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教学内容无味
虽然政治课本与其他课本不同，它为了与时俱进，几乎每年都有修改，但主要内容变动不大。在多数学生眼中，政治教材内容不仅索然无味，而且大多是在讲套话、空话、大话，很难与实际生活接轨，也很少能在生活中得到应用。此外，政治书本上的文字大多生硬，语言过于官方，学生读起来反而觉得“如同嚼蜡”，出现了读不懂、不想读等情况。所以，教学方式多样、政治课堂“生活化”、应用多媒体教学等，都是提高学生对政治学习兴趣的合理方式。突围策略：催生学生学习兴趣传统的教育理念早已不适合当今“时髦”的学生，教师应及时转变教学理念，研究出多种教学方案，采用多媒体教学，在课堂中引入情境等方式来催生学生学习政治的激情。例如：在学习《影响价格变动的因素》中，如何让学生分清并理解，价值决定价格与供求影响价格？此时，教师可以举一些生活实例，借此使教学内容更加易懂、教学对象更易接受。如以苏州为背景，在前几年，由于房屋需求量增大，房价一路飙升，紧接着“炒房”行为严重，国家决定严厉打击，出台了一系列相应措施，包括加强国有土地调控、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等，所以近年来房价得到控制，再加上人们的购买热度减弱，房价有所下降。试问：如果你是一位房地产开发商，会为了紧急出售房屋而将房价降到十年前的价格吗？此时，学生大多笑了，因为这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在这个事例中，学生可以体会到供求关系对于房价有影响，但真正决定房价的是房屋本身的价值，由于房屋建设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所以它的价值基数很大，房价下降到十年前的价格是不可能的事。教师可以尽量为学生举出一些与生活联系紧密的事例，在学生的生活实际中融入所教的知识，让书本更加贴近生活，催生学生学习政治的热情。
三、课后练习如何选择？
新授知识的巩固离不开课后的练习，在课后习题中，学生可以逐步掌握解题技巧，发散思维，增加学习效率。但是，当今各大书店辅导资料浩如烟海，如何从中选择真正适合学生的？一直以来都是让学生及教师关心且头疼的问题。题海战术耗时耗力，还会让高中生宝贵的时间白白浪费在一些无价值的题目中。“一听全懂，一写不会”的情况也出现在大多数学生的身上，学生对刚接触的知识生疏，学习就像是走迷宫，而教师对于这个迷宫十分熟悉，课堂上教师带领着学生边走边记路，慢慢摸索着最佳通道，所以学生感到轻松，但是课后的练习需要学生独立完成，他们需要回忆课堂上所学到的，如果教师能够精心遴选习题，就像是给了迷宫中的学生一张地图，让他们能够快速走出迷宫。
教师毫不犹豫地提起粉笔在这五个字后面添上一个大大的“爽”字，教室里立刻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有的学生挥舞着国旗，有的学生哼着国歌……大家激动的欢笑已经为这堂课渲染了热烈的气氛。
这一情况完全打破了教师的教学预设。他合上教材和备课本，微笑着说:谁有新买的报纸，请读一读恒大夺冠的新闻吧!于是一个学生自告奋勇读起来:北京时间11月9日，在亚冠决赛的次回合比赛中，广州恒大坐镇天河体育场1∶1战平韩国球队首尔FC。凭借客场进球优势，恒大最终力压对手捧杯，这也是中国球队第一次问鼎亚冠冠军。恒大夺冠是一座丰碑的开始。天河以精彩纷呈的竞技，海纳百川的胸怀，定格在中国足球史上。
接着，教师引导学生对“恒大夺冠对中国足球发展有什么启示”展开了讨论。这次讨论很自然地形成了以资深球迷为骨干，其他球迷随时插入、众口纷纭的局面。临下课时，教师说，我来把大家的意见总结一下吧:恒大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中取得了飞跃的进步，证明了他们的市场化经营、职业化管理道路是成功的。中国足球走上职业化发展道路以来，遭遇的假球黑哨、国家队成绩低迷、俱乐部经营不善等难题，并不能说明职业化、市场化失灵，恰恰是改革还不充分造成的。因此，同我们开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中遇到的其他难题一样，对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必须用深化改革的办法来解决。轻松的话题，激烈的讨论，在分享中国足球跨越进步的喜悦的同时，师生的思想和认识也在不断地升华。
二、时事政治课也要抓住时机，进行思想认识的系统整合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
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毛泽东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转贴于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从现实政治的层面看，对于政治概念的阐明就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论研究总的来说未能赶上时代赋予它的要求，现实政治总是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而理论研究常常落在时展的后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变化、新趋向，这就赋予政治以鲜活的内容和意义，同时也等待政治学作出回答和探讨。比如，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要强调讲政治？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腐败现象也增多了，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现象？为什么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常常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这与政治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回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政治的内涵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问题对于政治研究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如果政治学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就能够获得生机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伟大的时代和活生生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而是照本宣科，因循守旧，那么政治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过程，即使有的人想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政治与经济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使两者水乳交融，虽然从学理上可以把政治与经济作出区分并分别加以论述，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与经济往往是难解难分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看到没看到政治与经济的交互作用，事实上是政治离不开经济，经济也离不开政治；政治之中有经济，经济之中也有政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域就更加包含着政治问题，因为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经济建设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例如，怎样发展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私有化？分配中要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依靠谁来发展经济？工人阶级还是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近些年来，国有资产流失惊人，如何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些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反过来说，政治或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性的，如由政府所承担和进行的税收、能源保护、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经济的宠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等等。如果硬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以为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些是纯粹的经济事务，那些是单纯的政治事务，就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而且可以说连一般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常识都没有，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高中政治课作为宣扬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理念的综合课程，是指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念的方法论，对学生思想政治觉悟的提升有重要意义。作为一门涵盖多领域的课程，单纯的进行理论学习已经不能满足教学发展的需要，当代高中政治教学需要将时事政治讲学融入进来，让学生从对时政的分析中全面系统地理解政治课程内涵，提升教学质量。
