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的行使应受时效的限制，所谓时效，是指一定的事实状态，持续一定期间，而产生一定法律上效果的法律事实。为何规定时效？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理由谓：规定请求权经若干年不行使而消灭，盖期确保交易之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盖以请求权永久存在，足以碍社会经济之发展。王泽鉴先生总结时效存在有四点理由：1保护债务人，为避免因时日久远，举证困难，致遭受不利益；2尊重现存秩序，维护法律平和；3权利上睡眠者，不值保护；4简化法律关系，减轻法院负担，降低交易成本。王泽鉴先生对时效存在总结的四点理由，第1点并不令人信服，根据社会的一般伦理观念以及立法规定，对不主动履行应当履行的债务之人，并不会比债权人更值得保护，而且根据程序法上的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在一般情况下，举证困难应是提讼主张权利之人，即债权人，而非债务人。对时效存在的意义和目的并非毫无问题，实质上，对时效的行使会产生一个和实体法的公正不符，或者说与人类文明社会的公平正义的伦理价值观不相符合的结果，尤其是某些时效规定较短的情况下，显得更为严重。也就是说法律对时效的规定是以牺牲一定程度的公平正义作为其代价的。但是正如上面所说，时效的规定可以起到维护既存秩序，促进交易安全和降低成本，以及起到促使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因此，从人类社会的大利益出发。法律选择了时效。这是时效设立的理由，也是法律规定之所以设立时效的最根本的目的。
二、关于时效的客体
对于时效的客体问题，在理论界存在着疑义，在司法界同样存在着疑义。法律虽然无明文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丧失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利，但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1月26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第六部分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中，第169条规定，权利人由于客观的障碍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不能行使请求权的，属于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的“特殊情况”；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6个月内，权利被侵害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人，或者法定人死亡、丧失权，或者法定人本人丧失行为能力的，可以认定为因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也就是根据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规定，权利人超过诉讼时效丧失的不是别的，而是一个“请求权”。在这里规定的请求权，实际上是一个既有程序法上的功能、即能启动司法程序、请求司法保护、具有类似诉权的功能，又有实体法规范功能上的权利（能）。但更多的功能意义还是体现在实体法的规范功能上的东西，类似“权利”。但这个问题在理论界，长期以来存在众说纷纭的局面，我国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民法教科书中一直把超过诉讼时效丧失的是一个“胜诉权”作为理论依据，直到现在，其观点的影响仍然存在着，在司法实践中，还不时地在一些裁判文书、词中看到“丧失胜诉权”的提法。这个提法实质上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从司法功能或司法程序方面来说带有一种未审先定的带有非常明显的倾向性的概念，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
作者认为，我国既然在民法体系中已引进了请求权这一基础的法学概念，而且在理论界、法律规定以及司法实践中都已经实际运用、深入人心，就应该尊重这个基本概念所负载的内容和使用方法，除非证明有更好的概念替代它或者根据司法实践证明该概念并不合适我们的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因此，在我国民法的立法上，应该明确，超过诉讼时效，丧失的是请求权，应该完全摈弃“胜诉权”这一不讲科学的概念。请求权是否因超过诉讼时效而消灭？下文作者将继续深入展开讨论。
三、从权利方面对请求权规定的法理分析
权利是大陆法系私法的基本核心概念之一，权利的学说也经过法学家们长期反复研究和争论，德国学者萨维尼和文德赛提出了意思力或意思支配说，认为权利是个人意思自由活动或个人意思所能支配的范围，即意思为权利的基础（意思说）。耶林继而认为，此项意思力的赋予旨在满足特定的利益，即权利是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利益说）。其后，学者结合上述二种观点，认为权利是享受特定利益的法律之力。这是目前对权利这个基本概念通行的学说。这个权利的概念可以说只是一个“开放式概念”或者说是一个“框架概念”。根据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一个有效完整的权利由两个要素构成，一是“特定利益”，一是“法律之力”。如举买卖契约为例，买受人得请求出卖人交付标的物，出卖人得请求买受人支付价款，此处的标的物、价款即为“特定利益”。所谓“请求”即为法律之力，这种“法律之力”是指由法律所赋予的一种力量，凭借这种力量可以支配标的物、亦可以请求他人为或者不为一定的行为，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向法院请求强制执行。即法律之力是由法律所赋予，其行使须有法律上的依据，非得由当事人恣意行使，否则便构成权利滥用，应该承担法律上的不利益。根据以上对大陆法系权利通说的分析，具体说来，特定利益就是权利的内容，涉及到的是指绝对权（物权、人格权、身份权等）和相对权（债权）。而法律之力指的是权利的作用（支配权、请求权、抗辩权、形成权）［因涉及时效，物权、人格权、身份权大多不适用时效的规定，因此本文讨论范围只限于债权请求权——作者注］。具体到债权来说，法律之力指的就是附属其上的请求权，这个请求权具有实体法上的功能。根据《德国民法典》的规定：请求权是要求他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请求权因时效而消灭，请求权一旦形成通常其消灭时效也就开始起算。根据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五条对一般消灭时效期间的规定：请求权，因15年间不行使而消灭。但法律所定期间较短者，依其规定。以及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也即根据德国、我国台湾地区以及我国民法通则的明确规定，请求权因不行使经过一定的时效而消灭。
四、关于请求权在程序功能（诉或诉权）上的问题
我们首先有必要弄清请求权的来源和作用，以便更进一步讨论。前面说过，根据德国民法的规定，请求权可以因债权债务关系、物权关系、亲属关系、或者继承关系而产生。请求权在民法中是一个涉及到适用面很广的法律技术上的概念。《德国民法典》所采用的请求权的概念是由德国学者温德沙伊德提出的，为的是在这个概念的帮助下使用罗马法和旧的普通法中的诉权。温德沙伊德认为，私权利是第一位的，而通过诉讼程序予以实现的可能是第二位的，诉讼程序的任务在于，当诉讼前就已具有的实体法权利受到侵害或者引起争议时，通过诉讼程序确认这个权利，并使它得以实现。从德国民法的立法倾向来看，其所规定的请求权主要是从实体法的功能上来考虑的。但是，不论德国法学家们提出的“请求权”概念，还是德国民法典采纳的请求权概念，在理论上以及在民法典的规定上都有双重的意义和功能。就如上述所说的，请求权在民法中是一个涉及到适用面很广的法律技术上的概念。它不但表明了一种实体法上的地位，同时也表明了一种程序上的功能。即它不但在实体法上，同时也在程序上发挥着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大陆法系的法学家们使用的请求权所指称的是：请求权表示的是实体法的权利，这个权利可以在司法程序外得到实行，比如，可以通过抵消、可以通过当事人自愿履行、在许多情况下还可以通过转让和免除。在这个意义上，请求权本身是指一个实体权利，此时也可以说请求权就是权利（债权）本身。德国著名学者拉伦茨指出，根据案件事实，人可以提出什么样（实体法）的请求权。如果我们不能找到这个请求权，或者被诉人提出一个合法的抗辩，那么就会被认为没有根据而被驳回。审查的人必须对能适用于案件事实的全部请求权基础予以审查。为了使给付之诉能够实现，并在以后能得到强制执行，原告必须通过一个实体法的请求权阐明，他的诉讼上的请求是有理由的。原告具有这样一个请求权，他至少可以有这样的可能性，即他可以通过提起一个给付之诉而使请求权得以实现。《德国民法典》对债权在债权法里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因此，如果请求权没有什么特别的特点，或法律没有对它进行特别的规定，对它们可以比照适用《德国民法典》中有关债权的规定。但是在程序法方面，请求权在一些情况下具有重要的作用，即请求权这个概念不仅表明一种客观（实体法）上的权利，而且同时也表明一个特定人针对他人的特定请求可以通过诉讼来主张和执行。从这个方面来说，请求权具有非常明显的程序上的功能，在此角度上使用的请求权，类似我们平常所说的“诉权”。但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或许是因为温德沙伊德提出这个概念被德国民法典采纳时没有对请求权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作严格的区分（因为这个请求权本身具有实体和程序上的双重功能），或者是德国法学家们拘泥于德国民法典的规定？致使请求权这个概念在德国民法学理论的阐述上和其在民法典的规定上出现了非常矛盾的冲突，以致使借鉴其请求权基本理论的我国法学界包括台湾地区的法学家们对请求权理解同样也出现了混乱的局面。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学家们继受了德国民法学者们提出的请求权的基本概念，同样也把这种矛盾带进了台湾的民法学界。台湾著名民法学者王泽鉴先生在他的《民法总则》一书中对请求权是这样描述的：“请求权乃要求特定人为特定行为（作为、不作为）的权利，在权利体系中居于枢纽的地位，因为任何权利，无论是相对权或绝对权，为发挥其功能，或回复不受侵害的圆满状态，均须藉助于请求权的行使。”“请求权乃权利的表现，而非与权利同属一物。此点于债权及其请求权最须明辨。债权的本质内容在于有效受领债务人的给付，请求权则为其作用。请求权虽因罹于时效而消灭，其债权尚属存在；债务人仍为给付者，不得以不知时效为理由，请求返还。”“债权上的请求权原则上于债权成立时，当然随之存在。”从王泽鉴先生的这些对请求权和债权的论述来看，非常明显地，王先生在这里是把债权与其上的请求权是分开的，这是从请求权的作用即法律之力上来阐述请求权的，因此，这里的请求权会因“罹于时效而消灭”。根据一般的理解，此时的“请求权”只要时效期间经过，即告消灭，换言之，即这个“请求权”已没有了、不存在了。但是，在同一著作中，王先生在“消灭时效完成的效力”一节中又说：“时效完成后，债务人得拒绝给付系采抗辩权发生主义，即消灭时效完成后，权利自体本身不消灭，其诉权亦不消灭，仅使义务人取得拒绝给付抗辩权而已。”这里的“诉权”是什么？王先生没有说明。王先生同时引用1940年上字第1195号判例的阐述“第144条第1项规定时效完成后，债务人得拒绝给付，是消灭时效完成之效力，不过发生拒绝给付之抗辩权，并非使请求权当然消灭，债务人若不行使其抗辩权，法院自不得以消灭时效业已完成，即认请求权已归消灭。可资参照”。这就令人费解，请求权既已罹于时效而消灭，为何又说“并非使请求权当然消灭？”“法院自不得以消灭时效业已完成，即认请求权已归消灭？”此时时效已过，按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25之规定请求权本已消灭，为何又死而复生？黄立先生在其《民法总则》中引用台湾民法典第190条的规定干脆说“债权乃是一种请求权。但请求权不以债权为限……又请求给付之债权也可能转变损害赔偿的请求权，而此请求权亦被视为一种债权。”这一论述更为直接，把请求权直接等同于债权。我国著名的民法学者梁慧星在其《民法总论》中也主张诉讼时效的客体为债权请求权，但其并不对请求权这一基本概念作出阐述，其认为“关于法院可否主动适用诉讼时效，中国民法通则并无规定，学者拘泥于所谓社会主义民法理论，对第135条和第137条进行解释，认为法庭可依职权主动适用诉讼时效，而无须当事人主张。这一解释对审判实践产生了影响。现在看来，法庭不待当事人主张而主动适用诉讼时效，违背民法时效制度的本质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加之中国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过短，更加不利于人民和企业合法权利的保护。上述解释，超出法律条文文义且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应当废止，并回到法庭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立场。”
