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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税收文化定义
税收是一个极其古老的财政范畴。夏朝的贡，商朝的助和周代的彻就是中国税收的起源形式，而标志着中国税收成熟的则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欧洲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也已经出现了税收的雏形。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税收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即产生了国家之后的产物，同时它也是私有财产制度和国家相互作用的必然产物。因为私有财产制度需要国家这个暴力机器来维护，而维持国家这个机器正常的运行必须得有一个保障，这就产生了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的税收。
对于税收的定义，古今中外学者给予若干表述，这里不一一赘述，仅举一例：税收是政府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凭借其政治权力，强制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1]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税法.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1]。
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2]夏征农主编.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2]。”
高培勇曾引用辞海“文化”含义，说：“税收文化可以解释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围绕税收形成的精神财富的总和。它既是传统的，又是与时俱进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自己传统的税收文化。同时，税收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制度的变革而不断地处在演进的过程中。” 吴俊培则认为税收文化则是一种围绕税收形成的意识形态。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陈东琪认为税收是人类的一种经济行为，税收文化则是研究税收这种经济行为的行为，所以文化在这里可以说是行为学方面的东西。他强调研究税收文化，更重要的应该从纳税主体——纳税人的角度来进行。这些是国内一些主流学者对税收文化的定义描述。
二 中西税收文化比较
说到现代税收文化，笔者认为它不仅是对传统的、历史的税收文化进行重新思考和重新审视，对当今国内税收文化的洞察和总结，更有对西方税收文化的旁观与借鉴。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财税体制越来越规范、税收征管越来越完善、税法也更普及以及纳税人和税务人员素质不断提高，我国公开、公平、公正的税收法制环境也逐步取得成效并初步形成了良好的税收文化。但是，税收文化的混乱和滞后现象依然很严重。第一，纳税人与征税人的地位不平等，从而由于征税方权利大于义务而带来的征税权的随意性和纳税人义务大于权利而带来的纳税意识的漠然性。第二，我国税收体制环境存在许多问题。首先是“抑商”的文化传统阻碍了税收文化的完善。其次是在改革以前的苏联模式的财税体制下，税收作为国家的一项职能被异化为国家主义的机制，其后又出现了非税论和税收万能论的思潮，使我国对税收的职能始终界定不清，税收文化更是无法发展[[3]朱云飞，刘军.税制改革与我国税收文化的完善［J］.经济论坛，2004，（20）：93.][3]。而目前的各级政府间税权关系不清及政府与国企关系理不顺依然未能提供一个促进税收文化发展的体制环境。第三，税收立法工作的滞后和税种体系结构的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税收目标的实现，不利于良好税收文化的形成。
上述严重的税收文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传统税收文化影响的结果。中国儒家讲究人治，强调德主刑辅，正是这种思想使长期以来中国的税收制度具有随意性，不重视税收法律主义，很难做到依法治税，出现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而西方奉行依法治国思想，如柏拉图晚年提出“法治国”方案，卢梭认为法律是公意的体现，从而以此为根源的治税思想要求一切涉税活动以法律为标准，正真树立了税法的威严。另外，中国封建政府没有对民众提供出什么公共物品，人们的朴素税收理想是“三十税一”、“轻徭薄赋”等，还有就是不敢最先惟恐最后的中庸思想和攀比心理，结果是你偷我也偷，不偷白不偷[[4]李玉红， 陈新宇.中西税收文化比较［J］.共商税是，2005，（9），40.
][4]。而在西方，不懂税法，甚至违法、偷税是一种不道德的象征，这也是偷税行为在西方社会中普遍受到谴责和蔑视的原因。
三 税收文化的内容
一般意义上，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部分。三者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税收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也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一）理论层面
税收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所建构的税收制度、税收思想、税收管理和税收文化观念的总和。税收文化建设，首先应从理论上入手，进行税收文化理论的研究，以此引导税务人员的理想、思维、价值观、行为准则等。第一，要从理论上正确界定税收文化的涵义，加强理论研究，提高人们对税收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第二，围绕税收与文化的主题，对诸如税收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公共关系学等的关系问题开展理论论证，宣传和树立税收文化观念，激发人们对税收文化的兴趣，加快税收文化理论建设的步伐。第三，在完善我国税收文化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外来税收文化中的税收道德观、价值观，结合中国国情加以分析和利用。
（二）制度层面
税收文化制度是税收文化的核心和准则，它既通过固定的行为规范，推动税收理论文化的发展，又将其成果作用于税收文化的行为。税收制度文化包含税收法律、法规的建设。通过建立统一的税法，使收税人克服执法的随意性，真正做到依法治税。对于纳税人来说，税法的严肃性是以全社会必须遵守为准则的，依法纳税风气也要在税收制度文化建设中逐步形成。另外，税收制度文化建设还涉及到税务系统本身的制度建设问题，如行为规范制度、廉政建设制度、监查处罚制度等。税收文化制度的制定要体现合理性、先进性、可能性，应能提高整个税务人员的思想、道德素养和业务水平，重视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把培养税务人员的群体意识和良好的工作作风作为税收文化制度建设的重点。
（三）行为层面
税收文化行为 是税收文化理论导向的结果，是税收文化制度约束的反映。税收文化行为是税收文化最真切的内涵，它反映着税收人员的品德、语言、仪表、工作作风、人际交往、娱乐方式等。进行税收文化行为建设要注意两点，一是塑造税务人员良好的形象。税务人员代表国家履行职责、行使权力，与众多纳税人直接接触，其形象如何，关系到整个税务机关及党和政府的声誉。二是加强税务人员职业道德的建设。税务人员如果缺乏职业道德，缺乏政策观念和纪律性、原则性，在复杂的执法环境中就会胡征滥罚，为所欲为，所以要加强其职业道德建设，使税务人员具有良好的道德规范，秉公执法，文明征税。行为建设是税收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税收文化要达到的终极目的。从全社会角度来说，税收文化建设要使全新的纳税观念深入每个公民的脑海，形成在纳税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氛围。对税务机关来说，税收文化建设使税务人员在正确的价值观指导下，提高自身素质和服务水准，赢得纳税人的尊敬和信任支持。
税收文化所要求的是在共同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的基础上，将税务人员的思想、作风、行为统一起来，成为税务机关自我控制、自我约束的内聚力。上述三者中，税收制度是税收文化的基础。从治税思想到税制的建立，从税种的开征到税收的管理，从征纳双方的相互关系到税收对政治经济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孕育庞大税收文化体系的胚囊。因此，没有国家的税收制度也就没有税收文化。一个缺乏文明的税收制度不会产生引导社会进步的税收文化，它的价值取向也无法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当然，税收文化是税收管理的高级形式，就像企业文化是企业管理的高级形式一样。
四 税收文化的特征
税收文化不同于其他文化.具有以下五个鲜明特征:
（一）税收文化的导向性
不同的行业文化有不同的价值观，有不同的管理制度，有不同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税务部门通过制度、文件等形式，把本系统的价值标准、职业道德的要求告知税务干部，引导税务干部的心理、性格、行为，即在对个体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起导向作用的基础上，从而对税务部门整体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具有导向作用。
（二）严肃性
税收文化是法制文化的一种其外在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本质是弘扬税法必须庄重、高雅、严肃。
（三）独特性
税收文化是围绕税收活动而产生的精神产品具有行业的特质。
（四）广泛性
建设税收文化必须动员全系统的每一个机关、每一名干部都来参与动员社会各界都来参与.不能仅仅局限于专门机构和少数人。
（五）传承性
一方面需要税务干部一代一代地言传身教、日积月累、不断积淀，另一方面也需要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与时俱进勇于创新.跟上发展步伐.体现时代特色。
（六）长期性
文化需要丰富的底蕴需要长期积淀。建设税收文化不可能一缴而就必须长期坚持.一以贯之抓反复反复抓。
五 税收文化的功能
和以往的有关税收理论相比，税收文化既从市场经济的建立，也从社会整体协调发展的文化角度，提出构建人文支点的税收理论。税收文化是从更高的文化层次上去认识税收与经济的关系，税收与社会的关系，税收与人的关系。因此税收文化应对税收文化的基本功能有所了解。
（一）导向功能
税收文化的导向功能主要是指税收文化强调重视人的因素，重视挖掘人的潜在能力和重视人的心理的研究。税收文化认为人的管理是管理的核心，从而强调建立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制度的思想，这对于我们建立科学的税收制度和管理理论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调动了征纳双方积极性的税收文化，表达了一定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共同遵守的信念，它引导每个成员接受核心化的意识形态的共同价值取向，即纳税是光荣的，偷漏税是可耻的价值标准。使每个人意识到自己的义务和责任，自觉地遵守税收制度方面共同的准则，形成一致的行为取向。
（二）激励功能
激励的手段一般有以下几种:
目标激励——设置科学的目标，激发和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
领导激励——通过领导的以身作则，激发广大干部职工的自觉性;
压力激励——通过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情感的沟通、交流，相互了解，愉快合作;
榜样激励——通过榜样的示范作用，激发出上进心。税收文化建设作为促成整体优势的内在要素和整合性机制，促使税收新秩序尽快得以建立，使良好的国民纳税观念尽快得以形成。从税务机关建设来说，税收文化以文化为手段，创造出人人都受重视和尊重的氛围，注重培养税务干部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激励每个成员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税收更好地发挥调节经济，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
（三）凝聚功能
文化具有一种强有力的凝聚力量，它可以使拥有同一文化价值观的成员产生认同和归属感。提倡税收文化可以激发起税务人员加强自身素质建设的要求，共同的价值观把不同性格、不同情感的税务人员团结在一起，成为文化素养高、廉洁奉公的国家公务人员。税务机关具有强大的合力，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完成税收任务。税收文化建设使广大公民的纳税意识得以加强。在共同的价值标准的支配下，依法向国家履行纳税义务的整体意识的逐步形成，便会使整个社会法制程序和文明水平迅速提高。税收文化提高了人们的认识，表现出一种强有力的凝聚功能。
（四）规范功能
税收文化可以通过共同的信念、共同的职业道德标准，对税务机关形成一种规范的力量。它具有使每个成员进行自我教育的作用，可以使每个成员自觉地约束、规范自己的言行，自觉地遵守职业道德，依法治税，廉洁奉公，做到文明征税，使国家税收任务通过税务人员的努力能够顺利完成。
（五）综合功能
税收文化在税收实践中是不能离开社会文化的。它的存在涉及到政治文化、经济文化、法律文化、行政文化、心理文化等范畴。与诸种社会文化现象相关联。税收文化在实践中，融合了其他文化形式的力量，综合为自己独特的文化现象。由此看来，税收文化对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六 新时期税收文化的建设
如今世界处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恢复期，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际，我国的税收文化对内起着培育政治合格、业务过硬、纪律严明的税务管理者的作用，对外则承担着构建依法治税、诚信纳税的税收外部环境的重任。税收 文化该如何建设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笔者的建议如下：
（一）抓紧理论研究
通过整理中国的传统税收文化典籍，借鉴国外的先进税收文化理论，结合当前税收实际，大胆探索，创新理论，逐步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税收文化的科学理论体系。为解决税收文化建设人才奇缺的现实问题，应考虑在相关的大专院校设立研究科目，开设相关学科专业，丰富理论研究内容。
（二）优化载体工程，丰富先进税收文化的创建形式
通过加大税收文化基础设施投入，切实建设好图书馆、阅览室等学习教育场所，以及俱乐部、游艺室、运动场等文娱活动场所，把工作重点转向基层；并有组织地开展各种有效的创建活动，优化媒体，增强吸引力，使先进的税收文化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播。
（三）以税收工作为中心，提高税收文化的内在质
税收文化同税务工作是密切联系的。坚持以税收文化为依托，带动其他工作的健康发展，建立良好的工作秩序。即建立一整套以税收管理为核心、党政管理为基础、其它制度为辅的规草制度。领导班子要敢于坚持原则，开拓奋进，承担责任，从实际出发，对全体工作人员负贵。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与关心群众生活、
注盆工作方法联系起来，使税务干部树立起关心政治、积极参政议政的良好风尚。
（四）推进艺术创新，繁荣税收文艺创作
税收文化艺术是先进税收文化的最佳表现形式，对人民大众接受先进税收文化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通过在税务系统发掘人才、在社会上吸纳人才、请艺术院校培育人才等形式，不断壮大税收文艺队伍。并切实提高税收文艺创作的精品意识，及时重奖“优秀税收文艺作品”，大力繁荣税收文艺创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税收文化不断引向深入。
1、税收文化的含义
迄今为止，在财税著作中还很少发现税收文化的概念，它似乎是1个带有感彩的时尚新词，然而税收文化的历史同国家1样悠久，因为有国家就必须有税收收入，有税收收入就必然会形成税收文化。然而，目前在我国对于税收文化的含义尚无1个统1的观点。1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税收文化是税收人员在长期税收实践中形成并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职业道德和职业理念的总和，具有潜移默化的教育管理功能。这种观点把税收文化看成是1种行政管理文化，认为税收文化的目的即是使广大税务人员形成1致认同的精神追求、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调动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提高税务人员的素质。另1种观点认为，税收文化是指公民纳税意识的提高从而促使纳税人能自觉的依从税法。这种观点认为，在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广大纳税人缺乏税收意识，税收文化的目的即在于使纳税人自愿依从税法，消除税收文盲现象。还有人把税收文化理解为税收的历史轨迹，典章制度，言论著述，教育培训以及在文学艺术上的反映。
以上3种观点都强调应从我国税收征纳的实践去把握税收文化的概念。但前两种观点把税收文化的概念分别局限于强调征税人的管理和纳税人的税收意识，而第3种观点又过于强调税收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忽视了税收文化的内在要素构成。实际上，“税收文化”可以分解为“税收”和“文化”两部分。文化，从社会存在的意义上说，就是历史演进过程的沉淀及其轨迹，量化为所谓传统文化，质化为所谓文化传统。而税收作为1个历史范畴，它的历史轨迹映印着国家权力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步履和足迹。因此，由不同的历史土壤滋生和催长的税收实际上承载和积淀着极其深厚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逐渐衍生为特定的税收精神，形成特定的社会心理和税收环境。这种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围绕税收而形成的并影响国家税收的全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总和就是税收文化，它包括财税体制、税收法规、税收监管、税务人员和纳税人等要素。显然，分析我国的税收文化必须考虑我国税收文化的历史，即我国的传统税收文化。
