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众传媒缺位传播学者H．拉斯维尔在其论文《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和功能》中认为，大众传媒及其传播活动有三大功能:环境监视、社会协调和社会遗产传承［3］。就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而言，大众传媒的环境监视和社会协调功能，就是指大众传媒要担负起自身应有的守望社会环境和协调社会的功能，营造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社会环境。现代医学不仅仅只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由于与人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现代医学承担着卫护人类生命健康的重大历史使命。同时，医学的复杂性、高度的专业化，远远超过了普通人的经验范畴，也使得普通人很难对医学的复杂性、不可预期性及其局限性有充分的认识。大众传媒理应担负起应有的信息传播和社会协调的职能，应该努力传播医疗信息和健康信息，为营造和谐的医疗环境而努力。但实际来看，在健康传播和现代医学知识的普及方面，大众传媒严重缺位，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社会环境可望而不可即。
(二)医疗机构传播无力医院等医疗机构实际是一类社会组织，它们对患者及社会公众的信息传达、沟通与交流实际是组织传播的一种形式。医疗机构应该善于运用各种媒体平台和表达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向患者、患者家属和社会广泛宣传医学常识和医疗知识。同时，在面对医患矛盾的时候，能够进行良好的信息传播和沟通，避免医患矛盾的产生和激化。但在现实中，医院等医疗机构还缺乏组织传播的意识，不擅长用专业的人员、专业的手法处理医患矛盾，也没有建立畅通有效的组织外传播渠道，无法与患者、患者家属和社会公众进行有效的沟通，也就不能塑造正面的医院和医生的社会形象。长期以来医疗机构存在一个误区，过分强调了自身的专业性和医生的身份，强调医疗技术的培训、医疗设备的改善和医生专业技能的提升，而不太注意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沟通和互动。一旦发生医患矛盾或冲突的事件，参与处理医患矛盾的人员因为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在面对患者、家属和大众传媒的时候，信息传播和沟通的能力参差不齐，容易本能地从保护医生和医院利益的角度来信息，甚至让人感觉在掩盖事实、推诿责任，缺乏同情心，使患者和公众产生严重的不信任感。此时很多来源不明的信息甚至谣言就容易大行其道，在患者家属和相关人员在情绪不稳定的状态下矛盾激化，很小的事件都会演化成医患矛盾的导火索，进而导致暴力、的发生。此类事件发生后，如果医疗机构无法面向社会公众进一步进行有效的信息传播，各种负面信息经过大众媒介的广泛报道及人际之间的传播，医患之间不信任的刻板印象会进一步加深，医患矛盾化解将更为困难。
(三)医务人员人际传播能力欠缺医生、护士等医务人员作为承担救死扶伤义务的专业人员，其工作使命的庄严崇高毋庸置疑。但同时，所有医务人员又是社会的普通一员，医患关系也是普通社会关系之一。这就要求医务人员具备一定的人际传播能力，能够与患者、患者家属进行积极有效的沟通，在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解除患者病痛的同时，还要运用恰当的表达方式向患者及家属传递关爱，消除患者心中的恐惧抑郁，才能使医疗服务取得最好的效果。诊疗过程是医患之间一个最基本的信息交换过程。要进行有效的信息交流，需具备一些前提:(1)医患之间良好的信息沟通和互动;(2)双方信息是否正确表达和接受;(3)各种信息表达方式是否恰当;(4)医患双方是否有共通的意义空间，比如医患双方的医学伦理是否一致等;(5)双方都有比较合理的预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医患双方的人际传播至关重要。如果医务人员的人际交流和传播能力欠缺，表达方式简单生硬，即使医务人员已尽心尽责，但患者方面没有感受到医务人员的关爱和耐心细致的对待，医患矛盾就会由此而生。现在医务人员普遍工作繁忙。以门诊医生为例，据报道有的医生一个上午3.5个小时就要接诊80多个病人，平均每个病人只有2.6分钟［4］。面对高强度的工作，医生、护士等医务人员工作压力和精神压力很大。如何调节自身的精神状态，在为每一位患者提供优质医疗服务的同时传递医者的仁爱之心，现实对医务人员的身心素质和人际传播能力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如果医务人员因为忙碌、身心疲惫而表达不当或表现不耐烦，也会导致患者或家属的不满，进而为医患矛盾打下伏笔。
二、基于传播学视角的医患矛盾应对策略
面对医患矛盾和医患冲突高发的态势，一些地方开始着手全面增加医院的安保并提升对相关犯罪的惩戒力度。显然，这些措施显得被动，也不会根本改变医患矛盾产生的基础和社会环境，反而更增加了医患双方的戒备、不信任感和敌意，因之更加背离正常的医疗秩序。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应对医患矛盾的最好策略莫过于改进信息传播的方式方法，通过顺畅的信息沟通和传递化解矛盾和敌意，从根本上消除医患矛盾产生和激化的社会土壤，在医患矛盾总体可控的基础上努力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一)大众传媒要做医患矛盾的减压器要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缓解医患矛盾，大众传媒可以大有作为。当医患矛盾凸显成为社会问题的时候，大众传媒要充分发挥环境监视和社会协调功能，不仅应该对医疗突发事件进行及时、准确和客观的报道，还要把握社会舆论的方向，关注医患关系的社会情境，增强普通人对医疗行业的了解，以健康传播的形式多做些现代医学科学知识的“科普”，建立起普通人与医生沟通的信任基础。比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关心自身健康问题，健康传播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电视台可以用纪录片的形式深入到医生的工作环境中，让普通人对医生如何检查、判定及确定方案的一般程序和逻辑有比较明确的了解，这些必要的知识储备和观念改进都是医患双方良好沟通的必要基础，可以有效避免患者不切实际的过高预期或者盲目的怀疑。大众传媒要做医患矛盾的“减压器”，还需要积极向公众传递正能量。要多方报道医疗行业的好人好事，正确表现医务人员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状态，促进公众和医务人员的互相认知。同时，大众传媒要勇于鞭策后进，对于医疗行业的不正之风也要大胆揭示，保证医疗行业救死扶伤使命的完成。这些工作是单个医院甚至医疗行业自身不能独立完成的，必须要政府来主导、协调。应该利用大众传媒使现代医学的基础知识普及常态化，建立病患和医生顺畅沟通的认知基础。
(二)医疗机构要注意提高组织传播的技能医疗机构尤其是医院要注意提升自身的传播技能，能够对患者、患者家属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的信息传播，树立自身的正面形象，在医患矛盾产生时能够促进医患双方之间的沟通协调，尽最大力量避免医患矛盾激化或恶性事件的发生。从政府医疗行业管理部门来说，要给医院等医疗机构提供相关的必要培训，促进医疗机构以各种形式加强与社会的沟通和了解。比如借助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的各种机会和平台，通过有效的信息传播恢复和重建医疗服务机构正面的职业形象，促进医患之间的顺畅沟通和彼此的信任，这也是整个社会医患矛盾解决的必经之路。
(三)医务人员个人要注意提高人际传播能力人际传播是人类构建和维持社会关系的必要前提之一。因此，人际传播理论虽不属于医学的范畴，但医生、护士等医务人员作为医疗行业的从业人员，每天从事大量的人际传播和信息沟通活动，人际传播能力对于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避免医患矛盾激化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断提升医务人员的人际传播和沟通协调能力，进而实现人际传播和行业的结合、人际传播与个人的职业相结合，对于提升医务人员形象、减少医患矛盾、化解医患冲突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尤其是在医患矛盾加剧的情况下，应该把人际传播理论引进到医务人员职业培训中，使广大医务人员提升人际传播沟通的能力，把握与患者交流的方向和节奏，为建立和谐医患关系添砖加瓦。
一、经济学角度的生产力内部矛盾新思考生产力是人们在劳动生产实践过程中解决社会同自然矛盾的实际能力，是人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并使其适应社会需要的客观物质力量。其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关系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人们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之中形成的相互关系，其表明了生产本身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因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属于不同的范畴，并且生产力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物质即得力量，是由客观的物质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根据马克思哲学原理,一个有机整体必定有其内部矛盾，或者更严格的说生产力也是一个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其在发展中不是一个因变量——一个靠外力推动的机械物，而是一个自变量，是有以其内部矛盾为动力的组织系统，那么生产力内部矛盾又是什么呢？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规律之一——“人与自然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双向循环与动态平衡”。其中人是双向循环的起点，是生产力系统的中心。就生产力本身来说，人是生产力发展的能动因素，其在生产过程中既是物质资料生产的设计者和控制者，又是物质资料生产的承担者和实现者，没有人就不会有劳动资料，自然环境就无法构成劳动对象的总和，也就不会存在人类社会和生产力，也正因此，马克思把劳动者称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列宁则称之为“全人类首要的生产力。”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劳动者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求和主导力量，是研究生产力内部矛盾的焦点和窗口。有学者指出“生产发展的起点和终点[相对的]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促进社会的发展”。（1）事实也正如此，历史和生产的发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力是一种即得的、作为前人实践结果而存在的社会力量，是人们从事现实的生产实践以及由生产实践所决定的其他活动的物质基础，人们只能从现实的生产力出发才能创造出新的更高的生产力。因此，对于每一代人，生产力的起点都是即定的，即定的生产力当然无法满足人无限的需求，由于人的物质需要得以满足的源头是自然，这就导致理论界认为生产力的内部根本矛盾是人无限发展的需要与自然不能完全满足人的矛盾。但从经济学角度看，一方面自然在生产力的构成中本身是处于被动地位的，不起支配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今天，能源并没有枯竭，甚至新资源不断的被发现。社会经济总体上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发展壮大的经济对资源需求不断增大，但只导致了供需的暂时失衡，由资源永久性枯竭而使某种生产终止的现象始终没有出现过。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在社会生产中单个生产者并不关心资源的稀缺问题，只有当供不应求时，他们必须多付出劳动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时才使他们感受深刻。因此从生产角度看并非自然不能满足人，而是人自身的生产不能满足人自身的需求或无限发展的需求，这就出现了在一定历史阶段无限的需求同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上有限的供给之间的矛盾，并且这种矛盾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总是存在的，因为对于每一代人来说生产力总是限定在一定范围内。而排除本身原有欲望的不能完全满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化发展，消费的需求本身也是不断升级的。再进一步想，如果人不受生命周期的限制，他的生产时间就是无限的。拥有无限的生产时间，即使是在既定的生产力条件下，劳动者也不用担心想要得到的东西得不到满足，（其中最重要的是如果生产力不发展，劳动对象不扩大，消费的欲望或需求就不会发展。需求就会失去了他的无限性。需求失去了无限性,需求的满足就不在遥远。生产力也就会失去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会停歇不前，或者可以这样说，正是受到劳动时间的有限性的客观胁迫，人们才会担心现有需求的不能满足。在解决这一矛盾的过程中生产力得到了客观发展，劳动对象得以现实扩大，消费需求才得到发展。劳动时间的有限性和需求的无限性这一矛盾又得以突出。）那么人就无须提高生产力，生产力少了劳动者的能动作用也就自然得不到发展。但幸运的是作为生产主体的人，客观上是受生命的有限性和劳动时间的稀缺性制约的。因此，对于每一个劳动者来说，生产的时间都是稀缺的。但同样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消费的需求又总是无限的，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稀缺的生产时间同无限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二、时间角度的生产力基本矛盾的具体分析首先，从自然的角度看，时间是运动的最普遍、最基本的表现方式之一。它普遍必然的内化于一切物质形态的具体运动过程中，是构成一切物质形态之间普遍联系的纽带。时间使物质的运动获得最普遍表现方式。而人是物质的类分子，其运动本身也不能脱离时间而存在。因而，说时间是人于自然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前提就不言自明了。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时间是人通达自然的唯一路径，是劳动得以存在并实现的必要前提，劳动无法离开时间独立存在。时间又属于物质范畴，对于人来说它既是一种自然资源,又是人凭借自身存在前提转化成的内在资源。时间双重性决定了其特殊的历史地位——时间作为自然资源本身有它的无限性，但由于介入劳动后，被内化成劳动者自身的资源，时间就取得了稀缺性。尽管我们不可否认它这种资源也是稀缺的，但除了时间外其他任何资源都可能找到替代品。因此对于劳动者和生产来说真正稀缺的只有——劳动生产力的动时间。其次，生产力的发展史就是分工的发展史。分工是生产力发展或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必要前提。在行业之间的分工时期，每个工人都有专门固定的工作，由于工人长时间的从事一种专门性的简单工作，就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生产出更多的产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过渡到了行业内部的分工，此时工人长时间的从事一种专门性的简单局部操作，局部劳动的方法逐步完善，节省劳动时间的经验也得到逐步积累。并且由于局部工人整天连续不断的从事同一操作，不必调动劳动位置和切换劳动工具，这就缩小了劳动的间隙节省了劳动的非生产性时间的耗费，就达到了在较短的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产品的目的。再有，专门从事某一种固定的工作，由于经验的长期积累，有利于劳动工具的简化、改进、多样化。而工具的简化、改进、多样化又是创造机器或机器革新的物质条件之一，也是在生产中节约或进一步节约劳动时间的前提之一，当然这一切的提升都要靠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而分工又恰恰是劳动者素质提高的一个必要前提。