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韩、东南亚等东方国家数字忌讳在韩国人的历史中，处处都有“3”的影子，认为“3”代表着完成、最高、稳定、神圣，是带福气的数字。这个传统和思想已经融入韩国人的“无意识”当中，韩国的文字是以“天、地、人”的原理创制的，韩国的建国神话———檀君神话中就出现3个“天符印”，3千随从、3神等，韩国人取名喜欢用“三”也是这个原因。日本人民对奇数非常偏爱，3被认为是最吉利的数字，它既是奇数，又是基督教中的吉祥数字；同样，数字7也是日本人比较喜欢的，因为它是奇数的缘故，日常生活中带有许多带“7”的名词，如“七福神”等。日本人最忌讳的数字同中国人一样，也是4，无论是医院的病房，还是饭店、宾馆，都尽量避免使用4或由4组成的数，这是因为日本人认为偶数天生不吉利外，还因为4与“死”同音。印度作为一个繁多的国家，不同种族和的人有不同的数字爱好。比如印度的穆斯林人口更喜欢6、7、8。而不少印度教徒则不喜欢6和8，由于在印度占星术里，第6宫预示疾病，第8宫则代表死亡，有些印度人不喜欢接触这两个数字；而忌讳13则主要是因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印度与中国最鲜明的一个数字区别在送礼随份子上。中国人喜欢好事成双，而印度人却青睐单数，特别是在赠送礼金的时候，一定要多出1卢比，这才被收礼者认为是吉祥的。泰国人对于数字的喜好与中国完全不同。首先，泰国人不讨厌“4”，在泰语发音中“，4”的发音与中文的“洗”是一个音，但和“死”字发音却完全不同，因此泰国人对“4”没有忌讳。但是，被中国人视为吉利、象征着顺利的“6”在泰国非常不讨好，因为“6”的发音是泰语“下坡路、不好”的意思，泰国人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选择“6”这个数字。另外，泰国最喜欢的数字是“9”，因为其发音“告”与泰语的“上升、发展、进步”是一个音。对菲律宾人而言，7和8是最幸运的数字。英文中数字7的发音与“平安（safe）”的发音有点接近，因此对菲律宾人而言7代表平安。而受华人文化的影响，菲律宾人也认为数字8意味着“发达”，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数字13是不吉利的。
二、中外数字文化观差异比较
中外数字文化观中的各种差异存在着一些共同的规律，就是忌讳与死亡有联系的数字，相信数字的魔力，而各种形式的中外数字禁忌也表达了人们祈福、避祸、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这些差异，也是中外完全不同的文化观和心理作用造成的。
（一）东方数字文化观及起源中国是古代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汉字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而以汉民族为代表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受先哲思想、易经的影响，崇信阴阳二元学说和天人合一，着重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说明相关事物，并认为世界各部分之间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相互联系的整体，相信万物都有对称性；事物都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因此，偶数在汉语文化中表示幸运和统一，自古以来也形成了对双数的传统审美之心。形容喜事连连为“双喜临门”、处事为“四平八稳”、百事顺心为“六六大顺”、机灵程度为“八面玲珑”等，形容事物的完美最高境界为“十全十美”等。另外，因为汉字同音字比较多，因此比较追求口彩，特别是对汉语中表达美好意义的发音相同的数字更是情有独钟，数字6、8、9均是如此，而对于数字4的厌恶之感，更同样如此。此外，由于中国幅员广阔，不同的环境也造就了人们对同一个数字产生了不同的理解之差，如对于数字“18”，部分国人在购买房屋的时候则是比较忌讳的，因为在中国封建迷信中，有十八层地狱之说，开发商也深刻理解人们的这种心理，往往设置楼层的时候，不设置18楼，而是用17A或者17B来代替；但当结婚或者开店营业的时候，18寓意着“要发”，而往往成为人们乐意选择的日期。还譬如数字“7”，因为有“起”的谐音，因此，在某些特定场合，如公司职位晋升中，往往博得一些人的喜爱；但是数字7也与中国祭奠死者的传统习惯有关，如死者逝世后，家人有过“头七”习惯。东亚的日本和韩国，自古以来受到汉文化的侵染，因此他们对某些数字的喜忌与中国人对数字的喜忌有很多相同之处，如韩国人对数字3的喜爱，日本人忌讳数字4，也是深深受中国对数字4厌恶的影响。但是，由于近代以来受西方外来文化的影响，日本和韩国人也对数字13和星期五等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忌讳心理，并且在年轻人中非常流行。当然，中国年轻人也深受西方传统文化的影响，如过“2.14”西方情人节、圣诞节等，但是中国的年轻人还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对13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厌恶感，却不如日本、韩国及其他国家深。印度、东南亚国家如泰国等，因为深受印度教、佛教等宗教的影响，同样也对某些数字产生了一定的喜忌心理。
（二）西方数字文化观及起源从古希腊起，西方各民族就信奉“天人相分”的宇宙观，认为世界上万物都是对立的，故西方民族重对立，强调矛盾和冲突，认为不和谐才是美。反映在数字文化上，就是西方民族视偶数为不详，奇数为大吉（13和星期五除外）。所以，给亲朋好友表示祝贺时送鲜花的数量一般为奇数，而寄托哀思之时送花一般为双数枝。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斯拉称“three”为完美数字，他认为数字3体现了“开始、中期和终了”；希腊神话中宙斯、波塞东和哈德斯以其不同的作用控制了希腊世界，因此3似乎被赋予了一种无穷的力量与权利。另外，7这个数字深受西方人喜爱、13这个数字被西方忌讳，也是与其有着浓厚的宗教寓意有关系。这些宗教传统对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数字的使用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2《移居北方的季节》:不可调和的两种文明
20世纪60年代在阿拉伯世界出生的作者，他们所处的年代是阿拉伯世界落后、贫苦的年代。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怀着强烈救国意识和民族责任感去西方学习，希望终有一天能回到祖国，重振祖国的繁荣。《移居北方的季节》一书描写了小说主人公穆斯塔法•赛义德在英国伦敦的生活，在穆斯塔法•赛义德眼里，伦敦是一座腐朽堕落的“罪恶之城”。他从骨子里憎恨这座城市，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穆斯塔法•赛义德是在24岁时获得牛津大学学位的，他毕业后在学校里做了一名讲师，在受到西方文化的浸淫后，穆斯塔法•赛义德开始变得放荡不羁，沉溺在享乐之中。但他也是矛盾的，他有来自东方人的强烈自卑感。赛义德虽然在英国结婚生子，却不能安于此。他与多名女性长期交往，后来还杀死了她们，因此穆斯塔法•赛义德被判入监狱。出狱后，他开始憎恨西方文明，独身一人回到了苏丹隐姓埋名，不提当年。在苏丹他与一名女子结婚生子，生活渐渐安逸起来。可一次酒醉后，他用英文朗诵了一首诗歌，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失意的穆斯塔法•赛义德选择用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部小说不是单一主线的小说，相反，小说以“我”的口吻叙述了穆斯塔法•赛义德的一生。我与穆斯塔法•赛义德是朋友，在穆斯塔法•赛义德死后，“我”开始重新审视西方文明，与穆斯塔法•赛义德选择“报复”式的毁灭不同，“我”希望找到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融合点，希望可以为两种文明的融合努力。这部小说很深刻地揭示了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之间的巨大矛盾:一种是苏丹历史上的殖民国家与被殖民国家矛盾，另一种则是两种文明之间的龃龉。小说主人公对他的西方妻子是又爱又恨，他内心里有东方文明的根，而又热衷于西方文明的物质文化，这种精神分裂般矛盾让他最终选择了毁灭。这部小说试图找寻两种文化之间的“融点”，但也仅仅停留于此，并未脱离描绘现象的苦恼里，归根结底没有找到答案，这无疑又是悲剧的结尾。这部小说相比于《东方来的小鸟》来说，对东西方文明的描写更加深入，也更加接近精神内核。苏丹长期被西方国家殖民化统治，长期受到压迫，骨子里有对西方文明的仇视。西方文明确乎有许多高明之处，但东西方文明又不是可以简单地融合起来的事物，穆斯塔法•赛义德的死无疑预示了两种文明之间的“不可调和”。这部小说试图寻找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集而无果。
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2CJY088）、2011年度北京市属高等学校人才强教深化计划中青年骨干人才资助（PHR201108319）、国家教师科研基金“十一五”教育科研规划2009年度重点课题（CTF09003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0BGL049）、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十二五”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 （BG125YB012）资助。
【摘要】我国和西欧国家在遗产管理方面差距很大，需要合理借鉴，化解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文化悖论，加强遗产的技术管理与精细化管理，“尊重古人，服务今人”。本文从组织结构、权力配置、法律法规、经费筹集、公民参与、经营机制等6个方面对中国与欧洲文化遗产管理体制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第一，在遗产管理的模式上，西方国家更强调“科学”和“理性”，中国自古注重人与人的协调和统一，而不是对象本身的垂直管理。第二，在修护和保护方式上，西方国家在维护遗产古迹方面注重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可持续性等，中国在维护遗产古迹时的原则是“修旧如旧，维持原貌”，但相关部门、行业、政府往往合谋拆旧建新。
【关键词】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文化悖论
一、引文
本文试图从文化遗产的组织结构、权力配置、法律法规、经费筹集、公民参与、经营机制六个视角对比分析，分析我国和西欧国家在遗产管理和保护方面的差距。鉴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不同，直接照搬西欧国家的遗产管理模式和制度，是行不通的。真正要做的，是借鉴发达国家遗产管理的先进经验，并将其管理经验与我国历史传统、现实土壤结合起来，特别是根据我国具体的遗产国情和转型时期社会经济环境，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现阶段与长远发展的不同遗产管理模式和制度，改善我国文化遗产的管理模式，改变“十八龙治水，浑水摸鱼”的混乱局面，化解遗产保护与利用悖论，加强遗产的技术管理与精细化管理，最后“尊重古人，服务今人”，这才是我国文化遗产管理改革的关键所在。
二、中国与欧洲文化遗产管理体制分析
（一）比较视角一：组织结构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组织结构上表现为：不同层次的管理都只设一个行政主管部门，其他相关部门在自身职责范围内协助与监督该主管部门工作。这样就从体系上避免了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因存在两或多个主管部门而造成的互相扯皮、推诿、职责不清的状况，符合了亨利.法约尔的统一命令、统一指挥的管理原则。中国在文化遗产组织结构上表现为：中国目前文化遗产分别由相应的职能部门，即建设部、文物局共同管理。这些职能部门从中央到地方形成完整的垂直序列，各自依法律和部门政策对遗产地资源进行管理，形成“条”的组织格局，地方政府设立管理机构并规定设在景区内的所有单位都应服从管理机构的统一管理[1]。
