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组织建设时期（1949—1958）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国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第43条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曾一度设立了科学普及局，中国化学史专家袁翰青教授任局长。该局负责领导和管理全国的科普工作，提出了“科学普及工作也必须做到明确而深入地为当前的生产建设服务”的要求。在国家根本大法中写入向广大劳动人民普及科学知识的条文，并在中央政府部门设立科普机构，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1950年8月18日至24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简称科代会）在北京清华大学礼堂召开。吴玉章在开幕词中指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中国科学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地要努力参加巩固胜利和建设新国家的工作。在我们人民民主的国家里，科学工作不再依靠私人的提倡或所谓‘慈善’性的援助，而是明确地成为国家的事务。”科学界“当人民自己掌握政权以后，进入和平建设的时候，要紧的便是怎样做好科学的深入研究和广泛普及的工作。”科代会明确了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实行理论联系实际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在处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上，应当遵循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的原则。为此，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或者“科普协会”）两个组织。前者以团结号召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以促进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为宗旨；后者以宣传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技术水平为宗旨。此后不久，1951年10月原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的建制转入中央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因而科普协会就成了我国科普工作的实际推动者和组织管理者。
科普协会以“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提高人民科学技术水平”为宗旨，规定了自身的任务是：“组织会员通过讲演、展览、出版及其他方法，进行自然科学的宣传，以期达到下列目的：
（1）使劳动人民确实掌握科学的生产技术，促使生产方法科学化，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发挥力量。
（2）以正确的观点解释自然现象与科学技术的成就，肃清迷信思想。
（3）宣扬我国劳动人民对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借以在人民中培养新爱国主义精神。
（4）普及医药卫生知识，以保卫人民的健康。”
可见，科普协会一方面重视为经济建设服务，使我国劳动人民掌握科学的生产技术，促使生产方法科学化，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强调用科学的观点解释自然现象与科学技术成就，肃清封建迷信思想，宣扬我国劳动人民对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培养科学的世界观和爱国主义精神。
建国伊始，百废待新，百业待举。科普协会提出“一面筹建组织，一面开展宣传工作”的方针，首先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建立分会筹备机构，同时结合全国性运动开展科学技术的普及宣传活动。至1955年底，全国科普协会会员已有38000多人，会员工作组有874个，并在110个县、市建立了支会。此时，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1956年，我国经济、文化建设空前高涨，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科普协会的组织建设工作也大大加快了步伐。这一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了科普协会分会筹委会，至此，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台湾除外），均建立了科普协会的组织机构。到1958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成立省一级科普协会组织27个，市、县建立科普协会组织近2000个，许多地区在厂矿和农村建立了协会的基层组织。根据1958年6月我国11个省、市的统计，共建立基层组织4.6万多个，会员、宣传员102.7万多人，初步形成了一支浩荡的科普大军。同时，科普协会配合当时国家的中心任务，如抗美援朝运动、爱国卫生运动、工业化建设、向科学进军等展开了广泛的、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从1950年8月科普协会成立到1958年9月，8年间科普协会在全国范围内共开展科学技术普及讲演7200万次，举办大小型科普展览17万次，放映电影、幻灯片13万次，参加人数总计达到10亿8千万人次。
在这一段时期里，科普基础设施建设也迈出了新的步伐。1950年4月，中央文化部科普局决定在北京建立一所以广大工农兵为对象，配合国家建设事业开展科普工作的新的人民科学馆（国家自然博物馆前身），将其作为全国的示范点，以期指导全国各地人民科学馆事业的发展。建馆筹备处成立后，当年就先后筹办了“大众机械”、“动物的进化”、“可爱的祖国”、“苏联的科学技术”等5个展览。科普局撤消后，该馆几经变迁，最终演化成为北京自然博物馆。1957年9月北京天文馆举行了开馆典礼，从此中国诞生了第一座天文馆。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修建的一座大型科普活动专用场所，北京天文馆对普及天文知识和宣传我国在天文学上的成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新中国的科普出版事业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兴办的。最初是编辑出版中央科学讲座的讲演稿，印成科普小册子。1954年，原由上海民本出版公司创办，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科学大众》杂志移交科普协会接管，至此科普协会有了自己的科普刊物。1956年夏，全国科普协会建立了科学普及出版社，许多地方科普协会也纷纷建立了编辑出版机构。到1958年6月底，共有6种发行量较大的全国性科普期刊出版，即《科学大众》、《科学画报》、《知识就是力量》、《学科学》、《科学普及资料汇编》和《天好者》，另有地方性通俗科学报刊32种。全会共出版了文字资料29.9万种，发行6300多万份，还编制了大量的形象资料，如科普箱、挂图、幻灯片等。
在建国初期的9年间，党和政府对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中国的科普事业已经初具规模，科学技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得到了空前广泛的传播。这一时期科普工作的特点是：第一，围绕国家经济文化建设，并强调为政治和对敌斗争服务，以配合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如在1952年的爱国卫生运动中，科普协会会员在3个月当中就组织了6000多次演讲；第二，呈现出全民办科普的局面，科普组织遍地开花，蓬勃发展，为以后的深入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基础；第三，科普工作的重点是在我国大中城市，以工人和干部为主要普及对象。总之，作为起始阶段中国科普工作以科普宣传、组织建设为主，更深入广泛地科普实践活动还有待于下一阶段的具体实施。
2-2广泛实施时期（1958—1966）
1958年9月18日至25日，科普协会与全国科联联合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并宣布科普协会与全国科联合并，从此我国的科普工作归入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2-2-1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建立
1958年2月，全国科联向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并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召开科联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一个月后，科普协会也提交了《科普党组关于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给的请示报告》，提出根据各地跃进形势，总会必须采取积极措施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因而有必要“召开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动员广大会员迎接即将到来的技术革命的新任务，健全协会的领导机构，制定协会会章和五年工作发展纲要，推动协会工作的，使协会更有效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同意全国科联、科普协会召开代表大会，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科联、科普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批准在1958年8月下旬召开。
在进行会议的准备工作过程中，全国科联和科普协会都意识到在当时的形势下，科联组织已向工农群众敞开了大门并开展了一些科普工作，同时科普组织也在大搞群众性的科学研究，因而在实践工作中两个组织实际上已经开始走向汇合。各地也普遍要求把两个团体合并，两个组织的干部和科技工作者以及著名科学家竺可桢、茅以升等也提出把全国科联、科普协会进行合并，共同组织成一个统一的科学技术团体，以适应当时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全国科联主席李四光、科普协会主席梁希分别表示同意这种意见。因而在会议召开前夕，中共全国科联党组和科普协会党组联合向聂荣臻副总理并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建议科联、科普合并的报告》。经中央批准后，1958年9月18日至25日，全国科联和科普协会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了联合全国代表大会。
9月23日，大会通过了《关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决议》，正式宣布全国科联和科普协会两个团体进行合并，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科学技术团体，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中国科协）。该决议规定：“中国科协的基本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密切结合生产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运动。”其具体任务有6项，分别是：
“（1）积极协助有关单位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和技术改革的工作；
（2）总结交流和推广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和先进经验；
（3）大力普及科学技术知识；
（4）采取各种业余教育的方法，积极培养科学技术人才；
（5）经常开展学术讨论和学术批判，出版学术刊物，继续进行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改造工作；
（6）加强与国际科学技术界的联系，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和国际科学界保卫和平的斗争。”
中国科协副主席范长江在作大会总结报告时，结合科协是科学技术群众团体的特点，提出科协工作的总精神是：“坚决依靠党的领导，密切结合生产，放手发动群众，迅速壮大科学队伍，把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不断推向新的高潮。”我国的科普工作从此由原来的科普协会转入中国科协。
2-2-2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
中国科协的成立，将科学家所进行的大量科普工作同原科普协会的专职科普队伍及广大群众的科学普及和试验活动更加协调一致地结合起来了。
《1959年全国科协工作规划要点（草案）》指出，科协工作“应当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紧密结合工农业生产，以解决生产中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总结交流并推广生产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发明创造和先进经验为中心，”要求各学会配合有关部门为技术革命群众运动贡献力量。科协的工作因而既带有科研攻关的内容，更多的则是技术推广的工作。在“”的时代背景下，自1959年初，一些省市科协通过学会协同科研、生产、教学部门的科学技术人员开展了以送技术到工厂、农村的技术上门活动。技术上门活动从内容上看，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总结群众生产中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如农作物的技术管理，机械制造、使用和维修等；二是组织先进技术推广队、服务队、讲师团等，推广新技术、新工艺和先进生产经验，如农作物丰产经验、畜牧业的机械化、自动车床等；三是组织攻坚队、医疗队、突击队等进行技术会诊以解决生产中的技术关键问题，如怎样防止小麦倒伏、如何保证煤气发生炉的安全等。技术上门活动规模有大有小，活动时间可长可短，长的一至两个月，短的仅几天。形式多样、方式灵活的技术上门活动对解决当地生产技术问题，促进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实际运用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很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因而很快在许多地区广泛开展起来。据河北、江苏等九省市的不完全统计，到1960年4月，省、市科协及部分专、市、县科协共组织进行了技术上门活动11800次。
