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集中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环境日益恶化。由于经济学中外部效应的作用，大量企业废水排入河流，造成河流污染严重；由于很多企业无节制的工业废气排放，导致大气中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物质严重超标，这些已严重影响到人们的身心健康。
（二）个人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当前贫富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一些高收入群体逃税、漏税行为十分普遍，而对低收入阶层又缺乏有效的保护，使工薪阶层成为个税的纳税主体。
（三）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不足。目前我国老龄化趋势明显加快，失业率比较高，再加上社保覆盖范围的逐步扩大，导致养老金、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等社会保障支出增长迅速，社会保障面临收不抵支而可能难以为继的危险。而且社会保障筹资和管理中存在着“范围小、层次低、差异大、管理乱、收缴难”等问题。导致社会治安问题日益突出，势必影响社会的安定，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
（四）就业压力依然较大。中国的就业压力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劳动适龄人口居高不下；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三是由于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劳动力需求的相对减少；四是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下岗职工增加。如何增加就业岗位，降低失业率是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
二、税收政策的取向
（一）环保性社会的税收政策取向
要建立蓝天碧水的环保性社会，可以考虑在“费改税”的前提下，开征生态税。同时对现有税种进行调整和完善，使起具备一定的生态环保功能，和开征的生态税一起形成一个绿色税制体系。
1、制定专门的生态税法。
生态税的设计可以从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率、计税依据、纳税环节以及税收减免等方面来考虑。生态税应本着“谁污染、谁纳税”的原则，凡在境内从事有污染或废弃物排放行为以及生产有污染产品的企业和个人，都是纳税义务人。其课税对象概括来说指一切与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有关的行为和产品，包括纳税人生产经营活动中所排放的各种污染物、废弃物以及有污染行为的商品。其税率的确定可根据产品附属污染物含量和浓度确定相应的差别定额税率或者超额累进税率。其计税依据可参照国际通行计税标准，按污染物排放的数量和浓度来确定。在税收减免方面，政府可对一些环保和节能的行为进行税收减免。这样通过对低能耗、无污染的生产和消费行为给予税收减免，可以倡导绿色经营和绿色消费的理念。
2、完善现行税法体系，建立中国特色绿色税制体系。
（1）增值税。可以考虑进一步加大对采用清洁生产工艺、清洁能源、综合回收利用废弃物进行生产的企业税收优惠力度；对在生产中严重损害环境的企业则加重课税；建议取消增值税有关农药、化肥低税率的优惠；对企业购置的用于消烟、除尘、污水处理等环保设备，应允许抵扣进项税额。
（2）所得税。鼓励企业进行清洁生产，对采用清洁生产工艺、清洁能源进行生产的企业；对利用“三废”加工，变废为宝的生产企业；对环保产品和技术的开发、转让的企业。应给予所得税上的税收优惠，包括采用减免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提高计税工资标准、投资抵扣所得税等一系列优惠。
（3）消费税。消费税的税目设置应考虑环境保护因素，将一些对环境影响较大的商品纳入征税范围，并根据商品对环境影响程度不同实行差别税率。但现行消费税政策并没有充分考虑着一点，有很多对环境极易造成危害的商品并没有被列入消费税征税范围，比如电池、塑料包装袋、移动电话等。
（4）资源税。完善资源税，首先在税率方面，应根据资源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对环境的不同影响，实行差别税率；根据资源的稀缺性、人类的依存度、不可再生资源替代品开发的成本等因素，提高和调整资源税的税率。其次，为了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应扩大我国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应逐步把水、土地、森林、草原等重要的自然资源都纳入征收范围。
（二）公平型社会的税收政策取向
社会公平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公平即包括法人的公平，又包括自然人的公平。公平应该包括规则公平、分配公平、机会公平等基本内涵。在我国目前的税收政策上，虽然内外资所得税今年已经合并为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但仍存在着一些不公平的税收政策，需要改革和完善。
1、完善个人所得税，体现税负公平，缩小收入差距。
一是改革税制征收模式。个人所得税有三种税制模式，即分项课征制、混合课征制、综合课征制。目前，我国采用分项课征制，即把个人的收入分成11项，每一项分别规定扣除额和适用税率。假设收入额相同但收入来源不同，由于适用不同的项目，则税额就不同。而且由于分项后，每项收入适用了低税率，就会降低高收入纳税人的税负，这种情况也是不合理的。为解决这些问题，国外个人所得税多采用综合课征制，即针对个人的全部收入额征税，纳税人无法将税率高的一类收入转为税率低的另一类收入来进行避税。这样做将会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二是改革费用扣除制度，费用扣除应“指数化”。在确定扣除额时，应根据纳税人的家庭成员人数和子女教育费用的变化，并随着通货膨胀率和收入水平的变动对扣除标准进行相应调整，即实行“指数化”。这样做有利于降低低收入家庭的税收负担，缩减贫富差距。三是采用反列举法，逐步拓宽税基范围。当前我国个税采用正列举法，把个人的收入项目分成11项，而对未在税法中列举的所得项目无法征税，易产生税收漏洞。反列举法可使个人所得税有较为宽广的征税范围，从而避免对应税所得限制过死而导致税收漏洞过多，美国是采用这种方法最典型的国家。另外，在适当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对个人证券交易所得、资本利得等开征个人所得税。四是依法治税，加强征管。要尽快完善代扣代缴制度，建立个人和单位双向申报纳税制度及交叉稽查处罚制度。尽快落实个人财产、存款实名登记制度。
2、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物业税等税种，调节存量财产的公平。
首先，在遗产税设计方面，其起征点应当高一点，把一般中低收入者排除在外。在税率方面，宜采取超额累进税率，遗产越多，税负越重，但公益性捐赠可在税前扣除，以鼓励富人捐款。同时为了防止遗产税纳税人事先转移、分散财产，遗产税应与赠与税同时出台。其次，将房地产保有环节征收的税种合并为物业税，并同时设置起征点，实行超额累进税率，以照顾弱势群体的住房需求。通过对房产等物业征税，一方面可以有效的调节富人的财产和收入；另一方面随着政府物业税的增加，地方政府才有稳定的财源向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的廉价房屋。
3、完善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
一是扩大优惠政策的适用对象。凡从事创业的行为均给予免税或减税的税收优惠。提高个体工商户的月销售额（或营业额）的起征点，对起征点以下的可以免征增值税、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这有利于提高下岗失业人员自主创业的积极性。二是扩大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由新办企业扩大到所有吸纳下岗失业人员的企业。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非全日制、临时性、季节性、钟点工、弹性工作等各种就业形式迅速兴起，也成为扩大就业的重要渠道。因此，国家应不分企业经济类型、不分行政区域、不分产业类别（除国家限制发展的产业外），一律给予安置失业人员的企业以同等的税收优惠待遇。三是加大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税收优惠力度。为鼓励社会力量创办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国家可根据企业所容纳的职工人数与年销售收入的比例，或者工资成本与生产成本、销售收入的比例确定其是否为劳动密集型企业或劳动密集型项目，并根据该比例所反映的劳动密集程度确定税收优惠的程度。四是优先发展第三产业，增强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还比较低，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由于某些第三产业利润率还比较低，通过对第三产业实行差别税率等税收优惠，以扶持其发展。另外，对从事就业介绍、劳动者岗位能力培训的中介机构给予税收减免和政府资金支持，给予对外劳务输出的中介给予税收补贴，促进就业服务中介的发展。五是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形成新增就业能力。我国中小企业在解决社会就业、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建议应在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制的改革中，考虑在税率、起征点、减免税等方面给予优惠。
三、保障性社会的税收政策取向
社会保障税作为筹集社会保险基金的主要来源，是进一步完善、规范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开征社会保障税势在必行。开征社会保障税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
内容摘要：确立合理的社会保障筹资方式是完善健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问题。通过现有筹资方式存在问题和开征社保税必要性的分析，旨在从税目、纳税人、课税对象、税制等几方面提出我国社保税的税制设计方案。
关键词：社会保障社保税问题税制
社会保障是指通过再分配国民收入，使社会公众在就业、生活、医疗、教育、养老诸方面的基本条件得到保证的各种制度和安排的统称。实行社会保障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安定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社会成员提供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而充足的社会保障资金是社会保障制度存在、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基础，因此，确立合理的社会保障筹资方式是一国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中的核心问题。
现行社会保障资金筹集与管理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是社会保障统筹缴费制度，单位和个人的缴费按比例分别计入个人账户和统筹账户。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各地区、各行业差距明显，人口众多且管理制度相对滞后，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缺乏法律保障
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方式属于规费范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应，但由于国家未颁布《社会保障法》，关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制度、资金收支、公民权益、法律责任等都未用法律的形式明确的规定下来，资金使用也存在较大风险，无法解决保值增值的问题，这就制约了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有些地方政府先后制订了一些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但这些文件法缺乏法律保障，一旦出现行政诉讼或司法诉讼，难以作为仲裁机构仲裁或法院进行判决的法律依据。
统筹层次低且筹资标准不统一
目前，全国只有12个省份实现和基本实现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养老保险尚未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省级统筹，其他保障项目主要还是县市级统筹。资金筹集比例各地间有很大差别，按照国务院颁布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权自行制定缴费率，其初衷在于保持政策的灵活性，以便各地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产生了许多问题，以养老统筹为例，河北规定为16，北京、天津为18，上海为25.5。不仅地区之间统筹比例参差不齐，造成各地社会保障负担轻重不一。就是同一地区的不同企业间也实行差别政策，如北京规定三资企业为16，集体企业为27，这就不仅阻碍了不同地区、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还阻碍了人力资源的流动和优化配置，这也是社会保障基金拖欠的主要原因之一。
筹资总量不足且保障水平低
由于社会保障收费制度并非国家统一制定的法规，缺乏法律依据和强制性，对缴费人也缺乏应有的约束。同时，由于近年来一些大的国营、集体企业经济效益下降，部分企业濒临倒闭，无力缴费；有些企业虽然能维持生产，但是经济困难，资金紧张，造成严重欠费。基于以上原因，不能及时、足额上缴的情况普遍存在，此外，偷、漏现象也很严重，据统计，20__年底，全国累计欠缴基本养老保险费高达439亿元，对80万户企业养老保险费缴纳情况稽核显示，少报、漏报缴费人数320.6万人，金额达23亿元。这就使本来紧缺的社保资金更显不足，社会保障的总体水平降低。在此情况下，财政不得不常年加大对其补贴，20__年，各级财政仅补助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就达544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474亿元。