西欧国家的组织结构更有利于管理，意大利在行政上的划分同我国有相似之处，行政区划如同我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意大利始终强调保护和管理文化遗产是中央政府的职责，在管理体制上的突出特点是实行中央政府垂直管理制度。自1870年统一建国以来，意大利一致奉行这种垂直管理的制度，使得所有文化遗产统一由中央政府行使管理权，地方政府不得任意干预管理[2]。这种统一管理的制度，有其优越性。因为地方政府在考虑本区域的经济发展中难以摆正经济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这个问题在我国的遗产管理和保护方面体现得很明显。笔者曾经分析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拆迁问题，北京为了加快城市建设步伐，位于老城区的一些胡同面临被拆除的命运，其中就包括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在内的众多名人故居。到底是选择经济的短暂繁荣与官员业绩，还是选择牺牲长久的经济利益、保存修缮名人故居，缅怀名人，传承文化精神，这些问题开始浮现。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名人故居保护与遗产传承，两者之间很难找到一个完美的契合点。面对这样的文化悖论，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选择前者，学术界更倾向于选择后者。如果有效借鉴意大利这种中央政府垂直管理的制度，那么决策层在做出任何一个拆迁决定之前，会权衡文化因素及经济因素，顾及更多的群众因素，舆论导向等。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二）比较视角二：权利配置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权利配置只有一个领导部门，其他部门只有协作和监督的责任，并不承担管理职权，这样可以避免在遗产遇到困难时各部门相互推卸责任。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权利配置是文化、城乡规划、旅游、宗教等部门同样拥有对部分文化遗产的管理职权，公安、工商、海关等部门在其职能范围内都承担着相关职责[3]。我国现在多部门共同拥有对文物的管理职能，导致每个部门所追求的目标、利益都不同，不利于遗产管理方式的统一。
我国的遗产管理组织结构和西欧国家有很大区别，西欧国家是典型的直线制，而我国的遗产管理直接涉及到8个部门，分别是文物局、农业部、林业局、海洋局、旅游局、宗教局、国家民委和水利部等，这些部门在各自业务范围内主管文物类、农业类、自然保护区类、海洋水下考古类、A级以上风景区、寺庙道观、民族文化类、水利风景区类等不同类型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各自为政，互有重复；同时我国遗产管理还间接涉及到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环保部、国土资源部等8个部门。而国家文化部是国家文物局的上级主管部门，指导国家文物局业务工作，同时又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审核等。教育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政府联系单位。每个部门都拥有对遗产的管理职能，谁都能够管理，条块分割严重。甚至公安、工商、海关等部门在其职能范围内也承担着相关职责（图1）。
早在2004年，九部委就联合了《关于加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通知中提出：①要提高认识，端正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②强化责任，加强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领导；③加大力度，全面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工作。但是，在这种水平管理模式下，容易造成部门之间相互推卸责任的情况，同时，每个部门所追求的利益不同，也容易产生矛盾。例如，从旅游业的角度来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所利用的事物和因素都可视为旅游资源[4]。所以国家旅游局看重的是对于挖掘世界文化遗产背后的旅游资源；而国家文物局可能更看重的是对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很容易引起平行各部门之间的矛盾，也会导致国家提出的新政策无法顺利的实施。
图1 我国的遗产管理体制模式简介
（三）比较视角三：法律法规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具有统一性的全国性的法律、法规，且法律法规比较健全。就英国而言，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就有很多，主要有： 1882年的《古迹保护法》，1913年的《古建筑加固和改善法》，1933年的《城市环境法》，1944年的《城乡规划法》，1953年的《古建筑及古迹法》，1962年的《城市生活环境质量法》、《地方政府古建筑法》，1967年的《城市文明法》及1990年的《登录建筑和保护区规划法》。这些法律法规，使得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有了根本性依据。
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使得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没有法律依据。我国诸多专门针对世界文化遗产的法规、规章大多只停留在政策性层面，且多以国务院及其部委或地方政府制定颁布的“指示、办法、规定、通知”等文件形式出现，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法规很少[5]。没有相关的法律体系对管理制度、机构设置、各方面责任与义务进行明确，也没有相关法规对保护运行过程中具体管理操作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予以规定[6]。再加上我国文化遗产管理结构的混乱，使得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工作无法顺利有效地进行。
遗产管理制度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法律法规问题，法律是管理的基础，有了法律作为保证，再加上一个合适的遗产管理制度，才能促进我国遗产管理和保护事业的发展。英国的法律很明确的体现了国家对于保护文化遗产的坚决性，我国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时候，也应该向公众传达政府保护文化遗产的决心和态度。同时，法律法规也应该明确遗产管理的程序，以及国家、地方及民间团体的各自职责与相互关系，还要对资金的来源、经营内容等进行详细的规定。这样就不会存在像名人故居在没有被批准的情况下被拆除的事件发生，也不会存在遗产机构滥用、挪用资金的现象。
（四）比较视角四：资金筹集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资金来源渠道的多样化。资金筹措方式，如减免税收，贷款、公用事业拨款、发行奖券、自筹资金等形式。遗产单位保护资金既包括传统上来自公共财政的资助和税赋优惠，还包括来自私人（基金会、企业、家庭或个人）的投入、资助与捐赠，其中也包括通过发行来募集资金，而我国用于文化遗产管理和保护的资金多来源于财政拨款，过分依赖一种资金来源途径，有很大风险。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拨款是需要经过预算的，像医疗、教育等方面都需要财政拨款，所以一旦政府加大了对于某一方面财政支持力度，那么对于文化遗产和管理的经费投入就会减少，这样一来，就会导致遗产保护工作的停滞。而西欧国家实行的多渠道资金筹措方式，则更为保险。一条筹措资金的渠道出现问题，还有其他方式，不会造成遗产管理和保护的停滞。所以，我国的当务之急是寻找合适的募集资金的新渠道，摆脱对于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的依赖。这样才能推动遗产保护事业发展。
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从资金来源上看，渠道比较单一，除获得上级政府预算投资以外，遗产机构的主要收入是门票收入，但是门票收入大都用来保障日常管理。用于遗产保护和管理的费用基本上由各级政府财政拨款支付，费用支出远远大于政府拨款[8]。由于我国文化遗产数量多、级别不一，仅仅靠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难以满足遗产管理和保护的需要。需要多渠道筹集资金，实行分类别、多样化的融资、收入模式。
（五）比较视角五：公民参与
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在公民参与上，善于调动民间和私人积极性参与文化遗产管理。将公众利益、公众服务置于遗产管理工作的关键地位，已成为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的重要特点。笔者在欧洲考察期间，见到一些城市博物馆主体游客都是社区居民，居民义务讲解，参观者在其中培育与社区、家乡、民族、国家的感情。他们公民参与积极性高，以博物馆为荣，将博物馆的精神传承给了下一代和其他民众。
真正健全的遗产管理体系的形成，依赖于公众对于遗产的保护意识和监督机制的完善。在发达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支持公众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的各个方面，所以，在欧洲，可以看到各种民间遗产组织、公众活动、社会团体，正是因为这些团体的存在，使得民间自发的保护意识能够通过一定的途径转化为具体的保护参与。积极的公众参与使遗产事业所需的资金与人才得到不断补充，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始终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中[7]。
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公民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和程度都较差。因为文化遗产数量多，类型丰富，同时限于国情，许多文化遗产都是实行现状保护，只求最低程度的防盗、防雨等，甚至一些遗迹面临被破坏、拆毁的命运。例如，为了城市建设，北京众多胡同、名人故居被拆除，星巴克一度“入侵”故宫，一些高级别单体古建筑出租打造成商业会所；为了修建三峡大坝，壮丽的三峡激流景观不复存在，产生了“高峡出平湖”的新景观。如果更多的公民参与到保护和管理文化遗产之中，那么民众的呼声可能会影响甚至改变相关部门的草率决定，有公民参与的决策会实行更有效文化遗产保护措施。公众的参与，能够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同时需要考虑的是，我国公众对于遗产管理和保护的参与程度不高，这可能与公众的遗产保护意识不足有关，也和我国封闭式的管理制度以及相关政策不完善有关。试想一下，如果在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拆除问题上，公众能够很好的发挥舆论和监督作用，让有关部门意识到保护故居的重要性，那么梁、林故居可能就会免遭拆除的厄运。
（六）比较视角六：经营机制
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的经营机制体现在政府对文化遗产管理的放权，即进行“私化”改革，私化改革的基础是文化遗产经营实行“非营利化”，这种模式无碍于遗产的文化价值，且更有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8]。本文第一部分分析的内容就是西欧国家的文化遗产经营机制，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经营的核心就是“私化”，基础是“非营利化“，从本文提到的三个案例中也可看出这种“私化”的经营机制在西欧国家的实行是成功的。
中国文化遗产管理体制存在多头管理，各部门追求的目标和利益不同，导致了管理部门之间的相互矛盾[9]。我国的文化遗产经营与西欧国家有着鲜明的对比。中国遗产机构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都是归国家所有，行政部门对遗产机构进行直接管理，有的遗产机构本身也是行政机构[10]。文化遗产名义上归国家所有，遗产管理机构并不掌握遗产资源的产权（如土地权、林权等），而只有对资源的部分管理权。这样导致了遗产管理结构对自身的定位不明确，不知道应该定位于“非盈利的”遗产管理部门还是“盈利性”的遗产管理组织。定位的不明确，会导致管理责任的不明确而且这种政企合一的模式，也不利于文化遗产的管理与保护。
将以上所述内容汇总如表1所示。
三、总结
第一，在遗产管理的模式上，西方国家更强调“科学”和“理性”，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进程中开创了相对独立的遗产管理制度、体系，遗产多由某一部级政府部门直接管辖，或将管理权交由某一机构管理。大多由一个专门上级部门统筹协调，化解保护与开发悖论。例如美国的直属于内务部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国家公园体系；意大利的中央政府垂直管理制度；英国的中介机构模式等。中国自古注重人与人的协调和统一，而不是对象本身的垂直管理，这使得中国的遗产管理以一种“多部门协调”的方式进行，最后“十八龙治水”，越搅越混。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和相关责任的交叉、行政分割等，使得中国文化遗产管理的多个部门管理、人为管理 、重复管理、最后出了事情谁都不管理。