五、德国、台湾地区有关请求权的立法规定及其存在的悖理缺陷
从上述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德国、台湾地区、还是我国，对于请求权的时效理论与对法律规定的理解均存在着互相矛盾的现状，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根据现在通行的学说，权利系特定利益和法律之力两项要素所构成，法律之力指的是权利人支配标的物、请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以及请求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也就是：这个法律之力就债权（相对权）方面来说指的就是请求权。在这个通行的学说下，作为法律之力的请求权与债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梁慧星先生正确地指出：债权系请求权的基础权利，请求权系债权所具有的作用之一。根据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的规定，请求权因时效而消灭，也就是说，这个法律之力（请求权）因时效完成而消灭，既已消灭，则其自身已不存在，为何又说此时只是对方产生一个抗辩权而已？请求权与抗辩权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请求权的消灭与抗辩权的产生是两个不同的内容，其间联系虽然密切，但不能混为一谈。法律之力（请求权）既已消灭，也就其请求法院强制执行力也业已消灭，也就是此时的权利上的作用已不存在，即使对方当事人不抗辩，其法律之力已丧失的特定利益还具有强制执行力么？这个规定，与权利的基本概念产生了严重的冲突。也就是说，此时采纳抗辩权发生主义理论与权利的基本理论发生了一个难于调和的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反而，法院主动适用诉讼时效恰恰与现在通行的权利的基本理论是吻合的。
（二）设立时效的目的和理由是为了维护既存秩序，促进交易安全和降低成本，以及起到促使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也就是说，设立时效是在私权保护方面与社会的大利益作利益衡量之后，以牺牲一定程度的公平正义（私权利）为代价保护社会的大利益（即既存秩序、交易安全、降低成本）。因此，法院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并不违背民法时效制度的本质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同时，也并不象梁慧星先生所指出的，违背诚实信用的原则，因为如果说法院主动适用诉讼时效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的话，倒不如说法律规定时效制度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梁先生的这一论断是没有说服力的。
（三）根据德国学者温德沙伊德提出的请求权的内涵本质来看，是为了在请求权这个概念的帮助下使用罗马法和旧的普通法中的“诉权”，从温德沙伊德的观点来看，请求权指的是实体法上的权利，至少在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们在使用请求权这一基本概念时，所指称的也是如此，大陆法系现在通行的学说也是如此。所以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们才把请求权写进了作为实体法的民法典。但是如果根据请求权的主要功能即实体法上的功能，却无法得出请求权消灭后对方当事人产生一个足于与之对抗的抗辩权的结论，此时请求权已消灭，何来对抗一说？同时，德国法上引进“请求权”，并不单是指称使用于实体法的（私权）上的功能，它同时含有“诉权”即程序上的功能。
（四）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们论述请求权时，继受了德国理论，实际上主要是从请求权在实体法的角度来论述，忽略请求权在程序上的功能。请求权首先当然说明了一种实体法上的地位，但同时它也表明了一种程序上的功能，诚如拉伦茨所指出的：“这个概念不仅表明一种客观（实体法）上的权利，而且也表明一个特定人针对他人的特定请求可以通过诉讼来主张和执行，《德国民法典》的请求权的概念就是如此……尽管请求权时效的实际意义在程序中更为明显，但民法典仍然是将请求权时效作为实体法的制度加以规定的，这样一来，就使以诉讼法的观点来考虑程序问题的重点转移到实体法的考虑上来。”非常遗憾的是，包括德国、台湾地区以及我国的民法学者们，对请求权进行论述时，大多数并不对这一明显的具有程序法功能上的请求权的意义作出深入的探讨，以致造成理论和实践中的脱节和混乱的状态。实际上，从德国民法典的角度来考察，其对请求权的规定是从实体法的角度来规范的，但是在很大的程度上无法摆脱请求权的程序功能，请求权罹于时效时，相对方取得足于对抗该请求权的抗辩权发生，此时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并不消灭。这是非常典型的请求权在程序功能上对实体权利的制约。但德国民法典却规定请求权因时效而消灭，该规定与德国理论界所持权利的基本理论以及与司法实践都产生相悖的冲突，无法理顺。实际上也无法理顺。台湾民法典继受了德国民法典的规定以及德国民法理论，同样把这个矛盾带进了台湾民法学界，至今也无法理清这个悖论。
（五）无论是《德国民法典》还是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对于请求权的反对权——抗辩权均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应该是请求权的主要问题之一。因此，只从请求权这一单一的角度，无法说清请求权本身。
六、诉讼时效规定存在的理论和立法缺陷及立法的价值定位
根据理论界的观点，诉讼时效效力的规定，主要设有三种立法例：一是实体权消灭主义，即将诉讼时效的效力规定为直接消灭实体权利（日本民法典所采用）；二是诉权消灭主义，即诉讼时效完成后，其权利本身仍然存在，仅诉权消灭不能请求法院为强制执行，即所谓成为自然债（法国民法典、匈牙利民法典所采）；三是抗辩权发生主义，其特点是诉讼时效完成后，义务人因而取得拒绝履行的抗辩权。如义务人自动履行的，视为抛弃其抗辩权，该履行有效（德国、我国台湾地区所采）。根据我国学者通行的学说认为，我国民法通则第138条和第135条的规定，所采的是第二种立法例，即诉权消灭主义。从这三种立法例来看，孰优孰劣？
笔者认为，采实体权利消灭说者，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完成直接消灭实体权利的立法方式更为背离法律的公平正义，前述说过，法律设立诉讼时效本身就是以牺牲一定程度的公平正义作为代价的，因此，立法规定必须注意到此点，并在设立此制度时作必要的校正，因此，规定诉讼时效完成直接消灭实体权利的立法，这种一刀切的理论和立法例似太背离人类的公平正义和社会的伦理价值，而且与大陆法系创设的权利的基本理论以及请求权的基本理论不符。我国不应采用该立法例。其次是我国学界认为我国所采的诉权消灭主义和德国、台湾地区所采的抗辩权发生主义，似乎抗辩权发生主义比较诉权消灭主义更为接近人类的公平正义和社会的伦理价值、以及法秩序的价值。但不管是我国所采的诉权消灭主义和德国、台湾地区所采的抗辩权发生主义，其基本理论和立法例上都存在着相悖的现状。具体分析如下：
诉权消灭主义的理论和立法缺陷
1关于诉权消灭主义。诉权是民事诉讼理论的基本理论之一，根据通行的学说，诉权包含有公法上的内容这是无疑义的，因此，采用诉权消灭说毫无根据，即使实体权利（私权）消灭，诉权（公权）也并不因之而消灭，因此，采诉权消灭主义并无其理论根据。
2我国民法已引入了请求权这一基本理论，诉讼时效针对的对象或者客体是请求权，也就是客体如果说诉讼时效也涉及请求权的话，主要针对的也只是请求权上具有的程序功能上的部分，而且其不须通过诉权这一民诉法的基本理论来说明。
3诉权本身的概念尚未有统一的认识，在民事诉讼法学界尚存在很大的争议，因此，以一模糊的诉权概念来试图清楚地呈现另一概念即请求权概念的方式并不可行。
4从立法的角度讲，民事诉讼理论上的诉权与（实体法）的请求权虽然有一定内容的相同，但是民事诉讼理论上的诉权更无法代替（实体法）请求权这一概念，无论从诉权和请求权的内容来看、还是从诉权和请求性质以及功能来看，它们之间均无法相互代替。
抗辩权发生主义在基本理论和立法上的缺陷
1其请求权的基本理论和权利的基本理论发生冲突，即当权利的构成要素之一——法律之力消灭后，意味着权利的另一要素——特定利益即无法通过强制执行力予以实现（即使在相对方不主张抗辩的情况下也应是如此）。如此一来，则权利人的主张（尤其是）就变成无实体法的支持，即使相对方不抗辩，根据其基本理论，则法院自无支持的必要，势必又回到诉权消灭主义的老路去。即请求权的基本理论与权利的基本理论之间产生了相互矛盾的现象，无法调和。
2请求权基本理论与立法之间的矛盾。根据请求权的基本理论，债权是请求权产生的基础，而且请求权既具有实体法的功能（债权的功能），又具有（程序法）程序价值上的功能，将其在民法典中予以规定是把其考察重点从程序功能转移到实体法范畴上而已，但这不意味着请求权的程序功能消灭。也就是在实体法上规定请求权消灭并不意味着请求权程序功能也完全消灭。这是立法上出现的无法回避的缺陷。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采用抗辩权发生主义比诉权消灭主义更接近人类社会的公平正义的伦理价值观，但抗辩权发生主义的基本理论和立法规定有必要对请求权的基本理论和立法技术进行调整，主要思路是：
1由于请求权包含有客观上（实体法）的权利和程序价值上的作用、功能。因此，请求权不能因时效而消灭，即使将请求权规定于实体法中也应该如此。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和权利的基本理论协调起来，也就是避免因法律之力已消灭的情况下，出现仍然可以请求法院强制执行这一自相矛盾的结果。
二、讨论社会热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现如今的社会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学生通过网络、电视、广播等多种媒体能够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时事政治信息，但大多数都只是停留在了解的层面，并不能够真正理解其中的内涵，作为一名新课改环境下的政治教师，应该充分抓住学生的探索需求和求知欲望，将近期发生的社会政治热点问题引入政治课堂中，对大家普遍关注的时事政治进行讲解和分析，为学生答疑解惑，使学生在解决问题和深刻理解内涵的基础上激发继续探索学习的兴趣。比如北京APEC会议召开期间，很多学生都会关注大国领导人之间的会晤，而很少有人会深入了解各国的外交政策，教师就可以在政治课堂上引入这一话题，激发学生兴趣，让学生畅所欲言描述国家主席同志和不同国家领导人会晤时的情景，进而通过引导和分析让学生自己总结出我国和其他世界主要国家的外交政策。再比如讲解“对外贸易”一课时，由于话题比较宽泛和不贴近生活，生硬的讲解往往无法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可以在课堂上用图片、视频等教学方式介绍在中国举办的南亚博览会、深交会等贸易活动，集中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对贸易活动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再层层递进地引入学习内容，这样学生接受起来比较容易，学习的过程也会充满乐趣。
三、创造政治情境，鼓励学生发散思维
高中政治课本理论较多，内容相对滞后，传统的教学又仅仅停留在应付考试的层面，不利于学生发散思维的形成和政治素养的培养，与当今社会发展和人才需求严重不符。将时事政治引入政治课堂中，教师可以通过创造不同的政治情景和设置相关的政治问题，将学生分成各个讨论小组，鼓励学生深入思考，透过现象看本质，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新课改后的课堂教学不能拘泥于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的传统形式，尤其政治课堂更要打破沉闷的课堂氛围和老旧的教学模式，教师可以通过创设不同的政治情景，让学生参与其中，提高主动思维的能力。比如讲解“中国领土”一课时，教师可以将“事件”引入其中，让学生提前上网搜集有关事件的素材和评论文章，形成自己的初步观点，课堂上分成若干个讨论小组，讨论面对日本将国有化的问题上中国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最后可以每组派一名代表进行演讲，这样的方式既可以发散学生的思维、提高语言表达能力，而且能够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观点，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研究战时军事法，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界定“战时”？所谓战时，人们习惯上称之为战争环境存在的状态，而把无战争存在的状态称之为平时。但是，法律上对战时的理解，有规范的法律含义。世界各国立法中“战时”一词的含义很广，理解也很不一样，大体说来，有广义、狭义之分。
