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府在农业保险发展中的定位问题
农业风险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区域性和系统性，决定了农业风险的弱可保性，各国政府在农业保险的发展中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明确政府在农业保险发展中的定位和职责，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行为边界，是农业保险有序发展的关键要素。首先，立法建议三:修改《农业保险条例》第4条，明确农业保险的监管机构是国务院保险监督机构，而与农业保险相关的部门，如财政部门、林业部门、民政部门、国土资源部门、税务部门等，则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负责农业保险的推进工作，建立农业保险相关信息共享机制。这里需要注意，政府对农业保险(除了国务院保险监督机构外)主要是政策引导和政策支持，是推进而不是管理职责。其次，政府对农业保险实行财政补贴。从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性和准公共产品的特征，政府应当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但是，实际操作中，应当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财政补贴的分担主体问题。《农业保险条例》第7条，明确财政部对农业保险标的予以保险费补贴，但对地方政府的保费补贴是“鼓励”，而根据2012年1月财政部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做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工作的通知》，农业保险保费财政补贴的分担主体应当是中央、省、地市县三级政府。这不仅使立法内容冲突，而且实践中，一些农业生产比重较高的地区，政府财政负担较重。因此，立法建议四:修改《农业保险条例》第7条。“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投保的农业保险标的属于财政给予保险费补贴范围的，由财政部和省级政府按照规定给予保险费补贴，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商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制定。国家鼓励地方人民政府采取由地方财政给予保险费补贴等措施，支持发展特色农业保险。”同时，应当通过颁布《实施细则》，明确保费补贴的具体对象，是补贴投保人还是补贴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机构?明确保费补贴的内容是基于毛保费还是基于纯保费?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的经营费用和再保险费用是否在保费补贴的范围之内?
三、农业保险的原则问题
我国《农业法》第46条明确农业保险实行自愿原则，《农业保险条例》第3条第二款也规定了农业保险“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进”的原则。虽然自愿投保符合我国财政负担能力和保险机构的承保能力，但作者认为，鉴于农业保险的重要性，同时考虑到我国农民文化水平、风险意识和保险意识普遍较低的状况，若完全实行自愿原则，很可能发生农民拒不投保或不愿投保的现象。立法建议五:可以考虑将农业保险按照保险标的分为基本险种和非基本险种，基本险种实行强制保险，主要针对农业生产比重较大、关系国计民生的种植业。基本险种的强制保险可以保障农民最基本的经济收益，维护主要农产品的稳定和安全问题。而对于非基本险种，如养殖业和畜牧业等，可以实行自愿保险。并采取适当的措施，如加大宣传、提高保费补贴、信贷投放与参加保险与否挂钩等，增强农民投保积极性。自愿投保与强制投保相结合的原则，既考虑到了我国财政和保险机构的可承受能力，也考虑到了农业保险风险保障的范围和有效性。
四、农业保险合同的特殊性问题
《农业保险条例》在“农业保险合同”一章，对农业保险与商业保险进行了区分:1．考虑到农户分散性、单个农户投保成本较高的实际情况，《农业保险条例》第10条对投保人的参保形式进行了灵活规定，除了可以自行投保，还可以由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村民委员会等单位组织农民投保。对集体参保的，对其参保程序和理赔环节进行了规范，强化信息公开的要求。2．农业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特殊性。农业保险具有政策性的特征，因此，《农业保险条例》第11条至第15条规定了农业保险合同的特殊性，更强调农业保险机构的义务和投保人的权利。第11条规定了农业保险合同当事人在合同有效期内，不得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的变化而增加、减少保险费或者解除保险合同;第12条规定了农业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机构的及时勘察、及时定损义务，为了简化理赔程序，允许保险机构和投保人约定定损方式，包括抽样定损和其他方式;第13条明确除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机构不得主张对受损的保险标的剩余价值的权利;第14条和第15条规定了保险机构的如约及时赔偿义务和如约足额赔偿义务。通过权利义务的倾斜配置，实现农业保险的政策性。
五、农业保险经营管理制度的特殊性
《农业保险条例》第三章“经营规则”，第17条至第24条规定了保险机构经营农业保险应当遵循的特殊经营规则。主要包括:第17条经营农业保险的市场准入制度，明确经营农业保险的资质需要经过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和条件认定;第18条规定了保险机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规则以及农业保险业务与其他业务分开管理、单独核算的基本原则;第19条规定了对保险机构拟定的农业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的规范以及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审批或备案管理机制;第20条规定了农业保险业务的准备金评估、偿付能力报告编制、相关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应当符合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或相关部门制定的具体规则;第21条赋予保险机构委托基层机构协助办理农业保险业务的权利以及委托规范;第22条规定了保险机构妥善保存农业保险查勘定损原始资料的义务和禁止性规定;第23条规定了保险费补贴取得和使用的相应规范;第24条规定了对被保险人保险金的保护。立法建议六:应当对农业保险监管管理制度予以立法规范，具体规定农业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法定职责，比如审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的市场准入，保险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审查农业保险合同条款和保险费率，监督农业保险经营者的农业保险活动，筹集、管理和使用巨灾准备基金等，使农业保险监督管理活动有法可依。
1.以政策调整为主、法律调整为辅的时期（建国以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这个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建国以后到""开始之前。这一阶段，由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农业问题所处的重要地位，加上三大改造任务较重，国家政权需要进一步巩固，农业法制建设虽然也有起伏，但总体来看，特别是建国初期，党和国家还是比较注意运用法律手段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建国初期，为了解决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创建和巩固各级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党和国家对法制建设是高度重视的。当时的立法重点首先是制定有关国家机构的基本法律以创建和巩固人民政权；在农业法制建设方面，又侧重于变革、调整生产关系的立法。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保护农民的经济利益和私有财产、保护农民已得的土地所有权、实现耕者有其田以及恢复和发展农林渔牧业生产等作了明确规定。为了保证这场翻天覆地的农村生产关系的大变革能够有步聚、有规则、有秩序地进行，中央人民政府在新解放区全面展开之前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1950年6月），从而在两年多时间里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了，把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改革为农民个人所有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第八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国家指导和帮助个体农民增加生产，并鼓励他们根据自愿的原则组织生产合作、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为了把中焕发出来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组织起来，增强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1953年中共中央了"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建议"，到了1955年夏秋，全国性的农业合作化出现高潮。为了正确引导合作化运动，进一步改革农业生产关系，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于1956年3月、1956年6月制定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在这两部章程中，都规定了自愿互利、退社自由、民主办社的原则和制度，因此，在合作化前期，农业得到了比较平稳的发展。但到了合作化后期，章程中的这些制度和原则受到了破坏，特别是1958年在全国推行的大规模的化运动，严重破坏了农村生产力，造成粮食大幅减产，农民生活严重困难，国民经济被迫调整。为了纠正"一平二调三整顿"的"共产风"，党中央于1961年3月制定了《农村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工作六十条"），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农村工作六十条"虽然没有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法律，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为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保障和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阶段，""时期。这一阶段，整个法制建设遭到破坏，农业法制建设也不例外，农业领域几乎没有制定过新的法律、法令。
这个时期农业领域的法律、法令，经过清理，现行有效的已经不多，主要是：农业税条例、屠宰税暂行条例等。
这一时期农业领域立法的主要特点是：前期比较重视，农业立法的针对性比较强，注重解决当时存在的实际问题，不拘泥于法律的结构要求和完整性；法律语言比较通俗易懂，但形式、章节体例等不太规范；基本上没有设定法律责任，法律的贯彻实施主要是依靠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信。后期受到严重破坏，农业法制建设停滞不前，农业管理主要依靠政策、行政命令和指令性计划进行。
2.既依靠政策调整、又依靠法律调整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农业的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80年代，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重点是稳定和和逐步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生产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并以此为基础逐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农村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1985年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发［1985］1号)，提出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1.987年中央下发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通知，提出了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以及对个体经济和私人企业的方针。进入90年代以后，党和国家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通过政策手段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突出抓好粮棉生产和"菜篮子"工程，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业投入，推进科教兴农战略，保障和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到了90年代后期，为了适应我国农产品供给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的新形势，党中央及时作出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要判断，提出新阶段发展农业与农村经济，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由过去主要追求产量增长转到在保持总量平衡的基础上，更加突出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全面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因此，中央在部署2000年农村工作时，进一步作出了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的重大决策，并对结构调整的内涵作了深刻的论述。2001年中央更加明确地提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把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基本目标。今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购买力水平，是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
在依靠政策调整的同时，党和国家还十分注重运用法律手段来保障和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就农业立法而言，截止2002年3月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19件，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62件(现行有效)。可以说，我国农业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框架已经基本形成。主要是：(1)为保障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维护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制定了农业法；
(2)为加强农业资源和环境保护，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制定了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水法、水土保持法、水污染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防沙治沙法等法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草原防火条例、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野生植物保护条例、森林采伐更新管理办法、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森林防火条例、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等行政法规；
(3)为促使农业科研成果和实用技术尽快应用于农业生产，促进农业的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制定了农业技术推广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
(4)为减少农业自然灾难，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制定了防洪法、气象法、动物防疫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等法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防汛条例、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等行政法规；
(5)为保护和合理利用种质资源、防治病虫害，制定了种子法、种畜禽管理条例、农药管理条例、兽药管理条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6)为规范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高农业组织化水平，制定了乡镇企业法、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7)为规范农产品流通和市场交易，制定了粮食收购条例、棉花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粮食购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等行政法规；
(8)为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制定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
除这些规范农业领域的专门法律、行政法规外，还有54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100多件行政法规涉及农业、农村或者农民问题。如：民法通则、民族区域自治法、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执业医师法、节约能源法、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征收教育费附加暂行规定、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等行政法规。
总之，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农业领域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从总体上来看，这些法律、行政法规对规范、引导、保障和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农业行政执法不断加强，行政执法水平逐步提高随着农业领域法律制度的不断建立、完善，农业领域的行政执法不断得到加强，农业行政执法水平逐步有所提高。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包括土地管理、森林保护、植物检疫、渔政管理、畜禽防疫检疫、种子管理、农机监理和农业环境保护等在内的农业行政执法体系，在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保障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进程的不断推进，各级涉农行政机关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完善行政执法程序，整顿行政执法队伍，逐步将行政执法本身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三)农业行政执法监督不断加强各级涉农行政机关在自觉接受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行政复议等行政系统内部的层级级监督和政纪、审计、财政等专项监督。一些地方和部门还认真研究、积极探索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上级行政机关推动下级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推动行政机关合法、公开、公正、高效执法。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我国农业法制建设，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相比，同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客观要求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在立法方面，有些亟需的法律、行政法规还没有制定出来；有些法律、行政法规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比如，有些法律、行政法规带有计划经济的痕迹，体现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的原则不够，对农民权益保护、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服务不够；有些法律、行政法规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不能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有些规定针对性不强等。在行政执法方面，农业行政执法主体和执法行为不够规范，多头执法、多层执法，执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比较突出；有些行政执法部门"自费"执法，执法权力与利益挂钩，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执法犯法、徇私枉法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些乡镇干部的法治观念还比较淡薄。同时，行政执法的监督机制也还不够健全。
二、对加强农业法制建设的几点认识和体会
我国的农业法制建设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里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总结多年来、特别是最近几年的工作经验，在加强农业法制建设方面，我们有以下几点粗浅的认识和体会：
(一)农业法制建设在整个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这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我国人口多，耕地少，近13亿人口中有9亿多是农民，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这是最基本的国情。农业不仅为我们提供生存的必要条件，而且为工业提供主要原料。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状况关系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关系到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定。没有农业的发展和发达，就难以实现现代化，就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农业的发展固然离不开自然条件、技术条件、劳动力资源，但也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环境。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对促进农业发展、保障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只有加强农业法制建设，不断为农业的资金投入、科技投入和农产品的产、供、销、运等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才能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才能保障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二)农业法制建设要以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为中心
