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属性是人的二重性的一个方面，正因为如此，在人类政治思想中任何人的政治观点或政治主张都不可能回避集体主义的存在。这是社会主义思想生命力强大之所在。
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种集体主义思想，在西方可以上述到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的《理想国》，在中国可以上述到《礼记·礼运》。对社会主义思想最明确的描述在中国是《礼记·礼运》，在西方是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的《乌托邦》。不过中国的“大同思想”和柏拉图的《理想国》不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而是纯集体主义思想的一种社会构思。我们现在通常所讲的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对立物的社会主义，它从工业革命开始，是西方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的一种集体主义的政治思想。这种社会主义是从托马斯·莫尔开始，经过法国的圣西门（1760-1825年）、傅立叶（1772-1837年）、英国的欧文（1771-1858年）等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区分的各种社会主义都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流派。如果说西方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的《礼记·礼运》是人的社会属性的最高社会道德理想，那么，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一个最大特点是它是作为资本主义初期剥削、压迫、贫困、不平等现象的对立物对未来社会的最高道德构想。
所有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集体主义思想的衍生，是集体主义思想的不同形式、不同时期的反映。社会主义思想在农业社会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只是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物的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才具有浓厚的夺取权力的政治色彩。思想是时代的反映。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初期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批判，它反映实行社会改造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弊端的愿望。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家都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痛苦以及作为这种生产方式基础的不受限制的自由竞争。它们设想将来民众会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方式从资本家手中夺得支配生产资料和管理政府的权力。托马斯·莫尔、意大利的康帕内拉（1568-1639年）、法国的梅叶（1664-1729年）、法国的摩莱里（1720-1780年）、马布利（1709-1785年）等等与农业社会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大都希望社会温情脉脉，保持农业社会，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与工业文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仍然主张社会温情脉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
作为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可以表述为：社会主义思想是人的社会属性的派生物，是人类共同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在人和社会的关系上，它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强调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从属于社会集体。作为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的学说中表述得最为充分和全面。马克思讲的人是抽象的人，群体的人，而非具体的个人。马克思是从社会关系来论证人的本质、人性，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基础。
社会主义思想只是集体主义思想的一种流派，我们没有理由把社会主义思想等同于集体主义思想。我们同样没有理由否认集体主义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属性。与集体主义思想对立的是个人主义思想，而不是资本主义思想，与个人主义思想对立的是集体主义思想，而不是社会主义思想。
资本主义思想属于个人主义思想，但是资本主义思想是近代才产生的一种思想。资本主义思想是十五、十六世纪西欧社会的产物。十五、十六世纪是西欧历史上辉煌的一页，这一时期，是“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的伟大时代。这一时期是欧洲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是农奴解放、工业中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取代封建行会制度、中央集权制的民族国家逐渐取代中世纪封建割据局面的时期。这一时期是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在西欧的经济生活中逐渐占据日益重要地位的时期。资本主义作为思想与中世纪相对立，它要求自由，反对控制，推祟理性，反对盲从。它使人们的注意力从探索超自然的事物转到研究自然事物，从天上转到人间，从神祗转向人。它使真理不再与权威结缘，而成为个人理性和独立探索的结果。人们用自然原因来解释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解释社会、人类和宗教本身。历史不再是上帝救人的历史，而成为人们自身的历史。人成为一切思考的中心。资本主义作为经济制度主张个人主义原则，生产资料私有制，公平竞争。资本主义作为政治制度主张民主制度。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是工业革命开始，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与资本主义思想相对立的一种政治思想。资本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是农业社会瓦解时期产生的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资本主义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社会主义以集体主义为核心。
社会属性是人的二重性的一个方面，正因为如此，在人类政治思想中任何人的政治观点或政治主张都不可能回避集体主义的存在。这是社会主义思想生命力强大之所在。
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种集体主义思想，在西方可以上述到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的《理想国》，在中国可以上述到《礼记·礼运》。对社会主义思想最明确的描述在中国是《礼记·礼运》，在西方是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的《乌托邦》。不过中国的“大同思想”和柏拉图的《理想国》不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而是纯集体主义思想的一种社会构思。我们现在通常所讲的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对立物的社会主义，它从工业革命开始，是西方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的一种集体主义的政治思想。这种社会主义是从托马斯·莫尔开始，经过法国的圣西门（1760-1825年）、傅立叶（1772-1837年）、英国的欧文（1771-1858年）等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区分的各种社会主义都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流派。如果说西方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的《礼记·礼运》是人的社会属性的最高社会道德理想，那么，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一个最大特点是它是作为资本主义初期剥削、压迫、贫困、不平等现象的对立物对未来社会的最高道德构想。
所有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集体主义思想的衍生，是集体主义思想的不同形式、不同时期的反映。社会主义思想在农业社会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只是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物的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才具有浓厚的夺取权力的政治色彩。思想是时代的反映。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初期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批判，它反映实行社会改造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弊端的愿望。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家都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痛苦以及作为这种生产方式基础的不受限制的自由竞争。它们设想将来民众会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方式从资本家手中夺得支配生产资料和管理政府的权力。托马斯·莫尔、意大利的康帕内拉（1568-1639年）、法国的梅叶（1664-1729年）、法国的摩莱里（1720-1780年）、马布利（1709-1785年）等等与农业社会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大都希望社会温情脉脉，保持农业社会，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与工业文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仍然主张社会温情脉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
作为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可以表述为：社会主义思想是人的社会属性的派生物，是人类共同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在人和社会的关系上，它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强调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从属于社会集体。作为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的学说中表述得最为充分和全面。马克思讲的人是抽象的人，群体的人，而非具体的个人。马克思是从社会关系来论证人的本质、人性，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基础。
社会主义思想只是集体主义思想的一种流派，我们没有理由把社会主义思想等同于集体主义思想。我们同样没有理由否认集体主义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属性。与集体主义思想对立的是个人主义思想，而不是资本主义思想，与个人主义思想对立的是集体主义思想，而不是社会主义思想。