2、我国的传统税收文化
我国的税收文化历史悠久，“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司马迁语），说明随着中华民族第1个国家—夏朝的建立，为满足国家财政运转需要的赋税也随之出现。从税收制度的雏形（夏商周的贡助彻）到税收制度的确立（鲁国的初税亩），再到税收制度1系列变革（战国的租赋制，隋代的租调制，唐代的两税法，明代的1条鞭法），传统税收的根本制度和主要精神基本保持不变，从而积淀成我国的税收文化传统。
（1） 我国传统税收文化的优点
在我国几千年的税收文化中，有许多值得肯定的传统。有“富民强国”的民本主义思想，如“仁政惠民”、“与民休息”等；有重视税源涵养的思想，如用财、聚财、生财的3财之道治税理论等；有强调税收促进生产发展的思想，如轻赋薄徭、以农为本等；有发挥税收的社会调控功能的思想，如实施均输平准、设立常平仓等。
（2） 我国传统税收文化的弊端
我国的传统税收文化植根于中国宗法社会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和大1统中央集权的政治上层建筑之中，因此，中国宗法社会特有的家国同构造成的政治伦理化倾向对传统政治文化和税收文化影响颇深，由此造成的我国传统税收文化的弊端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弊端之1是作为税负承担者的社会成员和拥有征税权的政府之间的权利、义务的不对等性。古代中国是1个封建君主专制的臣民社会，统治者与百姓是君臣关系，统治者至高无上，庶民伏地称臣。在这种“家天下”的宗法社会里，税收被认为是作为“子民”的臣民对作为“父母”的君主的无条件的供奉，是无权利的义务。同时，立法权操持在君主1人手中，君主可以无需争得公民同意、无需承担什么义务而任意开征新税。弊端之2是征税权力的人治特征和随意性。与纳税人形成的“皇粮国税”非交不可的强制性义务观相反，对拥有立法权、征税权的权力者而言，法只是手中把玩的道具，因而出现所谓“人情大于王法”等现象。由于征税与纳税体现了1种君父和臣民般的身份，因此，不纳税成了有地位、有身份的象征，皇亲国戚或功勋显著者就享有免税特权，这更巩固了人们对不纳税身份的崇拜心理，并逐渐形成了对税收的片面认识，认为税收如同洪水猛兽，收税就是苛政，只有“不纳粮的闯王”才值得欢迎。弊端之3是重农抑商的农本主义特性。我国自春秋战国以来，政治家的主流思想1直强调农业为本，工商为末。在税收上就是限制农民弃农经商，对工商业课以重税，并在各方面加强对商人的压制和剥夺。这种农本主义特性加上我国文化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使商人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严重压抑了商品经济的自然发展。
3、我国税收文化的现状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210多年来，在汲取我国传统税收文化中优良因素的基础上，随着财税体制的规范、税收征管的完善、税法的普及以及纳税人和税务人员素质的提高，我国公开、公平、公正的税收法制环境逐步取得成效，良好的税收文化已在我国初步形成。然而，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作为政治文化1部分的税收文化也随着经济体制的变迁而处于变革之中。由于税收文化是由1系列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等要素构成的，当这些不同要素的发展速度不同时，就会出现税收文化的混乱和滞后现象。在我国税收文化传统中的不良税收文化因素尚未清除的情况下，这种现象就更加明显。
（1）纳税人与征税人的地位不平等
在现代民主国家里，纳税是民主政治的体现，不但纳税人之间平等，纳税人和征税人之间也应是平等的。但我们传统的认识是国家是领导人民的，（虽然也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在具体事务关系上，很难体现这1点。）税务机关代表国家，当然也居于领导地位，发号施令、言出法随，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百姓则处于被领导的地位，不管税务机关的决定是否公正合理，必须服从。当然，从理论上税，纳税人对不合理的决定有权抗争，但由于国家和百姓地位错位，这项规定很难实行。例如，许多纳税人交纳个人所得税而拿不到正式的法定收据—税务机关的发票，至多只有代扣代缴单位开的白条收据。纳税人交钱纳税，征税人却怕麻烦而不开收据，这典型说明了双方地位的不平等。
（2）由于征税方权利大于义务而带来的征税权的随意性
在传统的人治文化影响下，时至今日，许多税务人员在心中仍只有权力没有义务的意识，仍未真正确立依法治税的观念。在现实中，道德观还不时地左右着法制观，荣誉感还在1定程度上作为衡量税收征缴的是非标准，“纳税光荣”长期来也1直成为税务机关广为宣传的颂词。正是在这种治税意识下，税务机关中不遵循税法要求、随意性减免税收、税外收费等问题长期得不到纠治，“收人情税、关系税，以补代罚、以罚代刑、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等现象仍时有发生。而这种征税权力的人治性在税收政策上的表现就是计划纳税。虽然我国早已提出“依法治国”和“依法治税”的概念，但在事实上多半还是按计划征税，实行指令性的税收计划。如果税务机关到了年底尚未完成税收计划，多在计划之外去征税补足。相反，未到年终税收计划已完成，则为了不做大基数，加大来年的收入任务，以后征税10分消极。这种行为不仅带来了地方干预、长官意志，还干扰税源，侵蚀税基，造成了税负的区域不平等现象。
（3）由于纳税人义务大于权利而带来的纳税意识的漠然性
我国传统上的仇税嫉税心理在建国初期达到了极致，当时广大群众以“民国万税”为旧社会的主要特征，把个人不纳税的“大锅饭”体制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虽然在改革后人们对税收的认识逐渐加深，但与国外流传的“惟有死亡和税收是不可避免的”相反，在我国部分纳税人中流传的则是“要致富，吃税务”，这集中的表现为他们对税收了解的肤浅性、对税法熟悉的局限性、履行纳税义务上的逃避性以及行使纳税人权力的集体无意识性。而这种意识的根源则在于纳税人权力和义务的严重非均等状态。由于我国长期把纳税 “义务说”当作课税的理论依据，过多强调税收的强制性和无偿性特点，强调纳税是每1个社会成员应尽的义务，而很少顾及纳税人应享有的权利，致使广大纳税人只承担纳税义务而享受不到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权利，以致产生对纳税的反感和对征税的抵触心理。
（4）体制环境存在的问题
除了征纳双方外，影响税收文化的其它1些因素的缺陷也加剧了税收文化的混乱。首先是“抑商”的文化传统阻碍了税收文化的完善。无论是在建国初遏制私营工商业发展的大1统的公有制经济中，还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中，“无商不奸”的传统思想使许多人对私营企业主仍存有偏见，甚至在当今社会贫富拉大的情况下产生了仇富心理。其次是在改革以前的苏联模式的财税体制下，税收作为国家的1项职能被异化为国家主义的机制，其后又出现了非税论和税收万能论的思潮，使我国对税收的职能始终界定不清，税收文化更是无法得以发展。而目前的各级政府间税权关系不清及政府与国企关系理不顺依然未能提供1个促进税收文化发展的体制环境。最后是税收立法工作的滞后和税种体系结构的不健全，在1定程度上阻碍了税收目标的实现，不利于良好税收文化的形成。
4、我国税收文化的建设与完善
完善我国的税收文化就必须要明确税收文化的内涵，税收文化的建设并不只是税务机关单方面的职责，也不仅仅是提高纳税人的税收意识和社会上的纳税氛围，而是1个从完善财税体系、健全税收法规、加强税收监管到提高征税人素质和纳税人意识的各要素互相联系的系统工程。要建设完善这1系统工程应着重加强以下3个方面的建设。
（1） 加强理论建设，（2） 更新思想观念
税收文化建设首先应从理论上入手，进行税收文化理论的研究，以此引导征纳双方的思维、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第1，针对我国税收文化理论上的混乱现状，界定税收文化的合理范围，加强税收文化的理论研究。同时，批判吸收其他国家尤其是转轨国家税收文化的理论观点，结合我国国情加以分析和利用。第2，对纳税人而言，应通过税法的宣传教育，使纳税人弱化“纳税光荣论”，认识到依法纳税并非光荣与否的道德问题，而是守法与否、大是大非的法律问题。第3，对税收机关而言，要实现由单纯管理者向服务者的角色转变，树立现代税收服务观，把为纳税人服务、让纳税人满意作为税收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并将税收服务贯穿于税收征管、稽查、监控和培养税源的全过程。第4，对政府机关而言，各级政府应更新税收观念，认识到为政必须理财，理财必先治税，治税重在依法；坚持依法治税，重在依法治官，严在依法治权。
（3） 加强制度建设，（4） 改进工作方式
税收文化制度是税收文化的核心和准则，它既通过固定的行为规范，推动税收文化理论的发展，又将其成果作用于税收文化的行为。第1，要注重税收文化的物质基础即税收活动中1切有形实体的建设与完善，它是保证税收功能有效发挥，实现税收文化目标的客观条件。如健全税收征管手段和设备、提高工作人员的福利待遇、改善纳税人申报和税务人员工作的环境等。第2，在工作服务上，要优化服务方式，拓展服务领域。如开通税法咨询热线、推行多元化的纳税申报方式、设立相对独立的税收服务组织机构并把税收服务的窗口延伸到纳税人中去等。第3，在税法宣传上，要贴近百姓生活，实际而具体。如通过对公共建设运用多少税收收入、效率如何以及低保解决了多少人的温饱等的宣传，让人们切实认识到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同时要运用多种宣传方式，如通过开展知识竞赛宣传税法、在发票上印制税收小知识等。第4，完善我国财税体制，使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关系分明、政府与企业的上缴利税关系分明、企业与员工的代扣代缴关系分明，为税收文化的完善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第5，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税法体系，考虑制定税收基本法，并充实有关纳税人权利的内容，作为税务机关在征税工作中尊重纳税人的行为准则。同时要构建税收的司法保障体系，并研究设立税务警察和税务法庭。第6，加强税务系统自身的制度建设，如建立领导责任制、首问负责制、行为规范制度及监察处罚制度等。
法律关系是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是构筑整个法学体系的基石之一，它可以被应用到各门具体的法学学科之中，并形成为具有特定内容和意义的该部门法学所独有的基本范畴。 税收法律关系作为税法学的基本范畴，由它可以推演出一系列的税法学的重要范畴，由这些重要的范畴又可以进一步推演出一系列更具体的一般范畴，从而可以构筑税法学范畴体系的大体轮廓。因此，税法学可称为以税收法律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2 税收法律关系是税法学研究的核心范畴。“理论的科学性取决于范畴及其内容的科学性。”3 因此，建立科学的税收法律关系的范畴对于税法学的发展与成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税收法律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对于构筑科学的税收法律关系的范畴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
在探讨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之前，有必要先探讨一下税收关系与税法体系。因为，税收关系是税收法律关系的经济基础，而税法体系又在根本上决定着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
税法的体系是由一国现行的所有税收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税法部门从而形成的多层次的、门类齐全的有机整体。税法的体系取决于税法调整对象的体系与结构。税法调整的税收关系可以分为两大类：税收体制关系与税收征纳关系。依据税收关系的结构与体系可以构筑税法的体系，即税法可划分为税收体制法和税收征纳法两类。税收征纳法可分为税收征纳实体法和税收征纳程序法。4
税收法律关系是税法确认和调整在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以及征税主体内部各主体之间发生的税收征纳关系和税收体制关系的过程中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
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是指由各种税收法律关系所组成的多层次的、内部协调统一的有机整体。它是由税法的体系并在根本上由税收关系的体系所决定的。由上文的论述可知，税收法律关系由税收体制法律关系和税收征纳法律关系所组成。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由税收征纳实体法律关系和税收征纳程序法律关系所组成。
探讨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是我们探讨税收法律关系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重要前提。同时，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为我们探讨这些基本问题构筑了一个理论平台，只有站在这个共同的理论平台上，我们才有可能进行真正的学术讨论，否则，从表面上来看，学者们是在讨论同一问题，而实际上，由于他们所“站”的理论平台与所持的理论前提不同，因而所讨论的并非同一问题，或并非同一问题的同一个方面。因此，笔者在此先构筑自己的理论平台是有着极为重要而深远的意义的。
二、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
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税收法律关系主体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在这一问题上税法学界的争议不大，一般认为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包括货币、实物和行为，而前两者又可合称为“税收利益”。5
然而，从整个法学界的角度来讲，法律关系的客体却是一个存在很大争议的问题，无论是法理学界，还是部门法学界对此问题都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首先，就法理学本身对法律关系客体的研究来说，其观点是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如有学者认为：“法律关系客体是最为复杂、最为混乱不堪的问题。”6
其次，从部门法学的角度来讲，对法律关系的客体的理解也存在众多争议。在民法学界就存在着“利益说”、“行为说”和“社会关系说”三种不同的观点。7 在刑法学界，关于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也存在不同的观点。8 另外，其他部门法学的学者纷纷提出“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劳动力”9 、竞争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竞争秩序（也可以理解为竞争机制）”10 、“统计法律关系的客体具有广泛性，几乎包括所有的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11 、“目标企业的财产所有权或经营控制权便理所当然成为企业并购法律关系的客体”12 等诸多观点。
法理学界和各部门法学界对法律关系客体理解上的差异，为本文探讨税收法律关系客体的问题制造了诸多障碍，使得税法学界无法直接借鉴法理学或其他部门法学的既有的研究成果，而必须在法理学和各部门法学现有观点的基础上结合本部门法学的特殊研究对象进行创造性地研究。
借鉴法学界已有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客体是法律关系的必备要素之一。因为，从语义上讲，“客体”与“主体”相对，指的是主体的意志和行为所指向、影响和作用的客观对象。它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发生权利义务的中介。任何一种关系都需要中介，关系通过中介而发生，又通过中介而构成。13
法律关系的客体既然是法律关系主体发生权利义务的中介，是主体作用力所指向之对象，因此，从理论上讲，法律关系的具体客体是无限多样的，把它们抽象化，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七类：国家权力；人身、人格；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法人；物；精神产品（包括知识产品和道德产品）；信息。 这七类客体还可以进一步抽象为“利益”或“利益载体”等更一般的概念。由此我们可以说，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一定的利益。14
本文从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出发认为，在税收体制法律关系中各相关主体（中央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和地方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是税权，因为税收体制法主要就是分配税权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税权在税法学界是一个有着不同含义的概念，但通常所理解的税权是指国家或政府的征税权或税收管辖权。15 本文所使用的税权指的是国家对税收事务所享有的权力，国家所享有的这种税权是一种从国家统治权派生出来的一种政治权力，当这种政治权力由法律规范来调整时就成为一种法律上的权利。因此，作为税收体制法律关系客体的税权指的是政治意义上的权力，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
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政治实体，它由一系列行使国家各项权能的职能机关所组成，它的权力也要由这些具体的职能机关来行使，这样就会出现如何在国家的各职能机关分配国家的某项权力的问题。在这种分配国家某项权力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就是体制关系，用法律的形式来规范和调整这种关系，就产生了体制法律关系。具体到税收体制法律关系，在这一法律关系中，其主体是中央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一定级别以上的地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它们的权利与义务是合而为一的，其权利是依法“行使”其所享有的税权，其义务是“依法”行使其所享有的税权。16 因此，其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是税权，税权充当其权利义务的载体，是其权利义务作用的对象。因此，税收体制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税权。
