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36（2016）02-0043-03
引言
18世纪欧洲语言学兴起了新的研究方向，即历史比较学，它以历史比较法为基础，研究语言的亲属关系。历史比较语言学是历史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现代语言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语言学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标志。欧洲一大批学者，如拉斯克、博普、格林，新语法学派的很多学者都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原则和研究方法。在俄罗斯也有一批语言学家加入到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的行列中。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语言学界，在洪堡特语言思想的影响下，产生了新的语言学派，即哈尔科夫语言学派（Харьковская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школа），又被称为俄罗斯社会心理学派(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психологизм)。该学派产生于哈尔科夫大学（全名卡拉津哈尔科夫国立大学Харьковскийнациональныйуниверситетим.Каразина）。哈尔科夫大学是东欧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学校于1805年1月29日开始正式招生，它是当时小俄罗斯和当今乌克兰境内最早建立的大学，也是俄罗斯沙皇敕造的五所大学之一。很多世界知名的学者都出自这所综合大学，如生物学家埃黎耶•埃黎赫•梅契尼可夫，物理学家列夫•达维多维奇•朗道，化学家巴捷多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历史学家科斯多玛洛夫•尼古拉•依万诺维奇等等，还有就是语言学家波铁布尼亚•亚历山大•奥巴纳索维基。后者为乌克兰、俄罗斯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哈尔科夫语言学学派取得的最大成就与其密切相关。哈尔科夫语言学学派的学者以文化和民族历史为背景研究语言，研究语言的起源与发展。主要分析东斯拉夫语族各语言的语音、语法特征，搜集大量的民间文学作品，作为语料进行描写。哈尔科夫学派的主要代表有斯列兹涅夫斯基И.И.Срезневский、拉夫罗夫斯基П.А.Лавровский、波铁布尼亚А.А.Потебня、奥夫相尼科-库利科夫斯基Д.Н.Овсянико-Куликовский等著名俄国语言学家。哈尔科夫学派学术理念每个阶段的发展体现在以上几位语言学家的研究探索中。本文笔者将哈尔科夫学派的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前期———斯列兹涅夫斯基和拉夫罗夫斯基的学术思想；中期———波铁布尼亚的语言学思想；后期———奥夫相尼科-库利科夫斯基等学术思想。哈尔科夫学派的形成的基础是斯列兹涅夫斯基及其学生拉夫罗夫斯基在语言学领域的成就。
1.前期———斯列兹涅夫斯基和拉夫罗夫斯基的语言学思想
斯列兹涅夫斯基作为斯拉夫语言学奠基者之一，在俄国语言学界有着特殊的地位。“斯列兹涅夫斯基的名字被列在沃斯托科夫、布斯拉耶夫、卫谢罗夫斯基、沙赫马托夫等俄国最优秀的学者之中。这些学者为民族语言学开辟了新的视野”[1]19世纪30年代正是改革时期，无论是学术领域还是社会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斯列兹涅夫斯基周游斯拉夫国家，学习斯拉夫各语言，记录了大量的民间传说，期间在葆朴的带领下研究梵语，为发展斯拉夫学搜集了大量的语言事实。斯列兹涅夫斯基延续了沃斯托科夫的学术观点，他称赞当代俄国语言学家在词典编纂方面做出的努力。他认为俄语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源于民族，它研究的对象不应该是脱离现实的逻辑或者哲学问题，而应该研究具体的语言学问题：通过语言揭示民族精神、历史、文化。在“关于俄语历史的思考”（《Мыслиобисториирусскогоязыка》）著作中斯列兹涅夫斯基提到：“民族的精神越强大、人民对知识和教育越是渴望，学术中民族的分量就越大。语言是一个民族最准确、最深度的映射。民族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2]斯列兹涅夫斯基在该书中研究了民族语言与书面语言的关系与区别，他指出“俄语的研究在历史上与同族方言及亲属语言是不可分离的。”[3]斯列兹涅夫斯基最大的成就，沙赫马托夫认为，则是他把俄语引入到斯拉夫语的历史比较法的研究中。“从而奠定了俄语历史语法的基础”[4]斯列兹涅夫斯基在词典编纂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在他诸多的著作中最有影响力是“古代俄语文字与语言著作-当代概述”（《Древниепамятникирусскогописьмаиязыка(Х-ХШвв.).Общееповременноеобозрение》）。他搜集了大量的古俄语词汇作为语料，编写了古代俄语书面语体词典，毕生都在编写古教会斯拉夫语及古俄语的词典。斯列兹涅夫斯基为俄国熟语学的建设与发展也做出巨大的贡献。拉夫罗夫斯基继承了老师-斯列兹涅夫斯基的学术思想，进一步发展了斯拉夫语言学。在哈尔科夫大学任教期间创造了大量的作品，“济利禄与梅笃丢斯”“КириллиМефодий”、“有关俄语全原音音组”“Орусскомполногласии”等，创立了斯拉夫语文学派。波铁布尼亚在老师的影响下，对斯拉夫语言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中期———波铁布尼亚的语言学思想
哈尔科夫学派诸多学者中影响最为显著的是波铁布尼亚。波铁布尼亚是现代俄语语义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俄罗斯语言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波铁布尼亚的研究是一种综合研究，把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民族学、民俗学、文学等有机地糅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语言研究风格，即语言哲学观、历史-哲学观和心理语言观在哲学高度上实现完美统一。[5]波铁布尼亚掌握包括俄语、乌克兰语在内的多门语言，他的学术研究范围非常广泛，涉及的问题有：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言的起源、普通语言学、词源学、语义学、语音学、斯拉夫方言学、历史比较语法、民间文学、文艺学理论和民族学理论等。在语言学理论方面，波铁布尼亚接受并发展了洪堡特和施坦塔尔的某些见解，奠定了俄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理学倾向的基础。波铁布尼亚在语言学领域主要研究问题有：语言的概念和本质、词的内在形式和内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波铁布尼亚接受“语言产生的声喻论”，即洪堡特和施坦塔尔后进一步深化该理论。最早洪堡特在著作中提出“关于人类语言构造的不同以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波铁布尼亚在这一问题上做出了大量的研究。“他认为，诗歌创作才是语言的发展源泉。这种假设符合十九世纪末的标准语的发展特征，文艺作品成为一种最大众化、最有影响力的标准语言”[6]文学创作为语言中带来的创新，一部分进入通用语言，也就成为言语中非创造性生产的组成部分。维诺格拉多夫把波铁布尼亚的文艺论界定为主观唯心主义。但对于所处年代，波铁布尼亚的理论从公民目的的角度来说是先进的。他的理论对俄语教学有着很大的影响，乃至至今俄罗斯、乌克兰等前苏联加盟国的语文学教育体系都包含文学与语言学。波铁布尼亚认为，语言是人的一种最初始的创造潜能，是一种活动，在这种活动的过程中发生不断的语言更新。“语言并不是传达思想的途径，而是创造思想的方法。”[7]他认为，语言具有民族性，不同民族的语言有截然不同的特点。“词只有出自他人的口中才能被理解，语言是共同努力的产物，社会先于语言的产生。”[8]“波铁布尼亚看到洪堡特语言研究范围的恢弘庞大而不容易深入的弱点，因而在洪堡特研究的框架中，他缩小语言研究的范围，结合民族历史文化，以自己熟悉的斯拉夫语族语言为语料，找到语言研究的最好切入点-词”[9]波铁布尼亚提出的核心概念是词的内部形式。“词的内部形式是思想内容与思维的关系，它展示了人的思想呈现。”[10]这也说明了语言中词的同义及多义现象。他强调，词只能有一个意义，也就是呈现在具体言语行为中的意义。词体现的不是全部思想，词有两个内容：主观内容和客观内容。“前者是词的最近的词源，并总包含仅仅一个特征，即词的近义，后者是最远的，并能够包含许多特征，即词的远义。”较为突出的还有他有关语法的研究。维诺格拉多夫称“波铁布尼亚正是在这方面体现出真正的创新精神”。[11]对于波铁布尼亚来说，语法范畴就是思维的基本范畴。语法范畴的空间交接则是句子。句子的结构等同于所表达思想的结构。所以波铁布尼亚认为，句子类型的进化代表着思维的历史规范。哈尔科夫学派最突出的成就在于语言学与历史、文化、心理学的结合。这一观点充分的体现在波铁布尼亚的语言哲学中。他强调，除语言范畴和思维之外，主导意义的范畴就是“民族”、“民族性”。人民(民族)是语言的创造者。语言是“民族精神”的产物。与此同时正是语言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特质。他认为，语言创作的初始类型和所创造的语言类型注定了以后的语言创作。语言的质量决定了民族的世界观，也就是说，语言决定了民族的生活方式、思维的类型与习惯。波铁布尼亚所提出的“语言与民族”问题在哈尔科夫学派其他学者的研究中得以延续，如奥夫相尼科-库利科夫斯基，库德里亚夫斯基，特鲁别兹基等。
1.引言
爱德华·萨丕尔的《语言论》是美国观念主义语言学的代表作，该书基本上是建立在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克罗齐的《心灵哲学》基础之上的。该书系统地讨论了语言学对象、语言成分、语音、语法程序、语法概念、语言的结构类型及语言的发展等问题。他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文化现象，“语言是一种文化功能，不是一种生物遗传功能”，他还注意到语言对其使用者的思维和行为产生的影响。
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之作，研究重点在于方法论，其理论思想深受机械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影响。布龙菲尔德继承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思想，又深受行为主义思想的影响，力图将心灵主义的影响排除在语言学研究范围之外，在这一方面他与萨丕尔的观点对立。他认为语言行为的产生是由一系列的外界刺激所引发的，“内心的形象、感觉和类似的东西只不过是人体各种活动的一般通行的术语”（费俊慧：2008）。本文对萨丕尔与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里的重点观点进行对比陈述，呈现二人对同一语言现象不同的研究视角。
2.语言性质的比较
萨丕尔在《语言论》中探讨了什么是语言这一问题，他认为不是一种“人类遗传的生物功能”，它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然后语言才能产生，所以说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非本能性的、获得的、‘文化的’功能”。感叹词和象声词带着发出者想要传达的意思，并经过发出者大脑的处理，是想象力发挥的成果，特别是感叹词，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感叹词表达同一种情绪，这是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造成的，更说明语言受社会文化的影响。萨丕尔认为声音发出的过程，听者听到的过程，脑海中产生的印象等都可成为“经验成分”，但当所有经验成分都联合在一起，才能成为语言。
布龙菲尔德在《语言论》中，并没有对语言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他讨论了多种语言起源论，认为语言行为的产生是在外界一系列的刺激下形成的，并使听话者产生一定的反应。语言不具有生物学的遗传性，在一个言语社团里，一个初生婴儿学说什么语言，是由出生环境决定的。布龙菲尔德继承索绪尔的思想，将语言与言语分开来，区分语言的共时和历时状态。他把语言共时系统的描写放在语言研究的首要地位，也被认为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突出特点。
3.语音系统的比较
萨丕尔发展了音位理论，根据语音的分布模式分析语音，是形态音位概念最早提出者之一。他还指出同一个音在不同的单词中发音依然有区别不仅是因为受邻近字母发音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在《语言论》里，萨丕尔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语音模式或语音系统的格局的概念。他认为在表面的语音系统背后，“还有一个更有限制的、‘内部的’或‘理想的’系统”，表面系统的音可以发生变化，内部的模式却不变，“甚至在它的语音内容久已改变了之后，它还能作为一个格局坚持下去，包括语音成分的数目、关系和作用”。萨丕尔同时意识到这种格局不是不能变的，只是它的变化远不如语音本身变化得快。萨丕尔的看法大致就是现在音位学的看法，“音位是说话人自己下意识地感觉到的‘精神的’音位”。
布龙菲尔德进一步区分了语音学和音位学的概念，语音学研究的是声音如何发生和听者如何接受的声音即生理上的语音学和物理上的语音学，将意义的探究排除在外。语音有区别性特征和非区别性特征的差异，区别性特征对于交际是必要的，因为它与一部分意义相连，能与其他词分开。针对这一问题，布龙菲尔德列举了“man”这个例子：在英语中，无论用什么声调读“man”，它都表示“男人”的意思；在汉语中用不同的声调读“man”，就会产生不同的言语形式，表达不同的意义，那么这些不同的声调就成为“man”这个语音的区别性特征，这同时说明某种语言的区别性特征，在另一种语言中就可能成为非区别性的。当语音研究与意义联系在一起，就成了音位学或实用语音学。布龙菲尔德以“pin”这个词进行测试，得出该词全部区别性特征就是三个不可分的最小单位即音位，它是区分意义的最小单位。他根据发音部位和发音器官的不同区别了不同的音位类型，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对语音系统的描述深受行为主义和机械主义思想的影响。
4.对“词”理解的比较
萨丕尔认为，所谓的语言的成分大概来说就是指词，语言真正有意义的成分就是词，或是词的有意义的部分，或是词组。词可以分成表示基本概念或主体概念的“根本成分”A和表示附加意义的（b）（表示时间、人称和数的变化），所以词可以用A+（b）来表示，当然词根和附加成分有其他不同形式的改变。萨丕尔还对语言成分进行了划分：词根、语法成分、词和句子。他认为语言成分不仅具有区别的功能，还具有指示的功能，“根本成分或语法成分和句子是语言的主要的基本功能单位，前者是抽象的最小单位，后者是一个统一的思想的叫人感到美满的体现”。萨丕尔同时看到，词尤其像感叹词还带有个人情绪色彩，“在心理上存在”，但他认为这些个人色彩不那么重要。
布龙菲尔德指出，一个音位、一个单词甚至一个句子都是语言形式。他还对对语言的形式进行了划分：自由形式和粘着形式、复合形式和简单形式。不能独立使用的叫粘附形式，如Jonny和Billy中的-y，playing和singing中的-ing；能够单独使用的叫自由形式，如John、Bill和sing等。有些语言形式与另一些语言形式在语音和语义上部分相同，这叫复合形式。复合形式有组成成分构成。只出现在个别复合形式中的组成成分叫独特组成成分，例如cranberry中的cran-。复合形式皆由词素组成，如PoorJohnranaway中有五个词素：poor、john、ran、a-、-way，这叫最终成分。他提出了“直接成分”概念，主张把复合形式切分成直接成分。简单形式又称为语素，比如bird、play、-ing等，都称为语素。布龙菲尔德认为语素可以用语音描写，但它的意义（义素）却不能在语言学范围内分析，因为它们是用来任意标示现实世界的某个特征的信号的，信号可以分析，但它标示的事物却无法分析。语素是由音位或音位的组合构成的，而全部语素就构成一种语言的词汇。
5.哲学基础和研究重点的对比
萨丕尔的理论思想深受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新黑格尔学派的克罗齐的《心灵哲学》的影响，他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待语言，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文化现象”。例如萨丕尔认为音位系统是语言的“理想系统”，属于说话人的“直感”知识，在语音的音位学说中，他属于“心理派”。他的研究重点是所谓人类语言学或人种语言学，也就是结合操作这种语言的民族（一般是土著民族）的民俗、文化、社会心理等研究语言，或者通过语言研究这些民族的文化（广义的文化），他是美国人类语言学或文化语言学的奠基人。布龙菲尔德主要是为研究语言而研究语言，从语言本身出发，确立了语言结构的描写原则和严格的描写方法。布龙菲尔德深受索绪尔的影响，他的许多语言学理论都是在索绪尔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创新的。他称自己为机械主义者，受当时盛行的行为主义的影响，力图将心灵主义的影响排除在语言学研究范围之外。他的研究重点在方法论方面，用刺激——反映论解释语言的产生和理解过程，并提出一个著名的公式：Sr……sR。S指外部实际刺激，r指语言的代替性反应，s指语言的代替性刺激，R指外部的实际反应。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对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形成、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6.结语
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作为两位伟大的语言学家，至今他们的语言学理论和观点被世界范围内的语言学界的学者广泛借鉴、运用和发展。虽说二人都著有《语言论》，但他们属于不同的语言学研究流派，其独特的见解和独创的语言学观点，对推动世界语言学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作用。通过对比二人对同一语言现象的观点和见解，可以帮助扩展语言学者的研究视角，有助于语言学者从不同的研究领域或研究学科看待语言学的研究，而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给这样的语言研究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1]布龙菲尔德著.袁家骅，赵世开，甘世福译.语言论（Language）[M].北京：商务印书馆，1914.