资本主义思想属于个人主义思想，但是资本主义思想是近代才产生的一种思想。资本主义思想是十五、十六世纪西欧社会的产物。十五、十六世纪是西欧历史上辉煌的一页，这一时期，是“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的伟大时代。这一时期是欧洲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是农奴解放、工业中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取代封建行会制度、中央集权制的民族国家逐渐取代中世纪封建割据局面的时期。这一时期是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在西欧的经济生活中逐渐占据日益重要地位的时期。资本主义作为思想与中世纪相对立，它要求自由，反对控制，推祟理性，反对盲从。它使人们的注意力从探索超自然的事物转到研究自然事物，从天上转到人间，从神祗转向人。它使真理不再与权威结缘，而成为个人理性和独立探索的结果。人们用自然原因来解释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解释社会、人类和宗教本身。历史不再是上帝救人的历史，而成为人们自身的历史。人成为一切思考的中心。资本主义作为经济制度主张个人主义原则，生产资料私有制，公平竞争。资本主义作为政治制度主张民主制度。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是工业革命开始，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与资本主义思想相对立的一种政治思想。资本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是农业社会瓦解时期产生的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资本主义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社会主义以集体主义为核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于我们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
早在十九世纪末，孙中山第一个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始终不渝继承孙中山伟大事业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在二十一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无数革命先烈和多少仁人志士为之牺牲、不懈奋斗的祈盼和梦想。孙中山的伟大思想无疑是照耀中华民族冲破漫长专制和黑暗的第一缕阳光。毛泽东就明确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继承。作为二十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第一位伟大人物，孙中山的伟大思想显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汲取。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就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深刻的启迪。
在十月革命前，孙中山就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深刻把握世界文明进步的历史潮流，一再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表示要实行社会主义。1912年，他发表题为《社会革命说》的演说，宣称“今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故欲巩固国利民福，不可不注重社会问题。”[1]同年10月14日至16日，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总部发表《社会主义之发生与派别》的演讲，更是盛赞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正是因为在孙中山这样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领袖的极力倡导下，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在中国广为传播，为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注入新鲜血液，从而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准备了充分的思想认识条件。
孙中山认识到“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2]为之，他提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3]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一度认为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已经完成，今后应大力开展以民生主义为重点的社会革命。这也是孙中山多次论及和大力称颂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归宿。1919年孙中山在《论三民主义》一文中，详细阐述了民生主义的内涵。孙中山痛感“为资本家者，只知机器之为利，而不恤社会之被害也”，中国之行民生主义，即所以“消弭社会革命于未然也。”[4]故“民生主义者，即社会主义也。”[5]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针对党内外一些人把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倾向，他指出：“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6]，本党同志于此便可十分了解“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7]1924年8月，孙中山在演讲中说：“我现在就是用民生二字，来讲外国近百十年来所发生的一个最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8]孙中山说，我们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不过办法各有不同。”[9]孙中山认为，推翻满清政府，民族主义已达，改良专制政治，民权主义已伸，“至于民生主义，非以社会主义行之，不能完全。”我们“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则仆之素志也。”[10]
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是人道主义，实为人类之福音。孙中山十分关注人类的疾苦，提出为“人生谋幸福”，应着手解决“生计”问题。孙中山说：“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曰社会生计而已矣。”[11]他指出，这种主张，在我国早已有之，“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问居，又共产主义之嚆矢，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12]孙中山还指出：“社会主义既欲谋人类之幸福，当先谋人类生存；既欲谋人类之生存，当研究社会之经济。故社会主义者，一人类经济主义也……。社会主义系从社会经济方面着想，欲从经济学之根本解决，以补救社会上之疾苦耳。”[13]孙中山认为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但这正是“社会主义之真髓”，[14]我国古代的博施济众、尚仁、兼爱，都是狭义的博爱，不能普及于人人，只有“社会主义之博爱，广义之博爱也。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此社会主义之博爱。”[15]所以，“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实行社会主义，“实为人类之福者”。[16]
孙中山认为，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是社会主义之上乘。针对国民党内一些人对共产党的反对，孙中山特别指出，这些人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是因为他们不知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民生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孙中山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17]如果说要区分一下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孙中山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区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18]孙中山指出，共产这种制度，在原人时代已经是实行了，由于金钱的发生，才“打破了共产”，所以人类社会的斗争，就是要“再回复到一种新的共产时代”，而“共产主义就是最高理想来解决社会问题的”。[19]孙中山还对世界各种社会主义流派进行了分析归类，认为“自予观之，则所谓社会主义者仅可区为二派：一即集产社会主义，一即共产社会主义。……所谓集产云者，凡生利各事业，若土地、铁路、邮政、电气、矿产、森林皆为国有。共产云者，即人在社会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两相比较，共产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20]
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可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应大力赞成社会主义。对于世界范围内日益盛行的社会主义思潮，孙中山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和把握。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可分为乌托邦和科学社会主义两派，“在马克思的学说没有发表以前，世界上讲社会主义的，都是一种陈义甚高的理论，离事实太远。而马克思专从事实与历史方面用功，原原本本把社会问题的经济变迁，阐发无遗。”[21] 所以社会主义可分作两派，一是“乌托邦派”，一是“科学派”。针对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孙中山指出：“我国提倡社会主义，人皆斥为无病之呻吟，此未知社会主义之作用也。处今日之中国而言社会主义，即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可矣。此非无病之呻吟，正未病之防卫也。孙中山认为，我国要吸取欧美之教训，避免走他们的弯路，虽然当时“我国资本家，有资财数千万者，国内实鲜人，即稍有资本，又大半窖金守之而已”，[22]但随之社会的进化，“则将来大地主必为大资本家，三十年后，又将酿成欧洲革命流血之惨剧。故今日之主张社会主义，实为子孙造福计也。”[23 ]孙中山大力提倡和赞成社会主义，这方面的论述相当丰富。1905年5月孙中山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时就解释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他指出：“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所有的行会都是社会主义的了。”[24]对于实现社会主义，孙中山表示“必竭力赞成之”，[25]孙中山在上海社会党总部的演说中明确指出：“实行其社会主义之政策者，实鄙人所深望也。 ”[26]孙中山说：“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矣……。社会主义之国家，一真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也。”[27]
孙中山真诚称颂和主张社会主义，渴望社会主义能在中国实行。在孙中山逝世三十年后，中国真的迈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在本世纪中叶中国将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将完全实现孙中山的遗愿。
