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府扶持在公共文化绩效审计评价中作用发挥的依据
公共文化的建设和长远发展是社会和谐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离不开政府的扶持。而政府对公共文化的扶持是为了满足国家和社会公共文化的需求，向全体公民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和产品，保证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实现，因此政府扶持对推动公共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但是，政府扶持如何体现，如何真实有效地履行公共管理的职责，公共文化绩效如何等一系列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公共文化绩效审计就是对政府等职能部门以及其他组织在公共文化建设过程中发生的财务收支情况以及经济业务活动的效率性、经济性和效果性进行评价和审计。下面从公共文化本身特征、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绩效审计供给与需求等三方面，分析政府扶持在公共文化绩效审计评价中发挥作用的依据。
1.公共文化的本质特性与私人文化相比，公共文化从它产生一开始就表现出独特的文化特性。首要的特性是公共文化资源的公共性与公平性，如公共文化资源的场地、各种设施的建设和维护、规划和调配等，这不是由哪个部门或者企业能够单独建设就能完成和运作的。公共文化资源的取得和享有是人人都有权利，是人人平等地获取和使用的资源，这也不是哪个组织或者团体能够做到的，政府作为国家的职能部门首当其中负担起这种社会公共责任；其次是对公共文化产品需求的多样性和统一性。公共文化资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财产，公共文化面向社会提供的应该是多样化的服务和产品，因为这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必须要满足社会成员的各种需求，同时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内容理应是积极健康，能够体现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的,这就决定必须有一定的政治权力机关能去扶持和引导公共文化。再次，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共享性和非竞争性。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受益者是在一定的区域内，人人都能随时享受到，一个人的享受不能排斥其他人的使用，并且是非盈利性与非竞争性的，即你享受的同时我也能享受，提供者不在乎盈利，在市场上处于一种非竞争状态，基于这些公共文化产品的特性决定政府要进行扶持，要进行适当干预，才能保证公共文化资源的合理而有效地配置。最后是社会性和公益性。公共文化的产品和服务应该是一定社会范围内社会大众最需要的、最现实的、最关心、最实惠的、对老百姓和社会持续发展最有好处的产品和服务，而且面向社会是免费的或者是低费用的等。公共文化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公共文化是一项全民利益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公共事业，这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其中必然需要政府更多的扶持。
2.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最初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和威尔逊的“二分法”作为公共行为行政学的理论基础。随着公众的价值理念的增强、需求的多元化、参与民主意识的提升，人们对政府的职能履行和作用发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作用的发挥不能仅仅体现在僵硬化的体制管理、行政机构的规模化、行政效率的低下、公共资源浪费严重等，应是一种透明化、高质量高效率、执行力很强的管理。由此，新公共管理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倡导公共管理的战略管理、重视公共部门的绩效评价、强化和明确政府的职能、更关注公众对公共部门的评价等。为此新公共管理为绩效审计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在20世纪70、80年代政府绩效审计得到迅速发展。绩效审计满足社会大众对公共部门履行职责的需求，因此政府扶持公共事业的效率和效果是大众迫切需要了解的内容之一，这也正是绩效审计的使命所在。
3.绩效审计市场的需求与供给绩效审计在我国起步比较晚，运用在政府以及公共管理部门其发展也比较缓慢。但是我国绩效审计市场的需求日益增强，市场前景发展广阔。绩效审计一方面评价业绩，有益于提高被审计单位的效益与效率，另一方面也是对权力机关行使权力的一种监督和制约。绩效审计市场有需求，而且这种需求的呼声不断增强，与此同时，我国绩效审计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处于初级阶段，公共部门的绩效审计集中在财政支出、公共项目和设施的上面，审计方法也比较单一，审计机构和审计人员的专业素养远远不能满足新形式下的绩效审计的需要。由此可知，绩效审计市场的需求与供给出现严重的不匹配、不协调的局面。对公共文化绩效审计评价进行分析，是理论与实践中积极而有意义的探索。
三、政府扶持在公共文化绩效审计评价中的作用表现
在公共文化绩效审计框架下，政府及其文化行政部门的作用发挥得到重新阐释，其扮演的角色也各异。它既是公共文化绩效审计政策的制定者，又是公共文化绩效审计的主导者和监管者，还是绩效审计的建设者和保障者等，已经不再仅仅是履行政府的职能，而是“服务型政府”的引导、战略规划等作用的全新体现，从而保证公共文化绩效审计评价的有效开展和正常运行。公共文化绩效审计涉及面大、影响广，其任务更加繁重，这就要求政府扶持要有力度、有方向、有规划和有成效。
1.绩效审计政策扶持中的制定和宣传作用政府对公共文化绩效审计的扶持主要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来进行，为公共文化绩效审计的开展提供一个有序规范和公平健康的社会环境和法制环境。近年来，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都高度重视公共文化建设，先后颁布了《关于支持文化企业发展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十”提出的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效能、《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等等政策文件。但是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公共文化绩效审计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所以开展公共文化绩效审计首先要有法律支持和政策依据，这是政府扶持的首要任务。在政府政策扶持中制定关于公共文化绩效审计的基本规范、绩效审计的责任追究制度、约束规范、执行标准、财政扶持支持的政策导向等制度文件，用明确的法律规范和规章制度将公共文化绩效审计的目的、审计范围、审计职权、审计主体和程序、审计报告形式等确定下来，进而政府才能更好地进行宣传和执行这些政策。
2.绩效审计评价扶持中的主导和保障作用政府是在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授权下，行使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利并承担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责任的机构。其主导作用体现在：一是主导公共文化绩效审计评价的全局工作；二是主导公共文化服务和管理的提供；三是主导公共文化绩效审计的主体广泛参与；四是主导公共文化绩效审计评价的成效得到贯彻和实施。而保障作用则体现在法律上的制度保障、经济上的财力保障、社会上的文化氛围保障、基层相关配套措施的辅助保障等。在新形势下，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公共文化绩效审计对于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方面等的重要作用，以全社会首席代表的身份和角色，全面担当起公共文化绩效审计的主导者和保障者的神圣职责。
3.绩效审计信息扶持中的建设和管理作用公共文化具有公共性的同时也就有共享性，这就意味着对其绩效审计评价的信息也应该为大众所知，绩效审计信息作为公共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助于改进公共文化绩效管理，有助于审计决策的制定及预算编制，也是衡量政府公共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准。因此，建设和管理公共文化绩效审计信息共享平台是政府的职能所在，这也是政府利用资源提供文化扶持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目前，由于绩效审计正处初级开展阶段，尚未建设绩效审计的信息共享平台，这就需要政府推进和探索共享平台的建设和管理工作。公共文化绩效审计信息共享平台就是利用政府公共文化资源，及时公共文化绩效审计政策、发展规划、动态、以及绩效审计市场供求等方面的信息，为区域文化企业和单位了解国内外的最新技术、资源、资金等情况提供有利支持，实现人才、技术、信息、管理的有效合作和交流。
4.助推区域经济和谐发展中的战略规划作用目前，公共文化建设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公共文化建设在和谐社会的战略布局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其作用也越来越突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成为一支基础性的力量，成为区域软实力提升的重要衡量标准。对此各级政府要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在不断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的基础上，从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公共文化需求入手，切实做好公共文化绩效审计的战略规划工作。政府扶持的导向应该是公共文化事业绩效审计发展战略和制定公共文化绩效审计建设规划，对本区域内的公共文化绩效审计建设，进行科学统筹谋划和合理布局。要与文化需要相适应，与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相适应。
5.绩效审计成效扶持中的反馈和监督作用绩效审计是为了发现和揭露公共文化建设中的问题，并更好地解决问题，这是绩效审计的最终目的。绩效审计成效如何关系着公共文化建设的社会效益和公众效益的实现。所以，政府扶持绩效审计成效不应只是关注如何实施绩效审计项目的过程，更应该关注如何将绩效审计结果反馈给民众，如何将绩效审计报告定期公布于众，并运用于公共文化的绩效管理和决策之中。目前，我国绩效审计结的成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大量的绩效问题审而不揭，流于表面，大部分审计报告和结果常常被搁置一边，导致绩效审计工作处于弱势，往往开展起来“虎头蛇尾”，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因此，更需要政府投入人力和物力进行扶持和引导。另外，在绩效审计中加强各级政府机构之间、政府官员、政府与社会各界的监督机制，绩效审计也是政府提升管理的重要监督手段，所以要在绩效审计中扶持监督机制，促进绩效管理有效实施。
二、农民群体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
根据国家的相关政策文件以及诸多学者的论述，课题组在调查中主要涵盖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四大工程：农家书屋、文化活动室、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在调查中，课题组要求村民们对这四大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工程的满意程度进行了汇报。
（一）农家书屋
农家书屋建设工程是一项由政府统一规划和组织实施的利国惠民工程，是农村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可以说几乎村村都有农家书屋。课题组要求农村居民对于本村农家书屋的综合运行状况进行一个满意度评估，20.0%的村民对于本村农家书屋的总体状况感到满意，37.0%的村民对于本村农家书屋的总体状况感到比较满意。这样的结果说明，超过一半以上的村民对于本村农家书屋的总体运行状况还是认可的。当然，有34.5%的村民对于本村农家书屋的总体状况感到一般，认为还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此外，有7.7%的村民对于本村农家书屋的总体状况感到不太满意。总体而言，课题组的结论是，对于农家书屋的建设与运行，已经有相当一部分村民经常使用并且对此感到满意。但不可忽视的是，仍有为数不少的村民对于农家书屋的建设与运行感到不满意，需要我国政府进一步改善农家书屋的运行现状。
（二）文化活动室
文化活动室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载体。按照国家的政策要求，所有村庄都应该保证有文化活动室。课题组要求农村居民对于本村文化活动室的综合运行状况进行一个满意度评估，19.2%的村民对于本村文化活动室的总体状况感到满意，38.9%的村民对于本村文化活动室的总体状况感到比较满意。从这一结果，我们可以看出超过一半以上的村民对于本村文化活动室的总体运行状况还是认可的。此外，还有36.5%的村民对于本村文化活动室的总体状况感到一般，认为还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有4.6%的村民对于本村文化活动室的总体状况感到不太满意。总的看来，文化活动室的运行已经得到了大多数村民的支持与认可。但其中仍然存在问题，那就是仍有为数不少的村民对于文化活动室的建设与运行感到不满意，这表明农村文化活动室的运行现状还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三）农村电影放映工程
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是为解决广大农民群众看电影难的问题而实施的。该工程实施以来农村电影基础设施条件得到初步改善，农村电影覆盖面不断扩大，数字化放映逐步推广，片源保障机制逐步完善，放映场次和观众人次明显增加。课题组要求农村居民对于本村电影放映的活动进行一个满意度评估，20.9%的村民对于本村电影放映的活动感到满意，33.0%的村民对于本村电影放映的活动感到比较满意。调查的结果说明，超过一半以上的村民对于本村电影放映的活动还是认可的。这其中还有39.0%的村民对于本村电影放映的活动感到一般，认为电影放映还需要进一步的改进。此外，有6.9%的村民对于本村电影放映的活动感到不太满意。