一是，农业法制建设要有利于促进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通过农业立法，进一步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制度，长期稳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税费改革；深化以市场取向为目标的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发展农产品销售、储运、保鲜等产业，发挥各类中介组织的作用；理顺水资源管理体制，建立合理的水价形成机制，提高用水效率。
二是，农业法制建设要尊重经济规律，有利于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确定合理的利益格局，改革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建立健全国家对农业的宏观调控机制。无论是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要素的配置，还是农业生产活动，都必须尊重经济规律，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本身存在着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农业生产活动和农业资源有其特殊性，农民这一弱势群体还没的成为成熟的市场主体。这就要求我们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加强对农业的宏观调控，充分发挥宏观调控机制的作用。农业领域立法只有充分尊重市场规律，保障市场机制在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要素的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并强化国家对农业的宏观调控力度，才能进一步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确保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三是，要依法强化对农业的投入和扶持，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于农业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我国农业生产手段又比较落后，农民生产技术水平不高，从事农业的比较效益较差，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仍然是一个脆弱的产业；农民的经济实力较弱，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农民也必然是一个弱势群体，尤其是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将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面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作为弱质产业的农业和弱势群体的农民，更需要国家在世贸组织规则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农业和农民的特别保护。
(三)农业法制建设要体现改革的精神，把体制创新摆在突出位置
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还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推进。改革也是革命，必然触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诸多领域深层次的矛盾，涉及错综复杂的权利和利益关系，在前进中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和矛盾是难免的。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越来越需要运用法律、法规推进整体的和配套的改革。就农业领域而言，影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体制问题。适应这一新的形势，农业法制建设、特别是农业立法要注意体现改革的精神，把体制创新摆在突出位置，突破影响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通过加强农业法制建设来规范、引导、促进和保障农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建立运转协调、灵活高效、政策透明、管理科学的农业管理体制，使农业行政管理职能切实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调整农业行政组织结构，实行精兵简政。要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调整职责权限，明确职能分分，相同或相近的职能交由同一个部门承担，克服政出多门、多头管理、多层管理的弊端。
(四)农业法制建设、特别是农业立法要体现党中央有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一系列重大决策
我国的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并以磅礴之势迅速推向全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认真总结20多年来农村改革积累的丰富经验，把党中央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法律化、制度化，对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自觉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进一步推动农村乃至全国的改革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要通过立法程序，把符合我国国情，符合广大农民的意愿，符合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党在农村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特别是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上升成为法律、法规，使农业、农村问题立法进程同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的进程相适应，以确保党的农村政策的长期性、稳定性，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保持农村的稳定，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从而进一步增强广大农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信心，提高党和政府在农村中的威信，从根本上保障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
(五)尊重客观规律，开源与节流并举，利用与保护并重，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促进和保障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农业生产具有不同于其他产业的特点，除了劳动力和生产工具外，自然要素是其必不可少的条件，生产意味着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意味着向自然界的索取，而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有些是不可再生的，有些虽然可以再生但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为了保证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利用最少的资源生产出最多的产品，就必须认真研究和正确处理农业生产中对自然要素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关系。这既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更是农业领域立法中应当高度重视的问题。我们只有正确处理好这个关系，实现农业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农业生产才能持续发展；反之，我们就可能受到大自然的惩罚。比如，长期形成的漫灌的农业灌溉方式，不仅浪费了大量水资源，而且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最终导致了水资源的短缺和土地盐碱化的加重；再如，由于管理不力，长期以来超载放牧、滥砍乱伐，导致了草场的退化和环境的恶化，最终使我们尝到了沙尘暴的恶果。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农业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和合理使用仅靠生产者自身是难以实现的，必须依靠国家的引导，有些必须依靠法律的强制。这就要求我们在设定基本的法律制度、措施时，不仅要考虑生产的需要、农民的利益，更要考虑这项制度、措施是否符合自然规律，是否符合自然要素自身的特点和要求；不仅要考虑到这项制度、措施在本行业的积极作用，还要考虑到它的确立和实施是否会对其他相关行业产生消极影响，把一项具体制度、措施放到整个农业领域、农村经济的大局乃至国民经济大局和农村社会稳定中去考虑。做到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害相较取其轻。
(六)善于运用政治的观点分析、解决"三农"问题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要把我国的的事情办好，必须首先解决好农民问题。农民与农业、农村又是密不可分的，因此，说到底，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又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根本性问题。研究和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必须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以国家的根本利益为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大局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客观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农业的发展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农村的稳定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农民的富裕关系到国家的富强。这就需要我们从全局的高度，通过建立健全有效的法律制度，积极稳妥地解决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稳定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并且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强化执法监督，努力为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稳定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三、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新任务，进一步加强农业法制建设需要研究处理好的几个问题
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着许多新的形势和任务，主要是：国内农产品的生产相对过剩，粮棉等重要农产品均出现阶段性的供大于求；农产品价格大幅下跌，农民增收难度大；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业布局不合理；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小，科技含量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不高；除园艺、水产品和部分畜产品外，主要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弱。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农业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外国农产品大量涌入，直接影响国内农产品的生产和价格，供大于求的矛盾将会更加突出；原有优势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出口难度会增大；农民增收将进一步放缓，农村劳动力就业将受到一定的影响。
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总的来说是有利有弊，利弊共存，既有机遇，又是挑战。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关键是要正视现实，抓住机遇，以积极的态度迎接挑战。我们考虑，就农业法制建设来说，应当根据"趋利避害、减少冲击、善用权利、扩大出口"的总体思路，充分反映世贸组织规则确立的基本原则，建立一套既有利于保护和支持农业发展，又有利于促进农业市场化公平竞争的农业法律制度。既要注重农业实体方面的立法，更要注重农业程序方面的立法；既要注重农业资源保护和农业生产安全方面的立法，更应注重有关市场主体、农业支持与保护、农产品贸易和农业利用外资等方面的立法；既要履行世贸组织规则，又要灵活、综合地用足用好世贸组织规则以及其中的例外条款，把农业发展与扩大农产品出口、增收农民收入、实现农村稳定结合起来。具体来说，需要研究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充分利用世贸组织规则，进一步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建立和完善我国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强化市场体系建设，尽快建立适应加入世贸组织新形势的农村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一是，通过法律手段进一步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强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积极应对入世挑战的根本性措施。通过农业区域布局调整，优化资源配置，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构建有一定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带；通过农产品结构调整，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安全水平，切实提高我国农产品的质量竞争力；通过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通过农村就业结构调整，加快转移农村劳动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今后，农业法制建设就要体现新形势下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要求和目标，促进和保障这一战略性调整的顺利进行，从而使我国农业发展达到一个新水平，整个农村经济形成一个新局面。
二是，建立健全我国农业支持和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一方面，要利用《农业协议》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健全农业保护措施立法。同时，要利用《农业协议》例外条款，健全农业间接保护措施立法。主要是：(1)建立健全援助贫困地区的法制制度。利用世贸组织规则中的"绿箱政策"实现政府对贫困地区援助计划下的合法支付，进一步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援助力度，促进贫困地区尽快脱贫致富。当前，我们面临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加强对西部大开发立法工作的研究，通过立法为西部大开发创造良好的投资和发展环境。(2)建立健全农业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重点加强面源污染的控制、改善农产品生产环境，通过实现政府在环境计划下的支付，达到为农业提供多种支持的目的。(3)建立健全农业灾害救济方面的立法。通过对自然灾害的救济支付，保障农业生产者的最低利益。(4)完善农业投入方面的法律制度。要加强农业设施建设方面的立法研究，加大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利用世贸组织规则中的"绿箱政策"，"黄箱政策"和"微量允许标准"条款，建立健全农业投资援助和补贴方面的立法，通过对农业结构性缺陷的支付补偿，为农业生产者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和技术服务，特别是要重点研究改革农业补贴的方式、环节、对象，将原来流通环节的补贴，重点转移用于生产环节，并补贴给农业生产者。(5)加强农业保险方面的立法研究，通过政府支持，降低农业生产风险，保障农民收入。同时，还要抓紧完善农产品进出口管理、农产品质量标准、动植物检疫、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和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等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
三是，通过法律手段规范和培育农产品市场主体，强化市场体系建设，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在坚持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不动摇的前提下，不断探索新的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培育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生产、经营主体，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和规模经营；加强农业合作社方面的立法研究，通过政府对合作社提供的合法补贴，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尽快研究制定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引导、鼓励和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提高农民在市场竞争中的组织化程度；注重对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市场主体的培育，鼓励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到国外创办农业企业；建设重点小城镇，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促进农民就业；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扶持龙头企业、专业组织和市场中介组织等市场主体，实现农业的规模效益；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尽快形成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建立和完善土地流转制度；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业竞争能力。
四是，通过法律手段促进建立适应加入世贸组织新形势的农村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通过法律手段促进和保障以粮棉为重点的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流通市场；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修改和制定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切实减轻农民负担；通过法律手段促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改善信贷服务，鼓励投资农业。注意加快改进和完善农业保险法律制度，改变农业保障水平低、保险索赔难的状况，切实保障和支持农业发展；通过法律手段保障和促进农业技术推广体制改革，消除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推广应用农业先进适用技术，为农业生产者提供优质的技术服务，降低农产品生产和流通成本.
(二)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切实贯穿于农业法制建设中，重视生态保护和环境建设
自然资源是最重要的农业秤要素。农业领域的许多立法项目涉及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问题，有些立法本身即属于典型的自然资源立法，如森林法、草原法、水法、水土保持法、野生动物法等。现行农业领域的一些资源立法由于受立法时认识的局限，未能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1992年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要求人类在利用环境和资源的过程中认真协调好社会、经济和生态等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这是人类认识和发展战略的一个重大转折。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问题，专门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和有关的行动方案，并明确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在相关的立法中引入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市场机制要求的法律调整手段，突出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协调与统一。但是，如何在农业法制建设中全面体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三)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在农业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我国现行农业领域的法律、行政法规，许多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制定的。由于当时，改革还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转变、并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这些法律、行政法规必然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色彩，比如：以行政权力配置资源，忽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导致自然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注重对资源的一般性管理，而对资源的资产性管理重视不够，导致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得不到真实的体现，使资源性资产长期处于粗放利用的状态，浪费比较严重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高度重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实行自然资源的有偿使用，显化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建立自然资源使用权流转制度，充分发挥价格杠杆的作用。农业法制建设如何全面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以及如何强化政府对农业的干预和宏观调控，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协调和统一，需要我们进一步认真研究。比如，如何使农业承包成为合理配置农业生产力和生产要素的重要手段，以促进农业生产要素流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如何实行水资源的有偿使用，充分发挥取水权转让在合理配置水资源中的积极作用；如何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完善投入机制和补贴方式；如何提高农民在市场竞争中的组织化程度等，需要在将来的农业立法中认真处理、逐步完善。
(四)应对科技发展所引发的新的法律问题，运用法律手段引导和规范农业科技进步