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的思想理论主要集中表现在“三民主义”上，但面对世界的社会主义新思潮，孙中山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并极力主张和倡导，这充分说明了孙中山宽广的世界眼光、博大的兼容胸怀、惊人的远见卓识和罕见的与时俱进精神。
早在十九世纪末，孙中山第一个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始终不渝继承孙中山伟大事业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在二十一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无数革命先烈和多少仁人志士为之牺牲、不懈奋斗的祈盼和梦想。孙中山的伟大思想无疑是照耀中华民族冲破漫长专制和黑暗的第一缕阳光。毛泽东就明确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继承。作为二十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第一位伟大人物，孙中山的伟大思想显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汲取。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就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深刻的启迪。
在十月革命前，孙中山就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深刻把握世界文明进步的历史潮流，一再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表示要实行社会主义。1912年，他发表题为《社会革命说》的演说，宣称“今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故欲巩固国利民福，不可不注重社会问题。”[1]同年10月14日至16日，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总部发表《社会主义之发生与派别》的演讲，更是盛赞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正是因为在孙中山这样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领袖的极力倡导下，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在中国广为传播，为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注入新鲜血液，从而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准备了充分的思想认识条件。
孙中山认识到“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2]为之，他提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3]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一度认为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已经完成，今后应大力开展以民生主义为重点的社会革命。这也是孙中山多次论及和大力称颂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归宿。1919年孙中山在《论三民主义》一文中，详细阐述了民生主义的内涵。孙中山痛感“为资本家者，只知机器之为利，而不恤社会之被害也”，中国之行民生主义，即所以“消弭社会革命于未然也。”[4]故“民生主义者，即社会主义也。”[5]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针对党内外一些人把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倾向，他指出：“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6]，本党同志于此便可十分了解“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7]1924年8月，孙中山在演讲中说：“我现在就是用民生二字，来讲外国近百十年来所发生的一个最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8]孙中山说，我们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不过办法各有不同。”[9]孙中山认为，推翻满清政府，民族主义已达，改良专制政治，民权主义已伸，“至于民生主义，非以社会主义行之，不能完全。”我们“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则仆之素志也。”[10]
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是人道主义，实为人类之福音。孙中山十分关注人类的疾苦，提出为“人生谋幸福”，应着手解决“生计”问题。孙中山说：“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曰社会生计而已矣。”[11]他指出，这种主张，在我国早已有之，“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问居，又共产主义之嚆矢，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12]孙中山还指出：“社会主义既欲谋人类之幸福，当先谋人类生存；既欲谋人类之生存，当研究社会之经济。故社会主义者，一人类经济主义也……。社会主义系从社会经济方面着想，欲从经济学之根本解决，以补救社会上之疾苦耳。”[13]孙中山认为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但这正是“社会主义之真髓”，[14]我国古代的博施济众、尚仁、兼爱，都是狭义的博爱，不能普及于人人，只有“社会主义之博爱，广义之博爱也。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此社会主义之博爱。”[15]所以，“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实行社会主义，“实为人类之福者”。[16]
孙中山认为，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是社会主义之上乘。针对国民党内一些人对共产党的反对，孙中山特别指出，这些人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是因为他们不知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民生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孙中山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17]如果说要区分一下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孙中山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区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18]孙中山指出，共产这种制度，在原人时代已经是实行了，由于金钱的发生，才“打破了共产”，所以人类社会的斗争，就是要“再回复到一种新的共产时代”，而“共产主义就是最高理想来解决社会问题的”。[19]孙中山还对世界各种社会主义流派进行了分析归类，认为“自予观之，则所谓社会主义者仅可区为二派：一即集产社会主义，一即共产社会主义。……所谓集产云者，凡生利各事业，若土地、铁路、邮政、电气、矿产、森林皆为国有。共产云者，即人在社会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两相比较，共产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20]
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可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应大力赞成社会主义。对于世界范围内日益盛行的社会主义思潮，孙中山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和把握。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可分为乌托邦和科学社会主义两派，“在马克思的学说没有发表以前，世界上讲社会主义的，都是一种陈义甚高的理论，离事实太远。而马克思专从事实与历史方面用功，原原本本把社会问题的经济变迁，阐发无遗。”[21] 所以社会主义可分作两派，一是“乌托邦派”，一是“科学派”。针对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孙中山指出：“我国提倡社会主义，人皆斥为无病之呻吟，此未知社会主义之作用也。处今日之中国而言社会主义，即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可矣。此非无病之呻吟，正未病之防卫也。孙中山认为，我国要吸取欧美之教训，避免走他们的弯路，虽然当时“我国资本家，有资财数千万者，国内实鲜人，即稍有资本，又大半窖金守之而已”，[22]但随之社会的进化，“则将来大地主必为大资本家，三十年后，又将酿成欧洲革命流血之惨剧。故今日之主张社会主义，实为子孙造福计也。”[23 ]孙中山大力提倡和赞成社会主义，这方面的论述相当丰富。1905年5月孙中山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时就解释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他指出：“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所有的行会都是社会主义的了。”[24]对于实现社会主义，孙中山表示“必竭力赞成之”，[25]孙中山在上海社会党总部的演说中明确指出：“实行其社会主义之政策者，实鄙人所深望也。 ”[26]孙中山说：“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矣……。社会主义之国家，一真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也。”[27]
孙中山真诚称颂和主张社会主义，渴望社会主义能在中国实行。在孙中山逝世三十年后，中国真的迈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在本世纪中叶中国将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将完全实现孙中山的遗愿。
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的思想理论主要集中表现在“三民主义”上，但面对世界的社会主义新思潮，孙中山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并极力主张和倡导，这充分说明了孙中山宽广的世界眼光、博大的兼容胸怀、惊人的远见卓识和罕见的与时俱进精神。
众所周知，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常青之树深大地的遒劲的根，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丰富营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又一颗璀璨明珠。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也是我党三代领导人的不断追求。同志多次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各方面都得到全面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邓小平同志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更是站在世界潮流和时展趋势的前沿位置，顺应时代的要求和社会发展规律，指出要从“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高度，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为人的全面发展提出了崭新的具体内容，并从社会主义本质高度，深刻地揭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经济前提”、保障条件、和实现的科学途径和具体手段。同志更是从中国当代实际出发，明确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这是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就最令人震奋的呼声，是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优良传统的体现，也是“三个”代表的具体体现。因而，从社会主义本质高度理解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可以从更深一层次把握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内涵，同时，又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全面发展。