有的国家将“战时”理解为最广义的“战时”，即只要有扰乱社会正常秩序的事情发生，都可称之为“战时”。在这些国家中，战时分为“战时”和“视为战时”两种，前者包括内战、对外抵抗入侵之战的战争状态，后者则把处于普通刑事犯罪行为威胁的区域都称之为“战时状态区域”，如实行、军事管制等区域。这样的国家以中国、意大利和前苏联等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451条规定“本章所称战时，是指国家宣布进入战争状态。部队受领作战任务或者遭受敌人突然袭击时，部队执行作战任务或者处置突发事件时，以战时论。”这里的战时是从广义上理解，包括战争和、处置突发事件等紧急状态。我国台湾的《军事审判法》第7条规定：“本法所称战时者，谓抵抗侵略对外作战期间，镇压叛乱而宣告之期间视同战时”⑴。在这里的战时同样是广义的理解。意大利的《意大利军事刑法典》由两大部分组成，即《平时军事刑法典》和《战时军事刑法典》。这两部适用于不同时期的法典是在同一天颁布的，并且于同一天生效。《战时军事刑法典》中对战时的规定是：“宣战之后和战争结束之前的战争时期”以及“在非常情况下，为了维护公共秩序而进行的军事活动”⑵。它的含义是比较广的。前苏联1990年3月14日通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修改补充苏联宪法（根本法）的法律》，规定了战时紧急处置制度。该宪法修改补充规定，苏联总统“宣布总动员或者部分动员；在苏联遭受武装侵犯时，宣布战时状态并把这个问题立即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审议；为了保卫苏联及其公民的安全，宣布在个别地区实行。实行的程序和的制度由法律规定。”“为了确保苏联公民的安全，提出关于在个别地区宣布战时状态的警告，而在必要的情况下，根据有关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或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请求或同意，宣布实行战时状态并立即将所作出的决定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并在上述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在尊重加盟共和国和领土完整的情况下实行总统临时管制”⑶。
有的国家只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战时，在这些国家，战时是一种独立的状态，而发生在全国或局部的通过国家行政权就可以加以控制的危险事态则称之为紧急状态。代表国家有美国、英国、法国等。就联邦法律而言，美国除宣战和全国紧急状态的战时规定外，还有和总统动用联邦武装部队的紧急处置制度。全国紧急状态是在遭到入侵、发生战争和在外敌支持的内部暴乱的情况下实施的一种只适用于战时的处置制度。后两种制度既适用于战时也适用于其他紧急状况。美国的制度则没有任何成文的法律规定，而是基于公共需要而实施。实践中，的使用范围较广，包括发生叛乱、暴乱、骚乱、司法程序或法律的实施受到严重阻碍等。总统动用联邦武装部队的权力，是指在发生叛乱、内乱、重大自然灾害等使法律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并且州政府无法控制局势或不得不采取应付措施的情况时，总统作为联邦武装力量总司令动用部队，以平息民间动乱、恢复秩序的制度。在英国，战时属于紧急状态的一部分。成文法规定的紧急状态分为战时和普通紧急状态，曾立有30部法律，其中相当一部分现已被废止，目前继续有效的主要有战时的概念、宣布程序、期限以及可采取的措施等基本问题的法律。如1920年的《紧急状态权力法》和1964年的《国内防御法》等。在英国，战时专指战争或外敌入侵的情况；而诸如阻碍食品、水、燃料或电的供应和散发，或者阻碍人口的正常流动，或者是剥夺臣民或绝大多数臣民的生活必需品时，则不属于“战时”，政府可采取普通紧急状态。法国法律中，战时是指同总统的特别权利、紧急状态和行政法上的特别局势理论相并列的一种紧急情况。它专指“对外战争、内战、武装叛乱”等时期。法律将出现的公共秩序的严重破坏以及水灾、地震、爆炸等重大自然灾害、公共灾难性事件称之为“紧急事态”。在这里，战时显然是作为狭义上使用的。
鉴于上述各国立法对战时释义的五花八门，笔者认为，最好还是用“战时”来形容在一国全部或局部出现的非常事态为好。其实，战时同、军事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等名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是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战时指的是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社会秩序的性质和状况，当然，这种社会秩序是混乱的或无组织的。而、军事管制、总统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等概念意旨在于某时某地发生了战时状态后，为了迅速恢复日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的损失达到最低限度，不得已采取的战时法律措施。战时同、军事管制、总统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之间的关系，是战时作为、军事管制、总统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等战时法律措施产生的条件，没有战时的发生，战时法律措施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当然，一旦出现了某种战时状态，对抗战时所采取的法律措施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用一种法律措施来对付战时状态。也可以用几种法律措施来对付战时状态。具体采用何种战时法律措施，主要取决于战时的性质和状况，以及恢复正常的需要。从另一方面来说，战时一旦出现，如果不采取正当或适当的法律措施，那么，就可能造成战时发生地域社会秩序的全面混乱，人民的生命财产就得不到基本的安全保障，社会既有的组织系统之运行就会全面瘫痪。因此，战时同、军事管制、总统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两者紧密联系。
二、战时的构成、宣布与期限
1、战时的构成要件
战时作为一种具有危险度的非法社会秩序，其产生、存在和终止并不是偶然的或者是盲目的。在任何一个由法律规则所控制的社会中，战时的产生要符合一定的法定条件，但并不是说，只要有危险的非法社会秩序的存在就可称之为战时。一般而言，构成现代民主法制国家所规定的战时，应该满足以下几个构成要件：战时事实的存在；危险迫在眉睫；战时法律措施之必须；合法程序的确认与合法程序的宣布。
战时事实的存在，即社会正常秩序或者说社会内部和社会关系之间出现混乱，国家机关之管理体制失灵，人民之生命财产处于危险的威胁中。战时事实包括两种基本事实：一是战时诱因的存在，不论是来自刑事犯罪行为，还是处于不可抗力的意外事件；二是由于战时的诱因出现，致使正常社会关系之运作机制遭受破坏，人民财产等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战时事实的存在是战时赖以存在和成立的客观要件，是战时的前提条件，没有战时事实的存在，就不可能确认战时。
战时作为一种非法的社会秩序必须具有危险性，没有危险性的非法社会秩序也不能称之为战时。当然，这种危险性的确认取决于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或受到威胁之程度，也取决于正常的宪法和法律对其控制和恢复的力量。危险应该是现实的、迫在眉睫的，而不是存在于战时宣布者的主观想象中的什么危险情况。这里的迫在眉睫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危险威胁到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战时状态确实出现；二是危险之露端倪，按照其发展之势头，必然会形成危险之事态。
法律上所指的战时，必须是经过合法程序确认的战时，未经合法程序确认的战时可能具有客观性，也可能不具有客观性。因为战时及其危险程度一方面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另一方面它又是人们的一种主观认识，因此，个体、集体成员以及全社会都可成为评价、判断战时及其危险程度者。但只有依照法律上所规定的权威机关之权威判断和确认，才能准确识别战时之法律性质。当然，这种权威机关必须是经过法律明确授权的，而不是随便哪个国家机关都可以担任这一角色。
法律上的战时必须经合法程序宣布才能产生，未经宣布的战时不发生法律上的效力。对于在宣布之前已经存在的战争事实和战争危险，法律上规定有溯及力的，战时之效力涉及此阶段。战时之宣布，因为会直接关系到人民财产之安全和个别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必须由有权机关和个人依照法律程序宣布，而不应该随意。无权战时命令的机关和个人之宣布不具有法律效力，一切法律后果由其自负。
2、战时的确认
战时的确认，是指战争事实和危险出现后，为了迅速消除紧急危险情况，恢复正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使人民之生命财产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由有权国家机关或个人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期限查清和认定战争事实和危险存在之状况，并对其危险度作出分析和需要采取战时法律措施来消除战时的识别判断。战时一经合法程序确认后就发生法律效力，具有权威性和对战时的拘束力。战时的确认是战时宣告的基础。
战时往往因为其危险度高，涉及面广，甚至威胁到一国统治的基础，因此，对战时的确认须十分谨慎。为了避免确认战时的错误，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给社会带来不必要的紧张局面，我们认为，战时的确认应以请求为基础。当然，实行战时的请求也不是随意的，必须有专门的国家机关或个人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战时的确认者也就是决定或批准战时的国家机关即立法机关、国家元首和行政机关。但是行政机关通常确认的战时并不都具有最终法律效力的确认，其确认力可以被立法机关或国家元首所否决。如《委内瑞拉共和国宪法》规定“如果宣布处于战时或者如果限制或者停止保证，所适用的声明应当在部长会议中加以决定，并且在公布后的10天之内提请两个议院的联席会考虑。”有的国家规定的则是行政机关自主性的决定，如我国宪法第89条规定，国务院有权“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的。”此外，军事机构也是批准和确认战时的权力机构之一。尤其在情况严重、危险度高的战争出现之时，军事指挥机构则成了确认战时的有无、范围大小、程度之轻重的权威机构。如伊拉克规定，革命指挥委员会有权决定总动员或部分动员，决定战争和和平问题。
战时往往突如其来，当一个国家或局部地区出现了一种危险的、非法的社会秩序以后，有权批准和确认战时的国家机关或个人当时并不一定在工作，故对战时的确认可能是滞后的，也可能是失时的。在某些情况下，当公共危险迫在眉睫，其势态必然发生，还可以提前确认，以有效控制社会秩序，消除危险局势和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所以，战时的确认方式可以包括三种形式：事先预告、事中确认、事后追认。战时是一种具有危险度的非法的社会秩序，其发生往往会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因此，为了将人民生命财产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迅速恢复社会秩序，法律应该重视对即将到来的、如果不采取有效的对抗措施来消除其危害就会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之战时可以事先作出预告。事中确认是指战时一旦发生，便及时地由有权国家机关或个人予以确认，这样，就能有效地采取各种对抗措施，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当战时发生时，有权批准和确认战时的国家机关或个人不在工作时，可由其它国家机关或个人代为确认，但其确认效力事后必须得到有权国家机关或个人的认可，有权国家机关或个人还可依法变更或撤销非法或不合理的战时的确认，但被否决的战时的确认在被否决之前所产生的法律效果一般不予否决。
战时确认作为一种紧急法律行为，一经作出，便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其拘束对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战时宣告的确定力。一旦战时经合法程序由法定国家机关或个人确认或批准，就可以基于对战时的确认进行宣告。战时确认是战时宣告的前提条件，只有经过确认的战时才能予以宣告。同样，战时确认后，又必须经过战时宣告表达出来，才能发挥其法律效力。当然，战时宣告有时并不是建立在最终确认或最终批准的基础之上，这时，战时的宣告如果不符合法律规定，最终将被有权终决的国家机关或个人予以否决。二是对宪法规范的否定力。战时一经确认后便具有法律效力。由于战时期间战时权行使的特殊性，就产生了战时权同一国宪法的关系问题。各国立法实践有三种情况：对宪法的全部否定、对宪法的基本否定和对宪法条文的部分否定。三是对法律、法规的否定力。战时发生后，为了对抗战时，必须中止普通法律、法规的效力，而只依战时法。一般来说，战时的确认一般都导致普通法立法失效，当然也有个别国家法律中规定战时法未涉及的内容与之相关的法律可并行生效。战时的确认对法律、法规之否定力通常都是完全否定，此种完全否定包含了两层意思，即普通法律、法规完全失效，待战时终止后方能恢复效力；与战时法和战时权力相冲突的普通法律、法规无效。
