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中，人们几乎尝试过使用每一种可用的材料，希望能找出一种最合适的书写材料。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试用木片、石片、各种金属片、各式的兽皮、树叶、树皮、布匹、泥土以及纸张作为书写材料。由于社会发展程度、自然环境和科学技术水平等诸多原因，中国和西方国家在使用的书写材料上存在很大差导。
在造纸术发明之前，中国古代书写载体主要是龟甲、兽骨、青铜器、石头、竹木片和缣帛。中国文字发展到殷商时期，已经很进步了，当时记录文字的材料主要是甲骨。甲骨文大多是商王朝当时占卜的记录，因此又称它为卜辞。因为多是刻写的，所以又叫殷契、契等，清末河南安阳殷墟大量出土的甲骨，内容涉及很广，是殷商时期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情况的真实记载。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并不都是单片存放的，有的是成套甲骨，即将较长的卜辞分刻在几块龟甲或肩胛骨上，有的三板，有的四板不等。龟甲有的截成半圆形，中凿一孔，贯连起来，称为龟册书。这就是我国最早的典籍。中国图书馆，从殷墟甲骨卜辞起，即随着社会前进的步伐，蜿蜒曲折地前进，所以说，殷墟甲骨卜辞是对中国图书馆进行研究的起点。
随着殷商后期人们对冶炼铸造技术的掌握，生产了铜、锡等金属器物，青铜原是铜、锡的合金，以青铜为材料做的青铜器是商周时期极受重视的器具，分为礼器、乐器、兵器、食器及日用器物。其中礼器是统治权力的象征，所以被称为“重器”。当时的统治阶级凡遇重大事情，必铸器物一件，并把那桩盛事记于青铜器上。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铭文，或金文、钟鼎文。铭文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当时战争、盟约、条例、任命、赏赐、典礼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铭文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书籍，但却起了书籍的作用。它是商周时期一种重要的历史文献。
简牍是对我国古代遗留的写有文字的竹简和木牍的概称。用竹片写的书称简策，用木版写的叫版牍。由于竹木方便书写和易得，汉代以前，简牍是我国图书的主要载体形式。竹木应用于书写起源很早，在甲骨文中“册”“典”二字不仅指甲骨龟册，也包括史官记录帝王诰命的“简策”。简策从公元前1300多年沿用到公元4世纪，对后世影响很深。
缣帛是丝织品的总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与制作丝织品的国家。制丝织绢在殷代已较发达。帛书与简策几乎同时并行使用。缣帛作为书写的材料，只要有笔墨，就能立刻写出来，具有质地轻软、便于携带、易于收藏等特点，且色白、吸墨、不易腐蚀、经久耐用，纤维能适当伸缩，卷舒自如，便于阅览，很适宜绘画和制图，可弥补简牍之不足。但缣帛当时是与同等重量黄金进行交换的贵重物品，而且产量也有限，所以价廉易得的简策是当时的主要文献载体。[2]
古代西方应用最普遍的书写材料有三种，大多数现存的早期文献都是记载在这三种书写材料上，即纸莎草纸、泥版和羊皮纸。其中应用时间最长、区域最广的可能就是纸莎草纸了。纸莎草纸出产于尼罗河下游和地中海沿岸。
羊皮纸卷的质地和外表与纸莎草纸不同，但其形态却相似。羊皮纸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羔皮纸，是经过处理的小绵羊皮或山羊皮。羊皮除去毛和油脂，然后经过硫化鞣制，做成薄薄的半透明薄片。制成的羊皮纸可以裁剪成页，也可以粘成长幅。羊皮纸是在天然羊皮用于书写几个世纪后才发展起来的。但后来特殊情况下仍然使用天然羊皮，特别是用于书写宗教著作和仪礼方面的文章。天然羊皮和羊皮纸比纸莎草纸耐用，并适于两面书写。而纸莎草纸则因为过薄，墨水可以渗透，只能单面书写。羊皮纸的使用始于公元前两世纪，而后数百年间与纸莎草纸同时被普遍应用。
第三种在西方古代广泛用作书写材料的是泥版。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及其邻近地区，泥版是用来书写楔形文字的。泥版使用的地域从波斯湾直到地中海地区，使用时间自公元前四千多年至公元后数世纪。
此外，在公元4世纪时，另一种形式的图书，折页式图书在西方开始广泛流行，其形式和现代图书基本相同。“折页书”一词来自拉丁文，原意是“树干”。最早的折页书是“书写板”，由两片木板或象牙板组成，在一边用链连在一起。两片板的里面涂上蜡，可以用带尖的笔书写，蜡面涂平后还可以再用。这种书写板是由单片的涂蜡板发展演变而来的，是将单片的蜡板用链连接而成的。书写板可用来写信函、演算、备课或做记录笔记。后来连接在一起的板片逐渐增多，有了金属片、木片、象牙片等。当易于折叠的羊皮纸广泛应用时，一张羊皮纸也可以像书写板一样，折成两页或四页来使用。几张折叠好的羊皮纸沿折线缝好，就成了单独的小折页本；若干这样的小折页本经缝合粘连而成册，加上皮革或木头的封面，就成了折页本图书，可以保存几百年之久。[3]
在古代西方虽然也有连句成篇的泥版书和纸沙草书的存在，但当时从形式上尚未编连成册
，更缺乏丰富的古代文献的直接描述。因而从文字体系的载体——典籍方面来讲，中国早于西方并优于西方。
随着西藏乡村经济结构中农牧业份额的下降和农牧业生产方式自身的现代化，西藏乡村社会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是西藏农牧业社会生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生存型走向发展型 西藏传统农牧业阶段，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农牧民的生活内容是围绕生存展开的，目的是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要。随着改革开放，土地归户使用长期不变，畜牧私有私养长期不变政策的落实，农牧民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可供消费的物质财富日益增长，直接用于生产劳动以外的剩余时间也越来越多，因此，农牧民生活中更多的花费和精力可以用于个人的享受、发展和提高，这样消费结构改善了，生活内容丰富了，个人的选择空间也日益扩大。 西藏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牧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农牧民需求层次也在不断提高，生活消费结构向更趋于合理化方向发展，食物消费在全部消费支出中的比例有所下降，动物性食物及水果、蔬菜的消费有所增加；自给性的初级产品消费有所减少，商品和加工产品的消费有所增加。据西藏自治区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1992年对堆龙德庆县30户农民的抽样调查统计，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985年为306．18元，1992年上升到608．36元，分别占当年总开支的51．17％和67．10％；再从全西藏农牧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支出来看：1996年西藏统计年鉴中农牧民人均生活费支出为896．80元，与同期西藏城镇居民平均生活消费水平相比增长了74．60％，就生活消费内部各项支出来看，尽管农牧民家庭支出中生活消费品支出仍占绝大多数，但非商业性支出所占比重趋于不断增长。就堆龙德庆县30户农民抽样调查结果，从1985年到1992年间。增长了0．68个百分点；而1992年西藏农牧民的年人均非商业性支出为7．69元，到1995年增长到23．38元，递增了32．89％。 同时，农牧民生活消费品的各项支出所占比例也在不断变化，与城市居民逐渐趋于接近（详见表一）。从表一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差距在90年代初期比80年代中期小。 城乡消费支出结构的接近，说明西藏农牧民和城市居民消费观念正趋同一，而消费观念的变化直接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长期以来，藏民族的饮食单一，主食仅糌粑、牛羊肉，蔬菜吃得很少。解放后，特别是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好转，西藏的农牧民饮食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逐渐向丰富、营养型发展，而且由于与城市联系增多，受城市和周围厂矿“城里人”的影响，其饮食方式也逐渐复杂、多样化，据西藏自治区统计局统计，1991年西藏农牧民人均主食消费支出106．28元，副食支出106．59元；到1996年时，人均主食支出为105．81元，副食支出191．18元；可见副食支出明显超过了主食支出。1985年到1996年间，牛羊肉等藏族传统食物消费量在下降，动物性食物及水果、蔬菜的消费在增加（详见表二）。 衣、食、住和日用品等方面的消费也逐步趋于增长，据1995年西藏100余户家庭的调查，西藏农牧民不再满足服装要保暖，而且追求服装色彩协调，式样新颖，对中高档穿着用品的需求量在逐步上升。农牧民不但穿传统的自制皮衣，也越来越喜欢穿化纤、呢绒、毛料的衣服，安多腰恰的牧民如今喜欢穿轻便汉装，被调查的45户农牧民中，每户均有8件汉装。拉萨城里穿汉装和西装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追求轻便、价高、式样新颖的衣服，穿着式样的更换比农牧区都快。尤其是文化、娱乐等非生活必需 品的支出，在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明显具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据自治区农调队对堆龙德庆县农民家庭的抽样调查，1992年农民人均用品消费比1985年增长了147．8％；再根据西藏自治区1996年统计，1995年非生活用品的支出为110．51元，比1991年增加了81．7元，而且用品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文娱用品和书报杂志费用（见表三）越来越高；笔者在1995年调查的100户家庭调查问卷统计结果和1996年西藏自治区统计局的统计数据同样也表明，各种高档耐用消费品，如电视机、洗衣机、录音机、录像机、汽车、摩托车等现代化用品逐步进入西藏农牧民家庭（见表四）；唱卡拉OK、跳交谊舞、打台球、看电视、电影和录像等已成为越来越多的西藏青年人的时尚娱乐和休闲方式，并逐渐由城镇传播到广大农牧区。 广大藏区农牧民消费水平提高和结构改变对藏区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一方面通过消费总量的增加扩大市场需求，刺激生产发展；另一方面，消费结构的改变对生产结构具有引导作用。西藏各地的非农牧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有赖于农民商品性和非实物性消费的增加，这是促进农牧民生活向发展型转换的一项重要内容。从全西藏的现实出发，当前在大力发展农牧区经济，增加农牧民收入，改善农牧民生活的同时，合理引导农牧民消费，努力增加生产性积累和投资，发挥消费在启动市场和提高农牧民素质方面的积极作用。 西藏农牧民家庭从封闭逐渐走向开放 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分散孤立的社会结构相适应，西藏传统农牧民的家庭观念强，大部分生产和生活行为都局限在家庭范围内，具有强烈的封闭性特点。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西藏农牧民家庭从封闭走向开放。 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农牧民家庭的行为目标从内向型变为外向型。许多农牧民家庭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再根据家庭消费的需要来安排，而是主动适应市场需求。在生活方面也同样，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家庭内部满足的需要越来越少，由社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越来越多。这种开放式的循环，有助于增强家庭的稳定性，扩大了家庭的社会功能。 其次，家庭的人口生产从数量扩大向质量提高转换。对传统农牧民来说，由于家庭的封闭性，生育的子女越多，劳动力就越多，在本社区的地位就越高，所以人们追求多子多福。随着经济的发展，现代社会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和行为，人口生育率不断下降已成为的共同趋势。虽然国家对西藏等藏区实行了照顾政策，允许一对夫妻生育3个孩子，但大多数年轻人只愿意生两个孩子，而且不在乎男孩还是女孩。根据笔者去年参加的“百户”调查表明，农牧民赞成计划生育的家庭比例比较高，分别占34％和26％，特别是年轻妇女不愿意多生孩子的比例较高。她们认为，孩子太多带起来麻烦，家庭负担重。所以农牧民主动要求采取节育措施。这种家庭生育子女的减少，使父母有能力在提高孩子的素质上下更大的功夫，同时他们自己也有可能提高科学文化知识和工作技能。这种人口生产功能的转换，使他们子女的教育就不纯粹是家庭内部的事情，社会教育的作用越来越强，据拉萨市1991年的统计，全市共有各类学校536所（其中中师1所，中学8所，公办小学54所，民办小学443所，企事业子弟小学20所），在校生49598人，农牧区适龄和入学率64％。据笔者参加的“百户”调查，1994年家庭教育费支出额为11233元，占家庭总支出的1．78％，而且这些钱只为有子女上学的19户家庭的投资，按实际有教育投资的19户计算，户平均支出591．21元，即使按45户平均，也合每户249．62元。用此数字再与1993年户均支出56．55元相比，增长了341．41％，其增长幅度大大超过其他所有的家庭支出。再从西藏自治区1996年统计年鉴来看，全区农牧民教育及文化娱乐 投资人均为30．95元。 第三，家庭关系中自由平等的因素增强。在传统家庭中，封建宗法观念和习惯对家庭成员的影响和束缚很强，形成固定的等级体系，特别是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低下。在《草地藏族调查》中记载“绝嗣之家，其妻室有父归父，无父归其兄弟近亲”，或“无父则将其女人与另一半牲畜、库物给其兄弟近亲中一人”。若某人“从牦牛身下救人，被救者则以女儿偿之，无女则给妹，无妹则给银200两”。根据这些条款，妇女可以与牲畜并列，作为财产的一部分转赠他人。贵族妇女也同样可以被当作礼物馈赠。据笔者在西藏那曲安多县调查，非亲属家的妇女不准入帐篷；家里以外的妇女不准到帐篷后面挂经幡的地方去；不能从帐篷后面的柱子里侧穿过；妇女不许在太阳落山后大声叫喊；妇女不能在家里的帐篷里生孩子，产妇不能摸灶台，产后3天不能接待客人等等。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家庭的开放，妇女开始走向社会。一些年轻人不甘默默无闻终老一生，她们走出家庭投身社会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一些能干的妻子代表家庭参加社会活动并取得经济独立，为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创造了条件。 第四，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提高。由于家庭的稳定和封闭性降低，西藏农牧民对以家庭为基础的血缘和地缘组织的依赖性降低，与此同时，他们与市场的联系增多。在社会活动和市场活动中形成了大量的社会组织，如西藏堆龙德庆县乃琼乡的科学普及协会、安腰恰乡的扶贫协会、合作经济组织等等。这些组织对农牧民生产和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加，它促进了农牧民观念和行为的社会化。 农牧民社会行为从被动保守转向主动开拓 在传统的市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作用下，农牧民的社会行为具有被动性和保守性，特别是佛教传入藏土的千余年里，佛教哲学思想对藏族伦理观念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在藏族传统文化中得到充分体现。首先，“人生唯苦”、“四大皆空”、“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的说教，使生活中的人们缺乏进取心而安于现状；其次，“慈悲行善、忍辱无争”、“佛法无量，乐于施舍”等佛教思想的影响，使农牧民习惯于循规蹈矩，亦步亦稳，忍让退避，明哲保身；第三，慢节奏的行为习惯成为追求的目标，使生活缺乏生机和活力；第四，社会生活单一化，形成超稳态的传统社会系统。 在当代这种开放的社会结构中，西藏农牧民的社会流动性明显增强。首先，职业角色丰富化，过去农牧民就是农牧民，祖祖辈辈都没有什么变化，而现代农牧民却面临非农牧民化和城市化的机遇，也有许多农牧民离开农牧业。即使从事农牧业，他们的生产方式与其他职业相比也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中的许多人农闲时就到其他部门就业，体验非农牧业的经历。职业角色的多样化，使他们容易理解日益加快的社会变革，增强他们的适应能力。第二，是社会角色的多样化。过去他们的社会角色十分简单，主要是家庭和家族中的角色，没有什么变化的余地。而现在，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使他们不仅承担家庭角色，而且要承担社区组织和专业组织成员、农牧区乡村市场的买者和卖者，农牧业技术的学习和应用者等一系列社会角色，他们要不时地光顾商店、银行、学校，农牧民社会角色的丰富性迫使他们主动地走向社会，适应社会，开创自己的社会地位。第三，社会地位的流动性增强。随着经济的发展，在西藏已有很大一批农牧民向非农牧业转移，他们通过市场经济的竞争，改变了以往那种被动的社会地位。第四，区域的迁移和流动性增强。随着农牧民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他们离开家乡的机会增多了，活动半径超过了乡村的封闭界限，许多人长期到城镇和外地进行劳务和经商，积攒充足的资金后再返家乡。总之，农牧民的地域流动和迁移对促进西藏乡村社会的开放、交流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88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主张中华民族在政治上是一体的，在文化上是多元的。费教授形象的说明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及特点“经过接触、混杂、联合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①中央民族大学的滕星教授提出了“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的内容，除了主体民族外，还有含有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容。”②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是发展双语教育的理论基础。