一、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内在逻辑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
改革开放以前，我党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还只是处于感性认识阶段。随着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深人，社会主义社会本质关系不断得到发展和暴露，这为认识社会主义本质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经验材料，因而邓小平说:“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邓小平同志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出发，集中全党智慧，对社会主义本质作了总结性概括，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这一科学概括，代表着我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最新水平，科学地解决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廓清了许多不合乎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模糊观念，为我们找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答案，为改革开放事业发展拓展了广阔空间。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属于社会主义本质生产力构成，“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属于社会主义本质生产关系构成，“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根本目的。这五句体现了其内在的深刻逻辑关系。“解放生产力”，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反之，发展生产力。又能促进生产力的解放;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区别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表现。也只有“俏灭剥削”，才能“消除两极分化”;也只有“消除两极分化”，才能彻底“消灭剥削”;也只有“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才能“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也只有实现“共同富裕”.才能最终“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才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出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社会生产力，从而为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此可见，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社会主义根本任务与根本目的的统一，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支持的统一整体。
人的全面发展历来是人们所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但在马克思之前，人们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解是不全面的，不深刻的。只有在马克思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后，才深刻地揭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真正内涵。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有三层意思:第一，由于私有制和旧式分工的废除，人能适应不同的劳动需要，把不同的社会职能当作相互交替的活动方式。第二，人的体力与智力得到充分发展。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1.这是人从事一切活动的生理心理基础。马克思说:“不管有用劳动或生产活动怎样不同，它们都是人体的机能，而每一种这样机能不管内容和形式如何，实质上都是人的脑神经、肌肉、感官等等耗费。这是一个生理学上的真理。”2.是指全面发展的人既能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又能从事精神生产活动。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归根到底，就是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劳动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人生存的条件，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自然必然性。”因此，人的全面发展应包括劳动能力这一内容。同时，劳动也是人类获得发展的基本途径，因为劳动给每个人提供了全面发展并展现自己能力的机会;另一方面，马克思也认为精神生产活动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使人的智力获得更高层次发展的最有效途径。只能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仍是片面的人，只有既能从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人才是全面发展的人。第三，整个社会成员的才能都能得到充分全面的发展。意思是要给每个社会成员创造全面发展的条件，而不是让少数人发展自己的才能。因而，恩格斯指出:“根据共产主义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地发挥他们各方面的才能。”以上三个方面互相联系，缺一不可。其中第一是基础，因为只有消灭私有制和旧式分工，才能给个人和全体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同时，也只有个人和社会全体成员得到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才能成为现实。
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人的全面发展“经济前提”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本质论中具有基础和决定作用的前提。这与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这是因为:生产力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在构成生产力二大要素即劳动者、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中，人是首要的、能动的最具有决定性的要素，人的主体能力是生产力的核心，生产力的主体也是人本身。解放生产力的关键就是解放人，发展生产力的关键就是发展人本身的才能，也就是说，要把人，特别是生产者从陈腐的思想观念和落后的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之获得更大的自由，更积极主动地发挥自身的才能，开发自身的潜能，为社会发展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同时也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
实现人的解放而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目的。马克思认为，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具有三个前提条件、“经济前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问题、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其中“经济前提”，马克思认为是这三个条件中也是最具有基础的和决定性的作用。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要以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为经济基础。他指出;首先必须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人们要为谋取基本生活资料而进行各种斗争，因此，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但是，当人们创造的物质财富仅仅能满足谋生的需求时，人还是谈不上解放和获得发展的，只有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谋牛劳动所占时间越来越短，人们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才会增加，“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只有有了时间才能使人获得自由而全面发展，也就是说，只有当生产力发展获得极大提高时，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的可能。因而，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并指出社会主义夺取资产阶级政权后，必须“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从社会主义运动规律上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与马克思上述观点上完全吻合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早在1952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是使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978年9月，邓小平同志也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我国当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实际还只处于马克思所预见人类社会三大形态(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的第一形态向第二形态过渡的时期，还在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完成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任务。邓小平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我国要改变这个落后的面貌和解决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各种矛盾，根本的途径只能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要实现我党的最终目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要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实现人的解放，也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因而，邓小平历史唯物高度出发，批判了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搞“穷过渡”.甚至荒谬地把集体贫穷当作社会主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等一些同马克思主义相违背的谬论，并多次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这些都是在告诫我们:不要忘了社会主义目的。