(四)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是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共享文化信息资源的惠民工程，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础工程，也是我国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手段。它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也是改善城乡基层群众文化服务的创新工程。课题组要求农村居民对于本村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中心进行一个满意度评估，20.6%的村民对于本村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中心感到满意，45.2%的村民对于本村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中心感到比较满意。这说明，超过一半以上的村民对于本村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中心还是认可的。当然，还有31.9%的村民对于本村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中心感到一般，认为这一服务还需要进一步改善。而对于本村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中心感到不太满意的比例达到了5.0%。上述调查是针对每个单项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的，包括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四大工程：农家书屋、文化活动室、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通过调查，课题组基本掌握了村民们对于这四大文化工程的满意度评价。在调查的最后，课题组要求村民对于本村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活动提供一个总体性的评价。调查结果表明，总体而言，12.3%的村民对于村里开展的各项公共文化活动感到满意，20.5%的村民对于村里开展的各项公共文化活动感到比较满意，这样的结果说明，从总体上看，接近四成的村民对于村里开展的各项公共文化活动持有积极的评价。也就是说，目前我国基层政府在农村地区开展的公共文化服务活动还是得到了农民的积极肯定。但是与此同时，课题组也注意到，15.5%的村民对于村里开展的各项公共文化活动感到不太满意，还有5.7%的村民对于村里开展的各项公共文化活动感到很不满意，这样的调查发现也提醒我们，我国基层政府目前在农村地区开展的公共文化服务活动还存在进一步提高和改善的空间。
三、对农村居民满意程度高低的解释
本文所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我国农村居民为何满意（或不满意）公共文化服务的四大工程呢？也就是说，哪些因素将会影响我国农村居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评价？我们选择了几个重要的个人因素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同时考虑了两个重要的结构性因素。我们假设，农村居民对公共文化的满意程度受到了这些个人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1.教育。在政治文化研究的拓荒之作《公民文化》一书中，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Almond）和西德尼•维伯（SidneyVerba）认为，“教育程度看起来是影响政治态度最重要的人口统计属性”〔5〕。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预期，一个人所接受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使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四大工程，从而对这四大工程可能形成一些正面的、积极的评价。2.年龄。年龄有可能影响农村公众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态度。在本文中，我们预期，那些年纪比较大的村民，由于接受的教育水平比较低，不太可能使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四大工程，所以，对这四大工程就不太可能有正面的看法。简而言之，我们预期，一个人的年龄与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是一种负相关的关系。3.性别。以往在农村地区的经验研究已经表明，农村女性普遍接受的教育程度比较低，同时由于需要承担众多的家庭劳动，所以，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享受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四大工程。我们预期，相比较农村男性而言，农村女性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更有可能持有负面的看法。4.政治身份。根据以往农村地区的经验研究，我们认为政治身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影响了农村村民的诸多政治看法。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预期，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农村村民更有可能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持有正面的看法。5.结构性因素。除了上述四个个人因素之外，我们还选择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农村地理位置与地区性差异。
第一，课题组根据问卷中的这样一道问题：“A3.地理位置：a.本村是否为城市郊区？（1）是（2）否，距离县城____公里；b.本村是否为近镇郊区？（1）是（2）否，距离乡镇____公里。”将调查的农村划分为三类：a.选“是”的为城市郊区；a.选“否”而b.选“是”的为近镇郊区；a.与b.均选“否”的则被定义为“相对”偏远村庄，三类村庄的分布具体如下：城市郊区村庄占28.4%，近镇郊区村庄占36.7%，相对偏远村庄占34.9%。
第二，课题组根据科学抽样，实际调查了9个省份：湖南、河北、山西、甘肃、广东、浙江、北京、黑龙江和山东。课题组将这9个省份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发达地区，包括广东、浙江、北京和山东；另一类是内陆欠发达地区，包括湖南、河北、山西、甘肃和黑龙江。两类地区的村庄分布具体如下：发达地区的村庄占调查村庄的39.4%，内陆欠发达地区的村庄占60.6%。表1通过多元回归(OLS)模型〔6〕确定了上述因素对我国农村居民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的影响。总体上看，多元回归模型的结果与我们的预期相一致：四个个人因素和两个结构性因素影响了我国农村居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程度。具体说来：第一，农村女性确实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更有可能持有负面的看法，尤其是在总体满意度上，农村女性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四大工程的总体满意度远远低于农村男性。第二，老年人的确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更有可能持有负面的看法，在总体满意度上，老年人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四大工程的总体满意度远远低于年轻人。
第三，政治身份影响了农村村民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四大工程的满意程度，具体说来，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农村村民更有可能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着更高的满意度。
第四，村民的受教育程度与他们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四大工程的满意程度之间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一个人所接受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着更高的满意度。
第五，在地理位置上，那些生活在城市郊区村庄或近镇郊区村庄的农民更有可能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着更高的满意度，这是因为相比较偏远村庄而言，城市郊区村庄或近镇郊区村庄能够提供更好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第六，在地区差异上，那些生活在发达地区农村的农民更有可能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着更高的满意度，这是因为相比较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而言，发达地区农村能够提供更好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四、结论与引申的讨论
我们相信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本文的发现对分析我国农村居民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与原因都具有启发意义。鉴于此类经验调查研究的稀缺性，我们的研究发现将为我国农村居民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的后续研究提供某种概念和经验上的积累。在文章的最后，我们将强调一些重要的发现及其含义。
第一，我们从农村居民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总体评价中可以解读出一些重要的启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四大工程：农家书屋、文化活动室、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运行基本良好，已经有为数众多的村民参与其中，并且表现出一定的满意度。当然这些公共文化服务尚不能够满足村民们的文化需求，还需要进一步的改善与提高。调查显示有一半左右的农村居民对这些公共文化服务工程评价一般甚至不满意，他们期待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能够有所改进，这实际上就对我国基层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黑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失衡
政府、文化事业单位、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个人都应当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供给主体。黑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应当充分调动各种社会资源的参与。但是，在实际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黑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还主要是由政府和文化事业单位主导的，他们往往以培训、举办讲座、论坛、咨询等方式在黑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近些年来黑龙江省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非政府组织有所发展，但是也主要是以秧歌队、广场舞蹈队等公民个人自发形成的文化供给方式存在，有规模的，经过登记注册的公共文化服务非政府组织尚未发育起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培育文化非营利组织。”［3］显然，黑龙江省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距此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另外，在黑龙江省公共文化供给中，部分城市已经开始注重引入市场机制，通过企业冠名等形式丰富地方公共文化产品提供的方式，如，“齐齐哈尔啤酒文化节”就曾经以“金马·香江花园杯”和“中汇城杯”进行冠名，通过企业提供经费来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但是，黑龙江省绝大多数城市和文化品牌市场意识还非常淡薄，不能够充分重视各类企业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的作用，例如在国内外都非常有影响力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龙江讲坛”等，都没有与企业联合共同进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经验。这种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中单纯依靠政府和文化事业单位的力量势必会造成供给主体的失衡，无法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进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后劲不足。
二.浙江省温州市：推进法人治理结构改革
作为浙江文化系统首家成立理事会的单位，温州市图书馆对推动全省文化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工作发挥了积极示范作用。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理事会理事面向社会公开招募。为了真正吸纳社会人士参与图书馆管理，温州市图书馆以面向社会公开招募的方式吸引各阶层市民代表加入理事队伍，以确保理事会成员结构的多元性、来源的广泛性、身份的公开性和公众的参与性。二是理事会理事中社会代表比例大。在理事会全部13名理事中，通过社会公开招募的理事占到了10席。这不仅是温州市图书馆在理事会改革工作中对自身的一大突破，也是目前全国文化事业单位推进法人治理结构改革进程中的一大突破。三是由社会公开招募的理事代表担任理事会理事长，主管部门委派代表与图书馆代表不能作为理事长当选。四是理事会在图书馆建设发展规划、重大项目、重要服务、大项经费开支、薪酬分配等事项上享有重大事项决策权。通过以上四项突破和创新，温州市图书馆实现了政府与图书馆的“管办分离”，既保证了政府作为公益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出资方对图书馆的有效领导，也实现了图书馆利益相关群体的共同治理，同时也激发了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积极性。
三.佛山市顺德区：建立法人治理结构
在学习和借鉴香港、新加坡等地法定机构的成功经验和管理精髓的基础上，顺德在整合区文体旅游局部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以及区文化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顺德演艺中心等机构职能基础上，成立了顺德区文化艺术发展中心，使得政府主管部门、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团体等不同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的职能定位更加准确，权力责任更加明晰。其主要做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新定位政府职能。按照政府瘦身、社会参与、权责明晰、协调共治的原则，明确政府部门主要职能是制定政策和监督执行，将一部分操作性、事务性的工作交由法定机构去承担。改革中，区文体旅游局将多项公共服务职能转移给区文化艺术发展中心。二是规范事业单位管理。顺德区文化馆一方面作为事业单位长期存在，另一方面也建立起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明确与政府部门的权力责任边界，形成“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的局面。三是盘活区属文化设施。通过法定机构改革，赋予了顺德演艺中心独立法人地位，按照“政府部门指导+公益性演出为主+市场化运作配套”的定位，自主开展经营管理。通过改革，顺德区在普及推广全区文化艺术、打造文艺精品、培养文艺人才等工作方面，取得了良好的开端。顺德区文艺演出和培训数量显著增加，公共文化服务效率明显提高，文化资源配置更贴近社会需求。
公共图书馆存在的意义不仅是容纳文献，还能通过公民学习传播知识，通过学习教化公民，这是公共化服务体系发展的必然产物。图书馆融入了城市文明发展史，承载着城市的记忆和文明，并与城市一同发展。因此，政府对图书馆的重视程度很高，它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品位，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培养了人们的学习精神，使人们享受了丰富的文化生活。图书馆对参观者的限制条件非常低，具有非常大的包容性，无论贫穷富贵都可以进入学习，享受图书馆带来的文化服务，养成终身受教育的习惯。
1.2推动基层文化服务
