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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超.成都红会所设汶川地震募捐箱善款多年未取发霉，[EB/OL].中华网（2012-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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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许光.构建和谐社会的公益力量――基金会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二、公司制与有限合伙制私募企业的相关定义
公司制的私募基金按各国的公司设立机制成立，公司的资金绝大部分由股东权益构成，并聘有专门的私募经理人员经营股东资金。私募经理人员基本上不持有本公司股权，其报酬由一个固定收益和较低比例的投资收益分成构成。有限合伙制是目前较受欢迎的私募基金形式。有限合伙制私募基金由若干个有限合伙人与一个普通合伙人构成，有限合伙人以出资额对基金营运中产生的债务负有限责任，它们一般不干涉基金的具体运作。普通合伙人作为基金的管理者、执行合伙人，以自身财产对基金营运中产生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在投资比例与收益分配上，有限合伙人实际为基金投资者，其出资额占整体基金规模的99%。普通合伙人象征性的投入1%的资金，并提取1.5%左右的管理费用，但可以获得全部收益的20%。
三、私募基金管理人激励问题的提出及契约设计理论
（一）私募基金的激励冲突与契约理论的相关概念
在投资基金中，由于资金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掌握了更多信息量、更为专业理财知识的资金经营者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偏离投资人目标，与投资人形成激励冲突。这种委托一问题在私募基金的运作中更为明显:私募基金因为其“私募”特性，在信息披露上不易受到监管部门掌握和大众舆论监督，使投资人直接观测到私募管理人的具体行为变得更加困难。私募基金管理人越是认识到私募投资人可能的信息劣势程度，就越有可能偏离私募投资人目标。这种偏离会负面地影响到私募基金的投资收益，并可能造成整个私募基金行业的损失。可见，解决好企业内部的激励问题对私募基金行业的发展尤为重要。在此种委托一框架下，对激励问题的探究主要源于新制度学派的契约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信息劣势地位的不可避免，委托人无法或很难了解到人的具体行为。但委托人不甘于总处在被动地位，其倾向于主动地和人达成某些协议，并希望通过对协议条款的设置从而对人的行为结果进行控制。这种控制也是一种激励机制，委托人让接受该种机制的人认识到这一事实:在委托人一定约束下自己也可以通过努力去追求最大收益，不接受协议也许是不利的。更重要的，委托人会因为人的努力而获得报酬。同时，在这个激励过程中，委托人的收益大小始终依赖人的产出。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将这种协调双方行为而做出相互承诺的协议称作契约，将对协议具体条款的设置称作契约设计。一般情况下，协议的协调会是一种重复博弈过程，人会就契约条款与委托人讨价还价。但在本文讨论的企业组织形式为既定的条件下，收益报酬机制是既定的，委托人与人的契约是一次达成的，即作为人的基金管理人只能对既定条款作出拒绝还是接受的一次性策略。
（二）契约设计的构成要素
根据新制度学派的契约理论，契约设计的一般结构由三项条款构成，结合私募基金投资人和私募基金人具体的的委托一身份，可以得出私募基金投资人的契约设计的构成要素为:1.基金投资人目标:通过设定契约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2.基金管理人的参与约束:基金管理人综合自身成本函数和投资人给定的努力报酬，在自身基本要求得到承诺的情况下，才会与投资人达成契约。3.激励相容约束:基金管理人在既定契约下追求自身效用，受到契约约束的同时会对基金投资人的目标函数进行制约。
四、比较分析两类私募企业的激励特征
（一）论点的提出
由上文所述，按特定组织形式组建的私募企业具有特定的内部收益分配制度，而受益分配制度的设置实际上是一种契约设计，反映了基金投资人对基金管理人的激励特征。即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会形成不同的收益分配制度，而收益分配制度的不同会形成迥异的契约设计。仅从契约设计角度看，先认定相比较公司制，有限合伙制对冲基金的发展历程更值得借鉴，或者说，在组织形式、分配制度的创新路径选择上，中国阳光私募基金应该优先考虑有限合伙制。因为，在吸引高素质基金管理人员②参与和提高管理人贡献上，有限合伙制企业会比公司制企业做得更出色。
（二）相关论点的证明
1.有限合伙制私募企业的分配制度更有可能吸引高素质基金管理人员参与由于基金管理人报酬依赖于私募基金的整体投资收益，而私募基金的整体投资收益F闷是基金管理人的努力程度q的函数。为了简便模型计算，做出如下前提:(D将两类组织形式下的基金管理人的努力程度q进行量化，并令其等同于投资收益F闷。⑦基金管理人追求的自身效用最大化表现为扣除自身努力成本后的净报酬最大化。再考虑特定组织形式下的契约激励特征。可以得到有限合伙制私募基金管理人(以下简称普通合伙幻的激励相容约束为:ma、甲q一粤KqZq乙其中，甲为普通合伙人收益分成比例，q为普通合伙人努力程度，或称为投资收益。K为基金管理人的成本系数，反映了基金管理人付出单位努力而必须承担的成本支出，并根据上述前提，其等同于基金管理人为获得单位收益而做出的成本支出。并且，当二等时，但投资人担心固定报酬会导致基金管理人不作为，这时，投资人会付出少量监督成本让基金管理人至少付出基本努力Q。基金管理人的激励相容约束为:由于数量不大，相对于高额的基金收入，可以近似忽略，所以并不计入投资人收益成本。切受聘于公司制企业的基金管理人报酬一般由一个固定收益和一个很小比例的投资收益分成构成。这里将二者统一为一个稍大比例的收益分成，但这一分成比例和普通合伙人收益分成比例仍有较大差距。(s)投资过程中存在风险，所以要将基金参与主体风险态度等风险因素加入契约模型中，这一风险因素具体表现为基金参与主体目标函数中的风险成本。但在本文讨论中，这些风险因素并不起到决定激励机制的作用，仅须知道，认定两类基金的投资人皆为风险中性，不用承担风险成本。而基金管理人都是非风险中性的，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成本。然后，分别给出有限合伙制基金企业与公司制基金企业应对管理人激励问题的契约设计:。一粤KQZ乙令典:一石为普通合伙人报酬，21凡②步KQ胜“为公司制企111二(一因qmax队一粤公劝qZ一Pq‘。q一合公“才一“”)Wl业中的基金管理人报酬，可以通过下图比较特定情况下的五与称上述公式组合为有限合伙制基金企业的契约设计，自上而下的三个式子分别为有限合伙人湛金投资为目标函数、普通合伙人湛金管理为激励相容约束和参与约束。其中日是普通合伙人的收益分成比例，q为投资收益或基金管理人努力程度，K是普通合伙人成本系数，F是资金差额带来的成本抵减系数，P是风险成本，与普通合伙人风险态度相关。城为普通合伙人基本收益要求。对该契约的激励相容约束取二值，并两边求导，得到ql-日K-F按照同样的格式，公司制基金企业的契约设计可以写成:图1由图1可见，两种类型基金管理人收益曲线五与f2相交与点A与点B，点B显示管理人素质低到要成为普通合伙人，这并无现实意义。而点A则证明了假设:当基金管理人的成本系数可以低到凡甚至以下，高比例收益分成报酬形式会为这类高素质基金管理人员带来更高的收益。从而说明，相比于开出固定工资的公司制基金，有限合伙制基金企业由于其高比例收益分成将更有可能吸引高素质基金管理人员加入。2有限合伙制私募企业在提高基金管理人贡献上的优势在证明了上述观点后，接着论证上文提到的另一个观点:在激励基金管理人付出的努力程度上和可以为投资人带来的净投资收益数额上，有限合伙制基金企业较之公司制基金企业同样具有优势。
公司制的私募基金按各国的公司设立机制成立,公司的资金绝大部分由股东权益构成,并聘有专门的私募经理人员经营股东资金。私募经理人员基本上不持有本公司股权,其报酬由一个固定收益和较低比例的投资收益分成构成。有限合伙制是目前较受欢迎的私募基金形式。有限合伙制私募基金由若干个有限合伙人与一个普通合伙人构成,有限合伙人以出资额对基金营运中产生的债务负有限责任,它们一般不干涉基金的具体运作。普通合伙人作为基金的管理者、执行合伙人,以自身财产对基金营运中产生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在投资比例与收益分配上,有限合伙人实际为基金投资者,其出资额占整体基金规模的99%。普通合伙人象征性的投入1%的资金,并提取1.5%左右的管理费用,但可以获得全部收益的20%。
私募基金管理人激励问题的提出及契约设计理论
(一)私募基金的激励冲突与契约理论的相关概念在投资基金中,由于资金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掌握了更多信息量、更为专业理财知识的资金经营者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偏离投资人目标,与投资人形成激励冲突。这种委托—问题在私募基金的运作中更为明显:私募基金因为其“私募”特性,在信息披露上不易受到监管部门掌握和大众舆论监督,使投资人直接观测到私募管理人的具体行为变得更加困难。私募基金管理人越是认识到私募投资人可能的信息劣势程度,就越有可能偏离私募投资人目标。这种偏离会负面地影响到私募基金的投资收益,并可能造成整个私募基金行业的损失。可见,解决好企业内部的激励问题对私募基金行业的发展尤为重要。在此种委托—框架下,对激励问题的探究主要源于新制度学派的契约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信息劣势地位的不可避免,委托人无法或很难了解到人的具体行为。但委托人不甘于总处在被动地位,其倾向于主动地和人达成某些协议,并希望通过对协议条款的设置从而对人的行为结果进行控制。这种控制也是一种激励机制,委托人让接受该种机制的人认识到这一事实:在委托人一定约束下自己也可以通过努力去追求最大收益,不接受协议也许是不利的。更重要的,委托人会因为人的努力而获得报酬。同时,在这个激励过程中,委托人的收益大小始终依赖人的产出。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将这种协调双方行为而做出相互承诺的协议称作契约,将对协议具体条款的设置称作契约设计。一般情况下,协议的协调会是一种重复博弈过程,人会就契约条款与委托人讨价还价。但在本文讨论的企业组织形式为既定的条件下,收益报酬机制是既定的,委托人与人的契约是一次达成的,即作为人的基金管理人只能对既定条款作出拒绝还是接受的一次性策略。(二)契约设计的构成要素根据新制度学派的契约理论,契约设计的一般结构由三项条款构成,结合私募基金投资人和私募基金人具体的的委托—身份,可以得出私募基金投资人的契约设计的构成要素为:1.基金投资人目标:通过设定契约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①2.基金管理人的参与约束:基金管理人综合自身成本函数和投资人给定的努力报酬,在自身基本要求得到承诺的情况下,才会与投资人达成契约。3.激励相容约束:基金管理人在既定契约下追求自身效用,受到契约约束的同时会对基金投资人的目标函数进行制约。
比较分析两类私募企业的激励特征
［摘 要］私募基金上市是指私募基金管理公司通过首次公开发行,在证券市场上募集资金,成为公众公司。随着黑石公司的公开上市,私募基金上市成为行业热点,并一度被认为是私募基金的发展趋势。我国私募基金正处于发展阶段,研究国际成熟市场私募基金的上市趋势,有助于我国私募基金的发展与成熟。
［关键词］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上市;利弊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1）39-0044-02
由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先天特性即不对公众开放,所以私募股权基金上市一度引起了较大的争论。尽管对私募股权基金上市存在较大的认识分歧,美国、欧洲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私募股权基金上市已经成为行业的趋势和热点。本文从私募基金的特性和内、外部因素对其上市的利弊进行了分析。
1 私募基金管理公司上市优势
私募基金的商业模式是通过定向私募募集资金,在发现和购买具有潜力目标企业股份后,利用其自身经验和资源,通过持有和改造实现股份增值,最后出售股份获利。从私募基金的商业模式可以看出,上市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对私募基金有积极意义。
1.1 拓宽融资渠道
私募基金上市可以引入战略投资者,改善投资者结构,实现快速发展。私募基金上市通过公开募集资金,拓宽了原有私募融资渠道。同时,私募基金上市有利于公司信息更加透明,对公司运营有积极意义。
1.2 降低融资成本
上市可以增加私募基金的信誉度和美誉度,提升社会形象,降低融资成本。信誉度和美誉度对私募基金至关重要,信誉度和美誉度较高的私募基金可以形成“优势富集效应”,降低融资成本。
1.3 获得市场竞争优势
随着大量社会资本进入私募基金行业,私募基金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对于优质的投资项目,往往是多只基金相互竞争,其结果是推高了目标企业的股权价格,造成竞争加剧。上市的私募基金通过上市吸引公众资本,扩大资本实力,更易获得竞争优势。
2 私募基金高回报率的内、外部因素分析
私募基金之所以对投资人有巨大的吸引力,是因为其无与伦比的造富能力,美国优秀的私募基金的年回报率超过30%,分析其高额回报的主要原因,可以看到离不开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
2.1 外部因素
（1）市场环境。在过去20年,私募基金高速发展,对照世界经济发展不难看出,这20年间,世界经济经历了科技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三次大规模的进化和转型,大量的优秀企业在这一过程中诞生和崛起,私募基金的发展也恰恰是和这一阶段相吻合的,世界经济的进化和转型为私募基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2）低税率。由于绝大多数私募基金的组织形式为有限合伙制,根据美国1986年国内税收法,它获得的基金利润只需缴纳15％的资本利得税,而不用缴纳35％的公司所得税。这项税务规定使有限合伙制企业与一般企业相比,可以在相同的收入情况下,获得更大的利润。