[2]费俊慧.萨丕尔与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之比较[J].《科教文汇》，2008，7：241.
[3]辜向东.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一部划时代的作品[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19（2）：119-122.
[4]李力.布龙菲尔德与萨丕尔论语言的及物性[J].《外国语》，2002，2：36-40.
布拉格学派又称结构功能语言学派。1928年在海牙第一届国际语言学会议上，布拉格语言学小组把音位学的观点公之于世。他们关注语言作为交际手段的功能，认为其结构性符号系统只有通过对具体语境中的语言材料的观察才能予以描写，因此布拉格学派放弃了索绪尔对语言及言语的严格区分和共时语言研究的优先地位，而试图采用结构主义原理解释语言的变化，影响甚大。
1929年，在布拉格第一届国际古斯拉夫学会上提出的《布拉格语言学小组论纲》，认为语言是具有社会性和功能性的符号体系，从十个方面系统阐述了功能主义的思想和语言学的研究范围，把音位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进行研究。同年出版会刊《布拉格语言学会论丛》及杂志《词和文》，先后参加该学会的国内外学者有五十多人。通观语言学史，我们能看出布拉格学派的结构和功能观，来源于索绪尔和库尔内特对语言进行的共时分析及关于语言系统、语言结构的思想，以及库尔内特在索绪尔之前就提出的关于语言功能的思想。布拉格学派最主要的观点是功能语言观。布拉格学派在用主要精力阐述音位概念的同时，它的成员在语言学的其他领域内，包括风格学、文论等比较边缘的领域，也作出了贡献。下面主要介绍该派功能句法的成就和音位学理论的发展。
1.功能句法
布拉格发起人之一的马泰鸠斯认为语言是为一定目的服务的表达手段系统；对语言过去阶段进行研究时，必须注意语言功能系统观。他的主要论有《布拉格语言学小组论纲》（Тезисы Пражского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го кружка）、《关于创立结构语法理论》和《系统语法分析》（О системном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м анализе）。在功能句法（functional sentence perspective简称FSP）方面，马泰鸠斯提出了实际切分法，他根据词语在句子中的不同交际功能，把句子切分为“叙述发点”（即已知的信息）和“叙述核心”（即新的信息），因为说话一般总是从已知的信息过渡到新的信息。这种实际切分法能够揭示连贯性话语的内部规律，有助于提高对语言的理解和表达能力。如：
Мы ушли/ в тень ，но и в тени/было душно.
叙述出发点 叙述核心 叙述出发点 叙述核心
Пусть он/ошибся，но эту ошибку/можно исправить.
叙述出发点 叙述核心 叙述出发点 叙述核心
这个术语就是后来的主位和述位。叙述出发点相对于主位，叙述核心相对于述位。马泰鸠斯认为主位可以由多个成分组成，如果主位包含多个成分，其中较强的成分是其中心成分，而其他的则是伴随成分。述位同理也有中心成分。两个成分之间常常以多种方式交织在一起。这一理论被后来的Jan Firbas继承和发展。Firbas把马泰鸠斯的主位――述位思想进行了发展，并提出了“交际动态”的概念（communicative dynamism），简称CD，根据交际动态值，对主位和述位的划分更详细，根据交际动态值的高低，可以大致排列如下：正主位――主位――正过渡――过渡――述位――正述位。如：
They should have to buy us a toy.
正主位 正过渡 过渡 主位 述位
从信息的负荷量而言，它的交际动态值（即CD值）是逐渐升高的。所谓的“正”相对于“非正”而言，动态值更高。在相对于更简单的句子中，会出现正主位和主位合为一体，正过渡和过渡的合一，正述位和述位的合一。如“I hate you.”一句可以解释为：主位――过渡――述位，也可以解释为：正主位――正过渡――正述位。Firbas提出了影响FSP的四个因素：线性排列，语义，上下文，语调。
Firbas认为，所谓的线性排列是指在没有干扰的条件下，随着句子位置由左往右移动，右边的意义越来越重要，动态值越来越高。但是语义、上下文和语调却是干扰句子线性排列的重要因素。如：
Я ушла в аптеку.（我去了药房。）（下划线为重读的标记）
Я ушла в аптеку.（我去了药房。）
Я ушла в аптеку.（我去了药房。）
当重读在不同的位置时，强调的重点就不同，因此这个CD值会随之改变，重点可以是句子中的任一成分。这个线性排列在重音位置会发生变化，重音部分可以表达说者对所说的感彩，其CD值最高。
上下文的作用是先行的、优先的。如果在上下文中有了已知，那么句子中已知的CD值就低，不管该词所处的位置。如：в тени было душно.这个句子中上文已知Мы ушли в тень，那么в тени作为已知的信息，不管它的语义和意义如何，它的CD值都是最低的。可以看出在一般情况下，这些FSP的影响因素的优先顺序：上下文>语调>线性排列的。
在不依赖语境的条件下，有一些类型的语义是不受线性制约的。如：Девушка появилась в комнате.（一个姑娘出现在房子里。）当上下文没有出现Девушка（一个姑娘）的时候，这些动词表示的是主语的出现或存在，则这时主语的CD值是最高的，动词和副词都是依赖于主语的次要，为了描述主语而依赖存在，因此相对的CD值要低些。
在此基础上，捷克学者达内施继承了布拉格学派，并提出了主位――述位推进的五类型：
①简单线性主位推进型，其模式如下：
T■R■
？邬
T■（=R■）？邛R■
？邬
T■ （=R■）？邛R■
如：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和尚。
②连接主位推进模式，模式为：T■？邛R■
？邬
T■（=R■）？邛R■
？邬
T■（=R■）？邛R■
如：瞧，我的故乡！你秀色可餐，你养育父老乡亲。（这里“你”就是R■，起连接不同述位的作用。）
③派生主位推进型，模式为：
T
？邬 ？邬 ？邬
T■R■ T■R■ T■R■
如：他感到了生活的美好，做起活来，强劲有力；学习起来，你追我赶。他的脸上总是充满笑容，他的心情总是春光明媚。（他的脸上和他的心情，是“他”派生出的。）
④分裂述位推进型，模式为：TR（=R■′ + R■″）
？邬 ？邬
T■′R■′ T■″R■″
⑤跳跃主位推进，模式为： T■R■
？邬
T■R■
？邬…？邛
如：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煤屑路。这是一条幽僻的小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一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荷塘月色》小路和荷塘，交叉出现，呈跳跃形式。）
从以上简介我们可以看出，布拉格学派基本功能句法观的传统传承，从最初的马泰鸠斯的“前一句的表述核心即为后一句的表述出发点”的结构排列，到后来的Firbas的交际动态CD值理论，以及达内施的主述位模式的划分。笔者认为，如果从CD值的高低排列句子，那么随着故事情节的一步步发展，我们又可以说整个文章中句子的排列是波浪形的。在第一句中的述位CD值高，但在第二句中成为主位，即成为已知，CD值就会降低，会引出新的CD值更高的述位，然后这个新的述位在下一句中又成为已知，CD值又会降低，依次反复重复升高降低的过程，因此整个文章的推进是以波浪式进行的，这种波浪模式更能体现信息的推进。句子信息和文章信息的推进就像电势差，只有高低差别才会形成流动，同样，句子和文章的组织也是这个道理。达内施的推进模式就解决了Firbas线性排列的单调性，并且很形象，便于理解。可以说这一理论的历史线索从马泰鸠斯――Firbas――达内施，不断得到了完善。
2.音位学理论的研究
音位理论概念是20世纪的上半世纪才提出的，因此是比较新的语言学领域，特别是由布拉格学派阐述的音位理论在语言学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被沿用至今。“音位”这个概念，最先是由在俄国教书的库尔内特提出的，后来的特鲁别茨柯伊和雅柯布逊发展并完善了这一理论。库尔内特区别出“语音”（звук）和“音位”（фонема），提出了音位和语音交替理论。他将语音交替根据产生的原因分成四类：
①变异交替，又称现代语音交替，是受生理发音条件制约而产生的分化。这种交替在同源词素和非同源词素中都会发生。如баба和бабе中[а]和[а■]等。
②相关交替，又称心理语音交替，这种交替跟形态区别或语义区别相联系，如мог-у和мож-ешь中的[г]和[ж]。（这是由同一个动词原形мочь变位而来的，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音变。）
③传统音变，又称古代语音交替，这种交替从古斯拉夫语时期开始，成为世代相传的习惯，如нос-ить和ноша的[с]和[ш]。
④转接交替，这种交替是从亲属语言借用大量词素后产生的，又分为全借和半借。
雅柯布逊和特鲁别茨柯伊开创的结构主义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音系相关关系，是在库尔内特语音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特鲁别茨柯伊一生致力创作的《音位学理论》，以及雅柯布逊的《论俄语音位的发展及其与斯拉夫语言的比较》和《语音分析初探――区别性特征及相互关系》，是布拉格语言学派的音系学的经典之作，是理论思想的集中体现。他们用索绪尔的理论阐述音位概念。语音属于言语，音位属于言语。在研究由相互联系的成分组成的语言系统时，布拉格学派并不是把音位看做一组语音，而是将其看成复杂的、通过语音体现的语音系统单位。布拉格学派认为每一个音位由若干不同的区别性或相关性特征组成。特鲁别茨柯伊在《音位学原理》中说：“音位就是在一种语言中彼此对立而又能区别意义的语音特征。音位之所以能区别词，在于它本身具有区别性特征和非区别性特征。区别性特征形成音位的对立。”特鲁别茨柯伊从语言系统的角度出发，从对立的两个相关成分的逻辑关系的角度，以及根据辨义范围的大小，对音位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常提到的有以下四种对立：
①偶项性对立，指在某一语言体系中独具某一特征的一对相关成分的对立，如/t/-/d/的齿塞音。
②正负性对立，指在某一特征上两个成分处于此有彼无的对立关系，如鼻音/非鼻音。
③成比性对立，指其所处的对立关系也适用于同一语言体系中其他一些对立成分。
④可中和对立，指在一定语音位置上可以失效的对立关系，如俄语中浊音在词尾清化的规则。
特鲁别茨柯伊第一次确定了音位学体系，音位学中的概念都是他首创的。雅柯布逊音位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是一个从简单到全面的认识过程，他在《俄语动词结构》中提出：“音系相关关系的根本特征是组成一个相关对的两个成员并非对等，一个成员具有某标记，而另一成员则没有，前者是有标记的，后者无标记。”雅柯布逊定义音素是最小的，不可再分成分――区别性特征。开始他认为同一对立中的两要素是对称的，如英语中/p/和/b/，/t/和/d/是成对出现的。然而在希腊语的塞音系统中，则呈现出三元对立：
/p/ /t/ /k/
/ph/ /b/ /th/ /d/ /kh/ /g/
古希腊语的塞音系统中不仅有清浊对立，而且有送气与否的对立。他慢慢发现音系学中的相互关系就像索绪所认为的每一个音素都与音系系统的他因素对立而形成网络，有对称系列的区别性特征，也有不对称系列。也就是说，在这个网络系统中存在交点，而且交点不仅仅是两条线的，可能是多个相交而成的点。如/b/，/p/同是塞音和双唇音，不同的是浊音和清音的差别。为了穷尽这种音素的差别，雅柯布逊在《语音分析初探――区别性特征及相互关系》中，根据语音中对立分析法，从物理和生理角度确定区别性特征，区分出了12种音位特征，可解释世界上一切语言的音位系统。当然，语音变化涉及现存区别特征组范围以外的语音，就会产生不同的语音系统。例如，在由四个前元音和四个后元音组成的八元音系统里，由于两个后元音合并，元音就失去了两者的对立，就会形成带有四个前元音和三个后元音的不对称系统。雅柯布逊曾追溯拉脱维亚新音位的产生过程：/k/和/g/在前元音/i/或/e/前边时，产生音位变体/ts/和/dz/，在/ai/单元音化为/i/以后，/ts/和/dz/就成了跟/k/和/g/对立的新音位。