总之无论从分工的哪一个角度看，分工的存在都是一种和分工以前或细化以前相比较的以节约劳动时间为“自因”的存在形式，换句话说分工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解决劳动时间对于劳动主体的稀缺性同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并且我们将看到一切围绕生产与消费展开的生产和非生产活动都是为了在一定的时间里得到更多的使用价值，以达到调和需求无限性和劳动时间的稀却性这一矛盾的效果。分工的直接，必然结果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再降低单个产品价值的同时也是解决劳动时间的稀缺性问题，例如，在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前生产一件上衣需要2小时，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后就只需一小时，那么节约下的一小时可以用于进行满足它种商品需求的生产，这样在同样有限的时间里需求的多样性就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满足。第三，从另一个角度看，交换既是分工的必然结果又是解决劳动时间稀缺性的必然要求。马克思将“W----G`”的是否实现形象的比喻为“惊险跳跃”。现在我们进一步将这种“惊险跳跃”返回到物物交换，就能发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关于论述一头海狸等于2头鹿的交换的不完全性。捕一头海狸和2头鹿的劳动量是否相等，在抽象的情况下不同的劳动者之间是无法比较的，但如果以自身作比较就是可行的，对于捕海狸者来说，经验应该告诉他，他捕一头海狸的时间绝对捕不了2头鹿，否则他就会自己去捕鹿。而不是选择通过交换来获得鹿。因为，如果捕海狸者捕一头海狸的时间可以捕两头鹿，再加上交换所需的劳动量或机会劳动量，捕海狸者就可以在捕一头海狸的时间捕两头以上的鹿。那么按亚当.斯密的逻辑“如果一件东西在购买时所花费的代价比在家里小时,就永远不会有人想在家里生产。”交换就是不能忍受的。对于捕鹿者亦是如此。所以，一头海狸等于两头鹿必然包含了对于捕海狸者和捕鹿者的劳动量或劳动时间的双向节约，节约的效果是他们都在生产力允许的范围内花了最少的劳动量或劳动时间而得到了最多的消费品，从而缓和了劳动时间稀缺性和需求无限性的矛盾。第四，作为消费实现的最后一个环节——分配也必然影响到劳动时间的节约。“大锅饭”、“乌托邦”都从反面说明了这个事实，当分配不合理时，劳动者的积极性受到打击，生产力得不到发挥，交换无法实现，劳动时间无法得到节约，消费及消费的多样性和无限性就得不到必要的满足，需求的无限性和劳动时间的稀缺性的矛盾就得不到调和，生产将萎缩到生产可能性曲线之内。当按劳分配得以实现，劳动者的积极性受到鼓舞时，需求无限性和劳动时间的稀缺性的矛盾得到调和，生产力就得以发展。第五，从某种角度看消费本身也是围绕劳动时间的节约展开的。在生产领域，生产效率越高，即越能在最短的时间里生产出最多的产品的机器越受到欢迎。由于这是一个现象本身的表象，我在这里就不在儡述。在非生产领域越能使人迅速恢复身心的服务或产品越受欢迎，恢复身心是为了再次投入工作的效率本身。这么一来效用价值论就构建出了劳动价值的基础。例如明星自身并不创造价值，但由于其存在通过存在的部分现象缓解了直接和间接创造价值的群体的疲劳，使之愉悦，恢复从而以全新的形态投入再生产，以求达到恢复或提升效率本身。如此以来明星就取得了间接创造价值的间接性。这一间接性主要体现在对于劳动者劳动效率的恢复或提高上，以通达到劳动时间得以节约的或然。从而解决劳动时间的稀缺性问题。当社会交换得以普遍实现时这种或然就转化为必然可靠的存在。因而他参与分配就取得了绝对的前提——他节约了或变相增加了创造价值的时间，这种节约的时间在市场的参与下合理地赋予了明星分配的权利，由于基数的庞大，节约的劳动总时间合理划分给他的那部分就能代表一个较大的劳动量，因此也正因此在市场的参与下明星获得了较高的收入。第六，管理之所以成为现代生产的核心之一，是因为管理是管理者或管理机构，在一定的范围内，通过计划、组织、控制、领导等工作，对组织所拥有的资源（人、财、物、时间、信息）进行合理的配置和有效使用，以实现组织预定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管理者起着使劳动生产的各部分（特别是劳动者的劳动）有机合理排序以达到超越个体劳动的效果，从而调和生产劳动时间的稀缺性和需求无限性的矛盾。综上所述，无论是从自然角度还是生产角度，劳动时间都是稀缺的。并且人类在生产生活中无不是围绕着劳动时间的稀缺性和需求的无限性这一矛盾展开，这一矛盾是人类生产生活发展的核心基础和动力源泉。三、生产力内部要素的辨证关系。
生产力是一个具有复杂结构的动态系统，它包括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一切物质和技术要素的总和。其基本要素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其中劳动者在这三要素中居于核心地位。因而首先我们将从劳动者这里出发，论证三要素在生产力基本矛盾的作用下是怎样构成一个双向循环的动态平衡系统的。
首先，劳动者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动力、核心其本身就是主客观的统一体，也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就被赋予了主客观的双重性。一方面，在需求无限性的作用下，劳动者主观要求劳动对象扩大，以满足需求的无限性；劳动对象要扩大又要求工具得到革新，工具要革新又必然要求劳动者素质要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又要求劳动对象扩大。这样，生产力的三要素在需求无限性的作用下构成了第一个循环的平衡系统，另一方面，在劳动时间稀缺性的作用下，劳动者要求生产工具首先要革新，生产工具革新又作用于劳动对象使劳动对象扩大，扩大的劳动对象又诱使需求的层次提高。从而为构成人与自然互动的第二个动态循环系统。
其次，劳动资料（这里主要讨论作为主干的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变化的起点，生产工具改进或革新的结果是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为了明了起见我们假设生产工具革新后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此时，劳动者和劳动对象在客观要求下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一方面，虽然个人和社会的总需求是无限的，但就某一种具体产品而言，个人和社会的需求却是有限的。我们假设现在社会对鞋子的总需求是100双，需要10个人来生产。而当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后，5个人的生产就能满足社会对鞋子的总需求，因而另外5个人客观上就必须被分离出来，形成剩余劳动力。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就从客观上要求劳动对象得以扩大，以此来解决剩余劳动力的问题。这一过程也使需求的无限性被缓和成为可能。当被溢出的劳动者从事它种商品的生产时，劳动时间的稀缺性和需求无限性的矛盾都得到部分解决。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甚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在经历一次革新后必然会导致大批工人失业。例如，如果中国的农业生产领域在短时间内劳动生产率就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必然会溢出大批的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剩余劳动力的解决和劳动对象扩大本身又要求劳动者素质的进一步提高，以此来开发人类潜在的需求，当潜在需求被激活时，劳动时间的稀缺性和需求无限性的矛盾再次回到起点。
再者，劳动对象作为生产中的被动者在生产中也不是单纯的处于被动地位。劳动对象的扩大一方面要求生产工具的进一步细化，而工具的细化本身又是生产工具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必要前提，因为任何复杂的工具都是简单工具的再组合。另一方面，劳动对象的扩大是劳动者的需求意识形态得到发展，从而劳动者就会对生产有一个更高的要求。
总之，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就是在以生产力的三要素为主要内容的作用下形成的双向循环和动态平衡过程，而这一动态过程的原动力就是对于劳动者而言的生产时间的稀缺性同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
村民委员会自治运动已在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展开，从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发》（以下简称《村组织法》）试行以来，我国的直接民主进程也在农村展开。村民自治运动因而对我国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它可能导致我国政治运行方式的整体的变化，而且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重视。也有人把它誉为我国农民的三大创造之一。（另两大创造为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和乡镇企业）。但由于农村直接民主的实行也引发了许多问题，其中最敏感的一个就是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关系问题。在实践层面表现为村两委（村支部与村委会）的冲突问题，在现阶段表现得非常尖锐。
一、两委矛盾的历史
其实两委的关系问题并非在现在才出现，早在我国解体以后，为填补农村的权力真空及无政府状态，农民自发地组织了村民委员会实行自我管理，并既而被我国1982年宪法所确认成为1982宪法的一大特色，也正式确立了村民委员会的性质及其法律地位。而党的支部在农村的建立可以追溯至革命根据地时期。因此可以说党支部在农村发展的历史远远早于村委会。但由于过去我国党政不分的体制及片面地强调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权，农村实际上的权力中心只有党支部，而没有另外的组织。撤社建乡以后，村委会渐渐发展起来。实际上在农村出现了两个领导中心。在村委会取得法律地位特别是在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组法>实行后，村民直选得以确立，两委关系问题随即出现，可以说两委关系问题是我国层层民主发展的产物，也是党政分离在农村引发的必然结果。关系问题早在党支部在农村建立起来那天就为两委关系问题产生埋下了伏笔。而由于强调党对一切的领导把问题掩盖起来。也是政权从全能主义到后全能主义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由于两委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好，引发了许多其他问题，如村内耗严重，农民的权利没有很好的保障，党的政策无法真正落实及党的权威在农村下降等，村民的民利被虚置等等。因此
解决好两委关系问题关系着农民的切身利益，也关系着村治的健康发展及党的领导的实现。
二、两委关系问题的表现及实质分析
我国《村组法》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物和公益事业，调节纠纷，协助维护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等主要职责。而《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第九条第二款规定:“村党支部讨论决定本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需由村民委员会村民会议或集体经济组织决定的事情，由村民委员会村民会议回集体经济组织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作出决定。”两者在条文上明显地存在矛盾：一是重要问题与涉及村民利益问题交叉；二是由于农村的现状导致农村的事务错综复杂难以区分重要与非重要问题，导致党支部与村委会在许多问题上拥有同样的决定权，权责不分明。而在实践层面则表现为村主任与村支书的矛盾。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两者都有发言权，且两者的权力都有合法的来源。村主任的权力来源于村民选举，具有很强的合法性，而村支书的权力来源主要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的法律地位决定的及历史传统（长期以来村支书都是唯一的权力中心）和是上级党委的认可。因此其合法性也不容质疑，并得到了民众的认可。因此村主任和村支书分庭抗衡导致
了矛盾的激化。有的学者把两委矛盾分为个人间矛盾、组织间矛盾和权力间矛盾。个人间的矛盾是由于村支书和村主任在性格、作风等方面的不同引起的，组织间的矛盾是职权不明存在重合引起的，而权力间的矛盾则是政权与治权的关系，也是国家与农民间关系紧张的表现。
也有人认为两委矛盾只是由于党委在新的形势下工作方法的落后和村运作不成熟引起的。由于村民直选村委后，党支部失去了过去一直以来直接插手村具体事物的途径和合法性而不知如何实现党的领导的恐慌状态。村委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认为自身的合法性来源于民众，而不需要党的领导，出现了“村委直选，支部靠边；村委领导，支部放倒”的现象。
要把握两委矛盾的实质，我们有必要从两委所体现出的性质及其职权上来考察。从村民自治的发展历程看，村民自治是农民自己发明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物和公益事业，调节纠纷，协助维护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因此其职能主要表现为经济职能和关于切身利益的安全、健康及文化教育等。从现实情况分析，农民希望选出的村委会能抵制国家的不合理分派，替村民说话，也就是希望村委会起到保护人的角色。历史上由于科举制度的废止，能起保护者角色的士绅阶层也随之消失，从而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的开始形成，农村精英的流失，导致国家与乡村之间的屏障的消失。农民的保护责任无人承担，而导致国家权力的渗入，可以说村民自治是农民在寻找保护人的过程向过去的复归。这一点可以从农民的生存伦理上得到验证。斯哥特认为农民在长期的恶劣生存条件下形成自己的经济伦理，那就是“活下去”，除此之外，别无他图。农民的利益诉求也就表现为一种特殊的要求，得到生存安全的诉求，也就是说农民利益诉求表现为低水平的利益防卫。就是对正常基本权利的保护。从实际调查看，村民要求选出的村委能带领他们致富，这也表现出选举的动机来
源于利益的追求。因此可以说村民自治是在农民追求一种保守型利益时发明的。村委会也寄托着农民想通过它实现自己的基本的经济的安全权利及生存伦理的希望，村委会是农民权利的体现者和主张者。而对这些基本权利的威胁可能来自强大的官僚国家。
党的基层工作组织条例规定党支部是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实现党对农民的领导，帮助农村发展经济，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实现国家政权对农民的控制，使之在党的领导下有序稳定发展，也就是实现国家对乡村的整合。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先进的党，执政为民，从它诞生以来就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因此党的领导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国家的整体利益是一致的。但由于我国是后发型的国家，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现代化，因此在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为了国家的发展整体的长远利益，有可能牺牲一部分人的局部利益，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和阶层的分化。在这种压力型体制下，国家不得不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党委的权力就是体现为一定的国家控制权力，从国家政权本身的性质看它也是一种扩张性的权力。也有学者指出乡村自治是一种国家政权重建的方式。因此党支部所体现的其实是一种权力。
权利英文表示为right，按照〈〈布莱克韦尔政治百科全书〉〉的定义：“①描述一种制度安排,其中利益得到法律保护,选择具有法律效力、商品和机遇在保障的基础上提供给个人。②表达一种正当合理的要求。即上述制度安排依法建立并得到维护尊重，权利似乎突出地代表了个人主义价值，我们在权利被认为是在严肃保障个人或人们的一些利益具有重要意义时才论及它们。”因此含有权益、主张、给他所应得之意。在西方往往与自由这一概念相联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没有自由便没有权利，更没有利益。而权利的主体一般表现为个人或组织，它是人民在与国家权力斗争中从国家权力那里获得的，因此从一开始权利就是与权力相对立的，一直与权力进行斗争，进而扩大了权利的范围。因此它具有个体性、保守性（消极被动性）、防御性。权力呢，英文表示为power、authority，〈〈布莱克韦尔政治百科全书〉〉的定义：“权力在最低限度上讲是指一个行为或机构影响其它行为者或机构的态度和行为的能力，霍布斯把权力定义为一种因果关系，是一种主动出击的‘行动者’和被动的承受对象之间的因果关系，韦伯把权力定义为在社会交往中一个行为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其它行动者之上的一种可能性”。含有控制、权威、扩张之意。它是历史的
