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是“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p27）这表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而且也要有高度的生态文明。十六届三中全会在总结以往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包括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为了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党中央又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节约型社会的两大任务，这两大任务的实现都需要人与自然的和谐。可见，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构建生态文明社会，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
一、生态文明观的形成及内涵
文明是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程度的概念，它表征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水平与整体面貌。文明作为人类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样式，往往因其核心产业的不同而区分为不同的类型或阶段。从历史上看，人类文明的嬗变大致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阶段，目前正处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阶段。在原始文明时代，人类由于缺乏强大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自然的开发和支配能力相当有限，也无法抵御各种自然力的肆虐，人类把自然视为威力无穷的主宰，视为某种神秘的超自然力量的化身。农业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重大转折，人类不再依赖自然界提供现成的食物，而是对自然进行初步的开发和改造。这时人类和自然处于初级平衡状态，对自然的开发没有像后来工业社会那样造成巨大的生态破坏，但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比较缓慢，没有也不可能给人类带来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及主体的真正解放。尽管农业文明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但这只是一种在落后的经济水平上的生态平衡，是和人类能动性发挥不足对自然开发能力单薄相联系的生态平衡，因而不是人类应当赞美和追求的理想境界。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出现的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重大转折。工业文明时代是人类运用科学技术的武器以控制和改造自然并取得空前胜利的时代，它的出现使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使人化自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人们把自然当作可以任意摆布的机器，可以无穷索取的原材料和无限容纳工业废弃物的垃圾箱。[2]（p114－115）人类对自然界无休止的掠夺和征服，从而引发了工业文明时代严重的生态危机：环境危机、能源危机、人口危机、原料危机等。更为严重的是，上述危机一般并不是孤立地表现出来，而是以“问题群”的形式展现在人类面前。要解决这些危机，人类必须寻求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西方的工业文明从其产生的时候起就因其弊端而成为许多思想家反思和批判的对象。卢梭曾对使工业文明过分膨胀的工具理蚀人的道德理性、破坏人与自然和谐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发出过警告；马克思更是对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所导致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异化作出过深刻的反思；恩格斯甚至提出了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论”。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女士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提醒世人：“化学工业正在将地球变成一个化学品毒性实验室，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都正在成为毒性测试的实验品。”她用纤弱而坚定的声音告诫世人：人类一方面在创造高度文明，另一方面又在毁灭自己的文明，环境问题如不解决，人类将“生活在幸福的坟墓中”。
工业文明时代出现的严峻问题迫使人们进行认真反思，开始把环境问题与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联系起来，探索一条人类繁荣昌盛的可持续发展道路。1972年6月，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标志着人类开始重视环境问题。1987年2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首次给出定义：可持续发展是这样的发展，它满足当代的需求而不损害后代满足他们需求的能力。1992年6月，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把可持续发展由理论和概念推向行动，制定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行动纲领《21世纪议程》，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和改善环境所要达到的目标。2002年，联合国在约翰内斯堡举行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要求各国采取具体步骤，更好地执行《21世纪议程》的量化指标。
可持续发展从概念到行动，是人类认识地球和自然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是对人类发展经验的反思。从斯德哥尔摩到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从概念到行动整整走了30年，这是人类理性又一次觉醒和复苏的30年，是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30年。
可见，生态文明是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明形态。20世纪70、80年代以来，面对工业文明给人类和自然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众多的学者开始重新认识和思考生态问题，并提出了生态文明概念。所谓生态文明，是在工业文明之后的相对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一种文明形态，是人类改造生态环境、实现生态良性发展成果的总和，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据，以未来人类持续发展为着眼点，强调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人与自然环境应该和谐与共生。生态文明社会应该包括三个重要特征，即全民具有较高的环保意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3]。根据这三个特征，结合我国实际，如何推进我国生态文明社会的构建呢？
二、我国生态文明社会的构建
1、加强生态知识教育，树立生态文明理念，为构建生态文明社会提供精神支撑。
构建生态文明社会，应大力加强对全民的生态知识教育。政府应当建立绿色教育机制，在大、中、小学广泛开展环保知识教育，将其渗透到各科教学中，增强学生保护环境的意识和责任感；对政府管理者要进行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强化教育；在农村应有针对性地加强绿色生态教育；在城市和乡镇企业，应大力加强排放各种污染物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对人体健康危害的教育，宣传有关的环保法律、法规。通过生态知识的宣传教育，力争在全民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理念，为构建生态文明社会提供精神支撑。
一是摈弃工业文明的自然观，树立生态文明的自然观。工业文明的自然观是机械论的，它把自然理解为一部钟表似的机器，认为这部机器的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是机械的，而对这部机器的总体认识是可以通过对它的各个部分的认识来实现的。这种以机械为基础的自然观的缺陷是非常明显的。对自然内在的复杂性的低估和对人类认识和控制自然的高估，使得工业文明对自然的控制和征服过程，变成了对自然的破坏和掠夺过程，变成了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家园的毁灭过程。在机械论的自然观看来，自然不是人类的家园，它与人类没有任何精神意义上的联系；人也不是自然的一部分，它只是通过征服和控制自然才能确认自己的存在。这种二元论割裂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价值联系，导致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隔离。与工业文明的自然观不同，生态文明的自然观是有机论的，它把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理解为一个整体，认为自然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是有机的、内在的、动态发展的，人对自然的认识过程只能是一个逐步接近真理的过程。因此，在生态文明时代，人类在自然面前将保持一种理智的谦卑态度，人们不再寻求对自然的控制，而是力图与自然和谐相处。科学技术不再是征服自然的工具，而是维护人与自然和谐的助手。人与自然界的其他存在物都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之链上的环节。生态文明将从文明重建的高度，重新确立人在大自然中的地位，把关心其他物种的命运视为人的一种道德使命。道德也不仅仅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而且也包含着人与自然之间的行为规范。人类善待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身，这就成为人的一种内在的精神需要和文明的一种新的存在方式。
二是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的核心思想是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生态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它所追求的目标是：既要使人类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又要维护生态环境，不对后人的生存与发展构成危害。它特别关注的是各种经济活动的生态合理性，强调对环境有利的经济活动予以鼓励。在发展目标上，不单纯用GDP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指标，而是用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多项指标来衡量发展。这种发展观较好地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有机统一起来，使经济能够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正是由于可持续发展观具有如此优点，目前已得到全世界的广泛响应。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必须坚持以下原则：一是公平性原则。包括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代内公平要求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基本要求，还要为他们创造并提供满足其欲望的机会；代际公平要求当代人满足其欲望不能以损害后代人满足其欲望所需要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为条件，还后代人公平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利用权。二是持续性原则。这一原则要求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不能超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人类应有节制地消耗资源和环境，否则人类的发展就会停止。三是自然资源价值性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树立所有的自然资源都是有价值的观点，资源的破坏、环境的污染、生态的失衡、物种的灭绝都是无法用货币来衡量的。四是公众性原则。可持续发展关系到我们共有的家园――地球，关系到每个国家、地区、产业和企业，关系到每一个民族、社会群体和家庭，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只有我们每一个人真正树立了可持续发展观，并付诸行动，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五是法制性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在实施可持续发展中，任何人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对那些滥砍滥采、滥捕滥杀、滥排滥倒，破坏与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人必须绳之以法、严惩不怠。[4]（p21）
三是树立绿色消费观。现实生活中人与自然的诸多矛盾，很多方面是由于不合理的消费方式引起的，实行绿色消费是解决这些矛盾的有效途径。绿色消费是指强调不应以大量消耗资源能源，而应以立足于节约资源能源，来求得生活上的舒适，从而使人们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向热爱自然、追求健康、降低消耗、杜绝浪费的方式转变，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缓解资源供需矛盾的一种消费。实行绿色消费，必须大力发展绿色产品。绿色产品是指那些从生产到使用及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都符合特定的环保要求，对生态环境无害并有利于资源的再生、回收的产品。它具有如下特点：节约能源；节约资源；不使用有害的化学物质；合理的包装；产品使用后易处理易分解。如日本的牛奶、饮料、酒类等物品，已大多改为纸质包装，而避免使用塑料袋；在法国的食品货架上，已看不到塑料、玻璃等难以回收的包装，绝大多数的奶制品、果汁、饮料改用无菌纸盒包装。只有倡导这种健康文明的绿色消费方式，才能使自然界永远供养人类的生存，而人类消费过的东西又能被自然界分解或吸收，成为自然界发育的有益养分，然后以更多的财富回报社会。
四是树立生态软实力观。生态是由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和非生命物质四部分组成的循环系统。生态诸因素的良性作用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是一种生产力。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军事、科技实力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识形态等体现出来的“软实力”。生态软实力是指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自身潜力的生态力量。但在软实力的评比中，长期以来忽视了生态因素。经济学理论中的“木桶”原理表明，决定木桶容量的不是最长的木板，而是最短的木板。从表象看，生态是最短的木板，如果不加以重视，在不远的将来，最长的木板越来越长，最短的木板越来越短。生态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后进国家和地区所具有的内在的客观的有利条件，其后发优势越来越突显，不仅发达地区要注重生态保护，欠发达地区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更要注意生态保护。
2、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保证生态制度供给，为构建生态文明社会提供制度保障。
在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过程中，政府应当发挥主导作用。政府除了加强对全民的生态知识教育，增强保护环境的观念外，还应加强对环境的管理，采用行政、经济、法律以及科学技术等多种手段，尤其是综合运用法律和经济手段，从制度上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人们对自己的不当行为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为构建生态文明社会提供制度保障。
首先，明确政府的生态责任。政府的生态责任包括对自然的生态责任、对市场的生态责任、对公众的生态责任。[5]政府对自然的生态责任就是要求政府公正地对待自然，科学开发，合理利用，最大限度的保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而不是像以往在经济发展中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政府对市场的生态责任就是要求政府在企业的生产、分配、消费等环节按照环保的要求进行，如规范企业生产绿色产品标准；注重产品的再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制定绿色产品价格；帮助企业开展绿色营销等。政府对公众的生态责任就是要求政府确立“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观念，“代内公平”要求以自然为中介实现同代人之间的共同发展，“代际公平”要求为后人着想，多谋“留予子孙耕”的事。
其次，加强对环境的税收征管。在我国，除了、台湾等少数地方外，绝大多数地方实行了征收排污费制度，这对于环境的恢复和保护起了极大的作用。根据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征收环境税和生态补偿税比单纯征收排污费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更为有益。作为新的税种，环境税和生态补偿税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种生态环境的补偿费，是一种生态保护的平衡机制。环境税既可调节人们的经济行为，减少污染，又可以为国家公共财政筹集资金。生态补偿税是指自然资源使用人或生态收益人在合法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对自然资源所有权人或对生态保护付出代价者支付相应费用的税收制度。把应由资源开发者或消费者承担的对生态环境污染或破坏后的补偿，以税收的形式进行平衡，体现了“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利用谁补偿，谁收益谁付费”的生态环境开发利用原则，在环境的使用上不再有“免费的午餐”。
再次，大力推进生态保护的法制建设。近年来，我国政府相继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及环境与资源保护的单行法规等一系列涉及环境方面的法律。但从目前的环境现状来看，我国的环境立法还不够完善，应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税法》等绿色税法，征收环境税和生态补偿税。除此以外，还应大力加强对环境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执法力度，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现实充分证明，许多关于环境资源的利益冲突，已经暴露出行政控制手段的缺陷，必须通过法律手段，促进社会、经济和生态的协调发展。
