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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法制教育对于培养高素质公民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在改革开放后注重法制建设，强调对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促进了全民法制观念的提升。在历史上，我国是中华法系的发源地，古代法制具有较强的权力属性，权利的观念并不存在，这也导致了我国公民权利意识的薄弱。历次普法运动对公民法制意识的提高所产生的积极意义不能否认。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传统意义上的法制教育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的需要，最为典型的就是历次普法运动并未降低犯罪率，相反犯罪率还在不断的上升趋势中。这就需要对我国公民法制教育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检讨与审视，以进一步推动我国法制教育目的的实现。
一、公民法制教育目的探讨
(一)传统意义上法制教育之目的
传统意义上的公民法制教育其日的在于宣传法制观念，促进公民法律意识的提升，从而降低违法乱纪的行为，促进社会的长治久安。如有学者指出，“法制教育主要体现为指引、教育、预测、评价、保护、威慑、稳定、激励、信仰等九大功能。”尽管指引、预测、信仰等也被列为公民法制教育的目的，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传统的法制教育日的乃是促进公民守法，威慑、震慑等功能居于首要地位。这一目的是在社会综合治理理念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基木思路是通过法制教育，实现公民守法。在法律的运行中，大部分情形下法律都是由于被遵守而得到了实施，因此不可否认，公民守法对于法律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二)应然意义上法制教育之目的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尽管不能否认公民守法的意义，但是从公民法制教育的目的来看，单纯的公民守法己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公民”这一概念本身即是以权利主体，且是公法上的权利主体而出现的，因此不管是从公民法制教育的本意，还是从时展的需求来看，公民法制教育都应该以权利观念、公民观念甚至民主、法治、意识的培养为目的，而不能单纯地通过公民法制教育实现公民守法。因此，可以将传统意义上的法制教育称为“义务型法制教育”，而从应该意义的角度来看，法制教一育应该是“权利型法制教育”，且“权利型法制教育”从属于公民教育。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权利，尤其是私权利观念在我国曾经有着不好的名声，“权利”甚至被误解为“争权夺利”。对公民进行法制教育，强化公民的权利观念，井不代表公民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公民法制教育应当是全面的，而不能仅限于公民权利观念的培养，公民的义务，尤其是公民的道德意识，同样具有重要性，只不过在我国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公民权利观念的培养，应该居于首要地位。
二、当前公民法制教育存在的误区
(一)公民法制教育流于形式
我国己经经过数次大规模的普法，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事情，有利于培养公民的法制意识，其意义相当深远。但是在公民法制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公民法制教育往往形式，在一些地方只是简单地发放一些调查问卷，或者发放一本法律宣传画册，显然这些不能构成公民法制教育的全部内容。此外，公民法制教育呈现短期化的趋势，在普法期间要求全民学法，一旦普法结束，法制教育便束之高阁。过于追求短期化效益并不能有效地促进公民法制观念的提升，相反普法教育可能反而会对社会带来一定的负担。
(二)公民法制教育内容陈旧
从我国以往公民法制教育的内容来看，这些教育内容也己经不能符合时代的需要。例如，法制教育过程中往往要求公民回答一些婚姻家庭法的问卷;又如，公民法制教育往往被定位于邀请公民观摩一两次刑事审判。这些教育内容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过于注重具体制度的宣传，而忽略了法律理念的培养。在公民法制教育中，最常见的就是对《婚姻法》规定的男女法定婚龄进行提问，这些具体制度上的问题严格来说不应成为法制教育的内容，相反，一些基本的权利观念、法律理念，在法制教育中被忽略;第二，法制教育的内容被定位于加强对社会的管理，从而实现良好的社会治安，维护社会稳定。尽管社会治安与社会稳定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法制教育不应止步与此，而是应该结合时展，对法制教育的内容进行拓展。
(三)公民法制教育理念落后
在公民法制教育的理念上，我国现阶段还比较落后，主要表现为“管理型法制理念”与“权利型法制理念”的冲突。所谓管理型法制，是指强调社会管理的法律制度及其理念的总称，这样的法律是治民之法，强调对社会的管理:所谓权利型法制，是指通过“权利一义务”的关系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承认公民享有基木权利的基础上，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我国当前公民法制教育仍然注重于管理型法制理念的灌输，主要表现为法制教育的过程中往往注重于告诉公民“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而不是告诉公民“你有哪些权利”或者“你可以做哪些事情”。
在公民权利意识层面，山于“人治”传统的影响，法律木身的不足以及执法过程中存在的种种“不公”现象，人们对权利尤其是法律权利仍心存疑虑。之所以出现这一局面，与我国历来权利观念不发达有关，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被要求服从政府的安排与调配，自身的权利需求则处于抑制状态。反映在公民法制教育中，就是公民法制教育的理念仍然停留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与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的人们的权利需求不符。
三、公民法制教育新理念的贯彻
(一)应该明确公民法制教育的目的
如前所述，我国在公民法制教育上的目的存在偏差，在公民法制教育的理念上比较陈旧，因此在加强公民法制教育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认清公民法制教育的日的，并且树立公民法制教育的全新理念。由于单纯要求公民守法的法制教育己经不能满足时代之需，因此建议我国将唤醒公民权利意识作为公民法制教育的基本目的，公民的权利在内容上应该兼容公法上的权利和私法上的权利，将公民法制教一育的日的彻底从公民守法转变到公民权利观念的培养上来。
(二)加强公民意识、公民权利的灌输
“何谓公民意识?公民意识的核心，是公民身份意识，即公民对自己的身份—公民的认识。公民身份处理的是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一个合格的社会公民应具备清晰的公民意识，即对自己的身份、权利和义务，以及应尽的社会责任有一种自觉，并在政治生活和日常行为中显现出来。”公民意识、公民权利对于一个现代国家的发展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如果离开了具有权利意识公民，则国家的发展是无法想象的。因此，在公民法制教育中，不是背一两个法律条文、观摩一两次庭审就可以实现公民法制教育的目的，而是应该在长期的、循序渐进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加强公民意识的培养，灌输公民权利观念，使公民能够认识到，自己在法律上是一个权利主体，而不仅仅是一个义务主体。
(三)政府应该作为守法的表率
我国在公民法制教育中往往强调公民守法，事实土正确的做法是强调公民权利，同时强调政府守法。政府守法的意义在于树立表率作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和谐社会有诸多前提，其中根本的前提是政府必须守法。政府守法，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的和谐社会的最大目标。”当前的时代主题是构建法治政府、诚信政府、阳光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政府守法是法治政府的基本要义，政府守法意味着政府权力的行使，必须在法律预先设定的轨道内运行，而不能超越法律规定行事。政府守法能够给公民树立良好的表率，从而实现上行下效的效果;相反，如果政府违法，则会使人们丧失基木的法律信仰，如果法律没有被很好地遵守，而法律的践踏者又是政府，这会使任何法制教育都起不到任何作用。
当前，政府守法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政府官员违法乱纪、的现象又比较多，这就需要公权力一方面实现自我抑制，树立基本的法治理念，依法办事;另一方面还要听取、采纳公民的意见，使公民成为一个监督者，以促进政府守法的实现。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8-0281-02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文化观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
在中国的蓬勃发展，佐证了作为一种文化理念下的不可或缺的时代性与民族性。马克思、恩格斯总是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与本土文化的涵化或濡化中确定、实现自身的发展，固然要体现其内在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和谐统一。而这种和谐又是在“活态”中统一完成的，其动因产生于本土文化时代性与民族性两者地位的非均衡性结构。的文化理念与各民族文化的传统性在其演化、融合与发展中存在的非均衡结构，势必导致它们在历时性而非共时性发展过程中的时间差，由此决定了外来文化现象的与本土民族文化之间的势位差异体文化。在社会转型与深化改革中，由于市场经济及强势文化的猛烈冲击，封闭落后的民族传统文化处于弱势地位，与时俱进的时代性要求自然而然就会被凸显出来。文化理念的时代性表征总是通过现实的某种文化形态获得，其民族性特征也因先进文化的时代性特征而伴随并且渗入。当与本土文化濡化后孕育出的强势文化在向外传播、扩散时，它的时代性规则的实现总要以某种特定民族性的内容为载体，这时，的民族性要求在随着它的不断扩散与传播中得到宣扬和巩固。当下的濡化新形态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的自觉调整，都体现了各自对时代性和民族性要求的时代诉求。
1.以人为本的文化建设思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是“人化的自然”，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1]的人本精神在其文化理念中得到深刻体现，真正认识了以人为主体在文化建设中的地位，树立了文化的中心与目标是人的理念建设，发展观中的文化建设要科学落实，必须以人为本。与此同时，文化创造与劳动生产力的社会关系是相互的，文化创造了社会生产力，然而劳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文化创造。文化以人为基础，而人又因文化而延续。文化中的决定性作用在于人，反之，人又是文化的服务对象。
2.坚持民族平等，尊重不同民族文化。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世界各民族国家间相互依赖与彼此往来加深，孤立的城墙日渐被民族间的交流与共荣所冲破，因为日益完善的生产关系使原来彼此闭关自守的原始状态将不复存在。“历史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经济基础、文化建设不外乎也是这样，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工业革命助推下屹立于“世界历史”之中，并指明了人类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趋势与潮流。通过时代期许的规则解脱被世界历史束缚的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实现其时代性、民族性特色在近代史上的表现。马克思指出，相同的经济基础，而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表现得千差万别，那是因为不同的环境因素产生的结果。
3.追求理性科学的文化观，净化形式低劣内容庸俗之文化。文化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也是生产力的发展历史，与转型期的社会变革密切相关。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并达到一定度时，经济形态也必然发展变革，与此同时，文化领域也必定发生相应变革，这是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此，马克思在研究物质、精神生产之间的关系时指出，“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从一定的历史形式来考察。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从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关于文化作用的认识与社会发展规律理解相结合，是我们分析社会转型和文化发展变迁的正确方法。强调了政治、经济与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辩证关系，同时，恩格斯也特别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3]恩格斯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第一步。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均有自身独特的时代性，纵观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发展和内涵，资本主义时期的文化是现代文化的开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的自由交易，为社会文化营造了自由、民主的现代特征，尽管这种文化在内容和本质上是虚幻的，但是其形式的自由、民主的文化内涵为现代文化的发展打开了大门。资本创造的巨大生产力为文化自觉发展提供了动力，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对民族文化的影响与促进
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中也提出“两种民族文化”的观点：每个民族文化，都有一些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即使是不发达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每个民族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而且这不仅表现为一些“成分”，而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和列宁的“两种民族文化”观点，都为我们论述了文化的阶级性特征。而资产阶级企图用抽象的文化观掩盖文化的阶级特征及其阶级差异性，以“歌颂”资产阶级超阶级的民族文化，达到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目的。
由此可见，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征。每一民族因其历史形成的独特的语言文字、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民族心理等特征差异而有所区别，这些特征构成了民族文化的基础和内容，而民族差异特征渐渐形成了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民族文化是维系民族存在和发展的纽带。因此，文化以民族的形式存在与发展，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6-131.
