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2 17: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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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赶星追月法。
孩子对影视中的英雄和自己身边的“英雄”都饶有兴趣，视其为“王”，极力效法。而这些“王子”的影响，有的是正面的，有的是负面的。老师的责任在于正确引导。因此，我抓住孩子们心理上的这个特点，在班内开展了“小明星”活动，在教室的墙壁上开辟了明星专栏，哪一个同学在某个方面做得好，就分别誉其为遵纪星、卫生星、好学星、助人星、新风星………把他的照片贴在星座上，标上名字，号召大家学习他，并且实行动态管理，今天是星座上的星，明天不是了，就暂时换下来；在几个方面做得好，就可以拥有几个星。
这样，全班开展了赶星追月的活动，正面效应越来越大。
三、氛围陶冶法。
环境移人，对孩子尤显重要。于是，我在教室、宿舍、公共场所都努力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氛围，贴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标语、小学生守则、作息时间表。在教室设置痰盂、废纸篓、果皮箱。让少先队员戴上红领巾，教导他们进老师宿舍喊报告，课堂上有事先举手，中午休息时做眼保健操，课间唱歌，放学回家站队，举办小画片、小制作展览，开展捐小人书大家读活动。还和家长联系，控制孩子看电视时间，帮其选择收看内容，使他们目力所至，听力所闻都是健康向上的东西，使其在自自然然无意识状态中受到感染和熏陶。
四、活动升华法。
随着孩子感性知识的增多，沿着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由个体到群体的规律，通过各种活动把思想品德教育逐步引向深入。
1东部与中西部合作存在的问题
1.1对中西部地区政策倾斜的力度不够
在我国，由于目前东部的投资环境相对较好，经济要素向东流的趋势在短期内不可逆转。要使经济要素逆流中西部，就需要国家采用宏观调控手段，对中西部制定更加优惠的政策，尽管中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对中西部给予政策的倾斜，但目前并没有形成中西部的政策洼地，从而使中西部大开发的进展缓慢，使东中西部合作和联动发展步履艰难。
1.2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亟待改善
东西部经济合作中，东部人特别关心中西部的软环境，特别是法制环境、人文环境以及政策的连续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工作的随意性和效率低下问题。这些问题尽管已经引起了中西部的高度重视，但是投资的软环境还是不尽如人意。一是观念落后；二是存在官僚作风、办事效率低；三是个别地方政府轻信寡言，给投资者的优惠政策难以兑现；四是急于求成、杀鸡取卵。
1.3地区保护主义严重
客观地讲，地区保护主义在东西部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已经成为东西部合作的拦路虎。
1.4法律环境亟待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制定了不少经济法规，但是有关地区的立法仍然滞后。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长官意志还到处可见。
1.5监督机制不健全
过去东部发达省份对中西部欠发达省份的合作模式主要是：捐赠，帮建，无偿或部分有偿开发项目等帮扶模式。但是这种帮扶模式由于长期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在一些东西对口帮扶的受援地区，帮扶资金不能做到专款专用，资金被违规挪用或被个别利欲熏心的人贪污、私吞的现象时有发生。由发达地区捐赠的物资，到了受援地区，其分配使用也缺乏监督机制。
2东西部合作的机制
2.1东西合作关键在机制建设
东西合作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必须充分调动和发挥政府、市场、企业、社会等方方面面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关键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资产为纽带，发展区域间各种资本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合作机制。从长远来看，按照市场机制运作的“优势互补、互利双赢”方针才是保证东西合作长久不衰的保证。
2.2东西合作要坚持科学发展观
以“五个统筹”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应该是今后东西合作的指导思想。东西合作要做到“三个符合”要把中西部地区丰富的资源和东部地区资金、技术、人才、管理优势和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结合起来，实现东中西部地区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要在中央精神指导下，“立足大局、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分类指导、注重实效”。在东西合作项目选择上，要注重实效、突出重点、精心挑选，根据东西合作双方的领域和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保证项目建设和运行的质量，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要注重项目的功能建设，保证项目的长期长效运行。
2.3东西合作的平台
实践证明，促进合作与联动发展，关键在于机制建设。“优势互补、合作双赢”和“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企业主体、社会参与”是建立东西合作的长效机制的基本原则。东部与中西部合作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2.4正确处理东部与中西部合作的利益关系
近年来，中国居民的储蓄行为出现了以下三大现象。第一，在收入增长速度逐渐放慢的情况下，中国居民储蓄余额仍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高速增长。第二，199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对名义利率进行了多次较大幅度的调整。一般认为，利率下调降低了储蓄的收益率，可以起到促进消费的作用。但从实际情况看，中国居民对利率变化的反应不大。第三，许多调查研究显示，中国居民储蓄的首要目的是子女教育。
这些都说明现阶段我国居民的储蓄行为是复杂的，因而如能清楚说明人们的储蓄动机对于文章下面的分析及理解是很有帮助的。
与此同时，中外学者运用多种消费函数理论来解释中国居民的低消费和高储蓄率现象，如绝对收入假说、相对收入假说、持久收入假说、生命周期假说，其中运用最多的是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但应用这些理论来解释中国居民的消费、储蓄行为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在应用各种假说研究消费者行为时，更多地强调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实际上收入只是决定消费的必要条件，决定是消费还是储蓄以及消费多少的主要原因还是储蓄的动机。二是研究时沿用了西方消费函数理论的假设前提，即假定社会制度是相对稳定的。但中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社会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储蓄动机产生的背景是不稳定的。因而，不考虑制度改革等中国存在的现实情况的一切关于居民储蓄的研究，其意义都是有限的。
通过下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预防性储蓄理论可以很好的解释上述问题。
预防性储蓄理论的一个重要含义是:不确定性同财富积累之间有正相关关系，不确定性越高，财富的积聚就越多。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是居民进行预防性储蓄的原因。这种不确定性既包括未来个人情况的不确定，也包括未来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不确定。
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中，劳动收入采取平均分配制度，企业保障制度比较健全，基本上不存在个人风险。由于政府对国民经济运行进行了严格控制，系统风险也比较小。因此，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很小。这是当时中国居民储蓄几乎为零的一个重要原因。
目前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原有的收入分配体制被逐渐打破，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除了个人风险以外，随着政府放宽对经济运行的控制，中国居民面对的系统风险也在上升。就目前情况而言，下岗人数的增加、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都是造成系统风险上升的因素。上述分析表明，目前中国居民的未来收入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存在可能迫使中国居民进行相当数量的预防性储蓄，从而形成储蓄的高速增长。这就对前文中的第一个问题作出了解答。
利率下调对消费具有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在一般情况下，替代效应要大于收入效应，利率下调具有减少储蓄和促进消费的作用。但在不确定情况下，利率下调减少了未来可确定的财富收入（利息收入）。因此，在未来收入不确定的情况下，利率的收入效应被加强了，而利率下调对于减少储蓄和促进消费的作用则被相应地削弱了。由于预防性储蓄的存在，未来收入的不确定降低了中国居民对下调利率这种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反应程度，这就解释了前文中提出的第二个问题。
在预防性储蓄假说中，我们还可以把风险理解为子女未来收入的不确定。不少调查研究表明，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子女未来的收入状况，而且接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子女未来收入的不确定程度也就越小。基于此，我们可以根据预防性储蓄假说得到如下推论，父母储蓄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帮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以期减少子女未来收入的风险。这就回答了第一部分中的第三个问题，即为什么中国家庭会选择把收益率较低的子女教育作为储蓄的首要目的。而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预防性储蓄在中国居民储蓄中的重要地位。
由此可以看到，我国居民高储蓄低消费的现象是有其合理的一面的，这是由整个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加大所引起的，但由消费同投资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低水平的消费最终会制约投资及整个经济运行的结论。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调动人们的消费，促进经济增畅的原因所在。要想改变这一现象，当务之急是，政府要尽快建立起全民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以降低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
（二）不可逆投资理论