雅柯布逊在《儿童语言、失语症和语音普遍现象》中指出如下规律：在世界上的各种语言中，最早普遍存在的语音区别，儿童最先习得，而失语症患者最后丧失；反之，一些不太普遍的语音，儿童习得较晚，失语症患者丧失最早。他把语言的结构看做生物驱动的层级。居于层级中央的因素分布广，构成每种语言的基础，成为核心音；将在层级靠近边缘的语音称为边缘音，分布范围相对狭窄。得出结论：核心音>边缘音>罕见音。依次顺利音素习得难度增大，失去语言的难度减少。
这是布拉格学派在功能句法和音位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本文不仅简单介绍了这两方面的研究成果，还从历时的角度把布拉格学派这两方面的成果的传承性贯穿起来。这些成果在现今的语言学中还很活跃，并将影响以后的理论取向。
参考文献：
[1]罗宾斯著.许德宝等译.简明语言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彼得・伯克著.李霄翔等译.语言的文化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蔡金亭.Jakobson的语言标记理论：成就与不足[J].外语学刊，2001（2）.
[4]戚雨村.布拉格学派和马泰休斯的语言理论[J].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1993（5）.
一、善于从文本情感处布白，尽显语文教学的精彩魅力
南北朝文艺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说道：“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这与“语言有温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语文传统教学多采用“普通话套讲八股文”的活动模式，从实质上来说，是“既扼杀了人文性，又扭曲了工具性”。在“核心素养观”指引下，只有让学生自我触感语言文字的“温度”，才能切实体悟其中的喜怒哀乐和微妙情感。比如《沁园春・雪》，笔者本着“三分诗，七分读”的施教原则，组织教学如下：首先师生互动，基本掌握文中“历史风流人物”的大致概况；然后，对“山舞银蛇，原驰蜡象”、“须”、“文采”、“”等重难词语进行解读与分析；再后，通过笔者范读、学生自读、小组研读、角色对读、集体品读等多元形式，开展一系列的朗读、赏析与感悟活动。从交流与讨论看来，多数学生都能从中较好地感受到语言文字的磅礴气势和独特魅力，以及伟人胸怀天下的革命情怀和气吞山河的精神魄力。
二、善于从行文疑惑处布白，尽显语文教学的精彩魅力
言意之辩是一个古老的文论辩题，自古即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说法。尤其在文学作品中，“言有尽而意无穷”是一种常见的艺术现象，由此为读者留下了“欲休还说”的余韵。这一简约省略的笔法与美国作家海明威提倡的“冰山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初中语文课教学活动中，教师善于从“行文疑惑”处布白，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想象思维，放飞他们的学习思绪，从引而不发中攫取不容忽视的“情绪智力”效益。以《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教学为例。笔者设问如下：“从学习环境和内容上来分析，百草园与三味书屋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作者鲁迅究竟向往的是哪一种教育方式呢？”不问不知道，一问才开窍。这种艺术性提问，既富有情趣性，又能激发学生的活性思维。再如，教学《最后一课》后，笔者追问道：“在最后一课结束后，小弗朗士究竟会想些什么，他又会做些什么？”如此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思维空间，对于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大有促进和裨益。
三、善于从知识原野处布白，尽显语文教学的精彩魅力
苏霍姆林斯基强调指出：“一些有经验的教师，往往只是微微打开一扇通向一望无际的知识原野的窗子。”这就是说，在语文课教学过程中，教师善于利用格式塔心理学派的“完形压强”理论，把一些知识有意识地“保留”下来，为学生创设一些暂时性的知识“空白”，这不但不会造成“教学脱节”现象，往往会使得他们反而内生一种驱动力，并且“不用扬鞭自奋蹄”，自觉主动地去努力填补“缺陷”、完成“空白”，努力构建一种学习知识上的“完型整体”。以“形声字”教学为例。这是汉语言文字创建的一种重要方式，占整个汉字总量的70%比例以上，共分为“左形右声、右形左声”、“上形下声、下形上声”、“内形外声、外形内声”等六大类型。教学中教师只需针对其中的任意一种去加以解析，而把其余类型作为“知识空白”留给学生去自行学习与观察、探究与发现、总结与提炼。这样，他们就会在知识迁移中自主探索，从而在认知体系结构形成中获取自我发展。
贝克把黑人文本置于黑人文化的传统之中，置于黑人日常生活的体验之中加以考察。将黑人文学文本重新加以语境化，从黑人的话语实践中透视出文本解读的多种可能性。贝克十分关注黑人的生活体验和话语表达方式，关注黑人日常生活中的表意特征。他把黑人音乐，尤其是布鲁斯音乐，视为黑人本土话语的最典型特征，视为黑人文学文本研究的原始依据和文化源泉。因此，布鲁斯本土语言研究也就成为贝克文学理论体系的切入点或出发点。
布鲁斯作为爵士乐的一种，最早来自棉花田间的农夫和火车工人之中，由黑人的劳动号子与早期宗教的和世俗的音乐相互影响而形成。后来为了谋生，歌手们弹吉他和拉手风琴到处乞讨、演唱，逐步向外传播开来。如布鲁斯的歌手通常站在以铁路的交叉口为象征的背景下演唱。歌词也非常富有隐喻性。如《交叉口的布鲁斯》：“站在叉道口，挥旗让火车走／无人知道我，都从我身边过”[1](p1)。交叉路口的十字标牌象征着人类生活的复杂性，选择的多向性、不确定性和流动性。布鲁斯中的“铁路”常常被视为经济发展和审美发现的潜在可能性，是有意味的象征符号。这种喻意的可能性来源于火车头的驶动性或推动力，因为它预示着无限的运动性与自由性。布鲁斯音乐人在音乐中转换或再生产这种能量的原始动力。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布鲁斯作为一种“民族记忆”音乐在美国开始流行。贝克说：“美国的金融者不仅仅知道铁路有其商业可能性，而且也是黑人音乐的来源之处”[2](p2)。
布鲁斯融合了黑人劳动的歌声、教堂的唱词以及民间的幽默和智慧。布鲁斯抒情歌曲体现了非裔美国黑人的一种亚文化的追求、理想与忧虑。布鲁斯既是音乐，又是语言，它渗透了黑人的内心体验和潜意识，如压抑、痛苦与虚幻、遐想等。布鲁斯极富抒情性、虚拟性、象征性、寓意性、神秘性、互动性和哲理性，具有很高的精神价值或审美价值。同时，布鲁斯也象征着非裔美国黑人民族感的认同。布鲁斯本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显现了在主流文化中边缘文化的生存状态。贝克说：
非裔美国黑人文化是复杂的、扭曲的，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作为基质的布鲁斯隐喻表达。基质就是孕育处，网状体，一种化石，一种深藏宝石的洞痕，一种合金中的要质，一种可以重新复制或录制的碟盘。基质是永不停息的输出点与输入点，是生产过程中永恒存在的推动力的交织点。非裔美国黑人的布鲁斯形成了充满活力的网状体，是一种多重复合体。通过这种复合体。我们可以发现非裔美国黑人话语文化的重要特征[3](p3)。
布鲁斯音乐的存在和发展既有它自身音乐的自律性，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他律性；既有音乐的独特性，又有音乐的互文性。从布鲁斯的形成与发展的情形来看，它与文学的本质特征有着共通性。贝克认为文学和布鲁斯音乐一样，都富有隐喻性、虚拟性、神秘性、审美性等主要特征。同时，文学也和布鲁斯音乐一样，只有通过发现与黑人生活复杂性一致的手法才可以扑捉到黑人生活的真谛。拉尔夫·艾里森也认为布鲁斯最能表达黑人经验和黑人视野的复杂性。他把布鲁斯音乐的特点融入到他小说的结构和内容之中。鲍德温运用黑人土语和布鲁斯艺术创作了《索尼的布鲁斯》和《假如比尔街能够讲话》等一系列作品。在鲍德温的作品中，布鲁斯体现了黑人民族的痛苦和历史，布鲁斯使人们获得了启示，使人们认识了自我。
贝克把布鲁斯作为非裔美国黑人的一种典型的文化言说，从而提出黑人文本解读的阐释范式和典律。贝克说，他所使用的布鲁斯具有多重意义，每一种隐喻都包容了美国黑人文化的本土性特征。布鲁斯的诞生标志着美国本土文化的王国里出现了一种具有更强烈的震憾力的音乐，因为布鲁斯表现了黑人精神上与话语权力上的压抑。布鲁斯音乐是对主流文化的一种应对策略。概而言之，布鲁斯是一种文化存在，体现了非裔美国黑人语言的本土特色、审美特色和意识形态的存在。布鲁斯代表了一种社会的存在，体现了黑人民族的存在。可以说，布鲁斯成了非裔美国黑人话语文化的代名词。
二
贝克的布鲁斯本土理论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批评理论。贝克的布鲁斯本土理论体现了他对本土文学的文化哲学反思以及西方当代文论家对他的影响。1980年在《历程的回顾：黑人文学与批评的问题》中，贝克认为“说话的主体”(Speaking subject)创造了当代评论者阐释话语或符码。但在他现在的研究中，他发现是语言（或符码）在“说”主体("Speaking”the subject)，主体被“非中心化了”。他说：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一直在探寻非裔美国黑人文学（和文化）独特的东西，我确信在独特的主体性中发现了这种特殊性。但是经济基础的客观性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出现改变了我的观点。我也确信象征理论和独具特色的象征人类学的思想提供了理解非裔美国黑人表意文化的有效途径。我发现象征的对应物——实际的或物质的缘由，对于理解非裔美国黑人话语是很有必要的。……从主体中心到主体去中心，从绝对的象征性到更具有包客性的表意观点的转变，是由方言本土理论的激剧力量使然。研究这种思想的途径来源于对弗·詹姆逊、海登·怀特与谢尔·萨林斯和其他人的著作的尝试性阅读，因为我从这些学者的观察中获得了不少收益[2](p109)。
贝克认为，方言是一个特定的国家和地区所特有的一种艺术。美国奴隶制的物质条件和非裔美国黑人布鲁士音乐的表意特征的结合，作为一个先在基质，在美国产生了一种强大的、本土的创造力。对经济基础和本土方言的关注，产生了象征型人类学与分析型策略之间的一种张力，弗·詹姆逊称之谓“形式的意识形态”或“作为社会象征性行为的叙事”。詹姆逊关于历史的非文本性的观点表明，社会或“环境”是一种先在的历史或意识形态的“潜文本”。这一“现实”不是外在于文学文本，也不是与文本保持一定距离，而是包含在文本之中，成为文本自身固定的或内在的潜文本。社会往往以“潜文本”的方式存在于作品之中。他以格雷马斯的符号方阵为例阐释这一观点，符号方阵所建构的意识形态的封闭和所表达的二元对立的运作本身正体现了社会矛盾的表征性投射。因此，外部现实与文本合二为一，社会矛盾只能以文本的形式存在或以话语的形式存在，而终极的社会始终是缺席的。
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诗学”，打通了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的界线，并使“文学的历史叙述”成为当代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同样，历史话语所禀有的那种“诗性”品质，“以其具有文化意义的形式现实化为一类特定的写作，正是这一类特定的写作，正是这一事实允许我们去思考文学理论和历史编纂(historio-graphy)的理论及实践两方面的关系”[3](p43-44)。贝克说，把詹姆逊和怀特的理论引入非裔美国黑人叙事文本的分析，获得了非裔美国黑人话语中的“潜文本”或“潜文化”，这在以前从未得到有效的关注。