在广大农村，1958年以后，群众性的试验研究活动蓬勃开展起来了，农村科学实验活动的广泛开展成为这一时期科学技术普及的主要形式。1961年4月，在全国科协工作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几点意见（草案）》，要求“科协组织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在农村的基层工作，特别是加强各种群众性科学技术研究小组和专业组的工作，把广大农村的科学技术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并加以培养提高，在农业生产第一线逐步形成一支有力的群众性的科学技术队伍；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专门学会，与各业务部门配合，把各行各业的科学技术力量适当调动起来，开展各种服务农业的学术活动。”在这一时期，农村的科学实验活动发展很快，各级科协开展了大量的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农村科学实验小组1964年全国发展到40多万个，1965年增加到100多万个，参加人数约有700万。仅上海科协在郊县就成立群众性实验小组6200个，有4.6万多人参加活动。
在科普读物出版方面，从1961年起少儿出版社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丛书（共8册），收入科学小品1000多篇，至1964年就印了580万册，“”后仍有再版，成为中国科普出版史上一套具有深远影响的科普丛书。科教电影的创作与发行工作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使用面积6万多平方米，有“科学家之家”称号的北京科学会堂也于1964年元旦正式对外开放。
从1958年到1966年的8年间，尽管中间经历了“”和三年自然灾害的波折，但我国的科普事业还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科普工作的重点从大中城市转向了广大农村，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技术上门活动、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得到了广泛深入地开展，成为这一时期我国科普工作的主要形式。
2-3衰落停滞时期（1966—1976）
中国科协成立之后，我国科普工作如火如荼、方兴未艾的大好势头由于1966年至1976年的“”而遭到衰落和停滞。
在“”中，科技工作者及科技团体的各级组织均遭到了空前的破坏。科技团体被迫中断活动达十年之久，极个别学会冒着风险、顶住压力进行了一些有限的科普活动，如广州市航海学会顶住了“”的干扰和压制，坚持开展以普及科学知识为重点的群众性科技活动。1973年，为了适应华南地区航海事业发展的需要，广州市航海学会恢复了组织，围绕急需解决的航海技术问题，编写了各种科技资料近30万份。从1973年到1977年4年间，该学会共举办了200多次报告会、讨论会，参加活动人数达10万人次，还编写拍摄了《船舶避碰》、《船舶救生》等科教影片和幻灯片，编绘了关于帆船防御台风的科学知识的连环画册，并组织宣传队前往全省沿海和沿江各港口，向广大船员、渔民进行宣传普及。“”当中，一些科学家也竭其所能艰难地开展科技活动，被称作“没有学会的学会活动”。河南省农学会著名玉米育种专家吴绍揆教授被下放到商丘县劳动期间，帮助农民办起了科学试验站，向农民传授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培养了一大批农民技术员，使贫穷落后的五里扬大队变成了一个高产稳产的生产队，该试验站1979年被国务院命名为先进单位。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面对国家科普工作的一片凄凉萧瑟的衰败情景，更是心急如焚，大声疾呼，在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向作政府报告的总理呼吁：科学普及工作现在无人过问，工农兵群众迫切要求科学知识的武装，请对科学普及工作给予关心和支持。
在10年“”的严酷岁月里，我国科普事业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各类科普活动基本上停滞下来。科普出版社机构被撤消，人员被遗散，大批科普刊物被迫停办。1970年，全国总共出版了《科学实验》和《科学普及资料》等两、三种科普杂志。各地科学小报在“”当中亦被统统砍掉，使科技报刊事业遭受严重摧残。1972年后，情况才稍有好转，有少数地区由当地科技局主持复刊，并改名为“某地科技报”。
2-4恢复发展时期（1976—1990）
10年浩劫结束后，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中国科协得到恢复，科普事业重新焕发了生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1977年8月25日至27日，中国科协举办了“科学家、劳动模范同首都青少年科学爱好者大型谈话会”活动，由此拉开了中国新一轮科学普及高潮的序幕。活动期间，黄子卿、杨乐、张广厚、闵恩泽、林兰英、胡传锦、蒋明谦等著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参加了座谈会，鼓励广大中学生学好科学知识，打好数理化基础。这是一次推动青少年科普的大型活动。谈话会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中国科协、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参加谈话会的科学家们相继收到了来自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中学生、知识青年和一些教师、家长的1000多封来信。这期间，新华书店有关数理化的参考书、自学丛书，几天之内便销售一空。该谈话会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此后相继有9个省市举办了类似的谈话会，初步掀起了我国广大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的高潮。
1978年3月28日，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周培源以中国科协代主席的身份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就科协和学会工作提出了四点意见，其中第三点为“积极开展科学普及工作，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作出贡献，”要求“科协和各专门学会要运用一切手段，密切结合工农业生产实际，积极开展科学普及工作，”第四点讲到要“推动广大青少年向科学进军”，要求“大力开展青少年的科学技术活动，”“积极为青少年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创造良好的条件，提供方便，……组织青少年进行力所能及的科学实验活动。”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高潮和科学技术浪潮的到来，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
同一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国工作重心的全面战略转移对科普工作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在这一项带有战略性、全局性的任务面前，”中国科协“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距1958年第一次科协全国代表大会整整22年后，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种背景下终于在北京召开了。大会确定了今后科普工作的发展方针和基本任务，指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应当围绕四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面向生产，面向群众，面向基层。普及的内容要从生产建设的需要出发，从群众的工作、生活、学习的实际出发，因地因人制宜，既要注意普及自然科学基础知识，也要注意有针对性地普及先进的工农业生产技术和科学管理的知识，以及有关计划生育、保障人民健康和破除迷信等方面的知识。”这一规定从理论上明确和肯定了我国科普要从四化建设的实际工作需要出发，为发展振兴经济服务，从而为以后一个时期我国的科普工作奠定了发展方向。在1986年6月召开的中国科协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一方针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和发展：“在今后五年这一关键时期，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中国科协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奋斗，为实现‘七五’计划贡献才智。”“大力推动科学技术普及和技术服务工作，为振兴地方经济服务。”在农村，“要努力适应广大农村对科学技术不断增长的新要求，配合‘星火计划’，抓好科技培训和适用技术的普及推广，”培养农民技术员和农民企业家，“帮助贫困农民依靠科技脱贫致富”；在城市，“进一步加强科技咨询服务工作，五年内争取帮助1万个城市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依靠技术进步，降低消耗，提高质量，增加经济效益”；同时，“繁荣科普创作，评选优秀科普作品，组织力量编辑出版向工人、农民传授技艺的科普教材，继续开展破除迷信、卫生保健和其他日常生活化的宣传普及活动。”经济主战场的确定，使得我国“科普工作和经济建设结合日趋紧密，”而且“各地实践表明，这种技术与经济的结合，赋予了科学技术的普及以强大的内在动力。”随着国家经济建设高潮的来临，我国的科普工作，尤其是农村科普工作进入了一个兴旺发达的时期。在科协三大召开之际，全国已组织成立了4.1万多个乡镇科普协会，6万多个专业技术研究会。“他们在各级科协和学会的支持指导下，从技术承包入手，通过科普宣传、技术服务、技术示范和技术培训等群众欢迎的形式，由技术能手牵头，普及适用技术，带动广大农民科学务农，开辟新的生产门路，脱贫致富，”这一时期，中国科协共创办乡镇农民技术学校13000多所，参加生产技能培训的农民达到8000多万人次。至此，随着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的大量建立和发展，全国完整地建立起了以县科协为枢纽，以乡镇科协（科普协会）、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为基础的农村科普网络体系，各种各样的技术培训、科普宣传、科技扶贫、技术服务等项活动得到了深入广泛地开展。科普的手段、形式也日趋多样化。80年代初开始推广使用的科普宣传车发展极为迅速，这种科普宣传车装备有电影、广播、展览等设施，专门运送科技人员携带科普资料下乡开展科普工作，到1987年一度增至638辆。日益增多的科普车奔驰在全国农村各地，对“老、少、边、穷”地区产生的效果尤为显著，很受当地农民的欢迎。同时，大量的科普配套服务机构也纷纷建立起来，科普服务事业得到很快发展。
这一时期，科普的研究、创作、出版事业也恢复了勃勃生机。中国科普创作协会、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科普研究所的前身）相继成立。1978年，科普出版社重建，在此后10多年里科普出版社共出版科普图书2000多种，累计发行2亿多册，先后创办、恢复和出版了科普期刊7种，即《现代化》、《知识就是力量》、《科普创作》、《科学大观园》、《大自然》、《中国科技史料》、《气象知识》等。同时，全国各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科普读物，有的发行量高达几百万册，并且科教电影、电视片也纷纷问世。仅1979年和1980年两年出版的科学小品集、科学电影剧本、科学童话、科学幻想小说等就远远超过了“”前十几年里的总和。全国科协和学会系统主办的科普期刊达到76种，科技小报42种，加上其它部门和单位所办的科普报刊、科学副刊、专栏等总数不下几百种之多。1984年，我国十大畅销书中就有两种是科普图书，一本是《迎接新的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知识讲座》，发行142万册，一本是《养鸡500天》，发行123万册。
在这段时期里，随着我国科普事业的复苏和蓬勃发展，对科普的理论认识和探讨也提上了议事日程。1978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上，会议代表发出了建立科普学的呼吁：“科学总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我们已经有了二十八年科普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什么不能大胆地把这些经验上升为理论，提出‘科普学’这一名称？”1979年，在成都市科普创作协会学术年会上，周孟璞、曾启治宣读了论文“科普学初探”，初步探讨了我国科普学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以及科普学与科学学、教育学等其它学科的关系，并建议从理论科普学和应用科普学两个方面开展研究。在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曾二人再次提出了创立和开展研究科普学的问题，得到了一些参会代表的赞同。这样，建立科普学的问题就在我国公开提出来了。
科普学的提出引发和促进了对我国科普工作的理论总结和探讨。同时，我国一批久负盛名的科普作家、科学家的科普作品选集、文集相继出版，对我国科普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实践和理论问题，如科普工作的重要性、科普工作的内涵、科普与科研、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等等也纷纷发表见解。钱学森认为，“学”就是要找出一点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科普学实际上是科学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性质上也是社会科学，是科学社会教育学。袁清林则通过把传播学上著名的R•布雷多克模式的7个问题（即谁，说了什么，在什么情况下，为了什么目的进行，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取得什么样的效果），转化成为科普学体系结构的7个要素，从而从传播学的角度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和自谐的科普理论体系框架。我国的传统科普观也因而在这一时期得以逐步形成。在我国，科普是“科学技术普及与推广”的简称，也就是说科普“不仅要普及科学知识，而且要普及应用技术。”因而，“普及科学知识，推广科学技术，使科学家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就成了我国“传统科普的概念。”纵观我国科普事业，可以看出我国科普工作大致涵盖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进行科学技术的宣传；第二，通过学校教育传授科学技术的基础知识；第三，围绕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职业培训，传授推广生产中的实用技术，即科普宣传、科技教育和科技服务。相应地，我国科普工作的重点对象是领导干部、青少年和广大农村群众。在传统上，我国的科普事业主要是配合政府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来开展工作，其中大部分时期里科普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紧紧围绕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普及推广实用生产技术达到增加产量、发展经济的目的。
2-5反思探索时期（1990—1998）