第二，在修护和保护方式上，西方国家在维护遗产古迹注重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可持续性等，这充分体现了西方科学管理、尊重历史传统的思想。在日常的维护过程中，西方国家利用严谨的数据测量、技术分析等方式对遗产进行严格的保护，修缮，维修，谨慎性地重建等。针对不同的遗产对象，采取精细化的遗产保护技术方式。中国在维护遗产古迹时的原则是“修旧如旧，维持原貌”，往往将遗产本体与遗产环境割裂。甚至在旅游开发的商业驱动之下，拆了原真的“旧古董”，大量仿造和重建“新古董”，这不仅破坏了遗产本身所承载的历史和文化，而且使之成为了旅游开放商、地方政府追逐现实利益的工具，最后还要将这种污名强扣在“旅游管理”的头上。其实不是旅游管理本身拆旧建新，而是其他部门、行业、政府合谋拆旧建新，最后给“旅游管理”戴了一顶破坏文化遗产的坏帽子而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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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晓梅，朱海霞.中外文化遗产资源管理体制的比较与启示[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6（3）.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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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上：学者们常常用辩证思维来描述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用逻辑思维或者分析思维来描述西方人，尤其是欧美人的思维方式。在他们看来，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包含着三个原理：变化论、矛盾论及中和论。变化论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矛盾论则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矛盾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中和论则体现在中庸之道上，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适度的合理性。对中国人来说，“中庸之道”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甚至内化成了自己的性格特征。
与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不同，西方人的思维是一种逻辑思维。这种思维强调世界的同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同一性认为事物的本质不会发生变化，一个事物永远是它自己；非矛盾性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排中性强调一个事物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叫分析思维，他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像中国人那样追求折衷与和谐，而是喜欢从一个整体中把事物分离出来，对事物的本质特性进行逻辑分析。
正是因为思维方式取向的不同，在不少情况下，东方人和西方人在对人的行为归因上往往正好相反：美国人强调个人的作用，而中国人强调环境和他人的作用。比如心理学家彭凯平等人研究了美国人和中国人对两起谋杀事件的归因，就发现中国人倾向于把事件归于周围的环境，而美国人则认为是凶手本人的特征造成的结果。
可喜的是，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上述关于东西方思维差异的分析。通过对五百多名中国人思维方式评定结果的因素分析，发现他们的思维方式可以从五个维度来衡量：①变化性：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没有静止不动的东西；②矛盾性：世界并不是精确和清晰的，而是充满着矛盾的统一体；③折衷性：中国人喜欢中庸之道，不喜欢做极端的事情；5联系性：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脱离其他事物而独立存在；⑤和谐性：客观事物只有与其它事物放在一起的时候才有意义。至于西方人思维方式的维度，我们和国外的合作者正在进行探索性的研究，不过有许多实证研究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西方人的思维特征符合上述的分析。
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
东西方人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的差异，其根源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们可以借鉴美国著名文化心理学家尼斯比特的观点。他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发展有着各自的轨迹：西方文明建立在古希腊的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分析思维为特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则建立在深受儒教和道教影响的东方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辩证和整体思维为主要特征。尼斯比特从古希腊和古代中国入手，系统地阐述了东西方思维的产生渊源和特性。
首先，从社会背景上讲，古希腊社会强调个人特性和自由，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主的社会；而古代中国社会却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以集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这种不同的强调重点决定了相应的哲学信念，并导致对科学和哲学问题的不同回答。这些问题包括：连续与非连续性；场与客体；关系和相似性到分类与规则；辩证与逻辑等。
其次，从社会认知系统上讲，东西方不同的哲学和认识论在社会历史背景中建构了不同的心理学理论。中国人生活中复杂的社会关系使得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注意力用来关注外部世界，所以中国人的自我结构是依赖性的；相反，西方人生活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所以他们更有可能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客体和自身的目标之上。在这个社会认知系统中，社会组织对认知过程有着直接的影响，辩证和逻辑思维就是这种认知过程的特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特性一直保持下来，对生活在现在的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人的认知以情境为中心，西方人则以个人为中心；中国人以被动的态度看待世界，西方人以主动的态度征服世界。
最后，从生态背景上讲，中国文化基于农业社会，这种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等级社会，强调等级与和谐；而希腊文明则不完全依赖于农业，由于生态环境的原因，他们对狩猎和捕鱼的依赖较大，这些产业对个人特征的要求更高，所以与这种生态环境相适应，西方人的思维取向是个人式的，与中国人人际式的取向不同。这两种思维系统的维持和社会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二者是一种互相促进的关系：思维系统引领社会实践，同时社会实践也强化着思维系统。这一观点在尼斯比特的“思维地缘学”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体现，尼斯比特认为人类的认知并不是处处相同的，亚洲人的思维特性和西方人的思维特性截然不同。
尼斯比特的“思维地缘学”为我们认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提供了一个选择，但是这种理解只是一种宏观上的认识，他所提出的观点也只是近代地理学派关于文化差异的翻版。我们认为，要想更全面地理解上述差异，还必须对这两种文化系统做更深入的分析。这种分析应该考虑到历史、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韧性等诸多因素。
理解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意义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上：学者们常常用辩证思维来描述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用逻辑思维或者分析思维来描述西方人，尤其是欧美人的思维方式。在他们看来，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包含着三个原理：变化论、矛盾论及中和论。变化论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矛盾论则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矛盾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中和论则体现在中庸之道上，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适度的合理性。对中国人来说，“中庸之道”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甚至内化成了自己的性格特征。
与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不同，西方人的思维是一种逻辑思维。这种思维强调世界的同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同一性认为事物的本质不会发生变化，一个事物永远是它自己；非矛盾性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排中性强调一个事物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叫分析思维，他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像中国人那样追求折衷与和谐，而是喜欢从一个整体中把事物分离出来，对事物的本质特性进行逻辑分析。
正是因为思维方式取向的不同，在不少情况下，东方人和西方人在对人的行为归因上往往正好相反：美国人强调个人的作用，而中国人强调环境和他人的作用。www.133229.CoM比如心理学家彭凯平等人研究了美国人和中国人对两起谋杀事件的归因，就发现中国人倾向于把事件归于周围的环境，而美国人则认为是凶手本人的特征造成的结果。
可喜的是，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上述关于东西方思维差异的分析。通过对五百多名中国人思维方式评定结果的因素分析，发现他们的思维方式可以从五个维度来衡量：①变化性：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没有静止不动的东西；②矛盾性：世界并不是精确和清晰的，而是充满着矛盾的统一体；③折衷性：中国人喜欢中庸之道，不喜欢做极端的事情；5联系性：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脱离其他事物而独立存在；⑤和谐性：客观事物只有与其它事物放在一起的时候才有意义。至于西方人思维方式的维度，我们和国外的合作者正在进行探索性的研究，不过有许多实证研究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西方人的思维特征符合上述的分析。
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
东西方人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的差异，其根源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们可以借鉴美国著名文化心理学家尼斯比特的观点。他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发展有着各自的轨迹：西方文明建立在古希腊的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分析思维为特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则建立在深受儒教和道教影响的东方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辩证和整体思维为主要特征。尼斯比特从古希腊和古代中国入手，系统地阐述了东西方思维的产生渊源和特性。
