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吴良生工作单位：赣南师范学院
上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市场营销学家温德尔•斯密斯(WendellRSmith)在总结西方企业市场营销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市场细分理论，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已经成为市场营销学中一个比较成熟的理论。市场细分的目的就是对产品进行比较准确的市场定位，从而在市场条件下对产品进行有效营销。但是，市场细分理论只解决了“向谁出售”的问题，是在已有产品的基础上进行的市场选择，或针对目标市场开发产品，但如何选择产品，在资源丰富、创意无限的文化产业领域，显得更为复杂。文化产业化开创了一个新的经济时代，产品的生产与营销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许多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是同时进行的，如节庆、演出、文化旅游等，市场细分的结果可以作为文化产品和生产的一个目标方向的参考依据，而要解决文化产品的定位和其开发项目与内容，就必然要对所要开发的文化资源进行细分，文化细分理论正是基于解决此问题而产生的。文化细分即是以文化资源的某些特征或变量为依据，区分具有不同市场定位文化因子，并结合市场细分结果对其进行细项分析，得出其文化定位、开发项目与内容。文化细分主要是为了满足文化产业化的前期分析要求，其主要作用有:一是为产业开发提供相对准确的文化定位。文化定位就是结合市场分析在自身文化细项中取一项将自已在竞争类的文化产品和项目中区别开来。市场定位需要独特性、可信度等要求，文化定位亦是如此。［4］文化产品的文化定位与其市场定位密不可分，两者通常相互支撑。二是寻找市场空缺，确立文化产品的差异优势。尽管每一种文化都可能是有特色的资源，但其中的大部分放到市场竞争的位置并不是独有或不可替代的。如何寻求市场空缺，打差异牌，是文化产业化的关键，这也是文化细分与市场细分的综合分析结果。三是确立文化产品与项目开发体系。文化细分是在文化归纳与分类的基础上得出的细项体系，但文化细分绝不仅仅是归纳与分类，文化细分更重要的任务是结合市场分析，其中还加上文化创意的过程，最终得出文化开发的产品与项目体系，为开发和经营者提供决策支持。
文化细分与市场细分对应，主要是对该文化资源进行细项分类与组合，方便定位与产品开发选择。其主要方法有:1．资源细分法。即以传统的客家文化研究分类方法对资源进行细分，大类可分成客家建筑与民居、客家民俗、客家方言、客家艺术、传统工艺、客家名人、客家精神等，文化旅游开发比较经常用这种细分方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相对简单，在客家文化丰富资源的基础上进行旅游开发分项，操作容易，有利于文化资源迅速转化为产品。笔者在《江西省安远县三百山镇乡村旅游规划》中对客家文化资源开发就采取了资源细分法。在对三百山镇客家文化资源进行调查后进行分类，其文化产品的开发方向与项目体系就相对清晰了。结合区域旅游竞争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三百山镇乡村物质文化在区域旅游竞争中缺乏竞争实力，而其丰富的非物质文化富有特色，开发后更容易占得先机，因此三百山乡村旅游的定位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的乡村旅游形式。2．主题细分法。即以一个文化主题为中心，细分可用的文化资源，以便产品开发，文化节庆活动和博物馆开发比较适合此法。3．产品细分法，具体单项产品的开发如工艺产品可参考此方法，目标是扩展产品系列，即从原来的单一产品形式扩展到多样化。4．文化层次细分法，即以精神层面、行为语言层面和标识层面对文化进行细分，深度旅游、广告策划与设计、企业文化经营等可采用此类细分法。
文化产品的生产其实是这种文化的表达与再现。可以说，表达与再现形式的选择是客家文化产品生产的关键，特别是在现代经济和全球化条件下尤为如此。王琛发认为“客家人和客家文化如果不能在这种全球化的新条件下把自己的文化资源通过有效的方式再现，并积极参与和贡献给世界的多元格局，它就可能要淹没在百花竞放的五光十色边沿，或被淡忘于缺乏文化消费的经济规律下。”［5］因此，研究创意模式成为客家文化产业化研究的必要一环。1．文化表达的方式与文化创意在英国，文化产业称为创意产业，指“那些依靠个人创意、技能和天才，通过挖掘和开发智力财产以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6］英国的文化产业着重创意，并将创意理解为个人的行为。笔者认为，创意包括个人创意和民众的集体创造，这些创意是民众对自己文化的表达形式。俞龙通认为“孕育此(创意)想法……虽然有时只有个人的思考与发想，但并不限于一个人，多人同时进行创意的工作，其成果也更加丰富。”［7］客家文化是上千年的文化创意沉淀，对其进行产业化的重点就不在于文化本身，而是市场创意了。文化产业创意其实就是文化的产业表达，用何种形式表达文化的产业形态即是创意的过程。文化表达有三个层次:一是塑造文化精神的向心力。文化产业最核心的是市场竞争力，文化产品的核心竞争吸引力是文化精神力，这是源于文化的凝聚力、认同感。客家通过近百年的建构运动，大大增强了海内外客家人的认同感。其中对于“祖地”文化的打造，掀起了海内外客家人“寻根”旅游的热潮，带动了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在文化认同中创造出无穷的文化市场需求，这应当成为文化资源开发的最终目标。二是形成文化体验的生活方式。选择文化产品，即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在休闲旅游这个综合文化产品上体现得特别明显。上班族寻找放松的方式，城市人想过乡村生活，汉族人想体验少数民族文化，都是这种心理使然。因此，客家文化产业的理念应当发挥自己文化特色优势，针对客源市场需求，给消费者不一样的生活方式。而要做到这点，前提是开发者对客家文化自身的特色与目标市场的生活方式要有相对充足的了解。三是要能给文化消费者文化符号的冲击与感受。符号是人们对一种文化认知的窗口，决定了人对文化的认同感和差异感。文化消费的过程即是一种文化认知的过程，认知是一种符号行为，是人们获得知识的符号操作，［8］因此文化符号在文化产业化中充当重要角色。在旅游景观设计与旅游区文化气氛营造、广告设计、影视作品、文字创作、音乐美术创作乃至饮食开发等方面，文化符号随处可见。在四川洛带镇的客家文化产业过程中，也是“把概念性的客家文化转化为为让游客可以触摸、感受的文化符号。”［9］不少文化符号本身就可直接开发为文化产品，最典型的是可用于特色旅游纪念品的开发，客家文化中有围屋模型、江西赣县白鹭古村“福”字产品的开发等。2．客家文化的创意方法与模式客家文化的创意主要方法有两种。客家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本身就是文化创造(创意)沉淀，如客家民居建筑、民俗、民间信仰及其仪式、流传下来的山歌与戏曲等，这些资源中相当一部分就是客家文化传统的最恰当表达，可直接成为文化产品，其开发过程更重要的是文化的挖掘与保护，其产业创意的重点在市场运行方式的创意，客家节庆、文化旅游、饮食开发和文物贸易等产业属此类形式。另一种形式是利用客家文化资源与现代技术、生活方式结合，产生新的文化产品，即用现代技术与生活方式来表达客家文化的内涵，这一产品开发的创意过程体现得更为直观，该种形式以个人的创意为核心，与英国所谓创意产业的基本思想更为接近，主要是在文化项目策划、影视与文学创作、广告传播策划、文艺与工艺美术创作等行业中运用。创意的过程注重个人文化理解基础上的思考与创新，这种自由的个人创造过程不像科学试验和工业生产一样有较强的重复性，但无论其创新规律如何难以捉摸，我们还是能从现有的文化创意中总结出以下几种模式。模式一:综合文化元素的集合综合文化元素的集合就是将客家文化资源分类选择，按产品市场需求与文化定位等抽取其中的文化符号与文化事项进行新的排列组合，形成一个产品集群，在资源丰富的地区开发旅游与节庆最常用此模型。如在闽西客家土楼民俗文化村的开发中，开发者把土楼连线、民俗表演、旅游纪念品与特产等按规划整合在一起，向游人集中展示当地的客家文化;又如2008年河源首届中国客家文化节，采集了客家音乐、饮食、民俗表演等文化元素，安排了六个重头戏:客家交响诗篇———“土楼回响”迎宾交响音乐会、开幕式暨客家民间艺术巡演、客家美食嘉年华活动、客家民间文艺汇演暨龙川建县2222年庆典晚会和客家山歌演唱大赛。这种整合是一种简单的排列组合，是客家文化的初级开发形式，可以更为深入整合。文化产业对客家文化的整合过程一般可循以下几个步骤:一是确定产品主题;二是根据产品主题在客家文化资源中抽取与主题相关的符号与事项;三是对所抽取的符号与事项根据产业操作的一般规律以及时空条件进行排列组合。模式二: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结合是创意的基本形式之一，两种本不同类的元素，用相关的方法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整体，并且自然混成即为结合。这种创意模式主要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特别是与现代生产生活和技术的结合，寻找客家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为其关键。在现代客家节庆、广告策划、文艺影视等行业中使用较多，三百山农家温泉旅游项目为其中一例。泡温泉虽是一种很古老的休闲疗养方法，也是现代旅游业的一个重要项目。三百山镇乡村旅游规划组提出选择田园风光较好的接待点改建成乡村温泉，外观设计乡土化，设施则现代化，提高温泉服务水准。核心是以当地姜苗、草药和水酒等本土对人体有较好疗养作用的本地土产配以温泉，做出乡村温泉的特色，与现代化的温泉度假村相得益彰。模式三:异文化之间的融合将客家文化元素嫁接至其它产品中，加深其文化内涵，增加产品吸引力和价值。生态旅游、特产包装、广告传播和企业文化建设等可用此模式。我国台湾客家地区从2002年起选择了桐花这个点，将大量的客家传统文化元素聚集到桐花盛会，运用文学影视、网络等文化传播途径，形成了台湾旅游界一年一度的客家文化旅游高潮。这种方法使得原本简单、较低价值的桐花观光有着深厚的客家文化内涵，产品吸引力和价值大为提升。本模式在客家地区企业文化建设中也有出色表现，无论是本地企业还是外来企业，进入客家地区后都有一个文化适应与文化建设的过程，一些企业用客家文化充实到企业文化中去，使其成为企业的核心文化价值，突出了企业特色，增强了文化竞争力。综上所述，文化细分与市场细分两种方法相结合，可为客家文化产业发展提供相对准确的市场定位，并提供创意基础。以综合文化元素的集合、传统与现代结合、异文化之间的融合三种创意模式进行客家文化创意与生产，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文化生产的流水线化，文化产业的生产效率也会有所提高。
（二）为客家地区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意见2012年7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特别指出要“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而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所处的位置，正是赣南、闽西、粤北的三角地带，与客家聚居地基本重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以赣州为切入点，紧密结合当地实际，深入挖掘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为赣州提供生态保护与和谐发展同步进行的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对于唤醒客家人的生态文明意识，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赣州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五位一体”，建设美丽赣州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研究的路径
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研究的路径主要包括民居建筑、梯田耕作、、文学艺术、禁忌制度、村规民约等。
（一）民居建筑客家村落的选址、布局、座向、道路、池塘、树木等基本都是根据"堪舆"理念建构的，是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完美结合。尤其客家围屋作为客家人适应当地复杂地理环境的建筑产物，选址和建造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合乎生态的经验和原则，居所选址讲究地理生态性，结构布局体现出“天人合一”的要求，房屋功能表征着政治伦理生态，凝聚着以生命为核心的生态美学意蕴。围龙屋的外形是“方与圆的有机结合体，方与圆寓意‘天圆地方’，整座屋宇即为一个小宇宙的象征，这便折射出客家人深谙‘天人合一’、人地和谐之道的文化风貌。”
（二）梯田耕作梯田耕作是客家人主要的土地利用方式，是客家人对山地环境长期感应的结果，切实防止了水土流失，促进了土壤养分的累积，成为传统山地农业生产中生产力和生产水平最高的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梯田耕作文化”，不仅是带有浓郁山区小农经济特色的文化体系，也是一个人地协调并具有美感功能的人工生态系统，系统内的森林、梯田、村落和小气候进行着一种复杂而有效的物质和能量循环。