1990年9月，中国科协管理中心首次在我国进行了全国性的公众科学素质的试调查，由此开了对中国公众科学素质进行调查并进行国际比较的先河。1992年中国科协和国家科委有关部门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对我国公众的科学素质进行抽样调查，调查结果首次收入《中国科技指标》（中国科学技术黄皮书）。此后，每隔两年，即1994年、1996年中国科协均对我国公众的科学素质进行抽样调查，其结果以及与世界多国公众科学素质的对比情况受到国内、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中国公众科学素质的低下水平日益引起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注意和忧虑，加之90年代初，中国社会上掀起一阵阵封建迷信、反科学、伪科学的浪潮，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和潜在的隐患。迷信、愚昧、反科学、伪科学活动的日趋泛滥、频频发生，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这些与现代文明相悖的现象，日益侵蚀人们的思想，愚弄广大群众，腐蚀青少年一代，严重阻碍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因此，采取有力措施，大力加强科普工作，已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与国外相比我国公众在科学素质方面的巨大差距，以及国内面临的严峻社会现实状况促使人们把更多希望的、同时还有审视的目光投到了科普工作上。我国的科普工作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思索、学习、再发展的新时期。
1991年5月23日至27日召开的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我国科技工作者有责任“大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结合各项学术、科普活动大力倡导科学精神和职业道德”，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科学观念“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驱除愚昧、迷信和落后的观念。”同年9月，首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在安徽黄山市召开，会上对我国传统科普工作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科普作为社会教育，其最根本目的是解脱愚昧，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在提高劳动者素质过程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科普工作的最终目的是推动社会进步。”提出我国“科普工作要在发展中不断改革和完善运行机制，重点是做好提高人的科学素质的工作。”1994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当前科普工作发出了《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的文件。1996年9月，、原国家科委、中国科协就落实94年文件精神再次发出了《关于加强科普宣传工作的通知》。这两篇指导性的文件明确提出“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科普工作的重要任务”。指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是关系到我国21世纪发展的根本性、战略性的工作。”在普及内容方面，“要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的教育普及三个方面推进科普工作”，在继续做好以往的科学知识和适用技术普及推广的同时，要把宣传科学思想、普及科学方法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科普宣传既是科普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这一时期在将科普工作视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的同时，科普工作在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素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也被充分认识到了。
1996年2月，建国以来首次全国科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一批科普工作先进集体、个人受到表彰。大会总结指出，科普工作的任务仍然是“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但同时强调“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更好地发挥科普工作在提高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随着全国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建立，我国科普工作将逐步纳入政府部门的职能工作计划，显示出中国政府对科普工作的高度重视。同年5月，中国科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对科技工作者提出了“以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为己任，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提高科普工作水平的要求，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科普工作以及科普工作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普遍关注。1996年岁末，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确定了第一批对公众开放的科普教育试点基地，共5个，分别是中科院物理所、化学所、植物所、古脊椎动物所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计算机网络中心。1997年11月，中国科学技术领域里的最高奖“国家科技进步奖”首次为科普图书颁奖，两部科普著作（《高技术知识丛书》和《简明科学技术史话》）获得了该项奖励的三等奖。中国科技界更是对我国科普事业表现出了高涨的热情，1995年和1996年连续两年里，在中国两院院士评出的当年十大科技新闻（重大科技事件）中均有有关我国科普工作方面的事件。同时，许多德高望重的科学家身体力行地积极投入到科学的普及宣传和反对伪科学的活动之中。
国际上，国家政府对提高本国国民科学素质的日益重视和加强参与以及发达国家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普遍高涨对我国政府及学术界均产生了一定影响。1995年10月中国科协成功地举办了第四届公众理解科学国际会议。在这前后，国外科普工作的成功经验、科普方式以及对科普的认识、观点被大量介绍进来。在介绍、评价国外公众理解科学活动的同时，国内也对我国传统科普工作的内涵和目的等多个方面展开了较为广泛的讨论。
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开逊研究员做了“公众理解科学技术”的报告，表达了中国科学家对现代科普的新认识。张开逊认为，让公众理解科学技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科学观念和科学思想；第二个层次是促使公众理解科学技术本身的特点、发展规律、局限性以及科学技术和人类其它活动的相互关系；第三个层次是使公众理解科学的生命在于创新，理解自己是科学的主人，从而参与到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中来。作为发明家的张开逊认为，公众理解科学的最高境界就是公众参与到科学研究事业的探索、创造、发现和发明之中。
既是天文学家也是科普作家的卞毓麟深刻认识到了科学普及对于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意义，1992年针对我国的现实发出了“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的呼吁。卞毓麟要求作为科学传播链中“第一发球员”的科学家们承担起科学普及的主体责任。关于我国科普的对象，卞毓麟认为应当是全方位的社会公众，尤其应注意到新时期市场经济大潮中涌现出来的新群体──企业家和经济管理者。在科普的内容上，卞毓麟提出三个方面：即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的意义（功能），这一点与国际上测定科学素质的三个层次是非常吻合的。
随着“科普”一词日益频繁地见诸报端，对我国传统科普的概念也出现了新的认识。侯青云认为，我国传统的“普及科学技术”过于从科学的功利主义出发，实际强调和重视的是实用技术在经济生活中的转化和应用，其内涵是十分狭窄的。他建议用“普及科学文化”来代替“普及科学技术”，从而将普及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等纳入其中，更明确地引导人们理解和认识科学的目的和本质，培养科学的自然观和世界观。
现代社会的发展对科普工作提出了更新和更深入的要求，我国传统科普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也预示着新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中科普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科普的目的是什么？科普究竟应当向公众普及些什么？科普的主体、对象应如何确定？科普的方式有什么新的变化？新时期我国应当建立怎样的科普工作运行机制？科普工作与我国一些传统相关领域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直至今天，这些问题仍在不断促使人们对我国的科普工作进行更深入的认识和思考。与此同时，传统和现代的交织、中国与世界的汇合仍在继续推动着我国的科普事业向前生机勃勃地演进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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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科学普及、科学教育、国民科学素质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详的词汇。在科学普及活动中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等等也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随着我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的颁布实施，全国科普工作会议的连续召开以及“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2049计划)的启动，可以肯定我国科普工作又将呈现出一个新的可喜局面。
当前，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国民科学素质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共同关注的议题，但在具体的科普实践活动与方式中，各国又因各自的国情不同而既有共识相同之处，同时又呈现出多元化的差异区别。如何结合自己的实际国情，同时又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从而达到国家科学普及的既定目标，无疑需要深入的探讨和大胆的实践。在我国当前的科普工作中，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关注和思考。
1，当代科普是社会中的科普
应当说，科学普及始终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生和发展，并且二者是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科学技术渗透到社会的哪个地方，科学普及也需要跟进到社会的哪个地方。今天的科学技术是社会中的科学技术，是国家目标和社会工程，同样今天的科学普及也是社会中的科学普及，科普工作不再仅仅是某些个人和团体的业余、自发行为，也一样成为国家的发展目标和社会的系统工程。
许多国家认识到，科学普及作为一项促进公众理解科学、提高国民科学素质的社会教育活动，是保障科学与社会协调进步、持续发展的基础性社会工程，因而带有社会公益事业的性质。今天科普工作的有效开展依赖于政府的主导作用，以及全社会多方位、多层次地配合与协调。在科普工作的发展和建设中，政府已成为重要的支持者、组织者和管理者，政府行为常常起到基础的和主导的作用。如英国政府从立法和资金保障两个方面大力扶持科技馆建设事业。早在18世纪末英国政府就制定了博物馆法，对包括科技馆在内的博物馆给予法律上的保护，确定其公益法人的地位。英国政府不仅投巨额资金建设科技馆，而且每年为科技馆划拨大量经费，以保证其正常运营。以伦敦科学博物馆为例，每年该馆支出经费总计约2300万英镑，其中85％以上为英国政府拨款。
除直接参与外，政府部门还通过建立适宜的社会机制（包括政策、法规等）来动员和引导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支持、参与科学普及工作，充分发掘全社会的资源。一些科普宣传并不一定要花很多钱，效果同样很好，关键在于建立适宜的政策引导机制。美国政府曾明文规定，工厂里的生产机器在报废前必须经过当地博物馆机构的挑选，尔后才能报废。在美国的某些高速公路旁边，路基被切开露出断面以帮助人们了解道路是由什么材料铺成的。这类科普方式并不需要花多少钱，有了相应的措施规定，公司企业也愿意做，并且还有广告宣传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普及工作又常带有一定的文化产业属性，借助市场机制引导和促进科学普及也是一条有效途径。闻名世界的美国科幻片不仅吸引了大批科学爱好者，同时也创造了惊人的票房价值。自有电影以来，创造全球最高票房价值的10部电影中美国科幻片就占了5席，据首位的《侏罗纪公园》票房价值高达5亿美元。而利用一些特殊的地理地貌等自然景观开展的科普旅游、科普夏令营等活动同样大受欢迎，并且利润可观。可见，在市场机制下科学普及工作的发展也同样前景广阔。
2，当代科普主体的分化问题
长期以来，在国内外对科普活动的认识讨论中，一直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即认为科学家应当承担起科学普及的主体角色。在科学界，这种呼声尤其显得强烈而紧迫。的确，在科学的发展历程中，科学家们常常是义不容辞地扮演着科学普及的主体角色。没有布鲁诺、伽利略的宣扬和普及，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便难以掀起近代科学的革命风暴；没有赫胥黎“斗犬”般的维护和宣传，便不会有达尔文进化论的深入人心；没有相对论热，爱因斯坦及其理论也不可能家喻户晓。正是科学家的这种对真理以及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才使得科学的理性之光不断照耀着普通大众走进人类智慧的殿堂。
然而，随着大众传播手段的发展变化，尤其是电视机、互联网络的出现，以及社会公众对科技发展知情权和参与权的普遍愿望，对今天科学普及的方式、手段和内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在科学知识的生产早已专业化、职业化后，科学知识的普及、传播以及科普创作也日益走上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道路，逐渐呈现出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今天已不难看出科普活动中科学界与新闻媒体之间在合作基础上的分工越来越明显，即科学知识生产者和科学知识传播者二者存在着一种职业上不断分化的趋势。如今在科学普及和传播的过程中，各种媒介的从业人员（主要指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的记者、编辑等）越来越扮演着直接而显著的角色，相应地，越来越“专”的科学家们却更多地在扮演着配角。这是今天的科学传播不同于以往的科学普及，并且也不同于当前一般信息传播的一个新特点。