3、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为构建生态文明社会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构建生态文明社会，应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必然选择。循环经济是按照生态规律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转向，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和重要保证。它倡导的是建立一种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要求把经济活动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使得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过程基本上不产生或只产生很少的废弃物，其特征是自然资源的低投入、高利用和废弃物的低排放，从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可见，循环经济必将成为未来人类社会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发展循环经济，不能再走过去那种靠高投入、高消耗为特征的传统的工业化路子，而只能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第一，应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发展循环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科技创新是关键。目前，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之发达国家尚有不小的差距，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空间还很大。把经济发展建立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这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素质和发展能力的关键。因此，必须继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通过科技创新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第二，应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发展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的统一。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量的扩张，甚至以浪费资源、牺牲环境换取发展的速度。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必须转变靠高投入、高消耗发展经济的路子，走以效益和质量为中心，经济、社会和环境均衡发展的路子。面对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新趋势，我们必须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进行结构调整时，要突出两个内容：一是加快信息化进程，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新路子，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二是通过结构调整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走“产业的生态化”和“生态的产业化”的新路子，使环境保护事业获得坚实的经济保障。
第三，应坚持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是关系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核心的问题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讲发展不仅要看经济增长指标，还要看人文指标、资源指标、环境指标。绝不能走人口增长失控、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道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资源、环境工作仍然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如果在发展中不注意保护环境，等到生态环境破坏了以后再来治理，那就要付出更沉重的代价，甚至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在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
从生态文明观的角度，只有依靠科学技术，才能提高对我国有限的人均资源的利用率，从而间接提高我国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只有通过结构的调整，才能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只有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循环经济、新型工业化道路与生态文明是内在统一的。一方面，只有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我们才能建成一个真正的生态文明社会；另一方面，也只有以建设生态文明社会为目标，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才能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工业化就是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的工业化，是生态文明时代的工业化。
注释：
［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3．
［2］李红卫．生态文明－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J］．社会主义研究，2004，（6）．
二、单一学校教育模式的不足
生态系统理论揭示了环境对于个体成长的重要意义，同时也表明影响个体成长的环境复杂性，而学校教育只是中间系统众多影响因素中的一个方面，单纯依靠学校教育不仅无法实现理想教育培养目标，仅中间系统所能发挥的教育培养潜能亦无法实现。虽然学校是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进行教育的专门组织机构，但也只是发挥教育职能的重要影响个体之一，理想教育目标的实现需要依靠全社会的广泛参与，而非把教育的责任只推向学校。同时，学校管理者及广大教职员工也应该意识到，教育的过程需要主动吸纳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其中，从其所处的系统环境发挥不同的教育功能，只有建立全社会教育体系，才能实现既定的教育培养目标。长期以来，我国多数中小学领导者社会教育资源观不强，社会教育资源调动能力较弱，工作开展拘泥于上级教育行政目标的达成，工作视野限定于教育系统内部，没有充分认识社会教育力量的重要性。其实，学生培养、学校管理、学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大多都源于学校以外的其他环境，而不良结果往往在学校环境中表现出来，如果无法理清问题的发展脉络，不能够看到问题产生的根源，很难及时制订有效的解决方案，导致问题不能够在一开始危害性最小时解决，延误了最佳的问题解决期。同时，政府、公共媒体、社会大众将教育职责单一推向学校，而在教育实践中参与较少，优质丰富的教育资源不能在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相关教育问题出现时，社会大众及公共媒体异口同声将问题的矛头直接指向学校，指责学校教育的失职，而没有认识到在影响学生成长的众多生态系统中，学校只是一个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目前，学生家庭、社会与学校间教育观念不一致现象所产生的冲突较为常发，冲突的产生导致学校原有教育效果大打折扣，学生成为多方冲突的最大受害者。在学生成长的过程中，还不具备较强的逻辑分析能力，难以对多方冲突进行理性认识，但冲突所带来的危害却深深影响其价值观念，更让其内心中曾深信不疑的权威，而反复冲突更会在其内心产生强烈的不安与迷茫。
2研究方法
2.1研究点的选择
在高黎贡山东坡，根据村落分布格局，综合民族组成、人口规模、分布海拔、与自然保护区距离及交通状况等因素，完成了高黎贡山部级自然保护区周边区域社会经济的初步调查，并选取保山市隆阳区芒宽乡白花林行政村的汉龙、芒岗、芒晃3个自然村作为研究“局域社会生态系统”的对象。研究点在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周边地区具一定代表性。选取的3个自然村户数为35～106户，人口规模131～420人，代表了该区域内自然村的规模类型;民族以傈僳族和汉族为主，是该区域内人口比例最大的两个民族;村落海拔分别为1500m、1200m、1000m，在高黎贡山东坡形成了一定的海拔梯度;同时，村落与自然保护区的直线距离分别是0．6km、1．0km、2．2km，形成村落与保护区的距离梯度。
2.2调查方法与数据处理
在全面进行人口统计(汉龙村50户206人，芒岗村106户420人，芒晃村35户131人)的基础上，按26%的比例抽取农户(汉龙13户、芒岗27户、芒晃10户)，共抽得50户作为作用者样本。2011年5月至2013年1月，完成社会学田野调查和生态学生物多样性调查，通过定性分析，确定V－SES基础组分及其构成;同时，采用精细测量、逐户统计和半结构访谈等方法，获得村落位置、受教育程度、土地利用方式、农林牧业发展和经济结构等方面的详细数据;采用SPSS16．0完成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影像数据来源于2007年SPOT－5遥感影像，其分辨率为2．5m。应用ARCGIS9．3软件并结合实地勾绘得到的土地利用图对遥感影像进行逐块校对，矢量化生成土地利用现状图，建立拓扑关系。在空间分析模块支持下，将土地利用矢量数据转换为栅格数据。根据景观格局指数所反映的不同的生态意义，结合研究目的，选用景观水平上的边缘密度(ED)、斑块平均大小(MPS)、散布与并列指数(IJI)、面积加权的平均斑块分形指数(AWMPFD)和斑块类型水平上的斑块结合度指数(COHESION)、斑块类型面积(CA)、斑块所占景观面积比例(%LAND)共7个指数，采用Fragstats3．3分析3个自然村的景观格局和空间结构特征。
3结果与分析
3.1V－SES的空间组分及其差异
根据遥感数据2．5m的可解译精度以及实地调研所得土地利用状况，参照《云南植被》和《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GB/T21010－2007)，构建了村级土地覆被类型分类系统，并制作土地覆被一级和四级分类示意图。土地覆被类型分为5大类。按构建的村级土地覆被类型系统，高黎贡山东坡V－SES的土地覆被类型包括耕地、植被、建筑、水域和裸地5大类型。其中，耕地又分为水田、旱地和水浇地，植被包括自然植被和人工栽培植被，建筑主要有住宅、学校、教堂、寺庙和农村道路，划分的水域指河流水面，裸地包括矿场、荒山荒地以及滑坡地。自然植被是景观基质和主要组分类型。从景观组成分析V－SES系统的组分构成，地处高海拔的汉龙村，其自然植被斑块面积占到该村总面积的49．00%，地处低海拔的芒晃村，其自然植被斑块面积占到该村总面积的44．00%，均为V－SES系统中面积占比最大的组分类型，表明这两个V－SES的整体景观均以自然植被为基质。地处中海拔的芒岗村，其自然植被仅占总面积的1．20%，但栽培植被高达总面积的91．20%，表明该村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历史上的景观基质自然植被已被转化为当前的人工植被。V－SES的组分构成存在差异。比较3个V－SES的组分构成，其一、二级组分类型基本一致，均含有耕地、建筑、水域、自然植被和栽培植被等;不同点主要表现在:高海拔的汉龙和低海拔的芒晃有裸地，而中海拔的芒岗无裸地类型。V－SES组分构成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四级组分类型上，除咖啡在3个村均有栽培外，汉龙村的人工栽培植被包括核桃、板栗、桑树、竹林、草果5种，芒岗村包括暖温性针叶林(云南松林和杉木林)、核桃、板栗、桃树、荔枝、柑橘和竹林7种，芒晃村包括芒果和柑橘2种。从斑块面积上看，芒晃村的耕地斑块面积占比在3个村中最大，达到该村总面积的11．20%，汉龙村的裸地斑块占比面积最大，达2．50%。
3.2V－SES的空间结构及其差异
采用景观结构分析软件Fragstats3．3，选取7个景观格局指数，分别对3个V－SES的空间结构进行分析，并比较其空间结构的差异，得到如下结果:景观形状的复杂性:面积加权的平均斑块分形指数AWMPFD运用分维理论来测量斑块和景观的空间形状复杂性。AWMPFD=1表示形状最简单的正方形或圆形，AWMPFD=2表示边界形状最复杂的斑块类型，通常其值的可能上限为1．5。研究点3个V－SES的空间分数维值均大于1，且小于1．5，表明其边界形状均较为简单;相较而言，汉龙村分数维值最低(1．11)，景观斑块形状最简单，芒岗的分数维值最高(1．21)，景观斑块形状最复杂，芒晃则居于汉龙和芒岗之间。总体散布与并列状况:散布与并列指数IJI在景观尺度上计算不同斑块类型间的相邻程度来分析景观的空间排列和布局特征。IJI值越大，表明某斑块类型与多种其他类型相邻接，景观的异质性越大。3个V－SES中，汉龙村的IJI最大，为69．36%，表明汉龙村的斑块类型与多种其他类型斑块相邻，景观空间排列和分布不规则，异质性高;相反，芒岗村的IJI最小，表明斑块类型仅与少数其他斑块相邻，景观空间分布最规则，异质性低;芒晃村介于上述两村子之间。景观斑块聚集度和连接性:用斑块平均大小MPS、边缘密度ED和斑块结合度COHESION等3个指数，共同表征景观的连接性和斑块类型的聚集度。MPS值越小景观越破碎;ED值越大，斑块形状越复杂;COHESION值越大，说明斑块越紧凑。3个V－SES各类型斑块的COHESION平均值都高于93．50%，说明各村斑块类型分布十分紧凑，景观斑块的聚集度较高;芒岗村的MPS值最小，ED值最大，说明芒岗村景观最破碎，连接性最低;汉龙村的ED最小，MPS最大，说明其整体连接性最好，破碎度最低;芒晃村居于汉龙和芒岗之间。
3.3导致V－SES差异的原因
3．3．1自然因素
气候条件是导致V－SES空间组分类型差异的主要原因。芒晃、芒岗和汉龙的海拔分别是1000m、1200m和1500m，在高黎贡山东坡形成了一定的海拔梯度，导致气候垂直分异明显，年平均气温分别为20．3℃、19．2℃和17．6℃，年降水量为862mm、1016mm和1261mm;气温和水分条件的差异，导致各村土壤和植被的相应变化。这些自然因素共同决定了:1.汉龙的人工植被以核桃、板栗和草果等亚热带经济植物为主;2.芒晃的人工植被以芒果、柑橘和咖啡等热带经济植物为主;3.地处中海拔的芒岗则处于上述二者的过渡地带，人工植被兼具亚热带成分(板栗、核桃和桃树)和热带成分(荔枝、柑橘和咖啡)。地貌对V－SES的组分构成有影响，但对空间结构影响不大。高黎贡山东坡具有高海拔地带地势较陡、中海拔地带地势相对平缓、低海拔地带受河流切割而地形破碎的地貌特征。相应地，地处高海拔的汉龙村和低海拔的芒晃村，其系统组分中均出现以滑坡地为主的裸地斑块。然而，反映景观空间结构的景观形状复杂性、景观空间格局和连接性等指标，均呈现出汉龙和芒岗位于两端、芒晃居于二者之间的状态，与V－SES的地形地貌特征不一致。表明地形地貌不是影响V－SES空间结构的主要因素，需要探究其他方面原因。
3．3．2社会经济因素
人口压力对V－SES的空间组分和结构影响显著。地势相对平缓的中海拔地带是高黎贡山东坡人口集中分布区，也是村落历史较为久远的区域;且发展形成了高度依赖于种植业的典型农耕社会生态系统。3个V－SES中，中海拔的芒岗村人口最多，是高海拔汉龙村的2．04倍和低海拔芒晃村的3．21倍;人均土地面积芒岗为0．38hm2，汉龙为0．88hm2，芒晃为2．61hm2;人口压力是导致3个V－SES空间组分不同的主要原因，人工植被在芒岗、汉龙和芒晃分别占总面积的91．20%、43．50%和42．61%，而自然植被分别占1．23%、49．04%和44．04%，芒岗村的绝大部分自然植被已被人工景观取代。同时，芒岗村的人口压力和村落发展历史，共同导致其景观斑块形状最复杂、景观空间分布最为规则、景观异质性最低的V－SES空间结构。市场需求是驱动V－SES空间组分和结构调整的主要因素。1996年3个V－SES中仅芒岗和芒晃有四旁零星种植的咖啡;至2013年，汉龙、芒岗和芒晃的咖啡种植面积已分别占到本村总面积10．43%、60．68%和41．21%;期间，国内外咖啡市场的变化，是导致当地大面积种植咖啡的主要驱动因素。此外，相对稳定的粮食产量和价格，使芒晃村的耕地面积始终保持在总面积10%以上;同样为迎合市场需求，芒岗村的景观组分中出现了以杉木为主的暖温性针叶林斑块(约占总面积的4%)。因此，受市场驱动的经济植物及其种植规模的变化，深刻影响着V－SES的空间组分和结构。外部政策对V－SES空间组分和结构存在影响。近年来，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等工程的实施，以及自然保护区管理和生态环境意识教育的加强，距离保护区仅0．6km的汉龙村充分发挥地理位置优势，发展了与生态旅游和观鸟相关的服务业，涵盖交通、旅店、餐饮和导游等。由于劳动力的转移和经济条件的改善，汉龙村不断增加的丢荒裸地景观，表明其社会子系统对自然子系统的压力正逐步下降或转移;同时表明其空间组分和结构的变化仍在延续。
3．3．3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因素
社会生态系统的空间结构，是自然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前所述，高海拔地带地势较陡、中海拔地带地势平缓、低海拔地带地形破碎，但调查分析结果显示这3个地带上的V－SES的空间结构，与地形地貌特征并不完全一致。地势平缓的芒岗村由于长期高强度的人类活动，导致其景观斑块形状最复杂、景观的空间分布最规则、景观最破碎而异质性最低的空间结构，相反，地形破碎的芒晃村由于干扰强度低，其空间结构在斑块形状复杂性和景观破碎度上都低于芒岗，而地势陡峭的汉龙村在人类作用影响下，呈现出斑块形状最简单、连接性最好而异质性最高的空间结构特征。社会经济对V－SES空间组分和结构的影响受到自然条件的约束。地处高海拔的汉龙村在产业选择上受到气候条件的约束，尽管受国际咖啡市场影响，汉龙村种植咖啡的愿望强烈，但由于热量不足，仅在该村海拔较低的地段出现咖啡种植斑块。相反，亚热带季风气候和荫蔽的常绿阔叶林为其草果种植提供了条件;自然保护区保存完好的森林生态系统，不仅为鸟类提供良好的栖息地，也为该村发展以观鸟为主的生态旅游产业奠定了基础。地处低海拔的芒晃村虽然热量充足但降水少，属干暖河谷气候，仅能发展咖啡、芒果和柑橘为主的热带经济植物种植业，而无法种植亚热带经济植物。地处中海拔的芒岗村则受自然条件约束相对较小，兼具热带和亚热带的多种经济植物。
论文摘要：生态文明是对现有文明形态的一种超越，生态文明的本质是构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市民社会与生态文明有着紧密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市民社会理念为构建和谐社会、构建生态文明这样的高级文明形态提供了思路。建设生态文明新社会需要社会结构的调整，即从构建市民社会入手，构造和谐社会。 论文关键词：生态文明；市民社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对未来社会进行解释和预测的时候，认为未来社会应该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质的变革，应是一个经济效率、社会公正、生态和谐相统一的新型社会。因而，未来社会必将是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必将采用生态经济的模式。生态经济模式就是可持续法则对所有人都有制约的经济活动。虽然生态学社会主义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这样的新型社会，但从目前来看，现有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生态问题。因而，本文换个角度，试从市民社会概念的框架来分析生态文明，探寻市民社会理念下生态文明的构建。 一、生态文明的本质是和谐 按照一般的界定，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从狭义的角度讲，生态文明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文明形态。然而，有学者认为，生态文明是对现有文明形态的超越，在生态文明理念下的物质文明，将致力于消除经济活动对大自然自身稳定与和谐构成的威胁，逐步形成与生态相协调的生产生活与消费方式；生态文明下的精神文明，更提倡尊重自然、认知自然价值，建立人自身全面发展的文化与氛围，从而转移人们对物欲的过分强调与关注；生态文明下的政治文明，尊重利益和需求多元化，注重平衡各种关系，避免由于资源分配不公、人或人群的斗争以及权力的滥用而造成对生态的破坏。因此，与其说生态文明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相对应的文明形态，不如说，生态文明是对现有文明的超越，是一种建立和谐社会的新理念。在这种理念下，人们的消费行为、生产行为以及社会的分配格局都将沿着和谐、可持续发展的轨迹运行。因而，笔者把生态文明界定为上述广义的生态文明定义。 然而，生态文明的提出本身也意味着我们面临着种种的不和谐。 第一，从生态理性的角度看。生态理性是和经济理性相对应，而且，一定意义上说，生态理性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生态社会主义认为，传统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在经济理性的作用下，人们要追求的是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而，产生了劳动异化、资本异化，甚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成了覆盖着利益面纱的工具关系。而生态理性则力图适度动用劳动、资本、资源，多生产耐用高质量的产品，满足人们适可而止的需求。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动机，即利润动机和可持续发展动机。 第二，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受环境灾害影响的群体，是一种更大范围的社会公平问题。