发展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具体国情所决定。藏汉双语教育是西藏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藏汉双语教育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整个民族教育的发展水平，影响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和民族经济的振兴。建国60年来，在党和西藏自治区的各项民族政策的正确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全球化背景下社会新的发展又不断地向藏汉双语教育提出新的挑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西藏自治区“十二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实施意见》中都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全面加强双语教育。因此，藏汉双语教学必须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从民族发展的实际出发，根据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发展变化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制定新的发展策略。
一、构建“多元一体化”双语教育的课程体系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性应渗透到我区民族教育的全部课程之中。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中华民族文化、世界文化是相互交融影响的，都是多元一体双语教育内容的组成部分，要避免产生民族本位教育和主体民族文化教育两个极端的、封闭的、狭隘的倾向。正如多元文化专家班克斯所说“由于世界范围内民族国家种族、民族、文化、语言和信仰多样性的日渐加深，面向21世纪的公民教育必须实现转型。多元民主社会的公民应该能够维持对自身文化共同体的忠诚，同样也应该积极参与到共享的国家文化之中。没有多样性的统一性导致的是文化独裁主义和霸权主义，缺乏统一性的多样性则会导致文化的割据和民族国家的分裂。在民主多元文化国家，多样性和统一性共存于完美的平衡之中。”③
首先，西藏自治区应实行藏语文、汉语文并行的双语教学体系。教材编写内容应反映中华民族文化、藏文化以及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也应突出本民族的社会文化特征。在教材的编写上同样可反映出民族文化的特征以及多元文化的社会与价值，使其课程体系表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征,也表现出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这些课程，从课程计划来看，可以是学科课程，也可以是活动课程；从课程性质而言，既可以是必修课，也可以是一些选修课。
其次，在西藏基础教育改革中，三级课程管理体制的建立应成为学校课程改革的重要部分。以双语教育为主要特色的西藏小学教育,体现了这样一个弱点,就是在课本中缺乏与本地、本民族文化相关的内容。④本民族文化则是学生接受教育的基础，早期的民族文化教育对学生的思维发展、个性形成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而西藏丰富的课程资源的开发，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的实施，多元一体化课程体系的建立，既能注重课程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适应性，又能注重课程与民族学生情感、思维发展的适应性，关注学生个体差异，学生文化背景、认知特征，最大化促进其全面发展。
二、构建双语教育的政府保障机制
（一）完善“多元一体化”双语教育的政策法规
国外研究发现，除非双语教育与政府保持一致，否则它们不会成功。翻开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双语教育的历史，我们也可以发现几乎每个国家双语教育的长足发展，都与其双语教育政策法规保障、规范、激励与导向等重要作用密不可分。⑤
西藏的语言政策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政策的一部分。自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民族教育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我国的双语在平等、和谐的条件下的发展提供了保证。同时这些政策也构成了西藏语言政策的主要内容,为西藏后来的双语学习和使用创造了条件。但西藏的经济、文化和教育还很落后，特别是西藏的民族教育很难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加快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要制定和完善民族教育法律制度，以帮助和保障民族教育的发展。同时，应避免“一刀切”，教育行政部门应遵循双语教学的基本规律，依据当地语言、文化实际，制定符合实际的有弹性的适用与不同地区、学校的双语教学政策，使各级各类学校能依据本校实际灵活操作。
（二）继续加强对口援建工作
以先进带落后，以先进促落后，从而解决民族教育滞后的问题。1984年党中央、国务院从全国工作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高度出发，决定在内地部分省（区）、市开办西藏班、校，实施全国支援西藏教育的计划，从1985年起，内地一些省、市陆续开始接收承担西藏教育的任务。教育援藏工作实行对口、定点、包干责任制。内地开办西藏班、校，这二十年来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为西藏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的作用，今后也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除了开办西藏班、西藏中学，还可以采取其他形式如我区教师的继续教育、培训，内地优秀教师的支教，教育、教学经验的交流，教学资源的支援等来加强文化的交流，教育的发展。
（三）加强“多元一体化”双语教育资源管理
首先，继续加大双语教育经费投入。发展教育事业的关键，在于对教育进行合理的投资。帮助西藏发展教育事业，改变西藏教育的落后状况，是国家的一贯政策，1951年至2010年，国家累计为西藏投入教育经费407.3亿元。从2006年起，西藏建立并完善了“财力省级统筹、预算核定到校、支出统筹安排、经费集中管理”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实施经费“校财局管”新模式, 免除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和定量作业本；2007年，西藏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2011年秋季起实行高中阶段免费教育政策。除此外，将继续实施“三包”政策。1985年国家开始对西藏农牧民子女实行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的"三包"政策和助学金制度，并先后10次调整标准，从2011年开始将享受范围扩大到从学前教育到高中阶段教育所有在校农牧民学生及城镇贫困家庭子女，标准也再次提高，具体为：二类区2200元/生/学年，三类区2300元/生/学年，四类区或边境县2400元/生/学年，使全区51.7万中小学生受益，政策覆盖面达到95%，极大地促进了西藏义务教育发展。
其次，继续加强“多元一体化”双语教育教材建设。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自由的政策，各民族在民族语文教材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西藏自治区在和平解放就成了了民族教材编译出版机构，编译了大量的统编、协编和自编教材。今后，应进一步加强双语教材建设，尤其是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教材的建设。
第三，培养“多元一体化”双语教育的师资队伍
1、加快师范院校改革。民族师范院校是培养民族教育师资的主要基地，为解决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师资缺乏的状况，扩大招生的数量，并根据需要调整专业设置，加大教育学科的改革，要加强教育理论和教育实际的联系，增强教育实习，提高师范生的教学能力，适应现今民族教育发展变化需求。
2、加强师范生多元文化素养的培养。教师要具有多元文化态度，知晓不同民族、群体的文化，利用多种不同方式传递不同群体文化，正视并公平对待不同族群学生差异，并引导学生在理解自己文化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族群文化，进而相互分享不同文化，帮助学生形成反思性的文化、民族和全球性的认同，帮助学生获得跨文化能力。除此外，教师还是多元一体文化课程的设计者和行动研究者。所以，必须加强师范生职前多元文化素养的培养。
3、通过集中培训、分散培训、远程培训等多方式，加强对双语教师的理论培训。培训的主要内容是双语能力的强化、多元一体文化知识的丰富和双语教育理论和技能的掌握等。
4、给双语教师在工资待遇、晋升等方面予以政策倾斜，稳定双语教师队伍。双语教师必须具备很高的专业素养、更强的教学能力才能胜任双语教学，难度比单语教学更大，付出的努力更多。所以，必须给予双语教师相对较高的待遇。政府部门和学校应予双语教师以优惠政策，尤其对长期在农牧区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双语教师，在职称评审、职位晋升、外出进修、学习等方面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以稳定双语教师队伍、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加入双语教师的队伍。
三、坚持教育与宗教分离的原则
在西藏自治区，几乎是全民信教。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藏族教育的主要形式就是寺院教育。寺院教育在旧西藏有着重要的地位，寺院除了承担佛教发展、宗教活动的职责外，还承担着传递文化、培养地方官员的职责。寺院教育对藏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如如以僧为荣的传统价值观念仍深深影响着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
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都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国外势力的支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也规定教育活动必须符合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
因此，在西藏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要加强学生的 “四观”“两论”教育，使学生树立科学的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和文化观，促进民族教育顺利、健康发展的保证。
四、加强“多元一体化”双语教学的教学科研工作
西藏的双语教育实践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而对于西藏双语教育的理论研究也是少之又少，且从现有的研究来看，所涉及的内容十分有限，多是一般性的事实归纳和基本情况论述及现象描述较多，缺少对民族教育的二重性的深刻理解和重视，且研究方法落后、单一，研究问题的视野狭窄，观念滞后。首先，鼓励教师解放思想，在双语教学过程中，积极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以教学来促科研，用科研来促教学，促进教育教学改革发展。其次，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是双语教育的重要特点，必须要加强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
参考文献：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1期．
①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②滕星著：《族群、文化与教育》，民族出版社, 2002年版，第313-314页。
西藏传统文化是西藏各族人民在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逐步积淀而成的。因此，西藏高校要充分发挥西藏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1、以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为主旋律的西藏优秀传统文化是对西藏高校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厚资源
西藏传统文化的主旋律是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藏族学者格勒通过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指出，西藏早期文化是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古老文明及其以北的游牧文化与青藏高原土著文化荟萃的结果。[2]藏学家洽白?次旦平措通过梳理历史指出，唐蕃之间的关 系史的主流是友好。[3]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西藏与祖国内地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最终融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涌现出了众多民族团结和爱国情怀的感人故事。唐朝时期的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入藏的故事早已演绎成各种文艺作品深深地融化到藏族文化的血液；蒙元时期的萨迦派的萨班?贡嘎坚赞和八思巴叔侄为祖国的统一和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近代，隆吐山保卫战和江孜宗山保卫战的伟大壮举成为了爱国主义的不朽丰碑。这些历史事实及其各种艺术演绎正是对西藏高校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反分裂斗争教育的不竭资源，具有强大的无可替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2、西藏传统文化是西藏高校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高校培育和践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涵养。同志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4]西藏高校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应充分挖掘和利用西藏传统文化这个重要的精神基因。如讲到诚信，引用一句格言“对不讲信用的人，谁敢和他交朋友”就能直白明了。[5]如讲到自由，用“自由使一切人都感到幸福，压迫使一切人都感到痛苦”的格言，[6]这种文化上的认同感还是让学生容易理解自由的某种特质。因此，西藏高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充分认识西藏传统文化的作用。
3、西藏传统文化是西藏高校大学生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
西藏传统文化对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有着重要的影响。实现中国梦就要让大学生树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然而，怎样才能让西藏高校的大学生更贴切地了解共同理想和远大理想呢？在西藏流传甚广的香巴拉传说就是很好的素材。虽然香巴拉是宗教色彩浓厚的幻想世界，但脱去其宗教外衣就是人们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和憧憬。不过，一定要解释清楚科学社会主义与宗教幻想两者的关系。