战时是一种具有危险度的非法社会秩序，一旦发生战时，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的对抗措施，就会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更为严重的甚至会危及到统治阶级国家政权的巩固。因此，战时状态发生后，应该赶快予以确认，并采取有效对策。但是，由于战时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对战时的确认必须具有权威性和准确性。没有权威性，就可能人云亦云；缺乏准确性，不必要地宣布了战时，同样也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不应有的损失，给社会带来混乱，所以，对于战时的确认可以变更。战时的变更一般都由最终有权批准战时的国家机关或个人确定。被变更的战时往往基于以下几种原因：一是无权确认战时的机关或个人的战时确认力应变更；二是确认战时程序不合法，应改变，按合法程序重新予以确认；三是战时确认超过宪法所规定的职权，与该国精神相违背；四是对战时危险事态估价错误，重的定为轻的，轻的定为重的；此地定为彼地，彼地定为此地；全局定为局部，局部定为全局等。
战时的确认一旦需要变更，即可由有权变更的国家机关和个人予以变更，对于那些战时的确认不适当的，范围过宽过窄的，予以变更，使其适当；对于那些违法的确认，予以撤销。
3、战时的期限、延长与终止
战时一般持续时间都不会太长，即使是最危险的战事，通常也就只有几年时间。当发生了危险事态后，国家有权机关或个人依据战时法的规定，行使战时权，采取对抗措施，以图迅速恢复正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当然，宣布实行战时必然会给人民的自由权利带来各种限制，这种限制跟现代民主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故国家在立法中对战时生效的期限作了严格限制，以图更好地保障人民的权利不受侵犯和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正常运作。规定战时期限起码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民主政治的要求：一是战时生效期实质上是对国家战时权的限制，是为防止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战时权，肆意破坏人民民主自由权利的一种法律保障。二是规定战时生效期限是为了更好的采取战时法律措施，便于国家有权机关在实施战时期间有效的采取各种战时法律措施，迅速排除各种危险情势，恢复正常宪法和法律秩序。三是规定战时生效期限也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如果没有一定的期限限制，那么，人民的生命财产就可能长时间处于危险情势之中，社会秩序也会处于动荡不定之中。四是规定战时生效期限也反映了战时发生的客观性特点。法律上确认的战时必须随客观存在的战时的危险事态而变，客观危险事态已经消除，那么，战时就应解除或终止。五是规定战时生效条件也是战时军事法原则的要求。法律上规定的战时不可能不遵循一定的程序或时限，没有期限限制的战时就不是法律上的战时，而只能是专制或随意性的独断。
战时确认并宣布后，一般都有一定期限的限制。这本身是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要求。但由于战时情况复杂，种类较多，故战时宣布后在生效的期限内往往不能完全恢复社会正常秩序，个别时期甚至会出现危险情势加重的局面，因此可以依据一定法律程序适当延长战时生效期限，直到完全彻底消除战时危险事态为止。一般来说有关战时延长的法律应包括以下内容：规定战时延长的确认者，战时延长的确认者应与原先的宣布者相一致。战时延长的确认程序，战时的延长只能由有权提出战时延长的申请者向有权批准延长战时的机关或个人提出延长战时的请求、必须有明确无误和充足的理由和严格的批准确认程序及次数要求。
战时的终止，意味着宪法和法律的正常秩序基本恢复。由于战时的产生是依法确认和宣布的，因此，其终止也必须符合一定的法律要求。从法律的角度看，战时的自然终止并不代表法律上战时的终止。只有出现法律上所确认的战时终止原因或条件时，战时才能宣布终止。这些原因或条件首先是战时危险局势的完全消灭。战时是对战时危险局势的法律确认，是对战时法律事实的认定。如果战时法律事实已不存在，那么，战时确定的法律效力也应终止。战时期限届满也可能导致战时的结束。如前所述，战时都有一定的期限要求，期限届满，无论是否存在着客观的战时危险状态，只要战时期限未予以合法的延长，那么，战时便宣布终止。法国宪法规定，令确定实施的市、区或省，确定的期限，期限届满时，如果没有新的法律延长令的效力，令自动解除。宣布战时的法律被撤销也是导致战时终止的一个原因，由于战时是基于有权国家机关或个人的确认而生效的，故当有权国家机关撤销战时的宣布，从宣布之日起，战时便告终止。这里的撤销并不是指战时期限届满的撤销，而是指战时确认被提前撤销，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战时的确认缺少合法性或合理性。
战时终止的程序同确认程序一样，也必须符合法律的要求。一般来说，战时终止的程序也包括结束战时的请求、批准战时终止的请求、终止战时的宣告和终止战时的法律效力。通常有权提出战时终止的请求者也是有权提出战时确认的请求者；批准战时终止的请求同批准战时确认的请求，其批准者和确认程序都是相同的，都必须是法律规定的有权批准战时终止的请求者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来确认战时终止的请求。而战时除了要由有权国家机关或个人批准之外，还应该按法律规定的程序由有权宣布终止战时者宣告结束战时。战时作为一种具有危险度的非法的社会秩序，一经宣告终止，就意味着战时在法律上的取消和宪法及法律正常秩序的恢复。
战时终止的方式，主要是指结束战时的措施形式。这种形式既表现为自然性，又表现为法律性。战时终止的方式种类很多，一般随危险诱发原因的不同和危险程度高低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如战争终止的方式有停战、签约、投降和和平等，其他“视为战时”的状态终止的方式包括解严、取消军事管制、停止战时权、终止战时军事法效力等。
三、战时军事法的意义和性质
1、战时军事法的产生和意义
研究战时军事法，我们不得不涉及战争。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己方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而这种暴力是没有限度，为了使敌人无力抵抗，必须最大限度的使用力量⑷。因而，无论战争的性质如何，战争本身潜藏着对人类生存和社会秩序的破坏。从法的角度来看，战争一定程度上与法律相悖离，它使所有限制战争行动自由的日常法律规则归于无效。早在十六世纪，马丁·路德就提出“紧迫时无法律”⑸的著名论断。但是战争又绝不可能超越法律之外。战争作为人类的一种暴力对抗形式，蕴含着预测、策划、动员、指挥、组织、协调、强制、督导等法的要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是人类最富有技巧的一种法律控制行为。人们为了进行战争并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必须掌握和运用战争中的预测、策划、动员、指挥、组织、协调、强制、督导等法律行为，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费希特和黑格尔认为，武力创造法律⑹。可见，战争与法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战争破坏法律的实施，如破坏平时的法律制度，它可能会使宪法全部或部分权利受到合法的限制。同时，战争必须遵守与战争相关的法律，如战时法、军事法、战争法，等等。没有这些法律的保障，战争不可能取得胜利，甚至还要受到战争法的制裁。自古以来，无数次战争产生了大量的国内战争法，如紧急状态法、动员法、战时军事行政法、战时军事刑法、战时军事刑事诉讼法。
所以，战争的存在不仅改变了法律适用的社会条件，而且产生了适合战争需要的战时军事法法。由于平时军事法所规定的法律制度，在战时条件下遇到了许多特殊情况，受到战争环境的限制，不仅操作起来有困难，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能满足打击战时违法行为，保证战争胜利、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需要。针对这种情况，法治国家出于对司法权力的尊重和战时人权的保障，在平时军事法的基础上，又制定了战时军事法。
由于战争都带有一定的突发性和相当的破坏性，在战争状态下，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没有保障，国家的宪法秩序出现混乱，国家管理机关的权力无法行使，因此，只能由军事行动来对抗此种状态。从法律上讲，战时破坏了宪法原则和普通法实施的环境和条件，因而导致了宪法原则的效力和普通法效力的阻却。在此状态下，必须用适应特殊情况的特别法代替。国家如果不预先制定出相应的特别法规范，不对战争状态下可能出现的各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作出调整，一旦战争爆发，人们就将手足无措，社会可能陷入一种无序的混乱状态之中。即使是国家和军队能根据需要及时制定出一定的特别法规范，也往往会由于缺乏理性的慎密思考和论证而带有过大的偏差和失误。甚至会由于某些决策者的随意而使国家和社会陷入极端恐慌和混乱之中，人民的生命财产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障。前苏联法学家列夫·西姆金曾说过：“如果缺乏明确的关于调整战时的法律规定，往往导致灾难性的结果。”他举例说：“在第比利斯实行的宵禁是在宵禁实施之前几分钟的，这样很快就造成了一些人员的伤亡”⑺。战时，国家和军队必须用比平常更为快捷和严厉的手段，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以保证战争的胜利，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因此，战时军事法是不可缺乏的。
除了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外，其他如反叛、内乱等导致国家混乱或面临严重自然危险时，国家可能会宣布实施军事管制，由军队统一指挥、统一部署，强行统一人们的行为，消除内乱和危险，恢复国家的宪法秩序。此时，对于严重违反军事管制，构成犯罪的行为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国家军事利益的犯罪行为，均可按战时军事法的规定予以追究，以维护军事管制的强制性、权威性。
2、战时军事法的性质
战时军事法是基于战时而产生的。没有战时的出现，战时军事法也就无存在的不要。战时军事法是对付战时的，也就是说，战时军事法是在迫在眉睫、具有一定危险度的非法的社会秩序出现后，为了迅速恢复正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减少因战时而造成的损失，有关国家机关和国家公职人员所采取的各种对付战时的应急措施。战时军事法由一系列对抗应急措施组成，如总动员、局部动员、、军事管制、宵禁等。战时军事法的性质主要由以下几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
一是宣布战时的原因。战时的宣布大体基于两种原因：一类是严重犯罪行为引起的危险，包括来自外部敌人的入侵、严重的内乱和扰乱社会正常宪法和法律秩序的骚乱；另一类是严重的自然灾害和不可抗力的原因，如地震、台风、洪水等。在有些国家，还可以因经济危机和国家政党管理活动陷于瘫痪而宣布战时。一般来说，引起战时的原因不同，所采取的战时军事法措施也有所区别。通常对因严重犯罪行为引起的战时，采用、军事管制、中止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使，尤其是以限制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等措施来对抗。对于因严重自然灾害和大规模不可抗力因素而造成的战时，采取同犯罪行为相类似的对抗措施。对于因战争和国家因遭受入侵而引起的战时，立法上都规定了最为严厉的战时军事法措施。如全国总动员或部分地区的动员、军事管制、，在事态之前宣布战时和无限期延长战时直至战争结束。如我国宪法第8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宣布战争状态，动员令。
笔者以为，战时作为一种具有危险度的非法社会秩序，一旦出现，就会给社会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不可避免的重大损失，因此，在战时出现后，应该采取及时有效的对抗措施，以期迅速消除危险。所谓及时，也就是说，当战时一出现或者有明白无误的迹象表明危险即将发生，就应立即采取对抗措施，将危险事态消灭在萌芽之中或尽可能消除战时危险局势。所谓有效，是指战时军事法措施必须能够消除危险事态，所以，战时军事法措施应该对症下药，尽量减少给人民生命财产所造成的损失。一般而言，由于犯罪行为尤其内乱、战争引起的战时，因为这种事态直接威胁到统治阶级国家政权的巩固，所以，为了迅速消除危险事态，就必须采取动用武装力量和以中止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政治权利为主的一些战时军事法措施；而对于由自然灾害或大规模不可抗力的原因造成的战时，则应该采取以中止宪法所规定的经济权利为主的战时军事法措施，如反对哄抬物价、打击投机倒把、控制基本生活物资等。