因此，需要建立一种机制来消除这一类型的社会公平隐患。按照生态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可能会停止剥削而实现公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环境公平问题。然而，在经济发展依赖于经济理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的环境公平问题如何得以根本解决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因而，生态文明本质是和谐，构建生态文明必须从和谐的角度人手，通过各种制度创新或制度重建消除各种涉及人与自 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音符。 二、市民社会与现代市民社会的基本理念 理论界认为，中国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存在的问题是在社会领域之中，并认为，社会领域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中国整体改革事业的关键。有学者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社会领域支持，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将无法有效运行。另有学者更是认为，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研究进而推动社会领域的健康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面临的最紧迫的时代任务之一。 对于市民社会的理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界定。比如，马克思和黑格尔都“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看作是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等，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理论主要从私人活动这一角度来界定市民社会，认为市民社会是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概念，“既是一个实体性范畴，又是一个理念性范畴”，“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与其文化特征是互为表里、相互支持的，它是一种活生生的社会生活过程以及一系列思想和观念的结合体系”。市民社会是解决传统社会结构下矛盾的重要途径，“根本出路在于公共领域挣脱商业化和技术统治论的影响，而获得复生”。 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市民社会理论，但从总体上看，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应该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市民社会是以对私有财产权利的充分尊重并且加以法律上的严格保护为基础的。这是市民社会特有的市场经济的基础。第二，维系市民社会的，既不是横向的血缘亲情关系，也不是纵向的行政命令关系，而是在平等自治的市场经济中产生的契约关系。第三，市民社会遵循法治原则，以尊重和保护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权利为前提。第四，市民社会奉行自治原则，个人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以尊重个人的选择自由并辅以相应的责任为基础。第五，市民社会通过公共传媒表达社会成员的意见，在公共空间交换彼此意见，并据此以及通过社会运动来参与和影响国家的活动和政策形成过程。 三、市民社会对生态文明可能的贡献 如果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资本主义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是同一个概念，那么，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市民社会不可能对生态文明作出贡献。问题是，当我们用现代市民社会概念的时候，生态文明的贡献者却会由现代公民社会创造出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物质利益的协调。物质利益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因而，不管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不管什么样的文明形态，促进并保护人们的物质利益是其存在并发展的先决条件。然而，人们在追求的自身的物质利益的时候，往往会产生与人类自身、与自然界的矛盾。因而，生态文明在物质利益关系上要求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一个发育充分的市民社会，通过明晰的产权关系界定，保障了市场经济的和谐运行，为人们创造财富实现自身的物质利益奠定基础；同时，通过产权的界定，确立资源、自然环境的保护边界，通过公共空间与政府的合理互动，保障公共政策的制定的科学性和实施的有效性；进而，在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比如，排污收费问题，从经济学理论上讲，只要我们知道污染带来的边际社会成本和企业本身的边际收益，就可以确定排污收费标准，但是，从和谐社会的角度看，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首先是因为信息的问题，在确定边际社会成本时出现困难；其次是污染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带来的负面效应往往不可能靠政府的简单规制就可以解决。在市民社会框架下，相关利益群体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诉求结成合法的团体，这些团体会从自身利益出发 搜集相关资料，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合理依据，在维护自身利益(比如环保 要求，避免环境保护中的不公平等)的同时节约了政府政策制定的成本。 第二，精神和谐的缔造。在生态文明的框架下缔造精神和谐，市民社会通过其文化领域的作用保证人们认知自然的同时实现人们生活的非物质化。“作为文化生活的领域，市民社会拥有一个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区别的阐发生活意义的符号体系。”作为文化形态的市民社会，是一种自主、自愿、全面发展的生活领域和关系结构，是人们普遍交往活动的空间，它渗透于人们生活的一切领域。市民社会伦理精神能够促进人的个性的增长、自由的扩大和利益的满足。 弗洛姆认为：“一个人是否精神上健康，这并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个人所处的社会结构。”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除了满足人们进行物质生产活动以外，还创造了人们的道德生活世界，为人们提供广泛的公共生活空间。人们通过社团的和传媒的沟通不仅满足了相互交流与沟通的内在需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整合和群体的认同，个体也实现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由于市场经济导致了人们心灵秩序的内在紧张，导致浮躁的心态，人格的分裂以及精神家园的丧失，市民社会特有的公共精神能够培育人们的开放意识、交互主体的人格，以及宽容的精神和理性的价值取向。“当市民社会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一个合理有效的环境时，同时也就消解了因生产和权力之争给人们造成的压抑和紧张。”在市民社会的生活世界中，人们可以自主地思考、自由地表达、平等地辩论、理性地宣泄，有效地调节人们的情感和心理，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营造人们和谐的心灵和精神秩序，从而实现人与自身、人与自然的和谐。 第三，利益平衡的构建。市场的作用导致了利益的分化，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利益单元。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不同的利益都要有合适的利益表达途径，否则，便会形成政治上的不和谐，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危及生态文明。成熟和健康的市民社会会发展出非暴力的有序结构来进行利益表达，使各种利益要求有条不紊地进入政治系统，在市民社会与政治系统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首先，市民社会是法治社会而不是人治社会，法治是市民社会伦理精神的现实表现。法治强调的是人民主权，个人平等自由的权利与尊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甚至国家也必须服从法律。马克思曾经断言，没有市民社会，就没有现代民主政治。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逐步完善及其社会化，构成政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市民社会中伦理精神的价值合理性的客观和现实的体现是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在市民社会中，法律及其制度是人的需要及其行为的普遍形式，也是社会秩序的客观的和外在的表现，伦理精神必须透过法律和制度，透过法律和制度所建构的社会秩序才能获得客观现实性和社会合理性。”其次，市民社会是开放的社会，个体伦理精神和权利伦理精神的充分展开总是以社会的开放性为必要条件，开放性表现为非权威化，非权威化则意味着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一种要求权利和义务对等以及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发展的价值取向，它否定一切形式的特权，强调人人共享、普遍受益。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正义的社会，是一个充满道义关切的社会，需要公平和正义的制度安排，以确保全体成员能够分享平等的基本权利和共同的社会责任。 四、结论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需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生态文明是一种高级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的建构过程，是协调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过程，是以生态环境优化与发展为目的、促进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过程。生态文明的构建过程是对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的主体性的重新认识过程，也是逐步推进人类全面发展的过程。因此，构建生态文明新社会不应单单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手，不应仅仅从生态学的角度思考，而应从整个社会结构和人类发展的角度思考才可以看到生态文明的和谐本质。市民社会与广义的生态文明有着紧密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市民社会 理念为构建和谐社会，构建生态文明这样的高级文明形态提供了思路。建设生态文明新社会需要社会结构的调整，即从构建市民社会人手，构造和谐社会。 奥康纳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从生态角度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及未来社会特征的新理论，把生态社会主义看作是新的社会历史实践，即奥康纳本人倾向于赋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理论性质，而赋予“生态社会主义”以实践性质。当然，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分析还是有差别的，马克思更侧重于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意义。笔者认为，生态文明不仅是人与自然之间的问题，它是一种和谐的理念，要关注整个生态系统内部的所有关系。因而，构建生态文明，不能忽视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问题。
论文摘要：生态文明是对现有文明形态的一种超越，生态文明的本质是构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市民社会与生态文明有着紧密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市民社会理念为构建和谐社会、构建生态文明这样的高级文明形态提供了思路。建设生态文明新社会需要社会结构的调整，即从构建市民社会入手，构造和谐社会。 论文关键词：生态文明；市民社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对未来社会进行解释和预测的时候，认为未来社会应该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质的变革，应是一个经济效率、社会公正、生态和谐相统一的新型社会。因而，未来社会必将是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必将采用生态经济的模式。生态经济模式就是可持续法则对所有人都有制约的经济活动。虽然生态学社会主义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这样的新型社会，但从目前来看，现有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生态问题。因而，本文换个角度，试从市民社会概念的框架来分析生态文明，探寻市民社会理念下生态文明的构建。 一、生态文明的本质是和谐 按照一般的界定，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从狭义的角度讲，生态文明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文明形态。然而，有学者认为，生态文明是对现有文明形态的超越，在生态文明理念下的物质文明，将致力于消除经济活动对大自然自身稳定与和谐构成的威胁，逐步形成与生态相协调的生产生活与消费方式；生态文明下的精神文明，更提倡尊重自然、认知自然价值，建立人自身全面发展的文化与氛围，从而转移人们对物欲的过分强调与关注；生态文明下的政治文明，尊重利益和需求多元化，注重平衡各种关系，避免由于资源分配不公、人或人群的斗争以及权力的滥用而造成对生态的破坏。因此，与其说生态文明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相对应的文明形态，不如说，生态文明是对现有文明的超越，是一种建立和谐社会的新理念。在这种理念下，人们的消费行为、生产行为以及社会的分配格局都将沿着和谐、可持续发展的轨迹运行。因而，笔者把生态文明界定为上述广义的生态文明定义。 然而，生态文明的提出本身也意味着我们面临着种种的不和谐。 第一，从生态理性的角度看。生态理性是和经济理性相对应，而且，一定意义上说，生态理性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生态社会主义认为，传统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在经济理性的作用下，人们要追求的是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而，产生了劳动异化、资本异化，甚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成了覆盖着利益面纱的工具关系。而生态理性则力图适度动用劳动、资本、资源，多生产耐用高质量的产品，满足人们适可而止的需求。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动机，即利润动机和可持续发展动机。 第二，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受环境灾害影响的群体，是一种更大范围的社会公平问题。因此，需要建立一种机制来消除这一类型的社会公平隐患。按照生态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可能会停止剥削而实现公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环境公平问题。然而，在经济发展依赖于经济理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的环境公平问题如何得以根本解决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因而，生态文明本质是和谐，构建生态文明必须从和谐的角度人手，通过各种制度创新或制度重建消除各种涉及人与自 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音符。 二、市民社会与现代市民社会的基本理念 理论界认为，中国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存在的问题是在社会领域之中，并认为，社会领域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中国整体改革事业的关键。有学者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社会领域支持，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将无法有效运行。另有学者更是认为，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研究进而推动社会领域的健康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面临的最紧迫的时代任务之一。 对于市民社会的理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界定。比如，马克思和黑格尔都“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看作是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等，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理论主要从私人活动这一角度来界定市民社会，认为市民社会是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概念，“既是一个实体性范畴，又是一个理念性范畴”，“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与其文化特征是互为表里、相互支持的，它是一种活生生的社会生活过程以及一系列思想和观念的结合体系”。市民社会是解决传统社会结构下矛盾的重要途径，“根本出路在于公共领域挣脱商业化和技术统治论的影响，而获得复生”。 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市民社会理论，但从总体上看，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应该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市民社会是以对私有财产权利的充分尊重并且加以法律上的严格保护为基础的。这是市民社会特有的市场经济的基础。第二，维系市民社会的，既不是横向的血缘亲情关系，也不是纵向的行政命令关系，而是在平等自治的市场经济中产生的契约关系。第三，市民社会遵循法治原则，以尊重和保护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权利为前提。第四，市民社会奉行自治原则，个人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以尊重个人的选择自由并辅以相应的责任为基础。第五，市民社会通过公共传媒表达社会成员的意见，在公共空间交换彼此意见，并据此以及通过社会运动来参与和影响国家的活动和政策形成过程。 三、市民社会对生态文明可能的贡献 如果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资本主义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是同一个概念，那么，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市民社会不可能对生态文明作出贡献。问题是，当我们用现代市民社会概念的时候，生态文明的贡献者却会由现代公民社会创造出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物质利益的协调。物质利益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因而，不管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不管什么样的文明形态，促进并保护人们的物质利益是其存在并发展的先决条件。然而，人们在追求的自身的物质利益的时候，往往会产生与人类自身、与自然界的矛盾。