西藏传统文化对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意义深远。深受广大人民欢迎的藏医药文化，可以直接为医疗卫生事业和人类健康服务；慈悲为怀、劝人向善的藏传佛教文化，不断引导着人们的道德实践，塑造着人们的理想人格。这些对提高西藏高校大学生的素质和本领、培养优良的社会风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藏传统文化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着深刻的影响。藏传佛教倡导的众生平等的思想、敬畏自然的观念、“不杀生”的宗教戒律和各种生活禁忌对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建设美丽西藏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西藏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路径
西藏传统文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资源，如何积极挖掘和充分利用使之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活水源头？
1、充分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
第一，从教学内容上来说，要在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中积极融入西藏传统文化。国家统编教材对全国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具有普适性，但为了满足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教学要求，教材体系就必须转化成教学体系，而这个教学体系就必须适应所在学校的实际情况，必须适时融入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资源。如讲到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可与《四部医典》的形成进行类比。
第二，从教学方式上来说，要多样化嵌入课堂。直接引入法。如阐释“终身学习的理念”时，就引用格言“即使明晨就要死去，今天仍要坚持学习。”[7]这不仅能达到“活到老，学到老”的效果，最为重要的是能引起情感的共鸣。滴灌式教学法。如解释事物之间的转化时，就把《萨迦格言》中的一段格言制作成了小课件，那就是：“哪怕是自己的敌人，处理得当也能变成朋友；哪怕是有毒的东西，经过炮制也会变成良药。”[8]
第三，对教师素质而言，只有教师具备了基本的传统文化素养，才有可能有计划、有目的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融入传统文化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仅要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和最新成果，还要努力学习包括西藏传统文化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从而不断地提升自身的理论素养。
2、努力完善社会实践环节
第一，社会实践内容要丰富。西藏独具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是西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资源。雄伟壮丽的布达拉宫不仅是西藏建筑艺术和宗教艺术的宝库，更是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象征。文成公主进藏的壁画不仅仅是令人叹服的绘画艺术，更应该是民族大团结历史的艺术再现。西藏博物馆是西藏历史和文化的高度浓缩，是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当然，大昭寺、萨迦寺、唐蕃会盟碑、太昭古城、古格遗址、江孜宗山城堡等诸多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民间文学、舞蹈、戏剧、美术、手工技艺、传统医药等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西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待深入挖掘的文化资源。
第二，社会实践形式要多样。首先，参观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活动，也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形式。如讲热爱祖国灿烂的文化，就组织学生参观学校的藏医唐卡室和藏医与天文星算博物馆。其次，无论多么精彩的语言都无法描绘出那种现场的直观感受。站在唐蕃会盟碑前，寥寥数语就能给人穿越历史；登上宗山城堡，静默无语就能让人胸中涌出无限的爱国情怀。
第三，社会实践效果要提升。尽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实践中融入西藏传统文化是非常有效地途径，但这却是个短板。一是缺乏制度保障，无法常态化开展；二是覆盖率低，不能惠及多数学生。因而，需要完善体制机制，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促进社会实践活动的有序开展，提升社会实践的教学效果。
3、积极强化校园文化涵养作用
笔者以所在的西藏藏医学院为例说明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决定校园文化格调高低的关键不是自然环境，而是人文环境。具有典型藏族建筑风格的楼宇自然能给人一种浓郁的传统文化气息；一尊高大的玉妥宁玛?云旦贡布雕像顿时带人走进了藏医药传统文化的殿堂；一间宽敞舒适的阅览室无疑能给人提供优美的阅读空间；一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给人提供了学习传统文化的便利。“厚德、勤学、笃行、利众”全面展示和诠释着西藏藏医学院的“秉承传统、开拓创新”优良校风；藏医历史人物演绎比赛、学海螺音藏医知识比赛、甘露宝瓶藏药知识比赛犹如涓涓细流浸润着学生的心田；藏医药知识专题讲座、人文素质学术沙龙不断拓展着学生的传统文化视野；自发的藏药传统制作、满校园的朗朗读书声催促着每一位学子对知识的追求。这种寓教于乐的内涵式发展营造出了积极向上激情昂扬的校园氛围。
4、全力打造校园网络交流载体
网络生活已成为大学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志指出：“互联网是传播人类优秀文化、弘扬正能量的重要载体。”[9]因此，要高度重视西藏传统文化的网络传播阵地建设。
第一，西藏高校亟需加强互联网建设。目前，西藏高校的互联网建设是较为滞后的，要努力建设一批贴近师生学习生活的传播西藏优秀传统文化的网络名站名栏，积极打造示范性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网站、学生主题教育网站和网络互动社区，积极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辅导员、班主任的博客和微信及校园微信公众账号等网络新媒体建设。
第二，西藏高校的互联网建设要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讲出民族团结好故事。要建设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主题网站和网页；要主动设置议题，选择传统文化进行正面引导，而不是被动地跟风；要密切关注网上舆论导向，及时传递校园重要信息，积极回答和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从而形成网上网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
第三，西藏高校要加强对互联网主阵地的管控。高校要依法加强校园网络管理，严防各种有害信息在网上传播，规范网上信息传播秩序；要掌握优秀文化传播的主动权，绝不能有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态度，绝对不能让错误思潮和腐朽思想在网络空间肆意横流。
三、西藏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科学对待西藏传统文化
科学对待西藏传统文化是其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前提。浓厚的宗教思想和鲜明的等级观念深深渗透、无孔不入地扎根于西藏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科学对待西藏传统文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既不能全盘地肯定，也不能全盘地否定，而是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
要特别注意：一是不能因为其宗教思想和等级观念而完全否认其现代价值，否则就会出现历史虚无主义恶果。正确地做法是要小心翼翼地将宗教思想和等级观念从中剥离出来，尽可能地防止和避免不良影响。二是反对不加分析地对待、不分优劣地继承的文化复古主义。因为这容易导致出现民族狭隘主义，不利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交融，也不利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三是防止十四世达赖集团利用保护西藏传统文化的幌子而搞分裂破坏的罪恶勾当。因此，在西藏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坚决回击“西藏文化毁灭论”的错误言论。
2、将西藏传统文化的潜在影响力转化为现实影响力
积极挖掘和充分阐发西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努力使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具有时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从而将这种传统文化的潜在影响力转化为现实影响力，成为西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精神力量。
【中图分类号】K892.4【文献标识码】A
民俗也就是民间风俗，指的是国家和民族中人们创建、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方式。民俗学属于一门将民间风俗作为习惯进行研究的人文科学。西藏多个组群创建了较为灿烂的西藏文化，其中就具有较为丰富的民俗文化。此种繁多的民俗事项和西藏各族群之间的生产生活具有密切的关系，从而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民俗文化资源宝库，充分展现了西藏文化的多样性，为西藏文化产业的持续发展打下来了良好的基础，并且还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也是民俗学主要的研究对象，并且还成为党和国家关心的对象。为了有效促进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党中央召开了多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对西藏的发展进行了商讨，在不同阶段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解决，促进了西藏的全面发展。党中央将西藏民俗文化保护提到了全新的高度，有效促进了西藏民俗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在此背景下，本文就基于民俗学，对西藏民俗文化的发展进行全面的研究。
一、西藏民俗文化
西藏自治区处于我国西南边疆，是青藏高原西南部。其地理位置对民族风俗的特点有着一定的影响，藏族属于多节日民族，节日的内容和形式较为丰富，比如农事、祭祀、庆贺、纪念等。藏族是居住在青藏高原的主体民族，其最古老的宗教主导了西藏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藏传佛教，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有着一定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和其他民族不同的民俗风情和审美情趣。西藏民俗文化的内容较为丰富，民俗文物也多姿多彩，其中的服饰、婚丧、饮食、节日和居室都为我们展现了藏族丰富历史文化的变迁[1]。
藏族的饮食主要为米、麦和青稞等，以在高原生长的青稞为主要食物。藏民族还有饮茶的习俗，主要饮品酥油茶。酥油茶的原料包括茶、酥油及食盐。除了酥油茶，藏族饮品还包括甜茶、清茶、青稞酒和鲜奶。西藏民居建筑形式为碉房，其为两层结构，上层为人们的起居场所，底层为储藏房和牲畜房，碉房建筑一般使用小窗窄门的形式，从而能够挡风避寒。雪域高原较为辽阔，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其代步工具主要包括骆驼、骡马和牦牛。马是青藏高原人们重要的伴侣，藏族人们对于马有特殊的情感，对于马鞍也非常讲究。牦牛属于高原之丹，其行动虽然迟缓，但是具有耐力，是青藏高原理想的运输工具。
国家一直以来都对西藏的发展非常重视。为了西藏经济社会的快速持续发展，党中央进行了多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对西藏发展的问题进行研究。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2015年8月24日北京召开，会议中对目前和今后西藏工作的目标要求、指导思想和重大举措进行了明确，为进一步促进西藏经济发展和长治久安工作进行战略部署。2010年召开的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中表示在西藏自治区政府和党委的团结带领下，全区的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西藏经济持续发展，能源体系的建设和综合交通的成果较为明显，文化建设效果明显，社会事业不断进步，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不断实施，民族团结在不断的加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建设都具有一定的绩效，并且强调社会事业的发展，加强西藏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在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国家对西藏传统民俗文化进行复兴，实现了西藏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现代，西藏民俗文化遗产也具有一定的成就。在进行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西藏还将高等院校和科研所的优势充分展现，积极进行民俗文化遗产的研究工作，在西藏各大学设置了专门的研究机构进行研究。通过多年的研究和积累，西藏研究院在西藏医学制作和唐卡传统技法研究方面都具有較大的进步[2]。
二、西藏民俗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进入21世纪之后，针对西藏民俗文化进行研究的工作人员不断增加，研究的成果也在不断积累，研究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展，西藏民俗文化的研究已经到了全盛时期。
（一）具备西藏民俗文化论学术思想
通过多年的研究和发展，此时期的民俗学学科占据勒西藏民俗文化研究的重要地位，并且还发表了西藏民俗学相关的作品，成为了优秀的学术传统。相关人员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全面地介绍了西藏饮食、服饰、居住、节庆、娱乐、信仰、婚姻等民俗，此书在国内也具有一定的影响。赤烈取扎是西藏民俗研究的开拓者，其对民俗岁时研究尤为重视，对岁时节气的来源、形成和分类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这对于之后研究人员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促进了现代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并且还有相关人员表示，宗教影响着民俗文化，并且大部分的民俗文化都来源于宗教文化[3]。
（二）民俗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
其一，服饰。服饰民俗是比较重要的物质生活民俗，相关人员研究了西藏服饰民俗，将西藏传统服饰分为节日服饰和常用服饰两种，并且还提供了全新的详细素材。还有相关人员进一步对藏族服饰的审美进行了研究，表示世俗服饰存在和谐统一、朴实无华和和谐统一的审美特点。
其二，民间口学文化。英雄的叙事事件是民间口学文学中的主要内容，《格萨尔王传》展现了藏族原始社会的形象，其也成为藏学研究过程的重要内容[4]。
其三，体育民俗。本时期的体育民俗尤为重视西藏民俗体育文化的研究，并且还和新闻学相互交叉。西藏民俗体育因为藏民族的文化才能够稳定的发展，是集体参与，具有农牧区、民族礼俗、健身性的特点。在创新和借鉴的基础上，现代创建了较为独立的体育传播和体育话语体系，形成了自我发展模式。
在西藏民俗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体育、新闻、旅游等事业共同发展的特点，并且逐渐形成了西藏民俗文化论理论体系。在对西藏民俗文化发展研究过程中，当代研究人员对西藏民俗文化的内容、功能、含义及特点进行了全面的剖析，使其能够占据我国民俗文化中的重要部分[5]。
三、西藏民俗文化保護和发展中的问题及建议
在西藏民俗文化为当地经济带来效益的时候，也出现了部分珍贵传统文化丢失或者表现低级化的特点，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并且由于基础的建设设备较为薄弱，导致部分珍贵的文化遗产面临消失，而且人才缺乏，缺少传统文化组织策划人员和传承人员。要想能够实现西藏民俗文化的保护和持续发展，就要使用针对性的对策，提高当地人们对民俗文化的保护意识。
文化是在社会中被人们继承的，如果没有人传承，那么这些优秀的民族文化就会消失。在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的过程中，文化交流也出现了大融合。此时西藏民族地区人们要在意识上具有自觉性和自主性，对自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在开发民俗文化资源的过程中，还要尊重当代居民的发展需求，尊重人们的选择。
