的学习模式相互融通，适应成人学习者灵活学习的特点;再次，坚持人本理念，尊重成人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建立起以服务为主要特征的教学管理体系。推行弹性学分制度，实施自主选课制度，实行多元评价模式，为成人学习者提供全方位的、优质的学习支持服务体系。唯有如此，地方高校继续教育才能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出适切的人才。
(三)紧扣需求，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教育培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国家对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对广大劳动者的素质提升也有迫切的要求。《国家中长期人才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人才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全国人才资源总量要达到1．8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比例达到28%。《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在职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要在2015年达到29000万人次，在2020年要达到35000万人次。这些战略目标的实现，不仅要靠一次性的学校教育，更要依赖持续不断的继续教育。因此，地方高校继续教育要以所在区域社会需求为导向，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切入点，充分发挥继续教育培训“短平快”的特点，积极开展各级各类非学历教育活动。首先，为区域发展培训各类高层次专业化人才。《人才规划纲要》提出要重点抓好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农村实用人才以及社会工作人才等六大类人才队伍建设。要充分抓住这一机遇，根据区域经济机构调整趋势，通过教育培训满足市场迫切需要的现代技术人才，提供必要的人力支持，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平稳过渡。其次，针对广大在职从业人员，以知识更新、技能培训、素质提升为主要内容，围绕所在区域经济发展、产业机构调整和劳动力转移开展教育培训。“根据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特点，社会的快速发展不仅需要有高等学历文凭的高素质人才，而且更加需要处在生产经营第一线的操作熟练劳动者。”该类培训要以区域社会、市场和在职从业人员的个人需求为导向，突出非学历人才培养短期性、实用性、应用性、职业性的特点，提高受训者职业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以及转岗再就业能力。实践证明，一支数量稳定、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劳动者队伍，必将在未来区域经济“三、二、一”结构的合理模式中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不断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再次，在开展教育培训的过程中，地方高校继续教育要善于打造自己的培训品牌。品牌是提升地方高校继续教育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品牌特色将成为地方高校继续教育未来生存和竞争的重要砝码。打造品牌，彰显特色，方能赢得市场。地方高校要善于利用学校的文化积淀、师资力量、学科专业、科研资源等方面的优势，通过教育培训的形式拓展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空间，彰显地方高校继续教育办学的“区域元素”，将本校的继续教育办出水平、办出亮点、办学特色。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保险业大有作为。第一，发挥经济助推器的作用，通过风险管理和损失补偿，为人们的创新与发展提供有利支持，可以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第二，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通过养老和健康保障，保险可以解决人们生活的后顾之忧，促进社会的协调稳定。
一、保险业发展的经济效应
1.经济补偿效应。保险是分摊意外损失的一种财务安排，通过向所有被保险人收取保险费来补偿少数被保险人遭受的意外损失。因此，少数不幸的被保险人的损失由包括受损者在内的所有被保险人分担。作为一种集合和分散风险的机制，随着业务范围的拓展和保险经营技术的提高，经济补偿效应将逐步得到充分发挥。
近年来,自然灾害发生频率较高，重大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人民生命和财产多次遭受重大损失，保险业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经济补偿的重任，为灾后重建、恢复生产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在1998年特大洪灾和2003年非典、2005年禽流感及重大煤矿事故中,保险业及时赔付，有效地恢复了生产和安定了人民生活。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个人把商业保险作为养老、医疗保障和企业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据统计，2004年山西省保险业支付各类赔款及给付保险金达到19.7亿元，2005年达到20.08亿元，2006年达到25.27亿元，2007年达到52.5亿元。例如，2004年8月18日，大同合成橡胶集团发生的特大爆炸事故，生产线遭受严重毁坏。人保财险山西分公司接到报案迅速赶到现场。经过初步查勘后，立即支付预付赔款400万元。并于2004年12月24日经公估机构里算后，向大同橡胶集团支付赔款869.59万元，使该受灾单位迅速恢复生产和经营。2004年10月7日，山西运城虹桥旅行社承办的旅游团发生严重车祸，造成3人死亡、8人重伤、12人轻伤的恶性事故，人保财险山西分公司支付旅行社责任险赔款125万元。2008年3月9日，阳泉市平定县山西海祥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了一起严重火灾事故，造成6名矿工窒息死亡。大地保险阳泉中心支公司接到报案后，加大理赔“绿色通道”的开放力度，及时支付保险赔款120万元。
2.资金融通效应。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险业是金融业的三大支柱之一。许多商业保险公司作为契约型储蓄机构筹集大量资金，这些资金具有来源稳定、期限长、规模大的特点，内在的投资需求使保险公司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建设资金，而且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机构投资者，保险具有资金融通效应。保险费是预付的，保险赔偿或给付责任要在整个保险期内履行，还有损失发生与给付之间存在间隔、历年赔付率波动、巨灾发生的可能性等因素，因此保险公司要提留各种准备金。运用暂时闲置的大量准备金保证保险资金的运动是必要的，投资可以进一步增加收益和增强给付能力。投资收入既是金融市场资金的重要来源，也是保险公司收入和利润的重要来源。
保险业通过收取保险费，集聚社会闲散资金，建立保险基金，再通过银行存款、购买国债等形式进行资金运用，为基础设施、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等建设融通了资金，为经济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支援了经济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保障了改革顺利进行。2004年，我国各省市保费收入的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之间存在较为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保险需求弹性值为1.49%。
保险资金通过投资国债、证券投资基金和同业拆借等在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保险的资金融通效应将逐步得到发挥。
3.收入分配效应。保险基金的形成涉及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交往，即感到风险的行为主体（投保人）愿意出钱（保险费）给另一行为主体（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在收到保险费后形成保险基金，当保险人出现保险事故发生损失时，愿意按照事先的约定进行赔（给）付。这是典型的交换，社会保险的财务及给付机制影响到储蓄与资本积累、劳动力市场供求和收入再分配的形成。
二、保险业发展的社会效应
保险作为现代生活风险管理最基本、最有效的手段，贯穿于人的生、老、病、死全过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保险所提供的已经不仅仅是产品和服务，而且成为一种有利于社会安全的制度安排，渗透到经济的各行各业、社会的各个领域、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参与社会风险管理、减少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纠纷、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社会效应逐步发挥。
1.社会稳定效应。保险公司从承保、计算费率到理赔都要与灾害事故打交道，需要掌握财产的分布和各种灾害事故损失的统计资料，并对其原因进行分析研究，积累防灾防损经验。减少灾害事故能相应减少保险的给付，从而增加保险资金积累和降低保险费率，所以保险公司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加强防灾防损工作，宣传并向防灾防损部门投资，把防灾防损作为保险的首要任务。保险赔偿只是分摊灾害事故损失，但整个社会仍受到危害，只有防灾防损才能减少灾害事故给社会带来的损失。投保人投保只是预防万一，他们宁可保险费白缴，也不希望灾害事故发生。可见，保险公司是社会防灾防损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门。
目前我国下岗失业人员较多，保险业正确处理了改革、稳定、发展的关系，以社会稳定为己任，积极创造就业机会，仅通过招收业务人员，就解决了130多万人的就业难题，缓解了就业压力，维护了社会稳定。
2.社会保障效应。近几年，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得了较快发展，社会保险费收入和参保人数都有较大幅度增长。但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政策，只能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不能满足人们大病医疗的需要，也不能满足人们退休后维持现有生活水平的需要。为弥补这一缺口，保险业报出了一系列商业医疗、养老保险，满足了人们较高层次的保障需要。养老保险不仅可以保障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而且可以减轻子女负担，增加扩展家庭效用，还可以增加子女教育投资，提高收入预期。商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解除了人们医疗、养老等的后顾之忧。
3.社会管理效应。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辅助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通过不断开拓服务领域，保险可以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有利于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政府可以运用保险这一市场经济手段辅助社会管理，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企业风险管理日益成为经营管理的重要内容，保险作为风险管理的有效手段，在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人们在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的保障需求将更多地依赖于时常化的手段来解决。保险将逐步成为个人生涯规划和家庭保障计划的重要内容。
4.本地化效应。保险业只有融入地方经济，服务于地方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近年来，山西省各保险公司不断寻找保险发展的增长点和服务地方经济的切入点，从支持支柱产业、服务“三农”、推动责任险等方面创新产品和服务，拓宽保险发展领域。作为全国最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山西矿产资源丰富，尤以煤炭储量为最。煤炭行业是山西经济的支柱产业，安全保障问题又是备受政府和人民关注的问题。因此，有必要推动煤矿雇主责任险发展，组建专业性煤炭保险公司。针对各地频繁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和公共责任事故，2004年12月,山西省在采煤行业推动开展煤矿职工工伤保险、井下职工意外伤害保险等。2006年11月，山西省开始将商业责任保险机制引入全省安全生产领域，特别是采掘业、建筑业等高危行业，大力引导和鼓励生产经营单位积极投保责任保险，实现安全生产的有效管理，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参考文献：
一、社会中介机构的信用是在承担风险的实践中取得的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中介机构大多是从政府机构、大专院校或科研院所中分枝出来的。正因为如此,中介机构与其母体在知识结构、企业文化、素质能力方面雷同。这种线性的同构性使之往往只能是其母体机能的延伸,难以适应知识经济的需要。诚然,经过市场磨练,已培育出少量有着综合知识机构和现代企业文化及人力资源的社会中介机构,它能够与科学家、企业家、投资者互补。这种互补已经使这些社会中介机构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但是,对于今天呼之欲出的知识经济的需要来说,仅是互补还远远不够。它对社会中介机构的要求是能够起协同作用,即能与科技界、企业界、金融界产生非线性的反馈作用,从而使科技成果的转化发生质的飞跃。这无疑对社会中介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用一种实践的观念来突破传统的中介服务模式,即中介方和委托方处于一种“互补性”的结构状态,中介方提供信息收钱,委托方出钱买信息,这种方式在西方也许很有成效,但我国的企业正处于转轨期,企业自身市场营销、战略组织能力一般比较薄弱,即使是很好的“点子”、“很到位”的信息,有时也受到各方面条件的制约而无法发挥作用,受到自身能力的限制而无法实现。对企业来说,与其说要找人出点子,不如说要找人来操作,帮助他们实现“发明价值”转为“市场价值”的惊险跳跃。从理论上讲就是要形成一种“99+1=100”的协同结构,使之由于中介机构的参与而实现从量变到质变。据此,当前更适合中国国情的中介新概念是“中介方根据所掌握的知识、信息和经验,根据委托方的要求提出可操作性的方案,并与技术提供方扭合在一起,参与过程性操作,在取得增益后共同分享。”这是一种强调实践的中介概念。系统论的观点认为构成系统的要素与结构不同时,也可获得相同的功能,当中介公司与其服务对象之间的关联由“协同式”取代“互补式”,在结构上虽有所变化,却能够达到与国际标准的中介异曲同工之效能。
二、社会中介机构发挥重要作用的灵魂是信用