二是战时危险度。战时的危险度也是决定战时军事法措施的重要原因之一。通常，战时危险度越大，所采取的战时军事法措施的手段就越严厉；战时危险度越小，就可采取一般战时军事法措施加以处置。一般而言，战时危险度同战时的起因也是密切相关的，因外敌入侵和集体大规模犯罪行为造成的战时，其对统治阶级国家政权威胁的危险度就大；而因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可抗力的原因造成的战时对人民生命财产的威胁危险度较小。当然，这种不同原因造成的战时危险度其大小也不是绝对的，不同的起因往往对社会秩序某一方面威胁大，而对另一方面威胁就小。但是，当引起的战时危险度超过一定限度时，无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都会对统治阶级国家政权的巩固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威胁，带来极大的损失。
从立法和实施战时的实践来看，对于危险比较大的战时，一般都采取战争动员、、军事管制、宵禁等战时军事法措施。这些战时军事法措施的严厉性比一般战时采取的战时军事法措施要强。
三是战时军事法措施的采取者。一旦发生战时，根据法律规定，往往有权采取战时军事法措施的有许多行为者，而且这些行为者由于其权限不同，其采取的战时军事法措施的方式、影响力就不一样。在许多国家法律中都规定，军事机关战时措施的法律效力最强。换句话说，当战时危险局势极其严重，依靠正常的国家机器已不能有效地恢复社会秩序，消除战时，而需要军事力量介入时，那么，军事权在战时期间具有排它力，这种排它力具有以下几重含义：军事权优先，或者以军事对抗措施为主来消除危险事态；军事对抗措施可否定普通对抗措施；军事对抗措施排它力受一定法律规定的限制；战时消失后，军事对抗措施排它力应该与其同时取消。
四、战时军事法的基本特征
1、在适用条件上，战时军事法主要适用于战争状态，也适用于其他紧急状态
许多国家在法律上明文规定，在平时状态，非军人不适用军事法，平时军事法只适用于军人案件。但战时军事法既可用于军职人员，也可适用于非军职人员。
战时军事法主要适用于战争状态。这是战时军事法成立的最初依据。在正常状态下不能适用该法律而只能适用普通法律。这里的“战争”仅指外部战争，指国家与他国交战的状态，不包括内部战争，内部战争一般指内乱或武装叛乱。战争状态下，军事目的及全方位的军事支援成为国家一切活动的重心。尤其是在外敌的大举入侵，国家和军队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正常的秩序遭到破坏时候，国家和军队必须采取一切强硬措施保证战时利益，争取战争胜利。战时军事法就是为了保证这些强硬措施的实施。
“战时状态”是适用战时军事法的依据。处于“战时状态”下，普通法律自动失效，战时军事法自动生效。这就要求“战争状态”必须经国家首脑或有权机关依法定程序确认和宣布。未经这种确认和宣布程序，任何人不得以“战时状态”为由随意中止普通法律而启用特别法律。由于战争的性质、交战地点、战争的规模等不同，国家确认和宣布战时状态的方式和范围也有所区别。如果外敌入侵，在本国交战，国家通常会向军队作战命令，并向全国或某些特定的地区宣布“战争状态”、“”、“军事管制”、“宵禁”等。在一些国家的法律中，都有关于遇有外来侵略时，国家得宣布战时状态或的规定。在此情况下，“战争状态”及于全国或某些特定地区，即战时军事法适用于全国或某些特定地区。如果出兵在国外进行战斗，如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等，国家一般只向军队战斗命令，而不对国内宣布“战时状态”、实施或军事管制等非常措施。在此情况下，尽管国家可能会向全国动员令，号召人民以人力和物力支援前线，但这不是“战时状态”的宣布，因“战争状态”而启用的战时法律对国内不产生地域效力。
战时军事法也适用于因其他紧急状态而实行或军事管制的情况下。“其他紧急状态”主要指由内乱、有明显的战争或内乱的危险、严重的经济危机、特大自然灾害、治安状况恶化等非常情况。内乱即一国因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民族等不同的原因和目的而发生的武装叛乱、暴动、政治骚乱、种族屠杀、民族分裂等严重分裂国家、危害政权、破坏宪法秩序的大规模的破坏事件。这些紧急状态也会同战争一样引起一个国家的机构瘫痪、秩序混乱、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危险等，因此，许多国家法律都规定遇有上述紧急状态时，国家可以采取有效的法律措施加以遏制。由于紧急状态的严重程序不同，国家采取的法律措施也有区别，主要有、军事管制、宵禁、紧急动员、终止某些法定权利的行使等。并非在“其他紧急状态”下都适用战时法律，而只是在因为这些紧急状态而实行或军事管制的情况下才使用。和军事管制是最为全面、紧急、严厉的军事法律措施。尽管各国对军事管制的概念表述及具体规则的规定各有差异，但其基本点却是相同的，即在发生战争或其他紧急状态的情况下，国家依法定程序宣布在一定区域内限制宪法上的自由和权利的行使，由国家暂行立法、司法、行政权限的一种紧急管理措施。在多数国家，和军事管制视为同种措施，故在法律上有的只提“”；有的只提“军事管制”。在我国，同军事管制也是不同的，根据我国《法》的规定，是“警察管制”而非军事管制。
2、在适用主体上，战时军事法既适用于军事人员，又适用于平民
在战时，正常的宪法原则、法律规则如非军人不受军事法律追究等因战时状态的存在而发生变通。每个公民都有义务和责任积极配合非常时期的军事行动，暂且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全局利益。无论是军人还是地方人员，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严重地违反义务和贵任，甚至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将受到军法的严厉惩处。将战时军事法律延伸适用于地方非军人，是维护非常状态下最低限度的安全和秩序的需要。
许多国家在法律上明文规定，在平时状态，非军人不适用军事法，但战时军事法既可适用于军职人员，也可适用于一般平民。如法国“紧急状态法”第12条规定：“在已公布全省或部分省区处于紧急状态的情况下，根据司法部长和国防部长的报告而颁布的法令，可授权军事法庭受理属该省重罪法庭管辖的重要案件以及相关轻罪案件”⑻。南朝鲜法规定，从宣布“非常”（即军事管制）时起，司令官掌管区内的一切行政和司法事务。在“非常”地区，司令官认为军事上需要时，有权对逮捕、拘押、没收、搜查、居住、迁徙、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团体行动等事项进行特别处理，并将内容提前公布，司令官可依法动员或征用民夫，必要时可命令对军事所需物品进行调查、登记和禁止运出，不得已时，可在“非常地区”破坏或烧毁国民财产，并在事后对造成的损失进行正当的赔偿。⑼政府的军事机关在时期握有司法审判权。1934年的《法》规定：凡时期警戒地域内的地方行政官和司法官处理有关军事事务，应受该地最高司令官指挥，接战地域内关于刑法规定的内乱罪、外患罪、妨害秩序罪、公共危险罪等类罪，军事机关可自行审判或交法院审判，接战地域内无法院或与其管辖的法院交通断绝时，刑事和民事案件均得由该地军事机关审判。⑽军事委员会1936年颁布的《各省行政督察专员及县长兼办军法事务暂行办法》中，就采取委任地方行政长官兼任行营军法官的办法，由他们检察、审判现役军人犯刑事罪或违反法令、军风纪者，非军人犯军事法令者，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者，以及依法令应归军法机关审判者等案件。同时颁布《各省最高军事机关代核军法案件暂行办法》，授予各省最高军事机关审核上述兼任行营军法官检察审判的案件，从而加强了军事机关对司法机关及军事司法权的控制。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战时军事法律也涉及非军人。1932年2月1日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事裁判所暂行组织条例》第2条规定：“在作战地带居民的违法行为，无论其犯军事刑法或其他法律，都由军事裁判所审理之，敌军的侦探、内奸等如在作战地带，也由军事裁判所审理之。”⑾1939年《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条例》（草案）第5条规定，在接近作战地域内犯泄露军事机密、破坏军事运输、国防要道等罪行者，军事裁判机关得自行审判，或交法院审判之。⑿1945年1月15日公存的《陕甘宁边区军民诉讼暂行条例》第5条规定：“普通居民违犯军法，如勾引军人逃跑叛变及刺探军情等，在战时由军法机关处理，在平时由司法机关或锄奸机关处理。”⒀
在战时，军队成为社会生活的领导和指挥者。军队有关战争的活动成为一切活动的中心，任何人对这种特定社会关系的严重破坏，即被看作是对国家根本利益即战争利益的破坏，就应受到战时军事法律的追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第9条第3款规定，“违反本法和有关法律，拒绝履行国防义务或者危害国防利益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拒绝履行国防义务或者危害国防利益的法律责任是指有国防义务的国家公职人员、军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故意或者过关不履行法定的国防义务，或者作出违反国防法和其他有关国防的法律所禁止的行为，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如果非军人在战时构成犯罪，追究其战时的法律责任，应当适用战时军事法
3、在处罚手段上，战时军事法既贯彻从快、从严；特殊人员从重的原则，又注重酌情从宽
战时从快原则是指在战争状态下，对于严重违反法律构成犯罪、已经或可能导致作敌失利的军人或非军人，依照战时简易诉讼程序，从快审判和执行，以达到严肃军法、惩治违法者，及时教育和警戒其他人，保护国家战时利益的目的。也有学者将此称为“便于军事行动原则”⒁，即军事司法机关在履行职务行为时，必须优先考虑武装力量所进行的军事行动情况，尽可能地为军事行动提供方便，而不应使行使军事司法权与军事行动的紧迫需要发生对抗和冲突。
战时从快原则是各国战时军事法律制度中一个普遍适用的原则，也是我国必须坚持的一个战时军事法律原则。在古代战争中，军事指挥官有权当场行使刑罚权，惩罚直至处死违抗命令或从事其他破坏行为的人。在现代法制社会，对战时违法行为人不再由指挥官随意处罚，而是将其交付军事审判，依法定程序从快，既体现了现代民主与法制的精神，又兼顾了战时情况紧急的特点。因此，各国都普遍确立了这一原则。我国军事法对此也有规定，如《纪律条例》规定，在紧急情况下，首长可以直接决定对部属实施处分，但事后应当向党委（支部）报告，并对此负责。
战时犯罪有可能会影响战斗、战役乃至整个战争的胜负，故其危害性较平时要大的多，故处刑为重。例如：唐律第457条规定：诸征名已定及从军征讨而亡者，一日徒一年，一日加一等，十五日绞；临对寇贼而亡者，斩。军还而逃亡者，同在家逃亡法。即依第461条之规定处罚，亦即一日苔四十，十日加一等，罪止流二千里。第232条规定：密有征讨，而告贼消息者，斩；妻、子流二千里。其非征讨，而作间谍，绞⒂。可见战时处罚之重。军队的职能是通过武装活动打击敌人，抵抗侵略，维护国防安全，保卫国家。军人在战时切实履行职责，对于抵抗侵略，维护国家安全，保卫祖国，具有重要的意义。相反，战时军人违反职责的行为与平时相比，危害则更严重，必须从严惩处。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惩戒军人战时违反职责的犯罪行为，教育军人认真履行职责，保障我军夺取作战的胜利。战时从严的原则在军人违反职责罪中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有些行为虽然平时也具有社会危害性，但不构成犯罪，只有在战时才构成犯罪。如违抗命令、拒不救援友邻部队、拒不救治伤病军人、造谣惑众、自伤身体等行为。二是有些行为平时和战时都构成犯罪，但战时犯罪的法定刑更重。如逃离部队罪，平时的法定最高刑是3年有期徒刑，而战时的法定最高刑是7年有期徒刑；又如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军事秘密罪，平时的法定最低刑是拘役，法定最高刑是10年有期徒刑，而战时法定最低刑是5年有期徒刑，法定最高刑是无期徒刑。三是有些行为平时和战时都构成犯罪；但法律明文规定“战时从重处罚”。如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就是这样，这属于法定从重处罚；刑法对其他军人违反职责罪虽然没有这样明文规定，但法院在决定刑罚时，可以酌情从重处罚，这属于酌定从重处罚。
军人的职责因军人的不同职务或者所担负的工作而有所区别。其中有的职责是所有军人都应履行的共同职责，有的则是担任特殊职务或者工作的军人应履行的特殊职责。军人的特殊职责反映了保护国家军事利益的特殊需要，军人违反特殊职责所造应的危害往往更加严重，所以对特殊人员违反职责应从严惩处。过样有利于教育担负特殊职责的军人更好地履行职责，尽量减少军人违反职责所造成的危害，加强对国家军事利益的特殊保护。特殊人员从重的原则在立法上表现为，某些行为一般军人实施了不一定构成犯罪，而具有特殊职责的军人实施了就可能构成犯罪，也就是这些犯罪只能由特殊主体构成，如一般军人临阵畏缩，作战消极的，或者对处于危难中的友邻部队见危不救的，不构成军人违反职责罪，只能按违反军纪处理，而指挥人员则可能分别构成违令作战消极罪或者拒不救援友邻部队罪。再如同样情节的逃离部队，士兵可能不属于情节严重，因而不构成犯罪，而军官则属于情节严重，构成了犯罪，同样情节的临阵脱逃，军官就要比士兵处刑重。在中国古代，军官从重随处可见，如曹操“以发代首”，诸葛亮的挥泪斩马谡。再如唐律第229条规定：大集校阅而违期不到者，杖一百，三日加一等；主帅犯者，加二等。可见，对军官处罚要重。
