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变化更为深刻的新世纪，人们的思想、行为方式、价值观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艺术，作为一个体现人类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之具体变化的风雨表，更是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放状态。面对这种开放和包容，寻美的艺术家相反迷失了方向：似乎越是追寻美的脚步，美却离他们越来越远，对他们而言，美成了水中捞月的代名词。于是更多的艺术家开始惶惑不安，开始怀疑传统的一系列美的法则，甚至质疑：当代还存在美吗？提美这个词还合时宜吗？面对这个问题，我只想说：任何时代都存在美也需要美，当今也不例外，而且美仍然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只是我们还应看到美还会引领时代的发展。下面我就这点谈谈自己的想法：
第一，美体现时代的精神。
柏拉图讲：“美是难的。”这即是说，美是什么的问题是难以理解和回答的。wwW.133229.COm莱布尼兹说：美是一种“我说不出来的什么”。歌德认为，美是一种“不可言说的东西”，“美是费解的，它是一种犹豫的、游离的、闪耀的影子”。托尔斯泰讲，什么是美的问题“是不能加以科学说明的”。由于解决和回答美的本质问题让这些智者犯难，使人们大伤脑筋，感到高深莫测，神秘费解，所以对美的诠释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黑格尔、丹纳就深信美与时代是密不可分的。黑格尔曾根据时代精神（即体现在历史中的绝对精神）把艺术史理解为象征、古典、浪漫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可以说黑格尔美学和艺术理论的最大贡献，不在于其具体结论，而在于他把艺术的风格和历史与时代精神紧密地联系起来。丹纳也曾把古希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对美的不同见解归之于那个时代的特点。所以说美是主客观的统一体，它不可避免地带上社会生活与时代的烙印。
确实在人类社会，时代不同，美亦有所不同。原始社会，存在图腾崇拜。这是因为，图腾象征氏族与血统的特性，吻合了氏族部众怀念先民尊崇本部氏族的意念指向，形成了美。奴隶社会，出现人面狮身的雕塑，出现饰有虎头纹饕餮纹的青铜器，是因为当时居统治地位的奴隶主，崇尚兽性的野蛮和凶猛。这类形象，其特性契合了统治阶层需凭借兽性的凶猛和神异的恐怖性力量进行残暴统治的意念指向，成了当时美的形象。中国封建社会，龙凤视为祥瑞，为人心所倾慕，故龙凤图案成了美的图案。至于上个世纪毕加索的怪异绘画，荒诞派的戏剧，西方人视为美的杰作，都与这些作品的特性吻合了西方一个时期内人们变态荒诞的心理倾向有关，都能从战争的恐怖症后遗症中找到原因。凡此种种，都说明美与审美标准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而且美本身也参与创造时代精神。
第二，美引领时代的发展。
不可否认，美与时代就像孪生同胞，如影随形，但是当今一个“怎么都可以”的世界，一个全面解构的社会，。那么，反映时代精神的就一定是美的吗？
大家知道，我们处在一个高消费的时期。物质财富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被创造了出来，信息产业更是以无孔不入的方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左右着人们的思考与选择，并进一步刺激人们日益膨胀的消费欲望，从而使我们丧失了一种简朴精神生活状态，促成了因当代物质过剩所造成的精神贫乏状态。另一方面，任何商品化消费（包括文化艺术），都成为消费者社会心理实现和标示其社会地位、文化品味、区别生活水准高下的文化符号。所以艺术的生产化，精神的表面化，庸俗化是不可避免的。艺术品生产者们极力追求表面形式的悦目，以看似有意义的社会学及哲学性的词句来包装这些实际上内容浅薄的视觉产品。这样，到处充斥着低劣，糟糕的作品和晦涩难懂而不知所云的批评文章。一如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伪劣的产品。这些伪艺术以及投机者们在前卫艺术的标签下的一切行为都显得理直气壮，他们将浅薄无知，精神的贫乏藏在这样那样的主义和各种口号式的振振有词下面。其实这些人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要干什么！他们只是用“文化”，“精神”，“主义”之类的词语装点门面罢了。昨天还在大喊追求精神的终极意义，今天就转而要消解精神的终极意义，并宣称只有眼下的东西是有意义的；昨天还煞有介事的进行艺术哲学的形而上的探讨，对生存的意义作严峻的思考，今天就极力鼓吹艺术数字化的积极时代意义。他们的变化鲜明而迅速，如古谚云：识时务者为俊杰。孰不知他们只是攀着时代潮流里的浮木，他们以为形式的刺激加上一个时髦的点子就可以做出好的作品，跟上时代就可以展示美、追寻美，其实技术的精致（现在很多人连这一点都达不到），形式的刺激是可以制造出来的，但是精神的震撼却是不能制造的，那是艺术家用心力，智慧，修养，技艺和虔诚乃至痛苦（伪劣的无效）铸就的，而非机巧所至，更非简单跟随潮流就可以体现美的。相反，越是追求表面形式的刺激，越显示其精神内核的空洞.我相信，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衡量艺术的标准只有：好的与不好的。而没有过时或时髦的。好的作品永远会绽放智慧和感人的光芒，而低劣的作品无论在聚光灯下显得多么漂亮精巧，多么时髦，却不能改变它低劣的本质。而美，它永远不与低劣、空洞为伍。
一位哲人的一段话很适合用来形容现在的艺术界：“时代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做的斗争，曾经大大的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至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里面。因为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所以如果有人简单而肤浅的说在当代具有时代精神的作品就是艺术，就是美，那未免太亵渎了艺术，亵渎了美这个字眼。那么是不是美与时代的关系在这里也已全面瓦解了呢？显然不是，美与时代的关系面对当今的特殊只是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即我们不难发现那些真正美的、有生命力的艺术并不就是时代的代言人，它更是时代的领军人。正如康定斯基所说：“艺术家是预言家，他们开辟道路，指引方向，走在时代的最前头，拖拉着一车车彷徨迷惑、牢骚满腹的普通民众-----今天还是仅适用于内在和谐的法则，明天就会被用来支配外部世界的和谐-----艺术家是构造一种文化的强有力的国王。”
记得俄国批评家巴赫金当年在对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复调性”的认识时指出,“在陀思妥也夫斯基长篇小说中,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巴赫金在当时就盛赞陀氏小说开启了一个无限性的空间,因而陀氏小说比托尔斯泰的作品更为伟大,这在20世纪20年代时还显得观点突兀、激进,但在时隔70多年之后再来看,托尔斯泰代表了他所处的时代,陀氏则代表了他所处的以及直到今天的时代,可以说陀氏小说是更有生命力的。所以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地象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本文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
总之，不管时代怎么变，生产条件和人民的生活方式怎样变，我们对美的追求仍会一如既往，尤其在物质日益丰富精神日渐贫乏的当代，美是我们心中的一方净土，一剂精神的良药，它将继续引导人们如何“诗意地栖居”。
参考文献
1、《艺术概论》王宏健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第1版
2、《艺术哲学》丹纳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文化是一定民族经过长期的物质活动和实践活动积累起来的为一定民族(或种族或集群)共同认同的活动方式及其产生的物质成果和非物质成果，包括民族心理和价值观念的总体〔1〕。一般认为，学校文化是指学校主体在整个学校生活中所形成的具有独特凝聚力的学校面貌、制度规范和学校精神气氛等，其核心是学校在长期的办学中所形成的共同价值观。也可理解为学校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习得且共同具有的思想或行为方式。对于学校文化的理解，陶西平先生认为，学校网文化有两个关键的词：一是学校文化一定是“形成共识”的；二是学校文化是一个“价值观体系”。
作为学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校美术文化建设包括美术教研组文化、美术课堂文化、校本美术课程文化的建设等。那么在学校大文化建设中，如何去构建学校美术文化？笔者做了如下的探索，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价值引领，有机渗透——学校美术教研组文化的构建
学校美术教研组文化其发展状态呈现并经历四种类型：
1.无意识没感觉的散漫化状态。美术教师只是忙于日常教学等工作，对学校美术教育的追求和文化愿景浑然不知，对学校美术教育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生态也茫然不知。只体现在学校环境建设中，作为用来美化校园的一种后勤保障方式而已。这时的学校美术文化基本处于顺其自然、走到哪里算哪里的散漫状态。
2.有意识没思想的点状化状态。学校领导意识到美术教育存在的文化内涵，也努力去改造和提升美术教育的文化品质，但处于东一榔头西一拐杖的状态，既缺少对学校美术文化的价值引领，也缺少改造和发展学校美术文化的整体规划。把它只作为学校其它亚文化形成中的辅助手段，仅仅是教室、专用教室的环境布置，装裱制度、名人名言上墙的制作工具，或者设计一下舞台、报栏，美化一下橱窗、黑板报等。
3.有策划有思想的结构化状态。随着学校文化意识的觉醒，学校管理者开始有步骤、有策略地整体性和结构性地打造学校美术文化，并有明确的价值追求蕴含其中。此时，学校管理者成为学校美术文化的推进者和领导者，学校美术教师则成为学校美术文化的策划者、管理者和实践者。
4.有特质有品位的特色化状态。通过美术教师群体的共同努力，学校美术文化在长期的活动中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追求，并形成了系列化的教师群体层面上的文化产品，一言蔽之，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学校美术文化形态。如陶艺文化中心，版画艺术交流馆等等。学校美术文化形态的出现，就是这种特色文化形成的标志。
如何构建学校美术文化呢？首先，学校管理者和美术教师要对时代的文化精神保持敏感，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核心是人的主体性的张扬，是对人的生命自觉的培育和彰显。其次，将时代文化的核心精神吸纳到学校文化中，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学校文化〔2〕。再次，美术教研组全体成员要在高度认同所在学校的文化精神的基础上，结合本教研组的具体情况，通过共同研讨和协商，形成本教研组成员共育共享的文化。
美术文化一旦形成，其带来的直接效应就是以文化育人，以文化培育教研组品牌。品牌学校的形成，除了需要有品牌教师、品牌校长之外，还需要有品牌教研组，它是品牌教师形成的摇篮，是品牌学校形成的重要引擎之一。学校管理者应不断地去思考：美术文化的创建，为学校文化带来了什么（从硬件上加强了学校物质文化建设，让每一块墙壁说话，让每一个景点育人等），改变了什么（改变了学生的粗言秽语、乱丢乱画等坏习惯，陶冶了学生情操，推动学生文明行为的生成和促进良好习惯的形成等）丰富了什么（丰富了学校文化氛围，增强了浓浓的文化、艺术气息，活跃了学生生活等）还缺失什么？美术文化如何根植于学校文化之中？学校文化品牌和教研组文化品牌的内在关联性何在？美术教研组长则要思考：通过美术文化的创建，本组教师改变了什么，发展了什么，本教研组为学校文化贡献了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美术文化就与学校文化形成了双向构建、双向转化、双向互动的关系。这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一所学校理想的文化生态。
二、课改创新，有效生成——学校美术课堂文化的行动
课堂文化的育人功能，一般教师仅仅理解为知识内容的育人方面，这种理解是十分片面的。其实课堂文化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诸如，课堂中的内容开放文化，民主关系文化，创新评价文化等等，这些要素在学生素质提升、个性张扬中的作用和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1．教学内容的开放——成为学校美术文化构建的源动力。
美术课教学内容既有与学生认知、美术素养水平相一致的，也有不相一致的。只有把满足学生发展需要、符合学生最近发展区，并与学生原有认知、美术素养水平不相一致的内容与学生发生碰撞，产生矛盾，造成不平衡，学生才会主动自觉地去建构（生成）。也只有教学内容走向了开放，学生的自我发展目标才能逐步实现。