2.宪法民法关系之实像与幻影——民法根本说的法理评析
3.民法公平原则新诠
4.民法典与特别民法关系的建构
5.我国民法立法的体系化与科学化问题
6.从民法与宪法关系的视角谈我国民法典制订的基本理念和制度架构
7.论中国民法中的“解法典化”现象
8.水权与民法理论及物权法典的制定
9.民法与国家关系的再造
10.20世纪前期民法新潮流与《中华民国民法》
11.民法与人性的哲学考辨
12.论人体器官移植的现代民法理论基础
13.物上请求权与物权的民法保护机制
14.社会基础变迁与民法双重体系建构
15.我国当前民法发展战略探索——法学实证主义的当代使命
16.瑞士民法上的人格权保护
17.民法的人文关怀
18.论民法典(民法总则)对商行为之调整——透视法观念、法技术与商行为之特殊性
19.民法规范在行政法中的适用
20.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民法
21.民法基本原则研究——在民法理念与民法规范之间
22.民法总则立法的若干理论问题
23.中国民法百年变迁
24.编纂民法典必须肃清前苏联民法的影响
25.论民法原则与民法规则之间的关系
26.民法总则不应是《民法通则》的“修订版”
27.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
28.刑法与民法——截然不同的法律类型
29.民法基本原则:理论反思与法典表达
30.民法上国家政策之反思——兼论《民法通则》第6条之存废
31.我国民法地域效力立法之检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8条第1款为中心
32.民法中的物
33.通向人性的复兴与和谐之路——民法与经济法本质的另一种解读
34.见义勇为立法与学说之反思——以《民法通则》第109条为中心
35.中国民法继受潘德克顿法学:引进、衰落和复兴
36.百年中的中国民法华丽转身与曲折发展——中国民法一百年历史的回顾与展望
37.民法总则的立法思路
38.论民法基本原则之立法表达
39.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意思自治原理及其展开
40.“民法-宪法”关系的演变与民法的转型——以欧洲近现代民法的发展轨迹为中心
41.民法与市民社会关系述要
42.民法总则编的框架结构及应当规定的主要问题
43.商品经济的民法观源流考
44.物权请求权制度之存废与民法体系的选择
45.关于制定民法总则的几点思考
46.中国民法中的“层累现象”初论——兼议民法典编纂问题
47.我国民法强制性规范的立法探析
48.我国民法典编纂中民法调整对象的确定与表达
49.论支配权概念——以德国民法学为背景
50.民法公平原则的伦理分析
51.方法与目标:基本权利民法适用的两种考虑
52.民法上的人及其理性基础
53.论民法上的注意义务
54.民法基本原则与调整对象立法研究
55.错位与暗合——试论我国当下有关宪法与民法关系的四种思维倾向
56.论民法中的国家政策
57.民法基本原则之“成文法局限性克服论”反思——就《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与徐国栋先生商榷
58.宪法与民法关系在中国的演变——一种学说史的梳理
59.近30年来日本的民法研究
60.民法调整对象之争:从《民法通则》到《物权法》——改革开放30年中国民事立法主要障碍之形成、再形成及其克服
61.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法总则——与德国民法比较
62.民法是私法吗?
63.情谊行为、法外空间与民法对现实生活的介入
64.民法上的人
65.侵权责任法在我国民法中的地位及其与民法其他部分的关系——兼与传统民法相关问题比较
66.从形式回归走向实质回归——对婚姻法与民法关系的再思考
67.论民法的性质与理念
68.民法是什么?——学说的考察与反思
69.民法典创制中的中国民法学
70.动产抵押制度的再思考——兼评我国民法(草案)对动产抵押与让与担保制度之规定
71.知识产权作为第一财产权利是民法学上的一个发现
72.两种市场观念与两种民法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民事立法政策内涵之分析
73.制定《民法总则》不宜全面废弃《民法通则》
74.重塑以民法为核心的整体性知识产权法
75.对民法的哲学思考——以民法本位为研究视角
76.私法原则与中国民法近代化
77.论民法基本原则生态化的价值理念与技术路径
78.论民法的社会功能
79.民法规范进入税法的立法路径——公法与私法“接轨”的规范配置技术
80.私法自治与民法规范 凯尔森规范理论的修正性运用
81.民法与宪法关系之逻辑语境——兼论民事权利在权利体系和法律体系中的根本地位
82.民法适用中的法律推理
83.近代民法的现代性危机及其后现代转向——兼论当代民法使命
84.比较民法与判例研究的立场和使命
85.民法调整对象的属性及其意蕴研究
86.论我国民法总则对商事规范的抽象限度——以民法总则的立法技术衡量为视角
87.回归传统——百年中国民法学之考察之一
88.环境问题的民法应对:民法的“绿化”
89.日本民法百年中的债法总论和契约法
90.比例原则在民法上的适用及展开
91.论民法生态化的概念及基本特征
92.与改革开放同行的民法学——中国民法学30年的回顾与展望
93.中国民法和民法学的现状与展望
94.再论民法中人格法的公法性——兼论物文主义的技术根源
95.民法中“民”的诠释
96.论民法解释学的范式——以共识的形成为研究视角
97.现代民法中的弱者保护
98.刑法与民法之间的交错
99.俄罗斯社会转型与民法法典化
100.民法体例中商法规则的编内与编外安排
101.一个分析框架:环境法与民法的对话
102.雇佣关系调整的法律分界——民法与劳动法调整雇佣类合同关系的制度与理念
103.德国法上意思表示和法律行为理论的新发展——兼论对中国民法总则立法的启示
104.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以中国民法学的学术实践为背景
105.论民法研究的命题、方法和结论
106.对民法本位的新审思——从民法基本原则及价值谈起
107.论市民社会与民法的本位
108.论民法诸项基本原则及其关系
109.民法基本原则、价值和本位新思考
110.结构·民事法律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存在的几个问题
111.《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责任——从物权法到民法典的规定
11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解读、评论和修改建议
国际上对环境权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的一位医生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向北海倾倒放射性废弃物是侵犯人权的行为。由此，环境权是否应当是公民基本权利成为各国研究的重要问题。美国和日本的发达国家先后肯定了公民的环境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之一，应当在法律上予以确认和保护。这种观点，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中得以确认。在我国，环境法作为经济法体系中的重要的部门，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源于随着环境问题的恶化，民法等传统的法律在保护环境上的不力。经笔者统计，至2009年6月中国现行的各类各级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多达7500多个。另外国家环保总局计划在“十一五”期间就将修订100余项重要的国家环境保护技术法规。从基础性的《环境保护法》到大量单行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资源保护法》、《森林法》、《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水土保持法》、《防沙治沙法》、《环境评估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等，法律规范和标准不可谓不多。然而当前中国的环境问题依然形势严峻。究其根源，在于我国环境保护的立法理念和立法技术缺乏先进性。从宏观上，虽然学界对环境伦理价值观念的研究已有了较大突破，从对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的反思，到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的提出，再到当前主流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中国已有了构建先进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新的逻辑起点。然而，对构建具体的环境法律制度具有重大意义的核心理论——环境权的研究，仍然存在较大争议。我国经由蔡守秋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引入环境权概念，蔡先生、吕忠梅先生、唐澍敏先生以及陈泉生先生等对环境权的性质的认识各不相同，在环境权具体内容体系上也有各自看法。甚至有部分学者对环境权作为环境法基础概念的地位提出质疑，认为“环境权作为环境法体系的基础概念地位也正被逐渐淡化。”还有学者“从‘权利——法益’的关系”的角度进行追问，认为环境权并非权利，而只是法益。
然而否认环境权，缺乏环境法律保护的基础性权利的理论架构，必然使得目前我国保护环境的各法律规定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甚至存在出现制度上的冲突。因此环境权何以存在、如何存在是必须证明的问题。
一、环境权存在的法理基础
现代法治国家宪法中权利体系的建立深受自然法思想的影响。自然法学思想从产生之初就包含了道德因素。自然法作为一种正义观，为环境权的建立提供了支持。自然法学家认为自然法反映自然存在的秩序，是人类世界主义思想的根据。自然法把一切人联系起来。环境秩序作为自然秩序具体表现的一种，也必然体现自然法上的正义。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观念、代际原则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发展的观念无一不是自然法上正义理念的体现。当这种环境秩序的正义需要有具体制度加以维护时，在环境问题上人与人之间的公正、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公正必然产生对一种权利的渴求，即环境权。