公益性是公共图书馆带给社会带来的最大便利，在公共服务和文化体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相比盈利性的图书馆，公共图书馆是真正的利国利民，政府对图书馆的建设是回馈公民纳税行为，将税收的钱应用于广大民众，做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同时，还加强了公民道德文化建设。作为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媒介，公共图书馆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它是向大众传播知识的机构，是丰富大众精神生活的重要工具，也是全体人民终生学习的基础设施。在网络、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既是信息中心，又是知识中心、知识宝库和知识源泉。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离不开知识，也离不开图书馆。图书馆对公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它能在无形中树立学习意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使之终身受益。
1.3传递科技情报、传播科技文化
传递科学情报是现代图书馆的重要职能之一。图书馆丰富、系统和全面的图书信息资料已成为图书馆从事科学情报传递工作的物质条件。在信息社会中，图书馆的科学情报功能将得到加强。网络时代的图书馆以市场和社会的信息需求为导向，建立了科研立项、经济技术合作、成果开发转让和市场开拓等信息服务机构。这些信息机构成为了具有采集、加工和全方位服务的现代信息中心，积极开发了课题跟踪服务，将文献转换成社会可直接应用的科技信息。除了具备传统的借阅服务外，网络信息时代提供的新型服务和大量信息的传播效率较高。
1.4提供文化娱乐活动
21世纪，人们的生活压力日益增大，在闲暇时会前往图书馆放松。人们在图书馆学习知识的同时，还可缓解压力、愉悦心情，更可以提高素养、陶冶情操。公共图书馆作为城市最具影响力的公共服务设施，其影响力不容小觑。因此，可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向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展览、学术会议、大型展示会、报告会和举办知识讲座等形式多样的服务，使图书馆可满足人们对生活多元化的需求。
2公共图书馆的基本发展策略
2.1引导读者享受自己的文化权益
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文化是指人类精神生产的能力和产品，具有认知、教化、审美、娱乐、交流、传承和塑造等功能，对于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政府可保证公民的文化权益，公民也要充分享受自己的权益。此外，社会文明的进步也体现在公民是否能平等地享受自己的权益。目前，我国的公共图书馆都是无限制、面对全民的公共服务设施，公民在享受服务时养成了学习的自觉性，这对国民素质的提高有很大作用。
2.2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网络
网络时代对图书馆的建设有很大帮助，在建设的同时，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逐步完善网络服务，扩大服务范围，最重要的是为广大公民带来便利。网络信息参差不齐，需要在提供信息前筛选健康的有利信息，切实提高信息质量，创建良好的网络服务环境，使服务成为实际行动，而不是流于形式。
2.3通过多种措施提高服务质量
由于公民中存在特殊人群，所以，在提供服务的同时，也要根据人们的需求提供人性化服务，比如残疾人活动不便，可为他们在一楼开设读书区域。此外，还可以面向社会招纳志愿者，从而壮大服务团队，使更多的人为公共服务建设出力。
为了更好的掌握现状居住区文化体育设施建设情况，2012年，选定沈阳市一环内“1新1旧”两个居住区深入调研。2.2.1大北街道大北街道东至大北关街、南至北顺城路、西至广宜街、北至联合路，总用地面积2.75平方公里、辖11个社区，总人口71541人，是新改造居住区的代表。2.2.2凌空街道凌空街道东至凌空一街、南至沈水路、西至腾飞二街、北至飞翔路，总用地面积2.74平方公里、辖8个社区，总人口70813人，是旧居住区的代表。凌空街道东至凌空一街、南至沈水路、西至腾飞二街、北至飞翔路，总用地面积2.74平方公里、辖8个社区，总人口70813人，是旧居住区的代表。
1.2问题总结
（1）场所面积不足。沈阳市目前的居住区文化体育设施用地面积远低于国家标准（用地面积225～645m2/千人）。既表现在总量上的绝对不足，也存在新旧小区之间结构性的失衡问题。
（2）环境质量差。部分文化活动室是原有的其他用途房间改建，存在房屋结构不稳定，缺乏安全疏散通道等问题；体育设施方面，运动场所环境差，场地质量低，用于开展体育锻炼的运动器材多老旧化，给使用的居民带来安全隐患。
（3）缺乏指导性建设标准。目前沈阳市尚未出台有关社区文化体育设施建设的相关标准，同时缺少约束性的手段来保障相关设施的建设，既有可能导致配套设施建设与小区建设不同步，居民长时间享受不到设施福利，也存在设施的使用率不高或者满足不了居民的日常使用需求等隐患。
2、发展对策研究
2.1拓宽资金渠道，加快文化体育设施建设
沈阳市作为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可借鉴发达国家在社区文体配套设施资金投入运作方面的一些成功经验，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经费来源多样化，如财政拨款、企业捐助等。要坚持政府的主导地位，政府要在社区文化体育基础设施建设、经费保障、管理服务等方面提供必要的政策和资金保障。
2.2设施混合使用，提高文化体育设施利用率
考虑居民对文体设施多种类的使用需求，灵活设计区域内的各种公共文体空间，使之具有复合型的功能，提高设施的应变能力和利用率。“混合使用”还强调时间维度的拓展，即在不同的时间段分别赋予文体设施不同的使用功能。
2.3科学制定标准，保障文化体育设施落实
在规划设计中，要将居住区文化体育设施的规划，结合到城市规划当中去，制定用地指标系统，并使其成为城市公共开放空间设计中的重要依据，同时明确奖惩制度，约束建设过程中的各种“违法”行为。
3、指标体系构建
3.1指导原则
（1）统筹安排，科学规划。应纳入沈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等法定规划之中，统筹安排，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因地制宜，经济适用。应根据沈阳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人口规模、环境条件、居民需求等，合理确定建设项目种类和规模，做到选址合理、功能完善、设施齐全、安全可靠。
（3）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在建设过程中政府应处于主导地位，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组织实施作用，建立科学规范的建设、监督、检查机制，确保建设项目高质量、高效率完工，同时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共同参与设施建设。
3.2构建思路
在总体指导原则的要求下，通过研究国家最新的规范标准，相似城市、同等级城市的相关指标规定，结合沈阳市自身的特点，制定出目前最迫切需要保障建设的文化体育设施种类及其配置标准。
3.3指标体系配置
3.3.1分级配置参考国家标准，案例城市的设置标准，确定沈阳市居住区文化体育设施分为两级四类。
（1）居住区文化设施：包括文化活动中心和文化活动室。文化活动中心：居住区（街道）级设施，服务人口4-6万人，可提供阅览、教育、观影、、娱乐、乒乓球、台球及健身等公共服务。文化活动室：居住小区（社区）级设施，服务人口0.5-1万人，为居民提供基础的文化活动服务。
（2）居住区体育设施：包括体育运动场馆和社区健身场地。体育运动场馆：居住区（街道）级设施，服务人口4-6万人，为居民提供户外运动场地和体育馆，可建设小型足球场、篮球场、羽毛球场、室外器械场地等活动场地。社区健身场地：居住小区（社区）级设施，服务人口0.5-1万人，主要提供室外器械场地等。
3.3.2分类配置
（1）设施名称：文化活动中心。为保障居民的文化娱乐需求，宜在现实基础上提高设置标准，宜逐步达到国家标准，但考虑到部分娱乐功能逐步商业化，规划取国标的下限进行控制。建筑面积4000-5000m2，用地面积6000-8000m2。活动中心宜独立占地，独立建设，其中排练室、游艺室等设施应与住宅保持一定距离。
（2）设施名称：文化活动室。考虑到现实需要与使用情况，该设施规模在现状基础上略有提高。综合考虑应采用国家标准下限，建筑面积400m2，该设施一般与其它公共设施合建，因此用地面积不作要求。可以与社区综合服务站、社区健身场地、老年活动/服务中心结合设置。
（3）设施名称：体育运动场馆。沈阳现状体育运动场馆严重匮乏，综合考虑应采用国家标准，用地面积指标10000-15000m2。建筑面积指标采用1500-2000m2/处。宜于公共绿地附近设置，兼有避难场所的功能，宜独立建设。旧城改造区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可按照不低于指标的70%设置。
（4）设施名称：社区健身场地。考虑到居民有就近健身锻炼的需要，规划借鉴其他城市标准，每0.5-1.0万人设置一处，每处用地面积1000m2。旧城改造区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可按照不低于指标的70%设置，需结合园区绿化景观进行设置。
作者：阿里·法拉兹曼得（AliFalazmand），美国佛罗里达大西洋（FloridaAtlantic）大学公共行政学院教授。
译者：曾峻，上海行政学院行政学教研部副教授，政治学博士
校者：朱华，上海行政学院教授，科研处处长导言关于全球化和世界新秩序的各种看法全球化的成因全球化的后果全球化对公共行政的意义
导言
新千年到来之机，一种新文明正展露曙光。有关这种文明特性的变化已经成为诸多研究的主题，例如，亨廷顿谈到了“文明的冲突”，福山预言了“历史与人的终结”，科尔宾则宣称要“回归中世纪”。文明的这一变化的标记是全球化的进程，这导致了世界范围的一体化和各种引人瞩目的成就，并激发了至少两种不同的思想回应。
一方面，有些人认为，跨国公司的成长尤其是它“与国家无关”（state-indifferent）的性质，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已经使国家变得无足轻重、甚至多余；有些人甚至认为工作和公共行政已经终结。另一些人则相信，全球资本主义导致了超国家管理机构的出现，它们即便没有取代疆域性的民族国家，也成为民族国家的重要补充。还有一些人认为，全球资本主义也侵蚀了共同体意识和城市权力结构，造成了城市职业的丧失。他们警告说，超国家管理机构加深了欠发达国家的依附性，加重了它们的财政危机，在这些国家引发了严重的统治困难。
另一方面，一些公共行政管理者和公共政策分析家则预言，全球性公司将创造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秩序，即一个“地球村”、一个实行“全球性管理”的“世界政府”。部分理论家甚至试图提出一个普遍适用的、全球性质的公共行政理论。其他人则竭力反驳国家终结的观点，为民族国家以及与之相应的公共行政辩护。赫斯特和汤普森（HirstandThompson）、佐兹曼（Zysman）、波易尔和多齐（BoyerandDrache）1996年的论著指出，全球化被夸大了，政府在一些关键性的管理功能上依旧举足轻重。国际关系学界的现实主义者也指出，“实际上，（国家）的不是被削弱，而是被强化了”。同样，在八十年代“把国家带回”到学科研究领域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米歇尔·曼恩（MichaelMamn）和塞得·斯考波尔（ThedaSkcopol）等，也始终怀疑国家从历史中消失的说法。
但是，后一类学者也认识到，全球主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政府管理的性质，全球化的经济结构及相关的许多超结构变革，如跨国界的权力结构，对公共行政产生了深远影响。几位社会科学家描述了国家权力和权威在质量与数量方面的“退却性转移”，他们分析了“从福利国家转变到竞争国家”、“空心国家”（thehollowstate）或者“法人国家”(thecorporatestate)的过渡性特征，这种转变是国家为了“适应、塑造和控制不断增长的国际政治、经济渗透”而作出的努力。
本文把全球主义和全球化视为一种在连续性的宽泛框架内的历史变迁所产生的现象，这些现象是晚近资本主义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产物，也是全球层次财富快速积累动态特征的产物。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最新的动态特征是从早期的偏重生产资本转向了偏重金融资本、从国内资本主义转向了全球资本主义。变革与连续性是社会经济制度辩证发展的特征。始于“二战”结束、在70年代加速的几十年的质变与量变，已经改变了资本主义经济以及相应的治理与行政结构、组织的性质。
我认为，全球化是多种因素的结果，其中包括剩余资本积累、国家、国内束缚、信息技术、国际组织和意识形态。反过来，全球化又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公共行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当国家与行政核心部分保持广义的连续性的同时，随全球化而来的那些重大变革发生了，它们改变了国家与公共行政的性质，即从传统的福利型行政国家变成了法人型福利国家。资本主义需要国家，国家也不会独立于资本主义之外；这两方面的精英在全球化进程中协同作战，因为全球化也同时造福资本主义和国家。
下面的探讨在四个部分中展开：第一部分展示有关全球化和新世界秩序概念的各种看法，第二部分考察全球化的成因，第三部分讨论全球资本主义对国家和公共行政的影响，重点是在总体上探讨国家性质和角色变化并专门探讨一下行政性国家。在第四部分，陈述全球化对公共行政的各种意义，给各国公共行政管理者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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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球化和世界新秩序的各种看法
世界秩序并非一个新概念，但它的流行却是在“二战”以后。随着苏联改革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崛起——他呼吁重构世界、公开性、全球新思维、全面和平、超级大国的合作以及结束冷战，世界新秩序的概念又重新出现。1990年苏美两国首脑赫尔辛基会晤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越来越频繁地使用这个概念。今天，世界新秩序和全球化的概念成为许多严肃的研究的主题。但它们到底是什么含义呢？
世界新秩序表示的是一种“集体的世界安全体系，各国家和民族捐弃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和平共处”[1]，“恪守各自的边界、维持集体的安全利益”[2]。海湾战争对世界新秩序的作用有据可查，布什宣称发动这场战争是“维护正义，惩罚错误”[3]。但是，苏联后，世界新秩序的概念包含了不同的含义，变得含糊不清了。
对不同的人群而言，全球化有不同的含意。经济学家把全球化看作是迈向完全一体化的世界市场的一步。部分政治学者把它视为摆脱传统意义上的地域性国家的过程、世界秩序中非政府力量上升的过程。商学院的学者和咨询顾问们在“没有国界的世界”的意义上使用全球化概念，还有一些人把全球化当作一种仅仅由私有企业而非政府推动的现象。所有这些看法都涉及到国界问题——“国家管辖权的领土划分及相关的治理、经济、一致性和共同体等问题”[4]。与公共行政有关的全球化含义有五六种，这里作简要的评论和估价。
作为国际化的全球化。这是对全球化狭义的理解，它把全球化当作身份和共同体扩展到国家权限之外的组织间不断加强的交互关系。这种理解并不新鲜，国际贸易、经济与政治等方面国家间的联系几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开始加强了，国际关系领域不过更加突出而已。公共行政的国际化亦不新鲜，尽管它在“二战”后获得了新动力，其时美国和苏联都国际化了它们的卫星国及其相应的公共行政思想和实践。联合国和它的会员机构的兴起也促进了国际化。“比较行政团体”（ComparativeAdministrationGroup，CAG）的诞生和成长就是这种发展的产物。
作为国界开放的全球化。这意味着通过取消国家管制屏障和保护主义措施，实现大规模的国界开放，为快速的金融交易、通讯、贸易和文化联系提供便利。这样一个无国界的世界，特征就是统一的全球性经济、全球性政府、一致的全球性文化以及属于题中之义的公共行政。因特网和其他信息技术对这种匪夷所思的现象也起了作用。公共行政全球化的意思就是“全球性的观念和地域性的行为”；“新世界”、“地球村”、“全球性管理”等概念似乎突出了这类全球化的特征以及它对公共行政的意义。