产物，是阶级斗争的产物。马克思经典作家认为权力是国家所有的，是统治阶级通过国家进行管理控制社会的手段。因此它一开始就带有控制性、扩张性和权威性、主动性。
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权力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对大众进行空压榨的手段，是少数人享有的特权。权利则是大众与权力斗争的产物，因此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权利和权力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一部权利发展史也就是一部人民与权力的斗争史。大众在与神权、皇权的斗争中慢慢解放了自己，赢得了权利。在我国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阶级差别，人民享有了管理国家的权利，因此国家权力也就转化为人民大众管理自己事务，实现人民大众整体利益的工具。权利与权力的对立由于阶级差别的消失，人民整体长远利益的一致而消失。但是由于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现代化的时期，国家为了长远利益而对各个个体的利益进行整合。在整合过程难免损害一部分人的局部利益，但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另外，在权力运行过程中，如果没有很好的监督制衡手段，它自身仍旧回堕落为损害人民权利的暴政、暴力，也是由于它本身的扩张性、控制性决定的。也就是说在农村权利与权力的冲突在一定范围内，一定时间内是存在的，也是不可回避的。村支部与村委会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为权力和权利的冲突。
三、构建新的农村政治运行模式，调和权利与权力的冲突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要调和村委会与村支部的矛盾，则需要重构农村政治的运行模式。我国农村政治运行的参与者有主要三个：村委会、村支部与村民会议。笔者所构建的三者的适当关系可以用下图表示：
相互制衡
村委会村支部
合作
监监
督督
村民会议
从图中可以看出，村委会与村支部要同时对村民会议负责，接受村民会议的监督，村委会与村支部两者之间是制衡与合作的关系。村委会与村支部两者之间通过制衡和合作达到制衡权力与限制权利滥用的目的。因此我不赞成村委会或者村支部一肩挑，这只能导致权力腐败和对权利的损害，在现实中更可能导致支书角色的不明。村民会议对村委会的监督比较容易实现。难的是村民对村支部的监督。因为村支部是党的基层组织，按照法律和的规定，对村支部的监督权只能由党员和上级党委来行使，但没有自下而上的监督是不完善的，也是无力的。要实现村民对村支部的监督，山西河曲的“两票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手段，但仍需完善。本人认为更为有效的办法是建立村委会和村支部两者的联席会议共同对村民负责，
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问题村两委班子共同协商作出决议，在协商过程中两者各自发挥主动性地位平等共同对村民会议负责，这需要要重新修改法律、和在时间中探索，从制度上确立村民对党政联席的监督，如可以在村民自治章程中明确。这并没有消除党的领导的可能性，因为如果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党支部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带领群众发展经济，切身为村民着想党的权威自然回树立起来，党的领导也自然能实现。若不然即使口头上天天强调党的领导，利用强制手段让村民服从党的领导，党的权威最终也不可能实现，反而会削弱。
村支部和村委会的职权不明也是两委之间冲突的重要诱因，因此有必要在制度层面明确划分，做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各司其责与分工配合，如可以采用村规民约等手段健全职责划分。
另外要提高党员素质与开创党支部领导的新局面，创新领导方式与方法，党要适应村民直选的形势，农村党组织的权威要通过民众的确认，能不能得到群众的挑选与承认是新时期党评价党员素质的标准，共产党的领导必须要通过切实地为人民谋利益，身体力行“三个代表”才能建立其“合法性。”
参考文献：
徐增阳任宝玉：《一肩挑真能解决“两委”问题吗？》载于《中国农村观察》2002年第1期
吴理财：《村民自治与国家政权建设》，载于《学习与探索》2002年第1期
季丽新：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4期
股市是市场经济中最市场化的一个部分，按道理讲，股市的发展方向应当是市场化，但在我国“政策市”这个概念自我国股市诞生以来就没有下过历史的舞台。“政策市”是指利用政策来影响股指的涨跌，政策的操作和影响对象很明确，那就是股票指数。政策市在本质上是对现代市场经济原则的违背。我国股市过去长期历尽磨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行政权力对市场运行与发展的过分干预和控制。由于是“政策市”，在我国投资者往往热衷于揣摩政策意图甚至某个官员的讲话，在股市低迷时更是将希望寄托在政府“救市”上，不仅造成政府压力很大甚至难免顾此失彼，而且也扭曲了股票市场本身的运行轨迹和运行规律。
（二）大、小非解禁与稳定市场的矛盾
流通性是股票的基本特征之一，因此国外成熟股票市场都是全流通市场，但在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却存在着流通股与非流通股并存且同股不同权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一股权割裂的状况，我国从2005年开始进行股改，非流通股股东（大、小非）通过向流通股股东支付一定的对价换取几年后股票进入二级市场流通的权利，即所谓的“限售股解禁”。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限售股解禁进入二级市场，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因为非流通股股东基本上是以一元面值购得股票，甚至其投资成本每股尚不足一元，而流通股东却是以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溢价购得。如果非流通股一下子涌入二级市场,那股价一定会暴跌,非流通股股东套现获得暴利,流通股持有人却损失严重。
从去年10月份到今年6月，短短8个月的时间里我国股市暴跌了50%多，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来势汹汹的大、小非解禁潮超出了市场的承受能力。大、小非过多参与二级市场，将会大大加剧股市的动荡。因为大、小非关心的是以前1元钱甚至不到1元钱买的东西，现在增值为10元甚至更多，抛售就可以兑现巨额利润，而不会去考虑自己行为的外部效应，不会去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会伤害到市场，伤害到市场上的其他投资者。[论*文*网LunWenNet*Com]
（三）上市公司公众化与上市公司诚信缺失的矛盾
上市公司可以称之为公众公司，因为它通过资本市场向公众股东募集资金，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必须对公众股东负责，因此上市公司应该最讲诚信。然而我国的上市公司却往往不讲诚信。
1.信息披露上的不诚信。一是信息披露虚假，虚构利润，粉饰财务报表的现象仍十分突出；二是信息披露不及时；三是信息披露不公平，上市公司的消息还没有在证监会指定的各大报纸上刊登，却已由其它渠道泄露出来，对中、小散户极不公平；四是对市场传闻不做必要的澄清。
2.其他方面的不诚信。一是信贷及担保活动中的不诚信。目前上市公司的股权因为债务纠纷及担保责任被法院冻结、拍卖、抵债的情形较为普遍。二是随意改变募集资金投向，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与当初承诺相差千里。三是“重融资，轻回报”，只一味考虑股市的融资功能，不计公众损益地进行再融资，而到了需要对股东负责，需要对股东分红的时候，却难以给予有吸引力的回报。中国平安在A股上市不足一年的情况下就“狮子大开口”，推出1600亿元的再融资方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二、化解矛盾的若干建议
（一）加强制度建设，积极培育证券市场
1.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的法制建设。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完善市场制度首先就要完善市场的法制基础。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十分迅猛，相形之下，法制建设就显得滞后了，因此要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的法制建设。一是除了目前正在执行的《证券法》、《公司法》等以外，还应制定其他相关市场监管法律，完善证券市场监管法律体系。特别是应抓紧制定《证券市场监管法》，弥补《证券法》在市场监管程序、方法、处罚等方面的空白。二是要严格执法，对于虚假信息、进行内幕交易、恶意操纵市场的行为要依法严惩不贷。
2.强化投资者保护机制。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是市场建设的重要环节。成熟的证券市场均有一套完整的投资者保护机制，概括地讲，主要是投资者的诉讼机制、教育机制和赔偿机制。通过集团诉讼的方式，对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诉讼和索赔，从而在制度上约束发行主体、中介机构甚至监管机构的行为。开展投资者教育更是市场监管的一项经常性工作。此外，成熟市场一般都设立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基金中心或公司，致力于在会员公司丧失清偿能力时对投资者的赔偿工作。我国在这方面刚刚起步，应借鉴成熟市场经验，逐步建立我国投资者保护机制，真正把保护投资者利益落在实处。
（二）积极采取措施，减轻大、小非解禁对股票市场的冲击
全流通是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方向，但是实现全流通的过程应尽可能平稳，尽可能避免对市场造成过大的冲击。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我们的股市在汹涌的大小非解禁潮中颤抖甚至摇摇欲坠，这种局面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我国的金融稳定乃至社会稳定都会因此而动摇。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到大、小非解禁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积极采取措施，将大、小非解禁的不利后果降到最低。
1.要求大、小非减持前应做详尽的信息披露。大小非减持信息披露制度是一个合理的要求。一方面，它没有破坏股改之初各方达成的协议，另一方面，由于大小非具有接触上市公司信息的天然优势，其他流通股股东与其相比，在信息获得上存在客观的不公平，因此，要求其在抛售股票前对抛售的理由、数量、期限做一个充分说明，是符合公平原则的，同时也可以防止由于信息不透明而引起的恐慌性抛售，从而有利于市场稳定。
2.对大、小非开征资本利得税。通过提高大、小非的套现成本遏制大、小非在限售股解禁后的强烈抛售冲动，从而减轻大、小非减持对市场的冲击。同时，为了鼓励产业资本的长期投资，资本利得税的税率应有差别，即解禁后持有的时间越长，税率越低，而对于解禁后急于套现的（如解禁后1年内套现）则征收高额的资本利得税。有人认为，仅对大、小非征收资本利得税对大、小非不公平。对此笔者认为公平应当是指实质上的公平而不是表面上的公平。考虑到大、小非在股改中为获取流通权而支付的非公平对价以及极其低廉的持股成本，对其抛售后获得的暴利征收资本利得税，恰恰是体现了实质公平的要求。
（三）想方设法打造诚信上市公司，提升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
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基本矛盾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由于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只提供了一些认识的原则和方法，而没有作出具体的阐述；同志结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第一次较为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总的来说，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得也有失的；邓小平同志则在总结社会主义事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完善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虽然阶级斗争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它已不是主要矛盾。由于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主要矛盾、基本矛盾，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基、基本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矛盾的认识无疑是符合当时中国实际的，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于政治文明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我认为现在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矛盾的认识应该有新提法，即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基本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政治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
一、是党的十六大报告的要求
十六大报告中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呼吁：“同志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地在党的报告中出现是第一次，反映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政治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全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还应该包括政治文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认识显然是与十六大报告以前的形势相适应的，即注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没有提及政治文明，很显然这与现在的实际情况不相符。新的历史条件下注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同时要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即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基本矛盾补充完善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政治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
二、是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要求