有学者批评环境权其实是一种抽象的政治口号，难以冠以真正的权利之称。对于这种观点笔者不认同。我国宪法第九条、第二十六条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植物；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宪法权利的丰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体现。第九条和第二十六条，便是宪法为保护环境提供的制度基础。宪法作为法治国家的根本大法，各法律部门所保护的具体权利，应当从中找到根据。但必须明确，宪法性的权利与各部门法对具体权利的规定是有区别的。例如人权是受宪法保护的权利，但人权不只是宣言，对人权的具体保护却是通过诸多部门法的制定和实施得以实现。如果没有宪法的规定，对人权进行保护的法律规范之间就可能失去内在的统一。同样，将环境权作为宪法性权利予以规定，并非只是一种政治口号，而是为环境法律体系的建立提供宪法的制度基础。因此，正如吕忠梅先生认为环境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对于这样一种被部分学者认为只属于自然法正义观，过于抽象而无法实现，进而否认其存在的权利，在当今发达国家是如何进行具体化保护的呢？“欧洲发达国家公民环境权的发展趋势是：通过一系列程序性权利作为工具手段以加强道德性的集体共享权和限制财产性的个人权利。”例如《阿尔胡斯条约（1998）》中规定的公众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参与决策与获得司法救济权是环境问题上的特殊程序权利。且美国对环境程序权利的确认与保护，为我国对环境权的保护提供了积极的参考。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972年审结的塞拉俱乐部诉莫顿（SierraClubv.Morton）案到联邦最高法院2000年对地球之友有限公司诉兰得洛环境服务公司（Friends of the Earth，Inc，v.Laidlaw Environmental Services，Inc）案，逐渐放宽对环境诉讼的起诉资格的要求，从而实现对环境权的保护。这种变化，从根本上看，是自然法理念下的环境权向以义务为本位的环境法作出的挑战。我国《环境保护法》第六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将对环境的保护通过对法律义务强调来进行，而对检举和控告的具体司法操作程序并未作更细致的规定，主要通过政府管理权来实现对环境的保护，这无疑是一种以义务为主的立法模式。我国目前在环境保护上存在的诸多困难，正是由于缺乏以自然法理念为基础的环境权。这恰恰是我国环境问题在法律保护方面长期得不到有效改善的根本原因之一。
二、独立的环境权
批评环境权独立性的观点，主要有将环境权划归为人权，或者认为环境上的秩序和利益可以通过其他权利得以保护。对此，笔者也不认同。
环境权的确与人的生存和发展相关，与人权产生了联系。但是因为环境权比人权更加具体，其对各种具体法益的保护，使得其享有了独立于广泛意义上人权的独立地位。不能仅仅因为其具有人权的某些特点就将其局限于人权的一种。因为所有的法律权利，从最根本的意义上看，均具有保护人权的意义。“人权并不是处在高于其他权利的效力地位之上的一种权利”“包括环境权在内的所有种类的法律权利在很大的范围内丰富着人权”。此外，即便有学者认为环境权是人权，如李艳芳先生在90年代初期对环境权与人权的关系进行的研究，那么即使从功利的角度，将具有独特现实意义的环境权利从广泛意义的人权中剥离出来，建立新的权利体系，是有利于实现建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并且从人权的角度看，人权不是抽象的，是实践的具体的，那么它必然通过实践中的权利加以保护。对环境权的保护便如同民法中对物权的保护一样都是人权的具体实践。
一、经济法理念探析
经济法理念属于经济法的上位指导思想，主要指其核心价值指导、基本立法精神与宗旨，是在长期总结、探讨及研究的基础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影响着经济立法、经济政策调整以及司法实践等。在立法上，主导着国家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根据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情况，适当调整经济政策，形成由政府、企业（个体）、消费者参与的稳定市场秩序；在司法上，赋予公平正义的裁量权，发挥司法权在市场经济中的积极作用，兼具法制基础和现实意义。学界对经济法理念的研究较为广泛，笔者尝试进行重新梳理，归纳出经济法理念的精髓所在。
（一）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
“以人为本”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普遍理念，在各个法律部门均有体现，而经济法的“人本理念”，主要表现为以消费者为本位，着重在权益保护等方面进行阐述，如《消费者保护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等；同时兼顾表现企业（个体）的本位理念，但更多的则是从规范性的角度出发，如《公司法》对企业设立进行限制、《食品安全法》对食品标准进行严格要求。
1.消费者本位观：在经济法“以人为本”的理念背景下，更加侧重于消费者的本位观。消费者作为经济梯度的基础支撑，在数量上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出台的各项政策法规均是围绕为消费者服务的，对企业（个体）的限制，维持正常市场秩序，同样也是从侧面服务于消费者。在经济法可以延伸的领域，管理者还应思考将以人为本再具体细化为以消费者为本，市场经济不可一味强调盈利，以消费者为本位的理念可以促进企业（个体）提高服务质量，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同时充分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企业（个体）本位观：经济法允许企业（个体）在法律制度的框架范围内合理经营、适当盈利，但主要为对企业（个体）的规范指引。以《食品安全法》为例，针对近年来被不断曝光的三聚氰胺、地沟油、塑化剂、苏丹红、毒大米等“涉毒”食品事件，使得食品安全备受考验，为进一步加强对企业（个体）的规范指导，立法上设定了“十倍”赔偿性惩罚条款（新《食品安全法》第148条），倒逼商家生产销售安全食品，一方面表现为对企业（个体）生产销售的严格要求，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对消费者食品安全的保障上，实现了以消费者为本位的原则。
（二）构建平衡的经济秩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国家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健康的市场秩序，在经济法构建平衡经济秩序的理念下，制定了《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为保障市场稳定，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法律支撑。那么，如何构建平衡的经济秩序呢？
1.经济安全理念：经济安全是构建平衡市场秩序的第一要素，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说经济安全是一切安全之本，既包括宏观的经济安全，也包括经济发展的安全。其中，宏观经济安全涉及金融安全、价格安全等，如《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公司法》等。而经济发展的安全，一方面表现为降低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防止经济下滑、通货膨胀以及经济危机等消极状况；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保障国民经济稳定、健康的发展。
2.可持续发展理念：构建平衡的市场秩序，方可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兼顾鼓励经济自由和维持经济秩序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要注意针对不同行业与性质进行调控，例如在现代化农业发展中运用低碳经济模式。需要说明的是，经济法的设立虽然更大层面上是在关注着集体利益，同时也关注个体利益，只是在“调和个别主体或私人间的利害冲突”。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经济法在保障健康稳定的市场秩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及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3.世界经济观：西南政法大学的李玉虎老师认为经济发展是物质基础，社会公平是基本前提，财富共享是最终结果。在当今经济形势讲究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世界经济观势必会推动我国经济的国际化发展，在加入WTO后，我国的经济发展同样面临着国际化的趋势，形成了独特的世界经济观。
（三）社会责任本位的强制性理念
社会责任本位要求经济法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责任为最高指导。在对各种经济关系的调整中，需要根据社会整体发展情况，以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为首要考量因素，对国家和社会负责，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同时注意构建与彼此之间的关系。因而，经济法在对消费者权益保护、企业结构调整、货币管理、食品（产品）质量等方面进行协调时，是以社会群体利益为第一要务的。
和谐发展的理念要求物质文明进步的同时，对生态环境和产业结构进行合理调整，重视社会资源的科学分配，尊重自然规律，对高耗能、污染严重的企业逐步取缔，发展新的经济能源。
二、经济法价值研究
经济法理念和价值相辅相成，正如学者指出，法的价值导向是以法理念为基础的，法的全部价值都渗透着或贯彻法理念。从法理学的视角对法的价值进行分析，大致有三种价值：其一，法的目的价值；其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其三，法的形式价值。当前经济法的价值主要表现为追求实质正义原则、社会高效经济原则、经济自由以及市场秩序的平衡。
研究经济法的价值，首先需要明确经济法可以调控的范围，实现法律价值与调整对象的整合，在明确范围的基础上进行探究，反之，可能“导致经济法价值体系的紊乱与不当，进而反过来影响或波及经济法自身体系的构筑”。