一、时政分析对高中政治教学的影响
（一）学生更易剖析问题
高中政治教学以课本内容解析为主，习题练习为辅，属于纯理论的教学模式。学生只有在不断的背诵和做习题中才能加深巩固理论知识，这种模式的学习使得学生缺乏对当前时政的分析，将自己局限在固有的答案中，只会总结过去的经验，而不能提出创新性的理论。将时政分析运用到高中政治教学可以有效的促进学生对当前政治局势的新观察、新研究，在实践的基础上，有理有据的提出新观点，不被固有的答案所限定，开放思维更加有利于学生对政治的理解分析。
（二）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高中政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四大部分，理论知识点多，学生大部分会将理论全部背下来，在答题时多写理论，缺少实践分析，而高考政治考点针对的都是当前时政的分析，学生如果缺少对时政分析的经验，就会陷入迷茫。所以，在教学中，将时政运用到政治中，是对学生进行实践性的指导，让学生从对时政的分析中，不断总结经验，找到时政题型的答题思路，提升学生的实践性学习，以此促进理论知识的运用。
（三）提升教师的政治素养
原有政治老师对政治理论内容理解深刻，但是缺乏对时事政治的客观评价，一是因为教师平时没有时间关注时事政治新闻；二是带领学生做的习题都是主观性很强的政治理论，已经有固定答案但是缺乏创新性评价；三是传统政治教学的模式根深蒂固，难以改变，一旦改革，就需要打乱原有的教学内容，所以，导致老师缺乏时事政治分析。
但是现代政治教学非常注重时政分析，因为教育部已经将对时政的分析列入到高考考纲中，所以，教师在理论不断巩固的时候，再加上对时事政治的时刻关注，能够将对时政的分析与政治理论相互融合，融会贯通，提升自身的政治素养。
二、时政与高中政治教学相结合的措施
（一）教师与学生讨论时政
每天新闻都会实时播报很多事件，所以时政新闻的案例很多，教师应该督促学生关注新闻动态，在政治课抽出十分钟时间与学生讨论时政新闻，这可以有效的促进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关系，也能让学生了解每天的时政动态。并且老师的思维与学生的思维是存在代沟的，老师更偏重于政治理论，但是学生喜欢自成一格，形成一些自己独特的见解，这样的讨论形式有利于开发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学生可以提出新观点。对于国庆阅兵就有很多可以讨论的问题，比如中国的武器装备不断更新会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主席提出的和平理念体现在哪？
（二）历史时政分析
时政分析除了针对当前之外，还应对历史中的大事进行分析，因为历史与政治是分不开的，要学会综合思维理解。比如分析商鞅变法的政治作用和哲学思想，商鞅变法作为改变了战国政治格局的重要举措，对于当时的时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让学生对历史时政的分析一是加强学生多方面的时政理解力，二是针对不同时代的时政有一个总体把握，三是巩固理论知识，有效的将理论活用于案例。从而促进学生的政治分析能力，也让老师的教学内容有新意、有突出，激发学生兴趣。
（三）教师加强时政分析能力
高中政治教学还是以教师为主，所以对于时政的分析，教师需要有较强的理论知识功底，并能对时政分析有独到的见解。高中生学习压力大，每天缺少关注时事政治新闻的时间，而政治老师每天只针对政治学科进行研究，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时政，这就需要教师每天关注民生、社会新闻并进行记录整理，便于在课上对学生进行讲解。这样教师既能够对每天的时政有了解，也能够加深专业能力，再给学生讲学时更加轻松，活学活用。
（四）理论教学联系时政
在对学生进行理论知识讲解的时候，应该针对课文内容适时加入时政案例，比如对人民币汇率调整内容的解读。近期人民币汇率下调，那么对泰国的哪些方面有影响？从新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每年去泰国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如果人民币贬值，那么就会降低旅游经费，使更多的人去泰国。并且泰国每年都从中国进口零件、原料、农产品等，人民币汇率下调会降低泰国的进口成本。教师可以先行分析，然后让同学举出反例分析对中国的影响或是继续加深对国际市场的分析。这样更加有利于教学与时政的结合。
三、结语
时事政治与高中政治教学相结合的方式是对政治教学实践性加强的表现，在政治教学中，只有多加实践，才能让学生更加了解政治的内涵。所以，教师在教学时，应该不断引用时政案列，让学生加以分析，使学生在对时政了解后，更好的将政治的理论点表达出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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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秀艳.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探析[J].考试周刊，2014（67）
一、认同危机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自觉研究的基本问题
当前，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部分人对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学科实践的认同危机。主要表现为一部分人对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理论、学科和实践效果，对其价值和情感等方面缺少认可与支持。还有部分人不赞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学科具有独立性与科学性等，单纯的认为政治教育是知识的汇集，不能成为独立的学科，因而对教育理论性的认可程度不足[1]。也有的人认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理论的指导功能较差，因而，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成果没有认同，觉得思想工作较为形式化，缺少实际意义。在当前社会中，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产生了认同危机，并且主要以隐蔽形式的出现[2]。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欠缺学科与实践认同的问题；在政治教育发展过程中，如果学校不予以真实有效的支持，学生、家庭和社会等不配合，那么，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就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同时，在我国盲目扩招的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生很难找到对口的专业，所以人们会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产生偏见。
此外，宏观社会环境中市场经济的现实存在，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从业者的“三观”影响甚大，如果他们缺少相应的自觉，就难以避免产生认同危机，这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化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自觉概述