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种反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促进作和阻碍作用。如果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则会促进生产力的进步、发展，反之，则会阻碍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进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范畴的关系。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跃居世界第六位，成绩的取得大部分来自于经济本身的发展潜力，政治文明对于经济的发展作用表现得很有限，甚至现在成了阻碍生产力、经济基础进步、发展的障碍。所以，为了更好地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势在必行，而且还要处理好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关系。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人类文明系统的各个部分及其发展从来就不是孤立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相适应、相协调，才能真正得到发展。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或影响着其他两个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其他两个文明的发展水平。就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而言，一方面，政治文明的发展要以物质文明的发展为基础，另一方面，物质文明的发展需要政治文明提供制度支持和政治保障，需要政治文明为其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就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来看，精神文明建设需要政治文明为其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基本的政治方向和必要的政治保障，政治文明的发展则需要精神文明提供思想引导、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因此，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政治文明建设是互相依赖的，如果脱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去抓政治文明建设，就会使政治文明建设失去基础和依托，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要想真正开创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必须在加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并使政治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有序地发展。
三、是民主法制发展以及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
邓小平说过没有民主不是社会主义，没有完善的民主也不是社会主义。完善的民主制度主要体现在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二一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提高执法水平，确保法律的严格实施。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的保护主义。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尤其要增强公职人员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成为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把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来。维护社会稳定。完成改革和发展的繁重任务，必须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自己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充满信心，将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推向前进。
政治体制改革要想完成上述任务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基本矛盾认识不全面、不站在时展的高度看、不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方法论是不行得，有必要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基本矛盾补充完善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政治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
四、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
文明的政治，不能自立于人类政治文明的大道之外，而应当与人类政治发展的总趋势一致起来。倘若没有这样的进程，中国现在不可能是一个“共和国”，而仍然会是一个封建皇权国家。但也正如许多文章所说，“由于长期封建社会的影响”，或者由于“用封建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一些做法，以致封建主义的遗风仍然可谓举目皆是。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因子，和有违人类政治文明大潮的蒙昧、野蛮因子，区分起来未必能够一步到位。
人类有着丰富的政治文明成果。近代以来，世界政治文明从观念和制度层面得到全面的刷新。人类观念的进步和文明理念的传播，在观念层面，民主、平等、自由、人权以及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得到确立，而特权观念、等级观念、人治观念则在一般意义上成为政治落后腐朽的标志。在制度层面，规范、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与之相应的权力运行机制、监督制约机制被越来越多的民族和国家所采用，而专制、独裁、极权则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至少在观念上被否定。
人类观念的进步和政治文明的发展如此迅猛，以至于不同的政治状态被赋予了不同的褒贬属性。众所周知的是，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词，无论在哪里都被认为是好的，而专制、独裁、极权、特权等词则如同一种罪名，没有人乐于认领。这是世界政治文明的成果，是世界政治文明在一般观念上走上了近代化道路的一个证明。中国也在这一进程之中。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明确写入中共十六大报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好，并非与当代世界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全然不同的凭空创造，而是建立在对人类全部政治成果充分吸收的基础之上，继承人类文明的所有优秀成果，才能创造出人类文明的更高形态。就目前状态而言，“初级阶段”的定位，不仅适用于判断中国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水平，也适用于判断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水平。这意味着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有着相当长远的路要走。
综上所述，“政治文明”的中国出现，可以理解为在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的态势下，启动政治更新进程已是众望所归。为了人的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开辟一个全新美好前景，为了更好的加强政治文明建设，促进中国经济、政治、文明的全面发展，全面提升中国综合国力的，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基本矛盾的认识上很有必要补充、完善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政治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
参考文献：
1、党的十六大报告原文。
2、《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
3、《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年2月-7月）。
4、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5、《列宁全集》第33卷。
6、《斯大林选集》上卷。
7、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的贡献。
8、十六大报告重点内容摘录。
9、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范畴的现实价值。
10、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
11、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在规律（南方网）。
12、关于《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全文）。
13、从的“矛盾动力论”到邓小平的“改革动力论”。
14、：成就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石仲泉。
论文关键词：传播公共关系公共关系传播
一、公共关系传播成为职业培训机构宣传的一种有效手段
公共关系产生于西方工业社会，现代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公共关系。对于公共关系的认识，学界对其也有不同的界定，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这里，我们把公共关系理解为：一个社会组织为了推进相关的内外公众对它的理解、信任、合作与支持，为了塑造组织形象、创造自身发展的最佳社会环境，在充分尊重公众利益的前提下，利用传播、沟通等手段而努力采取的各种行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关系。
传播是连接公共关系主体和客体的桥梁，是特定的个体或群体运用一定媒体或形式向受传者进行信息传递与交流的一种社会活动，是人与人之间信息的传递和分享。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公共关系活动就是以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为主要方法的一种组织与公众交流行为。
当前，我们正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终生学习成为人们工作和生活的迫切需要，职业培训日益成为人们再学习的一种有效途径。面对竞争激烈的培训产业，传统的宣传方式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了，职业培训机构纷纷采取公共关系传播的方式加强组织的宣传。然而在实践中，我们常常发现职业培训机构公共关系传播存在着信息的个性与共性等方面的矛盾。
二、职业培训机构公共关系传播的矛盾性
职业培训机构公共关系传播的矛盾性影响到职业培训机构形象的传播，这些矛盾包括：公关传播信源的全员性与个别性矛盾，公关传播信宿的广泛性与单一性矛盾，公关传播着眼点的长远性与近期性矛盾，公关传播信息的个性与共性之间的矛盾。
1、公关传播信源的全员性与个别性的矛盾
信源，即信息的者、传播者。从职业培训机构公关传播的角度来讲，笔者认为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应当具有全员性的观念，即公关传播的信源应该是职业培训机构的全体成员。这一观念对内能提供职业培训机构的凝聚力，对外能表现职业培训机构的良好组织形象。在与客户的交往过程中，职业培训机构员工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客户对机构形象的认知，影响机构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然而在实践中，职业培训机构公关传播信源的个别性现象比较突出。有些职业培训机构看不到良好的公共关系传播对自身发展的重要作用，领导不重视，员工不参与。大多数人认为公关活动是可有可无，即使要开展，那也只是专职公关部门或专职公关人员的分内事。这些现象显示了职业培训机构全员公关意识淡薄。
面对公关传播信源的全员性与个别性的矛盾，职业培训机构需要采取灵活措施，积极培育全员公关传播意识，并体现在日常生活和工作的一言一行中，从而形成一种无意识的职业习惯，树立机构良好的精神风貌。职业培训机构全员公关意识是一旦形成，将会给职业培训机构的发展带来长期的、深远的和积极的影响。
2、公关传播信宿的广泛性与单一性的矛盾
信宿，是指接受并利用信息的人。公共关系传播的信宿是社会公众，社会公众以数量不等的群体或个人形式存在，并形成对组织以不同影响的环境。
如果把社会公众看成是一个系统的话，那么这个系统是由内部员工、消费者、政府部门、新闻媒体、社区居民、合作伙伴、竞争对手和其它利益团体等要素组成的一个动态稳定的统一整体。因此职业培训机构在开展公关传播过程中，必须善待社会公众中的每一位成员，注重公关传播的广泛性。
然而在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实践中，有的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对象过于单一，主要选择政府和知识消费者，而对媒体、社区居民、合作伙伴、竞争对手等其它社会公众缺乏关注，致使公关传播活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公关传播效果大打折扣。
面对这一矛盾，职业培训机构在公关传播实践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公众因素，加强与不同类型的社会公众进行沟通，从而达到公关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3、公关传播着眼点的长远性与近期性的矛盾
在当前培训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状态下，传统的广告营销模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宣传的需要，因此很多职业培训机构也热衷于公关传播。然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慢慢培养才行。特别是在职业资格培训市场，虽然我国教育部、人事部、信息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国务院各部委都做了职业资格认证相关方面的规定，但是持证上岗还没有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特别是在校大学生，他们参加社会实践的机会比较少，对社会的认知还不够深刻。其次，用人单位对持证上岗的认识也不够。因此，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不能一味考虑眼前的利益，而应注重传播的长期性。
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少职业培训机构的领导或者工作人员认为开展一两次大型的公关传播活动就能迅速地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客户就会迅速认可自己的培训项目，过于注重公关传播的近期利益。这就造成了公关传播的长远性与实际操作中的近期性的矛盾对于职业培训机构来讲，公关传播活动不仅是一项近期的活动，更是一个长期的有计划的充满艰难与坎坷的系统工程。每一次具体的公关传播活动都只能看成是通往长远目标的一个环节。用公关传播活动来塑造组织形象的道路是没有尽头、没有终点的。职业培训机构要将每一次活动，每一天工作都看成是公关传播的一种表现形式，踏实做好当前的每一件事情，立足长远，才能卓有成效地完成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任务。
4、公关传播信息的个性与共性的矛盾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日益加深，世界各国政治一体化，经济一体化以及文化一体化的趋势明显。与此同时，当今时代也是一个多元化或者说是个性化、差异化的时代，如政治多元化、经济多元化以及文化多元化等等。两种趋势同时并存，两者辩证统一，不可分割。面对这一趋势，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不仅需要遵循职业培训行业的相关政策，而且需要不断创新，善于塑造独特的组织文化，从而提高职业培训机构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在实践中，有的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形式过于呆板，缺乏特色，难以引起职业培训机构内外公众的广泛关注。在职业培训机构公关传播方式中，“物质公关”相对较多，对人性的关注则相对较少。另外，有的职业培训机构也狭隘地认为公关传播就是迎来送往，喝酒干杯等等。在公关传播活动中，有的职业培训机构甚至采取有违社会公平竞争秩序和伦理道德习俗等手段，刻意贬低竞争对手，欺骗社会公众。