如一位教师在执教《撕纸》一课时，通过一段师生互动交流后，造成学生认识上的“不平衡”，引起学生的自我建构的内需，达到教学内容的开放互动，生成智慧与素养。这位教师课前在黑板上贴出许多由老师课前制作的撕纸作品，内容有动物、人物、植物，色彩有红、黄、蓝、绿、黑等 。师：课前同学们都看了这些作品，你有什么感受吗？生1：很美，很好看！生2：老师，我想问您是怎么做成的？师：噢，老师也想问大家这个问题，谁能回答上来？生3：是剪的，它是剪纸。生4：对，是用剪刀剪的（有很多学生回答也是剪的）。教师又把准备好的剪纸作品挂在撕纸作品的旁边。师：现在请大家再仔细的观察这些作品，与前面的作品进行比对，看看有什么不同之处呢？生5：老师，咦，它们不一样！我看出来了，后面挂的这些作品才是剪出来的。生6：老师，我也看出来了，前面的那些作品和剪出来的不同！（产生感觉上的不平衡，形成认识冲突）这时课堂一下子活跃起来，大家七嘴八舌的抢着回答，都说是撕出来的作品。师：对，这是一种观察的方法。我们在观察一个物体时，可以用另一个自己熟悉的物体作比较，来发现这个物体的一些特征。由此教学片段可见，教学不是传递东西，而是创设理想的环境，引起学生自我认识的不平衡，通过教学内容的开放，促进了学生自主建构知识，形成个性思维，以促进美术教学内容实施的有效生成。
2．教学方式的民主——成为学校美术文化构建的奠基石。
教学民主是课堂教学中师生互动、共同发展的思维方式。传统意义上的教师是“道德化身”“知识化身”，是被神圣化的角色，事实上教师并非无所不能，在价值多元、知识多源、信息多源的今天，教师权威受到严峻挑战，教师需要走下“神坛”，转变教育观、学生观。
试想，一个老师在课堂中如能注意学科的科学性，教学的有效性。在教学中充分发扬民主，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合作探究。更能尊重学生个性特色，尊重学生创新性的见解，从细微处关注学生学习的习惯等等。这样的课堂文化建设想必对学生素质的提高大有裨益。相反，如果一个老师对自己的学科缺乏一些敬爱之心。教学中缺乏科学，民主的态度，对自己的学生缺少关注，或者丧失热情，这样的课堂如同一潭死水，久而久之，学生对这样的课堂因此产生厌恶。学生的素质就不可能能得到提高。如一位教师在执教《小雨沙沙》这一课时，预设学生通过相互语言的交流，就会描绘出一个下雨的场景，但在实际教学中才发现学生只是用嘴说说，留给学生的印象并不深刻，更谈不上描绘出丰富的下雨场景了。教学的预设走进了“死胡同”。这时，一位学生出乎意料的表演打破了这一困境：下雨了，小青蛙躲在了荷叶下。这位学生边说边做了个躲下去的动作。这一动作给了老师灵光闪现的启示，教师紧紧抓住这一生成信息，采用民主的互动式教学，通过创设不同雨的情境，让学生变被动为主动，把自己心目中的想法通过肢体语言表演出来。教师这一及时的捕捉，并加以利用，开发，重组，进而开展生成性的教学，取得了精彩有效的再生性教学效果（学生精彩的作品，表现出了下雨天各种生动的氛围）。相反，要是教师没有民主的意识，把学生的动作看作为搅乱课堂的行为，那么结果就另当别论了。
3．教学评价的创新——成为学校美术文化构建的支撑力。
在传统的美术教学评价中，一般评价主体以教师评价为主，学生评价为辅。评价方式以教师点评这一单一形式呈现。评价内容以学生作品为主要评价对象。纵观当前教育发展的趋势，课堂评价发展具有以下五个鲜明特点：（1）以综合性评价取代量化评价；（2）评价的功能由侧重甄别转向侧重发展；（3）既重视学生在评定中的个性化反映方式，又倡导让学生在评定中学会合作；（4）强调评价问题的真实性、情景性；（5）评价不仅重视学生解决问题的结论，而且重视得出结论的过程。
为了充分发挥评价机制的激励作用，让所有学生都能从学习中品尝到成功的喜悦，我们对创新评价方式进行探究，根据以上课堂评价特点并结合学校美术“小组合作教学”实践研究，通过构建小组合作评价文化这一手段来形成对创新评价文化的强支撑，使之具有如下三种原则：评价主体多维性原则。通过多样性的评价活动对学生课堂中小组合作活动进行评价,形式有学生自评、小组互评、教师评价、家长参评等等，使用等级制进行评价。评价方法多维性原则。为了体现激励机制，采用多种趣味性较强的评价方式对学生学习进行评价。如：精彩瞬间记录表（组内评价表）、成功评价表、成长记录袋等等。评价内容多维性原则。在小组合作学习活动中，既要评价学习的效果，也要评价学习的过程；既要评价小组整体，也要评价小组中的每一个体；既要评价合作，也要评价竞争……等等。评价可以是等级制的，如a、b、c或、、；也可以是描述性的，如j（满意）、k（一般）、l（努力）。
评价工具有教师评价表、个人学习档案袋、学生自评表、小组合作评价表、家长评价表等。（1）教师评价表。根据教学内容，每次进行小组合作学习后，教师都要对学生的合作情况进行评价，既评价每个学生的情况，也评价小组的整体情况，采用等级制。（2）学生自评表。主要填写在小组合作过程中对自己的评价，采用描述性评价。（3）组内评价表。合作小组成员之间的评价可以起到相互督促、相互学习的作用，有利于激发学生你追我赶的上进心。（4）个人学习档案袋。学习档案是学生学习成果和学习进步过程的窗口。通常，它以一个文(来源：文秘站 ）件夹的形式收藏每个学生具有代表性的学习成果(作业、作品)，可以督促学生经常检查他们所完成的作业，培养他们学习的自主性和自信心，体现了学生参与评价的主体过程。如对某个问题的独特理解、某个问题的争论过程、自己的心得体会等等。（5）家长评价表。让家长在学生汇报的基础上，对课堂表现反馈信息、评价材料展示、作品展现等方面对学生进行评价。力求拓展课堂评价范围，延伸学校评价触角，达到家校互动共育的功效。
显然，我们只有在充分掌握了教育教学的规律和各学龄段学生的认知规律，才能将评价机制的杠杆作用应用自如，才能在多样性中滋生创新，在差异性中孕育创意，在个别性中培养创造。
三、校本课程，形成特色——学校美术课程文化的打造
学校美术课程是学校根据自身办学理念与学校实际开发与设计的校本课程。是学校本土生成的，既能体现学校的办学理念、学生的文化需要、学校特色建设和本校的艺术资源优势，又与国家课程、地方课程紧密结合的一种具有多样性和可选择性的课程〔3〕。学校的校本美术课程是学校美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学校特色建设的文化标志。
1.校本美术课程的开发以学生的终身发展为总目标
校本美术课程的开发需要处理好学生发展与教师发展、学校发展的关系。“生本”永远是“校本”“师本”的前提、条件和根本目的。校本美术课程的开发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学校发展，也不是为了教师本身，而是为了学生本身，为了学生的未来。“学校”虽然是课程开发的理想平台和重要基石，但为学校而开发课程却不是美术课程开发的根本，就校本美术课程开发本身而言，不能只满足于“校本美术课程”设置和“校本美术教材”的编写，必须进入学生学习层面，让学生与课程、教材产生互动和对话。这样，才能避免课程开发为零开发，才能对学生的发展产生效益。如南通美术乡土教材，就是以审美和美术文化教育为主线，欣赏为主，适当进行一些技能训练。整个教材围绕南通地方美术文化历史和地方美术文化寻绎两条主线展开，为南通地区中小学提供了操作性很强的地方课程选择性资源。并在南通地区各校互动实践过三年，积累了丰富的对话效益。其中清墩文化，东皋印派南通民俗、染织工艺、特色工艺更是独树一帜，创造性的利用到校本教材中，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更为灵动的空间，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为自身的终身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校本美术课程需要建立“系统思维”。长远规划、谨慎设计、长效利用一切可用的资源。就学校而言，要注意任期校长间的承接移交，保证校本美术课程有效延续性开发 的连续性；就教师而言，要非常清醒的明了校本美术课程的开发目的，把课程开发与自己的专业成长，与学生的实际有效结合起来；就学生而言，将校本美术课程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巧妙结合，形成互补共进的关系。南京芳草园小学的校本美术课程《童画石头城》的开发就将传承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最富有创造生命力的儿童美术教育融为一体，在根植于本土文化的美术学习中，使儿童逐渐形成基本的美术素养和美术学习能力，以增进他们对本土文化的认知和认同，使本土艺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得以传承与发展，有效地构建出较为完整、全面的学校美术教育课程体系。
2.校本美术课程的活动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
校本美术课程的活动突破了学科中心模式，打破学科知识的逻辑体系。课程活动从学科基础转向更为广泛的生活情景和学生的发展空间，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现代美术教育观、学生活动观。在校本美术课程活动中，人文主题与知识技能的关系，是统领与被统领的关系，把知识技能的学习同美术能力和人文素养的提高有机结合。其别重要的是，知识技能只有在情感的激发下才能成为智慧。校本美术课程活动到任何时候都没有丢弃美术的本质、特性，体现出其他学科所不能触及到的方面，运用美术感人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呈现地方特色的乡土美术文化资源，培养学生的情感和精神追求。如无锡市杨市中心小学的美术地方课程《宜兴紫砂壶》，就是根植于我国著名陶都宜兴悠久的历史，极为丰富的文化遗存，保留较好的古城风貌以及古往今来名人辈出，是一座具有万年开发史、70制陶史的江南古城之上的校本课程。这一内容通过学生对紫砂壶的赏析，社会调查、走访，了解其历史演变及地域文化特征，并通过尝试、感悟、创作等过程，体验制作紫砂壶的乐趣，掌握基本制作方法与步骤，感受紫砂文化蕴含的独特魅力。
校本美术课程在活动设计中，每个单元主题里都有美术能力的要求。知识技能与人文主题的安排是以人文主题为显线，知识技能为隐线。校本美术课程不是量的增加，而是质的变化。教学活动方式更注意采用“任务驱动教学法”，结合学习方式的自主探究，引发学生长久稳定的兴趣，不断提高其审美情趣和精神品位。如盐城市景山小学，课程活动以《走进红色盐城，追寻英雄足迹》为内容的校本美术课程，通过走进新四军，感悟红色文化，体验英雄的美、崇高的美，将对英雄的崇拜和对家乡这片红色热土的爱浸润到一画、一刻、一拓、一印之中。
3.校本美术课程的评价关注学生个性人格的绽放
校本美术课程的评价强调面向全体，以学生发展为本，给予每一位学生平等的美术教育机会，使每一位学生都有权利学习和享用人类优秀文化遗产。评价注重导向性，通过各种校本美术课程活动，激发学生的潜能挖掘，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与张扬，使校本美术教育活动致力于个体人格的绽放。评价强调每个人都应该成为自己，寻求一种“个体的真实性”，以达到知识传授与个性培养的并行和谐发展。
校本美术课程的评价强调以教学中的“双主体”互动关系，以及学生体验性、探究性、研究性、生成性和反思性的学习过程，关注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生活背景，充分调动他们的主体意识，结合当地特有的自然、人文环境，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学校、社区、家庭以及自然、民俗、生活中的美术课程文化资源创设个性化的美术活动，帮他们认识自己的独特性和价值，形成个性化的审美情趣。如淮安市涟水县第四中学小学部的地方美术课程资源《花窗》，从学生熟悉的二方、四方连续纹样入手，在教师的引导中逐步领略“透”——双向“借景”的关系，领略淮安的花窗古代园林建筑文化的魅力，在评价中培养发现问题的意识，形成良好的审美习惯、独特的审美个性。
文化是一种积淀，是一种习惯。文化有其引发、同化与传承性，诚如大家所认同的，学校美术文化的构建是一件“慢活儿”，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一次次日月更迭、一次次寒来暑往中逐步积累、慢慢沉淀，需要每一任校长和全体教师在这中间行走，为之增添元素、丰富内涵，才能形成一种优秀的美术特色文化。
中国的学院美术教育发展至今已近百年。自1902年南京三江师范学堂建立开始，到1915年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设了3年制手工图画科，中国有了高等学校美术教育的雏形。[1]建国后，新中国17年的美术教育得到系统建设,“文革”结束后,国内高等美术院校美术教育发展迅速，而且已形成相当规模。在当代文化背景下，专业高等美术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应当如何进行自我建设和发展，已成为不可跨越的问题。对于教育模式的探讨主要集中于组织建制的模式，到目前，国内已有的形式大致可分为两种，即专业班和画室（或工作室）。专业班制基本套用其他学科教学编制，而画室制则源于西方专业学院的传统。
在西方美术教育中利用画室建制进行教学是众多美术教育形式中的一种，这种教育模式最初在欧洲基本上是古代作坊中师徒传承模式的沿用。这一方式使传统绘画材料技巧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18、19世纪，欧洲学院教学主体方式便是这种作坊式的教学，课程是由社会公认的画师或工匠承担，是以传授技能为主要目的的教学画室建制，前苏联学院教育模式是意大利模式的一种延续，由彼得大帝引进至今已形成了相对科学的教育体系，形成了附中、本科、研究生三段式教育体系。Www.133229.COM其教学建立在导师画室教育的基础上，而导师多是社会上的知名画家。20世纪以后，现代主义艺术观念逐渐成为学院教育主流，技能教学的主导地位被成功艺术家的艺术思想所取代。德国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的大师画室制教学可谓经典，在此体制中，大师的艺术思想是教学的灵魂，课程的设置是由大师个人意志和其对艺术教育的理解来决定的。这种体制充分发挥了大师个人艺术实践经验在学院教育中的引导性作用，但大师和有能力聘用大师执教的院校毕竟是有限的，因此，并不适于广泛应用。90年代以后重建的包豪斯大学在另一条途径上探求新的可能性，即根据教育对象的多样需求，建立一种更富有可选择性的体制。在这样的体制框架中，艺术思想、经验、技能与科学技术、硬件设备以及信息资源从不同方面共同发挥作用，学生在此框架中，更像是一个淘金者。包豪斯设计艺术学院的建立更使画室制的教育体系趋于完整，艺术导师工作室与技术实践实验车间同时在不同方面发挥教学作用，使课程体系与教学更为合理，形成艺术自助餐式的教育形式并波及影响到世界各地的艺术教育。