对于自觉而言，其属于哲学范畴，主要指的是主体内在的发现以及外在创新时自我意识的解放。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自觉则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从业人员在对其进行研究时，学科理论形态所表现的特色、特质和品位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自觉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从业人员将从事该研究的基本素质予以真实反映，以认识层面为出发点，对政治教育展开描述，通过积极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活动中，进而为教育本身有了基础的认知[3]。通常情况下，自觉具有着反思的特质，是人理性能力的主要体现，也是将事物本身作为前提，进而表现为自我的认知。总而言之，自觉是人所应当具备的认知能力与认知思维等。通过培养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从业人员的自觉，能够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性质有充分的认知，可以表现其从业人员的品位和旨趣等特点。
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自觉结的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价值认知的自觉性。价值认知的自觉性是指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者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研究、实践等重要价值有了自觉意识。实施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并不意味着简单的说教，也不是开展无用的活动，而是将人的精神领域作为主要对象，对思想与行为的转化规律加以揭示。第二，主体性自觉表现。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过程中，主体性自觉主要强调的是对主体自觉的认知。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是我国比较有特色的学科，所有要从国情出发，从时展出发去体现主体性自觉。第三，文化传承自觉性[4]。在政治教育实践期间，要以传统文化为背景，以大众文化为载体开展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三、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自觉培养的途径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从业者自觉的培养和提升，需从以下内外两方面方面入手：
第一，培养专业精神。通常情况下，受到外部化研究发展趋势的影响，主体的伦理观显得尤为重要，从业者具备了怎么样的品质，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活动实际效果息息相关。为了确保从业者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事业更加忠诚与热爱，需要认真贯彻落实职业伦理观。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者与研究者要对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等有深刻的认知，在对学科的认知上存在的错误思想，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以科学的观念认真回答对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所产生的质疑，尽最大努力提升其科学化的水平，从而增强对学科的认同程度。
第二，强调研究意识。在对思想政治教育自觉进行培养过程中，需要通过书写中国故事为主要途径，从业者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深层次的研究，以比较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依据，尤其是针对区域性民族遗存的原生态文化，需要对其进一步展开研究和探索[5]。当前，在一定程度上，在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同方面来看，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导致该问题产生达到主要原因是在理论研究的比较空泛。为了确保思想政治教育自觉能够有效培养，需要对思想政治教育展开一系列的研究，研究的层次更深，对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发展或者是规律性特征等要予以研究。
通过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内部化的研究，可以对其本质有更深刻的了解。内部化比较直接的应对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现实问题。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与机理特征等进行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快思想政治教育向专业化、科学化发展的进程。一般来讲，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而言，主要是通过实施思想政治教育选题、观点等很多环节，进而有利于将原生态的文化特征表现出来，其也是构建民族文化的主要因素，通过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研究成果加以利用，能够最大程度的将其引入到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本体中来，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作用，可以有效解决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最为本质的问题。
当前，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研究比较重视对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的研究。在培养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时，我们应当将学术研究看成是比较主要的事业，这对取得更大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效有很重要的意义。还要认识到，在对思想行为的转化规律进行科学解释时，需要将意识形态渗透在社会内在的机制中，因为，如果人的道德行为产生了心理上的缘起，将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提供理论帮助与指导，对思想政治教育自觉的培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6]。
四、结束语
目前，在认同危机的语境中，工具理性超过价值理性，造成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不尽人意，因而需要增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从业者自觉。这种自觉的培养，不仅需要体现专业素养，更要有研究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加快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专业化的建设和科学化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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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章宗艳.认同危机与思想政治教育自觉[J].前沿，2013（16）：54-55.
[3] 鲁全信，李虹.大学生文化认同危机与思想政治教育[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0）：169-170，204.
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是使教育赢在起跑线、赢在课堂、赢在实践的前提。笔者认为，教师应该将具有时效性、生活味的时事教学渗透到学生们的课前活动中，提高学生的政治敏感度，引导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以小组合作探究的学习模式，开展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时事热点探究，并在课前做小组汇报，分享小组活动成果，并在班级范围内展开热点讨论。