两套机构征收且效率低下
按照《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规定，社会保障费可由地方税务机关或社会劳动保障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社会保障经办机构征收。这条规定造成税务机关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同时征收，导致责任不清，任务不明。还容易造成两套机构互相推诿、互相扯皮的现象，导致社会保障基金不能及时、足额的征缴。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由于现行社会保障资金的征收中存在种种弊端。因而，改革现有的制度，实行“费改税”已十分必要。
社会保障税开征的必要性
社会保障税亦称“社会保险税”，指以企业的工资支付额为课征对象，由职工和雇主分别缴纳，税款主要用于各种社会福利开支的一种税，此 税1935年起始于美国，现在已成为西方国家的主要税种之一。社会保障税在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安全阀”和“减振器”的作用。除了具有税收的一般特点以外，还具有强烈的累退性、有偿性、再分配性和总偿还量不断扩大的特性，是当今世界各国所得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改社保费为社保税，对于建立稳定的社会保障资金筹资机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具有重大意义。
有利于解决我国现有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改革发展的需要，其原因在于它自身存在着保障资金来源不稳定、管理操作不规范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使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而开征社会保障税后，可以以法律的形式规范社会保障制度，使社会保障基金有稳定、及时、足额的收入保证，可以减轻企业负担，实现公平竞争，解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稳定。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对国民收入分配进行再次的适度调节，保持社会收入公平，防止两极分化。
有利于缓解进入老龄社会后给企业和国家财政带来的巨大压力
按照国际惯例，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10以上的国家为人口老龄化的国家。20__年，我国的老年人口已占总人口的10.8；预计到203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20，总量达到3亿人。20__年我国离退休人员达到4000万人，退休金支出超过了1500亿元；预计到2020年，我国退休人员将达到7000万人，因此届时退休金支出将超过8000亿元。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老龄化速度快，退休人员增加很快，相应的退休金支付量迅速增加，要做到社会化发放，仅仅依靠现有的现收现付制社会保障体系是无法承担的。而社会保障税的收入通常纳入政府的财政预算范围之内，因而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只有开征社会保障税才能逐步缩小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走出社会保障支付危机的困境。
有利于实行全国统筹制度
国际经验表明，只有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基金才便于政府在更大的空间内调剂余缺，平衡地区差距。目前的省级统筹只能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过渡形式，全国统筹才是终极目标，毫无疑问，社会保障税的开征将为全国统筹创造有利条件。
社会保障税的税制设计
开征社会保障税，要按照循序渐进、平稳过渡的原则，实事求是，从我国国情出发，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和做法，认真设计出切实可行的社会保障税制。
税目
税目设置应与社会保障的项目相对应。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的项目主要有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女工生育保险等五项。前三项保险对社会经济影响最大，其改革在各地进行得也最为广泛和深入，因此应重点设置这三大税目；后两项保险在多数地方尚处于试点阶段，加之这些保险行业特点突出、覆盖面窄，故暂不宜将其作为税目，可通过商业保险方式解决，将来条件成熟时再逐步纳入社会保障税的范畴。
纳税人
普遍性和公平性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所追求的两个重要目标，而且，社会保障有一个“大数法则”，即参加保险的人数越多，互济功能就越大，抗御风险的能力就越强。这充分说明社会保障实施范围越普遍，越能体现出公平性，社会保障的功能也越能得以充分发挥。因此，我国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应当是我国境内的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具体包括：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合伙制企业及其职工，以及外商投资企业及其中方员工、自由职业者、国家公职人员。鉴于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不高且地区发展不均衡、农民收入水平较低，可暂不把全部农民和乡镇企业作为纳税人。但可先将有一定规模和符合一定条件的乡镇企业列入征税范围，还可选择少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民承受能力较强的地区进行试点。
课税对象
课税对象规定为纳税人支付的工薪总额或取得的工薪收入。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企事业单位以实际支付的工薪总额为课税对象；个人以其所获得的工薪总额（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浮动工资、各种工资性补贴）为课税对象。另外对于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等非工薪收入者则以毛收入为征税对象；对不易核定的，可授权征收部门在当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一定限度以内确定。
税率
税率是税收制度的中心环节，税率的高低决定着纳税人的负担。一般来说，社会保障税率主要取决于保障支出的基本需求、保障水平以及纳税人的承受能力。考虑到我国的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较低，企业和个人的纳税能力有限，社会保障税的税率不能定得过高。可考虑实行分享比例税率并采取差别税率，不同项目设置不同的税率。
在目前情况下，可继续延续以前的征收率，即养老保险税率为28，其中雇主缴纳20，雇员缴纳8；失业保险税率为3，其中雇主缴纳2，雇员缴纳1；医疗保险税率为8，其中雇主缴纳6，雇员缴纳2。这样实现了与以前缴费制度形式的衔接。
税种归属选择
建立单独的社会保障预算对基本社会保险的收、支和结余进行统一管理应该作为中央政府的基本职责之一。但是，目前我国的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险计划是由省、地或县市一级政府负责，中央并没有统一起来。所以，如果要将社会保险税作为中央税，财政体制必须进行相应的大调整，但这项工作十分复杂，因而近期内将社会保障税作为中央收入难度很大，短期内社会保障税只能作为地方税。只有当养老、失业、医疗保险及基金的统筹层次提高到全国统筹，社会保障税才有条件成为中央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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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文昆，张祖华.关于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几点思考[J].市场论坛，20__
4.李建平.社会保障“费”改“税”的制度性约束[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__
我国社会保障税的开征为社会成员提供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而充足的社会保障资金是社会保障制度存在、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基础，因此，确立合理的社会保障筹资方式是一国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中的核心问题。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虽然已初具规模，但在运营和管理方面还很不完善，其中，因筹资方式而导致的问题尤显突出。开征社会保障税，完善社会保障筹资方式，应成为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完善的突破口。一、开征社会保障税是完善我国社会保障筹资方式的效率选择1．政府是社会保障的当然主体现代社会生活中，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三个层次的保障同时并存，为社会成员提供了三层安全网。一般来说，受财力的制约，在不发达国家，政府只能为社会成员提供较低层次的社会保障。但是，不论保障层次高低、范围宽窄，都只有政府才有能力提供，即提供社会保障应该是一种政府行为。而我国原有的社会保障办法全盘复制前苏联模式，实行与就业高度重合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就是某种程度上的以企业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显然，企业作为微观经济实体；不可能长期承担社会职能，也不应担负为本企业职工提供社会保障的责任，况且，由于企业时时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所带来的风险，也往往负不起这一责任。因此，政府是社会保障的当然主体，社会保障是现代政府的内在职能。2．我国当前亟需巨额的社会保障资金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化，以及工业化、城市化、科技现代化、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我国面临巨大的社会保障资金需求。在公有制企业转变为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转变为征纳税关系后，客观上必然要求社会保障资金。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将产生1500万人的下岗大军，加上现有的失业人口，共计3000余万职工将失去工作岗位；“九五”期间，农村新增劳动力加剩余劳动力为2．14亿人，但市场只能消化7700万人。如何在不引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解决失业问题，将成为新世纪对我国经济的最大挑战。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保险制度、再就业制度，使其成为社会安定的”稳压器”，在目前的中国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另外，中国即将步入老龄化社会，1997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达1．2亿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0％，而2010年以后，我国将大步跨入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期，退休职工将剧增，现实的老人赡养压力或“养老”问题，对每个人来说，都已不再是遥远的话题。而且，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真正落实，也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社会老年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3．社会保障税是筹措社会保障资金的有效途径我国现行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主要采用由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自行制定具体筹资办法和比率的方式。其弊端是：由于筹资的方式、制度多以部门、行业规章的形式出现。缺乏应有的法律保障，因此，在征收力量不足，手段缺乏刚性的情况下，拖欠、不缴或少缴统筹金的现象比较普遍。受企业自身利益的影响，社会保障的扩面工作十分艰难。而且，在实际执行中，这种筹资方式造成了不同地区、行业、企业之间的负担水平悬殊，不仅不利于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而且阻碍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正是由于我国现行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方式存在的缺陷，使得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缺乏应有的保障，其资金管理和收支平衡也存在巨大的困难。而开征社会保障税将在如下方面显示较大的优越性。第一，有利于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的征收力度。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采用税收的形式进行，而税收的强制性和规范性特征将克服资金筹集过程中的种种阻力，杜绝拖欠、不缴和少缴的现象，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提供强有力的手段。第二，有利于对社会保险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预算管理，建立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监督机制，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性。