和谐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它使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日趋完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要通过经济发展实现社会进步，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小康社会就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为了平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趋势，克服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相悖现象，必须关注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有鉴于此，应实行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发展战略[1]，替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增长理念。即应实行以人为本的公平与经济增长并重的发展战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一、实行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发展战略，替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增长理念
公平与效率关系，一直是引起国内外理论界热烈讨论的课题。经济学家更强调效率，而社会学家更强调公平[2].西方学者从机会成本，即选择成本视角出发，普遍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看作是替换关系。例如，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认为，公平与效率存在着替代关系，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公平，而为了公平就要牺牲某些效率[3].国内学者主要是从经济哲学的视野提出，公平与效率是一个矛盾统一体。“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公平则是增进效率的推动力，它们的最终目的都在于增进社会福利。”[4]
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大量经济福利只有凭借效率才能取得，因此人们会优先考虑经济效率；不过不能由此而低估公平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于是形成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改革理念。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强调效率优先的理念导致社会对经济增长目标的追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年均增长9.5％，近10年GDP年均增长8.6％，远高于3.7％左右的全球平均增长速度。但是，在我国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大幅度提高，财富分配不均、社会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世界银行专家计算，我国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31提高到2001年的0.447.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世界范围的比较中也处于很高的水平。学者们一般都认同，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财政部官员曾透露，银行60％的存款掌握在10％的储户手里。国家统计局最新披露，内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并预言，贫富差距在未来十年还将进一步扩大。
我国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趋势，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重大问题。这一公平与经济增长相悖现象逐步引起社会关注与理论界的思虑。为了平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趋势，必须关注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有鉴于此，关于效率和公平，今天已不再是孰为优先、孰为兼顾的问题了，而应该是两者并重、相互兼容、统筹发展。
二、兼顾公平与效率，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1.实行
“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在非劳动要素收入大幅增长的同时，使劳动收入保持适度增长，才能抑制社会贫富收入差距急剧扩大之势，实现收入分配公平，促进社会各阶层利益和谐。
（1）由于我国劳动力丰富而资本、技术、管理、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相对稀缺，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一方面会使生产要素使用效率得到提高，特别是会使稀缺的资本、技术、管理、自然资源等非劳动要素使用效率得到提高，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会出现劳动者收入相对于非劳动要素所有者收入而下降的现象，会呈现出非劳动要素收入相对增加而劳动收入相对减少的变动趋势，从而加剧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
我国劳动力丰富，非劳动要素稀缺，劳动用工用人制度市场化，进一步导致各级各类劳动力市场逐步形成或大或小的买方市场。这是我国收入分配市场化改革中不同于发达国家收入分配市场化的新特征。这种劳动力买方市场，压低了劳动者工资水平，使劳动者工资收入低于劳动者对收入的贡献，使非劳动资源所有者收入高于其对收入的贡献。非劳动资源所有者收入与劳动者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可能会引起劳动者对近期收入相对减少现象的困惑与不满情绪，进而否定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改革。因此，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在非劳动要素收入大幅增长时，使劳动收入保持适度增长，让广大劳动者分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实现收入分配公平。
（2）由于我国与发达国家要素分布格局是相逆的，即我国劳动力丰富而非劳动要素相对稀缺，发达国家劳动力稀缺而非劳动要素相对丰富，因此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会导致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格局也是相逆的。收入分配格局的国际比较表明，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在我国会呈现出非劳动要素收入相对增加而劳动收入相对减少的趋异格局，社会贫富收入差距呈扩大之势；在发达国家会呈现出非劳动要素收入相对减少而劳动收入相对增加的变动趋势，社会贫富收入差距呈收敛之势。这种收入分配格局的发展演变会引起我国劳动者的困惑与不满情绪，甚至会引发信仰危机。因此在我国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在非劳动要素收入大幅增长时，使劳动收入保持适度增长。只有使非劳动要素所有者与劳动者收入双增长，才能抑制社会贫富收入差距扩大之势，使社会贫富收入差距逐步呈收敛之势，促进社会各阶层利益和谐。
2.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形成合理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是实现共同富裕，促进区域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我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的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存在很大差异。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西部地区曾经取得了与东部地区相近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差距扩大速度呈进一步加快之势。
1978年东、中、西部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52％、31％、17％，到1997年则变化为61.46％、23.74％、14.8％。不仅西部地区GDP总量占全国的比重逐年下降，人均GDP的差距也与东部地区逐步扩大。改革开放初期，西北各省区人均GDP高于福建，其中青海甚至高于广东，但是到1998年，广东、福建人均GDP已超过10000元，西北五省区除新疆达到6435元以外，其余各省区均不到4500元，相差达1倍以上[5].由于我国东部地区开放时间长，经济运行的市场化程度高，投资软硬环境都优于西部地区，因此，市场导向的社会资金和外资受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诱导会大量流入东部地区，与政策导向的西部大开发资金反向流动，从而使我国资本与劳动相对密集型产业分布格局的区域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继续在扩大；进而会使东西部地区人均收入、工资水平差距呈进一步扩大之势。要缩小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绝对差距还有一段漫长路程。
因此，可以考虑针对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实行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给落后地区多留资金以培植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要加大西部大开发的力度，增加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促进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以加速资本折旧、贷款担保等措施吸引国内外资金投入西部大开发。增加西部地区教育投资，提高人力资本素质，实行高工资政策，引导人力资本向西部地区流动。在保证投资效益的前提下，使西部地区与其它后进地区的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高于东部地区，保持“西高东低，增长极北移”的相对演变态势，是逐步相对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促进区域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
3、利用比较利益原则，促进农业向市场化、工业化方向发展，支持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改善城乡收入分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途径。
统计资料显示，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率为2.57：1，到2004年上升为3.21：1.国际比较表明，当经济发展水平在人均国民收入为800-1000美元阶段时，其他国家城镇居民收入大体上是农村居民收入的1.7倍；而我国这一比例远高于其他国家。国内比较研究表明，1978~2003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呈现出先缩小后又扩大的趋势，2004年在实施“多予、少取、放活”扶农、惠农政策后，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再次呈现缩小的迹象。
2004年我国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15.20，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53.02％，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31.78％，表明我国的生产结构依赖于工业和服务业，我国产业结构已处于工业化发展后期的较发达阶段。但我国5.8亿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表明我国劳动就业结构依旧依赖于传统农业，我国劳动就业结构仍处于工业化发展初期的不发达阶段。比较就业结构与生产结构表明，在我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过程中，就业结构
优化速度远远滞后于工业与服务业的生产结构的升级。要做到统筹城乡发展，破解“三农”难题，必须利用比较利益原则，促进农业向市场化、工业化方向发展，支持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才是根本的富农之道，是改善城乡收入分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途径。
农业生产函数显示，增加农民收入有两条途径：一是提高农民边际劳动生产率，而农民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取决于土地与自然资源存量；农民的土地与自然资源存量越大，边际劳动生产率越高，农民的收入越多。这就意味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土地使用权的集中，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提高农民边际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措施。二是要提高农产品相对价格。2004年农产品生产价格上涨13.1％，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6.1％，这意味着农产品相对价格上涨，城乡贸易条件有利于农村不利于城市，农产品相对价格变化有利于农民增收。2005年上半年农业生产形势较好，夏粮又获丰收，最新统计显示农民现金收入实际增长12.5％，增速比2004年同期提高1.60.农民收入增加的原因主要有：工资性收入较快增长，出售农产品收入大量增加，第二、三产业生产经营收入保持平稳增长，财产性、转移性收入增加，以及税费负担继续大幅度下降等。但2005年上半年全国农产品生产价格同比上涨4.1％，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5.6％，这一变化意味着农产品相对价格又呈现相对下跌走势，城乡贸易条件又呈现出不利于农村有利于城市的相对变动趋势，农民从事务农收入会再次呈现相对减少趋势，农民增收的难度又会加大。只有较大幅度降低种子、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才能保持或提高农产品相对价格，那么农产品价格市场化改革才会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不仅要对农产品实行保护价收购政策，而且财政要适度增加对农业生产投入品的价格补贴，降低农民生产投入成本，提高农产品相对价格，是增加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社会和谐发展有效的财政政策措施。