（一）追求实质公平公正，兼顾经济效率高速发展
经济法在关注集体利益的基础上兼顾关注个体利益，其主要着手点还是要实现整个社会的实质公平。就公平本身而言，其一，是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正；其二，成为经济主体的机会相同，不在起跑线上落后；其三，对分配形式进行调整，实现实质公正；其四，结果公正。
分配形式在《宪法》的指导纲要下，结合行业特点，进行多种分配制度。实现最大化的公平分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前提。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将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分配给一个社会或群体的成员问题”。经济法的实质公平公正体现为对弱者的保护、对市场秩序的保护，为了维持相对的和平和稳定，人类需要分配上的公平正义。
（二）维持经济秩序，促进社会和谐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全体人民共同努力的目标，而和谐社会的建立需要以稳定的经济秩序为前提。
1.自由、竞争、秩序、效率：经济法的理念中有涉及经济秩序的指导思想，在价值中则体现为自由、竞争、秩序、效率等。市场经济时常涉及行业间的竞争，这也是市场自我筛选、不断发展的过程。首先，对竞争双方在法律适用上保障公平性，尽可能做到市场经济竞争主体间的法律地位平等，不因规模、财务状况等区别化的适用法律（当然，法律明确阐述按照梯度等级分别处理的除外）。根据《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经济主体不得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进行竞争，在必要的时候，市场监管部门要及时介入，根据政策经济法规，对不合规格的经济主体予以取缔。再者，从立法上对经济主体的经济承受能力予以综合考虑，尽量少设置经济限制，在法律规章的范围内，允许各经济主体自由经营。
2.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经济法的体系中，不可忽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市场两者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关系，应当实现二者的耦合。政府作为管理者和监督者，具有“有形的手”，但是这只手不可伸得太长，十八届三中全承诺简政放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减少行政审批权，减少对市场准入条件的限制，鼓励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坚持制度管权、事和人，权力由人民监督”，经济体制的改革核心就是协调好政府与市场二者之间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突显主导作用，政府则发挥督导作用，切实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保护承受力差的社会阶层。经济发展要求政府和市场生成良性互动的可持续发展关系，从而实现社会群体利益的整体最大化，否则，“就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或导致社会财富浪费（破坏）”。
（三）经济法的科学构造观
经济法不是独立存在的，与民商事法律关系衔接广泛，具有较强的互通性。民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经济法则是商品经济高级阶段的产物。民法和商法主要是针对与公民个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的协调管理，主要侧重于人身关系的管理。就商法与民法的表现形式上来说，其发展都是由相关的一些细小的条例组成，基本法律条例在内容上有所不同。具体来说，经济法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可以细分为包括财政法，税法能法律，而民法和商法从管理方面上来说可以具体分为调整归属权、债权等涉及到家庭以及继承关系的方面。因此，经济法与民法和商法的适用范围有时会有所重叠。
意思自治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对推动现代民法制度的建立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我国目前对意思自治的基础来源有着不完整的认识，本文意在通过意思自治含义的描述来分析意思自治理论的哲学、经济和社会基础。强调在我国当下，应避免法实证主义法律效力来自权力的认识，发展但也要抑制过度发展意思自治，从而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和对人自身价值的升华。
一、意思自治的产生
首先从意思自治的含义看。意思自治产生于西方市民社会现实景况之中，产生于西方的社会观念基础上，它起始于罗马法中的诺称契约，法国契约自由思想体现了它的成长，而它最终的成熟则是在德国法，德国法中的法律行为是其成熟的最好的体现，被大陆法各国民法典所采用。根据学界学者的统一观点，私法精神的核心便是意思自治。民法的一系列原则以及具体制度都是建立在私法的意思自治理念的基础之上的。正是基于意思自治理念才使民法得以确立了权利法、人法的性质，于是乎民法就被打上“人文主义”的烙印。例如，民法的任意性规范的立法构成以及民法的开放性体系特征。私法数千年而不绝的传统也因此而绵延不绝。
那么什么是意思自治？根据西方的“意思自治”学说的观点，“意思自治”是指当事人有权依其意志进行自由的选择，当事人可以而且应该对根据自己的意志所作出的选择负责。18世纪在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开始采用，到了20世纪，这个学说事实上已为世界所公认。
张俊浩老师对意思自治理论的论断是：“意思自治，即当事人以自己的理性判断，去设计自己的生活，管理自己的事务。意思自治从积极层面来说，是自主参与与自主选择。从消极层面上说包括自己责任和过失责任”。①然而，董安老师对意思自治的表述是我国民法学界较早的了，他认为：“在我国民法理论中，对意思自治问题往往存而不论”。李开国先生对意思自治的论述与张俊浩老师的类似，表述为：“意思自治是指个人得依其意思形成私法上权利义务关系，其基本含义包括意志自由与自己责任两个方面”。②也有学者指出：我们把人的行为自由（如订立合同的自由或设立遗嘱的自由等）称为意思自治。所谓意思自治“是指各个主体根据他的意志自主形成法律关系的原则”。③
意思自治原则在我国现行法律上的根据，首先是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其次是合同法第四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再次，在各民事基本法中，法律通过对意思自治原则不同角度进行规定，从而形成了民法的这一基本理念与原则
笔者认为意思自治的含义可以总结为：意思自治是指当事人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思表示，形成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可以排除任意法的适用。私法为当事人的民事活动提供了行为准则，意思自治法律原则鼓励人们自由地为民事行为并通过行为发展自己，在不违背私法原则的前提下，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可以排除任意法的适用。意思自治的体现有三：一是实施行为必须是自己自愿的行为；二是实施的行为必须由自己负责；三是他优先于法律。
其次，意思自治的发展简史看。罗马法是意思自治原则的起源。罗马，作为商品经济发达的城市，在古代奴隶社会，也只有数量有限的市民享有私权这一特权；进入中世纪后，迫于来自世俗和教会势力的重重压制，完全的私法主体仅限于封建君主，中世纪教会法把“意思”作为逻辑上统一说明权利义务得丧变更的出发点；人类进入契约社会以后，私法自治原则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的到来在个人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从而打破封建枷锁，使得私权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和发展。20世纪的法律社会化的出发点仍然是调和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这种基本的出发点实质上是对前期立法偏颇的一种矫正，表明意思自治原则的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民主法制的日益完善，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一些司法解释和法律中予以规定了意思自治或者规定了意思自治的一些内容，从立法上确立了其在我国民法中的基本原则的地位。
二、意思自治的理论基础
首先，意思自治的哲学基础——生而自由、生而平等。
生于14世纪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思想席卷整个欧洲，而正是这种人文主义思想奠定了现代契约自由的真正的哲学基础。人文主义针对的是天主教神学统治倡导的一种人生观和世界观，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它宣扬自由、平等和人权，反对君主专制以及封建的等级制度，它提倡人应当从神的依附中解脱出来，从而才能成为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人。④
综上所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人生而自由、生而平等”的思想是意思自治原则的哲学基础源泉，但是一个国家的立法者是理性的，他们不可能依据哲学层面上的基础就去立法，编纂指导一个国家所需要的法律，他们的立法活动需要更多的依据，因而，意思自治之所以为立法者所考虑，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经济上的原因。
其次，意思自治的经济基础——自由经济理念。⑤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原则在法国确立与18世纪，而后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立法中得到了充分的实现。因而意思自治原则确立为私法的基本原则是与法国当时的经济关系分不开的，他直接体现了自由经济的要求。