战时从快、从严和特殊人员从重的原则虽然构成了战时军事法处罚原则的基本格调，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军人违反职责的处罚要搞严刑峻罚。考虑到战时所采取的军事强制手段受到战时环境的限制，在处罚手段上呈现出灵活性和多样性的特点。我国刑法中的战时缓刑制度规定，对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军人在战时确有立功表现的，可以撤销原判刑罚，不以犯罪论处。这种从宽处理的规定，体现了战时军事法律的灵活性和特殊性，是普通缓刑中没有的。
注释：
⑴林纪东主编《新编六法全书》，茂荣印刷实业有限公司，1975年版，第796页。
⑵黄风译《意大利军事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页。
⑶⑺⑼徐高、莫纪宏编著《外国紧急状态法律制度》，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6、第23、第54页。
⑷［德］克劳塞维茨著《战争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卷第13页。
⑸⑹［法］夏尔·卢梭著《武装冲突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3页。
⑻梁玉霞著《中国军事司法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70页。
⑽⒂陈学会主编《中国军事法制史》，海潮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147页。
一、掘井式分析――深入分析时事素材，从多角度提炼观点
有学生说我们只知道少数的热点事件，因此写作时没有什么素材可用。其实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要有很多素材，哪怕只是占有少数的素材，只要我们透彻分析，灵活把握也会使文章丰满起来，就像掘井一样。我们对一则素材的分析也要这样，要全面深入地把所有的点都找出来，然后透过现象去寻求事件发生的本质并选择适合的切入角度，提炼出精准的观点为我所用。
以“内地小孩香港街头便溺遭围堵”这则新闻为例。
2014年4月21日，一对内地夫妻在香港街头让2岁幼童在路边便溺，引来一名香港男子不满，举机拍摄，引发双方推撞冲突，多名香港人围堵内地夫妻，孩子吓得大哭，场面混乱。凤凰网记者隐瞒信息，指责内地夫妻，发表不实报道。后经多名网友发视频证实，小孩母亲没有打人耳光，因厕所排队过长，不得已而为之，母亲专门用纸尿片接住，并且将纸尿片装入袋子里提着。与此同时，小孩父母是因为港人拍到了小孩的才夺走记忆卡，之后也解释了，但围观者仍不依不饶。
由这则材料中的“因厕所排队过长，不得已而为之”，我们可以从政府作为这一角度提炼出“政府应完善配套设施”的观点；由“举机拍摄，引发双方推撞冲突，多名香港人围堵内地夫妻，孩子吓得大哭，场面混乱”和“母亲专门用纸尿片接住，并且将纸尿片装入袋子里提着”这点可以提炼出“小处不可随便，小题岂宜大作？要懂得宽容”，“抛开偏见与歧视”和“以平常心看待，避免矛盾激化”等观点；从“凤凰网的记者隐瞒信息，指责内地夫妻，发表不实报道”可以提炼出“坚守职业道德”等观点。
从不同的角度提炼出不同的观点，再运用到具体的文章中概述材料就有了侧重点，而不是通篇引用材料了。
二、挖河式疏理――寻找素材的契合点，归类整理
与第一类学生不一样，还有一类学生会抱怨：我积累了很多素材，但是太乱，在考场上不知道怎么去用，也不知道用哪些素材。在农村，我们都知道每年都会组织挖河，挖河是整理河道，使得小流与大河能形成很好的回环，以便需要的时候能及时利用水资源。我们在面对众多凌乱不堪的素材时，就要像挖河一样，疏理这些小流，使之流畅地与大河形成一个整体。那么怎么样疏理呢？就是要学会寻找素材的契合点，归类整理。
基于此，学生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有意识地把类似的素材进行归纳整理，透过现象分析本质，概括出其中的核心观点。在论证的过程中，可以从观点出发，高度概括几个例子形成排例，彰显行文的气势，显示作者丰富的知识储备和出众的文采。比如我们可以将“母亲给儿子一封信：我们只想你能陪我们说说话”“儿子为父母手绘微信使用说明书”和“父母扫雪30里为女儿送行”等素材放在一起积累，概括关于亲情的话题：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总有人感叹，想要尽孝父母却已不在。试问，多年前父母还在，而你们在哪里呢？当母亲写下想要你抽出点时间陪她说说话的信时，你是否才想着推辞聚会，放下手机、电脑与父母共度假期呢？踏着父母扫雪扫出的路，内心翻涌着感动，是否才想起在家时，并未好好地陪伴父母？或许，我们真的很忙碌，但是怎么可以让父母处在这无尽的等待之中？一位儿子为父母手绘微信使用说明书，即使不能经常见面，让他们听见我们的声音不也很好吗？父母老了，可以等的时间也逐渐缩短了，他们也许会忘记很多东西，但从不会忘记爱我们。多陪陪他们吧，他们并不需要我们做什么，只想我们能多陪他们说说话。
教学“财政有何作用”这一内容时，如果直接按照课本上的内容讲授，学生就很难从根本上理解财政的作用，似懂非懂，这样很容易使学生丧失对学习的信心。授课教师可以通过我国财政部2012年在北京召开的节能减排工作会议内容为主要的切入点，介绍我国2012年在节能减排和再生能源方面投入资金979亿元，与2011年相比增加251亿元。然后继续延伸话题，介绍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在建设体育馆、奥运会举办活动、环境污染治理等方面投入资金共1045亿元人民币等。通过这些巨额数据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并引发思考：投入的这么多钱都是哪里来的呢？教师可以先让学生发表自己的意见，积极讨论，有的学生认为是通过集资而来，有的认为是国家投入资金，此时，教师要及时点拨：这是财政的巨大作用。这样就将学生对“财政的作用”的好奇心激发出来，接下来的教学效率必定是相当高的。
2.时事热点与理论知识相结合。
在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中，授课教师可以根据本学期的教学目标，从当前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实际理解能力出发，选用一些学生感兴趣的新闻素材辅助课本理论知识的讲解，使学生对每一堂政治课都有新的发现、新的见解，从而让学生感觉自己在政治课堂上真正学到了知识，开阔了视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例如，教师在讲授商品的价格时，可以利用民间炒作农作物，导致农作物价格上涨的现象作为教学资料，要求学生利用相关理论知识分析价格上涨的原因是什么，并表达自己的观点，最后教师对学生的观点进行评析，这样可以使学生对市场供求关系影响商品价格的知识内容掌握得更加透彻，并通过延伸掌握影响供求关系的因素。通过时事热点与理论知识的结合，充分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和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讲到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时候，授课教师应该特别注意避免学生受到负面观点的影响，导致学生对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产生误解。因此，教师应该正确利用与爱国主义有关的时事新闻和课本中爱国理论知识两个方面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有的教师一提到爱国，就只会想到岳飞、林则徐等与现实相距甚远的古代爱国英雄，殊不知，这些远离当今社会的话题已经很难让当代的高中学生产生共鸣。教师应该选择归属问题、新疆事件等全国人民关注的话题作为素材，让学生积极参加到话题讨论中，这样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掌握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大意义，还可以活跃课堂气氛，提高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效率。
3.把握时事政治的及时性。
首先，教师应该对高中生进行组织和分配，利用班级黑板进行时事政治板报设计。设计的主要年内容包括近期国内外大型事件，例如：全国政协第十二届三次会议的举行、朝核问题、MH370失联问题等等。通过这一方法和手段能有效让学生把握所学的时事政治内容，并较好的就教材展开系统全面的分析。另外，还可以通过举行时事政治竞赛和演讲比赛的形式，培养学生的时事政治学习和探究能力。
（二）导入时事新闻加深学习印象
根据以往教学经验可知，课堂中对时事政治的引入能积极调动学生的爱国情怀，也在主题教育中提高感情基础，这也在时效性上给予政治课充分的肯定。在针对时事政治的实际教学中，教师首要做到的是导入国内、国际大型事件，继而引入课堂内容，比如：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问题，使同学们利用政治、经济以及哲学等眼光和思路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由此，可以让同学们了解最新社会动态，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教材滞后、枯燥的缺点。
（三）作业与练习中引用时政材料
政治课堂作业或练习能够有效辅助学生巩固知识，但要注重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培养。在此情况下，教师应该在教中深入练习，合理带领学生在政治理论的基本前提下，进行对知识的分析和理解并充分挖掘政治内涵。由此，不但能巩固政治的基础性知识理论，而且还能引起学生对时事热点的关注，准确把握时代规律和特征。充分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实现理性与感性的有机统一，更可实现学以致用的目标。
二、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重要性
（一）有助于激发高中生政治知识的兴趣
在实际教学中，吸引学生的最主要的方法就是激发他们的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实现极佳的教学氛围和效果，一般而言，现今的会对新鲜事物产生兴趣以及好感，可以把新颖、新鲜的事物引入课堂，就会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能够够让学生会作出自己的分析，还能使学生相互间实现评论，进而准确、全面、系统的进行讨论和分析，实现良好的课堂氛围和课堂效果，这也对学会生的总结和归纳知识点最为有力。
（二）有助于转变高中传统政治教学观念
一般而言，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能对有效转变传统政治教学课堂模式，实现全新的政治教学极佳效果。新课改下的高中生不再是知识的接受、传递的主要对象，而已经演变为课堂教学的新主体，由此以来，就要教师在公平、平等、开放的政治教学环境下，充分关注学生的学习爱好和学习兴趣并予以激发，系统合理的引导学生体验和观察社会生活，从而不断提高中生在面对各项问题中的判断能力，积极把改变高中传统政治教学观念引向深入。
（三）有助于高中政治教学的时效性
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具体可表现为以下三点：第一，合理的引入时事政治能完善教材的内容，有助于学生在利用教材内容和方法解决对时事政治的基本问题，并使教材内容形象化、具体化和抽象化，更加便于学生理解。第二，将时事政治引入到实际教学课堂中，由学生在教师的指引和帮助下作出思考和判断，能延伸课堂、丰富知识以及提高学生爱国情怀。第三，时事政治的引入和运用，能使学生在繁忙的学习过程中对社会事件进行关注，有效防止学脱离时代轨道。
1.时事政治教育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现代教育学强调在提高学生认知能力的同时，激发学生对学习的热情，使其对知识产生强烈的求知欲。学习是认知与情感的统一，时代感是高中政治课程的最重要特点，而时事政治教育正是体现这一时代感的核心教育课程，学生对新鲜事物有着强烈的探索欲，所以时事政治教育最能调动高中生对政治学习的主动性。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比较死板、枯燥，教材中所举的事例大多与现实生活相距甚远，缺少新鲜感，学生渴望开阔眼界、增长时代知识，学生学习探究当下社会问题的热情不能因此被点燃，最终导致学生学习效率不高，政治教育无法促进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而时事政治教育因其自身具有时代性、丰富性、新颖性及动态性的特点，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对知识的需求，深受学生的重视与喜爱。