在今天的科普主体中，“科学知识传播者”已逐渐成为一支职业化的队伍，主要由科技传媒的工作人员、科普创作人员、科技展馆工作人员、科普活动的组织策划人员等更直接面向公众传播科学的专职人员组成，当然也包括一些工作在科普一线的科学家，但大多数早已分身乏术的科学家作为“科学知识生产者”则属于今天科普主体中相对间接的、非职业化的队伍。
显然，这并不是说，今日的科学家可以回避其科普的社会责任。科学家在科学普及传播链中始终扮演着“第一发球员”的角色，是人类认识理解科学的源泉所在。积极参与科普活动、促进公众理解科学仍然是当代社会以及现代科技发展对科学家的时代要求。此外，科学界应建立相应的机制积极协助职业的科学传播者共同推进当代科普事业的发展。如果说科学团体是人类理解科学的必不可少的最终源泉，那么大众传媒就是今天沟通科学家和普通大众的一座桥梁。要想在传播媒介中准确、适宜地反映科学，科学家与传播媒介保持和谐一致的良好合作关系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前提。同时，科技媒体的各类工作人员的职业培训和持证上岗制度，以及科技媒体作品的专家审核制度也应逐步提上议事日程。
3，科普内容与科学素质
国民科学素质对当代国家、民族发展的重要意义各国政府均予以了高度的重视，科普工作如何围绕提高全体国民科学素质这一目标，科普内容如何进行调整同样受到普遍的关注。
自上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陆续开展了对国民科学素质的调查工作。关于科学素质，国际公众科学素质促进中心主任米勒（JonD.Miller）教授认为，科学素质应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认识和理解一定的科学术语和概念；（2）对科学研究的一般过程和方法要有所了解；（3）理解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广泛影响，能够对个人生活及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科技问题做出合理的反应。米勒教授对科学素质的这一规定已逐步被国际社会所认同，与科学社会学的“三层次说”(即科学是一种理性知识、一种认识活动和一种社会建制)也是较为吻合的。
由此可以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是否具有科学素质可以具体表现为对科学知识的认知能力、对科学方法的运用能力和参与科学技术的社会管理能力这三个层面。相应地，科学普及在内容上也可以在这三个层次上进行展开。
首先，科学是一个系统严密的、逻辑自洽的知识体系。在科学知识方面，科学普及应当促进公众对科学的知识体系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整体的认识，这是理解现代科学事业的基础和前提。主要包括，（1）理解科学的基本术语和概念，认识理解科学知识体系中关于物质世界、生物界、人类机体、人类行为、数学、现代技术等领域里的一些基本的核心概念；（2）理解科学的一些基本的核心理论和观点，如基本的科学原理以及普遍的科学常识。科学知识体系中的科学术语和概念如同砖瓦，科学原理如同骨架，公众掌握了基本的科学知识，就有利于树立起科学的基本的世界观，用科学的观点观察和描述客观世界。
其次，科学不仅是一个静态的知识体系，还是一个动态的研究探索的活动，并在这个探索活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专门的研究方法和职业的行为准则。在科学活动方面，科学普及应当促进公众认识理解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一般过程，通过对科研成果的获取方法以及承认过程的了解增强识别科学与伪科学、假科学的能力；通过了解科学工作中的评审程序和奖惩制度，了解科学家和科学组织的行为规范和职业特点，进而理解人类在科学实践的探索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积极进步的科学精神再次，科学不仅是一个纯学术性的研究探索活动，同时还是一项系统复杂的社会性工程，是国家目标、政府事业。科学本身，以及更直接的和技术一起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着空前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在科学技术与社会方面，科学普及应当促进公众理解现代科学技术多方面的社会功能，以及与人类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相互作用。主要包括了解现代科学技术对公众个人生活以及国家、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了解科技体制的功能特点和社会角色，了解基本的科技政策和重要的相关制度(如知识产权保护，专利制度等)，了解参与科技发展的社会管理、监督等方面的机制和渠道，等等。能够理解现代科技的发展既需要全社会的大力支持同时又必须有相应的监督和制约，能够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与科技相关的问题做出合理反应，具备参与科技发展的有关管理与决策的基本能力。
此外，在当前科学普及的内容方面，还应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科学普及更多的是引导公众认识、理解、欣赏科学，而不是一味儿地鼓励普通公众涉足科研前沿，去攻克什么科学难题，创造什么重大理论。近代科学革命以降，人类科学事业经过几百年的突飞猛进到今天早已是壁垒森严，高度专业化、职业化了，从事前沿科学探索工作首先要经过长期严格系统的专业训练。盲目地鼓励社会公众进行所谓科研探索往往会背离科学普及的初衷。没有高等数学理论的背景就去解决哥德巴赫猜想难题，仅仅只有初中化学的知识就要论证水变油的过程，这些现象应当说与我们的某些科普宣传不无关系。面对真诚而执着的民间“科学家”们五花八门的“成就”和“突破”，职业的科学家曾无奈而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你自行车骑得再快，能上月球吗？”
第二，科学普及应避免使科学神秘化、崇高化，并负载过多的道德使命。科学普及要废除那种科学高高在上作为社会行为向导的权利，使科学工作非神秘化，让科学走下圣坛，更加接近普通公众。实际上，科学事业本身就是魅力无穷的，可以使人类摆脱愚昧、远离无知，值得人们去探索、去创造、去欣赏。正如当代著名的英国科学社会学家约翰•齐曼教授所指出的：“当所有的花言巧语都被揭露无疑时，真理的内核就在这样的见解中出现了：科学是迷人的事业，能够使从事科学的男男女女全力以赴，能够用它的发现扩大和丰富人类的精神财富。”
4，科普工作与学校正规教育
应当说，就提高全体国民的科学素质而言，主渠道、主阵地无疑在于学校的正规教育，科学普及应是学校正规教育的重要补充和社会延伸。为提高普通国民的科学素质，在学校正规教育领域，如何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如何从分门别类的分科教育到全面整体的综合教育(即从学科到科学)进行转变也一样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在这些方面，科普工作与学校正规教育相互之间显然十分有必要进行合作与借鉴。
不过，学校的正规教育教学与社会化的科学普及两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学校教育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有考试、拿文凭的制约，而科普则是非强制性的；学校教育在相对固定的时间范围内针对相对固定的人群，而科学普及则是面对0至99岁各个年龄段的全体社会公民。
由上述不同可以看出，搞好科普工作必须更加重视普及对象的兴趣点和实际需求。科学普及是非强制性的，在科普工作中能否抓住普及对象的兴趣点和实际需要就十分关键；科学普及是面对社会上各个年龄段的人群，积极了解不同人群的心理特点和不同需求就显得非常重要。研究统计表明，对于社会大多数的成年公众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科技成果的实际应用价值及其社会影响后果，而非充满艰深学术术语、并且远离人们现实生活的尖端科技知识。因而科普内容不应只盯着科技最前沿，相对于正规教育而言，科普工作更需要关注普通公众在现实生活中的需求及其心理特点和兴趣点，这样才能不断地提高科普内容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而达到提高公众科学素质的目的。例如，一种新式的电视机问世了，普通公众关心它有哪些新的功能、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更甚于关心该电视机的工作原理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技术上有哪些突破。在科普工作中需要更多地尊重并且适应社会公众的这一特点和需求，在此基础上再加以引导和提高，从而更好地达到科学普及的目的。
5，我国科普工作与国外科普工作的国情差异
我国的科普工作与发达国家相比，从国情角度看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参考借鉴国外经验以及制定我国科普政策措施时必须考虑到这些不同点。
首先，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整体水平上我国与发达国家存在着相当的差距，客观上造成我国公众对现代科技的了解和需求也必然存在着相应的差距。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上世纪80年代，我国最畅销的科普书籍是《养鸡500天》，而同一时期美国公众最喜爱的科普图书是卡尔萨根的《宇宙》。我国的普通公众，尤其是广大农村里的公众对科学技术已经给人类带来的巨大恩惠尚未充分感受到，对当代科技运用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更是无从谈起。因而与发达国家的公众比较而言，现阶段我国公众在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上，往往有理解片面、急功近利、追求实用化、盲目乐观等特点。
其次，我国公众受学校正规教育的年限与发达国家公众相比差距较大，公众整体科学素质水平低下，参与科学技术社会管理方面的意识也明显较弱。近年来，国外公众理解科学活动的兴起是与其社会公众普遍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分不开的，试想，公众如果对科学家的研究结果或者其影响后果一无所知的话，他们又怎么可能要求与科学家进行交流对话、平等争论甚至发问质疑呢？而我国公众相对科学素质较低，对科学家的科研工作及其影响知之较少甚至没有感觉，自然难以达到理解沟通的地步。公众对科学家及其工作也多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相应地参与科学事业发展的管理、监督等方面的能力和意识也就大打折扣了。这无疑也要求我国的科普工作很大程度上要承担起一种“补课”的任务，补学校正规教育不足的课。
再次，我国科学家在参与科普活动方面与国外发达国家的科学家们相比，来自社会公众方面的压力要小得多，也没有那么直接。国外科研工作者面对公众舆论的巨大压力常常要三思而后行，甚至延缓、停止或者取消科研计划。这一点只要想一想英国克隆羊“多莉”以及转基因农作物在发达国家所引起的震荡就足以使人深刻体会到这一点。而我国科学家面临社会公众这方面的压力则相对要小得多。如何促进我国科学家更多地参与科普活动，更多地面向普通公众，学会并乐意与社会公众和媒体打交道，就必须考虑到我国的这一实际国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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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临床病例涉及内容广，如颈部、乳腺、腹部等部位，不同部分独立性较强，但在水电酸碱平衡失调、器官功能不全、术前术后处理等方面有共性；
（3）教学和临床脱轨,教材各章节编排缺乏有机联系，学生最初接触时会感到难度较大，从而对普通外科专科知识的学习产生畏惧心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无法为下一步临床实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2、PBL在普通外科学教学中的实施
带教老师根据教学大纲、教学内容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病例，在授课前一周发给学生，要求从病因、机制、临床诊断、治疗与预防等方面去思考。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利用学校图书馆书籍资料、数据库和网络资源，查询相关资料，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解答问题。最后由授课教师对内容进行点评，有针对性地讲解存在的共性问题，总结出需掌握的知识点，进一步强化本次课程的基本内容及学习要点。课程结束后进行测试，包括基础知识、病例分析等。具体选择病例时，要掌握以下原则：
（1）选取普通外科的常见和多发病例；
（2）病例设计不能太过复杂，学生运用已学知识能够基本诊断；
（3）每一个病例尽量向学生指明可供参考的书目，避免学生查阅资料太困难而逐渐失去兴趣和信心。例如急性胰腺炎和肠梗阻是普外科教学的重点，是较为合适PBL教学的病案。
3、PBL应用于普通外科学教学中的优势
（1）学生通过独立收集资料，分析问题，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提高了学生获取、甄选、评价信息的能力，锻炼了学生的组织和协调能力；
（2）教师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必须提前准备病例资料，阅读大量文献，熟悉相关学科知识。促进了教师对本专业医学知识的复习和再提高；
（3）同时通过与学生间的教学互动锻炼了交际能力、应变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及概括总结能力。
4、PBL应用于普通外科学教学中的问题
（1）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学生养成了被动接受知识的习惯，对PBL教学法不适应，过分依赖教师最后的学结而不主动参与学习；
（2）PBL教学法中教师的工作量较传统教学法大，花费时间多；
（3）欠缺能够胜任PBL教学的老师。
ModifiedPOSSUMscoringsysteminagedsurgicalpatient
【AbstractObjectiveToevaluateclinicalimportanceofmodifiedPOSSUMscoringsysteminagedsurgicalpatient.Methods245agedpatients(≥75yearsold)wereretrospectivelyanalyzedwithmodifiedPOSSUMscoringsystemaboutthepostoperativemorbidityandmortality.Acomparisonbetweenthepredictedresultandtheobservationwasmade.ResultsThemorbiditywas49.79％andthemortalitywas14.28%estimatedwithPOSSUMscoringsystem.Theactualmorbiditywas35.51%andthemortalitywere4.89%wasobserved.ConclusionModifiedPOSSUMscoringsystemmaybemoreappropriatelyusedinhighriskgroup.