面对这一矛盾，职业培训机构的职能部门应当充分认识到创新精神对机构当前和未来发展的重要作用。当前人们对职业培训的需求强烈，但职业培训机构众多，竞争激烈，任何一个职业培训机构唯有创新，才能赢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首先职业培训机构的职能部门要鼓励创新，奖励创新，重视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提拔。其次，要在职业培训机构内部形成一种善于学习、积极学习的组织氛围，构建学习型的组织文化。第三，要采取灵活措施加强职业培训机构的平行沟通，上行沟通和下行沟通，碰撞思维的火花，分享创新的乐趣，从而在职业培训机构内部创造一种和谐的人际氛围。
总之，目前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还不够成熟、不够完善，还存在着许多矛盾。面对这些矛盾现象，职业培训机构要善于承认矛盾、认识矛盾才能更好地分析矛盾、解决矛盾，达到塑造职业培训机构良好形象的目的。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以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推进，大学的生存与发展的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学校内部的办学理念、办学定位、办学模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大学价值的多样性和大学主体及其需求的复杂性决定了大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正面临着自半个世纪前新中国大学制度确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一些矛盾、问题、挑战与选择。如何正确地认识矛盾、解决问题、应对挑战、作出选择将关系到我国大学的未来发展，关系到大学能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能否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必须辩证地认识和处理与发展相联系的各种矛盾，合理、准确地进行规划和定位，认真总结以往在制定与实施战略规划中形成的经验，科学分析内外部环境以及自身优势，加大综合治理力度，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
一、大学矛盾分析
“事物就是矛盾，问题就是矛盾，矛盾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矛盾无处不在，用哲学原理分析矛盾也就无处不在。一个大的矛盾，包含若干小的矛盾；任何矛盾都有多个方面。先分析后综合、边分析边综合，找出事物的本质、本质和本质的关系，找出主要和次重要方面等；研究对策就是研究解决矛盾的方法。所以许多问题只要情况了解的准确，矛盾分析的透彻，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迎刃而解了。”
在面对挑战之时，认清矛盾与问题是作出恰当选择的重要前提。大学中存在着各种矛盾，比较普遍而又重要的有大学办学水平、能力（规模、质量、结构、效益）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学术权力与行政权方；学术人员与非学术人员之间的矛盾，经费不足与学术发展需求之间时矛盾，市场机制与学术规律之间的矛盾，教学与科研的矛盾；学科之间（重点学科与一般学科，优势学科与弱势学科）的矛盾学校党委和行政之间的矛盾，学校和院系之间的矛盾（包括学校直属部门和院系之间），学校及院系领导和教职工之间的矛盾，学校及院系和学生之间的矛盾，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矛盾，学校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学校和社会（包括学生家长）之间的矛盾等等，同时由于学校所处环境变化引发了大学内部的系列矛盾和问题，如学术目标和社会目标的矛盾、教学与科研的矛盾、教育理念和市场理念的矛盾，精英化与大众化的矛盾。这些矛盾因学校不同、因时因地不同，都具有不同的特点，不能一概而论。按照目前矛盾研究的有关成果，矛盾可以分为“基本矛盾和非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关键矛盾和非关键矛盾、临界矛盾和非临界矛盾”。就现阶段我国大学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矛盾而言，我们认为以下三个层面的矛盾是具有重要影响意义的，即大学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关键矛盾、临界矛盾。
1.基本矛盾（根本矛盾）：是指在学校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起支配作用，决定学校全局发展的矛盾。我们认为，大学的办学水平、能力（规模、结构、质量、效益）与社会发展需求（包括学校自身）之间的矛盾是大学的基本矛盾。不同的学校，办学水平不同，社会及学校自身发展的需求也不同，因而这一矛盾表现的具体形式也不同；但这一矛盾对所有大学都是普遍存在的，影响与制约着学校的发展。大学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其重要的区别就是它将传承文化、创造文化培养人紧密结合起来，为大学发展产生了持续不断的动力；大学与中学、小学等教育组织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的学术性；学术是大学安身立命之本，一所大学，如果重视探究真理、发展学术，必然会推动自身存在与发展的动力，大学只有在发展文化、发展学术中才能更好地实现它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从根本意义上讲，大学的生命力源于大学的学术活力，正是由于学术定位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校运转是大学从中世纪至今近千年仍绵延不绝的关键所在。“只要高等教育依然是正规的组织，它就是控制高深知识和方法的社会机构，它的基本材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各民族中的比较深奥的那部分文化的高深思想和有关技能。”
大学的基本矛盾要求大学要高度重视学科建设，因为学科建设对学校发展起着火车头的作用，教学和科研是学校学科建设的核心和基础。只有始终不断加强学校的学科建设，把教学和科研放在中心地位，才能有效地发展学校的“教育生产力”和“学术生产力”。所以坚持学科建设是龙头，教学、科研是中心已经成为当今大学的普遍规律之一。
基本矛盾要求大学领导者视野开阔，审时度势，善于从复杂的现象中看到事物运动的基本态势，抓住基本规律，从眼前的利益中超越出来，突破经验的视野，对社会需求进行全局、客观的把握，穿透眼前，看到长远。思考问题要着眼于全局，着眼于未来，不计一时一事之得失，从学校发展的根本矛盾考虑问题，善于取舍，牢牢把握学校发展的大方向。在此基础上要以超越、怀疑、批判的精神，勇于超越各种形式的禁锢和守旧观念，深刻批判和反思，进行前提性追问、主体创造与建构，在战略实施中，勇于作出果断而强硬的决策，敢于“有所为有所不为”，敢于在自己的位置上创新，创一流，创唯一。
2.主要矛盾和关键矛盾
主要矛盾是指在矛盾体系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上对矛盾体系的发展有决定性影响的矛盾。关键矛盾是指矛盾体系空间结构上某一特定部分的矛盾或某一特定的矛盾因子。大学发展主要矛盾是指学校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对学校发展有决定性影响的矛盾。关键矛盾是从学校的空间结构来看，对学校发展有决定影响的矛盾。主要矛盾是从时间角度来观察，关键矛盾是从空间角度来观察。二者有时可以重合，即一个矛盾可能是主要矛盾，也是关键矛盾。主要矛盾和关键矛盾因时因地而不同，如有的学校某一段时间中，党政主要领导不团结，严重地影响了学校各项工作的开展，党政领导的矛盾就成了主要矛盾。再如有的学校某一方面的学科特别薄弱，严重地影响了学校的整体功能，这一矛盾就是关键矛盾。
要使学校健康有序地发展，必须时刻关注并把握学校的主要矛盾和关键矛盾。现在学校和院系领导，必须花大量的时间来应付各种突发的事情、上级布置的事情、群众因切身利益而找上门来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会议和接待等等，忙于紧急的事情而忽视重要的事情；往往因此无暇全身心思考学校发展的大事或对发展大计规划不够、思考不深。看起来十分忙碌，但有关学校发展的大事却没有抓住，没有从宏观上把握解决主要矛盾和关键矛盾。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要提高领导艺术和战略领导能力—，同时要有相应的制度，比如合理的分权制度来保证。
3.临界矛盾。临界矛盾是指学校发展的某一时间，对学校全局发生巨大影响的突然性的矛盾。所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就是临界矛盾在战争中的表现。当前，学校问题错综复杂，矛盾关系呈现非线性化的特点：—容易发生突变不稳定现象。一些突然、未曾预料的事件，会使学校总体上或重大部分可能受到消极的甚至严重的影响。临界矛盾危机可能在任何时间发生，学校不可避免，重要的是如何反应。
目前，大学面临的临界矛盾分为如下几类：(1)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性危机事件。如地震、暴雨引起的山洪、台风、飓风、雷电、流行性传染病、其他自然灾害。(2)社会性危机事件。如大规模、恐怖袭击、由于信仰危机、心理危机、人生观受挫等问题引起的自我伤害，以及相互施暴，等等。(2)大学设施性危机。如校舍损坏或倒塌、电脑网络问题以及电脑病毒引起的学校运行危机、学校的体育健康设施因维修不当或防范措施不当或长期没有维修对师生造成的伤害，等等。(4)大学管理类危机。如领导换届、领导作风、渎职失职、财物危机、生源危机、学术腐败、教学质量下降而后勤管理滞后造成的形象危机，以及学生集体食物中毒、治安管理松散、歹徒侵入校园，等等。临界矛盾要求大学管理者考虑建立学校的预警系统，通过对影响学校全局的某些发展因索和指标密切观察注视，及时作出反应，以保证学校处于良性发展的轨道上；还要善于分析形势，转变思维方式，变危机情况为有利于发展的契机，抓住发展机遇，采取有效措施可能使学校发生跨越式变化。
以上分析是从大学内部而言，同时从大学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来分析，由于高等教育即大学教育价值的多样性特点日益突出，使“多元化的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矛盾冲突的，这体现在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公平价值与效益价值、当前价值与长远价值的根本冲突的多个维度……最后凝聚为国家、学校、个人三类主要高等教育主体之间的冲突”。这也是大学面临的另一个矛盾体系。
二、认识矛盾，解决矛盾，搞好大学治理
如何认识矛盾，找准矛盾，正确地解决矛盾，反映出领导的哲学水平和功力。防患于未然，是解决矛盾的关键所在。而解决矛盾危机管理的理想状态就是将一切具有可能发展成危机事件的情况消灭在潜伏期，减少矛盾发生的可能性。我们要强调必须全面辩证地看问题，既要找出主要矛盾和关键矛盾，突出重点，抓好中心工作；又要学会弹钢琴，防止片面和极端，使其他方面的工作也要协调发展。在目前的大学治理中，作为领导者，要能在矛盾潜藏时及时预警、矛盾显现时努力协同，矛盾激化时应急做好预警，指的是在高校管理过程中领导者要敏锐预测到事物的发展趋势及可能出现的问题，在管理中预设相应的协调措施，要看到目前显现的矛盾，更要预测到可能产生的矛盾，防患于未然。不至于出现由于各种原因对影响完成工作的矛盾估计不足，或未及时处，理矛盾，使矛盾积淀下来，使得矛盾激化到相当程度时产生冲突这种激烈的矛盾斗争形式。
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大学治理工作必须要抓住以下几个问题。
（一）在矛盾分析的基础上，在对未来人口发展趋势、大学间竞争程度、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以及自身基础条件、发展能力、发展前景等进行充分调研和预测分析的前提下，制定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与特色的战略规划，是打造办学品牌和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大学校长应当具备战略家的眼光和气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发展规划的制定和调整中。”使所有的矛盾都在服从于一个总目标的前提下进行处理、应对，使大学的发展战略管理和实施成为一个组织寻求成长和发展机会及识别矛盾的过程。使大学能够适应、利用环境的变化，提高大学各组织整体的优化程度，做到处理好规模与质量、人的发展与物的发展、全面发展与重点发展、长远发展与近期发展诸矛盾的协调统一。
（二）优化资源配置，保证战略重点，提高学术水平。现代大学一方面面临着始终存在的需求很大，资源紧缺的矛盾，还存在大学管理不再足简单的教育管理的压力。解决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抓住基本矛盾，保证战略重点。1972—1990年间任卡内基一梅隆大学校长和推动该校迅速发展的经济学家赛耶特(Cyan)，在学校发展中用力推动两个原则：“我们必须发现我们有优势的地方，（推动所有单位）发现他们的比较优势并且集中于这些目标。”优势的发展需要优质的资源来保证。只有资源的相互配合才会产生战略优势。任何一所学校的资源（包括实物资源、人才资源、组织资源）都是有限的，学校的优势或要突出的办学优势需强化办学特色，解决大学的基本矛盾。因此，对战略重点要增加资源配置，对需要限制发展的学科，则减少资源配置。校长最大的权力就是资源配置权，很多权力可以下放到院系，唯独资源配置权是不能下放的，校长要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来保证学校战略重点。
（三）调整组织结构，推动战略实施。矛盾是无时无处不在的，在解决矛盾的进程中，在明确目标、确定重点之后，就要有强有力的机构来推动组织的发展，促进各类矛盾的有效解决。“能抓住大学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利用恰当时机，积极推进改革和创新，使大学的建设与发展按照规划的目标稳步前进。”学校的组织结构必须适应战略实施的需要。要调整组织结构，以推动学校的治理工作。
首先，要建立学校精简、高效的决策机构，形成一个紧密配合、互相信任和分工协作的高层管理团队。既集体领导，又分工负责，及时解决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各类矛盾，推进战略实施。其次，要调整职能部门，加强教学、科研、人事及为学校获取资源部门的力量。在关键点上要恰当地增设机构，解决关键矛盾，保证战略重点。再次，要根据战略规划和实施的需要，调整院系设置。要围绕突出发展的新兴学科，设置机构。此外，大学还要对现有院系进行适当调整，以利于学科交叉和资源共享。
余华无疑是当代文坛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对他作品的讨论也从未停止。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离不开作者的苦心孤诣。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作品展现出了人类之间共有的通性，即人的本性，因而才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余华的作品中通过大量的暴力和欲望的书写展现出剥离了社会理性后的原始理性，即那些被社会文明所遮挡，又被我们忽视了的更为原始的人性。为了系统的分析余华作品中的原生态人性，本文以弗洛姆的人性理论为框架，对余华笔下世界里展现的人性进行分析，着重分析余华作品中的三种生存困境对人性的影响。通过系统梳理，用新的视角去理解余华作品中的世界和人性的诸多可能，以期对现实的存在有所裨益。
余华说：“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再也没有比疼痛感更容易使人们互相沟通了，因为疼痛感的沟通之路是从人们内心深处延伸出来的。所以，我在本书写下中国的疼痛之时，也写下了自己的疼痛 。”[1]这种疼痛带给我们的是警示更是安慰。一方面，余华将民族的疼痛内化到作品中，通过一定的夸张叙事，使读者在毫无防备之时，深刻地感受到这种疼痛。而造成这种疼痛的人性，虽然是退化的人性，但它会在外部环境的激发下随时出现，当我们真正理解这种疼痛时也就深刻理解了爱的意义。另一方面，余华作品所写出的是扯去文明外衣后的生命的真实。余华之所以用冷静的让人害怕的视角描写大量非理性的暴力和死亡，就是为了让这些能更迅速地带领读者抵达生命的真实。使人理解自己，从而实现对人的终极关怀。我们不应只看到针缝密布的暴力和死亡，更应该去理解这些故事中所蕴藏的人性诸状。