贝克在《美国文学史的重新建构》一文中指出：福科的理论对于美国文学的研究是十分有效的。“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福科的知识考古学认为，知识存在于话语形式之中。人们可以在这种形式本身中追寻其形式的系谱和发现其形式的规则。”[1](p17)福柯认为语言本身就是权力和压抑的根源，“历史”是经过运作活动之后的产物，其中渗透着权力和经济的力量，历史的“统一性”和“连续性”是一种幻想，真正存在的只是断断续续的话语区域。任何史学家的批判任务就是让那些被压迫的异己因素诉说自己的历史。通过福柯，历史又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文学和文化批评的议事日程里，它使人们能够更直接探讨权力、控制、社会压迫和社会歧视之类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使人们能够更直接地从历史的残酷的、血腥的对抗与斗争中去把握文化。不仅如此，福柯的系谱学所表现的对必然性的否定和对生活中偶然性的揭示也为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开辟了通道。贝克认为，由于美国黑人文本产生于一个长期的土语发源地，而此发源地扎根于奴隶贩运和奴隶制经济的历史现实之中，所以黑人的布鲁斯是被压迫文化的产物，它象征着一种范例的“话语”。布鲁斯是劳动乐曲、团体俗歌(group secular songs)、田间的劳动号子、宗教和声(sacred harmonies)、谚语式的格言、民间哲学、政治批判、下流幽默、哀歌挽唱等许多成分的综合，布鲁斯标志着语言与经济制度、政治等级制度、神学、性行为以及美国黑人生活其它各个方面的交叉。对于压抑其受害者声音的主流文化的语言，布鲁斯形成了一种语言上反应的源泉。布鲁斯呈现的是另一种不同于主流话语的历史文化，它是非裔美国黑人真正的历史文化。它内含了文化支配性权力问题。因而对这种隐含的意识形态是需要作语境化的分析和解剖的。而对这种内化的文化支配权力的解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依托边缘种族的文化传统，依据自己的文本特点将其言说方式予以系统化，以形成对这一文本行之有效的批评模式。
三
当今，非裔美国黑人文本是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文化中依据内心的感悟和体验，象布鲁斯一样以虚幻和隐喻的形式所构成的。正如亨利·路易斯·盖茨所说：
美国黑人传统自起始阶段起就是比喻性
的，否则它如何得以生存至今呢？……黑人一开始就是比喻大师：说一件事而意指另一件事，这是在西方文化压抑中求生存的一种基本方式[4](p21)。
贝克曾以邓巴(Paul Laurence Dunbar)的《诸神的游戏》(The sport of Gods)为例，详尽分析了美国黑人小说的虚构话语及其超越传统方式的意义。贝克说：
邓巴的文本力求避免对传统叙述模式的简单重复。所以，我们可以说，它表明了在早期的小说中就存着一种颠覆性的意图。它所要颠覆的叙述模式就是所谓的“种植园传统”……他的小说暗含了一种非传统的虚构……尽管邓巴创作《诸神的游戏》的自由度仍在“丈学惯例”的传统之内，然而他的小说的丰富内含则表明，必须超越历史—社会批评传统加以阐释的模式。[1](P137-138)
对这样一种虚幻的小说，显然需要采取相应的解读模式。而且这一解读模式也是具有双重意义的，它既可以超越文学体制或惯例所特有的限制，又可以为理论的生成提供选择。贝克认为：
今天的批评家犹如邓巴本人一样，他们必然受制于体制化的话语世界，但是却可以自由表述以前‘难以想象’的意义。这一思辨的自由表明了一种’无限制’的神话的自由，这也是成功地达到理想形式的重要途径[1](p138)。
黑人美学(American Aeathetics)、种族一体化主义(integratism)和重建主义(reconstructionism)等黑人文学批评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妨碍了黑人的真实的艺术的发展的批评。所以他提出了对黑人文本要进行“重新评定”(reassessment)和“症侯性解读”(symptomatic reading)的观点。所谓“症状性解读”，有两层含义，其一是针对传统的批评话语在小说阐释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批判式解读；其二是依据小说编码和叙述模式所揭示的“症状”来进行解读。贝克说：
一旦“症状性解读”揭示了传统评价话语的问题，人们又如何制订一种强有力的重新评价的方式呢？我的答案是，人们可以采用一种表意的方式，其内含异常独特，依此来打破那些熟悉的概念形成方式[1](p144)。
“重新评价”意味着一种价值决定因素的转变，它引起了人们对熟悉的对象和事件的描述方式的重新审视，使人们通过对过去几十年流行的狭隘的评价方式进行解构，根据“布鲁斯”式的语言编码特点，探索黑人文本中的话语与文化存在的关系，研究黑人作家的表意特征和审美特质。因此，贝克把物理上的”黑洞”引进了黑人文本的重新评价。他说：“对‘黑洞’的思考就是要理解作为重新评价的媒介的这种向性思维是如何作用于意念中客观存在的重新组合的。”[1](p144)
那么，什么是“黑洞”？“黑洞”就是这样一种天体：它的引力场是如此之强，就连光也不能逃逸。根据广义相对论，引力场使时空弯曲。当恒星的体积很大时，它的引力场对时空几乎没什么影响，从恒星表面上某一点发的光可以朝任何方向沿直线射出。而恒星的半径越小，它对周围的时空弯曲作用就越大，朝某些角度发出的光就将沿弯曲空间返回恒星表面。而恒星的半径一旦收缩到一特定值（天文学上叫史瓦西半径），巨大的引力就使得即使光也无法向外射出。
根据科学家的猜想，黑洞很可能是由恒星演化而来的，当一颗恒星衰老时，它的热核反应已经耗尽了中心的燃料（氢），由中心产生的能量已经不多了。这样，它再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承担起外壳巨大的重量。所以在外壳的重压之下，核心开始坍缩，直到最后形成体积小、密度大的星体，重新有能力与压力平衡。“黑洞”有无比强大的吸引力，把任何通过的物质吸收进去，这些物质似乎就再也不能逃出，在“黑洞”中心的“神秘体”(singularity)内一切物质的体积都被减少到趋于零的程度。“黑洞”没有光，没有空间和时间，但物质是存在的，它是一个高度浓缩的、神秘的天体。人们无法直接观察到它，人们可以对它内部结构提出各种猜想。
贝克把黑人文本比喻为“黑洞”，提出了“黑洞”隐喻说(black hole as trope)，把美国黑人文本重新加以语境化，形成了阐释美国黑人文本意义与艺术价值的基本范式：
1.文本的凝缩性 以“黑洞”隐喻说来读解理查德·赖特的《黑孩子》，人们首先会发现赖特不太关心小说的“真实性价值”和情节与故事，他所追求的是体现视角和心智的内化了的布鲁斯话语结构。这些话语结构提供了一种与那“不在场”的最为重要的东西具有同等价值的东西，即话语的差异性或延异。话语是中介，“是一种表现不同体验的有意义结构的必要因素”[1](p146)，而话语创造“视角和心智是写作的最基本的功能”[1](p146)。在《黑孩子》中，作者用内省的语言符号所描述的黑人的生活体验就像“黑洞”一样被浓缩到了难以想象的那一“点”。例如母亲的痛苦体验在小说中是一种不在场的或缺席的在场，作者把黑人的布鲁斯生活体验或欲望的痛苦渗透到一种意象之中：“一天晚上，母亲把我叫到床前，告诉我她无法忍受那种痛苦了，她想死。我握着她的手，求她保持平静。那天晚上我对母亲的反应停止了，我的感觉冻结了”[5](p11)。这里的“冻结”浓缩和内化了母亲所有的痛苦：“疼痛”、“贫穷”、“饥饿”、“迁徙”、“奴役”、“压迫”、“怨艾”、“恐惧”、“无意义”、“无地位”、“绝望”等。这里，“黑洞”隐喻说与弗洛伊德、雅各布森和拉康所说的隐喻过程有些类似，即数种潜在含义集中到一个意象上的显示，或将所有刺激来源综合成一个单一的整体，也就是一种原初精神过程的高度凝缩。
2.“黑洞”仪式 “黑洞”隐含着非裔美国黑人的地下或边缘生活的复杂体验，一种亚文化的积淀。贝克认为，在黑人的文本中，存在着一种叙事仪式，正如比利时人类学家阿诺德·凡·格纳普(Arnold Van Gennep)所说，任何一个人从一种社会生活中脱离出来，进入到另一种社会，都意味着一个非常激烈的转换时刻，这需要打破文化的稳定性，需要通过一些适当的仪式来实现。比如非洲西部的“割礼”就是使男性真正成为男子汉的一种仪式活动，使个人能顺利地从一种社会地位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地位。处于白人社会压抑下的黑人，常常对自己的文化身份感到焦虑，这种焦虑隐含着黑人在双重文化背景下探寻完整自我的心路历程。贝克把黑人的文本通常用来叙述黑人这种焦虑过程或寻找自我的心路历程的结构形式称为“‘黑洞’仪式”(rites of the black hole)。它主要包括以下三种仪式程序：
第一种“黑洞”仪式指黑人从白人的支配社会中的隐退。美国黑人对自己文化身份的焦虑往往产生于他们对自己在他性的主流文化中的“零意象”(zero image)的认同。他们一旦意识到自己在白人的意识结构中处于一种异类的、消逝的或底层的状态，便开始寻找一个隐退的处所，而那里往往就像一个没有光亮的“黑洞”。如艾里森在《看不见的人》中写道：“我想找到一个常用的梯子从上面的洞口爬出去，可是没有。我得有点光……于是，我开始找纸来做一个火把……”[6](p448)黑人的这种隐退实际上是一种灾难性的，它并不是黑人真正的解救策略。
一、布拉格学派及句子功能前景理论
布拉格学派（Prague School）， 也称为功能语言学派（Functional Linguistic School）， 是三大结构主义学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 美国描写主义学派）之一。布拉格学派对当代语言学理论和实践有有很大的贡献。该学派用一种共时语言学研究风格，对语言的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能从功能角度来对待语言。
句子功能前景（Functional Sentence Perspective）简称FSP又称为句子实际切分或功能句子观。
二、基于英语阅读理解的句子功能前景理论分析
本部分将以英语的阅读理解为例进一步阐述句子功能前景理论的内涵，将英语阅读理解与句子功能前景理论进行关联构建，并分句子功能前景理论的主要方面在英语阅读理解中的实际应用。
（一）英语阅读理解与句子功能前景的关联性建构
1.英语阅读理解的层次与句子功能前景理论三大方面的对应
英语阅读是一个信息输入的过程。在阅读中，读者将文字信息进行处理，进而将位置信息转化成已知信息。
首先，在阅读理解三个层次中，概念层次是最基本的要求。它要求读者通过对标题、关键句的理解，对文章形成大致的印象。在句子功能前景理论中，马泰休斯提出句子实际切分理论是将句子进行切分，以区分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有助于读者理解关键句。
其次，在依据层次中，文章充斥着繁杂的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作者通过变换的词汇和句型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数据，展开讨论第一层次的主题，提供了丰富的细节，它对读者的辨别能力，句子的梳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英语阅读理解的题型与句子功能前景理论的相关性
综合上述英语考试，阅读理解题型大致可分为主旨题、细节题、推论题、判断题、句子理解题、态度题等几大类。
首先针对全篇的题型有主旨题、态度题；针对句子划分的有细节题、推论题、长难句句子理解题、判断题。
推论题根据表现形式可分为明确的推论题（含有infer， imply，suggest，conclude）和无标记推论题。无标记推论题是题干会有infer，imply等词的推论题。它的表现形式为： a.题干本身是推论； b. 选项是推论。
因此我们结合句子功能前景理论针对语句进行分析，有助于将重点成分突出，排除已知信息，作出正确判断。
最后就是长难句分析。在作阅读题时读者有许多读不懂的长难句，这些是做这类题目的“拦路虎”，我们运用句子功能前景理论中的句子实际切分理论和交际动态的分布场将句子进行划分，除了有助于对长难句进行分析外，还把他们按句子的结构进行分类，以提高阅读水平。
（二）基于英语额阅读理解的句子功能前景理论应用分析
1.实际切分理论在阅读理解中的应用
英语阅读理解中主题题占有很大比例，除了对全篇中心的主旨题，每段的首尾句也是主题关键所在。
例3-2
There was once a proud gentleman，and he had a great house standing in the middle of a yard. The yard had fine trees， and there were deer roaming among them.