首先，从社会背景上讲，古希腊社会强调个人特性和自由，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主的社会；而古代中国社会却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以集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这种不同的强调重点决定了相应的哲学信念，并导致对科学和哲学问题的不同回答。这些问题包括：连续与非连续性；场与客体；关系和相似性到分类与规则；辩证与逻辑等。
其次，从社会认知系统上讲，东西方不同的哲学和认识论在社会历史背景中建构了不同的心理学理论。中国人生活中复杂的社会关系使得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注意力用来关注外部世界，所以中国人的自我结构是依赖性的；相反，西方人生活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所以他们更有可能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客体和自身的目标之上。在这个社会认知系统中，社会组织对认知过程有着直接的影响，辩证和逻辑思维就是这种认知过程的特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特性一直保持下来，对生活在现在的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人的认知以情境为中心，西方人则以个人为中心；中国人以被动的态度看待世界，西方人以主动的态度征服世界。
最后，从生态背景上讲，中国文化基于农业社会，这种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等级社会，强调等级与和谐；而希腊文明则不完全依赖于农业，由于生态环境的原因，他们对狩猎和捕鱼的依赖较大，这些产业对个人特征的要求更高，所以与这种生态环境相适应，西方人的思维取向是个人式的，与中国人人际式的取向不同。这两种思维系统的维持和社会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二者是一种互相促进的关系：思维系统引领社会实践，同时社会实践也强化着思维系统。这一观点在尼斯比特的“思维地缘学”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体现，尼斯比特认为人类的认知并不是处处相同的，亚洲人的思维特性和西方人的思维特性截然不同。
尼斯比特的“思维地缘学”为我们认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提供了一个选择，但是这种理解只是一种宏观上的认识，他所提出的观点也只是近代地理学派关于文化差异的翻版。我们认为，要想更全面地理解上述差异，还必须对这两种文化系统做更深入的分析。这种分析应该考虑到历史、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韧性等诸多因素。
理解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意义
国际贸易就是国际间的商品和劳务的交换。由于人的购买行为是由需求决定的，而需求受文化背景制约，人们总是依照本民族的文化习惯、文化标准和风俗来审视和评价外来文化，在国际贸易这种跨文化的经济活动中，任何细节都无时不受到不同文化的冲击。所以说在国际贸易中，适应特定文化环境的企业就能抓住消费者的需求，取得巨大的成功，不能很好把握文化环境的特点和消费者的需求，其国际贸易活动就难以展开，可见能否适应不同国家的文化氛围是国际贸易成败的关键。在现代东西方国际贸易中影响国家间跨文化交际的文化差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东西文化反映在价值观上的差异
价值观是人们对好与坏、美与丑、值与不值、干净与肮脏、正确与错误、善良与残酷、公正与不公正、得体与不得体所进行判断的标准。价值观寓于人的思想之中，是控制行为选择的心理活动，是人们对周围的世界进行思考并使自己与之适应的活动。
东方文化注重“和为贵”，以“和”体现其最核心的宗旨。而在西方人的意识中，全局的观念比较淡薄，个人的利益是至上的。西方人在道义上没有东方人的背负，他们只知道为生存而奋斗;为利益而争斗;为欲望而决斗。获取个人利益是其社会行为的指南，也是其事业成功的支柱。
西方人尊重个人权力，向往自由，崇尚平等，他们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是一个任何人，无论出身贵贱，都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从头开始的社会，这一“平等”观念体现在行为模式中常表现为对陌生人甚至是家人的过份客气和礼貌，如对任何服务都要说声“谢谢”，作完报告也要说声“谢谢”，对待家庭成员甚至是晚辈也是“谢谢”挂在嘴边，连打个喷嚏也要说声“对不起”。
二、东西文化反映在思维逻辑上的差异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上，一般用辩证思维来描述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用逻辑思维或者分析思维来描述西方人，尤其是欧美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包含着三个原理:变化论、矛盾论及中和论。变化论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矛盾论则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矛盾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中和论则体现在中庸之道上，认为任何事物者街年在着适度的合理性。对中国人来说，“中庸之道”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甚至内化成了自己的性格特征。与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不同，西方人的思维是一种逻辑思维。这种思维强调世界的同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同一胜认为事物的本质不会发生变化，一个事物永远是它自己;非矛盾性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排中性强调一个事物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叫分析思维，他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像中国人那样追求折衷与和谐，而是喜欢从一个整体中把事物分离出来，对事物的本质特性进行逻辑分析。正是因为思维方式取向的不同，在不少情况下，东方人和西方人在对人的行为归因上往往正好相反:美国人强调个人的作用，而中国人强调环境和他人的作用。东方人信仰理想主义，重视主观看法。西方人则信奉现实主义，重视客观事实，一切以数据和事实为依据。
关键词：文化差异 文化认同 跨地域传播 维模原理
新闻传播中的文化差异是一个影响传播效果极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它从某种程度上左右了信息传播的效果。这是新闻传播学在进行效果考察及策略优化时必须考虑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广西对东盟的传播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有目的的跨文化传播现象，是以广西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向东盟文化进行“扩张”，并进行影响力塑造和美誉度包装的过程。为此，了解这个过程中的文化差异元素以及优化信息传播效果的认同度，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广西的地域文化与东盟文化的差异与认同作为具体的视角，分析了广西对东盟传播的策略。
文化差异与认同的学理阐释
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认为，对于一个民族、国家和地区构建起历史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集体的（或主体间的）文化变迁的过程，他通过对成员及外来者的表征来创造一个民族，这种表征则是通过撰写虚构的故事或历史，创作风景画和静物画，设计节庆和庆典来完成的”。同时，“这种历史在再现的过程中，致力于通过确定使其成为一个共同体的事物来建立集体的存在：抽绎出民族的性格，确定关键的历史时刻或重点地点。”①
文化差异与认同的基本界定。所谓的差异，是一个哲学上的概念。它是一个个体与另外一个个体矛盾的主要方面存在的个性特征，是一个体区别于另一个体的决定性因素。在本文中，文化差异重点是指信息传播的主体和客体由于所属的地理、人文环境及历史传承等因素不同所导致的文化层面的差异。文化的差异则表现在文化层面，可以为人感知的诸如风俗习惯、理念信仰、衣食住行等层面的差异，它具有历史传承性、相对稳定性和外在的感知性。在跨文化传播层面，则重点指的是那些带有审美价值、信息实用价值和娱乐功能的可以为人直接体验、获取并感知的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大文化的概念。
跨文化传播所追求的至高境界是传播的客体对主体的认同，即一种理念经过包括大众媒介、公关活动等在内的途径传播出去后所催生的客体对传播主体产生的倾向性态度、观念和行为上的强化或改变。在广西对东盟的文化传播中，它所可能细化出的标准是广西对东盟的经济投资环境、人文发展环境、历史文化继承、民族发展理念等整体的一个积极的评价，并在这个积极评价的基础上，触发东盟国家到广西旅游或者投资。
跨文化传播中的维模原理。“文化的维模功能是社会文化的基本功能之一。由于文化的这种功能的存在，在文化传播中，维模功能使文化圈对外来文化起到了一种选择作用和自我保护作用。外来文化有利于维护本土文化模式，便容易被接受，并被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营养补充到本土文化机体中去。”②文化的维模原理具有两重基本的含义：一是文化流动过程中文化圈对外来文化具有借鉴、吸收和认同的功能，这种功能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文化圈通过吸收外来文化的养分实现自我的提升和发展；二是文化圈对外来文化中的不利因素具有抵制、排斥和过滤的作用，它体现的是一个“文化警察”的角色。这两个基本的层面，都体现的是文化圈对外来文化的一种主动性和自觉性。
议程建构与文化移情原理。作为“议程设置”理论修正的“议程建构理论”认为：媒介发挥的角色更明确地说应该是一种“议程建构者”的角色，其过程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媒介强调某些事件，通过不同种类和数量的报道以有效地引起民众的注意，媒介这种初步的强调，会影响民众思想和言谈的内容；第二阶段，这些被引起注意的事件经过加工整理后，贴上“标签”，尽可能地与某些现实议程或民众关心的“热点”相连接；第三阶段，媒介将事件或议题与次象征符号相连接，使之变成与特定利益集团“挂钩”的鲜明的议题。③建构议程是通过巧妙的策划，将某些特定的信息嵌入到新闻事件的传播过程中，赋予某些新闻事件以特定的符号信息。
所谓的“文化移情是跨文化交际中主体和客体相互适应和情感沟通的重要方法。文化移情是既立足本土文化又超越本土文化基础之上的跨文化对话和交往，旨在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之间建立双向协调、双向互馈和双向建构的机制”。④文化移情原理告诉我们，在对外传播时，不可能仅仅将那些受众感兴趣的信息进行传播，而是需要通过专业的策划，使一些让受者不觉得很重要，但对传者很重要的信息嵌入到传播的议程中，进而扩大媒体报道所承载的信息内容。同时，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受众的反馈意见极为重要，互联网媒体的互动优势已经为受众的反馈铺平了道路。
广西文化特征的解构性分析
每个地区都有每个地区的历史与自然，这是决定该地与另外一个地区不同的最为重要的表现方式。对于一个地区而言，文化的差异是民族特色差异的前提，这也是对外传播的信息能够吸引观众注意的特殊卖点，也是提升美誉度和知名度的根本之所在。经过前文的理论分析，我们有必要首先对广西的基本文化特点、文化构成进行解构分析，在此基础上便于有针对性地运用文化差异的基本原理，去探索传播路径，改进传播策略，最终达到预定的传播效果。
广西对东盟文化传播的过程解构。文化的产生与一个群体、部落、甚至是城市的历史等因素有着较大的关系，每个地区因其地理环境、自然因素的差异，也会导致其文化层面的差异。同样，文化作为反映一个群体、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国家的一面镜子，也是其地理层面差异的表现，为此我们可以根据下图所示的广西对东盟文化传播的过程及文化认同进行分析。