在保护和发展西藏民俗文化的过程中，首先就要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文化市场，使其能够进一步发展，对当地文化市场进行丰富，有效提高人均消费水平，这也是对民俗文化的保护，并且还要培养民俗文化传承、组织策划和管理等相关人才，藏族要引进优秀的组织策划和管理人员，从而促进西藏民族传统文化事业的持续发展。
在保护西藏民俗文化的过程中，创建完善的保护机制，对于部分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不满足时展、即将消失的文化进行保护，也就是使用现代科技方式，通过影像、实物等多重手段，创建民俗文化旅游博物馆等多种方式进行保护，并且还要在政府、相关部门及专家的指导下，对西藏民俗文化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和保护[6]。
1、中国是藏学的故乡
2、中国的藏学研究源远流长。辽阔的藏族聚居区和浩瀚的藏学与论著，使中国成为当之无愧的藏学的故乡。
3、藏学的三个阶段：藏学的渊源－－－古代藏学；藏学的形成－－－近代藏学；藏学的繁荣－－－藏学
（二）马克思主义藏学在中国形成
1、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藏学的形成
传统藏学的思想支柱是神学史观；现代藏学的支柱是人文史观；当代藏学的指导思想是唯物史观。
2、中国成为国际藏学研究中心
（三）藏学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功能增强
1、中国特色的现代藏学的鲜明特点
2、藏学研究为西藏发展、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学术文化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国外藏学研究的进展
（一）藏学在国外的兴起和发展
1、藏学在国外的兴起和发展
2、藏学成为国际“显学”
（二）国外藏学与现实的关系
1、竭力为西藏独立辩解
2、积极为解决“西藏”出谋划策
三、藏学研究者的神圣使命
（一）充分发挥藏学研究在对外宣传中的作用
（二）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实现中国藏学的现代化
一、中国藏学研究的进展
（一）藏学研究之路
藏学的故乡在中国。中国是的最主要的藏族聚集区，400多万藏族在青藏高原上生息和繁衍，中国具有辉煌灿烂的藏族文明，藏族研究源远流长，辽阔的藏族聚居区和浩瀚的藏学文献与论著，使中国成为当之无愧的藏学的故乡。
中国藏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从远古到20世纪末，中国藏学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古代藏学（远古至18世纪），是藏学的萌芽时期；近代藏学（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是藏学的形成和发展时期；现代藏学（20世纪50年代至今），是藏学的兴盛时期。古代藏学具有神学史观与人文史观并存的特点；近代藏学本质上可以称为人文主义藏学；现代藏学则以马克思主义为特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为论。
（藏族传统藏学与现代藏学的区别。藏族传统藏学以大小“五明”为研究对象；以叙述、阐释、注疏为主要研究方法，缺乏探索的方法；以佛学理论为指导思想；文史哲不分家；撰著者为高僧大德。佛教神学史观和阐释注疏的方法是传统藏学的两大特征。传统藏学主要体现的是民族特色和宗教特色。藏族现代藏学在（研究领域和范围）、方法论和认识论方面与藏族传统藏学都有很大的区别。一般认为，现代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即记述阶段、分类阶段和说明阶段。说明阶段即是原理、理论指导和科学预测阶段。可以说，现代藏学已经从记述、分类的科学，走向说明的科学。现代藏学的主要功能是说明和反思批判。人文史观和科学方法是现代藏学区别于传统藏学的两大标志。
需要指出的是，藏族现代藏学不能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藏学。传统藏学的思想支柱是神学史观；现代藏学的理论支柱是人文史观；当代藏学的指导思想是唯物史观。与藏族传统藏学相对应的藏族现代藏学以人文史观为指导思想和基本特征；而马克思主义藏学的特点是唯物史观、无神论、政治性与革命性和人民性。）
（二）马克思主义藏学在中国形成
中国藏学发展的三个阶段。20世纪的中国藏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民族史阶段（1900－1949）；2、藏族史阶段（1949－1977年）；3、西藏学－藏学阶段（1978年至今）。前一个阶段属近代藏学，后两个阶段属现代藏学。而在现代藏学阶段中，“藏族史阶段”的主要特征，是马克思主义藏学的初步建立；“藏学阶段”的主要标志，是马克思主义藏学的正式确立，中国特色的现代藏学正式形成。
中国藏学事业走向繁荣。80年代以来的20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和文化的发展，中国藏学事业进入了黄金，表现在：地方和中央级的藏学机构相继建立，藏学刊物纷纷创办，藏学人才茁壮成长，藏学研究、出版和翻译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中国特色的藏学体系基本形成，中国已成为国际藏学研究中心。
至2000年，西藏、四川、甘肃、青海、云南5个主要藏族聚集的省区都建立了省级藏学研究所。后来，这5省区相继成立了藏学研究会。这5个省区的民族学院以及中央民族学院都设立了专门的藏学研究机构，这些民族学院的学报和5省社会科学院的机关刊物。其中，西藏社会科学院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建立，《西藏研究》、《中国藏学》和《中国西藏》的创办，形成了较为合理的藏学研究机构和刊物格局，标志着中国藏学事业进入了兴盛时期。
1998年，西藏大学第一次招收硕士研究生，填补了西藏硕士点的空白。1978－2000年，22年中，培养了一大批藏学人才，其中硕士近200名，博士10余名，藏学研究队伍空前壮大，形成了老、中、青结合，藏汉学者团结协作，以青年科研人员为骨干的藏学研究队伍的新格局，显示出中国藏学的勃勃生机。
20多年来，藏学工作者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在藏学领域辛勤耕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科研、翻译和出版3个方面：
科研方面。专题研究、断代史研究、通史研究和区域研究都逐渐由广度向深度发展，发表了数千篇藏学论文，出版了数百部藏学专著。这些论著的特点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方法论；几乎涉及藏学的各个领域；微观考证与宏观论述相结合；站在藏学的前沿，把握藏学的动态；某些领域的研究成果代表国际水平。把中国的藏学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翻译方面。主要是藏文典籍汉译，外文藏学论著汉译和汉藏文藏学作品英译。其中，藏文和外文藏学作品的汉译成就显著，所出版的藏学翻译作品近百种。这不仅促进了藏学的发展，而且对于增进世人对藏族历史文化的了解、开展中外藏学交流，都产生了重大。
出版方面。20年来，出版了数百种藏学著作，向国际学术界展示了中国藏学研究的丰硕成果。尤为突出的出版成就是，整理出版了近千种藏文典籍，以大小“五明”藏文古籍和具有藏族文化“百科全书”之称的藏文《大藏经》对勘本的出版为代表。为弘扬藏族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严密的科学体系是学科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没有一种发展成熟的学科内容不具有一贯性的和严密的理论体系。到20世纪末，藏学的母系统和子系统均基本发育健全，藏学的学科体系已基本形成。藏学研究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剖析藏族社会，研究藏族历史，使中国藏学研究独树一帜。
中国已成为国际藏学中心。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藏学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这不仅深化了藏学研究，而且扩大了藏学的影响。藏学的学术交流体现在国内国际两个方面：
国内学术交流。主要渠道为：全国性的藏学研讨会和工作会；区域性（省区）的藏学讨论会；与港、台地区的藏学交流；跨学科的学术研讨会；学术界与党政部门的交流等。国际学术交流。主要方式是：中国主办的国际性藏学研讨会，至1998年，已主办了两届国际性的藏学讨论会，即1991年北京藏学讨论会和1997年北京藏学讨论会，同时还在拉萨召开了首届《格萨尔》国际研讨会；中国藏学家出席第六、七、八届国际藏学讨论会；单位和民间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国藏学论著的外译，国外藏学论著的汉译，这通过《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和《国外藏学动态》两种刊物和出版汉译国外藏学名著体现出来。
中国藏学家通过到国外讲学、出席国际藏学讨论会，并在国外发表和出版藏学论著，第一次走上国际藏学讲坛和论坛。外国学者到中国藏区考察和研究。中外藏学界的合作研究。
总之，藏族的故乡在中国，中国是最大的藏族聚居区，拥有浩如烟海的藏学文献和大量珍贵的藏族文物，历代藏、汉学者的藏学论著车载斗量，中国是藏学的故乡；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近20年来，中央对藏学事业十分关怀和重视，中国藏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在藏学园地里辛勤耕耘，发表和出版了一批高水平的藏学论著，扩大了中国藏学的影响，提高了中国藏学的国际地位，这表明，中国的国际藏学中心的地位已确立起来。
（三）藏学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功能增强
中国特色的现代藏学具有鲜明的特点。藏学是一门独特的新兴学科，它具有民族性、政治性、国际性和综合性的特点。不同的学科理论、指导思想、方法论、学术研究宗旨、学术传统、国家利益和价值观念，决定了社会主义中国藏学具有与西方藏学迥然不同的特点：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578（2017）04-0026-02
1引言
高校德育是高等教育管理中的重要研究课题，是国内高校德育工作走出困境的迫切需要。尽管我国当前的高校德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大多数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仍然和大学生教育目标中的要求存在差距。所以，构建完善的高校德育体制，并对高校德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采取针对性的解决措施，是我国高校德育工作的主要内容。西藏高校作为我国西北地区中的主要高等教育力量，也要在把握高校教育内外环境变化的过程中，构建起适应西藏高校发展德育管理工作的有效体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大学德育工作，从而促进西藏高校德育工作的健康有序发展。
2新时期西藏高校的德育工作现状
如今，我国的高校德育工作在教育改革工作的推进下，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对于西藏高校来说，想要更好地指导德育工作的开展，还要先弄清西藏高校在新时期的工作现状。
2.1政治上求进步，识别能力较低
当代大学生普遍具有历史使命感，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对国家大事和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比较关心，同时很多大学生积极维护国家荣誉，具有很强的民族意识。在政治求进步，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再加上一些大学生缺乏扎实的马列主义理论知识，因而识别能力不高，思维方式也比较简单，从而造成部分高校大学生在面对社会现实时，态度不够客观、全面，容易出现价值观念不明确，目标选择自我确实等问题。
2.2价值观念多元化，且有明显的功利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各种思想观念价值也涌入了内地，西藏高校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在多种文化的冲击下，不断发生变化。尽管传统、主流的价值观念仍然占据上风，但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也被一些学生所接受，这给西藏高校的德育工作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难度。
2.3具有强烈的求知欲，但抗挫能力较弱
目前，西藏高校的学生普遍都比较重视基础知识和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而且也比较重视自身综合素质的提升。大多数学生在课余时间积极参加各种知识讲座、资格证书考试和社会实践活动。虽然西藏高校大学生具有较强的求知欲，但由于学生长期生活在学校的象牙塔之中，缺乏充分的社会经验和生活阅历，因而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困难和挫折后，大多数学生都会出现心灰意冷，态度消极的一面。所以，当前西藏高校的德育工作还要重视对学生抗挫能力的培养，以便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得到增强。
3西藏高校德育体系构建存在的问题
3.1缺乏明确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制
虽然西藏的高校很重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但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缺乏健全的工作机制，导致目前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管理工作出现严重脱节的现象。在現实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部分高校认为德育工作只是一些政工干部和两课教师的事情，对高校大多数教师的德育教育作用没有引起重视，也没有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列入日程中，导致高校的德育教育管理工作出现了重科研，轻思想政治教育的倾向。
3.2高校德育教学工作方法比较单一
高校德育工作一般都通过课堂教学来开展，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大多采用理论灌输的方法，对学生开展思想政治和文化道德教育。这种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脱节的灌输式教学方法，对西藏高校大学生德育工作的开展带来了不利。首先，在这种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中，教师处于教学的主体地位，对学生采取说教或命令的方式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忽视了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其次，在进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理论知识教学中，教师只关注道德认知的教学，忽略了道德践行的重要性，导致学生不相信教师课堂教学中讲授的一些两课内容，使学生对课堂教学中学习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没有兴趣，从而影响了高校的德育教育工作水平。
3.3多元化的价值观念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迅速，社会价值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变得越来越多样化。由原来封闭、绝对和追求共性的单一价值观念，变为开放、相对的多元化价值，西藏高校学生“互联网+”的时代下，受到很多外来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影响，思想十分活跃，但是辨别能力较低，面对社会转型期引发的意识形态变化和价值多元化的趋势，仍然处于比较迷茫的状态，这给西藏高校的德育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4西藏高校德育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西藏高校的德育改革不仅能有效提高高校大学生的综合素质，还对西藏地区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友爱、社会稳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重要影响。所以，在西藏高校实施德育体制改革措施是当前西藏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关键工作内容。
4.1德育是促进西藏地区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
德育工作是人才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西藏地区要发展经济，维护国家稳定，还要以高校德育为主，而要建设一个经济发展健康有序、社会稳定和谐的西藏自治区，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结构和分配方式也会出现变化，这些变化会进一步影响社会价值观念体系的改变。面对这种社会变革，西藏高校在进行德育工作时，要吸取国内外高校德育管理工作的经验，借助现代网络化和数字化技术，构建多元和上下联动的高校德育管理体系。