人性囚笼
人从一开始便具有合乎逻辑的原始理性，而后人在自己构建的社会关系中又发展出了一套社会理性。当一个原始人到达现代社会必然会被我们当作疯子，甚至怪物一般的存在。但值得讽刺的是，疯子所遵循的原始理性远比我们所奉行的社会理性更为坚固，当文明暂时退后时，指导我们的正是原始理性，即原生态人性。
弗洛姆部分吸收了马克思，弗洛伊德等人的人性观念，构建了自己的人性理论。他认为人既不是单纯的社会影子，可以被任意地驯化。也不是弗洛伊德认为的人是种种生理欲望的总和，是一个被社会抑制的原始野兽。在他看来：“人的本性就是开放性和规定性的矛盾体。人的开放适应性要求他不断地追求和建立更好的生存条件，人的规定性又要求他不能为适应外部条件去改变自己的本性，否则便会产生了人的异化，人不为人。”[2]
弗洛姆认为人性的矛盾性基于三种最基本的生存矛盾。这三种矛盾分别是生与死的矛盾，自我实现与生命有限的矛盾，独立人格与孤独感的矛盾。它造成了三种基本的生存困境，史铁生曾论述过这三种生存困境：“第一，人生来注定只能是自己，人生来注定是活在他人中间并且无法与他人彻底沟通。这意味着孤独。第二，人生来就有欲望，人实现欲望的能力永远赶不上他欲望的能力，这是一个永恒的距离。这意味着痛苦。第三，人生来不想死。可是人生来就是走向死。这意味着恐惧。”[3]在死的归途中恐惧活着，在追逐欲望中痛苦活着，在独立思考中孤独活着，这三种无法解决的生存困境贯穿在余华的作品中，最为突出的是孤独困境。
（一）生死天定的困境
首先是生与死的矛盾，存在主义者巴雷特这样描述人的生存状态：“我们没有挑选父母。我们是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历史时代、一定的社会，带着一定的遗传结构，被我们的父母养出来――而且必须按照这一切去过我们的生活。因此，人生的起点就像掷色子一样它的偶然性深深植根于一些无法逃避的事实中。”[4]
生与死的矛盾是不可避免又无法解决的矛盾，对待这种无法调和的矛盾，人类创造出多种繁复的意识形态进行调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灵魂不朽，生死轮回的观念。它模糊了生与死的边界，使人们摆脱突然被扔到这世上又突然被终结的无力感，人类依赖于这种安慰，又不可避免的沦为自己创造出的意识形态的奴隶。
《在细雨中呼喊》全文都弥漫着孤独的人对于不确定的生活的恐惧和不安，而这也正是作者抓住的人性中最为脆弱的部分：生死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使人类如同乘坐在死亡瀑布的小舟上，在恐惧中挣扎。
主人公“我”的出生，源于父亲的一次偶然欲望，此后，“我”又被送到新的家庭里，在新的家庭中“我”也只是被王立强夫妇当做宠物一般的存在，而后当新家庭破碎，再次回到南门时，“我”再也无法融入以前的家庭。苏宇的死是偶然的，苏宇的死也是必然的，因为一次青春期的冲动，苏宇被劳教一年，归来的他其实和孙光林一样，在家庭中被模糊化了，他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因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死亡。
除了这种命运式的悲剧外，余华的作品中也描写了另类形式下的人性。灵魂不死，生死轮回深入中国人的思想。这种思想使人可以暂时消解生死困惑。一方面它使人不再孤独，使人有勇气面对死亡，认为死亡是一种暂时的回归。比如《兄弟》中的李兰和宋刚的爷爷，李兰将死亡看做与爱人的重逢，因而死亡在她看来是幸福的。宋刚爷爷承受了一辈子的苦难，他将死亡看做了一种解脱。
另一方面，它使人更加执念于生，甚至不惜用其他人的生命维持自己的存在，比如《往事如烟》中的算命先生。他不惜身后无人，也要享用自己孩子的寿命，他用采补之术，祸害了许多，因为他相信这样可以延续自己的寿命。人在这一刻不再是命运的奴隶，人成了自己编织的价值观的奴隶。这突显出了生死矛盾对于人的影响力。
（二）追逐欲望的困境
其次是自我实现与生命有限的矛盾。虽然社会中的个人享有群体的潜能，但是个体的存在时间比之群体的存在时间过于短暂。因此人无法实现自己的全部潜能，人永远无法超越他的时代。人虽然充分认识到自己永远追赶不上欲望的脚步，但我们也创造出相应的理念消除这种困境下的无意义。一方面我们可以积极性地去理解夸父和西绪福斯的神话。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用社会理性约定俗成一套价值观念，安慰已经清醒认识到无法真正逃脱欲望困境的自己。
一种价值观念是关注身后。或者利用后代继承自己的事业，或者达到所处时代的顶峰，将个人与历史捆绑。这种观念同样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思想之中，正如传宗接代的思想流传在一代代人血液中。在《鲜血梅花》中继承了家传的梅花剑，背负复仇和家族复兴重任的阮海阔，他的一生都在为复仇而行走，他自身的生命被深深打上了前代人的烙印，而到了故事最后，他在各种偶然中间接完成了复仇，故事到这里停止，留下的巨大空白使人在人生的无意义和荒诞性中叹息。在余华的文本中我们也能发现当这种观念被反其道而行时所表现出的人性。在《活着》中当福贵的父亲责骂福贵的时候，福贵却说你败家就不能我败家。当福贵终于败尽家财时，老人让他将家产换为零钱，前代人的事业通过特殊的方式让福贵深刻地感受到。这与前代人初衷相反的结局，也说明这种矛盾的不可调节。
另一种观念是依存集体（国家，种族，宗教，家庭等）的力量消解个人的生存困境，认为集体凌驾于个人之上，个人的幸福，自由，权利都因集体而实现。无疑，第二种观念在余华作品中有着更为丰富的表现，所带来的也有更为震撼的力量。《兄弟》中，的时代背景，为种种原始人性的展现提供了巨大的舞台，人们利用集体的力量可以轻易地改变他人的命运，摧毁他人的生命，集体的力量为个人的潜能实现提供了可能，而一旦失去了这种集体身份，个人的孤独感无力感便愈加显现，甚至反被集体的力量所吞噬。
在开始的时候，举着大旗的宋凡平似乎是达到了人生的巅峰，而在第二天他便被打倒。孙伟等人成为红小兵可以肆无忌惮地利用集体身份迫使曾经战胜他们的宋凡平低头，但在孙伟父亲被打倒后，孙伟就只能形单影只，甚至开始让李光头跟着他，听他讲问苍茫大地啊，谁主沉浮。
（三）永生孤独的困境
最后是独立人格与孤独感的矛盾。弗洛姆认为：“人是孤立的，同时又与他人相联系。他之所以是孤立的，是由于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而不是由于他与其他人是同一的，而且因为他意识到他的自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当他不得不单单靠其理性的力量来作出判断或决定的时候，他必定是孤立的。然而，他又无法忍受孤立和与其同类的毫不相关。他感到他的幸福依赖于他和其同类的团结，依赖于与先辈和后代的休戚相关。”[5]
个体化与孤独的矛盾催生出两种原始人性，一种是利己性，一种是利他性。见诸于余华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既有《现实一种》里冷漠的家庭关系和家庭中只遵从原始逻辑做出判断的成人和儿童;也有为了家庭卖血的许三观。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这种矛盾有着更为清晰生动的表现。故事的开头是在盘山公路上背包远行的少年，少年遇到了汽车抛锚的贩苹果的男人和哄抢苹果的村民。这篇故事的荒诞性在于，被抢的司机与哄抢者合流，最终完成了这一哄抢过程，甚至报复了帮助他的少年，少年则在经历了荒诞事件后，找到了自己的旅店。
全文充满了暗示话语。少年在远行的过程中实际上是社会化的过程，作者通过司机的荒诞表现出社会的荒诞。同时我们也可以有另种解释，司机的行为其实是合乎理性的行为，如果司机表现出和少年一样的正常反抗，司机很可能受伤甚至死亡，他同样无法阻止哄抢事件的发生，而他最后抢走少年的包，使他和哄抢者同化，因而他可以坐上拖拉机离去。少年的行为和司机的行为如果都能说得通，那么这种荒诞性也就有了合理性，因为作为人性基石的原始矛盾决定了人在做出理性判断时他是孤独的，人的原始理性要求他做出最利于自己的决定，而少年的悲剧就在于，他所运用的是后天习来的社会文明。
上述三个矛盾是与生俱来，且无法从根本解决的生存矛盾，从生存矛盾中得以看到一部分原始人性，但因此认为矛盾就是人的本性显然是牵强的。理解人性最重要的不是认识人的生存矛盾，而是认识到人为了解决矛盾所做出的选择。我们为了解决亘古至今的生存困境，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需求，这些需求为人性的种种可能提供了选择。
人永远不会满足于已知的世界和生存手段，总会产生新的追求，因而人性的诸种表现形式都可以看作是一种选择：即在解决基于人类原始矛盾的本质需要上所做出的选择。人具有多种选择，因而人性纷乱复杂，弗洛姆承认人性存在的合理性，肯定了人的完整性和发展性，他也指出，创造性的选择才会真正保全人的存在，推动人的进步。
余华在作品中以一种反叛社会理性的纯粹逻辑书写了生命的真实。我们分析余华作品表现出的生命的真实，就是在肯定人性繁复诡谲的同时，找到孕育人性的各种因素，更直观的发现自己，更深刻的理解自己。（作者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余华.十个词汇里的中国[M].台湾：台湾麦田出版社，2011，220.
[2] 埃里斯・弗洛姆.自为的人[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53.
在做人上，现在的孩子处在“言教”与“身教”的矛盾中。
“言传身教”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教育的永恒命题。“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的这种“身教胜于言教”的教育法则，在几千年后却被我们给扭曲了。许多家长一边给孩子讲“粒粒皆辛苦”，一边却随手扔掉不合口味的食品；一边结孩子讲“孔融让梨”，一边却争先恐后地挤车抢座；一边让孩子尊重父母，一边自己却不尽瞻养父母的职责和义务；一边给孩子讲“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大道理，一边自己却一年也不摸书本，甚至沉溺于扑克麻将桌上；一边要求孩子“自己的事自己做”，一边却又帮孩子打扫教室卫生，恨不得连劳动课都要替孩子上；一边告诫孩子要好好听老师的话，一边却又背后对老师评头论足，甚至破口漫骂……诸如此类的矛盾行为，比比皆是。
这种充满矛盾的家庭教育。让不明世事的小孩确实感到为难，他们无所适从。他们往往学家长样子，一面从学校接受文化知识教育，另一方面从家长身上仿效“说一套，做一套”的圆滑世故的处世哲学。因此，人们很形象地总结出“5-1＝0”，即学校苦口婆心的5天教育，被家庭、社会的一天教育所抵消。
在生活上，今天的孩子处在“穷教”与“富教”的矛盾中。
改革开放，使一部分人首先富裕起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明显改善，使人们有能力为子女提供最好的生活条件。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是独生子女的剧增，使人们从情感上愿意为其奉献一切。现今的很大一部分家长在其成长过程中，都曾承受过物质上的匮乏，他们今天不想再让自己的子女遭受自己童年的困境。于是“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教育口号率先在每个家庭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家里水果、点心、高级饮料、高档食品之类的东西，应有尽有，以满足子女的生活需要。同时，他们又要求子女生活节俭，不要光顾吃而不学习，埋怨子女好吃懒做。一年四季衣服花样翻新，甚至每天可以不重样，什么服装名牌新潮，就给买什么，另一方面却又希望子女要多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常常又拿伟人的俭朴生活来教育他们，讲授“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陈年旧理，家贫出孝子，执绔出富家的千年古训，成了许多人街头巷尾闲谈的至理名言，而一旦涉及具体问题，则往往又是另一番表现。
很难想象，在这种矛盾家教中长大的孩子，会形成何等的生活质量观。我们并不是吝啬鬼，也并不绝对反对改善孩子的生活，但必须适可而止。在生活上对子女要有所节制，那样才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因为“现在的孩子仿佛天天都过年，因而他们已无法尝到真正过年时的甜蜜。”“现在的孩子得到什么都很容易，因而他无法理解‘简朴’和‘珍惜，的含义。”从小的范围看，我们的这种教育方式只能让孩子成长为一个个身宽体胖的“胖墩儿”，却无法让他们成为一个能够真正承担社会责任的“巨人”。从大的范围讲，这样培养出来的社会极端利己主义者，将是人类社会的一大灾难：很难设想一个人人都只知“索取”和“享乐”的社会，会是怎样一种情境。
在亲子关系上，今天的孩子处在“溺爱”与“叛逆”的矛盾中。
目前在我国青少年中普遍存在长期困扰着教育工作者的许多问题，诸如厌学、逃学、吸烟以及团伙违法、犯罪等不良行为，乃至近期屡屡发生的骇人听闻的青少年自杀、杀人等事件，均与家庭中的不良亲子关系有关。少年时期，国外有学者称之为“亲子关系危机期”，对孩子的影响极大，不仅有可能会影响孩子的一生，并且对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都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孟育群教授对亲子关系进行了10年的研究，她的调查表明：绝大部分受测试家庭亲子关系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父与母人数分别达70％和80％，过分溺爱的父与母人数分别达到40％和60％。许多家长对子女的要求，几乎有求必应，可换来的结果是，子女不尊重父母，不理解父母，甚至走入极端，对父母操起了罪恶的屠刀。对此，家长应该认真检讨、反省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方式，其实孩子的许多毛病都是我们自己教出来的。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家庭教育的基础，更是孩子健康人格生长的土壤。父母不仅是孩子的监护人，更是孩子的家庭教育者，在亲子关系中起主导作用，其中，父亲的作用更大。据研究，父亲在儿童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日渐增强，具有母亲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我国目前许多家庭中，由于传统家庭分工格局、观念和错误的教管方式，以及现代社会角色分工，导致父亲“谈出”家庭教育，这对子女的成长是极其不利的，应该引起社会的重视。在教育方式上，现在的孩子处在“放纵”与“专横”的矛盾中。
市场经济的建立，带来社会的巨大变化，导致了许多人思想上的是非模糊，许多家长在教育子女问题上也出现了一些偏差。有的家长在孩子破坏公物、在公共场合撒野、无故同学等不良行径发生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闻不问。有的家长为了弥补孩子的“胆小”个性。竟毫不掩饰地要求孩子对其他同学要“以牙还牙”，“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要伯。有的家长自以为是，总认为孩子很小，孩子身上的许多缺点都被看成了一种天真的表现，对其缺点错误听之任之，不加任何管束。
父为子纲的封建思想在今天的许多家长头脑中、仍占有主导地位，在家庭教育问题上表现得更为突出，无论是“学富五车”的读书人，还是“目不识丁”的大老粗，很多人都将自己摆在了家庭的绝对权威的地位。孩子一不小心弄坏了家里的一件小东西，家长会大发雷霍。一次考试失误，家长会毫不留情，痛骂斥责。孩子如果在外闯了祸，那可更不得了，一顿臭骂自然少不了，拳脚相加也会接踵而至。50％的家长都会凭借自己的家长“权威”，去过分干涉孩子的生活，如私拆子女的信件、偷看日记等。在许多家长眼中，孩子永远都只是自己的附属品，残留着“孩子是私有财产”的封建宗教法制观念，他们不愿意或不善于让孩子取得和自己的平等地位，不懂得尊重孩子的权利和人格。
在教育内容上，现在的孩子处在“重智”与“轻德”的矛盾中。
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人们都对考试成绩特别关心，将目光一直盯在学生的考试分数上。到学校，家长首先看的是学生考试的成绩，问的是子女在班上的成绩排名；子女放学回家，家长首先检查的是学生的作业，辅导的是学生的课外练习；人们很少，甚至根本不涉及学生的思想品德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品德问题似乎没有什么问题，或者不需要像学习那样值得重视。“唯上大学才是人才”的人才观，“重智轻德”的教育观，让年幼无知的孩子失去了最佳的人格教育期，使许多孩子在“心理断乳期”、“人格成长危险期”中迷失了人生的航向，导致了许多恶性事件的发生。这些结我们的教训难道还不够多吗？
一、新形势下社会矛盾纠纷的成因与发展趋势
当前，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面广量大、触发点多、突发性强、升级快、主体多元化、内容复杂化的特征，特别是城市、城乡结合部、广大农村的矛盾纠纷呈多发状态。