（三）客家人有自然崇拜的传统。他们认为土地、房屋、水溪等都具有神性，称为“伯公”（土地神）。俗语说，“入山先问伯公”，“伯公唔开口，老虎唔敢食狗”。此外，家里有灶王，村里有社王等等。自然崇拜的神秘性深深地根植于客家群众的生态价值观中，有益于人们形成对自然环境的敬畏和尊重，在客观上限制了人类的一些破坏自然的行为，对生态保护的具有积极意义。
（四）文学艺术客家山歌是客家人智慧的结晶，是客家人对大自然的感悟。如比较有名的叠字山歌“山中山谷起山坡，山前山后山树多；山闻山田荫山水，山人山上唱山歌。”[3]P66体现了客家人亲近自然、歌唱自然和呵护自然的气质，传达着一种“天人舍一”的精神意蕴。客家的一些俗谚，如“山上树木光，好田会变荒”、“高山开荒，平地遭殃”等等，都是客家人尊重自然，保护生态，注重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的真实写照。
客家形成的历史，是历经艰辛的迁徙史。在这个过程中，客家文化逐渐丰富了自身的内容。客家文化已不是纯粹的华夏汉文化了，它是华夏汉文化（即传统文化）与客家人迁徙途中所遇到的其他汉民系文化以及土著文化相互接触、碰撞、融合的综合体。客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子文化之一，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既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又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重构，形成自身独有的特点。下文从客家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数字的寓意角度谈谈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构。
一、客家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数字寓意的认同
对客家文化具体事象中数字现象进行研究，并和传统文化进行比对，可以很清晰地发现客家文化与传统文化对数字寓意有很多相同之处。如，共同对数字“四”的禁忌，因为数字“四”谐音“死”。车牌、房牌或电话号码尾数含4的是令人生厌的，一般这些号码只能贱卖。对数字“七”的敬畏，共同认为“七”是一个神秘数字。在汉语中，相对与其他数字，数字“七”神秘性更大，使用范围也更广。早在《周易.复卦》中就有“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的说法，意思是当天道循环往复一次所需的时间为“七日”，“七”于是成为一个周期数。在传统文化中，数字“七”也经常被人所忌讳的。在给人送礼时七件或七样是不会出现的，在饭桌上七盘菜数不会上的，在挑选好日子时，逢七、十七或二十七日人们也不会挑的。另外，“七”与丧葬有关，在传统文化中尤其在客家文化的丧葬习俗中有“走七”、“四七”、“七七”、“做七”等禁忌之俗。在客家话中，凡带“七”的词都不太好，都带有一层麻烦的意思在其中。客家人对“七”的禁忌，还体现在人日节吃“七样菜”等习俗上。吃“七样菜”除了客家人利用其谐音象征来祈愿家人机灵能干、生活永远幸福之外，还隐含着客家人对数字“七”的禁忌。在传统文化中，人们自古在追求一种完整、圆满、和谐的大团圆的状态，这种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数字中的“偶数”正好具备那种完整、圆满、和谐的性质。这样，偶数不可避免地被中国人所崇尚，从大量的吉利数字多为偶数的现象中可见一斑。单数由于不具备这种性质，而倍受冷落。在生活中，人们习惯于“成双成对”的完满状态。对于那些孤立、不完整、不圆满的不和谐状态，人们是十分排斥的，总是想方设法让它们达到圆满、和谐的满意状态。所以，民间送礼是送“双”不送“单”的，婚庆日是不选在单日而选在双日的，待客上菜的数目也讲究上双数的等等。一句话，中国人追求“好事成双”。当然，偶数并不全是吉祥数，有些单数也被视为吉利数。客家人就深通此道，于是在传统文化中“六”、“九”这两个吉祥数字在客家地区也十分推崇。“六”作为吉祥数字的原因，它代表“顺”，酒令以及俗语都有“六六大顺”之语。与全国很多地方一样，“六”在客家地区也是个吉祥数，送礼、开业、庆典、婚嫁等喜庆事也以“逢六”为吉日。传统文化中，“九”除了与皇权有关的神圣意义之外，在民间由于“九”与“久”谐音，含“九”的日子就被人们视为是喜日。如，九月九日，含双“九”与“久久”谐音，寓含有“天长地久”之意，是婚嫁的好日子。客家人也对“九”十分推崇，含“九”的日子经常被人们选为办事情的好日子。
二、客家文化对传统文化中数字寓意的重构
在传统文化里，阴阳学说自古十分盛行。根据阴阳学说，世界是由阴阳两极所构成的，一切事物都处于阴阳两极对立的状态中。如，天、男、奇数为阳；地、女、偶数为阴等等。偶数在阴阳二元论中被认为是大吉大利的，因此，以“二”为代表的偶数就成为人们所欢迎的数字。人们在婚事喜庆中尤其喜用双数，是取“成双成对”之意。如，婚事各项具体事物中，象婚礼现场的陈设、饰物均取双数。可在客家人眼里数字“二”并不全是吉数，在客家方言中“二”读成“匿”是含有贬意的。客家话中的 “阿二牯”、“阿二麻” 就是指愚笨之人。在粤语区中，“八”与“发”谐音。数字“8”特别受广东人喜欢，他们把“88”念成“发发”，寓意财运亨通。由于以广东为代表的南方沿海地区是改革开放较早，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其对数字的嗜好影响着全国其他地方。受广东人的影响，现在对“八”的爱好已风靡全国。电话号码、车牌号、门牌号凡带有“8”的都是非常热销，很受欢迎。可在客家地区，人们对数字“八”并不推崇，很大原因是由于那句俗语“七不出，八不归”，即逢“七不出门，逢八不回家”。再者，数字“八”在字形上有“分别”、“分离”之意。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传统文化与客家文化中数字寓意“大同小异”。两者有着相同的数字禁忌、数字崇拜，这是主要的。两者也有对数字禁忌、数字崇拜寓意不同之处，这是次要的，这也是客家文化所独有的特色。 转贴于
三、客家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构
儒家思想文化一直以来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尤其是汉民族一直以来主要受儒家思想文化的教育熏陶，我国历代的统治阶级也都把儒家思想当作最重要统治工具之一。国家政治生活、社会日常活动以及人们平时的思想言行中都流露出儒家思想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客家文化很好地继承了儒家文化的精髓。突出地表现在，“崇敬祖先、重视教育以及因循守旧与锐意变革上。”客家民系是一个非常讲究“孝悌”的民系。某人对上孝敬父母、对下友爱兄弟，会受到全村人的尊敬、赞扬；反之，则会被大伙所指责、唾弃。客家人的“孝悌”精神，进一步体现在崇敬祖先上。客家人对祖先十分崇敬，每逢仲春、仲秋以及冬至日等祭祀时节和重大事件时必准时向祖先备礼设祭。客家人祭祀先祖的祠堂在客家地区遍地都是，每个家族无论大小都会有自己的祠堂。祠堂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客家人寻根崇祖的精神。另外，这种崇祖意识还表现在客家方言上。客家人对“家乡话”非常重视，甚至，有了“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口号。“田”指的是土地，“言”指的是以语言为代表的代代相承的文化。由于战乱等原因，客家先民被迫不断地迁徙。在迁徙的过程中，土地不象语言那样便于携带，于是便成了包袱、累赘。客家先民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使得他们没有土地或少有土地，即使占有土地，也不可能长时间的拥有。所以，客家人对土地的态度是不太看重的。共同的语言文化，是一个家族、一个民系联结在一起的牢固纽带。共同的文化语言，是客家人每到一个新迁徙地，安定、繁衍，抵御外族侵扰，加强内部团结的有力保障。“言”的种种神奇作用，使得客家先民无论走到哪，都是一个团结、强大、具有顽强生命力的群体。客家先民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客家人对“言”的重视大大地超过了对“土地”的重视。例如，在客家方言中保留了大量的中原古汉语，从客家话中可以发现古汉语在各个时期发展的痕迹，客家方言被人称为古代汉语发展演变的“活化石”。
在漫长的迁徙、侨居、聚居过程中，客家先民为了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生产生活环境并融入当地社会，不得不对其原先所拥有的古中原文化进行改动，并适当地融入当地文化的某些元素。客家文化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它是古中原文化与侨居地、聚居地的文化相互作用下逐渐形成的。例如，当客家先民行进到江淮流域时就对以楚文化、吴越文化为代表的地域文化进行了有益汲取；当客家先民进驻到闽、粤、赣三角边地时对畲族文化、瑶族文化、苗族文化等为代表的土著文化进行了认同和融合；当客家人定居于赣、粤、闽三角边地时对潮汕文化、福佬文化为代表的其他汉民系文化进行了学习和借鉴，这就使得客家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采。赣、粤、闽三角边地独特的地理位置，一个相对封闭的山地丘陵环境使得客家文化得以相对稳定地保留下来。
数字是文字的一种，从数字我们可以看到文化的影子。当客家先民还未向南迁徙时，他们与中原大本营的汉民族，无论是在宗教信仰、民族风俗还是审美情趣、思维方式都是一致的，这从数字观念上可见一斑。例如：客家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都有崇尚偶数的倾向，认为单数是不好的、未达到完满的状态。对“四”的禁忌，对“七”的禁畏，对“六”、“九”的推崇等等。随着客家先民不断地向南迁徙，客家人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存环境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文化上。客家人在顽强地保持其原先优秀的文化传统的同时，在与新的文化接触、碰撞、融合中也吸收了新的文化营养，客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客家文化。客家文化与传统文化是有一些异同的，我们可以从数字上得到验证。原先在传统文化中吉利数字“二”，在客家文化中并不全是吉利意义，有时含有贬意，客家人就称愚笨之人为“阿二牯”。还有大吉大利的数字“八”在客家地区，也因为俗语“七不出，八不回”等原因而并不受到推崇。
从以上对客家文化与传统文化中数字现象的比较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数字隐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通过数字我们看到了客家群体的迁徙史，客家人的生存环境，以及客家文化的演变过程；通过数字我们还了解了传统文化同客家文化的关系是根本与枝叶、源头与支流的关系。数字在客家文化对传统文化的重构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蓝希瑜 罗琼：《赣南客家婚俗及其社会文化功能分析》[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5(5).
[2] 温珍奎 尹珊：《赣南客家葬俗述要》[J]，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2).
明清以来，赣南流行着不少土生土长丰富多彩的戏剧曲艺等艺术。有赣南采茶戏、宁都采茶戏、东河戏、赣州南北词、兴国南北词、于都道情等，其中以赣南采茶戏影响最大。赣南采茶戏形成于明末清初安运县九龙山一带的茶区，艺人在演艺中将粤东传入的采茶灯融于赣南的灯彩艺术之中。经过长期锤炼，到清初时就从唱茶歌、舞茶灯的原始形态衍变、创造形成了有简单情节，以大姐、二姐、茶童三个人物角色表演的最早赣南采茶戏--三角班。由于采茶戏源于劳动人民，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所以发展很快，迅速传入到信丰、于都、石城、赣县等地。清乾隆年间，赣南采茶戏向外传播成为赣中、赣东、湘中、闽西、闽北、粤东、粤北及广西一带的流行戏剧。
赣南采茶戏的舞蹈形态组合有三大部分。一是丑中见美的矮子步；二是风韵独特的单袖简；三是优美动人的扇子花。这些舞蹈动作皆来源于山区的生活，她的传统剧目有82种，分灯戏和杂套戏二大类?quot;灯戏"即茶灯戏，代表剧目是《九龙山摘茶》；杂套戏的代表剧目是以《反情》、《卖杂货》、《上广东》、《大劝夫》组成的"四大金刚"和以《肖妹子》、《补皮鞋》、《钓拐》、《老少配》组成的"四小金刚"。赣南采茶戏到清代中期，开始受到地方官府的歧视和打击逐渐衰退。1949年以后发掘民间优秀传统文化，赣采茶戏又重新得到光大成为江西的两大地方剧种之一。1979年传统剧目《茶童戏主》由上海人民制片厂摄制搬上银屏，蜚声全国卤嗑缒俊对趺刺覆宦！贰ⅰ斗缬杲忝没ā芬蚕群蟊话嵘弦弧！缎っ米印贰ⅰ恫蛊?鞋》、《钓拐》先后获省、地、国家奖还灌成唱片。《试妻》获1992年文化部艺术局全国戏剧小品比赛二等奖。大型赣南采茶戏《山歌情》1994年获文化部第四届文华大奖，"五个一"工程奖，赣南采茶戏已经成为赣南客家最有特色的地方剧种。