目前在我国有一部分院校开设了画室或工作室，形式也不尽相同，而且有扩展的趋势，但总体上讲对画室教育缺乏科学、系统的理论研究，且大多只停留在从外在形式上的划分，并没有从本质上体现画室教学的优势，也没有真正发挥画室建制对于实施美术教育教学、研究的兼容作用。
从历史上看，我国真正称得上是以画室建制进行教育的院校只有中央美术学院。中央美院最初以法国的学院方式建立了画室，上世纪50年代后期始改为前苏联方式（事实上前苏联模式本身也是法国模式的一种变体），即将传统的作坊式教学引入学院的专业美术教育模式。80年代后，中央美院的画室模式又一次经历改造,例如在油画系一画室恢复了法国绘画风格的教学方向，开设了探索现代语言方向的四画室等。但这些变化都没有脱离风格分类的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早期欧洲master（即大师）体制的一种延续。
大师制的学院教育往往具有学术的武断性，这种武断性往往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艺术的多样性发展。在文艺复兴艺术背景下和早期现代主义艺术背景下，这种武断性的负面影响并不十分突出，而在20世纪中期以后，便显现出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来自多元化的艺术生态环境，再者，源于专业艺术教育对象的规模和领域的扩大，即学生数量的扩大和学科领域的扩展，此问题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的大师体制辉煌时代之后，已成为许多欧洲学院思考的问题。包豪斯大学曾经旗帜鲜明地改变方式，以摆脱这种局限于精英教育——大师教育体制的弊端。80年代的美国教育开始反对这种大师体制，其背景是自60年代开始，美国的商品经济发展迅速使美国进入了明星时代，当时也正值波普艺术盛行时期，商业媒体以盈利为目的，商业炒作各种艺术品与艺术家，几乎一夜之间即造就了无数的艺术明星。著名的苏河区便是这时的产物，人们熟知的猫王、丹弗、劳森伯格、安迪沃霍尔也是那时诞生的艺术明星。明星时代的到来表面看是艺术的繁荣，实际上导致了艺术的垄断性与无序性，也导致了美国艺术的庸俗化及其在全球的中心地位，到了波依斯之后随着艺术平民化的深入，艺术明星的地位不再神圣，只要机缘巧合，普通人也可一夜之间成为“艺术明星”。美国商品社会制造了一个又一个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奇迹，所有的“艺术明星”及其作品都不可避免地成为公众的消费品或标签，而这时的“艺术明星”与传统意义的大师具有根本区别。明星时代的消费文化使人们不得不对艺术与商品、与社会、与人群等进行重新思考，对艺术明星的地位也产生了质疑。明星时代的美国美术教育更多的成就体现在实用美术方面，而且带有明显的移民文化特征，依托自己的教育体系并没有培养出多少精英。
在欧洲，学院美术教育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都具有明确的办学方向及优势，在开发自身资源展开教育方面做得十分出色，比较典型的是德国的柏林艺术大学、德里斯顿造型艺术学院、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等，他们各自占据一个学术领域展开教学研究，起到了相互补充的作用，又不失各自的权威地位。这是值得中国艺术院校借鉴与思考的。[2]
在我国，美术教育由于客观与历史的原因正处于飞速发展的时期，实际上已形成巨大的产业，这种发展更多地体现在规模上的增长，教学模式并没有跟上多元化社会发展的需求，各院校基本沿袭或借用了中央美院的教学方式。中央美院实际上是按照培养美术精英的模式进行建制的，它不是适应各层次专业的万能模式，尤其当下高等美术教育正在由精英教育走向普及化教育趋势背景下，在以盈利为目的的美术教育产业化大发展的背后，凭借怎样的合理方式实施美术教育并实现以培养人才为最根本目的的教育目标，实际上直接体现的是美术教育的严肃性及质量问题，也是一直以来广大美术教育者面临的课题。
国内的高等美术教育现状呈现出这样的教育格局，即高等美术专业院校（如中央美院、中国美院、鲁迅美院等）、综合大学中的艺术院系（如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及艺术设计系等）、师范大学美术院系（如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等），以及各高职高专类院校开设的美术及相关美术专业，平分全国的美术教育格局。但所有这些高校的教育模式几乎都来自于一个源头即中央美院的学院教育体系。无论是什么层次的学校几乎所有的课程及建制都参照了中央美院，只是大都没有条件开设画室，更多的是按班级建制进行教学，在课程设置与教学上实际也套用了美院的教学方式。
与欧洲高等美术院校相比，国内各高等美术院校及各类高等院校的美术院系的办学个性体现较差，办学条件参差不齐（体现在教育环境的差异性、师资素质的差异性、生源条件的差异性等），只有专业美术学院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美术专业教育的严肃性以及教育优势，能将培养目标与课程体系衔接，更多的院校在处理教学模式与培养目标的多元化需求之间的关系上都还存在着问题，甚至有部分院校对高等美术教育的理解不足，盲目扩大招生规模，扩大师生比，片面注重技能，走进了以技术代艺术的误区，将高等教育办的近似于职业高中教育，这种现象在综合院校的设计及相关专业尤为突出。随着社会对美术人才多元化需求的加剧及美术教育事业自身的迅猛发展，美术人才的培养数量及层次需求均被赋予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在高等美术教育中由教育模式引发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在各院校为扩大招生规模而争相开设新的美术相关专业的同时，又有许多院校开设的美术及相关专业由于不具备必要的办学条件而相继停招或缓招。因此，探究更为合理的高等美术教育方式已经成为每位美术教育者及教育管理者面前不容忽视的课题。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美术教育从20世纪初发端，经过了渐兴、停止、恢复、发展等阶段的近百年的发展，今天已呈勃勃兴盛之势。但在这兴盛之中，却也呈现出某些问题，这些问题既阻碍着美术院校的发展和完善，又对一些美术从业者和学生的发展存在不利。
一、美术界人士对美术理论还应更加重视
近年来，中国美术界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艺术浪潮，从“85美术”到“波谱”“玩世”“泼皮”“艳俗”等。在这一波波的艺术浪潮中，有些艺术家由于相对欠缺较深厚的理论知识基础为基奠，缺少对中西方艺术史和艺术背后的整体知识的系统了解，致使他们在这些艺术浪潮中虽不乏创作了固于本土而面向世界的时代力作，也有一些单纯模仿西方艺术样式的矫饰的作品。
叔本华曾说:“人类总免不了会犯同样的错误。”在今天的美术界，有些人仍视美术理论为美术创作的附庸。比如笔者的一个小有名气的艺术家朋友就曾不屑地认为“艺术家所需要的是灵感，是手上工夫，是情感的体验，而不是理论。”笔者认为，如果没有理论知识的积淀又何来灵感？没有理论知识引导情感表达创作定会显得苍白无力。今天，有些青年艺术家都把自己一头扎进画布而不学习理论知识的现状，并把这些视之为是对艺术的另一种“执著”。然而，笔者看来，他们中有些殊不知这份“执著”有令人扼腕的叹息。
有几次，笔者遇到几个某专业艺术院校毕业的自由画者,他们问:“谁是山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个年轻的男孩还问到:“是八个大山人吗?”笔者啼笑皆非。然而，当我们了解到有些专业美术院校的课程设置，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出现。在我国，有些高等美术院校的课程设置，其美术理论课所占的比重相对不高。一些绘画专业在有些学校在设置的专门的美术理论课课程上存在安排得不足。一些学校的美学概论、中国美术史、西方美术史等被列入公共文化课范围内，总课时约占公共文化课的30%左右。
二、从西方学者的观点,谈美术理论的重要
西方本质主义美术教育家艾斯纳和格内尔认为，美术是人类文化和实践极其特殊的一面，人类的美术能力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教育和学习的结果。因此，艾斯纳和格内尔认为，美术教育作为现代大众化教育的一支生力军，其最合理的专业课程设置应该包括下面四大部分，即：美学、美术批评、美术史和美术创作。在艾斯纳和格内尔的这份课程列表中，美术理论所占有的比例明显很大。由此可见，西方美术教育者对美术教育理论素质的重视程度相对还是较高的。
美学是与人生价值问题相联系的。美术院校通过对美学课程的设置可以使学生在对美的本质、形态、类型等问题的了解的同时，增强对美的感悟、认识、鉴赏和判断能力。而美术批评是在美术欣赏的基础上，根据一定的标准对美术作品与美术现象所作的理论分析和价值判断。对美术批评的学习，可以培养学生敏锐的艺术感受能力，清晰的思维能力和高层次的审美判断能力。而美术史的学习，对于艺术院校的学生来说就更显得重要。学习任何专业的人，都应对自己所学的专业的历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知道自己所学专业在历史进程中所处的位置、状况。俗话说：“读史可以使人明智。”美术院校学生通过对中西方美术史的学习，不仅可以认识和了解过去美术史的发展和现状，更在于他们可以去传承其中优异的部分，去开拓更加宽广的艺术局面。对于美术院校的学生来说，学习美术史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可以从我国丰厚的文化积淀中去汲取养分、获取灵感。师古人、师传统，犹如师造化一样都是我们重要的学习方法。三、从美术教育的本质看美术理论的重要
中国美术教育是在20世纪初蔡元培先生的“以美育救国”的口号下发展、壮大的。“美育救国”在今天仍然具有发展国家，提高人们审美意识的时代紧迫感。因此，美术教育在今天作为大众化教育的生力军，其本质仍然是“美术文化和审美文化的教育”。面对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们对美的要求的日益高涨，美术学院作为有一定社会责任的社会教育机构，所培养的人才理应是适应社会，进而改造社会和引领社会发展方向的，具有独立审美自觉的人，而不应仅仅是单一的技能操作者；所培养的理应是服务于社会，也服务于自己的美术工作者、美术教育者和美术热爱者，而不仅仅是所谓的艺术大家。
在我国当代高等美术院校中，只有既重视专业理论又重视专业实践，使两者相结合的教育方式，才是最合理的审美教育的途径。专业理论和专业实践这两者相对而言，专业理论是“虚”的教育，其重视的是精神素质的培养；而专业实践课则是“实”的教育，其重视的是技能和技巧的培养。只是当这“一虚”“一实”相结合时，既重精神又重技能时，才是最有益于一个审美的人的发展。
结语
美术理论是重要的，无论是对于一个想要在实用美术领域中有所收获的人，还是一个想成为艺术大家的创作者来说都如此。好在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已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正如一位当代西方哲人所说，在艺术领域，你的理论知识和思想意识的多少与高低将决定着你的眼界有多高，也将决定着你在这条路上能走多远。
参考文献：
（一）时代所需的人才
未来社会是一个开放的、充满竞争的社会，竞争的核心：是否拥有高素质创造型人才。探索、创新是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无论是在今天和明天的社会，如果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很难在充满竞争的社会里立足。进入21世纪，“以人为本，以培养综合性人才为宗旨”的现代教育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这就迫切需要我们改革传统教育中只注重知识、技能的传递式教学，研究新时期的素质教育，注重情感、态度，注重探索、创造的开放式教育。
（二）儿童早期的艺术教育
情感源于艺术的锤炼，创新的精神源于对个性的尊重，而这些应是在儿童早期就撒播下的种子。自古以来，艺术作为生命的表现同它显著的感情效果和多样的社会机能，一直被视为有效的教育手段。孔子作为“万世师表”的大教育家，“游于艺”就是他重要的教育主张。时任中国教育会会长的蔡元培先生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观点，他“提倡美育，便是使人类能在音乐、雕刻、绘画、文学里找到他们遗失的情感。”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教育论》中就曾提出“儿童学习艺术应该是为了发展优美的感情，不应变为手艺。WwW.133229.CoM”
（三）儿童美术教育的功能