第三，有助于降低制度运行成本。在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可以利用现有税务部门的组织机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进行征管，充分利用税务部门在征管经验、人员素质、机构系统方面的优势，从而可以大大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的筹资效率。第四，有助于减轻企业负担，促进企业保险向社会保险的转变。第五，有助于打破地区、部门、行业间的条块分割，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第六，有助于在中国加入WTO后为各类企业创立公平的竞争环境。二、国际社会的基本做法及值得借鉴的经验自19世纪末德国首创社会保障(险)税以来，国际社会进行了广泛的实践，这种实践表明，正是社会保障税自身的优越性，促进了这一税种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兴起和发展。1．基本做法社会保障作为现代社会政府必须承担的基本职能，其共同性使各国社会保障税的做法有许多共通之处。第一，社会保障税的课税范围社会保障税的课税范围通常是参加本国社会保险，并存在雇佣关系的雇主和雇员在本国支付和取得的工资，薪金及不存在雇佣关系的自营业主的所得，雇主和雇员的纳税义务一般以境内就业为标准，即凡在征税国境内就业的雇主和雇员，不论国籍和居住地何在，都必须在该国承担社会保险纳税义务。而对于本国居民为本国居民雇主雇佣但在国外工作取得的工资、薪金，则除个别国家外一般不列入课税范围，第二，社会保障税的课税对象与社会保障税的课税范围相适应，其课税对象主要是雇主支付的工资薪金额、雇员取得的工薪收入额及自营业主的事业纯收益额。在具体实施中，尽管各国社会保障税的模式不同，课税对象规定有所差异，但其基本内容是相同的。一是课税对象不包括纳税人工资薪金以外的其他收入。即不包括由雇主和雇员工资薪金以外的投资所得、资本利得等所得项目，但作为税基的工资薪金既包括由雇主支付的现金，还包括具有工资薪金性质的实物性及其他等价物的收入。二是应税工资薪金通常规定最高限额，超过部分不缴纳社会保险税。三是一般不规定个人宽免额和扣除额。因为社会保险税实行专税专用原则，筹集的保险基金将全部返还给纳税人。第三，社会保险税的税率大多数发达国家社会保险税实行分项比例税率，针对退休、失业、伤残、医疗等具体项目需要的社会保险支出量，规定高低不等的差别比例税率。但也有少数国家，如英国采用多种税率形式并举的制度。第四，社会保险税的征收方法由于社会保险税主要纳税人为雇主和雇员，因而雇员税款大多实行源泉扣缴法，即由雇员所在公司负责扣缴，雇主应纳的税款由公司直接缴纳；而对于自营业主及其社会成员应纳的社会保险税，则实行纳税人自行申报缴纳的方法。从总的情况来看，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税一般都由多个税种组成，这些税种各有不同的税率、税目和使用方向，不同的税种针对不同的社会保障项目设立。因此，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税实际上是独立的一个税类。和其他税类相比，其主要特点是该类税收自成收支体系，虽然划入财政收支盘子，但专款专用。2．值得我国借鉴的经验国际社会的社会保障实践已逾百年，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其中，以下五个方面是特别值得我国借鉴的。(1)社会保障税名为税或费，但不能用一般的费或税的概念来认识和区分二者的内涵。从国际经验来看，各国社会保障筹资手段的名称不尽相同，比较常见的有社会保障税、社会保障缴款(社会保障费)、工薪税三种。尽管名称不同，但实质上并无根本差别。都具有强制性、基金性等基本特点。而且，无论是社会保障税，还是社会保障费，其实质均不同于税或费的原有含义。社会保障费作为一种特殊的缴费，是在政府的法律强制规定下为自身需要进行积累，并带有一定程度互济性质的缴款，它不同于公民为直接交换某种政府服务而付出代价的一般财政收入中的规费；社会保障税的专用性与直接返还性也是一般税收所不具有的，因而也不同于一般税收。因此，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应该用一般的费或税的概念来认识和区分二者的内涵。(2)严格规定社会保障的主要目标与界限是维护福利国家的最佳方式。就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区域而言，欧洲建立社会保障的时间较早。这是工业化和市场化推进较早的综合结果，因为恰恰是工业化的推进造就了产业工人大军，而市场化的推进则集中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形成了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对峙。在发展中国家，同样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及向工业化的迈进，致使市场需求与劳动力供给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使得失业救济和退休养老问题摆上议事日程。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主要只能依靠政府。各国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时必须始终坚持足够的工作收入是福利的根本基础这一原则。(3)社会保障的内容因生产力发展水平而异。从国际社会来看，尽管现代社会生活中，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三层保障同时并存，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及国情的不同，各国社会保障内容与范围有很大差别。在发达国家，特别是所谓的福利国家，如瑞典、英国等，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办法，保障对象遍及全民，保障项目贯穿人生的各个方面，如养老保险、健康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家庭津贴、住房津贴、职业培训、公益性社会服务等，社会保障项目十分广泛而全面。相反，受经济实力的制约，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项目相对较少。而且，即使是经济发达国家，其社会保障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也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扩大与调整的。(4)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公民应享有的一种权利。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史上，以二战为分水岭，战前、战后的社会保障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变化一是战后公民权利的范围大为扩大，享受现代文明福利生活成为新的权利内容。二是从最初针对少数经济困难的个人实行社会救助，发展到对生、老、病、死、伤残和失业均有社会保障，又进一步发展到社会全体成员均有权享受国家给付的各种福利待遇。三是战后开始随着物价、工资波动而调整年金，以保障劳动者和公民不致因物价上涨而降低生活水准，以保证一切公民都有权分享经济成长的果实。(5)多支柱体系，分散风险。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严重，养老保险的需求将不断扩大，对此，世界各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经验是，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今后养老保障体制改革的趋向应为三大支柱：一是强制性公营的以税收为资金来源的支柱。二是强制性私营的完全积累的支柱，用于储蓄。三是自愿性储蓄支柱，用于那些有资金也有愿望储蓄，并想在老年时得到更多保护的人。这三大支柱构成养老保障的多支柱体系，可共同抵御老年人面临的多种风险，而且，这种多支柱体系共同担负着防范未来经济和政治不确定性的总体风险，如政府和市场崩溃、财政来源枯竭，投资策略偏差等。三、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尚处初创阶段，现存的较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巨大的社会保障需求，将对社会保障资金分配产生极大的压力。为最大限度地实现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资金供给与需求的均衡，我国社会保障税的开征应注意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1．明确社会保障功能的定位是保障而不是公平社会保障一直强调社会公平的原则，一百余年来，税和税收规则作为福利国家的工具，被大多数福利国家用来影响收入分配，试图通过合理的收入再分配政策调节市场经济发展而导致的贫富悬殊，但实际的情况是，几乎每一个政策评价都表明再分配的效果不好，即使在福利国家也不例外。对于中国而言，在开征社会保障税之初，强调并明确社会保障的功能是保障而非公平，是一个真正需要引起我们普遍关注的至关重要的问题。2．增强社会保障的权利意识传统的社会救助，不承认救济事业是一种社会义务和责任，不承认要求社会救济是一项公民权利。英国在19世纪上半叶颁布并实施的《济贫法》，作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萌芽阶段的标志，首创了认定要求社会救助属于公民合法权利，社会救助是应尽义务的新准则。中国社会保障工作的起步较晚，树立社会保障的权利意识，有助于明确一个观念：即社会保障不是我国经济体制转型期的权宜之计，而是现代政府必须长期承担的义务，是一项积极的福利举措。也因此必须从长计议。3．社会保障项目、范围、标准的确定，必须遵循循序渐进与低水平的原则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过程表明，社会保障范围与程度是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及具体国情密切相关的。总的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保障的范围是逐步扩大的，层次是逐步提高的。由于我国尚处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较低层次，而人员基数过大，因此，我国应特别注意社会保障项目、范围、标准的确定必须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且低水平保障应成为我国长期坚持的原则。4．建立社会保障的同时，必须重视传统的家庭养老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方向是，既要满足市场经济发展对社会保障的需要，发挥社会保障的功能作用，又要从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脱贫致富的任务还相当严重的现实出发，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问题。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尽管当前建立失业保险制度最迫切，但从长远来看，涉及面最广、影响最大、影响时间最长的项目，将首推养老。由于保险易升不易降，因此，在我国创建包括养老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时，不仅应积极借鉴国际社会的经验教训，而且尤其应重视中国的现实与传统。其现实在于：中国人口多、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较低，但已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其传统是指中国的家庭养老。家庭养老，不仅至今仍是我国的主要养老方式，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会有生命力。我国老年人已有一亿多人，并且以年均3．2％的速度增长着，如此众多的老龄人口都由国家包下来、养起来，是不现实的。而家庭养老，一直得到我国农村老人的广泛认同，且农村老人又是我国老年人的主体，这种观念势必影响我国未来的养老模式。加之我国的传统文化十分注重家庭和睦，也很注重孝敬老人，因此，家庭对于我国老年人来说，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场所，而且是精神蔚籍的主要源泉，这一点也是社会养老所难以替代的。从城市老人来看，尽管他们有退休金作保障，但仍把家庭当作生活的支柱。这说明，中国家庭养老有深厚的文化基础，这为我国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逐步创建、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种现实与传统使得我国养老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不仅应注意低起点，而且必须继续鼓励家庭养老保险方式。总之，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一旦建立，即具有很强的刚性，因此，在我国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中，不仅要借鉴国际社会的先进经验，而且，必须特别注意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坚持低水平，逐渐实现广覆盖，以避免出现福利国家已经出现过而我国自身可以预见的危机
我国当前以统筹方式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的做法越来越不适应改革发展的需要，存在诸多弊端。例如覆盖面窄、筹集方式刚性不足、欠费严重、管理混乱。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成为我们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开征社会保障税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根据我国税法的一税一法原则，在开征社会保障税之前必须建立起与之相配套法律规范，因此制定社会保障税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国外社会保障税法律制度的理念和模式
现代各国的社会保障税制度是多种多样的，根据承保对象和承保项目设置的方式不同，大体上可以将社会保障税分为三类：一是项目型社会保险税模式；二是对象型社会保险税模式；三是混合型社会保险税模式。
(一)项目型社会保障税模式
项目型社会保障税模式即按承保项目分项设置社会保障税的模式。这种模式以瑞典最为典型。除瑞典外，世界上许多国家如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奥地利等都采用这一模式。