(一)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主要类型。一是改革进程中因配套措施不到位引发的矛盾纠纷。当前经济社会正发生深刻变化，经济结构深度调整，改革开放继续深入，导致了一些社会矛盾纠纷的产生，尤其是征地拆迁、重大项目建设等矛盾纠纷更为多发。二是政府管理过程中因行政行为的偏差引发的矛盾纠纷。政府有关部门在实施行政管理过程中，与被管理对象之间因出发点的不同，也容易产生矛盾纠纷。近年来，城管、公安、交警等部门与被管理的摊贩、车主和群众之间的矛盾纠纷较为常见，计划生育、帮贫扶困工作中的矛盾纠纷也时有发生。此外，个别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不作为、乱作为也极易引发矛盾纠纷。三是市场经济深化过程中因经济利益冲突引发的矛盾纠纷。当前，利益冲突日益成为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根本原因。土地纠纷、民间借贷纠纷、承包合同纠纷、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纠纷和房屋宅基地纠纷、山林权属纠纷等涉及经济利益的矛盾纠纷也越来越多。四是突发性事件引发的矛盾纠纷。拖薪欠薪等劳资纠纷，交通肇事认定、赔偿和医疗事故纠纷等突发性事件也常常引发矛盾纠纷。
(二)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的变化和趋势
1. 类型多样化。在新形势下，矛盾纠纷已由传统的婚姻家庭、继承、赡养、邻里等民间纠纷扩展到征地拆迁、土地承包、劳动争议等以经济利益诉求为主要特征的新型矛盾纠纷。这类矛盾纠纷以利益冲突为特征，涉及政策、法律、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调处难度大，易形成上访和，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点、热点问题。
2. 主体群体化。当前很多矛盾纠纷，如由征地拆迁、重点工程建设等引发的矛盾纠纷，由于纠纷主体利益一致，要求相似，往往“一枝动而百枝摇”，易造成，有的群众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或者串联上访，或者鼓动、支持、参与集访。
3. 内容复合化。当前纠纷内容，往往同民事、经济、行政、治安和刑事交织在一起，特别是近年来因征地拆迁、环境污染等纠纷，数量增加，诱因复杂，参与者的合理诉求与不合法方式交织在一起，多数人的合理诉求与少数人无理取闹交织在一起，群众的自发行为和一些人的别有用心交织在一起，给调处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
4. 矛盾易激化。过去的纠纷多发生在个人之间，调处时当事人的情绪也较为温和，现在的矛盾纠纷多由利益冲突引发，且大多发生在个人或群体与企业、基层组织、政府部门之间，有些群众一旦发生纠纷就找政府解决，有时将矛头指向政府部门，导致个人与组织、干部与群众之间矛盾不断上升。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矛盾纠纷当事人抱着“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错误想法，为引起政府关注而采取越级上访、集体上访形式，以求解决问题，情绪容易失控，行为较为激烈，给矛盾纠纷的调处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和复杂性。
5. 群众片面维护自身权益。当自身利益与他人、集体、政府利益发生冲突时，有些群众片面要求维护自己的利益，只认对自己有利的“死理”，爱钻“牛角尖”，从而造成矛盾纠纷事态升级，调解难度增大。
二、我县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做法和基本经验
近年来，我县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解工作在各级各部门共同努力下，强化民生理念，着力构建社会纠纷排查调处体系，成为了化解矛盾、构建和谐大关的稳压器，确保了大关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五年来，全县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共参与调解民间纠纷15061件，调解成功14910件，成功率为99%。
(一)健全调解组织网络，扩大化解纠纷的覆盖面
一是成立县级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由局长任组长、副局长任副组长、各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领导组下设办公室在县司法局，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涉及人民调解组织领导、决策调研、部门协调、检查评比、总结
表彰等重大事项，及时组织召开领导组会议研究确定。二是指导各乡镇成立人民调解工作协调小组，负责组织协调本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及行政村、社区和企事业单位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遇有重大、疑难、复杂矛盾纠纷，实行领导包案、部门联动，集中各方力量，联合调处化解。到目前为止，全县9个乡镇均成立了以乡镇党委政府分管领导为组长、司法所负责人为副组长的人民调解工作协调小组。三是加强村级调解组织的监督管理，督促其成立人民调解工作小组，设置专门的调解室，就地就近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二)多管齐下，保证化解纠纷的质量
1. 加强司法所规范化建设。一是加大司法所的规范化建设力度，特别是加强司法所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建设。全县9个司法所均已设置了办公室、调解室、档案室，配齐了电脑、传真机、打印机等办公设备。二是建立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制定完善了学习培训、考核奖惩、目标责任、请示报告、内部管理、公开承诺、廉洁自律以及例会、统计、档案管理等制度，真正实现了靠制度管人、管事，有效规范了行政行为。
2. 加强调解能力建设。主要从业务培训、交流调解经验两个途径来抓。一方面，按照分级培训的原则，司法所主要对村(社区)及企业人民调解员进行培训;县司法局主要对乡镇、行业调解员的培训。另一方面，总结典型的调解经验和方法，加强对具体纠纷的指导，帮助调解员提高调解纠纷的能力。建立健全了以基本素质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教育培训制度，多次组织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参加计算机、常用法律法规等业务培训，培训内容包括素质教育、法律知识、业务技能等内容，培训率达100%。
3. 建立规范的调解工作秩序。以落实“四项制度”为突破口，全面规范人民调解工作。一抓排查制度落实。包括：日常排查、定期排查、专项排查和特别防护期排查，做到底子清、情况明、判断准，工作对路。二抓预警制度落实。实行矛盾纠纷信息奖励制度，发动广大调解信息员积极提供矛盾纠纷信息，把触角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角落，形成没有边界、没有范围局限的信息网络，确保矛盾纠纷“发现得了、预测得到、控制得住”。三抓调处责任制落实。按照“大事不出县、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问题不积累、纠纷尽早化解”的工作目标，对全县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进行全面梳理，并将责任落实到各司法所和责任人，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进行调处。四抓业务制度落实。针对人民调解工作缺失记录，受案、结案登记不全，归档资料收集不全，调解协议不够规范等问题，司法局和各司法所加强检查督导，要求各项记录及卷宗要前后衔接、环环相扣，既要将案件的主要事实记清，又要将处理意见、过程、结果记录在案，促进了基层调解组织业务规范化。
4. 积极探索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衔接机制。积极探索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衔接的工作路子，努力推动我县进一步形成“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牵头实施、相关部门协作联动、社会群众共同参与”的调解格局，提高政府行政效能，节约解决矛盾纠纷问题的成本。
5. 推行法律援助参与调解维稳工作机制。针对部分矛盾纠纷成因复杂、案情复杂、涉及法律问题复杂，调解难度很大的状况，将法律援助引入调解工作，充分发挥律师精通法律专业知识、接处案件经验丰富，以及居于中间人角色、容易取得群众信赖的特点优势，参与调解维稳工作。
6. 加强调解调处工作分析总结。根据工作需要，加强实地调研，按季度定期组织召开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分析会，及时分析当前社会背景对矛盾纠纷发生发展产生的影响，探讨解决重大的思路和策略，部署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具体任务和措施，有效将事件掌握在可防可控状态。
7. 突出重点，主动预防和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围绕县委政府关心的重点和难点工作，着眼推进我县有关征地拆迁、建筑施工专项调研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活动;有针对性地开展 “两会”敏感期以及重大节日等特别防护期排查调处;综合运用法律宣传、法律咨询等法律服务手段，积极向群众宣讲政策法规，排查消除矛盾纠纷隐患和少数群众的抵触情绪。
三、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们在做好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尤其是人民调解工作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从深入推进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建设的角度来看，也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
1. 调解队伍有待进一步加强。目前，在村、社区调委会中，调解员一般由村、社区干部兼任;乡镇调委会中，调解员一般由司法所工作人员兼任，而目前我县乡镇司法所全是一人所，人员严重不足。随着大调解工作的全面推进，调解工作力度越来越大，工作量越来越多，兼职从事人民调解工作已不能适应新时期调解工作的需要。因此，要加强专职调解员队伍建设，采取由政府买单的形式加强调解工作。
2. 保障力度有待于进一步加大。虽然根据有关规定，调解工作经费已列入年度财政预算，为调解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相 对稳定的经济保障。但随着大调解工作的推动以及人民调解工作的进一步发展，调解工作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纠纷越来越复杂，因此需要更多的经费来保障此项工作的开展。
3. 司法行政部门唱“独角戏”，人民调解工作尚未形成合力。绝大部分矛盾纠纷都涉及到多个部门，但这些职能部门对矛盾纠纷调处工作的重视程度和调处力度不够，甚至根本没有参与纠纷调处工作，使司法力量显得相对薄弱，陷于唱“独角戏”的境地。
4. 部分乡镇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落实不到位。矛盾纠纷的预警机制不够健全，信息不够灵，渠道不够畅通，许多矛盾在苗头和萌芽状态没有被及时排查发现，而是在矛盾爆发后才知道，这给调处带来了困难。
5. 重处置轻排查。一些乡镇重处置轻排查，超前排查意识不强，工作主动性不够，往往造成了工作的被动;职能部门的责任不清，许多矛盾纠纷原本在苗头和萌芽时就能解决的，却由于职能部门的责任不清，相互推诿而错过了调处的最佳时机，使得矛盾进一步加剧。
四、构建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的建议
为进一步提高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出工作成效，构建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结合司法行政工作实际，笔者认为，应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建立健全矛盾调解组织体系，筑牢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保障基础
1. 增加乡镇司法所编制，解决人员匮乏问题。目前我县乡镇司法所均为一人所，不能满足日愈繁重的工作需求，人员匮乏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建议用地方事业编制为每乡镇司法所配置1至2名事业编制，解决乡镇司法所编制、人员匮乏问题，确保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2. 注重发挥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作用，在人员、经费、装备上加大投入，形成县、乡(镇)、村(社区)、组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和矛盾纠纷调处体系。加强调解员队伍选拔任用和培训管理，及时总结交流矛盾纠纷调解的经验，探讨新思路、新办法，提高调处矛盾纠纷的工作水平。
3. 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的预防机制。一是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的调解工作方针，变被动调处为主动调处，将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消灭在始发阶段;二是加强矛盾纠纷分析，准确把握新时期纠纷和矛盾发生的规律和发展的趋势，增强对社会矛盾、民间纠纷的预测能力，提高调处率和成功率。三是建立重大疑难纠纷信息报告制度、社情分析调查制度、定期排查纠纷制度和专项治理制度。调解工作只有在对基层工作的基本了解的情况下才能很好的调解个案。各调解组织要对辖区内的农(居)户和企事业单位情况进行登记，了解家庭成员、社会关系和企事业的基本情况，能够做到大体掌握情况，在处理纠纷时能针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处理。
4. 加强人民调解与其他部门相互配合的工作机制。当前的社会矛盾纠纷涉及到各行各业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呈现出涉及范围广、触及层次深、牵涉对象多、表现状况复杂的新特点。要解决好这些矛盾纠纷，单靠人民调解是无法完全解决的，必须依靠各个部门之间的配合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才能及时有效地化解各种类型的社会矛盾纠纷。因此，要加强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工作中相互衔接、相互配合的调解工作机制;加强与、法律援助等部门的衔接与沟通，畅通受理纠纷的渠道;加强与劳动保障、医疗卫生等部门衔接与沟通，及时调解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热点、难点纠纷。
(二)畅通民意反馈通道，健全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
采取多层面、多途径、多形式畅通群众利益诉求渠道，及时了解群众需求，解决群众困难。一要进一步畅通渠道，真正发挥“第一关口”了解社情民意，教育疏导群众的作用。二要加强党政领导直接了解社情民意的通道建设，充分利用互联网、热线电话、领导接访日等民意反馈通道，为老百姓搭起民意表达、社会监督和对话协商的平台。三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人民团体、中介组织和民间组织的作用，代表群体反映诉求，并通过与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协商调解，促使问题的解决。
(三)提高全民法律素质，消除矛盾纠纷产生的认识误区
当前部分群众存在只要有事就得闹，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不信法，信上不信下，信大不信小的认识误区，导致一些矛盾纠纷的产生和恶化。要纠正这种认识偏差，舆论引导极为重要。
1. 加强法制宣传，实行标本兼治。调解已发生的矛盾纠纷，只是调解工作的一个方面，只能治“标”，调解工作更重要的目的是治“本”。一方面，坚持以防为主，狠抓法制宣传教育，努力寓调解于普法之中，寓普法于调解之中。通过电视、广播、网络、宣传单、宣传栏等有效媒体，扩大法制宣传的渠道，抓好公民的普法教育，提高公民学法、知法、用法和守法的自觉性，从而更加有效地避免或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另一方面，强化警示导向教育。把极个别胡搅蛮缠，以身试法受到处罚的典型做反面教材，让群众知晓，努力做到调解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狠刹“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歪风。