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特别是信息和生物技术所引发的高科技革命，给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法律问题。法律在为科技进步创造良好环境的同时，应当积极引导和规范科技的发展。农业科技要发展，法律保障必不可少。当前，在农业立法领域，迫切需要高度重视并抓紧研究科技发展给农业带来的影响，特别是负面的影响。兴利除弊，因势利导。既要利用最新的农业科技成果造福人类，又要避免其对环境和人类可能产生的危害或潜在的危害。建立、健全促进和规范农业科技发展的法律制度和措施。在农业科技领域，农业生物技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特别是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出现，使生物体遗传性状发生了重大改变，为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的变革，也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而可能对人类健康以及生态环境带来一定的危害。这已引起科学界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并直接影响到生物技术的向前发展和广泛应用。建立生物技术安全管理法规以及科学、合理的安全评估体系和防范措施，成为世界各国生物技术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课题。目前，我国已经制定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方面的行政法规和配套规章，建立了安全评价、进出口管理和标识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和措施。但是，如何进一步落实好这些制度和措施，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五)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加快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加入世贸组织对农业的挑战，从根本上讲都与农业管理体制有关。农业对外开放实际上是我国农业进行以市场取向为改革目标的继续和延伸。应对农业加入世贸组织，必须加快农业管理体制的改革，为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创造必要的体制条件。要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转变农业行政管理职能，从过去的农业生产管理，向提高农业生产的竞争力转变，从计划管理和行政干预转变为提供"绿箱"公共物品服务，从过去的单一产量目标，向增加农民收入、质量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重多目标转变，从过去的农业政策管理，向农村发展综合规划转变，强化政府在农业领域的统筹协调与宏观调控职能，减少对农业经济事务的行政性审批，做到政企分开。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理顺农业领域的行政执法体制，合理配置行政执法权，防止多头执法、多层执法，提高农业领域的行政执法效率。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收支两条线管理和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的规定，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六)研究、借鉴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世贸组织成员运用法律手段调整和支持农业的成功经验，完善我国农业法制
世贸组织成员、特别是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成员在运用法律手段调整和支持农业方面有一些比较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参考、借鉴。一是，通过严密的法律制度和措施来干预、支持和保护国内农业，实施对农业的宏观调控。例如，美国在罗斯福新政时期就制定《农业调整法》，通过立法并在法律的框架内强化政府对农业的干预。在美国，不管民主、共和两党谁来执政，法律始终是政府干预农业的重要手段。1996年的《美国联邦农业发展和改革法》，就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支持和保护法案。该法案通过无追索权贷款和农产品销售贷款确立了农产品销售保护价制度；通过制定促进农产品出口计划、潜在市场开发计划以及市场发展计划等贷款或援助形式帮助本国农产品提高国际竞争力。二是，在法律的框架下，对农业政策进行调整，从法律上明确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例如，1998年的《欧盟2000年议程》，通过将价格支持补贴转为对贫瘠低产地区农业发展、环境保护和市场营销的支持来保护成员国的利益。韩国的《世贸组织履行特别法》规定对受加入世贸组织影响的农民进行补贴。三是，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宏观调控和强化执法等实施对农业的干预。例如，在美国任何组织一旦发展到足以实施行业垄断或者价格垄断的时候，司法机关就会以"反垄断法"为由，强制将其分解或者责令其退出，但只有农业合作社是个例外。也就是说，农业合作社在规模和市场价格的形成方面不受"反垄断法"的限制。四是，利用世贸组织规则和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本国农民和农业经济组织的合法利益，促进了整个国内农业经济的良性循环。印度诉美国、欧盟对大米、海产品进行不正当限制案件就是利用世贸组织规则解决贸易争端的著名案例。
以上是我们在工作中的一点粗浅认识和体会，不妥之处，欢迎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附件
截止2002年3月底，在农业领域，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通过的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共19件，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62件（现行有效）。具体情况是：
1.在种植业、养殖业、动植物检疫、农业环保、农业科技、乡镇企业和农村合作经济方面，制定法律10件、行政法规24件。主要有：农业法（1993年7月2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农业技术推广法（1993年7月2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种子法（2000年7月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土地管理法（1986年6月25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根据1988年12月29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修正，1998年8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修订通过）、草原法（1985年6月18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渔业法（1986年1月20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根据2000年10月31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决定》修正）、乡镇企业法（1996年10月29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动物防疫法（1997年7月3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1991年10月30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野生动物保护法（1988年11月8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1979年2月10日国务院）、兽药管理条例（1987年5月21日国务院，2001年11月29日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兽药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公布）、渔业法实施细则（1987年10月14日国务院批准，1987年10月20日农牧渔业部）、土地复垦规定（1988年11月8日国务院）、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使用办法（1988年10月9日国务院批准，1988年10月31日农业部、财政部、国家物价局令第一号）、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1989年7月3日国务院）、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1990年6月3日国务院）、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1991年12月7日国务院）、植物检疫条例（1983年1月3日国务院，1992年5月13日根据《院务院关于修改＜植物检疫条例＞的决定》修订)、农业化学物质产品行政保护条例（1992年12月25日国务院批准，1992年12月26日化学工业部）、草原防火条例（1993年10月5日国务院）、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1993年9月17日国务院批准，1993年10月5日农业部令第一号）、种畜禽管理条例（1994年4月15日国务院）、基本农田保护条例（1994年8月18日国务院，1998年12月27日国务院重新公布）、乡镇煤矿管理条例（1994年12月20日国务院）、野生植物保护条例（1996年9月30日国务院）、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1996年12月2日国务院）、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1997年3月20日国务院）、农药管理条例（1997年5月8日国务院，2001年11月29日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农药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粮食收购条例（1998年6月6日国务院）、粮食购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1998年8月5日国务院）、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1年1月4日国务院，1998年12月27日国务院重新)、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1999年5月29日国务院，2001年11月29日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01年5月23日国务院公布）等。
2.在林业方面，制定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6件（其中3件属重复统计）、行政法规14件（其中3件属重复统计）。主要有：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1981年12月13日）、森林法（1979年2月23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原则通过试行，1984年9月20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根据1998年4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决定》修正）、野生动物保护法（属重复统计）、种子法（属重复统计）、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属重复统计）防沙治沙法（2001年8月31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1982年2月27日国务院）、军队营区植树造林与林木管理办法（1982年12月20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1985年6月21日国务院批准，1985年7月6日林业部）、森林采伐更新管理办法（1987年8月25日国务院批准，1987年9月10日林业部）、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1987年10月30日国务院）森林防火条例（1988年1月16日国务院）、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1989年12月18日国务院）、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1992年2月12日国务院批准，1992年3月1日林业部）、城市绿化条例（1992年6月22日国务院）、植物检疫条例（属重复统计），自然保护区条例（1994年10月9日国务院）、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属重复统计）、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属重复统计）、森林法实施条例（2000年1月29日国务院）等。
学者们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对现代农业发展做了许多有针对性的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是从内涵、发展水平、发展模式、口标与途径、面临问题与对策等现代农业的诸多方面进行研究探索，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口前，我国学者评价现代农业发展水平主要采用模型法、参数比较法、数据包络法和多指标综合测度法，其中多指标综合测度法由于测度过程规范、结果直观、经济意义明确、可操作性强而得到广泛应用，最为常见的多指标综合测度法包括主成分分析法、聚类分析法、灰色关联分析法、多元分析法、滴权法和综合指标体系法等方法[2-3]。多指标综合测度法对分析结果影响最大的是评价指标体系选择，口前国内学者提出的现代农业评价指标体系观点不一，多达20多种。由于指标体系的构建不同，同时指标权重赋值具有一定的主观随意性，使得测量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甚至同一测量体系由于所赋权重不同结果也会出现差异，如齐城川、李树明等的测量结果就是最好的证明。同时，单独对某一地区测量出来的现代农业发展水平普遍偏高，如徐贻军等对湖南的测量结果相对其他学者较高困。
为了说明不同指标体系及层次分析法的赋值差异对测量结果的不同影响，笔者综合了部分具有代表性的省份的测量结果进行比较。综合前人相关研究，从表1可以看出:①不同评价体系与指标赋值使测量结果存在较大差异。一般情况下，随着经济不断发展，现代农业发展水平也会不断提高。表1中2003,2006和2007年各地区现代农业发展符合这一趋势，但2008和2009年的测量结果却呈下降趋势，显然与学者的测量指标体系选择不同有关。甚至同一测量体系由于所赋权重不同结果也会出现差异，2006和2008年相同指标体系下的测量结果不同就是最好的证明。②同一评价体系与指标赋值下的测量结果一致反映了我国现代农业发展水平东高西低之势。学者们无论使用哪种评价体系与指标赋值，都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即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呈不断下降梯度趋势。③单独对某一地区测量反映出来的现代农业发展水平普遍偏高。表中学者们对河北、福建、江苏、湖南和湖北单独的测量结果均高于其他综合测量结果。
现有的研究成果对该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也要看到，由于受到对现代农业发展认识不同及数据可获得性的影响，学者们在评价体系选择与指标赋值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是影响现代农业测量结果的关键因索，有待学者们进一步探讨与完善。同时，尽管对江西现代农业发展水平测量也有涉及，但缺乏针对江西发展特点的单独指标体系设计与测量。因此，笔者借鉴前人的研究方法，针对江西农业发展特点设计指标体系，对江西及各地区现代农业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和分析，以期为政府制定现代农业发展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2江西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实证分析
2.1基于AHP法的评价指标及模型构建
2.1.1基于AHP法的评价指标体系及数据来源。结合江西农业发展特点，将江西现代农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确定为4个一级指标和18个二级指标。一级指标包括农业投入水平、农业产出水平、农村发展水平和农业生态水平;二级指标是对一级指标的细化，包括劳均耕地面积、劳动生产率、农民人均纯收入、森林覆盖率等18个评价指标。采取层次分析法(AHP)和专家打分法确定各评价指标相应的权重，采用“1一9”标度法，计算出各级指标权重，并用一致性指标计算公式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由于原始数据的量纲不同，该研究采用标准值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所采用的标准值确定主要参考国内相关研究文献，既考虑了中国发达地区水平，也参照了国际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全国现代农业发展水平指标原始数据主要来自于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江西现代农业发展水平指标原始数据主要来自于(2001~2013年)《江西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自江西统计局网站及相关论文。各指标的权重、标准值和指标解释如表2所示。
2.1.2基于AHP法的评价模型选择。在前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该研究构建的江西现代农业综合评价指标模型如下:式中，A为综合评价指标指数;n为一级指标的总数量坑为第k个一级指标权重;w、为第k个一级指标中第i个二级指标的权重;认为第k个一级指标中第i个二级指标的数值;mh.为第k个一级指标中二级指标的数量。
2.2实证结果分析
2.2.1江西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及与全国比较。为了充分说明江西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对2000,2006和2012年江西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测量结果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并对2012年江西和全国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测量结果进行横向比较分析。此外，通过相对指数测量来反映江西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农业投入水平、农业产出水平、农村发展水平和农业生态水平的发展程度。江西不同年份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及与全国比较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①江西现代农业发展水平近12年来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江西现代农业水平从2000年的46.21增加到2006年的55.39，然后再增加到2012年的62.70,12年来增加了16.49，增长幅度较大。如果将现代农业的发展阶段(评价值范围)划分为起步阶段(0.30一0.55)、发展阶段(0.55一0.70)、初步实现阶段(0.70一0.90)和发达阶段(>0.90)，那么江西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已由起步阶段上升为发展阶段，有了根本的提高。②江西现代农业发展中的二级指标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农业投入水平和农业产出水平是江西现代农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其发展较快且处于较高水平，2000}2012年，农业投入水平由起步阶段提升为发展阶段，而农业产出水平则由起步阶段提升为初步实现阶段;农村发展水平和农业生态水平发展较慢且处于较低水平，农村发展水平近12年来虽有所提高但依然处于起步阶段;农业生态水平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呈下降趋势，由发展阶段下降为起步阶段。③江西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2年江西现代农业水平比全国水平高出2.75，说明江西现代农业发展处于全国中等水平。在二级指标中，除了农村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外，其余指标水平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2.2江西各地区现代农业发展水平比较。为了充分说明江西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均衡性，对2012年江西11个地区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测量结果进行横向比较分析，同时通过相对指数测量来反映江西各地区农业投入水平、农业产出水平、农村发展水平和农业生态水平的发展程度。2012年江西不同地区现代农业发展水平比较见表4从表4可以看出:①江西各地区现代农业发展水平较为均衡，大多处于发展阶段，少数地区处于初步实现阶段。在江西11个地区中，除南吕市和景德镇市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发展较好，处于初步实现阶段外，其他各地区都处于发展阶段。江西现代农业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为南吕市，其发展指数为70.65;现代农业发展水平最差的是九江市，其发展指数为58.52。两者相差并不大，只有12.13，说明江西整体上现代农业发展较为均衡，没有出现较大差异。②与整个江西现代农业发展类似，各地区农业投入水平和农业产出水平较高，而农村发展水平和农业生态水平较低。从农业投入水平看，发展水平较高，大部分地区相对指数在55以上，处于发展阶段，只有新余市和鹰潭市处于起步阶段;从农业产出水平看，发展水平更高，相对指数大多在70以上，除九江市和上饶市外都处于初步实现阶段;从农村发展水平和农业生态水平来看，发展水平都较低，相对指数都在55左右，处于起步阶段和发展阶段的地区大约各占一半。可以看出，农村发展水平和农业生态水平是致使江西各地区现代农业发展较后的主要原因。
清洁生产概念从一提出，就已经涉及农业领域，考虑到化学肥料的清洁施用。但从总体上看，农业环境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与关注，清洁生产的重点还是放在T商业领域。事实上，无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还是污染程度，农业都不亚于工业，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工业。因此，将清洁生产的概念引入农业，推广农业清洁生产．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1我国农业清洁生产法律制度的现状
2002年通过的《清洁生产促进法》，使我国清洁生产工作有了法律依据，在这之前，我国在农业法律制度建设上没有直接提到“清洁生产”．也没有专门的农业清洁生产法规．农业清洁生产的思想只是分散在一些法律法规中。
1．1相关法律规定
1989年颁布的《环境保护法》第20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业环境的保护……推广植物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及植物生长激素。”2002年修订的《农业法》第八章《农业资源与农业环境保护》，对农业投入品的合理使用、农作物秸秆和畜禽粪便、农业转基因生物的安全管理作了一般性的要求。2003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清洁生产促进法》第l1条规定：“……环境保护、农业、建设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有关行业或者地区的清洁生产指南和技术手册，指导实施清洁生产”：第22条规定：“农业生产者应当科学地使用化肥、农药、农用薄膜和饲料添加剂，改进种植和养殖技术，实现农产品的优质、无害和农业生产废物的资源化，防止农业环境污染。禁止将有毒、有害废物用作肥料或用于造田。”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对农业清洁生产作出明确规范。
1．2相关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规定