4.增加劳动者收入，既能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又能启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我国总体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与经济增长。20世纪80年代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国家发展的是劳动密集型行业，GDP年均增长率为9.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为4.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为8.4％，按城乡人口比重加权平均的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7.5％[4].依据统计资料与笔者的计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2001年这四项增长率分别为7.3％、8.5％、4.2％和5.82％；2004年这四项增长率又分别变为9.5％、7.7％、6.8％和7.18％。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世纪，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差距呈缩小的趋势，其中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和按城乡人口比重加权平均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都超过了经济增长率。表现为历史上少见的居民收入超分配。一般而言，居民收入增长率应小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又应小于经济增长率。由于在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趋近于经济增长率，因此，只要工资增长率不高于经济增长率，就不会出现工资推动的物价上涨。但是，如果工资增长率长期小于经济增长率，就会呈现消费需求不足导致的市场需求不足现象；进而既会抑制经济增长与新增就业机会，又会导致原有工人失业与下岗。
工资增长对就业的影响有两种效应：一是静态效应，会减少就业；二是动态效应，工资增长会带动消费，推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因此，这两种反向效应合力的大小与方向将决定工资增长对即期就业变动的影响或呈减少走势或呈上升趋势及其各自的力度。耗尽性分配定理也显示，在新世纪我们仍有增加居民收入，推动我国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差距缩小的空间[7].这就是说，在即期只有增加我国劳动者的收入，才能启动内需，拓展国内市场，带动经济增长，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增加打工者工作的机会；才能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因此我们应该遵照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依照耗尽性分配定理，从实际出发，适度提高我国城镇劳动者的待遇，增加农民收入。只有增加劳动者收入，才能既推动经济增长，又实现收入分配公平，使全体居民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实现公平与增长并重的发展战略，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5.实行公平与增长并重的发展战略。依照技术进步原则，调整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促进经济高效增长；依照比较优势原则，发挥我国劳动力丰富的资源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就业机会，增大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格局中的份额，是缩小贫富差距，实现收入分配公平，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最有效的途径。
国际发展经验表明，实行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会带来不同收入分配格局，从而导致相异的社会经济效果。亚洲四小龙实行了符合自己的比较优势的出口替展战略，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推行了违背自己的比较优势的进口替展战略。到20世纪90年代，不仅前者经济发展绩效优于后者，而且失业率低，收入分配比较公平。例如，巴西的人均收入水平只是韩国的1/3，而基尼系数则比韩国高1倍左右，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或“没有发展的经济增长”。
国内的发展经验也表明，收入分配格局也取决于经济增长方式。由于我国劳动力丰富而其它生产要素相对稀缺，20世纪80年代解决温饱时期，采取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方式，社会实现了充分就业，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就较大，收入分配就比较均等，贫富收入差距就比较小。20世纪90年代奔小康时期，采取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发展方式，社会出现下岗、失业现象，而资本获得较高的报酬，相应地，收入和财富就向少数资本要素所有者集中，贫富收入差距就大。显而易见，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要采取资本密集与劳动密集并重的产业发展方式。既依照技术进步原则，调整增长方式与产业结构，促进经济高效增长，又依照比较优势原则，利用我国劳动力比较丰富的优势，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够扩大就业，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实现分配公平，从而有效地缩小收入差距，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我国13亿人口中，大约70％的人口为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是现实和潜在的就业群体。但是，劳动力市场化改革造成一部分人群失业、下岗，或者处于就业不足的隐蔽失业状态；还有一部分人群由于年龄偏大、缺乏技能，长期难以就业而退出劳动力市场。所有这些人群就构成社会贫困群体或低收入群体。目前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当一部分人群没有就业机会或就业不足。因此，政府实行最大化就业政策，制定积极促进就业的措施，运用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机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机会，努力提高城乡居民就业率，增加城镇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与农民的收入，是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最根本和最有效的途径。
6.依靠国家政策进行收入再分配。通过政府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对收入进行再分配，调节收入在不同人群、不同地区之间的分配关系。一方面，应以调节高收入、反贫困、依法规范分配行为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重点，调整再分配关系；加大打击和取缔非法收入的力度，从重处罚和惩处非法暴富，使其违法行为的成本远远大于其经济上、政治上、心理上的收益，提高违法犯罪行为的受罚概率，以遏止非法收入，为公平分配创造条件。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加大公共财政的支出，建立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及我国收入分配新格局相适应的最低工资标准与良好的社会安全网，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机制，保护弱势群体；同时发展符合农村实际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抑制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促进分配公平，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措施。这种收入再分配方式特别适宜于解决社会特殊困难群体的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问题。
7.大力发展教育，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要增加对农村劳动力和下岗职工的再教育与再培训的投资。增加农民获取非农就业机会，提高下岗职工再就业率，是缩小居民之间贫富差距，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有力举措。
总之，要以人为本，按照科学发展观，实行公平和增长并重的发展战略新选择。既要推动经济增长，又要实现收入分配公平，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既全面启动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又启动收入
分配约束与改进机制。在改革开放，促使东部地区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应使西部地区收入保持高速增长或同步增长，以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扩大之势；在市场导向，推动城市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应使农村收入水平保持适度增长，以平抑城乡差距扩大趋势；在分配市场化，导致非劳动要素所有者收入大幅增长幅度的同时，应使劳动者的收入保持稳定增长，以抑制贫富差距扩大势头。这种收入双增长分配新格局能促使区域经济、城乡经济与社会各阶层利益和谐发展，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逐步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分配结构，培育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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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劳资关系；对策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劳动关系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日益加深，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是我国的企业，对本来正处于劳资冲突高发期的我国劳资关系无疑是雪上加霜。金融危机背景下，如何减少劳资矛盾、缓和劳资冲突，保障社会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已成为党、政府和企业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劳动关系现状分析
劳动关系是企业内部最基本的关系。劳动关系是否稳定和谐，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为了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应当对劳动关系不和谐的表现及其因果进行探究。
劳动关系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为实现劳动过程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为基本的社会关系。影响劳动关系的因素有许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内部因素；经济环境、政治法律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外部因素，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就是这些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影响我国劳动关系大的经济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经济体制改革，二是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伴随我国经济体制进入了一个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转型期，我国的劳动关系经历着由行政化的劳动关系向市场化的劳动关系的转变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的实质是劳动和资本的结合。利润最大化是资本的直接追求，工资最大化则是劳动的直接追求，劳动关系的矛盾和冲突即由此而来，这是影响劳动关系的内部因素。劳资冲突体现为劳动者的生存权和资本的财产权的冲突。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居于社会经济关系中主导的核心的地位，而劳动者居于从属和被动的地位，所以，劳资冲突产生的一般原因，都是由于劳动者一方的权利或利益被侵害或其合理要求未能实现而致发生。
从我国目前劳资冲突的性质来看，绝大多数是由于劳动者的基本劳动经济权益被侵害，而又长期得不到解决而致”[1]。总之，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劳资矛盾积累越来越多，进而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是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矛盾、劳资冲突一定增多、一定激化，回答是不一定的。那么造成我国劳资矛盾高发这一状况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主要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经济的现代化、企业效率的增长，而且这种现代化和企业的效率增长，是以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作为一个推进器来推动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就要把能够去参与国际竞争的要素确立下来，毫无疑问这就是劳动价格的比较优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要靠牺牲劳动者的就业条件和劳动条件作为一个发展的代价和前提。”[2]随着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劳动争议不断增多，争议数量和涉及劳动者人数不断上升，国有企业劳动争议案件的绝对数已经是所有类型企业中最高的。
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显示，2003年国有企业结案48771件，占全国总数的21.5%;其中集体争议案件3623件，占全国总数的33.5%。在48771件劳动争议案件中，有45613件是由劳动者申诉的，占93.5%,只有3158件案件由用人单位申诉，只占6.5%。2003年公安部做了一个统计，在全国的当中，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总体来看，就是劳工的占到全国当地总数的46.9%,将近一半。那么在各种分类的统计里面，劳资关系引发的是第一位[2]。影响劳动关系的另一个大的外部因素是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一些企业订单减少、库存增加、资金紧张、有的企业赖账、毁约甚至是倒闭和半倒闭。降薪、停发工资、无限期放假、裁员是许多企业无耐的选择，一些企业主不愿意按法律给予解除合同的工人经济补偿，出现了突然逃跑等种种行为，使得劳资纠纷井喷增多，引发更多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给本来就比较脆弱劳资关系带来不少的冲击。
从2008年中国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来看，比起2003年增长了95%,就是增长了几乎是一倍。像东部地区，比如说像上海、深圳这两地分别增长了300%和280%。根据杨宜勇研究员所提供的国家发改委的数据，去年中国共有6.7万家中小规模的企业倒闭，全年倒闭的企业超过了10万家。由于长三角、珠三角大规模的企业倒闭，所以大量的民工失业，有的被拖欠工资，有的提前退保还乡，所以导致劳动争议和罢工的现象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频率在增加。