与传统的投资理论相比，新古典投资理论建立于实质相同的两种理论基础之上。一个理论基础是乔根森（Jorgenson）的资本成本理论，即企业合意的资本存量由边际产出等于边际成本来决定。另一个理论基础就是托宾（Tobin）的投资理论，即单位资本的边际价值与其重置成本的比率决定了企业的投资行为。这两种方法均假定不确定性可以通过概率来表述，从而轻而易举地把动态的不确定性问题转化为静态的确定性问题，所有的未来变量都被简化为与现时瞬间的确定性等值。
然而，对这些理论实证检验的失败和其理论基础的不现实，导致了一种新的投资理论的出现，这就是不可逆投资理论。它强调传统投资理论所忽略的三个重要事实。第一、大多数固定投资是部分不可逆或者是完全不可逆，最初的投资成本或多或少地变成了沉没成本，一旦投入使用就不能靠出售资本来完全收回投资。第二、投资决策不得不考虑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理性的投资者必须用概率来估计可能的回报。第三、投资者能够掌握投资时机，可以为了获取未来更多的信息而延迟投资。当一个企业做出了一项不可逆投资时，就相当于放弃有可能影响合意投资的等待新信息的价值。考虑到这一点，标准的净现值投资法则就不适用了。因此，预期的投资回报必须超过资本购买与安装的成本，这个超额和一个等待的期权价值相等。研究表明，等待的期权价值是相当可观的，特别是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不确定会给风险中立的投资者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从政策的角度上看，投资者面对的一个重要的不确定就是政策改革的可信性。对投资有利的改革当然可以提高预期的投资收益，但是如果投资者认为改革的最终结果是颠倒的，那么必将增加不确定性。投资者判断发生这种颠倒的概率是投资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原因就是改革颠倒的可能性增加了投资者的等待价值。因而，缺乏信心将使投资意愿减弱。
因此，投资诱因（比如利息率、汇率、税收等）的稳定与可预测就会变得比投资诱因本身大小重要得多。这一观点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尤其是制定改革计划。关键的政策含义就是鼓励企业因诱因的变化而进行投资，从本质上讲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与投资者对国家方针政策有足够的信心。能保证政策可预测的制度改革，有效的财产所有权和基本“游戏规则”的稳定都可以使投资显著地对诱因的变化作出积极的响应。
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经济投资主体及其行为特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企业投资逐渐摆脱了政府投资的特征，更多地显示出了微观经济主体的动机和效果，成为一个追逐利润的能动主体。值得注意的是，1978年以来，虽然中国宏观政策与企业改革逐步深化，但是利率政策的改革却停滞不前。人为控制的银行利率使得利率不能根据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灵活调整而不能起到有效配置资金的作用，只是企业核算成本的一个记号。当然这只是众多改革中的一例，再加上国家对于一些敏感行业（如房地产行业）的政策不明确等等，这些情况都增加了进行投资的不确定性，风险的加大使得投资者特别是民间部门对于增加投资更是极为谨慎，因此在未获取未来更多的信息之前将持观望态度，不轻易增加投资。当然不排除一些别有用心的投资者的投机行为的存在，事实也表明，是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等待有时会带来更大的利益。
这时，政府采取的一切调节经济运行的手段包括增发国债，都是在向市场传达信号，但至于民间部门是增加投资还是减少投资或保持投资量不变，都是二者之间博弈的行为，政府所能做的就是加强投资者的信心，将未来投资的不确定性降到最低。
二、国债挤出效应的分析
（一）运用消费、储蓄和投资关系图
下面将消费、储蓄和投资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其中会分析到发行国债对民间部门投资的影响。同时将经济的运行分为经济发展初期（1）（资本市场不健全，社会保障不完善）、经济发展初期（2）（资本市场健全，社会保障完善）、经济快速发展期（资本市场健全，社会保障完善）、经济成熟期（资本市场不健全，社会保障完善）四个阶段分别讨论。
注：向下的箭头表示减少，向上的箭头表示增加，“”表示不变，箭头的长短（或粗细）表增加或减少的程度，其他图中也是这样的表示方法。
1.在经济发展初期，资本市场不健全，社会保障不完善的情况下
无论是凯恩斯均衡理论还是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都强调储蓄对投资的作用，储蓄为投资提供资金来源，但储蓄转化为投资需要有一个健全的资本市场作为保证，否则这一转化渠道将不复存在。况且根据不可逆投资理论，当资本市场不健全时，投资者面临的风险将大大增加从而会对投资产生抑制作用。如图1所示，由于资本市场不健全，尽管储蓄在增加但其对投资的推动作用却受到了阻碍，而作为储蓄一部分的国债也仅仅是通过国债市场将一部分储蓄转化为了公共投资，而对民间部门的投资却没有推动作用。
从消费同投资关系来看，由于消费是投资的目的，因而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消费的规模决定了投资的规模，因而消费的减少会对投资产生不良影响，即会对投资产生反方向的拉力。但这种情况的发生是以社会保障的不完善为前提的，即由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人们会增加当期的储蓄而减少当期的消费，但此时消费的减少并不能说明未来会增加，所以投资者对投资的预期收益也将大打折扣，民间部门投资减少。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短期内伴随着公共投资的增加而减少的民间部门投资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国债的“挤出效应”所产生的效果。在这里短期内投资的总量可以认为是一个常数，即公共投资的增加必然伴随民间部门投资的减少，因而这里民间部门投资的减少有可能是国债的“替代效应”引起的，而非国债对民间部门投资的挤出。
但我们可从图中看到，由于公共投资的大幅增加，总体上投资还是增加的，即社会总产值增加了。这能不能说成是国债的“负挤出效应”呢？答案是否定的，整个经济的运行是具有稳定性及惯性的，其实如果政府占有的那一部分经济资源由民间部门使用的话，即不发行国债，民间部门投资的减少量会下降甚至民间部门投资量还会上升，总的投资量基本保持不变，因而这里总投资量的增加，不是国债发行的积极效果，而是整个经济长期运行的必然。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健全以及社会保障的不完善，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因而储蓄对投资的推力会很小，不及消费的减少对投资的反向拉力，尽管由于国债市场的存在将一部分储蓄转化为了投资，而且公共投资在总量上也是十分大的，但公共投资的增加值是弥补了民间部门投资的减少，并且由于民间部门投资的减少，政府增加公共支出这种调节经济运行的手段的效果也是十分有限的，这些从图中都可以看到。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民间部门投资量减少这种情况长期出现的话，将对整个经济的运行产生不良影响，甚至会发生经济的衰退，因而最终会出现，“消费减少储蓄增加投资增长缓慢消费被迫减少储蓄进一步增加投资增长缓慢……”的储蓄一味增加而人们的生活水平却得不到改善甚至下降，经济的运行受到不良影响的恶性循环，这时才可以说国债的发行对民间部门投资产生了实质性的“挤出效应”。
2.在经济发展初期，资本市场健全，社会保障完善的情况下
由于资本市场已健全，储蓄转变为投资的渠道畅通，因而同图1相比，储蓄对投资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尽管社会保障已完善，但由于现在经济正处于发展的初期，社会生产力不是很高，人们的收入水平也有限，所以人们还是会选择减少当期的消费以增加未来的消费，所以消费量仍是下降的，即出于预防性的目的，人们还是会增加当期的储蓄。但与图1的情况不同的是，由于社会保障的完善，消费者现在暂时性地减少消费是为了未来能消费更多的商品，因而，尽管消费的减少会对现在的投资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也是正常的，但这种影响的作用是很小的，同图1的情况相比减少了许多，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而与图1差别最大的要属民间部门投资这一块，由于资本市场的健全、投资渠道的畅通，再加上社会保障的完善对投资者的未来产品需求有一定的保障作用，因而未来投资的不确定性被大大降低了，再加上公共投资增加（这时同图1相比，国债发挥的作用是减少的）的引导作用，私人部门的投资会较图1中的情况而大幅上升。这时，政府的国债政策向市场发出了积极的信号，且投资者也认可了这种积极的信号而增加当期的投资，社会的总资本规模是在膨胀的，因而此时的国债的发行起到了促使民间部门投资的积极效果，国债产生了“负挤出效应”，经济的运行进入了良性循环。
3.经济快速发展期，资本市场健全，社会保障完善的情况下
这一时期较前面时期最大的不同是，这时候消费的量不是减少的，而是增加的！这是由于经济在经历了初期的发展之后，社会生产力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也提高了（包含储蓄的收益），不用再为了增加未来的消费而委屈自己节衣缩食了，再加上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因而人们在增加储蓄（主要由收入的增加引起的）的同时也有了增加现期消费（预防性储蓄的减少引起的）的能力，消费量的增加对投资的促进作用是可想而知的。
我们可从图中看出，这时候国债市场发挥的作用已经很小了，说明政府的财政政策已经发挥了引导私人投资的最大作用，民间部门是投资领域中的主角，经济已经进入了良性的循环之中。这时，整个社会的投资量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得到飞速的增加，社会生产力会大大提高。国债对私人投资的“负挤出效应”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经济即将进入成熟期。
4.经济成熟期，资本市场健全，社会保障完善的情况下
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也极其丰富，因而人们的现期的消费量不再增加而保持不变（原因很简单，某个人收入再高，也只能一天吃三顿饭！），这个时候储蓄也显得没有了必要，储蓄量同消费量一样也没有了再增加的必要，储蓄和消费同国债市场一样对投资也不再具有推动作用，从长期看投资量保持恒定。
现阶段我国应属于上述分析中的第一种情况，因而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在此阶段国债的发行对民间部门投资的“挤出效应”和“负挤出效应”都不是很明显，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国债的发行在资本市场不健全、社会保障不完善的情况下，短期内对整个经济的平稳运行时起到积极作用的，至于长期内的影响则要看民间部门的消费和投资而定，即政府的国债政策不能一厢情愿，它需要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配合。
以上的分析虽然简单直观，但其缺陷是主观性太强，因为在图中表现出来的储蓄、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关系都是高度概括的，因而有必要运用数学模型对国债是否具有“挤出效应”进行一定的实证分析。下面是崔兴芳（2006）运用1978年——2000年的相关数据对国债的发行额对民间部门投资的影响进行的实证分析，希望能从中得到对上述分析的映证。
（二）计量模型分析
1.模型建立和数据整理
将民间部门投资作为因变量，GDP、政府财政收入（包括预算外收入）、国债发行额为自变量，建立一个计量模型分析它们的关系。
模型如下：INV=a0+a1GDP+a2R+a3DEBT