2000年农业部的《肥料登记管理办法》第4条规定，国家鼓励研制、生产和使用安全、高效、经济的肥料产品：第l3条规定对不符合国家有关安全、卫生、环保等国家或行业标准要求的肥料产品，登记申请不予受理。2001年修订的《农药管理条例》第27条对安全使用农药、防止污染农副产品作了规定，同时第38条对销售农药残留量超标的农副产品作了禁止性规定。2001年国家环保总局制定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目的就是防止畜禽养殖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污染。2002年农业部和国家质监总局联合的《无公害农产品管理办法》及1993年的《绿色食品标志管理办法》，专门对农产品质量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
1．3相关地方性法规
2002年福建省颁布《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该条例对农药、化肥、薄膜合理使用、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等农业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均有所涉及，还涉及农产品质量建设，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监督管理，防范农业转基因生物对人类和生态环境构成的危险或者潜在风险。此外，该条例第19条还规定农村生产、生活垃圾应当定点堆放。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利用生物和工程技术对农村生产、生活垃圾进行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处理。
2我国农业清洁生产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通过以上对有关农业清洁生产法律法规的梳理．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在农业清洁生产立法上已有一定进展，但还难以真正将清洁生产的要求贯彻到农业生产之中，清洁生产还难以成为农业生产的一项基本制度。
2，1农业清洁生产理念未得到完整体现
农业清洁生产的一些要求只在部分农业法律条文中有所体现，不够完整全面，清洁生产的思想理念也未能全面反映到立法当中．导致思想认识、工作重点及管理体制上存在不足。首先，农业清洁生产不是单纯的环保措施，而是融环境保护于生产建设之中，兼顾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生产模式，追求的是经济效益最大化和对人类与环境危害最小化；其次．农业清洁生产不是仅仅指清洁的产出，生产无公害农产品、绿色和有机食品，只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而且还须解决农业自身产生的污染及资源的浪费，即清洁的投入和清洁的生产过程；最后，实践中对清洁生产的领导力度不够，由于立法方面存在不足，《清洁生产促进法》出台至今，全国还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包括农业、服务业在内的协调清洁生产的组织管理体系，使清洁生产仍游离于主要经济活动之外。基本没有改变生产建设与环境保护相分离的局面[21。
2．2有关农业清洁生产的法律法规不完善。缺乏可操作性
首先，农业清洁生产的要求，在现有立法中仅仅只是附带性的规定，多只根据需要，在立法中增加一些条文。同样的内容在相同或不同位阶的法律规范中多次出现，创新的内容不多，可操作性的措施很少。而且，从整个农业立法内容和政府的工作重点来看．清洁的投入、清洁的生产过程还没有引起普遍重视。现在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对生产过程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却关注不多。实际上。许多地方尤其是工业不发达地区农产品受污染的罪魁祸首不是工业“三废”。而恰恰是生产中使用的农用化学品。不重视清洁的投入、清洁的生产过程，很难保证有清洁的产出，生产出优质安全的农产品。
其次．实行农业清洁生产会导致生产经营者成本增加，只有通过采取措施，将其转化为生产经营者的自觉行动，清洁生产目标才能得以顺利实现。从农业现行立法情况看．与清洁生产相关的法律规定原则性较强，主要以引导、鼓励和支持性的法律规范为主要内容，直接行政控制和制裁性规范条文很少。《清洁生产促进法》也是一部鼓励性特征极为明显的法律，强制性、处罚性规范的缺失，使得生产经营者很难自觉将清洁生产的技术措施主动应用到生产过程之中。
2．3缺乏推动农业清洁生产的经济激励机制
首先．现阶段我国对清洁生产的建设、改造项目的资金保证．以法规性的规定、政策性的鼓励和原则性的文件为多．清洁生产保证资金来源匮乏、渠道不畅、优惠不明显．农业生产经营者自身难以解决。因此，需要政府出台相关资金支持的政策和法规。
其次，现行的自然资源、水电、农药、化肥等定价过低．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业生产过程中废物最少化的动力。而且，由于受到现有的经济技术的限制，推行清洁生产可能会增加生产成本、减少农业生产经营者的利润，农业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就会降低。其根本原因是缺乏对农业生产经营推行清洁生产的激励机制．加之很多农业生产经营者对实施清洁生产的意义缺乏深刻的认识，获取清洁生产信息的渠道不畅．缺乏技术力量和管理力量，致使农业清洁生产推行不力。
2．4缺乏推动农业清洁生产的社会合力机制
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农业清洁生产的实行，离不开政府、社会和公众多层次、全方位的推动。这其中，既有政府部门的法律措施，也有公众的积极参与。然而，由于教育、宣传、环境意识、环保组织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限制了从社会角度推进清洁生产的能力建设，多阶层、多行业推动清洁生产的机制在我国尚未形成，主要表现为环境教育培训不足，宣传力度不够，群众环境意识不高，有关环境的社会团体发展不足等。
3完善农业清洁生产法律制度的建议
3-1切实落实农业清洁生产的理念
农业清洁生产是指既可满足农业生产需要，又可合理利用资源并保护环境的实用农业生产技术和措施。其实质是在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中，通过生产和使用对环境友好的“绿色”农用品(如绿色化肥、绿色农药、绿色地膜等)，改善农业生产技术。减少农业污染物的产生，减少农业生产和产品使用、服务过程对环境和人类的风险。
3．1．1明晰理念农业清洁生产贯穿两个全过程控制：(1)农业生产的全过程控制，即从整地、播种、育苗、抚育、收获的全过程，采取必要的措施，预防污染的发生；(2)农产品的生命周期全过程控制，即从种子、幼苗、壮苗、果实、农产品的食用与加工各环节采取必要措施，实现污染预防和控制。
农业清洁生产包括三方面内容：(1)清洁的投入，指清洁的原料、农用设备和能源的投入，特别是清洁的能源(包括能源的清洁利用、节能技术和能源利用效率)：(2)清洁的产出，主要指清洁的农产品，在食用和加工过程中不致危害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3)清洁的生产过程。采用清洁的生产程序、技术与管理，尽量少用(或不用)化学农用品，确保农产品具有科学的营养价值及无毒、无害。
农业清洁生产追求的两个目标：(1)通过资源的综合利用、短缺资源的代用、二次能源利用、资源的循环利用等节能降耗和节流开源措施，实现农用资源的合理利用，延缓资源的枯竭，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2)减少农业污染的产生、迁移、转化与排放，提高农产品在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与环境的相容程度，降低整个农业生产活动给人类和环境带来的风险。
3．1．2落实理念首先．要丰富和提升农业清洁生产这种创新性思想，从整体预防的环境战略高度，将农业清洁生产纳入国民经济计划之中，从源头推动农业清洁生产。其次，应将立法作为推行农业清洁生产的基础和重要手段．将农业清洁生产的理念切实落实到农业立法当中．使我国农业法律体系同时也是一套反映清洁生产的法律体系，使农业清洁生产的实施真正纳入法制轨道。再者，要把清洁生产作为提高农业整体形象、增强农产品竞争力的重要措施来对待．从而把污染预防及治理贯穿于农业生产全过程嘲
3．2完善农业清洁生产法律法规
首先，根据《清洁生产促进法》，着手制定农业清洁生产的专项法律法规。必须尽快完善以农业清洁生产为核心的相关的产业鼓励政策、风险分担政策、财政扶持政策、金融扶持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等，将政策法规作为推行农业清洁生产的基础和重要手段，并尽快建立相关清洁生产标准和评价指标体系，为农业清浩生产的快速发展提供政策指导和技术支撑此外，各级政府和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还应从农业生产的特点出发．根据各自的职责，严格按照《清洁生产促进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和规定，积极主动地开展清洁生产推行计划和促进工作。通过各项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的完善．为清洁生产在农业生产领域的更好应用提供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
其次，应由国务院组织制定并颁布有关管理条例和实施细则，由国务院有关部门为加强清洁生产工作颁布有关实施办法和管理规定．以此增强农业清洁生产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清洁生产立法对农业生产经营者要求分为一般性要求、自愿性规定和强制性要求等3种类型。一般性要求是指导性的．不附带法律责任，要求农业生产经营者优先考虑采用清洁生产措施．主动采用与国际接轨的生产标准和产品质量标准。自愿性的规定主要是鼓励农业生产经营者自愿采取行动实施清洁生产强制性的要求规定农业生产经营者必须履行的义务，包括不得使刚对环境有害的高毒、高残留投入品，不得生产加对人畜有危害的农产品，不得焚烧农作物秸秆，必须及时对养殖场畜禽粪便进行无害化处理．生产农产品的产地环境必须符合卫生标准等
3．3建立农业清洁生产经济激励机制
二、新疆高校民考汉班级学生的特点
民考汉指的是少数民族学生在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时，使用汉语答卷。民考汉的少数民族学生，主要是报考运用汉语言文字授课的普通高等学校或专业的学生。与普通班级的学生相比，这些民考汉班级的学生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
(一)民族多样化，学生特点鲜明。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相应的新疆高校的民考汉班级除了维吾尔族外，还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锡伯等民族的学生。除了新疆当地的少数民族学生外，近几年还逐渐招收了来自内蒙、宁夏、等其他省份的少数民族学生。一个三十人左右的班级通常会由来自几个省份的五六个以上民族的少数民族学生构成。不同民族的学生之间民族特色鲜明、生活习惯差异较大，对于同一问题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差别很大。而且，由于民族传统和生活习惯本身的区别，对一些上课的内容会存在着忌讳和排斥。
(二)汉语水平有限，文化基础参差不齐。对于民考汉班级的学生来说，除了一些来自城镇的、从小就读于汉语学校的学生外，大部分学生来自于少数民族聚居区，就读于双语学校。这些学生中，除个别以汉语为母语的少数民族学生外，多数学生从小使用本民族语言，汉语对其而言只是第二语言，因此，在使用频率和使用的熟练程度上并不高。另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地处偏远，经济水平、教育水平比较落后，学生的文化基础相对较差，综合能力相对偏低，对于新知识的接受较为缓慢，加之语言方面的障碍，使得这些学生在高校课程的学习上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因此，在同一个班级内，不同的学生的汉语能力和综合能力差别很大，一些少数民族学生与普通班级的学生差距不大，而一些学生在汉语阅读、表达和书写上都存在一定的障碍。
(三)思维方式相对单一，性格特点趋于内向。不同的生活环境、民族传统和文化背景造就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当少数民族学生进入高校学习的时候，已经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特定的思维方式，且不同民族的学生思维方式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整体来看思维方式比较单一，思维的发散性和创造性较弱。再加上由于受到综合能力偏弱、语言上的障碍等因素的影响，民考汉班级的学生获得知识的途径远不如普通班级的学生多样和丰富，这也加剧了民考汉班级学生思维的局限性。因此，民考汉班级中，虽然大部分学生学习十分刻苦、也渴望接受新知识、新技能。但是生活环境、语言环境的变化，自身与普通班级学生之间的差距，以及授课教师多为汉族教师，对少数民族的文化、特点了解不多等因素，导致了少数民族学生很少与授课教师或普通班级的学生进行交流，即使在学习中碰到了困难，也不会主动寻求帮助和解答。
三、民考汉班级中农业经济学教学方法转变的思考
(一)了解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避免在课程中提及其忌讳的话题
作为给民考汉班级上课的教师，应该积极主动了解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特别是各类禁忌。避免在上课过程中，因为提到一些少数民族学生不喜欢的话题，而导致课堂气氛尴尬，影响教学成果。例如，在讲到农产品价格波动时以猪肉价格的波动为例，讲到食品质量安全时列举近几年出现的典型的食品问题的案例等，会让部分比较敏感的少数民族学生感到不舒服。对于这些内容，有的学生会主动提出异议、表达不满，而大部分学生则选择通过自动“屏蔽”的方式来回避，势必会影响教学效果。如果授课教师事先了解到了少数民族学生的这些特点和禁忌，就可以在备课过程中，回避掉敏感话题，保证课堂教学的顺利有效进行。
(二)以书本为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农业经济学是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课，对于农业经济管理所要学习的内容都有所涉及和介绍，课程内容较多，覆盖面较广，且大部分章节今后都会有相应的专业课进行深入学习，因此，不要求学生对所学内容了解太深。针对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水平较弱的特点，应该以书本为主，不宜扩展太多。应对书本上的重点内容，如概念等进行反复讲解，并且结合少数民族所熟悉的案例，确保学生能够理解和吸收，为以后的专业课学习打下基础。例如，在讲解农业技术进步、农业现代化等章节的时候，可以将新疆与内地进行对比，或者将兵团与地方进行讲解，这些案例中都有学生十分了解的部分，可以调动学生的思维。
(三)采用引导式教学，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
民考汉班级的学生虽然整体性格趋向于内向，但从教学过程中来看，这种内向多数是由于受到环境变化、语言障碍等因素的限制而表现出来的被动状态。当涉及到与其生活密切相关的或者他们比较了解的话题时，多数学生喜欢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且，大部分学生今后可能会从事与农业相关的行业，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对今后的工作十分重要。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布置一些简单的、与其生活相关的问题，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或者让学生在课下准备好后以PPT的形式在课堂上进行汇报。帮助学生建立自信心，激发其对学习的热情和兴趣，提高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释现实问题的能力。
二、生态农业发展概况
生态农业在众多学者的积极倡导响应下得到了初步发展，即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在瑞士、英国、日本等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生态农业主要指在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原则下，总结吸收各种农业生产方式的成功经验，以生态学、经济学理论为依据，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和现代管理手段，在特定区域内所形成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农业。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欧洲许多国家大力推广生态耕作，生态农业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潮流，之后迅速在东南亚、美洲等地区蓬勃发展。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生态农业基本演变成一种国家行为，已由分散的民间活动或单一的实验项目转向政府自觉倡导的全球性生产运动，即在国家的政策支持与法规保障下，不仅生态农业用地面积大幅增加，而且生态农业产品产值也在稳步增加。中国生态农业就是在世界生态农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出现的，“生态农业”在中国首次被提出是在1980年银川召开的“全国农业生态经济学术讨论会”上，之后在国务院等相关机构的带领下开始进行生态农业试点工作，而且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从1996年开始，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并在随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纲要》中明确“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从而把“发展生态农业”上升为国家战略。我国的生态农业建设也在这些政策的鼓励和扶持下由小范围试验到大面积实施，由科学家试验研究到国家政府行为，使全国各地区的生态户、生态村、生态乡、生态县蓬勃发展起来。中国生态农业虽然与世界发达国家的生态农业具有一定相似性，但也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主要有：注重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注重现代科技手段与传统农业方式的有机结合、注重生态农业体系的多功能开发、注重自然调控与人工干预的有机融合。
三、我国生态农业政策和法律的现状分析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生态农业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虽然目前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依然处在初步发展阶段，其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特别是在政策法规方面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在推行生态农业试点工作之后的第三年，1985年国家从生态保护的视角对生态农业发展提出了一些要求，通过了《关于发展生态农业，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之后，我国的生态农业政策法规也在探索中不断完善，覆盖层面越来越广。1993年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当时国务院下属的7部委不仅成立了“全国生态农业县建设领导小组”，并把生态农业建设正式列入政府工作议程，把发展生态农业正式写入《中国21世纪议程》，从而真正把生态农业发展升级为国家行为。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把“发展生态农业”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政策方针；200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专门增加条款“发展生态农业，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2006年颁布了《全国生态农业建设技术规范》。这些政策法规的颁布实施基本保证了生态农业的有序稳定发展，特别是《全国生态农业建设技术规范》基本上使我国生态农业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这些政策法规的确促进了我国生态农业的起步发展，但客观的说，这些政策法规不仅不够完备，即无法充分引导监督生态农业发展的多个层面，而且自身存在比较严重的滞后性与缺陷，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从整体上看我国生态农业政策法规不够齐全，特别是缺少一个引导监督生态农业发展的基本性政策法规。截至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一个包括法律法规、管理制度、激励措施等内容的国家层面法律体系。这样以来，由于没有具体可行的基本政策法规指导，当前生态农业政策法规大多限于各级政府的红头文件、工作报告和会议文件，即停留在以行政管理为主的阶段。这就导致各地的标准不统一，往往在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平衡之间出现严重问题，非常不利于生态农业的长远发展，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仅我们赖以生存的各种资源受到破坏，而且生物多样性等受到严峻挑战。。
第二，政策法规制定的规范性有待加强，特别是要强化与国际法规接轨的融合力度。我国现行有限的生态农业政策法规过多以中国实际为主，过分强调了国内经济效益的实现，忽视了国际市场的变化。当前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开拓方面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形式各异的绿色贸易壁垒，这主要是因为国内生态农业标准与国际标准不同步。第三，政府机构对生态农业的宣传推广政策力度不够。虽然生态农业已经发展了几十年，但它没有完全纳入市场化轨道，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国家机构没有充分利用政策法规对生态农业进行有效宣传，这样民众对生态农产品知之甚少，甚至产生排斥或地抵触情绪，从而影响了生态农产品的正常流通。
四、完善我国生态农业政策和法律的思考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农业在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的指导监督下已经步入生态化发展阶段，为新时期农业的转型发展指明了道路。然而由于生态农业政策法规不够完善，导致我国生态农业具有很大发展空间，笔者认为在完善生态农业政策法规方面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在坚持农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统一的基础上，尽快制定颁布国家层面的生态农业法，为我国生态农业政策法规的逐步推进提供总体指导。首先，根据我国农业发展实际，借鉴日本、德国、法国等世界生态农业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农业法》，不仅要对农业产前、产中、产后进行标准化规范，而且对水、土壤、大气、耕作制度、生物多样性、农产品质量等各个方面进行明确界定规范。其次，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农业法》制定其它相关细化生态法规的基础上，对之前颁布实施的《全国生态农业建设技术规范》等相关政策法规及时修订，使其符合当下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形势，特别是对其中的各种绿色认证制度、规范进行升级调整，既要结合国内农业经济实际，又要顾及世界农产品贸易大趋势，使我国生态农产品在国际贸易中避免无谓的受阻，造成资源浪费，这是我国生态农业发展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
Abstract:Duringtheperiodoffasteconomicdevelopment,ourgovernmentbringsforwardahomologoussuggestion:[WTBX]theruralandurbanoverallplan[WTBZ],andhasestablishedacomprehensiveexperimentalcommunityforthefirsttimeinChongqingandChenduDistrictsoastoresolvetheproblemofruralandurbandisparity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Howtodevelopagricultureintheprocessofruralandurbanoverallplanistheessentialissueofoureconomicdevelopment.Theruralandurbanoverallplanneedsfinancialsupport.Therefore,toconstitutealegalsystemfortheagriculturalinsuranceisagreatmatterofpromotingagriculturedevelopment.