其实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客观的存在，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大多数工厂采用减薪、不买社保、克扣工资、推迟发工资、放假停工等形式转移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不仅增多，表现也更是激烈。面对这种情况，如果对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处理得当，可以成为推动市场经济条件发展和完善、成为帮助走出经济困境的内在动力之一。但是如果处理不当，轻则会影响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重则要引发社会动乱以威胁社会安全，于是减少劳资矛盾、缓和劳资冲突，保障社会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就成为党、政府和企业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二、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
和谐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和谐关系，包括人与人、人与物（自然环境劳动条件等）的关系。
什么是和谐劳动关系？这是我们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必须首先明确和把握的问题。从劳动关系本身属性出发，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劳动关系的变化，通过对和谐劳动关系的内涵、要素、标准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所谓和谐的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应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合同型的。
《劳动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一经双方当事人签订，即确立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法律关系，他们之间的有关劳动权利义务通过书面形式确定下来，使之固定化、具体化、以此规范和约束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行为，并且通过劳动合同的履行，实现双方各自的权利[3]。任何一方违约侵害另一方权益的，都要承担经济或法律责任。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必须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加强劳动合同管理，不断提高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合同意识，依法签订并严格履行劳动合同，充分发挥劳动合同在调整劳动关系中的积极作用。
（二）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法制型的。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律是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手段，是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在构成、运行、处理等方面应当实现法制化，法律原则、法律方式应当成为调整劳动关系的主要模式[4]。我国已经颁布了一系列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以《劳动法》为龙头建立了调整劳动关系各个方面的法律规范，在劳动关系运行的各个环节，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这是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依据和保障。
（三）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民主型的。
民主化的劳动关系主要包括：
（1）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工会和企业方面代表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共同研究解决劳动关系方面的重大问题，共同参与劳动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2）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调整劳动关系的最基本法律制度。也是工会从整体上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手段，对涉及职工劳动权益问题，如工资、工时、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生活福利等，由工会代表职工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用以规范劳动关系双方的行为，体现了劳动关系的共同决定权，改变了劳动关系事务的处理由用人单位一方独占的局面，从而提升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地位和权利。
（3）职工民主管理制度。职工民主管理是职工依法直接或间接参与管理所在单位内部事务，其在协调劳动关系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职工意志对用人单位意志的影响和制约，用人单位意志对职工意志的吸收和体现，从而使劳动关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我国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职工代表大会，应当加强职代会制度建设，依法落实职代会职权，使职代会成为调整劳动关系的重要机制。
（四）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救助型的。
劳动关系双方由于价值取向的差异和看问题角度的不同，产生一些矛盾难以避免，关键是看有没有一套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有效机制。我们既要正视矛盾，又要努力地去解决矛盾。劳动争议就是劳动关系矛盾的表现，劳动争议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影响范围比较大，看似简单的劳动争议，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引发，影响社会稳定。
三、应对金融危机对劳动关系影响的对策
通过对现有的劳动关系进行科学的分析，对和谐劳动关系的本质内涵进行理性的探究，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可以从政府、企业以及劳动者自身出发，寻找出积极有效的对策。
1.强化对企业的服务意识，切实维护劳动者权益。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部分企业带来一定的压力，而金融危机则给部分企业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所以，现在许多企业感到举步维艰，迫切需要政府部门的帮助。因此，劳动保障局要强调提升执法人员的服务意识，严格执法的同时要做到服务至上。当前形势下，尤其是要帮助一些用人单位了解劳动合同解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未雨绸缪，规范用工行为。做到裁员不欠薪，失业有保障，既维护企业利益又保障职工权益；采取积极手段，及时贯彻执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省市有关“应对危机稳定就业保障民生”政策，如暂缓调整最低工资标准，适当降低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的费率等，减轻企业负担，帮助企业共渡难关。
2.保增长，促发展，坚定发展的信心。由于国内外诸多原因，我国经济遇到许多困难，2008年我国经济增长势头开始放缓，2009年将进一步下降。这场发端于美国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滞后效应”正在逐步显现，导致企业经营困难，企业经营者大都对突如其来的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缺乏足够的预计和准备，心理压力增大，部分企业经营者对企业未来经营前景感到迷茫。在经济困境时，坚定信心比什么都重要，国家已经陆续出台和采取了的许多政策和措施保增长、促进发展，社会各方面也应从多方面关怀企业家、支持企业家，帮助企业家提振信心。加快完善支持政策，并给予企业实实在在的帮扶措施，使企业度过艰难期，促进企业持续发展。
3.严惩恶意逃跑企业主、对外资非正常撤离跨国追责。
劳资双方共渡难关是应该提倡的，但是要防止转嫁危机，防止借共渡难关为由，企业把所有的责任都让工人承担。经济效益好时，企业盈利，企业主赚得盆满钵满，当经济不景气时，有的企业主为逃避责任而逃跑，把责任转嫁给员工。为此劳动监察部门事先监控重点劳资矛盾突出的企业，要做好预警工作，各级工会要有专人负责收集信息，发现问题及时报告，防范企业主逃跑，使之图谋不能得逞，对逃跑企业主根据蛛丝马迹找到严惩，起着警示作用。对外资非正常撤离，国家将跨国追究责任。
4.工会教育员工和企业主共渡难关教育。企业就是一条船，投资经营者、劳动者都是在一条船上的利益共同体。
资本、经营、技术、劳动四大要素不可或缺，在金融危机下，劳资互信互助互谅，抱团取暖，共渡难关，才能走出困境。所以企业一方面要把目前出现困难讲清楚，使职工对企业裁员、减薪等应对危机的措施正确、理性的对待，另一方面，企业还要有长远的考量，可以裁员可以不裁员的时候不裁员，可以减薪可以不减薪的时候不减薪，勇于承担社会责任，这样的企业一定会得到职工的支持和社会的赞许，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的“双输”局面。
5.劳资矛盾越是突出越要坚持《劳动合同法》，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我国自市场化改革以来，劳动关系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稳定的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劳资矛盾和冲突绝大多数是由于劳动者的基本劳动经济权益被侵害，而又长期得不到解决而致。目前大多数企业采用减薪、不买社保、克扣工资、推迟发工资、放假停工等形式转移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个别企业趁机见缝插针侵犯劳动者权益，还拿出“应对危机，无奈为之”的幌子掩人耳目，更有甚者还提出修改劳动合同法，试图把法律规定“打折”甚至“冷藏”。金融危机不是侵犯劳动者权益的挡箭牌，“金融危机下，如何解决企业遇到的困境是有不同选择的，是让资本继续独断专行，以损害弱势的劳动者的合理利益甚至是合法权益为代价，追逐着资本的无止境的暴利；还是让企业承担起社会责任，让劳动关系中资本与劳动这两大要素同舟共济、共度时艰”[4]?当然应该是后者。金融危机的劳动关系不仅是合理也是合法的，劳资矛盾越多越是应该坚持《劳动合同法》，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劳资关系和谐，劳资矛盾越是增多、劳资冲突越是加剧越应该保护处于弱势劳动者的利益，确保劳资双方冲突降到不至于爆发大的政治危机、制度危机的程度。只有如此，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保障社会安全运行。
参考文献：
[1]常凯。劳动关系学[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保障出版社，2008,400.
摘 要：参考美国政府通过“全球电子商务框架”提出的发展电子商务的原则，中国电子政务改革可以从做好灾备方案，确保信息安全、政府市场联动，强化信息管理、协同政务建设，攻克关键技术、依法管理政务，制度职能创新和高效优质服务，狠抓绩效评估等方面着手，以更好地服务经济和服务社会。 论文关键词：电子政务；服务经济；服务社会 1 美国“全球电子商务框架”概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电子政务与电子商务被提上日程，并取得显著成效，电子政务与电子商务的协调成为信息化发展的一大趋势。电子政务与电子商务协同实现的整体效应必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产生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1997年7月1日，克林顿总统颁布了联邦政府促进、支持电子商务发展的“全球电子商务框架”。该框架确立了联邦政府政策的基本框架，对于美国乃至世界各国电子商务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中，联邦政府提出了发展电子商务的原则和建议。发展电子商务主要原则包括因特网发展是市场驱动的所以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在通过因特网进行产品或者服务买卖并达成合法协议的过程中政府应该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政府必须参与时政府参与的目标应该是支持和创造一种可以预测的、受影响最小的、持续简单的法律环境为商业发展营造合适的环境、政府必须深化对因特网的特性的认识从而对现有的一些可能阻碍电子商务发展的法律法规重新进行审议、修改或者废止、打破网上交易的法律框架的地区、国家和国际之间的界限促进电子商务在全球范围内发展。 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表现为互动关系， 经过研究发现美国“全球电子商务框架”对我国电子政务的改革提供了参考。 2 “全球电子商务框架”对我国电子政务改革的启示 2.1 做好灾备方案，确保信息安全 经济社会中存在大量数据，WestWorld 公司的报告指出，在每500个数据中心中就有1个每年要经历一次灾难。电子政务建设离不开数据，数字信息是源头活水。刘家真教授提出了制定网络环境下的电子文件管理规范，必须考虑管理者的责任和办公自动化网络上运行的电子消息必须作为凭证加以管理。刘家真教授在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文献的档案数据面临的风险，根据国情提出文献的档案数据宜采用同城异地备份与远端异地储存其离线备份的灾备方案，并对远端异地离线灾备基地的建设、管理与可持续运作提出了建议。刘家真教授还深入研究了更新与迁移在档案保护中的广泛应用，以及更新与迁移可能带来的档案内容信息损失风险，并提出了如何规避这类风险的管理策略。这些策略对于信息的更新与迁移过程中的丢失可以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刘家真教授指出，“保护数字文献的关键在于维护数字信息的长期可存取性，为维护数字信息的长期可存取，还提出了3M策略：数字媒体的选择与维护、科学管理以及技术迁移。”因此，要建立信息安全平台，保护网上政务资源。搭建安全支撑平台和安全应用支撑平台。电子政务的数据处理与保护必须放在第一位，数据丢失了，或者被删改了，起不到应有作用，甚至会起到负作用。 2.2 政府市场联动，强化信息管理 电子政务信息共享已成为公务员及社会公众日益紧迫的需求。然而，由于行政体制、管理模式等方面的原因，电子政务信息共享面临着一系列的障碍和问题。为了提高电子政务信息共享的效率，各级政府部门应当针对这些原因和表现，采取相应的对策。因此必须强化电子政务的信息管理。 电子政务的信息管理要引入市场机制、把握好电子政务的市场定位、确立客户关系管理和赢利模式大力推进电子政务市场化建设。电子政务建设中要发挥多方面的作用，尤其要让第三部门、企业集团甚至民间组织加入，让他们成为电子政务建设的主体之一。 电子政务信息管理是一个巨大工程，短期的规划是注重解决眼下必须解决的问题，同时要制订中长远规划，做好成本效益分析。建造电子政务的经济效益模型，熟练掌握电子政务对经济效益影响的几种主要方式和内容，间接影响至少要考虑建设、管理和服务等方面的效益，直接影响应考虑到电子政务对政府、相关企业及咨询机构等方面的影响。 电子政务信息管理的好坏标准要交给市场而不是政府，这样政府才能牢牢抓住主动权。国内外信息化的实践证