东河戏，是廷生于赣南的古老剧种之一，因发源于赣南贡江流域故称"东河戏"。明代嘉靖年间，在赣县与兴国交界的田村、白鹭等地流行一种以高腔曲牌清唱故事的坐堂班，坐堂班又在民间庙会游神，"扮故事"形式上发展到以高腔大本戏为主的舞台演唱，形成东河戏刍形。
清初，坐堂班与苏州来的一批以演唱昆曲为主的戏班合并，建?quot;凝秀班"，将二种表演形式融合为一，此后又相继吸收了江西宜黄调、桂剧西皮戏、安庆调、弋板、兴国南北词等发展成为有高、昆、弹三大声腔，较为完整的地方剧种--东河戏。东河戏流行于赣县、兴国及与其相邻的万安、泰和、吉安一带。东河戏的角色分为九角头制，即老生、正生、小生、老旦、花旦、大花、二花、三花九行。传统剧目在1950年以前保存有一千余种。代表剧目有《雷锋塔》、《挽发记》、《玉簪记》、《扫秦》、《六国分相--刺股记》等。中央苏区时，还改编了不少东河剧现代革命剧目，如《活捉张辉赞》、《送朗参军》等，影响很大，风靡一时。
赣南的民歌和曲艺也同样透散出浓郁的乡土气息。民歌高亢刚健，朴实无华，有山歌、灯歌、风俗歌、小调、号子、儿歌等。赣南民歌大体可分为三个地域特点，一是南部的"三南"即龙南、定南、全南三县及东北部的寻乌、兴国，地理与广东部分地区接壤，语言相近；二是处于赣南东北边区的瑞金、石城、宁都三市（县），部分地域与福建交界，但中隔大山，语言差异相对较大，此区域的灯歌较著名，山歌受赣中影响较大；三是赣南中部的赣县、南康、信丰、于都等县市。由于靠近大江大河，船号、木排号子很流行，语言也较平和。赣南山歌的旋律起点音较高，然后大多来个高音拖腔，音调下行至主音结束。兴国山歌是诸县山歌中，旋律最美，最著特色的山歌，以即兴行腔为法。节奏自由优美，随唱随答，甚至中段用鼓伴奏?quot;哎呀嘞"是兴国山歌中最常用的感叹用语。
赣南小调很多，大体可分本地和外地小调两种。本地小调以交情歌为代表，还有叫化歌的"莲花落"等。
赣南风俗歌有年歌、婚礼歌、丧歌等。此外还流行道教音乐；有海青、碗花、上告等。
灯彩是赣南民间古老的传统歌舞，有龙灯、鲤鱼灯、摆字灯、高灯、狮子灯、云灯、茶蓝灯等近20种。大多用锣、锁呐、鼓伴奏，载歌载舞非常热闹，灯歌则是在灯彩表演中演唱的小调音乐，常见的有斑鸠调、进坑歌等。花灯又有耕田花鼓与灶背花鼓，又有进门歌和出门歌等趣味盈然。
赣南地方曲艺主要有南北词、道情、古文。南北调系清道光年间由南昌传入赣州经与本地民间曲艺结合，在曲俊⑶骱捅硌萆闲纬闪擞凶砸训胤教厣哪媳贝省D媳贝识嗔鞔诤佣母酉亍⑿斯⑷鸾鸺靶欧帷⒋笥唷⒚霰庇朊鑫鞯鹊兀愿又菽媳贝省⑿斯媳贝饰D媳贝视?80多种词目，如《天宫赐福》、《安安送米》，一般由7-13人围桌板体腔弹唱，词少腔长，精明紧凑。
宁都道清原系明代从外地传入的曲艺，是清初与当地民间音乐相融合、发展而形成的，是具体有本地特色的地方曲艺。由1人或多人演唱，节奏变化较大。曲调不板腔、联曲混合体有引子、曲头、尾子。传统节目有3000余种子，以《銮刀记》、《烟刀记》为独有。
于都古文，清道光流行于都，多为盲人用地方语言演唱，演员、乐师系一身，说唱结合，以唱为主，用勾简式渔鼓、竹板、小鼓伴奏。一般4句，上、下对应，即兴表演成份多。
二、工艺美术
剪纸与纸扎艺术在赣南古代就广泛流行于民间的各种喜庆、娱乐活动中，起着寓意和装饰作用。剪纸艺术用一把剪刀便可剪出许多生动、朴实的画面，常见的有"五谷丰登"、"三星高照"、"八仙过海"、"岁寒三友"、"喜上眉梢"等，衣裳、肚兜、鞋、帽上的刺绣也都是先剪纸样，摹到布上再刺绣的。纸扎艺术在民间更为盛行，以竹为骨扎好架子，面上贴彩纸、布、绢和剪好的图样。纸扎多是龙灯、动物、花卉、人物、彩船等，在春节、喜庆、庙会、宗族活动中广泛流行。旧时仅宁都县城就有纸扎店铺100多家。赣县田村老艺人刘盛涵家传的花灯、人物纸扎艺术十分精湛，1995年6月获取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授予的"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
雕刻艺术，在赣南主要有木雕和石雕。木雕以赣州、龙南、赣县艺人较多，善雕花板，广泛用于家俱、建筑之中。许多通雕、浮雕多在牌坊、民居祠堂、庙宇建筑中应用，即是一件艺术品又充当实用构件。如鳌鱼、卷草雀替和雕刻的隔架、斗拱、翼拱、窗门格扇等。石雕以兴国、赣县艺人为多，兴国盛产质地细腻的红石，赣南及赣中许多地方的大型石雕有不少是兴国红石，如乐安县流坑的一对大石狮均出于兴国。花岗岩也是赣南盛产的石材，多用于建筑和大型石雕。如宁都、南康、石城的一些牌坊、桥的栏板、望拄和门楼、柱础、石狮等。
刺绣艺术在赣南客家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多应用在衣、鞋、帽、裙、肚兜、荷包、床帘、轿帘等生活用品和服饰上。做工精细，风格古朴，立意多为吉祥与美好生活，色彩以红、黑、黄为多，风格独特。
古代赣南盛产瓷器，唐宋达到高峰。以宋代赣州七里镇窑最为出名。七里镇窑产品以青白釉瓷、薄胎赭者色釉瓷、黑釉窑变为典型产品，瓷品纹饰以团菊、花卉卷草。图案丰富生动的黄陂窑青白釉瓷和以印花戏剧故事装饰为代表的固厚元窑及色泽乌黑光亮的东山坝窑黑釉瓷，还有釉色青白淡翠的寻乌上甲窑等，这些都是当时赣南质量优秀的瓷器。从瓷器的装饰艺术上看赣南瓷器多以花卉、人物的刻花或少数印花、窑变为主要表现手法，以龙窑烧造为主。
赣南自古就是文化比较发达的客家地区。有不少闻名于世的美术家和文学家。兴国人钟绍京不仅是唐代宰相而且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以清秀端庄的小楷为世人所崇。清初著名画家宁都人罗牧工画山水名声很大，被时人排名于五代画家董源与元代大画家黄公望之间，赣南的文学巨子更是辈出不穷，有唐代诗人家綦毋潜、南宋诗文雅健的赣县人曾几，清初"易堂九子"中的宁都魏禧、魏源，还有才华横溢的瑞金杨以任，先后入翰林的大余一门"四戴"--戴第元、戴均元、戴心亭、戴衢淳。赣南的堪舆文化名闻遐迩，杨派风水以杨筠松为祖师在曾文山等人的继承下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明永乐七年赣南的廖均卿、曾从政等人均因择皇陵有功而受皇封。与文化发展直接相关的赣南书院文化在北宋时就具有规模，时任赣州通判的周敦颐就已开坛讲学，授?quot;二程"（程颢、程颐），后来，濂溪书院成为赣州历史上经久不衰的著名书院。''''文天样少年时代百里寻父来到赣县吉塘读书。明代王阳明也在赣州开坛讲学，给后人留下赣州通天岩内"观心"的一段佳话，后人又设阳明书院"发扬光大"宋代赣南各州县具有一定规模的县，学就已达14所，书院12所。王安石还专著"虔州学记"以记府学的迁址。大余的周程书院也运近闻名，为皇帝赐书"道源书院"，文天样为兴国的安湖书院做记，宋代书院文化得到社会和官府的大力支持，明清以后书院更是迅速发展，成为赣南民间或半官半私的讲学和教育场所。
三、文物名胜
以通天岩石窟为代表的石窟寺艺术是赣南古代客家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
通天岩石窟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赣州市西郊10公里，开创于唐末宋初时期。是江南现存最大的古代石窟，内有翠微岩、通天岩、同心岩、龙虎岩、忘归岩、观心岩6个洞窟，共有石刻造像359尊，石龛279座及宋以来的题刻128品，造像均为佛像菩萨、比例准确，气韵脱俗以通天岩窟中的数龛造像最为出色，是唐末北宋初期的精品。最早者为北宋熙宁六年（1073）题刻，以明代王阳明和唐邦佐书法最佳。北宋绍圣年间，坡游通天岩访赣州著名隐士阳孝本。二人一见如故，促膝谈心携游赣城成为佳话，后代文人骚客不继"后坡公至"提留诗话于通天岩。
罗田岩位于于雩都县南郊2.5公里，南朝时即有建寺，在罗田岩的悬岩峭壁上刻有唐以来的百余首题刻，可以以辩认的尚有20多条，其中年代最早的要算北宋嘉祜八年（1063）周敦颐《游罗田岩》的七言绝句，还有南宋岳飞、文天样、明代王阳明等名人的题刻。此外龙南玉石岩、宁都翠微峰、石城五龙岩、兴国大乌山、会昌汉仙岩、赣州马祖岩、龙潭等地均分布有宋、元、明时期的许多摩崖石刻，当中不泛有文天样、王阳明等名人手迹。然而赣南最早的题刻却当数上犹双溪乡石门溪旁的一方西普题刻小诗。最大的题刻则是崇义县思顺乡桶江村刻在一块高8米，宽14米巨石上183字的"茶寮碑"，记述了王阳明当年镇压崇义农民起义炫耀武功的"丰功伟绩"碑。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8-0337-02
一、客家文化的发源及演变
客家人原是“中原汉族”，中原乃指“黄河以南，长江以北，淮河以西，汉水以东”而言。客家人原居中原，所以称客家人为“中原客属”或简称“客属”。客家人因为外受北方异族之侵略与压迫，内受变乱影响，迫使客家人离开中原老家，诸如五胡乱华、黄巢动乱、金人南下、元兵南侵等均是使得客家人南下的原因。客家人先民，数次南迁，就其悲壮的迁移行动来说，是一次精神实践。在南迁过程中，北有蛮族之残杀，南有土著之排拒，景况十分凄苦悲壮，一边战斗抗敌，一边垦荒图存的奋勇牺牲情形，是不难想象而知的。但客家人却也因此培养成刻苦耐劳，勇敢坚毅，团结冒险爱国爱家的精神和品行。经过数次的辗转与迁徙，客家人使得在各地安身立命，世代延续，终至今日成为中华民族一支重要特殊的民系，客家先民的南迁源远流长，而每次南迁的动机、行为与结果，都几乎与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息息相关，其于举族举家的迁徙之际，一面对入侵者暴乱者的抵抗与牺牲，更充分体现了孤臣孽子，义不帝秦的民族气节。
客家族人由于不断的南迁，最后集中定居在江西、福建、广东地区，而后扩展到四川、广西等地。相对于当地人来说它们是客，因此称他们为“客家人”，“hakka”是客家的英文名称，这个国际公认的英文拼写源于“客家”的方言发音。（音为“haka”）客家族有他们自己的语言，他们有自己的语言，称为“客语”。 客语（Hakkanese），又称客家语、客话、客家话等，部分地区还又称涯话、新民话、土广东话、粤东语等，是汉藏语系下汉语族内的一种声调语言，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为语言。语言学者对于该将客语归属至方言，抑或是当成一门语言仍有一定争论，在国内则被认为是汉语七大方言之一。客语地区主要集中在粤东、闽西、赣南交界的赣闽粤客家地区，并被广泛使用于中国南方、台湾、马来西亚及一些华人社区。此语言被定名为客语是20世纪的事情。在国外，学者普遍认为是汉藏语系下汉语族的一支语言，在国内则认为是汉语七大方言（官话、客语、粤语、赣语、湘语、吴语、闽语）之一。此语言历史悠久，但正式被定名为客家话，是20世纪的事情。客语是汉族客家民系（包括粤东客家人、东江水源人、粤西-桂南涯人、四川“广东”人等）的母语 ，分布区域非常广泛，遍及中国东南沿海、南部、西部等省份、香港新界北区、海外客家人移民地区（如毛里求斯、台湾、印度等等），但香港、澳门已经甚少人使用客家话。比较集中的中心文化区位于广东省的东北部，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流行文化，客家话在中国北方的知名程度远不如粤语、闽南语高。
在某些地区，说客语的人群众甚至不知道自己所说的语言是客语，也有专家认为狭义的客语指的是粤东地区的客语；其他地方的客语因和其他的语言（闽语、粤语、壮语）有大程度的混合，在归属上争议不断。香港的新界客语属客语粤台片新惠小片，与广东深圳、惠阳、惠东的客家话高度接近，与其它主流客语都可以互通。约从1960年代开始，在广东的客家地区有大批人员移居香港，他们带来了广东本地的客语。大多数移民的客语和新界客语可以互通。海外客语以粤台片为主，还有少量漳潮片。 由于梅县客家人曾于18世纪在加里曼丹岛西南端的坤甸建立华人国家兰芳共和国，因此现在隶属印尼的该地有一种坤甸式的客语，它跟大陆的客语几乎不同，坤式客语内夹杂很多印尼语和当地土话，可以独立分为一类，可认为是客语海外片的一支。
二、客家独特的土楼文化绽放新的异彩
客家土楼主要分布在中国福建省永定县，是极富东方色彩的山村民居建筑。它以历史悠久、风格独特、规模宏大、结构精巧等特点傲立于世界民居建筑艺术之林。
客家土楼大多为方形或圆形，其中尤以奇特的圆形土楼最富于客家传统色彩，最为震憾人心。这种圆楼都由二、三圈组成，由内到外，环环相套，外圈高十余米，四层，有一、二百个房间，是居住在楼内的几百人婚、丧、喜、庆的公共场所。楼内还有水井、浴室、磨房等设施。土楼采用当地生土夯筑，不需钢筋水泥，墙的基础宽达三米，底层墙厚1.5米，向上依次缩小，顶层墙厚也不小于0.9米。然后沿圆形外墙用木板分隔成众多的房间，其内侧为走廊。土楼除具有防卫御敌的作用外，还具有防震、防火、防盗以及通风采光好等特点。由于土墙厚度大，隔热保温，楼内冬暖夏凉。土楼格局的恢宏，不仅展现了客家人的智慧，还反映了客家人淳朴的民风。
客家文化与土楼文化已经互相交融，深深植根于此，以一种独特的魅力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中，福建土楼的申遗成功更将其推向一个高峰。客家文化走向世界，促进了更多民族对这一独特文化现象的关注，新世纪，这一文化，不仅属于中国，更融入世界。
三、英语的新浪潮促使客家文化与其他各民族文化融合
由于客家文化存在的独特位置：闽东南沿海台海地区，首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而深受客家文化影响的大部分人群又以海外华侨、外籍华人的身份分散在世界各地，这无疑又将客家文化的内涵弘扬到海内外，英语作为其载体促进了世界了解中国客家文化，使民族的成为世界的，部分地成为整体的。在国内，随着英语学习的大面积展开，台海地区人口的流动，中国各民族交流融合等因素，客家文化与其它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日渐明显，在这其中英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改革开放三十四年的变迁，国内各地区贫富差距日渐缩小，英语普及程度日益扩大，各民族也渐渐摆脱掉其民族的原始性及滞后性，接受西方文化，全民学英语，在这其中客家文化与其他各民族正发生着猛烈的撞击，于是客家文化不仅仅只是为东南沿海人民所熟知，越来越多的内陆人民也认识并熟知了客家文化，伴随着两岸关系的密切，来大陆省亲的台籍华人及海外侨胞也将客家风俗、饮食习惯等带到内陆，与此同时内陆人民也将其民族文化带进沿海及世界。