Keywords:ruralandurbanoverallplan;agriculturalinsurance;legalsystem
我国历来重视农业发展问题，历届政府都将“三农问题”作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在全国范围内先后采取了农村费改税、免除农业税、联合医疗保险等惠民措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但是，在我国工业经济飞速发展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由于我国农地面积广阔、农业就业人员基数大、农业技术发展水平不高，导致农业发展举步维艰，城乡经济、文化差距进一步扩大，农业仍然是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已被写入了“十一五”规划。我国农业问题有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必将迎来高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时期。统筹城乡发展，必然要求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模式，要让更多的优惠措施、更多的公共服务进入农村，建立地位平等、开放互通、互补互促、共同进步、平等和谐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农业在具备良好的政策环境的前提下，要积极、稳健地搞活农村经济，必须建立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为此，必须通过建立和完善农业信贷，加大对农业的经济投入力度。通过建立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积极有效地在广大农村开展农业保险，分散农业生产、经营风险，增强农民防灾、抗灾能力，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立，对我国农业发展有重大的促进意义。我国应在分析城乡统筹发展与农村金融体系支撑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构建我国的农业保险法律制度。
一、城乡统筹发展与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国情
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就是要逐步调整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完善支农政策体系，加大财政对农村的投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加强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和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1］。城乡统筹发展，应结合我国农村实际，重点解决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薄弱环节。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国情体现于以下方面：
首先，我国农业生产经营分散、个体农户生产经营规模小、抗灾能力差。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人口多，人均占有耕地不足，小农经济的发展历史悠久，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一直占据农业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农户生产经营规模小，难以形成农业的规模化经营。由于我国的地理状况、气候条件等自然原因，农业灾害频频发生，农民的抗灾能力较弱。我国农业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用于保护农业生产自然环境的成本、农业生态恢复成本分别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的18%、27%和36%［2］。
其次，由于长期小农经济意识的影响，我国大多数农民的现代经济、生态农业观念不强、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由于经营分散、规模小，部分农民至今仍“守着自家一亩三分地过日子”；由于许多农民缺乏突破传统农业生产而转向经营现代农业的理念，经济型的绿色农产品生产不足；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牛耕火种的情况在我国农村仍然存在。
农业灾害历来是我国农业发展的障碍，必须发挥全社会的力量来克服这一问题。因此，从立法的角度建立有效的农业风险分散机制，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从减轻农民损失的角度间接增加农民收入，也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重点之一［3］。
二、城乡统筹发展与农业保险支撑
城乡统筹发展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一方面，从思想上要改变过去重工业、重城市而轻农业、轻农村的观念，将工业促农业、城市带乡村、城乡协调共同发展作为指导思想；另一方面，要通过农村体制改革和农村政策调整打破城乡界限，加大公共政策对农村的扶持力度，将基础设施建设更多地向农村转移，加强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减少城乡分割、缩小城乡差距。由于我国工业化发展水平迅猛，城乡矛盾日益突出，城乡统筹发展的提出，有利于缓解和逐步解决这一矛盾。建立农业保险法律制度，是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和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现代农业的发展，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具有以下重要的意义：
首先，我国传统农业单一经营模式的改变，是农业经营与农村金融协调发展的需要。我国农民素有依靠勤劳的双手创造财富的优良传统，但是，这种传统的生产方式也容易禁锢农民的思维：在农业经济的发展上主要是依赖于气候、地理、水文等自然条件和农民的辛勤劳作，而忽视金融运作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快速促进作用。农业金融的运作和对农业发展的支持，有利于农村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利于更多的农副产品走进城市，更有利于农民经济思维的形成,农村经济的繁荣有赖于农村金融的拉动。
其次，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立，农业保险的运营，是深化农村改革，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农业金融体系的建立，是城乡统筹建设、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而农业保险又是农业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采取的种种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仅仅能从外因的角度有利于农业发展，但是，农业的发展仅仅靠政府的扶持并非长久之计，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现阶段，我国农业的发展不是缺政策环境，而是缺少分散农业经营风险的法律机制。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必须深入农村内部，从内因的角度增强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立，能够规范农业保险的运行，为农业的发展建立金融支撑。
第三，农业保险可为农业生产经营保驾护航。城乡统筹发展，侧重于围绕如何促进现代农业发展这一主题，而现代农业的发展缺少农业保险，则是不完善的。发达的保险业是商品经济发展高级阶段的产物，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任何行业的经营者，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经营风险，采取将风险由特定的一个主体转向由不特定的众多主体承担的保险经营模式，有利于生产经营者长期稳定发展，农业生产经营也不例外。因此,农业保险对农业生产经营风险的分散和保障作用有利于农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三、我国当前农业保险的立法以及运作状况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立法概况
农业保险具有不同于普通商业保险的特殊性，其发展对国家的政策、法律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而我国在农业保险方面的立法几乎为空白
［4］。同时现行相关立法也缺乏可操作性。20世纪80年代至今农业保险运作状况不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规范的法律、法规的正确引导，我国农业保险要有长远的发展，必须纳入法治建设的轨道。
我国《保险法》在附则第一百五十五条中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这种附则规定在于弥补法律条文的不足，是在重点考虑之外而为法律的完善而增加的，本身在《保险法》中仍处于边缘地位。从1995年以来，《保险法》已经实施了13年，但是“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的农业保险法却未见踪影。现行《农业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国家逐步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鼓励和扶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建立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服务的互助合作保险组织，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农业保险实行自愿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参加农业保险。”根据该条，一方面，我国当前对农业保险投保实行自愿原则，并不仿照美国、印度等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强制保险，并鼓励建立民间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政策性保险［5］；另一方面，这一法条规定也过于原则，并没有涉及如何建立民间互助合作保险组织等方面，在实际操作中难度较大。
在国家政策方面，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意见》明确规定：“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选择部分产品和部分地区率先试点，有条件的地方可对参加种养业保险的农户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2006年《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规定：“积极稳妥推进试点，发展多形式、多渠道的农业保险”，“认真总结试点经验，研究制定支持政策，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将农业保险作为支农方式的创新，纳入农业支持保护体系”。这些政策的先后出台，显示了政府对农业保险重视、明确了当前政府积极发展农业保险的态度，但是，其与《保险法》、《农业法》的上述规定一样，都有可操作性不强的弱点，难以有效实施。
（二）当前我国农业保险的运作情况
我国的农业保险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才开始推出真正意义上的农业保险。经过将近30年的发展，在农业保险运作方面既有经验也有教训，主要体现于以下方面：
1．经营环境
此处的经营环境主要是指农业保险的基础环境——农业生产状况和农民参加农业保险的意识状况，这一基础环境状况不佳是导致我国农业保险实施不力的直接原因。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劳动力充足，农民外出务工的意识还未形成，因此农业发展迅猛，并扮演着为工业发展提供支撑的基础角色。农民在良好的政策环境下，努力使农地增产、家庭增收。1982年推出的农业保险政策，以分散农业经营风险、增强农民抗灾能力为优势，在全国广大农村迅速铺开，并取得积极的效果。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民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其心理愿望已经不再停留在80年代吃饱饭、穿暖衣的水平上，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以自己的劳动力投入为家庭创造更多的财富。因此，他们开始进行投入与产出的比较，得出了进城务工比在农村种地合算的结论，民工潮开始了，西部地区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涌向东南沿海城市，开始将财富梦付诸实践，有资料显示，我国农民工数量已经超过2亿人
［6］。这批人几乎都是农村中的主要劳动力。农民正在对农业生产失去兴趣，农业保险处于停滞状态。
2．经营主体
我国农业保险政策刚刚推出时，由于其新颖性而受广大农民的欢迎，因此发展迅猛。此时，国内的大部分农业保险业务都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营，同时，在局部地区由地方保险公司经营地区性农业保险，如原新疆建设兵团财产保险公司（后更名为：中华联合财险公司），这两家企业在我国国内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时间最长，经验也较为丰富。2004年后，保监会先后批准在国内成立几家地区性农业保险公司，它们包括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黑龙江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吉林安华农业保险公司、法国安盟财产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等［7］。从经营农业保险的主体的角度来看，商业保险公司数量在增多，这表明我国农业保险由独家经营转向多家经营并存的阶段。
3．经营状况
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首先在国内推出农业保险产品，并广受农民欢迎。在此后近十年时间里，我国农业保险经营状况良好。这一时期是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黄金时期。1992年后，我国农业保险经营每况愈下，截至2004年，农业保险发展每年平均负增长5.9%［8］，保费收入跌入谷底，我国农业保险实施面临失败的危险。这种情况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2004年《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意见》明确指出，要加快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创建和实施。
4．农业保险市场供求状况
一方面，我国农业保险设计存在缺陷，农业保险产品的种类、覆盖面有限，特别是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农业保险更为薄弱；另一方面，农民年均收入低，承担农业保险费用的能力较差。在过去的近30年里，我国农业保险采取商业保险公司运作的模式，由于商业保险公司趋利避害的本性所决定，其偏向于在自然灾害较轻的地区开展保险服务，但受灾较轻地区的农民参与农业保险的热情并不高，而在重灾区，农民即使有愿望，也很难购买到称心如意的农业保险产品，现有农业保险的商业经营模式难以调和供需矛盾。四、立足我国实际情况，在城乡统筹发展中构建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
基于以上农业生产经营的具体国情、农业保险立法以及运作状况，在城乡统筹发展的大环境下构建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必须着力克服以上问题，使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能够切实地减轻农民农业生产的风险负担。目前我国构建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应当解决以下方面的主要问题。
（一）农业保险法律形式
我国现行《保险法》是规范我国保险业规范经营运作、调整保险法律关系的基本法律，但是，其立法精神主要是为适应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分散各行业经营风险为目的，其采取的是商业化保险模式［9］。这一立法精神并不适合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构建。这是因为：首先，我国农业保险主要体现政府对农民、农业的扶持，应当采取政策性保险的模式。经过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实践证明，我国不能单一地采取农业保险商业化经营的模式，而应在农业保险领域更多地引入政府的干预和引导、监督和管理。其次，如果将农业保险纳入现行《保险法》的框架予以构建，不仅在法律规范上难以调和政策性保险与商业保险的矛盾，也难以使商业保险与农业保险在法律规范中做到和谐一致。
因此，我国的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应采用新的立法模式，即制定以政策性保险为基础的农业保险专门立法。构建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应循序渐进。由于我国制定《农业保险法》的立法精神、立法原则等基本问题尚处于法理探讨阶段，且在学术界并未形成统一意见，制定《农业保险法》较为困难。目前，可以通过先制定一部《农业保险条例》，待运作成熟、并经实践证明切实可行之际，再考虑制定《农业保险法》。
（二）农业保险立法的基本原则
1．自愿保险原则
是指农民在投保时间、地点、投保对象、投保标的物种类等方面享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农业保险自愿原则已经由我国《农业法》明确规定，2002年修订《农业法》时保留这一原则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一方面，我国农业人口众多，自然灾害发生频率较高，影响范围较大，若实行农业保险强制原则，则政府在保费补贴以及保险金补贴方面负担过重，虽然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我国政府也难以承担巨大的农业保险费用开支；另一方面，我国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至今还没有承受农业巨灾风险的能力，1998年的特大洪水、2006年四川、重庆的旱灾，均造成上千亿元的农业损失，若实行强制保险，国内还没有一家保险公司有如此巨大的财力为此善后。所以，实行自愿原则，还是我国当前农业保险的较优选择。
2．政府引导原则
是指政府通过采取种种措施，诸如保费补贴、农业生产小额贷款等方式，激发广大农民参与农业保险的热情，让更多的农民参与其中。由于我国政府财力有限，不得不放弃强制保险的模式，故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尽量使农业保险的覆盖范围更广、受益农民更多。采取这一原则，实际就是政府对参加了农业保险的农户一方面补贴其保费支出，另一方面采取其他如农业灾害防范技术指导、农业生产小额贷款等配套措施，吸引农民参加农业保险。这一点与美国的实际强制保险原则具有相似之处，美国采取的模式是：农民若不参加特定的农业保险项目，即不能获得政府对农户特定的扶持［10］。
3．独立经营核算原则
是指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对其农业保险业务和其他财产保险业务分开经营、独立核算。这一原则是由我国农业保险当前面临的实际情况决定的，即农业保险不应纳入普通商业保险运作的模式中。首先，我国的农业保险应定位为政策性保险，“惠民”的本性决定其由政府主导开展；其次，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除管理费等运作费用的支出以外，在政府农业保险基金的扶持下，商业风险小；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同样可以在灾害发生较少的年份赚取利润。应当指出的是，不纳入普通财产保险运作模式，是指不像其他财产保险一样，保险公司以赚取利润为第一要务。
4．政府补贴原则
就是指政府补贴参保农民的部分保费支出以及发生巨大农业灾害时补贴保险公司部分保险金，是我国农业保险得以顺利运营的重要保障［11］，实质上就是指政府对参保农户以及保险公司进行补贴。
（三）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
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是以政策性保险为基础的政府主导的保险公司经营模式。政府主导下的保险公司经营模式，是指全国的农业保险业务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但是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农业保险业务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督、管理和审查［12］。由于农民的部分保费以及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后赔偿的部分保险金来源于政府，故政府监督、审查商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经营情况具有很强的可实施性。同时，我国的一些保险公司，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等具有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经验，且配备有农业保险理赔、核算等专业技术人员，让其继续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可以节约政府的管理、培训等成本。此外,还应逐步探索、积极稳妥推进试点，发展多形式、多渠道的农业保险，特别是鼓励和扶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建立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服务的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并开展农业保险活动。
（四）农业保险基金和政府补贴
建立农业保险基金。基金来源于政府财政，在每年的政府财政预算中保证农业保险基金的及时到位，并专款专用。对农业保险基金的管理、使用在农业保险法中规定严格的程序，防止该基金在农业保险开展过程中流失。农业保险基金的管理和使用由农业主管部门负责，通过政府审查合法的方式支出。农业保险基金的使用有两个方向：第一，用于补贴农民缴纳的保费，具体补贴比例应视财政能力和投保农民数量而定；第二，用于补贴商业保险公司在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后的保险金支出。农业保险基金来源于政府财政预算，并通过划拨的方式，独立建账、管理。至于农业保险基金的管理，建议由国务院授权农业主管部门进行。政府补贴，主要内容包括补贴的对象、补贴的数量、补贴的范围以及补贴的方式等。
有学者认为，再保险应当是我国农业保险立法应当重点考虑的内容之一［13］。再保险从国外立法来看主要是指由政府成立农业保险公司，专门为在国内提供农业保险服务的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支持，如美国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为各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10］。日本也采取由中央统一向国内共济会提供再保险。
然而，在我国已经建立了“农业保险基金”的情况下，再建立农业再保险机制将成为多余。因为，一方面，农业保险基金与农业再保险都是由政府组建，在为商业保险公司提供救助这一点上具有共性，若二者同时建立，难免重复；另一方面，农业再保险的建立需要创建一套新的机制，即使像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这样的国有企业也不具有经营农业再保险的经验。因此，在现阶段以不设农业再保险为宜。
（五）保险合同及保险理赔
在保险合同部分，可以参照《合同法》规定保险合同原则上应该具备的条款，以及合同生效、变更、解除、效力终止细节。保险合同部分应着力体现当事人间的意思自治，尊重农民灵活地选择适合自身的保险产品，允许双方当事人约定保险范围以及其他具体事宜。同时，规定投保人，即农民，有权随时解除合同，但是应扣除其相应的手续费和已经承保期间的保费；保险人不得享有随意解除合同的权利，除非农民具有欺诈、虚假理赔等情节。
在理赔部分，建立集中理赔模式，避免农民单独理赔带来的诸多不便，即灵活地划定某一辖区的农户集体提出理赔要求，并由保险公司的理赔技术人员统一评估、集中赔付；规定农民理赔请求的期限以及保险公司调查、核算以及赔付的期限，以体现农业保险的效率。
总之，在我国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将金融支持引入农村，必将极大地激发广大农民献身农业、积极发展现代农业的热情，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立，必将对我国农村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城乡统筹发展，必定要围绕如何增加农民收入这一问题，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立，对规范性地分散农民的经营风险具有重大的作用。这一法律制度的构建和完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以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保险法律制度。
［参考文献］
［1］曾业松.以城乡统筹发展为建设和谐新农村的重要切入点［J］.甘肃理论学刊，2007，(01)：87-90.
