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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传统住房制度的打破和住房改革的不断深入，再加上港资房地产企业大举进入内地，按揭制度开始在我国大陆流行起来。但在我国《担保法》等现行法律当中并没有规定按揭这种物权形式，其它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规章或有言者也各有规定，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法学界对按揭的诸多法律问题，特别是有关按揭的法律属性的认识也不一致。随着我国大陆按揭制度的深入发展，在相关法律中为其寻找合理的定位，明确按揭中相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才能使人们在遇到相关问题时不致于陷入困境，从而保证这一制度的健康发展。
一
“按揭”一词来源于香港，是英语mortgage的广东话谐音。作为一项重要制度，西方两大法系中均有“按揭”的存在，但各自的规定及运作亦有不少区别。
在大陆法系，按揭主要是指对于债务人或第三人不移转占有而供担保之不动产抵押，它相对质押（包括动产质押、权利质押）而存在。英美法中的按揭则较为复杂，它是指以土地或动产为了担保给定的债务的履行或其他义务的解除而进行的转移和让度。按揭的基本意义是：此种担保可以此类债务或其他义务的清偿或履行而解除，即使存在其他相反的约定。也就是说，按揭本意是指财产中的某种利益为担保一定款项的支付或者某种其他债务的履行而进行的让与或其他处分。在这种担保方式中，债务人为担保债务之履行而将一定财产的权利转移给债权人，当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时，债权人可以获得担保财产的所有权。在实践中，任何财产都可用作抵押，可以是不动产的转让、动产的转让，任何实际利益和动产负担或设定负担的协议，在清偿债务和履行义务后，所设条件即可废除，担保也即可收回。除此之外，大陆法系抵押关系成立后，抵押人仍对其抵押物拥有所有权、占有权和用益权，仅在其处分或转让再抵押时将受到阻碍。因为该抵押物再登记簿上已有记录并不得在登记簿上重复登记或变更登记。抵押后，抵押人仍可在其抵押物上进行营业、出租、收益或收取天然孳息等，除非抵押协议另有规定。英美法按揭的核心是通过强调对特定财产（按揭物）权利的转移来保障债权的实现，同时赋予按揭人以赎回权，以兼顾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的权利，成为一种在英美法系国家普遍适用的担保形式。香港法的按揭制度与英美法的按揭制度大致相同，只是香港的按揭存在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就广义而言，按揭包括任何形式的质押或抵押，而狭义上的按揭则不包括抵押。
我国大陆的按揭制度深受英美法特别是香港法的影响，虽然在现行立法中尚未出现“按揭”的字眼，但实际上却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按揭存在的事实。本文拟从中国部分地区自身按揭制度的自身特征入手，给一些地区实施的“按揭”寻找其合理的法律定位。
二
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公民住房的建设由国家财政支付，住房分配纯属福利性质，所以在那时根本就不存在按揭的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了房屋商品化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以及住房公积金制度，按揭也随之出现，并正在迅速发展。随着我国按揭贷款利率的进一步下调，按揭发展的势头将更为迅猛。
我国的按揭业务目前主要是在银行开展，一些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政府规章也大都是借鉴了银行的相关规定。各大银行往往基于经营的需要，自觉地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特别是我国香港地区的成功经验，出台了专门规制按揭的规章制度。但是，在借鉴英美法系尤其是我国香港地区的经验时，他们并没有全盘接受而是基于我国大陆的制度性因素对按揭加以改造，使之成为一种与英美法按揭不尽相同、但又有别于大陆法上的抵押制度的新型物权形式。我国大陆部分地区关于按揭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1、在设立按揭时并不要求必须有特定财产权利特别是所有权的移转，银行只要求将权利证书交给贷款人保管即可。“权利证书的转移仅意味着权利的移转”，但这种证书的转移并不意味着所有权的转移。比如，房地产证书仅起到一种证明的作用，单纯的转让房地产证并不能当然发生房屋产权转移的法律效力。在现行法律之下，还需经过登记公示才能使该转让行为发生法律效力，受让人取得所有权。银行要求将权利证书交给银行保管，并不是要求将担保房屋的所有权转让给自己、在借款人偿还债务后所有权再返还给按揭人，银行这样做只是为了防止一屋多卖现象的发生，防止按揭人违反约定处分已设立按揭的房屋，从而保障担保债权的有效实现。
2、在上述地区，按揭的实现并不要求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在实践中，如果按揭人不履行义务，即到期未还清本息时，通常的做法是由售房人将按揭的标的回购，并以回购款清偿按揭人未偿付的本息，若有第三人愿以高出原价的70%受让，则应由第三人购买。如果上述行为还不能保障银行债权的实现，银行还可以限期要求借款人纠正其违约行为，中止借款人提取贷款，收回部分或全部贷款，并按规定处以罚息，从借款人帐户中扣款，偿还贷款本息；按照合同约定提前处分担保物，清偿贷款本息，并可以按照合同约定提前追索保证人的连带责任，依法追偿贷款本息。而在英美法上的按揭中，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确定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
3、在大陆地区的按揭法律关系中，按揭人负有分期付款以还清债务的义务，但这并不是英美法上的赎回权。由于我国按揭人对按揭物并没有所有权，因此按揭人的行为只是对债务的履行行为，而不是赎回按揭房屋所有权的行为。同时，按揭人并不承担约定义务，按揭权人也不能取得房屋所有权，而是通过类似于抵押权实现方式的方法来保障债权的最终实现。
4、在按揭的适用范围上，由于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因此大陆按揭标的只限于城市房屋，不包括土地所有权。而英美法上的按揭范围则广得多，不仅包括房屋，还包括对土地的权利。
根据大陆按揭的特征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大陆已对外来的按揭制度做了很大的改造，改变了按揭必须转移标的物权利这一基本特征，成为一种完全不同于英美法上的按揭的物权形式。
三
关于按揭，人们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对按揭的法律属性的讨论上，而对按揭的不同定性会直接影响到立法的不同选择。在我国现行立法中没有与“按揭”相对应的恰当的物权形式，这使得学者们对按揭的法律属性争论很大。有学者认为按揭属于不动产抵押，也有学者主张按揭属于权利质押，还有学者认为按揭实际上是一种让与担保。笔者以为“按揭”是一种全新的物权形式，它不可被简单地纳入传统的物权领域，因此按揭的法律属性究竟为何还应作进一步的分析。笔者针对以上三种观点，通过对按揭与抵押、质押、让与担保的比较分析，试图给按揭作出新的定位：
1、按揭与抵押存在着差异：（1）在生效条件上：按揭的生效条件是，如果按揭物是现房的，那必须将房屋的产权证交付给按揭权人执管；若按揭物是期房的，则必须将《商品房预售合同》交付给按揭权人执管。但是不管现房还是期房，都必须向法定登记机构办理登记后方可生效。而抵押的抵押物除了法律规定必须经法定登记机关登记才可生效外其他抵押物是否要登记后才生效，则由抵押人和抵押权商定。（2）在权利依据上：按揭的权利既属于担保物权，又属于一般债权，因为按揭物如是现房，按揭人只要将按揭物的产权证交付给按揭人即可，它是一种权利的质押，与债权并无直接关系；若按揭物是一种期房的，它实际上还并不存在，因此根本不会发生转移期房的占有权问题，只是要求把《商品预售合同》交付给按揭权人即可。《商品房预售合同》中反映的仅是合同上的债权债务关系，也说明按揭人在商品预售的合同关系中是处于债权人的地位，这种权利只具有一种债权的性质，尚未具有直接体现财产权的性质。而抵押权属于物权，因为它是抵押人以自己的财产作为履行债务的保证。（3）在标的物上：按揭和抵押权的标的虽然都可以是房屋，但抵押权的标的原则上应为有体物。虽然传统民法上也可以对权利设定抵押权，如我国《担保法》规定的可以国有土地使用权设定抵押，但抵押物必须直接指向现存的具有一定交换价值的财产或者一种能即时物化的权利，这就排除了以期待权作为设定抵押的可能。而在按揭中，按揭的标的物不仅包括现房，还有在建的工程和楼花，后两者用来设定担保的是尚未建成的建筑物，用作设定担保的是一种期待权。
因此，有一更充分的理由，我们可以说，如法学家所假定之抽象的法律，从未在时、空任何一点上存在过。抽象的法律，系属于本质的范围，并非存在于真实的世界。在真实的世界，除了有此和彼特殊个别的法律外，别无他法。
每一个别特殊的法律，均具有三度：
（一）时间度：所有法律均存续于一定时间中，都具有时间的属性。柏格森学派的用语，谓时间“吞食”一切存在的事物。因此具体存在的法律，亦不能免为时间所吞食。
（二）空间度：所有的法律，均在一定的领域，或对一定的人民（如游牧民族），发生效力，没有一种法律，其效力范围是普天下的；它的管辖权是毫无限制的。
（三）事实度：所有法律均与事实有关，在逻辑上，有什么是关于这件事的法律？询及“什么是法律”？这一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律师亦将为此类问题所困扰。每一法律均统制一定的事件，或一类的情事。不论它是真实的，或是拟制假定的事实，均构成法律的一面。
可见，每一法律均有三度，无时间，无效力范围，和无事实争点的法律是不存在的。问题常是“什么是此时此地或彼时彼地，关于此一案情或彼一案情的法律”？
二、法律三度论的一些成果
（一）法律三度论一被接受，则法律学便进入一崭新的领域，它不再是一种形式学科，而变为一种归纳的学科。当律师询及“什么是统制此时此地，某一类特殊案情的法律”？这一问题时，他便不再依赖纯粹的演绎方法。即把制定法当为大前提，事实当为小前提，而以所得结论当为法律。然而此事并非如是简单。因为如果此一制定法是十年前通过的。在案情发生时，已获致新意义；或者由于废止；或者由于其他外在环境的变迁，它甚至可能已经失其功效。换言之，时间可能吞食此一制定法，而且吸尽它的所有精神，这制定法已不再是法律了！我了解：一制定法是否可因失其功效即被废止的问题，常遭争议；并且亦因不同的法律制度，而有不同的答案。例如，西班牙民法典有一规定：“法律仅能经由后法和无效加以废止后，与其相反的习惯和实例，才能有效的援用”。然而，我们必不为文字所骗；因为权威法学家苏卡摸拉（Scaevola），曾就此一规定批评说：“是否此一原则在实务上完全适用？我人不无怀疑。当一法律条文失其功效，而有一习惯形成，并与之相对抗时，由于此一法律条文不能应乎时代的需求；或者生活于此一时代中人们的理念，所以纵使立法者仍执拗的欲强加保留，也是毫无用处的。我们可在同法第五条第七项第六款中得到明确的证明。它规定：‘凡为变戏法或以斗牛为业的子孙，均丧失其继承权’。此一法条，虽未为其他后法所废止；但是并没有人遵从其规定”。事实上是时间吞食所有制定法，自亦包括防止时间吞食的法律在内。
如果上述的情形，在那些以制定法明白规定，制定法不能因其失去效用，即迳认其被废止的国家是确实的话，那么，在没有此类规定的国家，则更是真确。叶尔斯生（Erskine）在其名著《苏格兰的法律原理》（PrinciplesoftheLawofScotland）一书中曾谓：“习惯当其与制定法同等建立于立法者的意志之上时，即具有同等效力。因此，当一制定法得为另一制定法所废止或解释，则一制定法亦得由社会共同的习惯所解释，甚且得因后来与之相反习惯的对抗，而丧失其效用。”纳年（Nathan[校者按：此人名待查]）在其《南非的普通法》（TheCommonLawoftheSouthAfrica）一书中，亦持相同的看法。他说：“不仅后法可废止前法，而且前法亦得为习惯所废止。盖以人民表现其意志，初不因运用的方法不同而有别，所以法律不仅因立法者的意志而更改，而且可因制定法的失去效用，并为社会大众的默示同意所变更”。