2.2 内部因素
（1）信息不对称。私募基金要从每年上千个项目,发现投资目标,并作出投资决策。因为私募基金的相对封闭性,所以项目的谈判基本都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做出的,基金因处于投资者的角色,往往可以获得更多的市场信息以支持投资决策,而项目方经常处于信息劣势,在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所以信息不对称,有利于基金获得更低的交易价格。
（2）高激励机制。私募基金的主要投资者是养老基金、社会保险基金、机构投资者,对这些投资者而言,安全和稳健是投资决策的首要考虑因素,所以为激励私募基金管理者,美国通行的私募基金管理费用为2%,管理者的投资收益分成为20%。如此高比例的投资收益分成激励了私募基金的金融精英不断提升私募基金业绩。
3 上市对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分析
目前,私募基金成功的外部市场因素已经发生变化,而内部成功因素也将随着私募基金的公开上市而发生改变,私募基金成功的内、外部因素将受到挑战,逐一分析如下。
3.1 外部因素
（1）市场环境。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成熟,网络经济进入相对稳定阶段,在大的技术革命和科技创新出现以前,世界经济将经历一个平缓的发展时期,带来革命性变革的新公司出现频率降低,而原有的优质公司已经几经筛选,成熟市场的优质企业越来越少,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2）低赋税率将受到挑战。随着公开上市,私募基金的财务数据将向公众公开,私募基金高利润、低赋税的经营状态,将引发社会不满,并引发相关政治因素,使经营问题社会化,并最终向不利方向发展。
以黑石上市为例,自从黑石集团向美国证监会递交申请之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高收益和低税赋就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由于黑石集团是一个有限责任合伙制企业(如下图),根据美国1986年国内税收法,它获得的基金利润只需缴纳15％的资本利得税,而不用缴纳35％的公司所得税。
美国参议员Max Baucus和Charles Grassley已经向参议院金融委员会提交了针对该税法的修正案,要求针对黑石等有限责任合伙制企业同样征收35％的公司所得税。据估算,如果该法案获得通过,那么黑石的年收入将减少2.5亿美元,在相同市盈率下,市值也将缩水15％~20％。
3.2 内部因素
（1）信息不对称优势丧失。随着公开上市,私募基金必将会遵守严格的监管和信息披露制度,其交易过程和交易环节将高度透明,竞争对手、项目公司,都可直接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这使私募基金在谈判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将无法获得价格优势。
（2）高激励机制将受到挑战。上市后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高激励机制将受到很大挑战,同时因为巨额的上市后维护费用,将使可分配利润大大降低,而这种情况将直接导致优秀人才的流失,从而使上市公司的发展动力不足。
由此可知,私募基金公开上市与私募基金的行业特点发生了背离,公开上市将部分丧失私募基金的竞争优势,使上市后的基金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并可间接造成成本增加,优秀人才流失,最终造成利润降低,对投资人的吸引力降低。
4 结 论
私募基金上市的主要动力无外乎两点：一是原有股东的变现需求；二是形势所迫,被迫上市。无论从哪一点出发,其上市的原始动机都是短期的投机行为,从长期看都不利于私募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从已经上市的私募基金来看,在上市后,实现了其主要诉求以后,机构投资者和公众投资者将负担起沉重的长期义务。
私募基金有自身的发展和运营规律,为满足短期的利益诉求而盲目地寻求上市并不可取。从私募基金行业长期健康发展的角度出发,上市虽可一定程度上解燃眉之急,并有一些现实的优势,但整个行业也必将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就私募基金而言,公开上市弊大于利。
参考文献: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及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基金已经成为了广大投资者投资理财的重要渠道之一。在我国基金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从1997年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到2004年的《证券投资基金法》的颁布实施，再到2013年6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基金法，可以看出我国基金业的相关的立法工作也在不断的跟进。从我国基金业的发展史来看，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实施为基金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成长环境。
我国的学者对基金业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例如，李文娟（2012）立足于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观察到我国现行《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许多内容缺乏具体的规定，这使基金产生了难以克服的自身制度风险。张涛（2012）从基金犯罪的角度说明我国对基金犯罪的规定与相关法条彼此衔接上存在诸多不足，应直接将基金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予以明确规定。徐翀（2010）就我国有关基金管理人利益冲突的法律法规进行了探讨，并分别从关联交易和基金管理费两方面对完善我国的法制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结合我国基金业发展的现状和新基金法的内容，研究新基金法对我国基金业的影响。
新基金法的正式实施，对于我国基金业具有里程碑意义。笔者认为新基金法对基金业的影响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私募基金规模将大幅增长，我国直接投融资比例、机构投资者比例将提高。首先，由于新基金法赋予了私募合法地位，并对其实行有别于公募的监管模式，原先处于“灰色”地带的大量私募将在新基金法实施后从“地下”走向“地上”。其次，私募基金相对于公募基金更加强调绝对收益，不像公募基金无论盈亏总能以基金管理费的形式获取收益。它总是在绝对盈利的情况下才从收益中分得一杯羹，而如果亏损的话，由于私募基金管理人本身持有一定的份额或担任无限合伙人，首先承受亏损的是管理人的资金，因此更易获得投资者的信任。私募的合法化解除了人们对私募身份上的顾虑，而私募本身的特点对投资者又极富有吸引力，必将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向私募，促进私募的大幅增长。第三，在我国利率尚未实现市场化的情况下，如果扣除通货膨胀率的影响，投资者把资金存放在银行并非最好的投资渠道。拥有合法身份的私募基金将使投资者拥有了更好的选择，私募基金拥有优越的智力资源及更专业、自由的投资决策体系，能给投资者带来更好的回报，在这样的情形下，将会有不少资金从银行流向私募，从而促使私募的规模不断扩大，提高我国直接投融资的比例。第四，个人投资者比例降低，机构投资者比例提高。随着私募基金及公募基金的发展壮大，我国金融市场上个人投资者比例将大幅降低，投资者将更多的依靠机构来进行财富管理。机构投资者比例的提高，有利于降低市场的非理性波动，促进基金业的健康发展。
2.我国基金业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有利于提高我国基金业的国际竞争力。新基金法主要从两个方面来促进基金业的竞争：一是降低门槛、放松管制促进公募基金的发展；二是将私募引入基金业的竞争平台。首先，新基金法扩大了公募基金的投资范围，除了可以投资于上市交易的股票、债券等还能投资于其他证券及其衍生品，有利于提高公募基金的盈利水平。其次，基金法放松了对基金从业人员证券投资的限制，为他们提供了更为宽松的投资环境。这将大大提高基金人才的投资积极性，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使基金投资的收益最大化。最后，私募的合法化让私募基金能在原先只有公募基金一家独大的基金业夺取一部分利益，私募注重绝对投资收益的特点相比于公募注重产品规模的特点更有利于吸引广大投资者，公募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改善自己的投资策略与服务，从而不至于在竞争中落败。公募与私募的竞争，能使我国基金业更加规范化和职业化，将吸引越来越多的机构参与财富管理行业，各机构参与者在竞争中发展壮大有利于我国基金业整体的国际竞争力水平的提高。
3.基金的组织形式将更加丰富，有限合伙型未来有望成为我国基金的主要组织形式。新基金法丰富了基金的组织形式，我国基金可以采取公司型、契约型、合伙型等组织形式。相比于公司型和契约性基金，合伙型基金具有非常大的优势，将成为私募基金未来发展的主要组织形式。首先，公司型私募基金存在双重纳税的情形，公司层面要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自然人投资者层面要再缴纳投资收益的20%的个人所得税。而根据《合伙企业法》的第六条规定，合伙企业合伙人是自然人的，缴纳个人所得税；合伙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缴纳企业所得税。这样合伙型基金就避免了公司型基金所出现的重复征税问题，相同情况下投资者自然首选合伙型基金。其次，信托型基金存在双重委托关系，即私募基金与信托公司、投资者与私募基金的委托关系。双重委托关系直接导致信托契约型基金的中介费用过高，降低了投资者的收益率。而在有限合伙制中，只有一层委托关系，且有限合伙企业机构设置简单、权责分明，普通合伙人能相对独立的做出决策将极大地提高企业工作效率、降低管理成本。综上所述，合伙型基金有着明显的优势，它具有较低管理成本和更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和人才，未来有望成为我国私募基金的主要组织形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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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姬，2012：《浅析修订》，《时代金融》第9期。
一、私募基金的基础概念
最早对“私募”进行法律规定的是美国。根据1933年美国《证券法》第4(2)条的规定，私募是“不涉及公开发行之发行人的交易”。也只是对“私募发行”和“私募发行豁免”做出了概括性的规定。2010年7月，美国出台《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该法案第四部分专门针对私募基金和对冲基金建立了若干监管规则，首次对“私募基金”进行了定义：“私募基金指通过发行基金成立的投资公司。”事实上私募基金并非一个法律概念，我国学界对私募基金也缺乏统一定义。然而，大多数学者同意，私募基金是相对于公募基金而言，是指通过非公开方式向少数投资者募集资金而设立的基金，其销售和赎回都通过基金管理人与投资者私下协商进行。该定义指出了私募基金几个特点：一是私募基金的募集方式采用非公开方式。募集过程中投资者仅能利用私下流传的投资信息或直接与相关人士接触以获得信息，与之相对的公募基金采用公开募集方式，即允许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公开媒体等形式招揽顾客。二是私募基金的募集对象是少数特定的投资者。主要限定于有一定资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机构或个人。而公募基金面向的则是不确定的广大公众。三是私募基金的信息披露要求较为宽松。由于公募基金的募集对象是不特定的投资者，因此必须保证其透明、规范，以维护一般公众的利益。而私募基金的募集对象是有相当资力的机构和个人，他们自我保护能力较强，基于对投资人信息和投资策略的保密性考虑，信息披露应当宽松。
二、我国私募基金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1．缺乏投资门槛，投资人鱼龙混杂。我国私募基金由于缺乏投资门槛，普遍存在着投资主体不合格的情况。《证券法》仅仅规定了公开发行的情形，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2条的规定也只是把“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或者接受特定对象财产委托”这一非公募方式排除在该法的适用范围之外。在委托人方面，很多委托人并不具有将资产委托给他人经营的权力。依照相关规章条例，公益性基金只能锁定存款，而不少基金管理单位追求利益，将公益性质的基金剥离给中介理财，不少子公司没有得到总公司的授权，将闲置资金委托给中介机构。一旦遭遇经济放缓、投资缩水等情况，损失的将是广大受益人的财产安全。