应该允许人们依照自己的意愿去管理产业和经营贸易。而在这种场合下，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会对其产生影响、进行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虽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但是却真实的达到的目的。然而实践发现，更能促进社会利益的往往是在非处于本意的情况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经济自由主义。⑥
理论上的经济自由学说为意思自治在私法上的兴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恰如马克思指出的，“无论政治的又或者是市民的立法，均都仅仅只显示和记录了经济关系的要求。”⑦ 再次，意思自治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
意思自治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市民社会是以契约性关系为网络组合而成的社会系统为基本的结构，而连接契约当事人的便是意思自治。意思自治理念作为市民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给市民社会注入了新鲜的活力。⑧
自治组织、商品经济、文化整合是西方市民社会的现实基础，而作为西方市民社会基本理念的则主要是个人主义、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思想，这些思想也为私法中的意思自治以及公私法划分奠定了理论基础。“自由”成为法律的基本价值，自治成为私法的基本精神就是形成于市民社会。因此，我们所说的“市民社会是法律特别是私法的沃土”便是源于此说。
三、结语
人生活在同他人不断交往之中，是一种具有社会共性的高级动物。能独立的思考是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因此，每个人要想在自己的切身事物上自由的作出决定，以自己的支配物来承担由此可能引发的责任，就需要有意思自治。只有做到充分的意思自自治，一个人也才能充分地发展其人格，维护其尊严与上帝赋予其与生具来之力量。意思自治经历了诸多曲折与挑战而发展到现在，其在整个私法领域中的核心地位始终没有被动摇。可以说，没有主体的意思自治，就没有私法的存在与发展。意思自治是私法最大的特点，也是其核心内容。
我国的立法者在进行立法活动时，很容易偏离甚至是违背意思自治思想，从而也使得民法规范的效力基础受到质疑。在我国现实情况的拘束下，首先应当做的便是避免法实证主义法律效力来自权力的认识，特别是在私法效力的认识上更应如此。在立法中应突出意思自治作为私法效力基础，强调意思自治在民法立法与民法中的地位。
总之，意思自治原则应该成为我国私法的基本原则。当然，无论实在这个世界的现实生活中，还是在学术界，并不存在任何毫无限制的意思自治，绝对不受国家干预的私法领域更是不存在的。因此对意思自治原则也应进行适当限制。正确利用意思自治原则，培养市民社会观念，从而更好的、真正的实现人的自由和对人自身价值的升华。
注释：
①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30-32页。
②李开国：《民法总则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71页。
③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
④赵万一：《对民法意思自治原则的伦理分析》，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总第80期)。
⑤赵万一：《对民法意思自治原则的伦理分析》，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总第80期)。
一、民法的基本原则
(一)平等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核心理念是平等,这既体现了民法调整各主体之间的财产、人身关系,也体现了民事法律关系的实质。对此,龙卫球指出,平等的内涵包括以下几点:主体地位;主体资格;主体平等受法律保护。平等是全人类的需求,其需要借助一种超越各主体的权威,以求获得平等。于是,法律应运而生,充当了这种权威。民法为民事主体提供机会的平等(程序的平等),在平等主体之间的较量中对其平等资格进行确认,尽量实现每个人都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
(二)意思自治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该规定的实质是意思自治原则。意思自治的内涵是:保障当事人从事民事活动之时不被国家权力、其他当事人非法干涉,享有充分的意志自由。徐国栋指出意思自治原则有以下功能:一是公权力行使必须在法律明文规定的范围内,以民事权利抵抗非法行使的权力;二是当事人意志充分自由,不受任何其他当事人非法干涉。之所以如此理解意思自治原则,原因在于:徐国栋主张民法是私法、权利法、市民法,带着怵惕之心看待公权力。张俊浩认为,认识意思自治原则的含义,应探究其本身,即人必须自治;人能够借助理性,实现合作秩序中的自治;人是理性的人。
(三)诚实信用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次明确提出诚实信用的原则,这不仅是立法上的突破,而且是民法理论上的突破。梁慧星教授指出,诚实信用原则应从以下几点加以理解:授予法院自由裁量权是诚实信用原则的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标准是诚实信用;诚实信用原则是道德标准的法律化。徐国栋教授认为,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是:对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利益进行协调,进而达到当事人、社会利益协调的立法者意志。具体来讲,这种意志如果基于主体的良好行为,就是客观诚信;这种意志如果需要主体也能够有不伤害他人的思维,就是主观诚信。
(四)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一些学者指出《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确立了“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然而,该原则是学术界从立法精神中抽象而得来的,而《民法通则》采用列举方式规定了权利滥用的四种行为。这种表述缺乏统一性、概括性,不符合“基本原则”属性。因此,学术家不少专家建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的第六条修正为:不管任何权利,都不得有碍行使社会利益。
(五)公序良俗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第七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在我国,并没有引入“公序良俗”的概念,因此,法律对此原则的表述莫衷一是,且表述冗长、重复。事实充分证明,“公序良俗”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一个动态、不确定、模糊、发展的概念。但因其模糊使得“公序良俗”的外延具备开放性,其经过法官的权衡之后得以确定化,从而显着扩大了法律的涵盖面。因而,有必要在制订《民法典》时,引入“公序良俗”,且把其确立为基本原则之一。
二、民法基本原则司法适用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体现民法的价值民法的价值是民法理论的主要内容,其价值集中表现为:在司法实践中,民法内在机制对的民法需求的适合、接近、一致。梁慧星教授认为,法律具有多元价值。民法内在机制在司法实践中对人的民法需求的某种适合、接近或一致。对此,梁慧星先生指出,法律包含多种价值。由此观之,追求社会利益是现代民法的核心价值。民法价值虽有多种表现方式,但集中于民法的基本原则。民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有助于法官科学合理适用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有助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助于协调当事人、社会利益,进而作出公正、公平判决。
(二)有利于落实“以人为本”理念“以人为本”是现代民法精神的重要体现。现代民法理性精神、价值原则的理论来源就是人本主义哲学。被誉为“全球华人民法第一人”的王泽鉴先生在《民法总则》中明确指出,民法应以人为本。民法赋予人多种权利,其中既有人格权、身份权,又有财产权;既有精神权利,又有物质权利。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也是基于保护当事人权利基础上。总之,民法基本原则的司法适用,有助于“以人为本”理念的真正落实。
(三)有利于成文法的完善现有“法典法”体制下,有三种矛盾:成文法典的稳定性,社会生活的易变性;法律的正义性,法律适用的非正义;立法者认识有限性,社会生活关系无限性。这三种矛盾使得成文法典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也给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留下一定的空间。因此,必须探索建立协调立法、司法机关相互关系的新路径。明确部门基本原则,具有重大意义。一是在成文法具有局限性的情形下,授予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利;二是促使法官在基本原则要求的范围之内行使自由裁量权,不得随意行使自由裁量权。
三、我国民法基本原则的适用困境化解
民法基本原则的司法适用关系民法建设,关系人民权益。化解民法基本原则的适用困境,对于促进民法全面发展、维护人民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须从案例指导制度、法官队伍建设、法官地位、监督机制等方面,探索科学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新路径。
(一)不断完善案例指导制度进一步规范指导性案例的选择、报送等技术领域的做法。中院相关部门、基层法院在平时工作中,倘若遇到符合指导性案例选编标准的案件,要展开案例培育、编工作写,尽快把案例相关资料呈送中院案例组织工作日常办事机构。待中院研究机构初选后,把相关材料提交本院讨论,形成报告送至省高院,经由省高院讨论最终上报最高人民法院。