时间乃一不速之客，不论愿意与否，它都会溜人法律的宅第。前门拒之，它便会由后门悄悄地溜进。
（二）法律三度论的逻辑另一成果，便系所有的法律均与事实相关。法律与事实共存亡，法律并非产生于事实发生之前。谈法律而不言事实，诚属荒唐！
本文作者：张鹏飞工作单位：兰州工业学院
食品安全存在的法律问题
(一)食品安全立法系统性不强，存在法律冲突我国食品安全立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还有一些问题，比如法律系统性不够等问题，规范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律有《食品安全法》，有部门规章、地方性法律文件，还有部门的红头文件，这些法律规范不但法律效力层次不同，而且存在着冲突现象，这种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法律与法规之间的冲突，还表现为法规与法规的冲突，不同部门的法规之间的冲突，还有地方性法律法规存在着冲突。(二)食品安全监管法律比较笼统，操作性不强由于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很多，权力分散各部门在食品监管中都有权制定部门规章，这样就出现标准不统一、法律规范打架的情形，比如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划分是生产阶段由国家质检部门监督，流通环节由工商部门监管、餐饮服务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监管，但是对出现交叉部门各监管部门都有权监管，这样不但出现监管法律法规冲突的情况，还会出现监管权的冲突。(三)食品安全标准以及食品安全检测技术与国外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我国食品安全标准较发达国家标准相对较低，而且我国食品安全标准过于陈旧，许多标准十几年不变，已经不能适应变换了食品市场需要，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英、法、德采用国际标准的食品就占食品总量的80%，日本食品标准有90%以上采用国际标准，而我国目前国际标准只有40%左右，等同采用或等效采用了国际标准。(四)监管责任虚位1.法律法规处罚力度不够发达国家对食品安全违法企业处罚力度很大，一般都是给予违法所得十倍的罚款，我国对食品违法企业的罚款额度相对较低，这样以来食品生产企业违法成本很低，敢于违法，而违法所带来的利润却很高，加之我国食品监管不严的现象，食品市场违法屡屡发生就见怪不怪了。2.监管者责任规定不到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是多头分段监管模式，这种管理模式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当出现利益时几个部门争抢监管权，没有利益可图时相互推诿监管权，这样就出现监管真空状态，发生食品违法事件侵害消费者的身体健康，而且多部门分段监管，有时候就出现灰色区域没人监管，如三鹿毒奶粉事件，奶源在进入三鹿之前就被奶农注入三聚氰胺，而在这之前由农业部门监管，进入企业生产之后就由质检部门监管，这样就出现监管的灰色地带失去监管。
完善食品安全具体法律制度
(一)建立科学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食品安全法制建设应该包括食品安全立法建设、司法建设、执法建设，法律的结构决定法律的功能，要发挥好食品安全法律功效，就必须有一个好的食品安全法律结构，科学合理的食品安全法律架构对保障食品安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食品安全立法应该分层次地解决好基本法与部门规章还有地方性法律的统一和效率的关系;其次，解决好法律的结构关系，因此，构建法律体系首先需要的是赋予一种科学合理的结构。应以《食品安全法》为中心，以食品标准方面的法律、产品质量方面的法律、消费者权益法等为支撑，以国务院实施条例为轴心，会同各个部门规章、地方法规、国家食品标准、地方食品标准和行业标准为细化规则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1］(二)规范食品安全标准，与发达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接轨要不断规范食品安全标准，做好食品安全科研工作，保证食品标准依据科学，确保从农田餐桌食品安全，做好食品安全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使对食品进行监督与管理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应将标准化的工作集中到国家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制定食品质量标准时，使之涵盖卫生标准，从而使卫生许可和生产许可合二为一，并将此职能统一到国家质检总局，避免职能交叉，提高行政效率，减轻企业负担，增强责任意识。［2］食品质量认证部门把原来的无公害认证、绿色食品认证、有机食品认证统一起来，从执行标准、安全级别等方面统一起来，与国际农产品标准接轨，有利于保证我国农产品出口不受非技术壁垒的限制。目前来看，这些认证在程序上和最终目的上都有许多共同点，所以这些食品的认证工作具有统一在一个部门的可能性和可行性［3］。(三)构建执行合一食品监管执法机构我国食品监管的机构混乱，业务重叠，这样不利于食品安全监管。为了保障食品安全，应该统一监管，建立一个食品安全执法常设机构，人员从相关部门抽调部分力量，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统一领导，通过长期规范的管理遏制食品安全问题恶化的势头，促进食品安全［4］。在各地建立这样类似的机构，业务上实行垂直领导，给予执法权，提供各种技术保障，做好对违法食品的检查工作。(四)提高处理消费纠纷的效率，增加企业的违法成本在处理食品安全纠纷上应该注意效率的提高，让消费者敢于维权。也能维权，首先，我们应该在制度设计上保证诉讼效率，在人民法院设立小额诉讼法庭，设立简易诉讼程序，保障快捷方便地解决这类纠纷;其次，增加诉讼主体，设立公益诉讼制度，确保有公益心的人参与诉讼。(五)食品监管还要发挥好媒体监督作用要保障食品安全，还要充分发挥各种监督，利用宪法赋予公民和新闻媒体的监督权，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监督食品市场上的不法行为，让食品违法曝露在阳关下，让伪劣食品没有市场，通过新闻监督，可以反映广大群众的呼声，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不足，纠正我们工作中的问题，促进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5］。总之，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完善是一个系统工程，做好这项工作有利于我们与国际社会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的合作与贸易，也会促进我国食品安全工作，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和谐。
涉外继承公证与一般性继承公证办理时，要按照程序规则及涉及的关键问题并存在原则上的差异。如何在中国法律法规框架内，在符合国际司法规则为基础，挑选适用于法律解决确定继承人的范围、界定夫妻财产等。下文针对涉外继承公证法律中的问题展开分析，以期采用准确的适用法律解决涉外继承公证问题。
一、涉外法定继承公证概念及范围
涉外法定继承是指包含涉外因素的法定继承，主要表现如下:主体或客体涉外;与继承有关的法律事实涉外等。涉外继承包含一系几种情况:继承人或被继承者一方或双方均是外国人或身处境外;有待继承的全部或部分遗产在国外;产生继承法律事实出现在国外。必须注意，涉外法定继承最少需要一个涉外因素，但无需全部具有涉外因素。
二、如何办理涉外法定继承公证
(一)严格按照管辖权各项规定
明确管辖权直接影响法律法规的使用度，进而影响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由此可知，确定管辖权具有重要意义。《公证法》第25条指出:“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办理公证，可向居住地、常住地或事实发生地的公证机构提出。申请办理涉外不动产公证过程中，申办人应向不动产所在地机构提出申请。”办理涉外法定继承公证时，并非简单套用以上规定，还应按照《司法部公证律师司关于涉外遗产继承公证书如何出具事的复函》各项规定。该复函指出:“中国公民继承居于在国内或国外中国人、外国人在境外的动产或不动产时，都不宜只开出关于继承事项的公证书，也应开出国内当事人与死者亲属关系的证明书或当事人的出生证明，依据被继承人居住地法律或不动产所在地法律法规进行办理。遗产继承适用于我国的法律法规，公证部门应根据继承人提出的申请，为他们开出法律继承公共公书。
(二)准确适用相关法律
目前，我国公证机构在日常工作中，对继承公证是否合法存在一定争议，但笔者认为，合法性审查对涉外法定继承公证具有重要意义。香港和祖国的怀抱，标志着我国成为一个多法域国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之内，香港、澳门两个地区均是中国内地平等且独立的法域。台湾已有法律制度与我国大陆有所差异，对，我国可遵循一国两制的方针进行解决。区际继承就是在一个多法域国家之内，继承法律关系中主、客体及内容这三项要素最要由一个或多个与另一法域有一定联系。世界上多数复合法域国家通用做法就是把住所地法律当做区际冲突上的属法人。目前，我国各地已有自己的国际司法立法或不成文法，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及部分单行法规明确规定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标准。因此，在解决中国区际法律冲突问题时，中国大陆、港澳台可以退出适合自身需求的国际司法以解决法律冲突问题。办理涉外法定继承公证过程中，明确管辖权以后，要根据冲突规范指引明确办理法定继承公证适用的法律。同一继承案件适用的法律有所差异，其产生的法律后果存在显著差异。由于不同法域，对继承人的范围、继承顺序、遗产继承份额等有一定差异。因此，法律适用准确性显得尤其重要。中国涉外法定继承法律适用方面的规定主要表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该法律指出，我国在涉外法定继承法律使用上均采用区别制，即:动产要采用被继承人死亡时居住地的法律法规处理遗产，不动产则运用不动产所处地区的法律。必须注意，若继承者为居住地处于中国大陆的公民，被继承者居住地也在中国大陆，这种情况隶属于国内法定继承情形，不属于涉外法定继承范畴，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
(三)确定最合适的继承人
办理涉外法定继承公证中继承者身份认定尤其重要，我国有关继承者身份认定的法律法规主要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对夫妻关系的认定，本法第23条明确规定:“夫妻人身关系，可以采用双方共同经常居住地的法律法规;不在一个地区居住，可采用共同国籍法律法规”。对父母和子女关系的认定，该法第25条规定，父母子女关系适合共同经常居住地所用法律;缺少共同经常居住地，适用于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共同国籍国法律，以此保障弱者的权益。对收养关系的认定，该法第28条表明，判定收养的条件及手续，可采用收养人和被收养人经常居住地区的法律。收养效力，则采用收养时收养人常局居住地区的法律。解除收养关系时，应根据收养时被收养人常居住地的法律或法院地法律。