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越来越强，世界不能没有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现如今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台海地区的率先发展使得客家文化向全世界进一步传播。而当今世界英语作为最广泛的语言，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纽带将各民族的文化联合起来。客家文化随着英语的发展及传播与其他文化更好地交流。
四、结语
客家文化在新世纪接受着英语文化的洗礼愈发与各民族文化产生激烈的撞击，并由此展现出新时代下独特的民族性与包容性，在这其中英语无疑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使中国民族文化的融合发生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与全球的接轨，英语必将对国内民族文化的融合产生更大的推动作用。
岁时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时间表述，它起源于中国民众对日常生活的理解。岁时体育是人们依据气象、农事活动和原始崇拜等因素而形成的在各种节日中所从事的体育活动现象。岁时体育活动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观察民族文化的一个窗口，一把钥匙。
客家是指中原汉民在历史上，由于战乱、饥荒等原因，渐次南下进入赣、闽、粤三角区，并与当地畲、瑶等土著居民发生融合而形成的一个独特而稳定的汉族支系。客家具有独特的客家方言系统，具有独特的文化民俗和情感心态。客家人分布于世界的许多地区和国家，据估计，现在全球约有客家人口五千万以上，在中国境内，客家人主要集中于赣南、粤东及闽西。其中赣南又是客家人最大的聚居地。赣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及其历史原因，使得赣南地区至今还保留着许多独具特色的传统体育活动，尤其是在节日中开展的赣南特有的岁时体育。这些体育活动具有自身的体育文化特征，它反映了客家人的原始体育思想。
1.赣南客家岁时体育的特征
客家民系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赣南到闽西、粤东再到世界各地的过程，从地理位置和史实上看，赣南是客家大本营，是接受北来汉族移民第一站。随着汉族移民的迁入，体育尤其是岁时体育也就随之扎根，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加以演变，最终形成了特色鲜明，风格独特的赣南客家岁时体育。赣南客家岁时体育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1.1 民俗性
旧时赣南封闭的自然环境，交通落后，经济不发达等多种因素使得赣南地区至今还继承了大量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岁时体育作为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便凸现出宗教民俗性这一特性。在赣南很多的岁时体育活动都与赣南地区的宗教活动、民俗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交融关系。如元宵燃放灯火之俗始于汉武帝祀太乙神，佛教传入后，与佛教正月十五燃灯表佛之仪融言。又因有官方大力倡导，逐在民间广为流传。是夜，城乡烟火花炮不断，锣鼓声震四野、踩高跷、舞龙灯、耍狮等，欢闹之声不绝于耳，堪称中国民间的狂欢节。
中华民族在其五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各地因各种原因都有不同的信仰，但凡中国人都不会否认自己是龙的传人，可以说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图腾，龙被古人想象出有许多神性。首先，龙具有降雨的本领，传说中的龙是掌管雨水的神物。《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说应龙是天上“作雨者”《涯南子·地形训》中有“土龙致雨”的传说；佛经称诸大龙王“莫不勤力兴云布雨”。唐宋进而认为，凡有水的地方都驻有龙王，专职管理水旱风歉。所以古人对龙王的崇拜遍及中土。尤其在赣南，每年端午举行祀龙的活动世代相传，绵绵不息。端午赛龙舟便是这种祭仪之一。唐代诗人白居易写有“牙樯迎海舶，铜鼓赛江神”之句，文中的“江神”便是指龙舟。赛龙舟的目的是乞求龙神减轻水情旱灾，保佑年年五谷丰登。赣南客家人崇尚健康，更崇尚文化，赣南的客家祖先把端午节驱毒避瘟和纪念屈原的文化内涵传承下来，带到了赣南。每逢端午时节，赣南大地锣鼓喧天、热闹空前。除赛龙舟外，赣南地区还每年举行板凳龙灯舞，它是一极具客家特色的传统民俗活动。相传，在很久以前，当地遇上了百年罕见的干旱，井枯河干，田地干裂。渴死的人不计其数，人们渴望天降大雨，可雨就是不下。这万物枯死，生灵的惨景被东海一小龙看在眼里，于是它不顾一切跃出水面，在当地下了一场大雨，万物复苏，百姓得到了解救，可小龙由于违反了天条，被剁成一段一段撒在人间。人们忍着悲痛把龙体放在板凳上，并把它连接起来，希望它能活下去……。板凳龙灯的习俗也由此产生了。另外，崇义上堡的舞春牛活动是赣南岁时体育中又一个民俗性十分明显的岁时体育项目。其起源于清顺治十一年（公年1654年），朝廷规定每年仲春亥日皇宫和各级官府要行耕作礼，进行象征。此俗流入民间，即变成了具有乡土气息的自娱自乐的歌舞活动，他们以渔、樵、耕、读的故事闹春节，因中心道具是春牛，所以叫做“舞春牛”。据说民间舞了春牛，一可风调雨顺，二可国泰民安，三可做官连升，四可四季平安，五可五谷丰登，六可六畜兴旺。
1.2 继承性
中图分类号： I20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055X（2013）03-0096-06
二三十年前， 在中国， 也就是海峡两岸的客家人， 就曾经从半个世纪的沉沦、 失落、 自卑中奋起， 走向了文化的自信， 来了个“文起八代之衰”， 建树起了一个族群的尊严。回顾这一段历史， 对今日不无借鉴意义。我们不妨从两岸的文学， 包括大河小说， 尤其是纪实文学说起。当年， 两岸在无法沟通之际， 却几乎同时发生了客家族群共同奋起的历史事件。
一
时间――历史、 空间――地域的大跨度的变迁， 无疑会让一种文化发生巨大的裂变， 从而释放出可观的能量。正是在这一格局下， 我们期盼客家文学的辉煌。
而海峡两岸的客家文学， 不仅曾有过共同的裂变， 即从原乡到沿海， 千年迁徙， 万里长旋， 同时又经历了因海峡相隔， 历史惨剧的再一次的裂变。客家文化几近半个世纪， 两岸同处于“万马齐喑”的境地。
但是， 历史与文化的传统， 每每有一种时下人们常说的“穿越”能力， 尽管两岸意识形态， 甚至长期处在敌对状态， 可在根本的方面， 却又无形中趋于一种出奇的一致。大陆经历了“反右”、 “”的“红色恐怖”， 直到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算结束， 而台湾的“”之“白色恐怖”， 也是一直到1986年宣布终止。两个政治强人， 死于1975， 仅后一年。而在他们之后， 上世纪80年代大陆的改革开放， 台湾同样也开始了民主进程， 虽说仍有不少差异， 但大趋势则几乎一致。而这， 不能不说是共同拥有的五千年华夏文明， 尤其是同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的“潜意识”仍在顽强地发挥作用。
对于客家文化而言， 竟是惊人一致的同步。
大陆80年代， 陆续出现了若干把注意力集中在客属地的作品， 纵然客家意识还不怎么明显， 甚至文学观念仍有待解放， 如老作家白危的《沙河坝风情》， 以及隐含国共和解的《抓来的老师》。而台湾“解严”后第二年， 《客家风云》杂志创刊， 客家杂志进一步提倡“心怀客家， 认同本土， 放眼天下”， 及至1988年， 发动起客家的“还我母语”大游行。
一如前国台办负责人张铭清认为：
“从一定程度上讲， 客家文学架起学者研究与民众情趣共通的桥梁， 实现雅俗共赏， 推动客家文化的传播， 提升客家文化自觉。1997年谭元亨的《客家魂》三部曲问世为标志， 体现客家文学与客家精神的贯通， 甚至改编自该书的12集电视连续剧《客家女》也向海内外热播。台湾方面有林清玄不仅有广受两岸读者欢迎的“菩提”系列散文集， 也有浓郁的乡土情怀和文化关注的作品。正是有郭沫若、 李乔（高雄人）等客籍文学巨匠将客家文化精神融入了文学作品， 客家文化的渗透力日益增强， 以至于台湾的黄子尧编出了《客家台湾文学论》、 《台湾客家文学史概论》等作品， 大陆方面也有《客家文化审美导论》等具有概括性的理论作品问世。可见， 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与现实丰富的客家文化生态， 催生了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探讨， 蓄积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
进入上世纪90年代， 大陆关于客家渊源的大大小小研讨会， 终于在罗香林的理论上有所突破， 有所推进。而1990年， 台湾更成立了台湾客家公共事务委员会， 并发起了“新个客家人”运动。在香港、 台湾发起世界客属恳亲大会， 也终于进入了内地， 在被誉为世界客都的梅州举行。
而后， 双方都紧锣密鼓地把客家大旗挥扬了起来。
1992年， 客语刊物《客家台湾》创刊。
这也是“九二共识”的一年。
1994年， 大陆长篇小说《客家魂》第一部由最大的一个客家省的出版社发行。
1996年， 宝岛客家电视台成立， 首届客家文化节举行。
同年， 大陆的长篇电视连续剧《客家女》开拍， 不久即在中央4台、 8台连播。
1997年， 《客家魂》三部曲全本， 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很快发行到台湾， 引起了“轰动”台湾著名学者罗肇锦称之为“客家诗史”。[2]6-7
同年， 世界台湾客家联合会成立。
……
直到2003年， 在华南理工大学召开了首届海峡两岸客家文学研讨会， 开幕式在广州， 闭幕式则在台北， 由华工客研所与台北客家公共事务委员会合办。
2004年， 广东岭南客家文化节举行， 同时召开了“坚守客家文化的尊严”的研讨会并出版了同名论文集。
这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互动， 并非有组织或有计划的， 完全是出自一种自发与自觉进行的。
对于大陆而言， 对于过去思想箝制， 反“地方主义”等， 来了个拨乱反正， 思想进一步解放， 这才有了客家文化的自觉， 客家文学的勃兴， 与台湾一样， 客家文化节的强化， 正是对时代的极权主义与专制意识的有力反弹。但是， 二者决不是狭隘、 孤立的族群意识的反映， 而是两岸共同的几乎是同步的多元文化的兴起――这也是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所推动的， 当然， 这与多元文化下的身份认同的需要是分不开的。可以说， 多元文化的兴起， 对于全世界而言， 也是一次相应的解放运动， 笔者当年在加拿大、 澳大利亚及欧洲， 有着切身的感受。
毫无疑问， 客家文学并不孤立地存在， 它同样需要文化的认同， 在海峡两岸均是如此， 它不可能自外于民族文化以及世界文化。这点， 客家学者张堂说过：
新一代的客家文学创作者， 已经走出了客家庄， 跨越了族群界线， 开始融入这块大家――不论哪个族群――共同拥有的土地， 昔日挥之不去的悲情意识也促渐远去， 取而代之的已是以‘新个客家人’自勉的觉醒。
而大陆这边， 学者刘正刚在《论客家文学的自觉》也认为：
也只有到了今天， 我才有可能客家文的自。也是史展程中的中之， 是社中的一。它也不一， 即特定的某知分子群、 一批作家理家。而在去， 哪怕是十多年前， 的提出， 至少是不成熟的， 且缺少必要的文材料作充足的。但今天然已不同了， 我不有了大量的明以“客家”的文、 影、 等作品， 而且也有了不少研究客家文的著多的文。一般而言， “文的自”是文理的方面提出的， 但著的推移及的深化， 一特定然已涵了整的文， 包括作理。因此， 客家文的自， 疑囊括了作理方面。 [4]
在两岸同时经历政治上的非常时期后， 两岸客家文学携手半进， 面对着世界历史大变动， 坚守着民族文化的尊严， 不断地超越自我， 推出愈加精彩， 浑厚的作品， 为民族文化的发展竭尽全力。也只有在进一步开放中， 他们的理想才能更为闪光， 他们的才华方可得以充分展现。客家文化的自信也就是这么建立起来了。
二
文学， 代表了一个社会的精神气象、 文学的讨论， 也更多表现了精神领域空间的限制或开放。当文学不再是应制诗， 不再“画地为牢”， 交流方可畅所欲言， 随着华工“海峡两岸客家文学”研讨会首创， 使两岸有了这么一个共同交流的平台， 在当年被视为“破冰之旅”亦不为过。当然， 文学亦可以在重重压迫之下曲折地生长， 国家不幸诗家幸， 但是， 有了“诗家幸”， 一种文化的传统方可以维系、 滋育， 从而改变“国家不幸”。
长篇小说也是如此。
世界上的文化大国， 都把长篇小说视为一个民族的时代标志、 文化标志及至最高的艺术指标， 长篇创作对史诗品格的追求， 可以说是不二法门。虽然我们并不排斥其他不同品格追求的作品。客家人， 其千年的苦旅， 当有相称的“长河小说”以表现。因此， 海峡两岸的客家文学家们， 几乎大都把主要精力， 放在了长河小说的创作上， 呕心沥血。台湾著名小说家庄华堂专门写了篇《写出族群印记――谈客家大河小说中的几个特征》长文， 更把两面主要的大河小说作家进行了对比。