2．运作违规违法，自律监管双缺失。虽然一些较大规模的私募基金有完善的运作体系，但是操纵市场、欺诈客户的行为仍是屡见不鲜。“上市公司资金是二级市场‘私募基金’的主要来源之一。这样，私募基金与上市公司构成了利益共同体，难以避免出现内幕交易、操纵股票交易价格行为。”不仅如此，很多证券咨询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为了招揽顾客也纷纷打出“保底收益”或者“高收益”的旗号。私募基金应当是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工具，“保底承诺”这样的虚假承诺近乎于非法集资。此外，对已经运作的私募基金，监管部门对其信息披露的要求也过于宽松。因此大多情况下私募基金既不需接受外部监管也不需披露必要信息，相对公募基金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是不公平的。
三、域外私募基金的法律规制要点及借鉴
（一）美国模式
美国法律对私募基金的规范源于证券发行豁免制度。与私募基金相关的立法主要有《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和《投资顾问法》以及《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美国法律规定，投资私募基金的投资者必须是“有资格的投资者”。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设立了全国性的金融监督管理机构，这一制度包括三个层面：第一，根据《1934年证券交易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SEC具有一定的准立法权和司法权，对全国和各州的证券发行、交易所、证券商、投资公司有管理和监督的权力。第二，1934年建立的自律组织“全美证券商协会（NASD）”，主要为投资基金的销售活动设立交易规则。第三，基金组织的托管人，基金托管人是基金资产的名义持有人或管理机构，必须依照基金公司章程或信托契约，确保投资者的资产及其收益归投资者所有。
（二）英国模式
英国的私募基金在法律上被规定为“未受监管的集合投资计划”，其监管原则和美国相同，主体同样为“有资格买家”，同时禁止通过“传播、广告”方式进行募集。但是英国是实行自律监管体制的典型代表。政府除了某些必要的立法外，较少干预证券市场。自我监管系统由三个机构组成：证券交易商协会、收购与兼并专门小组、证券业理事会。他们通过制订一系列的条例和规则实施自我管制。投资基金监管体系的最高层为国家财政部，主要负责制订基金监管的总体方针；次高层为英国证券投资管理委员会其属性同样为半官方、半民间的性质，制订各类基金监管技术性较强的管理措施：基本面为全国自律性质的民间管理协会，如基金经理人协会、投资顾问协会、投资信托协会、投资基金协会等。协会采用“会员制”模式来规范各类基金市场。
（三）借鉴意义
“均衡”是美国私募基金法律制度中的最大特点，即筹资便利与保护投资者的均衡，效率与公平的均衡，及市场与监管的均衡。也是各国构建制度应当参考的重要原则。我国在对私募基金的规范化过程中可以借鉴美国的监管原则和具体的立法规范。而英国自律性的民间管理协会有利于市场的自我调节，我们也可以借鉴其行业自律，成立投资顾问协会、基金信托协会等民间组织，从而更好的实现资源配置，发挥公募基金所缺少的灵活性和风格化。
四、我国私募基金规范运作的立法建议
（一）建立私募市场准入制度
建立私募市场准入制度关键在于投资者资格的限制。合格的投资者是私募基金的构成要件之一。美国确定合格投资者的依据是其资产状况和风险承担能力。英国法律规定的私募基金募集对象为：由海外人士；投资专家；拥有高额资产的公司、非法人公司组织；熟练投资者；信托的发起人、受托人或其他代表；信托、遗嘱等的受益人。可见，私募基金的投资者必须具备以两个条件：第一，具备较强的经济实力和风险承担能力。第二，掌握一定的投资信息和相关知识，对私募基金的投资方向和运作有一定的认知。以上设想表明只要符合最低投资限额即可成为合格投资者，但这很容易导致自身实力不足的投资者联合集资，以其中个人名义购买私募基金的状况。这样一来和公募基金便难以区分，因此法律应该禁止投资者集资投资的方式。
（二）完善私募市场监管制度
1．统一监管部门。目前我国的私募基金有的由中国人民银行监管，有的由证监会监管，较为混乱。考虑到监管的便利和全面，其行政监管为证监会更为恰当。证监会是我国公募基金的主要监管机构，在长期履行监管职责中积累了经验。与此同时监管部门也可以授权全国基金业协会等自律组织一定的权限，构建起证监会统一监管、基金业协会自律监管、私募基金自我监管的多层次监管体系。
2．对当前非正规“私募基金”的规范。目前市场上存在的很多“投资咨询”公司、“工作室”或者“待客理财”并不是规范意义上的私募基金，仅仅只是包含证券投资的理财业务。甚至有非法集资之嫌。因此需要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之中对其进行规范。（1）取消信托契约中关于保底收益的约定，规定基金经理在获取管理费的同时可以根据其运作基金的业绩和事先协商的方法提取业绩报酬，投资者享有基金的投资收益权。如果出现亏损，则基金经理不能获得业绩报酬，但亏损的风险要由投资者自己来承担。（2）严格管理公司的资格，规定未取得信托受托人资格的资产管理公司不得从事信托活动；
（三）规范私募基金组织形式
我国私募基金目前主要可以采取契约型、公司型和有限合伙型三种组织形式。本文认为我国的私募基金采用以有限合伙为主的组织形式更为合适。
首先，采取有限合伙型的组织形式有利于约束基金管理人，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合伙企业法》，基金管理人作为普通合伙人享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同时也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使得基金管理人必须对企业尽职尽责，弱化了其道德信用风险。而对投资者来说，作为有限合伙人仅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其风险是有限的，这是对投资者利益的进一步保护。
其次，解决了公司型私募基金负担双重税赋的问题，公司型私募基金在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同时还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这大大提高成本费用。而对合伙企业不重复征税制度，使得私募基金中的个人投资者，可以合法享受证券投资收益的免税优惠，这符合私募基金投资者利益。
（四）推动私募市场行业自律
2011年12月21日，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协会《股权投资基金业最佳从业行为准则》。这是我国首个股权投资基金行业自律准则。人民币房地产基金行业也于2011年8月博鳌房地产论坛自律宣言：“房地产私募基金行业遵守国家相关法律，与房地产发展方向保持一致，并结合中国房地产市场现状，遵循成熟的基金行业规范，不断完善自己，严格执行行业自律。”私募基金是顺应市场规律、民间需求产生的投资工具，只有不断推动行业自律，与法制规范相辅相成，才能真正推动私募基金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王苏生，邓运盛，王东．私募基金风险管理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2007
[2]胡铁．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立法问题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10）
[3]徐琳琪．我国私募基金法律制度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5）
[4]夏斌，陈道富．中国私募基金报告[R]．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
[5]石一敏．国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与海外对冲基金比较研究[J]．特区经济．2006（4）
[6]李逸萌．私募基金的立法监管与行业自律[J]．企业导报．2009（4）：163
一、社会资本理论
（一）社会网络
在社会资本理论中社会网络特指人际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构成之一。它是一种多线路的联系，联系中的每个人都共享着多种利益。网络包括了多种多样的联系，如朋友或者邻居关系、社区主从关系、现代的同族认同以及地方老乡关系、同学、校友等等，既有正式的联系也有非正式的联系。它是每个人开拓自身资源利用社会资源的必然渠道。
布迪厄的社会资本概念也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熟识和认可关系所产生的社会资本。首先，它是与群体的成员身份和社会网络联系起来的资源；其次，它是基于相互认识和认可的基础上的。同样，科尔曼在他的社会资本中也强调了社会网络、社会结构的重要性。因此在上述情况下，社会网络指的就是镶嵌于社会结构之中的人与人、团体与团体等之间的关系构成的复杂网络。
（二）规范
与社会网络联系在一起，是规范或者称之为制度，其中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规范，它们也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奥斯特罗姆从广义上界定了规范，规范就是具体规定什么样的行动（或结果）是需要的和被禁止的，或者被允许和被授权制裁的（如果规则不被遵守的时候）。奥斯特罗姆认为，规范就是人类致力于建立秩序和增加社会结果的可预测性的努力结果；规范能够被用来增加许多个体的福利，或者当集体选择过程受到某一以及建立的子群体控制时，被该群体用来为自己群体增加超过其他群体的更多利益。
（三）信任
在社会资本理论有关信任的论述中，福山的观点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他认为，信任指的是“在正式的、诚实和合作关系的共同体内，基于共享规范的期望”。他不仅将信任看成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或指标，而且还是其前提条件，“社会资本是一种从社会或者社会的一部分中的普遍信任中产生的能力”。福山认为，这种力量不仅体现在家庭这种最小最基本的群体中，还体现在国家这个最大的群体中。其他群体也体现这种资本。
笔者认为，总体来说，社会资本理论中的信任指的是在公民参与网络中基于共同价值观基础上形成一种长期普遍互惠关系。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两段话，一段是：甲是我的朋友，所以，我信任甲；乙是甲的朋友，甲信任乙；因为我信任甲，所以我也信任乙。另一段是可以表述为：我和甲是朋友，今天我帮他，因为我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他可能帮我，当然他以后也可能不帮我．当以后乙有可能帮我。所以通过信任减少了网络中的交易成本，提高了办事效率。
公民参与网络、互惠规范以及在二者基础上形成的信任构成了社会资本的主体，特殊的组成形式决定了社会具有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不同的特征。
二、非公募基金会存在的问题
（一）在社会网络方面，理事会和秘书处分权不清晰
依照上面的理论，社会网络指的就是镶嵌于社会结构之中的人与人、团体与团体等之间的关系构成的复杂网络。
基金会的一般架构由理事会、监事会和一般机构组成。基金会设理事会，理事为5人至25人，理事任期由章程规定，但每届任期不得超过5年。理事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用私人财产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相互间有近亲属关系的基金会理事，总数不得超过理事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其他基金会，具有近亲属关系的不得同时在理事会任职。在基金会领取报酬的理事不得超过理事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理事会设理事长、副理事长和秘书长，从理事中选举产生，理事长是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理事会是基金会的决策机构，依法行使章程规定的职权。理事会每年至少召开2次会议。理事会会议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理事出席方能召开；理事会决议须经出席理事过半数通过方为有效。理事会会议应当制作会议记录，并由出席理事审阅、签名。
基金会应设监事。监事任期与理事任期相同。理事、理事的近亲属和基金会财会人员不得兼任监事。监事依照章程规定的程序检查基金会财务和会计资料，监督理事会遵守法律和章程的情况。监事列席理事会会议，有权向理事会提出质询和建议，并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以及税务、会计主管部门反映情况。
而在现实社会中，非公募基金会在社会网络上遇到的最主要的问题是理事会和秘书处的关系问题，我们所熟悉的理事会应是战略决策层，而秘书处应是执行层，可现实生活中，非公募基金会在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时常常出现混乱，要么是理事会代替秘书处行使职能，理事会既决策，又执行。要么就是秘书处代替理事会，既执行，又承担基金会在战略决策上的任务。这种管理上的分工不清，常常导致一些岗位的形同虚设，一些岗位又干预过多，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地看看这两类。
1、理事会代替秘书处行使职能
理事会代替秘书处行使职能也是当前非公募基金会内部治理中比较普遍的一种现象。
按照注册时的资料，c1基金会的秘书长由基金会一个主要资助项目的负责人担任。但实际工作中并没有秘书处的设置，基金会的所有工作都是由理事长来执行或者指导工作人员完成。甚至1名在c1基金会工作了多年的工作人员表示都不知道基金会的秘书长是谁。
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评价其理事会会议时说，“就像开办公会”。理事会开会特别频繁，几乎每月一次。基金会大大小小。无论是决策层面还是执行层面的事务，只要遇到问题都会拿到理事会上来讨论。
2、秘书处代替理事会行使职能
秘书处代替理事会行使职能在公募基金会里比较普遍，但在非公募基金会中不普遍，我们的案例中，只有一家如此。在调查的18个非公募基金会中，l基金会自成立之初召开了第一届理事会之后，之后的十多年里没有再开过理事会，基金会的事务完全由秘书长处理，秘书长同时也是l基金会的发起单位i剧团的团长。
（二）在规范或者制度方面，信息披露不全面