项目型社会保障税的最大优点在于社会保障税的征收与承保项目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专款专用，返还性非常明显，而且可以根据不同项目支出数额的变化调整税率，也就是说，哪个项目对财力的需要量大，哪个项目的社会保障税率就提高。其主要缺点是各个项目之间财力调剂余地较小。
(二)对象型社会保障税模式
所谓对象型社会保障税模式是指按承保对象分类设置的社会保障税模式。采用这种模式的典型国家是英国。英国的社会保障税虽然被称为“国民保险捐款”(NationalSecurityContribu-tion)，但也具有强制性，且与受益并不完全挂钩。因而虽然称作“捐款”，实际上也是一种税，其性质与用途与其他国家的社会保障税并无轩轾。英国的社会保障税在设置上主要以承保对象为标准，建立起由四大类社会保险税组成的社会保障税体系。
(三)混合型社会保障税模式
所谓混合型社会保障税模式即以承保对象和承保项目并存设置的社会保障税模式。美国是采用这一模式的典型国家。该国的社会保障税不是一个单一税种的结构，而是由一个针对大多数承保对象和覆盖大部分承保项目的一般社会保障税(薪工税)与针对失业这一特定承保项目的失业保险税，以及针对特定部分承保对象而设置的铁路员工退职税和个体业主税四个税种所组成的税收体系。
二、我国社会保障税法设立的法理基础和前提
我国各项法律制度，就其总体来讲，所规范的权利和义务是一致的或相对应的，即没有只享受权利而不尽义务的法律，也没有只有义务而不享受权利的法律。但每一部门法，就具体内容来讲，有的法律主要规范的内容是权利，或者其中权利规范的内容多，如劳动法、社会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等等。社会保障法属权益保障范围。社会保障法涉及全体公民的经济利益，从某种意义上，它保障的是我国公民的生存权，它在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社会保障税法是社会保障法的下位法，设立社会保障税法可以成为我国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新的里程碑。在这一过程中，摒弃以往税法只是税收征管法，忽略纳税人权益保障的错误观念，切实贯彻宪法保障人权的思想，为构建和谐社会，突出人文关怀提供法律保障。
三、我国社会保障税法律制度的框架设计
(一)我国社会保障税的立法原则经济,政策探讨-[飞诺网]
基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需求，立足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实际状况，笔者认为我国社会保障税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量能负担原则
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企业和个人的承受能力有限。因此应当考虑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能力问题，在开征社会保障税时，征收范围不能过宽，征收项目不宜过多。如果盲目设定过高税率，可能影响国家经济良性发展，企业负担过重的现象。可以全盘考虑，分步实施，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企业和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逐步进行相应的调整。
2.税款专用原则
限定社会保障税的使用方向，确保专款专用。对社会保障税的使用必须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监督机制，禁止任何部门和单位以任何借口挪用社会保障资金。将社会保障税的收支纳入专门的社会保障预算中，有配套的专门预算管理制度保证其收入专用于社会保障支出。收支的结余部分要保值增值，为社会保障提供稳定的财力保证。
3.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原则
对于企业和有工资收入的劳动者等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来说，必须体现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即只有履行了纳税义务，才能享受保障权利。也就是说，城镇各类企业行政事业单位及其在职职工、个体工商户等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均有义务先行缴纳社会保障税，才能在各保险项目上享受社会保障权利，从而使企业获得独立的生产经营权，个人获得基本保障。
(二)我国社会保障税的构成
1.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义务人
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义务人应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住所并取得工薪收入的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或其他各种活动的所有企事业单位、机关和社会团体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部受雇于任何机关、企事业单位但有收益的个人。
2.社会保障税的征税对象
征税对象即纳税客体，主要指税收法律关系中征纳双方权利义务所指的物或行为，它是区分不同税种的主要标志。社会保障税是一种薪金收入税，目前国际上通常以工资薪金总额作为征税对象。就我国而言，现行的社会统筹亦以工资薪金为征税对象，考虑到政策的连续性和国际惯例，我国的社会保障税也应以工资薪金总额为征税对象。
3.社会保障税的税目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具体而言，可先设置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三个税目。而且从社会保障税与中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方面来，我国职工上基本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费征收办法国务院己有统一性文件，其社会经济影响最大，改革在各地进行也最为广泛和深入，因此，社会保障税.首先设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三个税目，以后视情况再增加其他必需的税目。
4.社会保障税的税率
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刚开征此税时，税率设计应本着“从低”的原则，以后随着社会保障项目的拓宽，再逐步提高，这样可减少税制推行的阻力，有利于该税的开征。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的基本养老保险中的缴费率为不超过工资总额的28%,相比国际上开征养老保险税的平均税率大约为20%左右，明显偏高:基本医疗保险费率为8%，基本属于经验数据:失业保险费率为3%。基于此，我国社会保障税的综合税率水平可以规定为28%左右。
参考文献
[1]杨紫烜：《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版
[2]刘剑文：《税法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我国当前以统筹方式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的做法越来越不适应改革发展的需要，存在诸多弊端。例如覆盖面窄、筹集方式刚性不足、欠费严重、管理混乱。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成为我们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开征社会保障税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根据我国税法的一税一法原则，在开征社会保障税之前必须建立起与之相配套法律规范，因此制定社会保障税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国外社会保障税法律制度的理念和模式
现代各国的社会保障税制度是多种多样的，根据承保对象和承保项目设置的方式不同，大体上可以将社会保障税分为三类：一是项目型社会保险税模式；二是对象型社会保险税模式；三是混合型社会保险税模式。
(一)项目型社会保障税模式
项目型社会保障税模式即按承保项目分项设置社会保障税的模式。这种模式以瑞典最为典型。除瑞典外，世界上许多国家如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奥地利等都采用这一模式。
项目型社会保障税的最大优点在于社会保障税的征收与承保项目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专款专用，返还性非常明显，而且可以根据不同项目支出数额的变化调整税率，也就是说，哪个项目对财力的需要量大，哪个项目的社会保障税率就提高。其主要缺点是各个项目之间财力调剂余地较小。
(二)对象型社会保障税模式
所谓对象型社会保障税模式是指按承保对象分类设置的社会保障税模式。采用这种模式的典型国家是英国。英国的社会保障税虽然被称为“国民保险捐款”(NationalSecurityContribu-tion)，但也具有强制性，且与受益并不完全挂钩。因而虽然称作“捐款”，实际上也是一种税，其性质与用途与其他国家的社会保障税并无轩轾。英国的社会保障税在设置上主要以承保对象为标准，建立起由四大类社会保险税组成的社会保障税体系。
(三)混合型社会保障税模式
所谓混合型社会保障税模式即以承保对象和承保项目并存设置的社会保障税模式。美国是采用这一模式的典型国家。该国的社会保障税不是一个单一税种的结构，而是由一个针对大多数承保对象和覆盖大部分承保项目的一般社会保障税(薪工税)与针对失业这一特定承保项目的失业保险税，以及针对特定部分承保对象而设置的铁路员工退职税和个体业主税四个税种所组成的税收体系。
二、我国社会保障税法设立的法理基础和前提
我国各项法律制度，就其总体来讲，所规范的权利和义务是一致的或相对应的，即没有只享受权利而不尽义务的法律，也没有只有义务而不享受权利的法律。但每一部门法，就具体内容来讲，有的法律主要规范的内容是权利，或者其中权利规范的内容多，如劳动法、社会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等等。社会保障法属权益保障范围。社会保障法涉及全体公民的经济利益，从某种意义上，它保障的是我国公民的生存权，它在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社会保障税法是社会保障法的下位法，设立社会保障税法可以成为我国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新的里程碑。在这一过程中，摒弃以往税法只是税收征管法，忽略纳税人权益保障的错误观念，切实贯彻宪法保障人权的思想，为构建和谐社会，突出人文关怀提供法律保障。
三、我国社会保障税法律制度的框架设计
(一)我国社会保障税的立法原则经济,政策探讨-[飞诺网]
基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需求，立足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实际状况，笔者认为我国社会保障税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量能负担原则
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企业和个人的承受能力有限。因此应当考虑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能力问题，在开征社会保障税时，征收范围不能过宽，征收项目不宜过多。如果盲目设定过高税率，可能影响国家经济良性发展，企业负担过重的现象。可以全盘考虑，分步实施，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企业和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逐步进行相应的调整。
2.税款专用原则
限定社会保障税的使用方向，确保专款专用。对社会保障税的使用必须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监督机制，禁止任何部门和单位以任何借口挪用社会保障资金。将社会保障税的收支纳入专门的社会保障预算中，有配套的专门预算管理制度保证其收入专用于社会保障支出。收支的结余部分要保值增值，为社会保障提供稳定的财力保证。
3.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原则
对于企业和有工资收入的劳动者等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来说，必须体现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即只有履行了纳税义务，才能享受保障权利。也就是说，城镇各类企业行政事业单位及其在职职工、个体工商户等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均有义务先行缴纳社会保障税，才能在各保险项目上享受社会保障权利，从而使企业获得独立的生产经营权，个人获得基本保障。
(二)我国社会保障税的构成
1.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义务人
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义务人应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住所并取得工薪收入的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或其他各种活动的所有企事业单位、机关和社会团体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部受雇于任何机关、企事业单位但有收益的个人。
2.社会保障税的征税对象
征税对象即纳税客体，主要指税收法律关系中征纳双方权利义务所指的物或行为，它是区分不同税种的主要标志。社会保障税是一种薪金收入税，目前国际上通常以工资薪金总额作为征税对象。就我国而言，现行的社会统筹亦以工资薪金为征税对象，考虑到政策的连续性和国际惯例，我国的社会保障税也应以工资薪金总额为征税对象。
3.社会保障税的税目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具体而言，可先设置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三个税目。而且从社会保障税与中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方面来，我国职工上基本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费征收办法国务院己有统一性文件，其社会经济影响最大，改革在各地进行也最为广泛和深入，因此，社会保障税.首先设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三个税目，以后视情况再增加其他必需的税目。