4.2建立健全德育管理工作体制，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高校德育工作的目的就在于提升学生的个人修养和思想道德素质，并使其内化为学生的个人信念和价值观念，从而在社会生活中践行为实际行为。德育是衡量学生素质高低的一个标准，也是展现国家精神文明发展程度的一个指标。所以，西藏高校在构建德育管理体制时，要以实际需求为出发点，树立以人为主的全面、科学、实用的德育观念，在德育实践教学活动中，培育学生生活化、个性化和社会化的理想人格，构建以时代精神为主导的价值体系，提高西藏高校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5西藏高校大学生德育体制改革的应对策略
5.1重视西藏高校德育工作的地位
目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高校大学生受到各种价值观念的影响，导致高校的人才培育体系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颇，虽然国家在政策理论上重视德育工作。但高校德育工作的实际状况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所以，当前西藏高校的德育体制改革工作不仅要从理论上着手，还要在实践上重视高校德育工作的地位，要制定客观公正、科学合理的德育评价体系，确保德育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保障德育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
5.2要以学生为德育教学的主体
学生是教学的主体，在构建德育管理体系时，还要坚持学生的主体地位，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西藏高校在加强德育管理工作的同时，还要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理论，充分发挥高校的教育主导作用和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以学生为德育教学的核心，引导大学生做到自我管理、教育和服务三者之间的和谐统一。西藏高校德育工作要实现这一目标，还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尊重学生。受人尊重是人最基本的需求之一，西藏高校要提高德育工作的效率，还要学会尊重学生。要在构建德育体系，开展德育工作的过程中，明确学生的教育主体地位，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时，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和主体性，引导学生学会自我认识、自我评价和自我发展。在帮助学生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采取民主的方式进行沟通和协商，而不是对学生进行说教。另外，要尊重学生在各种教育活动中的参与权和知情权，和学生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都要让学生了解情况，多听取学生的意见，尊重学生的观念和想法。
（2）理解学生。人作为社会性群体，在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存在各种关系，也会形成各种矛盾。因此，西藏高校的德育管理工作还要将化解大学生之间的矛盾当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而且，因为每个学生的价值观念和成长环境不同，导致其在思想认知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在西藏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工作人员还要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积极理解学生的一些行为做法，多一些引导，少一些批评和指责。
（3）关爱学生。高校的德育工作是以大学生为核心，在实际的思想政治和道德文化教育工作中，教育工作者还要时刻以学生为中心，在生活上要给予学生个更多的关心和爱护，了解学生的需求和想法，在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方面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努力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从而增强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同时，西藏的高校还要为学生创造更多的实践机会，为大学生的成长提供有利的条件。
5.3坚持以生活化的德育观念为价值取向
大学生追求道德目标的过程，就是以自身的价值观念为主，以自身的人格为目标，自觉改造自己的一个心理过程。所以，西藏高校在改革德育体制时，还要重视德育管理工作的生活化，要将高校的德育工作回归到生活中，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将一些“非主流”的价值观念额传统的价值观念介绍给学生，教师可以结合相关的事件，使学生对不同的价值观念进行选择和判断。
5.4传统文化的诠释要与当前德育工作相适应
西藏的文化资源很丰富，包括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分析，藏族的传统文化具有阶级局限性和时代特征，也有超时代性和人类共性的文化。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文化，比如藏族文化中倡导的和平主义、人性主义和慈悲关怀的思想，都可以作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但传统文化中也有对人类精神文明影响不利的因素，所以在西藏高校开展德育工作，构建科学的德育工作管理体系，还要对藏族的传统文化进行辨证思考，要一分为二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西藏高校的大学生来自不同的地区，对藏族的传统文化有很强的认同感，对其他的传统文化则缺乏充分的认识。因此，西藏高校在德育工作中还要开展多元化的文化教育。使学生用理性、包容的心态吸收各种外来文化，对藏族传统的文化进行重新诠释。谦虚的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促进民族的共同发展和进步。
中国多民族社会经过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史，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和诸多历史特点举世罕见，民族史研究因此而成为国内外史学界用力甚勤、着力较多、成果也颇为可观的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门类。我以为，考察中国民族关系史，有几个民族的历史关系具有显著的典型意义。如，蒙古族和藏族、蒙古族和满族、藏族与羌族、藏族和纳西族、壮族和侗族、苗族和瑶族等等。学术界继往的研究中，对这些民族的历史关系多有涉及，也有相关的学术成果问世，如，王辅仁、陈庆英合著的《蒙藏民族关系史》、樊保良著《蒙藏民族关系史研究》、陈庆英著《蒙藏关系史大系.政治卷》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但将藏族和纳西族两个民族的关系首次以专著的形式进行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则是赵心愚教授近年推出的《藏族和纳西族关系史》所做的杰出的工作。这部27万字的著作，有多方面学术上的突破，我认为主要是：
选题的开创性。 国内外学术界对不同国家两个民族关系的研究已有较为悠久的学术传统，但将学术眼光瞄准中国西南两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少数民族的历史关系，对之进行全方位的深入探讨，首先反映出作者敏锐的学术见识和睿智的学术选择。我们知道，藏学早已成为国内外学者们投入力量较多的显学；纳西学也逐渐崛起，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作为民族文化族别学，二者的发轫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对两个民族关系的专题性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取得明显进步。但既往的研究，不同程度地都有令人遗憾之处，且学术成果非常有限。赵心愚先生深知两个民族关系史的基本史料相当缺乏而且十分零散，两种文字的记载带有浓厚的传说、神话色彩，但他知难而上，毅然选择这个学术课题，试图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推进中国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实践证明，他的努力是成功的。《藏族和纳西族关系史》切切实实地填补了藏学、纳西学、中国民族关系史等多方面的学术空白。其最为突出的贡献，是从两个民族的族源、历史、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民俗等多方面，进行了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深入浅出的论析和探讨，得出了许多令人信服的学术结论。
本书另一突出特点是材料翔实丰富，论述中颇多新见。作者广泛搜集了包括纳西东巴经书、汉藏历史文献及中外文论著和各种调查报告，对这些材料进行了仔细的甄别和鉴定。从行文中对各种材料的引用和分析看，作者处理历史资料的态度非常谨慎，既不轻易否定一些存有疑点的历史文献，也不盲从前辈学者习用的某些学术资料，而是根据多种资料的相互参证，对历史材料作出自己的学术判断。这就很好地保证了使用材料的翔实可靠，得出的学术结论也更为准确。如第三章讨论7―13世纪中期的纳西族与藏族关系，作者将这个时期划分为三阶段，认为期间两族关系明显呈现出阶段性变化。这种阶段性变化与吐蕃、南诏、大理等政权力量的消长以及二者关系的变化有关，也与中央王朝同吐蕃、南诏、大理等政权的关系及其对西南地区控制力的强弱变化等有关。真是一语中的！其中不乏作者独到的见解和准确的判断。如作者认为公元3世纪时吐蕃王朝与滇西北纳西族部落首领并无联姻，两族只存在民间层面上的通婚关系，这是吐蕃王朝统治时期两族关系中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参见183-184页），并根据翔实史料指出，除了藏族宗教影响外，7―13世纪传入并对当时的纳西族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的藏文化主要是藏族的语言文字，藏文对东巴象形文字从产生到发展为书面语起了推动作用（参见219―223页），等等，这些结论都发人所未发，具有鲜明的独创性。
全书科学分析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的形成、发展及变化后，客观地指出，在双方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关系形成时，藏族还不是中央王朝统治区域内的一个民族实体。因此，当时及以后一段时间两族关系，是中央王朝统治区域的民族与相邻但在统治区域之外的民族间的关系。在中央王朝将及各藏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后，两族关系的性质转变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内的民族关系，这一关系的发展变化明显地受到中华民族发展的制约和影响。至20世纪初，两族关系已发展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这个发展过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参见347―356页）。我认为，这一论述切中肯綮，可以视为理解和把握纳西族与藏族关系史的一把钥匙。
末了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本书除了反映出作者严谨的治学作风，深入的钻研精神，求实的科学态度，广阔的学术视野，还反映出他宽广的学术襟怀。这典型地体现在他对学术同行的尊重上。在第一章中，作者客观地评述既往研究，特别强调“较全面地纳西族与藏族关系进行研究的是云南省社科院的杨福泉”，“他2001年撰写的题为《纳西族与藏族的历史关系研究》……这篇重要论文的出现，标志着纳西族与藏族关系研究近年来取得了新进展。”读到此处，笔者深为感动。在当今学术界某些歪风邪气盛行的情况下，这样的正直态度是应当充分肯定和大力提倡的。
关键词 ：西藏地区 终身教育资源 信息化建设
终身教育是引领教育变革的一个重要理念，同时在该理念指导下形成的终身教育体系也成为世界各国竞相构建及追求的目标。由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知识的更新不断加速，对社会成员的知识技能及素质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由此不断扩展学习潜力，提高全面素质水平，培养终身学习思维已经成为各国的共识。
西藏幅员辽阔，地形复杂，人口分布相对分散，尤其在以牧业为主的地方，牧民逐水草而居，与内地具有固定居住及工作场所的特点不同。因此，在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方面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对整个教育系统产生了深刻的冲击。在此背景下，本文主要探索如何针对西藏当地的特点，构建和发展终身教育的教育资源。首先，阐释终身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位置及概念内涵。其次，分析西藏当地终身教育资源的需求特点，再次分析教育信息化资源建设的形式。
一、终身教育的概念界定与教育对象
学历教育是国家承认其文凭的一种规范性教育，是我国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人才的重要途径，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和规范性的特点。我国高校学历教育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发展，在校生人数保持稳定且逐渐增长，教学和科研水平也处于持续上升的状态，并逐步走向成熟。而其他教育形式的大规模发展起步较晚，在教育体系里与学历教育相比还比较薄弱。在我国教育体系中，这种其他教育形式是以成人教育、继续教育、职业教育、远程教育等多种教育形式构成的，虽发展薄弱，但在不断改革过程中仍取得了一定成绩。而终身教育无论是在理论内涵，还是在体系发展方面，还亟待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探索。
成人教育在我国发展的较早，在上世纪80年代，《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就确定了成人教育的对象是正在各种生产和工作岗位的从业人员，目的是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成人初等教育、成人中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等均是响应当时社会发展的产物。成人教育的对象既广泛，又复杂。教育对象的基础参差不齐，教育形式也复杂多样，比如函授教育、自学考试、广播电视教育等。
在继续教育研究领域，张伟远总结了我国继续教育对象的五种界说。这五种界说均是界定了具有一定学历水平的在职人员。相对于正规学历教育，继续教育更倾向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对在职人员进行远程培训。同时与学历教育也出现一定融合，比如，教育部规定继续教育既可以包含非学历教育，也可以包含学历教育。
职业教育面向社会各个方面，面向各个阶层。既鼓励中等职业学校进行职业教育，同时又强调依靠全国农科技网联和中央广播电视等渠道进行职业教育。因此，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既有交叉，又有区别。
远程教育的发展更强调以函授教育和广播电视教育为主要传播和组织形式的教育。在我国已经发展了有30多年的时间。普通高校和全国广播电视大学系统是我国远程教育的主力军。
对于终身教育，目前的发展更多的是在理论层面展开的辨析。终身教育既可以看作一种理念来指导其他形式的教育，同时又可以作为一个体系，包含其他形式的教育形式。如党的十八大报告基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国家教育战略高度，将积极发展继续教育作为完善终身教育体系的重点和突破口。
在战略角度分析，终身教育作为一个体系，是适应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以及社会各阶层人民对教育需求的现实要求。
二、西藏地区终身教育的现状