［2］袁中金.小城镇生态规划［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51.
［3］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课题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研究［J］.武汉金融，2007，(3)：4-7.
［4］沈洁颖.对我国农业保险立法的思考［J］.井冈山医专学报，2007，(2)：64-65.
［5］王咸宁，寇江华.国外农业保险制度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J］.保险研究，2006，(5)：86-88.
［6］刘维佳.中国农民工问题调查［N］.学习时报，2006-02-03（13-15）.
［7］邓国权.2006年我国农业保险改革评述及2007年展望［J］.调研世界，2006，(4)：24-27.
［8］张祖荣.当前我国农业保险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J］.财经科学，2006，(10)：32-39.
［9］张忠明,栾立明.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困扰因素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2)：26-31.
［10］中国赴美农业考察团.美国农业保险考察报告［J］.中国农村经济，2002，(1)：68-77.
Abstract:Duringtheperiodoffasteconomicdevelopment,ourgovernmentbringsforwardahomologoussuggestion:[WTBX]theruralandurbanoverallplan[WTBZ],andhasestablishedacomprehensiveexperimentalcommunityforthefirsttimeinChongqingandChenduDistrictsoastoresolvetheproblemofruralandurbandisparity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Howtodevelopagricultureintheprocessofruralandurbanoverallplanistheessentialissueofoureconomicdevelopment.Theruralandurbanoverallplanneedsfinancialsupport.Therefore,toconstitutealegalsystemfortheagriculturalinsuranceisagreatmatterofpromotingagriculturedevelopment.
Keywords:ruralandurbanoverallplan;agriculturalinsurance;legalsystem
我国历来重视农业发展问题，历届政府都将“三农问题”作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在全国范围内先后采取了农村费改税、免除农业税、联合医疗保险等惠民措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但是，在我国工业经济飞速发展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由于我国农地面积广阔、农业就业人员基数大、农业技术发展水平不高，导致农业发展举步维艰，城乡经济、文化差距进一步扩大，农业仍然是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已被写入了“十一五”规划。我国农业问题有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必将迎来高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时期。统筹城乡发展，必然要求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模式，要让更多的优惠措施、更多的公共服务进入农村，建立地位平等、开放互通、互补互促、共同进步、平等和谐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农业在具备良好的政策环境的前提下，要积极、稳健地搞活农村经济，必须建立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为此，必须通过建立和完善农业信贷，加大对农业的经济投入力度。通过建立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积极有效地在广大农村开展农业保险，分散农业生产、经营风险，增强农民防灾、抗灾能力，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立，对我国农业发展有重大的促进意义。我国应在分析城乡统筹发展与农村金融体系支撑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构建我国的农业保险法律制度。
一、城乡统筹发展与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国情
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就是要逐步调整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完善支农政策体系，加大财政对农村的投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加强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和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1］。城乡统筹发展，应结合我国农村实际，重点解决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薄弱环节。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国情体现于以下方面：
首先，我国农业生产经营分散、个体农户生产经营规模小、抗灾能力差。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人口多，人均占有耕地不足，小农经济的发展历史悠久，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一直占据农业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农户生产经营规模小，难以形成农业的规模化经营。由于我国的地理状况、气候条件等自然原因，农业灾害频频发生，农民的抗灾能力较弱。我国农业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用于保护农业生产自然环境的成本、农业生态恢复成本分别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的18%、27%和36%［2］。
其次，由于长期小农经济意识的影响，我国大多数农民的现代经济、生态农业观念不强、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由于经营分散、规模小，部分农民至今仍“守着自家一亩三分地过日子”；由于许多农民缺乏突破传统农业生产而转向经营现代农业的理念，经济型的绿色农产品生产不足；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牛耕火种的情况在我国农村仍然存在。
农业灾害历来是我国农业发展的障碍，必须发挥全社会的力量来克服这一问题。因此，从立法的角度建立有效的农业风险分散机制，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从减轻农民损失的角度间接增加农民收入，也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重点之一［3］。
二、城乡统筹发展与农业保险支撑
城乡统筹发展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一方面，从思想上要改变过去重工业、重城市而轻农业、轻农村的观念，将工业促农业、城市带乡村、城乡协调共同发展作为指导思想；另一方面，要通过农村体制改革和农村政策调整打破城乡界限，加大公共政策对农村的扶持力度，将基础设施建设更多地向农村转移，加强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减少城乡分割、缩小城乡差距。由于我国工业化发展水平迅猛，城乡矛盾日益突出，城乡统筹发展的提出，有利于缓解和逐步解决这一矛盾。建立农业保险法律制度，是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和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现代农业的发展，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具有以下重要的意义：
首先，我国传统农业单一经营模式的改变，是农业经营与农村金融协调发展的需要。我国农民素有依靠勤劳的双手创造财富的优良传统，但是，这种传统的生产方式也容易禁锢农民的思维：在农业经济的发展上主要是依赖于气候、地理、水文等自然条件和农民的辛勤劳作，而忽视金融运作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快速促进作用。农业金融的运作和对农业发展的支持，有利于农村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利于更多的农副产品走进城市，更有利于农民经济思维的形成,农村经济的繁荣有赖于农村金融的拉动。
其次，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立，农业保险的运营，是深化农村改革，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农业金融体系的建立，是城乡统筹建设、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而农业保险又是农业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采取的种种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仅仅能从外因的角度有利于农业发展，但是，农业的发展仅仅靠政府的扶持并非长久之计，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现阶段，我国农业的发展不是缺政策环境，而是缺少分散农业经营风险的法律机制。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必须深入农村内部，从内因的角度增强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立，能够规范农业保险的运行，为农业的发展建立金融支撑。
第三，农业保险可为农业生产经营保驾护航。城乡统筹发展，侧重于围绕如何促进现代农业发展这一主题，而现代农业的发展缺少农业保险，则是不完善的。发达的保险业是商品经济发展高级阶段的产物，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任何行业的经营者，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经营风险，采取将风险由特定的一个主体转向由不特定的众多主体承担的保险经营模式，有利于生产经营者长期稳定发展，农业生产经营也不例外。因此,农业保险对农业生产经营风险的分散和保障作用有利于农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三、我国当前农业保险的立法以及运作状况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立法概况
农业保险具有不同于普通商业保险的特殊性，其发展对国家的政策、法律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而我国在农业保险方面的立法几乎为空白
［4］。同时现行相关立法也缺乏可操作性。20世纪80年代至今农业保险运作状况不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规范的法律、法规的正确引导，我国农业保险要有长远的发展，必须纳入法治建设的轨道。
我国《保险法》在附则第一百五十五条中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这种附则规定在于弥补法律条文的不足，是在重点考虑之外而为法律的完善而增加的，本身在《保险法》中仍处于边缘地位。从1995年以来，《保险法》已经实施了13年，但是“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的农业保险法却未见踪影。现行《农业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国家逐步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鼓励和扶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建立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服务的互助合作保险组织，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农业保险实行自愿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参加农业保险。”根据该条，一方面，我国当前对农业保险投保实行自愿原则，并不仿照美国、印度等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强制保险，并鼓励建立民间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政策性保险［5］；另一方面，这一法条规定也过于原则，并没有涉及如何建立民间互助合作保险组织等方面，在实际操作中难度较大。
在国家政策方面，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意见》明确规定：“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选择部分产品和部分地区率先试点，有条件的地方可对参加种养业保险的农户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2006年《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规定：“积极稳妥推进试点，发展多形式、多渠道的农业保险”，“认真总结试点经验，研究制定支持政策，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将农业保险作为支农方式的创新，纳入农业支持保护体系”。这些政策的先后出台，显示了政府对农业保险重视、明确了当前政府积极发展农业保险的态度，但是，其与《保险法》、《农业法》的上述规定一样，都有可操作性不强的弱点，难以有效实施。
（二）当前我国农业保险的运作情况
我国的农业保险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才开始推出真正意义上的农业保险。经过将近30年的发展，在农业保险运作方面既有经验也有教训，主要体现于以下方面：
1．经营环境
此处的经营环境主要是指农业保险的基础环境——农业生产状况和农民参加农业保险的意识状况，这一基础环境状况不佳是导致我国农业保险实施不力的直接原因。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劳动力充足，农民外出务工的意识还未形成，因此农业发展迅猛，并扮演着为工业发展提供支撑的基础角色。农民在良好的政策环境下，努力使农地增产、家庭增收。1982年推出的农业保险政策，以分散农业经营风险、增强农民抗灾能力为优势，在全国广大农村迅速铺开，并取得积极的效果。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民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其心理愿望已经不再停留在80年代吃饱饭、穿暖衣的水平上，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以自己的劳动力投入为家庭创造更多的财富。因此，他们开始进行投入与产出的比较，得出了进城务工比在农村种地合算的结论，民工潮开始了，西部地区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涌向东南沿海城市，开始将财富梦付诸实践，有资料显示，我国农民工数量已经超过2亿人
［6］。这批人几乎都是农村中的主要劳动力。农民正在对农业生产失去兴趣，农业保险处于停滞状态。
2．经营主体
我国农业保险政策刚刚推出时，由于其新颖性而受广大农民的欢迎，因此发展迅猛。此时，国内的大部分农业保险业务都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营，同时，在局部地区由地方保险公司经营地区性农业保险，如原新疆建设兵团财产保险公司（后更名为：中华联合财险公司），这两家企业在我国国内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时间最长，经验也较为丰富。2004年后，保监会先后批准在国内成立几家地区性农业保险公司，它们包括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黑龙江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吉林安华农业保险公司、法国安盟财产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等［7］。从经营农业保险的主体的角度来看，商业保险公司数量在增多，这表明我国农业保险由独家经营转向多家经营并存的阶段。
3．经营状况
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首先在国内推出农业保险产品，并广受农民欢迎。在此后近十年时间里，我国农业保险经营状况良好。这一时期是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黄金时期。1992年后，我国农业保险经营每况愈下，截至2004年，农业保险发展每年平均负增长5.9%［8］，保费收入跌入谷底，我国农业保险实施面临失败的危险。这种情况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2004年《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意见》明确指出，要加快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创建和实施。
4．农业保险市场供求状况
一方面，我国农业保险设计存在缺陷，农业保险产品的种类、覆盖面有限，特别是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农业保险更为薄弱；另一方面，农民年均收入低，承担农业保险费用的能力较差。在过去的近30年里，我国农业保险采取商业保险公司运作的模式，由于商业保险公司趋利避害的本性所决定，其偏向于在自然灾害较轻的地区开展保险服务，但受灾较轻地区的农民参与农业保险的热情并不高，而在重灾区，农民即使有愿望，也很难购买到称心如意的农业保险产品，现有农业保险的商业经营模式难以调和供需矛盾。
四、立足我国实际情况，在城乡统筹发展中构建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