我们从上例可以看出一、二个分句中的表述出发点是“he”，同时是该分句表述的主题，它是来自第一个分句中的“a proud gentleman”；和 “a yard”转换成了“he”和“yard”，由未知信息转换为已知信息。
2.交际动态理论在阅读理解中的应用
在阅读理解中，交际动态理论的应用也非常广泛，交际动态理论可以在不同情况将句子、短语、词语素突出，运用这一理论，我们可以在阅读理解中抓住一句话中交际力最强的成分，这不但有助于阅读理解中长难句的解决，而且有助于把握作者每句话中隐藏或者凸显的信息。
费尔巴斯继承了马泰休斯的主位―述位思想，将句子功能前景理论发展成了较全面的理论。他提出了交际力的概念，按照交际力程度将主位――述位结构内的成分细分为正主位、主位、正过渡、过渡、述位、正述位[4]。
三、结语
因此，布拉格学派对现代语篇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马泰休斯在威尔句子切分理论思想影响下提出了实际切分法，用以分析句子成分信息功能，即句子功能前景。费尔巴斯则根据句子成分的交际动力定义了主位、述位，强调了要结合上下语境综合确定交际动力，而不是孤立地研究句子。
参考文献：
[1]王福祥，白春仁（编）.话语语言学论文集[C].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二、理论框架
（一）高低语境文化具有语境性及其分类
Hall（1976）在其著作《超越文化》一书中认为，人类交际（包括语言交际）要受到文化和语境的制约与影响。他在该书中提出“文化具有语境性，并将语境分为高语境（HighContext）与低语境（LowContext）（1976：81-83）”。Hall（1988：96）认为：“任何事物均可被赋予高、中、低语境的特征。高语境事物具有预先编排信息的特色，编排的绝大部分信息或存在于物质语境中或内化于交际者个人，仅有微小部分存于编码清晰的信息中。低语境事物恰好相反，大部分信息处在传递的信息中，以便补充语境中丢失的部分（内在语境及外在语境）”。
（二）国家文化在高低语境文化中的定位
WilliamB.Gudykurmt根据Hall关于高低语境的解释，“将12个不同文化的国家按从低语境到高语境的顺序排列依次为：瑞士、德国、斯堪的纳维亚、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阿拉伯、中国和日本”（cf.唐德根，2000：181）。基于不同文化的国家对语境排列位置，中国文化具有高语境特性而美国文化具有低语境特性。
（三）高低语境文化的交际性特征
M.W.Lustig和J.Koester把HC和LC文化及交际的差别特征概括（cf.贾玉新，1997：34）为8项（见表）。在本文中，笔者仅以前3项特征予以解读并运用于中美正式请柬的范例分析。通过表可以看出，高语境文化中，语境在意义传递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信息的传递并不完全依赖语言本身，而是更多地借助语境，并以含蓄和暗码的方式来传递；而在低语境文化中，语言的作用突出，交际信息主要是通过语言以直白和明码的方式来传递，语言在交际中处于中心地位。高语境中的信息编码和解码更多地依赖交际双方共享的文化规约和交际时的情景，而低语境中的信息的编码和解码则主要在语言中，交际信息对语境的依赖性与前者相比要小。
三、基于高低语境文化理论视角下的中美正式请柬写作模式的分析及其解释力
高低语境文化视角下，文化思维模式会影响语篇的写作模式。请柬作为实用文体的一种书面体裁，具有为实现特定礼仪功能的文体特征和相对固定的写作模式。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中美请柬除了体现相同的礼仪功能外，由于文化思维模式的差异，其写作模式各异。本文以高低语境文化理论为视角，利用文献中的中美正式请柬为语料进行比较、归纳和范例分析，从请柬写作结构和写作策略两个方面来证明该理论对写作模式具有普遍的解释力。
（一）语篇结构——中式请柬的螺旋型叙事结构与美式请柬的直线型叙事结构
1．中式请柬语篇结构分析
由于长期在儒、道、佛教的浸润下，中国文化积淀倾向于含蓄和中庸。基于这种倾向性，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螺旋型的。而中国文化积淀的倾向性和思维模式的螺旋型特点又决定了中式请柬语篇的叙事结构。笔者利用文献语料，选取1990.1.1-2010.12.31为时间跨度段中的35篇中文正式请柬，通过比较、分析和归纳的方法，总结并得出结论是：在中国高语境文化下，由于受中国文化思维模式的影响，中式请柬语篇的组织方式呈现出两类叙事结构，可分别表示为：（1）背景信息（包含暗示信息和明示信息）-宣布主题--暗示信息（可选）-发出邀请-确认邀请（可选）；（2）明示性背景信息-宣布主题—暗示信息（可选）-发出邀请-确认邀请（可选）。具体到范例1，该请柬正文可分为4部分：“从盛世文明到以裹文事”是间接迂回的暗示性信息；“从谨定到宴会厅”是明示性的背景信息；“举行南方日报文艺部作者座谈会”是基于上文语境的宣布主题行为和“翘盼光临，千祈勿却”是发出邀请行为。由此看出，范例1的叙事结构是背景信息（包含暗示信息和明示信息）-宣布主题-发出邀请。从高低语境文化理论的视角来看，中式请柬的叙事结构蕴含了过多的语境信息，作者借助上文语境，以含蓄委婉的暗示信息来实现礼仪功能。而对语境的依赖度较高这一现象，却反映了高语境文化下的中式请柬的组织方式是受文化倾向性、语境因素和思维模式制约的。
2．美式请柬语篇结构分析
在基督教文化熏陶下的美国人崇尚独立，奉行“自我为中心（ego-centrism）的文化价值观”（胡文仲，1994：257），以个体性为基点进行直线思维，强调直述己见、明确具体的直线型叙事结构。笔者运用与中式请柬相同的语料检索方式和相同的语料分析方法（上同）对所收集的28篇英文正式请柬（不含以英语为中介语的所有英文请柬）进行分析，总结并得出结论是：在低语境的文化下，由于受美国文化思维的影响，美式请柬语篇中采用叙事结构有别于中式请柬叙事结构，并呈现出显著的特征，可表示为：发出明示邀请—宣布主题-背景信息（明示）-确认邀请（可选）。以范例2为例，该请柬分为3部分：“从LadyAmeliaJones到Dr.JohnMarkham”是发出明示邀请行为，“atasoireeathome”是主题信息，而“OnFridayevening，thethirdofMarchatseveno’clock”为明示性背景信息，“Pleasesendreplyto”为确认邀请的信息。由此看出，范例2的叙事结构是发出明示邀请—宣布主题-背景信息（明示）-确认邀请。根据高低语境文化理论，美式请柬的叙事结构呈直线型，作者以语言为载体，直截了当地发出邀请行为和宣布主题，而非借助语境信息来传递邀请这一礼仪功能，这表明在低语境文化圈内美式请柬的叙事结构同样受美国文化观念和直线思维的制约，但也表明叙事结构对语境的依赖度低。
（二）语篇策略：华而不实与朴实无华
语篇策略是Enkvist（1978）提出的术语，指语篇作者根据交际目的对语篇所作的总体决策和选择，是为一定的目的而对决策参项（decisionparameter）所作的权衡。在具体请柬的写作中，当语篇的构架及主题确定后，语篇的策略表现为作者采用何种手段来实现交际目的。本文通过中美请柬语篇范例的描写与对比分析来证明该理论对语篇策略的选择有普遍的解释力，即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选择恰当的语篇策略是服务于语篇结构需要，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请柬的礼仪功能的需要。
1．中式请柬语篇策略分析
从言语行为来看：范例3实施了两项言语行为，即宣布主题（举行庆祝元旦“茶话会”）和发出邀请（敬请光临指导）。为实施言语行为所选择的策略：在中式请柬中，两项言语行为是借助于暗示性的背景信息（上文语境）来完成即通过间接迂回、含蓄隐晦的中国文化思维来宣布主题和发出邀请的。可以看出，中文请柬正文部分的写作策略是先从细节信息开始，最重要的信息置后，基于语境信息以间接迂回、含蓄隐晦的中国文化思维方式来完成特定的礼仪功能。从基调的角度来看：正式、庄重、礼貌和谦恭。为了彰显基调，作者选择的策略包括语言形式和非语言形式。在高语境下，信息编码和解码更多地依赖交际双方共享的文化规约和交际时的情景。作者使用的敬词和谦词如兹、敬、光临和敬礼等语言形式来显示礼貌，而频繁地使用这些词，既是中国文化积淀和文化传承的体现，也是在特定的书面体裁场合中为更好地实现请柬的礼仪功能的需要。而非语言形式是采用了线性的格式，但有别于美式的格式。
2．美式请柬语篇策略分析
从言语行为来看：范例4也实施了两项言语行为，即发出邀请（requestthepleasureofthecompanyofMr.HuWenzhong）和宣布主题（reception）。为实施言语行为作者所选择的策略：在该请柬中，两项言语行为是通过直抒己见，以明示的方式来发出邀请和宣布主题。作者在正文部分的写作策略是先从最主要的信息开始，明示性的背景信息置于主要信息之后，而且以直接的美国文化思维方式来传递特定的礼仪功能。更重要的是，美式请柬与中式请柬相比，对语境的依赖度要低，信息的传递主要是通过明示性的语言来完成。从基调的角度来看：正式、庄重、礼貌。作者选择的策略也包括：语言形式和非语言形式。在低语境文化下，作者为了表达礼仪功能，注重语言准确性和明示交际，在请柬中未使用类似于中式请柬中含有隐含意义和文化色彩的谦词，仅限于使用常见的词汇request，pleasure，R.S.V.P.来显示礼貌，而非语言形式是采用了美国文化有的缩进式的线性格式。需要强调的是：中式请柬中存在着诸多敬词和谦词如令尊、敝人、寒舍以及常用套语、四字成语等，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礼仪功能的需要。事实上，正是这类词往往造成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空缺现象，容易引起交际障碍或误解。相比之下，美国人通常是以自身愉快的感受来显示礼貌，常用的词有pleased，pleasure等。
四、应用文写作教学的建议
1．引言
近20年来，学术语篇作者立场(authorialstance)逐渐成为二语写作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在当前国际学术交流日趋频繁的背景下，合理表达作者立场、彰显作者身份从而在学术领域发出声音的重要性已得到国内外学者的认同(Hyland2005;Lancaster2016;Jiang＆Ma2019;徐昉2015)。然而，相较于母语作者，英语二语学习者由于语言能力所限，在合理使用立场词汇表达观点方面存在较大困难(Jiang2015)。立场表达不仅是二语学术话语习得研究以及学术英语教学的重点，也是学术新手论文写作的难点(Hyland2018;王敏，刘丁2013;徐昉2015)。为应对这一难题，教师应把握英语学习者和国际期刊作者立场表达的总体特征及规律，揭示导致立场建构差异的具体词汇表达及其功能和分布特征，发现学习者症结所在(Aull＆Lancaster2014)。我国已有写作立场相关研究多关注高校英语专业学生学位论文(徐宏亮2011;徐昉2015;周惠，刘永兵2015)，甚少涉及其他专业英语学习者，尤其是作为学术新手的理工科博士生在科技论文中立场表达的特点(秦枫，陈坚林2013)。鉴于此，本研究对比中国理工科博士生与国际期刊作者建构学术立场的文本实践，考察学术立场的语言资源、修辞功能及其在学术论文各部分的分布，以期进一步提供理工科学术立场语言表达实据，指导学术英语写作教学。
2．文献综述
作者立场指语篇中作者对文章信息或话语参与者的态度、情感、判断及责任，包含作者对文章信息显现方式的评价(Biberetal．1999)。学术语篇中，作者通过使用多种语言资源(如模糊限制语、强势语等)表达立场，实现论说协商以及与读者互动的人际功能(Hyland2005;姜峰2016)。立场资源词是立场的语言实现方式，主要包括模糊限制语、强势语、自我指称语和态度情感标记语，用于传递作者的判断、观点以及对命题的态度(Hyland2005)。模糊限制语是“模糊表达事物的词语”(Lakoff1973)，主要帮助作者实现避免对命题表达武断态度、承认学术团体其他观点的功能(Hyland1996)。与之相反，强势语则表达明确、不容争议的态度主张(Hyland1999)。学术语篇中的模糊限制语和强势语是表达作者立场的核心修辞手段，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帮助作者进行论说协商(Hu＆Cao2011;Lancaster2016)。为了突出自身或所在团队的立场观点，加强与读者及篇章的互动，作者还会采用自我指称语，即第一人称代词、形容词性物主代词等(如“I，we，my”)来表达对命题的观点、态度，从而建构作者立场、彰显作者身份(Zareva2013)。态度情感标记语表达作者对命题的态度，实现形式主要包括从句、对比、标点符号等(Hyland2005)。虽然态度情感标记语可直接表达作者评价，但其在学术写作中的使用频率远低于其他立场资源词(Biberetal．1999)。Hyland＆Jiang(2016)发现，态度情感标记语在过去50年的理工科学术论文中使用频率大幅下降。鉴于此，本研究重点关注模糊限制语、强势语和自我指称语3类立场资源词的使用。合理表达作者立场并使之符合学术共同体的规约，对作为二语学习者的学术新手来说并非易事。学科背景和论文结构对立场词汇选择至关重要(Salager-Meyeretal．2003;Biber2006)。就学科背景而言，相较于人文学科论文，理工科论文的立场表达虽然较少(Hyland2004)，却在近50年呈现明显的历时增长(Hyland＆Jiang2016)，需要更多研究关注与教学指导(王晶晶，吕中舌2017)。就论文不同部分的立场资源词使用特征而言，Mansourizadeh＆Ahmad(2011)发现和专家相比，学术新手在论文结果与讨论部分准确使用立场资源词表达修辞劝说的能力较弱。Jin(2018)进一步指出，论文结果与讨论部分最适合专家学者展示研究成果、推介研究发现。徐宏亮(2011)通过对比中国英语专业博士生学位论文与期刊论文，发现在结果与讨论部分期刊作者倾向于使用认知型立场资源词，而博士生更多使用态度型和方式型立场资源词，且选词单一、缺乏多样性。从以上研究结果可知，我们需要更多了解学术新手如何融入学术话语共同体并与之对话。正如Swales(2004:56)所言:“学术话语应凸显新手与专家的差异，而不是母语与非母语的分歧。”理工科博士生作为国际学术发表的后备军，在学术英语写作中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因此，描述我国理工科博士生与国际期刊作者学术论文立场表达特征，可为学术新手增强目标读者意识、丰富立场表达资源与手段、了解学术规范并在国际学术领域有效发出声音提供实例借鉴。
3．研究方法
3．1研究问题
本研究主要回答以下3个问题:(1)立场资源词在理工科博士生学术论文与国际期刊论文中总体上各有何分布特征?(2)立场资源词在理工科博士生学术论文与国际期刊论文各部分的分布有何特点及异同?(3)理工科博士生与国际期刊作者的立场资源词选择分别有何特征，体现什么修辞功能?