图1是2010年基金会中心网对全国1937家基金会基本信息披露情况做的专项调查。其中只有19.41%的基金会在网站上公布了章程，26%的基金会公布了它的理事会名单，33%的基金会有自己的官方网站。
目前，基金会信息披露不全面已经带有普遍性，而非公募基金会由于其成熟度、财力和监管上的不足，这些问题表现得更为明显。具体而言，造成非公募基金会信息不全面的原因基于以下几点：
1、从法律上对非公募基金会所尽义务的漠视
非公募基金会作为管理公益财产的机构，是为了服务需要帮助的公众，信息披露是非公募基金会作为特定法人和公益财产受托人应尽的义务。《基金会管理条例》、《信托法》等对信息公开都有明文规定。有些非公募基金会的领导人认为他们不面向公众募款，只需要对固定的捐赠者披露信息即可。这一点从根本上忽略了非公募基金会资产的公益特点，漠视法律的相关规定，缺乏道德上的严格要求。
2、募捐市场缺乏竞争机制，信息披露动力不足
相比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的资金来源较为单一，主要是特定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定期捐赠。特定捐赠者的定期捐赠使非公募基金会不存在资金上的不足，在募捐市场上暂时没有太多竞争压力，信息披露的动力显然不足。
3、缺乏民间监督和评估机制
我国的非公募基金会除了政府监督和评估机制之外，没有任何民间第三方监督和评估机制。与政府从监管角度出发的特点相比，民间监督和评估机制具备独立性、自发性、容易满足公众需求，与公众的沟通比较顺畅和紧密。政府监督范围毕竟有限，而且自上而下的命令的方式，使得许多机构都是为了年检而年检，并不考虑公众需求和自身发展。
摘要：非公募基金会作为新兴的社会力量，还处于初级阶段，需要改革和完善。文章以社会资本力量作为支撑，分析了目前非公募基金会存在的不足，并结合实际提出了三项具有针对性的治理对策。
关键词：社会资本；非公募基金会；社会网络；规范；信任
一、社会资本理论
（一）社会网络
在社会资本理论中社会网络特指人际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构成之一。它是一种多线路的联系，联系中的每个人都共享着多种利益。网络包括了多种多样的联系，如朋友或者邻居关系、社区主从关系、现代的同族认同以及地方老乡关系、同学、校友等等，既有正式的联系也有非正式的联系。它是每个人开拓自身资源利用社会资源的必然渠道。
布迪厄的社会资本概念也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熟识和认可关系所产生的社会资本。首先，它是与群体的成员身份和社会网络联系起来的资源；其次，它是基于相互认识和认可的基础上的。同样，科尔曼在他的社会资本中也强调了社会网络、社会结构的重要性。因此在上述情况下，社会网络指的就是镶嵌于社会结构之中的人与人、团体与团体等之间的关系构成的复杂网络。
（二）规范
与社会网络联系在一起，是规范或者称之为制度，其中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规范，它们也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奥斯特罗姆从广义上界定了规范，规范就是具体规定什么样的行动（或结果）是需要的和被禁止的，或者被允许和被授权制裁的（如果规则不被遵守的时候）。奥斯特罗姆认为，规范就是人类致力于建立秩序和增加社会结果的可预测性的努力结果；规范能够被用来增加许多个体的福利，或者当集体选择过程受到某一以及建立的子群体控制时，被该群体用来为自己群体增加超过其他群体的更多利益。
（三）信任
在社会资本理论有关信任的论述中，福山的观点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他认为，信任指的是“在正式的、诚实和合作关系的共同体内，基于共享规范的期望”。他不仅将信任看成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或指标，而且还是其前提条件，“社会资本是一种从社会或者社会的一部分中的普遍信任中产生的能力”。福山认为，这种力量不仅体现在家庭这种最小最基本的群体中，还体现在国家这个最大的群体中。其他群体也体现这种资本。
笔者认为，总体来说，社会资本理论中的信任指的是在公民参与网络中基于共同价值观基础上形成一种长期普遍互惠关系。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两段话，一段是：甲是我的朋友，所以，我信任甲；乙是甲的朋友，甲信任乙；因为我信任甲，所以我也信任乙。另一段是可以表述为：我和甲是朋友，今天我帮他，因为我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他可能帮我，当然他以后也可能不帮我．当以后乙有可能帮我。所以通过信任减少了网络中的交易成本，提高了办事效率。
公民参与网络、互惠规范以及在二者基础上形成的信任构成了社会资本的主体，特殊的组成形式决定了社会具有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不同的特征。
二、非公募基金会存在的问题
（一）在社会网络方面，理事会和秘书处分权不清晰
依照上面的理论，社会网络指的就是镶嵌于社会结构之中的人与人、团体与团体等之间的关系构成的复杂网络。
基金会的一般架构由理事会、监事会和一般机构组成。基金会设理事会，理事为5人至25人，理事任期由章程规定，但每届任期不得超过5年。理事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用私人财产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相互间有近亲属关系的基金会理事，总数不得超过理事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其他基金会，具有近亲属关系的不得同时在理事会任职。在基金会领取报酬的理事不得超过理事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理事会设理事长、副理事长和秘书长，从理事中选举产生，理事长是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理事会是基金会的决策机构，依法行使章程规定的职权。理事会每年至少召开2次会议。理事会会议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理事出席方能召开；理事会决议须经出席理事过半数通过方为有效。理事会会议应当制作会议记录，并由出席理事审阅、签名。
基金会应设监事。监事任期与理事任期相同。理事、理事的近亲属和基金会财会人员不得兼任监事。监事依照章程规定的程序检查基金会财务和会计资料，监督理事会遵守法律和章程的情况。监事列席理事会会议，有权向理事会提出质询和建议，并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以及税务、会计主管部门反映情况。
而在现实社会中，非公募基金会在社会网络上遇到的最主要的问题是理事会和秘书处的关系问题，我们所熟悉的理事会应是战略决策层，而秘书处应是执行层，可现实生活中，非公募基金会在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时常常出现混乱，要么是理事会代替秘书处行使职能，理事会既决策，又执行。要么就是秘书处代替理事会，既执行，又承担基金会在战略决策上的任务。这种管理上的分工不清，常常导致一些岗位的形同虚设，一些岗位又干预过多，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地看看这两类。
1、理事会代替秘书处行使职能
理事会代替秘书处行使职能也是当前非公募基金会内部治理中比较普遍的一种现象。
按照注册时的资料，c1基金会的秘书长由基金会一个主要资助项目的负责人担任。但实际工作中并没有秘书处的设置，基金会的所有工作都是由理事长来执行或者指导工作人员完成。甚至1名在c1基金会工作了多年的工作人员表示都不知道基金会的秘书长是谁。
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评价其理事会会议时说，“就像开办公会”。理事会开会特别频繁，几乎每月一次。基金会大大小小。无论是决策层面还是执行层面的事务，只要遇到问题都会拿到理事会上来讨论。
2、秘书处代替理事会行使职能
秘书处代替理事会行使职能在公募基金会里比较普遍，但在非公募基金会中不普遍，我们的案例中，只有一家如此。在调查的18个非公募基金会中，l基金会自成立之初召开了第一届理事会之后，之后的十多年里没有再开过理事会，基金会的事务完全由秘书长处理，秘书长同时也是l基金会的发起单位i剧团的团长。
（二）在规范或者制度方面，信息披露不全面
图1是2010年基金会中心网对全国1937家基金会基本信息披露情况做的专项调查。其中只有19.41%的基金会在网站上公布了章程，26%的基金会公布了它的理事会名单，33%的基金会有自己的官方网站。
目前，基金会信息披露不全面已经带有普遍性，而非公募基金会由于其成熟度、财力和监管上的不足，这些问题表现得更为明显。具体而言，造成非公募基金会信息不全面的原因基于以下几点：
1、从法律上对非公募基金会所尽义务的漠视
非公募基金会作为管理公益财产的机构，是为了服务需要帮助的公众，信息披露是非公募基金会作为特定法人和公益财产受托人应尽的义务。《基金会管理条例》、《信托法》等对信息公开都有明文规定。有些非公募基金会的领导人认为他们不面向公众募款，只需要对固定的捐赠者披露信息即可。这一点从根本上忽略了非公募基金会资产的公益特点，漠视法律的相关规定，缺乏道德上的严格要求。
2、募捐市场缺乏竞争机制，信息披露动力不足
相比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的资金来源较为单一，主要是特定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定期捐赠。特定捐赠者的定期捐赠使非公募基金会不存在资金上的不足，在募捐市场上暂时没有太多竞争压力，信息披露的动力显然不足。
3、缺乏民间监督和评估机制
我国的非公募基金会除了政府监督和评估机制之外，没有任何民间第三方监督和评估机制。与政府从监管角度出发的特点相比，民间监督和评估机制具备独立性、自发性、容易满足公众需求，与公众的沟通比较顺畅和紧密。政府监督范围毕竟有限，而且自上而下的命令的方式，使得许多机构都是为了年检而年检，并不考虑公众需求和自身发展。
4、整个行业的自律机制不够完善
行业自立对信息披露的要求标准要高于政府规定，甚至要高于披露对象的期望，才能达到行业自律。非公募基金会行业自律从2009年才开始探索，还缺乏有效的措施和手段，机构本身对信息披露持观望和懈怠态度，对自律守则的参与并不积极。
5、缺乏规范的、有效的信息披露标准
作为公益财产受托机构，应该有一套有效的、规范的内容和格式，形成制度化的自我约束机制，并确保非公基金会信息披露的完备性和格式化，使公众阅读更加便捷。但除了政府规定的年报格式之外，15家自主年报的机构和42家有官方网站的机构，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格式都各不相同，披露程度也有所差异。
（三）在信任方面，缺乏信任
对于非公募基金会来说社会网络是前提，规范是基础，而信任是其继续前进的利器。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非公募基金会往往对草根组织缺乏信任，致使现在有很多资助型的非公募基金会转做运作型基金会。
2010年第二届非公募基金会论坛就这一话题以非公募基金会“不差钱”与草根“就差钱”为议题进行了探讨，有几位代表的话，发人深省。
n基金会的一位副秘书长说：“从我们这几年的预算执行情况来看，确实我们到了年底钱和预算有一些差距。如2008年的时候我们预算是1800万，到最后只花了1500多万。2009年我们的预算是2200万，但是只花了2000万左右。不过这个不能说明我们基金会不差钱，我到了年底给理事会写报告的时候，解释这个原因有八个字‘严格把关、宁缺毋滥……’”
三、治理非公募基金会的三条建议
第一，权责分明。一是理顺关系，加强法制，明确职能分工，加强沟通和协调。二是发挥监事会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监事会常常被忽略掉，岗位也是形同虚设，我们说监事会在处理理事会和秘书处的关系上也可发挥其监督层面的作用。同时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明确分工，各司其职。三是人才激励，加强理事人员、监事人员、秘书人员的专业化和多元化建设、完善岗位职能。四是形成良好的基金会文化，任何一个组织都有自己的文化和信仰，培育良好的价值观，对于引导和发挥非公募基金会的社会作用具有长远意义。
第二，让信息披露成为行业文化。一是不断健全非公募基金会的法律法规政策建设。二是培育行业自律精神，完善评估体系。三是制定信息披露的标准，加强各方监督。四是注入市场的血液，加强激励，提升信息披露的动力。五是引导主流文化，转变领导者的固化思维，以期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形成典范，扩大影响。
第三，敢于冒险，共同成长。诚然，由于资金和人才等各个方面的因素，目前的草根组织确实有很多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但是不是这样我们非公募基金会就揣紧银根，止步观望。实际上从社会分工、资源利用和培育草根组织的角度上来说，笔者更加赞同于非公募基金会专注“资助”，并不把非公募基金会框在一个范围类，而是如果两类组织都做，一定是会有重复和浪费，只有这二者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才能完成各自的使命，草根组织的问题经过实践的发展一定会有一个优胜劣汰。满足其（非公募基金会）需求，可能有些先行的非公募基金会等不急，这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当然可以（自我运行），更可以资助草根组织共同成长，但这些先行的非公募基金会毕竟是少说，怕就怕在有些非公募基金会不了解情况，盲目跟风，劳心劳力，还不如交给草根组织来做。
归而总之是希望非公募基金会敢于冒险，对草根组织多一份信任，各司其职。共同成长，志存高远，完成各自的使命和责任，为社会建设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1、(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著；余逊达,陈旭东译.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m].上海三联书店,2000.