刘思华：科学发展观不仅是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而且是对生态自然发展的经验的深刻总结与高度概括。这是科学发展观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根本含义。因此，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完整内涵和精神实质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在经济社会领域里，处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以人为本：二是在生态自然领域里，处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是以生态为本。在此，广义的“生态”，既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核心要义，也是衡量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根本标志。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科学发展是以人为本和以生态为本的双重价值取向的内在统一，是经济社会发展观和生态自然发展观的有机统一观。这就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涵与基本要求的内在统一。因为，21世纪是建设生态文明、发展绿色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的世纪，无论是全面发展，还是协调发展，尤其是可持续发展，都是与自然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不可须臾分离的发展，离开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发展即绿色发展就没有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可言。当然，也就没有科学发展可言。由此，我们必然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科学发展是以绿色、和谐发展为核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绿色发展属性和特征。
科学发展观作为发展着的科学理论，它的理论内涵，不仅涵盖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思想观念，而且涵盖了发展绿色经济的思想观念。如果说，生态文明与和谐发展是科学发展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与重要内涵，那么完全可以说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也是科学发展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用之义与重要内涵。尤其是人与自然和谐协调发展，是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也是生态自然发展观的核心理念；绿色经济的实质是经济生态和谐协调发展；和谐社会的本质是社会生态和谐协调发展。正是从“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的生态和谐协调发展意义上说，生态和谐协调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和谐协调发展的根本基础。它是科学发展观在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发展现实中的具体体现，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在哲学层面上，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在经济学层面上，是生态自然发展观和经济社会发展观有机统一的绿色经济发展观：在社会学层面上，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观。
记者：生态文明、绿色经济、和谐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那么，发展的终极目的与价值尺度又是什么呢？尤其生态文明、绿色经济、和谐社会实践选择的终极目的与价值尺度是什么呢？这是新世纪新阶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解决的首要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刘教授，您能谈谈科学发展观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尺度吗？
刘思华：当今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谐社会和发展绿色经济，是人性化和生态化的崭新的现代文明、现代社会和现代经济，既要保证满足全体人民可持续生存与全面发展的需要和利益；又要保证非人类生命物种的生存健康与安全发展的需要和利益。这就是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绿色经济、和谐社会实践选择的两重终极目的和价值尺度，这是自然、人、社会有机整体和谐协调为导向的生态文明、绿色经济、和谐社会的理论与实践的基本价值取向；更是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与经济发展道路的理论与实践归宿。因此，我们重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双重价值取向理论，寻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当代人与人的发展问题和自然与生态发展问题之间的有机联系，使两者回归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野，确立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价值维度的地位。于是，我们把人和自然都是发展的终极目的的双重价值取向理论，运用到建设生态文明，发展绿色经济，构建和谐社会中来，不仅是经济智慧的升华，而且是生态智慧的升华；不仅是生存智慧的升华，而且是发展智慧的升华，必将引起包括新兴、交叉科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尤其会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带来革命性变革。
总而言之，在当代中国建设生态文明、发展绿色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的终极目标，就是努力探索一个当今农业、工业、生态文明并存的“三元文明结构“的社会主义大国，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超越发展，建设成为绿色经济强国、生态文明富国，在发展中国家率先把十几亿人口带进生态社会或绿色社会，即是生态（绿色）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这是在21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最高层次含义。
记者：建设生态文明，构建和谐社会，都必须也应当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形成生态和谐、社会和谐和经济和谐一体化的绿色形态。请问，为什么说绿色经济既是生态文明时代的全新的经济形态与发展模式，又是和谐社会的最佳经济形态与发展模式呢？
刘思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认为，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后工业文明，是社会形态和经济形态内在统一的全新的文明形态。21世纪是建设生态文明、发展绿色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的世纪。这个新世纪的社会形态的主导形态是生态文明或绿色文明，它们也是和谐社会的主导社会形态，这个新世纪的经济形态的主导形态是生态经济或绿色经济，它们在本质上是可持续发展经济，也是和谐社会的主导经济形态。首先，从绿色经济本质属性来看，我曾作过这样的概括：绿色经济是可持续经济的实现形态和形象概括。它的本质是以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经济。这就确认了绿色经济的生态经济属性，揭示了它的可持续经济的本质内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绿色经济作为生态文明时代的经济形态，是生态经济形态的现实象征与生动概括。其次，从现时代的经济发展实践来看，绿色经济正在朝着成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继农业文明的农业经济、工业文明的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之后的崭新经济形态的方向发展，并且现实已成为建设生态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经济发展模式。再次，从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演变的客观进程来看，生态文明是一种后工业文明形态，绿色经济是一种后工业经济形态，而包括信息经济在内的知识经济，既是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突出表现，又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后工业经济，是从工业文明的黑色经济向生态文明的绿色经济转型的经济形态，必然充当了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黑色经济和绿色经济的中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绿色经济重新界定为：以生态文明为价值取向，以生态、知识、智力资本为基本要素，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和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为根本目标，实现生态资本增值的可持续经济。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有机整体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这就决定了和谐社会的经济形态与发展模式，必然也应当是绿色经济。发展绿色经济，铸造绿色经济形态，是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生态经济属性和可持续经济特征的最充分体现。首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命题，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态与生态经济本质的最充分表达。因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生态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生态基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经济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当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尤其是对于生态文明时代的现代社会主义社会，是自然生态关系和社会经济关系内在统一与和谐共生的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正是自然生态属性和社会经济属性的内在统一与和谐共生才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这种本质集中体现在人、社会、自然之间形成和谐、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生态经济可持续本质的社会。其次，建设生态文明，构建和谐社会，是对工业文明社会的人与自然相分裂、个人与社会相脱离、自然与社会互损而付出双重代价的基本特征的否定，是要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双盛、个人与社会双强、社会与自然双赢，达到人、社会、自然和谐共生，共同繁荣与可持续发展的至高境界，最终创造一个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有机整体和谐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这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真谛，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旨。再次，能够满足上述要求的只能是也应该是符合建设生态文明与构建和谐社会要求的绿色经济；只有发展绿色经济，才能建设生态和谐与经济和谐相统一的和谐经济。从自然生态意义上说，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是为和谐社会发展提供经济基础。从社会经济意义上说，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是为和谐社会发展提供经济基础。因此，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一大趋势；绿色发展与绿色崛起更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华文明进步的势不可挡的大趋势。
记者：建设生态文明、发展绿色经济、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实施生态主导型的发展战略，这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战略，是21世纪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本战略，同时也是建设生态文明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刘教授，请您谈谈实施生态主导型发展战略的要点好吗？