把最高人民法院列为指导性案例的主体。必须把地方法院的案例与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区别开来。地方法院纵然有权案例,也不能称之为“指导性案例”。要在维护指导性案例权威性的基础之上,不断完善两级案例体系,即以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作为主体。
出台指导性案例创制办法。指导性案例创制标准有以下几点:具有科学性,能够反映审判工作规律;具有典型性,可以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具有完整性,杜绝模棱两可;具有普适性,有推广普及的价值;具有可行性,可以司法审判接受且能付诸于实践。总之,必须继续完善案例指导制度,解决好民法基本原则司法适用中遇到的问题。
(二)着力加强法官队伍建设健全法官培养机制。要提高进入法官队伍门槛,加大引进专业人才力度,选聘本科以上学历人员。完善制度设计,严把入口、规范出口,严格法官遴选程序,建设一支专业、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做好人才招聘工作,拓宽选人用人视野,规范招聘规章制度,更加注重对综合素质的考核。全面推行竞争上岗,打破论资排辈的旧观念,建立能级优先用人制度,使实干能力强的人才脱颖而出。健全法官竞争上岗、轮岗制度,建立法官任期制,建立“法官能上能下”制度。
改革法官遴选任职机制。法官是高度专业化的职业,基于对法官审判工作的权威性、严肃性的认识,要选择专业法律人员从事审判工作,彻底扭转复转军人进法院的不正之风,改革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选举任职制度。目前,我国尚未对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的专业及任职条件作出详细规定。因此,必须推进规定的细化,严格规定,建议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应具有本科法学专业以上学历,或者具有丰富的法律工作经验,加快健全法官、检察官选拔、任用机制,切实提升法官队伍整体素质。
加强法官职业化培训工作。社会形势瞬息万变,审判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和新问题,这就需要法官加强学习、提升解决问题的本领。要着力加强司法人员在职培训,健全司法人员培训制度,深入开展全员轮训工作,切实提升司法人员业务素质。加强实践技能培训,提升业务技能。搭建司法系统和高校专业合作平台,加强与政法类高校的合作,吸引优秀毕业生加入司法队伍,引入高校新思维、新方法,显着提升司法人员解决疑难案件能力,促使法官法学理论水平大幅提升。增强法官科学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自觉性,认真仔细研究案件事实,准确适用、援引相关法律法规,协调审判工作的法律、政治、社会效果。
从范畴类型而言，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应属于主体论范畴。但主体论范畴是对法律世界的实践丰_体和价值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和概括，既反映谁在从事法律活动，又说明谁是法律调整的受益者，似乎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又不完全是主体论范畴。这种落差绝非无意义或可以忽略的，相反，笔者认为，对这种差别的追根问底，也许可以找到自然人责任能力问题的所有答案。
一、民事责任能力的各种定义与评析
(一)民事责任能力的各种定义
目前，我国民法理论界远没就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达成共识。学者们’般将《民法通则》133条作为民事责任能力的法源性规定，在解释该条规定的基础上形成多种不同的学术观点，根据侧重点不同和出现时间先后，町分为：(1)广义民事行为能力说：(2)侵权行为能力说和不法行为能力说：(3)权利能力涵盖说；(4)客观能力说；(5)独立责任资格说。此外，还有意思能力说、识别能力说两种观点，但学者己对此达成共识，认为它们是认定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
(二)对以各种定义的评析
整体而言，广义行为能力说，侵权行为能力说和不法行为能力说都是从民事行为能力方面展开的，争论的不过是立法技术上枝节问题。具体而广义行为能力说仅是学者理论上的一种概括，并不是要取消严格意义上的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概念的区分，当然，在立法技术上，这区分行为能力和责仟能力实有必要。①而且，事实上此说极易混同了民事责任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因此难说妥当。对此梁慧星教授指出，民事责任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两者虽有联系，但二者毕竟两种不同的资格。二者在目的、效力和性质方面存在明显区别。②侵权利行为能力说或不法行为能力说显然比广义行为能力说更科学。
“权利能力涵盖说”虽然在理论上实现了统一。但这种理论构建的意义是存疑的：它一方面同样无力解释立法中的若干例外规定，于司法实践的意义不大；另‘方面其论证过程中没有明晰民事义务与民事责任的界限，难说立论稳固；再者用民事权利能力这种民法学前提性范畴来界定民事责任能力，有解构般人格权概念的风险，照其思路，很可能出现立法上否定般人格权的概念。果真如此，这样的理论创新就得不偿失了。
客观能力说突破了从主体资格方向解释民事责任能力的局限，为认识民事责任能力提供了一条新思路，提示人们在研究民事责任能力问题应注意民事责任的财产客观性，不宜过于强调其人身性，把抽象的主观判断引向客观判断，把价值判断变为事实判断。应当承认，至少在方法论卜此说是有重要意义的。但”客观能力说”将民事责任能力的将主体资格物化为的自然人的财产：能力，显然混淆了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能力两个概念。
独立责任资格说没有用”能力”去界定”能力”，在逻辑上最为完整。遗憾的是，梁慧星教授不但没有在此概念的基础上展开，反而加了足以迷惑人多数人的后半句。所以一般认为，此说虽然强调民事责任能力的独立地位，对以意思能力和识别能力之判断标准提出正确的质疑。
到此，我们可以对以上争论进行梳理与简化：(1)学者们大致在两个层次论说民事责任能力，第一种是讨论所有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将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行为能办人的民事责任能力解释成为法律的例外规定，笔者将此称为广义的民事责任能力：第二种是直接讨论了限制行为能力和无行为能力人的民事责任能力，即直接用责任能力作为不承担民事责任的理由，对于完全行为能力人，他们认为是无意义的，因为所有人都有责任能力。(2)学者们认为：民事责任能力问题与民事行为能力问题紧密联系，因为只有先有民事行为才会有所谓的民事责任问题，但是立法上应分立而是整合存学者们有分歧。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学术研究的视角选择问题，如果交待清楚，自然不会产生异议，就研究视角的选择，本文是在广义民事责任能力问题上立论的；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是立法技术问题，只需考证实在法规范就可得知答案，或者说这是个立法价值选择问题。
二、民事责任能力的逻辑分析
(一)民事责任能力的纵向逻辑关系
民事责任能力在纵向的逻辑构成大致为法律责任、民事责任、民事责任能力。法律责任概念在我国的法理学界仍有争议，但张文显教授的观点已被大多数学者接受。他认为，法律责任是”法律责任是由于侵犯法定权利或违反法定义务而引起的，由于专门机关认定并归结于法律关系的有责主体的，带有直接强制性的义务，即由于违反第一性法定义务而招致的第二性法定义务。”③很明显，此概念更多是根据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抽象而得出的。对此，有学者批评此说”有些笼统”，并进一步修正认为法律责任是”是指由于违背了具有法律意义的义务或基于特定的法律关系，有责主体应受谴责而必须承受的法律上的不利负担”。④至少对于民事责任而言，后者在表述上更精确。
依《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民事责任的来源方式三：其一，为违反合间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其二，为凼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其三，虽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的。即，民事责任的来源可简称为违约、侵权和法律规定。而民事责任的本质，梁慧星教授概括为：(1)民事责任为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2)民事责任使民事权利具有法律上之力；(3)民事责任是连结民事权利与国家公权力之中介；(4)民事责任为一种特别债。
通过对民事责任能力的纵向逻辑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推论：(1)既然民事责任及法律责任都具有国家保证的强制性，那么，民事责任能力也应是法定的，属民法强行性规范要素之一。(2)既能民事责任及法律责任的目的在于保障权利，那么民事责任能力的目的也应是保障权利，加害人和被害人都应在被保护之列。(3)既然民事责任及法律责任是属于客观的制度事实，那么民事责任能力至少不能为一个抽象的主观标准，否则可能会导致民事责任形同虚设。
(二)民事责任能力的横向逻辑关系
民事责任能力的横向逻辑关系为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及民事责任能力。相对于法律责任和民事责任是可在实在法上考察的制度事实，自然人的民事能力则为学者们的抽象，在此我们有必要溯源而上考察德国民法的理论构成。德国民法理论认为，一般来说，民事权利能力是指”成为权利和义务载体的能力”。梅迪库斯指出这是从消极意义理解权利能力的，拉伦兹进一步指出，某人具有权利主体资格意义在于确定通过行使[权利]所获得的利益归属于权利主体。⑥而德国民法理论认为，民事行为能力即意思形成能力，即”理性形成意思的能力”。自然人具备了行为能力，即可能通过自己的意思表示构建法律关系。但对于民事责任能力却鲜有正面论述，究其原因，大概在于德国《民法典》过于重视对财产关系的调整，以至于除姓名权规定在总则里外，其他人格权都规定在债法的侵权行为之中。所以，德国学者认为这是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如梅迪库斯就认为：”在义务方面，此类[即确定义务主体(笔者注)疑虑很少发生。虽然无行为能力人必须通过其他人来履行自己的义务，但是，一旦确定了义务人，同时也就确定了对不履行义务承担责任的财产。就这一点而言，孩子负有义务还是父母负有义务，是一个具有实质性区别的问题”。