因而，生态文明在物质利益关系上要求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一个发育充分的市民社会，通过明晰的产权关系界定，保障了市场经济的和谐运行，为人们创造财富实现自身的物质利益奠定基础；同时，通过产权的界定，确立资源、自然环境的保护边界，通过公共空间与政府的合理互动，保障公共政策的制定的科学性和实施的有效性；进而，在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比如，排污收费问题，从经济学理论上讲，只要我们知道污染带来的边际社会成本和企业本身的边际收益，就可以确定排污收费标准，但是，从和谐社会的角度看，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首先是因为信息的问题，在确定边际社会成本时出现困难；其次是污染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带来的负面效应往往不可能靠政府的简单规制就可以解决。在市民社会框架下，相关利益群体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诉求结成合法的团体，这些团体会从自身利益出发 搜集相关资料，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合理依据，在维护自身利益(比如环保 要求，避免环境保护中的不公平等)的同时节约了政府政策制定的成本。 第二，精神和谐的缔造。在生态文明的框架下缔造精神和谐，市民社会通过其文化领域的作用保证人们认知自然的同时实现人们生活的非物质化。“作为文化生活的领域，市民社会拥有一个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区别的阐发生活意义的符号体系。”作为文化形态的市民社会，是一种自主、自愿、全面发展的生活领域和关系结构，是人们普遍交往活动的空间，它渗透于人们生活的一切领域。市民社会伦理精神能够促进人的个性的增长、自由的扩大和利益的满足。 弗洛姆认为：“一个人是否精神上健康，这并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个人所处的社会结构。”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除了满足人们进行物质生产活动以外，还创造了人们的道德生活世界，为人们提供广泛的公共生活空间。人们通过社团的和传媒的沟通不仅满足了相互交流与沟通的内在需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整合和群体的认同，个体也实现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由于市场经济导致了人们心灵秩序的内在紧张，导致浮躁的心态，人格的分裂以及精神家园的丧失，市民社会特有的公共精神能够培育人们的开放意识、交互主体的人格，以及宽容的精神和理性的价值取向。“当市民社会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一个合理有效的环境时，同时也就消解了因生产和权力之争给人们造成的压抑和紧张。”在市民社会的生活世界中，人们可以自主地思考、自由地表达、平等地辩论、理性地宣泄，有效地调节人们的情感和心理，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营造人们和谐的心灵和精神秩序，从而实现人与自身、人与自然的和谐。 第三，利益平衡的构建。市场的作用导致了利益的分化，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利益单元。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不同的利益都要有合适的利益表达途径，否则，便会形成政治上的不和谐，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危及生态文明。成熟和健康的市民社会会发展出非暴力的有序结构来进行利益表达，使各种利益要求有条不紊地进入政治系统，在市民社会与政治系统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首先，市民社会是法治社会而不是人治社会，法治是市民社会伦理精神的现实表现。法治强调的是人民主权，个人平等自由的权利与尊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甚至国家也必须服从法律。马克思曾经断言，没有市民社会，就没有现代民主政治。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逐步完善及其社会化，构成政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市民社会中伦理精神的价值合理性的客观和现实的体现是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在市民社会中，法律及其制度是人的需要及其行为的普遍形式，也是社会秩序的客观的和外在的表现，伦理精神必须透过法律和制度，透过法律和制度所建构的社会秩序才能获得客观现实性和社会合理性。”其次，市民社会是开放的社会，个体伦理精神和权利伦理精神的充分展开总是以社会的开放性为必要条件，开放性表现为非权威化，非权威化则意味着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一种要求权利和义务对等以及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发展的价值取向，它否定一切形式的特权，强调人人共享、普遍受益。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正义的社会，是一个充满道义关切的社会，需要公平和正义的制度安排，以确保全体成员能够分享平等的基本权利和共同的社会责任。 四、结论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需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生态文明是一种高级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的建构过程，是协调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过程，是以生态环境优化与发展为目的、促进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过程。生态文明的构建过程是对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的主体性的重新认识过程，也是逐步推进人类全面发展的过程。因此，构建生态文明新社会不应单单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手，不应仅仅从生态学的角度思考，而应从整个社会结构和人类发展的角度思考才可以看到生态文明的和谐本质。市民社会与广义的生态文明有着紧密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市民社会 理念为构建和谐社会，构建生态文明这样的高级文明形态提供了思路。建设生态文明新社会需要社会结构的调整，即从构建市民社会人手，构造和谐社会。 奥康纳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从生态角度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及未来社会特征的新理论，把生态社会主义看作是新的社会历史实践，即奥康纳本人倾向于赋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理论性质，而赋予“生态社会主义”以实践性质。当然，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分析还是有差别的，马克思更侧重于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意义。笔者认为，生态文明不仅是人与自然之间的问题，它是一种和谐的理念，要关注整个生态系统内部的所有关系。因而，构建生态文明，不能忽视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问题。
然而，生态文明的提出本身也意味着我们面临着种种的不和谐。
第一，从生态理性的角度看。生态理性是和经济理性相对应，而且，一定意义上说，生态理性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生态社会主义认为，传统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在经济理性的作用下，人们要追求的是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而，产生了劳动异化、资本异化，甚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成了覆盖着利益面纱的工具关系。而生态理性则力图适度动用劳动、资本、资源，多生产耐用高质量的产品，满足人们适可而止的需求。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动机，即利润动机和可持续发展动机。
第二，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受环境灾害影响的群体，是一种更大范围的社会公平问题。因此，需要建立一种机制来消除这一类型的社会公平隐患。按照生态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可能会停止剥削而实现公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环境公平问题。然而，在经济发展依赖于经济理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的环境公平问题如何得以根本解决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因而，生态文明本质是和谐，构建生态文明必须从和谐的角度人手，通过各种制度创新或制度重建消除各种涉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音符。
二、市民社会与现代市民社会的基本理念
理论界认为，中国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存在的问题是在社会领域之中，并认为，社会领域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中国整体改革事业的关键。有学者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社会领域支持，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将无法有效运行。另有学者更是认为，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研究进而推动社会领域的健康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面临的最紧迫的时代任务之一。
对于市民社会的理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界定。比如，马克思和黑格尔都“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看作是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等，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理论主要从私人活动这一角度来界定市民社会，认为市民社会是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概念，“既是一个实体性范畴，又是一个理念性范畴”，“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与其文化特征是互为表里、相互支持的，它是一种活生生的社会生活过程以及一系列思想和观念的结合体系”。市民社会是解决传统社会结构下矛盾的重要途径，“根本出路在于公共领域挣脱商业化和技术统治论的影响，而获得复生”。
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市民社会理论，但从总体上看，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应该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市民社会是以对私有财产权利的充分尊重并且加以法律上的严格保护为基础的。这是市民社会特有的市场经济的基础。第二，维系市民社会的，既不是横向的血缘亲情关系，也不是纵向的行政命令关系，而是在平等自治的市场经济中产生的契约关系。第三，市民社会遵循法治原则，以尊重和保护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权利为前提。第四，市民社会奉行自治原则，个人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以尊重个人的选择自由并辅以相应的责任为基础。第五，市民社会通过公共传媒表达社会成员的意见，在公共空间交换彼此意见，并据此以及通过社会运动来参与和影响国家的活动和政策形成过程。
三、市民社会对生态文明可能的贡献
如果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资本主义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是同一个概念，那么，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市民社会不可能对生态文明作出贡献。问题是，当我们用现代市民社会概念的时候，生态文明的贡献者却会由现代公民社会创造出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物质利益的协调。物质利益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因而，不管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不管什么样的文明形态，促进并保护人们的物质利益是其存在并发展的先决条件。然而，人们在追求的自身的物质利益的时候，往往会产生与人类自身、与自然界的矛盾。因而，生态文明在物质利益关系上要求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一个发育充分的市民社会，通过明晰的产权关系界定，保障了市场经济的和谐运行，为人们创造财富实现自身的物质利益奠定基础；同时，通过产权的界定，确立资源、自然环境的保护边界，通过公共空间与政府的合理互动，保障公共政策的制定的科学性和实施的有效性；进而，在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比如，排污收费问题，从经济学理论上讲，只要我们知道污染带来的边际社会成本和企业本身的边际收益，就可以确定排污收费标准，但是，从和谐社会的角度看，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首先是因为信息的问题，在确定边际社会成本时出现困难；其次是污染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带来的负面效应往往不可能靠政府的简单规制就可以解决。在市民社会框架下，相关利益群体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诉求结成合法的团体，这些团体会从自身利益出发搜集相关资料，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合理依据，在维护自身利益(比如环保要求，避免环境保护中的不公平等)的同时节约了政府政策制定的成本。
第二，精神和谐的缔造。在生态文明的框架下缔造精神和谐，市民社会通过其文化领域的作用保证人们认知自然的同时实现人们生活的非物质化。“作为文化生活的领域，市民社会拥有一个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区别的阐发生活意义的符号体系。”作为文化形态的市民社会，是一种自主、自愿、全面发展的生活领域和关系结构，是人们普遍交往活动的空间，它渗透于人们生活的一切领域。市民社会伦理精神能够促进人的个性的增长、自由的扩大和利益的满足。
弗洛姆认为：“一个人是否精神上健康，这并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个人所处的社会结构。”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除了满足人们进行物质生产活动以外，还创造了人们的道德生活世界，为人们提供广泛的公共生活空间。人们通过社团的和传媒的沟通不仅满足了相互交流与沟通的内在需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整合和群体的认同，个体也实现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由于市场经济导致了人们心灵秩序的内在紧张，导致浮躁的心态，人格的分裂以及精神家园的丧失，市民社会特有的公共精神能够培育人们的开放意识、交互主体的人格，以及宽容的精神和理性的价值取向。“当市民社会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一个合理有效的环境时，同时也就消解了因生产和权力之争给人们造成的压抑和紧张。”在市民社会的生活世界中，人们可以自主地思考、自由地表达、平等地辩论、理性地宣泄，有效地调节人们的情感和心理，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营造人们和谐的心灵和精神秩序，从而实现人与自身、人与自然的和谐。
第三，利益平衡的构建。市场的作用导致了利益的分化，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利益单元。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不同的利益都要有合适的利益表达途径，否则，便会形成政治上的不和谐，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危及生态文明。成熟和健康的市民社会会发展出非暴力的有序结构来进行利益表达，使各种利益要求有条不紊地进入政治系统，在市民社会与政治系统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首先，市民社会是法治社会而不是人治社会，法治是市民社会伦理精神的现实表现。法治强调的是人民，个人平等自由的权利与尊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甚至国家也必须服从法律。马克思曾经断言，没有市民社会，就没有现代民主政治。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逐步完善及其社会化，构成政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市民社会中伦理精神的价值合理性的客观和现实的体现是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在市民社会中，法律及其制度是人的需要及其行为的普遍形式，也是社会秩序的客观的和外在的表现，伦理精神必须透过法律和制度，透过法律和制度所建构的社会秩序才能获得客观现实性和社会合理性。”其次，市民社会是开放的社会，个体伦理精神和权利伦理精神的充分展开总是以社会的开放性为必要条件，开放性表现为非权威化，非权威化则意味着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一种要求权利和义务对等以及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发展的价值取向，它否定一切形式的特权，强调人人共享、普遍受益。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正义的社会，是一个充满道义关切的社会，需要公平和正义的制度安排，以确保全体成员能够分享平等的基本权利和共同的社会责任。
四、结论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需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生态文明是一种高级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的建构过程，是协调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过程，是以生态环境优化与发展为目的、促进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过程。生态文明的构建过程是对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的主体性的重新认识过程，也是逐步推进人类全面发展的过程。因此，构建生态文明新社会不应单单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手，不应仅仅从生态学的角度思考，而应从整个社会结构和人类发展的角度思考才可以看到生态文明的和谐本质。市民社会与广义的生态文明有着紧密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市民社会理念为构建和谐社会，构建生态文明这样的高级文明形态提供了思路。建设生态文明新社会需要社会结构的调整，即从构建市民社会人手，构造和谐社会。
【关键词】生态社会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启示