4.社会保障税的税率
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刚开征此税时，税率设计应本着“从低”的原则，以后随着社会保障项目的拓宽，再逐步提高，这样可减少税制推行的阻力，有利于该税的开征。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的基本养老保险中的缴费率为不超过工资总额的28%,相比国际上开征养老保险税的平均税率大约为20%左右，明显偏高:基本医疗保险费率为8%，基本属于经验数据:失业保险费率为3%。基于此，我国社会保障税的综合税率水平可以规定为28%左右。
参考文献
[1]杨紫烜：《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版
[2]刘剑文：《税法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障作为整个经济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其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已经刻不容缓。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形式不规范，统筹范围小，覆盖面窄，社会化程度低，导致社会保障负担不公平，不利于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宏观调控，而开征社会保障税无疑是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必然选择。
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必然性分析
通常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税都由多个税种组成，这些税种各有不同的税率、税目和使用方向，不同的税种针对不同的社会保障项目设立。因此，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税是独立的一个税类。其主要特点是该类税收自成收支体系，虽然划入财政收支范围，但专款专用。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化，以及工业化、城市化、科技现代化、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我国面临巨大的社会保障资金需求。基于这种国情的存在，开征社会保障税无疑是具有诸多积极意义的。
有利于筹资的强制性，保障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稳定可靠。我国现行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主要采用由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自行制定具体筹资办法和比率的方式。其弊端是：由于筹资的方式、制度多以部门、行业规章的形式出现，我国现有社会保障资金筹集缺乏应有的法律保障，因此，拖欠、不缴或少缴统筹金的现象比较普遍。而社会保障税的开征为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提供了法律保证。
采用税收征管形式，有助于打破地区、部门、行业间的条块分割，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同一税率征收社会保障税，既可以克服不同地区、企业、职工之间苦乐不均，待遇有别的弊端，又可为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创造条件，为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流动提供物质保障，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开征社会保障税，能够规范保障资金的筹集，有利于对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实行收、支、管理三条线，建立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监督机制，保证社会保险基金营运的安全性。
有助于降低制度运行成本。在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可以利用现有税务部门的组织机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进行征管，充分利用税务部门在征管经验、人员素质、机构系统方面的优势，从而可以大大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的筹资效率。
我国社会保障税的构成要素
我国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纳税人包括企业、机构、城镇劳动者个人和农民个人。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的纳税人包括企业、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其成员和个体劳动者。世界各国的工伤保险税一般都由雇主负担，对不同行业规定不同的税率，从而达到福利中的成本分摊到相对的行业和产品中去，以及激励雇主创造更为安全的工作环境的目的。相应地，我国工伤保险的纳税人包括企业、行政机关、事业单位。
我国社会保障税的税基。我国社会保障税的税基是工资总额。具体分为单位纳税税基、个人纳税税基。单位纳税税基为全部职工应税工资之和；个人纳税税基为月实际工资额。为避免产生税收争议，月实际工资按国家统计局规定列入工资总额的项目计算。对收入较难核实的个体劳动者和农民个人采用定额税率，根据月平均收入水平和税率计算出应纳税额。参照世界各国社会保障税的做法，对个人工资收入超过平均工资一定限度的部分，免于征税。目前我国应税工资的最高限额可以规定为平均工资的3倍。
我国社会保障税的适用税率。世界各国社会保障税的税率大多按不同的保险项目设置不同的差别税率。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税率不宜过高。据有关人士测算，社会保障税的企业总负担设定20%，个人负担总数设定7%，是比较合理的。对于收入较难核实的个体劳动者和农民个人，可以参照美国的做法采用定额税率。
我国社会保障税的征收管理。职工应负担的税款，由所在单位在支付工资、薪金时进行源泉扣缴，最后连同单位所应负担的税款一并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个体劳动者和农民个人的应纳税款，须自行申报，同个人所得税一并缴纳。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障税列入企业财务费用，可进入成本；行政事业单位需缴纳的社会保障税列入当年经费预算，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障税可以从个人所得额中扣除，免交个人所得税。
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后，由税务机关负责税款征收，将有利于降低社会保障基金的征收成本。利用现有税务部门的组织机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进行征管，充分利用税务部门在征管经验、人员素质、机构系统方面的优势，可以大大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的筹资效率。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机构应为财政部。社会保障基金的留存部分可用于国债投资，以使这部分社会保障税保值增值。
开征社会保障税的相关建议
健全相关法制，保证社会保障功能的实现。我国社会保障法制建设先天不足，因此，社会保险立法势在必行。完善的社会保障立法，是制定社会保障政策法规的基础，是社会保障管理机构、经办机构、监管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责权限划分的依据，也是对社会保障基金实行监管的前提条件。
加强征收管理，以满足社会保障财源需要。可以预见，社会保障税税基为所得额，在征管中容易遇到收入不明的问题。此外，工资制度的不规范，也加大了社会保障税征管的难度。要解决以上问题，首先必须深化工资制度的改革。在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同时对国家公务员、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作相应调整，原因是这部分人员原工资没有包含保障支出；而对企业类工资不必调整，因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企业的保障已全部由职工自己负担；由于目前社会中的分配差别主要体现在发放给职工的各种补贴上，宜将已固定化的补贴加入工资的基数，作为征收的税基，体现量能负担原则。其次，应实现工资性收入的货币化，建立实名制的个人工资性收入银行账户，用人单位通过银行支付工资，以利于税务部门的稽核。
完善预算制度，优化支出管理。社会保障税的开支，应当与社会保障预算制度的完善结合起来。社会保障税收入是一种基金性收入，与一般预算收入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专门的用途，其收支应自成体系，单独管理。我国可以在目前由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组成的复式预算基础上，增加一项社会保障预算，将社会保障的收支全部纳入社会保障预算统一核算，统一管理，这样有利于将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和运用，置于国家法律的制约和监督之下，更好地保证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和有效使用。即使在社会保障预算的内部，不同税目的收入也必须专门用于相应的支付项目。
盘活社会保障基金，实现保值增值。由于社会保障基金是劳动者在丧失劳动能力，或失业之后的最后保障，也是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资金保证，因此，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一定要避免风险，基金投资应当兼顾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的原则。
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已全面纳入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此举为防止保障基金被挤占挪用，保障其安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建议目前社会保障基金的一部分存入银行，以保证其流动性、随时支付的需要；基金结余部分宜由中央政府掌握投向，除按照规定投资于国家发行的债券外，应当积极探索更有利的投资方式，以求得最大利益。
1、企业单位对应该计算缴纳社会保障费的人员范围能减少则减少。年初从上海电视台的《新闻透视》节目中看到，上海有家保险公司的社会保障费缴纳情况也经不起检查，经以种种理由少缴漏纳。那些小型企业、私营企业就更不用说了，能少则少，能逃尽量逃，严重对职工不负责任。按我国目前的政策规定，社会保障费的征缴单位不仅有国有企业，还包括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以及私营企业等等。凡应缴的企业，其在职的职工都应享有社会保障权益。在职职工应包括长期合同职工（即过去所说的固定职工）和按新劳动合同法招收的职工。有些企业却有意通过增加临时工、减少合同工或频繁使用短期合同工等方式减少社会保障人员数量，尤其是外商投资企业，由于职工人员流动性大，职工人数不固定，有时也就很难核定纳入社会保障的在职职工人数。
2、计算提取社会保障费的依据基准不实。现行政策规定，应以企业在职职工的工资总额为基准计算提取社保费。工资总额应该包括职工的基本工资、各种津贴、经常性奖金和其他工资。有些单位为了少提少缴社保费，或者只以职工的基本工资来计提，或者工资性开支化整为零然后只以部分数据计算缴纳，或者巧立名目，使部分工资性报酬脱离工资总额概念范围有的单位转移部分工资开支渠道，明目张胆逃避计提。
3、无视国家政策，故意拖欠挪用。根据现行规定，企业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及时足额缴纳，而报刊披露，有些企业往往以企业效益不好或资金紧张为理由，把已计提应缴的社会保障费截留下来，长期拖欠，任意挪作他用，有些企业不仅截留了企业应缴部分，而且截留了为职工代扣代缴的部分，更有甚者，有少数企业的领导竟然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只及时上缴少数人的社会保障费，置大多数职工的合法权益于不顾。
上述问题的存在，导致职工在该享受有关社会保障利益时，可能会因企业没有连续定期缴纳有关统筹费而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结果使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这不利于企业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稳定，甚至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与威信，影响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第一，部分企业领导干部思想狭隘。有些企业领导认为，计提社会保障费会增加企业负担，减少企业利润，所以尽可能少提少缴。也有的认为，社会保障费是职工以后的福利保障问题，至于提与不提，缴与不缴，与本任领导在位期间没有直接关系，因而滋生了新的短期行为。第二，政府有关部门监管不力。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主要由社会保障经办机构负责征收，专项存储，并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监管。由于有些地方领导不重视，监管部门又缺乏权威性，致使部分企业社会保障费计缴混乱，上缴率不高。
笔者认为，最根本的改革措施，更与以法治国的改革大框架接轨，制定颁布《社会保障税法》依法征收，由税务机关来严格执行。
笔者设想的具体改革办法是这样：
1、现行的企业应缴部分改为增加职工的工资收入，全部加入职工的工资总额中，发放到职工个人。
2、把法定参加社会保障人员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国家机关人员、军职人员、企事业单位员工，以及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等等所有劳动者。