内容提要: 私募基金的规制是各国政府近年来面对的共同问题,对资本发达国家私募基金规制政策变迁的考察有助于我国吸取其经验和教训。本文通过对美国私募基金“通过豁免的规制”体制进行历史考察,并评价其优劣得失,为我国私募基金的规制乃至证券市场的规制政策选择提供借鉴。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私人股权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s,以下简称 PE 基金)、对冲基金(hedge funds)等私募基金在我国的兴起、发展以及相关问题的暴露,私募基金规制政策的选择成为我国学术界、投资界、监管者以及立法者热烈讨论的议题。作为一种来自欧美国家的舶来品,私募基金在我国的规制亦应借鉴欧美国家相关立法的经验和教训。其中,美国的私募基金规制体制最早确立且较为完善,为我国学界和实务界所重视。
2007 年金融危机以来,欧美诸国纷纷加强了对私募基金的规制。这一趋势得到我国各界的关注,提倡对私募基金加强规制的呼声不断,并为立法者和监管者所认同。正在修订中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也将私募基金纳入了监管。
然而,欧美国家对私募基金加强规制的立法在其本国并未获得广泛一致的共识:立法过程中充满了激烈的争论、种种政治考量和权衡以及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且在法案刚刚通过之后即遭到了激烈的批评。此外,这些立法的实际效果如何,也尚待实践的检验。再退一步,即使欧美国家对私募基金加强规制的立法果真是深思熟虑之良善立法,其是否符合我国国情以及我国私募基金的发展阶段,仍值得进一步思考。鉴于这些考虑,对欧美私募基金规制政策的历史变迁和哲学基础的考察将有助于我们全面、客观、辩证地评价其立法得失并为我国的私募基金立法提供有益的借鉴。如果不顾欧美立法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以及中西差别,而盲目追随其最新潮流的话,对我国私募基金行业和证券市场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打击。[1]
本文拟通过对美国自上世纪 30 年代以来对私募基金进行规制的历史变迁进行考察和评价,为我国借鉴其经验和教训提供理论支持。本文将美国私募基金的规制体系归纳为“通过豁免的规制”,[2]具体包括《1933年证券法》对私募发行的豁免和规制、[3]《1940 年投资公司法》(以下简称“《投资公司法》”)对私募基金的豁免、[4]《1940 年投资顾问法》(以下简称“《投资顾问法》”)对私人投资顾问的豁免和规制[5]以及 2010 年《多德- 弗兰克华尔街变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以下简称“《多德法案》”)对私人投资顾问豁免的调整。[6]通过对上述四部分内容的讨论和分析,本文最后综合评价“通过豁免的规制”体制,并为我国私募基金的规制提出若干政策建议。[7]
二、《1933 年证券法》对私募发行的豁免
(一)私募发行的豁免规范[8]
《1933 年证券法》第 2(1)节对“证券”的定义常广泛,包括“对任何利润分享协议的参与”和“投资合同”。而对“投资合同”的理解是“将资金投资于一个共同的事业并期望通过他人的努力获得盈利”。[9]据此,私募基金的份额显然属于《证券法》所规定的“证券”。按照《证券法》第 5(a)节的要求,证券必须在 SEC注册才能发出出售的邀约或出售,除非其符合该法的豁免条款。公开发行证券的注册成本较高,更为关键的是,一旦公开发行,私募基金将无法利用《投资公司法》的豁免条款,[10]即必须作为“投资公司”在 SEC 注册,并要遵守《投资公司法》上的冗繁规则。而一旦被要求注册为“投资公司”,该基金的顾问则不能够再利用《投资顾问法》下的“私人顾问”豁免规则。[11]因此,私募基金必须寻求《证券法》上公开发行的豁免——私募发行制度。
证券私募发行制度并非专门为私募基金而设计,而是为了缓和公开发行的成本高昂等弊端,方便较小的公司的融资。《证券法》第 4(2)节是证券私募发行的源头。其规定,“不涉及公开发行的证券出售无需在SEC 注册”。然而,何为“不涉及公开发行”?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其含义在随后的法院判决和 SEC 制定的规章中逐渐得以明晰化。
在 1953 年的 SEC v.Ralston Purina Co.[12]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是否私募发行取决于发行的对象是否需要《证券法》的保护。SEC 随后在 1962 年提出了在考虑发行对象是否需要《证券法》保护时应该考虑的一系列要素,[13]包括:(1)发行对象的身份;(2)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系;(3)发行的规模;(4)发行的每一份额的规模;(5)是否使用中介,如投资银行或股票交易所的设施;(6)购买者的意图,部分地通过最初购买者持有该证券的时间反映出来;(7)此次发行与发行人的其他发行之间的关系。
然而,即使如此,各个法院对上述判例和因素的理解仍不一致,何为私募发行仍然存在模糊。为了进一步使法律明确化,SEC 于 1982 年了《D 条例》(Regulation D),为私募发行的豁免创设了 3 个安全港,即504 规则、505 规则和 506 规则。504 规则和 505 规则分别适用于 100 万和 500 万以内的小额证券发行,很少被私募基金所利用。实践中私募基金的募集主要利用 506 规则。
根据 506 规则,向“获许投资者”(accredited investor)的证券发行一般不被认为是“公开发行”,因此豁免于 1933 年《证券法》的注册和交付招股说明书的义务。[14]501 规则对“获许投资者”进行了界定,包括特定的机构投资者和净资产在 100 万美元以上或者年收入在 20 万美元以上的个人。[15]506 规则对于发行证券的金额和作为发行对象的“获许投资者”的人数均没有要求。符合一定条件的机构投资者和财力雄厚的个人投资者将符合获许投资者的定义。该规则也允许面向非获许投资者发行,只要其符合一定的财务 成熟性标准或者使用成熟的销售代表,并且限制在 35 人以内。[16]对于面向获许投资者的销售行为,法律没有特定的披露要求。但是,获许投资者必须在证券销售的合理时间之前收到特定的信息。此外,《D 条例》还禁止对投资者广告和“一般性劝诱”(general solicitation),并要求在销售完成以后向 SEC 提交报告。
(二)私募发行证券的转让限制
根据 506 规则出售的证券被认为符合第 4(2)节“不涉及公开发行”的要求,但属于“受限制证券”(restricted securities),其只能在符合《证券法》注册豁免的交易中转售,比如根据《证券法》的私下交易豁免的规定或在 SEC 注册后公开出售。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豁免途径是根据 144 规则进行转售。
《证券法》下的 Rule 144A 是私募发行证券的转让规则,转售给“合格机构买家”(qualified institutionalbuyer)的证券同样豁免于注册和交付招股说明书的义务。[17]“合格机构买家”在 Rule 144A 中被定义为包括至少拥有和投资 1 亿美元于发行人的证券的特定机构投资者,并且跟发行人没有关联关系。
三、《1940 年投资公司法》对私募基金的豁免
《投资公司法》主要对集合投资计划(“投资公司”)进行规制。该法所定义的“投资公司”是指“主要从事,或对外声称主要从事,或打算主要从事证券的投资、再投资或交易业务的发行人”。[18]
一旦符合了“投资公司”的定义,就要根据《投资公司法》在 SEC 注册并履行冗繁的报告义务,除非其获得该法的豁免。投资公司需要遵守的规则主要有:(1)禁止自我交易;[19](2)特定的受信义务要求;[20](3)至少40% 的董事会成员须为非利害关系人士(disinterested person);[21](4)未经投资者同意,基金不得改变投资政策、签署顾问协议及实施其他重大业务改变;[22](5)发行一定种类的证券须满足特定的资本结构要求;[23](6)未经披露给投资者,不得分配现金;[24](7)特定的业务实施和账簿保持要求,并受 SEC 的检查。[25]此外,法案还对基金与关联人之间的交易进行了重大限制,而被投资公司即属于该“关联人”的范围。总之,《投资公司法》的规制使得包括 PE 基金在内的私募基金无法开展其业务,因此必须寻求利用特定豁免条款。
《投资公司法》的第3(c)(1)节和第3(c)(7)节被称作“私募基金豁免条款”。第3(c)(1)节规定,如果一个基金拥有不到 100 个其所发行证券的“受益所有人”(“beneficial owners”),并且没有公开发行其证券,也没有打算公开发行其证券,则其将不被视为《投资公司法》所规定的“投资公司”,也就无需遵守《投资公司法》的任何规则。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 100 人要求必须在基金设立时和运行过程中始终符合,而且,在特定情况下,对法律实体身份的投资者还要“穿透”计算其实际投资者。因此,本条规则对于私募基金的募集造成极大的不便。为此,美国国会于 1996 修改《投资公司法》而增加了第 3(c)(7)节。该节又被称作“合格购买人”(“qualified purchaser”)豁免条款。本节要求基金的所有股权所有人都是合格购买人,并且没有公开发行,也不打算公开发行其证券(即基金份额)。[26]只要符合此条件,《投资公司法》对投资者人数不再限制。《投资公司法》第 2(a)(51)节将“合格购买人”定义为包括至少拥有 500 万美元投资的个人和至少拥有和投资 2500 万美元的机构。[27]
四、《1940 年投资顾问法》对私人顾问的豁免
《投资顾问法》第 202(a)(11)节对“投资顾问”进行了定义:“投资顾问是指任何就证券的价值或对证券的投资、购买或出售的可取性(advisability)对别人(无论是以直接方式还是通过出版物的间接方式)进行建议,并获取报酬,以此为业的人;或任何发行或出版有关证券的分析或报告、获取报酬并作为日常营业的一部分的人。”可见,该定义包含了三个要素:(1)提供有关证券的建议或有关证券的分析或报告;(2)营业;(3)获得报酬。只要符合以上三个要素,在没有其他法律条款进行豁免或排除的情况下,任何人都必须在SEC 或相应的州监管机构进行注册,并纳入《投资顾问法》的监管范围。
(一)私人顾问豁免规则
私募基金的管理人显然属于上述“投资顾问”,但其可以利用《投资顾问法》的豁免条款而无需遵守除反欺诈条款以外的大部分规定。《投资顾问法》第 203(b)(3)节被称为“私人顾问豁免规则”,其规定“如果在过去的12 个月里,投资顾问拥有不到15 个客户,并且其既没有公开声称其是投资顾问,也没有担任在《投资公司法》下注册的投资公司的投资顾问”,则其无需在《投资顾问法》下注册。