根据上图所示，在广西对东盟的传播中，广西地域性文化是以整个中国民族文化为基础的文化内容，通过大众媒体手段传播到以东盟区域文化为背景的东盟受众中，这些受众获取文化后会产生一种批判性的吸收，甚至是文化的认同。在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过程有两个：一是东盟区域文化与广西文化产生了一种接近性，尽可能让广西在对外传播时了解受众的文化观念，便于媒体制定有效的传播策略；二是在信息传播后，如何达到强势的传播效果，让受众获得文化上的认同。
广西对东盟传播的文化内容解构。广西对东盟的文化传播，必然包含的意思有两类：一是广西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分子所具有的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精神特质，这是中华民族在团结一致、自强不息的数千年历史中积淀出来的与其他的国家和民族不相同的地方；二是广西地区所特有的文化特质，这是由广西地区所具有的特殊的人文、地理、历史等因素构成的，它主要包含广西的文化地理学层面的特质，自然生态景观层面的特质，多民族融合共处的特质，以及广西的人民所具有的风俗、习惯、礼仪、饮食、服饰等层面的特质。
广西对东盟传播的文化优势分析。广西所拥有的文化特点是我国其他省市地区所不具备的，它虽然不是我国历来的文化中心或者任何商业、政治中心，但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却形成了自己不可多得的文化景观。广西的这种驳杂、交错的文化派系相互融合，使广西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交流中心，而这正是广西对东盟进行传播的优势，它海纳百川却又不失其本色。
广西与东盟文化差异的表现
经济水平决定的文化差异表现。经济水平是从根本上影响一个国家文化特点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就越开放，越容易吸收和借鉴未来的异质性文化，而国家经济越不发达则对同质的文化有着更明显的倾向。新加坡是世界转口贸易、商业和金融发达的国家，对中国的国学、饮食，甚至是中医都有非常浓厚的兴趣；而与此相反，越南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它更容易接受广西的某些与越南有共性的文化内容，比如教育和科技。
地理环境决定的文化差异表现。虽然地理环境对文化不具有决定性，但却是一个影响文化特点和风貌的极为关键的因素。广西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影响了它文化的多样性，包括与湖南、广东、云南等地的影响而产生的湘楚文化、岭南文化、云南文化等多种文化的共融局面。此外广西沿海、沿边、沿疆又与东盟各国家有着复杂的海陆和内陆的经济、贸易往来，东盟各国与广西的文化又互相渗透，相互影响，因此广西的文化特质又包含了东盟各国文化的渗透性。
历史传承决定的文化差异表现。广西在历史上开发得较晚，历朝历代都被刻上了蛮荒的印记，因此在历史上，广西历来都是政治风云人物的流放之地，是带有顽强性格的部落群体逃难之所。这里汇集过柳宗元、苏轼等中原文化的先进典型，并将中原的纯正文化带入广西，培育了广西文化坚韧、顽强、激昂和深沉的文化特质。而东盟国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虽然也受到了中国儒、道等文化的影响，但并没有如广西那般深刻。广西文化所具备的这些特质对于开发今天的广西依然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广西对东盟进行传播的优秀内容。
广西对东盟的文化传播现状
东盟在地理位置上或与中国接壤，或与中国隔海相望，具有天然的地域接近性，我国与东盟所有的成员国都建立了外交关系。对于中国广西对东盟的传播而言，具有地理上的接近性和认同性。
广西对东盟的文化交流。目前，广西电视台已经在越南、老挝、柬埔寨等东盟国家落地，而2010年广西电视台国际频道正式开播，成为广西第一个电视国际频道，面向东盟各国进行定向传播，成为向东盟推介中国文化、商贸、经济、科技等信息的重要平台。同时，广西电视台也积极开展与东盟各国重要城市的合作，在推介广西的同时也向广西的受众推介东盟的文化，起到了传播的双向性和利益的双赢性。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对广西与东盟的文化交流较为重视，通过财政和政策的支持，鼓励开展诸如歌舞团出访东盟的“广西文化舟”活动，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广西旅游局持续举办东盟赴广西旅游等都对东盟游客推广广西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此外，诸如广西电视台所举办的“寻找金花”等通过电视的形式进行文化的渗透，绕开政治上的传播障碍因素，搭建了广西和东盟各国进行互动交流的平台。
广西对东盟的商贸交流。商贸交流也是广西对东盟进行文化传播的方式之一，近年来，广西各部门将商业活动提升到国家战略，上升到外宣的高度，站在国际化的平台上利用北部湾建设等机会，落实国家“三基地一中心”的工作都起到了助推广西与东盟合作的效果，诸如泛北部湾经济论坛等高端活动的举办，也为东盟的商业人士了解广西起到了搭建桥梁的作用。
自2002年11月4日我国与东盟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后，中国广西与东盟的商贸交流就不断地扩大，从2004年中国与东盟的“早期收获计划”到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建立，都是广西和东盟加强商贸合作与交流的巨大进步，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广西对东盟进行传播所起到的积极效果。
广西对东盟的新闻交流。广西对东盟的传播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方式是举办新闻类的专题活动，一方面这个活动将东盟的媒体界及宣传界的领导和精英召集一堂，通过论坛、研讨、会议、交流的方式了解东盟媒体和东盟受众对广西的期待，同时，此类活动又通过这些高端的与会者扮演起舆论领袖的角色，例如已经成功举办过四届的“中国东盟新闻部长会议”就是加强与东盟在传媒领域合作交流的重要途径，为在今后推进广西对东盟的传播起到了很好的助推作用。根据笔者的调查发现，“中国东盟新闻部长会议”所探讨的议题已经涵盖了新媒体发展、社会文化、经济科技等若干领域，这既是一个议题深刻的研讨会，又是一个东盟和中国广西媒体加强合作与交流，熟悉对方媒体运行原则的平台与机会。
以上是笔者在调研中发现的广西对东盟传播过程中做出的一些积极的努力，从近年来日益增加的东盟到广西旅游的游客来看，这些努力的确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广西对东盟的传播面临着不少的问题或者困难，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广西和东盟的新闻媒体之间的交流还没有很好的形成，而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新闻体制不同，在新闻价值的选择上经常会发生错位；与此同时，目前广西的经济实力和在东盟国家受众群体中的核心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广西对东盟的文化传播策略
广西对东盟传播所起到的积极效果包含了政府和各部门的努力，而在整个传播过程中，扮演着最为重要角色的当数中国-东盟博览会，对于广西而言，理所应当地利用这一平台借势造势，对传播的效果进行强化，但与此同时，对东盟的传播不能仅靠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举办，更需要文化、外宣、媒体等各个相关部门分别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优化传播路径，改进传播策略，最终实现广西对东盟传播更上一个台阶。
利用广西与东盟的文化渊源，寻找传播的共性。学界专家也在研究中指出：“在文化联系上，广西与东盟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人文渊源，尤其是泰国的泰族与广西的壮族，在血缘、语言、文化方面都有相通之处。在生活习性和文化传统上，东盟国家和广西有很多相似之处，容易引起东盟国家对广西文化的认同与共鸣，有利于加强相互间的文化交流。”⑤可见，广西对东盟的传播已经具备了天然的优势，而且根据东盟在广西高校读书的一些留学生的调查也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比如有留华大学生积极报名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志愿者等）。因此，当前我们通过对东盟的文化传播可以通过传播路径的优化和传播策略的改进来强化其效果，其一方面寻找东盟和广西文化的接近性，使传播的信息更容易被东盟的受众所接受；另一方面又利用广西文化和东盟文化的差异性来塑造吸引力。
运用广西文化的吸引力，助推广西文化的扩散。广西对东盟的报道必须考虑以下几个基本内容：首先是中国广西的文化特点哪些能够对东盟地区的受众产生兴趣，并融入东盟的文化，可以通过维模原理中的“文化吸引”功能顺利地让东盟的受众接受并认同广西乃至中国的整个民族文化。其次，在中国广西对东盟的传播中，需遵循求同存异的原则，除了那些具有兴趣共同点的文化色彩外，将中国的特色文化，特别是那些尚未被东盟受众群体所认知的文化进行推广，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内容。
通过中国广西对东盟的传播，将广西甚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精心地嵌入到媒体的报道中，使媒体在传递中国-东盟博览会相关信息的时候，附带大量对中国有利的文化元素。比如中国儒学、养生理念、中华民族的和谐观等，都从中国的文化精神和民族精神出发，嵌入了和平、友谊、团结、以人为本、和谐共处的文化理念。
整合对东盟的传播方式，扩大核心影响力。笔者认为，对于中国广西而言，需要整合媒体资源优势，发挥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事件效应，将中国广西的文化特点和经济、科技、教育的成果传播出去，为提升中国广西在东盟地区的区域影响力作出应有的贡献。在这一跨文化传播的操作中，笔者认为，强化传播效果要重点发挥东盟十国中来广西旅游的游客（舆论领袖）、博览会参展商、东盟媒体记者的二级传播效应。同时，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各大媒介形态中，广播媒体和互联网媒体具有跨地域和跨文化传播的优势，除了开设中国-东盟博览会官方网站的外文版外，更应该发挥媒体的舆论优势，建立受众面更为广泛的对东盟传播的专门平台，通过发挥网络受众信息获取的主动性和受众的主动参与性，使信息的传播更为精准，同时，利用网络媒体的互动优势，可以将SNS、Web2.0等的互联网技术手段运用到网络信息的传播及反馈上。同时，除了网络平台的运用外，广播媒体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传播渠道，它具有信息传播速度快、投资小、覆盖面广的特点，因此，笔者建议有必要整合广西的广播媒体资源优势，根据中国广西地区的文化资源特点，对东盟各个国家展开有效的信息传播，从而拓展传播平台，整合资源优势，强化传播效果。
修正媒体报道偏颇，促使东盟受众态度改变及强化。国外的媒体、受众由于受不同的文化背景、新闻价值观的影响，可能会在报道或者获取信息的时候产生一定的偏颇。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三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向国外媒体提供关于中国-东盟博览会、广西文化、中国的民族文化的相关介绍，采用背景资料的方式对国外媒体的从业人员进行广西文化的“培养”；二是广泛利用互联网、广播媒体、海外广告等方式采用多种语言形式对普通大众进行广西文化的宣传和普及，以消除因为文化差异而造成的对广西文化的误解；三是需要我们通过各种途径尽可能地去培育国外记者的兴趣观念，可以组织东盟国家的专家、学者、媒体等话语精英到广西旅游、参观、举办论坛，引导他们对中国的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通过他们的话语优势，引导更多的受众对中国广西的文化产生兴趣。
结语
广西对东盟的传播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尝试，并且已经在逐步的操作中建立起了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重点平台的对外传播途径，而广西电视台和广西的文化部门也逐渐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对东盟传播的方式。为此，笔者结合文化学和新闻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对广西的文化特点和外宣优势做了细致的分析，认为广西对东盟的传播工作必须站在国际传播的高度，以文化中的共性寻找效果的认同，以文化中的差异性寻求传播的吸引力，发挥媒体、政府的积极助推作用，整合多种媒体手段，实现广西对东盟的有效传播。
注释：
①阿雷恩·鲍尔德温[英]：《文化研究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163页。