生态社会主义思潮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社会出现的当代社会主义流派之一。“指的是主要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理论家与活动分子依据生态环境问题政治意义日渐突出的事实逐渐形成的、在社会主义视角下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理论分析与实践应对”。郇庆治认为广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密切关联的组成部分: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态社会主义(狭义)理论和“红绿”政治运动理论。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层面:一是对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进行解释性、综合性、评述性分析,即理论探讨与论评;二是本土化研究,寻找生态社会主义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契合点,即启示研究。本文的目的是对我国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特点作初步疏理总结,并就如何开展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
1对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主要思想进行解释性、综合性、评述性分析
国内学者有关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著述数量比较多,比如,1995—2004年间被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研究》等转载的国内主要期刊上发表的关于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的论文达122篇。其主体基本上是对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进行解释性、综合性、评述性分析的文章。目前,国内学者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对马克思主义中生态学思想的论证。关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是否存在生态学思想,西方生态社会主义学者一直以来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岩佐茂、岛崎隆、霍华德·帕森斯、吉恩·古格·维兰克特、戴维·哈维、多纳德·李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有着丰富的或明确的生态学思想,或者说,马克思的思想本身就是绿色的。詹姆斯·奥康纳、吉恩—保罗·德里格、朱安·马蒂奈兹—阿里尔、米歇尔·雷德克里福特等学者则质疑马克思有自己的生态学思想或者说,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思想。在这其中,日本一桥大学学者岩佐茂和美国生态社会主义者詹姆斯·奥康纳可以说是两位影响较大的学者。前者1994年出版的《环境的思想》试图通过对实践唯物论的重新诠释来阐发马克思主义中所包含的丰富生态学思想。他认为,由于马克思辩证唯物论彻底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消除生产生活异化和物化造成的“自然的异化”从而实现生产与消费中人与自然的正常关系——而具有后现代的特征,并不像有些批评者说的那样只是近代思想的一个分支。因此,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核心是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不是人对自然的统治关系。也就是说,人类针对自然对象的劳动实践未必一定会导致“自然的异化”或自然环境的破坏,问题在于我们是基于一种“支配自然”的态度还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观念。与岩佐茂的立场不同,后者则在1997年出版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存在着生态学关注方面的“理论空场”,而这需要通过重新阐释和解构马克思主义在人类与自然界相互作用问题上的辩证唯物主义思考方法来解决,也就是说,需要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重构”。
总体而言,国内学者的研究明显地侧重于前一思路。郇庆治1994年出版的《自然环境价值的发现:现代环境中的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研究》从对马克思“对象性活动”概念的理论阐释出发,将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自然的人化是逐渐发生的历史过程、自然事物的客观必然性依然存在但有了新的意义、自然人化的实现方式是人的对象性活动和自然人化的现实基础是人类社会。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拓展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三个“关节点”:人与自然系统共存的有条件性、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性和人类存在活动的社会性。像岩佐茂对辩证唯物论的重新阐释一样,他的主要目的仍是着力于论证马克思的自然生态思想或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生态学的内在一致性。
解保军2003年出版的《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哲学意蕴:“红”与“绿”结合的理论先声》旨在阐发马克思自然观所包含的现代生态哲学思想,从而为解决当代生态环境问题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臧立(主编)2003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环境》的前言所表明的主旨也是挖掘与归纳马克思恩格斯著述中的环境关爱思想。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双重特性的强调对人类通过社会关系的调整实现人与自然间合理的“物质变换”或“人与自然和解”,有着强烈的时代性。
(2)对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基本思想和立场的阐释。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基本思想可概括为四个方面:生态原则、社会责任感(或社会公正)、基层民主和非暴力。有人称之为“四项原则”或“四支柱”。例如,韩海涛认为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基本理论是由生态原则、社会责任感、基层民主和非暴力四大支柱构成的。熊家学也有相似的表述,他认为,“四项原则”贯穿于生态社会主义体系之中,是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脊梁和灵魂,生态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骨架建筑起来的。但也有人认为“四项原则”或“四支柱”实质上只是生态主义特别是绿党的政治主张。
其他学者对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基本思想与基本立场的表述与上述观点大致相同,只是在分析视角或概括方式上有所差异。
周穗明在1998年与人合著的《激进,温和,还是僭越》中,对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发展与基本思想进行了概括分析。她将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发展划定为70年代的“红色绿化”(共产主义运动转向生态运动)阶段、80年代的“红绿交融”(马克思主义与绿色思想和运动结合)阶段和90年代以后的“绿色红化”(社会主义化)阶段,并把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与生态主义理论的差异归纳为四个方面:理论基础不同、哲学文化取向不同、政治诉求不同和对资本主义的本质与未来发展的认识不同。生态社会主义虽然在总体上具有一些类别化的特征,但在生态危机的性质、根源、克服生态危机的手段、策略以及未来前景等问题上都有大致相同的看法。“应该指出的是,她对生态社会主义发展三个阶段的划分与概括后来被其他学者广泛接受,尽管关于“红色”绿党(RedGreens)和“绿色”绿党(GreenGreens)的说法严格说来并不准确”。
郇庆治在1998年出版的《绿色乌托邦:生态主义的社会哲学》和2000年出版的《欧洲绿党研究》中,设专门章节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和主要理论观点作了归纳总结。在后者中,“他将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概括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新马克思主义的综合三个阶段,并将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概括为对生态环境问题成因的阐释、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阐述、对未来绿色社会的设想和关于走向绿色社会的道路四个方面”。
包庆德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基本思想可归纳为两大部分:一是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者对生态危机的成因、生态危机的性质及生态危机的出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探讨。二是未来社会。生态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和社会变革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基本主张。王立则认为生态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社会、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表达了自己的主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系统的思想体系,其基本理论包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构建全新的价值观体系以及未来社会理想等方面。张荣等人则归结为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思考与探索、变革资本主义的途径和阶级力量、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对未来新型社会主义的构想。
(3)在解释为主的思路之下对生态社会理论新意旨的探索。韩立新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对自然的支配”绝不是类似于主奴关系那样的“绝对的支配”,而是一种有责任的支配。“因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扬弃了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对立的、主张依靠变革社会制度去最终解决环境难题的生态社会主义”。王向峰通过阐发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化自然”思想,提出了人与自然的完美统一体才构成一个理想社会的看法。“在他看来,马克思理论视野下的自然是一个包含着人与社会的广泛性存在,人类从自然界和动物界中的地位提升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因为人类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其固有的自然与动物属性,人类只能依赖自然才能创造自身、社会、科学、艺术以及属于人的一切;人类人化自然的过程,既是一个人类外部自然发生变化的过程,也是人类自身自然和社会精神性方面不断人化的过程。因而,问题的关键是自然的人化、人类属人自然的人化和人类社会性精神性人化的和谐统一,其理想目标是,人类既能自由自觉地对待人自身,又能自由自觉地对待人类自然环境,即实现一种美的境界。”
2本土化研究,寻找生态社会主义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契合点,即启示研究
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作为西方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一种,其价值还是明显的,对当前中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具有启示作用。目前,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和探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对生态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的论述。虽然生态社会主义思潮渊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理论,但许多生态社会主义者都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作为当代研究和解决生态问题的出发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思考和解决生态问题。刘付春认为,生态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科学社会主义为生态社会主义提供了方法论指导,生态社会主义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他认为,科学社会主义运用历史唯物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这种历史唯物观对生态社会主义考察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历史现象,包括生态问题在内无疑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反过来,生态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学说中的一种变种,一股左翼思潮,同其他社会主义一样,立足于对西方国家的批判思考和对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反思超越,从新的视角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的新途径:以生态为中心,关注人类、自然与环境。这无疑为社会主义思想发展提供了新的参考思路,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生态社会主义所要解决的问题大都切中时弊,十分现实。单小桐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恢复了生态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地位,弥补了以往社会主义理论对生态问题的缺位,并且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其理论切入点,克服以往现实社会主义理论过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夸大阶级斗争的极端性,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本真面貌。”应该承认,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作为社会主义流派之一,其理论和实践都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2)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研究。生态社会主义以生态效益为核心价值,以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为追求目标,并且把人类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和其他活动置于其中进行思考和评价,形成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对于我们开拓视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国内学者在这方面论述比较丰富,从不同的视角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徐振光在《论生态社会主义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一文中认为,生态社会主义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主要有三点,即正确认识人和自然的关系,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发展基层民主,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朱秋则将其概况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始终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原则、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始终遵循社会公平正义原则。杨向荣在《生态社会主义及其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一文中将生态社会主义的世界观概括为生态经济观、基层民主观、生态价值观,进而提出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对我国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熊剑龙认为,生态和谐发展观是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对中国和谐经济建设、和谐政治建设与和谐文化建设的启示作用。其他学者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与上述几位学者大致相同,不一一赘述。
3简短评论
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复杂的政治、文化现象。国内的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已经取得了诸多重要进展,突出表现在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本体的梳理与研究和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方面的探讨,可以说构成了西方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研究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同时不可否认,目前国内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研究至少忽视了以下两个方面的理论探讨。一是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的探讨。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像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那样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将生态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特别是我们正在从事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结合起来,既是社会主义建设本身的一种强烈的现实需要,也会构成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深入与具体化的重要视角。“尽管社会主义的未来理想与制度设计在中西方知识界都处在一个相对冷淡的时期,但至少对像我们这样依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来说,这仍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二是生态社会主义与可持续发展、生态运动,环境运动在内的各种进步运动的关系的探讨。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必须与包括生态运动,环境运动,环境公民权等在内的各种进步运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共同推动世界的进步和发展。在这方面,还几乎没有严肃意义上的研究成果,而要实现这一点,不仅需要研究者具有更加扎实有效的文献资料整理分析能力,还应有一种更加广阔的理论视野与大胆的创新勇气。就此而言,生态社会主义研究正处在一个迈向新阶段的关节点。
参考文献
[1]郇庆治.生态社会主义述评[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4).