在台湾， 大河小说一般是指篇幅长的， 或多卷的长篇， 不过， 大都在百万言之内， 或三五十万字。如李乔的《寒夜三部曲》、 钟肇政的《台湾三部曲》与《浊流三部曲》等， 而谭元亨的《客家魂》三部曲一下子达近150万字， 则令他们“瞠目结舌”， 认为台湾不曾出现过如此气魄雄阔的大作， 其在台湾产生的轰动， 十多年后仍记忆犹新。庄华堂从几个方面概括这些大河小说的特征。
特征之一， 是抗争精神， 庄华堂只讲了台湾这方面的抗争， 如《台湾人三部曲》中， 从1895年对日本侵略军的反抗， 为保乡卫土揭竿而起， 一直写到日占时期的一连串的农民抗争运动。而李乔的《寒夜三部曲》则集中写保卫农民土地的抗争。但他未能写到《客家魂》的抗争， 那是从晚清反抗帝王统治（可惜， 作者未能把主人公作为共进会领导率众打下南韶连的历史加以展开， 如这样， 革命成功后， 他放弃权位重执教鞭当更为深刻）， 民国反对日军入侵、 官方干预学校， 解放后对“”的讽喻并死节于“”。
特征二， 是移垦社会， 认为钟肇政、 李乔都是正面描写客家人勤劳、 朴实和不怕磨难的“硬颈精神”， 而对《客家魂》则说：这部比《台湾人》与《寒夜》还要长的大河小说， 作者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 却不是客家人迁徙的历史或族群特性──谭元亨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与历史怀抱， 他更关注于社会剧变过程中， 受尽磨难的客家人如何以坚忍不拔的信念与毅力， 为了读书教育的千秋大业而努力以赴。 ②庄华堂《写出族群印记》， 《2010年第三届海峡两岸客家文学研讨会论文集》， 即将由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以《海峡两岸客家文学论（续）》为书名出版。
特征三， 是客家妇女。他认为钟、 李大河小说， “关于客家妇女的描写篇幅占很多， 既感人又迷人”， 女主角“勇敢、 热情”。李乔笔下， 则是“地母”型的。
他则着重提到《客家魂》中媳妇远睛与女儿启慧“感人肺腑”的遭遇。
奇怪的是， 谭元亨并没有像锺理和、 李乔、 锺肇政一样， 描写客家女人劳动的身体和大地之母的形象──《客家女》中不少篇幅， 描写教育世家锺家的第二代两个女人──媳妇远晴与女儿启慧大半生的教育事业。前者在乡下的小学里当老师， 又要在丈夫流放亡命他乡的时候力持家务； 后者是师专的教导主任， 虽然校长是他公公、 教育局长是她的老情人， 但这些社会背景被没有带给她任何好处， 其间， 她被下放到武夷山下的偏远山区， 在物质与经济艰困的情况下， 创办流萤小学， 竖立了另一种客家女人的典型。②无疑的， 在《客家女》中最为动人的人物应是启慧这个女性。她在父亲所创办的师专， 是个负责尽职的教师， 跟县里的教育主管杨双渔谈恋爱， 并为他怀孕生子， 在她大腹便便将生之际， 意外的被流放到岭南的偏远山区， 在山路里生产， 后来儿童不知去向， 她把全部心力放在流萤小学的校务上， 还尽心尽力的照顾穷困山区里的学童， 并且为了救助学童而溺死于洪流中， 读来感人肺腑。
早在上世纪90年代， 上述钟肇政、 李乔等名家的作品， 便已在大陆著名的出版社重版， 而谭元亨的《客家魂》， 则即时发行到了台湾， 在大陆还出现不少盗版， 继这部三部曲之后又一长篇《老圃》， 亦得到颇高的评价。
近年来， 大陆出版的客家长篇小说呈现“井喷”之势， 在《客家魂》之后， 便有项小米的《英雄无语》， 以及温燕霞的《围屋里走出的女人》， 均被改编为电影或电视剧。长篇还有吴尔芬的《雕版》、 《九号房》， 以及《血脉滚滚》、 《战地黄花》等。
无疑， 两岸客家大河小说的出现， 已不独是一种文学现象， 更成了一个文化事件， 当有更大的关注与更深入的研究。
客籍作家大佬钟肇政， 在评价台湾小说时说过： “客家的孤独性， 易言之就是一种无为的、 绝望的、 虚无的心情， 一种暧昧不清的感觉， 那也是贯穿在七等生（作者名）心中（文学）的现代感觉， 它振撼着他的心灵”。 [5]32这一评价， 同样切中当代台湾客家文学中现代主义孤绝主题的意味。其实， 无论在《客家魂》， 还是在《英雄无语》中， 现代主义的意味同样处处可感。《客家魂》的两个时空民国――”的交互， 《英雄无语》中无处不契入的现代评价， 尤其是这两部作品中人性、 人道主义的大声疾呼， 都深深渗透了现代主义的孤独幻灭之感， 深藏于心底的叛逆意识。虽然两岸大河小说展示的地域场景有千差万别， 但彼此间源自于同一族族在迁徙， 变动中的那中迷茫、 孤独但仍顽强地反叛、 抗拒的情感， 却是再明白不过的现代主义主题。
其实， “客家式”的主题， 与现代主义主题的相通， 正是大河小说充分体现出来的， 早在《客家圣典》中， 就列举了一系列的“客家命题”： 宿命与使命， 主客意识与边缘地位、 守成与开拓、 返朴归真与异化换气、 换气与沉沦、 归化与孤独， 还有贵族观念与平民思想……“在时空两大方面均无法守常之际， 势必产生戏剧化的冲突”[6]147――而这， 正是催生、 激活大河小说诉历史与心理的动因。
因此， 当我们的大河小说在推动“武夷山――淡水河对话”之际， 我们当有更多的层面， 展开大河小说的讨论， 不独是传统文化， 也不仅仅是现代主义主题， 而是有更多的视角， 更多的理论依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庄华堂的文章开了一个好头。也许会有人觉得作家写论文， 似乎学术意味不足， 可作家的文学感觉， 却是要比学者强得多， 从而更有力地导向深入的、学术化的讨论， 而这正是大家所企望的。
三
时下谈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 似乎已经有点隔膜了。前边讲到的两岸客家的大河小说， 除开讲到其族群特征外， 更多地谈到的却已是现代主义了。小说在其演进过程中， 尤其是史诗化的大河小说， 自然与当代诗歌的现代主义嬗变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也是一种必然， 不仅仅是体裁与形式上必然， 也是历史与现实之必然。
但有一种体裁， 却是无论如何与现实主义切割不开的。这便是纪实文学， 大陆有时也叫作报告文学、 历史报告等等。这一体裁， 无论如何， 是不可以脱离现实， 甚至要与现实纤毫不爽， 不包含有魔幻、 超越之类现代主义手法。
在大陆改革开放之际， 正是报告文学， 在以其铁血一般的事实真相的揭露， 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的， 把“”以及“反右”等等惨痛的历史， 逐渐披露了出来， 从而引发深刻的历史反思， 推动了文化界的思想解放。可以说， 这一题材是应运而生的， 其产生的效应， 也是前所未有的。尽管后来有着这样那样的曲折， 大陆报告文学在思想解放上功不可没。客家文化也是如此。
同样， 在同一个年代台湾的“解严”， 与大陆一样， 也催生了一批鞭辟入里、 发人深思的报告文学， 对当年的“二.二八”事件与50年代的白色恐怖， 予以深入的调查、 无情的鞭挞， 这些报告文学， 对推动台湾的民主进程、 根除独裁统治， 发挥了不可抹煞的重大作用。
在回忆这“解冻”时刻， 两岸各自有两位客籍作家， 不约而同地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他们便是闽籍永定的， 现任中国作家出版集团老总、 著名纪实文学作家张胜友， 而对岸， 则是来自台湾客家县苗粟、 祖籍广东镇平的著名作家蓝博洲。镇平与永定， 山水相连， 是近邻。
张胜友尚在中学之间， 便遭遇了被称之为“十年浩劫”的“”， 不得不缀学回乡， 修理工球“十载”， “”结束， 方得以进入大学深造， 期已是而立之年了。他以报告文学闻名于世， 写的最多也是报告文学， 有《世界大串连》、 《历史的抉择》等等。这里仅以他的《历史沉思录》为重心， 看他锋芒所向的是什么。这篇报告文学的副标题为“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连二十周年祭”。文中写到数20万红卫兵因当年的迷狂， 聚集到了仅能容几千人的茨坪， 粮食告馨， 且严寒已至， 甚至脑膜炎在传染……病死的、 冻死的、 摔死的， 已很难统计。而当日活下来的， 旋即又失去了一切， 几千万学生被驱赶下乡， 成了一个历史名词“知识青年”， 而在“斗天斗地”中， 又有多少年轻的生命寂灭了？！终于， “四.五”爆发了， 他们觉醒了， 可立刻便被镇压了下去。文地写到一位黎莲的红卫兵司令， 因为产生了怀疑， 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被判了死刑， 临刑前， 竟被生生地割掉了肾……
这是一代人的命运， 而张胜友是亲历者、 亲见者、 亲闻者。
这种惨烈， 在对岸蓝博洲的笔下， 丝毫不减。在他的《幌马车之歌》中， 参加过抗日、 反抗腐败政权的钟浩东被张榜处决后， 他的老母亲因不识字， 不曾从报上读到儿子被杀的消息， 当小儿子将哥哥的骨灰盒捧回家时， 母亲问是什么， 小儿子只能说“是佛祖的骨灰”， 老母亲竟频频点头： “这样子好！这样子好。”一直到死， 母亲都不知儿子已经离开人间。这一报告文学后被改编为报告剧与电影， 评为《联合文学》1991年十大好书第一名， 蓝博洲在1987年发表的《从安琪那到普罗》一文中说到， “我清楚地看到， 老一代的台湾民主斗士， 具有目前新生代所缺乏的开放的胸襟， 和对理想的执着； 在统独的路上， 一生血泪抗争所凝聚的智慧， 更使他们不会因为客观情势一时的消长而迷失。”
以上， 仅谈到两岸各自一位报告文学作家， 其实， 如大家所知， 还有更多， 包括不少作家， 也同样写有震聋发聩的报告文学， 如谭元亨的《雷区1988》、 《毁誉》等。都对两岸分离， 便仍同样演绎的一部历史悲剧， 有看更为深沉的思考。
在两岸的历史变迁中， 报告文学文学是发挥了异乎寻常的重大作用， 为时代也为历史， 留下了清晰的， 翔实的， 同样也是殊为珍贵的文字记录， 我们相信， 若干年后， 它们当堪比《史记》， 以其信史的资格， 存留在我们民族的史册中。
半个世纪， 乃至一个世纪――如果我们追溯到更远的过去， 无论是张胜友， 还是蓝博洲， 他们记录下的历史迷狂， 时代悲剧以及一批又一批为理想， 为民主与科学， 为国家的统一， 同样， 也为客家这一族群的正名与崛起牺牲的仁人志士， 都将是不可泯灭的， 并且为淬炼未来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一如著名思想家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所说： “在阶级斗争中， 优美的精神的东西不是以战利品必然归于胜利都那样的方式而出现的。在这场斗争中， 它们表现为勇气、 幽默、 诡黠和坚韧等品质。它们追溯既往， 不断对统治者的每一个胜利――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加以质疑。”[7]
可以说， 两岸客家报告文学， 正是对曾有的或现行的一切所加以的一个大大的质疑， 它指向的不独独是理想主义， 而是人类包括每一个族群的生存状况， 是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所谓的现实主义传统， 或者批判现实主义， 不仅仅是一种批评的名称与符号， 而是渗透在我们血脉中的勇气、 眼光与正义！
四
无情历史， 有情文学， 只有文学， 方可以在冷酷的历史之外添加几分温情， 几分暖色， 海峡两岸的客家文学， 在分离中始终拥抱的是同一个愿景， 在冰裂里永远在企盼着生命的暖流。大河小说如此， 纪实文学如此， 其他如诗歌、 散文， 当然， 还有民间文学也是如此。这次研讨会中， 台湾学者对台湾的客家情歌、 童谣、 诗文， 都不乏精辟的分析， 由于篇幅所限， 本文就不一一列举了。
而从引入到文学批评的理论上， 更有文学人类学、 跨文化传播等理论， 丰富了我们的学识， 也打开更广阔的思路。几十年来， 两岸社会语境中， 由于个人功能的丧失， 从而令文学成为了“应制诗”之类的传声筒式的“为政治服务”的齿轮与螺丝钉， 只有群体或集体的情感而不允许个人或“自我”在作品中表现， 直到两岸几乎同时的开放与“解严”， 这才重新恢复了文学的人学主题， 强调文学的人道主义本质， 重建人的尊严， 虽然各自在这些上面至今仍有程序上的不同乃至认识上的差距， 但大趋势总是不可逆转的。人们不难记起， 上世纪80年代初， 有多少作品为修复与弥补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 尤其是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召唤人的价值复归而疾呼。《读书》中当年的头条《人的太阳的升起》仍历历在目。虽说有过对周扬关于人道主义理论的批判， 但不久已不复再有谁提起， 因为太不得人心了。
通过两岸客家文学的交流、 比较， 我们更加深信， 两岸人民， 包括两岸客家人、 客籍作家， 毕竟是同根同源同音， 也同一命运。在以华夏文化为主导， 以汉语（客家话被台湾学者视为“最后期的古汉语”）为载体的强力传播场域中， 纵然被隔断、 被疏离、 被压抑、 被边缘化， 也不能完全割裂掉其文脉、 血脉， 最终会重新走到一起， 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大陆的新时期， 台湾的“解严”后， 双方各自渐渐强化的开放与包容的文化心态， 当更进一步促进客家文化及文学更为广泛， 更为深入的对话与交流， 最终使客家文学两岸的互动、 共生， 形成良性的生态。这正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 是宿命， 也是使命――无可回避的又一个客家命题。
参考文献：
[1]张铭清， 谢清果. 闽台关系中的客家文化核心竞争力初探[EB/OL]. （ 2012-08-03）[2013-02-20] http： // fjql. org/xsyj/456. htm.
[2]（台湾）罗肇锦. 长诗一般的岁月[J]. （台湾） 客家， 1998（2）： 6-7.
[3]张堂. 客家文学V. S客家社会――台湾客家文化中所反映的社会关系 [M]//黄恒秋. 客家书写. 台北： 爱华出版社， 2001： 218-293.