②张国良：《传播学原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223页。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5-0065-05
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代表著作《哲学研究》中指出：“在大多数――尽管不是全部――使用‘意义’一词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这样解释‘意义’这个词：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在他看来，词语的意义取决于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用法，只有在语言游戏中才能获得。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也指出，“意义的变异性不论在过去或现在其实就是语言的本质”，“意义的变异性呈现出不同的经验以及对经验的解读，且以互相关联却又互相冲突的形态持续下去”。他通过对一些基本词汇的考察，揭示词汇内涵的多样性和变异性。威廉斯之后，梳理关键词逐渐成为一条重要的研究路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维特根斯坦的语境原则与威廉斯的关键词研究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处，二者都强调词语意义的变异性。本文对西方后殖民批评中“他者”的考察，借鉴了维特根斯坦的语境原则和威廉斯的关键词研究方法。“他者”具有深厚的哲学背景和丰富的内涵，表现出三种不同的属性：一为差异性，这是它在印欧语系中的基本意义；二为建构性，主要表现为“他者”对主体的建构乃至掌控；三为从属性或次要性，相对于高一级事物而言，低一级事物往往被认为是“他者”。这三种属性又紧密联系在一起，与其说人们在三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它，不如说在不同的情况下使用这个词的侧重有所不同。在西方后殖民批评中“他者”的三种属性都有所体现，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意义和所指。只有仔细辨别后殖民批评中“他者”的不同内涵，指出其中的细微差别，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后殖民批评。
萨义德于1978年出版的《东方学》使后殖民批评在西方学界得以正式确立。如同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指出的，女性被男性建构为“他者”，萨义德的《东方学》也揭示了一种类似的文化现象，即西方将东方构建为“他者”。“女性他者”和“东方他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处于一种对象化的从属地位。《东方学》之后，东方作为从属性的“他者”形象为人们广为接受。但如果详加辨析，我们可以发现，萨义德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着“他者”一词。
东方“他者”首先体现出的是一种绝对的差异性。萨义德在《东方学》开篇即指出，东方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形象之一”；树立作为“他者”的东方，“有助于欧洲（或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东方他者的差异性被看作是绝对的和扩大化了的，东方学“扩大了熟悉的东西（欧洲，西方，‘我们’）与陌生的东西（东方，‘他们’）之间的差异”。在西方人眼中，东方被排除在“人类经验”之外，是一个与自身完全不同的异类。随着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欧洲（西方）凭借军事和经济实力，不断向海外殖民扩张。东西方之间逐渐表现出一种越来越明显的不平等关系。与西方相比，东方往往处于弱势或边缘的地位，沦为从属性、次要性或边缘性的“他者”。东方“他者”经过了一个“以其弱代替其异”的过程。东方“他者”的差异性和从属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两种属性的赋予都源于欧洲（西方）主体的权力话语。而东方学正是这种权力话语的集中体现。东方学获得巨大进展的时期也正好与欧洲殖民扩张的历史相吻合，往往直接服务于殖民统治，至今仍与西方帝国主义密切相关。而东方被这套学术话语的框架所控制，更可悲的是，现代东方也参与了其自身的“东方化”（他者化）过程。
萨义德既反对将东方看作完全不同和神秘的“绝对他者”，更反对将东方看作从属性或次要性的“奴性他者”。他所认可的是适度的“差异他者”。一方面，他指出在不同文化之间具有差异性的他者的存在是必要的。他者的存在有利于不同文化身份的建构，有利于不同文化的共同发展，“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他希望人们能尊重他者的差异性，并善于接纳他者，在心灵中“积极地为一种外来的‘他者’创造一个场所”。这种意义上的“他者”具有积极、正面的意义，他者与主体之间的交流是双向和平等的。另一方面，主体与他者之间既有差异也有共性，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共同属于“人类经验”的一部分。他倡导以人文主义超越民族和文化的边界，欧洲（西方）将东方平等对待，将东方和东方人的经验视为人类共同经验的一部分；东方也以人文主义来反抗西方的压迫和控制，东方学的解决之途不是“西方学”，东西方之间实现平等的唯一解决途径在于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是我们反抗种种扭曲人类历史的非人性行径和不公正现象的唯一武器”。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萨义德实际上是在三种意义上使用着“他者”一词，即绝对差异性的“他者”、从属性的“他者”以及适度差异性的“他者”。其中，前两种“他者”是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后一种则是在肯定的意义上使用。从“他者”三种意义的使用上，体现了他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思考。萨义德的《东方学》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萨义德学术身份受到质疑：他是否属于他所批判的东方学传统是一个问题；其次，东方学话语的同质性论断有失偏颇，应当承认许多西方的东方学家为延续和发扬东方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再次，人文主义解决之途体现出一种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以源自西方的学说来摆脱欧洲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优越论是相当困难的。此外，在《东方学》中，萨义德忽视东方的文化反抗，同时对性别、阶级等因素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忽视。尽管《东方学》存在一些瑕疵，但萨义德指出东方不平等的“他者”地位，揭示东方学话语与帝国主义的合谋，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后殖民批评空间，为人们重新认识和思考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许多启示。《东方学》中存在的一些盲点和问题，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得到了某些补充和修正，后殖民批评也在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人那里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在萨义德《东方学》的基础上，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理性批判――迈向消逝当下的历史》不再仅仅局限于东方学学术话语或是与殖民地相关的西方著作，而是选取西方的学术经典，深刻揭示西方学术话语在哲学、文学、历史和文化等各领域中表现出的欧洲（西方）中心主义，进一步戳穿西方学术和道德话语的虚伪。其中斯皮瓦克对康德哲学的解读显得格外重要。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谈到崇高时指出：“事实上，没有道德理念的发展，我们经过文化教养的准备而称为崇高的东西。对于粗人来说只会显得吓人。”“粗人”一般指未经文化教养者。斯皮瓦克坦承对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作了“误读”，她认为此处指的是奴隶或土著，因为在康德看来，他们还没有获得主体身份，是自然的而不是理性的存在。她在《判断力批判》的另一处找到了更明确的证据，康德写道：“如草对于牲畜来说，牲畜对于人来说，都是作为后者的生存手段而必要的：而我们看不出人的生存究竟为什么是必要的（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所想到的是比如新荷兰人和火地岛人，那就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回答了）：于是我们就达不到任何绝对的目的。”斯皮瓦克指出，“在康德的思想中，主体具有地理政治上的区别”，澳大利亚土著人和印第安人难以思考“人为什么存在”诸如此类的问题。康德等哲学家看似思考的是全人类的问题，其实代表的是欧洲资产阶级的利益.欧洲主体成为了全球的立法者，向外推行西方的文化、政治、宗教、法律便成为一项重大使命和文化工程，从而将西方的殖民侵略和统治合法化。殖民地人民的主体地位被预先取消，成为沉默的“他者”。
同时斯皮瓦克指出早期后殖民批评中的性别盲区，扩大了“底层”的定义。将第三世界妇女纳入“底层研究”之中，包括中上层妇女。在斯皮瓦克看来，subaltem一词极富弹性，并不简单指某一受压迫阶层或群体，而是泛指没有自主支配的权利、没有向上流动途径、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而前殖民地或第三世界广大女性明显具有这些特征。斯皮瓦克指出，印度的民族独立并未给妇女带来平等和解放；致力于“底层研究”的学者们也忽略了她们的存在和反抗；西方女性主义者将自己作为全球女性的代言人，遮蔽了第三世界女性的差异性，剥夺了她们的话语权，“在殖民生产的语境中，如果底层阶级没有历史，不能说话，那么，臣属者女性就被置于更深的阴影之中了”。因而臣属者女性被双重（乃至三重）边缘化了。斯皮瓦克以印度女性反抗殖民主义的历史叙事为例，指出女性的反抗活动被排除在官方的历史叙事之外，在底层研究小组中也被贬低为只是工具性的，“男性底层人和男性历史学家在这里达成一致见解，即繁殖的性别是一个异类，极少看作公民社会的组成部分”。官方的历史学家和“底层研究”小组的成员都只是将女性作为从属的“他者”来看待。政治和历史再现体制抹去了她们的声音和地位。她们并非不能说话.但即便以死来言说，她们的声音也无法被听到，成为完全沉默的“他者”。
如果说“底层研究”小组将后殖民批评引向了殖民地社会内部的阶级阶层分析，那么斯皮瓦克则将后殖民批评引向了对殖民地社会内部的性别问题的思考，丰富了单纯的东方“他者”，扩大了“底层研究”的领域。批评视角由外部转向内部，由阶层延伸到性别，这也是后殖民批评合乎逻辑的发展。但斯皮瓦克后殖民理论中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例如她对康德等人的哲学解读有矫枉过正之嫌。西方学术话语可能带有种族（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甚至与殖民扩张相联系，并为殖民统治所用。但过分强调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对立，或盲目排外、完全抛弃西方的知识体系，既是不可取的，也是不现实的。西方的殖民扩张无疑意味着侵略、杀戮和掠夺，但随之而来的先进思想文化，客观上促进了当地社会的进步。例如，斯皮瓦克以寡妇自焚为例，试图说明女性的声音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争论中被淹没。而印度寡妇自焚陋习之残忍尤甚于古代中国女性的裹足。尊重人的生命和尊严已成为现代社会人类遵循的基本价值之一，不管是否出于殖民者统治需要和文化控制的目的对这些陋习加以禁止，客观上都应加以肯定。此外，斯皮瓦克将女性视角引入后殖民批评，涉及到民族解放与女性解放的优先性问题。在民族解放过程中，民族问题往往成为主要矛盾，性别、阶级问题被置于次要位置乃至被遮蔽，往往是由情势所迫。
霍米・巴巴一方面认同萨义德所提出的。东方处于一种从属的“他者”地位；另一方面将主体与他者、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关系阐释为一种双向的矛盾关系。西方与东方、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不是单向的权力关系，权力并非为殖民者所有.被殖民“他者”也并非完全被动和无能为力。围绕这种矛盾复杂的关系，巴巴提出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概念，如“模拟”、“混杂”、“第三空间”等等。