西藏地处青藏高原，占地面积 122 万平方千米，占青藏高原总面积的 48.8%，是青藏高原的主体，这里的平均海拔在4000 米以上，其中海拔在5000 米以上的地区占西藏全部土地面积的45.6%，是众多河流的发源地，有“江河源”、“生态源”之称。由于高海拔低纬度的作用，西藏总体气候呈现出高寒缺氧、复杂多变的特征，是我国、亚洲乃至北半球气候变化的“启动区”和“调节区”。独特的生态系统促使畜牧业、农业成为当地的主导产业。同时，考虑到独特的高原特色，当地政府对旅游业的推动发展也促使越来越多的农牧民群众通过提供特色住宿、餐饮服务找到了新的发展机遇。这些特色产业的发展对终身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然而，终身教育在西藏地区仍处于缓慢发展的阶段。这主要是因为以下几点原因造成的：首先，以西藏大学为代表的当地高校在发展函授教育和成人教育方面贡献突出。西藏大学1998 年只招收了函授教育人数121 人，到 2010 年已发展到 5109 人，12年的时间增长了 12 倍多，发展迅速。然而，总体人数相对西藏地区整个教育需求而言仍是较少。其次，西藏地区地广人稀，导致农村人力资本非常匮乏。2010 年，西藏农村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劳动力占 48.2%，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7%），比倒数第二的青海（20.5%）高约28 个百分点；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仅占2.4%，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7.4%），比青海（10.1%）低7.7 个百分点；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更低，只占0.7%，突出反映了西藏农村劳动力低文化程度比重最大、而高文化程度比重最小的严峻现实。最后, 西藏地区教育组织力量和资源相对薄弱。当地高校只有6所，2所综合高校，1所是医学类本科院校，1 所师范专科学校，1 所警官专科学校，1 所高职学校。除了综合高校专业相对较多，其他高校专业均比较单一。由以上可看出，发展终身教育不但面临自然环境的制约，同时也面临人文环境的制约。而现实的需求亟待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并完善，为提升当地的人力资源素质提供基本保证，为西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三、西藏地区终身教育资源的信息化建设
根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8年的《西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白皮书介绍，2007年底，西藏已有互联网站760家，互联网用户82800多户，网民约20万，占总人数的6%。西藏如今移动基站已达8300多个，手机用户达到80万户，可享受藏语寻呼以及藏文手机短信等服务。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率、应用水平不断提高，西藏由此进入信息化时代。2012年，西藏自治区教育厅与中国移动西藏公司建立战略合作框架，将在教育信息化领域开展全方位的合作，通过打造移动平台、优质教育资源开发等举措，推动建设西藏校园的信息化和数字化。
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强有力的实现。西藏地广人稀，仅依靠手工处理和上门服务是很难实现人民群众特别是边远地区农牧民均等享受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而信息技术能够随时随地地为终身学习者提供学习环境、交流环境以及问题求助的环境。因此，构建信息化的西藏地区终身教育资源时不我待。针对西藏地区的现状，本文提出以下终身教育资源信息化建设的建议。
1.建立以当地高校为依托的教育资源信息化中心，发挥其纽带作用。当地高校在发展本地终身教育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不但体现在当地高校学生以当地生源为主，这些学生回到各个地方后能够发挥联系和纽带的作用，同时还体现在当地高校教师与西藏地区各个地方具有各方面的合作关系，便于及时发现教育需求的趋势，并寻找合适组织者及时跟进。
2.建立以自主拍摄的视频资源为主体的终身教育资源。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移动智能手机的普及，成为终身教育最合适的信息化载体。考虑到西藏地区农村识字率非常低的特点，视频教育资源能够突破文字信息的限制，使得不识字的个体也能够获得较好的学习效果。这些视频资源最好以当地高校在具体的工作环境下的拍摄为主，针对工作内容，如畜牧业中的牲畜疾病特征判断、基本用药常识。具体环境下的知识讲解对终身学习者而言，具有占用时间少、学习效果高的特点。这也是考虑到终身学习者本身既要工作又要学习的特点。
3.利用互联网公开教育资源，通过译制形成本地化教育资源。由于西藏地区，特别是当地农村地区高年龄人群，难以利用通常的英语及汉语等教育资源。依托西藏地区当地大学，对能够满足当地终身教育的急需互联网资源进行译制，从而为这部分人群能够掌握当今最新的知识提供便利的通道。
4.建立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空中讨论组。由于终身教育者所在的地方相距较远，难以像高校课堂那样，在学习过程中通过相互讨论深化学习。因此，建立空中讨论组，不但能够聚集一门课程的相关学习者，同时通过开放的空中讨论组，课程负责人也可以邀请有经验的专业人士解答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讨论过程中，也能够使相关学习者建立友谊，相互督促，相互帮助，提升终身学习的效果。
综上所述，本文分析了终身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位置以及西藏地区终身教育的现状。考虑到人力资源匮乏及自然条件的限制，提出了当地终身教育资源信息化建设的四点建议，以期为实际终身教育资源的信息化建设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终身教育资源的信息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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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研究
一）对乌斯藏的研究
历代中央政府治藏政策研究一直备受学界关注。明初，针对“备虏”大计，明廷部署大量军队防止北元南下。因此在无力驻兵藏区的情况下，明代治藏政策只能是“非强制性的、多封众建的、经济手段为主的” [1]。合理的政策使得明廷“西陲宴然，终明世无番寇之患”。对此，泽勇在《元明两朝治藏政策及其特点》（《研究》2008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相比较元代的军事震慑，明代经济怀柔更有利于巩固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王建敏在《明初中央对藏族地区的治理》（《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6期）中亦持同样观点。明代的多封众建正好体现了现代政治中的均势思想，贾丽芳的《简析明朝治藏的均势思想》（《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一文从均势角度出发，论证了明代治藏政策的优越性。敏政的《从明代汉藏间的茶马互市看明代的治藏政策》（《青海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一文从羁縻贡市的经济角度解释了明代治藏政策的合理性。
明初册封教王，推行贡市羁縻的政策，以此来实现对的控制。牛绿花的《元明两朝对藏传佛教宗教事务的法律调整及其历史启示》（《青海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一文对元明立法管理宗教事物进行了研究，认为不断完善宗教立法是其成功施政的关键。刘永文、韩殿栋、李军在《明代进藏人员论析》（《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中央派出不同身份的人员进藏，实际是中央对藏拥有的体现。进藏人员对藏区进行不同程度的管理，也是明廷治藏政策的体现。桑扎、琼措的《从宗喀巴弟子释迦益西两次进京受封看明代治藏政策和汉藏关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总第210期）一文以释迦也失入京及其在内地的活动为线索，认为藏传佛教高僧入京体现了明代的分封政策，而且还促进了内地对藏传佛教的了解。陈楠在《论明代留京藏僧的社会功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5期）中提出，对留京藏人予以优待，是明代既定的治藏策略之一，其目的是为了巩固统一和维护的稳定与和平。另外，关于留京藏僧的问题，日本学者乙坂智子还提到“由于朝廷内有这些藏族僧人的存在，皇帝便可以向他的官僚体制炫耀他在政治上的优势” [2]，值得借鉴。
明承元祚，从中央对藏区施政的延续性角度，李清凌在其所著《元明清治理甘青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和实践》（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中，从元、明、清三代中央治理甘、青地区政策为线索，分析了其治藏政策的统一性与演变。张云在《舅甥关系、贡赐关系、宗藩关系及“供施关系”——历代中原王朝与地方关系的形态与实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1期）一文中，以历代中央政府和地区的各种关系的发展与演变为线索，论证了明代中央施政的合理性，并再次证明了藏族是中华民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明王朝实力变化的角度出发，研究对藏施政亦是学者关注的一个方向。邓前程、邹建达在《从民族格局差异看明朝治藏政策的现实性——与元、清两朝相比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一文中，从民族差异的角度出发，认为正是基于实力的考量，造成明朝采取相比元、清更为谨慎的施政策略。在这个问题上，马啸在《明朝与蒙藏地区政治互动模式初探》（《研究》2008年第2期）中做了政策的对比研究，认为明朝对藏区的政治安抚模式作用要好于蒙古地区武力冲突模式。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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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一世，明王朝往往根据情况的变化，调节治藏策略。在《明中后期乌思藏朝贡使进京朝贡改道原因探析》（《研究》2010年第4期）一文中，喜富裕从贡道角度分析明王朝在解决危机时灵活而富有成效的治藏政策。对于从明王朝实力出发去研究治藏策略也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张屹的《明朝治藏政策成因述要》（《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一文认为，明代统治者之所以主观上追求温和的策略，与当时程朱理学占主导地位、藏区教派林立的现实有关，并非明朝国力强弱所至。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也有学者对明代治藏政策的失误进行了研究。星全成的《元明清中央政府治藏失误及其对藏区社会的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一文认为，明代分而治之政策实际是人为制造地方冲突，并对明代采取民族歧视政策、忽视藏区区域安全、藏区官员无法得到有效监管等七个方面进行论述，指出了其治藏政策的失误所在。邓前程、邹建达在《“缘俗立教，加意诸羌”——明朝一项重要治藏治策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中认为，过分扩大藏传佛教的作用，虽然有利于地区稳定，但也形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另外，对于地方的组织制度的研究，罗广武、何宗英的《地方史通述》（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在引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历史，成果颇具意义。《元、明、清时期地方“政教联合”制度探微》（《黑龙江史志》2011年总第246期）一文的作者秦红利从政教合一的定义出发，认为政教联合的说法更符合出元明清时期地区的现实状况。
二）对安多、康区的研究
在对安多、康区的研究方面，近五年来仍然集中于土司和都司卫所的研究。在2009年出版的《任乃强藏学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版）中，总结了任先生在西康地区深入研究的成果，对研究明代多康地区藏族史提供了宝贵的史地资料。洲塔、乔高才让的《甘肃藏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对甘肃藏区做了基本概述。书中对甘肃藏区的情况如明廷政策、藏传佛教发展、蒙古入甘肃藏区等史实做了具体的叙述。贾霄锋在所著《藏区土司制度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中，从土司的渊源出发，详细叙述了土司形成、发展、到衰落的历史过程。书中指出，藏区土司制度的本质是“传统治边思想在封建时代的终极体现”。 根呷翁姆在《浅谈甘孜藏区的政教联盟制度》（《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一文中，对甘孜地方体制进行了探索，认为甘孜藏区所采取的“政教联盟”土司制度与地区的“政教合一”制度存在一定的差异。王晓霞在《明清对湟水流域土司的管理方略概述》（《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3期）中提到，明代通过对湟水地区土司的有效管理，使其成为抵御蒙古、管理西部藏区的重要依靠力量。对此，陈亮的《浅析明代甘青李鲁土司家族的发展与历史作用》（《鸡西大学学报》2011年第10期）文章也认为，李、鲁为代表的西北土司在抵御蒙古管理，稳定边疆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明初在藏区设立行都武卫，实现了论文联盟藏区稳固。王建敏在《明初藏区行都武卫设置述略》（《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一文中，对行都武卫的设置和作用进行了研究，认为该政策为明代之后分封众建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条件。在行都卫所的治理上，沙勇的《明朝对洮州卫的经济管理》（《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2期）文章提出，明朝对洮州卫的经营，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地民族经济交流。针对明代在安多、康区所制定的土流参治政策，贾霄锋在《明清时期藏区土司地区政治体制模式研究——以土流参治为核心》（《青海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明代以都司卫所为中心的土流参治，在土司势力较强的西南藏区，大多难以真正贯彻实施。与此同时，在僧官制度研究方面，张治东的《明代藏区僧官制度探究》（《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一文认为，僧官制度对藏区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转贴于论文联盟
二、经济研究
一）茶马互市
茶马互市问题一直是明代藏族经济研究的热点。肖文清、武沐的《明代河州、岷州、洮州茶马贸易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09年4期）一文，从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的角度论述茶马贸易的意义。王晓燕的《历史上官营茶马贸易对汉藏关系的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文章则从农耕经济文化和农牧经济文化交流的角度出发，研究茶马贸易对汉藏经济文化交流、对民族融合所起的作用。在茶马互市的交易中，明廷一度颁布榷茶法来管理茶马贸易，以此实现对藏区的经济控制。在这个研究领域中，邓前程在《论明代“以茶驭番”的立法与实践》（《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茶法是以经济手段实现对藏区的控制，弥补了政治、军事手段的不足。魏志静在其博士论文《明代茶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7年）中论述了茶法对保障明王朝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维护国家统一所起的巨大作用。明中后期，官营茶马互市开始衰退，王平平在《浅议明代官营茶马互市衰亡的原因》（《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一文中就原因做了分析，认为茶马互市最终走向衰亡的根源在于是明政府利益协调和分配上存在问题。伴随着官方茶马互市的衰退，民间茶马互市随之兴起。王连连、王平平在《明代民营茶马互市探析》（《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一文中对民间经济做了研究，提出民间茶马经济虽对官方茶马互市存在一定的冲击，但还是对藏区经济改善起到了推动作用。茶马贸易不仅加强了明廷对藏区的管理，而且藏区经济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这个方面，李新贵、王亚勇的《论明清时期民族政策的变化对湟水流域市场格局的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一文从地区市场形成出发，研究茶马互市经济模式与湟水地区市场形成的关系，并认为，这种经济模式影响了该地区的市场分布。为研究藏区经济提供了新的思路。此外，宋家乐的《述论川藏茶马古道的门户——邛崃》（《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11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四川邛崃的研究，分析茶马古道形成的原因及对当地的影响。就茶马古道领域，王丽萍、秦树才在《论历史上滇藏茶马古道文化交融及其发展途径》（《学术探索》2010年第4期）一文中也做了相关的研究，他们在茶马古道经济交流促进民族文化交流上做了具体的阐述。
二）贡赐贸易