3、把依照《社会保障税法》征收的社会保障税和根据《人个所得税法》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合并征收。即纳税期内，每人都必须依法缴纳社会保障税。计算社会保障税的同时，又对照《个人所得税法》之规定，如果个人收入达到所得税计征起征点的，再计算出个人应缴所得税额，在同一张税票收据上分行列示，合并缴纳。
4、社会上每个人从取得工作劳动收入的第一个月起都有一个个人税号，终身不变。也可以就直接以每人的身份证号为个人税号。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个人税号又自动转变为从社会保障局领取养老金的个人领款专用帐号。
5、每人退休前的缴纳税款额与将来领取退休金数额直接挂钩。美国人为何自觉自愿纳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每个美国公民的退休金不是由他们退休前的工作单位发的，而是由政府发的。政府发退休金是以他交过的税按一定比例计算后确定发放金额的。也就是说，年轻时交的税越多，老来得到的退休金越多。这是个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好方法。
2．社会保障基金实行税务征缴，是当前社会保障基金收缴管理的现实选择。要实现社会保障基金收支两条线管理，社会保障机构成为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和管理者，它原来承担的收缴任务必须分离出来，由其他机构收缴。与成立新的征收机构相比较，税务征收具有新建成本低、管理经验丰富、更容易掌握和控制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赢利情况，更容易掌握企业的历史资料，实行税务征收有利于规范社会保障基金的征缴管理。
3．社会保障基金实行税务征缴，是建立真正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需要。“十五”计划强调，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真正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企业仍然是社会保障的主要承担者，社会保险金的发放和退休、失业人员的日常管理工作没有从企业中分离出来。一方面，造成许多国有企业这方面的负担越来越重，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一大瓶颈；另一方面，现有的社会保障也没有完全解决因国有企业改革所带来的失业人员增长和退休人员增多等社会问题，没有为国企改革提供一个宽松的社会经济环境。此外，社会保障因企业性质不同而差别较大，而且呈现固态化，不利于不同企业、不同行业间人才的流动。这些都不利于促进经济改革与发展，不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不利于迎接加入WTO所带来的挑战。因此，建立真正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将企业承担的社会保障职能分离出来，当前迫切需要社会保障基金通过税务机构实行社会化收缴。
社保基金税务征收实现的几大转变
1．“差额缴拨”向“全额缴拨”的转变。原来实行的“差额缴拨”，就是企业应该上缴的社会保障基金与社会保险机构应拨付给企业的社会保险金相抵消以后，收大于支的企业，差额上缴；收不抵支的企业，差额拨付。那么收支相抵的部分，就其本质而言，收缴和发放的责任和压力都在企业。这样，一方面造成国有企业的让会保障负担越来越重，另一方面，现有的社会保障也难以解决国有企业改革所带来的人员流动和社会动荡等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情况下为企业挪用、挤占社会保障基金提供了可乘之机，造成社会保障基金发放拖欠严重，严重影响到离退休人员的切身利益，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原来的差额收缴模式，因为种种原因，社会保险资金的征收日趋困难，社会保险机构难以征缴足够的收入满足其发放，不得不以支促收，实行“差额缴拨”，这也是权宜之计。社会保障基金税务征缴，将企业的收缴责任分离出来，使社会保障基金的收缴责任落在税务机关身上，而发放由社会保险机构负责，使发放机构不能以发放促征缴，更有利于实现了“差额缴拨”向“全额缴拨”的彻底转变。
2．收缴责任由企业向政府的转变，是健全政府职能还出的重要一步。原来的征缴模式下，社会保险基金的征缴责任存在两层关系：一是政府与社会保险机构的关系，政府委托社会保险机构负责征缴和发放，在这种情况下，发放是硬的，一旦发放出现什么问题，受保障人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这时政府就会给社会保障机构施加压力，但其征缴社会保障基金的手段是软的，只是收费的形式，缺乏相应的法律与制度建设，缺乏强制性，它的权利和责任是不对称的，难以全额收缴和发放。社会保障机构为了完成职责，只好转移压力，就是第二层关系，社会保障机构和企业的关系。由于没有法律保障，手中可以控制企业的重要手段就是社会保险金的发放，于是你社会保险基金收缴不上来，我也没法发放给你，只好采取“差额缴拨”的办法解决，把社会保障基金收缴的压力推给企业。实质上说，企业收上来就发，收不上来就发放不了，社会保障的责任最终还是落在企业身上，使社会保障的功能大大减退，让会保障的本来意义受到严重的扭曲。
实行税务征缴以后，社会保障基金的收缴责任在税务机关，发放的责任落在社会保障的管理机构，企业的收缴责任实现了向政府的转变。企业既不再承担社会保障基金的收缴任务，也不承担社会保障基金的发放任务。社会保障机构不再负责社会保障基金的收缴任务，专门负责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和发放工作，实现这种责任转变以后，企业分离了社会保障职能，社会保险机构消除了收缴的压力，有利于社会保障资金的及时足额发放，但是压力转移到税务机关，也就是说政府承担起了社会保障的筹资工作，承担了原本就应该由政府承担的职能，健全了政府职能。
3．社会保障资金实现由收支一体管理向收支两条线管理转变。原差额缴拨的模式下，社会保障资金的收入和支出管理是混在一起的，在两个层面上存在缺陷：企业的层面上，除差额缴拨的部分外，其余部分的社会保障资金都是由企业收缴、企业发放的，也就是说企业集社会保障资金的收支于一身，或者企业在收缴时因为困难收缴不足，保证不了发放；或者企业收缴的资金难以用于发放，而是被挪作它用，造成养老金发放拖欠严重，不利于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在社会保险机构的层面上，社会保障机构也是集社会保障资金的收支于一身，缺乏有效地监督，致使社会保障基金的挤占、挪用现象时有发生，造成了社会保障资金的流失。
实行税务机构征缴以后，实现了社会保障资金由收支混合管理向收支两条线管理的转变。社会保障基金的收缴由税务机构承担，收入上缴财政。而社会保障基金的发放由社会中介机构承担，依靠财政拨款。企业已经与社会保障资金的收缴和发放没有直接的组织责任关系，没有掌握和挪用资金的渠道。社会保险机构只负责管理社会保障的政策以及组织社会化发放，与社会保障资金的收入不再有直接关系，也难以挪用社会保障资金。这样，税务部门负责社会保险税的征管；由财政部门负责监督社会保险金的支付和使用；社会保障部门负责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订和执行，实现收支两条线管理，实现社会保障基金收、支、管、用运行过程的有序化和规范化。
目前试点税务征缴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
(一)目前试点税务征缴取得的成绩。就目前社会保障基金税务征缴的试点情况看，社会保障基金实行税务征缴，较之原来的社会保障机构征缴，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实现了全额缴拨。地税部门征缴社会保险金，改变了与缴拨单位的基金缴拨方式，即由差额缴拨改为全额缴拨，杜绝了“协议缴费”等不规范作法，做到收支分开、帐实相符、真实准确。
2．提高了征缴率。实行税务征缴以后，许多省市的收缴率达到或超过了90％，高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差额缴拨、全额记帐情况下历年的征缴率。同时，
地税部门更加具有优势掌握企业的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借助对欠费企业财务及经营状况的客观掌握，加大了清理企业欠费的力度。
3．促进了社会化发放基本养老金工作的开展。地税部门全额征缴养老保险费，为实行社会化发放基本养老金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试点地方基本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率达到60％，个别地市基本实现100％社会化发放。而且，这项工作的推开，有利于促进建立真正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
4．促进了“收支两条线”管理的落实。目前试点省市初步形成“税务收、财政管、社保用”的基金运行管理体制，从而在机制上保证了基金的规范、安全运转。
5．保障了基本养老金的及时足额发放。通过实行地税部门全额征缴基本养老保险费，提高了征缴率，提高了基本养老基金的负担能力，有利地促进了基本养老金的社会化发放，保障了基本养老金的及时足额发放，有效地促进了“两个确保”的落实。
(二)目前社会保障基金税务征缴存在的问题。社会保障基金税务征缴，较之以前社会保障机构征缴，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改革必然受到传统体制及现实国情等因素的制约，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问题。就其试点情况看，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1．基础数据不够完善。目前社会保障税务征缴最大的障碍就是基础数据和信息网络建设和管理落后，使得征管缺乏有效的数据，管理和稽查力度缺乏有效的依据，不利于社会大众对其的有效监督，致使在征管过程中漏缴、少缴的情况难以有效遏制，严重阻碍了社会保障管理社会化的进程。另外，改革必然带来部门利益的调整，使得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与地税部门对基本养老金基数的确定存在意见分歧，地税部门为了更好地取得工效挂钩成绩，存在人为减少缴费基数的情况，导致缴费基数不统一。
2．社会保障经办机构仍设“收入过渡户”。财政部与劳动保障部联合颁发的《社会保障基金财务制度》规定，实行税务部门征收社会保险费的地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再设“收入过渡户”。但绝大多数试点地区仍旧设立“收入过渡户”，有悖于财务规定，增加了社会保险费的运行环节及在途时间，不利于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两条线”管理。
3．税务征收权不完整。地税部门征收社会保险费主要依据的是《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和地方行政性法规，在强制征收措施中，只能对延迟缴费的加收滞纳金，并对责任人处以罚款，逾期不缴纳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征缴。而实行税收保全、强制扣款等税务部门最有力的征收手段则缺乏法律依据。在征收程序上，社会保险费的征收计划和缓交审批均由经办机构认定，地税部门处于“”的地位，难以发挥地税部门“依法征费”的作用。
4．税务机构职能尚未完全到位，征收管理落后。目前税务征缴职能末完全到位，关系未完全理顺，收缴工作还是由社保机构、税务机构两家管理，缴费单位既要经办机构确认，又需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增加了社会保险基金交纳的工作量，延长了交纳时间，有些出现“压票”现象。另外“收入过渡户”的存在，税务收缴的社保费没有直接上缴财政，导致使资金划拨周转环节过多，影响资金划拨效率和管理。
进一步完善税务征缴的建议
(一)完善社会保障基金税务征缴的短期建议。
1．规范、细化地税部门征收社会保险费的操作办法。目前，许多省市实行了税务部门征收社会保险费，一些地方正在积极酝酿实施。但是，目前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对地税征收社会保险费工作仅在有关政策文件上作了原则规定，缺乏统一、规范的操作办法。针对这种情况，财政、税务等部门应及时交流征缴情况，进一步总结经验，深入分析研究，提出规范和细化的具体办法，要点是：第一，各级政府年初要确定社会保障基金预算，预算一经确定，地税部门就根据确定的基数、费率等相关政策具体实施征收；第二，企业按地税部门的征管程序办理缴费业务；第三，社会保险费实行属地化征收；第四，征收的社会保险费不设“收入过渡户”；第五，经办机构建立缴费单位和个人的资料档案及台帐；第六，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管理等。这样，使社会保障基金税务征缴工作有章可循、规范操作、健康运作。
2．赋予税务机关完整的征收权。从法律法规、建章立制的角度真正赋予税务机关征收社会保险费的权利，使税务机关能够旗帜鲜明地行使法律赋予的强制执行手段，征收的全过程包括缴费基数和人数的核定、征缴入库、处罚、催缴等全部由税务机关依法完成，同时，也要明确税务机构征收社会保险费的责任与税收责任同等重要，增加税务机关的收费意识和压力，力争做到权利与义务相统一。
3．理顺社会保障基金征缴机构的关系，健全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税务部门负责社会保险税的征管；社会保险基金实行预算管理，进入各级财政的社会保障预算，由财政部门负责监督社会保险金的支付和使用；社会保障部门负责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订和执行；银行、邮局等社会服务机构负责发放。形成税务管征缴、财政管资金、社保管核拨、银行邮局管发放的机构体系，实现社会保障基金收、支、管、用运行过程的有序化和规范化。
4．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监督。随着社会保障基金规模的不断增大，其监管工作日益重要。按照“一揽子社会保障预算”方法编制社会保障预算，将所有社会保障的收入项目都纳入社会保障预算，统一、规范管理，避免社会保障基金的浪费、流失，对于强化社保基金监管具有重要意义。
(二)完善社会保障基金税务征缴的中长期建议。
1．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依法确立计税依据和适用税率等要素，统一社会保障社会统筹项目，纳入税务征管范围，并通过立法确定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增强征收的规范性和强制性。这是规范社会保障基金征收的有效手段，也是完善社会保障预算的重要措施。