在《模拟与人：殖民话语的矛盾性》一文中，霍米・巴巴将拉康关于“模拟”的论述运用于殖民地的文化分析之中。一方面，“模拟”表现了殖民者确认他者、改造他者的欲望。殖民者力图改造殖民地文化，要求被殖民者“模拟”自己，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而为了达到改造的目的.殖民者必须首先学习殖民地语言、努力适应本土的文化传统，这就必须对西方权威文本进行翻译、阐释甚至修正。殖民话语在转译过程中就会造成“缺失”，使殖民话语的矛盾冲突更加明显。另一方面。被殖民者是“不合适的（或不可侵占的）”主体，既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他者，也是具有差异性的主体。通过模拟，被殖民者与殖民者“几乎相同却又不完全相同”，模拟构成了对殖民者“‘规范化’知识和规训权力的内在威胁”。模拟既是殖民者推动殖民权力运作的手段，也是被殖民者抵抗殖民权力的手段，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都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之中。
霍米・巴巴的成长背景和生活经历让他更关注社会内部的“少数群体”。在斯皮瓦克和“底层研究”小组的基础上，霍米・巴巴将后殖民批评的思路进一步引向社会内部。转向对美国非裔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杜波依斯理论的研究，关注社会内部的少数群体，尤其是“少数群体中的少数群体”。他指出，“少数群体”的出现源于社会内部出现“自我”与“他者”的划分，并且少数群体内部可能会根据不同形式的社会差别和歧视，再次出现“自我”与“他者”的划分，即杜波依斯所指出的“种族歧视中的种族歧视，偏见之中的偏见”，少数群体中的少数群体再度边缘化，形成不断衍生的“他者”。并且，少数群体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前殖民地国家或第三世界，也存在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中。霍米・巴巴借鉴了杜波依斯所提出的“准殖民地”概念，指出即使在当今的伦敦、巴黎和纽约仍然存在一些处于“准殖民地”地位的群体，如“居住在大城市贫民窟里的劳工、美国的黑人群体，不但他们的身体被隔离，而且他们在法律和风俗方面也受到精神上的歧视……所有这些人占据着真正的殖民地地位，构成了少数群体问题的核心和本质”。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批评视线由“东方”转向“西方”社会内部。如前文所指出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并不是单向的权力关系，同样，少数群体也并非完全消极被动的“他者”，相反，霍米・巴巴指出：“对我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少数群体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变成少数群体是一种诗意的行为”。在他看来，少数群体可以产生一种新的批评视角。重新思考自由平等、民族国家和全球化等重大问题。在尊重差异性的基础上，少数群体可以形成一种跨文化的联盟，建立多元共存的人类文化，因而少数群体的联盟更能准确地表达全人类的意志，更有可能找到解放人类文化隔阂的有效方法。
霍米・巴巴进一步阐释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矛盾复杂的关系，丰富和发展了后殖民批评，但是他过分依赖精神分析理论。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描述为一种固定模式，不可避免地忽视了一些社会历史因素，同时这种模式也淡化了东西方事实上的不平衡和不平等的关系。霍米・巴巴所说的被殖民者对殖民当局的文化反抗，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无意识的、无力的本能反应。他对少数群体的思考体现了西方后殖民批评由关注“外部殖民”转向关注社会“内部殖民”的趋向。他将少数群体看作诗意化的存在，但如何确定少数群体联盟就能代表全人类的意志，又如何确定少数群体能形成一个牢固的联盟，并且在这个联盟中不产生新的少数群体呢？
四
从以上解读和分析可以看出，“他者”在西方后殖民批评中经历了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在《东方学》中，萨义德主要考察的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东方他者经历了一个由异到弱的过程，侧重强调东方“他者”的从属性、边缘性及其所处的不平等地位，倡导东西方在人文主义的指引下尊重彼此的差异性。斯皮瓦克运用解构策略，对西方学术话语和帝国主义制造“他者”的合谋作了更为深广的分析，并引入女性视角，突显前殖民地（或第三世界）女性作为沉默“他者”的历史和现状，丰富了单纯的东方“他者”的概念。大致而言，萨义德和斯皮瓦克都侧重强调西方话语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东方“他者”的文化抵抗。而霍米・巴巴则将主体与他者、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关系阐释为一种双向的矛盾复杂的关系，同时提出少数群体问题，将少数群体看作不断衍生的“他者”。从“他者”一词的变化可以看出西方后殖民批评的发展脉络：由东西方文化交流问题转向对社会内部多种问题的思考。由“外部”到“内部”，由单一到多元。
二、英美文化内部差异及其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3）06-0083-04
一、引言
胡文仲先生《超越文化的屏障》一书里，第五章的标题是“不用语言也能交流”，这里的交流就是人们常说的非语言交际（Nonverbal Communication）。非语言交际涉及对输出者或接收者来说具有潜在信息价值的一切非言语因素，包括手势、身势、眼神、面部表情、服饰打扮、身体的接触、讲话人之间的距离等[1]，而沉默就是这些非言语因素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正如胡文仲先生所言：“说一个人沉默不语，并不是说这个人无所表示，沉默本身就具有意义。”[2] 沉默可以传达丰富的信息，在人们极喜极悲的时候想要找到合适的语言表达内心的感受实在是难之又难，语言的苍白、无力通常会让人们选择沉默。事实上，沉默和停顿都是“语空”的表现形式。它们是广义语言的一种，只不过是一种音量为零的语言。因此，沉默，这种表面看起来和语言相对的行为却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语言。沉默有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同时也传递着特定的文化内涵，并能反映出不同民族各自具有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沉默的使用因文化而异。一般说来，东方文化把沉默看得比语言还重，而西方文化则相反。”[3] 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对沉默的不同理解，误会时有发生。
二、沉默行为跨东西方文化之差异
尽管沉默行为已经引起了很多国家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语言学家的重视，但在实际交往中，在对待沉默的态度和理解上，东西方人却依然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整体上来看，西方人认为沉默是一种非常消极的交际方式，是对别人的不尊重，甚至是侮辱。在他们眼里，沉默传达的通常是抗议、拒绝、冷漠、厌恶等。而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和日本人则认为沉默是一种积极的交际方式，保持沉默通常是为了表达敬意、顺从、思考和顾及别人面子等。下面将通过不同的背景和场合观察沉默行为在东西方文化中的差异。
（一）沉默在工作中的差异
在东方，作为一种积极的交际方式，沉默在人们的工作过程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大部分人信奉“沉默是金”的古训。比如在会议上，领导发言后经常会问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建议。尽管大家心里装着不少点子，但当场大部分人都是保持沉默，好像一开口说话就会冒犯领导似的。在这种情况下沉默是为了显示对领导的尊重并保全其面子。当领导对下属进行严厉的训话时，下级总是低着头沉默不语，这是对领导的尊重和畏惧。另外，领导也经常在下属面前保持沉默，这一方面显示了其威严，另一方面则是提醒下属领导就是领导，他们比普通员工地位高。在西方，情况经常是全然相反。在电视、电影上人们经常会看到员工和领导以及员工和员工之间为了某一个方案在开会时争得面红耳赤。领导从来不会因为某个员工提出和自己不同的观点而对其怀恨在心或给其穿小鞋。恰恰相反，在西方，大部分领导都希望能从下属那儿听到不同的声音，他们认为“真理越辩越明”，鼓励大家要有创新意识。在西方，领导有时候也会对下属训话，但下属的反应和东方则差别很大。如果领导“所言极是”，他们会耐心聆听并和领导交流自己当初的想法，共同分析所犯错误的原因。如果领导“所言不是”，他们则会当场指出，根本不会涉及“面子问题”。总之，在西方，领导和下属的地位是平等的，领导不是高人一等，下属有发表自己观点的自由，领导见了下属也会主动打招呼，和他们打成一片。
（二）沉默在学习中的差异
在东方，教师的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这在课堂教学中通常体现为教师是课堂上的主人，在讲台上滔滔不绝讲一节课，学生是听众，他们会非常安静地倾听，有时闷头记笔记。遇到自己听不懂的，一般也不会当堂向教师提问，就算个别学生对一些问题有自己的想法，他们也会选择在课下和教师单独交流。其实教师在课堂上也经常会照顾学生的感受并给他们创造一些发言的机会，比如教师通常会问：“大家哪里还有什么问题吗？（或者Do you have any question？）”，但提出问题之后，教师看到的通常是几乎全班学生的沉默和非常刻意的目光躲避。这种情形让很多初次来东方国家教授语言的西方教师感到不可理解。西方的课堂尤其是一些讲英语的国家的课堂上，在东方人看来有点秩序混乱，因为在讲课的过程中学生可以随时打断教师的讲话并发表自己的见解。这让很多去西方留学的东方学子感到西方学生太粗鲁，不尊敬教师。而大部分东方学生在课堂上的沉默也令西方教师和学生认为他们对教师所讲的内容不感兴趣，态度冷漠，置教师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三）沉默在涉及政治问题中的差异
在很多西方人看来，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是极少谈论政治的。笔者在和一位前不久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教师聊天时，他谈到美国人对政治尤其感兴趣。很多美国人都问过他这样一个尴尬的问题：“你在你们国家可以随便说话吗？”一个简单的提问却反映出在美国人的眼里中国人很少谈及政治。事实是否如此呢？当然美国朋友口中的“随便说话”指的应该是言论自由。中国人当然有言论自由。但拥有含蓄美的东方人，很多时候把自己对政治的态度隐藏在心底深处，适时地“三缄其口”。因为他们担心“言多必失”、“祸从口出”。虽然在当今的东方，像日本、韩国、印度等多党制国家，媒体在批评政府、曝光领导人贪腐及绯闻等方面与西方并无多大差异，就是在中国，情况也非昔日可比。但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一般人对一些政治上的敏感问题保持沉默在东方国家确实极为常见。在西方国家，人们认为政治是和自己的生活和利益息息相关的。在美国，很多人直言不讳地批评历届政府发动的战争，认为战争给很多无辜的人带来了灾难。对于总统大选，美国人也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甚至很多报刊也会披露一些鲜为人知的选举内幕。
（四）沉默在商务谈判中的差异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加强，各国之间的商贸往来日益频繁，东西方在商务谈判中的接触也越来越多。在商务谈判过程中，东方人常表现出镇静、自信、优雅和耐心，处理问题时讲究以静制动。比如中国人经常会用沉默表示礼貌和尊重。但在不同的情况下，沉默所表达的含义又相差甚远。沉默可能表示认可，可能表示对某问题有看法，也可能表示不同意某条款。这自然使得对沉默持有消极态度的西方人难以接受。他们经常滔滔不绝地阐明自己的条件和要求，一旦遇到对方沉默，常会摸不着头脑，想当然地认为对方或许在拒绝，或许要讨价还价，再或者是对谈判项目缺乏兴趣。于是，在这种他们看来有点僵持的紧张气氛中自己往往会主动做出退让，同意对方开出的非常苛刻的条件，或者未等对方提出条件自己就以很高的价格买入或以较低的价格售出。
（五）沉默在日常交际中的差异