在税收征纳实体法律关系中，其主体分别是国家与纳税人，国家享有税收债权，纳税人承担税收债务，在这一法律关系中各相关主体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共同对象是税收收入，主要包括货币和实物。
在税收征纳程序法律关系中，其主体分别是征税机关和纳税人、代扣代缴义务人，各相关主体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是税收行为，因为，税务机关的权利是要求纳税人为或不为某种税收上的行为，而纳税人的权利也是要求税务机关为或不为某种税收上的行为。
由于法律关系的统一客体是利益，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也可以高度概括、抽象为税收利益。当然，这里所说的税收利益已不同于学界通常所理解的、作为税收征纳实体法律关系客体的税收利益，那里的税收利益是具体的利益，即货币和实物等经济利益，也就是本文所使用的税收收入。而作为税收法律关系统一客体的税收利益指的是广义上的利益，既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权力利益和权利利益。
本文所述观点与税法学界的一般观点的区别有四：其一，本文是在税收法律关系体系的理论框架下来探讨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的，显得条理清晰、层次分明，而且可以和税收法律关系的其他问题组成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有机统一整体；其二 ，本文提出了税权是税收体制法律关系的客体的观点，笔者尚未见到学界有人提出这一观点，其科学性及价值如何尚有待学界讨论；其三，本文所说的“税收行为”不同于学界一般理解的“行为”，学界一般理解的行为是指：“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及其所属税收征收管理机关在制定、颁布和实现税法的过程中享有税收管理权限，履行行政职责的行为。”17 而本文所理解的税收行为则是指在税收征纳程序法律关系中征税机关与纳税人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笔者之所以提出“税收行为”的概念是与本文把征税机关定位于国家税法的执行机关以及在税收征纳程序法律关系中征税机关与纳税人法律地位平等的观点相一致的。18 本文这一观点的科学性及其价值同样有待学界讨论。其四，本文概括出了税收法律关系的统一客体是税收利益，但这是在广义上来理解的税收利益，而不同于学界一般理解的狭义的税收利益。同时本文主张用税收收入来取代学界一般理解的税收利益的概念。
注释：
1 参见刘剑文、李刚：《税收法律关系新论》，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
2 参见（日）金子宏 ：《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18页。
3 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3页。
4 参见张守文 ：《税法原理》（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8页。
5 参见刘剑文、李刚：《税收法律关系新论》，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
6 王勇飞、张贵成主编：《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537—538页。
7 “利益说”参见郑少华、金慧华：《试论现代商人法-规范市场交易主体的新模式》，载《法学》1995年第2期。“行为说”参见佟柔：《民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35页。“社会关系说”参见[苏]A.K.斯塔利科维奇：《社会主义法律关系的几个理论问题》，《政法译丛》1957年第5期。
8 如“犯罪构成与刑事责任说”参见杨兴培：《 论刑事法律关系》，载《法学》1998年第2期。“犯罪人部分利益的载体说”参见张小虎：《论刑事法律关系客体是犯罪人利益之载体》，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2期。
9 董保华：《试论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载《法商研究》1998年第5期。
10 徐士英：《市场秩序规制与竞争法基本理论初探》，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4期。
11 李光忠：《会计法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载《财会通讯》1995年第9期。
12 侯怀霞、钟瑞栋：《企业并购立法研究》，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2期。
13 参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175～179页。
14 参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175～179页。
15 参见张守文：《税权的定位与分配》，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1期。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4-0065-03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纳税是公民权利和义务的集中体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我国税收体制机制全面转型，国家税收与公民的切身利益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得公民的纳税人主体意识不断提高，对国家税收政策更加关注和敏感。近期税制改革一系列政策措施出台在社会上引起较大议论和反响，形成了针对税制改革的特殊社会心态，值得关注和研究。目前，对税制改革与社会舆论、社会心态之间的互动研究尚不多见。本文通过梳理分析新闻报道、网络热点、论坛帖子、个人博客等关于税制改革的社会评论、意见和个人感想，试图概括由税制改革触动的社会心态演变形式和规律，进而阐明当前税制改革与社会心理嬗变之间的互动机制。
一、社会关注的税制改革热点问题
现行税制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行重大改革基础上，经过不断完善逐步形成的。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为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我国又对税制进行了一些重大调整和完善，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税制改革。然而在中国现阶段，社会民众因其特定的视角和价值取向，仅仅关注与自身的经济收入、家庭负担和生活感知密切联系的税收政策领域。因此，只有进入广大民众视野的税制改革，才真正成为社会关注的所谓“热点问题”。通过对新闻舆论和网络评论的梳理和分析，发现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问题。在1600元的基础上，2008年3月起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上调为2000元。对此，广大工薪阶层给予积极响应和支持。但是，更多的专家学者和民间声音认为，这个起征点依然不高，不能完全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尤其是对中低收入者不利，甚至有人倡导起征点应该上调至5000元以上，该话题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持续发酵和延烧，不时就会凸显和讨论一次。
房产税新政策出台问题。近几年全国各地房价上涨较快，买房难成为涉及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不断有社会舆论要求通过政府行为尤其是税收手段来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在购买和持有环节征收重税，打击投机性购房行为成为社会普遍共识。2011年1月，重庆和上海的房产税新政策试点方案出台将该问题进一步推到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
车辆购置税税率调整问题。车辆购置税是影响百姓购车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对汽车行业的冲击，2009年初国家决定减按5%征收小排量车辆购置税，激发了家庭购车热情，刺激了消费需求。2011年初车辆购置税税率重新调整至10%。税率的变动引发社会高度关注，使得在税率调升之前的突击性购车和调升之后的普遍观望成为中国社会的独特景观。
宏观税负负担问题。与税制改革密切相关的，是对所谓中国税负痛苦指数的热议。福布斯称，按其方法测算，2009年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为159，在其公布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列第二，仅次于法国。［1］对这个数据，一度吸引了国内媒体的关注和网民的热烈讨论。对此，国家税务总局领导专门撰文进行评论，在网络上引起了政府和民间意见交锋。
除以上几个问题之外，资源税改革、燃油税附加改革等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也是和社会议论的热点，较易引发特殊的社会心理反应。
二、社会心理嬗变的特征与态势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近期税制改革对中国社会心理产生较为直接的影响，引发出多重、复杂的社会心理反应。社会心理嬗变的现象折射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期待和实践成效，值得关注。
中国社会对税制改革心理预期强烈，普遍希望通过改革优化目前税制结构。改革开放初期，大多数中国公民对纳税人身份的认识比较模糊，很少从纳税人的角度来认识和界定自己的身份；新世纪以来，一个显著的变化则是纳税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即高度认可和重视自己的纳税人地位，认清了自己和政府之间的“契约化”事实。主要表现在：对纳税人各项权利的关注和行使，对税务机关不当行政行为的质询，对公共财政透明度的关注，对税收收入使用的关注等。尤其是随着新闻资讯的发达，国外的财税政策和实践成效为国内民众所了解，民众在对比中感到不解和困惑；在对过去和现在的个人税收负担的对比中，产生了纳税越来越多、负担越来越重的个体印象。日常生活中的对税收政策的直接感知，在网络上大量汇集、交流和扩散，使得对目前税收政策不满的社会情绪蔓延开来，成为当前中国社会比较普遍的情绪，不仅仅低收入阶层有怨言，中产阶级的部分群体也不甚满意。这些社会心理直接转化为对税制改革的强烈社会呼唤和民间预期。政府必须高度重视这种社会心理和改革预期，以切合实际和较为成功的税制改革回应民众需求，避免不良的社会情绪持续在高位运行，对政权的合法性和社会稳定产生潜在消极影响。
实用理性和经济实用主义心理在对税制改革的反映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人的实用理性和务实经济心理在对税制改革的反映中显露无疑。主要表现在，仅仅关注与自身实际收入和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税种的改革动态，对其他同样重要的税制改革实践却并不关心，这反映出税制改革实践与社会关注热点之间的差异，国家倡导与民众心态之间的差异。由于国家的宏观政策主张与民间的经济理性之间存在张力，因而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话语在此处失灵，国家号召和政策倡导在纯粹的经济利益面前苍白无力。例如，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物业税是否开征、中国宏观税收负担的高低等问题持续受到民众和社会媒体的关注，始终处于曝光灯下，成为社会民众热议的话题，并且一边倒地在网络和各种媒体上获得支持，成为无形的社会舆论力量。而作为税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货物与劳务税、营业税、进出口税、环境保护税改革，关系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是非常重大和现实的经济制度和政策调整问题，但是因为与民众的直接经济收入关联不大，却难以激起民众更多的关注，因此也不可能处于社会舆论的中心。
通过税改，暴露出“仇富”心理和对社会公平问题的不满足感。在社会加速转型和贫富差距扩大的形势下，中国社会一些不正党的经济心理突出显露出来。由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致使衍生的经济心理失衡很明显，随着收入和生活反差扩大，社会“仇富”心理日益浓厚。税收具有调节社会分配的重要作用，毫无疑问，现存税制的制度设计缺陷对社会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拉大负有一定责任。相关诉求和愿望体现在税制改革上，就是要求通过税收手段和税收杠杆，加大“劫富济贫”力度。中低收入阶层希望对高收入阶层征收类似于“惩罚性”税赋的言论不绝于耳。例如，上调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开征物业税和遗产税，采纳类似西方“巨富税”的税种。这些言论和观点，其意旨除增加税收、减少收入差距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而外，也是为了宣泄中低收入阶层的内心不满和现实失衡感。从某种意义上说，税制改革只是一个侧面和缩影，只是各种社会思潮彼此激荡和碰撞的“出口”和“渠道”。由此所产生的种种新闻舆论、社会评论反映出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和利益格局调整的总体态势，折射出中国维持社会稳定所面对的较为复杂的形势和局面。
针对同一税改政策，不同社会阶层心理反差较大，极化比较明显，不同阶层之间存在鲜明的政策偏向和差异。税制改革的大方向在国家层面是同一和一贯的，包括“优化货物劳务税制，完善个人所得税制，继续推进费改税”等重大方向和趋势。但是，落实到社会之中，却呈现出“阶层化”、“分块化”甚至“碎片化”的社会反映。不同的社会阶层，出于自身的现实经济考虑，对同一税收政策表现出非常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态度，尤其是反映在与个体经济收益密切相关的税制改革上。例如，对年收入超过12万元的个人所得税申报，社会上就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声音，高收入者态度消极、刻意回避，中低收入者积极支持，热烈响应。对于房产税和遗产税的开征，因为有助于减少贫富差距，遏止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得到广大网民和民众的热烈拥护，“尽早开征”成为舆论的主流；而高收入阶层在网络和社会媒体上则成为“沉默的少数人”，尽管有现实利益的要求，他们的声音和诉求往往被其他群体舆论的洪流掩盖。这种“喧嚣”和“沉默”反映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隔阂。对待税制改革的不同态度，表明目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比较明显，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差异、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的区分度均在不断扩大，极化的社会现实比较严重，值得关注。
社会心态及社会舆论对税制改革产生潜在影响。社会心理作为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受国家政策的影响，是对国家政策的社会反映。但是，这种社会心态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对作为社会存在的税收制度会产生影响，并且间接地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目前，因为网络的虚拟性、互动性和低门槛，社会心理和社会期许集中地在作为“第四媒体”的网络上表现出来，形成比较强大的网络舆论力量，越来越得到中央的重视和关注。政府也更加积极地通过网络媒体了解民意，聚集民智，以使政策制定与社会民意之间形成持续互动的局面。例如，网络上近几年不断出现关于中国宏观税负和民众税收负担痛苦指数的报道与讨论，一些网友也纷纷现身说法，以自身的收入和纳税情况来说明税制存在的问题，引发了舆论同情和支持。针对不断抬升的房价，社会舆论一致要求开征房产税，通过提高多套房产持有者的纳税金额，遏止部分投机者的行为。这些舆论态势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相关的决策部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税制改革的进程和速度。从长远看，今后还可能出现民间舆论和社会心理“倒逼”税改加速的现象。
三、社会心理的引导和调控之策
复杂交织的社会心理会反作用于税制改革，进而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因此，要加强对税制改革背景下社会心理嬗变的研究，采用适当的方法加以引导和调控，使之在健康可控的局面内发展，成为改革的有力思想支持和心理援助、舆论环境。
始终坚持正确的税制改革方向，以实绩取信于民，赢得民众支持。“十二五”时期税制改革的总体思路是“围绕建立科学的税制体系、完善的地方税体系、有效的税收调控体系，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税收体制机制”。该思路清晰正确，今后关键在于在总体思路的指导下制定具体的税制改革政策并加以认真落实，尤其是在社会普遍关心的税制改革方面取得实效。调节收入分配是税收的重要职能，现行税制存在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税收调节功能的充分发挥。要通过近期的税制改革，“调整收入分配关系，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最终以税制改革和其他经济社会综合改革的配套措施取得实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争取民意，赢得民心。