儿童美术教育在现代中国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美术教育有利于培养儿童积极的情感、态度，有利于儿童想象思维、创新思维的发展，有利于培养儿童主体性品质和创新精神，特别是美术教育中注重对儿童个性和创造性潜能的开发，这是对人的发展最有价值的贡献。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努力追求的教育理想，儿童美术教育作为美育的一个重要门类始终在促进这一理想的实现。
童年的记忆使人刻骨铭心，因为个体早期生命经验的存在，组成的儿童种种涂画行为。根据陈鹤琴先生的研究发现，并断论：“没有一个儿童不喜欢涂画，儿童画是随着他的身心发展而发展的，与儿童的感觉、知觉、动作、骨骼、语言及思维等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同时也受着生活与教育实践的影响。儿童有运用符号表达情感的天赋，儿童的涂画和他们的精神世界总是相宜的。”前苏联教育家认为，美术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心灵”，让人自由成长，让想象自由飞翔，让心手合一，让色彩写在每一个孩子的脸上，即便是儿童美育的灵魂！
（四）儿童美术教育中的现状
然而，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市场经济的深化，教育备受冲击，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以及教育功利主义价值观不可避免地波及到儿童，儿童自出生的那一天就被置于一个由几千年的文化发展造成的复杂的文化社会结构中，他们还没具备抵御能力时却被成人所异化。在转型的现代社会中，成人对于生存和名利的压力无形中波及到儿童，使得本是最具人格陶冶感化作用的儿童美术教育被扭曲。有些家长和成人出于对儿童非理性期待，各种蜂拥而至，以盈利为目的的比赛，以及仅以技能技法为基础的培训等，致使儿童绘画中迎合和模仿的现象比比皆是。
曾几何时，儿童美术失去了它的情感色彩。台湾画家、作家、儿童美术教育家席幕容在她的《画出心中的色彩》一书中说：“应该让孩子在没有任何竞争压力下好好地度过一个快乐的童年。所以我不喜欢看儿童画展，更不爱看有大小奖状罗列的儿童画展……观察自然对于儿童不但是一种享受，还是一种资料的储存，一个处心积虑要先人一步的生活的开始，他已不再是儿童，或者说，他心中有一部分已不再是儿童了。”尽管席幕容此言看似偏激，但那确实是出于对儿童心理的感受与想象。鲁迅说：“杀死了今天也就杀死了明天，”一旦发生了席幕容所说的那种对儿童心理扭曲，“儿童画”也就失去了意义，也就没有所谓的鲜活的色彩。
（五）儿童美术教育与人文教育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一些人文主义教育家便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教育指导思想，并主张重视美育，当时著名的教育家维多里诺正是因为看到了中世纪教会教育压抑人个性的那一面，才给自己创办的学校取名为“快乐之家”，并在学校的墙上饰以儿童游戏的绘画，以激发儿童的热情。
上个世纪90年代处一场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在我国展开，它直截了当地触及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生存意义与价值，涉及了社会思想、道德、精神、文化和教育的发展问题。虽然，“人文精神”是由文学界提出来的，但很快就超出了文学界，而成为众多学术界人士所关注的问题。现代教育的人文意义与价值及精神在教育中的体现是以人生为目的，人生理想、意义为核心，继而延伸到知识、道德、审美等各个方面的。
我国儿童美术教育由于受到功利主义教育观的影响，教育的基点定位在知识和技能的层面，儿童感受到什么，有什么情感体验，他们喜欢怎么表达，这些问题往往被忽略，它的定位更多的是促进儿童心理走向成人心理的转换。当然，这种转换是需要的，但却不是唯一的。在美术活动中，感性的知识转授，人性化环境的熏陶，尊重儿童的情感体验，使之内化为稳定的人格、气质、修养等内在品格。儿童美术教育亿具有的人文性质是永恒的，它始终充满了人性化的关怀和关爱。正如近代学前教育理论的奠基人福禄贝尔所言：“探究的目的根本不在要成为一名画家，探究声音和唱歌的目的也绝不是要成为一名音乐家。”儿童的画来自于心灵的图式，这个图式凝聚了早期的生命体验，让我们暂且放下头脑中固有的对儿童绘画的非理性期待与标准，放下那些功利和条条框框，和儿童一起融入绘画。在儿童的美术世界中，给一份人文关怀，给一些宽容与理解。二、儿童美术教育需要人文教育结合
面对众多的困惑，很难说今天的儿童美术教育状况是令人满意的。谈起儿童美术教育时，很多家长和老师最关心的是“怎样教育”这一现实的问题，包括将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孩子怎样才能提高画画水平等等。但是，谁都知道，不懂得心的教育就不能有好的教育主张和方法，不懂得儿童美术教育是什么，就不可能有突出的教学效果。丰子恺先生对人文精神的教育观体现了他对美术、音乐、文学的全面精通和研究，他将人文精神的塑造贯穿于整个教育中：儿童美术教育不仅涉及到美术学、教育学、社会学、美学、历史学、艺术门类等都有广泛的涉及。以人文为主线的美术文化贯穿于美术学科中，我们转达给儿童的视觉艺术应该具有一定的价值，儿童的潜在能力是通过人文文化的感召力来释放的。
（一）正确认识儿童美术教育在儿童心目中的地位
我们从来都是和孩子从同一方面看他们的画，而且是从同一视角。我们往往忘了考虑，儿童美术教育是一个承接和释放情感的载体，儿童绘画和他的身心发展一样，有一些早期的原生态净土，在这片净土上，每个孩子都在发展着自己的个性，按自己的规律成长。儿童美术教育在儿童心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神圣的位置，教师和家长应该给孩子提供自由表现的机会，鼓励他们用不同的艺术形式大胆的表达自己的情感、理解和想像，尊重每一个孩子的想法和创造，肯定和接纳他们独特的审美感受和表现方式，分享他们创造的快乐。
（二）拓宽儿童美术视野，让儿童热爱美术
儿童美术教育是在多元文化影响下以多样性的面目出现的，是以多元文化思想渗透的、综合的、全面的审美文化教育，“美是生活”，生活中到处有美的事物。传统的美术课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绘画及技能的培养上，使原本应当丰富、生动活泼的美术课，变成了机械的模仿和乏味的操作训练。美术不应当局限于课堂中，课堂造成了儿童部分个性的缺失，束缚了他们的想像和创造，儿童美术教育的终点不是要儿童走向一个共同的点，这不是最终的目的。而应该注重过程，既在过程中提炼美术的精华，让每个孩子的个性不受阻碍，自由发展。
大自然是每一位儿童向往的天地，儿童的生活源于自然的观察和体验。观察是美术教育的教学核心，是儿童绘画的源泉。孩子看的多，经历的多，留于心中的印象就越多，画画时内容就会丰富，想像即无穷。观察并不是让儿童照实描绘他们的所见，而是通过观察来培养他们对生活的一颗敏感、细嫩的心灵，丰富他们的感性认识，提高认知水平。教育者要善于抓住观察的时机，根据儿童的兴趣和适宜的环境，用积极的语言，提升儿童对绘画的兴趣。
儿童拥有稚嫩的童心，它无不被情所牵引。色彩是儿童表示情感的语言，教师要善于发掘每个孩子身上的潜能，知道他们表达的需要，选择他们所要表达的方式。心理学家发现，美术、音乐等艺术表现方式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发展，有利于心灵的平衡发展。要让孩子热爱美术，作为执教和教导者，对自身要有严格的要求，自己要热衷于生活中的美，保持对美术的热爱。用自己的热情感染每一颗渴望在白纸上“舞蹈”的心。
（三）美与情感
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高于生活是因为它提炼了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并融入了作者的思想感情。美术教育更是通过生活中那些直观、生动、具有美感形象的事物来进行的教育。因此，美术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启迪儿童对真、善、美的认识，陶冶美的情操，激发美好的理想和追求。
罗丹曾说过：“生活并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大自然的湖光山色、社会的风土人情、生活中人们的相互关爱，到处都蕴藏着美，需要我们引导幼儿去发现，并使他们知道美在哪？为什么美？使他们从小就受到美的熏陶，生活情趣高雅，积极向上。
爱因斯坦在他的《我的世界观》一文中说：“照亮我的道路，并不断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真、善、美……”他确信“个人的生命只有当他用来使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生活的更高尚、更优美时才有意义”。爱因斯坦的精神境界造就了他的伟大，而这精神境界很重要的精神来源在于他从小对艺术的热爱。美术教育可以塑造人的灵魂，提高人的精神世界。
（四）美术教育体现人文的价值，为健全人格的塑造打基础
现代教育和教学思想非常重视“人”在教育中的地位，强调儿童为教学的主体，更注重人的品质与修养的培育，杜威提出要保存儿童的天性，……当读到这一段论述时，不由回想起尹少淳先生对儿童美术教育的一段精辟论述：“应该以一种发展的眼光看待儿童画，千万要保护儿童美术学习的重要品质：如高昂的兴趣，旺盛的想象力和主动大胆的创造精神。
福禄培尔（friedrich froebel, 1782-1852）指出：一个孩子的主要性格，决定于个人兴趣愿望的自我活动。儿童可以从工作中学习，经由运动神经连接思想与行动，可说是发展思考过程的最佳方法。儿童把美术活动视为游戏，既有兴趣，又有参加活动的愿望。因此，美术教育很重要的一个教育功能——统整人格。
许多心理学家已经证明，自由说话或交谈，是缓和个人情感与他人之不和，以及侵蚀行动最有效的安全活塞。由于儿童语言发展的局限，他们还不善于用语言表达那些令他感到新奇或不满的事情，他们常选择绘画的方式来表达，边画边用语言来进行补充。这是因为美术活动比较开放，儿童可以不受限制自由灵活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愿望。这使他们的情绪、情感能够得到充分的渲泄，可以使儿童解脱心理压力和紧张，获得情感自由和适应能力，受到精神健康和心理治疗之效。
美术作品注重想象，提倡自由表达和创新，因而在美术创作中没有失败，不会产生挫折感，儿童的心情愉悦。在尝试操作或创作的过程中，他们可以在毫无压力的情况下，丰富自己的学习经验，体验到发现、探索的乐趣。在完成作品时，他们又充分感受到成功的喜悦，自信心油然而生。
每次美术尝试，对儿童来说是一次新的挑战，在新的挑战中他们所体验、感受的那份快乐、自信、成功，为他们今后能够勇敢面对新问题、新环境作好了准备。#p#三、全面发展的儿童美术教育
（一）把合适的美术教育还给孩子
日本的儿童美术教育重在体验与创造，他们准备了各种彩色泥土给孩子尽情玩乐，让孩子体验色彩、自由作画，鼓励个人的表达方式。而要让儿童画真正成为“儿童自己的画”，评价方面非常重要。日本公立幼儿园的教师从不对孩子的画横加评价，而是细心地把每个孩子的画悬挂张贴，由孩子们欣赏讨论。边霞博士认为我们的教师应该转换评价的方式，如可以问孩子“最喜欢哪一张”而不是“哪一张最好”，因为我们要做的是允许孩子表现和发展个人对世界的认识，允许不同评价尺度的存在，允许个性的发展。如果我们的评价还是教师一言堂，“这张画我喜欢”“这张画很干净”“这张画画得很好”“这张画乱七八糟，我不喜欢”，那么，只能说明我们还没有理解美术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样我们将永远不可能还给孩子真正意义上的美术教育。
（二）家庭与儿童美术教育
儿童的早期教学与家庭影响较大，在自由宽松氛围里生活的儿童，一般性格开朗，活泼好动，思维灵活，无拘无束。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他们的第一位老师。儿童是在成人的价值观里成长的，他们被家长所鼓励，赞扬的某一方面和水平，均是建立在家长的文化素养上。家长的价值观在许多方面与人文文化教育观背道而驰，但儿童天天都要和其打交道，生活在一起。在一种潜移默化的自然影响下，儿童们的身心和文化素质已开始有一定的模式，当这一模式与美术教育观念对话时，随时发生矛盾与冲突。
阿恩海姆评论说：“我想不出有什么艺术与美术创造中的基本因素是在儿童作品看不到萌芽的。”幼儿期是人的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阶段，没有学习任务和压力，他们可以自由尽情地去游乐，且乐此不疲地从事一切艺术活动。他们从自己的探索中不断得到反馈，得到享受。例如，儿童的绘画兴趣是这样被激发的：儿童随意涂抹，却能成为一幅作品得到成人的赞赏，这时所带给儿童的不仅是过程的愉悦，还能及时获得结果的享用。当他完成一幅来时，他会迫不及待希望成人分享他的快乐。这样，他也很容易从成人那里得到正面的反馈来加强作画的动机。
（三）教师与儿童美术教育
教师是人类文化的传递者，在现代儿童美术教育中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应是“援助者”而非“教导者”，互动中的儿童美术教育的结果是要把儿童引向一个较为完美的状态，而其中包含了人文的情怀及充满人文关怀的艺术教育。儿童美术教育是一种深层次的隐性文化教育，教师的素质和意识在美术教育中有很大的影响，一个能适应现代教育发展、胜任美术教学工作的教师，我认为需要具备以下基本素质：
1、走进童心世界
教师所耕耘的是一片净土。教师工作之所以纯洁，是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群纯洁的孩子，教育工作者不能容忍用肮脏的灵魂去玷污这圣洁的土地。做教育工作者不能没有爱心。热爱本职工作，就会自觉地去辛勤耕作，就会去认真地实践，就会时刻警告自己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更新知识，就会认真选择自己的事业，勇往直前。当好孩子的美术教师，必须要热爱生活，要有耐心，帮助孩子学会宽容和理解，使孩子能理解、尊重人、关心人，懂得如何和别人合作，能够很好地与人交流，相处与配合。