其中，INV代表民间投资，GDP代表国内生产总值，R代表政府收入，DEBT代表国债发行额。这里需要作三点说明：第一，之所以采用政府收入而不是税收作为自变量，是因为在我国政府收入除税收外还有企业收入（1993年以前）、企业亏损补贴（负数）、预算外收入等，是更广义上的税收；第二，国债包括内债和外债，这是因为外债同样具有财政效应和流动性效应，并且同样能引起居间部门认为是减税的错觉；第三，民间投资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减去政府预算内投资来替代。
2.模型检验
由于各经济变量为时间序列数据，可能存在非平稳性，因此先要进行单位根检验，在检验前，民间投资支出按固定资产缩减指数调整，民间消费支出按居民消费物价指数调整，其它变量按GDP缩减指数调整，并且对各变量分别取自然对数。检验结果见表1。检验结果说明了表内的经济变量数据序列都存在一个单位根，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表1各变量单位根检验
变量检验形式滞后期检验值
GDPC2-0.69
GDPC1-3.59**
RC1-0.05
RN1-2.35*
INVC1-0.88
INVC1-2.71**
DEBTC10.72
DEBTC1-5.67**
（注：GDP——国内生产总值；INV——民间投资；DEBT——国债发行额；Δ表示一阶差分，C表示检验中带常数项，N表示检验中不带常数项，滞后期根据AIC规则选取。*表示90%置信水平，**表示95%置信水平。C表示单位根检验中带常数项。下同。）
从检验结果看，民间部门消费、民间部门投资、国内生产总值、政府收入、国债发行额和余额都为一阶非平稳序列，说明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可能性。现在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办法检验各变量间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见表2。
二Johansen协整检验
变量特征值似然比5%水平临界值1%水平临界值协整得零假设协整向量个数
GDP0.95127.147.2154.46None**3
R0.8464.6829.6835.65Atmost1**
INV0.5926.1415.4120.04Atmost2**
DEBT0.37.453.766.65Atmost3**
注：*表示在95%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示表示在99%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表二说明模型中的变量之间确实存在协整关系，下表为根据实际数据进行的计量分析：
表三国债发行量对民间部门投资的协整分析
自变量
因变量CGDPRDEBT
INV-7.47
（-6.44**）1.75
（9.59**）0.08
（0.68）-0.28
（-2.78**）
R2=0.98DW=0.92残差检验值=-2.98**
注：*表示在90%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检验，**表示表示在99%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检验。
由表三可以看出，模型的残差序列是白噪声序列，故协整关系存在。
3.检验结果分析
在以民间投资为因变量的模型中，除政府收入外，各个变量系数都显著有意义，国债发行额的系数为-0.28，说明国债发行排挤了民间投资，对民间部门的投资有负的影响，国债发行确实抑制了民间部门投资，但效果不明显，模型的检验结果也是符合我国实际的。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资本市场不健全，社会保障不完善的情况下，国债的发行对民间部门投资的“挤出效应”和“负挤出效应”都不是很明显，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国债的发行在资本市场不健全、社会保障不完善的情况下，短期内对整个经济的平稳运行时起到积极作用的，至于长期内的影响则要视民间部门的配合而定。
下面是对我国政府运用国债政策积极调节经济运行的一些建议。
（一）完善社会保障，降低居民未来收入的不确定程度
降低不确定程度不仅可以直接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启动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以确保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且还可以增加利率下调对于刺激消费的作用，改善运用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效果。
1.完善各类社会保障制度
失业或下岗、身体健康状况的恶化是造成居民未来收入不确定的主要因素。失业救济、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可以提高居民发生意外时的收入，从而起到降低风险、刺激消费的作用。
2.各种制度改革应在确保稳定的前提下力争尽快到位
由于相当数量的制度改革关系到中国居民的切身利益，因此改革本身就意味着未来不确定程度的增加。改革拖得越长，居民预期的风险就越大，这无疑将使居民增加预防性储蓄，减少当期消费。反之，在确保稳定的前提下，改革进程越快，改革的内容越彻底，居民就会降低对未来风险的预期，从而起到促进消费增长的作用。
3.建立健全高等教育的贷学金制度
子女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是父母进行预防性储蓄的原因之一，教育可以降低子女未来收入的不确定程度。由于教育需要相当数量的投入，建立健全贷学金制度可以放宽家庭在子女接受教育时所面临的流动性约束，减少中国居民的储蓄需求，从而起到促进消费的作用。
（二）健全资本市场，减少企业投资的不确定程度
健全资本市场，保持稳定的经济环境是当务之急，而制定科学正确的利率政策是重中之重。经过实证分析可以知道，利率虽然可以反向作用于投资，在短期可能是有效的，但是在长期由于不确定的增加，降低利率反而会起到相反的作用，甚至会加剧市场的波动，这就决定了利率政策应该采取微调的手段而非主动地去相机改变经济运行状况。
因此，在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利率应当作为辅助的调节工具，适时适度的调节是有必要的，但应该承认利率杠杆的弱有效性，着重研究和制定与之紧密联系的政策和措施，以综合性高的组合措施来调节经济发展，提高改革效率。最后，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应着眼于保证政策的稳定性与可信性，以增加投资者的信心，降低企业未来资本收益的不确定性或者未来情况变坏的预期，从而激励企业的投资。
（三）努力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率
如何合理控制国债规模以及优化国债结构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但同如何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相比而言，后者则显得更为重要。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是一切国债问题得以有效解决的前提保证，因而如何发挥财政信用资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小拨大的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比探讨国债规模大小更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我国的国债资金有很大比例投入财政性建设领域，但是在国民经济处于粗放型管理体制下，财政建设资金效益状况堪忧。这也是为什么我国国债政策积极效果甚微的主要原因。
改革财政预算投资管理体制，建立有偿性为原则的新的国债管理机制势在必行。多年来，我们一直把国债作为一种产品，按照行政手段进行分配，这样既扭曲了国债这一金融商品的属性，又延误了国债一、二级市场的建立。在目前解决了发行市场的前提下，进入财政的国债资金也应按有偿使用的原则进行配置。因此，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既是创造资金偿还的有效保证，又是缓解国债规模压力的有效途径。
摘要:本文没有采用IS-LM模型来研究该问题，而是通过分析国债的发行对人们储蓄、消费及投资的行为的影响，以及储蓄、消费同投资的关系，以研究人们的储蓄动机、投资动机为切入点来分析这一问题。最终得出，在资本市场不健全，社会保障不完善的情况下，国债的发行对民间部门投资的“挤出效应”和“负挤出效应”都不是很明显，政府的国债政策不能一厢情愿，它需要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配合的结论，并对我国政府运用国债政策积极调节经济运行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国债挤出效应预防性储蓄不可逆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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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部农业产业化发展现状
所谓农业产业化，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主导产业、产品为重点，优化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规模化建设，系列化加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形成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农工商、农科教一体化经营体系；使农业走上自我发展，自我积累、自我约束、自我调节的良性发展轨道的现代化经营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其实质是指对传统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的过程。这种经营模式从整体上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是加速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自1999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农业产业化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西部各省区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农民增收为目标，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力度，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平稳发展，种植业，畜牧业和渔业稳步发展。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农业生产力得到提高，到2006年底，西部地区主要粮食产量中粮食作物总产量12926万吨，较2000年增长28％，油料总产量736万吨，较2000年增长46％，棉花总产量242万吨，较2000年增长50％；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然而随着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的进行，农户成了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有了独立的经济利益要求，但长期以来对农户的组织和利益约束机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农业家庭经营的内容、范围、水平等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大多数农户仍是一盘散沙，无所谓向心力和疑聚力，农业生产沿用传统模式，这与农业产业化要求的面向国内外大市场，立足本地优势，依靠科技的进步，形成规模经营，实行专业化分工，贸工农、产供销密切配合等背道而驰，农民的收入没能真正提高，农业经济没能快速发展。
2西部农业产业化发展面临的问题
2．1缺少龙头企业为依托，生产没能面向市场