刘思华：我认为实施生态主导型发展战略的要点是：（1）生态文明是21世纪人类社会文明的主导形态，它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自身四大和谐协调发展的现代文明。生态文明的这种总体特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与根本目标，将成为21世纪现代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主旋律和大趋势。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含着“四大和谐协调发展，”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主旨，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旨完全一致，这种一致要求实施生态主导型的现代化发展战略。（2）从我国实践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一些小地区，大力提倡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实施“生态立市（省）、环境优先”的发展战略，使一些城市、地区在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过程中，不仅在克服工业文明的弊端，而且超越工业文明，正在朝着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方面前进，这实质上体现了“生态主导型的现代化发展”的基本战略。（3）当然从当今我国的总体上看，生态危机还在加深，它在本质上不仅是当代中国的发展危机，而且是中国人民的生存危机，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的危机，真正缓解和克服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就在于从根本上改变现行的现代化的基本战略，实施生态主导型的现代化发展战略。（4）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心须把不断追求和递进实现“四大和谐协调发展”作为建设生态文明、发展绿色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原则、根本目标和运作航标，就必须要求实施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人体生态一体化的生态文明发展战略，它在本质上是生态主导型的现代化发展战略。这种绿色发展与绿色崛起应当视为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实施科学发展战略的核心。因此用绿色崛起带动和平崛起，走绿色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5）实施生态主导型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在经济领域内，就是实施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战略。这是21世纪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集中体现。实现绿色经济发展战略，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调整经济结构，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从根本上促进中国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和谐协调发展的根本大计，是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性的重大战略。
记者：刘教授，您上面谈到建设生态文明，发展绿色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率先跨入生态文明社会，即可称之为生态社会或绿色社会。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随着工业文明高度发达，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过程和自然界的生态过程已经完全相互交织与相互融而浑为一体。当今维系人类生命和非生命形式的这个濒临失衡的球体上，客观存在的只是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互相作用、互相转化的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当今社会主义也是这样的有机整体，应该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和谐共生共荣的社会有机整体发展形态。您能再进一步谈谈建设生态文明、发展绿色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吗？
刘思华：建设生态文明、发展绿色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和根本任务在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甚至可以说，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首先，不管是狭义还是广义的生态文明之说，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都必须是牢固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人、社会、自然有机整体和谐协调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推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和谐共生共荣、生态自然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绿色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把中华文明建设成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自身和谐协调发展的现代文明形态。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主旨，是实践马克思主义人、社会、自然有机整体和谐协调发展理论的生动体现。
其次，生态文明时代的绿色经济同工业文明时代的黑色经济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后者是建立在人与自然相分裂、社会与自然相互损的基础上；前者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内在统一、社会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上。因此，绿色经济发展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为根本目标，是人、社会、自然和谐共生共荣的现代经济，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代价和社会经济成本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可持续性的和谐经济。
再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生态环境等社会各个领域，各种要素及各个关系之间互相协调、相互融合的和谐发展状态。我曾把这种发展状态概括为：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和谐发展状态，它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人自身关系和谐四个方面的基本内涵。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实际上是人们不断追求和递进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和谐协调发展，并最终达到自身关系和谐发展，实现人、社会、自然有机整体和谐协调发展。正如同志所指出的：“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社会，要贯穿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过程。”
由上可知，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建设生态文明，就是建设生态和谐、经济和谐、社会和谐相统一的现代文明；发展循环经济，就是发展生态效率、经济效率、社会效率相统一的现代经济；构建和谐社会，就是构建生态公平、经济公平、社会公平相统一的现代社会。这样的现代文明形态和经济社会状态，就标志现代中国跨入了生态文明社会。
记者：建设生态文明、发展绿色经济、构建和谐社会是21世纪我国面临的长期艰巨的任务。在这个进程中，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制度基础和体制环境呢？（下转第10页）（上接第7页）
刘思华：只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为建设生态文明、发展绿色经济、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制度基础和体制环境。这是中国经济体制的第二次革命，即经济体制的生态革命。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之所以呈现逆向运动，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初步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未能摆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巢臼，仍然保留着生态与经济相脱离、人与自然不和谐的基本特征，甚至可以说，还是一个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体制，它实质上是建设工业文明的经济体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是沿着工业文明发展“体制化”的方向前行。所以，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克服工业文明发展那种牺牲生态环境的制度与机制，显得勉为其难和无能为力。
在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的国家，各国市场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基本上是以人与自然、生态经济相分裂与对立为特征的，使现代经济运行与发展往往不能反映生态学真理。在改革开放30年间，我国坚持资源配置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从根本上改变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来了空前的经济繁荣，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使我国物的世界大大发展，初步实现由贫穷向富裕的根本转变。但是，初步建立起的现代市场体制没有克服当今世界各国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缺陷，这就是没有超越人与自然、生态与经济相分裂与对立的根本特征，仍然是一种生态外生的非持续发展经济体制，这是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的一个根本方面。它还存在着排斥市场经济体制与运行机制的生态要素，以及市场主体的厂商追求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与发展的尖锐矛盾；从而经济运行不能反映生态学真理，在创造物质生产力、使我国经济发展、日益富裕的同时，消灭了生态生产力，使我国生态资本有效供给不足、生态贫困越来越严重。国内外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与发展正反两方面事实充分表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是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同国家宏观调控与政府监督对经济社会的主导性调控作用相结合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内在地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机制，使生态环境真正成为现代经济良性运行与可持续发展的内生要素与内在机制，就能表现出超越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优势，这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体制即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创新的一个根本方向。
因此，符合生态文明发展的绿色经济发展、和谐社会发展要求的经济体制，是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生态内生经济体制，这就是以生态可持续性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它要求我们必须推进生态掠夺型的工业文明经济体制向生态发展型的生态文明经济体制转变。唯有如此，才能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能反映经济学的真理，又能反映生态学真理，这是建设生态文明和构建和谐社会尤其是发展绿色经济“体制化”的正确方向和重大任务，更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确方向与重大任务。
山西方志对玉米的记载，最初比较简单，明万历至清康熙年间，个别地区在物产中只记录了玉米的名称。乾隆年间，南部的绛县和北部的大同先后对玉米的形态特征做了描述，云“其苗叶胥似高粱，穗如秕麦，叶旁别出一苞，垂吐白须，久则苞拆子出，颗颗攒簇”，[1]光绪年间，山西的一些地方志中对玉米的描述增加了新的内容：光绪六年（1880年）《闻喜县志》记有“玉蜀黍（山地园地艺，补麦缺）”；光绪九年（1883年）《怀仁县志》中记载：“玉蜀黍（不及秋霜，宜广种）”；在民国时期方志中，才见到如“玉蜀黍……颗粒有大小之别，小颗粒晚种合宜，大者宜早种”[2]这样一些对玉米品种和种植技术比较详细的记载。一、玉米在山西的别称及来源玉米的别称甚多，全国约有70余种，在山西有玉蜀黍、玉稻秫、玉高粱、玉秫秫、玉秫、玉茭子、玉茭茭、包谷、玉谷、禹谷、舜王谷、御麦、玉麦、棒子等10多种。在这些别称中，以“玉蜀黍”通行的范围最广，其他别称通行的范围都比较狭窄，如表1所示，称“玉米”的地区只有山西北部的定襄县；称“玉蜀黍”的县份在山西全省各个地区中都有，从北部的大同、怀仁、繁峙，到中部的清源、昔阳、寿阳，再到南部的岳阳、安泽、翼城、襄陵、沁源、安邑、闻喜、绛县、新绛，都做如此称呼；称“玉茭”的地区有北部的定襄、繁峙、河曲，中部的太谷、平定，东南部的襄垣、长子、阳城；称“包谷”的地区有清源、文水、河津；称“玉谷”的地区有安邑、芮城；称“御麦”的地区有阳城和新绛；称“玉麦”的有南部的乡宁和翼城；而其他别称只出现在个别县的方志记载中。同治《建始县志·物产》曰“包谷，山陕曰玉高粱”，在山西大多数地区的方志记载中，玉高粱和玉蜀黍都是一起出现的，这是因为“……谷谱蜀黍，一名高粱，一名蜀秫”，[3]“……关西呼蜀黍为稻黍，今山西平阳、汾州诸郡人，余见其通呼为稻黍也”，[4]“……稷曰蜀秫，又曰茭子，即高粱也”，[5]由此可见蜀黍、蜀秫、稻黍、茭子都是高粱的别称，因为玉米“其苗叶胥似高粱”，[6]所以又被称为“玉蜀黍”、“玉蜀秫”、“玉稻黍”、“玉茭子”。对“玉秫秫”和“玉茭茭”这两个别称，光绪八年（1887年）《寿阳县志》中这样记载：“玉秫秫，茎叶似秫秫，为实大而有光泽，故名。一名玉茭茭，盖秫声之转，而字之认犹之椒菽同，从叔声而异读也。”[7]玉米之所以又被称为“包谷”，大概是因为“结实有皮包之”[8]和“《本草纲目》始入谷部”[9]这样的原因。中国直呼玉米的地区不广，在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区，“包谷”是对玉米最普遍的称呼。玉谷也是玉米的别称，在清人的地方志中，也有禹谷或御谷的。章学诚说：“苞谷一名玉米，一名玉谷，谓合五而六也。”嘉庆《河津县志》：“包谷一名禹谷”，嘉庆《商城县志》也载：“玉蜀黍一名玉谷”。玉谷的称呼多流行于北方。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这样写道：“别有一种玉米，或称玉麦，或称玉蜀秫，盖亦从他方得种。”[10]玉麦之称，在明清两代多见于云南、贵州西部、四川西部、甘肃、陕西中部、河南等地区，另外，安徽、直隶、山东等省的地方志中也有所记载。为什么叫玉麦？据光绪《名山县志》的解释：“粒豆，色黄润如玉，故得玉名”；道光《城口厅志》曰：“麦者，言可磨面如麦也”；道光《新津县志》则说：“玉麦，言其粒如麦也”。看来，果实外形似玉，又可磨面如麦子，是玉麦称呼的由来。表1山西玉米别称及通行县区分布名称|通行地区玉米|（光绪）定襄县玉蜀黍（玉高粱、玉蜀秫、玉稻黍）|（乾隆）大同府、绛县（道光）繁峙县、大同县（光绪）怀仁县、清源乡、寿阳县、闻喜县、盂县（宣统）文水县（民国）昔阳县、岳阳县、安泽县、翼城县、襄陵县、沁源县、安邑县、新绛县玉茭（玉茭子、玉茭茭）|（乾隆）阳城县（嘉庆）长子县（道光）繁峙县（同治）河曲县（光绪）定襄县（民国）太谷县、平定县、襄垣县包谷|（光绪）清源乡、文水县（嘉庆）河津县玉谷|（民国）安邑县、芮城县御麦|（乾隆）阳城县（民国）新绛县玉麦|（民国）乡宁县、翼城县禹谷|（嘉庆）河津县舜王谷|（万历）稷山县棒子|（民国）安邑县表注：括号中朝代系后列府县乡志书的刊版年代。关于“御麦”这一别称的由来，在同治十三年《阳城县志》中这样记载：“以曾经进御，故名”。