孩子是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的，他们的身上没有太多道德理论的束缚，对于孩子来说，兴趣是如此重要，教师要千方百计来保护，扶植儿童兴趣的萌芽。让我们暂且放下头脑中固有的对儿童绘画的种种期待与标准，和孩子一起，全身心地投入绘画，你不仅能发现孩子的另一个世界，也能唤醒你自己正在沉睡的另一种感悟。
2、精通本职专业，力求全面发展
作为一名教师要能解读儿童绘画，善于与儿童沟通。如果不能了解孩子就无法做好本职工作。现代儿童美术教育以人发展为中心，教育儿童的前提建立在尊重和了解儿童，一切以儿童心理发展规律为基础上。教师不仅要须知心理学知识，而且要具有理解儿童，善于和儿童建立密切融洽关系的本领。他们能随时进入儿童的天地中来，能听懂儿童的心声，知道儿童喜欢什么，需要什么，他们怎么想，怎么做；并能以平等、友善的态度与儿童做朋友。只有这样，教师才有资格去帮助和指导儿童。
美术教师还必须熟悉儿童们创造的视觉语言符号，能欣赏和正确评价儿童作品。儿童绘画反映儿童的内心世界，教师要通过儿童的作品去了解他们的爱好、性格，他们的成长状况。教师对儿童的艺术创造要充满热情，具有关爱之心，耐心地了解他们的想法，才能因势利导的做好教学工作。教师指导儿童不能以个人爱好为准则，不要对儿童轻易去批评和否定，要以友爱协商的态度，在美术活动中，至始至终，帮助儿童身心及人格的全面发展。
3、让人文教育走进儿童美术
以上列举的事实可以说明，从审美意识出发去评价和把握作品形式的情感意味，或剖析作品所激发审美体验的形式因素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一旦我们认识到，教学必须要达到这一目的时，那么再现性作品欣赏和表现性作品欣赏教学所碰到的困难是相同的。
我们已经知道，欣赏教学具有三个主要功能——认识、教育、审美。133229.coM然而，这个属于审美范畴的教学离开了审美功能，专注于认识和教育功能是否符合欣赏教学的要求？假如，我们从伦勃朗作品中感知到铜盔的金属质感，能否成为帮助学生认识某种物理属性的辅助教材；假如，一幅画讲述的是某些伦理道德、社会思想和时代精神性的内容，是否可以作为一种传达思想观念的工具去完成德育课的教学内容，回答是肯定的。但不禁要问，欣赏教学本身的特征是什么？也许我们教学最终都是一种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健康美好的趣味，但通过艺术形式的直接感知和审美体验是欣赏教学的主要特征。从欣赏中不断获取多种功用是审美欣赏中继发性的作用。正如在其它学科教学中，偶尔得到一些类似艺术中审美感知的内容一样也是继发性的作用，并不是该教学的主要特征。
二、艺术的审美价值与评价
1.审美价值的客观性
艺术的审美价值是建立在实践价值基础上的，具有客观性。在欣赏中，由于地区和民族等文化差别，会出现价值观的差异，甚至会有完全不同的价值标准。但这不意味审美价值无客观性，因价值不等于评价，它们之间可以统一，也可以对立。文化习俗和个人特殊经验是造成不统一的主要原因。在对某一作品实际判断中，不同主体会出现不同感受。如，一个人在丧失亲人时，热烈欢快的形式也不会被其感知为愉快的东西。反之，一个时逢喜事的人，在阴雨连绵的天气里也会感受到欢庆的气氛。由于文化习惯的差异，一幅山水国画也难以被一个西方人所接受，主体的评价与价值客观性符合与否，还要看主体所操持的欣赏媒介是否符合主体的欣赏习惯，一个不会下围棋的人，无论其有多少美学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也很难感知到棋盘中形式之美。同时，还要看主体能否在理智的作用下将普通情感升华至审美情感。一个具有欣赏水平的人，能感知和体验各种媒介的审美现象，甚至能将日常信息转换成审美信息进行体验。从中我们看到，减弱客体媒介中所粘附的非审美信息和压抑主体的非审美情感是评价符合审美价值的客观性的重要条件。所以在教学中，欣赏材料的选择和教师的讲评是极为重要的。倘若欣赏材料选择不当，教学就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如果在学生鉴赏力尚处于低水平时，让他们欣赏人体艺术，可能使教学无法开展。同时，需要教师在课前查阅多方面的史论资料和作品分析的文章，从中抽绎出普遍性的规范和准则，这样才能使评价标准更符合审美价值的客观性。
2.审美评价的功利性
在美术欣赏中，对作品的审美感知具有社会功利性。一方面，审美意象和信息在激发主体审美经验的同时，也可能激发起个人的现实意识，即审美判断中潜伏着利害判断。如，对画中苹果的色彩和形状产生美感时，也可以作为“望梅止渴”的情感体验。即是纯粹几何形所传达一种普遍情感也能激起个人无意识的利害判断。另一方面，美感中包含着人类社会有益的内容，如果将壮观的战争场面看成是一种总体艺术，那么人们是不会想往那种艺术的。因为审美价值的判断要受认识价值和伦理价值的制约，即对人类社会有益的内容制约着审美价值判断。如，有时代和地区风格的作品或为某集团的个人情感所认可的形式规范，都可以作为审美评价的标准。
在欣赏教学中，教师和学生以及学生之间存着知识和经验的差异，这些都会影响审美判断和评价，故教师必须具备良好的修养和丰富的知识，理解作品形式和内容最普遍的审美意义，以宽容的态度容纳学生的感受和评价，启发引导学生以审美意识去感知作品，将日常情感升华至审美的判断。
3.审美评价是主客观的统一
审美价值的客观性并不排斥主体感受在审美现象上的多样性。欣赏是在主体参与下进行的，个人的视野和知识经验决定了评价具有主观成份，这些成份造成欣赏活动的复杂性，也造成评价难于统一。教师在讲解作品前，首先对自己的判断作内省的理性分析，理清情感中审美的和非审美的成份。在教学中，把自己的判断从推测性的语言引导学生去感知和评价作品。如，“我体验到……”和“我感觉到……”等非定性语气。使学生觉得教师的评价也并非是权威的和终极的。于是，学生也会进行自我分析，使他了解他的哪些反应代表自己个性中的基本和永久的成份，哪些是暂时的情绪和突变的东西，或是片面的判断。将自己的判断和他人的判断进行对照，使其看到自己的评价哪些方面符合多数人的意见。如此反复开展教学评价活动，使学生养成自觉验证判断，减少盲目冲动的评价，使评价达到主客观的统一。
诚然，教师对作品的评价总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并在教学中表现为一种灌输性。但任何评价都是对客体价值的主观选择和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灌输”是疏通走向人性中共同的自由本质和理性精神的渠道。一种培养审美鉴赏力的教学，离开主体从个别至一般的评判过程，任何定性的灌输有可能造成学生在欣赏上的“伪敏感”，即缺乏主见的泛泛而谈和人云亦云的假象。这是教学另一个偏颇之处。
三、绘画欣赏中的评价
1.作品内容与形式
一般认为，再现性作品形式服务于内容，而表现性作品内容往往体现于形式的本体之中。尽管二者的侧重有所不同，但任何绘画都具有表现性和再现性的多重性内容。在具象绘画中，再现性内容处于显处，而表现性内容处于隐处。如，达芬奇和丁托莱托所创作的《最后的晚餐》，其再现性的内容相同，但因形式处理（构图、人物造型、透视等）不同，就有了隐藏着的另一种不同的内容，即不同的形式因素给观者造成不同的心理感受。试想，让一个不知此圣经故事的人去欣赏这两幅画时就出现这样的情况，达芬奇的画透视焦点居中，呈一种对称式构图，加之空间处理的平板装饰性，给人一种平静稳定之感。在平衡中人物的动态变化，略使画面产生从静到动、从安稳走向骚动之感，使观者体验到一种事物处萌芽状态，但预示着即将来到的运动最普遍的经验。而丁托莱托的画，由于透视焦点偏向一边，长形餐桌向纵向消失产生倾斜的纵深感。不对称的画面失去了稳定性，加之人物的前俯后爷相互重叠，以及画面上方飞动着的小天使，更加剧了动荡不安的感觉，使观者体验到事物发展中矛盾对抗即将解体的一种普遍经验。而在表现性绘画中，表现性内容处于显处，再现性内容则相反。如蒙德里安的《百老汇的爵士音乐》，乍一看，使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理性秩序下的欢快气氛。这种错落有致的点线面构成失去了现实形象的支持，使我们感受而不是看到，事物在运动中处于一种均衡缜密的网络系统监控下的普遍经验。在冷色调中透出澄黄的直线；在线与线之间点缀着大小不一的深红、深蓝的色块，仿佛象五线谱上的音符，给人一种机械性跳跃的节奏感。对这些表现性内容的体验，只要放弃从画中索取现实形象的要求就能得到。然而，另一种再现性内容通过想象也时常从画中迸发出来。如井字形直线象街道、大小色块象建筑物等。由于绘画具有多重性内容，在教学中必须分清它们的主次关系，使我们的感知和评价有的放矢。
2.欣赏与形式分析
在这一阶段的评价，需要我们把注意力比较长久地固定在作品上，并试图把握其中那些相互作用着的主要成份。如塞尚的《苹果与桔子》，产生顺畅、和谐及愉快情绪的形式机制是由那些主要成份造成的，线条是流畅的、形状是柔滑圆润的、色彩是暖调的；静物在大面积白衬布映衬下，整个明度是高调的。构图是由各种大小方向不一的三角形组成，变化而统一。桌面向左倾斜造成圆滑的果子不稳定感，但似乎又在右倾斜的果盆强力牵制下取得了平衡。这样画面既有欢快的动感，又有祥和定静的均衡感。但这些定性的分析必须后于学生的评价，教学应当首先引导学生充分感受，因为对形式因素的剖析是胜不过对形式的直觉，直觉是对形式全面综合性感知，是动态的。而剖析是将形式分解后逐一定格，是静态的。在教学中，两者缺一不可。一方面，我们需要直觉形式，但不能把直觉神化。另一方面，直觉后的理性分析帮助我们了解所能直觉的东西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我们要求学生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尽管对形式的剖析会使欣赏失去了愉悦性，但对提高形式的直觉水平是极为重要的。整个教学是一个从引导感知分析（史、概念、形式因素）再感知的循环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使学生的直觉水平从感性阶段发展到理性的高度。
对形式因素的剖析是教学的重要部分已毋容置疑了，然而，在对作品分析时所使用的语言、方法及教具还需要进一步探究。如，在构图分析时，可将相似和相反的作品进行比较，卡尔夫的《有银水壶的静物》是一个“金字塔”形的构图与塞尚的静物画不同，具有稳重的矜持感。再如色彩分析，可以将色彩强烈的作品制成黑白灯片或教具画进行对照，使学生体会色彩在画中的作用。如果要让学生进一步体验构图的均衡作用，可以抽掉画中某一部分的色彩和形象进行试验。这种视觉实验性教学对高中生来说，是不会感到枯燥和乏味的。当然，教具的设计必须是经济又合理的。随着教学不断深入，形式的分析从笼统简单向细微复杂发展。可以说，对整体形式意味的感悟和对局部形式因素的体察和剖析都具有非生物学的意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教师对作品的分析和评价应该是一种建设性的，而不是指令性的。任何作品都是某一时代和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反映，作品审美价值的各种现象都有其局限性，或侧重于技法、或侧重于观念；或侧重于唯美性、或侧重于文学性等等。只有用历史的辩证唯物的态度，才能较全面而客观地评价作品，一味迷信和排斥都不能揭示多种现象背后的审美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学的过程就在于使学生成长为具有审美鉴赏力的评论高手。
综上所述，使我们明白了欣赏教学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活动。教学的开展都必须依据学生前一阶段的基础，提出具体教学目标的侧重点。尽管教学活动的各阶段和各层次都有不同的目的和要求，但都必须围绕着以提高学生对形式的审美感知水平和对形式意味的直觉能力为宗旨。对实际作品进行多维的和有效的审美评价，是达到这一宗旨的唯一途径。
【参考文献】
参考书目
列·斯托洛维奇《审美价值的本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左翼美术青年群体，在高昂的革命热情驱使下，不仅在舆论上吁求着美术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而且他们还身体力行，为各个群众团体画宣传画稿，油印画报，并经常参加写标语、撒传单、游行示威等活动。他们把美术同革命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在两者之间，更倾心于革命，因为这些热衷于革命的美术家“一般由小资产阶级转变，投弃到无产阶级阵营里的”，他们希望并努力在生活方式、思想感情方面都同以往的美术家划清界线，急待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清除与克服“浪漫主义的倾向及左的或右的机会主义倾向”；（注：违忌：《普罗美术作家与作品》，载《文艺新闻》1932年6月6日。）急待在斗争中在伟大的劳苦群众的集体中脱胎换骨。他们心目中的革命的普罗美术家“决不是像资产阶级美术家那样蓄着长头发，躲在象牙之塔内为统治阶级豪绅地主资本家歌功颂德，或带着怜悯的调子，用‘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名来欺骗大众。而却是群众中的一员，他们的技巧与能力将由群众的斗争中获得”。（注：违忌：《普罗美术作家与作品》，载《文艺新闻》1932年6月6日。）