【KeywordsmodifiedPOSSUMscoringsystem；postoperativemorbidity；mortality
本文回顾性地应用POSSUM(physiologicalandoperativeseverityscorefortheenumerationofmortalityandmorbidity)评分系统对我院外科2003年1月～2004年12月245例75岁以上高龄手术病例进行评分，将评分猜测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和实际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进行比较，评价改良POSSUM评分系统在高龄普外科病例中的使用价值。
1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本组病例共245例，男114例，女131例，平均年龄77.6岁。全组共行急症手术52例，择期手术193例。其中胆囊切除及胆道取石引流术71例，胃癌根治及胃切除术44例，结直肠癌根治术46例，阑尾切除术34例，疝修补术17例，甲状腺手术8例，肠粘连松解及小肠部分切除术13例，肠道短路及造瘘术6例，脓肿清创引流术4例，结肠造口回纳术2例。本组病例共发生并发症87例次，其中摘要：肺部感染32例，切口感染18例，泌尿系统感染7例，厌氧菌感染4例，腹腔脓肿4例，应激性消化道出血5例，脑血管意外3例，急性肠梗阻3例，心力衰竭6例，急性肾衰竭3例，吻合口漏1例，胃瘫2例。全组死亡12例，其中5例死于肺部感染所致呼吸衰竭，3例死于心力衰竭，2例死于感染性休克，2例死于急性肾衰竭。
1.2方法
1.2.1评分方法根据患者术前检查的各项生理指标及手术情况按POSSUM评分系统进行生理学和手术侵袭度评分（评分方法见表1）。根据Copeland方程式［1］计算术后每位患者的并发症率（R1）摘要：In［R1/(1-R1)］=-5.91+(0.16×12项生理学评分)＋（0.16×6项手术严重性评分）。同时根据Prytherch提供的用于普外科病人的P-POSSUM评分方程式［2］摘要：In［R2/（1-R2)］=-9.066+(0.1692×生理学评分)＋（0.155×手术严重性评分），计算出每位患者的术后死亡率。将根据方程式所得的结果同本组病例实际术后并发症及死亡率（计算术后并发症及死亡情况均以术后30天之内为准）进行比较。
1.2.2统计学方法本文采用卡方检验进行数据的统计学处理。
表1POSSUM各变量的计分
2结果
2.1POSSUM评分系统猜测值和实际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并发症发生概率猜测值和实际并发症发生情况对照见表2。本组病例经POSSUM评分后由Copeland方程猜测所得并发症发生人数为122例（49.80％），和实际并发症的发生人数87例（35.51％）比较，差异有显著性（χ2=10.2207，P=0.00139，P＜0.01）。在R1＞50%的病例中，本组有128例，其猜测并发症发生数为86例，实际发生73例，经统计学检验，差异无显著性（χ2=2.80516，P=0.09396，P＞0.05），由表2可看出随着R1的逐渐增大，即猜测并发症发生的危险性逐渐增高，实际并发症的发生情况和猜测值越接近，实际猜测比接近1。
2.2PPOSSUM评分猜测死亡率值和实际死亡率的比较采用普外科手术病人使用的PPOSSUM评分方程式猜测的死亡率和实际发生情况见表3。经PPOSSUM评分方程式猜测的死亡数为35例（14.29%），和实际死亡的12例（4.90%）比较，差异有显著性（χ2=12.4495，P=0.00042，P%26lt;0.01）。但在R2值%26gt;30％的病例中，本组共23例，猜测死亡13例，实际死亡10例，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显著性（χ2=0.78261，P=0.37634，P＞0.05），猜测值和实际值接近，实际猜测比接近1。当R2值较低时（R2＜30%），则猜测值明显高于实际值。说明PPOSSUM评分法更适用于高风险组病例。
表2猜测值和实际并发症发生例数比较
表3猜测值和实际死亡例数的比较
3讨论
随着社会人口的老龄化，外科医生面临的高龄患者逐渐增多，手术风险也随之明显升高。而老年患者各脏器的功能处于代偿的边缘状态，加之疾病和手术侵袭的打击，术后的并发症和死亡的发生率远高于青壮年患者。因此，其手术风险的评估对患者治疗计划的制定及确保治疗的平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目前，国内外学者设计了许多种适应不同手术学科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的危险因素评分系统。其中POSSUM和APACHEⅡ评分法因简单实用，已在部分外科专业被广泛应用并证实具有实际意义。APACHEⅡ评分适用于腹腔内脓毒患者。而POSSUM评分系统是从近50个指标中经多因素分析筛选后，由12个生理学指标和6个手术指标组成。因增加了手术创伤指标，所以在判定手术对患者的影响上较APACHEⅡ评分更具有应用价值［3］。由于POSSUM评分系统在实际临床应用中往往过高估计死亡率［4］，Prytherch建立了用于普外手术病人的PPOSSUM评分方程式，并被普外科专业广泛应用。
通过本探究对245例高龄普外科手术病例的数据分析，发现改良POSSUM评分所得结果同实际情况差距较大，猜测并发症发生率为49.80％，实际发生率为35.51％（P＜0.01），猜测死亡率为14.29％，实际为4.90％（P＜0.01），这可能同诊治水平的提高及医院之间整体诊治水平的差异有一定关系。但随着猜测并发症发生率及死亡率的升高(R1＞50%，R2＞30%)，猜测值同实际值接近，统计学检验差异无显著性(P＞0.05)。说明在低风险组病人中，应用POSSUM评分系统有可能过高猜测并发症及死亡的发生率，而在高风险组病例中，猜测的准确率随猜测风险的升高而上升，故POSSUM评分系统在高风险病人中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
POSSUM评分系统在国外也较多用于评价医院或医师手术治疗水平。不同医院及医师在处理同类手术时，并发症和死亡发生率不同，低于猜测值者被认为手术效果比较好，医疗水平较高［5］。这对于目前我国医疗纠纷的熟悉、医生医疗质量的判定也有帮助。
在使用POSSUM评分系统的过程中，收集数据的时间非常重要，因为生理学评分会随着时间的推延而变化，所以应尽量收集接近手术时间的数据。例如入院时间的各种数据，经治疗后往往发生了许多变化，已不能代表手术前近期的生理状况，据此得出的POSSUM评分及并发症、死亡的发生率会出现较大的偏差。
【参考文献
1CopelandGP，JonesD，WaltersM.POSSUM摘要：ascoringsystemforsurgicalaudit.BrJSurg，1991，78摘要：355-360.
2PrytherchDR，WhiteleyMS，HigginsB，etal.POSSUMandPortsmouthPOSSUMforpredictingmortality摘要：physiologicalandoperativeseverityscorefortheenumerationofmortalityandmorbidity.BrJSurg，1998，85摘要：1217-1220.
作为课题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从2013年2月起，课题组先后开出公共选修课《大学文科数学》和《简明概率统计》。同时，课题组成员还参加了网络课程《数学文化》的辅导答疑和期末考查工作。
（二）教学情况
2014年1月初，在教学过程中，课题组就文科学生选修数学素质教育类课程的选课动机、学习兴趣、学习难度、学习方法、内容设置、教学方法、教师评价等方面在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对象为文学院、外国语学院、法政学院、艺术学院2012级和2013级选修《大学文科数学》的部分同学。共发出问卷65份，收回有效问卷58份，其中男16份，女42份。
二、文科类学生的学习状况
在问卷调查中，课题组同时获得该校文科类学生关于数学素质教育课程学习状况的一些信息，主要调查内容和统计结果如下。
（一）文科专业学生提高数学素质的必要性
在回答“您认为文科专业的大学生有必要提高自己的数学素质吗？”时，约有36%的同学认为“非常必要”，约有55%同学认为“有必要”，约有8%的同学认为“必要性不大”，约有1%的同学认为“没有必要”。
（二）选修《大学文科数学》课程的动机
在回答“您选修《大学文科数学》这门公共选修课的首要原因是什么？”时，约有31%的同学选择“感兴趣”，约有28%同学选择“修学分”，约有41%的同学选择“对提高数学素质有好处”，几乎0%的同学选择“随大流”。
（三）学习《大学文科数学》课程的兴趣
在回答“对于学习《大学文科数学》这门公共选修课，您感兴趣吗？”这时，约有10%的同学选择“很感兴趣”，约有59%同学选择“比较感兴趣”，约有29%的同学选择“兴趣一般”，约有2%的同学选择“不感兴趣”。
（四）学习《大学文科数学》课程的困难程度
在回答“对于学习《大学文科数学》这门公共选修课，您感觉学习上困难程度是怎样的？”时，约有19%的同学选择“没有困难”，约有59%同学选择“有些困难”，约有19%的同学选择“困难较大”，约有3%的同学选择“非常困难”。
（五）《大学文科数学》课程的课堂教学工作
为了讲好《大学文科数学》这门课程，在实验课程授课过程中，课题组任课教师在使用的多媒体课件里设计了“名人名言、今日新课、学科漫谈、教学随想、互动时间”5个板块。学生在回答“您的感觉是怎样的？”时，约有43%的同学选择“很有新意”，约有48%同学选择“较有新意”，约有9%的同学选择“感觉一般”，约有0%的同学选择“作用不大”。在授课过程中，教师还融入了许多“数学文化”的内容，例如，数学史简介、数学家故事、数学思维方法、数学应用实例等。学生在回答“您的感受是怎样的？”时，约有48%的同学选择“非常喜欢”，约有43%同学选择“比较喜欢”，约有9%的同学选择“没有感觉”，约有0%的同学选择“不太喜欢”。为了使学生思维不间断地看到完整的定理证明过程或典型例题的解题过程，课题组在使用多媒体教学时，利用PPT中的“毡尖笔”功能将定理证明过程或典型例题的解题过程像在黑板上板书一样动态地在屏幕上书写出来，很受学生欢迎。约有74%的同学选择“使用多媒体结合鼠标板书讲授解题或证明过程”，感觉效果最好。据此可以推断，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文科类学生想通过公共选修课程提高自己数学素质的需求非常高,学习兴趣等基本状况也比较好。这说明，开好如《大学文科数学》《简明概率统计》等这类提高文科类大学生基本数学素质的公共选修课程十分必要和可行，同时也为今后开课奠定了重要的生源基础。
三、普通本科院校非数学专业数学素质教育的对策与建议
调查结果显示，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文科学生学习数学课程感觉的困难程度也比较高，约近80%的学生感觉“有些困难”、“困难较大”或“非常困难”。这与中学阶段实行文、理分科的应试教育的现实有很大关系，这也是普通本科院校文科数学教育的特殊性之所在。课题组认为，适应文科类专业数学素质教育的特殊性就是体现教育以人为本理念，是做好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基础。因此，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
（一）教学计划忌追求面面俱到，要更注重教育教学效果
像《大学文科数学》这类素质教育课程，普通本科院校大都以公共选修课形式开出，一般为36学时，2个学分。根据这样的教学计划和扩招以后学生的现状，教师应该只限于讲授一元函数微积分的基本内容，并选择一本合适的教材。如果面面俱到、贪多求全，实质上学生并不能理解所学内容，不能达到预期的教育教学效果。
（二）教学内容忌追求逻辑严谨，要更注重合情推理运用
在《大学文科数学》教学过程中，必要的论理证明是必须的。美籍匈牙利著名数学家G波利亚认为“论证推理是数学这门科学的特殊标志。”但课题组认为，不同于理工科数学教学，文科类数学课程中应该“淡化形式，注重实质”，特别要注重合情推理的运用。例如，高中课本中关于“极限四则运算法则”是没有证明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只需利用“无穷小量与极限的关系”给出一个法则的证明，如“两个函数积的极限”的证明即可，然后告诉学生其余同理可证，留给学生自学。实际上，这是利用了“类比”的方法，而“猜想”和“类比”、利用几何直观给出“说明”等都属于合情推理。实践证明，论证推理与合情推理的合理应用可以大大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三）教学目标忌追求工具属性，要更注重基本思想方法
对于文科学生来说，考研和工作以后都不会直接用到高等数学知识。所以，文科数学教育的教学目标必然会不同于理工科，教学中更应该注重基本的数学思想和方法。例如，极限既是一种数学思想，也是一种数学方法。极限方法是解决关于“无穷数学”的基本工具，是否使用极限是高等数学与初等数学的分界线；概括地说，高等数学是一门用极限的方法研究函数的数学学科。只有充分注重基本数学思想方法的教学，才能体现《大学文科数学》等课程的数学素质教育作用。
（四）教学过程忌复制理科模式，要更注重融入数学文化
数学是一种文化。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文科类数学素质教育课程更应该注重融入数学文化。例如，根据教学内容可以开展课堂讨论，插入数学故事、名人轶事等数学史的内容。这不但能够大大开阔学生的眼界，而且还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