三、“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人获得全面发展最起码的保障
马克思主义认为，私有制和社会分工是造面发展的主要原因。“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质就是要消灭私有制，消除阶级对立，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这是保证人获得全面发展和解放的最起码的条件。
原始社会末，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出现.人类进人了私有制社会。由于社会分工和社会交往的广泛开展，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增加了社会财富，促使原始社会的崩溃.推动了人类进人了文明社会。但是.由于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生，必然引起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以及阶级剥削的产生，从而形成了奴隶社会。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而又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他们只从事一些生产管理和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的工作，他们把脑力劳动看作至高无上的神圣事业，极力贬低体力劳动和轻视劳动人民。他们在精神和智力方面虽有一定的发展，但他们由于完全不参加体力劳动，不从事物质生产劳动，成了离开别人就不能生活的寄生虫。因此，他们只能是片面发展的人。至于被压迫的奴隶，他们既无生产资料又无人身自由，而被奴隶主看成是会说话的“工具”，除了从事沉重的体力劳动外，根本不能从事任何的脑力劳动，被剥夺了享受教育和参预国家大事的一切权力，因而，他们也不可能得到全面的发展。
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把奴隶从非人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封建地主给农民一些人身自由，使农民能够在比奴隶自由得多的情况下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有了较大的提高社会生产力也得到了较大发展。但是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使人们长期陷人愚昧落后的状态，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限制了人们的眼界，阻碍了人们的智力和体力的全面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第一次分工即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立即使农村人口陷人数千年的愚昧状况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专门手艺的奴役。它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体力发展的基础。”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分工，又使大多数人失去全面发展的可能，正如恩格斯说“由于劳动被分成几部分，人也随着也被分成几部分。为了训练某种单一的活动:其它一切肉体和精神的能力都成了牺牲品，人的这种畸形发展和分工齐头并进。”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整体，集体是个人获得全面发展的手段。而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两极分化，不仅造成人与物的对立，而且人与人之间也出现尖锐对立。这种对立“使得人们的发展只能具有这样的形式，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人)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人)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因而暂时(即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产生以前)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在这种矛盾和对立中，资本主义国家通常是以“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为条件和代价谋取少数人的发展。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不可能获得全面发展。只有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后，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将被清除，人们打破了旧的社会联合体，组成新的社会联合体，使人与人、个人与社会的发展相一致。早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思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里的，将是这样的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也认为，只有通过统一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人们才能“共同而有计划地定量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消灭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需要阶情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生产目的是为了人，这种人已不是彼此隔绝的人，而是社会的人，每个人可以自主地、自由地参加生产劳动。这种生产既是自由个性的要求，也为别人提供了生活、享受和发展的资料，既体现了为别人存在，又体现了别人为他人存在，因为别人的需要，别人对他的产品的享受和评价，又成为他发展的条件。因而，马克思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反过来，“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又可以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也只有当每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时候，才能说真正地消灭了私有制和剥削。因而马克思指出:“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因为现存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是全面的，所以只有全面发展的个人才能占有它们，即才可能使它们变成自己的自由的生活活动。”
四“共同宫裕”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途径和具体手段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中蕴含着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探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之处对于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意义重大而现实，本文将在此方面做出努力。
一、具体含义：儒家思想文化中的大同世界
从具体含义上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个人、社会、国家与自然等概念及其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状态都纳入到了它自身的范畴之内。换言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是自身的身心和谐，接着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此基础上是社会各系统、阶层之间的和谐，最终达到人类社会与自然以及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的和谐状态。这一具体含义所包含的逻辑思维、思想观点和价值取向正是优秀传统文化中儒家大同思想的鲜明体现。《礼记•大学》云：“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也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坚持由小及大、由里到外的人才培养模式与道德修养方式，即首先从自我个人的点滴实践做起，在加强自身德行的基础上逐步惠及家庭邻里，再进一步拓展到社会、国家乃至天下，当人类社会实现了以个人身心和谐为基础的社会、国家、民族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时，就是步入到了儒家思想中的大同世界。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正是遵循了儒家思想文化中大同世界建立的基本思路方法，深刻体现了儒家大同思想的思想原则与价值追求。
二、原则特征：古代中国对道德和礼仪的价值追求
整体来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现代性与传统性的相结合，现代性主要体现为诸如民主法治、公平公正等特征，传统性则主要表现为诚信友爱、和平正义、稳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特征。而这些基本特征又需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才能加以实现，这些原则既有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等指导性原则，也有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这些根本性原则。《资治通鉴•周纪》载：“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体现了古代中国社会以德为本、为先的价值取向，即便是现代性特征也是在充分借鉴以道德礼仪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而其基本原则既是党革命与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优秀传统文化中道德礼仪内涵在新时期党治国理政之中的深刻体现。主席曾指出：“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道德的力量也是无穷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故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就更离不开以道德原则为核心根基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而反过来，正如中国传统价值观所坚持的那样，这又使得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理念深刻体现出对道德和礼仪的一贯追求。
三、践行措施：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践观