三、结论
总之，涉外法定继承公证业务重点在于通过冲突规范指引明确准据法，以此判定继承人、遗产范围等各项要素。本次研究以涉外继承公证的概念及范围展开分析，提出一系列创新公证理论、促进该业务健康发展的建议，以期为类似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参考文献］
本文作者：张华工作单位：宜兴市人民法院
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第一，由于我国法院的人事任免权在当地，工作人员的工资和福利也是由当地管理，因此当涉及到经济利益时，法院之外的其它部门可能形成对抗法院的合力干扰法院的执行工作;第二，一些党政机关、金融部门、交通部门等对法院的工作不协助，这些部门可能向被执行人通风报信，也可能与被执行人进行私下交易，这就给法院的执行工作带来一定困难。法院执行工作体制不健全，执行细节不明确第一，我国法律制度还不健全，目前还没有关于执行工作完整的法律条文，使得法院的执行工作缺少依据，法院执行工作主要依据《民事诉讼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其中的法律规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执行工作;第二，执行工作的法律条文比较空洞，有些缺乏可执行性，法律中的漏洞较多，可能导致执法人员从而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被执行人不配合执法或者确实无履行能力第一，被执行人不配合法院执法是造成法院执行工作效率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中包括被执行难找，被执行人财产难以调查和财产难动，被执行人往往对法院采取消极对抗的态度，导致案件执行难以落实，只能一拖再拖;第二，有些被执行人处于偏远落后地区，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如果法院强制执行势必会造成社会的矛盾，影响社会稳定，这样的案件根本无法执行。
建立健全法院内部管理制度，提高执法工作人员的素质第一，执行体制要科学，执行措施要有效，执行行为要规范，执行资源要充足，加强对法院内部的管理;第二，有效整合法院的资源，实行审执分离的制度，提高法官的独立性和司法能动性;第三，提高执法工作人员的素质，确保在执法工作中执法行为要文明规范，要加强对执法工作人员的定期培训，使他们成为合格的执法人员。建立统一的执行运行体制第一，完善国家的法院制度建设，把人事任免权和活动经费从当地政府中收回来交给国家统一管理，使当地政府与人民法院脱钩，这是解决法院执行工作效率低的根本措施;第二，加强对法院外其它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的教育，避免领导对被执行人的庇护;第三，建立独立的法院组织结构，落实宪法赋予法院的应有地位和权力;第四，加强行政部门救济，特殊情况下由行政部门负责对被执行人的执行工作，防治司法腐败。完善执法工作的法律法规，健全法律体系第一，国家尽快颁布完整的《法院执行法》，使法院的执法工作有法可依，为法院执行工作提供司法保障;第二，灵活运用《民事诉讼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更好地为执法工作提供服务;第三，制定独立的民事执行法律，采取单独立法，实行民事强制执行，并对民事执行程序明确规定;第四，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公平合理的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加强对公民的法制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第一，利用多种渠道，开展多种形式的执行法律宣传教育，增强公民的法治观念，增加公民维护法律的自觉性;第二，法院要与普法部门加强合作，利用媒体进行宣传普法，组织地方政府基层工作人员的法律培训;第三，提高公民的防范意识，减少民事纠纷的发生，对已经发生的民事纠纷法院要进行协调以达成和解。
法院执行工作效率低是一个长期问题，面对我国的特殊国情，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改革，多举并施，要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明确法律法规，建立完善的被执行人惩戒制度，克服地方保护的干扰，只有这样才能强化法院执行工作，提高法院执行工作效率，从而维护社会稳定。
作者：张旗 单位：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大学生没有将学习到的法律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的机会，了解到的法律知识非常有限，很难将其运用到实践中，无法树立基本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淡薄。师资力量薄弱，缺少心理健康教育辅助大多数高校的法律基础课程教师是由德育教育人员，甚至高校行政人员担任或兼任的。他们大部分并未受过系统化的专业理论训练，也没有解决法律问题的实践，这些都直接导致了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效果不能达到教学要求。大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时期，思想尚未完全成熟和自主。普及法律基础课程，虽然能使大学生短时间内具备一定的法律基础知识，但这种浅层次的法律知识的灌输并没有真正内化为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法的精神和价值并没有被学生完全理解，其思想意识中缺少公平、正义等基本法律理念，更谈不上对法律的信仰。当这些问题与社会化的协调发展发生矛盾冲突后，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调和排解，就会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所以法制教育尚需要心理健康教育的辅助，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但目前很少有高校开展专门的心理健康辅导。近年来，大学生因心理问题导致的违法犯罪行为不断增多，恶性极端事件不时见诸报端，引发了社会对高校法制教育的思考和质疑，没有完善的心理健康教育应该是原因之一。
大学教育的目的不只是知识的传承，而是对于大学生求知、做人、做事等综合素质和人文精神的培养，因此在专业教育的同时，必须重视加强法制教育，实现精神道德和科学知识的均衡发展。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对于大学生法律素养和法律意识的培养，应该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法律基础课程包含法律知识和法律知识的运用两部分。根据法律基础课实践性强这一特点，必须加强并且重点突出法律基础课程的实践性教学，采用启发式、讨论式、案例教学法，突出学生在该课程中的主体地位，还可以通过模拟法庭式教学，开展法制讲座、法律咨询等社会活动，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养成追求真理和善良的品格。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大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是大学校园，而经过长期沉淀的校园精神和校园文化氛围具有潜在的渗透性和浓厚的感染性，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应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弘扬民主和法治精神，建立完善的校园管理制度，使大学生在校园内的学习生活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有错必究。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保证学生在校园建设和问题处理时的发言权和参与决策权。同时，应加强校风和学风建设，可以与司法部门配合，请法官、检察官或律师等法律专业人士针对大学生的特点开展专门的法制讲座或专题讨论，营造出浓厚的校园法律文化氛围。加强法律课教师的培养法制教育是一项对政治性、理论性、知识性、实践性要求很高的综合性教育，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的法律基础课程教师队伍水平的提高，是开展法制教育的关键。法律基础课程教师不仅要具备比较系统的法律学科知识和较高的法律素养，还要深谙学校教育规律和青年学生的成长规律。高校可根据实际情况，通过专、兼、聘等多种形式，建立适合本校教学发展实情的教师队伍，以保证法制教育师资队伍的教学水准。
开展心理咨询和辅导当今国际国内社会形势复杂多变，人们受到多元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念和思想伦理观念的冲击。由于大学生活而导致的学习环境、学习方式、人际交往、自我评价等方面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这又更直接影响了大学生学习知识和适应社会的能力。法制教育作为人文教育的一方面，与心理健康辅导相结合，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高校能广泛开展心理咨询和辅导，在大学生出现不良情绪时，可以通过心理辅导的方式来疏导和排解，就能预防和避免大学生因心理问题等而导致的违法犯罪行为，从而有效巩固大学生法制教育的成果。当然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的培养，不能单单靠几堂法律基础课程实现，专业教育与法制教育的有机结合，更有利于增加学生学法的实效性。高校学生法制教育任重而道远，需要高校教育人员和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和共同努力。
说到建筑的美，人们常常以“建筑是凝固的音乐”一语冠之。的确建筑的形式语言和音乐十分的相似，他们在时空上都强调对称性。建筑立面上的门和窗是音乐的节奏和音符，建筑的形式语言和音乐的语言一样，在表意上都强调一种朦胧的状态，而非直露的表白。但是建筑本身却并非凝固之状态，建筑的存在，建筑的功能，以及建筑的审美，在更高的层次上具有自身的精神向度，呈现出一种四维空间复变的态势，一种拓扑结构。建筑艺术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不断地获得新的生命。在人类对艺术的鉴赏和诠释下，看似凝固的建筑重新被激活，古老的巴提农神殿、精美的黄鹤楼也在此种激活中具有了新的时代的意义和价值。这种凝固中的运动价值与法律的价值有着惊人的相似。篆刻在黑色玄武岩上的《汉谟拉比法典》距今已有2700多年，但是如今的法学教育和研究中我们依然对于这部人类早期的行为规范赞赏有佳。《法国民法典》颁布已有200年，但是其基本的原则和精神并没有因为凝固的法典文字而被禁锢，而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在法律的实践与研究中获得了新的生命，不断地更新、超越和创造自身的价值之维。
二、在开放与闭塞之间
一、问题的提出