但是，把这类全球化等同于自由化则是有局限性的和不完善的。反官房学派*的学者（anticameralist）使用自由化这个词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辩护，19世纪的古典的自由主义者使用这个词来反对中央集权的统制经济。在20世纪早期，具有自由倾向的国际主义者使用这个词来对抗均势原则，而超国家主义者则用这个词来反对国际关系中民族主义和国家方面的“现实主义者”的论调，那些以苏联为首的国际主义者的使命和社会主义者们的要求就不必再说了。
这类全球化概念也是多余的，因为针对新世界的国界自由化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特别是在那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卫星国家中，例如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和中东的发展中国家。在第三世界，管制、劳工和行政政策总是向操纵商业利润的跨国公司提供让步。“比较行政团体”和其他国际公共行政咨询组织在欠发达国家也一直相当活跃，比较与发展行政学方面的出版物提供了证明这种现象的大量文献。
作为一个过程的全球化。用政治经济的眼光看，这种理解不是把全球化当作一种现象，而是当作一个过程，一个持续了数世纪的现代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不间断的过程。但直到最近，它才因现代技术的有效性而强化起来，所以，这种理解也不新鲜。这种全球化的历史可以回溯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其标志是从早期（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晚期（垄断的）资本主义的转变，这一转变受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推动，并带来了冷战白热化期间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1950—1970年）。这类看法认为，资本主义“就其最内在的本质而言，无论对内对外都是一种扩张性制度，它一旦生根，就会在内外两个方面成长、扩张。”[5]从1974—1975年经济衰退开始的三股潮流促进了全球层面上的资本积累，即：增长率下降、“垄断（或寡头垄断）跨国公司世界性的扩散”以及“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6]。这种观点没有告诉我们国家和公共行政角色的变化，特别是在世界新秩序下的变化。
作为意识形态的全球化。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意识形态基础在美国和西欧的自由民主全球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大量的信息（包括宣传）借助媒体、报纸、电脑和卫星通讯系统传遍世界，它们给其他国家提供了可仿效的理想的政治制度。自由、个人主义、自由企业和多元民主等关键词语是这种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力量的典型代表。但是，这一全球化的规范性力量也许很重要、也很有效，却没有揭示国家与公共行政的政治经济情况。
作为一种现象的全球化。这种观点把全球化看作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一种因果现象，认为全球化是70年代滞胀时期、世界资本主义为加速资本积累而不断开拓国际市场的结果。全球化对国家和其他组织造成了重大影响，即它们的疆界“不是被跨越或打开的，而是被超越的。这里，‘全球性’现象就是广泛的跨越并同时消解了地区性。地域距离和地域边界在这样的环境下意义不再重要，地球成了唯一的真正的‘地方’。”[7]这种全球化观点对于了解民族国家政治经济的全球性变化是有用的，它还将世界视为一个地球村，并提出了有说服力的解释。然而，这类观点对导致全球化的现代国家和公共行政的作用却重视不够，也没有指出在全球性的“地方”中，国家、制度内精英和公共行政的未来角色，更没有揭示出由下面问题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
既作为超越现象又作为过程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观点认可并建立在前述几种观点之上，它把全球化看作全球资本主义积累的过程，这是一个为了扩大资本积累而在全球范围内扩展新疆域、获得新机会的连续过程；同时它又把全球化看作一种由全球资本积累而引起的现象，这种现象几乎在所有地方都显露了它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其影响甚至被西方和日本等强国所感受到，在这些地方，即便不是所有、但也是大多数超级资本积累组织都拥有自己的基地，并得到它们所操纵的国家的支持。和那些几十年来深受多国和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灾难性后果的第三世界不同，北半球的发达工业国的人民、组织和团体直到最近几年才感受到全球化的影响。
正是由全新的全球化过程所引起的性质变化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种变化还给处于主导地位的西方民族国家带来了“新的后果”。因此，这种全球化观点有新意，是对上述各种观点很好的补充，给全球化概念增加了新成分。这一观点把国家视为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积极的制度性角色，能主动应付全球化带来各种影响，而其他因素例如信息技术也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样，在新的全球共同体中，行政性国家和公共行动中的角色，既被认为是原因，也被看作是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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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成因
为了避免简单化，全球化的过程和现象在这里不仅仅是从发达资本主义意义上来理解，尽管这是一个主要的作用因素。事实上，有多种因素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其中包括公司剩余资本积累、主导性国家及其所属的官僚机构的作用、国内危机、人们不断高涨的期望值、国际组织和技术创新。
导致资本主义全球化最重要的因素是剩余资本的驱动力，几十年来，它跨越了区域、超越了国界；它在“二战”后加速、在70年代后达到新高、并在90年代到达了顶峰。剩余（或利润）积累是资本主义的命脉，需要不惜任何代价持续扩张，因此是资本主义取之不尽的动力。全球化已经成为跨国公司（也称多国公司）的核心特征，几十年来这些公司占领了全球市场、
享受了欠发达国家廉价的劳动力。“新颖”之处仅在于资本积累的高速度和高比率，它们的实现得益于诸多机制，以及国家帮助下的公司在没有时空限制的全球范围内的灵活性。借用斯考尔特（Scholte）列举的原因，下面简要对这些因素加以解释。
全球市场。为寻求新市场、廉价劳动力和没有限制的生产地点，许多多国或跨国公司决定“走向全球”。从美国冰雪地带到反工会组织的南方阳光地带的移动仍在进行之中，它推动了资本的积累。但更多的美国公司发现全球化是更快速、更有利可图的战略选择。全球消费主义开始兴盛，那些遍布全球、握有大把钞票的消费者有能力“在同一时间购买相同的产品”；协调一致的公司联合研究与开发活动带来了个人公司所难以获得的规模经济效应，为那些跨国公司以及支持它们的母国政府带来了很高的利润率和引人瞩目的转机。截止1989年，这些公司的广告费用已经达到2400亿美元，另有380亿美元花在了包装、设计和营销上。[8]1992年，英国和美国40家最大的广告公司几乎都设立了专门处理全球商务的部门[9]。《华尔街评论》写道，到了90年代，所有的法人公司均深信全球化“不再是一件奢侈品，而是一件必需品。”
全球生产。由于能够降低成本，它取代了国内生产；而金融全球化使之变得容易，并为它提供了“全球性资源”，生产企业能够以此从世界各地获得生产要素和原材料。由于金融全球化，“公司落脚在任何地方、使用任何地方的资源、在任何地方生产、销售到任何地方”成为可能。结果是出现了一个“全球性工厂”，不同的国家承担不同的生产活动，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消化与生产全球化相关的所有社会成本和外部成本。
全球商品化。各种新事物的商品化改变了全世界的社会与经济生活。传统的有形贸易和工业已经向崭新的、唯一的、截然不同的“无形”东西转变，它们适合全球消费者的胃口，比如乡村歌曲、文化和民族风情。
公司结构的重组。世界性公司的崛起与扩张引起了纵向和横向组织的重构，引起了全球层次上公司权力的集中和全球性统治阶级的出现。世界性公司的数量从1960年的3500家增长到1995年的40,000家，它们的销售额占全球商业总额的40%。[10]从纵向角度看，跨国企业间的战略联合数量已经上升，连续不断的世界性的企业并购浪潮形成了全方位的“融合”，1995年并购达6000起、价值2294亿美元。[11]实际上“兼并热”和“巨额兼并”潮流造就了全球性的核心组织和集权型的权力结构，最大的300家跨国公司控制着全世界70%的国外直接投资和全世界近三分之一的公司资产。[12]
这种全球集权型的公司结构又造就了全球性的“管理精英”和能在世界各地实实在在影响公共政策和行政决策的“组织精英”，他们形成了一种全球性的“组织文化”：他们挑拨政府与政府对抗，策动或来平息那些对他们没有同情心的人发动的反政府暴乱。
全球货币与金融化。全球性货币不会效忠或依附于任何空间、任何民族或区域的人民。以前货币及发行主要是区域性的，是促进国内的就业、机会、商业活动和共同体的价值，与此不同，在银行电脑数码空间的作用下，全球货币和区域性金融的联系已经松弛了。1995年，“全世界9万多亿美元的银行资产属于非本国储户，且该国帐目处在外国发行的货币的掌握或控制中。”[13]在“数码政治”的帮助下，全球金融化步伐加快，改变了“信息时代权力的性质”。[14]
全球政府与行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和一个稳定的环境，它需要秩序和社会控制。那些处于全球性支配地位的政府特别是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在本世纪推动资本主义全球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它们在军事和安全系统方面耗费巨资，以保护和促进公司在欠发达国家和本国市场中的资本积累。他们在许多国家实行军事干涉，更替合法政府，建立或支持一些最具压迫性和最腐败的政权，如70年代的智利、50年代的伊朗和60年代的印度尼西亚。尤其是“二战”以来，西方政府运用出神入化的通讯体系输出它们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以及自诩为理想模式的治理和行政制度。通过对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发动直接的和授权的干预战争和入侵活动，美国公司找到了自己利益所在，并将它说成是保护美国在全球的利益。
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依靠强大的政府。资本主义的繁荣需要一个强壮的国家和行政体制，而有权势的工商业精英们却支配着政策过程、影响着政策的结果。为了避免资本主义遭受周期性的衰退，给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一个安全网络，市场的失败呼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所以，现代国家通过公共开支，在加速资本主义发展和形成全球化的新世界秩序方面扮演了一个中枢式角色。可是，在公平问题上，现代国家尽管也花费了相当部分的预算来为福利国家提供经费，以维持社会和经济间的平衡，但这种平衡却并不为公司精英所接受。
国内经济衰退。整个70年代资本主义受困于国内经济滑坡，典型标志是滞胀、能源危机、预算赤字、政治与总统危机、对企业和政府精英业绩的信任危机，以及普遍的组织松弛和管理水平下降。与这些问题相伴的还有公民抗税运动和公私部门里工会不断提高的工资要求。凡此种种国内难题又和伊朗、尼加拉瓜的革命对美国和欧洲施加的国际挑战混合在一起。这些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是，国家面临着自身的合法性危机。它难以对加速进行的资本积累有所作为，也难以改革已经引起“财政危机”、代价越来越高的社会福利体制[15]。这些事件反过来驱使更多的公司走向全球化。
民众预期的增长。大众特别是那些工会成员的预期已经提高，工会要求工作“产权”、要求更多地参与企业管理以及劳动者队伍中妇女作用的上升等等成为明显的事实。公司权力机构认为公私领域雇员的这些要求与赢利目标不一致。此外，由“平等就业机会法”引申出来的法律案件也刺激更多的公司去国外的全球性工厂去生产，那里有廉价的劳动力，很少甚至没有法律约束。这些都促进了全球化。
技术创新。信息技术、通讯技术和交通领域的发明以及因特网的出现，对全球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预言的那样，未来数码空间中的“购物天堂”，看起来能够提供一个地方，在那里“世界上一切商品都能通过因特网在家中购买”。[16]
联合国机构。联合国本身是全球化中的一个主要因素。70年代以来，它的一些关键性的会员组织如主要由“三边委员会”*支配和操纵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世界贸易组织，以及重要的国际援助，一直是全球化过程中有力的工具。在最近20年中，这些跨国组织在全球化中相当活跃，其手段是向那些竭力寻求国际援助的贫穷、落后的国家提出“结构调整”的要求。而结构调整计划的主要内容是把政府管制、金融体制和行政组织等重大变革强加给这些国家。这些改革包括大规模的私有化和促进私有部门发展、消除贸易壁垒、对企业经营提供税收激励、实行有利于自由使用廉价劳动力的劳动法规、强调出口导向型生产及与经济发展相对的经济增长、缩小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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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后果
全球化方便了民众、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联系和协调，全球性的联系是人类进步史上迈出的积极的一大步。但是，全球化所营造的新型文明的基础却充满了诸多矛盾。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受到全球化相同的影响或产生相同的回应。在北美、东亚、西欧和澳大利亚，这一进程要比亚洲和欧洲其他部分、非洲、拉美发展得迅猛。不过，资本、政治、行政和文化的全球化确实对全部国家都产生了影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置身于外。对我们来说，下面的讨论仅聚焦于全球化对政府和公共行政产生的影响，它对发达和欠发达国家及其公共行政产生的影响我们都将讨论。
国家的连续性和持久性。全球化不仅没有终结国家及其行政组织，将来也不会引起国家的弱化。作为社会政治身份的地域国家会象过去几千年一样继续存在。市场与政治、资本主义与国家、私人部门的管理与公共部门的管理之间仍然会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将继续存在，因为公共行政凭借着同样历经了几千年政治经济变革的官僚机构，与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文明紧密相伴、彼此促进。但是，全球化也导致现代国家的特征发生了重要变化，至少可以分辨出五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世界贸易组织等超区域性治理组织加强，它们的决定和行为规范与民族国家捆绑在一起、影响了后者的行政体制。
二是为了处理区域性和跨区域性事务，及在诸如全球环境预警、保持生态可持续发展等共同利益方面谋求合作，现代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大。在这里，地球村、全球环境和世界公民等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给所有的政府及其公共行政实践形成了压力。
三是所有政府都在处理国内、国际有关治理与行政管理的各种信息中，享受到了信息时代的好处，尽管欠发达国家还要落后一段时间。更值得一提的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军事和技术实力的增长，它们从地球直到外层空间都主宰着世界，结果出现的就是全球霸权。
四是政府作为私人部门合作伙伴和促进者的作用日益增长，但通常以牺牲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为代价。在全球化的压力之下，“政府的角色日益演变成给私人（公司）企业提供适合的、法律许可的环境”。