十六大以来，同志针对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要把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加强调查研究和理论研究，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实现安全发展，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大力建设和谐文化，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由此可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践行措施正是着眼于中国社会最现实的民生问题以及最迫切的经济、文化等问题，立足当前中国的基本国情，通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个方面的发展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尤其是其对建设和谐文化和坚持公平正义原则的做法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实践观十分契合。荀子云：“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这一说法从根本上体现出古代中国社会以道德为本、着眼生活实际的实践思想，即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举止还是平日工作学子中的言语思想，都应该在立足实际的基础上，坚持文明礼仪、落实道德原则，从而在不断提高自身德行修养的过程中实现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幸福和谐。而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措施的提出也正是遵循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实践观的基本理念与思路方法。
四、结论与行动：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和谐社会的精神根基所在总而言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离不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支撑，无论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思想，还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践行措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都是重要的理论来源、精神支撑与思想智慧的源泉。从具体含义的角度来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体含义的提出不仅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儒家大同思想的延伸拓展，更是其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背景下的新应用。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原则特征的形成则是古代中国史传统思想价值体系在当下中国社会的新体现，意味着其以道德礼仪为根本的思想追求与价值观倾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被着重参考借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贯彻落实的具体实践措施也深刻蕴含着中国社会传统的“着眼现实、以德行修养为根本”的实践观。由此可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借鉴参考，也是其得以真正实现的内在精神根基。由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基础作用。党和国家要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的前提下，立足中国现实，大力弘扬和践行优秀传统文化，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着重借鉴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最终，为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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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认为，社会是以人为主体，以自然界为环境，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多种要素交互作用所构成的复杂有机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种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的和谐社会。它应当是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各得其所和利益关系得到有效协调的社会，是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健全的社会，是稳定有序的社会。其中蕴涵着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在新形势下对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决定力量，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人民群众是指一切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人们，是社会成员的大多数。
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工人阶级队伍迅速扩大，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传统的产业工人队伍缩小，从事第三产业的工人阶级成员将逐步成为工人阶级的主体；我国农民队伍迅速分化，他们中有的成为农民工，有的成为智力型职业者，有的则成为集体企业管理者和农村社会管理者，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我们必须运用代表和整合包括主要从事科技劳动、管理劳动、中介服务劳动等各种脑力劳动者在内的整个工人阶级，切实把从事社会化生产的全体劳动者作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同时，在我国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他们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也是我们党执政必须团结和依靠的重要力量。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要把新的社会阶层团结和凝聚在党的周围，使各个社会阶层“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要整合好各种社会关系，就必须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激发各行各业人们的创造活力，坚决破除各种障碍，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社会各方面人群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都能够充分发挥出来，不断扩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广泛的力量支持。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维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促进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党的十七大强调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并对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作了全面部署。这既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继承，同时也赋予了历史唯物主义新的内涵。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社会主义人民内部矛盾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仍然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以及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是理解和把握社会性质与社会状态的一把钥匙。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同于以往的社会矛盾，它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属于非对抗性矛盾，通过改革，可以使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这是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客观基础。
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必然要求进行利益调整、体制转换和观念更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社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出现了新的变化，人民内部之间的经济利益矛盾表现得更为突出。这就决定了在新的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存在新的表现形式。例如，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条件下，党的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和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并存的分配方式，促进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它一方面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另一方面，也客观地形成了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导致人民内部不同阶层的物质利益矛盾日益突出。同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人民内部会逐渐形成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多种利益群体。这种人民内部的不同阶层和利益群体，会产生新的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对于这些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要认真进行研究，并运用新的手段加以解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关系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政治问题。历史经验证明，如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有利于搞好革命和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安定，增进人民的团结、幸福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否则，就有可能酿成社会动乱，影响社会稳定的大局和安定团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各种利益关系不断得以协调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这是对社会主义人民内部矛盾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社会政治结构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形态是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上层建筑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历史唯物主义把一定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及其结构方式称为社会政治结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社会政治结构，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为经济服务。社会要正常运行，平稳发展，井然有序，各个组成部分必须是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既要达到社会内部各阶层、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和谐，又要力求达到与外部的和谐；既要培养各个社会组织微观的和谐，又要促进整个社会宏观的和谐；既要形成政治、经济、文化系统之间的和谐，又要使各系统内部和谐。这就需要社会政治结构的和谐。