教学高中政治《政府职能：管理与服务》这一课时，笔者考虑到，高中阶段的学生对于政府职能这个话题较为陌生，缺乏全面的认识与理解，因此，在教学前，笔者给学生们留下了一道难题。首先，笔者利用多媒体课件，为学生呈现了近期各国人民密切关注的热点时事――马航客机MH370失联事件，并以此为主题，抛砖引玉提出疑问：从各国政府，尤其是中国政府与马来西亚政府在此次事件的表现中，你发现了什么？在你看来，政府应该具备怎样的职能？随后，笔者引导学生以日常政治学习小组的形式，开展小组探究，收集、分析材料，并在下节课前做小组汇报。通过时事分析与汇报的形式，将新授知识融入其中，引起学生对于新授知识与时事热点的关注，帮助学生理解、感知新知识，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学生们的政治素养。
二、辅助案例教学，增强学生认知能力
高中政治较之其他课程，具有理论抽象、逻辑严密、条理清晰、结构严谨的学科特征，对学生而言，理解起来较为吃力，运用起来较为生疏。而时事政治，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具有话题感与立体感，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对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自觉关注与思考，能够有效地引导学生通过生活热点进行知识迁移，增强学生的政治认知能力。因而，在实际教学中，笔者有意识地将时事政治以案例教学的形式渗透在课堂教学，特别是在理论知识的分析中，实现知识的正迁移。
教学高中政治《感受文化影响》这一课时，笔者考虑到，高中阶段的学生已经具备较为丰富的生活经验与较为成熟的认知能力，他们对于文化影响这一话题已经有着或深或浅的认识，但是在教学过程中，如何深化这种感受，激发学生们的情感体验是本课教学的难点。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在教学导入环节中，以近来备受高中学生追捧的韩剧《来自星星的你》作为辅助案例，用多媒体课件与同学们分享了《来自星星的你》对时下高中生穿衣打扮、说话习惯、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影响，以学生最为关注的时事话题，激发他们主动加入课堂、积极探讨话题的愿望，从而使得学生对于文化影响的感受更加具体、更加深入，并启发学生将这种兴趣与感受迁移到本课的教学过程中，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三、充当练习背景，活化政治理论知识
高中政治与时事政治，两者互通有无，联系密切。根据这一特点，教师在讲授高中政治的过程中，既要进行时事政治教育，又要抓住时政特点加以运用。同时，时事政治的运用并不是生搬硬套，要讲究方式方法。在高中政治课教学中如何运用时事政治更好地为学生学习服务，更好地达到教学目的，本文将结合两者的关系展开论述。
一、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作用
1 扩充高中政治教材知识
传统的高中政治教材比较重视理论的系统性与完整性，一旦编订之后，就具有一定的固定性与连续性，即使每一次修订之后，也仅仅是增加了一些图片、更新了一些案例，与现实社会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而且高中政治课程考试中，所呈现出的背景材料几乎都是新近的时事政治以及相关术语，而这些时事政治、术语在高中政治课程教材中却完全没有，如果高中政治教师不在课堂上对时事政治相关内容进行补充，高中生根本无法应对课程考试。
2 培养学生运用理论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现代教育体系下，高中政治教学不再是简单的考察学生知识的记忆与理解，而是培养学生可以运用理论知识，以时事政治为载体，分析、解读材料的综合能力。但是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高中政治教师的教学重点都放在如何教会学生答题并力争将答题的知识点模式化，而较少涉及时事政治教育。而这种教学模式，导致高中政治成为学生负担，枯燥而乏味。将时事政治引入到课堂教学中去，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产生内在学习动力，变被动为主动的探索与思考时事政治政治事件，促进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思维能力的提高与扩展。
3 转变教师角色
传统的高中政治教学中，教师是教学的主体，而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课题，教学模式采取灌输式或者填鸭式的应试教学模式，老师讲的很精彩、很累，学生听的无趣，结果就是教师的孤芳自赏与学生学习效率的低下。这种教学模式势必成为师生间的鸿沟，无疑是低效的。发觉教科书引领教学活动的功能，尽可能提供多种活动设计，引导学生主动收集资料。这种新型教学理论产生的就是探究式教学、案例式教学、问题式教学，而将时事政治引入到课程教学中去，就可以让教师走出说教怪圈，将课堂还给学生，解放教师，上升到引导归纳总结的高度，让教师与学生在智慧碰撞的舞台上共同进步，共同转变师生角色。
二、高中政治课堂中时事政治教学的现状
1 社会热点选材不恰当
当前很多高中政治教师在选择社会热点时没有仔细甄别，加以分析，眉毛胡子一把抓。这样就容易忽视不同事件之间微妙的联系，选出的新闻既不贴近课本知识，又不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造成学生不感兴趣，不愿去了解的现象。
2 对时事热点的关注过于形式化
高中政治教师为了最大限度的利用课堂教学时间教授课本知识， 通常仅用课前或课后一两分钟的时间把时事新闻一带而过，教学随意性强，对学生没有说服力。另外，教师往往会忽视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时事新闻在整堂政治课中所起的贯穿作用，不能合理利用这些时事热点对学生进行教育，教学效果差强人意。
3 对于时事新闻的评价不够客观
某些政治教师在对时事新闻进行评价的时候， 往往会因为自己的主观意图对事件本身的错误认识而带给学生错误的信息，导致学生思想观念存在误区。再者，由于高中生面对高考的压力，教师不愿将时间浪费在时事政治的教育上，只是在高考前的最后冲刺时挑一些自认为比较重要的时事事件， 强迫学生记忆。
三、时事政治与课堂政治的搭配与互补
1 以政治课本为主，以时事政治为辅
现如今学生对抽象的概念性的知识，掌握理解能力比较弱，但是他们对于重大事情的参与意识与责任心却比较强。同时时政的内容与教材理论之间也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首先，时政资源是课本内容的具体体现，它的全部内容都是来源于课本基本理论知识；其次，课本中抽象、空洞的内容要通过时事政治一个个真实的例子来说明，以促进学生的理解。两者相辅相成，成为政治课堂融洽的“伴侣”。把时事政治引进政治课堂，不仅解决了学生们学习知识难点的困境，而且还有助于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增强他们的综合分析能力，避免了学生们课下死记硬背难题。
2 时事政治的引导下开展新课教学
如何让学生对即将学习的内容产生兴趣，让学生在每一节课上都有新感觉、新发现、新体验，并使学生产生强烈的求知欲，在时事政治的引导下开展新课教学不失为一项最有效的途径。在时事政治引导下开展新课教学，首先需要寻找相应材料，只有相宜的时事材料，才能为课堂教学设计良好的开局，比如在学习立志做祖国需要的人才时，列举吴文俊和袁隆平院士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事实，我们国家提倡“尊重知识、崇尚科学，依靠科技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和造就大批高素质科技人才”，以此来激励学生立大志，树宏愿，鼓励学生将自己的理想与祖国的未来相结合，为国家的荣誉和建设贡献力量。
3 多样性时事政治素材
在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素材来源是广泛的，但时事政治素材内容也是十分丰富的。从承载素材材料上来说，包括声音、图像、文字、以及由它们结合在一起的多媒体资料，从具体内容上讲，可以是文字、图片、漫画、音乐、相声小品、视频声像等，单就时政问题而言，不仅包括经济文化、社会科技、民生教育等细问题，还包括国内政治和国际时政等大问题。所以说，时事素材具有很多来源途径，它可以丰富学生们的阅历，增加学生的课本以外的知识。
总之，高中政治课堂教学要将理论知识与时事政治结合起来，为课堂教学营造丰富的认知环境，唯有此，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以提高高中政治课堂教学效率。
参考文献
[1]游庆红.刍议高中时事政治教学策略[J].文学教育（中）2011（07）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