“私人顾问”仍然需要遵守《投资顾问法》的反欺诈规则和联邦证券法的反欺诈条款,[28]但其不需要在《投资顾问法》之下进行注册,不需要保存商业记录,不需要实施合规项目或采纳道德准则,也不接受 SEC 的监督。不论是否注册,都负有受信义务,并受反欺诈条款的约束。
私人顾问豁免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对于“客户”的计算。何为私人顾问的“客户”?如果将每一个最终投资的自然人作为客户,则豁免的投资顾问最多只能拥有14 个“客户”。SEC 在1985 年通过了一个规则,允许投资顾问将每一个有限合伙计算为一个客户。[29]1997 年 SEC 进一步扩展该规则,包括了投资顾问用来集合客户资金的任何法律实体(如信托和公司)。[30]根据 203 (b)(3)– 1(a)(2)(i)规则,投资顾问可以将一个法律组织算作一个单一的客户,只要其所提供的投资建议是根据该法律组织的目标而不是该组织的任何所有人的单个投资目标而做出的。[31]而根据 203(b)(3)– 1(b)(3)规则,有限合伙是一般合伙人或任何担任该有限合伙的投资顾问的人的客户。[32]
在这些规则通过之前,未注册的投资资金池的投资顾问是否应该被要求“穿透”该资金池而计算客户的数目,还是将该资金池看作一个单一的客户,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该规则导致投资顾问即使管理着大量的客户资金以及间接地拥有大量的客户,也可以避免《投资顾问法》上的注册。
利用这些豁免规则的投资顾问主要包括对冲基金和 PE 基金的管理人。如后文所述,对冲基金和 PE 基金同时还利用《1940 年投资公司法》上的豁免条款,避免被注册为“投资公司”;同时也不公开发行其份额。
(二)对业绩报酬的限制和豁免
《投资顾问法》第 205(a)(1)节禁止投资顾问根据客户资金的资本增值(capital gains or appreciation)来收费。[33]但是《投资顾问法》第 205(b)(4)节则例外地允许投资顾问进行这种收费,如果该基金(issuer)被《投资公司法》第 3(c)(7)豁免的话,也就是说,该基金所发行的证券的持有人均为“合格购买人”(“！qualified purchaser”)。[34]此外,《投资顾问法》第 205 - 3 (a)规则也允许投资顾问向“合格客户”(“qualified clients”)收取业绩报酬。“ 合格客户”是指符合下列条件的个人或机构投资者:至少有 75 万美元资产被投资顾问所管理;或者拥有超过 150 万美元净资产;或者属于《投资公司法》上定义的合格购买人(qualified purchasers)。[35]根据 PE 基金(和对冲基金)的盈利模式,为了获得业绩报酬,其一般将其客户限定于“合格购买人”或“合格客户”。可见,如果让私募基金都进行注册,由于其要维持其收费模式,其对客户的要求将从 100 万净资产提高到 500 万美元,或 150 万美元净资产。
五、加强规制的立法
上述二、三、四部分构成了美国对私募基金“通过豁免的规制”的主体内容。然而,随着私募基金行业规模的壮大和问题的暴露,加强规制的呼声不断,在于金融危机后加强规制的政治气氛下,美国国会最终于2010 年通过《多德法案》第 4 编(Title IV)对包括各类私募基金进行了专门规制。[36]
(一)废除了私人顾问豁免条款,要求私募基金顾问在 SEC 注册
《多德法案》第 403 节废除了《投资顾问法》第 203(b)(3)对“私人顾问”的豁免,从而使得大量对冲基金和 PE 基金的投资顾问将被要求在《投资顾问法》下注册。《法案》将在 SEC 注册的管理资产门槛从 2500万美元提高到 1 亿美元,[37]管理资产在 1 亿美元以下的投资顾问原则上在州注册,其目的是将 SEC 有限的监管资源集中于大型的投资顾问。就私募基金的投资顾问来说,其注册的门槛则进一步提高到 1.5 亿美元,因为法案要求 SEC 对管理资产在 1.5 亿美元以下的私募基金投资顾问豁免注册。[38]
私募基金投资顾问在 SEC 注册后将受到《投资顾问法》对注册投资顾问的所有规制,包括对客户进行信息披露、保存记录并接受 SEC 的检查、向 SEC 报告、投票权规则、资产保管规则、业绩报酬的禁止和限制、建立合规项目和设立首席合规官、建立道德准则政策等。
(二)对特定私募基金投资顾问的豁免
《多德法案》在废除了私人投资顾问豁免条款的同时又创制了新的豁免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四类:外国私人顾问、管理资产少于 1.5 亿美元的私人顾问、VC 基金顾问以及家族办公室。
1.外国私人顾问的豁免
《多德法案》第 403 节修订了《投资顾问法》第 203(b)节,增加了对外国私人顾问的豁免。[39]所谓外国私人顾问,是指符合下列条件的投资顾问:[40](1)在美国没有营业场所;(2)在美国管理的私募基金中拥有不到15 个客户或投资者;(3)所管理的私募基金中美国客户或投资者所占的资产少于 2500 万美元,或者 SEC 根据本编的目的的适当性而通过规则确立的更高的数量;以及(4)没有在美国公开宣传自己是投资顾问,也没有担任《投资公司法》上注册的投资公司的投资顾问,或担任《投资公司法》第 54 节的商业发展公司的投资顾问。
2.特定私募基金和中等规模私募基金的顾问
《多德法案》第 408 节要求 SEC 为仅仅管理私募基金,并且管理资产在 1.5 亿美元以下的投资顾问提供注册豁免。然而,即使豁免于注册,这些投资顾问仍然应该保存记录并向 SEC 提供报告,至于记录和报告的范围则由 SEC 根据保护公共利益和投资者利益的必要性和适当性予以规定。[41]本节同时要求 SEC 对中等规模私募基金(mid - sized private funds)的投资顾问的规模、治理结构、投资策略进行考察,从而判断其是否具有系统性风险,并对那些具有系统性风险的基金规定注册和检查程序。[42]至于何为“中等规模私募基金”,法案并没有进行定义。
3.风险投资基金的注册豁免
《多德法案》第 407 节修改了《投资顾问法》的第 203 节,[43]增加了风险投资基金(VC 基金)顾问的豁免条款。其前提是该投资顾问仅仅为一家或多家 VC 基金提供投资建议。对于“VC 基金”的定义和范围,法案授权 SEC 进行界定。SEC 同时可以视保护公共利益和投资者利益的必要和适当的范围内,要求这些顾问保存必要的记录并向 SEC 提供年度或其他报告。
(三)加强了私募基金顾问的报告和记录保存义务
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首先是所有私募基金都必须披露的信息,其次是豁免但报告的顾问的信息,最后是系统性风险的报告。
1.私募基金的信息披露
由于《多德法案》废除了私人顾问的豁免条款,大部分的私募基金顾问都需要在 SEC 注册并遵守《投资顾问法》上对所有投资顾问的披露、报告和记录保存的要求。此外,《多德法案》还专门针对私募基金规定了其记录保存和报告的义务。[44]
2.豁免但报告的私人顾问
《多德法案》要求 SEC 根据保护公共利益和投资者利益的必要性和适当性通过规则要求两类被豁免注册的投资顾问保存记录并提交报告。这两类投资顾问分别是 VC 基金顾问和管理资产少于 1.5 亿美元私募基金的顾问。
3.系统性风险报告
《多德法案》第 404 节的标题为“系统性风险数据的收集;报告;检查;披露”,这表明其主要目的是收集有关私募基金的系统性风险的信息,然而,在确定报告和记录的具体范围时,SEC 除了要考虑金融稳定监管署(FSOC)评估系统性风险的需要以外,还要同时考虑保护公共利益和投资者权益的必要性和适当性。
法案要求 SEC 制定规则具体规定记录和报告的内容、保存时间或申报频率等内容,但是法案也明确列举出必须包含的信息:(1)受托管理的资产总额;(2)杠杆的使用(包括资产负债表外的杠杆);(3)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敞口;(4)交易和持仓情况;(5)基金的估值政策和做法;(6)持有的资产类别;(7)给予某些投资顾问优惠权利或资格的补充安排或补充协议;(8)交易做法,以及(9)在 SEC 与 FSOC 协商后,根据“对于公共利益、投资者保护,或评估系统性风险之必要和适当”而要求的任何其他信息。
(四)“获许投资者”与“合格客户”标准的调整
鉴于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证券法中的各种“成熟投资者”的标准在今天看来已经过时,因此《多德法案》对获许投资者和合格客户标准进行了调整。
“获许投资者”制度是判定私募基金的发行是否满足《1933 年证券法》私募发行标准的关键制度。《多德法案》第 413(a)节要求 SEC 在判断投资者是否满足“合格投资者”定义中 100 万美元净资产的要求时将其首要居所的价值排除。“合格客户”则是豁免《投资顾问法》第 205(a)(1)节对业绩报酬进行限制的人士。《多德法案》第418 节要求 SEC 每隔五年修改豁免于《投资顾问法》第205(a)(1)节的人或交易的资本门槛。
六、评价和启示
(一)对“通过豁免的规制”的评价
1.“通过豁免的规制”之制度价值
Bradford 教授认为,之所以存在规制的豁免,是因为对某类企业或业务的规制成本超出了规制的收益。[45]可见,立法者或监管者之所以采取“通过豁免的规制”,主要是基于成本收益分析和交易效率的考量。这一理念在美国《证券法》下的私募发行制度中体现地最为淋漓尽致。《证券法》所确立的以披露为中心的监管体制主要是为了保护广大的公众投资者不受发行人和证券交易商的欺诈,而之所以存在这种保护的必要性,是因为投资者自己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然而,私募发行所针对的投资者均是成熟投资者,能够自我保护,无需《证券法》的干预。因此,立法 者、监管者和法院通过一系列的行动建立了一个区别于证券公开发行市场的、更为高效的私募市场。《投资顾问法》和《投资公司法》上的豁免与《证券法》上的豁免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通过豁免的规制”将私募基金及其管理人豁免于对证券公开发行、投资顾问以及投资公司的法律规制,方便了企业融资,促进了资产形成的效率,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投资选择。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豁免的规制”通过区分化的规制方法,缓和了过度规制的弊端。
2.对“通过豁免的规制”的质疑和批评
对“通过豁免的规制”的批评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1)成熟投资者能否自我保护?