关于民事责任能力与民事权利能力关系，我国民法理论界并无分歧，通说认为：民事权利能力是一种最基本的民事能力，无民事权利能力即无法律上的人格，自然谈不上有无民事行为能力，更谈不上有无民事责任能力的问题。而对于民事责任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关系，对于完全民事行为能人方面也不存在争议，前诸多种争议均是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民事责任能力不同看法而产生的。
这样的规定凸显了我国民法以民事法律关系调整对象的”静”地规制模式的逻辑困境：一方面，《民法通则》第54条和第55条相当于给自然人的行为设置一般性守法义务，既不合理，也不经济：其结果是使《民法通则》第106条关于民事责任一般规定的成了特别规定；另一方面，其逻辑结果就是，使考察民事责任制度存在的《民法通则》第133条成了极难理解的例外规定之例外。换句话说，无论采广义行为能力说，还是狭义行为能力说都将无法解释民事责任来源。
通过对民事责任能力横向逻辑结构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推论：(I)将广义的行为能力限定为法律意义上的行为能力本是立法技术的产物为各国通例，而限制程度为立法选择也无可厚非。但如果我们把第54条和第55条看作立法技术的产物而不宜伤筋动骨的话。那么，第106条将责任能力与广义的行为能力联系起来实非恰当，除非在新的立法中限制第54条和第55条的范围，否则就会得出在非法行为中要么有责任能力负担不利后果要么有行为能力(狭义)免责的奇怪结论。(2)既然民事行为能力(狭义)与民事责任能力在实在法意义上并无关联，那么我国《民法通则》在民事责任法方面的统一规定之”统一”只是形式上的，至少在法理上是零散的。(3)如果能成功抽象出作为民事责任法的基础概念民事责任能力，我们或许可能在法理意义上”统一民事责任法。
三、民事责任能力概念的界定
本论文将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界定为：民事责任能力，指民事主体据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地位或法律资格，为民事责任法规范中的属人因素，其意义在于确定负法律上”必须作为或不作为”之义务人。笔者认为，从法律规范层面定义民事责任能力概念，有以下几个优点：
2.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提炼
3.经济法的部门法理学建构
4.回到中国——转轨经济法的存在及其价值
5.论经济法责任的内涵与基本权义关系
6.论经济法的产生——经济法基础理论的反思之一
7.中国经济法的改革与创新——一种制度变迁的视角
8.维权与控权:经济法的本质及功能定位——对“需要干预说”的理论评析
9.论经济法制定与实施的外部性及其内在化
10.从授权到控权:经济法的中国化路径
11.中外经济法价值目标实现理路的比较与反思——以经济法生成的路径范式为视角
12.中国经济法实施若干问题
13.经济法词义解释与理论研究的重心
14.PPP的公共性及其经济法解析
15.论经济法与宪法的协调发展
16.经济法中的政策——基于法律文本的实证分析
17.中国经济法部门的形成:轨迹、事件与特征
18.“改革决定”与经济法共识
19.中国经济法理论创新及其同实践的反差
20.经济法调整:从“权力干预”到“法律治理”
21.争议与困惑:经济法中的法律责任研究述评
22.经济法是什么——经济法的法哲学反思
23.经济法的经济社会二元功能之冲突与平衡
24.WTO规则与我国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再思考
25.经济法与社会公共性论纲
26.经济法权力干预思维的反思——以政府角色定位为视角
27.宪法与经济法关系的“经济性”分析
28.法教义学的勃兴对经济法意味着什么
29.论经济法的现代性
30.论可持续发展与经济法的变革
31.经济法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
32.论创立和完善我国宏观经济法的法律体系
33.经济法的政策分析初探
34.我国经济法功能研究述评
35.科学发展观:当代中国经济法良法观之核心
36.经济发展权的经济法思考
37.论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的关系
38.社会中间层的经济法主体地位析辩——由“三元框架”引发的思考
39.经济法程序问题初探
40.论经济法视野中的弱势群体——以消费者等为对象的考察
41.论经济法上的协调思想——“国家协调论”的启示
42.经济法与社会法关系考辨——兼与董保华先生商榷
43.经济法主体制度重构:一个常识主义视角
44.经济法是社会本位之法
45.论经济法中权力主体的经济法律责任
46.论经济法不确定性的成因与功能——解释法律规范性的新视角
47.论经济法的理论基础
48.经济法主体理论的再证成
49.管制与法律的互动:经济法理论研究的起点和路径
50.论农民权益的经济法保护——以利益与利益机制为视角
51.经济法与民法视野中的干预——对民法与经济法关系及经济法体系的研究
52.经济法责任理论及其思维转向
53.发展与创新:经济法的方法、路径与视域(上)——简评我国中青年学者对经济法理论的贡献
54.市场、政府与经济法——对经济法几个流行观点的质疑与反思
55.金融危机的经济法解析
56.傲慢与偏见——经济法的现象学分析
57.传承与超越:经济法主体理论研究——以若干经济法律为视角
58.经济法与公益诉讼的契合性分析
59.论财政法是经济法的“龙头法”
60.经济法视野下公共利益保护的法律限度
61.经济法基本权利范畴论纲
62.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63.论经济法的国家观——从社会法的视角探索经济法的理论问题
64.论经济法的基本价值取向
65.可持续发展——经济法的理念更新和制度创新
66.中国经济法实施问题的理论检视与思考
67.国际经济法基本问题论纲
68.论经济法理念缺失与对策
69.经济法的立法统合:需要与可能
70.经济法责任的归责原则
71.中国经济法研究范式
72.经济法再分配功能与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73.对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经济法关系的再思考
74.论社会利益及其法律调控——对经济法基础的再认识
75.经济法程序的特色与逻辑
76.经济法的理念和价值范畴探讨
77.经济法规范政府经济行为的本土化分析
78.经济法逻辑:权力干预抑或法律治理辨——与陈婉玲教授商榷
79.经济法的中国性问题分析
80.私人在经济法实施中的作用——理论逻辑与发展路径
81.论消费者及消费者保护在经济法中的地位——“以人为本”理念与经济法主体和体系的新思考
82.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问题探讨——第四届经济法前沿理论研讨会综述
83.经济法研究的“合”与“同”
84.责权利效相统一是经济法的总原则——论刘文华教授为代表的人大经济法学派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理论贡献
85.略论经济法的理念、基本原则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86.本土性与普适性:中国经济法研究的反思
87.论经济法的时空性
88.论经济法语境中的国家干预
89.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
90.论劳动力权是经济法的基本权利范畴——兼论研究经济法权利应突破三大理论障碍
91.反思与前瞻:中国经济法主体研究30年
92.再识“责任”与经济法
93.市场失灵与经济法
94.经济法理论对法学基础理论的几点创新
95.论经济法责任制度的建构
96.“双重调整”的经济法思考
97.论经济法的程序理性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0-0009-02
法理学课程是法学专业16门核心课程之一，该课程对于打好理论基础、培养学生法律思维、教导学生学会运用法律方法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课程本身理论性、抽象性程度较高，理解起来比较困难，导致师生在教和学的过程中均面临一定的困境。法学专业老师认为法理学难教，出力不讨好；学生认为法理学枯燥难懂，完全提不起学习兴趣。一旦出现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的情况，老师和学生就开始互相抱怨。笔者在地方独立学院从事法理学教学工作已有8年，在长期的教学中，摸索出了一套较适合独立学院法学专业学生实际状况和需求的教学方法。教学是个系统的过程，教学质量的提升不应单纯依靠课堂教学，我们应当形成课前、课中、课后的全程教学理念，通过多种途径最大限度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确保课程教学效果。
一、法理学教学的现状及分析
（一）师生对法理学课程不予重视
在法理学课程的重视问题上俨然是理想与现实差距的真实写照。虽然在法理学课程的重要性上面学校老师和同学都有共识，但是在司考、就业这些现实压力面前，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首先，很多学生认为以后如果从事政法方面的工作，最重要的肯定是民法、刑法、合同法这些和实际生活关系密切的学科，而法理学太过于理论。其次，学生的不认真态度，也引致授课老师的消极心态，在上课过程中敷衍了事。
（二）老师教学中的畏难情绪
法理学课程一直以来给我们的感觉是枯燥、抽象、难懂，实践中很多老师不愿意承担法理学课程的教学任务，认为理论体系内容丰富，要讲清楚，让学生明白非常困难。承担了教学任务的老师在教学中也有极大的畏难情绪和压力，这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备课的压力，很多学校虽然有法学专业教研室，但是法理学专业的授课老师极少，在课程的准备上比较多的依靠老师单打独斗；另一方面是实践中学生对课程的抵触情绪，课堂上消极对待让很多老师在授课过程中感受到孤立无援，想做课堂互动无人理睬，最后只能变成自说自话。
（三）教材和教学方法的落后