2．建立健全养老金的融资体系，保证养老金收入充足。一是依法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国家强制实施的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项目，城镇各类企业事业单位及其职工都必须依法及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二是有步骤地变现部分国有资产，用于扩充社会保障基金；三是将利息税、遗产与增与税等的收入，专向用于社会保障基金；四是采取其它可行的办法，比如可以考虑发行社会保障基金专项债券和等。总之，要积极开辟融资渠道，充实社会保障基金。
3．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基金征管的基础数据体系。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将企业应该交纳社会保险金的人员的资料建立统一的数据库，并且随着“金卡工程”的推进和工资社会化发放普遍推开，及时与银行的工资发放系统联网，多方配合核实，促进征管基础数据体系的真实性、可靠性，建立税务征管的数据基础。这样，才能为税务机关全额征收奠定坚实的基础，为社会各界的监督提供依据，社会保障社会化管理才有可靠的保证；这样也可以与社会化发放的数据库联网，促进社会保险金的社会化发放。
二、社会保险费改税的目的与预期效果分析
通过列表，我们可以初步了解社会保险费与社会保险税的基本区别。目前讨论的问题虽然在名称上被称为社会保障税，但事实上只是社会保险税，因为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保障项目的资金来源客观上不可能来自现阶段讨论的所谓社会保障税，它只能来源于一般税收收入或遗产税、个人所得税、捐赠税及相关收费项目等。因此，社会保障税的讨论，实质上是对现行社会保险筹资方式作出重大变革。
那么，费改税的目的是什么呢？若从理论及政策实践角度加以概括，则不外乎有三：一是变革社会保险制度模式，即改变新型社会保险制度（统帐结合模式）的初衷，恢复现收现付的制度模式；二是试图增强强制性，提高征缴率；三是实现社会保险资金筹集标准的统一，促使社会保险走向高度社会化和全民化。据此，可以作进一步的分析：其一，通过费改税来改变正在确立中的社会保险制度模式并重建现收现付制是可能的，但政府的信誉将面临危机，引起的社会震荡也将很大，况且现收现付制根本无法适应人口老龄化发展的需要，从而正在成为许多国家改革的对象，是否值得为了重建制度的目标来改变筹资模式，还值得商榷。其二，费改成税是否一定会增进强制性，实践效果并非如此，因为对社会保险制度而言，征费与征税均应当是依法进行的，强制性是否强，并不决定于"费"与"税"的名称，而是取决于法律的规范、执法的力度和当时当地的经济发展状态。例如，许多国家就完全能够通过征费方式来实现筹集社会保险基金的目标，而有的采取征税方式的国家一旦遇到经济危机亦难以完成社会保险筹资任务。我国目前遇到的社会保险费征缴难，强制性不够是一个方面（它包括《社会保险法》未出台、地方政府对企业的保护与执法力度有待加强等），而国有企业效益不良以及国家寄希望于非国有企业消化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职工等直接相关。因此，依靠费改税来增强社会保险筹资的强制性的设想显然并不成立。其三，费改税后，税率自然走向统一，这对于实现公平负担、待遇平等的目标显然有直接促进作用，但对于发展中的大国，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政府财力有限、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目前能否统一起来或者统一后可能带来什么新的问题，同样需要进一步研究。可见，目前讨论社会保险费改税的目的并不明确。
费改税的预期效果，最主要的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一是社会保险制度的刚性发展加上税收制度的刚性发展，使现收现付制得以恢复并且被强化、巩固，其好处是能够缓和现阶段养老保险等的支付压力，风险是使未来潜在的支付危机进一步扩大，并完全可能重走发达国家或福利国家的老路；二是政府财政由后台走向前台，国家从社会保险制度的间接责任主体（直接责任主体在现有制度模式中应当是企业与劳动者个人）变为直接责任主体，其好处主要是计划方便、管理简单，风险则是政府财政必然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快而背上日益沉重的包袱，这种风险且会因社会保险部门无需承担筹资与资金管理的责任（即社会保险制度与国家财政之间的中间隔离层缺位）而被放大；三是有利于促使社会保险制度的统一化，即社会保险供款率、待遇标准将因征税而迅速统一，统筹层次亦会因统一征税而自然提升，其风险则是必然出现所筹资金逆向流动、保险待遇与地区经济水平不相适应等现象，进而激化地区之间的矛盾。可见，在现实条件下，社会保险费改税的效果具有两面性和不确定性。
三、社会保险费改税的制约因素分析
就像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都是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手段一样，社会保险费与社会保险税也都是社会保险制度发展的手段。然而，这两种手段又毕竟是有区别的，筹资方式的改变，并不仅仅限于筹资方式本身，它必然影响到社会保险制度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经济环境，反过来也接受着社会保险制度及其他相关因素的制约。
第一，社会保险制度模式决定着社会保险筹资模式。一方面，普惠制社会保障一般选择采取征税方式来筹集资金，而选择制或非普惠制社会保障制度则一般采取征费方式来筹集资金；另一方面，现收现付模式的社会保险制度，既可以采取征费方式也可以采取征税方式筹集社会保险基金，而选择部分或完全积累模式的社会保险制度，则适宜采取征费方式。因此，如果我国要改变社会保险筹资模式，就应当先研究社会保险制度模式的选择，此后才是筹资方式的选择。若选择征税方式，则应废除正在确立中的统帐结合型社会保险制度或明确取消个人帐户，重新确立普惠制与现收现付型社会保险制度；若既要采取征税方式来筹集基金，又想维持统帐结合制度模式，在理论上将无法自圆其说，在政策实践上将陷入新的利益冲突之中。
第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着社会保险筹资模式。征税方式的最大特点在于税率统一，而一国之内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平衡是实现税率统一的现实条件，这在发达国家或小国家可以做到，在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却难以做到，而征费则可以灵活一些。以我国目前的发展状况而言，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一个客观事实，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难以完全改变。因此，在社会保险供款率方面，既要避免因差别过大而导致地区之间企业竞争环境不公平的现象，同时也要避免因标准统一而损害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使有限的供款率差别的存在成为现阶段的必然选择。第三，国民经济发展状态制约着社会保险筹资模式。如果经济发展状态不好，大批企业连生存都十分困难，费改税不仅同样不会有好效果，反而会进一步损害社会保险制度筹资的强制性与政府的权威性，因为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目的在于解除职工的后顾之忧、维护社会稳定，如果因社会保险制度造成大批企业破产等，国家就可能需要考虑社会风险的承受程度；如果经济发展状态良好，无论征税或征费，均可以实现资金筹集的目标。目前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脱困的目标尚未实现、非国有企业难以普遍承受同一供款率的社会保险负担，费改税能否取得预期效果显然很难预料。
第四，社会保险制度安排制约着社会保险筹资模式。社会保险税要求社会保险制度安排一体化，而社会保险费则可以根据不同的制度安排来征集社会保险资金，对社会保险统筹层次的要求亦不似社会保险税。我国目前的客观情况是不可能实行一体化的社会保险制度，如养老保险就肯定会针对职工、公务员、农民等设计不同的制度，再如是将数亿工业劳动者统一纳入工伤社会保险还是让工伤社会保险与商业性的雇主责任保险并存仍需探讨，其他社会保险项目是否将劳动者全部纳入一元化的制度范围亦是一个大问号，在社会保险制度安排并非一元化的条件下，征费改成征税便缺乏可行性；再如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如果将工伤、生育、疾病保险等统筹到省级乃至全国的层次，其结果就可能导致保险待遇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脱节，因而亦有着商榷的必要。
第五，国家的财政调控能力制约着社会保险筹资模式。如果国家财政实力雄厚，财政调控能力强，通过征税方式将社会保险资金统一纳入国家财政范畴则具有可控性；反之，如果国家财政实力薄弱，财政调控能力弱，一旦将社会保险资金作为税收并纳入财政范畴，则完全可能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与冲击。如果采取征费方式，即让社会保险资金在财政体外循环，则社会保险管理部门将构成为社会保险资金的第一责任者，而政府财政则构成为第二或最终责任者，第一责任者的存在事实上可以起到控制风险、过滤责任的作用，从而成为减轻政府财政直接责任的重要环节。
此外，国有单位中老年职工的养老金补偿、中央与地方社会保障职责的划分、现有社会保险制度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以及目前社会保险制度统筹层次低、不同阶层的利益分歧大，等等，均是社会保险费改税的不容忽略的现实制约因素。
四、政策建议：认真研究，审慎决策，社会保险费改税缓行
基于前述分析，用社会保险税取代社会保险费，至少存在着如下问题：一是目标模糊，是重新确立社会保险制度还是为筹资而改变筹资方式，并不明确；二是条件不成熟，即制约因素甚多，一旦以税代费必然遇到新的阻力与问题；三是技术障碍甚多，如税种设计、征收范围、征收标准、征管机构、部门衔接等等，每一个问题若得不到妥善处理，均可能给本来就困难重重的社会保险制度带来新的伤害；四是预期效果具有不确定性，而社会保险制度在客观上已不允许再经历重大的波折；五是与国外社会保障改革、发展趋势不相吻合，因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趋势均是促使社会保险基金与国家财政保持一定距离甚至完全分离，以增强社会保险制度的自我平衡能力和劳动者自我保障能力，同时避免给政府财政带来难以预料的冲击。
从现实出发，我认为较为理性的政策建议是如下三项：
第一，认真研究。即以国际社会为背景，以中国现实国情及其发展趋势为基本出发点，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标尺，以两分法为基本手段，继续对社会保险制度模式及筹资方式进行认真研究，同时客观评价社会保险费与社会保险税，明了两者差别，比较两者优劣，全面把握社会保险费与社会保险税所适应的社会保险制度模式及其制约因素。
第二，审慎决策。在以统帐结合模式为基本特征的新型社会保险制度正在确立之中的背景下，再对社会保险资金的筹集方式进行重大变革，必然对现有制度模式及其走势产生极为重大而复杂的影响。因此，不能简单否定征费的优势，不能低估征税可能遇到的阻力及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对费改税问题缺乏全面而充分的论证，并难以肯定费改税后的效果一定大于改革前的效果且潜在风险能得到有效控制的条件下，决策部门不宜匆忙决策；否则，就可能埋下隐患或导致事倍功半甚至前功尽弃的后果。
第三，费改税应当缓行。基于新的社会保险制度模式已逐渐深入人心，占主体地位的养老、医疗保险均采用统帐结合模式，以及维护政府形象及信誉乃至其他诸现实因素的制约，均决定了即使国家确定社会保险税是社会保险费的改革方向，目前也应当缓行。即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努力发展经济，努力促使国有企业解困，努力强化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同时扩大财政支持的力度。
四、发达国家征收社会保障税的实践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上文对德国社会保障税发展模式的介绍，并结合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现状以及对社会保障税返还性的要求，笔者认为以承保项目分项设置社会保障税的德国模式更适合移植到我国，同时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对其做部分调整。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均匀的状态，二元性特征突出，城乡差异较大，因此应分层次逐步开展社会保障税的征收，首先选取大中经济发达的城市进行试点，再逐渐扩大范围。即便是在经济发达的城市，也存在贫富差距，社会保障本身的特点和目的是照顾和保障低收入者，因此，在设计我国社会保障税的税制要素时，必须考虑到社会保障税调节社会公平的功能。
从发达国家一百多年的社会保障制度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社会保障不是全部由国家和社会或雇主履行纳税义务，个人如果要得到充分的养老、医疗、失业、生育保障和各项社会福利，只有在有劳动能力时及时履行个人部分的纳税义务，才能在遇到风险或丧失劳动能力时，要求获得充足经济补偿的权利。所以说，完善的社会保障应由国家、社会和个人共同承担责任。
[注释]
①李捷枚：社会保障税研究兼论我国社会保障税的开征，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12。
②马青牧：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8年。
③李捷枚：社会保障税研究兼论我国社会保障税的开征，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12，第86页。
④雷明瑜：论我国社会保障税法律制度的构建，西南政法大学，2011年法学硕士学位论文，第6页。
⑤杨伟伟：国外社会保障税的比较与借鉴一基于六国的研究，重庆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6页。
⑥刘蓉，康楠：社会保障税的国际比较及借鉴，税收经济研究，2011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李捷枚.社会保障税研究兼论我国社会保障税的开征[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2]马青牧.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问题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8.
[3]雷明瑜.论我国社会保障税法律制度的构建[D].西南政法大学，2011年法学硕士学位论文，第6页.
[4]杨伟伟.国外社会保障税的比较与借鉴一基于六国的研究[D].重庆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5]刘蓉，康楠.社会保障税的国际比较及借鉴[J].税收经济研究，2011，（4）.