对“通过豁免的规制”最主要的批评集中于对“成熟投资者”的质疑上。Morris 教授等认为,成熟投资者并没有得到最有利的合同条款,PE 基金市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有效率,成熟投资者仍然还需要证券法的保护。[46]论者也对成熟投资者的标准进行质疑。比如,有论者认为,仅仅依靠资产的标准有失公平,拥有资产并不代表具有自我保护的能力。而很多精通财务和投资的人(比如金融学专业的学生)却不满足成熟投资者的条件。
(2)剥夺了零售投资者的投资权利
Shadab 教授认为,零售投资者也应该有权利参与到 PE 基金和对冲基金等另类投资中,以分享其收益。并建议:①取消对一般性劝诱的禁止,允许公开宣传;②允许私募基金向一般投资者募集。[47]
(3)以私募市场代替对公募市场的改革,导致两大市场的分野
曾经担任 SEC 委员的 Karmel 教授认为,鉴于证券公开发行制度所存在的成本过高和低效率等问题,美国本来应该对证券公开发行制度进行改革,从而使得这套制度更具效率;然而,SEC 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创立了一个私募发行的市场。随着这一市场的不断壮大,其规模足以与公开市场相匹敌,为监管者带来新的挑战。[48]Zingales 教授也对美国公募和私募证券市场二元划分的批评,认为公募市场过于严格,私募市场过于宽松,应该适当加强对私募市场的规制,放松公募市场的规制。[49]此外,批评者还认为,美国证券法上存在众多“成熟投资者”的概念,这些概念不够统一,带来了混乱和法律的过度复杂。
(4)私募基金的不透明问题
从 1998 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濒于破产开始,监管者就开始担心对冲基金的系统性风险问题。之后,一系列对冲基金又表现出欺诈投资者、内幕交易等问题,进一步引起了监管者的忧虑。而 PE 基金虽然没有被发现上述问题,但论者认为,由于 PE 基金不够透明,没有发现上述问题并不代表不存在问题。总之,基于对系统性风险、市场秩序、投资者保护以及被投资企业的担忧,很多论者认为监管者应该掌握关于私募基金的某些信息,以对其潜在的风险作出评估。
3.对“通过豁免的规制”的总体评价
“通过豁免的规制”是美国对私募基金长期以来坚持的政策。即使在 2010 年作为《多德法案》第 4 部分的《私募基金投资顾问注册法案》之后,通过豁免的规制亦未被政策决定者所否定。私募基金仍然可以利用《1933 年证券法》、《1934 年证券交易法》、《投资公司法》上原有的豁免条款以及修订后的《投资顾问法》的若干新的豁免。因此,《多德法案》及 SEC 新制定的规则是对“通过豁免的规制”的调整和某种程度上的限缩。
论者对“通过豁免的规制”提出的批评各有其合理性,然而应该看到,没有任何一项政策是完美的,政策选择都是在各种相互竞争和冲突的利益之间做出的权衡。尽管存在个别成熟投资者并不具有自我保护能力的情况,但是成熟投资者作为一个群体比零售投资者更加具有自我保护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虽然成熟投资者的标准有待于进一步改进,但以净资产为主的标准仍然具有合理性。
通过豁免的规制并不是不规制,被豁免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仍然要受两方面的规制:一是豁免条件本身就构成对私募基金管理人资金募集方式和对象的规制;二是,无论私募基金管理人是否在《投资顾问法》和《投资公司法》注册,以及是否符合私募发行的条件,其均需要受证券法上反欺诈条款等内容的规制。
总之,美国联邦证券法上对私募基金的这些豁免条款,并不是像某些论者所称的属于“监管空白”(Regulatory Gap),而是立法者有意设计的。在这些设计的背后体系了政策方面的考虑。如果“填补”了这些“空白”,其结果可能是对投资者和整个市场的损害。[50]然而,“通过豁免的规制”不应该被认为是“监管空白”,这是因为,首先,这些豁免条款本身就规定了私募基金的发行方式、投资者资格、转让限制等条件,属于“规制”的一种方式;其次,即使符合豁免条件的私募基金仍然受到反欺诈规则、受信义务等法律规范的约束。
(二)对我国的启示
从上文对“通过豁免的规制”的分析和评价可以看出,该体制总体上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而且,就其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来说,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得到了修正和调整,因此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我国私募基金目前最为迫切的问题即为建立“通过豁免的规制”体制,亦即承认私募基金的合法地位,同时将其纳入不同于证券公开发行和公募基金的规制体制,主要包括《证券法》上的豁免和《证券投资基金法》上的豁免。就《证券法》上的豁免而言,首先需要扩大“证券”的概念,将信托计划份额、有限合伙份额、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份额等投资计划纳入《证券法》的调整范围;其次,需要通过对发行方式的限定、对投资者数量和资格的规定、对投资者的信息披露以及对私募证券转让的限制建立起证券私募发行制度。就《基金法》上的豁免而言,首先应扩大“基金”的概念以囊括一切投资于证券市场的集合投资计划;其次,需将面向特定成熟投资者的基金规定为“私募基金”而无需遵守《基金法》的大部分规定,从而建立起一个灵活、高效的市场。
至于是否需要对私募基金及其管理人进行直接的政府干预,例如对基金管理人的信息披露要求等,则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分析我国目前私募基金行业是否存在市场失灵,并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只有在该行业存在严重的市场失灵,并且规制的收益大于成本之时,方可选择适当的规制工具对其予以适度规制。
注释:
[1]欧美私募基金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的繁荣程度,主要得益于其灵活、宽松的“通过豁免的规制”体制。如果在其发展的早期即采取如同今日之严格规制的立法,其是否能够成功,殊值怀疑。
[2]关于何为“通过豁免的规制”,请参见后文对该体制进行评价的部分。
[3]详见本文第二部分。
[4]详见本文第三部分。
[5]详见本文第四部分。
[6]详见本文第五部分。如下文所述,《多德法案》虽然废除了原《投资顾问法》对私人投资顾问的豁免,但同时又创立了新的豁免。因此,尽管《多德法案》总体上加强了对私人投资顾问的规制,但不应该简单地认为《多德法案》否定了“通过豁免的规制”。
[7]详见本文第六部分。
[8]关于美国证券私募发行的法律制度,此处仅简要介绍。详见郭雳:《美国证券私募发行法律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9]SEC v.W.J.Howey Co.,328 U.S.293 (1946).
[10]详见后文对《投资公司法》上豁免条款的论述。
[11]详见后文对《投资顾问法》上私人顾问豁免条款的论述。
[12]SEC v.Ralston Purina Co.,346 U.S.119 (1953).
[13]See Non - Public Offering Exemption,Release No.33 - 4552 (Nov.6,1962).
[14]17 C.F.R.§ 230.506
[15]17 C.F .R.§ 230.501 (2010).该标准被《多德法案》和 SEC 的规则进行了修改,详见下文。
[16]尽管《证券法》的私募发行规则对于“合格投资者”的人数没有限制,但是如果该基金欲符合《证券交易法》和《投资公司法》的豁免条件的话,则其投资者的人数仍然受限制。比如,如果其利用《投资公司法》第 3(c)(1)节的豁免,则其合格投资者的人数应该限制在 100 人以内。如果其投资者均符合“合格购买人”的资质,则可以利用《投资公司法》第 3(c)(7)节的豁免,“合格购买人”的人数不受限制。但是,为了符合 1934 年《证券交易法》的豁免,一般将其投资者限制在 500 人以内。参见下文对《1934 年证券交易法》和《1940 年投资公司法》的论述。
[17]17 C.F.R.§ 230.144A.
[18]ICA § 3(a)(1)(A).英文原文为:“" investment company" means any issuer which - - is or holds itself out as being engaged primarily,or proposes to engage primarily,in the business of investing,reinvesting,or trading in securities;”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定义是最主要的“投资公司”的定义,除此之外,第 § 3(a)(1)(B)和 § 3(a)(1)(C)节还规定了另外两类“投资公司”的定义,因和本文无直接关系,故略之。
[19]ICA § 17.
[20]ICA § 36.
[21]ICA § 10.
[22]ICA § § 13,15.
[23]ICA § 18.
[24]ICA § 19.
[25]ICA § 30.
[26]15 U.S.C.§ 80a - 3(c)(7).
[27]15 U.S.C.§ 80a - 2(a)(51)
[28]如《1934 年证券交易法》下的 10b -5 规则(17 CFR 240.10b -5).
[29]Definition of“Client”of an Investment Adviser for Certain Purposes Relating to Limited Partnership,Investment Advisers Act Release No.983 (July 12,1985)[50 FR 29206 (July 18,1985)].
[30]Rules Implementing Amendments to the Investment Advisers Act of 1940,Investment Advisers Act Release No.1633 (May 15,1997)[62 FR 28112 (May 22,1997)].
[31]Rule 203(b)(3)– 1(a)(2)(i)[17 CFR 275.203(b)(3)– 1(a)(2)(i)].
[32]Rule 203(b)(3)– 1(b)(3)[17 CFR 275.203(b)(3)– 1(b)(3)].
[33]15 U.S.C.§ 80b - 5(a)(1).该规则的立法目的是保护投资者,因为业绩报酬具有更大的风险。投资顾问可能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而进行过于冒险的投资。
[34]15 U.S.C.§ 80b - 5(b)(4).
[35]17 C.F.R.§ 275.205 - 3(d).
[36]《多德法案》第 4 编为“对冲基金和其他私募基金的投资顾问的监管”,系由此前曾单独立法的《私募基金投资顾问注册法案》汇编而成。
[37]Section 410.
[38]Section 408.不过,法案同时要求 SEC 对这些豁免注册的私募基金投资顾问作出保存记录和报告的要求。
[39]Section 203(b)(3),《投资顾问法》。
[40]Section202(a)of the Investment Advisers Act of 1940.(15 U.S.C.80b – 2(a)).
[41]15 U.S.C.80b – 3(m).
[42]15 U.S.C.80b – 3(n).
[43]15 U.S.C.80b – 3(l).
[44]Section 404.其修改了《投资顾问法》的 204 节(15 U.S.C.80b – 4),增加了(b)款。
[45]Bradford,The Cost of Regulatory Exemptions,UMKC Law Review (2004)72(4):857 - 876.(2004).