农业产业化的基本思路是：依靠龙头带动，发展规模经营，实行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动基地，基地连农户的产业组织形式，然而由于农产品市场不景气，本地市场需求少，同时由于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较差，使得对外贸易交成本高，很少有企业投资农产业，缺少龙头企业的引导，使得农户生产存在盲目性。另一方面，随着农业生产生产力的提高，以生产为中心的时代已经过去，仅仅提高产量，已经不能满足农业经济发展的需要，然而西部农业生产并没能以市场为导向，市场机制在农业生产中没能发挥其资源配置的主体作用，大量的农产品依旧被生产出来，从而导致市场上供大于求，从而使得农产品价格下降，扩大生产必然使得生产成本增加，从而导致农民收入增长有限，农业经济发展缓慢。
2．2专业分工模糊，产业结构不明晰
由于缺乏市场，农户日常需求的农产品，大多是自我生产，因此必须生产多种农产品，满足自我需求，使得农业生产缺乏分工，生产效率不能得到提高，数十年以粮为纲的观念，主导了我国的农业生产，形成了只求数量不求质量，只要粮食不要其它的低效单一的发展局面，量多低质，高产低收的现象在我国的农业生产中比比皆是，这是结构性的矛盾造成的。面对市场这个铁面判官，西部农业的唯一出路，就是要审时度势，发扬挥刀割“痛”的精神，痛下决心调整产业结构，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达到调优结构，提高品质，增加效益的目的。
2．3西部农村人口增长过快，人口素质偏低、隐性失业率高
国家一直倡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西部贫困山区实施乏力，导致西部农业人口增长过快，从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看，西部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除了四川、重庆、陕西、内蒙古以外，其他省份的自然增长率都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人口增长过快不仅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而且影响了西部地区农业人口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各级政府没有根据地情制定切实有效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政策，致使西部农村乡镇企业发展滞后，吸纳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较少，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仍滞留在传统的农业部门，无法迅速转移到非农产业部门，农村隐性失业率居高不下。
3发展西部农业相应对策
长期以来，西部农业沿用传统的生产模式，生产出来的产品未经加工直接作为食品或者原材料用于销售，经济效益不高；同时，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产品的供给远大于需求，从而导致农产品的价格得不到提高。因此发展西部农业关键在于打开市场，扩大农产品的市场需求。
长期来畜牧业是农业的组成部分，与种植业结合经营为其存在的主要形式，随着农业的发展，畜牧业从附属于种植业的地位转变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然而在西部地区，畜牧业从整体的角度分析，任然处于种植业的附属地位，规模不大，缺乏专业分上，对农产品的需求量少，没能真正发挥其对农业的推动作用；针对西部农业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结合自身特点，以畜牧业为依托促进西部农业，一方面必须面向市场，改变自给自足的经营模式，发展壮大畜牧业的规模，通过畜牧业带动，扩大农产品市场；另一方面结合自身的资源优势形成专业化、规模化、特色化的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区。
3．1加快农村养殖基地建设，加快畜牧产业化
畜牧业的发展要以市场为导向，立足资源优势，加快畜牧业结构调整步伐，以大力发展规模化养殖和产业化经营为方向，通过农村养殖建基地建设，实现畜牧业经营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以科技进步为动力，加快牲畜品种改良，提高牲畜饲养和管理水平，实现畜牧业增长方式由单纯追求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以建立适应市场需求的畜产品生产结构为关键，因地制宜发展有机畜牧业。实现畜产品生产由自然分散型逐步向产业化经营转变；努力实现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过度。
3．2通过畜牧业的辐射带动功能，打开农产品市场，将农业市场化
通过做大，做强畜牧龙头企业，加强畜牧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围绕产业的前、中、后各个环节积极推广“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打开农产品市场，通过产品市场，带动生产要素市场，建立健全市场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同时建立连接紧密、互利共赢、风险共担的运营机制；强化龙头企业在行业信息指导、产品流通及行业协调等方面的作用，引导农户的的生产面向市场。
3．3以市场为导向，促进专业分工实现区域布局
(一)财务审计
各项的审计活动都是以财务部门提供的准确真实的会计信息作为依据，在一个较为健全完善的财务部门和财务制度中进行的。因此，财务审计是各项审计活动开始的基础，对医院内部的各项收支进行准确的记录和会计报表的正确编制往往是进行各项审计活动的依据。通过对医院的财务进行合理的审计，可以得出医院日常收支的具体情况，可以从中得知医院的真实的财务状况，并对医院收支的合理性和标准性进行日常的审查和监督，规避医院内部违规的状况出现，确保医院资金的安全。更何况，可以通过对医院内部财务审查的具体结果，及时得出医院的财务管理的各种弊端，使医院内部及时作出解决方案，促使医院及时改善财务管理状况。
(二)经济审计
经济审计和财务审计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同时都是通过对医院的财务状况进行各项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不过经济审计相对于财务审计，更着重于对医院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反映，更着重于对医院的各种财务资产进行统计和全面的审查，并对医院内部的各项财务制度和管理制度的运行和作用进行审核，从中找到医院内部管理的发展空间，促使医院内部的各项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健全，为医院的发展提供制度基础，提高医院的各项效益。
(三)资产审计
资产审计，顾名思义，是对医院的各种资产数据进行审计，而这里的资产大部分是指医院内的各种固定资产，即是对医疗设备的购置活动进行审计等。在医疗设备的购置活动的过程中，设备购置的预算计划编制和资金的实际运用计划编制都包含在审计的范畴内。因此，通过这种审计活动，对整个设备的购置交易活动进行监控，预防在交易过程中出现问题，规避交易风险，尽可能的提高设备的利用率。还必须要对设备在工作过程中，为医院带来的各种效益进行审计和分析，对一些因为落后或者过期而弃置不用的各种设备进行统计和处理，尽可能的提高设备的价值。
(四)合同管理审计
因为经济型合同种类繁多，内容杂乱，所涉及的知识广度和宽度都十分大，进行整理时十分复杂，所以所有的相关经济合同和发票都必须要经过财务部门按照正确的程序一步步的送审，而不能打乱送审秩序。与此同时，还要加强对经济合同签订和执行过程的监察力度，确保工作能够按照签订的合同内容进行，确保工作能够有秩序的进行。在审计的过程中，还必须要确保审计数据的真实程度，要审计签订的经济合同的真实性和合理性，规避风险，保护医院的合法效益和资金安全。
二、医院内部审计职能存在的弊端与不足
(一)规范医院内部审计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医院的发展目光也逐渐放在了改善医院的内部管理上。然而，规范医院内部审计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只有一项《卫生系统内部审计工作规定》对医院的内部审计的工作进行一个简单的阐述，没有其他较为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对内部审计工作进行规范，内部审计人员在进行内部审计时也没有可以相对应的法律法规可以依据，所有的审计活动仅仅依靠内部审计人员的工作经验，这样的做法无疑加大了审计的风险，降低了审计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没有一个较为正规的工作规范的限制，不仅得出的审计结果缺乏真实性，还严重的影响了审计结果的权威性，使管理层对审计结果抱有一定的怀疑。
(二)缺乏独立运行的内部审计部门
内部审计的工作繁杂，还基于其审计的特殊作用，应设立一个独立的部分，方便其对医院内部的各个部门进行审计。然而，某些医院尚未设立一个较为独立的内部审计部门，有些只是从财务部门中划分一个工作区域给内部审计进行工作；有些医院虽然已经成立了内部审计部门，但是由于内部审计工作人员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利益或者私交关联，导致其工作依然无法独立。更何况，我国医院的内部审计部分普遍存在工作范畴分工不明，权责关系混乱等问题，使内部审计部门的工作得不到真正的高效落实，直接影响了审计的质量。
(三)缺乏质素高的内部审计人员
按照我国的医疗服务现状而言，相关的医院内部审计专业尚不成熟，也不发达，各类高校对该专业人才的培养数量十分有限。许多医院内的内部审计人员仅仅由具有一定医疗卫生知识的财务人员来担任。再加上，随着医疗服务行业的发展，对医院内部审计人员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专业性也就越来越高，财务人员已经无法称职的担任内部审计人员。因此，许多医院缺乏质素高的内部审计人员。
三、医院内部审计职能弊端和不足的更正和改善
(一)健全规范医院内部审计的法律法规
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较快，许多行业都逐渐开始自身的发展和改革。医疗服务行业的发展速度比规范其工作的法律法规的出台速度要快，直接导致了相关的内部审计的规范不健全，甚至没有提及。没有一个统一的具有规范性的法律法规对医院的内部审计工作作为标准，这样将会导致内部审计工作的低效和不法分子的有机可趁。因此，我国必须要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可以参考外国的先进内部审计理论的成功经验，再融合自身的国情和医疗服务的现状，推行一个较为规范的内部审计系统，使审计工作有法可依，提高其工作效率。
(二)设置独立的内部审计部门
要设置一个较为独立的内部审计部门，首先要得到医院领导的支持，使医院管理层注重内部审计的工作，让其对内部审计的工作有个大概的理解，才能为其做出更好的工作范畴的划分；其次，要设立一个独立的内部审计系统，规范内部审计的工作和使用模式，规范工作人员的工作权责，把责任落实到个人；第三，为了确保内部审计部门的独立性，必须要设立一个监管机构，对内部审计人员与其他部门进行监管，确保内部审计人员与其他部门没有特殊关联；最后，内部审计部门必须要直属医院管理层，要在管理层的领导下，对每个部门进行审计。
(三)培养高素质的内部审计人才
要吸纳和培养高素质的内审人才，吸纳具有一定医疗服务、医疗技术、投资、审查知识的高质素的财务人员，提高整个内审队伍的素质。与此同时，还必须不断的对其进行专业知识的培训，不断提高其自身的素质。
1.2治疗方法治疗组30例，服用盆腔炎颗粒（本院院内制剂，主要成分为丹参、赤芍、菟丝子、山萸肉、生蒲黄、炒灵脂等），10g/次，3次/d。对照组服用妇科千金片（湖南株州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主要成分为金樱根、千斤拔、鸡血藤、党参、当归等，国药准字：Z43020027），6片/次，3次/d。两组均服药28d后复诊，经期停药。
1.3观察指标
1.3.1临床症状下腹腰部酸痛、下坠，带下与月经的量、色、质及舌脉变化。
1.3.2体征妇科检查：宫体压痛、附件增厚、条索、包块、压痛等的变化。
1.3.3检查B超检查。