在两湖地区也有将玉米叫做“御高粱”和“御米”的，大概也是因为玉米曾经是贡品，而在称呼前冠以“御”字。总之，玉米在山西的传播过程中，名称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主要还是继承了玉米来源地的名称。二、玉米传入山西的时间和途径玉米在国内的传播可以分成两个时期，由明代中叶到明代后期是开始发展时期，到明代后期这种农作物已传播到全国近半数省区，清代前期全国各省县份多已种植。在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稷山县志》的《物产·谷属》中列有“舜王谷”，这可能是山西古籍方志中关于玉米的最早记载，和相邻省份对玉米的记载时间相比，山西早于直隶，晚于河南、山东和陕西。另外，对玉米有较早记载的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刊《阳城县志》、乾隆三十年（1765年）刊《绛县志》和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刊《大同府志》。嘉庆、道光年间，南部的长子和河津县，北部的大同县和繁峙县在其地方志中对玉米有了比较简单的记载。[11]但是山西大多数地区的方志对玉米的记载却是在光绪乃至民国时期，即使是主产玉米的晋中地区也是在民国时期才有了关于玉米的记载。光绪十八年（1892年）刊《山西通志》中有这样的记载：“玉蜀黍，亦名玉秫，又名御麦，处处有之”，“……御麦，今潞属广植”，[12]这说明直到十九世纪末，玉米在山西的种植才具有了普遍性（但是在光绪年间的大部分县志中都不见有玉米的记载）。根据以上方志对玉米的记载时间的先后来判断，玉米在山西省内的传播途径是由晋南和晋北同时向晋中地区推进的。情况可能是这样：明朝末年，晋南的稷山县首先开始种植玉米；乾隆中后期，晋南的阳城县、绛县和晋北的大同府等地也种植了玉米；清朝后期，玉米种植分别由晋南和晋北逐步向晋中地区推广；光绪前期，晋南、晋中和晋北都已有了玉米的种植，但分布范围狭小；民国时期，在山西大部分县份的地方志中都可见到玉米的记载了。从玉米最初传入山西到玉米在全省范围内的普遍种植经历了几乎三百年的时间，可见玉米在山西的种植发展是比较缓慢的，其原因应与山西的地理气候条件及有清一代相当频繁的自然灾害有关，尤其是光绪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对山西的影响极为严重。据方志记载，清朝前期的一些年份里山西省境内的任何地区都发生过十分严重的自然灾害：康熙《五台县志》卷八收录阎襄《饥荒行》，引言云：“康熙十九年，太原以北至云中，千里大旱，民饥转徙十之六七，斗米钱数百不得……”；民国《永和县志》卷一《祥异考》载：“（康熙）五十九年至六十年，晋省连遭大旱，永邑更甚……盗贼遍地，饿殍盈野，性命贱如草菅，骨肉等于泥沙。……”；光绪《长子县志》卷一二《大事记》载云：“乾隆二十五年春，大饥，民食树皮草根”；民国《万全县志》《杂记》载：“嘉庆九年，夏无麦，秋无禾，粮价腾贵，麦石价银二十五两，人民离散。十年，无麦无禾，饿死、逃亡过半。”所以，在玉米传入山西的最初时期境内各地区就遇到频繁发生的荒旱。这些灾害的直接结果就是农作物的大幅度减产或绝收，饥不得食的农民或就地饿死，或流离失所，劳动力人口受到了很大损失。玉米虽系耐旱作物，但其生长期中要求高温，蒸发量大，需水量亦多，在降水量不足250毫米的地区，灌溉条件好才能生长。山西南北地理气候条件迥异，农业生产条件差别很大。晋南与晋东南地区在农业生产资源及地理条件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临汾与运城两大盆地土地平衍肥沃，水利灌溉便利，无霜期长，气候较为温暖，因此，农业生产水平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比北部地区略强一些，但该地区一直以生产小麦为主，外来作物玉米还一时无法取得主导地位；晋中地区耕地主要集中于太原和忻定两大盆地，地势平衍，气候适中，水利条件一般化，是山西最为普通的产粮区，但由于人口众多，粮食供给也相当紧张，每有灾害，人口流失也很严重；与南部相比，晋西、晋北地区土地贫瘠，无霜期短，耕作方式落后，水利灌溉条件极度低下，粮食生产完全依赖于气候条件，当地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非常脆弱。所以，清朝前期玉米在山西的传播种植范围和速度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自我朝定鼎以来，迄今二百余岁，中间水旱交咨，在所时有，然或一州、一邑，甚至二、三郡而止，从未有赤地千里，通省旱灾如光绪三年之山右者。……”[13]由此可见，有清一代山西境内的自然灾害就没有间断过，直到光绪初年发生了“丁戊奇荒”这场波及山西全境的特大自然灾害，全省上百个县似乎没有例外地同罹惨祸，山西南部地区受灾最为严重。张鉴衡《寿阳县灾赈碑计》称：“溯自乙亥（光绪元年，1875年）秋雨伤禾，谷米多黑，则晋灾之始也。至丙子（光绪二年，1876年），省南一带，饥谨荐臻，至丁丑，则赤地千里。”[14]山西农业生产条件最为优越的晋南地区尚且如此，更何况自然条件远不如晋南的晋北和吕梁地区，就更没有进行玉米种植的能力了。灾害造成了农业生产力的绝对下降，过半劳动力的死亡和逃移，[15]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光绪前期只有少数县份对玉米做了记载的原因了。“丁戊奇荒”后，在清政府劝荒和招荒政策下，大批外地客民来到山西，补充了严重短缺的劳动力，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产量高而稳定，又具有耐旱和耐瘠特性，适应范围广，高山、丘陵、平原皆可种植的玉米便以很快的速度在山西尤其是晋南地区普及开来，到光绪十八年（1892年），就处处有玉米了。据研究，玉米传入我国的途径有海陆两路：陆路一自波斯、中亚至甘肃，然后流传到黄河中下游流域；一自印度、缅甸至云南，然后流传到川黔；海路则自美洲、东南亚至沿海的闽广等省，然后向内地扩展。这三路玉米传播源逐渐向中国腹地进行渗透并最终融合。[16]从玉米在山西通行的别称来看，山西接受的主要是云南和甘肃两股玉米传播源，因为江浙闽粤等沿海省份的玉米别称绝大多数都尾缀“粟”字、“豆”字，或带有“芦”字，山西对玉米的别称却不曾有这样的字，而是像陕西一样称为“玉蜀黍”，像云南一样称为“包谷”，或像河南一样称为“玉麦”。这两股玉米传播源相继抵达山西之后便开始融合，这种融合大概结束于光绪初年，其表现之一是在同一地区具有指示两种玉米传播源的别称，如地处山西中部的文水县，在其光绪九年（1883年）刊的方志中既有标志云南传播源的别称“包谷”，又有标志甘肃传播源的“玉桃黍”[17]；表现之二是这时的地方志中也往往罗列多种玉米别称，如光绪十八年（1892年）刊《山西通志》记载，“玉蜀黍，亦名玉秫，又名御麦，处处有之。”[18]玉米是如何传入山西的，由于缺乏相关的历史资料，不能确切考证。但根据山西在明清时期的情况推测，玉米引种到山西的途径可能有两种：一是由当时在外省的山西商人把玉米种子带回到山西，经过本地农民试种获得成功，继而在山西各地推广开来；二是外省客民流落到山西开垦荒地的时候，种植了在家乡时曾赖以糊口的玉米，收成不错，山西的农民也开始种植。关于山西商人的经商活动情况，清代大学者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有这样的记述：“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19]山西人经商以商品的长途贩运为主，明朝中叶以后，山西商人大量地向淮浙地区移居，逐步进入了全国范围的流通领域，南北各地都有其足迹。如山西票号总号所在地的太谷县，“自有明迄于清中叶，商贾之迹几遍全省。东北至燕、奉、蒙、俄，西达秦陇，南抵吴、越、川、楚，俨然操全省金融之牛耳。”[20]明代山西商人在四川、云南、陕西、河南及新疆的经济活动史料中多有记载：山西潞泽二州是与三吴、越闽齐名的丝织专业区，“东南之机，三吴越闽最夥，取给于湖茧；西北之机，潞最工，取给于阆茧（阆指四川保宁府阆中县）”,[21]“潞绸所资来自他方，远及川湖之地。”[22]潞泽丝棉织物的染色，对颜料的需求很大，因而丝绵生产又推动了山西颜料商的发展。山西颜料商见于碑刻记载的有平遥和临汾县人，主要在京城、通州经营，所售颜料出自本地，或是贩自四川。日升昌票号前身山西平遥县西裕成颜料庄“所贩颜料中，有铜碌一种，出四川省，因自行重庆府制造铜碌，运至天津，以备销售，亦甚获利。”[23]明代，随着山西盐商在国内地位的日益显赫，河东盐销往“陕西之西安、汉中、延安、凤翔四府，河南之归德、怀庆、河南（今洛阳）、汝宁、南阳五府及汝州，山西之平阳、潞安二府以及泽、沁、辽三州。”[24]山西商人有明以来就参与了西茶市与西番的交易（交易地点在碉门、黎、雅抵朵甘、鸟思藏）。弘治十六年（1503年），明朝大臣杨一清向朝廷提出招商买茶，让茶商与西番直接交易，“自弘治十八年（1505年）为始，听臣出榜招谕山陕等处富实商人，收买官茶五六十万斤，其价依原定每千斤给银五十两之数，每商所买不得过一万斤，给与批文，每一千斤给小票一纸，挂号定限，听其自出资本，收买真细茶斤，自行雇脚转运。”[25]我们没有发现山西商人在甘肃的活动资料，但在张掖、武威见到过山陕会馆和山西会馆的遗址，虽然已经破败不堪，却能充分说明山西商人在甘肃曾经有过长期的经营活动。四川、甘肃、云南、陕西、河南、新疆都已在明万历之前先后开始种植玉米，[26]在山西商人与这些省份频繁的经济往来中，玉米传入山西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按照晋商的经营习惯，分号与总号之间在人员和货物上的往来都异常频繁。另外，我们将玉米传入山西的时间、最初传入地与山西商人的发迹期、最初发迹地做一比较，发现在时间和地域上两者都相当吻合。如前所述，山西古籍方志对玉米做最早记载的是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的《稷山县志》，稷山在明代隶属蒲州。而山西商人在全国取得显赫地位是在明代弘治至万历年间（1488—1619年），晋南的蒲州、平阳一带则是山西商人最初的发迹地，明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沈思孝在其《晋录》、明万历进士王士性在其《广志绎》中都曾指出：“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这两个事件几乎是发生于同一时间、同一地域，为我们的推测又提供了一个佐证。从明朝初年开始，山西一直是中国北方一个重要的移民输出地，但同时也有不少的外地客民流落到山西求生，“在僻远的州县，不少外地客民早已在当地从事耕耘”，[27]这些州县有隰州、吉州、岚县、岢岚、临县、永和、浮山、岳阳等。光绪六年（1880年）刊《续修岢岚州志序》中提到当地的客民问题：“第山高土瘠，绝少平原，地广人稀，苦无产殖，土人俭而不勤，业农贾者率多他乡外省之人，以故直、豫、秦、陇、川、楚客民错趾于境，来往靡常，而客富于主，又人丁欠旺，恒以外姓继螟蛉，岂五行有所克制欤？”由此可见，进入到山西的客民来源相当广泛，河北、河南、陕西、甘肃、四川、湖北等省份都有，他们在山西定居之后，勤于稼穑，善于商贾，所以玉米也有可能由这些客民引种到山西。当然，玉米引种到山西的这两种途径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有可能兼而有之。总之，明清时期山西人口的频繁流动对玉米这种高产作物的引进和推广起了决定的作用。三、玉米在山西的生产概况和经济作用清代山西有关玉米单产的记载极其罕见，根据表二所示民国时期山西玉米的平均亩产量，可推测清末整个山西玉米的单产水平在40公斤左右（1914年山西小麦平均亩产是44.2公斤[28]）。玉米作为逐渐推广的作物，其种植面积在清代变化较大，但清代末年的情况可以参照民国初年的情况作些粗线条的估计。如表2所示，估计到清朝灭亡时，山西每年至少有150万亩耕地种植玉米，以40公斤的单产计，清末山西每年可产玉米60000吨左右。表2山西玉米播种面积、产量及亩产年代玉米播种面积（万亩）总产（吨）亩产（公斤）1919年153.375420491947年663.4250200401949年536.5646395086资料来源：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西通志·农业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52页。在清代各县方志中虽然很少见到对玉米产量的记载，但到光绪以后，玉米成为“山农之粮，视其农欠”，[29]“为本地人之副食物，其出产亦颇不少，麦后种之，亦为秋粮之一”，[30]可见，玉米以其高产的特性在山西一些地区的粮食作物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尤其是晋东南的潞安府，“今潞属广植，每炊必需”。[31]民国27年（1938年）《平定县志》记载了当地玉米的平均年产量，约为183750石，同时还记载了粟的年产为91875石，豆为18375石，高粱为36750石，小麦及其他年产约为36750石。[32]可见，抗战前夕玉米是平定县年产量最多的粮食作物。到1949年的时候，玉米在山西的播种面积为536.56万亩，年产量为463950吨，虽然只占到山西粮食作物总播种面积的8%，但在山西主要粮食作物的总产量中却达到17.9%的比例，[33]如表3所示。表31949年山西主要粮食作物产量比例作物玉米谷子小麦薯类高粱比例17.9%29.2%23.4%13.3%11.0%资料来源：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西通志·农业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32页。根据以上玉米在山西的生产情况来看，玉米在山西的传播和推广对当时粮食的增产是有极大意义的：首先，玉米耐旱，能够适应北方的旱地，种植玉米可扩大耕地面积。山西农田一直以旱地为主，清代旱地面积占到总耕地面积的95%，约有65400万亩的荒山荒地尚待开发。[34]同治十二年（1873年）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山西耕地面积从53,285,401亩增至56,609,070亩，[35]增加了300多万亩，和当时玉米种植的推广可能有一定的联系：其次，玉米是一种优异的高产作物，种植玉米可“种一收千，其利甚大”。[36]对处于封建剥削压榨下的大多数农民来说，通过推广特别高产的外来农作物比改良土壤或培育新的品种更容易提高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总之，玉米的推广，既扩大了耕地面积，又提高了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因而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食粮，特别是有助于“丁戊奇荒”之后山西农业生产的恢复和民食问题的解决。玉米在山西的推广种植不仅促进了粮食的增产，还间接地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玉米本身用途广泛，既可当粮，又可充作手工业原料，对山西农户来说，用玉米酿酒和养猪在光绪时期已是极为普遍的事情，“酿酒磨粉，用均米麦。瓤煮以饲豕，杆干以供炊，无弃物”。[37]玉米的传播种植对山西社会经济生活所起的推动作用远不止以上所述内容，还需我们做进一步地研究与探讨。注释
[1]乾隆四十七年《大同府志》，卷1，《物产》。
[2]民国18年《翼城县志》，卷8，《物产》。
[3]山西省农业厅农业志编写组：《山西方志物产综录》，1995年，第39页。
[4]同上。[5]同上。
[6]光绪十八年《山西通志》，中华书局，卷100，《记六之二·风土记下》。
[7]光绪八年《寿阳县志》，卷3，《物产·谷属》。
[8]宣统元年《文水乡土志》，卷8，《植物·第六课》。
[9]光绪十八年《山西通志》，中华书局，卷100，《记六之二·风土记下》。
[10]徐光启：《农政全书》，卷25，《谷部上》。
[11]嘉庆二十一年《长子县志》，卷3，《物产·谷属》；嘉庆《河津县志》；道光十年《大同县志》，卷1，《物产》；道光十六年《繁峙县志》，卷3，《物产·谷类》。
[12]光绪十八年《山西通志》，中华书局，卷100，《记六之二·风土记下》。
[13]光绪《增修祁县志》，附李芬《捐赈人名序》。
[14]光绪八年《寿阳县志》，卷11，《艺文志上》。
[15]参见安介生：《山西移民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2页。
[16]参见陈树平：《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第187~188页。
[17]光绪九年《文水县志》，卷2，《物产·谷属》。
[18]光绪十八年《山西通志》，中华书局，卷100，《记六之二·风土记下》。
[19]《阅微草堂笔记》，卷23，《滦阳续录五》。
[20]安恭己：《新修太谷县志序》，见民国《太谷县志》
[21]徐光启：《农政全书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36页。
[22]顺治《潞安府志》，卷1，《物产》。
[23]《晋商盛衰记》，太原监狱石印，民国12年，第9~10页。
[24]《明史》，卷8，中华书局点校本七，第1933页。