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毛泽东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
一、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课中的重要作用
（一）关注时事政治，联结教材知识点
高中思想政治教材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抽象性、理论性，所以学生们在进行学习时就缺乏兴趣，要想激发学生学习思想政治课的兴趣，想使高中政治课的课堂充满活力，就要把时事政治带入高中政治课堂，因为时事政治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学生，让学生们讨论自己身边的事情，讨论最新发生的事情的热情较高，而且大部分的时事政治又都能在教材中找到理论依据，可以通过时事政治让学生们对思想政治教材中的知识点有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同时思想政治教材中的一些思想与理论可以指导学生正确、客观的评价时事政治，只有把时事政治有效地运用到高中政治课堂中，才能更好地发挥教材与时事政治的作用。
（二）关注时事政治，拓宽师生视野
时事政治中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内容，所以教师与学生积极关注时事政治，可以使教师在教学时，学生在学习时，了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最新知识，拓宽师生的视野。
（三）关注时事政治，提高学习效率
时事政治的内容比较新颖，比较贴近生活、有趣味性，所以学生对其比较感兴趣，时事政治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引着每个同学，教师通过时事政治的讲解，可以使平时在学校里的学生高效地了解国家及国际间发生的重大事情，这不仅仅节约了学生的学习时间，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而且还拓宽了学生的知识，开拓了他们的视野。
（四）关注时事政治，巧拿文综高分
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每年的6月8日上午都进行文科综合与理科综合的考试，考过文科综合考试的同学知道，文科综合的很多题目都与时事政治联系起来，而且有些题目直接就考察考生对于时事政治的了解情况，文综考试中时事政治所占的比重较大，所以多关注时事政治，并找到其对应的知识点，有利于文综拿高分。
（五）关注时事政治，提高教学水平
思想政治课教师在给学生们导入新课、讲授新课、复习旧课或者要拓宽学生的视野时要引入时事政治，教师在引入时事政治时不是毫无目的的引入，而是要找到所涉及的时事政治与所要讲授的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想好怎样更加准确、客观、公正的来看待某一时政问题。教师经常进行着时政热点与教材知识点的对接，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课教师的水平与能力。
二、高中政治课时事政治教学的方式
由于教学条件的不同，教师水平的差异，学生的基础参差不齐，教学内容不同的各种情况。高中政治课中运用时事政治的方式也千差万别，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课的时间点也会不同，教师应该合理的安排应用时事政治的时机。笔者将高中政治课堂运用时事政治的时间分为课前、课中与课后。
（一）课前将时事政治运用于高中政治的方式
1.轮流播报，随时点评。高中思想政治课下课时，政治课教师安排下节课上课进行新闻播报的学生，每次上课前1-3分钟由同学播报最近关注的新闻，当该学生播报完毕后，教师随机找同学对刚刚播报完的新闻进行评价、发表自己的观点，最佳效果是让学生联系到以前所学的知识点，最后由教师给出评价，这样不仅能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还让同学们高效地了解时事政治的相关内容，把时事政治与理论知识结合起来。
2.时事政治走进导学案。在新课改的背景下，有很多高中开始实施导学案，导学案可以起到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探究的功能。教师在教授高中政治知识点的时候，可以让高中政治走进导学案。例如在编写高中政治生活第一课第三框的政治生活《崇尚民主与法制》这一课时，就可以把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导学案，让学生了解国家最近发生的重大活动，制定的重大方针、政策。
3.用时事热点导入新课。教师在教授课程的时候，也可以由时事热点来导入新课，既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可以使导入的时事政治与课程内容联系起来，加深学生对教材知识点的理解。教师给学生们讲到经济生活第二课《多变的价格》的第一框《影响价格的因素》时，可以向同学们介绍国家统计局2014年12月18日的11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情况显示，与去年同月相比，70个大中城市，价格下降的有68个，上涨的城市有两个，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房价下降了呢？教师可以让同学们带着这个问题去学习，从而让学生们了解到供求影响价格，加深同学们对供求影响价格的认识。
（二）课中将时事政治运用于高中政治课的方式
1.开展时事政治竞赛。教师可以把全班同学分成若干小组，教师提前写一些时事政治方面的题让小组抢答，若哪个小组了解的时事政治的知识多，回答的准确性高，教师就给予奖励，让思想政治课课堂充满活力，培养学生学习思想政治课的兴趣。
2.开展时事政治讨论课。由于学生的知识水平、个性及家庭背景与成长环境的各方面的不同，对于同一时事政治所持的观点看法会有所不同，教师可以根据高中思想政治课讲课的需要，找到与所学知识点相关的时事政治让同学们畅所欲言的进行讨论，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样可以开阔学生的思路，拓展学生视野，生生之间进行思想火花的碰撞，可以使学生们对时事政治的认识更深更广。
3.开展时事政治的专题讲座。专题讲座具有系统性、全面性、信息量大等特点，开展时事政治专题讲座可以让学生系统的、全面的了解某一时事政治问题。教师可以根据国内国外发生的重大事件、重要活动以及国家做出的重大方针、政策，举行某一方面的专题讲座，给同学们传播时事政治知识，让学生们了解世界格局和社会现状，让专题讲座中所讲的时事政治知识激发学生学习高中政治课的热情。
4.知识点对接时政点。让时事热点贯穿于整个思想政治课教学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教师在讲到加强党的建设方面的知识时，教师可以给同学们展示最近两年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时反腐的案件。在讲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时，教师可以把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在北京举行这一时事政治引入到课堂中来。让学生们了解今年APEC会议的主题为“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APEC已就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建设等重点议题达成了广泛而深入的共识。
（三）课后将时事政治运用于高中政治课的方式
1.教师布置作业。在一节政治课结束以后，教师可以根据自己最近了解到的时事政治新闻并结合所学知识给学生出一些有关时事政治方面的试题，让同学们通过做题来了解时事政治，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2编制黑板报。教师可以将一个班的学生按特长与个性的不同划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都有机会编写黑板报，黑板报中主要包含最近一周的时事政治热点问题，黑板报展示在教室中让每个同学都可以看到黑板报中的时事政治热点。
将时事政治渗透到高中政治课的方式有很多，教师不可能在一节课中将所有的方式都用上，那么就要求教师依据教学内容、学生水平、教师环境与条件，选择合适的方式将时事政治运用到高中政治教学中。
三、时事政治运用在高中政治课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途径窄，时事政治难把握
现在很多地方的高中学校，学生没有方便的上网条件，更有一些学校不具备电视，也不具备听时事广播的设备，再加之现在很多高中学校限制学生带手机，这样同学们也不可以通过微博、腾讯新闻等来了解时事政治。同学们了解时事政治只能通过教师讲解或者看一些《政治周报》来了解时事热点，这样了解到的时事政治带有教师的主观色彩或者具有滞后性。
（二）时间少，时事政治难以了解