2007年4月，广东省惠州某学校（下称采购人）监控保安设备采购项目，经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管科批准采用竞争性谈判采购方式，采购人委托某市国际招标有限公司（下称招标机构）进行招标，到谈判截止时间2007年4月13日上午10：00，共有4家供应商（分别为某市广视通教学设备厂、某市奥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某市美视科技有限公司和某市大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按时在招标机构开标室递交了谈判文件。谈判小组按照评标方法和政府采购程序进行评审和谈判，最终确定二次报价最低的某市大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中标人）为本项目预中标单位。《谈判结果确认函》经采购人确认后，于2007年4月14日由招标机构发出中标通知书。之后，采购人称对本项目中标人不了解，其方案设计、设备性能、日常维护、售后服务等能否满足学校的需求，是否符合招标文件的采购要求存在不确定性。因此，要求中标人在签订合同期间，携带主要设备来校现场演示，并得到中标人同意。2007年4月23日上午11：30，中标人应要求在校进行了演示，演示结束后，采购人对结果不满意。2007年5月15日，招标机构重新组织了原谈判专家小组对采购人提出的意见进行了复议，在复议过程中，中标人派出专人到现场进行答辩，结果原谈判小组成员一致同意取消中标人的中标资格，同时正式宣布该项目招标失败。2007年5月18日，招标机构下发了《惠州某学校监控保安设备采购项目复议结果》，认为“经过谈判小组复议，某市大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编码器输出格式和环球无线网络摄像机集成程度均不符合采购要求，原谈判小组一致同意取消上述单位的中标资格”。2007年6月2日，财政局转来中标人的举报信，政府采购监管科立即组成调查小组进行调查，调查小组分别对本项目负责人、谈判小组成员、采购人的相关经办人员进行了询问和笔录。调查后，政府采购监管科做出了维持“原判”的决定。监管部门认为，惠州市从2003年8月开始，暂不设市政府采购中心，全市政府采购执行职能由政府采购招标机构履行。政府采购监管科审批采购方式后，由采购人选择，并委托在惠州市设有办事处的招标机构进行政府采购。本次政府采购活动自发出《中标通知书》时止的采购程序，符合《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但在发出《中标通知书》后，招标机构过分迁就采购人，召集原谈判小组对本项目进行复议，并取消中标人的中标资格，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为此，维持“原判”以保护中标人的正当利益。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逐步完善，招投标制度已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极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尽管如此，我国招标投标制度在实施中仍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广东省惠州某学校招投标的典型案例清晰地告诉我们我国《招标投标法》和《合同法》对招标投标过程中中标通知书的法律效力的界定存在着理论上的缺陷。亟需理论界和实务界人士加以研究探讨。
二、中标通知书之合同概念分析
合同又称契约，在罗马法中契约被定义为“得到法律承认的债的协议”。在罗马法中买卖合同是纯粹合意的产物，合同的成立即合意的达成。《法国民法典》规定：“契约，为一人或数人对另一人或另数人承担给付某物做或不做某事的义务的合意。”《德国民法典》规定：“以法律行为发生债的关系或改变债的关系的内容者，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必须有双发当事人之间的契约。”美国《合同法重述》（第二版）第一条规定：“合同是一种允诺或一系列允诺，违反该允诺是法律在某些情况下所确认的一项义务。”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给合同下的定义为：“合同可以是依法执行的诺言，这个诺言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这种允诺并非一种单方的允诺，而是以交易为基础的允诺，不要误以为是一种单方的法律行为。我国《合同法》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综上可见合同即是一种合意，但罗马法认为，仅有当事人的协议并不构成一个契约，一个完整的“契约”是一个协议加“债”。海因·克茨指出：“只有协议对双方都具有‘拘束力’时，才具有允许请求履行合同或请求对不履行合同所造成的损害予以赔偿”。合同是一种法律行为，即能够发生当事人所预期的法律效果。因此合同应当是发生民法上效果的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中标通知书是招标人在确定中标人后向中标人发出的通知其中标的书面中标文件。在经过了招标，投标，评标，中标过程以后，应该可以认为招投标双方当事人已经就招标事项达成了合意。而我国招投标法也规定：“中标通知书对招标人和中标人具有法律效力。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招标人改变中标结果的，或者中标人放弃中标项目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三、中标通知书之合同成立要件分析
我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招投标程序的整个过程与合同的成立要件完全吻合，订立合同的第一个阶段是要约，要约必须向特定的受要约人发出，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的内容应当具体确定并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的约束。招标人以公开招标或者邀请招标的方式邀请不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标，这一行为属于要约邀请，我国合同法中已予于明确规定。招标文件应当包括招标项目的技术要求、对投标人资格审查的标准、投标报价要求和评标标准等所有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以及拟签订合同的主要条款。之所以招标不属于要约并不是因为招标人的邀请行为内容不够具体明确，而是因为并未表明经投标人承诺，招标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的约束。招标是一种“众中选优”的行为，投标人必须经过竞标后方能获得中标。投标人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制投标文件，投标文件对招标文件提出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送达投标地点。这一行为属于要约，理论界对这一认定已达成了共识。招标人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的时间和地点开标以后，由招标人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评标，确定中标人。中标人确定后，招标人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并同时将中标结果通知所有的投标人，至此招标程序已经结束。
中标通知书应该是招标人向投标人作出的承诺。我国合同法也规定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同时第四十四条也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可以认定自投标人收到中标通知书以后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但是我国的招投标法却又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中标通知书对招标人和中标人具有法律效力，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招标人改变中标结果的，或者中标人放弃中标项目的，要承担法律责任。招标人与中标人要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来订立合同，招标人、中标人订立合同不能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因此可以认定中标通知书从内容到效力与其后订立的合同没有任何差别，只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无论从理论亦或实践的角度分析，我国中投标法规定：“在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订立书面合同，在一般场合均非必要”。我国中投标法之所以这样规定，其立法目的在于警示招投标人对于他们所进行招投标活动要慎之又慎，不可轻率为之。然而这样规定的结果却削弱了中标通知书的权威性，与合同法的理念也不相符。
四、中标通知书之合同形式分析
法定形式是合同成立或生效的要件，还是合同存在的证据？各国立法对此持不同的观点：一是要件主义，即如果合同不按法定形式订立，合同归于不成立或无效，而不问当事人是否可以提出合同存在的证据。二是证据主义，即合同的法定形式只是合同成立的证据，不具备合同形式的合同并非不成立或无效，只是不能通过法院强制执行。三是折衷主义，即根据不同类型的合同，分别采取要件主义和证据主义。
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合同法采用要件主义。我国合同法采用要件主义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一是为了减少合同纠纷，规范合同双方当事人行为。二是警示合同双方当事人对待合同的严肃性。三是有些合同如不具备一定的形式，可能会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如计划合同。但仔细分析这些理由，可以说有一定合理性，但不完全科学。第一，不能为尽量减少合同纠纷，就置私人的自由权利于不顾，合同法是私法要充分体现合同双方主体的自由意志。第二，不能为了提到制度的公正、安全性，而忽视市场效率的提高，不利于促进商业的发展。第三，宣布欠缺法定形式的合同无效，有时结果却适得其反。因为合同无效的结果反而是国家计划无法完成。
我们不能把书面形式等同于合同书，我国合同法规定的书面形式包括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一切形式。因此招标文件、招投标书、中标通知书都是书面形式。招标人与中标人要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来订立合同，中标人发出投标文件是其对招标文件一种接受，招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表示其对中标人投标文件的接受，招标文件、招投标书、中标通知书所承载的内容与招标人、中标人订立的合同其实质性内容是一致的。为了节约交易成本，促进商业活动的发展，保护招投标双方的合法权利，提高招投标活动的严肃性，防止出现招标方发出中标通知书后又拒签合同，导致同一标的多次反复中标的情况出现。也为了防止中标人随意放弃中标标的等混乱情况的出现，应当加大拒签合同一方的风险，确认在中标通知书发出以后，项目合同不仅成立而且有效。
注释：
一、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概述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家医疗体制进一步改革,社会福利性的医疗单位逐渐向营利性的经济实体转变,加上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公民的整体素质和法律意识的提高,人们的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医疗纠纷不断增多,且大幅度上升的趋势。同时由于新闻媒体等社会舆论的误导,医患双方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复杂化,并已成为当今社会的热点、难点。原有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已经不适应当前纠纷处理的需要，在有的地方甚至已经成了一纸空文。为了妥善处理解决医疗纠纷,2002年月日国务院出台了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依据条例卫生部了相应的配套规章。