2.时事政治教育培养学生运用理论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时事政治在思想政治教育课中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书本理论知识学习的最终目标是让学生能够把所学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当前，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高中政治教师把教学重点放在培养学生答题能力的培养上，而忽视对时事知识的普及，导致高中政治成为学生的学习负担，使得学生无法把平日所学的知识灵活运用于现实生活中，学习与生活相脱节。时事政治教育的引入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产生内在的学习动力，另一方面可以使学生把所学的理论知识灵活运用于对时事政治事件现象的分析与解答中，促进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思维能力的提高。
二、时事政治在高中教学中应用的途径
1.转变课堂教学观念
在新素质教育改革的理念下，学生不再是单纯的知识接受者，而是教学课堂的主体。教师应当摒弃传统教学理念，转变自身职能，从知识传递者转变为指导学生学习的辅助者。在高中政治教学课堂上，教师应当引入时事政治，鼓励及倡导学生进行“探究式”、“讨论式”学习，将学生转变为课堂学习的主体，打破教师“一支粉笔”、“一言堂”的模式。教师在学生进行学习探讨的时候，要适时地在一旁进行指导，聆听学生的想法。时事政治教育本身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和热情，放松式的自主学习课堂更有助于让知识悄无声息地进驻学生的脑海。
2.设置专题讲座
社会每天都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世界的每个角落每时每刻都有新闻事件产生。每当国内外发生重大事件或是国家颁布实施重大决策时，高中教师就应当为学生设置专题进行时事政治事件演讲，向学生传达时事知识，让他们了解当下世界格局和社会现状。如前段时间出现的新疆分裂势力在昆明汽车站的砍杀事件，导致众多无辜百姓死亡，给社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对于这起事件，教师可以开展以《严厉惩治暴力分子，保护国家人民安危》为主题的讲座。通过讲座，学生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新疆悠久的历史，得知新疆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领土的事实，知晓当下国内外的局势，国家对于暴力分子所持有的态度。通过教师声情并茂的演讲，学生对事件有了明确的态度，领会和掌握了事件的精神实质，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同时让学生更深切地体验到时事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和魅力所在，提高政治学习的积极主动性。
二、政治材料在政治教学中的正确运用
政治材料的正确运用在政治教学中是一条有利于学生发展和教学目的达成的良好途径，但是如何才能正确运用，成了教学成功的关键。下面就来详细说明合理运用政治材料于政治教学中的具体措施。
1.教师充分发挥指导作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政治教师在对思想政治课程教学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析时，要从教材和学生接受能力两方面进行考虑，同时还应该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动者，自己则是课堂的引导者和辅助者，在一旁帮助学生更好更快地融入政治课程的学习中，而不是自己在讲台上侃侃而谈，忽略学生的心理感受，要把指导作用发挥到极致，从根本上保证学生对政治时事热点的热爱。
2.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个人能力的提升不能代表整个教学的成功，教师应提升自身素质，因为教师的一言一行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学生的思维。对于政治学科来说，扎实的政治理论知识的掌握是老师讲好课程的基础，开朗乐观的心态、成熟稳重的思维方式是老师内在修养的体现，老师要紧跟时展的步伐，和学生共同进步、共同学习。
3.教学方法的改革。对于高中政治教学方法来说，其要紧跟时代潮流，因为现今教育是让学生全面发展，彻底激发综合能力的教育，这就要在教学方法上进行改革，抛弃传统教学模式，改革就是让学生探究自主性质，关注身边的事情，不仅因为高考而学习，更是因为成才而学习。
三、采取合理的辅助手段，发挥现代教育功能
在各个传播媒介高速发展的今天，观众每天收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少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各个电视集团的竞争却是越发激烈。在中央和省级频道的夹击中，城市台的生存环境更加严峻。凭借地方新闻节目的地缘性和贴近感，城市台创造了央视、省级卫视所没有的、专属于城市台的独有资源与发展空间。
在所有新闻节目中，时政新闻一直都是“重头戏”，其承载大量的政策和信息，代表了党和政府对重大问题的看法、主张和-方针、政策，集重要性、时效性和广泛性于一身，因此，时政新闻是城市电视台成为主流媒体的一个重要标志。如何将时政新闻这一个优势转化为核心竞争力，成为城市台抢得市场份额的有力武器?本文以厦门广电集团《厦视新闻》为例，对城市台在时政新闻的创新、探索作一番梳理。
《厦视新闻》是厦门电视台建台以后自办的第一个新闻栏目。在以往的操作中，《厦视新闻》以传统意义上的时政题材为主，包括会议、领导活动、部门动态等等，前几年《厦视新闻》的收视率与其他新闻栏目相比，始终未见优势。2008年3月31日，栏目进行改版，时长从15分钟增加到25分钟，并且对其标识、色系、标题条、字幕等全部重新设计，同时在报道领域、报道视角和报道方式均进行了调整。2009年在新闻栏目群的收视数据呈整体下滑趋势，《厦视新闻》却逆势大幅上扬。2009年的市场份额为8.63％。改版收效成绩不俗，笔者认为，《厦视新闻》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
一、拓宽报道领域，树立“大新闻”意识
一直以来，城市台时政新闻报道容易出现领域固定、单一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活动报道、会议报道、成就报道、典型人物报道、重大节日报道。枯燥、乏味的报道不免使观众收视兴趣淡然。
《厦视新闻》在实践探索中发现，时政新闻关注点除了领导动态和会议报道，还可以是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总体进程、社会发展各领域出现的新生事物、民主与法制的进步、思想观念的冲撞与突破、经济、文化建设中的新成就、新问题以及市民生活的新动态等等，特别是要抓住当地领导和群众关注的结合点，为观众提供更有效更具可看性的新闻，并集中时间、力量、篇幅报道，形成声势，使之成为舆论热点和新闻亮点。在这样的节目理念下，《厦视新闻》既保持它原本的使命，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完成主要领导的活动、时政会议、重要部门动态的报道，同时也高度关注了社会民生，诸如应对金融危机、抗震救灾、社会热泌话题等等。2008年，厦门确定援建四川彭州四镇之后。新闻中心主动联系厦门前方指挥部和彭州电视台，组织精干队伍前往彭州采访，推出系列报道“挺起彭州”，这组报道延续至今，反响不俗。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厦视新闻》推出“东进新曲”大型组合报道，反映厦门环东海域开发的新成就。新闻、深度报道、评论、言论多种体裁并举，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和应对金融危机的两大背景下。成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振信心的力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主流媒体的地位得以彰显。
二、调整报道角度，体现时政新闻的权威价值
观众之所以对时政新闻提不起兴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新闻报道的切人点没有选择好，这让本来关乎民众的新闻看起来只是政府在自说自话。只要调整报道角度，我们就可以从中找寻不少新闻点，也能得到观众的关注。
1、新闻报道中突出“贴近性”，实现平民化视角
时政报道在操作中需要认真考虑观众的需求和收视心理，在党委、政府要传达的内容和观众感兴趣两者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来处理。大体说来，时政报道切人的角度大致可以分为：由热点问题与本地的关注点切人；由新闻背后的故事切入；由事件引发的反思切入；由社会健全发展的关系切入……切人的角度很多，关键是要从民众的需求出发，为他们提供有价值的新闻。
在具体操作上，着力调整电视新闻的报道视角，重点选择“党委政府重视，民众关心”的事进行报道。比如，市政部门经常会举行各种新闻通气会，介绍本部门的工作进度或者工作重点，我们可以从中找到民众比较关注的兴趣点：旧城区改造、公共设施建设、新建道路等等，一个工作简报因此成为民众热议的话题。比如，在厦门人民面对交通难、就医难、就学难的时候，《厦视新闻》推出系列报道“厦门模式再解读”，介绍厦门在建立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和破解“就医难”方面的做法。分别以厦门实现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全覆盖；“一老一小”都有了基本医疗保险；多层次城乡居民医疗保障体系蔚然成形；社区医院“变身”，民众心态“转型”等为题目制成系列报道，通过这一系列报道给市民全方位地介绍厦门的医疗保障体系，方便市民得到厦门的医疗保障体系的救助。这一变化使新闻以一种更广阔的视野，一种以与人为善的姿态，建设性的思路出现在观众面前。
2.挖掘观众深层需求，体现主流媒体的权威价值
除了在选择新闻时要严格按照新闻价值来进行选择以外，时政新闻不能停留在仅仅满足观众需求的层次。很多重要问题，在它的初发阶段很难引起观众本身的主意。观众没有显示出强烈的需求，没有在社会上形成热点、难点、焦点，这些问题就形成了观众的隐性需求。所以，要保持时政新闻类栏目在电视新闻中的主导地位，就要高瞻远瞩，深入报道，发掘难点热点，担当起“社会守望者”的角色。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民众普遍对经济类新闻提升了关注度，厦门广电集团新闻中心将镜头对准我市上上下下应对金融危机、坚定信心促发展的生动实践，并在《厦视新闻》栏目中开辟“坚定信心促发展”专栏，从政策解读、行业逆势成长透析、以及基础设施、重点工程、投资片区建设情况等多角度人手，为广大市民和企业了解政府相关扶持政策和厦门建设发展打开了一扇窗口。《厦视新闻》通过“98贸洽会”、教师节、中秋节、爱牙日、无车日等等节日为由头，制造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新闻，通过爱牙日、无车日等纪念目的新闻来关心平时容易被忽视的话题，有益于促进社会的文明和对生命的关爱。
三、创新报道形式，提升时政新闻的活力
当前，城市电视台时政新闻报道模式固定、单一，其报道手法、切入角度、报道口径以及画面、语言的风格都非常雷同。这不但直接损害了时政新闻本身的传播价值，而且在观众当中也引发了或轻或重的逆反心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档节目的收视率。因此，不妨把时政新闻做“软”一点，在报道方式上尽量地人性化、趣味化、形象化，采用观众喜闻乐见的报道方式。超级秘书网
1、缩短新闻篇幅，将几条会议精炼出最主要的内容，缉合成一组，以“要闻快报”的形式集中播发。如此处理，既避免节目出现拖沓的现象，节目的信息量也得以增加。
1.人事档案是历史地、全面地考察了解干部和人才的重要依据。在干部及人才选拔工作中，查阅人事档案是了解一个人状况的重要途径，可以全面地了解这个人的经历、做过哪些工作、取得哪些成绩、有何特长、有何个性、道德品质如何以及缺点是怎样的等方面情况。现代企业需要广纳贤才，人力资源部门从人事档案中可以了解到求职者以往在教育、培训、技能、绩效等方面的信息，是对求职者本人提供信息的重要补充和印证。
2.人事档案是人员流动过程中的必备手续。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在招聘、录用人才及干部调动时，必须有组织人事部门审批手续，有本人档案随转才能办理调出、调入及录用手续。
3.人事档案是确定工资薪酬、福利待遇、办理社会保险等的主要凭证。个人在机关、事业单位流动时，档案中的工资级别是新单位确定个人工资薪酬的直接依据，国有企业一般也会参照使用。企业职工在缴纳社会保险及退休后保险金发放时，个人档案所记载的年龄、工龄、工资、专业技术职务等都是最主要的凭证。
4.人事档案是个人社会活动的权益保障。没有人事档案，个人无法报考研究生；出国政审、办理准生证时，需要存档机关开具相关证明材料，才能办理。因此，缺少人事档案或存在“断档”的，将直接影响个人权益。
二、人事档案里有什么内容