由于高中学习任务重，学习时间紧迫，即使有条件了解时事政治，学校也不会给同学们足够的时间去看新闻，再加之现在的“一考定终生”的考试制度，让高中的学生把大部分的时间用在了一些高考分值较大的科目上，学生自身也不愿意把时间用在了解时事政治上，所以学生也会因为时间少，了解到的时事政治不足。
（三）知识水平的限制，时事热点与知识点难对接
由于高中大部分学生还没有形成完备的、成体系的知识体系，所以在看时事政治时不能很好地使其与教材中的知识点进行联接，也不能全面、准确、客观的评价时事热点，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教师在导入新课、讲授新课、复习旧课等一些教学活动运用时事政治的难度。同时由于一些教师其自身的知识水平的不足，对时事政治的关注度不够等因素，也会使时事政治与知识点难对接。
四、提高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课上高效的措施
通过以上描述，时事政治运用于高中政治课中是非常必要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提高时事政治高效的应用于高中政治课堂呢，笔者认为要增加了解时事政治的途径、时间、提高教师的能力。
（一）增加了解时事政治的途径
教室是否是多媒体教室，教室中是否有电视，学校上网的方便程度等都会对时事政治在高中应用有影响，一个上网不方便，教室里也没有电视和多媒体的地区，学生们只能通过教师讲授的方式给同学们讲授时事政治，同学们不能观看图像、声音、图片、视频等，同学们了解到的时事政治抽象、不生动，对时事政治的了解缺乏全面性与准确性，所以要保证时事政治在高中课堂中高效的应用，学校要具有良好的硬件条件，国家要加大对学校硬件设施的投资。
（二）增加了解时事政治的时间
教师应该每天留出至少半小时的时间，让学生们了解时事政治，可以让同学们通过教室中的电视观看新闻联播，也可以让学生阅读政治报纸，也可以开展知识竞赛与讨论会等等。
【关键词】 文学与政治/叙事/经典化/拟剧/政治文化/政治无意识
应该从“账面”与真实两个方面分别论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我们先来从“账面”的关系说起。长期以来，文学和政治是“熟悉的陌生人”，都自以为对对方知根知底，但实际上误解重重。文学家往往把政治当作运用权利对自己进行压制的怪兽（利维坦），忘记了文学与政治的种种玄妙的渊源关系。政治家又往往拒斥文学的复杂性，总想把文学简化为工具（传声筒），或者变为建构自身的砖瓦，或者作为解构他人的弓弩。文学家和政治家实际上在进行一种“平行游戏”（注：平行游戏指儿童游戏时靠得很近，但并不一起游戏，每个儿童的游戏都互相独立。见[美]詹姆斯·卢格：《人生发展心理学》，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365页。）。
但是，在实践中，二者的关系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政治不是文学的简单目的，文学也不总是处于被钳制的地位。文学促进了政治的多向度发展，政治的发展也为文学的多样性提供了空间。在“符号秩序”的生产和流通中，文学与政治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各自都是对方重要的“贸易伙伴”。套用福柯的话，我们也许可以说：
在文学中，有什么不是对罗马的赞扬？
在文学中，有什么不是对革命的召唤或恐惧？（注：福柯指出：“权利问题不可能再与奴役、解脱和解放的问题分开。佩特拉尔格曾思考：“在历史中有什么不是对罗马的颂扬”那么我们思考：“在历史中，有什么不是对革命的召唤或恐惧？”见福柯：《必须保卫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
文学与政治互相渗透，互相缠绕，互相影响，构成了生态学的协同演进关系。
一 叙事——文学对政治合法性的建构方式
利奥塔把科学与其他各种知识都归结为叙事：“科学希望它的陈述是真理，但是它没有将其真理的合法性诉诸它自身。”（注：转引自姚大志：《现代之后：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237页。） 政治也是如此。而叙事的功能恰恰在于提供了人类所有知识的原初合法性。利奥塔说：
叙事（如神话、传奇或寓言）讲述了某些英雄的故事，这些英雄的业绩直接赋予故事发生时的社会机构以合法性，而间接地牵涉到现存社会的机构的合法性。“叙事”通过故事的讲述提出了一些评价事物的标准，根据这些标准，人们能够知道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注：Lyotard，Jean-Francis，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lated by Geoff Bennington&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p. xxiii.转引自姚大志：《现代之后：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234页。）
文学是最基本最主要的叙事形式，例如利奥塔在上文中列举的神话、传奇或寓言都属于今天知识类型划分中的文学的范畴，因此，叙事的功能可以看作文学对政治合法性的建构中所起的“上行作用”。
一切政治家所“耿耿于怀”的，总是大众对其政权是否有认同情感。人心向背，是一切国家、政府和统治秩序的存亡之本。“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老，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记正义》卷三十七）。礼乐“同民心”方可出政刑之“治道”。
中国有“盛世修史”之说，而修史就是通过对以往的社会实践、尤其是政治实践进行叙事，建立政治合法性的工程之一。根据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叙事决不是完全客观的记述，它是历史学家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历史重新编织的过程，它是通过讲述的权力试图建立新的秩序的重要途经。在中国，《史记》以来的历史著作的编纂表明，修史甚至已经成了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文学也加入了这种大合唱。洪子诚指出：50年代开始，就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概念出现。……以对历史“本质”的规范化叙述，新的社会的真理性作出证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动对历史的既定叙述的合法化，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期中的民众，提供生活准则和思想依据——是这些小说的主要目的。（注：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107页。）
洪子诚教授在复述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中有关“革命历史小说”的观点时说：“他指出，我们在过去评论文革时，认为权力往往压抑真相，创造弥天大谎，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事情可能要复杂得多。‘权力’并不害怕、回避‘真实’，而是非常需要‘真实’这种东西；收集、控制‘全部真实’，然后加以分配、流通、消费和‘再生产’。当代叙述的秘密不在于凭借‘弥天大谎’，而在于界定‘真实’的标准，对‘真实’的组织编排，以及分配享受‘真实’的等级。”（注：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1页。）之所以把历史与小说这两种现代知识论中完全不同的类型混为一谈，根本的原因不仅在于真实更在于政治的合法性，因为，小说一般是以虚构为特征的，推导到“真实”还需要一些迂回曲折的勾连。当政治转换为叙事的时候，它就会弥散为在人们的信仰和观念、行为与习惯中的“流动的秩序”，变得亲近而温和甚至优美起来。
所以，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三家巷》、《红岩》等长篇小说，已经发生的中国当代史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景象。
二 拟剧理论——文学与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成为一种视角和方法，起源于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和维尔博（Sidney Verba）1963年发表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人民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一书。根据阿尔蒙德的观点，该书使用的政治文化概念“强调政治知识和政治技巧，以及对于政治物和政治过程——对于整个政治制度、对作为参与者的自我、对政党和选举、科层机构等等——的感情和价值取向”（注：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 eds. 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Toronto， 1980， p. 27.转引自童世骏：《政治文化和现代社会的集体认同》，《二十一世纪》，1999年4月，第52期。）。