（一）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概念
卫生部制定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对我国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制度作出了相应的规范，在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但是相应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对医疗事故鉴定的概念性质作出一个明确的界定。依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我们可以这样介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概念：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由对发生的医疗事件,通过调查研究,收取物证(包括尸检结果),查阅书证（病历等病案资料）,听取证人证言,当事人、受害人或其家属陈述,分析原因,依据法定标准,判定事件性质,作出是否属医疗事故及何类、何级、何等事故的科学鉴定结论的过程。本文所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指医学会组织专家组依法（《条例》）进行的鉴定。
（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机构
《条例》明确了由医学会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条例》第21条规定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机构为医学会，设区的市级地方医学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接管辖的县（市）地方医学会负责组织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组织再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实行市、省二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制度。省级鉴定为最终鉴定。医学会建立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专家库，参加鉴定的专家由医患双方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
（三）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程序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提起可以有以下三种：第一种，医患双方协商解决医疗事故争议，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共同书面委托负责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组织鉴定，医学会对单方面委托的鉴定申请不受理。第二种，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医疗机构关于重大医疗过失行为的报告或者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要求处理医疗事故的申请后，对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书面移交负责首次鉴定的医学会组织鉴定。第三种，法院审理涉及医疗事故问题诉讼案件时，依职权或当事人申请移交委托负责首次鉴定的医学会组织鉴定。
医学会在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时，对发生的医疗事件,通过调查研究,收取物证(包括尸检结果),查阅书证（病历等病案资料）,听取证人证言,当事人、受害人或其家属陈述,分析原因,依据法定标准,判定事件性质,作出是否属医疗事故及何类、何级、何等事故的科学鉴定结论。鉴定实行合议制度，过半数以上专家鉴定组成员的一致意见形成鉴定结论，专家鉴定组成员对鉴定结论的不同意见予以注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根据鉴定结论作出，其文稿由专家鉴定组组长签发。
卫生行政部门对鉴定结论的人员资格、专业内别、鉴定程序进行审核，不符规定的重新鉴定，符合规定的及时送达双方当事人。
任何一方对首次鉴定结论不服均可以进行再次鉴定。
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性质
研究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首先必须研究其鉴定行为的法律属性。
（一）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具体行政行为
根据行政法理论，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管理活动行使行政职权中所作出的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1]。有一种意见认为,由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作“医疗事故鉴定是一种行政行为,当事人对医疗鉴定结论不服,向法院的,法院应作为行政案件受理”[2]。这种观点是由原《办法》中规定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工作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自治州、市)、县(市、市辖区)三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负责，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和卫生行政部门之间具隶属关系所得出的。目前医学会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受理机构，是独立的学术性、公益性、非营利性法人社团，不是行政主体，所以鉴定行为也就算不上具体行政行为。
（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一种特殊的法律行为
1．医学会从事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合法性、合理性分析
《条例》规定医学会具有从事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权利和义务。2003年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法[2003]20号）“二、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中，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决定进行医疗事故司法鉴定的，交由条例所规定的医学会组织鉴定。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需要进行司法鉴定的，按照《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组织鉴定。”医学会由于行政法规《条例》的授权加上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使医学会成为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唯一合法组织。其合法性不容质疑。
鉴定的目的使为了更好地解决医疗事故民事纠纷，在医患双方对是否属于医疗事故，医方侵权责任程度，危害后果，因果关系等方面存在异议时，势必寻求公正的第三方（中介性组织）对此加以评判，以更好地进行协商处理。进入诉讼程序后由于法官对医学专业性问题难以评断，也需要借助一个有力的公正的鉴定。中华医学会章程第二条“中华医学会（以下简称本会）是全国医学科学技术工作者自愿组成的依法登记成立的学术性、公益性、非营利性法人社团，”医学会在性质上属于非营利性社会团体,具备法人资格,这与原《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规定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组织的性质不同。医学会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医学专业性社会团体法人,与任何机关和组织不存在管理上、经济上、责任上的必然联系和利害关系,这也体现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专业性、中介性。[5]
但是中华医学会是一个具有行业利益色彩的社团性组织。新修改通过的《中华医学会章程》增加了“本会依法维护医学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合法权益，为医学科学技术工作者服务”等内容，这种行业保护倾向明显的学会性组织，已不同于纯粹的学术团体，具有维护自身利益的要求。在利益纷争的一般场合，这种利益要求和倾向是合理的。但医患纠纷中，这种行业性的利益要求应当受到合理的和公平的约束。不仅因为医患纠纷的另一方是单独的社会个体，而且因为这种社会地位的不对等，极易引发对患者合法权利的侵犯。
我们必须肯定医疗事故与否的判定只能由医疗领域的专家进行鉴定。对病人的疾病进行诊疗的时医生，评判其诊疗过程是否造成人身损害，行为是否有过错，行为过错和后果是否有因果关系等一系列的专业技术问题只能由该领域的专家进行。由于医学科学的复杂性，医学科学的特点，对疾病的诊治方式，医疗事故的发生往往涉及多个医学专业，所以“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由负责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组织专家鉴定组的方式进行”。
2．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法医鉴定、司法鉴定之比较