发挥专家和主流媒体作用，积极引导舆论，调控社会心理。专家学者具有丰富的税收专业知识，是税制改革的推动者和解释者；主流媒体掌握话语权，是税制改革的社会舆论营造者。但是也有少数专家学者甚至个别主流媒体违背职业道德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误导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激发民众不良情绪，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税收专家和学者应当从维护社会稳定和改革发展大局出发，发表负责任的言论，对社会舆论进行正确的引导。主流媒体也要从事实出发，积极营造有利于税制改革和社会稳定的舆论氛围。相关部门应当高度重视学者和专业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解释说明作用和社会媒体的宣传作用，从正面引导民众和社会心态朝着健康向上的方向发展。
坚持原则，冷静应对，防止个别媒体恶意炒作。目前，存在对税制改革的强大社会压力，其中主流社会舆论的热切期盼、积极拥护，是税制改革的巨大推动力，要理解好、把握好、顺应好，激进、偏激甚至错误的社会思潮，是对税制改革进程的误导和干扰，要认真分析，正确应对，绝不能为取悦社会舆论、满足部分社会群体的利益而放弃正确的改革方向。在社会舆论和思潮的形成过程中，也有极个别媒体为特定的利益集团服务，煽动社会舆论，误导社会思潮，甚至沦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和海外政治势力的工具，发挥不可告人的功能。对此，应当坚持原则，谨慎处理，防止由于举措不当引发社会矛盾激化和社会舆论危机事件，造成社会不稳定。
摘 要：本文在对依法治税理论进行简要述评的基础上提出了笔者对依法治税概念的界定和对其内涵的理解，并进一步指出依法治税的观念基础在于“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税收法律意识应在现代法治观念总的指导下，以国家分配论和社会契约论中的合理因素——权利义务对等观念的有机结合为理论基础，从确立和开始培养“征税意识”以及重新培养“纳税意识”并明确二者的结构关系和逻辑关系等方面就加以重构。论文关键词：依法治税 税收法律意识 重构 征税意识 一、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回顾 （一）第一阶段 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国务院于1988年在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以法治税”的口号开始。次年（1989年）5月，由北京大学分校法律系和经济法研究所主办的“全国首届‘以法治税’研讨班”在京举行，可谓是掀起了学习和贯彻“ 以法治税”的第一个高潮。这一阶段中，以法治税主要是针对治理整顿税收秩序而提出来的；虽然也有学者使用“依法治税”的表述，但并非是在对“以”和“依”作出本质区别的基础上来使用的，往往是将二者混同使用，反映的是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所体现的“人治”观念和法律工具主义优位的特点。但其中亦不乏有益的尝试和真知灼见。有学者就指出“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战略方针的组成部分”；有学者还指出：“‘以法治税’……也就是说要在税收工作中贯彻法治原则”。这是对依法治税和依法治国或法治之间关系的较早论述。又有学者将“以法治税”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或是将“税收法治（或制）”作为基本原则，并以“有法可依等十六字方针”对其进行了诠释。还有的学者富有卓见地强调税务人员税法意识的培养尤重于纳税人或广大民众，税务人员应当“将目前严重存在的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转化为义务意识，自我中心意识转化为人民公仆和对国家与社会的责任意识。”该学者在当时能够提出这一间接地体现了以权利义务观念来纠正税务人员意识观念偏差的思想，实属难能可贵。 （二）第二阶段随着“依法治国”的方略先后被第八届全国人大（1996年3月）和党的十五大（1997年9月）认可和确定，特别是在1998年3月，新一届国务院成立伊始就了《关于加强依法治税严格税收管理权限的通知》，对依法治税的理论探讨进入了全新的第二阶段。有学者对依法治税的概念和内涵予以了界定：“所谓依法治税，就是在税权集中、税法统一的前提下，单位和公民要依法纳税，政府（税务机关）要依法征税，社会各方面要协同配合和监督依法纳税和征税，从而使我国的税收工作、税收秩序沿着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前进”，“依法治税其全部含义就是税收法制建设”。需要指出的是，从“以法治税”和“依法治税”无区别地混同使用到正式确定真正含义上的依法治税，这一字之差，其意义如同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从“法制”到“法治”的一字变化的意义一样深刻、重大，反映了从“人治”到“法治”、从法律工具主义到法律价值理性的根本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在税收和税法领域中的深入体现。依法治税理论探讨的第二次高潮是在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中兴起的。有学者对依法治国与依法治税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依法治国是依法治税的前提和条件，……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的参与，投入和结果”；并提出有关如何“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把依法治税推向深入”的一系列措施和办法。又有的学者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我国的依法治税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拓展税收的作为空间，消除税收‘缺位’；抓好税制的完善，减少税收流失”。上述研究是税法基本理论与依法治国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相结合的产物，是时代要求的体现。还有的学者从税法基本原则的层面对税收法治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法治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还是现代法治主义的发端和源泉之一，对法治主义的确立‘起到了先导的和核心的作用’”。[12]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学者对“依法治税”进行了批评。他们从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而形成的公共需要论和交换学说出发，分析了长期支配我国“依法治税”思想的理论根源——国家分配论的不足和传统的“法治”、实则仍是“人治”的观念对“依法治税”思想的必然负面影响；主张用社会契约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即公民权利义务对等的思想来加以弥补。当然，这些学者并非否认依法治税；只是在他们看来，以国家分配论为理论根源、受传统“法治”观念影 响的此“依法治税”不同于以权利义务对等观念为思想基础且在现代法治观念指导下的彼依法治税[13]。这一深入的理论研究，触及了依法治税理论的思想根源，在一定程度上，为依法治税理论作了正本清源的工作，是对传统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二、依法治税的概念和内涵 笔者认为，所谓依法治税，作为依法治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指通过税收法制建设，使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从而达到税收法治的状态。这一概念包含着以下丰富的内涵：1.明确了依法治税与依法治国之间的部分与整体、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依法治税只有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并作为依法治国整体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子系统工程，在与其他包括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等诸方面在内的法治子系统工程相互有机联系、互相促进的过程中才能切实开展并深入进行。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律事务部专家小组所指出的，“法治是一个超越税收的概念。……依法治税取决于整个法律制度的发展，但税收这一领域足以显示法治的优越性和要求。”[14]2.突出了依法治税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手段，即税收法制建设。税收法制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包括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以及法律监督等在内的统一体，其内容亦极其广泛和丰富。但需要指出的是，正如“法制”非“法治”一样，“税收法制”也不同于“税收法治”。3.指出了依法治税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和根本目标——“税收法治”。根本目标包含基本目标，但不限于此，还包括良好的税收法制建设等。4.将“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置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之前，突破了二者的传统排序，表明了依法治税的重点在于前者。其实早在1989年，就有学者提出“税收工作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国家向人民（包括企业）征税，一方面是人民向国家纳税。要把法治原则贯彻到这两方面，就是国家要依法征税，人民要依法纳税。只强调一方面是不全面的。……近代的法学家、税法学家研究税法时就特别注重政府依法征税一方面，至少是同时注重两方面。”[15]所以，我们过去片面强调“人民依法纳税”是有偏误的，从依法治国的实质即依法治权和依法治吏来看，依法治税首先也应当是指“征税主体必须依法征税”。5.表明了依法治税和税收法治二者间的关系：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过程，后者是状态。当然不管是手段和目的，或是过程和状态，本身都是在不断的变化运动中的，都是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都表明了法治理念在部门法中的深入贯彻和体现。三、依法治税的观念基础——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一）法治的观念基础在依法治税中的体现“支撑法律的精神、理念、原则与价值才是法治化的筋骨和精髓。……历史和现实已向世人昭示：法治化要求法律观念与法律意识的现代化。科学全面的法律观念是法治化的基石”。[16]尽管我们在形式上已经将“法治”确立为治国的基本方略，但历史上“人治”的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以及建国后“法律虚无主义”的一度猖獗和“法律工具主义”的长期盛行，使得“法治”从口号到行动之历程举步维艰；且尚有以“法治”之名而仍行“人治”之事者在，“人以法治”或“法依人治”等等不一而足。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曾经说到：“即使是完善的法制，而且为全体公民所赞同，要是公民们的情操尚未经习俗和教化陶冶而符合于政体的基本精神（宗旨）……这终究是不行的。”[17]所以法治之行动与观念之转变必须同时发动，同步进行，以观念导行动，以行动促观念，二者互促互动互补式发展，方有中国法治之真正实现。依法治税作为依法治国或法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在观念上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法治观念既进入部门法的税法中，就必有其在部门法中的具体体现。1997年4月，著名税收学家高培勇教授在中南海给国务院领导作税法讲座时，提出要“下大气力，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观’”[18]；将其引入法学领域，即为“税收法律意识”。“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从发生上看，法律意识的形成是法的形成的前提条件。在法的创制和法的实施的过程中，都不可能脱离法律意识的作用。”[19]税收法律意识无疑当属法律意识的一种，其对依法治税之意义已是不言而喻的了。笔者以为，现今欲行依法治税，必须以重构之税收法律意识为观念基础；否则，依法治税仍然只会是“空中楼阁”。（二）重构税收法律意识之 理论基础——国家分配论与社会契约思想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起源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阶级专政的工具。“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20]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分配论则认为，税法的本质是通过法律体现的统治阶级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国家意志；税收作为分配范畴与国家密不可分，国家税收是凭借国家权力对社会产品进行再分配的形式。再以社会契约论的观点来看，国家起源于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们向社会状态过渡时所缔结的契约；人们向国家纳税——让渡其自然的财产权利的一部分——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享有他的其他自然权利以及在其自然权利一旦受到侵犯时可以寻求国家的公力救济；国家征税，也正是为了能够有效地、最大限度地满足上述人们对国家的权利要求。纳税和征税二者的逻辑关系应当是人民先同意纳税，然后国家才能征税，国家征税的意志以人民纳税的意志为前提，“因为如果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向人民征课赋税而无需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指“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笔者注），他们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21]然而到国家取得财政收入时为止，税法只是保证了契约的一方当事人履行了义务，即人民缴纳了税款，而另一方当事人义务之履行，即国家将其财政收入用以维持政府运转从而执行其各项职能，则有赖于人民的代表——立法机关制定其他财政法以及相关法律来加以保证。我们必须将“税款”或称“利益”从人民的手中转让给国家成为其财政收入——“取之于民”，和国家运用其财政收入为人民提供公共服务——“用之于民”这两个渠道结合起来，才能看出权利和义务在其间的双向流动。否则，税法就只能是国家为保证自己取得财政收入的法律手段，只是利益从纳税人到国家的单向流动，也就没有“权利义务对等”可言了。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税收学说主要有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交换说认为国家征税和公民纳税是一种权利义务的相互交换；税收是国家保护公民利益时所应获得的代价。这种交换是自愿进行的，通过交换，不仅社会资源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而且交换双方都认为其利益会因为交换而得到满足，从而在对方的价值判断中得到较高的评价[22]。而且在这种交换活动中，从数量关系上看，相互交换的权利总量和义务总量总是等值或等额的[23]。公共需要论与交换说则有所不同。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纳认为：“税收……主要是用以支付公用事业费用的。一种有效的财政税收应该要求公用事业使用人交付其使用的机会成本的税收”[24]。“由其销售的不可行性和不可计量性所决定的”[25]公用事业或称公共物品，无法依靠“私人”生产或者依靠民间来满足需求，会引起需求与供给无法自动通过市场机制相互适应的问题。因此，便只能由国家或政府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来承担公共事业的费用支出或公共物品供给者的责任；而国家要承担这一责任，就必须寻找收益来源，即税收。对以上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国家分配论过分强调税收的强制性和无偿性的特征，并且始终是从“国家本位”、即国家需要的角度来阐明税收的缘由；对纳税人而言，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社会契约论者则从“人民的同意”和“国家的需要”两个方面、且以前者为主来阐明税收的本质，体现了人民和国家间权利义务对等的理性思想。在国家分配论思想支配下，纳税人认为纳税仅仅是其未以权利获得为代价回报的、被强加的义务，并不如孟德斯鸠所说：“因为国民相信赋税是缴纳给自己的，因此愿意纳税。”[26]所以，笔者认为，应当以来源于社会契约思想的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的合理因素——权利义务对等观念来修正国家分配论的偏误，弥补其缺陷，使之有机结合；并以此为理论基础，来指导重构税收法律意识。（三）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社会法律意识往往是一个国家法制状况的总的反映。一个国家法制状况如何直接决定了社会法律意识的水平。”[27]在税收法律意识和税收法治状况中，我们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不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而在对税收法治状况不良好的原因进行分析时，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所谓“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淡薄”，所以必须“增强纳税意识”；然而同时对征税主体的税收法律意识却不置一词。笔者认为，以上有关纳税意识的观点就其反映的思想根源而言，依然是人治观念根深蒂固的体现，远非法治之要求。其一，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吏；为何到了与其一脉相承的依法治税中，就变成了简单的“依法治民（从最广义和集合的角度解释纳税人 ——笔者注）”呢？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依法治税’这一口号则明确地将纳税人推到法的对立面，成为被‘治’的对象”[28]。在传统的依法治税理论中，法治的主体与对象颠倒了，纳税人——人民成了对象，税吏仍然是主体。