基于以上农业生产经营的具体国情、农业保险立法以及运作状况，在城乡统筹发展的大环境下构建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必须着力克服以上问题，使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能够切实地减轻农民农业生产的风险负担。目前我国构建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应当解决以下方面的主要问题。
（一）农业保险法律形式
我国现行《保险法》是规范我国保险业规范经营运作、调整保险法律关系的基本法律，但是，其立法精神主要是为适应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分散各行业经营风险为目的，其采取的是商业化保险模式［9］。这一立法精神并不适合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构建。这是因为：首先，我国农业保险主要体现政府对农民、农业的扶持，应当采取政策性保险的模式。经过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实践证明，我国不能单一地采取农业保险商业化经营的模式，而应在农业保险领域更多地引入政府的干预和引导、监督和管理。其次，如果将农业保险纳入现行《保险法》的框架予以构建，不仅在法律规范上难以调和政策性保险与商业保险的矛盾，也难以使商业保险与农业保险在法律规范中做到和谐一致。
因此，我国的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应采用新的立法模式，即制定以政策性保险为基础的农业保险专门立法。构建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应循序渐进。由于我国制定《农业保险法》的立法精神、立法原则等基本问题尚处于法理探讨阶段，且在学术界并未形成统一意见，制定《农业保险法》较为困难。目前，可以通过先制定一部《农业保险条例》，待运作成熟、并经实践证明切实可行之际，再考虑制定《农业保险法》。
（二）农业保险立法的基本原则
1．自愿保险原则
是指农民在投保时间、地点、投保对象、投保标的物种类等方面享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农业保险自愿原则已经由我国《农业法》明确规定，2002年修订《农业法》时保留这一原则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一方面，我国农业人口众多，自然灾害发生频率较高，影响范围较大，若实行农业保险强制原则，则政府在保费补贴以及保险金补贴方面负担过重，虽然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我国政府也难以承担巨大的农业保险费用开支；另一方面，我国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至今还没有承受农业巨灾风险的能力，1998年的特大洪水、2006年四川、重庆的旱灾，均造成上千亿元的农业损失，若实行强制保险，国内还没有一家保险公司有如此巨大的财力为此善后。所以，实行自愿原则，还是我国当前农业保险的较优选择。
2．政府引导原则
是指政府通过采取种种措施，诸如保费补贴、农业生产小额贷款等方式，激发广大农民参与农业保险的热情，让更多的农民参与其中。由于我国政府财力有限，不得不放弃强制保险的模式，故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尽量使农业保险的覆盖范围更广、受益农民更多。采取这一原则，实际就是政府对参加了农业保险的农户一方面补贴其保费支出，另一方面采取其他如农业灾害防范技术指导、农业生产小额贷款等配套措施，吸引农民参加农业保险。这一点与美国的实际强制保险原则具有相似之处，美国采取的模式是：农民若不参加特定的农业保险项目，即不能获得政府对农户特定的扶持［10］。
3．独立经营核算原则
是指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对其农业保险业务和其他财产保险业务分开经营、独立核算。这一原则是由我国农业保险当前面临的实际情况决定的，即农业保险不应纳入普通商业保险运作的模式中。首先，我国的农业保险应定位为政策性保险，“惠民”的本性决定其由政府主导开展；其次，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除管理费等运作费用的支出以外，在政府农业保险基金的扶持下，商业风险小；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同样可以在灾害发生较少的年份赚取利润。应当指出的是，不纳入普通财产保险运作模式，是指不像其他财产保险一样，保险公司以赚取利润为第一要务。
4．政府补贴原则
就是指政府补贴参保农民的部分保费支出以及发生巨大农业灾害时补贴保险公司部分保险金，是我国农业保险得以顺利运营的重要保障［11］，实质上就是指政府对参保农户以及保险公司进行补贴。
（三）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
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是以政策性保险为基础的政府主导的保险公司经营模式。政府主导下的保险公司经营模式，是指全国的农业保险业务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但是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农业保险业务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督、管理和审查［12］。由于农民的部分保费以及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后赔偿的部分保险金来源于政府，故政府监督、审查商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经营情况具有很强的可实施性。同时，我国的一些保险公司，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等具有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经验，且配备有农业保险理赔、核算等专业技术人员，让其继续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可以节约政府的管理、培训等成本。此外,还应逐步探索、积极稳妥推进试点，发展多形式、多渠道的农业保险，特别是鼓励和扶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建立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服务的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并开展农业保险活动。
（四）农业保险基金和政府补贴
建立农业保险基金。基金来源于政府财政，在每年的政府财政预算中保证农业保险基金的及时到位，并专款专用。对农业保险基金的管理、使用在农业保险法中规定严格的程序，防止该基金在农业保险开展过程中流失。农业保险基金的管理和使用由农业主管部门负责，通过政府审查合法的方式支出。农业保险基金的使用有两个方向：第一，用于补贴农民缴纳的保费，具体补贴比例应视财政能力和投保农民数量而定；第二，用于补贴商业保险公司在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后的保险金支出。农业保险基金来源于政府财政预算，并通过划拨的方式，独立建账、管理。至于农业保险基金的管理，建议由国务院授权农业主管部门进行。政府补贴，主要内容包括补贴的对象、补贴的数量、补贴的范围以及补贴的方式等。
有学者认为，再保险应当是我国农业保险立法应当重点考虑的内容之一［13］。再保险从国外立法来看主要是指由政府成立农业保险公司，专门为在国内提供农业保险服务的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支持，如美国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为各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10］。日本也采取由中央统一向国内共济会提供再保险。
然而，在我国已经建立了“农业保险基金”的情况下，再建立农业再保险机制将成为多余。因为，一方面，农业保险基金与农业再保险都是由政府组建，在为商业保险公司提供救助这一点上具有共性，若二者同时建立，难免重复；另一方面，农业再保险的建立需要创建一套新的机制，即使像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这样的国有企业也不具有经营农业再保险的经验。因此，在现阶段以不设农业再保险为宜。
（五）保险合同及保险理赔
在保险合同部分，可以参照《合同法》规定保险合同原则上应该具备的条款，以及合同生效、变更、解除、效力终止细节。保险合同部分应着力体现当事人间的意思自治，尊重农民灵活地选择适合自身的保险产品，允许双方当事人约定保险范围以及其他具体事宜。同时，规定投保人，即农民，有权随时解除合同，但是应扣除其相应的手续费和已经承保期间的保费；保险人不得享有随意解除合同的权利，除非农民具有欺诈、虚假理赔等情节。
在理赔部分，建立集中理赔模式，避免农民单独理赔带来的诸多不便，即灵活地划定某一辖区的农户集体提出理赔要求，并由保险公司的理赔技术人员统一评估、集中赔付；规定农民理赔请求的期限以及保险公司调查、核算以及赔付的期限，以体现农业保险的效率。
总之，在我国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将金融支持引入农村，必将极大地激发广大农民献身农业、积极发展现代农业的热情，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立，必将对我国农村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城乡统筹发展，必定要围绕如何增加农民收入这一问题，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立，对规范性地分散农民的经营风险具有重大的作用。这一法律制度的构建和完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以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保险法律制度。
［参考文献］
［1］曾业松.以城乡统筹发展为建设和谐新农村的重要切入点［J］.甘肃理论学刊，2007，(01)：87-90.
［2］袁中金.小城镇生态规划［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51.
［3］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课题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研究［J］.武汉金融，2007，(3)：4-7.
［4］沈洁颖.对我国农业保险立法的思考［J］.井冈山医专学报，2007，(2)：64-65.
［5］王咸宁，寇江华.国外农业保险制度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J］.保险研究，2006，(5)：86-88.
［6］刘维佳.中国农民工问题调查［N］.学习时报，2006-02-03（13-15）.
［7］邓国权.2006年我国农业保险改革评述及2007年展望［J］.调研世界，2006，(4)：24-27.
［8］张祖荣.当前我国农业保险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J］.财经科学，2006，(10)：32-39.
［9］张忠明,栾立明.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困扰因素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2)：26-31.
［10］中国赴美农业考察团.美国农业保险考察报告［J］.中国农村经济，2002，(1)：68-77.
瓜类蔬菜属于夏生草本植物，生长速度快，分枝能力强，处理好蔓叶生长和开花结果的关系是获得优质高产的关键。栽培实践证明，在瓜类蔬菜生长过程中，如果借用柑桔等水果的整形修剪原理，对黄瓜、南瓜、苦瓜、丝瓜等瓜类蔬菜进行整枝、摘心等，可以改善光照条件，集中养分供应，减轻病虫为害，延长结果盛期，取得明显的提高品质、增产增收的效果。一些主要瓜类蔬菜的优质高产整枝方法如下：
一、黄瓜
主侧蔓结瓜的品种如本地种、珠江黄瓜，播种早，培育越冬苗，植株主蔓、侧蔓结瓜早，发生侧蔓少，很少整枝。播种晚（2月下旬后），以及种植密度高（亩栽1300株以上），植株主蔓结瓜晚，发生侧蔓多，一般采取间隔整枝，根据其长势农业论文，抹除侧蔓1/3~2/3。侧蔓坐瓜后，前端留1~2片叶即摘心，生长盛期，摘除老叶、黄叶、病叶。主蔓接近架上及时摘心促结回头瓜。主蔓结瓜的品种如津春、津杂、中农8号黄瓜，其分枝较少，一般基部4节以下侧蔓摘除，其余不整枝摘心。
二、苦瓜
留主蔓及其基部1个侧蔓，抹除其余侧蔓，不摘心。当植株生长茂盛时可剪掉棚上过密侧枝。
三、丝瓜
主蔓上棚前摘去所有侧枝、雌花、雄花，上架后主蔓再伸长33厘米左右，进行摘心，留前端一个侧芽和一朵雄花，抹去其余侧枝、雄花，此时可坐瓜5~7个。待其采收后，侧蔓又伸长16~26厘米，进行第二次摘心，留1~2个雄花以及前端的侧芽，抹掉其余的侧芽和雄花，此次可坐瓜3~6个，如此反复。
四、冬瓜
留主蔓以及在主蔓3~4节选留一个侧蔓，其余侧蔓抹除，早期雌花营养不足，结瓜小，应抹除，一般在15~20节后留瓜。
五、南瓜晚熟品种留主蔓以及主蔓4~5节处的1个侧蔓，或在植株生长5~6片叶时摘心，促进侧蔓发生，留2~3个侧蔓，争取每株结瓜2~3个。早熟品种，如园地贫瘠，宜实行单蔓结瓜，主蔓选留结瓜，在前端留5~6片叶摘心。
六、瓠瓜
子蔓结瓜，子蔓产生2~4个雌花，结1条瓜，至多2条瓜，采收后剪掉子蔓免费论文下载。大腿瓠：孙蔓结瓜，主蔓上架时进行摘心，当侧蔓伸长33~66厘米再次摘心，促进孙蔓产生雌花、结瓜。
七、佛手瓜
主蔓生长4~5节时摘心，选留2~3条强健子蔓，当子蔓生长1.3米许进行第二次摘心，促之发生孙蔓6~7条，任其生长。如过密，则疏去细弱蔓。
八、金丝瓜
金丝瓜主、侧蔓瓜均可结果农业论文，但以主蔓结瓜为主。短蔓品种一般不整枝，长蔓品种支架栽培仅留主蔓，摘除侧枝，满架时打顶，使养分集中供应开花结果。雨季要用瓜叶遮花，防止雨水冲刷花粉，影响结果。为提高坐果率，在上午8时前进行人工辅助授粉，并摘除过多的雄花。中后期及时摘去病叶和老叶，以利通风透光。
九、西葫
实践证明，在播菜种时，先给菜种消毒，可以预防多种病害，同时还可以是菜种快速出芽。下面就介绍几种行之有效的消毒催芽方法：
一、温水浸种
此法乃是打破种子休眠，促进种子发芽，灭菌防病，增强种子抗性的有效措施。浸种时水温和时间要准确，并且浸种到时间后要立即冷却。如西红柿浸种水温为52℃，浸种时间0.5小时；甜椒、黄瓜、茄子浸种温度为55℃，浸种时间为12分钟。可防止西红柿早疫、茄子褐纹病、甜椒炭疽病、黄瓜角斑病、芹菜斑枯病等。
二、热水烫种
用一个盆盛种子，再取一个同样大小的盆备用，先将开水迅速倒入放有种子的盆里，然后紧接着把水和种子倒入空盆，这样反复地倒几次，10分钟后用冷水将种子冲凉。
三、硫酸铜溶液浸种
用硫酸铜溶液浸种可防治辣椒炭疽病。先将辣椒种放入冷水中浸泡6~8小时，然后再放入100倍的硫酸铜溶液中浸泡5分钟，浸泡完毕后将种子洗净催芽。
四、福尔马林溶液浸种
用福尔马林溶液浸种可防治猝倒病、茄子褐纹病、西红柿轮纹病。先将种子用100倍的福尔马林溶液浸泡15分钟，取出并用湿纱布包好，过2小时后洗净即可。
五、高锰酸钾溶液浸种
用高锰酸钾溶液浸种可防治西红柿花叶病毒病免费论文。播种前将西红柿种子放入100倍的高锰酸钾溶液中浸泡
六、干热消毒
多用于番茄种子处理。先晒种农业论文，使其含水量降至7%以下，置于70~73℃的烘箱中烘烤4天，然后取出浸种催芽，可防治多种病害。
七、小苏打液浸种
一般蔬菜种子表面都有一层粘液包裹，播前用1%的小苏打水溶液浸种12~24小时，反复搓洗几遍，漂选干净就可除掉种子周围的粘液，以促进发芽快而整齐。
八、漂白粉泥浆灭菌
将漂白粉兑入泥浆中，漂白粉用量按每公斤种子用10~20%的有效成份计算。泥用量以正好将种子拌匀为度。把漂白粉泥浆和种子混匀后，放入容器封存16小时，能有效地杀灭白菜、芹菜、萝卜种等子上的黑腐病菌。
九、氢氧化钠浸种
用清水将菜种浸4小时，后置于2%氢氧化钠溶液里15分钟，再用清水冲洗、晾18小时。此法能杀灭菜种内外大部分病毒和真菌，预防蔬菜病毒、炭疽病、角斑病和早晚疫病等。
十、白酒浸种
通过实践证明，采用白酒浸泡蔬菜种子后播种，出芽快而整齐。特别是种皮较厚，发芽率底的瓜果及豆类种子，如能用白酒浸种后效果尤为明显。不但能极大的提高发芽率，还能起到灭菌消毒的作用。
1、农业专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规定，农业领域可以申请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的成果包括农、牧、渔、机具的发明与改进，肥料和饲料配方、农药和兽药组合物，食品、饮料和调味品的酿造技术，新的生物菌种及产品，培育动、植物新品种的方法等。
2、植物新品种。
指由植物新品种保护审批机关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赋予品种权人对其新品种所享有的生产、销售、转让、标记等经济权利和精神权利的总称。一般认为，农业专利系统不适于品种保护。除美国外，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未将植物品种纳入专利保护范畴。但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1997年3月）的颁布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00年7月）的出台，我国对植物新品种权已经开始实施全面的保护。
3、农业商标。
除指注册商标所有人对其所注册商标享有的专用权外，对名、优、特、稀农产品的地理标志权或原产地域名称权的保护一般也属于农业商标权保护的范畴。
4、农业商业秘密。
指农业科研单位对其繁殖材料、数据、栽培方法等技术信息，以及农产品经营对其决策、价格、客户名单等信息等所享有的经济利益权利。
5、农业著作权。
即农业科技人员对其科技活动中所产生的著作、论文、工程设计图纸及说明、农业科技、影音资料及软件等，享有的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
二、农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特征
受产业特征的影响，农业知识产权除具有排他性、地域性、时间性等知识产权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易扩散性、权利主体的难以控制性、产权价值标准的不确定性等特征：
1、易扩散性。
指由于农业科学研究新成果、新技术的示范推广大多在田间进行，所以较易被他人非法窃取或流失；
2、权利主体的难以控制性。
受生产分散性特点的影响，在农业的一些权利领域范围内，权利主体往往难以控制，如地理标志权、商业秘密权、发明权、植物新品种权等；
3、产权价值标准的不确定性。
农业生产过程是一个自然和经济的交互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形成的农业知识产权难以用一定的标准去衡量。
4、侵权数额难以计算。
以小麦新品种为例，除非收割并根据市场价收购，难以估算其产量、价格。
三、农业知识产权侵权鉴定问题
1、鉴定单位的鉴定资质问题
目前对植物新品种的鉴定，尚无国家规定的标准方法和授权的鉴定资质单位。法院还是应当从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审判宗旨出发，不能仅仅因为资质问题而不去委托鉴定。只要鉴定单位具备相应的技术检测水平和专业技术人员，采用了科学先进的鉴定方法，其作出的鉴定结论就可以采信.