第五，对公共行政管理者来说，也许最重要的变化是行政性国家(administrativestate)从福利国家转变成了“法人国家”,或者“影子国家”(shallowstate)、“无关紧要的国家”(indifferentstate)、“契约国家”(contractingstate)、“企业家国家”(entrepreneurialstate)。与此相应，公共行政与管理的变化可以用这样一些概念来概括，如“管理主义”、“政治管理”、“新公共管理”和“空心国家”、“法人行政国家”。
同样，公共行政作为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事业和专业性的领域，也将继续保持下去。公共行政的研究与发展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全球化的消极影响，但这一探索领域的连续性不会改变。全球化中的资本主义需要国家，而国家都具有既不可能、也将不会被废弃的公共行政职能。不过，近年来关于国家角色的争论及深入到哲学、制度、组织和实践层次的研究显然说明，在研究领域，公共行政性质已发生了变化。与此相应，公共行政学的两个孪生领域——比较公共行政学和发展公共行政学——充满了有关国家性质、规模和公共行政在拓展知识和建构理论原则方面的各种狡黠的争论，在国家与公共行政的实践方面可以观察到相似的变化。
作为全球化中的法人资本主义的结果，全球化中的国家的方向和角色发生了变化。与几十年冷战期间倾向于维持法人/市场利益与社会、政治利益平衡的福利型行政国家不同，新的法人行政福利国家的作用具有这样几个特点，其中包括我们提到的平衡性的福利国家的萎缩，安全与军事或战争国家的膨胀，警察、监狱、法院及其辅助功能如社会工作、心理网络、咨询等国家强制机构的膨胀。因此，国家和官僚机构的的确确还生气勃勃。然而，平等和公平却成了贪得无厌的法人和资本全球化的牺牲品。
全球化的消极后果。全球化的消极后果很多，它们包括国家的销蚀或丧失，对民主的限制，共同体的消失，全球权力结构的集中，法人和政府组织精英的不断聚集，欠发达国家对全球化权力的依赖性越来越强。
对国家的威胁。国家所依靠的是疆域、固定的居住区、对领土、领空和领海的绝对权威。但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中，国家的核心作用是“置于绝境”，从而对国家的身份构成了威胁。挑战意味着民族国家丧失了单独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为了迎合全球化，许多国家把本国政策制定权拱手让给了地区性或国际性组织；为了取得地区合作之利，一些政府甚至修改了自己的宪法（如欧共体的意大利、波兰、西班牙，拉美国家为建立泛美共同体也在考虑采取同样的措施）。7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对欠发达国家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前文提到的结构调整计划迫使这些国家进行改革，这些改革使它们更加依赖跨国公司及其支配的政府。
1994年，世界银行打算“在未来十年里向第三世界提供2000亿元美元以改善它们的私人部门”[17]，这样的国际贷款既带有“一揽子”条件又带有交叉条件，这些条件加深了第三世界在金融、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对西方列强和全球权力精英的依赖，使后者能够轻而易举地对贫穷、落后国家的政策选择发号施令；这些金钱通常给支助国权力精英们带来滚滚财源，牺牲的却是千百万计的民众。大多数国外援助和国际贷款反倒有利于捐赠国也是事实。如科尔顿所说，“银行任用的顾问常常改写一国的贸易政策、财政政策、公共服务条款、劳工法规、医疗保健计划、环境章程、能源政策、定居条件、占有规则和预算政策。”[18]汉库克（Hancock）把银行领导们称作“贫困之主”，他们通过那些“组织精英”来指引全球政策的走向，而后者却执行的是有利于“内部小集团”和全球性法人精英的政策。
对民主和共同体的威胁。全球性资本的崛起与扩张，对全世界的民主理念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事实就是如此：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性组织以及一批跨国精英为贫穷和欠发达国家设计并推行财政、货币及其他结构调整政策，恰恰是对当地民主的某种忽视。这些国家的人民没有也不能运用他们自己的人权和政治权利来决定自己政策的偏好，他们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因外部统治权力而被牺牲。全球化导致了更深重的贫困、社会分裂和环境破坏。因为偏向出口导向、初级农作物与全球利益，这些国家中的公司全球化破坏了本国的经济生产。许多国家的人民一直在同压迫他们的政权和政治-行政精英进行斗争，那些精英得到了跨国公司及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支持。
反过来看，跨国公司未同当地社会磋商而一夜之间关闭工厂、迁往海外，或者外国投资未经当地社会同意而进入当地企业时，也对那里的民主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当地的人民失去了对他们共同体的控制。共同体解体是更痛苦的掠夺，众多落后国家上百万的农民已为此忍受了几十年。为自己的共同体和国民经济作出了贡献、自给自足的农民，被那些得到仆从式政府和行政精英们全力相助的跨国商业化农业和工业化农业逐往他乡，或变得一无所有。他们迁往城市寻找不体面的低收入工作，这又加重了原已经存在的城市问题。然而，这类解体问题却只有现代化理论研究过（如亨廷顿）。对全球化类似的谴责集中在“全球性掠夺”、以及“品牌之下血汗工厂”中的“现代奴隶制”，它们造成了一个“底层种族，最不利的工资和社会条件落到了最绝望的阶层身上。”
全球管理精英正在从事殖民主义的决策，这些决策将影响全世界的政府、共同体和民族，人类被贬低为全球市场的消费者。与一些理性选择理论相反，市场和民主并非同义词，它们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尖锐的冲突。“输出民主”是世界新秩序和全球化背景下可人的口号。但历史记录显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大国曾经支持过“地球上最专制、最具剥削性的独裁体制”，迫使欠发达国家无数人民发动了流血革命。
把民主和市场等同容易使人误入歧途，也是危险的。它之所以使人误入歧途，因为它们的价值在许多方面是冲突的。正如赫尔布鲁纳(Heilbroner)指出的那样，“说资本主义是民主的必要条件，或宣称民主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平等在很多方面与资本主义内在的不平等并不矛盾，当然是愚蠢的。”[19]市场天生偏爱有钱人，他们无需在意健全社会的需求。随着经济、政治权力集中到少数全球性公司和政府精英手里，政策选择受到了“破坏”，自由选择、享受受保护的个人权利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全球公司很难（即便不是全无可能）保持责任心。如科尔顿所说，“当政治和经济权力集中到少数巨型公司手里的时候，想要拥有一个健全、平等、民主的社会是不可能的。”[20]
把民主与市场等同之所以危险，理由有二：（一）这种等同在世界范围内是自相矛盾的，友好的独裁者因支持全球化的法人公司而被大加赞赏，被视为民主，而对跨国公司不那么友好的合法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政府被视为不民主。（二）它使那些生活在由西方民主国家支持的专制体制下的欠发达国家的人民，对民利产生了错误的预期。
腐败与精英掌权。全球化把私有化作为结构调整计划的一部分而加以推广，使那些日益增多的、身为跨国公司人的附属精英们（仆从式的买办资产阶级）掌握了大权，并加剧了欠发达和较发达国家的腐败。这些最高层的腐败已经达到了民族危机的顶点。例如，当三分之一的智利人生活在痛苦之中，而一小撮军事—官僚—工商精英享受着世界级的生活方式的时候，这个国家却被吹捧为私有经济的典范。美国也有同样的问题。其他的研究也提到，全球化和私有化会诱发全球高层精英中的腐败行为。
精英掌权导致出了一种具有“法人帝国”特征的、新的全球组织结构，它在世界权力结构的巨大转型中具有灵活性。正如殖民主义一样，它需要的是中心化而不是集权化。这种中心化有四个要素：（1）缩小组织核心层的权限，（2）电脑化与自动化，（3）并购与战略联合，（4）总部的团队合作与核心人员中的士气。这一转型在精英与非精英之间划下了一条清晰的界限，后者被看作是可以牺牲掉的商品。全球化强化了世界新秩序下的精英统治，而在这一秩序中，霸权理论随着资本全球化而流传开来。那么，全球化和世界新秩序对公共行政意味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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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对公共行政的意义
以下各段集中分析公共行政面临的挑战，并对世界各国的公共行政管理者提出建议。
1．公私领域内出现变化有利于全球公司部门。政府与公共部门在资源配置、财富公平分配、稳定经济、保持经济增长方面的领导作用受到了全球公司精英的否定。由于苏联解体、全球化和国家财政危机，传统的行政国家遭到各方面、特别是那些不再需要福利国家的公司精英的攻击。因此，行政利国家的解体对公共行政和公民产生了消极影响，公共领域和公民活动空间因全球化和政府重构而缩小。公共行政管理者应该通过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及在全球性法人精英控制之外的社会资源管理中发挥积极作用，来抵制公共服务领域的缩减。这一行动是他们未来的合法性基础。
2．国家的性质、活动的改变以及公共行政从“公民行政转向非公民行政”是更大的挑战。几十年来，传统的行政国家致力于平衡法人精英利益和广大公众利益，因而为资本积累和制度合法性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和政治稳定，在维系制度和巩固政权方面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现在，平衡利国家已经被法人-高压国家所取代，其特征是迅速上升的强制性官僚机构把成百上千万被认为对社会秩序构成潜在威胁的公民投入监狱之中。这些威胁是由于市场混乱所造成，而后者又是全球化和市场化导致的经济、社会压力的产物。许多最受尊重、勤奋工作却难以忍受社会、经济景况的公民成了犯罪化社会的牺牲品。结果，公共行政为了社会控制和便利资本积累就从传统的公民行政转向了非公民行政——这种行政不关公众的事。这是国家性质主要的一个变化，所有具有社会良知的公共行政管理者应该抵制这一变化。
3．全球化国家迫使公共行政用更少的成本去做更多的事情。事实上，公共行政管理者是在严重的恐惧心理和裁员条件下承担不可能完成的高产出任务，这种做法导致的失败只能证明法人公司所宣称的政府无效率观点。公共行政管理者能够也应该拿出证明高效行政业绩及法人市场失败的证据。
4．广义地说，公共行政的职业化是对全球化挑战的一个回应。职业化给全世界的公共服务机构提供了组织、道德和伦理标准，并在借鉴全球跨国精英的组织技巧的同时，揭露他们的荒谬。过度全球化和市场失灵将引入更多的政府干预。出色的职业化公共行政应该为未来的行动做好准备。
5．全球化要求更多的私有化，而私有化扩大了腐败的机会。腐败把社会资源转化成了非法的、不道德的、没有生产意义的行为，它所冲击的正是健全社会的基础，破坏了公民对领导与制度合法性的信任。私有化建立在以市场为基础、自利的个人主义理性选择理论之上，个人为了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几乎可以不惜牺牲共同体和社会的一切。这种行为和规范的哲学将个体利益置于共同体和社会利益之上，这也正是全球化的跨国公司所竭力提倡的，他们要建立一种消费主义的、把各国文化融为一体的全球性文化。这种法人的全球性文化，部分是通过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来营造的，它同各种民族的和共同体的文化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公共行政管理者应该抵制这种把公民看作消费者、把他们降格为商品的市场化观念。
6．全球化倾向于促进精英主义，并造福于商业、政治、军事和管理领域的精英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作为跨国公司的人和“附属物”而存在的。这些“全球战士”的个人和职业利益往往凌驾于民族和共同体利益之上，他们的的确确成了“公司的雇佣兵”，推进着“文化帝国主义”。欠发达国家的人们对这些以千百万人为代价、似乎一夜之间获得权力和财富的仆从式精英并不陌生。由于全球化政府通过与全球化企业执行公私伙伴关系计划而主动卷入了法人全球化，所以，公共行政管理者和行政顾问们在这一方面受到了全球化的挑战。欠发达国家许多精英控制着侵犯他们本国人民人权的。美国的谋士与顾问则经常帮助这些军职和文职官僚精英加强对社会的统治。矛盾的是，全球化导致了法人权力及组织机构的大规模集中，同时却又鼓励全世界的政府进行分权。
7．全球化削弱了地方控制与公民的参与作用，并使地方的公共行政管理者无法决定那些影响人民生活的政策，从而对共同体和“公共活力”（借用弗雷德里克逊1997年提出的词语）形成了挑战。当跨国公司为寻找更有利可图的地点而突然关闭企业时，地方政府对税基的预见能力将受到侵害。公共行政管理者对付跨国公司时应该保持长远眼光，以尽量使这种不确定降低到最低点。他们也应当建设共同体意识，鼓励公民参与行政管理，培育公民价值观和共同体/公共利益以抵抗粗劣的自我利益。同时，他们还应用尊重和效率来对待公民。
8．公共行政学及相关的比较行政学和国际行政学等分支学科，出现了知识爆炸。我同意法拉尔·海迪（FerrelHeady）的说法，这两个分支领域在过去几十年相互分离和脱节的情况下有所发展。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全球化的新分支，有必要对比较行政学、国际行政学及全球化行政学的研究进行整合。美国公共行政学会的成员必须采取这一行动，以为形成世界通行的行政学原则提供材料。进行这些必要的研究将使实际工作者获得启发，使他们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地球村里更好的行政管理者。
9．从比较的角度学习更多的公共行政学知识能够拓展我们的视野。欣赏欠发达国家行政文化的文化、制度和宗教基础，美国的专家学者们可以拓宽他们个人和职业方面的全球视野，因为一些欠发达国家拥有丰富的文化与治理遗产。全球化对美国公共行政学狭隘的、种族中心论传统构成了挑战，打破了政治—行政的二分法，同时，也为欠发达国家有关公司的公共管理实践和咨询提供了大量的机遇。向其他民族、文化和公共行政学习将带来进一步的“知识爆炸”。世界上存在着大量美国人尚不知晓的行政管理传统。这方面的例子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和苏联的公共行政体制，以及能够培育行政民主的协作型制度。同样，美国人及其他的全球公民也能从建立在别国的本土制度上的公共行政学中学到东西。对治理和公共行政的比较研究并不件新鲜事，它具有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其研究重点——对行政的全球性研究——将在21世纪被提上美国公共行政学会国际与比较行政分会研究的议程。
10．全球化对公共行政共同体的人类意识构成了挑战。全球共同体的专业人员有机会、也有责任了解并审视全球共同体每个角落的变化。许多问题对人类共同体意识形成了挑战，包括贫困状态及对穷人的剥夺、全球性工厂里的工资奴隶制与血汗车间、环境破坏、地球变暖、不平等与不公正；增强全球性问题的意识——无论是积极的问题还是消极的问题——既重要也必要，因为公共行政管理者会在事关本国公民的政策方面作出不同的决定。他们可以质疑精英分子的忠诚、反对剥削，抵制整个世界不民主、不公正、不平等的目标。在80年代，全世界公共行政管理者在开展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运动中就发挥了有效的作用。唤起这种全球意识，能够抗拒全球化及各个层次全球精英的破坏性力量。因特网和其他通讯系统能够帮助公共行政管理者和遥远地区的同仁进行沟通。
11．作为“全球共同体利益”的守护人，发达或欠发达国家公共行政管理者有一种全球性责任，即采取协调一致的伦理、道德行动。他们必须揭露并与任何时候任何层次的腐败展开斗争。政治任命者和政客是临时官僚，他们中的大部分和全球的公司法人精英保持着紧密的经济和私人联系，他们容易被腐蚀、容易滥用权力，他们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是狭隘的，仅在意那些有权有势的选举人。
12．全球化不会终结国家与公共行政。存在一种能够拓展公共行政研究、实践与教学范围的全球新机遇。公共行政刚刚跨入人类文明新时期，全球化和霸权主义世界秩序使得其未来既有光明也有黑暗。我们期望的结果是全面的繁荣。[NextPage]
注释:
[1]法拉兹曼得《世界新秩序与全球公共行政：一份批判性文献》，载Jean-ClaudeGarcia-Zamor和RenuKhator主编的《地球村里的公共行政》，第65页，Westport,CT:Praeger,1994.