[46]Morris,Peter and Phalippou,Ludovic,A New Approach to Regulating Private Equity (February 16,2011).Available at SSRN:http:/ / / abstract = 1762840 or http:/ / /10.2139 / ssrn.1762840,最后访问日期:2012 年 3 月 23 日。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33-0124-02
1 引 言
自我国创业板市场于2009年10月31日正式启动以来，私募股权基金已经成为我国中小科技企业的重要的融资手段。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特征为上市前普遍存在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因为引入私募股权基金不仅能够很好地解决中小科技型企业融资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企业绩效的提升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讲，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部分代替了创业板市场履行部分监管者、服务者的职能。本文通过对2010—2012年上市的317家创业板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并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来阐释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对创业板上市公司企业绩效的影响。
2 理论分析和研究综述
2.1 理论分析
创业板市场的开启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中小型高科技企业的发展。相对于主板市场，创业板市场的上市门槛低、风险大、运作严格，主要服务于中小型高科技企业。为了更好地促进创业板市场的发展，选择、培养、推荐合格的上市公司在创业板市场上交易成为关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存在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难题。一个成熟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大多拥有雄厚的资金，具有成熟的中小企业运作和管理经验，聚集了大批专业型人才，可以为创业板市场寻找、选择、培养和推荐合格的上市公司。与此同时，一些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在私募股权的运作下，无论是公司规模、经营管理还是治理结构均有可能得以改善，从而满足创业板上市的基本要求。
私募股权投资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治理作用体现在：第一，私募股权投资具有“监督作用”，可以监督公司的管理者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从而减少成本。第二，出于最大化投资价值的目的，私募股权投资会竭力优化 IPO 公司的投融资决策，提高 IPO 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从而促进公司业绩的提高。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导致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支持的公司拥有更高的公司业绩。
2.2 国内外研究综述
国内外相关研究普遍认为私募股权的介入会对企业的绩效产生比较显著的正面影响，能够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迅速增强企业的实力。
Tykvova 和 Mannheim（2005）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股权投资对公司 IPO 后的经营业绩影响略微有所不同。总体来说，有私募股权投资持股的公司 IPO 后经营业绩优于没有私募股权投资的公司。
徐新阳（2011）研究认为私募股权投资对所投资企业上市后的经营业绩具有积极作用，但是这种积极作用随着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的减持而不断减弱；私募股权资本所投资的企业上市后的经营业绩还不如无私募股权资本支持的企业。 宫悦（2012）研究了私募股权基金对中小板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认为私募股权基金对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实证检验了私募股权基金对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价值提升的正面影响。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假设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控制高风险以获取高收益的投资，是一种主动参与型的专业投资。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管理人有动机参与到被投资企业的管理决策中去，他们一般给予被投资企业管理团队比较大的股份或者期权来激励他们与企业整体目标相一致，以此减少企业的成本，从而促进企业业绩的提升。本文由此提出假设：有私募股权参与的创业板上市公司，其公司业绩会更高。
3.2 样本的选取和数据来源
为了研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对创业板绩效的影响，本文以2010—2012年在深圳上市的317家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对于317家样本的招股说明书进行分析，通过招股说明书中的前十大股东信息进行判断公司上市时是否存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如果前十大股东中的经营范围中有投资、创投的字样则可以判断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经过筛选，317家样本中，有私募股权参与的创业板上市公司共214家，无私募股权参与的创业板上市公司共103家。研究中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君安数据库、巨潮资讯http：//.cn/创业板市场的数据。
3.3 多元回归模型的建立
3.3.1 变量定义
本文选用净资产收益率（ROE）来衡量公司的业绩，它的计算公式为净资产收益率=公司当年净利润/当年年末股东权益合计。首先股权集中度会对企业业绩产生影响，故在模型中也引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下面以OC代表）作为变量，其次引入能够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的资产负债率（下面以Lev代表），再次引入总资产对数（以Lnsize代表），最后，因为需要验证PE是否会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企业绩效产生显著影响，所以在模型中引PE入作为虚拟变量，若公司上市前没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介入，则PE取0；若公司上市前已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介入，则PE取1。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对样本进行的描述性统计如下：
表2列示了2012年317家创业板上市公司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最小值为31.7%，最大值为33.9%，均值为7.15%，标准差为5.35%。说明我国创业板上市的净资产收益率是比较平衡的。同时样本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比较集中，第一大股东持股的均值达到34.38%。
4.2 多元回归分析
表3列示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对创业板上市公司业绩影响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中，回归调整的R2为41.4%，表明模型拟合程度较好。另外，回归中VIF值都小于3，表明各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从各变量系数的T检验我们不难发现，PE与POE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其系数在95%置信度下显著相关，这印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即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能够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绩效带来显著的正向影响；公司规模的回归系数为负值，说明上市公司的公司规模大会对公司绩效产生负面影响；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回归系数为负数，说明上市公司的股权越集中，公司的业绩会越低。同时资产负债率的回归系数也为负值，说明资产负债率跟公司业绩也成负相关关系。最大股东持股比例、资产负债率、公司规模等因素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未能通过T检验，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也不显著，可能是因为这些因素是从其他方面对公司绩效产生影响的，因此比较复杂。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私募股权的介入对企业的绩效产生比较显著的正面影响，能够提高企业的竞争实力。
我们可以看出，私募股权投资不仅能够给创业板上市企业带来融资上的支持，还会影响企业自身的长远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已成为中小型高科技企业的重要的融资途径。但是目前我国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发展还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相关的理论体系也不够完善。为了促进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国家应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资金筹集、投资营运和退出等环节，促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按照市场化原则规范进行运作，引导私募股权投资积极参与所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发挥机构投资者的作用，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提高企业的价值；第二，我们需要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理论知识，并从我国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逐步形成一套适合中国发展的私募股权发展体系，加速我国的经济转型的步伐。
参考文献：
[1] 黄慧馨，代冰彬. 高科技企业经理人持股与公司长期业绩的相关性研究[J]. 经济科学，2005（3）：49-50.
[2] Tykvova T， Mannheim Z. Are IPOs of different VCs different[D]. Frankfurt：Unversity of Frankfurt working paper， 2004.
一、现有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组织形式概述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组织形式是指基金所采用的法律确认的组织存在形式，是基金作为整体与投资人等主体发生法律关系的法律资格，是确定基金管理人与投资人关系以及基金内部运行机制的法律基础。
现有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按组织形式划分主要三种，即公司型、信托型、有限合伙型。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指用公司的形式来组织和运作而形成的私募基金。管理者以基金公司名义对外投资，承担风险和责任。投资者购买一定的基金份额成为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选举董事，参与公司重大决策。
信托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通过当事人之间以专门的信托契约明确各自的权利与义务而形成的私募基金。由基金管理人以自己的名义对其进行经营管理，投资者仅作为受益人分享利益，无权参与基金运作的重大决策。
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是根据合伙协议而设立的基金。有限合伙型基金的合伙人包括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两种。普通合伙人，一般也称管理人，以合伙企业的名义对基金进行运作，其以部分资金和技能入伙，负责日常的经营管理，对基金承担无限责任。有限合伙人，一般也称投资人，投入资金，以其持有的基金份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基金的利润分红，一般不参与基金的运作。
二、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组织形式比较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采取怎样的组织形式，以法律的安排为前提。原则上只要不违公共利益及道德和秩序就都应得到法律的尊重，受到法律的保护。此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高风险与高收益并存的特征直接影响了私募股权基金组织形式的选择，采用何种组织形式组建私募基金是当事人之间基于投资的高风险高收益做出的利益的均衡与协调，同时，由于投资人是资金的主要提供者和风险的主要承担者，基金组织形式的选择更多是投资人收益、成本与风险因素权衡的结果。
从比较法的角度观察，欧盟国家和亚洲国家多采用治理结构完整、便于监管的公司型，美国则采用成本低、效率高的有限合伙型。由于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和商业环境影响着本国的经济模式，所以为深入分析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组织形式，笔者拟从以下四个影响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组织形式选择的主要因素开始比较探讨，即法律基础、投资收益、投资成本与投资风险。
（一）法律基础
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法律基础主要是《公司法》、《证券法》中关于股份公司与上市公司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其中，《公司法》规定了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与上市公司的法律法规为基金组织规范，《证券法》为基金发行规范，《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等为基金行为规范。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严格依据公司法而设立的、以公司形式设立并运作的私募股权基金。
信托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法律基础主要有《信托法》、《信托公司管理法》、《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等。虽然涉及信托的法律法规比较多，但是直接规定信托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法律法规并不多，有待于进一步实践和细化。
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法律基础主要是《合伙企业法》、《合伙企业法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征收所得税问题的通知》等。可以说，由于我国有限合伙的立法不太健全，直接限制了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因此需要根据股权投资基金的实践不断总结创新，以不断完善我国的有限合伙立法。
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来看，《公司法》等系列法规比较齐全和完备，对于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保护更有利，而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信托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法律基础相对薄弱，大量的法律法规及配套措施尚未建立和健全，还存在许多空白和漏洞，因此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
（二）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的实现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激励与约束效率的博弈，因此，激励与约束效率就成为影响投资收益并进而影响组织形式的重要因素。
从激励效率上来说，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可参与基金利润分成或分得公司股份，但是，分成比例一般没有固定模式，而且要由董事会提出并经股东大会通过才可实施。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可直接参与基金利润分成，其分成比例可高达20%。信托型管理人一般不参与基金的利润分成，只收取基金管理费用。因此，从激励机制的效率看，公司型与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将管理人的收益与资金运用效率挂钩，能给予基金管理人更大的激励，效率更高，信托型基金效率相对较低。
从约束效率上来说，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人作为股东，有权参与基金的经营管理，干预管理人的投资行为，约束效率较高，但过多的约束又会限制管理人的投资行为。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人作为有限合伙人一般不参与经营管理活动，普通合伙人要对基金债务承担无限责任。信托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人一般无权干预管理人的投资行为。所以，从激励效率考虑，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比公司型和信托型更高；从约束的效率看，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也更高。
（三）投资成本
投资成本作为投资人和管理人共同的考量因素也影响着组织形式的选择。投资成本对组织形式的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基金设立的条件、程序和法律规制的完善程度。无论采取何种组织形式设立私募基金，通常都要具备法定的条件。这种条件是严格还是宽松、设立程序简便还是复杂、设立费用的高低，直接影响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组织形式。相较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设立要求较高、程序复杂，但有限合伙和公司的规制较信托型私募股权基金更完善。鉴于信托制度在中国发展得不成熟的状况和曲折经历，信托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严格受到银监会等部门的监管，需要履行有关审批或备案手续。
2、税收负担。设立基金的目的就是要盈利，基金和投资者税负的轻重对获利的高低有重大影响。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存在双重征税的问题，当公司取得投资收益时必须纳企业所得税，基金投资人从基金中分得的利润要再纳所得税，因此税负成本较高。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则避免了双重征税，基金本身不是纳税主体，只有投资者对从基金取得的收益才纳所得税。我国的信托面临重复征税、税负不公、纳税义务人及税目税率不明确等问题。从理论上讲公司制存在双重征税的问题，但由于我国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可以获得税收优惠政策，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税负未必高于信托和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四）投资风险
投资者追求收益，但同时也会考虑投资失败的风险。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管理人要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这样，管理人的风险与基金的命运紧密相连，管理人出于自身的风险考虑也会努力经营以降低投资失败的风险。而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管理人作为公司的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避免投资失败风险的积极性比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要低，信托型私募股权基金的管理人一般不参与基金的利润分成，只收取基金管理费用，其降低投资失败风险的诉求会更低一些。
三、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组织形式比较的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上述三种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组织形式均各有利弊，但是相对而言，信托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局限性较大，公司型比较适应我国当前的法制环境，可以获得更大的政策扶持，其治理结构更加科学与完善，监管更加得当，因此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可以作为现阶段的最优选择。另外，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则具有更长远的制度优势。考虑到目前世界其他国家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实践经验，结合市场的长远发展来看，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无论是在税制上还是在设立和资金募集上，都有着公司型和信托型无法比拟的优势。我们要做的就是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为公司制和有限合伙制两种组织形式提供完备的制度基础，然后将组织形式的选择交由市场主体自主选择。
中图分类号：F83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2)03-0096-05
一、引言
一直以来，风险与收益的关系始终是金融市场所关注的焦点。在标准金融理论中，投资者被假定为是厌恶风险的，投资者对较高风险的承担自然需要较高的收益作为补偿，风险与收益之间应对应或匹配，二者正相关。然而，该理论是建立在有效市场假说基础之上的，而这需满足相当苛刻的条件。实际上，通常的观点认为，中国证券市场的现状与有效市场假说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而众多的研究也表明，即使对证券市场是否达到弱式有效的判断也存在着众多的争议。虽然中国证券市场的法律和机制都在不断完善，但要达到成熟市场的标准仍尚需时日。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阶段特征决定了市场上还存在很多缺陷和非理性因素，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易发生扭曲，这使得风险与收益的关系变得难以从直观上加以判断。
阳光私募基金是借助信托公司发行的，经过监管机构备案，资金实现第三方银行托管，有定期业绩报告的投资于股票市场的基金，阳光私募基金与一般(即所谓“灰色的”)私募证券基金的区别主要在于规范化、透明化，由于借助信托公司平台发行能保证私募认购者的资金安全。阳光私募基金可以说是在中国环境下的特殊产物，由于民间私募基金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保障和监管的缺失使得民间私募基金的发展遇到瓶颈，私募基金管理者不得不寻求其他合法化的途径，而信托公司正好提供了这样一种使私募基金“阳光化”的渠道。近年来，阳光私募基金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据2011年1月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阳光私募基金的总体规模已超过1200亿元，已成为我国证券市场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作为一种针对中高端收入人群的投资理财工具，它与一般的开放式基金差异较大，具有其较为独特的运作方式和盈利模式。因为其私募的特性，仅对少数投资者负责，使得它没有公开披露信息的义务，所以投资行为不易被发现，或被人模仿。激励机制也是阳光私募基金重要的特征，管理者可以获取一定比例的收益提成，以激发管理者更热情地对待投资工作，当然这也可能促使管理者的投资行为更冒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