明期地区的朝贡贸易，政治意义往往起主导作用，因此，朝贡贸易被评价为“相对分裂的地方政教首领需要中原王朝的册封来取得合法的身份和地位” [3]。邓前程的《藏区僧俗首领朝贡与明朝对藏问题辨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一文从朝贡性质出发，驳斥了西方一些别有用心学者的错误论点。论证了明朝中央政府对于拥有无可争辩的。其次，在经济方面的作用，张向耀在《从朝贡看明朝汉藏交流》（《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中认为，朝贡经济促进了藏区经济繁荣，加强了与内地的联系，有利于巩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吴明娣的《明代丝绸对藏区的输入及其影响》（《中国藏学》2007年第1期）一文，从艺术领域出发，以贡赐贸易时内地输入藏区的论文联盟大量丝绸对藏族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的影响做了一定的探索。针对明朝中后期日益普遍的“诡名冒贡”问题，喜富裕在《关于明朝成化年间“洮岷寺僧诡名冒贡”问题探讨》（《研究》2011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诡名冒贡”这种现象不仅是简单的经济问题，更是涉及僧俗首领和卫所官员复杂利益的社会问题。此外，在川、青、甘地区的贡赐活动也有相应的研究成果，格桑卓玛、陈改玲在《明代甘南藏区贡赐贸易述论》（《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一文中提出，甘南地区频繁的贡赐贸易加强了明廷对该地的控制，促进了当地经济进步。胡巧竞在《论明朝的藏区宗教政策对甘孜藏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中提到了中央贡市政策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他认为明代的贡市政策对甘孜地区寺院经济、商品经济、农牧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另外，相比较茶马互市与贡赐贸易的官方垄断经济模式，长期以来研究相对薄弱的藏区民间贸易问题转贴于论文联盟
也有进展。.陈崇凯的《地方经济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对明代藏族社会农牧业、手工业、建筑业、商业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指出了经济与中原经济、北方游牧经济的区别。在滇藏民间贸易上，周智生在《历史上的滇藏民间商贸交流及其发展机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1期）一文中谈到滇藏民间贸易在明代活跃发展的表现，认为藏传佛教在当地的传播和发展，为滇藏民间贸易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三、宗教研究
宗教领域主要集中于研究以格鲁派为代表的藏传佛教。相比较其他教派注重修道和心理感受，15世纪初兴起的格鲁派的首要特点是“擅长理论争辩和哲学” [4]。因此，在格鲁派宗喀巴中观论研究方面，程瑜的《宗喀巴中观思想探析》（《天府新论》2008年第6期）、朱连增的《自性与无自性之间——宗喀巴宗教哲学思想透视》（《研究》2010年第4期）、周天策、龙计兵的《宗喀巴的中观思想初探》（《学术探讨》2010年第4期）以及徐东明的《论宗喀巴的中观思想及其影响》（《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等四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中观论的内涵及其对格鲁派教法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李学竹在其文章《四津谷孝道及其<宗喀巴的中观思想>》（《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5期）中，对日本佛学家四津谷孝道出版的《宗喀巴的中观思想》（大藏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进行了相关介绍。从而管中窥豹，了解了近年来海外藏学界对明代藏族史的研究近况。陈楠在《藏史新考》（中央民族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中，对从吐蕃时期到清末的藏族史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考述，特别是在明代藏族史的藏传佛教领域有细致的研究。与此同时，江晓乐在《格鲁派初兴阶段与中央政权的关系》（《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一文中论述了宗喀巴改革后中央与藏传佛教格鲁派之间的联系。
在安多、康区藏传佛教的研究上，李文君在《试论明代西海“流虏”对藏传佛教的护持》（《青海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中，研究了游走于蒙古和青海湖地区蒙古游牧部落迎佛、护佛的过程。蒲文成在《东科尔活佛系统与藏传佛教格鲁派北渐蒙古地区》（《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一文中，对青海藏区格鲁派历辈东科尔活佛传教蒙古的状况进行了研究，认为蒙古族信仰格鲁派与东科尔历辈活佛的传教活动密不可分。王开队的博士论文《康区藏传佛教历史地理研究》（暨南大学2009年）及其《试论15至18世纪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扩展——以寺院为中心》（《中国藏学》2010年第论文联盟4期）两篇文章，在对明代康区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发展进行探索的基础上，又以寺院为据点对格鲁派在康区发展进行了研究。
明朝皇帝往往基于政治上的考量推崇藏传佛教。才让的《明宣宗与藏传佛教关系考述》（《中国藏学》2007年第3期）和《明武宗信奉藏传佛教史实考述》（《研究》2007年第2期）两篇文章，分别论述了明宣宗和武宗推崇藏传佛教的史实，作者认为，明宣宗继承洪武、永乐的一贯国策，支持藏传佛教的发展有利于汉藏文化交流。不过由于武宗宠信藏传佛教，导致士大夫阶层的抵触，致使藏传佛教卷入明廷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在嘉靖登基后受到打压。赵改萍在其博士论文《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发展及影响》（四川大学2007年）中也论述了藏传佛教在北京、南京、五台山等内地的发展情况，以及对内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转贴于论文联盟
在西方传教士早期入藏的问题研究上，在2010年出版的《柳?祺藏学文集》(上下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版）中，总结了柳?祺先生生前的大部分发表以及尚未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对研究明代藏族史，特别是在西方传教士入藏的问题上大有裨益。刘锦涛、张箭的《明清时期传教士入藏传教述评》（《中国藏学》2009年第4期）一文针对17世纪早期西方传教士在藏区的活动进行了探究，对其在的传教行为进行了客观评价，认为传教士来华“虽然有其不可超越的时代背景，但是侵略并不是传教本身不是侵略，而是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四、文化研究与考释
一）文化研究
以《红史》、《青史》、《贤者喜宴》、《米拉日巴传》等脍炙人口的藏族文史作品出现为标志，藏族文化在元、明时期有很大的发展。亦有藏族学者认为“与佛教后弘的初期相比，帕竹政权统治的时期可算是文化发展的最好的时期” [5]。杨茂森的《论元明时期的藏族文化》（《艺术研究》2007年第1期）一文总结了元明时期是藏族文化发展的特点，分析原因并进行了探讨。朱普选在《明代青海藏传佛教文化发展的政策背景》（《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一文中，从明朝对青海藏区的分封、设立僧纲司以及藏传佛教寺院兴起三个方面进行了探究，认为青海藏传佛教的发展与明朝中央的支持密不可分。
明代在青海藏区设立行都卫所，伴随着大量的驻军，许多内地移民也迁徙而至。先巴的《明代卫所制度与青海高原屯寨文化的形成》（《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文章，就明代内地汉族迁徙至青海所形成特有的屯寨文化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作为当地汉族文化标志的的屯寨文化，在青海藏区与藏传佛教文化共同发展，促进了青海藏区民族文化的交流。杜常顺、郭凤霞的《明代“西番诸卫”与河湟洮岷边地社会》（《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一文，也就移民对当地社会变化的问题做了探讨。在艺术方面，杨鸿姣在《明代藏传佛教八吉祥纹样在汉地的传播及其风格演变》（《艺术研究》2008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的八吉祥图形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从明早期的“典雅自然”到中期“轻盈柔美”再到后期“规整雅丽”，体现了藏族文化多样化的特点。
在康藏文化研究领域，郎维伟的《藏传佛教与康藏文化的关系》（《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文章认为，康藏文化虽然与藏传佛教关系密切，但仍然不可以混为一谈。以此阐述了康藏文化的特点。贾霄锋、王希隆在《明清时期土司制度与藏区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以嘉绒藏区文化变迁为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2期）一文中，以土司制度对藏区影响为线索，探究了嘉绒藏区民族文化形态的变迁。同样对嘉绒藏区进行研究的邹立波，在《从土司封号看嘉绒藏族土司与宗教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2期）中。对嘉绒土司封号的演变进行了研究，认为嘉绒藏区土司封号的宗教性日益淡泊，与明清两朝施藏政策的演变有关。
二）考释
长期以来，由于明代藏族史研究部分囿于史料有限，研究领域相对狭窄，因此对原始资料的整理与考证就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明代藏族史考证成果丰富，这些成果对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洲塔、何威在《河州土司何锁南考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一文中，对河州土司何索南及其家族做了详实论文联盟的考证。马顺平的《明代陕西行都司及其卫所建置考实》（《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4期）一文对陕西行都司所下辖卫所的设置背景及过程进行了考证。郭红、靳润成所著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对明代藏区都司卫所研究上有较细致的考证。陈楠的《明代地方政教体制及职官制度考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一文，以《明实录》等汉文文献为线索，根据藏文史籍对明代政教官名及司职作了详尽了考述。与此同时，在《蒙藏关系确立及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史事考述》（《古代文明》2008年第4期）一文中，陈楠还考述了藏传佛教传播的相关史实。武沐在《明代吐蕃十八族考》（《研究》2010年第2期）一文中对在明代时期活跃于甘青川地区的吐蕃大族进行了考证。张羽新、张双志的《明朝封赠大崇转贴于论文联盟
教寺下寺和西纳寺大喇嘛袭职圣旨释读》（《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2期）文章对藏传佛教寺院喇嘛袭职的圣旨进行了考释，因为文中所提的三道圣旨未载于《明史》、《明实录》等汉文文献中，所以是研究藏传佛教和明治藏政策的宝贵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五、民族、人物、军事研究
一）民族研究
米海萍的《论明代青海多民族格局形成的原因和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08年第2期）一文认为，明代有效的统治政策是青海形成多民族格局的重要原因之一，并提出明代青海的民族关系“是中华民族统一的国家中局部地区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生动诠释。”曾现江在《明代中晚期东蒙古部落在康区的活动及其影响》（《研究》2008年第2期）中提出，明代中晚期东蒙古部落进入康区不仅对当地造成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之后蒙古和硕特部征服康区奠定了基础。陈立明的《门巴族、路巴族的历史发展与当代社会变迁》（《中国藏学》2010年第2期）一文提到明代噶举派在珞渝传教的相关史实，认为藏传佛教对珞巴族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郝相松的《明代河、湟、岷、洮地区的藏族分布》（《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4期）一文总结了河、湟、岷、洮藏族特点，同时对该地藏族族群分布做了详细考述。杨作山在《明代回藏民族杂居格局的形成述论》（《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随着明后期蒙古族、回族陆续进入青、川、滇藏区，改变了当地的民族格局。周智生的《明代纳西族移民与滇藏川毗连区的经济开发——兼析纳藏民族间的包容共生发展机理》（《思想战线》2011年第6期）一文，从明代纳西族迁徙至川、滇藏区出发，论证了以藏传佛教为纽带实现了藏族与纳西族的文化认同，有利于川、滇藏区的发展。鄂崇荣在《明代以来青海草场冲突纠纷及解决路径述略》（《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中认为，明代以来的草场问题以及解决方案对当今社会民族问题的解决无疑是具有借鉴意义。
二）人物研究
曾国庆在《论固始汗在青藏高原上的历史作用》（《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5期）中概述了固始汗之生平，认为他在统一青藏高原、规范地方吏治、兴办寺院、发展经济方面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黄全毅的《固始汗对稳定的贡献》（《重庆与世界》2011年第4期）一文，从对藏稳定角度阐述了固始汗的贡论文联盟献。张发贤在《论固始汗进军之谋略》（《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中从军事角度出发，对固始汗在祖国统一方面所起的历史推动作用分析，认为他是一位少数民族杰出了政治家和军事家。
陈改玲的《侯显使藏简论》（《青海师专学报》(教育科学) 2007年第6期）一文就明廷代表太监侯显出使的活动进行了研究，认为侯显对祖国统一、藏区经济发展、民族文化交流方面均有很大的贡献。杨士钰在《试述明代汉藏人民友好往来的信使侯显的历史功绩》（《甘肃高师学报》2009年第4期）一文中也提到侯显为汉藏民族友好做出的贡献“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李文君的《明代活动在西海的蒙古俺答汗后裔》（《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1期）一文，研究了俺答汗四子丙兔在青海一带的活动，认为其活动促使了藏传佛教对蒙古的传播。转贴于论文联盟
三）军事研究
陈庆英在《固始汗和格鲁派在统治的建立和巩固》（《中国藏学》2008年第1期）一文中，剖析了17世纪初错综复杂的矛盾以及格鲁派经历数次残酷战争最终建立甘丹颇章政权的过程，并对一些历史问题进行了考述和解释。高小强的《明朝洮州卫的军事戍防体系》（《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文章对明代洮州卫防御战略进行研究，认为“土流参议制”有效的调动了士兵的积极性，对洮州地区的防卫起到了积极作用。郭凤霞在《明前期对入藏交通的经营与防护》（《青海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中认为，明前期努力兴建驿站、征剿路匪，有效确保了内地与之间的交通安全，促进了汉藏之间的民族交流。
六、小结
总体而言，近五年内，明代藏族史在研究领域和内容上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具体表现在：
第一，大量学术论文和专著的发表和出版。近五年来，关于明代藏族史研究方向共100余篇，著作出版10余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无论从数量或质量来看，均较之前有所突破。
第二，研究的问题广泛而深入。如治藏政策层面，从以往注重对中央政策研究到注重中央施政和藏族地区的互动。茶马贸易层面，从研究官方贸易到私茶交易，都体现了明代藏族史研究的进步。
第三，研究视野不断开阔。如在明代治藏政策的失误研究上，抑或在西方传教士入藏的问题研究上，更多的学者能够辩证的看待历史现象和人物，为藏族史的客观全面研究提供了思路，也有利于我们以史为鉴。
近五年来，明代藏族史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
研究史料相对局限。汉文史料方面大多局限于《明史》《明实录》，大量地方州志、县志、族谱、文集、笔记、寺院文献等资料在运用、整理和研究上均略显匮乏。
1、西藏长期处于反分裂斗争的前沿