[2]汉米得·塞迪格（HamidehSedghi）《海湾战争：世界新秩序还是无序？》，载《新政治学》1992年第21/22期，第62页。
[3]艾里克·涂尔德（EricTrudeau）《世界秩序的监护者》，《纽约时报》1992年2月19日。
[4]J.A.斯科尔特（J.A.Scholte）《全球资本主义与国家》，载《国际事务》1997年第3期，第430页。
官房学（cameralia）是十七、十八世纪流行于德国的一种经济思潮，主张国家干预、限制货币输出。——译注。
[5]保罗·斯威齐（PaulSweezy）《更多（或更少）的全球化》，《每月评论》1997年第4期，第1页。
[6]同上，第1~2页。
[7]J.A.斯科尔特《全球资本主义与国家》，载《国际事务》1997年第3期，第431页。
[8]安纳·邓宁（AlanDuring）《多少才够：消费社会与世界未来》，第171~172页，纽约W.W.诺顿出版社，1992年。
[9]J.A.斯科尔特《全球资本主义与国家》，载《国际事务》1997年第3期，第433页。
[10]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跨国公司与世界发展》，第4页，伦敦汤普逊国际商业出版社，1996年。
[11]《金融时报》1999年1月20日。
[12]R·哈维(R.Harvey)《大企业的回归：全球无序的到来》，第189页，伦敦麦克米兰，1995年。
[13]J.A.斯科尔特《全球资本主义与国家》，载《国际事务》1997年第3期，第439—440页。
[14]戴维·罗斯考夫特(DavidRothkopf)《数码政治：信息时代权力性质的变革》，载《国际事务》1998年第2期，第325页。
[15]海登海默（A.J.Heidenheimer）等编辑《比较公共政策：欧洲与美国社会选择的政治学》，第330页，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83年。
[16]比尔·盖茨(BillGates)《未来之路》，第158页，伦敦伟金（Viking）出版社，1995年。
*“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s)由美国、部分西欧国家和日本于1973年建立。——译注。
[17]米尔曼（C.Milman）和兰得斯滕(S.Lundstedt)《拉丁美洲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载《国际公共行政》1994年第9期，第1667页。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体为各个地区的政府部门，已经在文化政策、设施建设、队伍组建等方面取得良好的效果。以西部大城市成都为例，已经成为全国统筹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试验城区，构建城乡一体文化的建设中取得良好的成效[1]。我国人民对文化要求逐渐拔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设施建设、人员、产品提供、文化服务等重要构建内容还需不断地完善与进步。
1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基本理念和主要内涵
1.1公民自由
文化权利的基本标准就是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每个国家的宪法制度与文化权利的文件内容都重点提到，国家公民有追求文化自由的权利，其中包含信仰、思想、艺术创作、表达等多方面内容[2]。我国所颁布的宪法内容中也明确表达了公民有追求自由的权利。但我国公民需要重视的是，国家表示公民有追求自由的权利，但并不代表公民可以利用文化自由的权利放任自由。
1.2文化参与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要有文化参与。现今我国开始鼓励人们创办民办图书馆。“科教图书馆”已经分别在10个省市创立了25家加盟图书馆。现今，民办图书馆数量快速增加。为了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可以采用政府协办、民企民办、民众合作创办等方式创办博物馆，民办博物馆占比博物馆数量超过三成，已有30家有余。其次，公民也要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管理项目。以北京朝阳区为例，其建设的“垡头文化中心”以社区内的居住人员自由建设，并实施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督的实施政策。促使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文化。
1.3文化公平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最为重要的原则就是要对公共文化资源配置进行合理、公正的分配。财政转移支付的资源配置方案能够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公平与原则。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人们群众都应有权利平等地享受公共文化服务，其能够充分体现文化公平。例如部分地区的政府部门在其城市决定构建超出老百姓消费水平的公共文化项目，“大剧院”为体现最明显的项目之一。大剧院构建资金较大、票价超出当地实际消费水平、大剧院的文化项目与老百姓生活实际相差较远、收益不佳等等问题都违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原则，做不到真正的公平公正。
2加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对策
2.1努力实现公共文化意识的全民提升，唤醒社会公众的文化自觉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地区的政府部门为投入建设的主体，但国家公民的参与、对于社会文化的责任承担能力也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有重要的影响。只有国家政府部门与公民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完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对此，国家政府部门应该努力实现公共文化意识的全民提升，唤醒社会公众的文化自觉。公众文化自觉能够积极响应国家政府构建文化服务体系的号召，国家与公民之间有良好的互动。根据现实情况来看，我国民众的公共文化意识水平有待提升。从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可以得出结论，从产生国家形态初期，一直由权利者与高阶层人士掌握文化资源，高阶层贵族和权利统治者拥有专享文化的权力。在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进程中，也无法实现人民群众共享文化资源。也可以理解为改革开放前期，我国从未产生真正的公共文化服务形态，更无法唤醒社会公共的文化意识。社会发展到国家建立了完善的经济体制，我国公众才得以享受平民化消费和展示自我价值的机会与平台，公众公共文化意识得到唤醒。社会公众的文化自觉与文化决策层有直接的关系，更是公众文化需求的体现。
2.2坚决履行政府的文化责任
地区政府对文化共建有重大的责任义务，更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力量。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地政府要保证社会公共文化的完整构建，以不损害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为原则目标，坚决履行政府的文化责任，对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具体规划、设备投入、设施建设、公共管理等方面都要进行合理的安排，从而兑现对公众的文化责任。
2.3强化对文化需求的引导，拉动积极文化内需
公众在文化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矛盾问题，是公众对文化的需求与文化实现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矛盾问题。公共文化设施在建设过程中或其服务出现问题时，就会导致其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的情况发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全面，公众参与文化服务没有积极性，其投入与产出也会出现失衡的现象。对此，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过程中，要转变政府热度过高、群众过冷的情况。其中还有一点问题尤为重要，文化设施中体现文化内涵较少、民众参与性不高，导致文化设施的用处没有得到发挥。政府可以将部分文化场所进行免费开放，将收入标准降低为人民群众能够接受的消费水平。强化对文化需求的引导，积极拉动文化内需。
2.4拓展公共文化服务方式，整合基层文化队伍资源，指导开展文化活动
我国人民群众基本都已经过上了小康生活，生活水平与经济水平都呈整体上升的趋势发展。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扩展公共文化服务方式，政府部门要将分散的人群进行整合，构建基层文化队伍资源。可以创立公众文化协会，由文化部门对协会进行管理与监督，并进行辅助创建，指导开展文化活动，以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3结束语
以上内容，充分说明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性，政府要提高公众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为公共群众建设基层、适用的文化设施项目，确保公共服务建设的公平公正。
参考文献
公共权力的异化是指公共权力的运行及结果与其本应有的性质相背离。公共权力的产生反映着公众希望借助公共权力的公共性和服务性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良好愿望，但当公共权力运行脱离法定轨道，出现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时，公共权力就损害了公共利益，这种公共权力就变成了异质的公共权力。主要表现为：公共权力的者获得公共权力的使用权却没有有效地使用公共权力，造成公共权力资源的流失以及权力腐败行为。[1]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共权力的异化就是腐败。当今学界为了克服腐败对社会政治经济运行产生的消极影响，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研究，但似乎尚未对腐败和成因形成一个可推广的和无可辩驳的结论。笔者认为，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委托——理论是一个较为理想的理论依据和分析视角，于是试图用以委托人——人模式为基础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对腐败的成因作探索性的剖析。
委托——理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基本的模型已经发展得很成熟，委托——分析框架已经应用到经济学的很多方面，如税收、就业、货币政策等，国内更是把这一理论用在现今的国企改革上。但将委托——理论付诸政治学和行政学的现实解读，可供借鉴的资料还是很有限的。笔者认为，对公共权力异化现象的分析，只有从民众、国家与政府这三位一体的关系中去把握，才能真正揭示出民众将自己天然拥有的公共权力委托给国家、政府实施，而国家、政府有没有按照公共权力委托人的意愿办事，采取了不当甚至不法的行为，从而导致了公共权力委托运行失灵下的腐败问题产生。
一、公共权力的异化：委托—机制运行的失灵
委托——理论的核心就是委托——关系。这是由一方（委托人）委托另一方（人）根据委托人利益从事某些活动，并相应授予人某些决策权的契约关系。而委托——理论就是研究这种关系及其制度构建的理论。
现代国家的民主制度大多为代议民主制，在这种制度下，委托——机制经由两道程序完成，即由公民将权力委托给国家，再由国家委托给各级政府。社会中的的每个人总会将各自享有的私有权力一部分置于公共领域中，所有这部分置于公共领域中的私人权利，需要委托给一个机构或个人来实施并保证获利，这个机构或个人就因而获得了所有广大民众委托的公共权力，一般而言，这个机构就是政府。[2]在现代的政府理论中，政府公职人员是作为被委托的人角色存在的。“委托人”的说法表明了政府相对于社会公众的从属性，它旨在说明：政府仅仅是公众为达成自身利益的选择性设计，而不是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施恩者，其行事与作为能力不是天然的，政府不能与民争权、与民争事、与民争利，更不能假公济私、贪赃枉法。“人”这一概念的提出，反映着政府理念的深刻变革，同时，也体现着政府公职人员的行为路向。