[25]《杨石淙文集》二，见《明经世文编》（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79页。
[26]参见陈树平：《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第189页。[27]安介生：《山西移民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页。
[28]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西通志·农业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39页。[29]光绪十八年《山西通志》，中华书局，卷100，《记六之二·风土记下》。
[30]民国18年《新绛县志》，卷3，《物产》。
[31]光绪十八年《山西通志》，中华书局，卷100，《记六之二·风土记下》。
[32]民国27年《平定县志》，卷2，《物产》。
[33]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西通志·农业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52、232页。
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⑥马克思还说：“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⑦请注意，马克思所讲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应该是劳动者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前提下，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的（个人占有）、不用以奴役他人的社会产品的所有制度。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完全实现这种形式，但是应当提倡，应当有所落实，应当逐步增加。如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
⑧很明显，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公有制，由公有制所衍生的各种制度，诸如按劳取酬、人民当家作主、有组织有合理计划地进行生产等等，都是社会主义应有的。中共十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发展要求的，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也就是说，不仅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那里，有大量的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知识、论述、观点、方法，包括对脱离正确轨道的错误进行批评、批判。中共十再一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时至今日，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问题上仍然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不讲社会主义大原则，那是不应该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提出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历了好几个阶段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是渐进式的，并不是一蹴而就。在这整个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很多不同的声音。其中，不知道社会主义为何物；社会主义是迷迷糊糊的；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企图、建议和要在具体上，拿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这个不可或缺的“帽子”；不断企图以西方经济学替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断加以责难。而且，这种声音、这种态势，还是有一定市场，有不小威力和感召力的，甚至成为了某些“主流”经济学家的“主流”声音。以至于使我们的某些鉴别标准、某些决策权在一定程度上让渡给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专家智囊”、资产阶级学者，这是很不正常的。我们应当拥有一个极为简单而又清晰、坚定的认识，那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基础上，利用市场经济的形式和办法，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来推进经济发展。离开社会主义，就无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那种没有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至少是少了一些人民的味道，少了一些人性，多了一些奴性，多了一些铜臭。从根本上说，这不符合我们民族的利益，不符合国家利益，也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不需要没有半点社会主义滋味的所谓市场经济的。要是还有谁“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请到马克思主义那里去寻找，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是足够人们认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了。何况中共十又一次全面地描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们都应该通过学习，学习，再学习，去提高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
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是坚持为人的自由发展服务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理想中提出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设想，当然只是一种设想，是理想，还不能成为现实。但是需要人类的努力，一步一步去实现。这是搞民主革命、搞社会主义革命、搞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的方向性问题。也是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培育和不断增加的问题。应该说，共产主义社会是个实现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文明、富裕、和谐的社会。而这个社会，不能是凭空而来，而是靠建设积累而成，是靠社会主义因素的不断增加、积累、壮大而成的。因而恩格斯有“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的感叹。因为随着社会主义因素的增加，整个社会主义社会都在变化，今天已经不同于昨天，明天又要有异于今天。但是，不管如何变化，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都是不变的。也就是说，不管社会如何变化，总是朝着人的自由发展的方向前进。在前进的过程中，你不管采用什么方式和方法来推动发展，有一条不变的大原则，就是要为人的发展服务。当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能是例外。这不仅仅是理论，更是发展的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生存，是人的出发点，是基础，同样也是发展的出发点和基础。人是要生存的，没有人的生存，便没有人类社会的一切。然而，只是生存，并不是美好的人生，甚至不是人生。美好的人生应当创造价值，创造对人类、对社会有益的价值。怎样去创造价值，用什么形式、用什么办法去创造价值，从而让社会得到健康发展，建立起文明、融洽、协调、和谐的社会，这才是人们需要认真思考和积极行动的。市场经济在客观上具有促使社会资源配置趋向合理和促使各部门各行业企业内部节约社会资源的功能，是一种能够有效利用社会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形式和办法。然而它同时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它的自然发展并不会自动地形成完善、合理的市场秩序和市场规则。它的所谓效率和逐利原则，会造成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协调、不和谐。这同人的自由发展是相悖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这就是说，人的第一需要是物质生活，并不是利润和金钱。然而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却是追逐利润，是尽可能高的利润率，它是以金钱来衡量的。这显然同人的生存和发展要求有所不一致。尽管人们可以说追逐利润是为了更好更高质量的物质生活。但是人们不可忘记了，社会的发展不可能让人人都可能收获超额利润，要懂得人人都去追逐高额利润的后果。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告诉过我们的。我们不妨引用一个现实的例子，据人民日报主管、环球时报主办的《讽刺与幽默》2014年4月4日第6版发表了徐辉冠先生题目为“征地，农民不能成了‘牺牲品’”的文章。文章说：“因征地、拆迁而发生的‘命案’在最近几年有越演越烈之势。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深化，城镇开发的一步步扩容，涉及乡镇、农村土地的征地、拆迁问题随之增多。因征地、拆迁导致的冲突也就日益激化，命案的发生也就随着冲突的级别递增而悲剧降临。最近发生在山东平度市的‘纵火命案’就是其中一个典型。虽说纵火犯已被缉拿，可留下来的问题，征地的合法性、当地村民的知情权等依然悬而未解。从某种程度上讲，农民是弱势群体，他们没有太多的资源和能力为自己争取利益。眼睛里看到的更多的是当前的实在利益，尤其是土地的利益。土地，对于农民而言，就是命根子，没有了土地，在社会保障系统没有足够保障力的背景下，他们的生活难以保障。
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就好比失去了命根子，为此而拼命，从情感上讲，可以理解。而一些地方政府打着各种旗号，动不动就征地、拆迁，在信息沟通不畅、赔偿款、土地出让收益金等没有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往往就采取了‘野蛮’式的‘强征、强拆’行为，这些充满‘火药味’的举动，容易引起农民的反抗，想让农民心甘情愿配合征地和拆迁，那是难上加难。三农问题研究专家中央党校研究员曾业松认为，‘一些地方打着‘公共利益’旗号随意征地，动辄废除农民的30年承包经营合同，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征地的公共利益不明，信息不透明，随意圈占耕地的现象就很难遏止’。自2000年始，福州市实施‘东扩南进’的城镇化战略。仓山区（潘墩村在该区）是实施‘东扩南进’的重要区域。福州市土地发展中心征收潘墩村313.7亩土地，每亩补偿费8万元，而福州市政府拍卖九龙州（属于潘墩村）289亩土地，获得出让金17亿多元，每亩合588万多元。8万元与588万元，如此悬殊的差价，农民利益受损程度可想而知。据人民日报报道，‘自2013年1月18日发生区、镇、村干部带人抢地打人事件之后，潘墩村村民为保护土地，每天轮流看守九龙州。同年6月26日、27日，仓山区警方抓走了12位村民，3位村民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予以刑事追究。据了解，此案结案最后期限是2014年3月10日，但截至记者3月25发稿之日，此案仍未审结。’征地、拆迁引发的冲突，在神州大地已‘上演’多年，如何在保护农民土地利益前提下进行开发，是个待解的命题。”这里引用的例子本身并不重要，我们想说的只是，在市场经济的逐利规律作用下，这种行为是非常正常的，无可厚非。如此悬殊的利差，政府不拿，到了开发商那里，他们也不会推辞，不会客气。问题在于这种市场失范的情况要不要纠正、能不能纠正、由谁来纠正？市场本身是不可能对此有作为的，市场经济本身对此大概也无能为力。还必须由人为的力量来纠正。当然，个人、某个集团同样纠正不了，只有拥有权力的政府方有这个能力。问题是政府也已经逐利，已经在与民争利。
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形式、办法、手段，还能用吗？对人民来说，这种形式、办法、手段还会有积极意义吗？这种情况，应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中发生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不同的涵义，它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下，用市场经济的形式和办法来促进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它不仅坚持了公有制为主体，在分配上坚持按劳分配和多种要素共同参与分配的形式，完全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形式，而且把进行宏观调控完全建立在全体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基础上。这就是党中央反复强调的、人们经常津津乐道的“以人为本”的深邃涵义。这就是要把坚持为人的自由发展服务，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丢掉了、丧失了这个基础，就无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这里有必要提出来的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这个“自由”，是在坚持秩序、纪律、法制下的自由，是有益于社会公共环境的自由，绝不是以影响和伤害别人，甚至是影响和伤害整个社会的自由。上述征地、拆迁的例子，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为和办法，不是“以人为本”。相反地，会对社会主义形象产生消极的作用，让人民产生对政府不信任的思想，让人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和有了抵制心理。因此我们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是要坚持为人的自由发展服务，首先是要为人民服务，要为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离开了人民群众，实际上与民争利，不管你的理由有多充分，宣扬得多么迷人动听，任你讲什么“高效率”、“前景好”、“快富裕”，都不是社会主义的！
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做好两个结合
中共十报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由此，我们更加清楚，市场、市场经济，都只是发展经济的一种方式、方法、手段。而在运用的过程中，我们只能是利用和充分发挥它的对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具有积极意义的因素和作用方面，而不是统统照搬，同样实施。要知道，市场经济毕竟是资本主义创造的发展经济的形式。是资产阶级创造生产力发展奇迹的最拿手的手段。我们认为，在当今形势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按照我国国情，做好两个重要的“结合”。一是做好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社会主义是方向，是内涵，是基本前提，是根本。市场经济是形式，是办法，是行动措施，是手段。二是经济发展要与人的发展结合。经济发展是表象、是要求、是目标之一，人的全面发展是目的、是根本、是立足点、是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