2. 大力提倡和谐社会理念。充分宣传“以和为贵，和气生财”、“远亲不如近邻”、“重义轻利，礼尚往来”等教化群众和睦相处、维护社会稳定的传统文明礼仪，并一以贯之，长期宣传。
(四)加大民生投入和社会保障力度，堵住产生矛盾纠纷的根源
社会矛盾纠纷的实质就是经济利益矛盾，利益矛盾已经成为其他各类矛盾产生的根源。因此，大力发展经济，积极改善民生、妥善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是化解调处各类社会矛盾纠纷的关键。
1. 健全公平的利益和保障机制。要努力创造平等竞争的社会环境，确保各利益主体在分配上机会平等。要建立健全良好的市场秩序，保障公平竞争机制运行，克服体制，打击不正当竞争，减少行政干预。要努力健全社会安全网，让弱势群体能及时得到社会救助，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从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2. 政府部门要让利于民。政府与民争利，群众受到不公正对待，就容易导致矛盾纠纷。在工作中，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多解决人民群众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不与民争利。
3. 努力缩小城乡和公民身份差别 。当前因身份差别和城乡差别导致补偿的巨大差异越来越被人们热议和指责，该现象的存在无疑曝露出社会的不公平、不公正，需从立法层面加以解决。
(五)讲究排查调解的方法，提高矛盾纠纷调解效率
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和坏境千差万别，在调处过程中必须特别讲究调解方法，对症下药，才能收到理想效果。
1. 端正对矛盾主体的认识。要坚持凡是老百姓有诉求的，必有其合理之处的理念，对矛盾纠纷当事人，尤其是对上访群众要持一种宽容的态度。要坚持安定团结、维护群众合法利益的原则，尊重事实，依法调处，不徇私枉法。同时对少数胡搅蛮缠，企图实现非法目的人要依法处置，坚决制止胡闹行为。调研中，不少基层干部呼吁上级部门在制定矛盾纠纷调处的相关政策时，不应一味求稳，甚至以妥协、退让等方式求稳，该严厉的政策要严厉。
摘要: 村民自治制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全国逐渐实行,村委会直选后村支部与村委会的矛盾日渐突出,影响了村民自治的发展。村两委的矛盾在本质上权利与权力的冲突，因此要建立村政运行的新模式，彻底解决两委矛盾。论文关键词：村民自治、两委关系、法理分析村民委员会自治运动已在 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展开，从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发》（以下简称《村组织法》）试行以来，我国的直接民主进程也在农村展开。村民自治运动因而对我国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它可能导致我国政治运行方式的整体的变化，而且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重视。也有人把它誉为我国农民的三大创造之一。（另两大创造为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和乡镇企业）。但由于农村直接民主的实行也引发了许多问题，其中最敏感的一个就是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关系问题。在实践层面表现为村两委（村支部与村委会）的冲突问题，在现阶段表现得非常尖锐。一、两委矛盾的历史其实两委的关系问题并非在现在才出现，早在我国人民公社解体以后，为填补农村的权力真空及无政府状态，农民自发地组织了村民委员会实行自我管理，并既而被我国1982年宪法所确认成为1982宪法的一大特色，也正式确立了村民委员会的性质及其法律地位。而党的支部在农村的建立可以追溯至革命根据地时期。因此可以说党支部在农村发展的历史远远早于村委会。但由于过去我国党政不分的体制及片面地强调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权，农村实际上的权力中心只有党支部，而没有另外的组织。撤社建乡以后，村委会渐渐发展起来。实际上在农村出现了两个领导中心。在村委会取得法律地位特别是在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组法>实行后，村民直选得以确立，两委关系问题随即出现，可以说两委关系问题是我国层层民主发展的产物，也是党政分离在农村引发的必然结果。关系问题早在党支部在农村建立起来那天就为两委关系问题产生埋下了伏笔。而由于强调党对一切的领导把问题掩盖起来。也是政权从全能主义到后全能主义 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由于两委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好，引发了许多其他问题，如村内耗严重，农民的权利没有很好的保障，党的政策无法真正落实及党的权威在农村下降等，村民的民主权利被虚置等等。因此解决好两委关系问题关系着农民的切身利益，也关系着村治的健康发展及党的领导的实现。二、两委关系问题的表现及实质分析我国《村组法》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物和公益事业，调节纠纷，协助维护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等主要职责。而《中国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第九条第二款规定:“村党支部讨论决定本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需由村民委员会村民会议或集体经济组织决定的事情，由村民委员会村民会议回集体经济组织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作出决定。” 两者在条文上明显地存在矛盾：一是重要问题与涉及村民利益问题交叉；二是由于农村的现状导致农村的事务错综复杂难以区分重要与非重要问题，导致党支部与村委会在许多问题上拥有同样的决定权，权责不分明。而在实践层面则表现为村主任与村支书的矛盾。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两者都有发言权，且两者的权力都有合法的来源。村主任的权力来源于村民选举，具有很强的合法性，而村支书的权力来源主要是由于中国党的执政党的法律地位决定的及历史传统（长期以来村支书都是唯一的权力中心）和是上级党委的认可。因此其合法性也不容质疑，并得到了民众的认可。因此村主任和村支书分庭抗衡导致了矛盾的激化。有的学者把两委矛盾分为个人间矛盾、组织间矛盾和权力间矛盾。个人间的矛盾是由于村支书和村主任在性格、作风等方面的不同引起的，组织间的矛盾是职权不明存在重合引起的，而权力间的矛盾则是政权与治权的关系，也是国家与农民间关系紧张的表现。也有人认为两委矛盾只是由于党委在新的形势下工作方法的落后和村运作不成熟引起的。由于村民直选村委后，党支部失去了过去一直以来直接插手村具体事物的途径和合法性而不知如何实现党的领导的恐慌状态。村委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认为自身的合法性来源于民众，而不需要党的领导，出现了“村委直选 ，支部靠边；村委领导，支部放倒”的现象。要把握两委矛盾的实质，我们有必要从两委所体现出的性质及其职权上来考察。从村民自治的发展历程看，村民自治是农民自己发明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物和公益事业，调节纠纷，协助维护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因此其职能主要表现为经济职能和关于切身利益的安全、健康及文化教育等。从现实情况分析，农民希望选出的村委会能抵制国家的不合理分派，替村民说话，也就是希望村委会起到保护人的角色 。历史上由于科举制度的废止，能起保护者角色的士绅阶层也随之消失，从而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的开始形成，农村精英的流失，导致国家与乡村之间的屏障的消失 。农民的保护责任无人承担，而导致国家权力的渗入，可以说村民自治是农民在寻找保护人的过程向过去的复归。这一点可以从农民的生存伦理上得到验证。斯哥特认为农民在长期的恶劣生存条件下形成自己的经济伦理 ，那就是“活下去”，除此之外，别无他图。农民的利益诉求也就表现为一种特殊的要求，得到生存安全的诉求，也就是说农民利益诉求表现为低水平的利益防卫。就是对正常基本权利的保护。从实际调查看，村民要求选出的村委能带领他们致富，这也表现出选举的动机来源于利益的追求。因此可以说村民自治是在农民追求一种保守型利益时发明的。村委会也寄托着农民想通过它实现自己的基本的经济的安全权利及生存伦理的希望，村委会是农民权利的体现者和主张者。而对这些基本权利的威胁可能来自强大的官僚国家。党的基层工作组织条例规定党支部是中国党的基层组织，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实现党对农民的领导，帮助农村发展经济，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实现国家政权对农民的控制，使之在党的领导下有序稳定发展，也就是实现国家对乡村的整合。中国党是中国先进的党，执政为民，从它诞生以来就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因此党的领导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国家的整体利益是一致的。但由于我国是后发型的国家，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现代化，因此在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为了国家的发展整体的长远利益，有可能牺牲一部分人的局部利益，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和阶层的分化。在这种压力型体制下，国家不得不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党委的权力就是体现为一定的国家控制权力，从国家政权本身的性质看它也是一种扩张性的权力。也有学者指出乡村自治是一种国家政权重建的方式。因此党支部所体现的其实是一种权力。权利英文表示为right，按照〈〈布莱克韦尔政治百科全书〉〉的定义：“① 描述一种制度安排,其中利益得到法律保护,选择具有法律效力、商品和机遇在保障的基础上提供给个人。②表达一种正当合理的要求。即上述制度安排依法建立并得到维护尊重，权利似乎突出地代表了个人主义价值，我们在权利被认为是在严肃保障个人或人们的一些利益具有重要意义时才论及它们。”因此含有权益、主张、给他所应得之意。在西方往往与自由这一概念相联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没有自由便没有权利，更没有利益。而权利的主体一般表现为个人或组织，它是人民在与国家权力斗争中从国家权力那里获得的，因此从一开始权利就是与权力相对立的，一直与权力进行斗争，进而扩大了权利的范围。因此它具有个体性、保守性（消极被动性）、防御性。权力呢，英文表示为power、authority，〈〈布莱克韦尔政治百科全书〉〉的定义：“权力在最低限度上讲是指一个行为或机构影响其它行为者或机构的态度和行为的能力，霍布斯把权力定义为一种因果关系，是一种主动出击的‘行动者’和被动的承受对象之间的因果关系，韦伯把权力定义为在社会交往中一个行为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其它行动者之上的一种可能性”。含有控制、权威、扩张之意。它是历史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产物。马克思经典作家认为权力是国家所有的，是统治阶级通过国家进行管理控制社会的手段。因此它一开始就带有控制性、扩张性和权威性、主动性。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权力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对大众进行空压榨的手段，是少数人享有的特权。权利则是大众与权力斗争的产物，因此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权利和权力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一部权利发展史也就是一部人民与权力的斗争史。大众在与神权、皇权的斗争中慢慢解放了自己，赢得了权利。在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阶级差别，人民享有了管理国家的权利，因此国家权力也就转化为人民大众管理自己事务，实现人民大众整体利益的 工具。权利与权力的对立由于阶级差别的消失，人民整体长远利益的一致而消失。但是由于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现代化的时期，国家为了长远利益而对各个个体的利益进行整合。在整合过程难免损害一部分人的局部利益，但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另外，在权力运行过程中，如果没有很好的监督制衡手段，它自身仍旧回堕落为损害人民权利的暴政、暴力，也是由于它本身的扩张性、控制性决定的。也就是说在农村权利与权力的冲突在一定范围内，一定时间内是存在的，也是不可回避的。村支部与村委会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为权力和权利的冲突。三、 构建新的农村政治运行模式，调和权利与权力的冲突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要调和村委会与村支部的矛盾，则需要重构农村政治的运行模式。我国农村政治运行的参与者有主要三个：村委会、村支部与村民会议。笔者所构建的三者的适当关系可以用下图表示：相互制衡 村委会 村支部合作监 监督 督村民会议从图中可以看出，村委会与村支部要同时对村民会议负责，接受村民会议的监督，村委会与村支部两者之间是制衡与合作的关系。村委会与村支部两者之间通过制衡和合作达到制衡权力与限制权利滥用的目的。因此我不赞成村委会或者村支部一肩挑，这只能导致权力腐败和对权利的损害，在现实中更可能导致支书角色的不明。村民会议对村委会的监督比较容易实现。难的是村民对村支部的监督。因为村支部是党的基层组织，按照法律和党章的规定，对村支部的监督权只能由党员和上级党委来行使，但没有自下而上的监督是不完善的，也是无力的。要实现村民对村支部的监督，山西河曲的“两票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手段，但仍需完善。本人认为更为有效的办法是建立村委会和村支部两者的联席会议共同对村民负责 ，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问题村两委班子共同协商作出决议，在协商过程中两者各自发挥主动性地位平等 共同对村民会议负责，这需要要重新修改法律、党章和在时间中探索，从制度上确立村民对党政联席的监督，如可以在村民自治章程中明确。这并没有消除党的领导的可能性，因为如果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党支部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带领群众发展经济，切身为村民着想党的权威自然回树立起来，党的领导也自然能实现。若不然即使口头上天天强调党的领导，利用强制手段让村民服从党的领导，党的权威最终也不可能实现，反而会削弱。村支部和村委会的职权不明也是两委之间冲突的重要诱因，因此有必要在制度层面明确划分，做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各司其责与分工配合，如可以采用村规民约等手段健全职责划分。另外要提高党员素质与开创党支部领导的新局面，创新领导方式与方法，党要适应村民直选的形势，农村党组织的权威要通过民众的确认，能不能得到群众的挑选与承认是新时期党评价党员素质的标准，党的领导必须要通过切实地为人民谋利益，身体力行“三个代表”才能建立其“合法性。”参考文献：徐增阳 任宝玉 ： 《一肩挑真能解决“两委”问题吗？》 载于 《中国农村观察》 2009年第1期吴理财：《村民自治与国家政权建设》，载于《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1期季丽新： 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4期戴维米勒 未农波格丹诺著：《布莱克韦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邓正来中文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肖唐镖邱新有著《多维视角中的村民直选——对十五个村委会选举的观察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报2月版詹姆斯;斯哥特著《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生存与反叛》 程立显 刘建芝等译 译林出版社2001年7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