虽然政府和公众之间存在人和委托人关系，但委托——关系的理想设计与实际结果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差距，事实上也不排除两者之间存在着不断搏弈的过程。根据委托——理论，由于委托人与人之间存在如下情况：委托人和人之间的目标与利益一致或不一致，双方信息不对称、契约的不完全性、双方责任不对等，那么，人的活动将可能影响到委托人的利益，并且人的活动最后引起的责任（或损失）将有可能由委托人来承担。在现实中，公众的确承担了过多的由政府造成的不良后果甚至是灾难性后果。这是由于：首先，委托人与人目标和利益不一致。行使公共权力的有关部门及其具体官员并不像传统政治学中认为的那样是公共利益的天然维护者，而是受自身利益驱动的人，有自己的欲望和需要。当官员的目标和公众的目标发生冲突时，人往往很可能选择损害公共利益、国家或政府利益而维护个人利益。在国家治理中，又没有任何“看不见的手来自动地促使个人行为服从公共的利益”。[3]因此，要求人一心一意致力于公益，反而显得有点“强人所难”；其次，契约的不完全性。人践约是一个动态过程，其中存在着突出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因素，从而导致委托双方签订的合同契约带有先天或后天的缺陷。契约的不完全性为人拥有大量自由裁量权提供了合理性，为其采取机会主义做法提供了便利的空间；再次，是信息的不对称。政治人是信息的优势者，他们拥有一些为政治委托人所不知的信息，委托人对人的行动细节并不了解或保持着“理性的无知”，人极易产生侥幸心理，一旦有可能就试图破坏规则、钻空子和投机取巧，政府很可能变成为私人利益的场所。正是由于种种不良因素的存在，以及作为分散个体的委托人的监督上的弱势处境，使得委托——机制运转失灵，政府提供的行政产品即公共服务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偏离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尤其是人的报酬不与其行为后果挂钩时，人就会以追求最少的劳动和要素投入来获取相对高的报酬。人一方面可以无限地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另一方面人可以用职权干自己愿意的一切事情，包括偷懒、办事拖拉、推诿责任、追求享受和等等的普遍渎职行为，公共权力因此而逐渐异化了。
二、对公共权力异化行为改进的路径选择
（一）制度建设：架设刚性的行为规范
制度是要求人们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人既是制度运作的主体，又是制度运作的客体，因此，对政治人的科学分析是架设有效制度的前提。在这一方面，中西方存在着对人性假设泾渭分明的区别。中国古代虽有“性恶论”，但最终还是“性善论”占据了主流地位。所谓“人之初，性本善”，政府都是“操心父母”，而父母对子民是毫无私心的。直到现在，政府官员还是被认为是“人民公仆”。而从基督教教义演化而来的西方人的制度逻辑思路则是“原罪说”，人间没有天使，政府是一种“必要的邪恶”。休谟指出，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并以积极的防御观作为基本依归。[4]洛克认为，所有的人必定是追求个人幸福或快乐的，欲望的驱使使得人们专一而恒常地追求自己的幸福，此乃人的本性。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人性中的“仁爱”是永远不能胜过或克服自私本性的。[5]委托——理论也内在的包含着“经济人”的假设，认为委托人和人的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这也是民众与官员之间的公共权力委托运作失灵的前提条件；再者，委托——理论是用经济合约的形式来规范委托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天然所具有的自主性、竞争性、重利性和等价交换性，容易诱发人的本位主义、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容易冲击人的理想信念和职业操守。因此，新制度经济学主张依赖制度来约束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6]
制度规范作为一种外部约束，贵在保持和彰显一种客观合理性——便于委托人对人实施有效约束是其要义。制度可以对各个层次的行政官员分别规范，使规范既有确定性，又有针对性。要防止公共权力的异化行为，可作如下制度安排和设计：
第一，加强法律监督，以防止人的违法行为。委托——理论认为，监督是重要的。它认为监督必须持之以恒，因为长期的关系可以发展出有用的价值存量，这种价值存量对于合同的实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也使得有限的监督更为有效。而法律监督就是将持续不断的监督体系制度化的作用机制。由于行政委托人只是作为分散的个体存在，基数很大但未经组织起来的力量是很薄弱的，难与以国家为后盾的强大的公共权力相抗衡，加上委托人并不能享受对人追求超额费用或渎职监督行为的成果，即使勇敢地选择了监督，个体委托人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这对一个同样具有经济人本性的民众来说结果会是得不偿失。所以委托人普遍缺乏对人频繁监督的积极性，更多的人会选择“搭便车”坐享其成。那么加强法制监督就更是刻不容缓。要在最高的宪法层次上以法权制约行政权力，法权高于一切政治强权，拥有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通过法制规定政府有关行政过程中的权力边界和责任，使得政府的行政行为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以便对政府权力实施有效的法则和限制措施，防止政府权力无限膨胀和缩减官员的随意性权力。
第二，激励约束机制设计。委托——理论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建立一种激励机制，使人的行为有利于委托人的利益。然而，政府具有强制性，没有退出机制供选择，因此，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合约是被“锁定”了的，这就降低了政府规避错误、提高效率的激励，但也正是因为这样，建立强有力的激励机制就显得格外重要。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能够确保委托人和人的利益相一致，其运行程序能够引导博弈各方的行为相互促进和制衡，以达到双方共赢的目的。例如可以实施裁员加薪与高薪养廉的政策。裁减极度膨胀的官僚队伍，并相应增加官员的正常报酬的高薪养廉政策，其目的有三：其一是激励公共权力者更好地为委托人服务，按委托人意愿行使公共权力；其二是因为官员的报酬是来自于委托人，所以这又可以增加委托人监督的积极性；其三，扩大官员报酬就是相对减少非官僚职业的报酬，这对不认真行使公共权力者具有相对惩罚作用，一旦失去人资格，也就会损失一大笔收益。[2]然而高薪不应是固定的，要随人的业绩而变动。在企业管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是给人以部分剩余索取权，使其主观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客观上促进了股东总体利益，也可以相对地减少人为了自利而不惜损害公利的扭曲行为，这应该为政治委托过程所借鉴。
第三，建立一个发达的竞争性的人市场。实践表明，竞争和他律分别是效率和自律的基本保证。我国传统的官员选拔机制的主要缺陷是缺乏竞争优选机制，长期以来，中国采取以身份标签为特征的人才进入壁垒，既影响了优秀人才参与国家行政管理，又阻隔了外部竞争对行政人员的压力，造成了行政职务终身制。以市场化的装置为杠杆的人市场的存在，可以实现对不称职的人的替代。尤其是提供了一种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和人声誉评价机制，是人存在有可能被淘汰出局的危机感，从而注重提升自身能力和自觉培养起防腐拒变的能力。遗憾的是，政治生活不可能像经济活动那样随时随地根据市场机制来决定人员的更迭，因此人民应该加强对政府官员的控制权，如选举权、检举控诉权和罢免权等，让政府人随时都面临着被降职、弹劾、罢免的危险，才能加强这种竞争和淘汰机制。
第四，加大政务透明度。人们往往会有这样一种印象或体验：如果不是有与政府打交道的经历，普通老百姓穷尽一生都不知道那深墙大院里是如何操作的。由于委托——关系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弊端，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交流就显得尤为重要。政府既然是公共产品，就应当尽可能地向公众开放，尽量避免暗箱运作。应完善信息控管系统，改善公共信息体系，削减政府专门部门对信息的隐匿权限，实行信息公开制度。高度透明的信息是人民参政议政的条件，这就需要疏通政府与外界的制度化联系渠道，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并构建有效有序的信息反馈机制。同时，还要增强公民意识，提高人们参与和关心公共事务的热情。作为委托人应该了解，其参与积极性是与切身利益相关的。
（二）诚信政府：打造软性的行为规范
美国产权经济学家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指出：团队中的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与群体效率存在着某种张力，而团队生产的外部性和环境不确定性恰好可以“遮掩”雇员的卸责行为，并且似乎任何激励机制都给企业中的人留有“卸责”余地。即没有任何制度能够完全克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避免制度失灵，[7]政府中的又何尝不是如此。建设远未完善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督导权力的民意表达程序也极为有限，而且难免因层层过滤而失真失效，法制手段总是滞后的，往往只是作为应急机制或事后收拾的无奈选择。所以要解决“人问题”，诚信建设不容忽视。政府的本质是一种信托关系，那么，信用就是其内在的伦理品格和存续的基础。如果人不讲信用，政治委托——契约只是一纸空文；如果人讲求信用，以委托人的利益期待为使命，忠实且成功履行委托—契约，获得委托人的持续信任，那么委托——关系就能良性地运营。因此，如果政府无法回应公众的期待和信任甚至贪赃枉法，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机。基于“经济人”的基本假设，西方政治从来不奢谈对人的信任，而是依靠制度的锁链来约束官员的作为。但他们对官员的道德操守似乎从来就没有含糊过。早期的法国政治家罗伯斯庇尔指出“美德是政府的最高管束者”，后来华盛顿倡导“品行或道德是民主政府之源”，[4]到了现代，还是西方的学术派别首先高扬起了公共行政伦理的鲜明旗帜。事实上，与法律制度相比，信誉机制是一种成本更低的维持交易秩序的机制，特别是在许多情况下，法律制度是无能为力的，只有诚信才能起作用。在委托——关系中，无论激励约束机制多么健全（事实上也难能做到），如果人不守诚信，那么就难以预防和制止其机会主义行为。而委托问题之所以存在，其基本原因就是人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因此，打造一个有公信力的政府，是制度建设的应有之义。它既是制度有效运转的基础或平台，也是制度建设孜孜追求的一个顶级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有效约束人的行为，控制委托成本，需要加强制度建设，而加强制度建设，又需要保证政府诚信。通过制度激励和诚实守信，约束、惩罚背信弃义的行为，努力提高政府公职人员的道德水准，造就诚信的制度环境，无疑是解决“人问题”的一条长效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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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程漱兰.转变政府职能，重构激励机制，以推进政治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J].管理世界，1998，（1）.
[4]罗自刚.公共行政伦理及其补救—来自政治委托理论的启示[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哈尔滨是一座景色秀丽、别具风韵的东北城市，由于地理条件所致，城市绿地中常绿树种较少。为了使哈尔滨市冬季亦绿意浓浓，生机盎然，增加常绿树种及绿化栽植树的数量显得尤为重要。但根据资料显示，目前对东北地区常绿树木的应用现状还缺少系统的研究调查。因此本论文从哈尔滨市自然条件出发，选择一批能适应本地区气候特点，有利于环境保护和改善城市面貌，并能满足各种功能需要的常绿树木，并从统筹规划的角度来充分发挥和利用哈尔滨市常绿树木的优化配置，提高园林绿地的观赏效果和使用价值，使哈尔滨市的常绿树木真正发挥其在绿地中的生态、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多种效益。希望本论文的完成，能为哈尔滨市建设生态园林城市目标的实现有所贡献，同时也相信哈尔滨市的常绿树木以其苍劲的雄魂、常青的风格、抗逆的气质在未来的绿化建设中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1、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在哈尔滨市区，对公共绿地形式分别进行实地调查，其中包括街道绿地、休闲绿地、等。地点的选择上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调查内容包括常绿树的名称、数量、所占比例等，并用表格的形式进行记录。在调查过程中，注意绿化树种不同层次、不同的季相变化，掌握调查地绿化树种的配置方式，常绿树种在整个绿地景观效果中所占的地位和作用，并用数码相机进行实地拍摄。
2、调查结果与分析
2.1街道绿化调查
近年来，哈尔滨市的街区绿化打破了原有的模式，随着道路的拓宽，分车道的增加，街道的绿化呈现出多种绿化形式。哈尔滨市的多条主要干道，都摒弃了单一的绿化模式，而是采用了落叶树与常绿树结合，乔、灌木与绿篱的层次搭配。常绿树种在街区的绿化的调查结果如表4-1:
表2-1街区绿化中常绿树的调查结果（棵）
调查地点
和兴路分车带绿化
和平路分车带绿化
和兴路街头绿地（动力区政府门前）
文昌街街头绿地（省图书馆路段）
红皮云杉
223
3
5
黑皮油松
7
4
樟子松
96
丹东桧
339
4
14
常绿树总数
562
96
14
23
落叶树总数
1817
196
91
42
常绿树比例%
23.6
32.8
13.3