（五）教学方法忌单调照本宣科，要更注重培养学习兴趣
文科数学教育不必过度追求所谓“严谨”。实际上，由于受中学文、理分科的影响，文、理科学生的数学知识结构是有差异的；对于数学的学习，文、理科学生的思维方式也是有差异的。所以，文科数学教学更应该培养文科学生的数学理解能力。在教学中，除了融入数学文化的有关内容外，还可以尽量讲清数学知识的来龙去脉、融入简单的数学建模问题、介绍数学知识的应用等，这些都能够非常有效地激发文科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并在潜移默化中起到培养学生数学素质的作用。
（六）教学要求忌追求不切实际，要更注重提高课堂效率
通过调查和座谈了解到，学生对于公选课的重视程度一般低于必修课。要求学生花大量时间在公选课上不切实际，要求学生“课前预习”“课后复习”也不切实际，要求学生完成大量的作业更不切实际。所以，注重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教学效果在实际上起着决定性作用。
（七）教学形式忌单纯粉笔黑板，要更注重教育技术创新
目前，多媒体等教育技术的引入，弥补了“粉笔+黑板”教学形式的缺点；同时，PPT课件中还可以插入图片、动画、视频等，这恰好为教学中融入数学文化等素质教育内容创造了非常有利条件。但对于数学教学来说，PPT课件的最突出的缺陷就是不能使论理证明和解题过程同步于学生的思维过程，学生的思维往往跟不上幻灯片切换的过程而产生间断。课题组认为，应该鼓励数学教师在传统教学方法与多媒体教育技术的结合上大胆探索，鼓励个性发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前述的PPT中的“毡尖笔”功能的利用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八）教学评价忌追求偏难技巧，要更注重以人为本理念
普里戈金生于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随父母离开俄国，最后在比利时定居。他作为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人文背景的自然科学家，其研究工作最初阶段中最有价值的成果是“最小熵产生原理”。该原理解释了衡结构的稳定性。接着他就把眼光投向了当时经典热力学无人问津的远离平衡的方向上。从1944年开始，普里戈金着手对远离平衡的化学反应过程进行理论研究。整整耗费了近二十年的心血，他和他的同事们终于得出了“耗散结构”的概念──在远离平衡的条件下，有可能通过耗散环境的有效能量形成新的有序结构的观念。在这个观念最终能用数学形式表达出来后，科学研究的新阶段就开始了。从此普里戈金工作的进程明显加快，与此同时，各国的一些物理学家、化学家的实际成果不断传来，使普里戈金的关于耗散结构的理论一次次得到明确的验证。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普里戈金理论的重要性。布鲁塞尔大学普里戈金小组的规模迅速扩大，耗散结论的概念被运用到进化论、胚胎学、医学、经济学、生态学、城市规划等各个方面。与此同时，普里戈金的论著也源源不断地出版，并被译成各种文字。1977年他达到了荣誉之巅，成为首次获得诺贝尔奖的比利时化学家。以后，他陆续荣获了来自19个国家的荣誉称号，获得比利时的洪莱谔奖和韦特思奖，他还是20个科学院的荣誉院士，德克萨斯大学将他每年工作三个月的中心重新命名为伊里亚．普里戈金统计力学研究中心，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定期在那里举行学术研讨会。
二、关于科学的总的观点
大凡有成就的科学家，对宇宙的沉思默想往往具有批判的性质，而当他的这种批判性目光不仅注视自然，而且还注视自己的探索活动本身时，他就是在进行一种哲学的反思了。普里戈金的目光常常停留在这个层面上。
（一）探索的动机──领略事物的进化
在科学的殿堂里住着许多卓越的人物，吸引他们到那里去的动机各种各样，不管这些动机如何不同，它们都来自科学家对人生的领悟。普里戈金曾谈到，“爱因斯坦是以超然于现实之上的态度来对待科学的……对他而言，时代是不完善的，但可借助科学来逃避骚乱和战争。他想要发现某种永恒的安全避风港……而我自己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我想要领略事物的进化。”
我们且不说普里戈金对爱因斯坦的议论是否准确，不过普氏的人生哲学确实绝少忧郁色彩，对他来说，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他的科学结论都使他脱离牛顿体系的决定论色彩，抗拒与之相关的宿命论。“进化从来不是命运，永远是机遇”，正因为如此，“人类以人的名义所作的一切努力也就更加有意义”。普里戈金信奉的是行动的哲学，他和大多数科学家一样，厌恶关于人的无能的理论以及关于人应当自愿顺从自然界的想法。一些非科学家往往指责科学家的这种乐观主义态度为“浅薄的”，其原因是这些科学家对人类的悲剧性处境的感受不那么强烈。也许科学家确实比其他人更少陷于悲剧的体验，他们“不满足于体验个人的独特的悲剧，而听任别人去继续挨饿”，他们渴望去了解是否能做点什么事情，并且倾向于认为能去做一些事情，除非这一点被证明是办不到的。这是他们的一种实实在在的乐观主义，并且这种乐观主义正是我们其他人所极度需要的”。普里戈金更关心的是这个问题的科学──社会学方面。他觉得，那种认为“科学应当只由那些独立于生活，不问世事的团体去实践”，“科学团体的孤立状态是正常的，并要加强这种状态的倾向”，只是一种幻想，因为科学不是一个“独立变量”，它是嵌在社会中的一个开放系统，由非常稠密的反馈环与社会连接起来，因此，人的社会行为是由不平衡的条件下社会相互作用产生的。他希望自己的新理论能为科学与社会的沟通打开新的渠道。
（二）研究的性质──实验对话
远古时期的人就开始研究自然了，他们认为自然的本性，它的未来“以某种隐匿的方式写在现在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件之中”，人们只要去看、去想，再加上神灵的启示，就能够发现秘密。十七世纪建立起来的西方近代科学的标志是发现了与自然进行通信的新形式──实验对话。普氏充分肯定了这一点，不过他指出，人与自然的对话涉及到的不是被动的观察和科学家的独白，而是主动提出问题，自然像在法庭上那样接受实验的盘查。自然很可能拒绝提问者的某些假设。因此，实验方法是选择一种有趣问题的艺术，是考察自然能以所选理论语言作出可能答案的艺术。当然，被如此提问的自然是简化了的，偶尔还是肢残体缺的。尽管自然是部分被允许讲话，然而它一旦表达了自己，就不再有异议──自然从来不说谎。在普里戈金看来，随着科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科学家为了掌握事物而指对这些事物所提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抽象化。有人说现代科学表现出一种摆脱人的感性直观的发展趋势，它变得越来越远离人们的日常观念。这是否意味着，科学正在接近它的极限，科学进步即将终结？普氏的回答是：“对某个客体的科学知识与掌握它的可能性之间的相对分离远远没有使科学终结，而是为大量新的前景和新的问题发出信号。”
普里戈金关于现代科学中人与自然的实验对话的看法提示了人的科学研究的性质，肯定了人在实验研究中的主体地位，同时表明，事物越是远离人类，人要把握它所付出的主观努力就越多。
（三）知识的本性─一相对于一定的智能结构
普里戈金指出，科学的实验对话所得到的关于宇宙事物的意义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知识。正因为科学家是以自己的理论假说和实验程序的方式向自然提问，自然的回答就是针对一定问题的，科学知识总是相对于某一智能结构，而决非如科学的经典时期所认为的那样，是对事物“本来面目”的反映。以科学知识中的普适常数为例，牛顿物理学中没有普适常数，因为它研究的是与主体同层次的事物，可是19世纪末发现了普适常数的存在，如光速C，普朗克常数h，任何观测者都不能以高于真空中光的速度发出信号，我们不再能定义两个远离事件的绝对同时性，只能参照一定的坐标系定义，在微观层次，对量子现象的描述意味着选择一种实验装置，一种提问方式，因此，没有一种理论语言能把一个系统的物理内容表达无遗。各种可能的语言和观点可以是互补的。普里戈金进一步指出，即便对我们生活的宏观尺度，单个的人（宏观的观测者）要认识数目巨大的元素组成的体系就受到这个限制。“普适常数的存在限制了我们认识和控制自然的能力。”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无论现实的意义可能是什么，它只能通过我们所参加的活动结构而被揭示给我们，因此，科学知识总是对应一种积极的智能结构，它不再能和我们提问的活动分开了”。这些见解与当代科学哲学家的见解不谋而合了，在后者看来，科学知识的客观性问题既涉及到包括研究者在内的自然界在各个层次上所具有的尺度(体现为各种普适常数),还涉及到与研究者所处的整个物质──文化背景有关的诸如问题兴趣、提问方式、理论假说等物质、文化和智能因素。所有这一切构成了科学抽象的客观间隔。在这个间隔内，理论思维将感知到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各种现象凝集在一起，构成尽可能首尾一致的意义体系。构成一个整体。复杂性、随机性、不可逆性、涨落、进化、时间、组织、混沌这一批牛顿范式中未加研究的重要概念成为新的进化范式中的基本概念。它们所到之处显示出的有效、新颖和别开生面，充分表明科学研究的方法进入了更高的理性层次。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综合的、整体的、建构式方法必然引入一种基本观念：我们自身就是一种被嵌入物理世界的宏观存在物，我们与自然是浑然一体的。普里戈金一再说，他是从东方哲学中汲取了智慧，对东方人来说，自身与世界是同一事物，它们之间存在天然的和谐。并且，在“以为有物”，而“未始有封”之际，还可保持天机的完整，可“一旦有封”（分解、概念化）,天机的完整便开始分化、破碎为片断的单元──东方的整体自然观强调的是综合，是直观地把握事物。它们具有独立于具体研究者的客观意义。
（四）方法的变革──拆零与建构的统一
普里戈金探视的目光还常常驻留科学研究的艺术。他指出，在科学的经典时代，人们普遍以为，为了了解一座建筑物，只需对它的砖块的“行为”给出一种描述，就可能说明整个建筑过程。确实，近代科学的一些最伟大的成功是在徽观层次上有所发现而取得的，如分子生物学由于分离生命机体中起根本作用的特殊分子(DNA)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科学研究的这种“拆零”方法（托夫勒语）成为压倒一切的研究方法。然而，科学的新发展表明，对基本行为的描述还不足以把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去认识，普氏不满足仅仅把事物拆开，他花费了一生的大部分精力，试图“把这些细部重新装到一起”，希望了解各部份是如何建成如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指出的：“这里更重要的与其说是铲除矛盾，倒不如说是在整体中发现和谐”。现代物理学似乎在许多方面响起了古代东方哲学的回声。丹麦物理学家玻尔对他的互补性概念与中国阴阳概念之间的接近深有体会。汤川秀树在对基本粒子的研究中多次为自己的一些想法竟然与大约两千年前的庄子、老子的想法相似而惊讶不已。而普里戈金立志在自己的科学活动中确立整体建构方法的地位时，他也再次感受到东方哲学的魅力，他曾满怀深情地说：“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
三、变换着的世界图案
作为一个科学家，普里戈金的哲学思想更多地体现在他借助自己所创立的科学理论而阐发出的关于对世界的看法上。寻求更和谐、更统一、普遍程度更高的理论体系，批判性地考察各种理论体系所对应的世界图景，这始终是一个科学家内心哲学冲动的表现。
（一）告别牛顿的长眠
近代科学的成就与牛顿的名字是分不开的。它打破了亚里斯多德关于天上世界与我们地下世界的分离，将天上和地下的物理现象统一起来，完成了人类科学史最伟大的一次综合。牛顿的胜利是发现了一个力（引力），既决定了天体的运动，也描述了落在地上的物体的运动。他以精确严格的数学方法解释了潮汐和星体表面的偏差，预言了海王星的存在。由于这些规律在说明自然秩序方面的成功，人们将它们用于社会、政治秩序、道德和文化等场合。然而牛顿的体系给我们提示的却是“一个僵死的、被动的自然，其行为就像一个自动机，一旦给它编好程序，它就按照程序中描述的规则不停地运行下去”，它将我们在其中生活着、爱着和死着的世界，代之以另一个量的世界，具体化了的几何世界。其中虽然有每个事物位置，却没有人的位置。于是，科学的世界与人的世界、生命的世界完全分离了。近代科学打破了隔绝天地的屏障，却代之以自然事物与生命事物的屏障。
可是这样一个单一的、静止的、可逆的世界与我们实际生活的世界太不协调了，看看我们的周围：变化莫测、川流不息，有生长有死亡，不可逆现象比比皆是，而且“一切都是被决定的”，太令人感到困惑了：谁能相信，在宇宙不爆炸之时，本篇习作的写作日期就已镌刻在自然定律之中了呢？还在牛顿的黄金时代，就有人在祈祷：“……原上帝保佑我们我们离开单一的梦幻和牛顿的长眠”！
哲学家怀特海曾经说过，科学和哲学的体系来而复往。发挥有限认识作用的每种方法最终都会山穷水尽。这话是千真万确的。本世纪初，牛顿体系首先受到爱因斯坦理论的挑战──它将牛顿理论赶走的“观测者”放回到物理学体系之中，继而又受到量子力学的责难＿微观事物的行为是否遵从牛顿的严格决定论规律是大可怀疑的。普里戈金的科学生涯就在这个时期开始的。他不满意牛顿纲领与现实世界的这种特别明显的不协调性，强烈地追求一致性的哲学冲动驱使他对牛顿纲领的基础概念、理论前提进行重新考虑。从那时起，一门可以称之为复杂性科学的研究纲领就逐渐出现在新世纪人们的面前。