作为一种及其重要的非语言交际形式，沉默在东方人的日常交际中频频出现，表达的含义也极其丰富。在家庭生活中，夫妻之间的矛盾时有发生，一方的沉默通常会给另一方冷静思考的时间，与此同时，紧张的气氛可以得到缓解！在东方当父母和子女有观点冲突时，父母通常认为自己有经验、是权威，子女就应该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而子女们在拗不过家长的情况下，经常采取的方式就是沉默不语。很多家长会以为孩子是在静静聆听他们的教诲，愤怒和不满会随着孩子的沉默而烟消云散！因此，在东方父母的眼里，西方的孩子大多都极其叛逆，因为他们很少逆来顺受！和父母意见相左时，也会条理清晰地讲出自己的态度和理由！西方人在与朋友相处时也非常直接，优点会当面赞扬，缺点也会当场指出，这让语言表达委婉含蓄的东方人通常不太习惯，因为东方人在日常交际中会特别注意“面子问题”，希望别人给自己台阶下，所以也特别会为对方考虑。即便是最好的朋友，在表达不满或建议时，他们也会仔细考虑自己的措辞！当然，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处理上述几种日常交际中的问题时，沉默与否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当事人的性格，并非所有的东方人都内敛，不张扬，也非所有的西方人都会直言不讳。但整体而言，东方人在日常交际中选择沉默的频率远远大于西方人，而且通常情况下沉默在东方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居多，而在西方人的日常交际中，情况往往恰恰相反。
三、造成沉默行为东西方差异的原因
纵观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不难发现东西方对沉默行为持有不同的态度和理解，东方人相信沉默具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魅力，西方人则信奉“雄辩”和“口才”。这种差异经常会导致双方跨文化交际失败。那么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有哪些呢？下面笔者将从语言观、价值观和语境交际类型三方面对其进行分析。
（一）东西方不同的语言观
虽然当今社会东方人学英语、西方人学汉语的热情都异常高涨，但东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造成了语言观的巨大差异。在深受儒家、道家以及佛教思想影响的东方， 无言或少言被广为倡导和称颂。中国人强调“慎言”、“少言”， 宁可不说，也不愿言辞有误，日本人更是认为“一切邪恶自口出”。《道德经》中老子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并主张“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孔子主张“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教育其弟子少说话， 多做事。这些千年古训使得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具有内敛、隐忍、与世无争等特质，交际中常用沉默表达微妙的、具有东方特色的含蓄之意。
但自古希腊时代起，语言在西方人眼里就是探索和表达真理的工具。《新约》中有这样的记载：“泰初有言，语言与上帝同在，语言就是上帝。”西方人普遍信奉上帝，既然“语言就是上帝”，可见他们对语言的重视程度了。人们非常熟悉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是通过演讲、辩论来说服他人或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语言是雄辩的工具，而“雄辩就是力量，因为雄辩好比深谋远虑”。无论是政治大选还是日常交谈， 西方人都是通过语言展示自己的才华。因此在西方，语言是延伸自我影响和改造他人的工具。这就难怪西方人会认为沉默是一种消极的交际行为，传递的是拒绝、冷漠、不尊重、不感兴趣甚至侮辱等信息。
（二）东西方不同的价值观
东方文化素以礼貌、谦让、平和、中庸而著称，东方人一般崇尚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服从集体。因此，东方人喜欢凡事大家共同努力，办事讲究稳妥、谨慎。在集体面前，为顾全别人面子，个人即便有不同的意见也不急于当场提出，通常以沉默表示保留意见或事后再单独与人沟通。所以在东方，沉默很多时候都是一种积极的交际策略。而西方人则推崇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强调个人权利和个性解放，因此西方人喜欢标新立异，追求自由、创新和冒险。在公众面前，他们喜欢发表不同意见，对别人观点直接攻击，讲话不留情面，从不拐弯抹角兜圈子。英文有谚语“Speech is the picture of the mind”（言为心声），这正体现了西方人认为只有说理和争论才能使自己的观点被人了解或接受。他们认为与“雄辩”比起来，“沉默”太被动，是一种极其消极的交际方式。
（三）东西方不同的语境交际类型
Hall根据信息传播对于环境的依赖程度将语境交际类型划分为高语境交际（High-Context Communication）和低语境交际（Low-Context Communication）。Hall认为在高语境交际中信息的意义寓于传播环境和传播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中，即绝大部分信息或存于物质语境中，或内化在个人身上，极少存在于编码清晰的被传递的语言中。这也意味着，在高语境交际文化中的人们对微妙的环境提示较为敏感。而在低语境交际中，信息的意义通过语言可以表达得很清楚，不需要根据环境去揣摩推测，即交际过程中产生的信息量中的大部分由显性的语码负载，只有少量的信息蕴涵在隐性的环境之中。这意味着，在低语境交际文化中的人们习惯侧重用语言本身的力量来进行交际。[4]
根据以上理论，我们不难发现东方文化属于高语境交际文化，东方人用语比较含蓄、平实、有节制，感情一般不会不加掩饰地流露出来。在东方，人们除了利用语言获取一些信息外，很多非语言因素会传达更加丰富的信息，沉默就是东方人最常用的非语言形式之一，正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与东方文化相对的西方文化尤其美国文化是一种典型的低语境文化。在低语境交际文化中，信息的传递必须通过详尽的阐述，信息的交流必须清楚且具体。因此大部分西方人在与别人交往过程中需要详细的背景知识，大多数信息都必须明明白白地表达出来。这就难怪很多西方人遇到东方人的沉默就一头雾水，不知所措了。
四、结语
从形式上看，沉默是与言语相对的静默无语或超过一定时间限制的言语中断，所以它是非语言交际众多形式中的一种。但它在言语交流中与言辞有着同样的作用，并且与言辞相互协同，相互补充。虽然沉默的形式在东西方文化中没有什么差异，但由于东西方有着不同的语言观、价值观和语境交际类型，人们对沉默的态度和理解却有着天壤之别。这些差别体现在人们的工作、学习、政治问题、商务谈判和日常交际的方方面面。我们必须重视这些差别，并充分理解沉默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传达的信息价值，克服各自的文化定势。只有这样，跨文化交际意识才能增强，跨文化交际中的误会和冲突才能减到最低程度。
[参考文献]
[1] 李杰群. 非言语交际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71.
[2] 胡文仲. 超越文化的屏障——胡文仲比较文化论集[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79.
当今开放条件下，便利的交通和发达的通信技术条件使得不同文化背景的两个群体之间的接触交流机会越来越多。然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会有不同的行为方式、价值体系以及思考方式等相对固定的处事模式。那么，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日常交流或者商业谈判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起因或是东西方高低语境文化差异，或是不同等等。本文首先阐述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起因；然后拿美国和中国作为典型的东西方文化国家的代表阐述东西方文化的不同；最后，得出结论。
一、东西方文化差异起源
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古希腊推崇以人为中心的文化主题，人的个性和自由被放在重要的位置。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后，人格和自由得到了深刻的贯彻。因此，西方国家以个人主义为主导。在古老的东方国家，传统儒家文化处于主导地位。在集体与个人以及整体与地方的关系中，东方国家更倾向于集体与整体。对待个人以及集体利益的态度这是一种明显的东西方文化差异。
朱筱新（2003）说，作为东方国家的起源的一个重要国度，古代中国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在中国古代的农民崇尚自然，认为自然环境和气候对作物生长和丰收具有首要的作用。而在古希腊，经济依托商业、航运和手工业发展。许多希腊科学家对几何学、物理学、数学和天文学等方面都表现出极大的天赋，这种“工业文明品格”促使西方人自觉维护自身利益，有助于西方人形成追求自由，平等，独立奋斗的生活态度。
另一方面，地理环境是造成东西方文化差异的重要因素。河流和肥沃的土地孕育了东方国家文明。相比之下，希腊半岛和爱琴海群岛是西方国家的主要文明发源地。中西方国家的自然环境有着明显的区别。首先，东方文明的摇篮是一个河流流动的地方；西方文明的摇篮被大海包围。其次，东方国家以肥沃的土地为基础，可以种植谷物；在西方国家，贫瘠的土壤可以种植橄榄和葡萄。东西方国家因地理环境的差异影响，从而导致东西方文化不同。
二、中国和美国的差异
美国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有一些典型的文化特征。例如，美国人因不严格遵守礼节而出名。例如，他们上下级之间，父子之间打招呼时都会直呼其名，比较随意。在美国，人们看重个人的实际表现而不是身份和地位，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使人们更容易沟通。相反，中国对于注重礼仪在世界上都是很闻名的。中国礼仪制度起源于夏商周王朝，繁荣于唐代和宋代，发展到下一个时期，最终形成了一个复杂而有序的体系。中国人很少直呼长辈和领导人的名字，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禁忌现象。当中国人和美国人交流时，他们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中国人可能不明白为什么学生可以直接称呼老师的名字，在他们看来，这是非常无礼的；美国人无法发现中国人如此关注细节的原因，美国人可能认为这太做作了。
在美国，“DIY”是一种受人尊敬的生活方式。梦银（1997）指出，在美国，无论他们的身份或地位，人们做事情爱自己动手，这种风俗与美国人的先锋精神有关系。而在中国，情况正好相反。人们做事情喜欢借助外力，不太喜欢亲力亲为。一方面，一些中国人为了显示他们的身份和地位，仆人。另一方面，一些人寻求休闲。当中国人和美国人相互交流时，他们可能会因为双方的这种差异产生分歧。
美国有一个低语境环境。美国人喜欢自由直接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没有必要在简单的事实面前增加额外的修辞。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学习上，美国人都喜欢直接表达自己。然而，和美国差别很大的是中国国内为高语境环境。中国的高语境文化源于儒家思想，大多数时候，中国人用修辞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谦虚，笨拙等。在高语境文化中，更高的群体归属感和认同感需要通过大量的问候来维持和加强。这种明显的高低语境差别可能会导致中国人和美国人在沟通时产生误会。
在人们高度重视社会等级的国家里，人们会特别注重位置的安排来表示对客人的尊重。除了在正式的外交场合外，美国人很少会注重地位等级。无论在家里，还是在车上，美国人通常没有一定的规则来安排座次。杨同宝，郑洁（2009）认为中国人非常关注座次，家宴首席为辈分最高的长者，最后总是最低的一代，而准备付款的人坐在左边。当一个中国人被邀请到一个美国家庭做客时，他或她希望坐在门对面的位置上向美国人问好。事实上，美国人用右手安排他们的风俗以显示平等和亲密。中国人可能会被忽视和不受欢迎，导致误会产生。
三、结束语
总之，由于地理环境，对待人性自由的态度以及经济依托等方面的差异，当西方人与东方人交流时，不同的文化背景使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思考，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因此，减少他们之间的误解，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是非常必要和有用的。它可以帮助西方和东方人更有效地沟通和轻松的同时加深自身的文化素养。
【参考文献】
[1] 朱筱新. 论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形成及特点[J].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03，17（4）：1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