[4]刘正刚. 论客家文学的自觉[M]//谭元亨. 海峡两岸客家文学论. 香港： 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 2006： 3-13.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6-0179-02
赵佗作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其对社会发展的历史地位不容置疑；客家文化作为我国重要的社会文化之一，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引导者客家民系群众的社会发展；赵佗与客家文化有着深远的渊源，研究赵佗与客家文化就显得必然，下文分几个方面对此进行阐述。
一、关于赵佗的研究
关于赵佗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代表观点：
1.章子繁的观点
章子繁认为赵佗是第一个在越南称帝的中国人，他在《第一个在越南称帝的中国人》中写道“越南，与中国山水相连，鸡犬相闻，它世代受汉文的浸润，历史上，曾长期受中国朝廷的辖属或保护。第一个在越南称帝的中国人远在秦汉时代，此人堪称世界范围内最长寿的帝王——他就是赵佗”[1]。
2.赵明信的观点
赵明信更专注与赵佗的政治地位研究，他认为赵佗是秦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杰出的爱国将领。赵佗是最早在广大岭南地区确立政权，是岭南地区最早的“客家人”的组织者，是秦朝统一以来最早成功地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民族亲和政策的杰出政治家，是最早传播中原文化和先进生产力、开发岭南的伟大先驱[2]。
3.吴木的观点
吴木也认为赵佗是“开发岭南第一功臣”。他在《赵佗征戍南越及称王年代探讨》一文中写道：秦朝时，赵佗参与统一岭南的军事行动，任南海郡龙川令，行南海尉事，建立南越王国；汉朝时，两度归汉，使中国金瓯完整。他在百越地区奋斗一生，引领百越地区走向文明。然而，赵佗征戍南越，任龙川令，自称南越武王等时间、年代，史籍多略而不载，或所记相互矛盾，后世史学家众说不一，甚至得出错误判断。就上述问题，吴木查阅了史籍资料，进行了探讨，就赵佗“处粤四十九年”考、赵佗有无参与首次攻越、赵佗任龙川令的时间、赵佗自称南越武王之年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3]。
4.朱风祥的观点
朱风祥认为，秦援之际对峥南地区的开发，赵佗超过不可忽视的作用。他“和辑百越”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弹合了疆越之间的民族债痕；他把先进的中原盘化和生产技术带到岭南，促进了岭南经济的开发和汉越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发展赵佗经略岭南的经验，后世帝王在处理民族矛盾和协调民族关系时，也多所采纳。朱风祥认为赵佗对岭南的措施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让越人参政；第二，尊重越人习俗；第三，鼓励汉人和越人通婚；第四，止越人“好相攻击”之俗[4]。
5.李翰的观点
李翰以三大书证和三大物证来表述自身的观点，认为说“赵佗是开发岭南的第一人”是犯了“前不见古人”之错，无视南粤先民的创造力和贡献。南越王赵佗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对整合和开发岭南地区有很大的贡献，无可置疑；但是，把他说成“是开发岭南第一人”，就有“英雄创造历史”之嫌[5]。
二、关于客家文化的研究
我国关于客家文化的研究比较多，但比较分散，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1.丘菊贤的观点
丘菊贤对客家研究的缘起进行了论述。客家先民，中国正史称中原汉人，客家先民多是客家学人撰文时常用的称谓。由于古代中国腹区即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多次受边塞少数民族的入侵和骚扰及天灾战祸等原因，被迫多次向南方迁徙。根据历史记述，客家先民大规模南迁有过若干次，北宋末和元末明初两次超过300万之众；迁移时间跨度，若从西晋末开始到元明之际为止，已超越千年之久。其认为客家研究全面开展的三次风暴和一次高潮进行阐述，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客家文化以及梅州客家文化进行了论述[6]。
2.蒋武生的观点
蒋武生的观点有四个方面：
关于地域文化研究和建设的基本原则的问题。其认为文化以流域论，这已经是基本常识。就客家文化而言，无非就是研究四条流域或四条江河的客家文化，即以梅州为代表的梅江流域客家文化，以赣州为代表的赣江流域客家文化，以汀州为代表的汀江流域客家文化，以河源为代表的东江流域客家文化。前三条流域或三条江的客家文化研究，已经形成丰硕的成果，梅州是世界客都，赣州是客家摇篮，汀州是客家首府，这些城市名片已经为社会所认同，为全球客家族群所认同。
关于东江客家文化研究目标和文化品牌打造的问题。其认为世界客属大会是全球客家人的盛会，也是客家文化研究成果为全球客家族群认同的最好平台。因此，凡世界客属大会举办城市，都十分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展示一批客家文化研究成果，从而得到参会客家乡亲肯定。如上所述，梅州世界客都、汀州客家首府、龙岩客家祖地、赣州客家摇篮等等城市名片，之所以叫响，得益于其理论研究和世客会的认可。
关于赵佗是岭南人文始祖和岭南客家先祖的问题。其认为研究岭南文化历史，如何评价南越国开创者和奠基人赵佗其从其事，始终是无法回避的问题。赵佗已经盖棺2000多年了，可谓千古功过，任凭后人评说。翻检历史典籍，后人对其评价，长期以来存在相悖的两种意见。一种是否定观点，对赵佗的历史贡献持否定态度，历代封建文人持此观点较多。另一种是肯定观点，可称之为功臣论或先驱论。现在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普罗大众，都不会否认赵佗开发岭南的功绩彪炳千秋，这一点没有异议，但是仍然缺乏高度。
关于祭祀赵佗与佗城保护开发的问题。明确提出赵佗是岭南人文始祖和岭南客家先祖，既是对赵佗经略岭南巨大贡献的高度肯定，也是大客家文化品牌建设的现实需要，更是客家文化理论研究创新之举。当前，除了继续进行学术理论论证之外，还要在实际操作层面，围绕祭祀赵佗和佗城保护开发问题，做好总体规划与具体策划，虚功实做，实功真做，逐步推进[7]。
3.高惠冰的观点
高惠冰认为：客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颇具特色的客家文化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近年来，文学界、史学界、艺术界、新闻媒体以及客家地区的党政部门等社会各界对客家文化倾注了较大的热情，促进了客家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在客家文化研究中，有对客家族群迁徙和传播的研究，有对客家文学的研究和创作，有对客家语言的研究，有对客家人的生活习俗、居屋建筑、教育情况等的研究，取得不少的成果。然而，目前较多的仍处于较表层的感性化的研究，并带有浓重的感彩。要使客家文化研究更深入发展，必须在此基础上以更开阔的视野从更高的层面及不同的角度加以研究。客家文化的研究要进一步深化，不仅要研究客家文化的历史渊源、客家文化的发展历程，还要研究客家文化今后的发展趋势；不仅要研究客家文化的内涵和特点，还要研究客家文化负面的扬弃问题；不仅要从纵的方面研究客家的历史，也要从横的方面研究客家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关系[8]。
4.徐维群的观点
徐维群对客家文化产业的发展颇有研究。其认为：文化产业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对优化产业结构，推进城市进程、拓宽就业空间，提高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等将发挥积极作用。客家文化内涵丰富、是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汉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体，具有质朴无华的风格，务实避虚的精神和反本追源的气质。其内容既有静态的历史文物遗迹，姓氏宗族文化，民居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又有动态的民俗文化、民间工艺、民间文艺等，非常丰富多彩。海峡两岸，客家区域都把客家文化作为一个响亮的经济品牌进行开发和经营，因此，挖掘客家文化资源，开发客家文化产业，把客家文化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以客家文化带动客家经济的发展，对促进客家地区的发展无疑是一条良好的发展路径。同时。开发客家文化产业已成为世界客家人的共识和内在需要。也是客家文化对世界经济作出贡献的最好途径之一。
客家文化产业发展如火如荼，形式多样的客家文化产业正为客家地区的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发展中我们也看到一些问题，诸如，开发中，出现文化与经济两张皮；发展规划显得分散、混乱；产业形式单一，品种质量在低层次徘徊，创新性独特性不足；经营上缺少市场运作观念，营销手段简单，品牌意识淡薄；区域合作不够，单打作战或重复建设等问题。实践上的误区与理论上的研讨不深入是相关联的。只有对发展的规律、路径进行深入的思考才能寻找到制约发展的瓶颈。徐维群试图从分析客家文化产业的特性为起点。对客家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几种关系：文化与经济、文化资源类型与产业形式、政府主导与市场主体、区域合作与地方特色等关系．进行学理上的思考，旨在能探索客家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律，促进客家文化产业形成良好的发展态势[9]。
三、关于赵佗与客家文化的研究
纵观古今，有不少学者研究赵佗，也有不少学者研究客家文化，然把赵佗与客家文化融合起来研究的却不多，翻阅有关文献，主要的代表观点有：
1.卢建平的观点
客家人是汉族的一支民系，本文通过大量史实和史料论证客家民系与广东省内的广府、潮汕民系同根同源；而且着重论述客家民系的形成与秦始皇时南下的赵佗、秦军没有任何关系，赵佗他们既不是龙川客家的祖先，更不是全世界八千万客家人的祖先。
客家民系源自中原，根在河洛，与广东的广府人、潮汕人同种、同根、同源、是汉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赵佗在龙川主政，在广州立南越王国，对的南越开发功不可没。人们可以记念他，但不能迷信他，不能将他当戍祖先来顶礼膜拜，更不能据此就将他当戌自己的祖先。
客家人是来自中原的汉族，赵佗及秦军也是中原的汉族人，但与客家民系的形成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龙川是“古邑”，但不是“客家古邑”，因为在江西、福建、广东的纯客家县中，客家人居住的历史比龙川长的县，比比皆是。大量的史实和史料证明，把赵佗当戍客家人的先祖的观点是荒谬的，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是经不住历史的检验的[10]。
2.张荣芳的观点
张荣芳认为，秦代“谪遣戍”之民确有一部分为客家先民。
河源包括龙川，是客家古邑，这是实至名归的。为什么？有三个理由：第一，秦代龙川县的辖地，按今天广东的文化区域划分，有潮汕民系，有客家民系，但主要是客家民系。客家文化分布与秦代龙川县所辖的粤东、粤中、粤北范围基本一致。从这一点上说，龙川是客家先民生活、繁衍之地。因此，将龙川称之为客家古邑是名正言顺的。河源，属于古龙川之地；现在，龙川又在河源市的范围之内，所以说河源是客家古邑，也是实至名归的。
第二，秦代“谪遣戍”之民确有一部分为客家先民。唐代翰林学士韦昌明所撰之《越井记》碑记，碑文说明几个问题：到唐代时，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这四家之民“实与越井相终始”，即都是秦徙民。据新编《龙川县志》载，赵、韦、官、任四姓居民是第一代进入龙川并与当地南越人杂处的中县人；唐代的龙川，已形成客家民系。
第三，龙川县的建立以及赵佗在此地经营开发，为客家先民和以后形成的客家人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11]。
3.杨鹤书的观点
杨鹤书认为，在龙川、东江、粤东一带，赵佗所率军民与当地的蛮夷山越互化，成为最初的一批客家先民。随后各个时期，中原陆续迁来的移民与蛮夷后裔、瑶族、畲族等融合成客家先民，最后大部分成为客家人。
龙川建县于2000年前，占有东江中上游及粤东北广大地区，为客家先民赢得了大片落脚生根之地，说其为“客家古邑”实至名归。
作为岭南有史记载的首任龙川县令，赵佗倡导的“和辑（集）百越”和“以越杂处”的政策，在统一治理岭南和最早的一支客家先民形成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广州一带的秦军民与当地古越族，主要是壮、侗语族的一些分支融合为广府人的先民。而龙川、东江一带与百越族，主要是苗、瑶语族的另一些分支融合，成为客家先民的一部分。
“客家人的来源也是多元的，同样存在同源异流和异源合流的形式，最终形成客家人。”杨鹤书引韦昌明《越井记》一文为例证：“秦徙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而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陕中人来此，已三十五代矣。”以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访谈法之年代计算法，一代以25年计，35代计为875年左右。从唐代上溯800多年正是秦朝时期。这支中县之民，正是客家先民。
4.曾汉祥的观点
曾汉祥认为，广东是几千年来中原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也是中国海外移民的主要出发地之一。广东省的三大民系：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其主体都是中原的移民，不过是大批到达广东的时间有所不同而已。包括龙川在内的河源，在广东移民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河源在客家移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原向广东移民，从古至今持续不断。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是在秦朝。这次移民可说是军事移民。任嚣、赵佗所率领的几十万大军可以说是广东省第一批中原移民，因为他们驻防和管辖的范围主要在今珠江三角洲、东江流域和粤东沿海一带，可以说他们就是现在的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三大民系最早的先民。赵佗还上书朝廷，要求派3万名妇女到岭南，朝廷结果派来1.5万名女子。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向岭南的纯女性移民，对于中原民众在龙川以至岭南一带的繁衍生息具有重大意义。赵佗后来任南海尉，之后又自立为南越王，影响更扩大到全广东，所以说赵佗所率领的秦朝几十万大军是广东三大民系的先民，可以说是有史为证。
对有人认为宋以前南迁的中原人不算客家人这一说法，曾汉祥表示不同意。他认为，如果说客家人是宋朝时才大批从闽西到达龙川和河源的，之前到达龙川和河源的中原人不能算是客家人或客家先民的话，赵佗就被排斥在外，那客家人的骄傲——张九龄也同样不能算是客家人，全世界的客家乡亲在感情上是很难接受的。
5.江铁军的观点
江铁军认为，50万秦朝南下大军中的大部分中原人最后发展为闽、粤、赣客家先民，小部分成为广府先民、潮汕先民。
客家迁徙史上的第一徙落在了龙川。龙川是南越王赵佗的兴王地，也是客家族群的发祥地。赵佗最初在龙川的数年就是客家先民发祥之时。古龙川地跨粤中、粤北、粤东、赣南、闽西、闽南等地带，留驻在这里的将士兵卒及其家属，成了最早的客家先民。所以，河源是客家人最早居住的地方，是名副其实的客家古邑，是客家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也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惠州、河源、深圳、广州、韶关、潮州、海陆丰客家与梅州客家实为一整体。
四、简要评论与研究展望
关于赵佗的研究，学者主要侧重于赵佗的历史地位的研究，如是否是第一个在越南称帝的中国人，其作为远在秦汉时代著名的政治家的地位，是否是最早传播中原文化和先进生产力、开发岭南的伟大先驱，其作为“开发岭南第一功臣”的论断，是否是开发岭南的第一人等问题。
关于客家文化的研究，学者的研究非常零散，主要有客家研究的缘起、关于地域文化研究和建设的基本原则的问题、关于东江客家文化研究目标和文化品牌打造的问题、研究客家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客家文化产业、客家精神品格、民俗学与客家文化等。
关于赵佗与客家文化的研究，学者研究的比较少，侧重点主要是赵佗与客家文化关系的论证、秦代“谪遣戍”之民有一部分为客家先民、赵佗所率驻戍龙川军民应是客家民系最早先民、赵佗所率移民为广潮客民系最早先民、客家迁徙史上的第一徙落在龙川、客家人文精神始于赵佗、赵佗使龙川率先具备了岭南文化三大形态等。
综上所述，赵佗与客家文化的研究方面呈现不全面、不深入、不系统的“三不”特点，研究内容单一，尤其是缺乏将赵佗与客家文化相结合的研究，这也正是此研究的不足之处。
因此，笔者认为，要深入、全面、系统地研究赵佗与客家文化的研究，需要研究的东西很多，难度也比较大，必须首先建立科学的研究体系，有目的和针对性地开展研究，才能使对赵佗与客家文化的研究到位。
研究赵佗与客家文化，首先要深入理解客家文化的内涵与外延，脱离了这个内涵与外延，研究就会偏离主题。要研究赵佗与客家文化的关系，必须针对客家文化的每一个内涵及外延来探讨和研究赵佗对此的影响既意义，这样才能把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展开研究，才能挖掘两者的深层关系和相互影响力。
参考文献：
[1]章子繁.第一个在越南称帝的中国人[J].档案与社会，2009，（1）.
[2]赵明信.两千年前的“南下干部”赵佗[J].当代人客博，2009，（5）：76-77.
[3]吴木，赵佗征戍南越及称王年代探讨[J].广东史志视窗，2011，（1）：47-48.
[4]朱风祥.论赵佗经略岭南的作用[J].洛旧师范学院学报，2002，（2）：84-85．
[5]李翰.赵佗是开发岭南第一人吗？[J].广东史志视窗，2007，（2）：57-58.