（二）复杂性科学的范式
新科学之特别引人注目，在于它把注意力转向了现实世界的这样一些方面：不稳定性、无序、多样性、不平衡、非线性关系，以及暂时性──对时间流的高度敏感性等。它们正是我们周围世界中经常发生的，我们早已敏感到它们的存在，只是苦于无法准确地表达它们。因此，尽管这一科学范式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各领域的研究者却争相了解它、研究它、使用它、其别是社会学者。人们评价它“可能很好地代表了下一次的科学革命”，它将完成人类有史以来的又一次综合──人与自然的统一，实现古代东方哲学的“天人合一”的境界。普里戈金的开创性工作是从研究“时间”开始的（对时间的困惑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年时期）。十九世纪物理学的主要焦点从动力学转向热力学，即从研究单个宏观粒子的行为转向研究大量宏观粒子的集体行为。随着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发现，时间一下变成了一个众所瞩目的问题。因为按照第二定律，宇宙中的能量尽管相互转化时有当量关系，但不可避免地要有所损耗（以熵来度量，称为耗散）。所以牛顿的世界机器决不会一经开动就永远动下去，并且也决不会顺开、倒开──某一时刻绝不会和过去某一时刻完全相等。这就意味着，现实的过程是不可逆的，时间是有方向性的。物理学以“熵增加定律”表述了这个时间的方向性，这个“时间之矢”。
然而热力学的时间之矢朝下，现实事物趋向无组织、无序状态，这和我们在生命世界中看到的趋向有组织，趋向更大的有序状态的向上的时间之矢发生了矛盾。这样，十九世纪的物理学发现自己苦于两种时间之矢（分别由热力学与生物学所描述）的夹击，外加一个对两者皆无所知的经典物理学框架（没有时间的可逆过程的物理学）。
普里戈金注意到，经典热力学所研究的都是外在衡区的体系，在这个区域内，体系内部所发生的过程都是线性的。这是不是说，时间向下的衰变效果是发生在线性关系中？在远离平衡的区域是一种什么情景呢？一旦这样的问题被提出，理论探讨的新视野就打开了。普氏的理论告诉我们，一个体系，当它被外力驱使到远离平衡的区域时，其内部占统治地位的是一些非线性关系。这种情况下，体系与处于平衡或衡条件下的行为完全两样，它变得对内部或外部发生的小变化（称为随机的涨落和干扰）特别敏感。在外部作用的某些阈值上，整个体系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重新组织自己。著名的贝纳德元胞(Benardcells)试验就演示了这个自组织现象。
普里戈金的理论告诉我们，第一，十九世纪发现的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并非是问题的全部，它代表了自然的一些温和与可控的方面，在它下面还有一个更加“活跃”的层次，这就是化学变化、生长与死亡，它们超出了当量关系和守恒的范围。能量的转化不过是一种差别的消失，同时伴随着另一种差别的产生，只要有差别（如温度差或势能差等）才能产生也是差别的结果。将体系驱使到远离平衡态就是利用了环境的差别，以造成体系内部产生出差别（形成新的结构形态）。因此，只要自然界中有差别，有流动，就会“在守恒与转化之外响起创造与毁灭的回声”。第二，在经典热力学中不可逆过程往往被当作讨厌的东西，是干扰，是造成时间之矢朝下（无序化）的根源，而在远离平衡的地方却成为从无序、从热混沌到有序的源泉。普里戈金把这种新结构叫做耗散结构，以强调耗散过程（不可逆过程）在这类结构的形成中所起的建设性作用。自然界的勃勃生机第一次出现在自然科学家的笔下和实验室中。由于引进了“时间”，引进了过程的不可逆性，才能将“演化”将“历史”带进了自然科学，才能说明自然界不仅是在空间中存在着，而且是在时间中生成并消逝着。普里戈金称自己的物理学为演化的物理学，称自己的研究纲领为进化的范式，他实现了两个时间方向的统一。第三，普氏的新理论还提示了自然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它涉及到哲学史上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决定论”问题。首先，新理论指出，在热力学体系中涨落对体系的宏观行为具有重要意义。追寻涨落的本质，它根源于体系内粒子的随机运动（热运动）。物理学家玻恩指出，从宏观尺度看，一切观测都要受到布朗运动（分子的热运动）的限制。这就是说，在宏观层次上，自然界以其涨落的特征给我们的精确观测加上了限制，按普氏的看法，这不是一种实践上的、操作上的限制，而是一种原则上的、理论上的限制。我们在这里似乎遇上了与量子力学类似的境况，在牛顿力学中，这类因素被认为是可以忽咯的偏差，随着测量手段的精确化，没有理由认为不能排除。而在经典热力学中，这类因素却是造成处在衡态的体系，“必然”向平衡态（最大无序态）“跑”的原因。从哲学的观点看，这表现为内容上的偶然性具有了形式上的必然性──组成体系的每一个个体充分“自由的”活动方式，导致体系整体状态的最大无序态。其次在远离平衡区，情况有了惊人的变化。处在该条件下的体系由于受到外部参量的控制，体系内部的“相干性”加强了，因而个体不能以“足够随机的方式”动作，但在临界点附近，系统有可能“失稳”，这时该点附近的个别涨落有可能在非线性的相互作用下被放大成“巨涨落”（长程关联出现了），从而导致体系的一种与这个特殊的“个别涨落”有关的新的宏观的有序态。这样一来，体系的演化就不可能完全是“决定论的”，对它们的运动规律的描述既要使用决定论的语言，也要使用概率论的语言：首先，体系在外部参量的控制下逐渐达到远离平衡的临界状态，这是一个严格决定论过程，由必然性所支配。一旦体系达到临界状态（又称分叉点），按自组织理论，从本质上说不可能事先决定该体系的下一步状态，而要由这个时刻，处于特定位置的涨落的性质和分叉的稳定性来决定。这样，上述那个由必然性支配的过程受到偶然性的破坏，在分叉点上实现了向新的必然性的转化。这一切构成了体系演化的独特性、个体性，正因为如此、人们不可能以科学观测为依据，对体系的未来行为作准确的预测，至多只能预言可能发生的情况。与体系进一步远离平衡态，常常会出现一种看上去非常混乱的运动状态，如发生过程的不连续性、非周期性、峰值的不规则移动等。表现在刻划该体系的宏观参量出现了不规则的变化，体系变得对初始条件的细微改变异常“敏感”。我们可以在化学反应、气候变化、电子电路、心脏突发性病变、股票市场、生态系统等各类系统中发现这类现象。由于它们呈现出高度的不规则性，人们称它们为混沌现象。普里戈金告诉我们，混沌态并不像我们日常理解那样，是一种简单的无序态，而是一种在微观上（个体水平上）分子分布高度的不均匀，在宏观上（整体水平上）呈现出特别丰富的特征空间和特征时间的尺度。这么多尺度交织在一起，相互嵌套。从整体上看就显得特别没有“尺度”，没有“规则”。令人惊奇的是，这种看似杂乱的现象可以从完全规则的现象中产生，美国物理学家费根鲍姆就指出，非周期行为可以是与周期无限加倍时产生。由于这是从完全规则的系统演变出不规则，人们又称它们为内在随机系统或决定论混沌。说它们是“内容中的必然性具有了形式上的偶然性”，可能是不无道理的。
普里戈金的新的科学范式使我们看到在自然界的那些不稳定的区域中，由于非线性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各种现象，它们是自然界生生不息的一面，其中充满了涌现、转化，意外和机会。这使我们重新体验到，“我们不是作为异乡人闯进了一个同我们格格不入的机械世界”，“我们又回到一个有创造力的世界当中”，我们与自然融为一体了
普里戈金指出，世界图景的这种改变应当归功于我们对随机现象的认识，它使我们避免了一种荒谬的看法：认为丰富多彩的自然现象是按照节目单，像大本钟那样滴滴嗒嗒按部就班地排演出来的。整个宇宙不是机械的，生命既不是偶然的失常，也不是神秘的形而上学力量的显现。新科学带我们越出了那个几何的、量的世界，进入了“质的”、“演化的”世界。自然界的“活力”终于重新体现在科学中了。
四、两种文化的沟通
普里戈金的理论兴趣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自然画面的统一上，他意识到自己的新理论还包含着一种文化上的综合。普里戈金说，近代科学的成就还带来了一个文化上的后果，这就是“两种文化”，即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两极分化”。人们往往认为，自然科学研究的是世界的普遍、重复的东西，而人文科学研究的是特殊与唯一的东西：普遍和重复的东西是被决定论规律统治着的，只要通过观测实验就可以被发现，而人的世界──社会历史领域，一切都是个别的、不重复的，因而不存在任何规律。两种文化真有这种对立和鸿沟吗？普里戈金说：“当我们从平衡态走到离远离平衡态，我们便离开了重复和普遍而达到了特殊和唯一”。这就是说，自然科学现在也开始研究特殊与唯一了：只要自然界不是完全由决定论规律所统治，特殊与唯一的东西就有“滋生”的土壤。另一方面，对各种混沌现象，强不稳定系统的研究有了突破性地进展，我们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可预测并不一定意味着无序”，表面上看来是混乱的、偶发的行为并非是完全没有规律可循，那只躲在混沌系统背后的“看不见的手”对我们已初见端倪了。现在复杂性科学已经有了一整套概念体系和操作方法使人们有可能从可能性的意义（概率）上去把握它们、预测它们，甚至按一定的目的去改造它们、规划它们。这就给研究人文科学的对象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理论框架和处理手段。例如，当我们用涨落、反馈放大、失稳、耗散结构、分叉等新科学的术语去重新思考诸如革命、经济崩溃、技术高潮、范式更迭等术语时便会发现，它们有了新的含义，带有了新的理论视野。例如，普里戈金曾经这样分析到，社会是极为复杂的系统，包含着潜在的巨大数目的分叉。“这样的系统对涨落高度敏感。这既引起希望，也引出一种威胁。说希望，是因为哪怕是小的涨落，也可能增长并改变整个结构。结果，个别活动不是注定不重要的。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威胁，因为在我们的宇宙中，稳定的，永恒的规则的安全性似乎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危险的和不确定的世界中……”。普里戈金的这个分析包含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哲理：真正的创造力是存在于组成整体的个体之中。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没有个性对共性的突破就没有发展和进化。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侧重于共性对个性的规范和制约的传统文化体系来说，不能不是一个震动。
对于普里戈金的新理论，许多有洞见的社会学者表示了积极热情的欢迎。他们指出发展掌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手段显然是我们时代最迫切的需要之一，因为在未来的年代里，这种手段在控制和管理社会的工作中起支配作用，目前人文科学面临着许多“有世界意义的困难问题”，如世界人炸、环境污染、资源短缺传统价值沦丧、社会不稳定等，它们有可能导致在全世界出现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是更好还是更糟，就取决于我们改变它们的意志和我们掌握这种改变的能力。社会学家们将普里戈金的复杂性科学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研究社会学的新理论体系。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综合在这种选择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总之，普里戈金的人生哲学和理论兴趣使他成为一个关心“未来”、献身“未来”的科学家、思想家。他在自己的科学自传中也谈到，如果依照人们看待过去、现在、未来的重要性来区分著作家和思想家，“我想我自己将属于“未来”这一类，因为我这一生主要着眼点在未来”。普里戈金相信，向前进化不是去会见我们命定的劫数，历史是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秩序与混乱相互交替的，只要我们对组成这个社会的成员、制约着它的各种因素、外部环境作用于它的那些力量有足够的了解的话，我们就能在某种程度上预言社会未来的可能行为，甚至对社会的进化进程进行某种“干预”。普里戈金说：“时间是一种建设，因此负有一定的伦理责任”，他告诉我们，在历史的舞台上，“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不仅在人文科学中是这样，在物理学中也是如此”，“我们的过去被纳入了现在，但我们的未来绝没有被局限在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参与到这当中”。普里戈金的一生，包括他创立的新科学都体现著这些深刻的哲理。他所做的是为自己的哲学信念找一个科学的框架，他是一个成功者。
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是以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的全民终身科学教育。它主要功能是通过提高公众的科学素质，具有运用科学态度、科学方法达到判断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和求真务实的科学世界观。这项工作，在我们现代社会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项工作，也在与时俱进，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论坛、博客、聊天室、移动通讯等新的方式对信息进行传播，突破了传统的宣传模式，新技术新信息传播由一对多变成多对多。面对这些变化，作为科普宣传员不能视而不见，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先进技术，从新定位自己的工作方式，不断地总结提高，并对宣传模式的诸多方面进行再思考。