1.4疗效判定标准症状消失、妇科检查：子宫大小正常，附件区无包块及压痛，B超示子宫、附件正常为痊愈；症状消失，妇科检查子宫、附件区无压痛或附件包块明显缩小，B超示附件增厚减轻或包块减小1cm以上为显效；症状明显减轻或基本消失、妇科检查附件增厚有所减轻或压痛明显减轻，B超提示附件增厚有所减轻或包块稍缩小为有效；症状体征无改变、子宫附件区包块及压痛无变化为无效。
1.5统计学处理资料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等级资料采用Ridit分析。
2结果
2.1两组综合疗效比较见表1。表1两组综合疗效比较与对照组比较，P<0.05；n=30
2.2两组各主要症状体征改善情况比较见表2。
表2两组各主要症状体征改善情况比较
症状体征治疗组/例治疗前治疗后对照组/例治疗前治疗后P子宫压痛2472311﹤0.05下腹坠痛刺痛2182010﹤0.05腰骶酸痛2082111﹤0.05带下量多1561412﹤0.05附件包块124137﹤0.05
3体会
本临床观察中所选病例均为病程较长的慢性盆腔炎患者，其最短病程为两年。治疗组采用补肾祛瘀法治疗，所选药物为经验方：盆腔炎颗粒，其主要药物为活血化瘀的丹参、赤芍、蒲黄、五灵脂等及山萸肉、菟丝子等补肾中药组成。对照组为妇科千金片，其主要功效为清热除湿，益气化瘀。两组综合疗效比较，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而对于下腹坠痛、刺痛、腰骶酸痛、带下量多等临床症状的改善程度，治疗组也明显优于对照组。
慢性盆腔炎是妇科常见病、多发病，该病病程长，常常反复发作，迁延难愈，严重危害妇女的身心健康，美国学者曾称之为十大疑难病症之一。西医治疗多采用抗生素治疗，疗效不理想，中医药治疗慢性盆腔炎具有明显的优势。在西医妇产科教材中，慢性盆腔炎是唯一将中医药治疗列为首选治疗方法的疾病。多数医家一般将本病分为湿热下注、寒凝气滞、气滞血淤等型，给以清热解毒、活血化淤、理气止痛等药物治疗，此疗法对于病程短，体质好的患者，疗效较好，但临床上多数慢性盆腔炎患者的病程较长，或治愈后又复发，临床症状常伴有疲倦乏力、腰骶酸痛等肾虚血淤之证。
慢性盆腔炎患者多有急性盆腔炎病史，曾反复应用抗生素或清热解毒中药或中成药治疗。疾病早期过用祛邪药物，损伤正气，日久必累及于肾，损及肾中精气，导致肾的阴阳失调，称之为“久病及肾”。肾中精气的充盛，有赖于血液的滋养，若血液停积，不能正常循行，形成淤血，失去了正常血液的滋润濡养作用，化精乏源，则致肾虚。同时，血的生化有赖于肾中精气的气化，血的循行有赖于肾中元气的推动，故肾虚必血淤，病因和结果互为影响，增加了疾病的复杂性，加重瘀滞的发展，以致癥积形成。临床见下腹坠痛或刺痛，经行腹痛加重，经血色黯有块，舌质暗或有瘀斑瘀点，脉涩的血瘀证，兼见腰骶酸痛，神疲乏力，带下量多，脉沉的肾虚表现。肾虚血瘀是很多慢性疾病的深层次病理基础，针对这一病机采用补肾祛淤法，为临床治疗慢性盆腔炎这一颇为棘手的疾病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摘要：目的观察补肾祛瘀法治疗慢性盆腔炎的临床疗效。方法将60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30例，采用补肾祛瘀法组成的盆腔炎颗粒治疗；对照组30例采用妇科千金片治疗。结果治疗组、对照组的总有效率分别为93.33％，80％。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结论补肾祛瘀法治疗慢性盆腔炎疗效显著，可明显改善临床症状。
关键词：补肾祛瘀法；慢性盆腔炎
1湘西州体育旅游业发展的SWOT模型分析
1.1优势(Strengths)1.1.1体育自然旅游资源优势湘西州体育旅游资源十分丰富,许多旅游资源都具有地方特色和垄断性地位。其中,体育自然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全州总面积15.462平方公里,其中森林面积63.59万公顷,占总面积的60.50%[3]。境内高山峻岭、谷荫溪湍,洞幽道静,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有200多座,大山溪河1000余条,这种独特的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赋予了体育旅游独特的绝佳场所。湘西州的体育自然旅游资源分为陆地体育旅游资源和水上体育旅游资源。陆地体育旅游资源可被开发许多旅游产品,如攀岩旅游、登山旅游、森林旅游、自行车旅游、森林狩猎旅游、洞穴探险旅游、徒步旅游、穿越峡谷、蹦极、滑翔、无线电测向和定向越野等。水上体育旅游资源可进行漂流、游泳、划船、划艇、垂钓、龙舟竞渡、温泉浴和山地跳水等旅游产品的开发。1.1.2体育人文旅游资源优势湘西州体育旅游资源的独特性和垄断性的另一突出点体现在体育人文旅游资源上。州内总人口265.55万,少数民族人口198.07万,占总人口的74.58%,主要是土家族和苗族[3]。他们在长期生存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独特的民族传统文化,缔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活动。据有关资料显示,州内拥有八人秋、荡秋千、踩高脚、茅古斯舞等120多种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这些独特的民族传统体育集娱乐、健身导引术、、民风民俗、舞蹈艺术、神话传说等于一体,具有较高的参与、观赏、医疗健身、休闲娱乐等社会价值。它们以鲜论文格式明的民族品格、独特的文化内涵、浓郁的原始气味、浑厚的历史氛围、显著的地域特色、欢快的生活情调以及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对国内外游客将产生巨大的诱惑力。1.1.3区位优势明显湘西州全称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位于湖南西部,旅游交通便利。北有张家界荷花国际机场,南有贵州铜仁机场,南邻湘黔铁路和302国道。枝柳铁路穿行永顺、古丈、凤凰、吉首四个县市,209、319国道(如今改建成高速公路)在境内交汇,99%的乡镇和65.5%的村寨通了公路,州内各景区及州外各景区之间的联系便利[4]。目前,正实施着凤凰至大兴二级公路、常德至吉首、重庆至吉首、张家界至吉首的高速公路的建设,这就使景区的可进入性较好。湘西州与鄂西南、渝东南、黔东北毗邻,同武陵源、五强溪凤凰山、怀化、重庆、焚净山旅游区紧邻,并且有较强的互补性,有利于资源的整合。
1.2劣势(Weaknesses)1.2.1开发资金短缺湘西州是国务院确定的全国18个贫困片之一,永顺、保靖、花垣属国家级扶贫县,吉首、泸溪、凤凰、古丈、龙山属省级扶贫县,全州经济实力在全省各市州中居于末位。因此资金紧缺一直影响和制约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旅游业的发展。1.2.2民族传统体育资源没有得到统筹开发民族传统体育资源是湘西州一座丰富的宝塔,州内德夯国内外景区、凤凰古城、王村等旅游景点都已经把目光放到了这座宝塔上,相继开发了摆手舞、咚咚舞、苗鼓舞、接龙舞、椎牛舞、铜铃舞等旅游产品。从理论上来讲,每个景点开设的项目应有所侧重,不应出现简单的重叠。而从目前来看,各个旅游景点在项目开发时忽视了周边兄弟省市和地区也拥有可替代的资源,出现了简单的低水平的重复和雷同。另外,有一些很有开发价值的民族体育资源还没开发整理出来,它们还只是停留在一般的传统体育活动上,其经济价值没有得到体现,缺乏统一规划。1.2.3体育旅游专业人才匮乏体育旅游专业人才的匮乏是制约湘西州体育旅游发展的最大瓶颈。体育旅游产业部门缺乏高素质的体育旅游经营管理专业人才,经营方式陈旧,经营内容单一,营销理念落后,创新意识薄弱。体育旅游项目策划单一,档次不高,体育旅游产品没有吸引力和生命力。
1.3机会(Opportunities)1.3.1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为西部地区旅游业发展带来了机遇,西部大开发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向第三阶段战略目标迈进的一个重要战略决策,“大力发展旅游业”已明确纳入了西部大开发的五大工作重点之中。在西北五省党建工作和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西部地区旅游资源得天独厚,要加快发展步伐”。2000年,中央政府决定发行两批旅游国债,共12亿元,其中已落实的8亿元西部地区占了70%。2000年6月9日,湘西被国务院划进西部大开发范畴之内,西部大开发一系列优惠政策给湘西州体育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的机遇。1.3.2体育旅游产业发展的强劲势头世界旅游组织和国际奥委会2001年2月22~23日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市联合召开了“世界体育与旅游大会”,这为体育产业的发展拓展了巨大的空间也为旅游业提供了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和发展动力。体育旅游从此得到空前的发展,体育旅游消费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同年,中国体育局和国家旅游局把2001年的旅游主题定为“中国体育旅游年”,并推出了新疆、内蒙古那达慕大会,黑龙江冰雪旅游,郑州太极拳团体表演,大同国际滑翔节,塔克拉玛干徒步探险,泰山、华山登山游等60项具有地方特色的大型体育旅游活动和11大类80个专项体育健身旅游产品和线路。此举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各种消费群体对体育旅游消费的热潮。湘西州人民在这种大好的社会环境下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动其体育旅游的发展,如“猛洞河国际漂流节”、“德夯国际攀岩比赛”、“神秘湘西之旅”、“吉首德夯苗鼓节”、“永顺土家族社巴节”、“穿越飞虎洞”等,2002年湘西州总接待旅游者253110人次,旅游收入达26868多万元,创汇2
2.85万美元。2003年旅游者达2757003人次,旅游收入达36401多万元,增长了35%。1.3.3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群体增多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根据马斯洛层次需要理论,人们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会逐渐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人们可支配收入的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余暇时间的增多,人们会追求更高更深层次的体育旅游消费。特别是2003年的一场令人恐怖的SARS让人越来越懂得珍惜生命珍惜健康的可贵性,这就使得体育旅游有着更多的发展空间。1.3.4入世的正效应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是世界上最大旅游接待国和第四位的客源输出国。无疑,中国入世也给湘西州体育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加入WTO,有利于优化旅游环境、有利于与世界接轨、有利于吸引外资,引进先进的旅游开发与管理经验、有利于扩大国外旅游市场,增加国际客源。
1.4威胁(Threats)1.4.1国内体育旅游产业竞争越演越烈体育旅游是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进步而出现的朝阳产业,它可以增收创汇,平衡国际收支;回笼货币,平衡国内供求;提供就业岗位,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对外经济交流和合作。因此,各省、市、地区都纷纷注意到了这块硕大的蛋糕。湘西州体育旅游业还刚刚起步,其竞争力还很薄弱。云南、四川、青海和广西等旅游大省以及旅游发达的张家界势必会对其产生巨大的冲击和影响。1.4.2论文格式入世的负效应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国家,潜在的旅游市场巨大。加入WTO后,国外旅游公司会对我们国内旅游市场虎视眈眈。目前,美国运通、日本交通公社、德国基比克等国际旅行社已经进入我国旅游市场开展相关业务,并对我国国情和旅游市场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这些国际知名旅行社将利用雄厚的资金、先进的信息技术、完善的管理机制和优质的服务,抢占市场分额、树立品牌、吸引优秀人才,这无疑会对湘西体育旅游的市场产生极大的冲击。超级秘书网