[2]郇庆治.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到现代环境哲学[J].山东大学学报,1995,(2).
[3]郇庆治.国内生态社会主义研究论评[J].江汉论坛,2006,(4).
[4]韩立新.马克思的“对自然的支配”:兼评西方生态社会主义对这一问题的先行研究[J].哲学研究,2003,(10).
[5]王向峰.论马克思“自然人化”论中的生态美学思想[J].社会科学辑刊,2001,(5).
[6]刘付春.近年来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综述[J].求实,2008,(9).
[7]单小桐.论生态社会主义及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的启示[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3:
二、当今社会师德存在的问题
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校育人生态系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在市场经济的强势冲击之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开始在学校之中蔓延，学校这方“净土”从此不再纯洁，不仅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受到强烈冲击，而且教师的道德标准、价值判断等也受到了影响与干扰，教师道德失范的情况也就逐渐增多。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绝大多数教师能够关爱学生，治学态度严谨，为人师表，但还是有极少数违背师德的教师，他们不但没能树立“好的榜样”，却成为了“坏的典型”。如果让这些缺乏师德的人承担教书育人的责任，对国家和民族的危害可想而知。综合分析当今师德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关爱学生不够，甚至体罚。爱是滴滴甘露，即使沉睡的心灵也能苏醒；爱是融融春风，即使冰冻的感情也会消融。教育如果没有情爱，就如无水之池。陶行知先生曾说过，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可见，关爱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是多么的重要。然而，我们的一些教师似乎太“吝啬”，很少给予学生关爱。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教授书本知识，至于其他事情，不在自己的职责范围之内，仅仅把教师工作当作是混饭吃的工具，全然忘记了教师的育人本职。在这种错误思想的导向之下，个别教师不仅没有给予学生一定的关爱，而且往往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学生。在他们眼里，学生与自己永远都是不平等的，与学生成为朋友只是一种理想，根本不会付诸实践。对于一些表现好的学生，尚能以礼待之，而对于一些表现不好的所谓的“差生”则经常拳脚相加，因为教师体罚学生而使学生受到伤害的事情时常发生，屡见报端。
2.利欲熏心，只想谋私利。在一般人看来，教学才应该是教师的本职任务，这也是师德最基本的要求。但是，一些教师根本不以为然，不仅守不住教师职业的底线，甚至触碰了教师职业的底线。他们不把教学当回事，而是整天想着赚钱或者评职称等，在这种功利心的牵引之下，教师的心思自然不会放到学生的身上。本来应该是教师“主业”的教学工作却被当成了“副业”，而一些校外兼职工作却成为某些教师盈利的工具，并逐渐变成他们真正的“主业”。如此一来，教师不能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学工作中来，对教学应付了事，根本不顾及学生的学习状况，明显触碰了师德的底线。为了谋取更多的利益，让学生成为自己赚钱的工具，有的教师在校外大办辅导班，以此来收取高额的辅导费用。对于一些应该在课堂上讲授的知识，某些教师故意不讲，只有参加教师校外辅导班的学生才能获得更多的教学资源，也才更能得到教师的照顾。更有甚者，有的教师会通过给自己过生日的方式向学生暗示有所“表示”，如果没有“表示”，就会被教师冷落。
3.责任心不强，缺乏敬业精神。有些教师知识观念陈旧，不思进取，只想守着“老本”，缺乏理想和进取精神。他们备课不认真，教学手段单一，上课马马虎虎，经常出错，教学效果不理想。还有的教师，从教学起讲稿就没“换过样”，知识不更新，没有新观点，更谈不上新方法。随着时代的进步，教师这些传统的旧观念已经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步伐了。还有一些教师参加教研、科研、教改等活动的积极性较差，整天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对教师的本职工作敷衍了事，事业心不强，职业情感淡薄。他们只求完成教学任务，而不求提高教学质量，不改革教学方法，一味地满堂灌。填鸭式的教育，与学生缺乏互动，没有启发，更不用说采用现代的教学手段。此外，也有许多教师在办公室里，除了闲聊就是“偷菜”、炒股，而不是批改作业、专研学问。
4.言行不一，没有做到为人师表。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为人师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比较难。甚至在一些教师看来，那简直是天方夜谭。因为在他们看来，教师也是普通的人，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言行不一有时候也是不得已的，而将某些裸的谎言却硬说成是“善意的谎言”。比如说，教育学生要互相尊重，自己却对学生极尽挖苦讽刺之词；要求学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自己却整天无所事事，不思进取；要求学生要有社会公德，自己却将公德抛之脑后；要求学生远离，自己却通宵打麻将；要求学生要有爱心，自己却比谁都冷漠；要求学生敬爱老师，自己却未曾想过疼爱学生；要求学生孝敬父母，却对自己的父母不管不问。教师是学生的表率，其一言一行对学生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样的教师失去了应有的表率作用，失去了学生信任，没有做到为人师表。
5.道德败坏，甚至触犯法律。一些教师道德品质低下，脏话连篇，对学生极尽侮辱之词，肆意践踏学生尊严，甚至还有一些教师道德极其败坏，抓住学生胆小怕事的心理，通过各种卑鄙手段猥亵甚至女学生，这种事情近年来也是屡见报端，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严重影响了教师的社会形象。以上行为不仅给学生的身心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败坏了社会风气，玷污了学生纯洁的心灵，污染了育人环境，使学生无法获得健康的成长，而且严重违反了《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群众反映极为强烈。从深层上来看，也不利于我国生态文明社会的构建。
三、生态文明社会对师德建设的新诉求
关于什么是生态文明，学术界没有统一的认识。比如，前中国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认为：“生态文明是人们在利用自然界的同时，又主动保护自然界，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关系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又比如，学者于海波认为：“生态文明就是用文明的方式对待生态，而且其背后是经济生态的文明，是文化生态的文明，还有政治生态的文明等，要从整体上把握生态文明，不能仅仅谈对自然生态的保护。”以上各位专家对于生态文明的表述虽然不尽相同，但内涵基本一致，都强调要从整体上去理解生态文明，强调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对生态文明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生态文明社会更多的是强调一种和谐关系的建立，强调生态伦理的构建，与冰冷的工业文明社会相比，生态文明社会少了几分“冷漠”，多了几分“温情”，更加强调人文关怀以及人性化的交往。具体来说，在生态文明社会中，物质文明倡导与生态相协调的生产生活与消费方式的形成，强调经济活动的开展不对大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精神文明更加倡导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去尊重自然，建立一种自然化的人生价值观，认可自然的价值，达到转移人们对物欲过分强调与关注的目的。与此相比，政治文明则更加强调尊重利益和需求多元化，注重社会中各种利益关系的维护，以免因为政治权力斗争等对生态造成严重的破坏。如此看来，我们有理由相信，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超越，也更加符合世界潮流的发展趋势。中华民族是工业文明的迟到者，决不能再成为生态文明的迟到者，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大力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师德建设问题对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然也对生态文明的构建产生着影响。如果不能解决好师德建设问题，最终会阻碍生态文明社会的整体建构。那么，生态文明社会对师德建设有哪些新诉求呢？换句话说，生态文明社会要求我们建设什么样的师德？怎样才能通过师德建设促进生态文明社会的发展？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看，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生态文明社会要求教师对学生进行“生态”教育。所谓“生态教育”，就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引导学生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动态和谐关系，进而从根本上影响自然和社会的生态平衡。与传统教育不同的是，生态教育更加强调师生之间的平等对话，主张建立和谐的师生交往关系，在教育方法上，不再局限于课本知识的传授，而是更加贴近实际、贴近自然。
2.生态文明社会要求教师做到“学高为师”。所谓“学高为师”，就是要求教师博学多思，做一个专而不器的人。在传统意义上，人们仅仅把博学多思看作是知识渊博的表现，而忽视了博学多思对教师修身养性、涵养全面自由和谐的精神人格的生态学意义及其对学生生态存在的影响。在博学多思、完善知识结构的同时，实现自我反省，并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以达到本真意义上的“学高为师”。
3.生态文明社会要求教师做到“为人师表”。所谓“为人师表”，就是要求教师培养自身“真善美”的完美人格，自觉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作风。具体来说，“真”就是要求教师具有科学精神，“善”就是要求教师要有道德精神，“美”就是要求教师要有审美精神。另外，由于教师对学生的特殊示范作用，所以教师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作风也直接关系到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养成和完善。
四、生态视野下的师德建设新策略
生态文明概念的引入，能够使我们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从生态学的视角出发，考察师德的现状，从而认识和把握生态视野下的师德建设问题。以生态伦理观为导向，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师德建设。
1.从经济生态的角度看，要为教师提供公平合理的薪酬，营造平衡的物质生态环境。近些年来，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深入进行，对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大，教师的物质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教师群体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比如任课教师与学校管理人员，助教与教授之间都有较大的收入差距。根据霍曼斯的公平理论，员工发现自己投入与收益的比例与别人投入收益比例不平等时，便会产生不公平感。作为收入方面的“弱势群体”，教师为了满足生存需要，就会从事一定的副业。因此，我们应该努力为教师提供公平合理的薪酬，让教师感觉到自我价值得到了认可，才会对教师职业有归属感。通过物质生态环境的改善，解决了教师的生存问题，教师才有更多的精力去专研学问，教书育人。
2.从政治生态的角度看，要对教师实施人性化的管理评价，营造人文关怀的制度生态环境。从生态学的角度看，教师首先是一个自然的正常的“人”，然后才是“教师”，所以对教师的管理决不能忽视对教师自然生命的尊重与关注，应该遵循教师发展的自然规律。人的本性是崇尚自由的，而制度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人的自由，这就需要我们建立适当的制度，实施人性化的管理，才能激发教师对工作的热情与激情。此外，还要建立合理有效的评价机制，杜绝统一化的评价制度，尤其要把师德行为纳入评价考核内容之中，并作为教师评优、评职称的重要参照标准。
3.从文化生态的角度看，要为教师营造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对于师德建设而言，文化生态环境至关重要，因为它可以在潜移默化之中促进教师良好道德品质的养成。在师德建设的过程中，学校要按照教师的实际情况，在尊重教师个性的前提下，分层次有所侧重地开展师德教育。学校可以积极地发动起广大学生，在教师之中评选师德标兵，从而激励教师努力工作，为学生树立道德典范。此外，学校在每个学期还可以确定一个德育主题，德育主题要尽量与教师的教学工作生活相关，并围绕这个德育的主题开展一系列宣传教育活动，并让教师亲身参与到德育建设中来，发挥教师主体在德育建设中的积极性。通过这种师德教育，让教师建立崇高的职业理想，培养其敬业精神。
（一）突发性和应激性并重
网络民族主义的发生往往是毫无征兆的，呈现出突发性的特点。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传统的传播媒体无论在传播速度上还是在传播内容上较之网络信息传播方式都难以望其项背，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在某一地方发生的民族主义事件，消息一旦被传到网络上就会铺天盖地地传播开来，形成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局面。因此，网络民族主义事件的传播呈现出突发性的特点就不言而喻了。与此同时，网络民族主义的这种突发性又导致了政府相关部门在处理网络民族主义事件时的应激性特点。尤其是影响较大的一些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由于其容易转化成网络民族主义事件，引发网民的诸多反应，因而，一旦发生这类事件，为避免事态朝着不良方向发展，政府部门就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灵敏性和反应性，注意疏导网民的不良情绪，从而引导网络民族主义事件朝着良性健康的轨道发展。
（二）理性与非理性相结合
从语言表达上看，网络民族主义的相关言论表达呈现出理性与非理性相结合的特点。有些网络民族主义言论的表达，尤其是那些逻辑严谨、文笔流畅、观点深刻、篇幅较长的上乘之作，很可能是出自学界的学者或带有官方背景的研究者之手，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被各大网站、论坛、博客甚至平面媒体频繁转载，这类文章较多表达了作者对国家利益和民族前景的担忧，体现了作者关于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深刻理性反思，“彰显着理性的光辉”。另一方面，有些网络民族主义言论的表达表现出很强烈的情绪化特征，许多网民大量使用暴力性语言，失之于极端和偏激，存在极端化倾向。这类言论表达者往往缺乏理性思考，其话语表达没有经过系统化理论化的构建，一时冲动只顾自己不良情绪的宣泄，而不考虑其言论所引起的严重后果。这足以证明，我国网络民族主义还处于初级的不成熟的发展阶段。
（三）大众化与体制外并行
从参与者的身份视角和人数多寡来看，网络民族主义具有大众化和体制外的特点。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尤其是原来不掌握话语权的草根阶层和社会弱势群体能够借助英特网在公共场合来表达他们自己对社会上发生的某些事件的见解，以及发表对政府如何处理这些事件的观点进而对政府施压，并且逐步把网络视为他们表达观点的意见渠道和唯一认同的政治社会。另一方面，由于网络社会的虚拟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大多数网民往往倾向于以虚拟符号出现，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他们所依托的网络空间具有不可察觉的时空位置和形态，其网上交往活动不具有实体性和可触摸性”。即便如此，网络民意的表达依然会对政府部门的决策过程和整个国内舆论造成深刻的影响。这又使得网络民族主义呈现出体制外的特征。
（四）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
从网络民族主义者的言行来看，我国的网络民族主义衬托出网民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通过对大多数网民的言行进行分析得知，不管他们的言行是否客观、理性，他们的初衷都是基于朴素而又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以及对本民族的热爱，出于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干涉我国内政、损害我国利益的愤慨，出于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意愿，“其指向也多是损害中国国家利益和污蔑中国国家形象的言行，表达着对国家发展前景和生存发展空间的忧虑。”此外，由于网络本身所具有的虚拟性特点，部分网络民族主义者可能只在网络上发表其爱国言论，而不参与现实的行动，当然也不排除某些网民的极端偏激的不负责任的非理性观点，因此，不能将网络民族主义完全等同于网络爱国主义，虽然在很多情况下二者是可以划等号的。但是，即使是一些网民的比较极端的情绪化的由于一时感情冲动而发出的言论，在其背后深藏着的仍然是对国家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毋庸置疑，爱国主义也是网络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社会生态环境分析
以社会生态学的视角来考察和分析网络民族主义，我们认为网络民族主义的产生不是一种孤立的行为，它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元社会生态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产物。
（一）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经济生态环境分析