进入新世纪，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我们党所处的历史地位都发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变化。从国际环境看，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西方敌对势力不会放弃对我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一旦我国社会和谐出现大的问题，就会给他们以可乘之机。在国内，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深入，原有的利益格局正在进行深刻的调整、分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日益多样化的利益诉求，存在着一些影响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突出矛盾和潜在隐患。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极端重要性，正确把握新形势下我国政治的特点和规律，从实际出发，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要加强制度建设，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要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和谐社会应当是社会管理体制和社会服务网络不断健全的社会，应当是稳定有序、安定团结、各种矛盾得到妥善处理的社会。这是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前沿，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社会政治结构观点在新形势下的运用和发展。
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历史唯物主义人与自然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英国工业化后社会问题日益严重，社会对于贫穷的责任归属和国家干预的合理性问题产生新的看法。费边社是1884年由英国伦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创立的一个以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为目的的资产阶级改良社会主义团体。费边社会主义的思想首先在1884年萧伯纳撰写的《费边宣言》中反映出来，1889年出版的《费边社会主义论文集》系统地表述了费边社会主义的理论。他们一方面对英国工人中普遍存在的贫困感到震惊；另一方面，十九世纪80年代的各种罢工运动使他们意识到工人阶级正在崛起。于是，他们企图寻找新的“理想社会”来代替“自由主义”。费边社会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费边社研究宣传社会平等和福利思想，呼吁建立相关的保障制度解决社会问题。他们认为应自上而下实现“和平长入”道路。在费边社会主义等的影响下，英国逐渐走上了具有英国特色的“福利国家”道路。
一、费边社会主义社会福利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首先，19世纪的英国处于工业化后社会转型期，经济进入了衰退与不稳定期。1873年的经济危机使英国经济开始了波动与衰退，经济危机导致大量工人失业，“每种产业皆有成群的失业工人，载于工会薄籍上的失业工人比例有时高达25%，资本家利用此艰难时期，企图收回前几年允许工人的让步。”[1]面对贫困问题，英国仍采用传统的致力于惩罚的济贫模式。但随着贫困问题成为社会的普遍问题，人们逐渐意识到贫穷是由社会经济和体制不合理所致。因此建立一个以国家为主导的新制度来解决社会问题势在必行。
其次，19世纪以来，英国的民主制度有了较大完善。1832年中产阶级在选举法改革中获得了选举权。1867年，英国政府针对选举权进行了再一次的改革，通过降低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将选举范围扩大到所有的城市工人中，选举权的扩大意味着广大工人阶级的力量在逐渐成长壮大。[2]此后英国又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基本上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体制。民主政治环境为费边社会主义提供了政治参照物，其理论中的市政社会主义、“和平长入”道路都带着英国民主政治的烙印。
再次，19世纪后期工人运动重新高涨，工人阶级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工人阶级的斗争方向转向工资工时和劳动保护方面，且更多的是经济斗争。一系列的现实使当时兴起的各种社会思潮质疑自由主义，强调国家的适度干预，为英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
总之，费边社会主义的福利思想是在英国经济、政治、社会思想发生巨大变化的条件下产生的，是英国转型期社会发展的产物。
二、费边社会主义社会福利思想的内容
费边社会主义福利思想受社会改革理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工厂法和国民最低生活标准的保障、关于教育福利的建议和失业问题的解决途径四个方面。
1、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费边社会主义者希望通过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缩短贫富差距，缓和阶级矛盾。因此必须要把工人身上的负担全部转嫁到地租与利息的收入者身上。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的办法：废除关税和国产税（烈性酒除外）；增加z产所得税，并把所得到的税款作为资本来应用，而不作为所得来消费；废除各种就业执照费；收取所得税时应对不劳而获的收入收取重税，并采取差额累进税制。
国家应将纳税收入用于公共事业。对儿童教育给予支持和资助，储备失业保证金；建设普遍社会保障制度，给工人提供医疗保险；给贫困公民提供住房补贴等，这样才能将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资产尽可能多的分配到群众身上去，才能减少贫困现象，才能逐步消除不平等现象，才能稳定社会秩序，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2、《工厂法》保护工人健康，提高生活水平
随着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工人阶级的社会福利健康也广泛地受到人们的关注。社会应该为给社会做出贡献的公民个人提供基本的生存和发展保障，应通过各种途径尽可能消除贫困，保障公民的生活水平。费边社会主义者认为，制定相关工厂法是为了保护工人的身体健康、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工厂法内容主要有三方面（1）把工厂和工场条例的一般条文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包括所有使用劳动者的雇主在内；（2）大量增加工厂视察员的人数，其中应当包括妇女，而且这些视察员主要应从工资劳动阶级中去挑选；（3）立即在所有的各级政府部门中，所有的矿区以及所有的特许垄断组织中，把最高的工作时数减少到每天八小时，而且在其他任何一个行业中，只要大多数工人要求，也应照样办理。[3]费边社会主义者韦伯夫妇认为，国家必须制定一个最低工资标准，且保证公民的生活标准不低于最低生存标准，这是维持国民最低生活标准的基本前提。
3、关于教育福利的建议
费边社会主义者认为教育是提高公民素质的重要途径。教育属于公共事业，国家应拨出专款来支持和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费边社会主义者格拉罕・瓦拉斯曾说：“假若我们这一代是聪明的，那么，我们这一代就应在教育方面不仅较以往任何一代人花更多的钱，而且也需要较将来任何一代人花更多的钱。”[4]他们认为教育福利事业是政府最需要关注的公共事业之一。他们认为国家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改善教育现状。如：废除一切学杂费，在公立初级学校中增加政府补助；登记并检查所有私人办理的教育机构等。以上种种措施都是为了实现儿童教育的普及化，帮助他们顺利接受教育。费边社会主义关于教育福利的建议还有：建立公共图书馆、扩大教育范畴等。
4、失业问题的解决途径
失业不但使人们的生存受到威胁，而且无法体现个人的价值和社会地位。费边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是引起失业的主要原因，社会应采取措施解决失业问题。失业者养活自己的方式是自力更生，因此不应该单纯地通过社会救济来救助失业者，而应该给他们提供相应的岗位。失业者必须自己积极地去创造社会财富，成为自己所需消费品的生产者。
针对虽已失业但却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政府应对其进行培训。经过培训后的工人根据市场的需要，分配到各地工作，政府给其提供就业机会。对于只有将有些失业者的才能聚集在一起才发挥才能的行业，政府应将这些失业者集中起来从事某一行业。当然他们所提出的对失业工人的解决途径并不是面向所有人的，他们认为，对于那些失业却又随意拒绝工作的失业者，政府就不应该对其给予任何救济。在给失业者提供工作机会的同时，还应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他们认为，提供就业机会和保证良好的工作环境同样重要。良好的工作环境会保证就业者的身心健康，提高其工作效率，创造更多的财富。
三、对费边社会主义的社会福利思想的评价
首先，费边社会主义社会福利思想其目标具有一定空想性。平等、自由、互助互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几乎难以实现。其次，费边社会主义思想本身缺乏创新性。即使是民主渐进的改革方式也不是其所特有的，工党等工人阶级团体也都持相同的政治态度。最后，福利思想自身的局限性，还体现在权利保障种类、受益群体、保障范围等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需要保护的群体利益越来越多，保护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他们曾提出要建立普遍养老计划，但是却没有提出具体实施方案，因此其提出思想的可操作性降低。
其次，费边社会主义的社会福利思想在英国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一方面，它适应了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要求。另一方面，也对20世纪初连续三届执政的自由党执政纲领产生了重要影响。自由党在执政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有关社会福利的改革措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立法。而这一切正是费边社会主义者采取渗透政策取得的成果。费边社会主义最大的成功在于“以大量事实和依据为后盾，从而进行扎实的、持续不断的宣传，终于造成了一种形势，使得很少有人能够抗拒他们。”[5]
最后，就社会福利问题而言，费边社会主义者改变了英国社会的观念。使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成为一个必然趋势。“通过实施社会最低标准和资源的社会管理，当然还包括累进税制以消灭贫穷――构成了费边社对于20世纪英国‘舆’的主要贡献”。[6]
【参考文献】
[1] 韦伯夫妇.英国工会运动史[M].商务印书馆，1959.247.
[2] 徐孝明.英国费边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思想渊源[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7.5.
[3][4] 萧伯纳主编，袁绩藩译.费边论丛[M].三联书店，1958.111.212.