人事档案里到底都装了什么材料？根据《干部档案工作条例》及《企业职工档案管理工作规定》的内容分类，人事档案一般应该存有10大类材料：1.履历材料，2.自传材料，3.鉴定、考核、考察材料，4.学历、学位，培训和评聘专业技术职务材料，5.政治历史情况的审查材料，6.参加中共共产党、共青团及组织上为了解专门情况而专门布置填写的。
三、人事档案是怎么管理的
目前的人事档案管理体制是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完善起来的，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通过几十年管理实践，已经形成比较规范的人事档案管理规范，对于档案收集与鉴别、归档与整理、保管与保护、利用与传递等各个环节，均有明确的标准和严格的要求。我国规定，人事档案是国家档案的组成部分，其所有权属于国家。人事档案管理的原则是集中统一、分级负责。“集中统一”是指人事档案按照人员的管理权限，集中由组织、人事及劳动部门统一管理，具体业务由直属的人事档案部门负责，不具备管理资格和条件的，由其上级相应部门管理，其他任何部门或个人不得私自保存人事档案，严禁任何个人保存本人及他人人事档案材料。“分级管理”是指全国人事档案工作，由各级组织人事部门根据其管理权限负责某一级人员的人事档案。流动到非国有单位或自谋职业者，档案由人才交流中心等机构保管。维护人事档案的真实、完整与规范，是档案管理具体工作中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真实”是指不允许不真实和虚假的材料存入人事档案。“完整”是指档案材料要保证内容上、数量上完整齐备，一是要记载个人德能勤绩廉等各个方面的材料；二是收集到的每份材料要齐全，系列材料要系统成套，单份材料不缺页、无损坏。“规范”是归档材料必须是规定的范围内材料，不能随意扩大或缩小收集范围，否则会造成档案庞杂增加工作量或缺失材料，影响完整性，降低实用性。归档材料必须是办理完毕的正式材料，归档时要手续完备，凡规定由组织审查盖章的材料，须有组织印章，审查结论、处分决定等材料应当与本人见面并由本人签字。
四、人事档案问题与展望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及国家人事制度的改革，传统的人事档案管理体系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许多弊端显现出来。
一是人事档案内容中存在片面、空泛、短缺、重复、不真实等问题。档案中反映个人人才类型、派的有关材料，7.奖励材料，8.处分材料，9.录用、任免、聘任、转业、工资、待遇、出国、退休、离职材料，10.其他可供组织上参考的材料。其中最为核心、也最为常用的是出生日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时间、参加工作时间、学历、经历、身份，简称“三龄二历一身份”。从人事档案的内容分析可以看出，人事档案是能力、技术专长、工作实绩等个性特点少，鉴定材料的评述形式雷同，抽象性语言成分多，具体的、定量的、动态的内容少，空话套话多，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本人情况。
二是目前我国从业人员流动成为常态，对应的人事档案管理体系还不够清晰。在机关、企事业、国有企业的人事档案管理相对规范，但其它性质的单位中，人档分离、死档、弃档的情况很多。此外存档机构复杂，有些由人才交流中心、职业介绍机构、街道居委会等管理的档案管理问题较多，存档机构只是一个保管存放档案的地方，没有按照人事档案材料收集的规范要求进行收集，档案里往往是“一片空白”。
三是人事档案利用率有待提高，尚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目前档案管理大多是被动服务。也由于人事档案的机密性，档案查阅审批手续比较严格，因此利用不充分。未来人事档案的管理必须与时俱进、顺势而为，适应时展的脚步。
档案管理数字化在实现的过程中具有较强的技术性特点，其中包含了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安全技术等多种类型的新型技术。因此，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是档案管理数字化的重要基础条件，这些技术的发展、普及及研发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档案管理数字化的进程。
1档案管理数字化的可行性分析
1.1档案管理的现状分析
1.1.1管理制度的调查与分析
实现档案管理数字化需要建立数字化建设组织保证，建立数字化建设科学管理体系与规则制度，建立数字化建设规范，建立相关人员职责明细等，档案部门应该对这些情况进行明确与了解。
1.1.2硬件方而的调查与分析
档案管理数字化的实现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主要包括数字化工作硬件条件与硬件设施，例如计算机等附属设施配置、网络设施建设等。
1.1.3技术方而的调查与分析
档案管理数字化的实现需要一定的技术保证，数字化工作具有较强的技术性特点，需要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等多种高新科技的支持。档案部门应该对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与了解，依据自身的技术力量制定数字化实施方案。
1.1.4人才方而的调查与分析
档案管理数字化实际上是一项大文化工程，在对其进行建设的过程中一方而需要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另一方而需要计算机等专业技术人才、法律人才等。档案部门要对当前的档案管理水平进行评估，全而的了解自身的数字化建设能力。
1.2档案管理数字化的实施目标
通过对档案管理数字化可行性的分析，具备了实现档案管理数字化建设的档案部门应该成立数字化建设领导小组，对数字化的实施目标进行制定，提出建设的长远目标与阶段性目标。在实施目标制定的过程中，要将档案管理的现状与未来的发展趋势作为依据，既要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又要高屋建瓴，与未来的发展趋势相协调。
1.3档案管理数字化的实施要素
在档案管理数字化的实施目标确定之后，要依据实施目标实现实时要素的确定。在整个的数字化实施方案中，实施要素属于主体部分，明确了档案管理数字化建设中的重点发展项目与领域，例如档案目标数字化建设项目、数字化档案信息局域网与广域网服务项目等。不同的实施要素在评估方法方而也存在差异，需要依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评估方法，例如指标体系方法、概述性描述方法等。
1.4档案管理数字化建设的保障系统
档案管理数字化建设的保障系统指的是数字化实施过程中的管理体制、运行体制与投入保障体制三个方而。保障系统为档案管理数值化的实施提供了组织机构、规章制度、物质基础、技术支持等方而的保障。档案管理数字化建设保障系统的建立为数字化方案的实施提供了有利的保障。
2传统人事档案管理的缺点讨论
2.1档案更改时出现的文件转移、收集等出现的问题
我国人事档案管理系统存在的历史较为悠久，一份简单的人事档案转变能够涉及到许多的方面，要进行多个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更替。但是，现阶段的我国，由于长久以来的档案封闭管理方式，且众多的上级人员没有真正的意识到档案的特殊性，进而长期忽略对人事档案的管理，造成收集的人事档案存在较大的不完整性，进一步增大了我国事业单位档案管理的难度。另外，在工作人员出现人事转移命令时，由于不同企业单位或者工作部门之间的工作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两者的档案交接需要较长的时间和长期的传输过程，会有丢失、损坏、被盗等风险。
2.2对人事档案的内容进行更新、修改时出现的问题
现阶段我国的事业单位编制制度，使我国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大多是由具有较高学历的优秀人才组成。但我国现如今的人事档案管理却不能体现每个工作人员的科研情况。在每个工作人员的人事档案中，大多数的档案内容均为较为简单的学历、家庭信息，对参加工作已久的人员的工作情况却没有较大的体现。因此，现阶段的人事档案内容更新时，应当多增加关于工作人员参与工作时体现出来的，关于工作能力以及对待工作态度等情况的详细介绍，帮助后期参阅人员获得更好的关于工作人员的信息。另外，在现阶段的人事档案管理中，由于多是使用纸质文件进行管理。在进行文件转移的途中，容易被有心人士调换、修改人事档案内容来进行犯罪活动，给人事档案管理带来不便。
2.3对认识档案进行归档收集时出现的问题
过去传统的人事档案在进行归档手机任务时，由于工作人员较少，人事部门的管理人员能够较好的根据档案管理的同一规定对档案材料进行收集，如使用统一大小、材料、厚度的纸张进行档案的书写等；但现如今，由于每年都有着大量的优秀人才需求，事业单位年年新增大量的工作人员，这种情况使人事管理人员的工作量大大提高，最后没有多余的精力再进行同一标准的档案分类收集。这样看来，过去较为传统的通过纸质文件进行档案管理的方式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了，我们亟需改变这种方式，减少人事管理人员的工作强度。
3人事档案管理问题的应对策略
3.1对传统的人事档案管理制度进行改革
我们已经知道，过去传统的人事档案管理制度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我们应当对传统人事档案管理制度进行一个全新的更新，推陈出新。例如：在收集人事档案的期间，档案收集人员应该对需要收集的数据内容有着明确的了解，清晰的确定档案数据来源的真伪及来源途径的可靠性。另外，在甄别档案的内容时，要确保取用的内容是有用的而舍弃掉没用的信息。其他部门调阅档案时，我们应当对调阅人的权力进行严谨的考核，避免档案内容的意外泄漏。
3.2尽快转变人事档案内容管理的方式
由于现阶段的人事档案管理方式，档案内容并不能进行联网更新，因此，许多人就利用这个漏洞进行不法的行为。这样使人事档案的管理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也不存在可靠性了。比如：某些人员为了获取更高的职位或者薪水，私自更改自己参与工作的时间，或者提高了自己的受教育程度，这些不法行为很难得到证实，也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人员利用这种行为获取不法利益。所以，要想更好的管理好人事档案的内容，就要加强管理人员的甄别能力，定期对人事部门的档案进行多部门的取证，另外，一旦发现不合格的档案，立即对有关人员进行检查并及时销毁。
4提高对人事档案信息资源的整合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专业人才的综合素质，对于现代社会来说，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应用是现阶段人事管理部门的主要任务之一。一个单位中就是该是科技人才荟萃，是专业技术人员是推动一个单位发展的重要表现。因此，对于人力资源管理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人事档案亟需通过改革创新来改造自己。对事业单位的人事档案管理信息资源进行开发利用，为企业发展服务是十分现阶段的首要发展任务。（1）人事部门应该主动积极向企业中的各部门提供工作人员的信息数据。要更好的发展一个部门，离不开各个员工的积极努力，但是，如何获得每个员工的专业能力程度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现阶段的工作中，人事档案管理部门应当积极主动的将每个工作人员的信息数据以及相应的变更提供给其他部门，以便部门更好的安排每个员工的工作岗位，获得更近一步的发展。通过这样的努力，每个工作人员才能都参与到企业单位的发展中，为其做出更好的贡献。（2）人事档案部门应该改变自身意识，从管理部门向服务部门转变。对于传统的事业单位来说，人事档案管理部门原先是作为一个行政管理部门存在于其中，行使的是管理职责而非服务职责，但是这不利于事业单位idea发展。现阶段，人事档案管理部门的相关人员应当尽快转变自身的意识，认识到自己的服务职责，端正自己的态度，为其他部门提供更好的人事信息。（3）提高团结合作的意识，和其他部门共同发展事业单位。在现代社会中，知识的储量极大的影响经济的收入。事业单位是一个整体，由不同的部门来组成，每个部门之间都有着联系。人事档案管理部门最为管理全部人事档案的部门，更需要加强自身与其他的联系，为事业单位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贡献。
5结束语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档案的需求、期望以及档案信息白身性质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档案管理而临着重大的发展机遇与挑战。面对这种新的情况，档案管理人员应该明确档案管理的发展趋势，通过档案管理数字化的实现来应对新形势的变化，适应档案事业发展的需求。档案管理数字化是档案管理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实现的过程中必须对其可行性进行重点分析，在可行性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实施目标与实施方案，确保数字化的顺利实现。
作者:孙艳艳 单位:烟台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