而实际上在实践中税吏的职业法律意识并不强，取而代之的是“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认为过多的税吏“冗员”的薪俸支出以及“税吏频繁的访问及可厌的稽查”是违反其赋税之“经济原则”的原因之一[29]。其二，“纳税意识”的片面提法本身就包含有人治观念及“不对等”因素在内。高培勇教授在论及“税收观”时说：“这里所说的‘税收观’，包括老百姓的‘纳税观’和政府的‘征税观’两个方面。”[30]同理，税收法律意识也应包括“征税法律意识”和“纳税法律意识”两个方面；不应该片面地只批评“纳税意识”而不对“征税意识”是否良好的问题作出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所以，笔者主张用权利义务对等的观念来重构税收法律意识。这里的权利和义务并不是简单的、所谓的纳税主体要求征税主体退还其多纳税款或咨询等权利或征税主体负有的为纳税主体的纳税信息保密等义务，而是指纳税主体通过转让自己的部分利益而从国家处应获得的相应的交换利益；尽管这种交换利益往往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但实际上人们在因这种利益转让而使国家以其财政收入执行各项职能从而保障社会稳定、有序的过程中获得了比其转让给国家的利益更多的“回报”，并为人们创造更多的利益、争取更广泛的权利提供了前提条件。——税收的交换说就很能够说明这种权利和义务在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双向流动。同样，以公共需要论观之，“政府的征税权是与其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相对称的，老百姓的纳税义务是与其享用公共物品的权利相对称的。”[31]重构税收法律意识首先是要以“税收法律意识”来统领“征税法律意识”和“纳税法律意识”。其次是要在二者的结构关系上将征税意识置于比纳税意识更为重要的地位，回复法治之本意在依法治税中的“依法治（税）权，依法治（税）吏”的真正含义。再次是要开始培养征税主体之征税意识和重新培养纳税主体之纳税意识。征税意识应当建立在征纳双方权利和义务对等的思想基础之上，彻底改变征税主体的“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纳税意识之重新培养，不是“增强”原本偏误的所谓“纳税意识”，而是使纳税人确认自己作为依法治税的主体地位，认识到自己在征、纳税活动的背后所享有的更广泛、更重要的权利。否则，“不知权利只知义务，只能产生子民意识、臣民意识，……在只有臣民意识的‘公民’身上能产生具有现代公民特征的自觉纳税意识岂非咄咄怪事。”[32]最后是要明确征税意识和纳税意识二者之间不可割裂、协调一致的关系，即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对应和必然结果。我们难以想象由纳税主体首先来完成这种观念意识的转变而征税主体依然维持原样；同样，只要征税主体树立起了正确的征税意识，并以此指导作用于实践，同时相应修正税法教育和宣传的内容和方式，比如不妨以“非直接偿还性”取代税收的“无偿性”特征的表述[33]，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也必然会随之改变而与征税意识协调一致。注 释：参见刘隆亨主编：《以法治税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8页。王革：《论依法治税 整治税收秩序》，《政法论坛》1991年第6期，第53页。[15]谢怀拭：《西方国家税法中的几个基本原则》，载《以法治税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页。参见刘隆亨：《中国税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修订版，第73页；1995年第三版，第74页；孙树明主编：《税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9页。参见严振生：《税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1页。刘玫：《依法治税浅探》，《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第36—39页。刘隆亨：《坚持依法治税是实现我国税收任务的重要保障》，《税法论文汇编》（二），北京大学税法研究中心主办，第116页。刘隆亨：《关于依法治国与加强财税法治研究》，《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第10页。参见上注引文，第11—12页。高培勇：《市场经济与依法治税（上）》，《涉外税务》1998年第10期，第4页。（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 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页。——原注。[12]饶方：《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法研究》1997年第1期，第17页；参见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法学研究》第18卷第6期，第58页。[13]参见宋德安、邢西唯：《论“依法治税”——从契约论角度看国家分配论之不足》，《人文杂志》1996年第1期，第62—66页。[14]《中国税收与法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考察报告（1993）》，王裕康等译，载许善达等：《中国税收法制论》，中国税务出版社1997年版，第284页。[16]夏锦文、蔡道通：《论中国法治化的观念基础》，《中国法学》1997年第5期，第43页。[1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75页。[18][30][31]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中国税务报》1997年4月25日，第2版。[19][27]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235页；第240页。[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36页。[21][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8页。[22]参见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209页。[23]参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页。[24][25][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下），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25页。[2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21页。[28][32]注[13]引文，第65页。[29]参见[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385—386页。[33]参见杨秀琴主编：《国家税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关键词：依法治税 税收法律意识 重构 征税意识
一、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回顾
(一)第一阶段
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国务院于1988年在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以法治税”的口号开始。次年(1989年)5月，由北京大学分校法律系和经济法研究所主办的“全国首届‘以法治税’研讨班”在京举行[1]，可谓是掀起了学习和贯彻“ 以法治税”的第一个高潮。
这一阶段中，以法治税主要是针对治理整顿税收秩序而提出来的；虽然也有学者使用“依法治税”的表述，但并非是在对“以”和“依”作出本质区别的基础上来使用的，往往是将二者混同使用，反映的是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所体现的“人治”观念和法律工具主义优位的特点。但其中亦不乏有益的尝试和真知灼见。有学者就指出“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战略方针的组成部分”[2]；有学者还指出：“‘以法治税’……也就是说要在税收工作中贯彻法治原则”[3]。这是对依法治税和依法治国或法治之间关系的较早论述。又有学者将“以法治税”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4]；或是将“税收法治(或制)”作为基本原则，并以“有法可依等十六字方针”对其进行了诠释[5]。还有的学者富有卓见地强调税务人员税法意识的培养尤重于纳税人或广大民众，税务人员应当“将目前严重存在的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转化为义务意识，自我中心意识转化为人民公仆和对国家与社会的责任意识。”[6]该学者在当时能够提出这一间接地体现了以权利义务观念来纠正税务人员意识观念偏差的思想，实属难能可贵。
(二)第二阶段
随着“依法治国”的方略先后被第八届全国人大(1996年3月)和党的十五大(1997年9月)认可和确定，特别是在1998年3月，新一届国务院成立伊始就了《关于加强依法治税严格税收管理权限的通知》，对依法治税的理论探讨进入了全新的第二阶段。有学者对依法治税的概念和内涵予以了界定：“所谓依法治税，就是在税权集中、税法统一的前提下，单位和公民要依法纳税，政府(税务机关)要依法征税，社会各方面要协同配合和监督依法纳税和征税，从而使我国的税收工作、税收秩序沿着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前进”[7]，“依法治税其全部含义就是税收法制建设”[8]。需要指出的是，从“以法治税”和“依法治税”无区别地混同使用到正式确定真正含义上的依法治税，这一字之差，其意义如同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从“法制”到“法治”的一字变化的意义一样深刻、重大，反映了从“人治”到“法治”、从法律工具主义到法律价值理性的根本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在税收和税法领域中的深入体现。
依法治税理论探讨的第二次高潮是在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中兴起的。有学者对依法治国与依法治税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依法治国是依法治税的前提和条件，……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的参与，投入和结果”；并提出有关如何“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把依法治税推向深入”的一系列措施和办法[9]。又有的学者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我国的依法治税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拓展税收的作为空间，消除税收‘缺位’；抓好税制的完善，减少税收流失”[10]。上述研究是税法基本理论与依法治国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相结合的产物，是时代要求的体现。还有的学者从税法基本原则的层面对税收法治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法治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还是现代法治主义的发端和源泉之一，对法治主义的确立‘起到了先导的和核心的作用’[11]”。[12]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学者对“依法治税”进行了批评。他们从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而形成的公共需要论和交换学说出发，分析了长期支配我国“依法治税”思想的理论根源——国家分配论的不足和传统的“法治”、实则仍是“人治”的观念对“依法治税”思想的必然负面影响；主张用社会契约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即公民权利义务对等的思想来加以弥补。当然，这些学者并非否认依法治税；只是在
他们看来，以国家分配论为理论根源、受传统“法治”观念影响的此“依法治税”不同于以权利义务对等观念为思想基础且在现代法治观念指导下的彼依法治税[13]。这一深入的理论研究，触及了依法治税理论的思想根源，在一定程度上，为依法治税理论作了正本清源的工作，是对传统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二、依法治税的概念和内涵
笔者认为，所谓依法治税，作为依法治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指通过税收法制建设，使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从而达到税收法治的状态。
这一概念包含着以下丰富的内涵：
1.明确了依法治税与依法治国之间的部分与整体、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依法治税只有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并作为依法治国整体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子系统工程，在与其他包括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等诸方面在内的法治子系统工程相互有机联系、互相促进的过程中才能切实开展并深入进行。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律事务部专家小组所指出的，“法治是一个超越税收的概念。……依法治税取决于整个法律制度的发展，但税收这一领域足以显示法治的优越性和要求。”[14]
2.突出了依法治税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手段，即税收法制建设。税收法制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包括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以及法律监督等在内的统一体，其内容亦极其广泛和丰富。但需要指出的是，正如“法制”非“法治”一样，“税收法制”也不同于“税收法治”。
3.指出了依法治税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和根本目标——“税收法治”。根本目标包含基本目标，但不限于此，还包括良好的税收法制建设等。
4.将“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置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之前，突破了二者的传统排序，表明了依法治税的重点在于前者。其实早在1989年，就有学者提出“税收工作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国家向人民(包括企业)征税，一方面是人民向国家纳税。要把法治原则贯彻到这两方面，就是国家要依法征税，人民要依法纳税。只强调一方面是不全面的。……近代的法学家、税法学家研究税法时就特别注重政府依法征税一方面，至少是同时注重两方面。”[15]所以，我们过去片面强调“人民依法纳税”是有偏误的，从依法治国的实质即依法治权和依法治吏来看，依法治税首先也应当是指“征税主体必须依法征税”。
5.表明了依法治税和税收法治二者间的关系：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过程，后者是状态。当然不管是手段和目的，或是过程和状态，本身都是在不断的变化运动中的，都是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都表明了法治理念在部门法中的深入贯彻和体现。
三、依法治税的观念基础——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
(一)法治的观念基础在依法治税中的体现
“支撑法律的精神、理念、原则与价值才是法治化的筋骨和精髓。……历史和现实已向世人昭示：法治化要求法律观念与法律意识的现代化。科学全面的法律观念是法治化的基石”。[16]尽管我们在形式上已经将“法治”确立为治国的基本方略，但历史上“人治”的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以及建国后“法律虚无主义”的一度猖獗和“法律工具主义”的长期盛行，使得“法治”从口号到行动之历程举步维艰；且尚有以“法治”之名而仍行“人治”之事者在，“人以法治”或“法依人治”等等不一而足。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曾经说到：“即使是完善的法制，而且为全体公民所赞同，要是公民们的情操尚未经习俗和教化陶冶而符合于政体的基本精神(宗旨)……这终究是不行的。”[17]所以法治之行动与观念之转变必须同时发动，同步进行，以观念导行动，以行动促观念，二者互促互动互补式发展，方有中国法治之真正实现。
依法治税作为依法治国或法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在观念上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法治观念既进入部门法的税法中，就必有其在部门法中的具体体现。1997年4月，著名税收学家高培勇教授在中南海给国务院领导作税法讲座时，提出要“下大气力，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观’”[18]；将其引入法学领域，即为“税收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从发生上看，法律意识的形成是法的形成的前提条件。在法的创制和法的实施的过程中，都不可能脱离法律意识的作用。”[19]税收法律意识无疑当属法律意识的一种，其对依法治税之意义已是不言而喻的了。笔者以为，现今欲行依法治税，必须以重构之税收法律意识为观念基础；否则，依法治税仍然只会是“空中楼阁”。
(二)重构税收法律意识之理论基础——国家分配论与社会契约思想的有机结合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起源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阶级的工具。“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20]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分配论则认为，税法的本质是通过法律体现的统治阶级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国家意志；税收作为分配范畴与国家密不可分，国家税收是凭借国家权力对社会产品进行再分配的形式。