[6]丘菊贤.客家研究综述[J].嘉应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97，（3）：95-101．
[7]蒋武生.关于东江流域客家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N].河源晚报，2010-05-18．
[8]高惠冰.对客家文化研究的几点思考[J].文化视野，2008，（2）：6-10．
一、关于赵佗的研究
关于赵佗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代表观点：
1.章子繁的观点
章子繁认为赵佗是第一个在越南称帝的中国人，他在《第一个在越南称帝的中国人》中写道“越南，与中国山水相连，鸡犬相闻，它世代受汉文的浸润，历史上，曾长期受中国朝廷的辖属或保护。第一个在越南称帝的中国人远在秦汉时代，此人堪称世界范围内最长寿的帝王——他就是赵佗”[1]。
2.赵明信的观点
赵明信更专注与赵佗的政治地位本文由收集整理研究，他认为赵佗是秦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杰出的爱国将领。赵佗是最早在广大岭南地区确立政权，是岭南地区最早的“客家人”的组织者，是秦朝统一以来最早成功地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民族亲和政策的杰出政治家，是最早传播中原文化和先进生产力、开发岭南的伟大先驱[2]。
3.吴木的观点
吴木也认为赵佗是“开发岭南第一功臣”。他在《赵佗征戍南越及称王年代探讨》一文中写道：秦朝时，赵佗参与统一岭南的军事行动，任南海郡龙川令，行南海尉事，建立南越王国；汉朝时，两度归汉，使中国金瓯完整。他在百越地区奋斗一生，引领百越地区走向文明。然而，赵佗征戍南越，任龙川令，自称南越武王等时间、年代，史籍多略而不载，或所记相互矛盾，后世史学家众说不一，甚至得出错误判断。就上述问题，吴木查阅了史籍资料，进行了探讨，就赵佗“处粤四十九年”考、赵佗有无参与首次攻越、赵佗任龙川令的时间、赵佗自称南越武王之年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3]。
4.朱风祥的观点
朱风祥认为，秦援之际对峥南地区的开发，赵佗超过不可忽视的作用。他“和辑百越”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弹合了疆越之间的民族债痕；他把先进的中原盘化和生产技术带到岭南，促进了岭南经济的开发和汉越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发展赵佗经略岭南的经验，后世帝王在处理民族矛盾和协调民族关系时，也多所采纳。朱风祥认为赵佗对岭南的措施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让越人参政；第二，尊重越人习俗；第三，鼓励汉人和越人通婚；第四，止越人“好相攻击”之俗[4]。
5.李翰的观点
李翰以三大书证和三大物证来表述自身的观点，认为说“赵佗是开发岭南的第一人”是犯了“前不见古人”之错，无视南粤先民的创造力和贡献。南越王赵佗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对整合和开发岭南地区有很大的贡献，无可置疑；但是，把他说成“是开发岭南第一人”，就有“英雄创造历史”之嫌[5]。
二、关于客家文化的研究
我国关于客家文化的研究比较多，但比较分散，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1.丘菊贤的观点
丘菊贤对客家研究的缘起进行了论述。客家先民，中国正史称中原汉人，客家先民多是客家学人撰文时常用的称谓。由于古代中国腹区即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多次受边塞少数民族的入侵和骚扰及天灾战祸等原因，被迫多次向南方迁徙。根据历史记述，客家先民大规模南迁有过若干次，北宋末和元末明初两次超过300万之众；迁移时间跨度，若从西晋末开始到元明之际为止，已超越千年之久。其认为客家研究全面开展的三次风暴和一次高潮进行阐述，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客家文化以及梅州客家文化进行了论述[6]。
2.蒋武生的观点
蒋武生的观点有四个方面：
关于地域文化研究和建设的基本原则的问题。其认为文化以流域论，这已经是基本常识。就客家文化而言，无非就是研究四条流域或四条江河的客家文化，即以梅州为代表的梅江流域客家文化，以赣州为代表的赣江流域客家文化，以汀州为代表的汀江流域客家文化，以河源为代表的东江流域客家文化。前三条流域或三条江的客家文化研究，已经形成丰硕的成果，梅州是世界客都，赣州是客家摇篮，汀州是客家首府，这些城市名片已经为社会所认同，为全球客家族群所认同。
关于东江客家文化研究目标和文化品牌打造的问题。其认为世界客属大会是全球客家人的盛会，也是客家文化研究成果为全球客家族群认同的最好平台。因此，凡世界客属大会举办城市，都十分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展示一批客家文化研究成果，从而得到参会客家乡亲肯定。如上所述，梅州世界客都、汀州客家首府、龙岩客家祖地、赣州客家摇篮等等城市名片，之所以叫响，得益于其理论研究和世客会的认可。
关于赵佗是岭南人文始祖和岭南客家先祖的问题。其认为研究岭南文化历史，如何评价南越国开创者和奠基人赵佗其从其事，始终是无法回避的问题。赵佗已经盖棺2000多年了，可谓千古功过，任凭后人评说。翻检历史典籍，后人对其评价，长期以来存在相悖的两种意见。一种是否定观点，对赵佗的历史贡献持否定态度，历代封建文人持此观点较多。另一种是肯定观点，可称之为功臣论或先驱论。现在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普罗大众，都不会否认赵佗开发岭南的功绩彪炳千秋，这一点没有异议，但是仍然缺乏高度。
关于祭祀赵佗与佗城保护开发的问题。明确提出赵佗是岭南人文始祖和岭南客家先祖，既是对赵佗经略岭南巨大贡献的高度肯定，也是大客家文化品牌建设的现实需要，更是客家文化理论研究创新之举。当前，除了继续进行学术理论论证之外，还要在实际操作层面，围绕祭祀赵佗和佗城保护开发问题，做好总体规划与具体策划，虚功实做，实功真做，逐步推进[7]。
3.高惠冰的观点
高惠冰认为：客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颇具特色的客家文化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近年来，文学界、史学界、艺术界、新闻媒体以及客家地区的党政部门等社会各界对客家文化倾注了较大的热情，促进了客家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在客家文化研究中，有对客家族群迁徙和传播的研究，有对客家文学的研究和创作，有对客家语言的研究，有对客家人的生活习俗、居屋建筑、教育情况等的研究，取得不少的成果。然而，目前较多的仍处于较表层的感性化的研究，并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要使客家文化研究更深入发展，必须在此基础上以更开阔的视野从更高的层面及不同的角度加以研究。客家文化的研究要进一步深化，不仅要研究客家文化的历史渊源、客家文化的发展历程，还要研究客家文化今后的发展趋势；不仅要研究客家文化的内涵和特点，还要研究客家文化负面的扬弃问题；不仅要从纵的方面研究客家的历史，也要从横的方面研究客家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关系[8]。
4.徐维群的观点
徐维群对客家文化产业的发展颇有研究。其认为：文化产业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对优化产业结构，推进城市进程、拓宽就业空间，提高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等将发挥积极作用。客家文化内涵丰富、是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汉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体，具有质朴无华的风格，务实避虚的精神和反本追源的气质。其内容既有静态的历史文物遗迹，姓氏宗族文化，民居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又有动态的民俗文化、民间工艺、民间文艺等，非常丰富多彩。海峡两岸，客家区域都把客家文化作为一个响亮的经济品牌进行开发和经营，因此，挖掘客家文化资源，开发客家文化产业，把客家文化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以客家文化带动客家经济的发展，对促进客家地区的发展无疑是一条良好的发展路径。同时。开发客家文化产业已成为世界客家人的共识和内在需要。也是客家文化对世界经济作出贡献的最好途径之一。
客家文化产业发展如火如荼，形式多样的客家文化产业正为客家地区的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发展中我们也看到一些问题，诸如，开发中，出现文化与经济两张皮；发展规划显得分散、混乱；产业形式单一，品种质量在低层次徘徊，创新性独特性不足；经营上缺少市场运作观念，营销手段简单，品牌意识淡薄；区域合作不够，单打作战或重复建设等问题。实践上的误区与理论上的研讨不深入是相关联的。只有对发展的规律、路径进行深入的思考才能寻找到制约发展的瓶颈。徐维群试图从分析客家文化产业的特性为起点。对客家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几种关系：文化与经济、文化资源类型与产业形式、政府主导与市场主体、区域合作与地方特色等关系．进行学理上的思考，旨在能探索客家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律，促进客家文化产业形成良好的发展态势[9]。
三、关于赵佗与客家文化的研究
纵观古今，有不少学者研究赵佗，也有不少学者研究客家文化，然把赵佗与客家文化融合起来研究的却不多，翻阅有关文献，主要的代表观点有：
1.卢建平的观点
客家人是汉族的一支民系，本文通过大量史实和史料论证客家民系与广东省内的广府、潮汕民系同根同源；而且着重论述客家民系的形成与秦始皇时南下的赵佗、秦军没有任何关系，赵佗他们既不是龙川客家的祖先，更不是全世界八千万客家人的祖先。
客家民系源自中原，根在河洛，与广东的广府人、潮汕人同种、同根、同源、是汉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赵佗在龙川主政，在广州立南越王国，对的南越开发功不可没。人们可以记念他，但不能迷信他，不能将他当戍祖先来顶礼膜拜，更不能据此就将他当戌自己的祖先。
客家人是来自中原的汉族，赵佗及秦军也是中原的汉族人，但与客家民系的形成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龙川是“古邑”，但不是“客家古邑”，因为在江西、福建、广东的纯客家县中，客家人居住的历史比龙川长的县，比比皆是。大量的史实和史料证明，把赵佗当戍客家人的先祖的观点是荒谬的，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是经不住历史的检验的[10]。
2.张荣芳的观点
张荣芳认为，秦代“谪遣戍”之民确有一部分为客家先民。
河源包括龙川，是客家古邑，这是实至名归的。为什么？有三个理由：第一，秦代龙川县的辖地，按今天广东的文化区域划分，有潮汕民系，有客家民系，但主要是客家民系。客家文化分布与秦代龙川县所辖的粤东、粤中、粤北范围基本一致。从这一点上说，龙川是客家先民生活、繁衍之地。因此，将龙川称之为客家古邑是名正言顺的。河源，属于古龙川之地；现在，龙川又在河源市的范围之内，所以说河源是客家古邑，也是实至名归的。
第二，秦代“谪遣戍”之民确有一部分为客家先民。唐代翰林学士韦昌明所撰之《越井记》碑记，碑文说明几个问题：到唐代时，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这四家之民“实与越井相终始”，即都是秦徙民。据新编《龙川县志》载，赵、韦、官、任四姓居民是第一代进入龙川并与当地南越人杂处的中县人；唐代的龙川，已形成客家民系。
第三，龙川县的建立以及赵佗在此地经营开发，为客家先民和以后形成的客家人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11]。
3.杨鹤书的观点
杨鹤书认为，在龙川、东江、粤东一带，赵佗所率军民与当地的蛮夷山越互化，成为最初的一批客家先民。随后各个时期，中原陆续迁来的移民与蛮夷后裔、瑶族、畲族等融合成客家先民，最后大部分成为客家人。
龙川建县于2000年前，占有东江中上游及粤东北广大地区，为客家先民赢得了大片落脚生根之地，说其为“客家古邑”实至名归。
作为岭南有史记载的首任龙川县令，赵佗倡导的“和辑（集）百越”和“以越杂处”的政策，在统一治理岭南和最早的一支客家先民形成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广州一带的秦军民与当地古越族，主要是壮、侗语族的一些分支融合为广府人的先民。而龙川、东江一带与百越族，主要是苗、瑶语族的另一些分支融合，成为客家先民的一部分。
“客家人的来源也是多元的，同样存在同源异流和异源合流的形式，最终形成客家人。”杨鹤书引韦昌明《越井记》一文为例证：“秦徙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而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陕中人来此，已三十五代矣。”以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访谈法之年代计算法，一代以25年计，35代计为875年左右。从唐代上溯800多年正是秦朝时期。这支中县之民，正是客家先民。
4.曾汉祥的观点
曾汉祥认为，广东是几千年来中原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也是中国海外移民的主要出发地之一。广东省的三大民系：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其主体都是中原的移民，不过是大批到达广东的时间有所不同而已。包括龙川在内的河源，在广东移民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河源在客家移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原向广东移民，从古至今持续不断。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是在秦朝。这次移民可说是军事移民。任嚣、赵佗所率领的几十万大军可以说是广东省第一批中原移民，因为他们驻防和管辖的范围主要在今珠江三角洲、东江流域和粤东沿海一带，可以说他们就是现在的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三大民系最早的先民。赵佗还上书朝廷，要求派3万名妇女到岭南，朝廷结果派来1.5万名女子。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向岭南的纯女性移民，对于中原民众在龙川以至岭南一带的繁衍生息具有重大意义。赵佗后来任南海尉，之后又自立为南越王，影响更扩大到全广东，所以说赵佗所率领的秦朝几十万大军是广东三大民系的先民，可以说是有史为证。
对有人认为宋以前南迁的中原人不算客家人这一说法，曾汉祥表示不同意。他认为，如果说客家人是宋朝时才大批从闽西到达龙川和河源的，之前到达龙川和河源的中原人不能算是客家人或客家先民的话，赵佗就被排斥在外，那客家人的骄傲——张九龄也同样不能算是客家人，全世界的客家乡亲在感情上是很难接受的。
5.江铁军的观点
江铁军认为，50万秦朝南下大军中的大部分中原人最后发展为闽、粤、赣客家先民，小部分成为广府先民、潮汕先民。
客家迁徙史上的第一徙落在了龙川。龙川是南越王赵佗的兴王地，也是客家族群的发祥地。赵佗最初在龙川的数年就是客家先民发祥之时。古龙川地跨粤中、粤北、粤东、赣南、闽西、闽南等地带，留驻在这里的将士兵卒及其家属，成了最早的客家先民。所以，河源是客家人最早居住的地方，是名副其实的客家古邑，是客家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也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惠州、河源、深圳、广州、韶关、潮州、海陆丰客家与梅州客家实为一整体。
四、简要评论与研究展望
关于赵佗的研究，学者主要侧重于赵佗的历史地位的研究，如是否是第一个在越南称帝的中国人，其作为远在秦汉时代著名的政治家的地位，是否是最早传播中原文化和先进生产力、开发岭南的伟大先驱，其作为“开发岭南第一功臣”的论断，是否是开发岭南的第一人等问题。
关于客家文化的研究，学者的研究非常零散，主要有客家研究的缘起、关于地域文化研究和建设的基本原则的问题、关于东江客家文化研究目标和文化品牌打造的问题、研究客家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客家文化产业、客家精神品格、民俗学与客家文化等。
关于赵佗与客家文化的研究，学者研究的比较少，侧重点主要是赵佗与客家文化关系的论证、秦代“谪遣戍”之民有一部分为客家先民、赵佗所率驻戍龙川军民应是客家民系最早先民、赵佗所率移民为广潮客民系最早先民、客家迁徙史上的第一徙落在龙川、客家人文精神始于赵佗、赵佗使龙川率先具备了岭南文化三大形态等。
无可厚非要研究这个民系的个性，不但要把握这个民系的特色，而且还需要通过研究来发扬这个民系的优秀文化。从翻阅过去的期刊文章来看，在众多的研究课题当中，不难发现大部分的研究方向都与社会经济发展有关，尤其是旅游、教育、民居土楼、围屋、山歌等，一直都是学者热衷于探讨的课题。
刘劲峰先生则认为“客家文化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移民文化，所以它不仅具有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而且还具有作为移民这一特殊群体所具有的文化面貌”等。（1）
一、研究课题概述