在社会生态环境中，经济生态因素是影响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一个决定性因子，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网络民族主义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除了与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之外，还与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所造成的全球化与本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冲突息息相关。我国的网络民族主义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众所周知，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过三十余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骄人成就举世瞩目，更为重要的是，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层面的需求也随之得到改善和提升。此外，不容忽视的是，由于我国融入全球化的程度日益加深，使得我国在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系列的碰撞和利益冲突。这一切因素都推动了我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发展。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持续发展，全球化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冲突难以避免，加之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升，必然要求在一些涉及到我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中掌握更多的话语权，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大量涉外言论中，无一不体现着这种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初衷，“而其论证的前提无不是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其次，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我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和辉煌成就促使我国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日渐复苏，民族自豪感日益增强。伴随着这种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国民众的国家利益意识也随之觉醒，在与国际社会的一些利益冲突中，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呼声日益高涨，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不可忽视的网络舆论力量。再次，随着人们经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更多的中国民众开始接触到网络，使用网络的人群日益增多，更多的网民出于爱国意识开始加入到网络大军中发表他们对一些问题的观点和意见，甚至被呼吁加入到网络行动中。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就是在这种经济生态环境下产生并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
（二）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政治生态环境分析
网络民族主义现象的产生与我国的政治生态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切对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我们都可以将其视作政治生态环境的范畴。把网络民族主义现象放到生态环境中去考察，最终目的是为了使其能够在社会生态环境中获得良性发展。整体来看，影响网络民族主义现象产生的政治生态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总体上讲，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不断加快，广大民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大为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较之以往有了较大进步，政治民主化进程不断加快，政治文明程度大大提高。相应地，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政治风气大为好转，社会民主、包容程度不断加强，我国广大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不断高涨，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增强。我国网络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它也是我国政治文明不断进步的一个重要体现。民主的政治制度为广大民众积极参与网络活动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他们网络参政议政的意识不断提高，网络政治参与的素质不断加强，这都对网络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2.在涉内方面，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的关键节点，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矛盾频发，问题层出不穷，一定程度上使人们对政府和社会都产生了不满情绪。
这是网络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诱因。处于转型加剧期的当代中国，正处在爬坡过坎、攻坚闯关的关键时刻，社会矛盾和问题丛生，诸如住房问题、教育公平问题、腐败问题、就业问题、弱势群体利益维护问题等事关广大人民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足以引发网络上的舆论大战，激发人们的网络政治参与热情。其中不乏一些网民的极端言论，他们对政府怨声载道，对社会充满了仇恨心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党的执政形象，也不利于我国社会的和谐构建，更会误导我国网络民族主义的理性健康发展。因此，为消除人们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情绪，引导网络民族主义朝着健康的轨道发展，党和政府就要认真努力解决好这些事关民生和自身发展的社会问题。
3.在涉外方面，当有损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重大国际政治问题出现时，我国民众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就会被激发出来。
这也是当前我国网络民族主义产生和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秉性、精神纽带和精神家园，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的根本所在。”“民族精神反映在思想学说上就是民族主义，民族精神是内核，民族主义是外在表现形式。民族主义是对本民族的认同、归宿、忠诚的强烈思想意识和实践活动，是思想、学说、运动的统一。”毋庸置疑，中国民族主义就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民族利益的认同和捍卫。解读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网络民族主义，不难发现，针对一些国际争端事件的发生，无论是中日间、中美间，还是中韩间发生的一系列摩擦事件等，我国网民所发起的旨在维护我国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的网络抗议运动，无不体现了中华民族强烈的爱国精神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凡是涉及到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一些国际争端和摩擦事件，我国的网络民族主义就会显现出其无比强大的威力和对外震慑作用。
（三）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文化生态环境分析
文化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一种软实力，在当今这个时代，对一国社会的发展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文化对社会的影响无处不在，渗透于社会的各个要素之中。当前我国风起云涌的网络民族主义，与我国社会特定的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具体来讲，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与反思推动了网络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我国的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曾一度认为就是这种传统文化阻碍了我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国家落后和民族屈辱的最深刻和最根本的原因”，主张摒弃传统文化、实行全盘西化。由此导致了一部分人对我国的传统民族文化持虚无态度，甚至形成了民族虚无主义和。这两种对待我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极为不正常的，也是有害的，因而，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知识界对这两种社会思潮进行了批判，开始重新审视和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民族复兴的力量源泉和精神家园，力图找到民族复兴与民族文化复兴的结合点”。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强大的民族主义潮流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形成，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网络民族主义开始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
2.当前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也是网络民族主义勃兴的一个重要推手。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因此，十七大报告明文规定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党的十报告强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当前中国社会，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间，都非常重视文化的繁荣发展问题。我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勃兴就是我国文化繁荣发展的一种体现。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深入发展，文化全球化已然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过程当中，由于不同文化的碰撞，形成了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潮，网络民族主义思潮就是其中的一种。文化的繁荣发展助推了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和高涨。而如何有效利用网络民族主义思潮为我国的文化、经济和政治服务，则是我们要认真思索的问题。
3.广大网民自身民主素质提高，网络政治参与的热情高涨。
这也是我国网络民族主义产生和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随着我国公民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知识文化水平较之过去有了很大的提升，自身民主素质得到显著提高，政治参与的热情与日俱增。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现在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人们很容易就能接触到网络，加之现在手机的普遍流行，大多数民众基本上都是人手一机，与手机形影不离，他们即使不使用计算机，也可以使用手机上网，这就更增加了人们接触网络的机会，为他们的网络政治参与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无疑这会进一步推动网络民族主义的不断发展。无论是哪个领域的问题，不管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文化的、社会的，不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只要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他们都可以利用自媒体在网络上各抒己见，自由发言、讨论，甚至有时会将网络上的言论化为现实当中的实际行动，凸显网络民族主义的巨大威力。但是我们要注意引导网络民族主义朝着理性健康的轨道发展，不能任其自由发展，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1.2数据来源文章所采用的原始数据及相关计算主要来自《山东统计年鉴2013》［24］，部分数据来自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2研究方法
2.1数据处理与指标权重赋值
2.1.1数据处理由于评价指标体系选取的指标较多，为了消除指标间量纲的差异，使数据之间具有可比性，需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数据无量纲化通常采用极差标准化处理，用于计算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中不同指标的功效系数。
2.1.2指标权重的赋值不同指标在评价系统中的重要性不同，当前学术界对指标权重赋值采用的方法众多，主要分为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由于每种方法有不同程度的缺陷和片面性［26］，本文采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分别求出指标权重后，再将两种方法所得权重进行综合处理，结果即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各指标权重。
2.2协调发展度模型
根据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状况，借鉴相关协调发展研究［3］的基础上，从耦合协调发展定义出发，建立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模型。协调度只是反映f﹙x﹚与g﹙y﹚两个子系统有序发展关联性和互动耦合作用，并未体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整体“功效”和“协同”效应.为此，在协调度的基础上引入协调发展模型，以进一步反映区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整体协调综合发展程度。通过﹙4﹚、﹙5﹚两式，测算了山东省2003年以来10a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综合效益、综合评价指数、协调度及协调发展度，协调发展度类型划分标准见文献［28］.
2.3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预测
预测是进行决策与调控的基础，现有的预测方法主要有回归分析法、时间序列法等，这些方法难以适应系统复杂、数据量少的问题.灰色系统GM﹙1，1﹚模型不仅预测精度高，也能在数据有限、系统复杂的情况下有很好的预测效果［29］.为了深入探究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在未来发展趋势及演变情况，在协调发展度结果的基础上，通过GM﹙1，1﹚模型对其未来协调发展度进行预测.
2.3.1协调发展度预测根据GM﹙1，1﹚预测模型，得出社会经济预测模型为。
2.3.2预测精度检验为了检验模型预测精度是否符合要求，根据式﹙6﹚、﹙7﹚得到2003−2012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预测值﹙见表4﹚，并将预测值进行残差检验和后验差检验［30］，结果均满足预测模型精度要求.根据表4预测值，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误差都较小，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0.96%、2.19%.故在未来经济波动幅度不大的情况下，本文所建GM﹙1，1﹚预测模型可以用来进行预测.
3结果与分析
3.1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效益时序变化分析从图1可以看出，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上升的趋势.从时序发展速度来看，社会经济效益指数发展变化快，除2008−2009年稍有放缓之外，其他时间段均为均匀快速上升增长.与社会经济相比，生态环境则呈波浪形缓慢曲折发展.生态环境效益除在2006−2008年发展较快外，其他时间段平缓发展，且慢于社会经济.从效益指数值来看，生态环境效益初始值较高，但发展缓慢，且在2003−2006年为负增长，因而10a内变化量不大，社会经济效益初始值虽较低，但发展速度快，效益指数与生态环境差距不断缩小，自2010年超过环境效益后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状态.从效益指数变化幅度来看，社会经济效益变化幅度大，平均年变化率为8.89%，生态环境变化幅度小，年均变化率仅为0.75%.这一方面说明经济发展在生态经济系统中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环境对生态经济系统发展的制约作用.山东省是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大户，也是受渤海跨海通道建设影响最明显的地区之一.因此，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山东省要积极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努力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双向促进和良性循环协调发展.
3.2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分析图2为协调发展时序动态，从协调发展类型来看，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处于0.660~0.852之间，即从初级协调发展阶段向良好协调发展阶段转变，说明山东省当前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良好.根据协调发展度类型划标准，协调发展度可以明显分为3个阶段：2003−2004年为初级协调发展阶段，2005−2009年为中等协调发展阶段，2010年后开始转入良好协调发展阶段.在初级协调发展阶段中，经济发展一直滞后于生态环境，属于初级协调发展类经济滞后型，说明此阶段山东省生态环境发展状况较好.在中等协调发展阶段，虽然经济发展仍一直滞后于生态环境，但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二者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小，到2009年时，生态经济转变为经济环境同步发展型，反映了此阶段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协调，比例配合得当.在良好协调发展阶段，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距离继续缩小，协调度不断提高，并在2010达到协调度最高点之后由于社会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生态环境开始滞后，生态经济在2012年开始转变为良好协调发展环境滞后型协调发展类型.在图2中，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综合评价指数和协调发展均呈平稳发展态势，反映了各指数内在的互动关系和相互约束作用.生态经济协调度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而综合评价指数则相对较低，表征了在测度时间段内，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虽是协调有序、相互影响，但由于各子系统低水平效益，未能使系统整体功能增强，因而协调发展度未能达到较高水平.在此阶段，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是综合评价指数，反映了在一定时期内，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主导方向是不断加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协同共生、促进物质交换频度的同时，努力提高二者的功效水平，增强系统整体功能.