左翼美术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是一些资历不深、名气不大的青年美术家，他们充满改变旧世界的理想，他们既不眷念国粹艺术，也不迷信西方传统写实主义美术，对“让我们起来吧！用狂飚一般的激情，铁一般的理智，来创造我们色、线、形交错的世界吧！”的呼喊更是不屑一顾。他们崇尚社会革命。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点燃了他们心中的希望之火。所以在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坚信革命不能不以暴力对暴力，作为文化运动的美术运动必须依附于革命阶级进行阶级反抗的斗争。他们热切地从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艺术论》、《文艺与批评》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吸取精神力量。以有“民族的苦闷、叫喊、血泪、豪壮”的苏联艺术和日本左翼美术为参照，企求建构起新兴的无产阶级的美术形态。鲁迅，不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也是左翼美术运动的发起者和导航人。他领导成立了左翼文艺运动时期第一个革命美术团体“朝花社”，并对“一八社”的活动直接加以指导，对充满革命
激情的青年美术家总是给予有力的扶持和热情的鼓舞。
在鲁迅的倡扬下，左翼美术运动不仅将创作的重点转移到木刻版画上，而且从30年代初期到30年代中期随着时局的发展，左翼美术社团的工作重心亦由以“进行对无产阶级的宣传教育活动”，转移到抗日救亡的宣传上。
紧密结合社会革命与现实斗争，关注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寻救艺术的大众化之路，是左翼美术运动始终如一的特点。抗战前的左翼美术群体大多数是美术学校的学生和青年画家，他们崇尚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并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来看待艺术问题，把美术运动看作是阶级意识的美术运动，将斗争性、宣传性作为评判艺术优劣好坏的最高标准，对非斗争的非宣传的美术流派、美术家和美术作品，加以全面的否定、诋毁，对美术界众多的名家给以篾视与嘲讽，显示出相当强的排斥性和激进性。这实际上也在左翼美术群体和其他美术流派之间划出一道界线。当然，也给左翼美术思潮的传播设置了障碍。再加上左翼美术运动实质上已经演化为新兴版画运动，所以，尽管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美术思潮波及到北京、广州等地，但其影响并没有扩展到更多更广的层面。正如曾积极参与左翼美术运动的卢鸿基在抗战爆发后对战前美术发展趋势进行回顾时所说：
“虽然美术界这时发觉到有另一形态的出现，另一种理论的产生——宣传的、斗争的。但是没有给他们以丝毫的影响，也许是这支新军的青年都不在他们的眼中吧（只是他们忘记了一句话：后生可畏）。所以，新的理论的移植和新军的出现已有了差不多十年，仍是不能散播到整个的美术界来，一直到了民族的觉醒，开始了对日的抗战这一日，一般的情形，才承认艺术宣传及斗争是真理，也使先觉的鲁迅等成为一般所说的预言家。”（注：卢鸿基：《抗战三年来的中国美术运动》，载《中苏文化》抗战三周年纪念特刊。）
的确，左翼美术思潮的影响在战前虽不是全局性的，但是在抗战中许多萌发于左翼美术运动时期的观点、认识却得到进一步的完善深化，并被普遍的认同。
（3）国粹主义与民族主义
学院写实主义、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绘画流派及左翼美术思潮之所以在中国传播流布，不仅是这些流派和思潮本身具有强大的辐射力，而且重要的是与中国社会内部的某种社会期待有关。也就是说，这些思潮或流派切合了中国不同层面、不同群体美术家的美学价值取向和社会现实需求，因而被中国美术界接受，形成了各种思潮交迭消涨的局面。不管各种思潮的渗透力与程度如何，但最初都是西方同类思潮传输的结果。
赞助人是社会学比较关注的一个角度，它是从西方美术史学研究中衍生出的一种方法。在西方美术史的研究中，赞助人的方法有助于解决包括作品的材料、技巧、尺寸、藏处、功能以及题材选择等方面的问题。但它在涉及作品的鉴定问题时，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赞助人一词，或称从赞助人角度观看中国古代美术史，学者做了诸多尝试，涉及自先秦至明清以来长时段的历史。由于中国美术史与西方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那么在使用这样一个概念的时候，或者说是使用这样一个方法的时候，学者们首先需要认真的鉴别。本文主要介绍近年的一些相关研究成果。①
一、西方美术史研究中的赞助人
《牛津英语词典》对赞助人(patron)一词下的定义是：“提供具有影响力的支持以促进某人、某项事业、某种艺术……的利益的人，另外，在商业用语中指某位常客。wWW.133229.coM”西方艺术的发展，始终与社会的赞助息息相关。西方中世纪的艺术家为教会创作，发端于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运动至15世纪30年代走向巅峰，有钱有势的普通人也开始订制艺术作品，一代大师如雕刻家多纳太罗、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以及人文主义者布鲁尼和阿尔贝蒂等等正产生于美第奇家族重新掌控佛罗伦萨城。
最早研究艺术赞助的学者之一是艺术史家瓦尔堡。他在1902年撰写的论文《肖像艺术与佛罗伦萨中产阶级》，考察艺术赞助人洛伦佐·德·美第奇时期佛罗伦萨中产阶级赞助人的精神状况和艺术趣味。他认为这些赞助人之所以希望请佛兰德斯画家画肖像、之所以发狂地收藏佛兰德斯艺术，其原因在于：这些赞助人都是原纱染厂商和丝绸制品商，所以他们特别欣赏佛兰德斯艺术中对华丽高贵的服饰作的夸张描绘。可见二者的趣味不谋而合。该文丰富的文献资料与富有想象力的历史思辨相结合，这是从赞助人角度解释艺术现象的发轫之作。
西方美术史研究中涉及赞助人的三项代表性研究成果分别来自贡布里希、巴克桑德尔和哈斯克尔，其对个案研究的细致梳理与考证，使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这一方法的衍生和运用。
英国的人文主义学者贡布里希1960年在对美第奇家族的早期赞助的研究中表明，直至15世纪，“艺术作品是捐赠人的作品”，②也就是说，被视为创作者的是赞助人而非艺术家，因为是赞助人全盘控制了题材和媒介。因此，我们如今所说的“艺术”在当时是用来表达宗教信仰，而不是传达审美情感的。马西莫·菲尔波精辟地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罗马的辉煌，成为数十年间杰出的艺术家们荟萃的中心，如果没有教会的大量订货和教皇与红衣主教们用之不竭的消费，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些都是最重要的社会前提之一。”③通过贡布里希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加充分地认识到，文艺复兴时期赞助人在艺术中的作用，它提供了这样一个启示，即一批对人文主义和艺术充满热爱和有着独到眼光的赞助者与那些杰出的艺术家一起将文艺复兴艺术推向了顶峰。
英国的巴克桑德尔毕生致力于研究文化史与批评的关系。他在写于1972年的《15世纪意大利的绘画和经验：图画风格的社会史入门》中对赞助人所下定义为：“约请作画，提供资金及确定此画用途者。”④另外他还特别指出“patron一词是个从其他不同情景中获得诸多微妙含义的专门术语。”由于赞助人在画作交易上不一定乐善好施，因此巴氏在该书中将其称之为“雇主(client)”。在这部书中，巴克桑德尔对于雇主是如何参与了画作的制作、艺术市场的结构、画家和雇主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的媒介作用、作坊的状况、某些材料的特定价值等等做了精心阐述。他一再强调，15世纪是预订画作的时期，它不同于后期浪漫主义的情况。他以菲利普·利皮为乔瓦尼·美第奇创作祭坛三联画和基兰达约为因诺琴第修道院创作《博士来拜》为例，阐述了一件艺术作品是各种社会关系的积淀，这些关系是通过与艺术生产的具体联系体现出来。正是由于这个时期的艺术作品是一种有效的服务合同的产品，因此我们在观看这些委托的艺术和建筑时必须考虑赞助者的需求和愿望。透视合同内容所述可见，在佛罗伦萨尤为盛行的商业性的交往奠定了15世纪赞助制度的基调。巴氏进一步鞭辟入里地剖析了15世纪合同强调重点的不断演变，即淡化昂贵颜料规定和突出绘画技巧要求这一过程的演变进入了对绘画技巧本身崇拜的历史过渡，而对于大师的膜拜势必伴随着艺术家个人作用和社会地位的提高。⑤巴氏通过构织15世纪意大利绘画交易形成的网络结构，以寻求绘画技巧的经济基础，从而使研究进入更广阔的文化视野。
英国艺术史学家弗朗西斯·哈斯克尔对于艺术赞助研究的主旨是：揭示艺术是怎样在不断变化的物质和赞助条件下产生的。他依据原始材料，对赞助人和收藏家的不同动机与趣味，以及艺术市场机制变化进行了深入考察，由此而得出具体的、可以证伪的说明。哈氏著作《赞助人与画家：对巴洛克时期意大利艺术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则是为巴洛克艺术“翻案”，推翻了巴洛克艺术是耶稣会精神表现这一流行看法，而得出意大利巴洛克艺术家进一步完善了文艺复兴的成就，在透视、明暗和色彩技巧上精益求精，创造出了更为复杂更为惊人的错觉效果。哈斯克尔对于导致巴洛克时代意大利画坛星光寂寥的解释是：前所未闻的宗教世俗的赞助热情抑制了艺术个性和独创性，迫使其就范于一种“公共风格”。哈斯克尔还将这一成果扩大到对于19世纪法国艺术的重新审视，由此推翻了许多广为流传的“等号式理论”，诸如新古典主义艺术代表贵族阶级的趣味，而喜爱精雕细作的风格则是新兴的中产阶级的嗜好等等。⑥哈斯克尔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推翻了一系列的公认定论，揭示了许多被忽视和遮蔽的历史真相，使我们对艺术史有了新的认识。
综合上述学术成果，从瓦尔堡对赞助人原始文献的缜密研究、巴克桑德尔对文艺复兴几百份合同资料的梳理，到哈斯克尔对有名有姓的赞助人、收藏家和画商的趣味，展览、画廊和其他影响艺术创作的各种可能因素的生动描述与分析，以及更多相关的西方美术史的研究，⑦可见，赞助人这一新的视角为美术史既有史料的重新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打开了思路，但同时也应看到基本功力的长期积累是新观点、新方法得以施展的坚实基础。从古代碑文的著录，档案文献的保存和整理，各种史籍和专集的编纂到数量宏大的专题研究和学术论文，这些都是西方史学之功力所在。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这一坚实基础的存在，新观点、新方法才能有施展的余地。
二、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赞助人
中国古代美术史研究倡导对方法的重视，这与上世纪80年代学者的讨论、译介与争论分不开，⑧同时也受惠于国外中国美术史研究对于方法的重视与自觉，从而促进了研究方法的讲求和多元并存。以哈斯克尔的艺术与社会研究为例，就深刻地影响到了国外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李铸晋的《赞助人与画家》、高居翰的《画家的实践》到包华石的《早期中国的艺术与政治表现》，从书名、理论框架、探讨的具体问题、各种观念的论述、对艺术家的解释，作者们都不讳谈到受哈氏的启发。
美国学者谢柏轲认为现代的艺术史家有责任去评估由艺术与社会等级联合而形成或歪曲历史记载的方式，他提出了如下艺术赞助研究的若干命题：赞助人怎样确切地支配他们雇佣的画家创作的作品、风格和内容，这和那些非交易性的求画者（朋友或其他人）对业余画家及其作品的影响有什么不同？什么是地方性的职业绘画组织，它们如何发挥作用？业余画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所谓业余的？被文人们大量忽视而只偶然见载于官方史籍的皇家画院是如何建立并怎样发挥其作用的？⑨
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内向观”(instrinsic study)为主的研究方式开始与“外向观”(extrinsic study)的研究方法紧密结合。⑩这一研究方法的运用，打破了中国美术史的一些传统认识：即画如其人，而是将绘画作品意义的来源从内部引向外部，从个人引向社会，从而有助于研究中国绘画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其代表事件就是1980年11月20-24日在堪萨斯市纳尔逊博物馆由李铸晋组织的“艺术家与赞助人：中国绘画中的社会和经济因素”研究讲习会，其中心论题就是画家与收藏者、赞助人之间的关系。作为主持人，李铸晋对赞助人的概念作了阐释，他认为艺术赞助人的兴趣爱好和赞助会影响艺术创作。艺术若要生存，它就必须对人类有价值。它或者作为商品或者功利品，或者是审美手段或精神事物。只要涉足这些方面中一项或者几项的人就可以被看作是赞助人。同时，李铸晋也提到，奇怪的是中国传统著作似乎并没有提到一个与“赞助人”(patron)含义相当的术语。“鉴赏家”和“收藏家”的意思相近，但都不含有“赞助人”的含义。在现代词典中，由于patron译为“赞助人”、“保护人”或“顾客”等，所以李铸晋也特别指出在使用这个术语时，重要的是应当牢记它在英语语言中更深刻的含义。此次会议提交的17篇论文，涉及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赞助人与机构包括：著名的“收藏人”、左右时代审美风尚的文人和艺术家群体、大家族，与重要城市相关的士人等，宫廷皇室、画院、寺庙道观。与会的年轻学者从具体个别画家和画派的研究中去揭示拥有经济力量的收藏者与赞助人在与画家交往中对画风发展的导向与制约。从社会经济的发展上揭示了绘画风格形态演进的外部原因与内部依据的关系，反映了对中国美术史在方法上的新变化。(11）