法理学作为理论课程，不像其他部分法由于法条的修改较多，教材修改频率相对较高。法理学教材的更新相对较慢，且不同编者、不同出版社的教材体系内容趋同。现有教材基本都针对普通本科院校，据了解专门针对独立学院学生的法理学教材只有范忠信教授主编，部分独立学院法理学老师参与编写，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一本法理学教材。
在教学方法上一直以说教为主，老师说学生记。很多时候老师不知道怎么去教，上课比较多以课本和课件内容的复述为主，听起来难免晦涩抽象，很多学生表示听不懂。
二、法理学教学方法的自我探索
（一）课前充足准备，准确定位培养目标
任何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都离不开准确的人才培养定位和充分的课前准备工作。地方独立学院相较于其他综合性本科院校或者政法院校，所招收的学生整体素质、学习能力等方面相对较弱，对过于高深的理论接受度不高。因此我们的教学方式更应当多样化，深入浅出，确保学生能够理解和吸收。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是引领者，带着学生一起思考一起学习，而不是机械灌输书本内容。过去一言堂的传统教法会导致很多学生的抵触情绪。
首先，在每门课程开课之前，我们要严格制定教学计划，编写教学周历，要对法理学的教学安排做出系统规划，针对不同章节内容的特点决定合适的教学方式。其次，授课老师尤其要重视学期第一课。第一次课就如同社会交往的第一印象，第一印象好，可以拉近师生距离，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第一印象差，学生就会形成排斥心理。因此我们要通过第一次课最大限度提升学生对法理学的兴趣，让学生明白掌握法律职业技能必须要以相应的法学理论知识为前提，一定理论知识的储备将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发挥重要作用。最后，在开学第一课我们还要为学生列出阅读书目。个人认为该书单的主要目的不应当局限于辅助教学，更多是帮助学生开拓眼界。现实中相较于法学专著，学生对于随笔、杂谈类的法学书籍接受度更高，大多数能坚持读完。比如《你的权利从哪里来》、《法理学前沿》、《法学野渡》、《政法笔记》、《西窗法语》等，鼓励学生通过大量阅读拓展视野，同时我们开列的阅读书目也要不断更新。
（二）课上充分互动
法理学课程自身的抽象性、理论性带给教学一定的难度，为了提高教学效果，我们可以加强课程的互动性，通过课堂提问、分组讨论等方式使得师生之间有足够的交流，另外再通过旁听庭审、模拟法庭等方式强化思维训练。
1.教学理念的转变：从填鸭式――互动式教学，从单纯重视课堂――树立全程教学观念。
学生对于理论课存在理解误区，认为理论课就一定是枯燥无味的，就是听老师读一大堆听不懂的法言法语。这其实是传统的填鸭式、一言堂教育带来的“后遗症”。为了改变学生的思维定势，调动学习积极性，增强学习效果，我们要从单纯的课堂教学向课前、课中、课后的全程教学、互动教学理念转变。不是单纯重视课堂教学效果，而是关注到整个课程的教学效果。
我们一般在开学初就让学生自由组合，形成学习小组，该学期本门课程的平时讨论、课后作业均以小组形式完成。学生必须将讨论结果独立制作成ppt在课堂上进行报告，并且接受老师和同学的提问。这样就强迫学生必须学会独立进行材料收集，学会自己分析问题。为了方便教师和学生联系，我们每个班级都有建立qq群，任课老师在每次课前都会根据教学计划给出预习范围和几道相关思考题，这样让学生对相关教学内容有所熟悉，尽量避免在授课时完全跟不上的情况发生。
2.多种教学方法的灵活运用
法理学抽象又比较难理解，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尽量通过多样的教学方法让课堂生动起来，帮助学生更好理解我们的教学内容。除了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室，搜集与法律相关的案例视频、新闻评论这些常规教学方法之外，在实践中我们使用比较多的是案例教学法。首先，在案例选择上要尽量选择真实的有代表性的案例。除了国内孙志刚事件、彭宇案等经典案例，也应当介绍其他国家有代表性的案例，比如我们在课堂上介绍过美国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杀妻案。通过这些经典案件的介绍，可以让学生了解东西方法律制度、法律文化、法治思维上的差异性。其次，我们在做案例分析的时候不应当流于形式，只是进行简单的介绍，而应当进行深度解析，引领学生进行独立思考，敢说、多说，了解案例分析的过程，知道如何运用法言法语。
（三）课后及时复习
课前预习，课上认真，课后巩固是确保学习效果的重要手段。我们在课后的部分主要着力在拓展学生自主学习方式和改革传统考试方法两个方面。
1.课后强化复习，巩固所学知识
一般每一章讲授结束之后，我们都会给学生对应的司考、考研真题等进行模拟，自我检测，或者布置一些案例让大家用所学知识进行系统分析。除了通过布置课后作业这样的方式督促学生及时复习以外，我们还通过组织法学协会、读书会等形式开展课后活动。法学协会定期会拟定主题，组织法学沙龙，让大家畅所欲言。读书会则主要为了拓展学生的阅读面，大家自主选择参加。每一学期布置几本类似《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等名著给学生，每两个星期左右召集大家座谈一次，由读书会成员自己选择喜欢的章节为大家进行讲解，展开讨论。而在学期结束时学生需要提交读书报告。
2.改革传统考试机制，拓展多元考核方法
长期以来学生对法理学的学习和考试方法一直都是贯彻强制记忆，所谓“背”就一个字。平时上课不听讲，期末考试之前强化突击十天半个月，大多数学生都能通过考试。在这种情况之下，学生连最后一点为考试而学习的动力都丧失了。那我们不如改变现有的考核机制，摒弃过去单一的闭卷考试方法，采用多元的考核方法。可以将读书笔记、小论文、课堂讨论等分数进行综合，确定本门课程的最终成绩。笔者认为大学四年除了培养基本的法学思维以外，也应当增强对学生学术规范的训练，避免学生到了大四开始毕业论文写作的时候完全无从下手的情况发生。课程论文的写作可以作为最好的学术规范训练手段，通过课程论文的写作我们可以教会学生如何收集写作资料、如何撰写大纲、如何进行注释等，最大限度提升学生的学术规范水平。
三、结语
法理学是法学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和方法论，是法学这栋高楼大厦的重要基石。高素质的法学人才离不开深厚的理论积淀，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法理学课程的重要性，采取科学合理的多种教学手段，帮助学生更好掌握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思维，形成法律信仰，为我们的法治建设培养专业素养、职业素养都过硬的法学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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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同法教学应主动传播商法理念以此为背景，教师应该在学生尚未接触商法前，利用合同法教学这一宝贵的时机适时播下商法理念的种子，为其民法和商法学习的衔接打好基础。商法理念集中体现在商法的基本原则，如维护交易安全原则、追求交易效率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教学中，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通过表见、表见代表规则发现“外观主义”，以初步理解维护交易安全原则；引导学生通过买卖合同中的质量异议期、试用买卖中沉默规则、间接中委托人的介入权等制度的学习，初步理解交易效率原则；引导学生通过“格式条款”解释规则与附随义务规则等的学习，进一步理解诚实信用原则。此外，在显失公平规则学习中，通过统计分析，引导学生该规则在实践中较少运用，从而推知商法的技术性，而较少伦理性。按照这一思路，在合同法教学中，可以引导学生积极研讨相关规定的合理性。比如，委托人任意解除权问题，其实宜限定为民事合同领域，而不适用于商事合同领域；又如，格式条款规则也应限缩解释为适用于消费合同，侧重于弱势主体保护，但对于平等的商人之间，则因其都具有相当的经营经验及知识，有足够的注意能力和交涉能力，无政策倾斜保护的必要[3]，否则有违商事诚信原则。再如，作为合同的保证，在商法中以连带责任为典型，但在担保法中却不分具体情况，凡约定不明就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对于民事保证未见妥当。此外，关于民间借款利息计算的限度问题也可以重新评价。民间借款既有日常偶然的生活小额借款，也有商人间生产性较大数额借款，对于后者不应严格限于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这个传播和培养商法思维的过程，也使得学生逐渐认识到：尽管民商合一是一个趋势，但是在历史的特定阶段或者特定领域，民法和商法各有其特色，不可能完全同一。
二、商法教学侧重商法理念和技术
商法的技术性特点决定了商法教学培养目标应定位于职业训练，但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商法思维，后者是商法理念的载体。在英美法系，由于缺少系统的成文法典，注重经验主义和实用哲学，商法比重较大，且涉猎广泛，内容庞杂，在以案例教学法和诊所教育为主导的教学方法指导下，学生浸染其中，对商法理念、技巧掌握效果显著。自1984年吉尔森教授在《耶律大学法学杂志》上《商业律师的价值创造：法律技能与资产定价》，首次提出交易教学法的概念框架以来，交易教学法日益受到重视。这篇论文是哥伦比亚大学交易课程指定的必读文献。在哥伦比亚大学，每学期有超过150位学生竞争交易课程的50个名额。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交易教学法的实施主要通过交易课程以及交易工作坊两个层次展开。不同于诊所教育模式，交易教学法更侧重商事非讼业务，还原了商事活动的综合体，因而更有助于职业训练。
大陆法系民、商法关系上存在着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两种模式。尽管民商合一是历史趋势，但主流的民商法教学仍将民法和商法分别开来。这对于民商分立的国家一般不存在问题，因为民商分立的国家存在着商法典，其中的商法总则是理论的抽象，相应地，商法教学首先就是对商法总则的理论进行讲授；民商合一的国家没有商法典以及相应的商法总则，讲授商法对教师的知识水平和讲授技术性安排都提出了较高要求。笔者的理解是，教师应具有大民商的整体性思维，即民法教师应关注商法的发展，反之亦然，不可固步自封。整体性思维的形成赖于扎实的体系教育以及教学实践中有意识地培养，而教师在民法和商法教学中适当进行轮换则是必要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