2、鉴定方式和标准问题。
DNA指纹技术、醋酸同工酶电聚焦电泳和蛋白质电泳的方法，是目前我国通用的三种种子鉴定方法。但这三种方法除个别国家认可外，尚不是国际上公认的方法。相对于国际公认的种植方法（DUS方法），这三种方式有其快捷、方便，成本低的优势。鉴定方法的选择，既要考虑公正，又要考虑诉讼效率，兼顾诉讼成本。采用上述三种方法进行鉴定是首选的鉴定方法，种植的方法可以作为最终的手段。若一方当事人对采用上述三种方法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且提出了充分的证据反驳，才可以采用种植的方法。即使采用种植的方法，也要对如何进行种植设定相应的标准，以保证从种到收这一长段时间内不出现差错。
四、关于证据保全的问题
在以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被侵权人所受到的损失作为损害赔偿额的依据时，能否查证侵权人侵权销售的数量直接关系到权利人赔偿请求的实现。
在采取保全措施时：
1、从仓库入手，直接到仓库清点库存被控侵权产品；
2、控制被告的财务帐册、入库单、销售发票，由于目前种业公司管理相对规范，财务帐册、入库单、销售发票等资料比较齐全，能够比较完整地反映其销售量；
3、通过铁路部门调取货运单据和附随的植物检疫证等证据，证实其调入的种子量。
目前，许多侵权者为了逃避责任，采用散装种子销售，销售凭证、账目、货运单据均不体现侵权品种名称，或者干脆变换名称出售，既使掌握了这些证据也无法确定是否为被控侵权品种时，可以考虑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即由被告举证证明其购进的或销售的品种名称。否则，法院可以调取的销售量作为全部侵权产品的销售量来计算损害赔偿额。
五、利害关系人诉权的确定
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39条规定是品种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权对侵犯植物新品种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的具体法律依据，但是，利害关系人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作为原告提讼，以什么形式参与诉讼，法律没有具体规定，实践中各地法院的做法不一。一般来讲，法院应当允许利害关系人和品种权人共同提起侵权之诉。如果利害关系人符合相应的条件，也可以单独提起侵权之诉。因生产、销售同一新品种，侵权人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而被许可人必须支付使用费，那么被许可人的产品成本必然高于侵权者，侵权者的产品在市场上将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因此侵权案件中经营者往往是更大更直接的受害者，所以必须赋予利害关系人以相应的诉权。
利害关系人应当是指品种权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根据实施许可合同的性质不同，利害关系人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独占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独占被许可人是当然的利害关系人，有权独立地对侵害品种权的行为提讼。二是非独占被许可人。非独占被许可人未经品种权人的许可不得单独提讼。但非独占许可人可以在许可合同中与许可人约定对侵权诉讼享有诉权。如果有合同约定，非独占许可人也可以享有单独提讼的权利。
六、植物新品种权侵权的判定
（一）、品种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是指在品种权的有效期内，行为人未经品种权人的许可，生产、销售、使用其授权品种的行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品种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应当是：
1、有被侵犯的有效品种权的存在。
一项品种只有在其被授予品种权的有效期间内，才受法律保护，在授予品种权前、品种权期限届满后、品种权被宣告无效后或者已经终止后，第三人的使用行为不构成侵权。在品种权有效地域范围内的行为才可能构成侵权。
2、有利用品种权的行为。
生产、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
3、未经品种权人的许可。
许可应包括书面许可、口头许可以及默示许可等形式。
4、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经营。
即以营利为目的实施一定的行为，才可能构成侵权；不以营利为目的，不构成侵权。
（二）、不构成侵权的抗辩理由
根据《条例》的规定，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即不构成侵权的抗辩理由应当包括以下四种情形：
1、品种权人的权利限制，即合理使用和强制许可使用。合理使用包括科研特权和农民特权。2、品种权终止。
3、品种权被宣告无效。法院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被告可在答辩期间内向行政主管机关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请求宣告该植物新品种权无效，因植物新品种权的授予是经过实质审查，法院一般不应中止诉讼。
4、诉讼时效。应适用《民法通则》关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和最长时效期间的规定。对于连续实施的侵权行为可以依照最高法院法［1998］65号《关于全国部分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的规定执行，即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行为发生之日起至权利人向人民法院提讼之日止已超过2年的，在该项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期间，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行为，侵权损害赔偿额应自权利人向人民法院之日起向前推算2年计算，超过2年的侵权损害不予保护。
实践中当事人常以持有种子管理站颁发的种子生产许可证作为抗辩理由，对于此种抗辩，一般不予采纳。各级种子管理站如果没有审查申请人是否征得品种权人的书面同意，而颁发了种子生产许可证，这种颁发证书的行为并不必然认可其生产授权品种行为的合法性。因为生产品种包括授权品种和非授权品种，根据《种子法》的规定，在申报生产许可证之前，申请人必须确认自己所申报的品种是否授权品种，这种确认行为是一种法定义务，违背了法定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销售方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在植物新品种侵权纠纷中，销售方对产品的来源的合法性有严格审查的义务，销售方应当承担严格责任。这是由种子生产、经营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我国《种子法》对此有专门的规定，因此应当适用特别法。生产方必须严格按照许可证许可生产的品种进行生产，经营方从生产方处购买种子首先要审查生产方的生产许可证，看其生产的种子是否具备生产许可的条件，也就是说经营方必须对种子的来源进行严格的审查。因侵权品种的生产方未经权利人许可，无法取得权利品种的生产许可，其对外销售侵权产品具有明显的违法性，经营方若再购买销售，就具有明显的主观过错，两者的行为已经构成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七、被告拒不提供有关侵权获利的证据，赔偿数额的计算
对于那些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又拒不提供其记载因侵权所获利润情况的会计账册或者提供虚假会计账册的人民法院除了可以查封其账册等资料。依法组织审计外，也可以综合全案的证据情况，推定原告的合理主张成立，不能使侵权行为人逃避应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这完全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75条的规定。在被告拒不提供有关侵权获利证据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推定原告主张的合理赔偿数额成立。如果被告的生产规模大，并以侵权产品为主要的经济来源，完全可以支持原告主张的全部赔偿数额。
故此，关于推定侵权证据有对方当事人掌握的问题，对当事人有证据可提供而不提供的，可以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75条的规定，推定其持有侵权证据。这样即可以加强对权利人的保护，减少保全的风险，有可以有效的遏止抗法行为，便于保全措施的顺利完成。
八、植物新品种损害赔偿的原则、计算方法
l、品种权侵权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和赔偿范围
在品种权侵权损害赔偿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同时确定全面赔偿原则为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但不适用“惩罚性赔偿”原则。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直接中经营者往往是更大更直接的受害者，所以必须赋予利害关系人以相应的诉权。
利害关系人应当是指品种权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根据实施许可合同的性质不同，利害关系人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独占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独占被许可人是当然的利害关系人，有权独立地对侵害品种权的行为提讼。二是非独占被许可人。非独占被许可人未经品种权人的许可不得单独提讼。但非独占许可人可以在许可合同中与许可人约定对侵权诉讼享有诉权。如果有合同约定，非独占许可人也可以享有单独提讼的权利。
六、植物新品种权侵权的判定
（一）、品种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是指在品种权的有效期内，行为人未经品种权人的许可，生产、销售、使用其授权品种的行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品种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应当是：
1、有被侵犯的有效品种权的存在。
一项品种只有在其被授予品种权的有效期间内，才受法律保护，在授予品种权前、品种权期限届满后、品种权被宣告无效后或者已经终止后，第三人的使用行为不构成侵权。在品种权有效地域范围内的行为才可能构成侵权。
2、有利用品种权的行为。
生产、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
3、未经品种权人的许可。
许可应包括书面许可、口头许可以及默示许可等形式。
4、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经营。
即以营利为目的实施一定的行为，才可能构成侵权；不以营利为目的，不构成侵权。
（二）、不构成侵权的抗辩理由
根据《条例》的规定，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即不构成侵权的抗辩理由应当包括以下四种情形：
1、品种权人的权利限制，即合理使用和强制许可使用。合理使用包括科研特权和农民特权。2、品种权终止。
3、品种权被宣告无效。法院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被告可在答辩期间内向行政主管机关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请求宣告该植物新品种权无效，因植物新品种权的授予是经过实质审查，法院一般不应中止诉讼。
4、诉讼时效。应适用《民法通则》关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和最长时效期间的规定。对于连续实施的侵权行为可以依照最高法院法［1998］65号《关于全国部分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的规定执行，即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行为发生之日起至权利人向人民法院提讼之日止已超过2年的，在该项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期间，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行为，侵权损害赔偿额应自权利人向人民法院之日起向前推算2年计算，超过2年的侵权损害不予保护。
实践中当事人常以持有种子管理站颁发的种子生产许可证作为抗辩理由，对于此种抗辩，一般不予采纳。各级种子管理站如果没有审查申请人是否征得品种权人的书面同意，而颁发了种子生产许可证，这种颁发证书的行为并不必然认可其生产授权品种行为的合法性。因为生产品种包括授权品种和非授权品种，根据《种子法》的规定，在申报生产许可证之前，申请人必须确认自己所申报的品种是否授权品种，这种确认行为是一种法定义务，违背了法定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销售方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在植物新品种侵权纠纷中，销售方对产品的来源的合法性有严格审查的义务，销售方应当承担严格责任。这是由种子生产、经营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我国《种子法》对此有专门的规定，因此应当适用特别法。生产方必须严格按照许可证许可生产的品种进行生产，经营方从生产方处购买种子首先要审查生产方的生产许可证，看其生产的种子是否具备生产许可的条件，也就是说经营方必须对种子的来源进行严格的审查。因侵权品种的生产方未经权利人许可，无法取得权利品种的生产许可，其对外销售侵权产品具有明显的违法性，经营方若再购买销售，就具有明显的主观过错，两者的行为已经构成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七、被告拒不提供有关侵权获利的证据，赔偿数额的计算
对于那些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又拒不提供其记载因侵权所获利润情况的会计账册或者提供虚假会计账册的人民法院除了可以查封其账册等资料。依法组织审计外，也可以综合全案的证据情况，推定原告的合理主张成立，不能使侵权行为人逃避应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这完全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75条的规定。在被告拒不提供有关侵权获利证据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推定原告主张的合理赔偿数额成立。如果被告的生产规模大，并以侵权产品为主要的经济来源，完全可以支持原告主张的全部赔偿数额。
故此，关于推定侵权证据有对方当事人掌握的问题，对当事人有证据可提供而不提供的，可以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75条的规定，推定其持有侵权证据。这样即可以加强对权利人的保护，减少保全的风险，有可以有效的遏止抗法行为，便于保全措施的顺利完成。
八、植物新品种损害赔偿的原则、计算方法
l、品种权侵权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和赔偿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