2湘西州体育旅游业发展战略的SWOT矩阵构建
综合湘西州的内外环境分析,明确了湘西州体育旅游发展的优势、劣势和机遇、威胁,在此基础上,构建其发展战略选择的SWOT战略分析矩阵,旨为湘西州体育旅游发展制定合理的战略而提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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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南京一家化工厂发生爆炸。当时，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第一时间》节目组赶到现场直播。连线记者正在介绍江苏省委书记梁保华现场指挥抢救工作的时候，一名官员突然冲上前来质问记者，“你是哪里的？哪个让你直播的？”他和其他几个官员几次三番阻挠制止江苏台新闻采访拍摄，最终导致正常的现场采访无法继续下去，不得不提前终止。事后，江苏电视台了解到，这名阻止拍摄的官员是江苏省委办公厅一名副主任。从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喝止现场播报化工厂爆炸者件的事情来看，官员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还需补补课。
在突发事件面前，封杀堵塞新闻舆论是行不通的。现在消息流通的渠道多种多样，不单单再是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新兴传播通道也占据越来越重的分量。如果单方面压制隐瞒类似地震、火灾、爆炸等天灾人祸，只会造成不必要的流言蜚语充斥着普通民众周围的情况，进而影响正确的舆论传播。
如果一味封杀监督的舆论，报喜不报忧，很有可能助长谣言的传播。这样反而对服务全局、服务大局不利。可能个别官员对老百姓有一种内心的恐慌，认为一旦负面报道被老百姓知晓，就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情绪波动，导致恶劣事情发生。实则不然，老百姓不是担心突发意外事件的本身，而是担心政府有没有能力解决好这些事件。
善待是基础，如果不会善待新闻媒体，哪里来的群众支持。善用是手段，如果不会善用媒体，照样发挥不了媒体最大的功用。善管则是目标，只有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才能真正为国家和人民服务。善管的关键在于抓大放小，不要盯着一些细枝末节，只要抓住主体――正确的舆论导向就行。任何负面的批评报道只要根本目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百姓生活安居乐业，大可不必惊慌失措。其实，说到底，笔者认为这“三善论”的中心还是围绕如何更有效地开展日常新闻工作，更有效地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只有当党委政府和新闻媒体上下齐心协力，才能真正做到服务全局、服务大局，否则这又将变成一句空话和一纸空文。
信息是一种处于深人和发展中的社会现象，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研究机构和人员对信息化发展趋势作了非常深人的研究。美国是推动世界进人信息化时代的主要发源地，世界信息化的迅速发展，对各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996年，国务院信息化领导小组拟定了《国家信息化“九五”规则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规定了将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作为国家信息化的核心任务和信息化建议的关键，本世纪启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既是巨大的经济变革进程，也是探刻的社会变革进程，在西部大开发中，既要有政策，资金保障，也要有信息人才保障。最近，国家教育部拨款9亿元，支持西部高校网络建设，这对提高西部信息化，将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研究当今世界信息化发展态势及分析方法，针对西部信息资源的发展现象进行比较，从中得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提出几点对策，对西部地区信息化的建构，也是不无益处的。
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我国信息化的不断深入，对信息化水平的测算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前世界上一般采用两种测算方法:即波拉特法和信息化指数法。波拉特法的核心是将信息部门从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中逐一识别出来，并将信息部门分为一级信息部门和二级信息部门两大类，识别的标准是根据各种经济活动和信息的形态转换的相关程度而确定，一级信息部门和二级信息部门的区分标准是看其经济活动的结果—产品和服务是否在市场上直接出售，根据此法可测得一个国家信息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GNP中的比重及信息产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中的比重。我国利用波拉特法进行定量化研究还比较少;另外，由于我国长期以来沿用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MPS)，其中包含了大量重复计算的因素，测算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还有待提高，不具有国际比较的意义。而信息化指数法从人类社会发展的社会角度，研究信息的社会化和社会化信息所引起的经济格局的变更。其基本观点是:信息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活动中不可缺少的资源要素，信息是生产力，信息社会是继农业、工业后的又一种新的人类社会形态。1965年，日本学者建立了对信息化进行中最有代表性的活动指标，包括人均年使用函件数、人均年通话次数、每百万人每天报纸发行数、每万人书籍销售网点数、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每百人电话机数、每百万人电视机数、每百万人计算机指数、每百人中在校大学生数、第三产业人数百分比、个人消费和杂费的比率。这些指标不仅是具体的，而且是可以测度的，基本上从各个侧面反映了信息化程度的总体水平。具体测算方法是采用算术平均法(即11项指标变量权重相等)，以某国或地区某年的各项指标数基年的荃数.权重为100，然后将被测地区某年的各项指标值分别除以基年的各项指标值，再分别按大类累加除以项数，求得各大类的平均指数，最后，将各大类平均指数相加除以4（共四大类)，其降数即为最终所求的代表社会信息化水平的“信息化指数”。依据这一方法测得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信息化指数见下表:
根据信息化指数测得我国部分省、市、地区的信息化指数可以看出，香港特区信息化指数为22287(1998年)，远远高于全国145.3(2000年预测数字)的平均水平。我国信息化水平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突破性的发展，信息化水平1995年是1990年的5倍，1996年又是1995年的3.2倍，1997年为1996年的1.9倍，可以肯定地说，我国加人WTO后，信息化水平将发展得更快。我国计算机普及率和上网率的迅速提高，是促成信息化水平迅速提高的重要原因，说明选择互联网用户作为测算指标的正确性，亦可发现我国与发达国家的信息化水平的差距，从下表可以看出我国与美国差距最大的是每万人互联网用户数。
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区域间不平衡性，东西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已经影响到包括东部地区在内的整体经济的发展，由此影响到我国的信息产业结构和信息建设在区域间呈现现梯度与布(局)的特点，即仁要集中子东部地区，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发展还比较缓慢。
去年，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课题组，受国家信息化推进工作办公室委托，研究并初步建立了我国信息化水平评价体系，对我国及各地区信息化水平进行了初步测算分析。该课题根据信息资源、国家信息网络、信息技术应用、信息技术与商业、信息化人才、信息化改革法规和标准等方面共25个指标，设置了一套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此测算国家及各地区的信息化水平。结果表明，我国2000年信息化指数为145.3，其中，北京、大津、福建、广东处于第一集团，贵州、云南、、甘肃排在最后，其信息化指数平均分为28，约为最高地区的1/5。而信息化的发展水平和地区科技教育发展水平息窟和关，据中国科学院有关部门参照国际通行的研究体系，对我国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和知识发展指标进行研究表明，东西部知识发展指标差距大于人均GDP差距。1998年，西部人均GDP相当于东部人均的41%，而综合知识能力指标仅相当于东部的35%。而且三大类衡量知识能力的指标即获取知识吸收知识及交流知识的能力中，最关键的获取知识及交流知识的能力差距更为明显，都分别相当于东部平均水平的14%和31%。西部地区每万名劳动者中，中专以上学历及初级以上职称尚不足100人，不到东部及南方沿海地区的1/10。西部信息通道的阻塞，信息的稀缺，知识发展的落后及科技人才的相对匾乏，已经成为制约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瓶颈之一。互联网是衡量一个国家信息水平的重要指标体系，西部地区互联网技术应用于信息资源建设近年来取得了突破进展，但与东部地区相比，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
（1)网站。网站是信息资源的集散地，从网站数量上可以看出一个地区信息能力和信息资源的占有能力。由于网站与域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从关于域名的统计中我们已经看出东西部在网站建设上的差别，虽然互联网发展只有几年的时间，西部地区的网站数量已经远远落后于东部省区。其统计数字如下:
域名是网站的标识，网站是收集、整理、传播信息的集散地，域名的数量标志着一个地区信息数字化的程度。表中可以看出，域名主要分布在北京、广东、上海等东部省区，西部省区中，四川、云南、陕西较多，而其余省区数量少，占的比例也很小。
（2)购买的数据库、电子书刊。购买数字化的信息数据库和电子书刊是文献信息机构增加信息占有量的最直接的途径，但商品化的数据库和电子书刊从价格上来说一般较贵，需要大量投资。从1996年的图书经费统计中可以看出，西部地区文献信息机构在图书经费上与同时期的东部省区差别就已经比较大，近几年来，东部地区尤其是上海地区的图书经费增长幅度很大，西部省区的大多数文献信息机构的经费并没有太大的增幅，在数据库和电子书刊方面的购买力自然也就很弱。很多文献信息机构由于经费的原因，对一些很好的数据库和电子书刊只能望洋兴叹。
（3)自建的特色数据库、电子书刊。数据库和电子书刊的生产是一个崭新的系统工程，需要对整个生产过程甚至销售过程有一个统筹规划，需要在人力和物力上有比较大的投资，同时通过销售才能体现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西部地区在经费上比东部要差，因此投资生产有一定规模数据库和电子书刊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事实上，近年来西部地区很少生产出有影响的数据库和电子书刊，从销售上来说，东部地区尤其是北京地区在数据库和电子书刊的销售上往往面向的是全国市场，因此占了很大的优势。