[摘要]近年我国对社会保障费改税的呼声不断，文章通过对比发达国家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模式，进而提出假设，即使不改变现有缴费制的模式，通过对现有模式的改革和完善，同样可以达到征收社会保障税的目的。
[关键词]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税；社会保险费；国际比较
社会保障资金充足是保证社会保障制度正常运行的基础，是社会保障制度得以有效维持的“血液”。因此合理选择和确定我国现有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模式，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亦是市场经济体制中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筹资模式采取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主要项目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保险制度，实行统筹管理。然而，我国在上个世纪末已经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并与发达国家相比呈现未富先老状态，据统计，到本世纪30年代我国将步入老龄化社会的高峰期，人口老龄化危机将至。随着老龄化危机的加重，我国对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医疗保障的要求日益提高，国家对社会保障资金的财政支出压力巨大，养老金缺口以惊人速度增加，据业界估算2010年我国养老金缺口达到16.48万亿。为此应充分预计养老金缺口带来的财政压力。为了缓解社保基金出现的财政缺口，只有构建合理公平的社会保障机制并配合科学有效的社会保障资金筹资方式才能缓解这一现实问题。
一、社会保障与社会保障税的关系问题
社会保障最初出现在美国1935年社会保障法中，现代意义的社会保障是指国家以立法和行政措施确立的对遇到疾病、伤残、生育、年老、死亡、失业、灾害或其他风险的社会成员给予相应的经济、物质和服务的帮助，以保障其基本生活需要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
在我国，社会保障大体分为三个部分，即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最低层次的社会保障表现形式是社会救济，国家无偿对丧失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提供最低生存保障。中间一层是社会保险，目前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保险制度。最高一层是社会福利，这三个层级构成完整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社会保障税是伴随着社会保障制度而发展起来的，社会保障持续运转需要依赖充足的社会保障资金支持，而社会保障税是社会保障筹资的有效方式。所以说社会保障税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筹资手段。由于社会保障的公平性质，使得社会保障成为收入再分配的手段，所以社会保障筹资方式必须具备公正和效率原则，只有以税收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筹资渠道能够满足这样的要求，由此可见，社会保障筹资以税收的形式确立能有效保证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持续运行。
二、社会保障税的一般理论
社会保障税在一些国家又称为社会保险税或薪给税，其征税目的是为社会保障资金筹资并用于再分配的特定目的税，社会保障税的实质是劳动产品剩余价值的再分配。社会保障税的征税对象一般为雇主、雇员就其支付、取得的薪资报酬。从目前来看，国际上为公共事业筹集资金最规范、最高效的方式就是征税，而由此产生的新税种――社会保障税就属于社会保障筹资的范畴。在世界范围内已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170多个国家中，有132个国家的社会保障缴款采取社会保障专门税和社会保障缴费的形式。社会保障税在各国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美国是最早实行社会保障税收制度的国家之一，目前美国的社会保障收入比重占财政收入总额的30%，成为仅次于个税的第二大税种。
社会保障税既有一般税收的共性特征，也有不同于其他税收的个体特征。社会保障税作为专为社会保障筹资的特定目的税，与一般税收相比，具有以下三方面特点：
第一，社会保障税具有专款专用性。社会保障税作为一种直接目的税，其税收收入与用途直接相关，社会保障税被税务部门征收后应设立专门的部门管理该部分基金，只能用于社会保障支出，不得用于其它方面的财政支出。
第二，社会保障税具有较强的累退性。所谓累退性是指纳税人的税负随着收入的绝对增加而相对负担变小，社会保障税的税制设计采用免征额及超额累进或最高额下比例税率的方式，并且课税对象不包括工薪收入以外的其他所得，即违反了一般税收绝对公平的原则，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社会弱势群体，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这就导致了总体上随收入的绝对增加而实际纳税负担相对减小的特性，即累退性。
第三，社会保障税具有有偿性。现有社会保障税制要求该项税收收入一般由政府设立的专门基金委员会管理，由于社会保障税的专款专用性，所以社会保障税区别于其他税收，在国家财政出现危机时，纳税人依然有权要求领取保险金，这是与普通税收不同的特殊性质。社会保障税法律制度对全体受保者缴纳社会保障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筹和协调，使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所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趋于平等，这也是贝弗里奇“补偿原则”的运用，是公平性的体现。
三、社会保障税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一）国际征收社会保障税概况
中图分类号：F81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关于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研究的文献综述
收录日期：2013年9月10日
一、对社会保障缴款性质的认识
（一）社会保障缴款的性质是“税”。龙卓舟（2008）认为，社会保险具有强制发生性和支付的固定性特征，而且社会保险缴款和税收都具有偿还的非对应性，所以社会保障缴款具有“税”的性质。在庞凤喜（2008）看来，税与费内涵并非泾渭分明，但是她基于社会保障缴款的强制征收、规范征收特点以及社会保障缴款的收支一般具有再分配的特征，将社会保障缴款的性质认定为“税”。马晓光（1995）认为，社会保障属于社会公共事务的范畴，那么在享受社会保障待遇方面，全体公民都应具有平等的权利，也就是说本质是“税”。
（二）社会保障缴款的性质是“费”。郑功成（2001）认为，社会保险是受保人之间的风险分担，属于私人物品，而且税收具有无偿性的特征，但社会保障缴款却是有偿的，所以社会保障缴款应被划分为“费”。
（三）社会保障缴款的性质具有多重性。在刘剑文（2007）看来，社会保障缴款一方面是在法律强制规定下缴纳的并带有互济的性质，所以它不同于规费；而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专用性与直接返还性，所以也不同于一般的税收，基于这两点，他的结论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应该用一般的费或税的概念来认识和区别两者的内涵”。郑秉文（2010）认为，社会保障税与社会保障费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别，但社会保障制度要根据制度设计的诉求来确定，所以社会保障缴款会相应选择“税”和“费”的形式。
二、对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态度
（一）对开征社会保障税持支持态度。龙卓舟（2008）基于社会保障缴款天然的税收性质，当然的采取支持的态度。除此外，大多学者未从社会保障缴款的性质立论，基本是以我国社保制度的现实困境为逻辑原点，把“费”的方式的明显缺陷与“税”的形式的优越性两相对比，得出费改税的必要性。下面具体分为两个方面进行总结：
1、社会保障事业面临的挑战。张磊（2006）从人口老龄化、农村城镇化、就业形式多样化、社会保险参保面窄、社会保障资金缺口大等五个方面进行了总结，并认为最关键的是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和社会保障资金不足的矛盾。胡鞍钢（2001）认为省级统筹是“块块”，无法解决地区间的社保基金支付的差异性和不公平性，同时不利于建立有序流动的全国性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
2、“费”的形式的弊端。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基本一致，整合为以下几点：（1）强制性弱，覆盖面窄（张磊，2006；王宏波，2008；汪柱旺、黄蕾，2005）；（2）政策不统一，不同地区企业发展不平等（张磊，2006；汪柱旺、黄蕾，2005；郭席四、程崇祯，1997）；（3）征收缺乏刚性，执法很难到位（张磊，2006；郭席四、程崇祯，1997）；（4）政出多门，管理混乱，透明度低（黄菡，2005；王宏波，2008；郭席四、程崇祯，1997）；（5）征管成本高昂（王宏波，2008；黄菡，2005）；（6）社保基金不稳定（王宏波，2008）。
（二）对开征社会保障税持保守态度。目前，一些学者虽然承认社会保障税本身的合理性、必要性，但却对开征效果并不乐观或者认为现阶段我国并不适合开征。马杰（2001）表示，尽管“费改税”是一件势在必行的事，但是应该降低“费改税”预期。谢金荣（2001）认可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是大势所趋，但认为开征所需的诸多社会经济条件还没有成熟，诸多障碍还须清除。应该注意到，有些学者虽然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保障缴款的税收性质，但是对开征社会保障税这个现实问题却态度谨慎。例如，邓子基（2011）就表示，社保缴款本质上就是税收，社保费改税是顺应国际社保制度改革路径的必然选择，但开征社会保障税并不能一蹴而就，如果要开征，那就需要努力研究社保税税制要素的设计，并根据开征社保税的影响进行相应的配套改革。
（三）对开征社会保障税持反对态度。郑秉文（2010）从以下几个方面，表达了反对意见：世界性的改革不是费改税；费改税不符合旨在加强缴费与待遇之间联系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战略的要求；费改税在技术上不符合统账结合的混合型制度的设计要求；费改税不符合社会保障制度深化改革对“制度弹性”的要求。郑功成（2001）等人认为社会保障是私人产品，理应是“费”，而且社会保障税的公共性质与我国实行的部分积累制中个人账户的私人性质不相容。此外，费改税后，国家财政将由后台走向前台，国家从社会保险尤其是养老社会保险的间接责任主体变为直接责任主体，将会加大财政负担。
三、对开征社会保障税可行性的论证
张磊（2006）认为，开征社会保障税已形成社会共识、已具备经济基础、已具备征收基础、有很多可借鉴的成功经验。王宏波（2008）的论点与张磊的基本一致，此外，王宏波（2008）还提出，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确立了社会保障作为国家基本制度的法律地位，所以开征社会保障税具备了政策法律依据。赵文平（2010）与以上两人的观点并没有大的差异，他还认为，由费变税有利于增强人们的社保缴款意识，能够促进全社会同心协力开展社会保障工作。
四、对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研究的评述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社会保障缴款的性质界定问题是社会保障税开征的理论依据。学界在该问题上立场如此泾渭分明颇引人深思。“费”与“税”本是财税理论中最基础的概念，何以如此多的大家在这个最“简单”的问题上得出对立的结论呢？笔者基于文献资料，梳理了他们逻辑推理的脉络，发现结论的分野主要导源于基本概念界定上的差异。例如在“费”的理解上，郑秉文（2007）认为税与费二者的共性在于：一是征收主体都是政府及其授权的职能部门；二是均属于财政性资金，都是为了实现政府的职能；三是均有“强制性”和“固定性”。两者的不同点在于是否存在“无偿性”。税收是无偿的，费则代表与国家之间的“有偿交换”的关系。基于此，郑秉文（2007）认为，社会保障费本具有强制性，与社会保障税的区别只是在于它带有强烈的“补偿性”和“对等性”。但是，在庞凤喜（2007）看来，“费”的发生取决于缴款人的意志，也就是说交换行为的发生的决定权在公民一方，“强制性”并非“费”的特征，因而社保基金的“费”与“税”两种形式有显著的区别。毫厘之差，千里之谬。在税费之争中，类似的例子很多，是很多学者观点对立的重要原因。
近几年，对社会保障税的探讨更多的集中于社保税制度建设的构思上，“费税定性之争”无疑昭示着研究视野回归根基性问题的必要。树无根无以立，理无据无以行，对诸如“费”、“税”的含义进行再界定绝不是无谓的咬文嚼字，事实上厘清学术基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并在理论界达成一定的共识，能够极大地提高研究与论证效率，减少因前提假设、基础概念等不同引发的学术分歧和不必要的误会。
此外，面对我国同样的现实背景，甚至是相同的事例，为什么不同的学者得出不同的结论——有人力挺社会保障税的开征，但有人又疾呼暂停？笔者认为，对社会保障税的开征与否以及可行性的论证往往是基于学者们的主观感受、情感体验得出的，较少引用客观资料和数据作为论据。因此，在对社会保障税进一步研究时，应加强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数据资料和典型事例的搜集整理工作，也可以采用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收集大众对社保建设的意见和提议。后期的数据整理阶段，应汲取统计和计量等学科的研究范式，设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并与国外数据做比较。以数字为据，用事实说话，有利于提高结论的说服性，促进达成共识。
主要参考文献：
[1]龙卓舟.开征社会保障税：社会保障制度的本质要求[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8.29.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