3．2语料来源
本研究基于理工科博士生学术论文语料库(CSW)、国际期刊论文语料库(JAW)两个自建语料库探讨研究问题。两个语料库的语料涉及4个学科，分别为类属于理科的物理学、生命科学以及类属于工科的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CSW语料来自北京市某高校学术英语写作课学生提交的期末论文，每个学科30篇，均参照各学科国际权威期刊要求撰写。JAW语料取自4个学科的高水平期刊①，每个学科选取排名前三的期刊，每种期刊抽取论文10篇。由此，每个语料库的论文数量均为120篇，总共240篇，约98万字符。为确保研究结果的有效性，两个语料库选取的均是“引言—方法—结果与讨论—结论”模式的实证研究论文。根据Hyland(2005)的立场资源词分类，我们使用语料库分析软件AntConc3．5．0w检索语料文本，共得到148种立场资源词及词块形式。两位研究者分别统计每种形式在不同语境中的频率，并人工剔除功能不符合的语料，两者间信度为0．95。两个语料库库容不同，因此立场资源词分布状况采用每万词的标准化频率来统计。参照Hyland(1998)、Yang(2013)的分类，本研究将模糊限制语、强势语分为3类:认知情态动词，认知形容词、副词和名词，认知动词。认知情态动词主要表达对话题的判断与协商。认知形容词、副词和名词的功能主要是突出与特定知识领域的关联，或表达评判与论断。认知动词则主要表达对从句引导的事实或观点的立场。此外，对自我指称语的检索显示，“me，mine，my，ours”在两类语料库中均较为少见，因此本研究主要关注“we，our，us，I”的分布及使用，其中“we”是仅指代作者的“we”(exclusivewe)，而非与读者互动的“we”(inclusivewe)。
4．结果与讨论
4．1总体分布
检索结果显示，两个语料库中立场资源词的总频数为106441次，标准化频数为每万词1081次。博士生使用的立场资源词总体上显著多于国际期刊作者(p＜0．01)。两个语料库中，作者都频繁使用立场资源词，表明学术语篇不仅仅汇报枯燥的研究数据，更是通过数据、观点评价与判断等表达个人认知立场，以此构建学科知识(Flowerdew1997)。博士生与期刊作者立场资源词使用的共同特征是模糊限制语的使用频率均为最高(分别占39．1%和42．7%)，表明无论博士生还是期刊作者都倾向于用谦虚商讨的态度来论说和表明观点。自我指称语的使用频率均高于强势语，位居第二。这一结果支持了相关研究(如Hyland＆Jiang2016)。Hyland＆Jiang(2016)指出，过去50年模糊限制语已逐渐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立场资源词;作者越来越注重在学术语篇中彰显身份，自我指称语在科技论文中的使用频率逐年提高;与之相反，强势语使用频率却日趋走低。虽然博士生与期刊作者的立场资源词使用具有共同特征。
4．2立场资源词的论文结构分布及使用特征
4．2．1模糊限制语
模糊限制语大多集中出现于论文的结果与讨论部分，这或许与理工科学科知识构建有关:研究者通常会在汇报研究成果之后对成果进行解释性判断和评价。方法部分使用模糊限制语较少，在两个语料库中的使用频率均低于10%，期刊论文中的使用频率更是仅为4．7%。论文作者在方法部分少有态度评价，大多为程序性“列清单”式的表述(Swales1990)，这在理工科类研究论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博士生在方法部分的模糊限制语使用频率大于引言部分，且与期刊作者的使用频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这说明中国理工科博士生在方法部分的表述训练依然不足，极有可能因使用不恰当的模糊表达而增加表述的不确定性。对于期刊作者，方法部分主要是描述性汇报，只需清晰地阐释实验材料和数据分析步骤。期刊论文语料库中引言部分模糊限制语的使用频率(占13．2%)高于结论部分(占4．3%)。但在博士生文本中，结论部分的模糊限制语使用频率(占12．2%)却高于引言部分(占9．2%)。解释这一分布差异需要考察模糊限制语在引言部分的功能:模糊限制语不仅可为引言中的话题创建语篇协商空间，而且有助于激发读者兴趣、推动读者对研究问题进行探索和讨论。作者梳理和评价已有文献，通过模糊限制语为读者创设语篇交流与对话的机会，从而在开放的话语空间引介研究议题。这一功能在期刊论文中较为多见，如例1、例2①所示:例1Onemightwonderifthereareanionimpuritiesortheequivalentswhichactuallyenhancegrain-boundarydiffusion．．(IN－生科－期刊②)例2Ultrafastexperimentsonmolecularnanostructuresareincreasinglyabletoprobethedetailsofenvironmentaldegreesoffreedom，whosequantummaybekeytounderstandingthedevicecharacteristics．(IN－物理－期刊)例1中，期刊作者通过“might”推测材料特性并设置疑问，从而激发读者对议题的兴趣，使其积极参与研究推断。例2中，作者使用模糊限制语“may”探讨分子纳米结构实验中量子研究的重要作用，进而引出实验目的。与期刊作者不同，博士生倾向于直接介绍背景，错失在文章开篇与读者互动、沟通和协商的机会。例3Fidebondformationproteins(Dsb-p)areakindofproteinfamilythatcatalyzesthedisulfidebondformationduringtheproteinprocessing．(IN－生科－博士生)各类模糊限制语按使用频率从高到低排列依次为认知形容词、副词和名词，认知情态动词以及认知动词。为深入了解博士生立场资源词使用偏好，我们还考察了博士生与期刊作者使用模糊限制语的具体特点及差异。对两类作者使用频率前五位模糊限制语的比较发现，“may，could”在博士生论文和期刊论文中均排名前两位，表明科技论文作者常使用此类资源词表达对自身或他人研究结果的商讨及推断。博士生与期刊作者模糊限制语使用的不同之处在于，博士生多使用“about”(排名第三，占9．5%)和“mainly”(排名第四，占5．8%)，或表达对数据的大致推测(如例4)，或表达对研究范围的限定(如例5):例4Theintenseemissionlocatedatabout590nmcorrespondingtothemagnetic5D0-7F1transitionofEu3+wasrelatedtothecentrosymmetricstructureofthehostlattice．(R＆D－材料－博士生)例5Inthefirstthreepasses，theaverageeffectivestrainincornersismainlyfocusedonthethirdpass．(R＆D－材料－博士生)期刊作者则更多使用“possible”(排名第三，占9．1%)、“likely”(排名第四，占5．2%)和“indicate”(排名第五，占4．3%)来表达对研究结果、论断的商讨和推测，体现出明显的互动特征。
4．2．2强势语
博士生与期刊作者使用的强势语具有相似的分布特征，即在结果与讨论部分使用频率最高，使用频率居后的依次为引言、方法、结论部分。这反映了科技论文强势语的分布模式:作者在结果与讨论部分着力强调研究成果的学科关联性及重要性，从而获得读者对研究的理解和认同。然而，一旦作者论辩协商达成(即结论部分)，用来渲染论断及提升自信的强势语需求则会相应减少。对强势语使用情况的进一步考察发现，博士生和期刊作者都在引言部分自信地搭建理据，介绍研究目的，并在结果与讨论部分使用强势语来提高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与模糊限制语的类别分布相同，强势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也是认知形容词、副词和名词，其次为认知情态动词，提升研究结果客观性的认知动词使用频率最低。博士生与期刊作者强势语类别使用的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博士生逐渐掌握了学术写作中强调和增强知识判断、表达作者声音的语篇交流手段。然而，博士生比期刊作者显著多用强势语(p＜0．01)，这一结果验证了Hyland＆Milton(1997)的研究发现，即学习者比母语者多用强势语，在论断中过于直白，且不能透彻理解强势语之间的细微语用差异。对博士生论文与期刊论文中使用频率前五位强势语的比较发现，“find，show”在两个语料库中均位居前两位。这一分布特征印证了Hyland(2005)的研究发现:理工科研究需要依据客观的科学事实来构建知识。通过使用“find，show”，作者强调事实、汇报研究结果，而非解释信息，从而提升知识构建的客观性。值得注意的是，博士生多用“typical，obvious”来强调研究结果的事实性(如例6)，作者显示度相对较低;而期刊作者则更多使用“demonstrate，believe”来评价、判断自身或他人的研究结果，凸显个人或团队发现，彰显作者身份。例6Itisobviousthatthewirelessnetworktrafficwouldbeapparentlyalleviated，whileweusesuitablerecommendationmethodstopredictandapplyCASoRTsystem．(IN－计科－博士生)
4．2．3自我指称语
语文课外作业，是语文教学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独立运用知识的初步实践，是检验学习效果的一种重要手段，能起到巩固学生所学知识和提高语文课堂教学质量的作用。语文课外作业布置是否恰当，对学生学习语文，提高语文能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语文教师应认真钻研中学《语文新课程标准》，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针对语文教材的重难点去精心设计丰富多彩的课外作业，可以有效激起他们语文学习的积极性，有利于学生知识的积累和扩展延伸，引导学生从现有水平向潜在水平发展，并从中锻炼学生的创新思维，同时也达到巩固和提高语文水平的效果
一、语文作业设置应遵循的原则
1.作业的有效性
在目前的教学中经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教师在下课前匆匆布置一下作业，很多同学都没有弄清该如何将作业与上课内容相联系。为激发学生对课外作业的兴趣，教师首先要对他们讲解语文课外作业的意义和目的，提出明确要求，指导其完成作业应遵循的步骤和方法，从而保证作业的有效性。
2.作业的趣味性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的语文学习活动应是一个自主进行的过程，而作业在激发其语文学习兴趣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带有趣味性的作业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提高他们学习语文的积极性，还能培养他们思维的灵活性和敏捷性。
3.作业的层次性
教师在布置语文作业时既要面向全体，又要兼顾个别差异，给不同层次的学生创造成功的机会，提高他们语文学习的积极性，发展语言交际能力。
4.作业的针对性
教授完一堂语文课后，教师应联系学生的生活、学习和学生的知识、语文水平，有针对性地为学生布置家庭作业，以帮助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5.作业的延伸性
社会需要的是全面的高素质人才。语文教学不能仅局限于课本知识；教师要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让他们了解各方面的知识。因此，教师可要求学生借阅一些图文并茂、幽默诙谐的趣味读物，便于他们在轻松阅读的过程中提高语言敏感性，感受语言学习的乐趣。同时，教师还应有计划地安排学生在课外阅读有关书籍和报纸，以培养他们持续阅读的习惯。如《中学生语文报》既有报道国内国际大事的“实事之窗”，又有“校园热点”“名人风采”“开心驿站”等栏目，内容贴近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既可以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又能激发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
6.作业的实践性
新《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具有实践性的语文作业不仅有利于开发学生的智力，使学生形成良好的性格、坚强的意志和高尚的品格，而且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和多元认知能力。例如，教师在学校中可组织学生进行话剧表演；在家里要求学生与家长扮演角色进行交流。
二、语文作业设置应注意能力的训练
教师应适量安排作业，尽量少布置一些死记硬背、机械的客观性题目，增加一些课外活动，如朗诵、书法等，让学生真正做到劳有所获，做有所得。
教学的目的在于使学生通过听、说、读、写的训练获得语言基础知识和具有用语文交际的能力。因此，教师应灵活设计课外作业，既包括口头作业，又有书面作业，同时还应注重知识性和实践性，以利于学生全面地巩固知识、发展语言能力并反馈教学效果。
三、语文作业设置须注重方法，提高实效性
1.口头作业和书面作业相结合