一、孔子的核心思想——仁学
“仁”是孔子的核心思想，仁和义经常联系在一起来使用。“义”是一种观念形式的规范，与“义”相比“仁”的观念则具体得a后果，这个行为仍然可以叫做“义”的行为。如果某个人在客观上遵循了某些道德是出于不道德的其它考虑，即使他的行为在客观上符合道德规范，也只能把这种行为称为不义。孔子强调“克己复礼”为仁，“克己”指约束自己，“复礼”指把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言行纳入礼的规范。礼是指具体的道德规范，而仁是一种纯粹的道德品质，比较抽象。如何达到“仁”？孔子强调“为仁由己”进行主观的道德修养，同时在道德实践中贯彻忠恕之道，忠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人们的道德实践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较低标准的要求，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较高标准的要求。要实现“仁”需要进行主观的道德修养，孔子强调“为仁由己”进行主观的道德修养，在深层次的价值观上，孔子坚持以义为上的原则，当人的自然生命与道德选择发生冲突的时候，孔子主张“杀身成仁”和“舍生取义”，倡导为道德理想献身的精神，表达了超乎人的自然生命的善的价值的极致。尽管孔子倡导为道德理想献身的精神，但“杀身成仁”和“舍生取义”并不是主张愚昧的善，而是把道德作为人的立身之根本。孔子的仁学思想主张爱人和推己及人，但孔子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法，孟子试图回答如何做到“推己及人”，并提出了使之垂名后世的“性善论”。在认识论上孟子与孔子是高度一致的，孔子和孟子皆认为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经验的具体的知识，而是为了明道。因此，孔子主张的道德修养模式，首先要对儒家所提倡的道德有明确的认识，其次，努力实行仁义，将心中的道德观念转化为实际行动。
二、和谐的基本涵义——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实生物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和谐的理念有“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实生物”，这三个概念表达的都是关于和的思想[1]。“以和为贵”强调重视人与人和睦相处，待人诚恳宽厚、推己及人、求同存异，以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礼的作用就是用来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孔子的“和而不同”倡导的是有差异性的不同事物的结合，统一共存。“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君子能够与他人保持和谐的关系，但在很多具体的问题上却能够保持独立的见解，小人习惯于迎合、附和别人的言论，但是在内心深处却是一种不和谐和友善的状态。君子与小人是孔子在道德层面对人进行分类，孔子把品行好的人称为君子，品行差的人称为小人。君子明白伸张正义，小人只知道谋取私利，君子崇尚道德、遵纪守法，品行差的人贪图私利，还放纵自己的行为。在孔子的思想中，中庸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准则，中庸思想的中指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刚刚好，如何才能够把握中呢？孔子提出“执两用中”，也就是只有把握好“过”与“不及”这两端，才能把握中，中庸的重点集中在无过无不及的和谐状态上。和谐并不是指完全没有差别、完全没有矛盾、完全没有冲突，和谐是反映事物与现象的协调、适中、秩序、平衡和完美的存在状态的范畴，是多样性的协调和统一，表明事物的发展变化合乎逻辑和规律。和谐指矛盾着对立面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反相成，既统一又斗争，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达到动态和谐。就个人来说，和谐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也是人类追求的最高目标，就社会发展来说，和谐是。和谐不是要达到绝对的统一，而是在对立中寻求统一。“和实生物”指和谐、融合才能产生、发展万物，事物总是在对立统一中实现发展[2]。
三、孔子的仁学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孔子的仁学无论从个人道德修养来说，还是从对国家社会层面的发展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深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我们认清中国国情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可以使我们能够以理性的态度和务实的精神去继承传统，真正做到“古为今用”。孔子的仁学是其核心思想，其中“仁”能使社会安定团结、和平进步，在政治上，孔子的仁学思想体现了一种民本思想，以民为本，发扬民主精神，使民主能够真实和广泛的体现，尊重百姓意见，任人唯贤。孔子的仁学思想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当今社会法律不断完善，一个社会要和谐除了需要有完善的法律体系来保障之外，还需要社会成员的自觉遵守道德规范，除了法律的约束之外，还需要社会成员的自律。法律只能保证最低限度的道德[3]。社会是以人为中心、以文化为纽带的，从宏观上说，社会是以人为中心的整个人类社会，是与自然界相对的一个概念，与自然界相对的这个概念包括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社会结构等多个子系统。从中观层次上来说，社会指与经济、政治、文化相对的概念。“中社会”涵盖了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社会保障、社会流动、社会政策、社会组织、社会环境、社会管理、社会控制、社会整合等内容。从微观层次上来说，社会对应于社会学中狭义的社会，即作为复合的人的聚集状态，主要指特定人群在一定区域的生产、生活体系及结构。如农村社会、城市社会、社区、街道、学校、家庭，我们视之为“小社会”。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不仅仅指宏观层次上的和谐社会的建设，同时也包括中观层次及微观层次上的和谐社会的建设。从宏观层面来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指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从中观层次上来说，中社会即某个特定社会内部各个结构之间的和谐，即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和谐，从中观层次上来说，和谐社会，指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及人与自身的和谐，从微观层面来说，包括学校、街道、家庭等的和谐。社会成员自觉履行道德义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和谐社会的建设，从政治结构上说包括社会内部的民主和法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的积极性得到广泛调动。同时和谐社会也需要社会成员诚实守信、互帮互助、融洽相处。维系和谐社会不仅需要法律，而且还需要道德。在和谐社会中全体社会成员的创造力得到激发，创造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和谐社会也体现了社会各方面利益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它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容是权利、机会和规则的平等，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内容是利益分配平等，同时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平发展道路由中国当代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且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和平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来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同时走和平发展道路也是由中国文化决定的，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里一直崇尚“以和为贵”，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中国的外交战略是和平与发展，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目前所走的和平发展道路，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来的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140.
二、扩大社会管理主体的范围。
社会管理的任务之一是为社会大众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这一任务不可能靠某一社会个体或某一机构组织单独完成，而是需要社会全体成员的通力合作。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管理思想便强调社会大众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性，这不仅是由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的性质决定的，也是实现社会管理效果的现实要求。我国在进行社会管理过程中，也应该注意扩大社会管理的主体范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在社会管理中要充分调动行业组织、社会团体以及社会中介的作用，让他们能够真实地反映出社会公共诉求的同时，进一步规范社会公共管理行为，从而使得社会管理的各方主体形成合力，提高我国的社会管理效果。这表明我党已经意识到让社会组织或团体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要想形成这种管理合力还必须引导社会大众积极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深入，广大群众的公民意识增强，其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也日益高涨，而且随着社会教育水平的提高，他们也具备了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素质，能够为社会管理建言献策。要想进一步扩大社会管理的主体范围，党和政府还应该拓宽民众以及社会团体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渠道，保证其合法权益的实现。
三、彰显社会管理对象和内容的公共性。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中，多次论述到社会管理的执行者应该通过普选推举出来，无产阶级在获得政权后，必须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得社会管理权并交由普选出来的公职人员行使，这也就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管理为特权阶级服务的性质，真正实现社会管理的公共性，这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管理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管理的重要特征之一。在现代国家的社会管理中，公共性也是其本质属性，但应该意识到这种公共性质并不与私人权益相对立，相反，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管理是在维护个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为了促进社会个体的进一步发展而开展的活动。当代，随着民主意识的不断发展，广大群众在公共性价值诉求上也日益增强，他们希望国家各项公共事务的决策、执行与监督都能在民主环境下进行，因此我国在社会管理中要满足大众的公共性诉求，就必须要为公众提供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管理的平台，积极引导其参与社会管理，共同决策关乎各方利益的社会管理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