一、传统的科普宣伟员要学会利用网络媒体的信息渠道，做好出色的宣传工作
网络科普，是网络技术传播飞速发展的产物，是当今时代多元化的宣传理念。传统的科普活动，如现代科学、健身讲座、家居绿化、书画活动、再就业培训，后来又有了科普周、科普之夏、科普之冬、科普大篷车、科普伴你行、科普进社区等等，科普宣传员首当其冲、义不容辞地工作在第一线。但在当前，这种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的宣传已经不是各个宣传员的专利，越来越多的普通公民都借助现代网络及数码技术主动加入到科普宣传工作中，主动参与，主动宣传，体现出多元化的表现形式，作为科普宣传专职工作者，更应该借助互联网这股东风，借助网络信息的即时性、海量性、互及方便性，筛选有使用价值的科普资料，增加信息渠道和信息量，以便把宣传工作做的更新鲜、更厚实、更有深度。根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老科协中，有311个地市、503个县、1198个乡镇建立了老科协组织，社区老科协发展到家772个，各分会直属团体增加到250多个，个人会员现在增加到60万人。勿庸置疑，网络科普的发展，对传统模式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为传统科普宣传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来源，互动性也为宣传者提供了方便的工作方法。由平时单方面策划宣传变成与更多的互动对象平等交流，可以使宣传工作更真实、更鲜活、更有说服力。
二、传统的科普宣辟员要善于甄别网上信息，把握好宣传导向
选取2013年9月—2014年4月在我院普外一病区实习的护士146名，按入科时间分组，2013年9月—12月的77名护生为对照组，男2名，女75名；年龄18岁~23岁，平均年龄（19.62±3.54）岁；其中大专生50名，中专生27名。2014年1—4月入科的69名护生为观察组，男1名，女68名；年龄17岁~23岁，平均年龄（18.87±3.35）岁；大专生46名，中专生23名。2组学生在性别、年龄、学历等一般资料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普外一病区共有专科以上学历、护师以上职称并具有5年以上临床护理工作经历的护理带教老师16名。
1.2带教方法
1.2.1目标教学法
观察组实习生实施目标教学的带教方法，即将教学分为制订目标、实施目标和达到目标三个阶段，带教老师根据普外科的专业特点以及护理大纲要求，以教学单元为单位制订实习期间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目标；在教学前了解学生已有知识，教师采用适当的方法和讲解深度进行教学，然后检查是否达到教学目标；在带教过程中不断对目标进行总结和改进，如未达到目标，可在学习反馈中及时采取补救措施，直到完全达到教学目标为止。使学生在实习期间了解病区内常见疾病的特点、临床症状和一般护理，学习各种护理文书的书写方法，基本掌握普外科多发病和常见病的护理方法以及危重患者的抢救程序，医嘱处理以及常用药物的用法和用量也是必知内容。此外，适当安排学生协助责任护士管理床位，应用护理程序对患者实施整体护理，掌握一定的护患沟通技巧。护生出科前按照既定目标对学生进行考核。
1.2.2常规教学法
对照组实习生采用原有的常规专人带教方法，护士长在护生入科后统一安排进行分组跟班教学，由所分配班次的具有带教资格的当班护士带教，并按照实习生教学大纲的要求制订教学实施计划。各班老师按常规带教方法进行实习带教，使学生熟悉医院的规章制度、常见疾病护理常规，掌握基本操作技能，以顺利完成当班工作任务为主展开实习，主要是将所学的基础知识和临床实践尽快结合。
1.3考核指标
在实习生出科前由负责护理带教的老师对学生的实习效果进行考核，同时评价护生对带教工作的满意度。实习效果考核分为操作考试及理论考试，满分均为100分，内容有基本理论及基础护理操作、护理文件书写、专科护理和沟通能力等。实习护士对临床带教工作满意度采用自制的调查表进行评价，其由10个条目组成，包括对带教老师的教授能力和态度评价、是否达到预期的实习目标、护生是否理解和掌握所学内容等方面，得分越高表示实习生对带教工作的满意度越高。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6.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u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观察组69名实习护生理论知识考试成绩为（88.653±5.304）分，护理操作考试成绩为（93.247±6.893）分；对照组77名实习护生理论知识考试成绩为（83.784±4.179）分，护理操作考试成绩（87.025±6.176）分，观察组各项考核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差异（P<0.01）。观察组实习护士对临床带教工作满意度调查的平均得分为（85.540±12.326）分，显著高于对照组的（74.739±13.124）分，2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
选择2012年12月~2013年12月本病区住院患者160例为研究对象,按照时间先后随机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80例。对照组男45例,女35例,平均年龄(33.8±2.5)岁,实施普通普外科护理；研究组男43例,女37例,平均年龄(32.6±1.9)岁,实施人性化护理。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人性化护理方法
1.2.1合理优化普外科人力资源
护理管理人员要科学合理优化人力资源,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根据每位护理人员的学历、性格、业务水平等进行分析与评价,挖掘每位人员的知识才干与业务潜能,使人力资源得到合理分工,资源利用最大化。
1.2.2定期开展人性化护理培训
定期开展全科室护理人员的人性化护理培训,积极培育良好的人性化护理氛围。创新地将一些先进的服务理念运用于普外科护理管理实践中,不断提升普外科护理的管理与服务质量。
1.2.3提高医护人员服务意识
优秀的护理服务态度是普外科护理人员应该具备的一种基本职业素质,应该本着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原则,为患者实际着想,从内心真正帮助患者,真正为广大患者服务,认真解决患者的内心想法,疏导他们的不良情绪。
1.2.4人性化护理的实施
①对患者给予人文关怀,灵活地处理好患者内心情绪比较波动、治疗依从性不高、日常生活难以自理等各种问题,同时注意保护患者的隐私。②尊重与满足患者的各种需求,认真听从患者的各种心理诉求,积极帮助患者减轻内心的不良情绪,帮助患者排忧解难。③护理人员要跟患者加强交流,尽量做到仪表大方、准确使用语言,促进护患双方情感的交流互动。1.2.5强化激励措施适当的激励可以充分调动护理人员的积极性与工作热情。在普外科护理工作中可以引入相关激励机制,将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有机结合起来。实施绩效奖金,充分激发工作积极性。评选“星级护士”、“优秀护士”,并与绩效考核、职称晋升挂钩,增强荣誉感与使命感,促使护理人员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护理工作去。
1.3统计学方法
对本组数据采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本院普外科护理管理中运用人性化护理以后,研究组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的护理质量也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人性化护理是基于人性化理念指导下实施的一种护理模式。这种模式讲求对每一名护理人员的工作成就感之满足,同时让每一位患者感受到护理人员的关怀、照料与重视。普外科护理工作繁重,护理人员长期在高负荷、高强度的环境下工作,自身的工作主动性与积极性均受挫,从而大幅度降低了护理质量。为此,应该认真树立“以人为本”的护理管理理念,高度重视给予患者、护士以人性化的关怀,打造和谐、祥和的护理人文环境,实现人性化的普外科护理管理。在普外科护理管理中,领导者要积极转变传统的护理管理经验及观念,不能单靠规章制度来对广大护理人员给予监督、约束与控制。而是在普外科护理管理实践中充分使用人性化护理,大力提高普外科护理人员的自我管理意识,不断激发出积极性与热情,让护理人员不断提升自己的素质与业务技能,并将尽可能大的精力投入到护理工作去。
本文以本院普外科2012年6月~2014年6月收治的择期行胃、肠或肝胆手术(腹外疝和阑尾炎)的98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49例。其中对照组男28例,女21例,年龄11~82岁,平均年龄(46.2±11.9)岁；观察组男26例,女23例,年龄9~80岁,平均年龄(45.7±11.2)岁。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对照组给予普外科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分析影响普外科护理安全因素的基础上实施针对性的护理安全管理,具体方法如下：①增强护理人员的法律意识,提高其业务水平和职业素养。建立并完善护理质量检查及考核制度,积极查找和分析普外科护理安全方面存在或潜在的问题,制定针对性的预防及控制措施。规范护理流程,通过组织学习或培训等方式增强护理人员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使其逐步掌握护理操作技能,积累丰富的临床护理经验。②合理配置和利用护理人力资源。护理管理人员应根据普外科护理工作量的变化情况,动态安排护理人力资源,避免护士超负荷工作,提高其护理质量,使其保持良好的精神及心理状态。③提供人性化服务。制定人性化的护理服务措施是建立和谐护患关系、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的重要途径,护理人员应本着“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宗旨,做到尊重和理解患者,努力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在护理工作中要积极与患者进行交流,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和信任,消除误会,减少冲突,避免发生护理纠纷。④建立并完善交接班制度。重点做好治疗和护理等环节的交接,规范护理交接班,努力做到“三清”,明确下一班需重点观察和护理的内容。
1.3疗效评价标准
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对患者经护理后的心理状况进行评估,评分>14分表示存在焦虑,评分7~14分表示可能存在焦虑,评分<6分表示无焦虑。在患者出院时采用本院自制的满意度调查表对普外科护理安全管理、护理服务态度、服务质量等进行调查,分为满意与不满意2项,问卷有效回收率100%。统计两组患者在护理服务中出现的护理安全事故。1.4统计学方法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18.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护理事故发生率比较
经护理后,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和护理事故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两组患者经护理后的心理健康状况
观察组HAMA评分>14分的人数明显少于对照组,评分<6分的患者人数明显多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对两组患者住院及出院时间进行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护理后的满意情况及意外发生状况，作对比分析。患者满意度以该院自制调查问卷为依据，满分100分，70分以上为满意，50~70分为一般，50分以下为不满意。统计方法将研究所得数据录入SPSS19.0软件中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n(%)]表示，用χ2检验。
2结果
经调查，观察组患者满意率为94.55%，对照组患者满意率为78.18%，观察组满意度相对对照组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1所示。护理中，观察组共发生3例意外事件，发生率为5.45%，对照组共发生11例意外事件，发生率为20.00%，观察组相比于对照组意外发生率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