口头作业，如角色表演、朗读、背诵、讨论等，不仅能很好地训练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还有助于他们在完成作业中形成互学互助的团队精神。书面作业对于提高学生学习效果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书面作业的量不能太大，作业内容也要注意具有代表性和多样性等特点。
训练学生的听、说、读、写技能是语文教学的目的。课外作业作为课堂教学的继续和补充，是对学生这四项语言技能的检验和强化手段。因此，教师要灵活处理每节课的作业，时常变换作业的形式，从而能有效避免学生产生单调、乏味的感觉。
除此之外，教师不但要布置书面作业，而且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教学现状布置，读词组，朗读、复述课文主要内容，回答问题，表演课文和根据课文内容排练话剧等其他形式的口头作业。
2.应注意语言的知识性和实践性
熟练掌握语言基础知识是学生各种语言能力形成的前提，教师在布置语文课外作业时一定要以巩固、加强和检查学生的语言知识为主。但是，语文是一种学习工具，语文教学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使用这种学习工具的能力。课外作业如果仅注重语言的知识性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强调语言的实践性，这样才能贯彻交际语言的教学思想。所以，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布置学生用语社会调查或通过其他渠道获取信息，然后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向教师汇报。
四、语文作业设置要多样化
教师可增加作业的难度，让学生设计制作语文小报、墙报，给他们指定话题或题目，收集、整理并摘抄一些令其感兴趣的内容，同时要求他们设计插图、进行排版等，还可以引导学生从多方面入手来拓展知识面，掌握制作报纸和处理文档的简单技能。
1.布置基于网络的语文作业
教师要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如网络平台，建立学习网站和交流论坛，开发语文教学资源，改进学生的学习方式及师生间交流的方式，或将学生的作业上传到论坛上以增强学生对作业的重视程度，提高他们的成就感。
2.组织丰富的语文课外活动
教师可组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语文课外活动，如朗诵、唱歌、讲故事、演讲、话剧表演、主题班会、作品展览等，还可以邀请家长参与到相关活动之中，如语文课本剧的表演、生日晚会、暑假夏令营等，以此充分调动学生学语文的兴趣，培养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总之，教师应围绕语文教学要求和目标布置作业，从听、说、读、写等多个角度来拓宽学生的视野，发展他们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使学生获得初步运用语文的能力，为将来的发展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教育部.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7.
＼[2＼]《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4.
＼[3＼]晓苏.语文教学与研究.华中师范大学，1992.
＼[4＼]徐越化.中学语文教学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2.
中图分类号：H083；N04；E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578（2013）04-0005-04
收稿日期：2013-07-02
作者简介：邱碧华（1968—），女，福建龙岩人，现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编辑。2003年底到2005年初，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学习，主要研究术语学等。通信方式：qiubh@cnctstgovcn。
引言
18世纪以前，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科技专业交流和翻译活动中，人们逐渐意识到“术语”（Termini）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意识到了在专业交流中存在的弱点：信息交流缺乏秩序和系统性[1]。随着人们对本民族语言的愈加重视和科技交流日益国际化，新概念层出不穷。在欧洲、北美和苏联等重视本民族语言的国家和地区，科学家或者语言学家们在实践中不自觉地开始了对术语标准化的理论性探索。
根据欧洲现代术语学家的观点，一个“学派”的形成有以下两个要点：“一个科学学派要具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开端，要具有相同的对研究对象进行加工处理的分类编排方法；学派的目标要考虑到科学的全貌，要具有共同的基本特征和研究策略。”[2]
依据这个标准，到20世纪末，逐渐形成了奥地利术语学派、俄罗斯术语学派、捷克布拉格术语学派、加拿大魁北克术语学研究方向和北欧术语学研究方向。前三者，被欧洲术语学家公认为已形成自己独立的术语学理论体系，因而被冠以“学派”的称谓。而北欧各国的术语学活动主要侧重于实践方面，它们主要是对前三个学派的理论进行具体运用，特别是直接应用奥地利术语学派和布拉格术语学派的思想，所以北欧地区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成熟的术语学理论体系；加拿大的术语学工作也主要侧重于实践，它们的理论正在形成中，但还没有被欧洲的术语学家公认为已经发展成独立成熟的术语学派，故在此称后两者为“方向”。
此外，虽然在世界各地都有术语学工作，但没有形成很大的影响。限于篇幅，本文着重阐述布拉格术语学派（笔者嗣后会有两篇文章谈北欧和加拿大的术语学方向）。
一布拉格术语学派产生的背景
经过归纳，国际上认为布拉格术语学派的产生，源于三种推动力：
其一，从19世纪就开始的要维护民族国家权益的思潮，对强调捍卫本民族语言的思想意识一直有着深远影响。这种影响随着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建立而加强，语言上要实现统一势在必行，对专业语言以及相关专业词汇实现民族化，也自然成为了当时人们关注的热点[3]。
其二，在20世纪20—3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人们已经意识到术语标准化工作势在必行，对语言规划进行批评、对本民族语言进行维护和对本民族文化进行弘扬的工作，应该纳入到要对术语进行研究的计划。20世纪30年代，维斯特有关“从术语角度对语言进行探讨”的理论在欧洲风靡一时，在对语言进行规划的过程中，捷克斯洛伐克也顺应了这一时代呼声。
其三，最有力和最具持续性的一股推动力来自布拉格语言学派。这个学派倡导的是以语言大师索绪尔的理论为指导的“功能经济语言学”，这个思潮对布拉格术语学理论的形成影响巨大[5]。
索霍尔（Sochor）和霍雷茨基（Horck）的术语手册是受这后两种推动力影响的代表作[6]。
二布拉格术语学派主要理论要点
依照现代术语学公认的术语学理论要素[1] ，笔者对布拉格术语学理论的特色进行简要分析。
1概念
布拉格术语学家科曹雷克（Kocourek）在汲取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概念”有如下见解：“（标准语言和科学意义上的）概念是一个理性的复述（Wiedergabe），是事物的一种表象。”后来，他又做了进一步阐述，把“概念”刻画为“专家的基本思维单位”[4]，并谈到“（若干）概念中的思想”。依据劳德尼（Roudn）引用前捷克斯洛伐克术语标准化委员会对“概念”的定义：“概念是一个其本质在人类实践的世界映像中出现的思维对象客体。”[3]劳德尼后来又对这个定义的不完善和其他学者定义中存在的问题做了指正。尽管布拉格术语学派的学者们对“概念”的见解不是很统一，甚至彼此存在着分歧，但这些论述是从哲学角度出发的，把“概念”与“含义”相提并论。学者们公认的观点是：概念描述名称的内涵方面。学者德罗兹德（Drozd）和劳德尼的论断堪称架设在概念和含义之间的一座“桥梁”，两位学者把“概念”（Begriff/concept）和“术语的含义”（terminological meaning）等同看待了。
2名称
在布拉格术语学派的文献中，人们更偏爱讨论“术语”（Termini）而不是谈论“名称”（Benennung）。然而二者是否可以理解成是等效的，并没有论述得很清楚。学者们一般把“Termini”看成是一个总体，依照索绪尔的观点，内涵等于“概念”，词语等于“名称”。但是从这个学派众多的定义和解释当中，人们也推断出，借助术语的命名功能和标志功能，学者们对“术语表明某个概念”这样的观点有一定的共识。下面两段话更清晰地表达了这种观点：“……术语（Termini）表达一个清晰的概念，它的含义（内涵和外延）是精确界定和可定义的，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仅仅通过语境才得到含义的……。原则上说，它不包含情绪的因素……。”[4]“术语（名称/标志）是一个概念的含义，它通过定义和它在一个知识领域概念系统中的位置来界定。”[5]
术语的语言形式可以由一个词或者词组组成，这个词组由具有从属性含义的词构成。科曹雷克做了更详尽的阐述，把冠词、感叹词、代词、介词和连词剔除。专有名词可以作为术语的特殊形式出现。学者们取得一致的观点是：术语的结构是被说明的概念，而不是单个词的语义学意义。学者菲利派茨（Filipec）做了这样的表述：“从词的科学意义上说，术语是一个特殊的词汇单位，它在一个专业领域系统中表明了一个定义了的概念。”[1]
3概念和名称之间的关系
在布拉格术语学派的理论中，对概念和名称之间的关系是利用以索绪尔思想为基础的基础语言学模型加以描述的。值得一提的是德罗兹德、劳德尼、霍雷茨基这些学者所倡导的名称学思想，主要表述了名称构成和术语单位的分析方法。德罗兹德认为：“对术语单位的分析要具有双重特色，即形式语言学特色和概念特色。”[4]以这种注重细微差别的思考方法为线索，德罗兹德和劳德尼在1980年写出《名称学分类导论》，霍雷茨基也于1982年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从而为分析概念和名称之间关系的差别做出了贡献。同时，这种思想萌芽起到了很好的过渡作用，它从概念的语义学网络化过渡到最终的概念系统，由此又得到了概念系统和与之对应的名称系统的关系。这种思想萌芽的特殊贡献在于它重视了名称的形成功能：一方面，它顾及了已经存在的连接形式和内涵的符号；另一方面，从思维领域的角度，它也包含了对象客体的抽象范畴。霍雷茨基在1982年有如下论述：“概括说来，从名称学或者从命名过程的视角看……对术语系统的分析，可以形成‘借助三个基本点就可以确定不同的关系类型’这样的观点：即借助定义（或者借助概念）和在已知术语系统中概念的位置；借助所使用词语的内涵方面；以及借助这个词语的形式方面。在此，定义构成了起点。”[5] 术语的含义要与其概念部分相对应，这一点也在实践中反映了出来。劳德尼在1980年认识到：“术语的含义和概念的分类代表着一个学科，这个学科的发展不能单单留给语言学家去解决。” [3]
4概念系统和名称系统
布拉格术语学派的学者将语言学的观点做了些修改，把一个专业领域的概念当成系统去理解。在早期的定义中，概念既被看成是概念系统，又被看成是名称系统（效仿语言学中把语言符号作为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尽管这两种系统具有不同的功能。
索霍尔于1955年在他的捷克语术语学手册中写到：“我们鉴定一个专业用语的语义学方面时发现，它实际上是一个概念精确的语言学描述，而这个概念是属于一个已知专业领域的某个系统的。”[5]这个论述是索霍尔从俄罗斯学者捷尔皮戈列夫（Terpigorev）那里接收过来的。在以后所做的所有定义中，这个论述就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始终。科曹雷克对概念系统和名称系统的关系论述得很清楚：“专业术语，作为专业概念的词语系统和词组系统，它构成了专业概念系统的对应物；它与具有专业特征的事物之间有着联系，也与专业概念系统有着联系，与其他语言的术语也是相互联系着的。”[4]在这段话的后面部分，强调了专业术语与概念系统具有等效性这一本质功能。劳德尼还有下面的论述：“概念分类和概念系统的建立要应用逻辑准则。这项工作形成了应用逻辑的部分，它没有马上与语言学发生联系，它离不开与相关科技领域专家们的合作。概念和术语的分类和系统化代表着本专业领域的某种超理论。它在本专业领域知识和概念复合体中起到一种简单的定位作用。这种方式对于资深专家和初学者都适用。”[1]
5术语学与语言维护、语言文化、语言规划和标准化的关系
语言维护、语言文化、语言规划这三个概念，在实践中很难清晰划分。因为，无论从定义上还是从民族传统来看，它们都有或大或小的交叉。布拉格语言学派有着长期的语言维护和语言规划传统。
对于术语学来说，这就意味着，通过持续形成和批判性地加工本民族的专业词汇，不仅不会伤害民族语言的稳定性，而且还会使民族语言在整体上得到丰富。为了保证民族语言的完整性，不仅已有的语言标准需要经受住批判性的考察和不断得到修正，而且在那些还没有使用标准的科技经济领域中，也需要制定出相应的术语标准。
在捷克和斯洛伐克，编撰带定义的词典一直是一项语言规划活动。在编撰定义词典时，也一直制定有相应的术语法规汇编和严谨的术语标准。一般而言，术语标准的权威性要高于定义词典的权威性，科技标准具有法律效益。
三结语