再以社会契约论的观点来
看，国家起源于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们向社会状态过渡时所缔结的契约；人们向国家纳税——让渡其自然的财产权利的一部分——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享有他的其他自然权利以及在其自然权利一旦受到侵犯时可以寻求国家的公力救济；国家征税，也正是为了能够有效地、最大限度地满足上述人们对国家的权利要求。纳税和征税二者的逻辑关系应当是人民先同意纳税，然后国家才能征税，国家征税的意志以人民纳税的意志为前提，“因为如果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向人民征课赋税而无需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指“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笔者注)，他们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21]然而到国家取得财政收入时为止，税法只是保证了契约的一方当事人履行了义务，即人民缴纳了税款，而另一方当事人义务之履行，即国家将其财政收入用以维持政府运转从而执行其各项职能，则有赖于人民的代表——立法机关制定其他财政法以及相关法律来加以保证。我们必须将“税款”或称“利益”从人民的手中转让给国家成为其财政收入——“取之于民”，和国家运用其财政收入为人民提供公共服务——“用之于民”这两个渠道结合起来，才能看出权利和义务在其间的双向流动。否则，税法就只能是国家为保证自己取得财政收入的法律手段，只是利益从纳税人到国家的单向流动，也就没有“权利义务对等”可言了。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税收学说主要有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交换说认为国家征税和公民纳税是一种权利义务的相互交换；税收是国家保护公民利益时所应获得的代价。这种交换是自愿进行的，通过交换，不仅社会资源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而且交换双方都认为其利益会因为交换而得到满足，从而在对方的价值判断中得到较高的评价[22]。而且在这种交换活动中，从数量关系上看，相互交换的权利总量和义务总量总是等值或等额的[23]。公共需要论与交换说则有所不同。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纳认为：“税收……主要是用以支付公用事业费用的。一种有效的财政税收应该要求公用事业使用人交付其使用的机会成本的税收”[24]。“由其销售的不可行性和不可计量性所决定的”[25]公用事业或称公共物品，无法依靠“私人”生产或者依靠民间来满足需求，会引起需求与供给无法自动通过市场机制相互适应的问题。因此，便只能由国家或政府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来承担公共事业的费用支出或公共物品供给者的责任；而国家要承担这一责任，就必须寻找收益来源，即税收。
对以上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国家分配论过分强调税收的强制性和无偿性的特征，并且始终是从“国家本位”、即国家需要的角度来阐明税收的缘由；对纳税人而言，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社会契约论者则从“人民的同意”和“国家的需要”两个方面、且以前者为主来阐明税收的本质，体现了人民和国家间权利义务对等的理性思想。在国家分配论思想支配下，纳税人认为纳税仅仅是其未以权利获得为代价回报的、被强加的义务，并不如孟德斯鸠所说：“因为国民相信赋税是缴纳给自己的，因此愿意纳税。”[26]
所以，笔者认为，应当以来源于社会契约思想的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的合理因素——权利义务对等观念来修正国家分配论的偏误，弥补其缺陷，使之有机结合；并以此为理论基础，来指导重构税收法律意识。
(三)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
“社会法律意识往往是一个国家法制状况的总的反映。一个国家法制状况如何直接决定了社会法律意识的水平。”[27]在税收法律意识和税收法治状况中，我们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不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而在对税收法治状况不良好的原因进行分析时，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所谓“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淡薄”，所以必须“增强纳税意识”；然而同时对征税主体的税收法律意识却不置一词。
笔者认为，以上有关纳税意识的观点就其反映的思想根源而言，依然是人治观念根深蒂固的体现，远非法治之要求。其一，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吏；为何到了与其一脉相承的依法治税中，就变成了简单的“依法治民(从最广义和集合的角度解释纳税人——笔者注)”呢？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依法治税’这一口号则明确地将纳税人推到法的对立面，成为被‘治’的对象”[28]。在传统的依法治税理论中，法治的主体与对象颠倒了，纳税人——人民成了对象，税吏仍然是主体。而实际上在实践中税吏的职业法律意识并不强，取而代之的是“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认为过多的税吏“冗员”的薪俸支出以及“税吏频繁的访问及可厌的稽查”是违反其赋税之“经济原则”的原因之一[29]。其二，“纳税意识”的片面提法本身就包含有人治观念及“不对等”因素在内。高培勇教授在论及“税收观”时说：“这里所说的‘税收观’，包括老百姓的‘纳税观’和政府的‘征税观’两个方面。”[30]同理，税收法律意识也应包括“征税法律意识”和“纳税法律意识”两个方面；不应该片面地只批评“纳税意识”而不对“征税意识”是否良好的问题作出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
所以，笔者主张用权利义务对等的观念来重构税收法律意识。这里的权利和义务并不是简单的、所谓的纳税主体要求征税主体退还其多纳税款或咨询等权利或征税主体负有的为纳税主体的纳税信息保密等义务，而是指纳税主体通过转让自己的部分利益而从国家处应获得的相应的交换利益；尽管这种交换利益往往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但实际上人们在因这种利益转让而使国家以其财政收入执行各项职能从而保障社会稳定、有序的过程中获得了比其转让给国家的利益更多的“回报”，并为人们创造更多的利益、争取更广泛的权利提供了前提条件。——税收的交换说就很能够说明这种权利和义务在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双向流动。同样，以公共需要论观之，“政府的征税
权是与其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相对称的，老百姓的纳税义务是与其享用公共物品的权利相对称的。”[31]重构税收法律意识首先是要以“税收法律意识”来统领“征税法律意识”和“纳税法律意识”。其次是要在二者的结构关系上将征税意识置于比纳税意识更为重要的地位，回复法治之本意在依法治税中的“依法治(税)权，依法治(税)吏”的真正含义。再次是要开始培养征税主体之征税意识和重新培养纳税主体之纳税意识。征税意识应当建立在征纳双方权利和义务对等的思想基础之上，彻底改变征税主体的“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纳税意识之重新培养，不是“增强”原本偏误的所谓“纳税意识”，而是使纳税人确认自己作为依法治税的主体地位，认识到自己在征、纳税活动的背后所享有的更广泛、更重要的权利。否则，“不知权利只知义务，只能产生子民意识、臣民意识，……在只有臣民意识的‘公民’身上能产生具有现代公民特征的自觉纳税意识岂非咄咄怪事。”[32]最后是要明确征税意识和纳税意识二者之间不可割裂、协调一致的关系，即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对应和必然结果。我们难以想象由纳税主体首先来完成这种观念意识的转变而征税主体依然维持原样；同样，只要征税主体树立起了正确的征税意识，并以此指导作用于实践，同时相应修正税法教育和宣传的内容和方式，比如不妨以“非直接偿还性”取代税收的“无偿性”特征的表述[33]，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也必然会随之改变而与征税意识协调一致。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
注 释：
[1]参见刘隆亨主编：《以法治税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8页。
[2]王革：《论依法治税 整治税收秩序》，《政法论坛》1991年第6期，第53页。
[3][15]谢怀拭：《西方国家税法中的几个基本原则》，载《以法治税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页。
[4]参见刘隆亨：《中国税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修订版，第73页；1995年第三版，第74页；孙树明主编：《税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9页。
[5]参见严振生：《税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1页。
[6]刘玫：《依法治税浅探》，《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第36—39页。
[7]刘隆亨：《坚持依法治税是实现我国税收任务的重要保障》，《税法论文汇编》(二)，北京大学税法研究中心主办，第116页。
[8]刘隆亨：《关于依法治国与加强财税法治研究》，《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第10页。
[9]参见上注引文，第11—12页。
[10]高培勇：《市场经济与依法治税(上)》，《涉外税务》1998年第10期，第4页。
[11](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页。——原注。
[12]饶方：《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法研究》1997年第1期，第17页；参见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法学研究》第18卷第6期，第58页。
[13]参见宋德安、邢西唯：《论“依法治税”——从契约论角度看国家分配论之不足》，《人文杂志》1996年第1期，第62—66页。
[14]《中国税收与法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考察报告(1993)》，王裕康等译，载许善达等：《中国税收法制论》，中国税务出版社1997年版，第284页。
[16]夏锦文、蔡道通：《论中国法治化的观念基础》，《中国法学》1997年第5期，第43页。
[1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75页。
[18][30][31]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中国税务报》1997年4月25日，第2版。
[19][27]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235页；第240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36页。
[21][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8页。
[22]参见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209页。
[23]参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页。
[24][25][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下)，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25页。[2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21页。
2001年4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的决定》。其中修改后的征管法第45条对税收优先权作了明确的规定：“税务机关征收税款，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当先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执行。纳税人欠缴税款，同时又被行政机关决定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的，税收优先于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税收征管法》第45条对税收优先权做了三方面的规定：（1）税收优先于无担保的债权；（2）税收附条件地优先于担保物权（3）税收优先于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由此可以看出，前两个方面涉及到税收与民事权益之间冲突的平衡问题，这也是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私法自治与国家干预之间的平衡问题。第（3）方面是关于税务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再分配冲突的平衡问题。
然而，我国对税收优先权的实然规定背后，实则蕴含着税法总论之中一些根本性的原则和精神内涵。因此学生将根据税法总论所学知识，对税收优先权的理论依据这一问题产开阐述。
一、税收优先权的界定
（一）税收优先权的内涵
优先权是指特定债权人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享有就债务人的的总财产或特定特定动产、不动产的价值优先受偿的权利。
税收优先权来源于民法上优先权的有关规定，是民法上优先权在税法中的延伸，具有优先权的一般性质和特点。从优先权的定义可知，税收优先权是指税收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享有就税收债务人的一般财产或特定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
由此可以看出，税收的优先权与民法上的优先权有一定的共通性，而这种共通性，实则建立在选择税收法律关系中的债务关系说的基础之上的，基于这种选择，得出税收法律关系的实质是国家对纳税人请求履行税收债务的关系，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则始法律上的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
（二）税收优先权的外延
对于税收优先权的范围，实践中碰到的主要问题在于是否包括滞纳金和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5条规定优先权时只提到了税款，但国家税务征收管理司编写的《新征管法学习读本》提出，“税收执行权额度以纳税人的欠税和滞纳金价值为标准”。由此可以看出，由于罚款属于行政处罚的性质，与其他行政机关的行政罚款性质一样，而不同于税收的性质，不应属于优先权行使的范围，而滞纳金应该归于税收优先权的范围之内。
二、税收优先权的效力
税收优先权的效力可以分为外部效力和内部效力，其中税收优先权与其他权利的受偿顺位的问题为税收优先权的外部效力，而因其出动直接影响到税收优先权的制度对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因此在这里将将税收优先权的效力论述放在税收优先权的外部效力上。
（一）税收优先权与普通债权的效力
我国税收征管法45条的第一款就规定税收优先于无担保的债权。由此可以，在税收征收时，税收征管机关具有相对于普通债权人的优先受偿权。这是税收优先权的最重要表现形式。
（二）税收优先权与抵押权、质权的效力
税收征管法第45条规定：“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当先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执行。”
由这条规定可以看出，税收优先权可以有条件地先于抵押权和质权而受偿。而因此，税收优先权产生时间标准的确立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它关系到私法交易的安全，关系到税收优先权与其他担保物权发生竞合时，如何确定它们之间的受偿顺序。但是《征管法》并没有进一步明确税收优先权产生的时间。
鉴于这一标准存在的弊端，国家税务总局于2003年《关于贯彻及其实施细则若干具体问题的通知》，其中第7条规定效力顺序的判断标准，欠缴税款发生时间，是指纳税人应纳税款的期限届满之次日，由此，该规定比较明确地确定了税收优先权中的有条件地优于抵押权和质权而受偿的时间标准问题。
（三）税收优先权与留置权的效力
在我国的实然规定中，税收的优先权与留置权的效力于抵押权、质权的规定相同，即纳税人欠缴的谁困发生在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其应该先于留置权的执行。
这一实然规定被许多学者所批判，原因在与考虑到留置权是一种效力很强的担保物权，依据法律规定的条件而直接发生，以直接占有担保物权为前提，具有优先于抵押权的效力。如果使税收的优先权效力，将会使留置权的效力大打折扣。
但是，在考量税收优先权对社会权利束的冲击的逻辑中，应该按照实然的规定，认为税收优先权的效力有条件地高于留置权。
（四）税收优先权与特殊利益和费用、罚款和没收违法所得的效力
对一些特殊利益和费用，税收是不能优先行使的。这些利益和费用主要是指生存性费用，如职工工资和费用性利益，如破产费用、司法费用等。在特别法规定中的职工工资、储蓄的本金和利息，以及保险金均属于生存性利益的范畴。清算中的费用、劳动保险费用等则属于费用性利益。在私法中尽管生存性利益可以优先于普通债权受偿，但其并不能优先于己设定担保的债权。但在税法中，从前述法律法规中关于生存性利益受偿顺序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生存性利益是可以优于税款受偿的。这是税法生存权保障原则的体现。
费用性利益优先于税收债权，是指一些清算费用、破产费用、保存费用等为债权人的共同利益而发生或者为实现债权所必需的费用。由于这些费用的支出是有利于所有债权人，因此，应当优先于税收债权而受偿。