抓住西部大开发机遇，促进西部地区信息化发展，这是实现西部地区经济腾飞和社会繁荣的重要环节，要充分认识在现代社会中信息资源对国民经济所起的关键性作用，高度重视信息资源的建设、开发和利用。首先，要在观念上来一个大的转变，要充分重视科学和教育的作用，“七一”讲话指出，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世界生产力和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推动。我们必须敏锐地把握这个客观趋势，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相对集中的地区，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参与西部开发的省、市及企业集团同样需要了解当地的历史、地理、语言文化以及相关的信息资料，可见，西部开发需要强有力的信息服务支持，这就需要从观念上加以认识，从战略的高度认识科学技术和项目在西部开发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等置问题
（一）解决等置问题之出发点
从规范论的角度看，不真正不作为犯是以“不作为的方式”实现了符合刑法规定的“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一种犯罪形态豍，既然在同一个犯罪构成内与对应的作为犯进行同一的刑法评价，那么就可以推定此时的不作为犯罪形态与作为犯罪形态在刑法评价意义上是等价值的，但是考察其存在论的观点，不真正不作为犯与作为犯在构成结构上却截然不同，两者存在结构上的空隙就需要寻找使其价值相等的媒介，方能解决在同一个犯罪构成进行刑事评价的可能，否则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就有违罪刑法定原则，这就是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等置”问题。实际上，如何解决等置问题在解决不真正不作为犯的问题上处于核心的地位，解决了等置问题，不真正不作为犯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诚然，解决等置问题是为了寻求不真正不作为犯与作为犯在同一个符合的犯罪构成内寻求一种价值上的等价值性，关于等价值性的解决，有学者主张采取从主观方面解决等置问题，如日本学者庄子邦雄写到：“对于不作为而言，行为人只要不想发挥使基于公共意思的要求得以满足的力量，并采取抑制这一意志的消极态度就可以了，这种意志的强度，尤其在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情况下，显得极为重要。”豎庄子教授这一观点实际上仍然如日本刑法判例一样是从主观方面来寻求一种等价值性，但是作者认为，存在结构上的空隙是不真正不作为犯客观方面的问题，而非主观方面的问题；尽管价值的等值性可以包括主观方面，但是由主观方面来填补存在结构上的空隙，并无全然的说服力，所以必须还得从客观方面来寻求两者存在结构上的不同，否则无疑回到问题的起点，根本未予解决等置问题，而应当从制约行为人主观方面的客观结构上的不同当成问题的关键来解决等置问题。
此外，也有学者主张从作为义务中来解决等价值性的问题，采取保证人说的学者也往往从作为义务上来证明等价值性的问题，如福田平教授指出“为了能说明该不作为与作为的实行行为在构成要件方面价值相等，必须要求该不作为人是负有防止构成要件结果发生这一法律上的义务的人。”作者认为，作为义务的存在并不能创造出不作为本身的原因力，因此作为义务或保证义务这一要素并不能填补不真正不作为犯和作为犯存在结构上的空隙，并未能够解决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等置问题；
又者，与上一观点不同，主张将等价值性（或曰相当性）与作为义务分开作为独立的要件来探讨，这一点是值得赞许的，但是论者一般从社会伦理无价值上寻求判断等价值性的标准，因此进入一种判断标准并不明确的窠臼，甚至会混淆道德、伦理与法律之间的区别，不为所采。
纵观所知，必须独立于作为义务之外寻求等价值性的判断，而且需要从客观存在上来寻求媒介，不应在法意识和法律直观上寻求，也不应在当罚性上对不作为进行综合评价来填补存在结构上的空缺，对此日高义博教授提出了“构成要件等价值性”的论题，亦即必须在构成要件相符性阶段进行等价值性的判断，并且这是一种客观性的判断，作者深表赞同，这是我们判断不真正不作为犯中等置问题的出发点，由此，以什么为标准来判断构成要件的等价值性就成了重要的问题。
（二）等置问题之判断标准
判断构成要件等价值性的标准是客观的，等价值性的判断标准（或曰相当性判断标准）首先应该考虑实施犯罪时的特别行为事实和犯罪构成要件的特别行为要素，即：（1）犯罪构成要件的特别行为要素；（2）实施犯罪时的特别行为事实；由于作为犯的犯罪构成要件别行为要素的原因，由不作为实现该犯罪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因为存在这种情形，所以犯罪构成要件中的特别行为因素就成为了判断构成要件等价值性的标准；而诸如非法侵入住宅罪等犯罪，除却间接正犯存在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情形是可能的外，其他形态来实施该罪，因为要求行为人身体力行，所以不可能成立不真正不作为犯，具体能否成立，则需要具体考虑实施犯罪时的行为人的特别行为事实，因此特别行为事实也就成为等价值性的一个判断标准。事实上，这两个标准是从违法行为类型产生的，旨在对犯罪构成要件进行限制性解释，并没有触及等置问题的核心，因此必须在这两个标准之上附加新的内容。从自然主义的角度来看，不作为人是没有原因力的，即该不作为本身并没有设定原因；而作为则有原因力，行为人是原因的主体，因此，填补不真正不作为犯存在结构上的空隙，使其与作为犯在同一个犯罪构成内价值相等，就必须考虑和加入行为人设定原因的情形，因此，第三个标准即：（3）行为人自己设定了向侵害法益方向发展的因果关系。于是，等价值性的判断标准就是将不作为成立以前的状况当成问题，不存在不作为人原因设定的情况下，是不可以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否则就是处置了一种不具有等价值性的不作为犯，有违罪刑法定原则；至于该判断标准与作为义务、行为可能性的关系，实际上，后两者成为了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判断标准之客观构成要素，但与该等置问题并非并列。总而言之，这三个标准中，前两个标准抽出作为犯犯罪构成要件中不可能由不作为来实现的犯罪，以此限定等价值性判断的对象，这是判断构成要件等价值性的第一步；第三个标准则决定由不作为实施的犯罪与由作为实施的犯罪在同一个犯罪构成要件下是否具有足以被等置的价值。
二、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立法化建言
（一）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立法化立场
对于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处罚，现行刑法没有任何明确的规定，学说上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赞成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立法化，又可分为总则规定说与分则规定说；另一种观点即是如鲍尔曼学者等主张的放弃不真正不作为犯立法的构想，“毫无遗漏且严密地规定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成立要件是不可能的”，考察德日刑法与世界诸国对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立法化趋势，对不真正不作为犯进行刑法规定是大势所趋，作者也主张对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处罚应该在刑法当中予以规定和明确，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在总则还是分则，抑或是两者中都规定对其进行处罚，亦即是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立法方法问题。
单纯采用总则的规定方法，对于增进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构成要件无益，并且对于等置问题的判断标准由于要考虑行为事实与特别行为要素，因此法的作为义务的产生事由也因犯罪类型不同而不同，所以一般地、抽象地规定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并不妥当；但是在分则中，预测所有的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犯罪行为形态来立法是不可能的，因此单纯的采取分则的规定方法亦不可取；至于兼采总则与分则规定的方法对不真正不作为犯进行立法上的设计，属于折中的方法，似乎并无不妥，但是作者认为，在总则中，明确规定法官补充构成要件时的指针及等价值性判断的标准的方法是可取的，事实上等置问题作为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核心问题应该属于总论的课题，并应在总论中做出规定；至于分则的问题，既然不可穷尽所有的犯罪形态而规定不真正不作为犯，那么就不应坚持对其进行分则规定的尝试，有学者建议采用示范规定的方式在分则当中对个别常见的、多发的、具有现实意义的几种犯罪明确规定不真正不作为犯可以成立，如见危不救罪、知情不举罪、拒证罪等豏,但是如不作为故意杀人等形态在刑法当中就无法找出明确的犯罪构成，反而适得其反，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况且不救助罪等立法就有容易导致道德与法律的混淆与法律的伦理化倾向，并且会造成刑法分则的繁冗不堪，因此作者不主张在刑法分则中对不真正不作为犯进行立法，可以在对司法实践判例中逐步发展与形成对各种犯罪类型的指导案例，引导法官对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司法判断。总之，在总则当中对其立法是可取的，在立法上可以吸收与借鉴德日刑法对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总则性规定。
（二）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立法化方法
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立法不仅要涉及其成立要件--法定作为义务的存在与行为可能性，而且还要涉及等置条款与解决等置问题的标准；作者认为可以在我国刑法总则关于犯罪的概念后一条加入对不作为犯罪的规定（由于对真正不作为犯都有刑法分则的明确规定，因此这里实际上是给不真正不作为犯进行立法），即：
一、引言
农产品的政府补贴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用来支持和保护本国农业的基本政策。国际上，乌拉圭回合后对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要求，特别是多哈会谈中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农产品出口国要求削减和改革农业补贴的巨大压力，以及因为补贴所导致的环境问题等内部因素的影响，发达国家对其农业补贴进行了改革。总的来说，改革进展缓慢。近几年来，我国也开始对农业实施保护，并逐步加大了对农业的财政补贴力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本文不反对农业的政府补贴，补贴是提高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确保粮食生产的安全。国外的经验说明补贴也是一把双刃剑：其一，从成本来说补贴最终可能导致欧盟那样的“高成本农业”；其二，补贴也有可能导致环境的破坏和贸易摩擦。因而，本文通过分析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经验与改革、结合当前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增收和政府补贴问题，提出我国的政策选择。
对于农村的发展，古斯托·内梅什和苏珊娜·法洁卡什基于中央-边缘模式，提出了多功能农业作为农村发展的“新农村发展模式”，从而可以解释地方发展以及\或者农村资源再配置如何借助中央的帮助为农村争取利益的同时又保持未来农村价值的实现潜力。普拉布·平加利基于农业部门的增长对经济全面发展的贡献这一古老命题，探讨了全球化和食品体系转型对不同类型的国家农业部门的影响。