这一研究视角的拓展，揭示出了中国美术史历来被忽视的一个方面，即自从宋朝开始，一些艺术评论家总是重复地认为创作本质带着理想主义的色彩。他们觉得艺术家不仅是画他们所认为最美好的事物，甚至完全不考虑到买主或消费者的品味。(12)这种理想主义则部分地遮蔽了赞助人和公众的关系及其趣味的相互影响乃至冲突。因此包括高居翰、包华石在内的学者通过他们的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中国绘画也和其他国家、民族的艺术一样，会受经济的或类似经济的交易行为的影响。在这样一个约定俗成的体系下，艺术家作画乃是为了报答、迎合社会上的某些人的需求或期望，从这种交易的过程中，来表现自己的才能、或传达自己的情感，甚至获取某种利益。(13)而对于这一研究方法，中国学者也有着自己的评价。针对赞助人，薛永年指出“被称为赞助人的古代中国画收藏家，不少是画家的朋友，获得佳作的手段也多非购买，但实质上仍类乎交易。”(14)赵国英认为在绘画史与鉴藏史的研究论著中，常常会出现“赏鉴家”、“收藏家”、“鉴藏家”、“好事者”、“赞助人”等等说法，有时在使用上界定不清，而这些概念在古人的眼里是有区别的。(15)
本文尝试以薛永年、高居翰和巫鸿的研究为代表，探讨赞助人方法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针对扬州八怪与扬州商业的关系，薛永年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紧紧把握因时因地而异的书画创作与欣赏的供求关系，深入讨论18世纪扬州新兴的市民文化观念与审美意识潜变，及其在供求关系中对非正统派职业化文人画家选择传统和艺术新变的影响，联系社会文化的背景阐述美术发展而不简单套用相关学科的成果，着重于创作意识、艺术精神的变化又紧密结合着风格形态的演进。
薛永年以传统鉴定学、目录学、文献学为基础，从社会学的角度把扬州画派纳入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并联系当时的艺术思潮、收藏风尚和观众的审美趣味变化及绘画自身历史的发展规律，从多角度进行交叉综合分析，详细地阐释了绘画本体与客体、他律与自律的因果互动关系，避免了孤立看问题和套用概念的弊端。(16)
高居翰以倪瓒山水画的固定风格作研究，他认为倪瓒山水画固定风格的形成，基本上可以说是因倪瓒的特殊性情和独特的社会地位所致，传达了传统以来某些文人的特殊个性和处世态度，也反映了这位对于现实环境不满的文士超脱俗世的崇高理想。此外也可能是那些雇用倪瓒作画，而希望在他的画中反映出与倪瓒相同情性的赞助者或雇主，借画以传达情感之产物。(17)
高居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元明清的中国传统绘画上，他为中国山水画的功能做了分类，包括祝寿、离别、隐逸、地形画、田园画等。(18)他认为这些山水画的特质，都反映出艺术家和被赠予者间的相同政治地位或相同的社会背景，而这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充满着不同利害关系的社会中，某一些有共同理想的人间的交换行为。(19)高居翰的研究是“外向观”的代表，他的研究重心在于如何能够分辨出一张作品的功能，并由此而深入探讨画家选用此种绘画类型后如何表达其特殊用途？以及在丰富人们的看画经验之外，更能了解在中国社会制度下，艺术家与艺术品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反省风格是如何传递了绘画作品以外的人类的想法。
巫鸿的研究则是将赞助人概念的外延进一步扩展，他在《九鼎传说与中国古代美术中的纪念碑性》(20)中谈到“原境”(contexts)，也就是通过审视一件艺术品的物质、礼制、宗教、思想和政治环境，使我们能够更准确地确定它在某一特定社会中的地位、意义和功能。与这种“原境”研究相关的方法论，即所谓的对艺术“赞助”的研究。在这本著作中，他自始至终强调了艺术赞助人的作用，比如把耗费资源的礼器之出现与史前时代东部沿海地区社会阶层的分化和有钱有势的艺术赞助人的兴起相联系；又如将东周时期对宏伟宫殿和陵墓的强烈偏好归因于其艺术赞助人的政治野心；甚至该书第三章都是在考察皇室艺术赞助人在西汉都城长安城市兴建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再如有关东汉陵寝建筑的讨论，艺术赞助人的地位不再是君主，而成为死者本人、死者的家人、故旧知交。
在《“私爱”与“公义”》一文中，巫鸿则通过审视赞助人的文化背景和心理需要，揭示了汉代人的死后理想和道德观念在丧葬艺术中的体现。(21)另外由巫鸿主编的《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论文集，(22)其中第四部分的4篇文章突出了对解释方法的重视。作者对赞助人在宗教艺术创作中的作用进行了考察。所讨论的赞助人包括具有强烈政治企图的外族统治者、不同等级和阶层的女施主及地方宗教社团的成员等等。在综合分析考古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这些作者确定了相关研究中赞助人的身份和他们支持宗教艺术的意图。赞助人方法在这些有关中国古代美术史的个案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运用与凸显。
总之，从赞助人这一视角进行古代美术史研究，已经跨越长时段的中国历史，涉及不同社会阶层的赞助人，及其对不同材质、不同功能的艺术品的选择……这样的研究角度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理解艺术史上的艺术家与作品，他们所共有的主题、意义和价值，以及各自所扮演的角色。
三、赞助人方法检讨
近年来，方法论的介绍与研讨成为学术界的关心热点，它对各文艺学科的建设和开拓无疑十分有益。但是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方法即对象本身”，离开了每个学科的特殊对象与直接目的去泛论方法，或许有益于建设方法论学科，可是未必一定能够解决本学科中的问题。
正如曹意强对哈斯克尔的评价，(23)上述学者的共同贡献在于给予中国美术史研究很大启发，拓展了我们思考艺术的角度。现在当我们再面临一件艺术作品时，不再局限于下列问题：这是谁的作品？是何时何地创作的？它属于哪个流派？与前人或同代人在风格上有何相异之处？它表现的是什么内容？有什么象征意义？而是可以进一步追问：它是为谁创作的？艺术家在创作时有多大的自由与限制？是谁为此而付的钱？订购人和他的同代人及后人是怎样看待它的？它在历史上与其他收藏者有什么关系？一言以蔽之，它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与之相关的人们的特定思想、抱负、希望、恐惧、爱和恨？
然而，艺术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中的局限性和危险性仍然是显而易见的。以中国美术史为例，用赞助的概念来阐释艺术可能也会导致这样的结论：谁赞助艺术谁就可以左右艺术创作的风格和趣味的变化。而这一结论非常危险，因为从文献到实物资料都仍缺乏有效和充分的证据证明中国美术史上的赞助人的观念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影响到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因此，尽管对赞助的研究能够使我们分辨许多外在于作品的重要条件，但它并不能有效解答作品的内在形式特质问题。而这一点在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中尤为关键。
因此，薛永年就认为“西方学者长于从某种特定的思维角度来看美术史及作品，……的确有助于发现新的问题，可为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其弊端在于，只从某个特定的角度来看问题，对画家的了解就不容易全面、深入，有时得到的结论会比较片面、简单。而传统研究方法也有其优势，中国的学问从明清以来讲究集大成，也就是注重用综合的方式。书画本身是一个综合的产物，具体研究中要根据对象来运用方法，而不是用方法来套对象。”(24)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美术史研究学者才会不断地把西方美术史研究中的风格分析方法更切合实际地运用到中国画鉴定上来，以便改造中国古已有之的纯靠经验、过于偏重名家个人风格的鉴定方法，建立科学且持之有故的断代标准。
所以，一方面虽然我们主张史学必须不断地吸收新方法，但另一方面则强调不可迷信方法。从经验科学中发展出来的方法都有它使用的局限：彼此相互借用之时一定要慎重抉择因经验对象相异所产生的不同效果。新方法的发展成熟又期待学者的反复试验。而研究的关键还是要以题目或问题为中心，呆板和一成不变的方法不能适用于不同题材的美术史研究，方法论的借鉴和更新是由所要解决的问题而决定的，因此近年来学者们才会不断提出问题意识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
杜维运说：“（陈寅恪）留学西洋，会通其史学理论与方法，归而不露痕迹的研究国史，撰写国史，这是输入西方史学的最高境界。”(25)这或许对致力于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我们有所启发。
（拙文撰写中，殷双喜博士、刘婕博士提出宝贵意见，赵国英博士、吴晓明博士提供艺术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①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而深入。在具体的研究领域内，学者们大多是运用这一方法就具体问题予以解答。
②贡布里希《作为艺术赞助人的早期梅迪奇家族》，《文艺复兴——西方艺术的伟大时代》，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0年。
③［意］欧金尼奥·加林主编，李玉成译《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三联书店2003年。
④baxandall, michael. painting and experience in fifteenth century italy: a primer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pictorial sty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c1972.
⑤巴克桑德尔的一系列文章由《新美术》译介，如《时代之眼》，《新美术》1991年第2期；《绘画交易的条件》，《新美术》1991年第2期；《视觉习惯与文化》，《新美术》1998年第1期；《绘画与种类》，《新美术》2001年第2期，等等。（英）m.巴克森德尔著，曹意强等译《意图的模式：关于图画的历史说明》，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
⑥haskell，francis, past and present in art and taste:selected essay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haskell, francis, taste and antique: the lure of classical sculpture, 1500-190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曹意强《艺术与历史》，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哈斯克尔的一系列文章亦由《新美术》译介，如《19世纪法国绘画中古代大师的形象》，《新美术》1991年第4期；《趣味与历史》，《新美术》1991年第3期，等等。
⑦曹意强《欧美艺术史学史与方法论》，《新美术》2000年第1期；邵宏《美术史的观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
⑧薛永年《美国研究中国方法述略》，《文艺研究》1989年第3期。林家琳《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概况》，《美术》1989年第5期。洪再新选编《海外中国画研究文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6月。
⑨谢柏轲《西方中国绘画史研究专论》，载洪再新选编《海外中国画研究文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6月。
⑩相关内容参见：方闻著，李维琨译《心印——中国书画风格与结构分析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高居翰、班宗华《通信集》，载洪再新选编《海外中国画研究文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6月。
(11)李铸晋，artists and patrons, some social and economic aspects of chinese painting，部分论文翻译后在《荣宝斋》杂志连载发表。
(12)高居翰《中国绘画史方法论》，《朵云第52集·中国画研究方法论》，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
(13)martin. powers, pictorial arts and lts public in early imperial china,art history, june 1984; and artistic taste the economy,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former han china,art history，september 1986.