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进行分析，我们先来分析医疗事故的构成要件，要构成医疗事故必须包含以下要件：违法的医疗行为、损害后果、医疗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医疗行为有过错。因为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最终解决的是民事赔偿问题，最终解决途径还是司法。目前我国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规则原则在审判中一般是按照过错侵权行为来认定的。我们可以对照一下过错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我国通说将其概括为：违法行为、损害事实、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行为人的过错[6]。其构成要件基本上是相同的，只是医疗事故的损害后果要达到一定的程度，而过错侵权则无相关规定。侵权行为的损害事实所包含的范围比较广泛，医疗事故包括在内。但是就侵害生命健康权而言，医疗事故的成立和侵权行为的成立基本上是一致的。法庭委托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其目的也就在于认定医疗行为是否有过错，违法的医疗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至于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并无太多实质性的意义。换句话说，法院委托的医疗事故鉴定实质上是医疗行为过错鉴定，医疗行为违法鉴定，因果关系鉴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其名称容易造成一定的误解，拟改为“医事鉴定”为好。
根据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年1月王保洁主编的《法医学》（第三版），法医学研究范围可以作如下划分：法医病理学、法医物证学、临床法医学、法医毒理学、法医毒物分析学、法医精神病学。与医疗联系比较密切的就是法医病理学（对象：尸体鉴定死亡原因、死亡性质、死亡时间、损伤时间等），临床法医学（对象：活体，鉴定损伤性质、损伤程度、劳动能力、其他生理病理状态与损伤的关系）。法医鉴定暂时无法律规定其鉴定的范围，但是从其研究的范围就可以看出，在医疗损害纠纷中只能从事死因鉴定和伤残等级等损害后果鉴定，无权鉴定医疗行为的违法性，无权鉴定医疗行为的过错性。缺乏临床经验的法医，在临床领域并不是专家，无法对诊疗措施的选择，手术指征的掌握等医疗行为作出客观的合理的评价。医疗损害侵权赔偿（侵害生命健康权）诉讼中，所应该进行鉴定应该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法医鉴定只能鉴定其损害后果的存在，伤残等级的存在。所以法医关于医疗行为过错违法，行为和后果的因果关系鉴定是无效的，法院应该不予采信，只能采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存在“重复鉴定，多头鉴定”的情况了。
《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第二条：“本规定所称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过程中，为查明案件事实，人民法院依据职权，或者应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申请，指派或委托具有专门知识人，对专门性问题进行检验、鉴别和评定的活动。”这里很清楚地表明司法鉴定也就是法院指派委托的鉴定。无论是何单位鉴定均具有司法鉴定的性质。法院委托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同样也是司法鉴定。目前存在很多“司法鉴定所”其当事人委托的鉴定结论称为“司法鉴定”。这是值得探讨的。同样双方当事人委托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其性质不是司法鉴定。但是一般情况下，涉及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鉴定机构（医学会）是唯一的，无论是诉前还是诉中，受委托的鉴定机构只能是医学会。不同之处就在于是法院委托还是双方当事人委托。但是无论是双方委托还是法院委托，其鉴定结论应该是唯一的共同的。无论是双方委托医学会还是法院委托医学会，送检材料，当事人陈述等等鉴定的依据是唯一的共同的，得出的鉴定结论也是共同的。且其鉴定机构合法性不容质疑，法院对待任何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态度应该是共同的，无论是司法鉴定还是当事人委托。最高院应该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加以肯定，将其纳入到司法鉴定的轨道。
3．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一种诉讼辅助行为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过程是依据法律法规，诊疗护理常规等等，对病案资料以及各种报告进行审查，判定行为性质，是众多医疗专家的思想结晶形成的过程，是对事实的一种说明和解释的过程。鉴定的过程是对事实的一种评判。鉴定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组织实施，由于委托人的不同可以分为司法鉴定和非司法鉴定。由法院委托的情况下，该鉴定即为司法鉴定，该鉴定行为即是一种诉讼活动。鉴定就成了整个案件诉讼活动的一部分。医患双方共同委托的鉴定实际上是医患双方寻找的第三方对事实进行客观的评价，类似于仲裁，但并非仲裁。其法律属性难以介定。目前我们可以这样认可：鉴于医学会鉴定的中介性和非司法性，其合法的鉴定行为我们可以认定为特殊的民事法律行为。但是鉴定不能解决赔偿问题，赔偿问题可以通过行政处理，双方调解，民事诉讼这三种途径来解决。民事诉讼是最终的解决途径，问题的根本还是要走向诉讼，进行鉴定的最终走向就是民事诉讼。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最终还是要跟诉讼相结合。鉴定解决的是事实判定问题，有助于进入诉讼程序。诉讼中大部分案件还是要借助于鉴定来进行审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无论何时提起，何人委托，我们都可以看作为诉讼辅助行为，一种诉讼活动。
（三）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特点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特点具有多重属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具有法律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具备法律依据——《条例》。鉴定结论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鉴定必须遵守相应的规定。
第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具有专门性。鉴定人、涉及学科、鉴定机构等等均具有专门性。
第三，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具有主观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主要的是专家组的主观活动，根据事实，鉴定人提出自己的看法意见。
第四，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具有准司法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对事实的一种评判，是由对发生的医疗事件,通过调查研究,收取物证(包括尸检结果),查阅书证（病历等病案资料）,听取证人证言,当事人、受害人或其家属陈述,分析原因,依据法定标准,判定事件性质。
三、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
我们研究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最主要的就是研究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包括其性质、特点和诉讼中证据效力。
（一）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的性质
我们来看看各国对鉴定结论的规定。英美国家的诉讼理论将鉴定结论称为“专家证言”、“意见证据”，认为“意见是指从这些事实中推理得出的结论”[3]。实际上并不是以鉴定结论的方式出现，而是以专家证人（expertwitness）的身份被通知出现在法庭上，鉴定人实际上也是证人,鉴定意见即为“专家证言”。大陆法系国家中，鉴定人是法官的帮手，他们在法庭上比一般证人享有某种特权，如有权查阅相关卷宗询问当事人等。证人和鉴定人相区别，遵循古老的法谚“鉴定人是关于事实的法官”。
在原苏联，鉴定结论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鉴定人和证人相区别，鉴定人不是证人，因为他不是向法院说明他自己看见或听到的什么事实，也就是说，他不是证明事实，而是对事实作出分析，从科学材料或者自己专门角度来说明事实。原苏联将鉴定分为法院鉴定（法院指派委托的鉴定）和非法院鉴定（非法院指派委托的鉴定隶属于某一管理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了七种证据：“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这里鉴定结论指的法律明文规定的法定鉴定部门作出的或者是由人民法院所认可、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很显然，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鉴定结论也包含在内，在诉讼中也是作为证据来使用的。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是鉴定人对发生的医疗事件,通过调查研究,运用其专门知识和技术对案件的某些方面进行鉴定所得出的合乎科学的结论。鉴定结论并不是案件形成时或形成后留下的客观事实而是根据其原有的一系列证据作出的结论。它是不仅对客观事实的反映同时还有对客观事实的一种推断。正是这种反映和推断产生了对客观事实的认定，也就形成了鉴定结论。鉴定的过程是解释和评断的过程，鉴定结论是依据客观事实进行科学解释、评断所得出的推断结果，不是对客观事实的直接反映，同时也不是客观事实。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不是一种独立的原始证据，也不是直接证据，而是一种衍生证据。无论是诉讼前的得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还是诉讼中得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在诉讼中其本质都是证据。
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的特点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直接结果，鉴定结论的性质直接决定了其证据形式的特点：
第一，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具有主客观双重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是鉴定活动的结果，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主观性质必然带来其结论的主观性，但并不是否定鉴定对医疗行为的认定，否定鉴定结论的客观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医疗行为作出一个客观的评判，既具有客观性，也具有主观性。而且其主观性更浓一些，因为鉴定主要就在于评判部分。
第二，真实和失真的双重倾向性。鉴定的科学性，如专家合议等决定和保证了其鉴定结论具备更大的真实性，但是由于医学是一门复杂的特殊的科学，人类对疾病的认识还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鉴定的主观性决定了其必然存在失真的可能性。