实际上，根据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的拟剧理论（注：[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徐江敏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经典和整个文学的主要功能是为社会（包括）这个“剧场”提供剧本。设计剧情发展，规定人物台词和动作。而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经典和文学就是人们政治行为和态度的剧本。
那么在政治和其他社会过程中人们（包括政治精英和普通公民）所依据的剧本是什么？是周围人们的行为“示范文本”（不成文的习惯、惯例）和各种成文文本（包括法律条文、文学经典等）。而由于行为文本的零散性、流动性，人们在其中往往无法直接观察和体会政治行为的规则，因此，才有《红楼梦》第五回中的一副对联：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实际上，这副对联道明了“剧本”（学问、文章）与“演出”（世事、人情）的对应关系或者“互文性”，不仅仅是什么“封建阶级陈腐的说教”。贾宝玉采取了“去政治化”策略，似乎学问和文章是永远不会与仕途经济纠缠的，但这种策略的恰恰反衬了政治的神秘化。
据《宋史·赵普传》记载，北宋著名宰相赵普曾经对宋太宗（赵匡胤）说：“臣平生所知，无不出此（《论语》）。昔以其半辅太祖（赵匡胤）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此即后世“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来历（注：罗贯中：《宋太祖龙虎风云会》杂剧第三折《倘秀才》：“卿（赵普）道是用论语治朝迁有方，却原来只半部运山河在掌。”）。显然，赵普是把《论语》当成了战争和治理的手册，虽有夸张，但其言仍然不谬。
因此，中国的传统经典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剧本。而这种典籍所培育出的政治文化生产了两种相辅相成的意识，一是君王意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朕即国家”。二是臣民意识，事君如事父，分享“天下”的“幻相”，“做稳奴隶”。二者之间又构成了“合谋”的关系，天下于是“其乐融融”。
所以，政治上的角色也是“做成”的，而不是天成的。政治学里的精英和公民这两个词正好可以合并为哲学里的“主体”范畴，而且分解了它的两个义项，一个是积极的，一个是消极的。现代社会里，公民首先是作为法律上的“权利主体”来定义的，主体表明了自由的主观意志，主体做出行为。但是，这种所谓的“权利”本位论遮蔽了另一个真实，主体同时也是一个服从者，是被决定的。后现论一般认为要成为主体，就必须要成为各种制度（政治制度、科学话语）的服从者。文学中有两个词分别指涉主体和臣民——性格和命运。每个人的实际境遇都是性格和命运互相作用互相生成的结果。没有纯粹的性格悲剧，也没有纯粹的命运悲剧。好的作品总是深刻地反映了两者的纠葛。
现代政治中核心的角色是公民。它在很大程度上也由文学生产的。文学通过“描写”现代政治与社会的场景，在这种场景里人物的行为模式，积淀出许多惯例，提供新的公民角色认同，同时纪录和改编了政治过程潜在的“演出脚本”。文学的新类别——小说与新时代的公民几乎是伴生而来的：“美国批评家南希·阿姆斯特朗（Nancy Armstrong）认为18世纪的小说和行为指南创造了‘现代的个人’，这个个人首先是女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现代人的属性和价值都是从感情和个人的品质中生成的。……到后来才扩展到男人。阿姆斯特朗认为这个概念是通过小说和别的捍卫情感和个人价值的话语得以发展和拓宽的。如今这个关于（主体的）属性的概念通过电影、电视和各种话语得以延续。这些电影电视和话语的设计和情节都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人，一个男人或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注：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文学使《人权宣言》中的抽象设想成了具体生动的形象。
所以文学是培养精英（政治精英的亚文化来源于更高的教育程度，也即更多的文化文本）和公民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土壤，是政治文化再生产的主要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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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治对文学的介入——文学的经典化过程
政治权力对文学的政策除了极端的文字狱和绝对的放任外，主要的策略是对文学的经典化过程的介入。“介入”一词完全是中性的。政治扶持主流文学的发展。而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为政治的多向度发展提供了空间，文学的多样性促进了政治的发展，文学与政治构成了生态学的协同演进关系。
政治介入文学的目标为什么选择经典呢？因为经典是文学的“关键种”，对整个“文学群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它的涨落演替决定着文学群落的涨落演替。经典既是阅读和教育的中心也是作家和大众学习模仿的源泉和典范，同时，经典还有跨文学的泛文化功能：
经典的功能之一就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模式。（注：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49页。）
因此，经典的主要功能是为社会这个“剧场”提供剧本，编写情节，指派人物角色，设计台词和动作。
佛克马、蚁布思在《文学研究与参与》中讨论西方经典的重要性时指出：文学经典在中世纪的重要性来源于它统治着整个的教育。除了学校之外，只有其他两种社会机构被授予了权力：教会和政府。或者如恩斯特·罗伯特·古提斯的简要的概述：“存在着学校的文学传统、政府的司法传统和教会的宗教传统：这些是中世纪的三个世界性权力机构：教育权、帝权、神权。”（注：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0、125、126页。）
而中国古代的教育主要是围绕“四书五经”来展开的。
因此，文学与政治之间事实上是通过“成规”连接起来的：成规是行为之中或行为与信仰之中的规律性，它们是任意的，但却使自己永存，因为它们符合某些共同的利益。过去人们对它们的遵奉，使得他们将来也会遵奉它，因为它给予了一个人继续遵奉下去的理由；但存在着可以选用的另外的某种本可以取而代之的规律性，而且一旦开始了就会以同样的方式使自己永存。（注：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0、125、126页。）
施密特指出：“一个社会中规定在某种情况下采取某种行动的一条成规必须是社会成员中共同预设了的一种知识，因此：对于采取这种举动存在着一个先例或者协议；由于这个先例，该社会中的所有成员期待他人采取此种举动；由于这一期待，所有社会成员在适当的情况下都将会采取这种举动”（注：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0、125、126页。）
所以，成规也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政治介入文学实际上就是建立和修订社会“成规”的行为推进公众（读者）对社会规范的认识、认同和理解。遗憾的是，在大众的刻板印象中似乎法律的规范才能影响社会的成规。
经典生成后它的边界仍然是流动的，即经典本身还有演替的过程。而政治往往是经典演替的环境因子和目标。例如，德国在1859年对席勒和歌德的经典化，二战期间的苏联对伟大的古代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注：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4—45页。）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产生了经典构成的新的样式。与经典的原生过程和涨落不同，因为那的确是一场革命，几乎所有的传统经典都被当成了“四旧”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去经典化），新的经典在革命的加速器中生产着，真正的“断裂”出现了。整个过程我称之为“再经典化”。但是，就文革而言，决不应该看成政治对文学的胜利，那实际上是一个荒漠化时期，政治尤其是政治中的民主和自由都受到了践踏。首先是政治的退行性演替，接着引起了文学的退行性演替，结果是政治与文学的“双败”。