与税收的性质所不同的是，罚款和没收违法所得具有惩罚或制裁的性质，而其所具有公益性远不如税收，所以税收与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发生竞合时，应当确认税收的优先效力。
综合以上四个方面对税收优先权的归纳，可以看出，税收优先权具有相对于一般民事优先权复杂得多的效力范围。一方面，其体现了公权对于私权具有天然的优越性，突出表现在在优先于普通债权的基础上，对于一般的物权存在“附条件”的优先的特征；而另一方面，其在受偿顺位的过程中又必须兼顾以个人的生存权为代表的私人权利。由此，在实现税法的优先权的过程中，必须贯穿个人权利和社会福利之间的平衡，而在这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税法总论中的理论基础。
三、税收优先权制度的理论依据
上文已经论述，税收的优先权深入到民事权利领域而又保留对维护公平正义、保护弱者的考量。之所以存在税收优先权，其理论基础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税收法律关系中公法的私法化
前文已经论及，关于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有两种不同的学说，“权力关系说”和“债务
关系说”，”相应地税收权也就有“行政权力”和“债权”两种解说。权力关系说认为税收法律关系的实质是国民对国家征税权的服从关系，国家税收权是一种国家行政权力。与此相对比，“债务关系说”认为，税收法律关系的实质是国家对纳税人请求履行税收债务的关系，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即是法律上的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对应关系，因而可以说税收是一种公法上的债务，而税收权则是一种公法上的债权。
根据私法对保证债权履行提供担保措施，即为债权设立担保物权，以使债权可以优先于普通债权或无担保债权受偿，在公法上亦可以为税款的征收设立税收优先权，以使税收债权优于无担保债权或普通债权受偿，保证税收债权的实现。在纳税人财产上同时存在性质相同的税收债权和私法上的债权时，确定作为优先受偿的税收债权与普通债权或无担保债权之间的受偿顺序就有了的依据。
综上，税收法律关系学说中对“债务关系说”为税法优先权的存在提供了依据。
（二）税收的公益性特征
上文从税收法律关系的公法私法化得角度阐述了税收优先权设立的理论根基，但是税收债务关系仅能够说明为什么税收征管机关能够在当事人的财产的分配过程中，与其他债务人一起参与受偿。然而，如果要探究税收的优先权的“优先”为何存在，即为什么税收能够优先于普通债权，甚至能附条件地优先于一般物权，则需要从税收的公益性中寻找答案。
税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社会公共利益。而税收债权是一种当事人之间非直接对待给付的债权，债权人看不到其利益，因此容易给纳税人提供一种不合作的激励。此外，与私法指摘相比，税收债权作为公法之债保障手段较少，且保障手段的限制较多。加之。作为税收债权人的国家税务机关，不可能充分获取纳税人的信息，一旦获得，也需要支付巨额的成本，与税收效率相违背。
因此，只有通过法律保障税务机关的税收债务具有优先权，才能保障当债务人破产时，国家能够顺利地行使债权，进而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考量。
（三）税收政策的利益平衡
由前文概括出《税收征管法》45条所知，并不是无条件地优先于所有的受偿权。例如，当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发生在税收征收的时间标准之后，其就不具有优先受偿权，对于职工的劳务费用，其也不具有优先受偿权；而之所以出现这种特殊的规范就是因为税收政策的目标之一是实现社会利益的平衡。
具体落实到每个制度的利益平衡：在税收与担保物权的效力问题上，如果税收发生在抵押物权之后仍具有优先的效力，那么担保权人将时刻处于不确定的危险之中，因为其和债务人确定担保法律关系之时，并不知道以后的债务人是否会拖欠税款，进而使自己的担保权得不到保障。由此，法律认定税收对发生在其之前的担保物权不具有优先权，体现了对担保权人财产权的保障以及对大规模商品经济中合理信赖利益的保护。从利益平衡的角度，即体现了立法在保障社会福利的基础上对合理个人利益也加以肯定，同时顾及到整个经济发展的基本伦理的价值判断。
四、结语
税法是一门综合性学科。通过对税法优先权的探究，更加加深了我对税法综合性的理解。税法的许多制度的架构对整个社会的利益分配起着牵一发而全身的作用。
税收优先权的的制度对社会利益分配的影响尤其明显，其体现了社会福利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竞合，而学生通过制度背后的理论探究，发现税收优先权的的制度中对优先权的设立与限制，体现了理论对制度不断地充实和完善，在这个过程中公平正义的社会目标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杨小强著.《税法总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页
[2] 李妍.“税收优先制度的法理学分析”.载《江西社会科学》，2011；第3期
[3] 刘剑文主编.“税法学（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4页
[4]刘剑文主编.《税法学（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一般认为税收法定主义起源于英国的《大》，此后经过《权利请愿书》和《权利法案》，最终在英国宪法中取得了不可动摇的地位。三权分离的美国在独立之后更是明确的确立了税收法定主义。许多发达国家都将税收法定主义注入了宪法之中。[1]税收法定主义是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革命而兴起的，成为保护人民财产不受政府侵犯的最重要手段。这个过程中，税收法定主义和社会契约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税收法定主义在西方各国的确立和这些国家成立时受社会契约论的浸染是分不开的。
社会契约论兴起之后，便成为了税收法定主义的理论基础。社会契约论提倡的政府是社会契约的产物、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这些观点，与政府的征税权是人民赋予的这一税收法定主义的核心不谋而合。税收法定主义成为社会契约论关于财产问题的论述的组成部分。直到今天，西方仍有学者用社会契约论的观点研究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
在解读税收法定主义时，一般认为这里的“法”仅指立法机关制订的法律。这和税收法定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它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是分不开的。税收法定主义是在限制权力，反对任意征税，维护私人财产权的斗争中产生的。斗争的成果便是以人民的代议机关的同意来限制国王——税收的取得者——的征税权[4].在这种情况下，税收法定主义强调的是对权力的限制和人民的提倡，而非税收本身。税收法定主义的“价值性含义不在纳税主体依法纳税或征税主体依法征税，而是社会成员对国家征税权的同意”[5].这也正是北野宏久所指的税收法定主义的第一阶段，即“不问租税法律的内容，仅以法定形式规定租税”[6].另一方面，由于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倡导的是依靠市场的自我调节，排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夜警政府”的观念使得政府权力被束缚在很小的范围之内，税收的作用也非常的有限。这使得传统的税收法定主义针对的是对权力的控制和财产权的保护，而忽视了税收本身的作用和特点。这种不以税为中心内容的税法越来越不能应付现实的发展。
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和凯恩斯主义的兴起，政府的角色发生了转变。“全能政府”的形象越来越鲜明。行政权的扩大成为一种趋势。行政权逐渐介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强大的调控作用，而这种调控又是社会所必需的。这种情况下，以往那种防范、限制行政权力的观念已经不能满足行政权发挥作用的需要。行政权渐渐的在突破旧思维的惯性，一点一点的侵蚀立法权和司法权。在严格恪守三权分离的美国，判例赋予了行政机关从属性的立法权；在分权观念的发源地英国，政府享有了委任立法权，进行了数量庞大的委任立法；在法国、日本这样的没有严格权力划分的大陆法国家，政府在享有委任立法之外，本身就有一定的立法权。可见，不论是在英美法国家还是在大陆法国家中，行政权处于一种膨胀的过程中。其表现和原因是多方面的。[8]就税法而言：首先，税收除了担负财政职能之外，又担负了经济调控职能。这是经济危机的应对手段之一。而当税收担负了这样一种职能以后，一方面，税收就和灵活多变的经济形势紧密联系起来，这需要税收政策也具备灵活的特点。另一方面，税收的这种调控职能具有复杂性、专业性和技术性，专业知识和经验成为税法实践中的重要因素。[9]这就使传统税收法定主义——立法机关对征税权的垄断——不能够适应税收新发展的需要。而相对灵活和一直从事税收实践的行政机关，在税法中势必担当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征税权向行政机关转移是一种时代的需要。传统的税收法定主义已经过时了。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视野来审视税收法定主义，以及征税权、税收法律关系的问题。
人类的历史呈现出这样一条线索：首先是统治者享有专制的权力，这是一种权力主导时代；然后是权力被严格的限制，我们可以称之为权利主导时代；现在，权力开始复苏扩张，权利相对缩小，权利主导似乎走进了变革。就税法而言上一过程表现为：首先，统治者享有专制的征税权，即征税人主导时代；然后，征税权被严格的限制，税收须经得纳税人的同意，即纳税人主导时代，也就是税收法定的时代；现在，征税权开始重新回归行政，税收法定主义走向变革。我们应该用一种崭新的视野来看税收法定主义的发展。
传统的税收法定主义的合理性会受到和其理论基础社会契约论一样的质疑。实际上“又有谁签署了那一纸建立国家的‘原始契约’？”也没有纳税人的同意而产生的征税权。征税权作为政府权力的组成部分从来就不是依存纳税人的意志而存在的。这一点，马克思的暴力国家理论似乎更接近现实，马克思指出：“税收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社会进行再分配的形式，税法是国家制定的以保障其强制、固定、无偿地取得税收的法规范总称。”[12]即便如此，我们没有必要为社会契约合理性的缺乏而恐惧，因为相应的，国家除了暴力又有什么理由来为所欲为呢！更重要的是社会契约论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正是社会契约论唤醒了人民的自我觉醒，使人民不再本能的服从权力。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契约理论从人本身出发，发掘了除权力之外另外一种社会力量，也就是权利。在此之前，只有权力这一种社会力量，它自然的占有支配性地位，完全的统治社会。在这种独裁的情况下，权力发挥的作用是不稳定的，容易泛滥。社会契约理论造就了另一种力量——权利，使人民和政府在制度化范围内产生了对抗。两种力量互相制约平衡，使权力在平衡点发挥作用。两种力量的来源是不一样的。权力来源于暴力和公共需要，权利来源于人本身。从来没有权力产生出权利，也没有权利赋予权力的过程。他们互不隶属，互相制衡。社会力量另一极的形成是社会契约理论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们必须看到，权力是必需的。不同的社会状态需要权力发挥作用的大小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权力必须良好的运行才是有益于社会的。在前社会契约时代，权力由于独自占有支配性地位而容易泛滥；社会契约时代，权力又由于受到权利的限制和压抑而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这都是不利于权力良好的运行。也是不利于社会本身的。现在，社会发展本身需要权力发挥应有的作用，权力的扩张正是这种需要的体现。为了使权力良好的运行，权利应该发挥这样的作用：不妨碍权力在属于其本身的范围内运行，同时又制约行政权的过分扩张，使两者的对抗平衡在某一个适合发挥权力作用的点上或者范围之中。关于这种平衡，行政法学者作了这样的阐述：平衡指“一种状态，在这个状态中行政机关和公民能够通过行使各自拥有的权利，履行各自负担的义
务而彼此制衡”，“一种过程，即行政机关和公民之间彼此互动又不断趋衡目标状态的过程，尽管在这种过程中存在的只是不平衡的状态”，“一种方式或手段，即保证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平衡关系实现或近乎实现的方法、手段或机制”。这种平衡是双向的，既是权利对权力的限制，也是权力对权利的限制。
在这种理论下，社会管理职能乃行政权的基本范围，而非由权利授予，不应该在实体上受到限制。否则必然会导致行政权运行的不良。行政权应当从近代以来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属于行政管理范围的事项，权利不应该实质上的干涉。就税法而言，税收作为一种支撑政府运转的财政来源和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征税权应该属于行政权的范围。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政府的征税权和纳税人的权利正是这一平衡中的力量双方。对于社会来说，税收是必需的，征税权也就是必需的。但是要达到对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必须使征税权的行使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两者的制约平衡就是起着限定征税权的作用。首先行政机关对于征税权有其自由裁量的空间，作为权利代表的立法权不应该过多涉及到具体征税权的问题。但这并不是说行政机关的征税权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作为社会力量另一极的权利，必须发挥自己的作用，使行政权保持在能够正常运行的那一点，或那个范围内。这可以看作是一种新的税收法定主义。法发挥的作用不一样了。法不是直接去规定征税权的具体内容。而是应该作为征税权的制衡。这种制衡应该在两个方面发挥作用。第一，在立法上，事先对政府征税权给以限制，这种限制应该是程序性的。这一点，有学者曾指出“税收法定主义应以形式课税原则为基础，以实质课税原则为目的和补充”。第二，在司法上，事后对征税权的行使给以监督和救济。不仅是个案监督，更是宪法监督。
对中国而言，要指出，中国的现实是不符合这种理论的。中国的社会力量发展还很不均衡。社会力量仍呈现一极的趋势。行政权不是过小，而是过大。因此，中国尚未受过传统税收法定主义的洗礼。没有力量的制衡，就没有平衡观的税收法律关系。没有力量的制衡，行政权的扩张就容易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因此中国还必须补上传统税收法定主义这一课。
「注释
[1]刘剑文主编：《税法学》（第二版），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122页；参见萧榕主编：《世界著名法典选编·宪法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
[2]指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说，参见刘剑文：《税收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9页。
[3]谢怀拭：《西方国家税法中的几个基本原则》，载刘隆亨主编：《以法治税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刘剑文主编：《税法学》（第二版）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页。
[4]参见刘剑文：《税收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页。
[5]郑勇：《税收法定主义与中国的实践》，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
[6]转引刘剑文：《税收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7]参见刘剑文：《税收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135页。
[8]参见沈岿：《平衡论：一种行政法认知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0—157页。
[9]参见刘剑文：《税法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
[10]参见刘剑文：《税法学》（第二版），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82页。
[11]何兆武：《社会契约论》修订第三版前言，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页。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 课税单位 家庭 个人 国际对比
个人所得税作为政府税收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一直备受世界各国的重视，而其课税对象的选择一直以来也是备受关注和争议的焦点。而伴随着2011年两会中将个人所得税改革列入讨论议程，关于个人所得税争论的激烈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社会各阶层围绕着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其中，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主要问题上：课税单位选择家庭还是个人；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是否应当上调，如果上调，上调多少才最为合理；是否应该减少级次，调整级距。
而在以上三个话题中，伴随着国务院个税修正案的提交和被否，人大常委会将修正案全文向社会公布并征求意见。关于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讨论焦点似乎完全集中到了免征额的调整上。但考虑到个人所得税的设立目的和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管现状，个税课征对象的选择应该比免征额的调整更需要人们的关注和讨论。
关于个人所得税课征对象的选择国际上素有争议。截止到目前来看，世界上关于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共识，一部分国家选择个人为课税单位，而另一部分国家选择以家庭为单位合并课税。从两种国家的个税征管状况来看，似乎各有利弊。而在我国的个税改革的讨论中，一部分专家和学者呼吁应当调节个人所得税的课税对象，将其从向个人单独课税，转化为以家庭为单位课税。本文基于对OECD国家中实行两种课税单位的国家之间的征管情况的对比，结合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来评价这样的改革方向是否科学，是否适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并提出自己的建议。