国内的李先德全面介绍了OECD国家的农业支持以及政策改革并对其做出了述评。陈薇从加大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直补资金转移支付力度、改革现有直补模式、提高补贴效率以及完善补贴政策体系等方面对中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改革建议进行了研究。钟甫宁、何军通过分析价格支持、生产资料的补贴、农业生产流通领域基础设施和农业科研推广的公共投资、直接补贴以及土地产权及其收益（土地增值）等政策或者政策建议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后，指出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只能依靠劳动力转移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在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上，徐全红从公共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加大农业补贴的法理基础。
二、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与改革
本文关注的焦点是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中由于补贴导致的高成本农业问题和环境问题，并希望借鉴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改革经验，为我国农业补贴的目标、农业补贴的政策选择提供一些参考。
（一）补贴政策与高成本农业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欧盟通过CAP为其农业部门提供了巨额的支持和补贴。这些巨额的支持和补贴的一个后果就是形成了欧盟今天的高成本农业：2004年欧盟农业支持总水平（TSE）为1400亿美元，占OECD全部农业支持水平的36.8%。可以说，欧盟高成本农业的形成和CAP的补贴政策有密切关系。补贴主要通过农业价格支持、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出口补贴和生产供应控制等实现。
从政策目标看，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确实起到了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产品供给、稳定市场和价格的效果。同时，补贴也直接增加了农业从业者的收入，使其能够保持合理的生活水平（农民收入平价原则）。
（二）补贴政策与环境保护及其改革
就CAP而言，早期很少提及对环境的影响，至多是一些保护环境的声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除了对共同农业政策预算费用和产品剩余日益不满外，由集约化和专业化造成的生态破坏亦成为舆论的关注焦点。但由于CAP中结构政策资金来源有限，实际上对有益环境的农业活动的促进是零碎的。1992年改革后，加强了以前的有益环境的许多措施并给予他们更为广泛的用途，同年通过的麦克萨利计划中关于价格支持部分也开始更多关注环境意识。总的说来，早期的欧洲农业指导和保证基金（FEOGA）中用于具体环境目的的数量仍然是很小的，且环境支出大多是与减少生产产量有关而非针对有益的环境保护行为。
进入新世纪后，在内外压力下，欧盟展开了新一轮的共同农业政策改革——2003～2006年的改革。新方案提议建立与生产、价格不挂钩的“单一农场补贴”制度，把挂钩的直接补贴改为脱钩的直接补贴，将“蓝箱”支持转变为“绿箱”支持；引入强制性动态调整机制，不断削减对大农场的直接补贴；加强对环境、食品安全、动物健康和动物福利标准的要求；建立新的“农场咨询系统”；加强农村发展，用于促进农村发展的资金将增加，用于促进农村发展的措施范围也将扩大等。
在欧盟CAP未来的发展中，价格和市场政策虽仍会占据主导地位，但产量不再是唯一的关注；如何生产以及同时保护农村的各种生态的、人文的环境资源已成为CAP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欧共体对于环境问题的思考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增加农民的收入来源和抑制农业生产的手段，在很大程度上还涉及到资源如何管理的问题。从环境方面来看，农业环境措施一直是农村发展计划中必须强制执行的一个重要部分。这种政策对那些不采用所谓的“高效的农业生产方式”，而对环境问题签约承诺的农民予以奖励。此外，欧盟通过减少直接付款的方式来惩罚那些不遵守环境要求的行为。总地说来，对环境的关注也是农业所关心的一个实际方面。在具体的支持计划下，对农民来说不仅是另一笔收入，而且有助于消除土地的过度使用而导致的市场失衡。
三、对我国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村的实施、农业技术进步以及农产品价格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农业与农村发展迅速，但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遇到很多问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增长率连年下降、城乡居民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收入差距。农民增收难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已经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公平性以及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借鉴欧盟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本文认为，在处理农民增收、政府补贴与环境保护方面，有以下启示。
（一）政府补贴与农民增收
随着农产品供给短缺时代的结束，我国农业发展的目标也开始由原来单一的农产品量目标转变为产量收入的双重目标，即在保护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同时要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
1、将对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逐步转向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欧盟等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经验表明：价格补贴最终可能导致高成本农业。这不但不能提高农业的竞争力，反而使得国家财政负担越来越重。同时，以价格保护为主的价格支持政策按照WTO规则，属于“黄箱”政策，受到《价格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限制：在补贴数量上，仅能对全部粮食产量的8.5%进行补贴。当前世界农业补贴的趋势是价格补贴转向直接收入补贴，即对生产者农民的直接补贴而不是对粮食流通企业的间接补贴；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属于世界贸易组织的“绿箱”政策。目前中国实行的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由于政策的执行者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的双重身份，其实质是一种对粮食流通的补贴。参照欧盟等发达国家的经验以及WTO规则，中国对农业的补贴也应该从对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逐步转向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就目前而言，目标价格是一种比较可行的作法。目标价格是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根据粮食总量平衡、粮食价格水平以及粮农收益率等因素制定的一种对粮农进行直接补贴的政策性价格。在这种目标价格下，如果市场平均价格低于目标价格，国家对粮农进行差价补贴，反之则市场调节。这种方式有利于保护粮农的利益，而且对粮价总水平有重要支撑作用，又不构成对市场价格的直接干预，也不违背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因而为许多国家采用。这样的政府补贴至少可以保证农民收入比较稳定，同时也不太可能形成高成本农业。
2、结合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对农村公共产品投入的增加，一方面能够改善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环境、能够降低农产品生产的外部成本；另一方面，在对农村公共产品投资加大的过程中，农民能够直接以劳动者的身份获得更多的收入，这种投入将因农民农业外收入的增加而构成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项目。
3、加大对农民的教育培训补贴。国内外的经验研究都证明了教育水平和职业培训对就业进而收入的决定性作用。在短期内，培训的就业效应显著，即培训对提高就业率的贡献程度更大；而教育对就业的影响则更为长远和根本。在中国，加大对农民的教育培训补贴对农民增收的作用是持续和明显的。目前，在发达地区农村“镇改街”、“村改居”的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大量失地农民，短期内难以在非农行业找到工作，从而成为失地失业者。此外，更为严重的是在农村，还存在着大量的隐性失业者或者失业者，失业直接影响到农民的增收，而教育培训能够显著改善失地农民重新获得就业的机会，从而能够帮助他们增收。对欠发达地区而言，教育培训更加重要，因为这可能是他们获得比较稳定收入来源的唯一途径。
4、加大对农民调整产业、就业的补贴。从长远看，只有通过调整产业，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才能最终增加农民收入，并使其保持和国民经济的同步增长。
（二）政府补贴、环境保护与农民增收
政府补贴在一定时期内，由于补贴的刺激，使得一些不适合种植农作物的地方都可能进行农业生产等，这会对环境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欧盟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以高水平的价格支持为主的政府补贴，必然伴随着农民增加投入；而在这一过程中，化肥、农药随之出现过量使用。这样的补贴的后果就是环境的恶化、农产品质量的下降以及生态平衡的破坏。政府补贴在对农业的环境保护方面至少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发挥作用，这同时又能使农民增收，从而促进社会的持续发展、和谐发展。
1、直接对农业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对农业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包括农业水质的改造、水系污染的治理、水土的保持、植树造林、大气污染的治理、化肥农药污染的治理等。这种对农业环境保护方面的直接投资，在改善农业生产环境的同时，农民还能够在治理过程中的务工获得增收。
2、对农业环境保护方面的直接补贴。政府的直接补贴对于农业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是通过以下途径得以实现：第一，政府的对农民直接收入补贴由于不对价格产生影响，从而能够促使农民减少使用化肥、农药、从而有利于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第二，为解决农民增收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借鉴欧盟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对参与环保计划而放弃某些收入的农民给予补偿和补贴。
参考文献：
1、（匈牙利）古斯托·内梅什,苏珊娜·法洁卡什.欧洲新农村的发展范式[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2).
2、普拉布·平加利.农业增长和经济发展:全球化视角的观点[J].农业经济问题,200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