第三，鉴定结论客观真实性的严格条件性。《条例》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办法》对鉴定作了一系列的严格规范，特别是程序性规范等，只有鉴定行为、程序、鉴定人等等均合法，鉴定按照严格的条件进行，才能保证鉴定结论的客观真实性。如鉴定人的回避等等。
（三）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据效力
鉴定结论是卫生行政部门对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进行行政处理的依据（《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办法》41条），也是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的依据，在这两种行为中鉴定结论的作用本文不作探讨。这里主要探讨的是鉴定结论在民事诉讼中的相关问题。包括诉讼中移交医学会进行鉴定作出的鉴定结论，还包括诉前已经作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在诉讼中的证据效力问题。
笔者认为无论诉讼前或诉讼中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具有同等的效力。诉讼前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不能视为书证，也应该视为鉴定结论。一般情况下，涉及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鉴定机构（医学会）是唯一的，无论是诉前还是诉中，受委托的鉴定机构只能是医学会。不同之处就在于是法院委托还是双方当事人委托。但是无论是双方委托还是法院委托，其鉴定结论应该是唯一的共同的。
前面已述及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是法定证据的一种。任何一种证据都必须依法定程序经司法人员审查或当事人提供经法庭质证后才可以作为判案的依据。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同样如此。只有当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被充分证实后才能被法官采信。而且，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具有主观性、失真倾向性、客观真实性的严格条件性等特点，更要求我们做好鉴定结论的审查和质证。但是我国现行法缺乏对其采信应有的审查、质证等有效的程序性规定，应该尽快加以有效地规范。
1．法院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的审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下称《证据规定》）71条“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29条规定了法院对鉴定书的格式进行审查。可见，法院对法院委托的鉴定得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的结论持绝对之肯定态度，法院无须对鉴定结论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双方当事人委托的则未作规定。《证据规定》77条已经明文规定鉴定结论的证明力要大于一般书证。法院为公正公平地判案，必然要求正确对待鉴定结论，应该对鉴定结论进行程序性审查和实质性审查。鉴定结论既然作为证据，法院就应该有查明的义务来认定其证据能力。法官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法理和良知，对医疗事故鉴定人员、医疗事故鉴定组织、鉴定程序、鉴定依据、鉴定结论、鉴定书的格式等进行合法性审查。在上述几点的合法性都得以确认之后，才可以于以采信。以确保鉴定结论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正确认定案件。对于不合法的鉴定结论应当不于采信，要求医学会另行组织专家组进行从新鉴定。新条例并未规定法院对鉴定的审查权、否定权，这是应然的。鉴于《条例》的行政法规的性质，无权对司法程序、法院职权作出规定。最高院在法[2003]20号通知中已经作出了一定的确认：“人民法院对司法鉴定的申请和司法鉴定结论的审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处理。”按照法理，法院有权对相关证据进行审查的，对鉴定结论也应该积极进行审查，无论是诉讼前的还是诉讼中的鉴定结论应该一视同仁地进行审查。由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专业性，法院对审查有困难时可以考虑引进专家辅助人，作为对鉴定结论提出质疑、帮助法庭审查的专门人员，其费用可以由败诉方承担。否则，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的审查最终还是流于形式。
2．双方当事人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的质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66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证据规定》47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根据直接言词原则，双方当事人应该对案件的证据进行质证，排除合理疑点，才能说明其证据效力，才能被法院采信。鉴定结论作为证据的一种同样要由双方进行质证。《证据规定》61条使欠缺医学专门知识的当事人借助诉讼（专家）辅助人对鉴定结论提出有抗辩力的质疑，有助于法庭的对抗，有助于法官理性判断鉴定结论，确保公正公平与正义。《证据规定》59条“鉴定人应当接受当事人质询。”这必然要求鉴定人必须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回答对方问题，解释说明鉴定问题，解释说明鉴定过程，特别是鉴定结论中的疑点，论证其结论的科学依据。但是目前鉴定人出庭率底、庭审质证流于形式。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调查的100例案件中，只有一件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法医出庭就鉴定结论回答当事人的提问。由于法官缺乏专门知识，受害人缺乏专门知识，而鉴定人又不出庭对鉴定结论进行论证，造成的直接后果是鉴定结论的庭审质证流于形式。[4]
鉴定人出庭是质证的必然要求。这也就涉及到鉴定人作为诉讼参与人的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问题，目前我国法律未作出明确规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鉴定人是医学会临时召集的专家鉴定组，鉴定结论采用的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合议制。专家鉴定组成员均应该是鉴定人。他们均参加了鉴定活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是鉴定结论是这“临时集体”的共同结论，鉴定人中可能有人持有不同意见。这种情况下，鉴定人参加庭审，出庭参与质证就成了一个问题。如果规定所有鉴定人都有出庭的义务，那么强加给持不同意见的鉴定人一个难以做到的任务，这是讲不通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鉴定人的出庭问题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制度与现代诉讼制度接轨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目前，我们可以这样规定，作出签发鉴定书的专家鉴定组组长即可看作是主鉴定人。鉴定作出之后由主鉴定人承担下列义务：按时出庭；在法庭上依法陈述鉴定报告；接受双方当时人的质询。特殊情况下，经过法庭许可也可以不出庭参加质证，但是必须接受“书面质证”。法官或当事人对鉴定书书面提出疑点，书面文件交给组织鉴定的医学会，由原专家鉴定组给予书面答复。答复意见由鉴定组组长签字，加盖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用章。
经法院审核和庭审质证，该鉴定结论无足够合理疑点，当事人或者法官无足够证据据以反驳，鉴定结论的证据效力即被法院认可，应当作为判案的依据。法院或当事人对鉴定结论持有异议，应当陈述其理由，鉴定结论法院采信与否都应当在判决书中说明理由。
四、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监督机制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对是医疗行为事实的判定，直接影响到双方协商和诉讼结果。其活动过程必须依法受到监督。目前已经存在相关的监督，比如：程序合法性监督，由卫生行政部门审查其鉴定程序。目前的监督机制不够完善，我们应该加快完善监督机制，以保证鉴定的客观公正。前面已提及法院加强审查，庭审专家质证。在这里主要分析责任承担问题，应该尽快建立错鉴追究制度。
（一）错鉴责任追究制度
错鉴责任追究制度，是指对于鉴定人主观上故意或过失作出错误的或虚假的医疗事故鉴定，造成被鉴定人经济损失或其他严重损害后果的，依法追究鉴定人行政、民事和其他法律责任的制度。
目前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制度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审判制度，如合议制，二次鉴定制。二次鉴定赋予了当事人再次鉴定的权利以防止错鉴的发生，防止错鉴给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目前的现状是二次鉴定制度，对于错鉴不承担任何责任。建立错鉴追究制度可以让鉴定组更加客观公正地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目前的鉴定已经赋予了专家们过多的负担，再加上错鉴追究制度是否会让众多的专家们如履薄冰，加重鉴定专家的心灵负担呢？我们就要掌握一个度的问提。
我们可以考虑设立这样一个错案追究制度：首次鉴定，已经赋予当事人再次鉴定的救济途径，鉴定人不承担错鉴责任。由中华医学会设立全国性的专家鉴定组每月定期从各地省级鉴定的鉴定中抽查，对整个鉴定进行检查，是否存在错鉴情况。存在错鉴的原则上不于纠正，除非应法院要求从新鉴定，但是追究主鉴定人（专家组长）和医学会的责任。可以考虑给专家组长小数额的罚款、和小范围内通报。给当事人造成严重损失的由医学会承担责任。但是对于错鉴法院已经结案的不予纠正，以维护鉴定，以及法律的公正。
（二）关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的可诉性
笔者认为，目前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可诉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一种诉讼辅助行为。医学会出具的相当与咨询结论，法院是否采纳，是审判范围的事，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鉴定结论不存在可诉性。
五、结束语