35.3
从表中我们可以得到常绿树在街区绿化中的比例约为26.25%，主要是红皮云杉和丹东桧，在数种的选择上显得单一，未形成自己的城市特色。
2.1.1街道绿化造景特点
和兴路在九九年改造后，变为四板五带式街道，成为哈市的一级街道，快车道的分车带内主要以丹东桧为主要绿化树种，其平均高度为2.5m。丹东桧采用分段栽植的形式，每隔约30—40米，便有5—7棵丹东桧栽于分车带内，株距大约为1.5米,同时分车带四周以80cm高的榆树篱围合。在街道两侧的分车带内，常绿乔木配以花卉灌木、草坪、绿篱(或色块)，这种绿化形式既可体现四季常青，又有季相变化,是目前应用较多的形式，同时给人以亲切、自然的感觉；分车带内的云杉球栽种于垂枝榆、丁香树下，形式灵活，富于变化。
和平路也是近几年哈尔滨市重点改造街道之一，是三板四带式街道。以樟子松为主要绿化树种，并辅以高约2.8米剪形榆树球、丁香等进行间种配置，水腊矮篱约40cm进行绿化带四周绿化。将樟子松作为分车带内的绿化树种在哈市街道绿化中应用较少，但所形成的景观效果却颇为壮观。特别是哈尔滨市较有名的亚麻厂、量具刃具厂等一些历史悠久的工厂都位于和平路上，这样的配置更能衬托出这条街道的历史文化气息。
作为街头绿地的一种形式，动力区政府门前的两块绿地，在配合改善交通环境的同时，其中的一块建成用来进行文化娱乐活动的小广场形式，其四周的绿化只是简单的小旱垂柳和水腊篱的结合，小广场的西侧背景为动力区人民政府办公楼，若是在此能栽植一些常绿树，会更加符合周围的环境氛围，突出建筑物的性质特点。另一块绿化区距区政府大楼较远处，该绿地的设计更适合附近居民进行休闲娱乐，绿地的树种以常绿树、小乔木为主，乔灌结合。配置形式主要以常绿树为中心树种，四周是剪形的水腊篱或水腊球，并配置一些京桃、垂枝榆，白桦等小乔木，灌木层主要为榆叶梅、丁香等。春季开花的树木，次第开放，与常绿树构成一幅美景；夏季草坪以常绿树为中心，进而点缀一些草花，更显出常绿树的高大魁梧；秋季的白桦与常绿树更映射出绿地的别具风韵；冬季傲然挺立的常青树，不惧严寒为城市添绿。但在调查中，绿地中唯一的大树为近12米高的黑皮油松，栽植于绿地边缘或树池内，并未能起到在炎热夏季为人们提供绿荫的作用。
常绿树在文昌街的绿化中主要应用于街旁绿地，且较有特色。在宣化街图书馆路段圆锥形的丹东桧与高低错落的水腊球围合成一个小空间，小空间内设置一些石凳供路人休息。在另一块绿地上，丹东桧和修剪成不同形态的榆树球作为背景，再配以组成波浪形绿带、高约30cm的水腊篱，整个绿地无论在层次还是颜色的搭配上都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2.2休闲绿地调查
休闲绿地被誉为城市的会客厅，在代表一个城市的外在形象、精神面貌的同时，也起到了净化空气，美化环境的作用。休闲绿地应尽量实行“三季有花，四季常青”的原则，在哈尔滨市调查的几处休闲绿地得到的数据情况如下:
表2-2公共绿地中常绿树的调查结果（棵）
调查地点
金桂园景观广场
道里文化广场
斯大林公园
红皮云杉
8
189
黑皮油松
5
34
桧柏
25
26
25
樟子松
108
红松
8
14
杜松
28
铺地柏
15
常绿树总数
61
26
398
落叶树总数
171
170
421
常绿树比例%
26.29
13.26
48.6
从表中可以得出哈市休闲绿地中的常绿树平均比例为29.4%,树种的选择也相对较丰富,其中桧柏、红皮云杉、黑皮油松、杜松等在绿地中都有很好的应用，但休闲绿地中也缺乏体形高大、树龄较大的树种，以用来配景和夏季遮荫。
2.2.1休闲绿地造景特点
金桂园景观广场的绿化主要以植物造景为主，尤以常绿树的应用独具特色。以龙塔为背景的一块约320㎡的绿地，三株桧柏以三角植的方式作为绿地主景，背景为白桦、山里红、梓树等秋季颇具特色的乔木，春季开花的连翘、丁香等灌木穿插在乔木间，常绿树的前方有修剪成球或波浪状的水腊装点，草坪上装点着彩叶草，鸢尾等花卉，整块绿地的配植都围绕着“三季有花，四季常青”的原则。几棵形状规整的桧柏栽植于剪成不同形状，不同高度的榆树和水腊树之间，再配植几棵小乔木，显得若隐若现，在白草和大叶红的色彩搭配下，整个绿地被衬托的高雅，精致。在绿地的一处出入口，两棵姿态优美的红松在置石和草花的装点下显得更加婀娜多姿。广场中的常绿树下群植一些不同时节开花的花灌木，同时选种一些耐荫的花卉,例如玉簪、日本凤仙等，使整个绿地树种高低错落，色彩丰富。
哈尔滨市道里文化广场的绿化树种主要有桧柏、红皮云杉、京桃、丁香、水腊等。广场的布局成对称式，利用绿地将广场分为主要空间与次要空间，中间的空间较大，设有音乐喷泉，可用于商业活动和大型的文娱活动。广场正入口右侧的次要空间，一块刻有“李兆麟烈士牺牲地”的石碑已经体现了此空间的绿化主题，石碑四周栽植着云杉球，两侧的绿地边缘各列植5棵圆柏，圆柏高约为3.5m，株距约为4.5m,这种配植给人一种庄严的感觉，圆柏后侧为两排成行栽植的丁香，高约1.2m,最后一排为密植的京桃，将此空间围合的相对私密，同时圆柏的深绿色与丁香、京桃的叶色差异，增添了绿地的色彩变化，进一步突出了此处空间的静谧、庄重。整个广场大的背景绿化也是以圆柏为主，密植的京桃位于绿地的最，形成广场与道路分隔的屏障，圆柏位于高度分别为0.7m和1m的圆柏篱中间，绿地的最前方是品字形栽植的两排水腊球，黄色的花带穿插其中。整个绿地的常绿树起到绿化的骨架支撑作用，承上启下，同时乔灌结合，层次丰富，色彩和谐与周围的建筑群景融为一体，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3公共绿地存在的问题
⑴公共绿地中常绿树普遍有病害，叶色发黄变枯，严重影响了造景效果；常绿树缺乏管理养护，有些地段出现了绿化断带，导致街道绿地景观不连贯。
⑵公共绿地中的常绿树木应更充分的利用树木本身的特性，修剪成绿篱、模纹图案等，增加更多形式的绿化效果，同时也是为我市的冬季储备绿色。
⑶哈尔滨市街道却缺乏常绿树的装点；旧城区不少街道，路面太狭窄，基本看不到常绿树的踪影，使冬季的街道景观难觅绿色。
3、结论和建议
3.1常绿树木选择及设计应用上的一点建议
[1]以乡土常绿树种为骨架，适地适树
[2]利用常绿树木不同的造景特点，使其功能性和观赏性相结合
[3]在突出主要常绿树木的同时要根据不同的环境突出城市特点
[4]常绿树的经济适用与美观相结合
[5]在实行落叶树与常绿树相结合配置原则同时，掌握常绿树的合适比例
3.2常绿树在考虑植物习性及养护管理方面的建议
[1]在植物设计初期充分考虑植物生长特性
[2]加强常绿树木的养护管理工作，提倡科学的养护方法
[3]大力普及园林生态知识，做到全民绿化
通过两个多月的调查，我们得出了有关哈尔滨城市公共绿化建设中常绿树的应用的一些情况，不难发现使用常绿树来增加北方城市景观的方法已经被广泛的采纳。在哈尔滨合理正确的应用常绿树来丰富城市景观、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是有重要意义的。相信随着城市化进展的脚步不断加快，通过一系列切实的努力，北方城市一定会有更加宽广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陈有民.园林树木学.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88
2．卓丽环.城市园林绿化植物应用指南（北方本）.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3
马克思认为，公共权力在本质上来源于人民，通过某种方式授权给政府，由其使用公共权力来解决公共问题。而政府各层次的工作人员包括领导者则是公共权力的具体实现者。就是说公共权力是以管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利益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权力。美国政治家托马斯-杰弗逊宣称：“构成一个社会或国家的人民是那个国家中一切权力的源泉”，除了人民不存在什么“储藏社会的根本权力的宝库”。可见，公共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个重要的政治资源。
一、公共权力异化的涵义
恩格斯曾对权力异化做过这样的论述：“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但后来这些机关，其中最主要的是国家权力，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宰。这种情况不但在世袭制的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的共和国内也可以看到。”只要有国家、政府的存在，公共权力的双重倾向(即公共权力运作的公正性与公共权力运作的异化倾向)就不会消失。同时，由于行使权力的官员是“理性经济人”，“经济人”的本性使他有满足个人欲望的内在倾向。因此，公共权力的异化即是指权力的运行及结果与它的自身相背离。公共权力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也是社会关系的体现，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离不开公共权力。如果公共权力发生异化，会使政府面临信任危机，失去人民信任，从而使国家面临整合和控制危机，国家的正常秩序就会遭到破坏，正常的权力体系就难以高效有序地运行。因此，必须预防与遏制公共权力的异化，保障公共权力的良性运行。
二、保障公共权力良性运行的措施
(一)保障必要的物质待遇
任何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生活基础上的。由于每个人天然都是自身利益最好的判断者，同时希望为自己谋求最大的利益，所以从物质化的视角来看，公务员首先是人，需要生活甚至体面的生活。如果长期连基本的生活水平都难以维持，怎么能指望他们节制“经济人”欲望而保持廉洁?从现实条件出发，为政府官员和司法人员提供比较优越的物质待遇，是反对和防治腐败的基础。要在权力与金钱之间明确关系，禁止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包括非法接受礼品和招待、接受贿赂、利用职权影响投资和经营等。
(二)强化和宣扬政治道德，进行伦理救治
为防止公共权力异化，过度的规则和官僚层级或许已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而法律规则在基本层面上规范了公共行政人员的行为，为之提供了基本原则和价值标准，这是保证公共权力的正当行使所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但其在追求可操作性过程中的最大缺陷则在于对人的主体作用的忽略，伦理就为公共权力的异化提供了一条救治的途径。
1塑造个体的伦理道德。从精神化的视角来看，人的精神世界具有相对独立性。世界观和人生观、正义感和责任感、法律意识和道德观念不是虚无飘渺的，它们附着在公共权力人身上，融入立法者、政府官员和法官的思想，培育着公职人员的免疫能力，发展着他们的政治人格，将成为反对和抵制腐败的内在力量。柏拉图在他的《法律篇》中论及贿赂时特别强调忠诚对于远离贿赂的重要性：“国家的公仆不受贿赂就不提供服务……要形成你的判断并坚持这种判断不是件容易的事，一个人最可信的方法是献出忠诚。服从法律的命令，‘不要为礼品服务’。”难以想象，一个没有正义感或正义感不强、缺乏良知或道德感低下、没有廉耻心或漠视荣誉的人，能够守住公共权力行使的道德底线而不滑入腐败的泥潭。人们可以相信，制度比教育在反腐败中作用更大，但在某种意义上，反腐败更是一项改造公共权力和塑造官员思想的工程。具有正义感、良知感、荣誉感、忠诚感、责任感的政治人格能够产生相应的道德力量，在抑制政治腐败和促进政治进步中发挥着不能替代的作用。这也即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具有自我反思和批判的精神。
2弘扬个体独立人格。针对过去公共权力运行过程中漠视人的主体作用的缺陷，必须首先重新确立人的独立人格和平等意识。在怀特看来，组织本身并没有什么过错，错就错在我们不愿意承认个人和集体存在的冲突，以及还没有为处理这种组织内部生活中的冲突作好准备。实际上，我们不仅拒绝正视这种必要的利益冲突和分歧，而且也积极压制着那些与组织不同的价值观和行为。所以，必须正视并处理客观存在的个人利益，因为“真正的道德服从活动并非个体为取悦社会而压抑自身欲望所作出的无可奈何的选择，而是他在对社会整体利益的认同与个人利益实现之间的个性进行认真梳理之后所产生的行为必然。”所以，只有当个人能够从社会整体利益中获取个人利益的满足时，才会自觉接受道德规则的约束。因此，我们应该承认个人利益的合法性及其存在的客观性，并在公共利益允许的范围内满足个人利益，实现两者的共容与互动。
3组织制度道德化。针对公共权力的伦理救治，我们长期以来似乎过于关注对行政人员个体的伦理约束，注重塑造个体的伦理道德，却忽略了组织制度的道德化。而事实上，只有道德化的组织制度才能对行政人员的正当权利和义务做出明确的界定。因此，在组织制度中，必须体现以人为本的柔性管理理念，必须以维护公共利益作为自己的行为目标，建立起对行为的道德奖惩机制。三、遏制公共权力异化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
从制度化的视角来看，制度是防腐反腐的外在力量，通过制度防止和已成为各国政府的明智选择。著名思想家卡尔·波普曾说：“人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邓小平同志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一)以制度规范权力
主要包括：(1)制度建设应以促使和实现权力公开为目标。现性的国家是民主的。民主制度有利于各党派进行理性的对话，这种理性的对话是对公共权力的关注，是这种生活公共性的一种表现。民主制度还赋予公民参与政治决策和选择过程的民利，使政治体制和政治权力的运行过程始终受到人民的监督。如公共工程和政府采购招标等公共权力领域的公共制度。(2)建立责任制度。在相互协调和配合的制度当中，责任制度至关重要。美国研究发展中国家腐败问题的专家罗伯特·克利特加德用一个等式说明腐败产生的条件：腐败条件=垄断权+自由裁量权一责任制。从这个公式可推导出这样一些结论：垄断是产生腐败的条件之一，哪里有垄断哪里就容易出现权力不负责任的现象。
(二)加强法制建设，制定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并加强惩处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