结合中外对比的理论和可行性分析
所得税制度1799年始征于英国，它在世界上普遍被视为良税，因为不仅仅能够为国家带来客观的财政收入，还具有调节个人收入、缩小贫富差距、维持社会公平的功能。如今，个人所得税不仅仅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且是各国政府对国民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因此，从开征个人所得税所希望实现的目的能否更加有效地达成来看，选择家庭作为个人所得税的课征单位有着一些独到的优势和不可避免的缺陷：
（一）个人所得税以家庭为课税单位的优点
家庭课税是最低限度扭曲工作与闲暇之间选择的制度。东西方的家庭生活方式虽有所差异，但基本上都是以家庭为生活单元，以家庭为单位来配比组合闲暇与收入。快节奏的生活需要家庭成员进行分工。选择以家庭申报单位纳税，就可以充分考虑这种工作与闲暇之间的选择问题。
家庭课税能更好体现一国政府公平的治税思想。家庭课税除具有效率的优势外，还有公平方面的优势。选择家庭课税最大的优点就在于能充分考虑一个家庭的实际支出情况，能使税后结果尽量公平。比如赡养一个子女与赡养两个子女的扣除区别；赡养一个健康子女与抚养一个残疾子女的扣除区别等。家庭课税体现公平治税思想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更能体现男女平等的社会学意义，承认家庭劳动是社会劳动的一部分，将家庭劳动纳入社会分工的大系统中，这更加符合社会的发展趋势。
家庭课税更符合现代社会个人所得来源广泛的特点。家庭所得包括个人所得。家庭课税制涵盖个人所得课税制涉及的课税范畴。即：家庭的课税范畴超过个人所得课税的范畴。以目前的美国联邦所得税法为例，所得税的基本纳税单位选择的是家庭，家庭纳税的税基是夫妇收入之和，最后家庭中的所得无论是妻子挣得的还是丈夫挣得的，其税率都是一样的。这种实践验证家庭课税应该更加符合效率和公平原则。
（二）采用不同课税办法的OECD国家之间的个税课征状况比较
正如上文所说，关于个人所得税征收单位的选择问题，国际上始终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这种分歧不仅仅存在于学术的争论中，也体现在各国税收法律的实际制定上。以国际上比较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OECD为例，该组织到目前为止共拥有32个成员国，这些国家的所得税设计都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他们无一例外都开征了所得税，但是其税制的设置、税率的安排、征纳的管理却互不相同。总体而言，不同的国家之间所得税税制的最大区别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
所得税的累进程度不同，具体表现在各国的税制结构中对于税收级数以及不同收入阶层的边际税率的设置，尤其是对于最高收入阶层的税率的设置，各国有着比较大的区别；各国对于所得税的税收收入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分配根据各国独有的国情各有不同；各国选择征收所得税的课税单位不一致，既有国家选择个人作为课税单位，也有国家选择家庭来合并征收。
与此同时，在课税单位的选择上，32个国家中，大部分国家选择个人为个人所得税的课税单位，禁止以家庭为单位合并申报纳税。而仅有7个国家的税法要求纳税人必须合并纳税，而且在这7个国家中，又有6个国家允许纳税人自主选择以何种单位来缴纳税款，并没有强制纳税人放弃以个人为单位申报纳税（如表1所示）。单从这一点来看，似乎在学术和实际实践中，家庭申报纳税由于其在具体实施中的繁多局限和要求，在全球的趋势中不被大多数人所看好。
为了更加科学的比较和评价两种课税单位，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32个OECD国家的所得税课征的实际效果，即假设采用家庭合并征收的国家改用个人为征收单位，然后观察该国的所得税实施与征收会产生何种变化，从而找到两种课征单位对于所得税课征效果的不同影响。为了便于比较和更加全面科学的说明问题，我们可以将家庭（默认收入仅可能来自两人）分为四种类型：类型一，夫妻两人仅有一方获得收入；类型二，夫妻双方分别获得75%和25%的收入；类型三，夫妻双方分别获得62.5%和37.5%的收入；类型四，夫妻收入各占一半。借助OECD的数据，我们可以对于四种类型的家庭分别以家庭和个人两种方式缴纳的税款进行对比。很容易看出，以家庭为单位缴纳的税款明显低于个人缴纳，而且，夫妻收入差距越大的家庭，税款的差额越大。由于绝大部分家庭的双方收入会有较大差别，因此换句话说，绝大多数家庭能够从个人征收到家庭合并征收的转变中获利，收入越高（适用的边际税率越高），双方的收入差距越大，这种获利就更为明显。
综合来看，从OECD各国的实践经验中可以看出，以家庭作为课税单位确实具有相当的优越性，但是其具体实施对于税收征管、纳税意识等等要求很高，所以，在国际社会中完全采纳家庭课征的国家比较少。
（三）中国个税课征单位的选择及可行性分析
国际社会中其他国家的宝贵经验值得借鉴，却也不能照搬照抄，因为中国有着自己独有的特殊国情。从大的方面来看，中国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国家性质和市场特点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实现了独树一帜的高速发展。不仅如此，作为传承数千年的文明古国，中国还有着对人们影响深远的独有文化背景，这对于税收制度和政策的制定也至关重要。从小的方面来看，我国的税制建设在国际社会中独树一帜，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初步建立基本的税收体系，到后来逐步的改进与完善，直到世纪之交的金税工程改革，使得我国形成了一套特有的税收征管体制。而税制改革只有充分考虑这些因素，才可能具有足够的可行性。
总结来看，在选择课税对象的选择上，我国应当考虑以下独特之处：
一是法律意识不足，依法纳税意识尚未深入人心。尽管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多年，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观念、公平观念、效率观念、权利观念、义务观念、法制观念等现代经济社会的基本经济理念在国人的头脑里并没有真正形成。官本位的思想使得纳税人对自身的定位过低，不能以主人翁的意识和态度缴纳税款，其缴纳税款的积极性不足，需要比较严格的税收征管体制来加以监督和管理。
二是家庭在社会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中国的历史中一直贯穿着的家本位的思想对于纳税人影响深远。与西方社会采用社会公共服务或者国家统一支持的方式不同，在中国，例如子女的教育、老年人的赡养、疾病的治疗等等，其主体单位都是家庭。一个人的福利水平不仅仅由其个人的收入水平决定，而是更多的取决于其所在家庭的总收入与总支出水平。家庭的补助和负担对于个人来说至关重要。
三是官方家庭人口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过低，非家庭人口占据较大比例。根据中经网数据，近十年来我国官方统计的家庭户数基本维持在300万到500万之间，而平均家庭人口数接近3人，用两者相乘之后，除以中国当年的总人口数，可以得到家庭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即：
正如图1所示，我国家庭人口的数量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过小。因此，如果单纯以家庭作为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单位，无疑会造成税基的大幅缩水，同时不可避免导致税负分配的不公平。
综合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虽然理论上，采用家庭作为个人所得税的课征对象能够更加有效地达到税收的公平原则，并且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能够更科学地将纳税人的应纳税额与其实际的福利水平相联系。但是，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说，尚且不具备单纯以家庭作为课征单位，放弃个人征纳的条件。
结论及建议
综合以上论述可以得出，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人所得税在理论上更加公平合理，并且更有利于实现国家设立所得税的基本目标。但是结合国际社会中的实践状况和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中国目前尚且不具备将个税课税单位完全调整为家庭的条件。但是，这并不是说需要完全放弃家庭课征的思想和方法，面对当前的越来越尖锐的社会矛盾，可以寻找一种居中的方式来实现公平性和可行性的有机统一。
按照之前的讨论，笔者认为在不改变以个人为基本课税单位，保留现行的代扣代缴制度的前提下，设置一种根据纳税人的家庭状况调整其缴纳税款时的免征额或者说扣除额度的制度，将纳税人的基本家庭状况考虑进其缴纳所得税时税前扣除额度的设定上。这样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当前所得税制度简便有余，公平不足的缺陷，能够更科学的调节不同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也避免了现阶段改革课税单位条件不成熟，可行性不足的矛盾。
参考文献：
1.马君，詹卉.美国个人所得税课税单位的演变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税务研究，2010（1）
一、税收遵从
（一）税收遵从概念与理论
税收遵从，又称纳税遵从，是指纳税义务人按照国家既定的税收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积极、自发地计算应缴纳税额，按照法定程序缴纳税款，并且服从税务机关管理的行为。
就目前的税收遵从理论而言，主要有A-S-Y模型、公共品理论等。A-S-Y模型采用逃税额、税率和税收稽查率三个要素来阐述税收遵从，其理论核心为：高税率有助于提高税收遵从。即税率较高时，纳税人逃税，在较高的税收稽查率前提下，被查到的概率大，需要缴纳的罚款多，纳税人趋向于税收遵从。公共品理论是指纳税人向政府缴纳税款，政府为纳税人提供公共产品，当公共品的价值与纳税人所获得的收益相等时达到交换公平的状态，纳税人会趋于税收遵从。此外，纳税服务理论、前景理论、公平理论、税收征管与信息理论等都具有较大影响。
（二）税收遵从的度量
1.税收遵从度。税收遵从度是指纳税人受主观心理态度的支配所表现出来的对税法的遵从程度，在实践过程中，往往通过税收缺口来衡量。税收缺口越大，表示税收遵从度越低，意味着纳税人应当缴纳的税额与实际缴纳的税额之间存在较大的差额。反之，税收缺口越小，表示税收遵从度越高。
2.我国当前的税收遵从度。在我国当前转型时期，税收法律体制、税收征管等存在很大缺陷，税收遵从度还处于较低水平。参照我国2010～2014年税收收入及近年税收缺口数据：
表1 我国2010～2014年度税收收入（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
表2 我国近年税收缺口（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整理。
以上数据显示，我国近年税收缺口占应缴纳税额的比例维持在20%以上，就此而言，我国当前的税收遵从度还相对较低。此外，根据相关材料，我国2014年税务机关查补税款额为1722亿元，其中，2014年对百万元以上案件的查补税款386亿元;对骗取出口退税查补税款36亿元;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查补税款102亿元;对其他非法发票查补税款129亿元。
3.纳税人对税收的认同度。纳税人对税收的认同度是纳税人基于现行税收立法、执法和司法等对国家税收的认同程度，是纳税人对税收的心理感受。税收执法不公、贫富差距扩大会使纳税人内心产生不公平感，则纳税人趋向于税收不遵从，意味着纳税人对税收的认同度低。
笔者就个人所得税问题对纳税人进行调查，得到如下数据：
（a）是否应当纳税 （b）当前个税设置是否公平 （c）对税款用途是否认同
图1 税收认同度调查结果
从上图来看，在税收的认同度调查中，对是否应当纳税的问题，认同方和否认方占总样本的比例相对持平。但对于个税设置是否公平和税收款项的用途两个问题，调查对象明显存在对税收的不认同。纳税人对税收的认同度低，究其原因，在于内心的不公平感以及对政府财政问题的不信任。一方面，由于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纳税人内心的不公平感难以消除。另一方面，纳税人并不承认三公经费等行政单位财政消耗的真实性。
（三）税收遵从影响因素分析
1.纳税思想。纳税思想是存在于纳税人意识中的对纳税的看法和认识，是从纳税人自身的角度来反映税收遵从。纳税思想是影响税收遵从的重要因素，受到社会形态、税收理论、国家税收政策以及税收传统等众多因素的影响。纳税思想对税收遵从的影响表现在直观的遵从与不遵从意愿，具有很强的主观性。
2.税收环境。税收环境是基于纳税活动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社会环境，是影响纳税人税收遵从的一系列外部环境的总和，包括税收政治环境、税收经济环境、税收文化环境以及税收国际环境等。税收环境对税收遵从的影响是一个长期性和潜移默化的过程，税收环境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更能体现社会发展对税收遵从的需要和引导。
3.税收征管。税收征管是税收活动的关键环节，也是税收遵从的重要影响因素。税收征管从税务机关的角度来表现对税收遵从的影响，主要为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过程中的信息掌握、税收服务质量以及税收执法活动的公平程度等。税务机关是国家与纳税人联系的纽带，其征管行为和理念直接影响纳税人对纳税的认识，影响纳税人税收遵从与否。
4.社会舆论。社会舆论与大众传媒紧密相连，大众传媒是现代国家进行税收普法教育、税收法律传播以及税收思想培养的重要媒介。社会舆论是广大人民对社会存在的看法，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治、经济等决策，从而影响税收遵从。
此外，税收遵从的影响因素还包括税制建设、税收遵从成本、税收稽查和监督等。
二、税收法治环境
（一）税收法治
法治指社会是法律的统治而不是人的统治，法治是法律的最高原则。税收法治指的是通过税收法律的调整和规范所形成的纳税人以及税收征管部门对税收法律的尊重和服从。
1.法制是营造法治环境的前提。法制即形式上的法律制度，具有规则性，强调共性，是法治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法治即良法之治，具有原则性，法治兼顾共性与个性，侧重于在法律制度前提下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是形式与实质的融合。要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必须先建立和完善法律制度。
在税收征管的过程中，税务机关往往处于征管信息的劣势。纳税人出于对利益追求的目的，不会将自身的信息充分的告知税务机关，具有很强的被动性和保留性。要使得税收征管信息充分对称，就要改变纳税人纳税的被动性，而这种转变正是法治环境建设的作用和意义所在。因而，法治环境的建设能够优化税收征管，缓解税收遵从矛盾，促进税收遵从。
第四，良好的法治环境创造良好舆论环境，引导税收遵从。社会舆论作为社会大众对于事情或者现象的看法，对税收遵从具有重要影响。社会舆论侧重于情理，表现大众的感性认知，会发生被少数人控制的危险。法治环境的建设是推动社会舆论情理与法理结合的过程，能让社会大众准确把握社会现象的本质，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融入理性因素。法治环境建设，让社会成员更好的了解法律，提高全社会的法律认识水平，正确把握社会舆论的方向，进而通过舆论来引导税收遵从。
四、新形势下的展望――法治环境下提高税收遵从的措施
（一）着重培养税法意识
税法意识是法律意识的组成部分，是纳税人对于税法的认识、态度、评价和信仰。在当前全社会推动法治环境建设的时代背景，正是从思想上解决纳税人对税收的不遵从和厌恶的良机。培养税法意识，可以使纳税人正确认识税法，了解税收的本质和用途，提高对税法的信仰。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改变传统的税法意识，消除无偿性、强制性等理论宣传给纳税人带来心理影响。我国税收强调无偿性、强制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纳税人对税发的信仰，阻碍税法意识的培养。
（二）完善税收法律体系
税收法定是我国税制发展、完善税收法律体系的重要保障。我国税收法律体系的完善必须牢牢把握税收法定原则，就目前而言，我国行政法规规定的税收条款远远大于法律，一些重要的税种一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这种现象降低了税收的权威性。完善税收法律体系，要抓住这一契机，通过人大及其常委会对税收问题进行立法或修法等，将税收权掌握在中央权力机关，保证为税收执法提供牢固、权威的依据。我国当前税收法律体系还存在混乱状况，应纳税额计算复杂（如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等的计算），要完善税收法律体系，首先要提高税收立法的位阶，其次，应当尽可能简化应纳税额的计算和征管。
（三）加快税法的社会普及
法治环境建设必然进行社会普法，在税收方面要加快税法的普法进程。税法本身对于纳税人来说，在理解上存在着很大困难，坚持“谁执法，谁普法”，才能将税法普法工作落到实处。税务机关在执法过程中更了解税法的执行状况和执行障碍，将税法普法工作交由税务机关，并以社区普法相配合，是当前我国税法普及，提高税收遵从可以采取的重要举措。
（四）完善税务司法
涉税案件最显著的特征在于专业性强，结合我国当前进行的司法改革，提高税务司法的保障功能。税务司法活动往往案情复杂，涉案金额巨大，这给司法工作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税务司法活动作为保障税收的最后一道屏障，必须让其充分发挥作用，以保障纳税人和国家的正当利益。完善税务司法，要立足于当前环境，不断更新司法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提高业务素养，以达到制裁、威慑和教育的目的。
五、结束语
税收遵从伴随着税收的产生而产生，是国家税收活动中不可能避免的难题。税收遵从连接着国家和纳税人双方的利益，对社会稳定具有重大的影响。在新形势下，我国积极推进法治建设，为我国解决税收遵从问题，提高我国税收遵从度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宏观环境。在法治环境建设的背景下，应当通过采取转变纳税人的纳税思想、健全和完善税收法律体系、将立法、执法和司法紧密结合、发挥大众传媒积极的引导作用等一些列具体可行的措施，不断提高税收遵从度和税收认同度，以促进税收遵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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