目前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由《条例》的颁布进行了重大的改革，这使鉴定的组织机构、人员资格选择、鉴定程序公开透明，体现了民主作风，对于保障鉴定结论的公正，具有积极的意义。可以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对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能够规定到这种程度是难能可贵的。但是目前的鉴定制度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特别是在于诉讼制度的接轨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明确：医学会是从事医疗鉴定（包括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医疗行为过错鉴定，行为过错和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鉴定）的唯一合法组织，鉴定结论是一种证据，法院和当事人应当加以审查和质证，鉴定人应该出庭接受质证，同时应该完善相应的监督机制。最高院应该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使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制度和诉讼制度良好地接轨，确保鉴定的公正和权威，以更好地解决医疗损害赔偿纠纷。
【注释】
[1]罗豪才.行政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P73)
[2]龚赛红.医疗损害赔偿立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P410)
[3]沈达明.英美证据法[M].中信出版社（P93）
笔者列举了不同时期有关特殊体质侵权的国内典型案件，他们案情相似，但不同时期判决却截然不同。现就以下案例据以讨论。
案例1：谢某的小轿车与韩某的小客车相撞，致田某与于某受伤，田某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谢某负主要责任，韩某负次要责任，田某于某无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本次交通事故是导致田某某死亡的直接原因，酌定事故原因力比例为60%，其本身特殊的体质与病情原因力此例为40%。二审法院认为：《疾病死亡证明书》记载的死亡原因为病人因脑出血，由附一院转回途中，因车祸导致病情加重恶化而死亡，可以认定本案交通事故直接侵害了田某生命权。原审法院鉴于田某的特殊体质与病情也与其死亡相关的实际情况，认定本次交通事故是导致田某死亡的直接原因，同时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酌定事故原因力比例为60%并无不当。
案例2：张某某骑三轮送餐车途经路口时，被案外人孙某某驾驶的巴士五汽公司所有的40路公交车撞倒。交通事故认定，张某某无责任，孙某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一审判决巴士五汽公司就残疾赔偿金承担25%的赔偿责任。二审认为，第二次鉴定已经确定本次交通事故致张某某八级伤残的参与度为25%，即说明其个人的陈旧伤系造成伤残的主要原因，而巴士五汽公司的侵权行为是次要原因、是诱发因素。若张某某无陈旧伤，则此次交通事故虽会造成其伤害，但绝不会造成八级伤残的严重后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让巴士五汽公司就残疾赔偿金全部进行赔偿显然是不公平的。故原审法院依据第二次鉴定意见，判决巴士五汽公司就残疾赔偿金承担25%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案例3：指导性案例24号。王阳驾驶轿车碰擦行人荣宝英致其受伤。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阳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荣宝英无责。损伤参与度评定为75%，其个人体质的因素占25%。一审判决法院据此确认残疾赔偿金27658.05元扣减25%为2074 3.54元。二审法院以原审适用法律错误为由撤销一审判决，由被告进行全部赔偿，没有扣减25%的残疾赔偿金。
案例4： 张某某驾驶的小型越野车在掉头时与王某霞、程某某发生交通事故。经交通事故认定张某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王某霞与程某某无责。原审认为其自身体质的原因仅是事故造成后果的客观因素，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原告王某霞不存在减轻或者免除被告张某某赔偿责任的法定情形，故被告应对原告的损失进行全部赔偿。二审认为，因张某某驾驶不当致使被上诉人王某霞小型越野车碰撞受伤，张某某的违规驾驶行为与王某霞的伤情有直接因果关系，受害人王某霞的特殊体质不是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其对损害的发生亦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且王某霞在本次交通事故中不承担事故责任，因此，被上诉人王某霞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没有过错，不存在减轻或者免除赔偿责任的法定情形，因此，对王某霞的损失被上诉人张某某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上诉人要求按照50%的比例确定赔偿责任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以上四则案例均是终审判决，都涉及到受害人是特殊体质，并且受害人无过错，加害人有过错。但通过观察发现，判决分化成两种：前两个案例是部分赔偿，后两个案例是全部赔偿。案例1和案例2分别是2010年和2011年判决的，而后两个案例，案例3是2014年的指导性案例第24号，案例4是在指导性案例24号后做出的判决。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受害人特殊体质的侵权案件中，加害人应该如何承担责任?对此，本文将围绕此点进行深入的探讨。
二、我国侵权法因果关系理论的变化
(1)理论逐渐向法规目的说统一
不难发现，此四则案例在事实认定上几乎没有差异，受害人均无过错，但在理论上适用不一。早期的案件多数采用必然因果关系说，但实质上必然因果关系说有一个很大的弊病在于，当事件的发生具有偶然性时，该学说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无法解释问题。有些法院则采用相当因果关系说来解释特殊体质侵权的归责，但解释起来也是逻辑有些问题。较少有运用英美法系的二分法学说，其裁判理由也比较牵强，难以厘清法律上的因果关系。2014年以前，较多的法院采用原因力理论，将受害人特殊体质作为导致损害发生的原因力的一种，并以损伤参与度来划分百分比，以减轻加害人的赔偿责任。
一、校园暴力的内涵
关于校园暴力的内涵莫衷一是，有多种说法，有人将校园暴力解释为一种发生在校园内部的，对学生、教师及校外其他人员造成伤害的经常性事件，有人将校园暴力描述为一种发生在校园内，由学生、教师或其他校外人员对另外的一些学生、教师或人员等造成精神或身体伤害的事件。具体来说，校园暴力既是一种校园现象，同样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发生在学校内部的学生、教师或其他校外人员之间的为了达到某些目的而以威胁、强迫等手段伤害被害人的不良行为。这种行为伤害主要指的是精神、身体及财务方面的伤害。
二、校园暴力的法律现状
当前校园暴力的频发，在法律层面上，其主要的问题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法制教育滞后，学生法律意识淡薄。学校法制教育的滞后甚至缺失导致学生无法掌握全面良好的法律知识，对暴力产生的后果缺乏明确的认识，因此在法律意识淡薄的情况下很容易发生各种各样的校园暴力事件；（2）有关的法律空白，缺乏执法依据与力度。现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相关法律着重阐释的是对未成年进行保护的原则，而对暴力的处理表述却相当模糊，而且也缺乏怎样制止暴力以及制止后的处罚方式和力度等，这难免会导致相关部门的处理问题时无法做到“有法可依”，而只能以家庭教育或学校教育的方式来处理；（3）法律对低龄化施暴主体的约束力有限。据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调查显示，在我国刑事犯罪中青少年的犯罪比例占到了70%，其中十五六岁少年犯罪案件又占到了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70%以上，且在校生的犯罪率还有逐年增加的趋势。这部分人群由于年龄小，法律对其约束力小，正是这样低犯罪成本的校园暴力使得青少年漠视法律，缺乏对法律的尊崇和敬畏。
三、校园暴力的有关法律思考
（1）实施专项立法，构建预防体系
从问题的深层次上来说，校园暴力实际上是师生、家庭及学校等对社会问题的一种综合反映，因此需要从校园暴力的预防上入手，构建校园暴力的防治体系，实施专项立法。在立法方面要明确规定有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完善与之有关的法律程序和救济制度，从而更好的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发生，从根本上预防校园暴力的发生。学校应该始终坚持“预防胜于补救”的理念，对可能造成校园暴力的因素进行妥善处理，加强学校的日常管理，消灭可能造成暴力的因素。
（2）细化法律保护条款
法律法规的实施只有落实到实处才能更好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法律法规必须细化才能起到保护的作用。在健全法律法规时应对与学生人格有关的法律保护制度进行明确的设置，严格规定法律中涉及到的责任问题，尤其要对侵犯学生人格权的法律责任进行详细规定。除此之外，学校还应该转变教育观念，增强对道德教育的关注度，不仅注重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同时也要加强对教师的职业道德建设，从而为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奠定良好的基础。除道德教育外，学校还可以通过对法制教育的加强对学生的不良行为进行辅导和管理及为师生提供相关的心理咨询与辅导等。
（3）齐抓共管，完善法律救助制度
校园暴力问题的发生很多时候并不仅仅是教育问题，造成的因素也不仅仅出现在学校内部，因此对校园暴力的防范不仅需要学校自身的努力，更需要社会各群体的共同关注。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开展校园暴力的预防和综合治理工作，能够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和谐安全的社会环境。此外，还要不断完善教育行政法律的救济制度，制定与校园暴力相关的申诉办法或条例，规范申诉程序，同时也应注重行政复议制度的作用，将因教育公权力行为失范而导致的行政性质的校园暴力纳入行政诉讼范畴，同时也应加强对校园暴力的惩治力度，增大法律的威慑作用，从而减少校园暴力的发生。
四、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法律现象，一种违法行为，校园暴力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既敏感又复杂。对校园暴力的预防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配合，不仅需要政府、学校等部分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和安全措施防范，同时也需要企业社会对健康大环境的塑造。要综合各种力量和渠道建立预防和处理机制，同时也要倾听同学们自身的意见，加强他们的自身建设作用，共同建设和谐校园。
参考文献：
[1]范琪.校园暴力问题的探究与法律思考[J].法制博览，2015，35：221-222.
[2]储殷.当代中国“校园暴力”的法律缺位与应对[J].中国青年研究，2016，01：2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