文革结束后，被“去经典化”的许多作品又重新被发掘出来进行“再经典化”，起因仍然是政治本身的转变，而当“生活政治”兴起的时候，沈从文、钱钟书、周作人、张爱玲等人的作品又成了出土文物，经典的结构又重新回到多元化的格局。
四 文学对政治的祛魅
文学对政治的解构，与其一般地理解为对某种政治派别或者政治主张的否定或反对，毋宁在于将政治无意识文本化，使我们有机会看清它的真面目，终于文学对政治的祛魅，拆穿政治仪式的神秘性。杰姆逊（又译詹明信）指出：“历史不是一份文本，不是一种叙事，也不是主符码或其他符码，不过作为一个不出场的原因，除了在文本的形式中对我们却是不可及的，我们要对它即真实本身进行研究，只有先通过它在政治无意识中的文本化和叙事化。”（注：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5、12页。）政治的文本化导致了政治与审美构成了错综回环的关系。
杰姆逊从“文本意识形态”归纳出了一般的“政治无意识”，指向三种不同层次的语境，提供给人以不同的认识事物的框架。即1.直接的社会历史层面；2.更大的阶级间的互动关系；3.生产方式。（注：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5、12页。）
因此，在政治过程中乃至文学中，政治的合法性能够以“温和的方式”施展符号暴力权力（注：[法]P．布尔迪约J－C.帕斯隆：《在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2002，第26页。）。同时也正是文学在自我解构中渗透了对政治的解构。在文学的实践和理论中发展起来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理论特别值得关注。文学中的所谓元叙事不同于利奥塔所谓的元叙事，即“把所有的证明规则整合成一个总体性证明”的陈述。利奥塔已经指出了这种元叙事的不可能性，并且将它转换为“去合法化”（delegitimation）问题（注：[英]詹姆斯·威廉姆斯：《利奥塔》，姚大志 赵雄峰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6、47页。）。文学中的元叙事是关于叙事的叙事理论，它揭露了言说的“我”与行动的“我”分裂的事实，质疑言说的权威性和真理性。文学的元叙事因而也构成了对文本意识形态的解神秘化过程，或者说是对政治的解码。政治的美学风格主要是崇高，优美兼之。而文学的元叙事使文学总是呈现出反讽的风格，充满对语词与言说的质疑，充满对语言所指称的世界的质疑。甚至“作者”也走进小说指指点点。这样，文学作为精神圈里的不同“群落”又的确和政治发生竞争和“争辩”的关系。
目前，我们应该把文学所有的错综性和复杂性都看成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机制和社会实践。……不论什么正统思想、什么信仰什么价值观，文学都可以编排出各种不同的、怪异荒诞的故事来嘲笑它，以模仿的方式戏弄它。文学一直有通过虚构而超越前人所想所写的东西的可能性。从萨德侯爵那些描绘出一个行为产生于欲望不受任何约束的社会里会发生什么的小说到萨尔门·拉什迪的《撒旦诗篇》，那些诗作因为在讥讽和戏谑模仿的语境中使用了神圣的名字和主题而引起了轩然大波。不论任何看似合乎情理的东西，文学都可以使其变得荒谬不堪，都可以超越它，都可以用一种向其合理性和适当性提出质疑的方式改变它。（注：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2页。）
阿多诺甚至认为：“艺术作品的伟大性，单单在于这一事实中：它们向意识形态掩饰之物发出声音。它们的成功超越了伪意识，不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注：阿多诺：《文学笔记》Vol. I， 39，转引自[加拿大]谢少波：《抵抗的文化政治学》，陈永国、汪民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77页。）
利奥塔思考了文学的否定性，它的一个来源是：“在后现代状况下，优先性被赋予了崇高的情感，而崇高的情感同语句所表达出来的描述是连在一起的，这也就是同事件相连的情感。这种情感把行动的冲动和任何行动都不会是正确的行动这种情感聚合在一起。”（注：[英]詹姆斯·威廉姆斯：《利奥塔》，姚大志 赵雄峰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第146—147、147页）所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证明迥异（deferend），也就是说，证明一般的事件与我们关于这些事件的表述和理解之间存在着绝对的差异。”结果产生了“不可公度的语言游戏和风格（genres）。”（注：[英]詹姆斯·威廉姆斯：《利奥塔》，姚大志 赵雄峰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第146—147、147页）
历史上，柏拉图非诗，孔子删诗都是极具“远见”的，他们参透诗（歌）与（政）治之间的张力。
文学家和批评家们往往强调文学的“自足性”或者“超越性”神话，这里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新写实主义流派（按文学生态学的术语可以称之为文学群落），通常批评家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流派的政治意味。
(一)学生更易剖析问题
高中政治教学以课本内容解析为主，习题练习为辅，属于纯理论的教学模式。学生只有在不断的背诵和做习题中才能加深巩固理论知识，这种模式的学习使得学生缺乏对当前时政的分析，将自己局限在固有的答案中，只会总结过去的经验，而不能提出创新性的理论。将时政分析运用到高中政治教学可以有效的促进学生对当前政治局势的新观察、新研究，在实践的基础上，有理有据的提出新观点，不被固有的答案所限定，开放思维更加有利于学生对政治的理解分析。
(二)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高中政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四大部分，理论知识点多，学生大部分会将理论全部背下来，在答题时多写理论，缺少实践分析，而高考政治考点针对的都是当前时政的分析，学生如果缺少对时政分析的经验，就会陷入迷茫。所以，在教学中，将时政运用到政治中，是对学生进行实践性的指导，让学生从对时政的分析中，不断总结经验，找到时政题型的答题思路，提升学生的实践性学习，以此促进理论知识的运用。
(三)提升教师的政治素养
原有政治老师对政治理论内容理解深刻，但是缺乏对时事政治的客观评价，一是因为教师平时没有时间关注时事政治新闻;二是带领学生做的习题都是主观性很强的政治理论，已经有固定答案但是缺乏创新性评价;三是传统政治教学的模式根深蒂固，难以改变，一旦改革，就需要打乱原有的教学内容，所以，导致老师缺乏时事政治分析。但是现代政治教学非常注重时政分析，因为教育部已经将对时政的分析列入到高考考纲中，所以，教师在理论不断巩固的时候，再加上对时事政治的时刻关注，能够将对时政的分析与政治理论相互融合，融会贯通，提升自身的政治素养。
二、时政与高中政治教学相结合的措施
(一)教师与学生讨论时政
每天新闻都会实时播报很多事件，所以时政新闻的案例很多，教师应该督促学生关注新闻动态，在政治课抽出十分钟时间与学生讨论时政新闻，这可以有效的促进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关系，也能让学生了解每天的时政动态。并且老师的思维与学生的思维是存在代沟的，老师更偏重于政治理论，但是学生喜欢自成一格，形成一些自己独特的见解，这样的讨论形式有利于开发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学生可以提出新观点。对于国庆阅兵就有很多可以讨论的问题，比如中国的武器装备不断更新会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主席提出的和平理念体现在哪?
(二)历史时政分析
时政分析除了针对当前之外，还应对历史中的大事进行分析，因为历史与政治是分不开的，要学会综合思维理解。比如分析商鞅变法的政治作用和哲学思想，商鞅变法作为改变了战国政治格局的重要举措，对于当时的时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让学生对历史时政的分析一是加强学生多方面的时政理解力，二是针对不同时代的时政有一个总体把握，三是巩固理论知识，有效的将理论活用于案例。从而促进学生的政治分析能力，也让老师的教学内容有新意、有突出，激发学生兴趣。
(三)教师加强时政分析能力
高中政治教学还是以教师为主，所以对于时政的分析，教师需要有较强的理论知识功底，并能对时政分析有独到的见解。高中生学习压力大，每天缺少关注时事政治新闻的时间，而政治老师每天只针对政治学科进行研究，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时政，这就需要教师每天关注民生、社会新闻并进行记录整理，便于在课上对学生进行讲解。这样教师既能够对每天的时政有了解，也能够加深专业能力，再给学生讲学时更加轻松，活学活用。
(四)理论教学联系时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