(14)薛永年《中国画在美国》，《中国画》1986年第2-4期。
(15)赵国英《关于绘画史与鉴藏史的思索——从王鉴绘画研究中看明末清初绘画与鉴藏的关系》，《美术研究》2006年第1期。
(16)谭叔乐《尽微·致广·通变——薛永年的治学》，《美术观察》2003年第12期。
(17)james cahill, ed, shadows of mt. huang: chinese painting and printing of the anhui school, berkeley, 1981;高居翰《山外山——晚明绘画》，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
(18)高居翰《中国山水画的意义和功能》，《新美术》1997年第4期。
(19)高居翰《中国绘画史方法论》，《朵云第52集·中国画研究方法论》，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
(20)wu hung，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21)巫鸿《“私爱”与“公义”——汉代画像中的儿童图像”》，《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三联书店，2005年7月。
(22)1999年11月在芝加哥大学召开第一次“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国际学术会议。巫鸿主编《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6月。
1引言
艺术体操不仅有体育运动的健康美,而且融合了包括雕塑、绘画、工艺在内的艺术美,以及芭蕾舞、民族舞、技巧、武术、杂技、戏剧等技术之精髓,而且还创造了一整套有思想、有感情、有层次、有结构、有难度的立体练习程序,从而构成了艺术体操的美。艺术体操综合了舞蹈中的形体艺术,美术中的造型艺术,音乐中的音响艺术,并将这些艺术与高超的身体和器械技术交融组合成千姿百态的舞台和流动变幻的场面,给人以优美、清新、高雅、新颖等印象。
2艺术体操项目人体美的研究
2.1体型美
艺术体操项目是以优美为其主要特征的,运动员漂亮的外貌及健美的身体形态会为创造优异的成绩带来良好的“印象分”。外貌主要是指脸型、五官和气质。脸型、手型与艺术体操运动员身体各部位比例匀称,在选材时对运动员体型结构外表都有相应的要求:颈部及四肢修长,躯干略短;肩部稍宽,髋部稍窄,臀肌上收。这种苗条修长的身材,完成的动作不但幅度大而且非常优美,给人以美好的视觉享受和无穷的艺术魅力。
2.2姿态美
姿态美是身体各部分所呈现出来的外部形态美的一种。姿态美是艺术体操运动员在完成过程中的审美意识及对运动员自身的审美要求,是评分的重要依据之一,是提高动作质量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完成动作过程中,动作舒展、姿态优美大方是对艺术体操运动员的基本要求。通过训练使人体的一些基本形态表现得更加优美动人。而在艺术体操基础训练中正是借助舞蹈、芭蕾等基本功训练来提高运动员的形体。使艺术体操运动员身体挺拔、隽秀,更显女性曲线美,使运动员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散发着青春、优雅的魅力。
2.3气质美
艺术体操运动员在训练过程中不仅仅要进行多方面的技术训练,作为一名优秀的顶尖级运动员还要有独特的气质。气质美是人的品德、性格、精神、风度等综合性的一种内心世界的美,是人对外界事物反映的一种心理品质和心理现象。一个人的美离不开外在和内涵两方面。人是一个统一的机体,外在表现和内心世界应该是统一的,行为美与心灵美应该是统一的,动作美和气质美也应该是统一的。长期从事艺术体操锻炼的人,那高雅优美的动作造就了他的形象美,那婉转动听的音乐与动作的结合使人的气质在身体与心理的交融中自然而然得到升华。此外艺术体操运动员独特的个人气质美是比赛中获得高分的关键因素之一。
2.4造型美
造型美是用身体形态姿势表现的美。它包括静态造型美和动态造型美以及动静结合的造型美。艺术体操的静态造型美光彩照人,像一尊精美的雕塑。如艺术体操套路的各种开始和结束姿势以及各种平衡等等,都是静态的造型美。动态造型美是在运动中的空间造型美。如跨跳、鹿跳、接环跳,立转、平转以及旋转中的平衡,都是动态的造型美。而跳步接踹燕等动作则是典型的动静结合的造型美。这些造型或动态或静态或动静结合,无一不是艺术价值的完美显现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2.5难度美
在艺术体操的比赛中,形成其艺术价值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身体动作是重要的技术基础,是由跳步、平衡、单足转体、波浪等基本动作,以及各种移动小跳、单足跳、摆动绕环等动作组成,其中跳步、单足转体、平衡3类动作丰富多变,是组成难度的核心部分。成套难度的数量多达20—30个;而难度动作的系数涉及10个级别,难度之大令人咋舌。例如,卡巴耶娃做的踹燕转体360°和不用手帮助的结环转体360°;阿列克山德罗娃做的上体侧倒侧劈腿转体360°和抛器械后连续3次伊柳辛接器械等动作,使人耳目一新。更令人惊叹的是她们能把这些创新难度和其它转体或平衡难度连接起来做,出现以连续体相接的联合难度,使观者目不暇接,练者一气呵成,达到形美感目、神美感心的微妙境地。这种作为艺术美的创造性发展所体现出来的难度美,使人真切感受到运动员本质力量中所潜在无穷能力,从而悟出不断追求新领域的真谛。超级秘书网
2.6人体与器械的配合之美
艺术体操器械有绳、圈、球、棒、带,不同器械均由不同的材料特制而成,轻便别致容易操手。若巧妙配合,使器械成为身体的一部分,例如:抛、接、踢、滚动、绕、等等。都能表现出许多高超动作,运动员有序地变化队形,器械的相互交换,空间与地面、人与器械的结合形成动态图案。天衣无缝,浑然一体,人与器械和谐一致。
3艺术体操音乐美的研究
艺术体操成套动作是在音乐伴奏下完成的,不仅烘托气氛,更是各种形态和技术展示的艺术手段,所以音乐是艺术体操的灵魂。曲调优美、风格鲜明的音乐,不仅可以激发运动员的激情,突出个性,增加动作的感染力,还可以增强表演的气氛和艺术感染力,动作是声音的形象化,是表达音乐形态和内涵,优美的音乐的开始,使人产生美妙的联想。运动员心情和意境受音乐旋律的启迪,从而产生艺术创造的激情,随着音乐的旋律,用全身的器官尽情地自如地表现动作。使音乐形象和动作达到完美的统一,给裁判和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4结论
艺术体操只有以高难的技巧动作、优美的舞姿、动听的音乐旋律、感人的艺术形象和艺术表现力等各种因素,才能创造出鲜明、完美的意境,令人心驰神往,产生强烈的审美力量。若忽略了任何一个部分,如技巧难度太低,音乐旋律不动听,造型不美,神形分离等等均会对整套动作产生巨大的影响。在艺术体操中(下转178页)(上接177页)绝不能把难度技巧、舞蹈、造型、器械、音乐等等看成是各自孤立的、个别的,而应严格地按照每一部分美的规律进行编排,并把它们和谐、完整地统一。一套艺术体操动作就是一件艺术作品,只有各方面的美融为一体,才能获得最佳整体效果,创造最美的艺术境界,其美的特征及美学价值才能得以最完美的实现。
参考文献:
【1】大众艺术体操
在1874年的巴黎，一群不肯在官方巴黎沙龙展出作品的叛逆青年，举办了一场只展出他们自己作品的绘画展览。可是当时巴黎的人们并不买他们的帐，回馈给他们的只有嘲笑和讥讽。那是因为他们的画作一反常态，并不描绘庄严的人像也不描绘宏伟的历史场面，而是运用大胆的色彩，下笔粗放的描绘简朴的日常生活和大自然景象。这些作品中莫奈创作的一小幅海景受到的嘲讽尤甚。他画的是哈佛港的晨景，题名为《日出印象》。并因为被人笑称他们这些画为“印象派”。他们索性就用“印象派”做他们画派的名称，以示对自己画风的坚持，多年以后“印象派”响彻全球，而提出以“印象派”命名画派的莫奈也成为这一画派公认的领袖。印象主义绘画的特点是把对自然清新生动的感观放到了首位,认真观察沐浴在光线中的自然景色,寻求并把握色彩的冷暖变化和相互作用,以看似随意实则准确地抓住对象的迅捷手法,把变幻不居的光色效果记录在画布上,留下瞬间的永恒图像。这种取自于直接外光写生的方式和捕捉到的种种生动印象以及其所呈现的种种风格，因为一切色彩皆产生于光，于是他们依据光谱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来调配颜色。印象派绘画用点取代了传统绘画简单的线与面，从而达到传统绘画所无法达到的对光的描绘。
二、莫奈绘画作品中的艺术的形式美
西方绘画在发展历程中，画家总是将当时的科学成就引进艺术创造之中。由于光学和色彩学研究成果问世，后来又经查理士亨利把光和色彩直接与美学相结合，运用到艺术法则上，这使追求创新的画家们深受影响和启发，他们尝试着纯粹的“外光”描绘，以及新的色彩关系分析，并把这种自然科学的法则和他们的艺术观点结合起来进行创作。他们认为自然界的一切物体都是光的照射作用，才显现出它的物象；而一切物象又是不同色彩的结合，太阳光是由七种原色组合而成。如果离开了光和色彩便没有这个世界。这种艺术观念成为他们的主导思想，从而支配他们的创作活动。莫奈的绘画作品，运用大胆的色彩、对光与影精准的拿捏、对大自然景象最真实的追求、融入了个人的思考和情感，展现给我们了一个和谐统一、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的独特的艺术形式美。莫奈对艺术的形式美的追求，体现在方方面面。
1、从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中来表现艺术的形式美莫奈热衷于描绘大自然的景象，将最纯美的大自然和最淳朴的生活作为他创作的题材。
同样他也选择了最能够展现大自然和淳朴生活的最真实一面的创作手法。艺术形式美作为一种独立的美，它必然要与一定的内容相联系。艺术家通过运用不同的表现性语言，运用不同的表现性因素在艺术中凝聚和体现，以自己真挚的感情再现生活的图画，通过色、线、形、音的组合描绘外部世界，让自己的情感通过自己的艺术作品流露出来，这种情感的表现以其自然、朴实、真挚而感人的形式出现，体现着生活的真与美。
2、从情感与形式的统一中来表现艺术的形式美。
在艺术作品中，一种形象的形式与人们的情感、思维、现实生命、审美个性等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紧密相连。莫奈视线中的情景是纯真而自然的，表达的是内心真实的感受，这种方式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解决形式与感情的关系问题。由此看，莫奈虽然对印象加以夸张，而根本上还是使用印象来表达心境的，他通过物体表现的也是内心的情感。有人说莫奈又像是一名诗人，在他的画里，表现情感的调子代替了色彩的和谐，他会以无意识的不浓不淡的笔触描绘出充满感情的画面。每幅画都像一首优美的散文诗。莫奈主张将真情实感寓于对自然风光的描绘中，追求主观化的艺术真实。用写实手法来表现自然的外貌，企图细致无误地记录大自然的一草一木。
3、艺术的形式美与时代之间的辩证关系。
民间美术的审美性在人们的脑海中一直是极富艺术形态的，其具有独特的造型艺术、色彩艺术等，比如民间美术的剪纸、刺绣等就体现了“吉祥如意”之情，其图案多为富有意象化的福娃，燕子等，在色彩上普遍采用传承中国喜庆欢乐气氛的红色，总而言之，民间美术具有独特的审美性。
1.2民间美术的民俗性
民俗是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不同的民族各具民族风俗，是对人们社会生的一种不同诠释，而这种诠释，却成就了民间美术另一种艺术特征，例如，民间美术中的风筝、年画等，早就不仅仅是原有的功能和形态，而是经过民间美术的雕琢，成为了一种特殊的民俗文化形态，在祈福、祭祀等活动中经常可以看到。人们用色彩丰富的风筝来驱走一年的霉运，用年画娃娃来祈祷来年的福气，这些都体现了浓浓的民俗风情。
1.3民间美术的实用性
民间美术来源于民间文化，因此一直保持着民间生活最原始的形态，民间美术的“本元性”使其与人们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所以民间美术是生产者的艺术，是将生活中最真实的一面以艺术的形态来展现。如在民间饮食文化中，面花成为了民间艺术造型的典型，这是一种用简单的面来创造艺术形态的一种方式，体现了浓浓的生活气息。
2民间美术对现代艺术设计的启示
2.1造型设计启示：道法自然
造型和形象是艺术设计的第一大特征，而中国民间丰富的艺术造型是非常值得现代艺术设计借鉴的，由于民间美术造型讲求视觉独立性，其独特性体现在其取材和造型体系不仅仅来源于单纯的自然取法，而是在其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想象力和创造力，是一种自由而又随意的创作过程，作者通过作品将其观念暗寓其中。现代艺术在造型上可以充分借鉴民间美术的造型。首先，在设计思想上，应充分借鉴民间美术“不拘一格“的造型风格，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可能是创作灵感的源泉，再通过主观的审美进行二次创造，使民间美术融入现代艺术设计中，形成独特的风格。其次，在造型的取材上，可以借鉴民间美术的造型意象，为冷硬的现代艺术设计增添些许生活气息和人文情怀。
2.2色彩运用启示：配色鲜艳
色彩是艺术设计的精髓所在，现代艺术设计在色彩上也要借鉴民间美术色彩的精髓之处。民间美术源于民间生活，民间生活随着时间的变迁形成了具有民族特征的色彩，例如我国的年画、剪纸、皮影、木偶、脸谱刺绣等都呈现出色彩丰富的文化底蕴。中国的五色观源于传统的五行观念，将“东、西、南、北、中“的空间观念搭配五种色彩，形成东方主青色，西方主白色，南方主赤色，北方主黑色，中央主黄色的独特五行色彩组合。其次，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将“吉祥如意”也延伸到了色彩中，以“红红绿绿”来体现吉祥如意，譬如节假日的年画，对联等，都以红色作为主色调，突出节日的红火热闹。这种将风俗愿景与艺术形式相结合的方式，不仅能感受到节日的喜庆吉祥，更能体味浓郁的艺术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