近年来分裂与反分裂、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越来越集中在意识形态领域，达赖集团及国际敌对势力企图从意识形态搞乱西藏，利用民族情感、藏文化、宗教信仰来制造问题，妄图消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进而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反分裂大背景、大格局之下。巩固马克思主义在西藏的指导地位，必须充分认识到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普及化、大众化工作密切相关。当前基层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队伍的专业技能和工作理念都相对滞后。仅仅满足于完成上级任务，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的效果如何，群众是否接受和理解等问题不甚清楚，多数流于读文件、走形式。不能根据对象层次创新宣传手段，这无疑对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树立造成影响。在新媒体背景下的网络宣传队伍和网络评论员队伍不仅要熟悉新媒体知识和语言，同时也需要掌握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确保网络文化安全和文化责任。
2、藏民族囿于传统、缓慢渐进的特点
藏传佛教一千多年来统治着藏民族的精神世界，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在给予藏民族在严酷条件下生存的内在精神支撑和美德的同时，也主张对现实世界的逃避和不抗争、不进取。西藏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处理好宗教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特殊的民族思维定势、民族性格、接受心理的差异问题。封建农奴制虽然被彻底推翻，但?f的思想意识、习惯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仍有部分群众受到封建残余的影响较深，一些消极东西成为束缚群众的精神枷锁，妨碍着解放思想、接受现代文明，成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阻碍。
3、意识形态领域的地域差异、城乡差异、代际差异非常大
代际差异容易被忽视，西藏青年一代和老一辈在成长经历、成长环境的巨大差异导致其对意识形态的接受和认同存在不同的效果。另外，当前意识形态影响方式已逐步从政治方式为主转向以文化方式为主，表现为日常化、隐蔽化，这对巩固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推波助澜下，市场经济诱发的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在传播和渗透，这种对于物质的过度消费、享乐主义、相互攀比的观念不符合西藏的区情，更和藏民族传统的淡漠财富的价值观念相违背，和中华民族传统的勤俭节约价值观相违背。更严重的是对于金钱、感官的刺激，消解着对理想、信念的坚持，消解着民众对于社会主流价值的认同。改革发展中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官员腐败等问题，容易引发群众不满情绪，引发思想混乱，造成价值观的扭曲，造成一定程度的信仰危机，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
以上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指导地位的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正面临着影响范围被削减、指导作用被削弱的问题。西藏存在着群众基础受影响、民众对党的政策的认同感和信任度降低的危机。如何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夯实党在西藏长期执政的基础，成为了西藏意识形态建设中的重大课题。
二、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备严整的科学体系，是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真正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主张社会主义、人类解放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通过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把握，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共产党执政党规律三大规律。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开放性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确保了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指导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纵观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执政历程，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统领西藏意识形态工作及全局工作。西藏之所以能取得今日举世瞩目成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都注重将马克思主义与西藏实际相结合，根据西藏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准确把握西藏的社会发展规律，制定了一系列促进西藏发展、维护西藏稳定的方针和政策。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在西藏取得成功，还在于能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方法和西藏传统的文化相契合，尊重并弘扬优秀藏族传统文化，对藏族的语言、风俗、习惯给予充分的认可和包容，在此基础上融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容，从藏民族的历史传统、思维惯性和民族性格来理解和整合马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历史基础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从跨越式发展到全面建成小康，中央在不同时期，为西藏制定了不同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每一次治藏政策的出台，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国内外形势，始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把握西藏工作的特殊性。中央高瞻远瞩地考虑解决西藏问题的时机和策略。从1950年毛泽东提出“慎重稳进”的原则分两步走完成西藏的革命，到1965年西藏成立自治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邓小平关于衡量西藏工作的根本标准，到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十条意见。从“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到“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党在不同时期的特殊政策，一方面从经济上大大促进了西藏的发展，另一方面对融洽民族关系和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党在经略西藏的历史过程中，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认识问题，始终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西藏的政策制定。在西藏不同历史阶段都准确抓住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思考和解决西藏实际问题。西藏一直持续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普及化工作，大力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从西藏解放初期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治乱治愚、破立结合”，以及之后在西藏坚持不懈地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核心价值观教育、新旧西藏对比教育、中国梦教育、“五个认同”教育等，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活动，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奠定了坚定的历史基础。
四、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现实基础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契合了西藏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潮流、切合了西藏人民对翻身得解放的期盼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马克思主义始终密切关注人民大众利益，使得西藏人民从内心认同和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张、观点和方法，并愿意用以指导自己的实践、行为和生活。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确立起指导地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藏族人民的自觉选择。这是马克思主义能在西藏确立起指导地位的根本条件。
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西藏人民对共产党的认同与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直接关联。党在西藏的成功执政，坚定了藏族人民对于共产党的认同，同时也坚定了藏族人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二者相辅相成。坚持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表现在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出发，考量一切治藏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形成了一整套马克思主义在西藏的民族、宗教、文化、统战理论。如一系列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平等和民族照顾的政策，“三个离不开”民族工作方针，积极引导藏传佛教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西藏宗教工作方针，发展壮大爱国统一战线等。这一系列特殊政策和工作方针，不仅尊重了西藏的实际和西藏人民的意愿，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性和导向性，更是从现实生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大大促进了各民族对党和国家的认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指导地位的现实基础。
五、巩固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路径探索
1、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执政的理念依据、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是确保党和国家的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前提。西藏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凝聚着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心血和智慧，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形成了一整套科学而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解决民族地区问题的思想。有必要对党巩固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历史实践进行细致梳理。总结前人的智慧，为下一步工作提供经验和启示。在具体的意识形态工作中，必须深入研究如何落实“一个责任、两大阵地、三支队伍、四项机制”，尤其是如何树立大宣传理念，健全齐抓共管、分工协作、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切实促进各部门树立起积极参与意识形态工作的大局意识、全局意识。
2、注重心理和情感，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特殊规律研究
通过西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情况，可以看到共产党人在西藏的意识形态工作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最为核心的以人为本的?r值理念，以巨大的耐心和正向的情感引导将以人为本的原则贯彻到西藏的意识形态工作中，充分关注和尊重西藏群众的心理需求和心理意愿。虽然意识形态实质表达的是利益关系，但必须在利益满足和情感归属二者合一基础之上，才能让民众自觉自愿地表达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广泛认同。
3、加强马克思主义和西藏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研究
在发展中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对西藏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从意识形态理论上做出科学阐释。对重大实际问题进行理论说明，解决群众关心的理论热点和难点问题。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教育宣传工作和党中央、区党委的一系列治藏兴藏政策部署相结合。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感染力和吸引力。真正赋予马克思主义在西藏的现实活力，必须明确宣传的数量决不能等同于宣传质量。基层宣讲、发放宣传手册、建立红色网站等工作只是宣传工作的开始，而非终结，必须建立完善有效、高效的评估体系和反馈机制。采取问卷调查、电话访问、网络问卷、数据统计等各种方式，检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工作的效果，真正掌握宣传效果、问题难点，直面问题，总结得失经验，为下次工作的进行提供借鉴和启示。同时建立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宣传队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普及化、大众化工作密切相关
藏区的意识形态宣传手段和话语形式创新迫在眉睫。西藏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宣传队伍数量不平衡、素质参差不齐，在广大的农牧区并没有更多更好的因地制宜的宣传方式，大大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效果。在西藏地区的意识形态工作尤其要注意区分对象、区分层次，对于党员干部要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对于普通百姓，要讲究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绝不能以不变应万变。在宣传手段上，藏民族喜爱歌舞，要重视电影、电视、纪录片等，歌舞、话剧、小品等文艺宣传手段。在西藏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流于说教、灌输的情况仍然存在，无法激起群众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和热情，直接影响到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
六、结语
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思想，为我们提供正确的立场方法、发展方向和价值导向。西藏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必须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牢固树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是确保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西藏才能不断地进步。
关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需要从意识形态的宏观和微观层面、从政策制定到执行等不同角度探索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实现路径，包含宣传思想工作、统战工作、宣传教育工作、文化部门、民族宗教等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各个部门。这项工作涉及面广、状况复杂，很难把握和定性。在这一课题的探究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三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