通过前文可以看出，布拉格术语学派有着很清晰的语言学定向，它在应用语言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在布拉格术语学派的理论中，逻辑学和各门具体学科的知识也起着重要作用。这个学派并没有忽视非语言学学科对术语学所具有的意义，这从这个学派的学者对“概念”的见解中可以看到。布拉格术语学派的学者们也在与时俱进地做着努力，力求把那些对专业交流有裨益并绝对必要的因素，不断融入术语学这个总体框架里去。
参 考 文 献
[1]Drozd LZum Gegenstand und zur Methode der Terminolgielehre[M] Vienna：IITF Infoterm，1975：67-80
[2]Lauren C，picht HAusgewhlte Texte zur Terminologie[M]Wien：TermNet Internat，1993
【内容提要】对民族教育是采取因地制宜、因民族制宜和分类指导的方法，还是一刀切照搬城市教育那一套办学经验，这成为我们研究民族教育的关键性问题。我校从2004年起，完成了促进适龄儿童入学的历史任务，实现了“普九”目标后，大胆改革，把优秀民族民间文化引进课堂，开展“蜡染工艺美术课”和“双语”教学，率先在全区农村小学开设英语课，聘请女生辅导员给当地布依族女孩讲解生理卫生知识，初步探索出民族地区小学教育综合发展的一些新思路。
关键词 民族；教育；发展
一、民族地区小学教育不一定照搬城市学校教育发展模式
在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民族教育的今天，如果民族地区小学教育仍然依照城市学校的模式，全国上下统一用一个标准、一套教材，显然违背了新一轮课改的精神。那么民族地区小学教育又如何开展？黄果树大洋小学的做法也许有一些可借鉴的东西。
我校建校于民国廿三年，历史悠久，早已远近闻名。因校舍为石木结构，年久失修，加上规模小，直至2001年3月，特申请使用了《李嘉诚基金会西部教育计划》基建资金七十万元人民币修建了配套完备、功能齐全，于2003年9月投入使用的新型学校。
2004年，基本实现“普九”目标后，学校根据新课改要求，重视学生全面发展，大胆改革。（一）除了开足开齐国家规定的课程外，结合当地实际，挖掘地方优秀民族民间具有特色的文化艺术资源，整理编写《布依族民间文化艺术》校本教材，把布依族优秀民间艺术文化引进课堂，开设民族民间文化课程；（二）引导学生学习操作和品评欣赏民间文化艺术，让学生体验到求知的快乐，促进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方式的形成，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学校因此而受到各级各界的重视。国家教育部、贵州省教育厅、省、市教科所（民族局）的领导和专家曾到校视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滋根基金会（海外华人组织）的友人曾到校访问，对大洋小学的做法表示肯定和赞赏。
二、民族民间文化是民族地区小学可以挖掘的一笔宝贵财富
各民族都有自己别具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都受到保护、受到重视。2002年10月8日，贵州省教育厅、贵州省民宗委下发了《关于在我省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教育的实施意见》（黔教发[2002]16号文件），2006年贵州省“两会”期间，一些代表、委员把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写成提案，2013年12月，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出的“保护传统文化”政策。近几年，各级政府不仅在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方面有了新的举措。而且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在这一精神的感召下，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大潮中，民族地区小学完全可以结合实际，把当地最灿烂的民间文化艺术引进课堂，让学生从小就学会弘扬和传承宝贵的优秀民间文化。
2002年10月8日，贵州省教育厅、贵州省民宗委《关于在我省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教育的实施意见》（黔教发[2002]16号）颁布实施以来，大洋小学按照文件精神，率先把布依族优秀民间文化艺术引进课堂，每周每班安排两节民族文化课，聘请当地民间艺人到校担任民族文化艺术辅导员，传授技艺。2007年大洋小学被贵州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确定为“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在中小学美术课程中进行优秀民族民间美术文化保护与传承教育实验研究》的课题实验学校。在这一背景下，教师们自主研究、采访、调查、搜集、寻求一脉相承的文化根源，触动教师的思维习惯和教学能力的提高。与此同时，聘请专家、老师整理编写三至六年级的《布依民间文化艺术》校本教材，让学生学习、领会和感悟优秀民间文化的精髓，从而自觉学习和传承优秀的民间文化。
2008年秋，罗仕慧老师执教的“快乐的布依女孩”恰入其分地渗透了蜡染工艺服饰的教学，他能用自制的课件向学生展示了风格朴质、美观大方的布依蜡染服饰，孩子们画出了许多漂亮的身着布依族蜡染裙的布依少女，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再如我们结合美术欣赏课《剪纸》，有机地融入了民族剪纸艺术，把勤劳、纯朴的布依人的民风民俗，都创作成为剪纸作品：身着布依蜡染服饰的布依族大嫂喂年猪，布依族汉子挑年货等，方寸之间，尽显布依韵味。
由罗仕凤老师执教的课题研究课《布依族传统蜡染裙的认识》将布依蜡染制作及服饰文化恰如其分地引进美术课堂，引发了学生极大的学习和研究兴趣。这节课代表大洋小学参加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教育课堂教学优质课录像评比中荣获省级壹等奖；同时，我校还编写了一份《布依织锦工艺流程》教学设计，操作性强，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不知不觉之中，我们的研究已深入课堂。我们还将布依民间文化艺术引进校本课程，伍德超老师执教的《布依民间文化艺术的分类》一课在全区校本课程验收活动中得到考核小组的高度评价。
2010年3月，大洋小学出色地完成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在中小学美术课程中进行优秀民族民间美术文化保护与传承教育实验研究》的子课题实验研究。2011年3月，罗仕凤老师指导学生作品在参加“贵州省中小学民族民间文化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中荣获省级一等奖2件、二等奖3件、三等奖4件，同时她自己作品在参展中获一等奖1件、二等奖2件并接受记者采访。2012年5月，黄果树大洋小学舞蹈----《斗笠下的布依娃》荣获多彩贵州舞蹈大赛黄果树选区一等奖。2012年6月，笔者撰写《美术课程与布依族蜡染艺术相结合的研究》课题实验研究报告，荣获贵州省教育科学院、贵州教育学会主办的(2012)教育科研论文.教学设计评选活动中一等奖；2012年11月，笔者撰写《布依族蜡染课程资源开发利用初探》，荣获贵州省第四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艺术教育科研论文一等奖，次年2月，此文荣获国家教育部主办的全国第四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艺术教育论文二等奖；2012年11月----2013年5月，笔者主持课题组教师进行校本课题《美术课程与布依蜡染艺术相结合的研究》的教学实验研究，在参加首届贵州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学成果奖评选活动中荣获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2013年7月，笔者撰写《地方文化转化为美术课程的尝试性思考》，荣获贵州省教育科学院、教育学会主办的(2013)教育科研论文.教学设计评选活动中一等奖。在“优秀民间文化艺术”的学习中，学生积极参与制作表演，学点蜡、蜡画及图案设计、脱蜡技巧、评选最佳布依蜡染制作设计师等。笔者认为：在开依文化进校本的进程中，在教师的正确引导下，学生对校本课程不仅有浓厚的学习兴趣，更重要的是在走出教室走出校门的学习实践中，提高了自身的综合实践能力，教师和学生共同收集民间故事，探访布依名人，查询民风民俗。孩子们用稚嫩的笔触记述着，创作着，尽管还很肤浅，但他们的交际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收集整理资料的能力、合作意识、创新意识以及动手操作能力都得到了相应的锻炼。在老师的指引下，学生逐渐对布依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会有意识的了解布依文化，谈论布依文化，并尝试着设计蜡染工艺……通过校本课程的开发和实施，我校教师“站起来了”、“动起来了”，积极收寻资料，寻访名人，进行乡土采风等，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科学以外的知识，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学生也真正“回归生活了”，开始“主动发展”了，于是，校园文化氛围不再单单是学科知识，更多的是学生在实践中收获了。
黄果树大洋小学的师生认为，民族民间文化是一笔可以挖掘的宝贵财富。
三、开展双语教学是民族地区小学提高教学质量的好方法
布依族学生从小在母语的环境里生活，用的是母语的思维习惯进行思维，母语是他们表达思想感情最精确、驾驭最熟练的思维工具，用这个工具去学习新适应，
认识新问题，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于不懂汉语的布依族学生来说，由于语言障碍，在接受单一的汉语言形式的统一教学时，对教师传授的知识极少能理解和接受。而双语教学的优势则在于它充分认识到布依族学生的语言使用特点，使语言思维和语文文字符号相一致，学得快，认得牢，跨越了语言障碍，开起了学生智慧的天窗，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从而可以极大地提高教学质量。
贵州布依族是一个有语言有表音文字的民族，布依族教育主要以汉语言教学为主，黄果树大洋小学刚刚进校门的学生大多数不会使用汉语，过去使用汉语言教学，教学成绩并不理想。近几年来，学校在使用汉语教学的同时，根据学生多数不懂汉语的实际情况，在学校开展布依族语言辅导教学的双语教学模式，教学质量比过去有了很大提高，学校教师伍德超等4名布依族教师成了“双语”教学骨干，其中一人参加了省级“双语”教学师资培训班学习。
黄果树风景名胜区大洋小学的探索表明，开展“双语”教学的确是帮助民族地区小学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好方法。
四、开设英语课是民族地区小学教育发展的趋势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交往不断增加，多掌握一门语言将增强学生今后走向社会的竞争能力。英语作为世界上第二大使用语言，占全球语言工具中的显著位置。新一轮课改也要求各地因地制宜开设英语课，因此开设英语课将是今后民族地区小学教育发展的大趋势。
黄果树风景名胜区大洋小学在一次对升人中学的毕业生进行调查时发现，布依
族少年儿童因为家庭贫困，语言障碍等多方面的原因，学生大多数对学好中学课程缺乏信心，成绩不理想，有些少年儿童产生厌学情绪。针对这一情况，学校利用本校罗仕慧老师是师范英语专业毕业的这一资源，率先于2004年开设英语课。学生毕业计人初中，由于在小学打有英语基础、英语成绩突出，受到中学老师的重视，学生普遍增强了对学习的自信心，其他科目的成绩也相应上升起来。我校毕业生伍明霞同学升人初中后，英语和数学成绩在中学全年级获得第一名。黄果树风景名胜区大洋小学开设英语课培养学生自信心，提高学生成绩的做法得到上级的好评。
五、聘请女生辅导员是对民族地区小学女童的关爱
2013年9月黄果树大洋小学聘请安顺市知名专家包友刚医生为女童讲解生理健康有关的知识。我校根据布依族女孩爱跟本民族年龄稍大、有文化、有知识的女孩交流的实际情况，聘请当地一位20多岁的女孩（高中毕业）经过卫生部门的一些培训后到校担任女生辅导员（伍秀），主要给学生上健康教育课和讲解生殖卫生知识，学生普遍反映很好。
民族地区教育落后，究其原因，除了经济发展滞后，教育投人低，师资力量薄弱，学校布局不合理，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外，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民族教育没有真正从少数民族地区和民族地区的特点出发，因人、因材施教，无论办学体制，教育模式或是教学方法都一贯沿袭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使少数民族学生难得进、留不住、学得难。黄果树风景名胜区大洋小学的做法虽然还处于探索阶段，但学校不断创新的办学形式，必将焕发出民族教育的生机活力。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2002年7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