3.3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预测结果根据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预测模型，通过式﹙4﹚、﹙5﹚计算得到2013−2030年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发展状况，其发展趋势见图3.按照现状预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发展趋势将总体上处于先上升后下降状态.在协调度中，协调度曲线自2010年达到最高点之后逐渐持续快速下降，并于2030年低于0.4.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滞后，使得原本处于协调一致状态的两个子系统数量上比例失调，结构上缺乏有效的相互促进和协同一致的交换匹配，导致二者之间的演化趋势背离系统整体的良性互动，从而引发对生态经济系统的负反馈调节和约束作用，促使其协调度不断下降.协调发展度曲线初期由于系统综合评价指数的提高而在发展初期不断攀升，并于2024年左右达到其最大值，但由于受生态系统协调度不断下降的制约和瓶颈作用，使得协调发展度在达到最大值之后开始下降，并呈加速衰退下降趋势.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促进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不仅要体现系统总体功效的协调，也要达到系统内部结构的和谐有序.2013−2030年是按照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自2003年10a以来协调发展变化作出的预测，是在渤海跨海通道“零替代方案”下得到的结果.然而，渤海跨海通道的建设势必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山东省生态经济的协调性，特别是对生态环境的负向影响.因而，这种只重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以环境保护发展滞后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是难以维持区域的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必须在当前及未来的发展中引起高度重视.
在媒体报道和学术研究中，对医患冲突现象的表述用语不多，且不统一，使用最多的是“纠纷”、“医闹”、“闹丧”和“医患冲突”，也有使用“医疗暴力”的。所谓纠纷，是指争执不下的事情，不易解决的问题，而纠纷的过程不一定都有暴力行为发生。所谓“医闹”，是指患者家属、亲友及受雇者一起，采取在医院设灵堂、殴打侮辱医护人员、打砸财物、设置障碍等手段，严重妨碍医疗秩序、扩大事态、给医院造成负面影响并从中牟利的行为。2006年7月10日，原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就曾直斥“医闹”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但现实中，面对有争议的医疗结果，患者（死者）家属追求的又并非都是货币。所谓“闹丧”，俗称“打人命”，有非正常死亡发生是其引发的基本前提，其有着浓厚的封建宗族色彩，发生地可能与医院毫不相关。如发生在农村公路的交通肇事事件。“冲突”一词的本意指近身袭击，同时也包括：直闯、碰撞、冒犯、争斗、矛盾等意，当然也含心理冲突；现代词意上的冲突是指发生在同一空间两个或以上事物的相互对抗过程，分为意识和物质两种，意识以认识为基础，所以是无形的，物质的冲突是可见、有形的。“冲突”的特征主要有：其直接目的是打败对方，直接以对方为攻击目标；双方必须有直接的交锋；冲突双方追求的目标既可能相同又可能不同；冲突在形式上往往突破了规则、规章甚至法律的限制，带有明显的破坏性、危法性。冲突的类型包括：从规模上划分有个人之间和集团群体之间的冲突；从性质上划分有经济冲突、政治冲突、思想冲突、文化冲突、宗教冲突、种族冲突、民族冲突、国际冲突等；从方式和程度上划分，有辩论、口角、拳斗、决斗、仇杀、械斗、战争等。因此，综观已经被曝光发生在医院内的“那些事”，用“医患冲突”来表述应是最为恰当的。
（二）关于历史划定
《南方周末》报曾以“中国医疗暴力史”为题，长篇报道了我国的医患冲突历史，其中提到最早的案例为2001年11月14日，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被炸，致5死35伤，死者中包括因视网膜脱落疗效不满的患者包季厚。对医患冲突的历史划定，至今并没有权威的论述，但仅以2001年为划分而论史显然其“史”太短，准确地说也只是本世纪的“史”。仅从建国开始计算，应当承认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医患冲突早已有之，只是非现在如此严重而已。以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计划生育为例，当被强制“结扎”的妇女因故死在手术台上后，以“兴师问罪”、“吊民伐罪”为特征的农村“闹丧”事件便自然发生，医院被砸、医生被打亦是常事，笔者就曾亲眼所见死者家属将“大队长”（现称村委会主任）家房子拆掉的场景，而对因“闹丧”引发的纠纷冲突，笔者在1991年参加的江西省社科课题成果中就有论述。
（三）关于成因分析
就医患冲突事件引发的原因，对现有论述分析后可用符号形象加以表示。一面是痛斥医院医生的不良医术、过度治疗、不负责任等等，谓之“活该”；另一面则是痛斥对医生的犯罪行为是丧尽天良，谓之“暴徒”；更深层次的则是结合我国的医改政策、医疗资源、相对贫困人群及弱势群体等进行理性分析，呼唤国家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大力推进，将医生和患者在利益争夺中推开，从而真正避免冲突悲剧的发生。由此看来，国家医疗制度、医疗政策层面的改革，使百姓看得起病，重塑社会诚信才是治本之策。
（四）关于破解之术
在国家医疗制度层面解决之前，对已经发生、可能发生的医患冲突应积极寻找破解之术，这已形成社会共识。其中，以实行“咨询、受理、调解”三免费的第三方调解方式已开始为公众所熟知，为患者及家属所接受。以江西省南昌市为例，《南昌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自2011年12月26日实行以来，共调解结案467起，结案率100%，为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2014年2月20日的《新闻和报纸摘要》中也曾进行了报道。“第三方调解”为医患矛盾冲突竖起了防火墙，成为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减压阀”。面对医患冲突，负有维护社会稳定之责的公安机关也在不断研究、创新化解之术。如江苏常州市公安局的“三听三算三调”法（即：听患方、听院方、听第三方；算法律账、金钱账、亲情账；联动处置、社会协同、重点掌控）；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公安分局的“六步法”实现了医患纠纷“零闹事”（即：常擦“清凉油”树牢维稳意识；用活“顺风耳”准确掌握信息；装好“减震器”，强化法制宣传；构筑“包围圈”，周密收集证据；狠出“杀手锏”把握时机严打；施展“组合拳”；联动化解争端）。就公安机关而言，用敢于担当的精神，坚决及时打击各种涉医非法行为，打击职业“医闹”应是治本的关键之术。医患冲突是世界性现象。在寻找破解之术时，也应考察、借鉴他国经验。美国：据美国劳工部统计，美国每一万名医院工作人员每年大约碰到八起非致命性质的攻击，约为一般职业的四倍。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暴力：医院的职业风险》，建议医护人员要善于与患者及其亲友沟通。目前全美已经有38个州专门立法保护医护人员，法律规定医护人员必须参加政府相关机构义务提供的反暴力培训，同时还加大了袭击医护人员的惩处力度。同时，一些医院还对医护人员了一些行为指南，如不要透露个人联络信息、不要用强烈的灯光和色彩刺激病人等。以色列：以色列卫生部统计数据显示，在2012年所掌握的4047宗暴力袭击医护人员个案中，39%与医护人员的行为有关，29%与病人有关，16%与医院管理有关，因此该国在呼吁医护人员不应该遭受暴力对待的同时，也要求医护人员应该以负责的态度去解决矛盾，防止暴力冲突升级，在管理中应避免医护人员人手不足，医院过分拥挤等，并规范了医院管理和运作标准，提高医护人员的服务水平，减少医患矛盾。印度：医院会聘请身材健壮、手臂上有纹身、看上去有足够震慑力的保镖站岗，防范闹事家属。英国：请设计公司组建了包括精神分析学家、服务设计师、急诊室顾问和社会科学家等在内的专家进行研究，他们系统地分析了使患者产生激动情绪、辱骂医护人员，甚至产生肢体冲突的原因，结论为患者不理解临床语言和操作流程，甚至对为什么有人比他们后来却先看上医生而产生不满，为此他们优化了看病流程，使暴力事件减少了一半。法国：法国是医疗事故频发的国家，每年平均30万－50万起，可法国同时还是医疗事故诉讼最少的国家，因为法国法律规定：法律体系不支持由于医疗事故或过失引起的诉讼。但又该如何保护患者的利益呢？它另有一套医疗事故获赔偿的法律手续，不过手续极为繁琐，患者及家属没有十足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念，往往会半途而废。俄罗斯：与许多国家采取“调解优先”不同，俄罗斯果断地将“调解”晾在一边，而采取“法律优先”，该国多项法律都贯穿了一条铁定原则：公民健康第一，患者及家属可拿起多部法律维护权益。
二、关于社会生态
20世纪50年代开始，学术界以生态经济为重点开始逐渐关注和研究生态问题，如今关于生态问题的研究已更加活跃，其研究领域覆盖了经济学、法学、哲学和社会学等许多方面，如“生态宪法”、“生态化意识形态”、“政治发展生态化转向”等，大家对生态的认识已经从单纯的经济建设领域，扩展到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领域。党的十最终确立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可以肯定的是，医患冲突是我国当下不良社会生态现象的自然反应，治理医患冲突就是治理社会生态的重要一环。
（一）对部委文件的对比分析
如前所述，国家有关职能管理部门先后于2012年4月和2014年4月出台了有关维护医疗秩序的通告和意见,二者对比后不难看出，仅两年时间，从形式到内容变化都很大：其一，从卫生部、公安部二部发文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卫生计生委五部委联合发文；其二，将殴打、杀害、伤害医生由原第四款提前置首款；其三，增加了严格控制的危险物品的种类和等级；其四，首次将职业“医闹”列入打击对象；其五，在执法程序上，从一般性警告到可依法驱散、依法带离；其六，在执法过程上，要求公、检、法“快”字为先，并对手段残忍、社会影响恶劣的涉医犯罪行为要依法从严惩处。这六大变化，折射出我国社会生态病象的加重。
（二）社会学启示
社会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在本质上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它是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们的有机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也称作“社会系统”。“社会”与“社会系统”两个概念当然有侧重点的差异。社会是最为本源的概念，它等同于“人类社会”，更侧重于人群的聚集、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系统更侧重于社会是一个体系，强调社会的“有机体”特点，强调它是一个有机整体。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说，社会具有六大特点：社会是由人群组成的；社会是以人的交往为纽带；社会是有文化、有组织的系统；社会是以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社会系统具有心理的、精神的联系；社会系统是一个具有主动性、创造性和改造能力的活的机体。依据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的解读，不难发现，医患冲突双方本都是社会不同分工的组成部分，由于“疾病”的存在而必须产生交往，而交往或运行的过程中，由于视角和利益之差，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若干问题，问题积累导致冲突频现和升级，也就成了人们常说的社会病态现象的一种了。诚然，社会问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社会问题特指社会的病态或失调现象，本文讨论的医患冲突显然属于狭义的范畴。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学家越来越重视社会问题构成要素的分析，国外学者主张的二维分析法把社会问题的构成要素归结为：社会性、紊乱性和破坏性。我国社会学家则归结为：必须有一种或数种社会现象产生失调情况；这种失调影响了许多人的社会生活；这种失调引起了社会多数成员的注意；这种失调必须运用社会力量才能予以解决。当前我国正发生的医患冲突完全符合这四个指标要素的要求。一个好的社会系统其社会问题应是少量存在，良性互动的，其社会生态是一种良性、健康、令人愉悦的状态；反之，则是恶性、毁坏性、令人失望的状态。对医患冲突的认识不能仅局限于简单事件的定性描述，冲突的多量存在和恶性反复只能证明我国社会生态不良状况的客观存在，所以单纯治理医患冲突的个案远非能真正治理不良社会生态的全部。
（三）冲突视角下的社会生态核心问题
如同治理被破坏的自然生态环境一样，我们必须找到导致医患冲突加剧的社会不良生态的核心问题，但笔者以为社会信任、职业医闹和管控无矩是核心问题。由于腐败、食品安全、产品质量、“楼跨跨”等诸种现象的真实存在，信任危机已在诸多领域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行为，社会学所描述的人与人之间的“囚徒”困境已成事实，如此，医患双方特别是患者对院方的不信任是自然要发生的。以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唯一目的的职业“医闹”是将医患冲突推波助澜的重要灰黑色力量。职业“医闹”的主体鱼龙混杂，但绑架社会，唯恐不乱是其行为的重要支撑点，如同将他人拐骗至矿井杀害，再反闹矿主出钱摆平“事件”一样，其行为令人发指，不能容忍，公安机关理应依法对其严惩。近10余年来，媒体、学者、公众等对弱者、弱势群体的解读甚多，已是人皆言弱势，当医患冲突发生后，受同情弱者心态的驱使，相关部门对患者、家属及职业“医闹”违法行为的沉默无形中强化了违法犯罪的心理，由此花钱买平安、忍气呑声是必由之路.管控无矩是纵容，不愿执法、不敢执法更有损神圣的国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