客家文化的特性，在上世纪30年代罗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一书中就已经从各个方面对客家的特性进行了分析。这些分析进一步论述了特性的重要性，也让文化研究的后起之秀趋之若鹜。（2）
然而，客家文化往往被认为是反映客家人生活实践的文化。从物质文化方面，本人认为它包括饮食、服饰、建筑、经济来源等。从精神层面来看，它包括语言、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等。
在研究旅游文化的课题当中，各地客家资源和地方文献，如龙岩、东山、惠州、梅州等，占了重要的地位，涉及研究范围有各种特色旅游、生态或传统农业等，再配合目前最热门的课题;西部发展和生态保护，可说是与世界接轨，进一步实践与复兴客家文化。
接着就是有关土楼、围龙屋等这一类古民居的建筑探讨研究，涉及的地方有永定县、福建等这一带的古民居，其演变与发展一直都是学术界考察研究的方向。其他类似的课题还论及客家的聚落、社区传统建筑、闽粤赣三角地典型民居等。
有些学者更是针对性研究这些民居的建筑特色、演变与发展、古镇的遗产保护等，这类探讨客家族群独特的传统文化课题都具有极高的历史和经济价值，值得去推动和推广。
二、民间信仰和山歌及史料文献课题探讨
明清以后，尤其是近代开始，客家中的许多人被迫向海外谋生，迫使这些客家人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学习新知，改造自己，逐渐养成了不少新的品性。在研究客家民俗之中，对生活于老基地中的客家和海外客家人的差异，有必要认真地去区别与对待，这样才有利于全面认识客家历史，正确规划客家社会的未来。（3）
有关民俗文化的研究课题种类繁多，计有客家礼俗、风水、城庙会、龙舟庙会、妈祖、酬神、人日节、酒文化、传统服饰、传统体育文化等。在某些客家地区，老百姓除了信仰祖先崇拜外，佛教和基督教也逐渐成为主导地位，这使到信仰课题也是学者研究的方向之一。
客家山歌，上承中原文化传统，下贴人民生活，是中原民间歌曲的延伸和发展。（4）翻阅期刊时不难发现有关山歌的文章，内容论及民歌、童谣、歌谣等的传承，创作与发展，其中还谈到人文源由、文化价值、艺术特点的分析，近年来更是有与交响乐的合唱的文章探讨。
在客家民间文学方面，各类的文学作品中的方言诗、散文、个人著作、歌仔册等，真实和具体地记载了当时的社会结构与演化过程，这些课题都在主导着弘扬客家文化和审视客家文学的地位。
本人还发觉最近这几年，族群认同，海外华人的“寻根热”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这表明了客家文化研究不仅在众多学术研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且在构建和谐社会，以及联络海内外中华儿女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客家民性-当代文化产业经济研究
国外学者爱得尔在《客家人种志略》和《客家历史纲要》中说客家人是刚柔相济，既刚毅又仁爱的民族，而客家妇女，更是中国最优秀的劳动妇女的典型。客家妇女在社群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被塑造成节约、刻苦耐劳的形象，或有“娶妻当娶客家女”的俗谚。（5）
因此，有关研究客家妇女的课题也受到学者的关注。其次就是人文性格的研究，针对客家人的品德、廉洁清正人格塑造，草根本色对某个人物来进行分析，进一步让其他族群更能了解这个民系的特性。
近这几年有学者也跟随着大时代的洪流，在客家文化产业研究方面提出品牌的重要性，特别是品牌经营方式、创业、赣州的营销策略等。无可厚非，在未来发展中，政府和民间都意识到了文化产业对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
四、结语
整体来说，尽管客家文化的研究的视角，百变不离其中，从探索客家的起源、文化，到考察他们的习俗系谱，本人认为研究课题不止是限于此，而更是要探寻各个地方的客家风俗，考察客家社会的多样性和其背后的“小故事”。
客家在四处“蛮夷”的环境下，他们以中原文明之士自居，固守古老而优秀的汉族传统，同时为了与当地人相处融洽，他们又在不断地变化和适应，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文化。
总得来说，学术界公认客家是一个文化概念，并非族群概念。客家文化的研究能否在未来的岁月里更加百花齐放，或是更能深化研究，这与其重视的程度息息相关。
参考文献：
[1]安国楼、刘劲峰、刘晓春：《话说客家人-客家学研究者三人谈》，《新华文摘》，2004年第19期，第56-70页。
[2]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兴宁文史》第27辑，第298-306页。
[3]冯秀珍：《温革的教育理念对当今高等人文教育的启迪》，《客家研究文集》，台海出版社，2009年。
[4]许怀林：《赣南文化的传统与客家的土著性质》，《客家文化特色与客家精神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
注释：
（1）刘劲峰等：《话说客家人-客家学研究者三人谈》，《新华文摘》2004年第19期。
（2）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兴宁文史》第27辑，2003年，第298-306页。
（3）许怀林：《赣南文化的传统与客家的土著性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
中图分类号:F59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7740(2009)11―0042―03
引言
中国的传统节日体系是在协调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整个社会和谐、社会道德都在这个节日体系里得到了体现。相应地,要典型地体现客家人的和谐与道德教育,有必要重建客家人的节日。到目前为止,客家人没有一个可视为典型体现客家风俗的节日。重建客家节日是建构客家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进入新千年以后,客家文化旅游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基于此背景,一些学者提出了构建旅游文化体系的思想及发展历史文化游、民俗文化游、史迹文化游与建设旅游文化村的设想。“文化旅游是当前世界旅游发展的一个新潮流”(俞万源,李海山,2006),“民族文化的旅游开发是我国文化旅游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吴必虎,余青,2000)。随着当前“中国客家文化(寻根)旅游”在中国大陆悄然兴起的大背景下,重建客家节日符号对开发客家文化旅游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文化意义。
一、客家文化与节日
1.客家文化。客家文化是基于汉民族传统文化,融合了畲、瑶等土著民族文化而形成的一种多元文化。客家人聚居于内地通往南部沿海的要冲、枢纽地带,可以说客家文化位于中国文化模型的边缘位置。“爱国爱乡是‘乡土情结’是客家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俞万源,李海山,2006)。“客家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是一种中国封建时代的文明,它不属于现代文明,但在现代化进程中,客家文化可以作为现代文明的‘用’而发挥作用”(贺超, 2007:145)。“客家文化的核心精神,就是儒家的‘人文精神’”(贺超, 2007:147)。“客家文化的思想内核是宋明理学”(周建华,2003)。宋明理学,又称“新儒学”,是在继承以往“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学思想基础上,吸取佛、道思想而构成为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是儒学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表现形态。客家人保留了古代中原汉语音韵,自宋代起形成了与北方和南方汉语均有差异的客家方言。客家人的住房采用围拢的合院形成,建筑呈小型宫殿式。
2.客家节日。客家节日是客家文化的一种重要体现。客家节日文化是客家文化构成要素中最具普适性、丰富性的要素,其内容几乎包罗了客家生活与文化的方方面面。客家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心理、性格等等通过客家节日体现出来。客家节日文化既包括物质层面的文化要素如居住,也反映出客家人的体制等文体要素。从这个角度上看,客家节日文化是客家文化中最具稳定性的因素。客家节日有元旦、二月二、清明、端午、乞巧、盂兰、中秋、重阳、冬至等,这些节日中的大多数与大多数汉族节日相同,如清明节。其它的客家节日现在也不具有典型的客家特色,不是客家人的“专利”节日。
二、文化符号学相关理论
文化符号学是由“塔尔图―莫斯科学派”杰出代表人物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洛特曼构建的。文化符号学触角极广,包括文化信息的传递、文化意义的创新、文化的传承、文化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
1.文本――文化符号学一个核心概念。符号域是文化符号学中一个重要的关键词。符号域就是一个系统,因此文化符号学强调“系统性”。客家文化就是一个符号域。在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理论体系中,“文本”始终是一个核心概念。洛特曼将文本定义为“文本是完整意义和完整功能的携带者(假如区分出文化研究者和文化携带者,那么从前者看文本是完整功能的拾者,而从后者的立场看,则是完整意义的携带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本可以看作是文化的第一要素(或曰基础单位)”(转引自康澄,2005:42)。由此可见,洛特曼是从符号学意义这个角度来定义文本的。在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理论体系中,洛特曼将文本划分为两种:连续性文本与离散性文本。连续性文本是指由连续性符号构成的文本。这样的文本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符号,整个文本是信息的携带者。离散性文本是由离散性符号如字词构成的,这些符号就其本身而言是单独的但通过有序的排列与组合。两种文本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交换就构成了文化意义生成的原动力。
2.文本的三个功能。洛特曼认为文本具有三个功能:信息传递、信息生成功能与信息记忆功能。文本的信息传递功能是指传送者把信息传递给接受者。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两者的编码与解码相同,信息不会丢失;反之,则会出现信息的增减。文本的信息生成功能,指文本能够生成新信息,形成新意义。文本包括连续性文本与离散性文本,由多种语言同时在表述。在文本内部,存在不同的子结构及其复杂的关系。这样,就存在内在的多语性,进而形成了意义的生成机制。由于连续性文本与离散性文本内部构成要素的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文本也无一成不变的意义,文本的意义会现出增减,且这种增减具有不可预见性。文本的记忆功能不但是产生意义的“发动机”,而且具有文化记忆功能(文本具有保存自身过去语境的功能)。
四、文化符号学与客家节日符号重建
“文化事物总有物质的一面和意义的一面,这就决定了文化现象的符号性质”(白春仁,2004:69)。符号是某一事物所具有的文化内涵的物质体现。而“文化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有具体物质的表现方面,又有抽象思想的内涵方面,缺一不可” (白春仁,2004:70)。符号具有任意性。符号的基本特性是一种关系的存在,而任何关系都是历时变化的,所以本文作者认为可以重建一个具有典型客家特色的节日“客家感恩节”以达到有传递客家文化信息、生成客家文化信息与记忆客家文化信息的目的。
1.“客家感恩节”的现代表达式。在“客家感恩节”这样的一个为客家人所独有的节日中,必须有一个作为特有的时间的设定,以及这种节日体现出来的时间观念。客家感恩节应当处于一个自然季节循环变换的节点上,而且有独特的过节理念与过节方式。本文作者认为可以客家感恩节可以设定在与“冬至”所在星期,与双休日构成三连休。每当客家感恩节到来时,客家人能深切地意识到循环时间观与线性时间观,唤起客家人的客家意识。
客家感恩节要有现代表达式。本文作者认为客家感恩节首先,应该本土化,因为客家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地方文化。其次,客家感恩节应该流行起来,让更多的客家人认识到位并乐于参与到这种文化活动中来。客家文化是一种地方特色文化,本身不具有流行性,但是作为文化符号其形式是可变的,因为符号形态的时尚化可以使客家感恩节在客家人内部得以延续和发展。第三,客家感恩节应该商品化。客家感恩节可以结合地方经济特色,其符号的传播应紧密依赖于商品的买卖关系。商品所携带的客家文化符号可视为客家感恩节文化符号。客家文化属于一种“闭文化”。在“闭文化中,传统呈持续的稳定态,它表现为大量的真理系统和一完善的文本,而此文化中的“历史”即对此传统财富的逐渐消耗”(李幼蒸,2007:640)。由此可见,客家感恩节必须商品化,因为无法避免客家传统财富在现代社会的逐渐消耗。第四,客家感恩节应体现娱乐化。客家文化的发展应沿着从严肃到娱乐的路线走下去。客家感恩节中的各项活动应该偏娱乐性。最后,客家感恩节也要依赖大众传媒。当代社会的客家感恩节文化符号只有依靠媒体才能有更广阔的空间。客家感恩节应有选择地吸收和融合外来节日中的文明的、适合客家人的、欢快热闹、颇有情趣的成分及有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以充实客家感恩节。
2.客家感恩节构成内容上的特点。客家感恩节要具有传统客家人的特色,也应有现代客家人风范,即有客家特色的构成内容。构成内容,是一种连续性文本,本身具有完整意义和完整功能,能代表客家人独有的节日即客家感恩节。客家感恩节构成内容与其它非客家语言的对话与信息交换不是一对一的,这就是客家感恩节可以产生新意与活力的原因所在。构成内容具有信息传递、信息生成与信息记忆功能。“由于编码以表达者为中心,解码以理解者为中心,因而讯息符号化与符号化中的“讯息”有时并非完全等同,尽管后一讯息总是力求接近前一讯息,但往往不能如愿”(陈宗明,黄华新,2004:57)。构成内容内部由于子结构的存在有复杂的关系,这样就形成了意义的生成机制;此外,由于构成内容内部两种文本内部构成要素的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会出现文本意义的增减,而且这种增减具有不可预见性,因此客家感恩节必然会带上时代的烙印。
3.客家感恩节的社会心理功能。客家感恩节既然作为客家人独享的节日,它必然在客家人心目中具有独特的社会心理功能。本文作者认为客家感恩节至少有以下两种社会心理功能。
(1)“述职”功能。把客家感恩节作为一个特别的客家节日来看待,这样一种强调性的态度是与客家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连接内地与沿海的重要作用密切相关的。在当今时代,客家人更应该在客家文化的驱使下,客家感恩节作为客家人为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成就做出总结、反省或庆祝以及在祭天祭祖仪式中对前辈所呈现的一种“述职”、对家人在团聚中的亲情、对社会的和谐和相互礼待中的感谢的一种表达形态。客家感恩节文化在客家人的精神层面、为人处世中担当责任,成就自己的意义上得到认可,客家人需要这(下转63页)(上接43页)样一个节日来加以庆祝。(2)联络与加深感情功能。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客家人逐渐打破了原有的居住与生活方式,彼此之间更少联络了。落叶归根,客家人要寻求更大程度上的发展,有必要联络与加深感情,因此非常有必要设定一个为客家人所独享的节日客家感恩节。在客家感恩节来临时,客家人纷纷回家团聚,互相交流与联系,加深感情。“文化场是主体与客体在实践中自觉形成的习惯、习俗、文化和艺术系统”(王铭玉,2004:23)。在客家感恩节回家,这要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与一种经济行为,更要成为一种文化心理动作,形成一种客家人独有的心理认同感,回归先前形成的文化场。外在的一种热闹祥和,展现的是客家人悠久历史的缩影,更是客家人独特的集体心理物质,这是客家感恩节的社会心理功能。
结论
本文所采用的文化符号学分析方法是一种定性研究,意在分析客家节日的符号系统与重建客家节日符号。在此基础上,本文作者试着设定客家一个节日“客家感恩节”并用文化符号学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尽管如此,文化符号学的定性研究有几个不可回避的缺陷:第一,研究成果不能提供数据,无法接受科学的客观验证。第二,文化符号学研究的解读具有一定的主观任意性。因此,本研究无意于赋予结论以某种解读上的“普适性”。
参考文献:
[1]白春仁.文化的符号学透视[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6):69-70.
[2]陈宗明,黄华新.符号学导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57.
[3]贺超.客家文化与现代文明[J].江西社会科学,2007:145.
[4]康澄.文本――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核心概念[J].当代外国文学,2005,(4):42.
[5]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第3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640.
[6]王铭玉.语言符号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