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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时代——中国动画教育发展的时代背景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短短的几年之间全国已有近200家大学开设了动画专业。回望过去，中国社会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发展建设，市场经济环境逐渐形成，按市场化、经济规律办事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随着中国的入世，各行各业都在逐步与国际接轨，文化教育和信息产业也正面临着挑战。其中艺术市场经过20多年的快速壮大与发展，空间已变得相对有限，那么必然要寻找新的社会需求增长点即新的艺术教育专业发展的空间。而动画教育与动画游戏产业的前景在经历了相当长期的痛苦酝酿之后，很快将要形成一个巨大的经济增长点，这个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动画产业，早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重要支柱产业。据国际权威机构统计：2002年，全球动画产业的产值是268亿美元，2003年预计是310亿美元。韩国和日本的动画产业的产值都超过了汽车业。在拥有儿童3.9亿的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市场，动画游戏业现在已经被世界各国普遍看好，被称为是21世纪最有希望的朝阳产业。集艺术与科技于一体的动画游戏艺术，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青少年最易于接受的文化教育的主体部分，不仅标志着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状态，更关系着未来的文化传承。目前，美国、日本和韩国动画游戏的盛行不仅给中国带来经济的流失更带来传统文化的断层。
韩国和日本因国地狭小，受制于物质化的传统产业发展没有大的空间与前景，转而大力发展不需要消耗物质能源的文化产业。韩国将动画产业看作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支柱产业。韩国文化振兴院是政府出面组织的非政府组织，设有社会各界专家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和论证委员会。他们在各地的办事处分析当地的市场情况，向政府提供建议，政府据此组织企业进行投资。前不久韩国又推出了“卡通振兴5年计划”，决定从今年开始到2007年，将韩国国内卡通市场规模从现在的5万亿韩元增加至10万亿韩元，并将通过国家及民间共同融资2000亿韩元。可见，韩国政府是非常重视和扶持动画产业的，他们在按照市场规律有步骤有组织地运作。
动画教育与动画游戏产业潜在的巨大市场和中国动画发展人才奇缺的矛盾，正是全国艺术院校发展动画教育的历史机遇。中国动画教育办学历史最长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动画专业，1999年以前，它还是美术系中的一个专业。到了2002年，正式面向社会招收学生的动画专业院校已达四五十家左右，2003年达到70家，到2006年初已有200多家。发展速度是非常迅速的，但同国际上动画产业比较发达的美、日、韩动画教育院校相比，在中国的动画教育院校还是很少。因此，中国动画教育同样处于刚刚起步的初级阶段，全国的动画教育的现实状况基本如此。
一个学科的发展是否健康成熟，看一看该学科教材体系的建设与相关论文的数量与质量就可以有一个起码的判断。在目前这种大的环境下，教材从质量上暂不去讲，仅从数量只有有限的几本、并且多数专业教师多是从美术教育转过来的来看，动画知识、技能有待学习提高，教学经验有待总结完善，继而丰富。总体上师资严重匮乏，更谈不上成功的经验了；动画专业教育基础体系远没有形成，更谈不上完善了。而这些都是发展中的必然，有空白就需要弥补；不完善，就有机遇。
二、动画教育跑马圈地，发展后劲尚未明晰
动画教育院校风起云涌，以招生数量来跑马圈地，不是长久的发展之计。用扎实的基础工作，从系统工程上做起，并且一切还得从实际出发，根据每个院校的自身基础条件与特点，认清动画教育发展的大趋势，确立符合本身特点的长远发展目标，走出特色发展之路。目前全国的动画教育从某种角度看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机遇同样也是平等的。任何事业的成功运转都有一个起步、开始、发展、成熟、完善的过程，因此,作为动画教育者要切实从基础一点一滴做起。在目前这一阶段，大多数的动画院校的专业师资只有一到三名，自己培养师资需要一定的培养周期，而且，优秀的师资还需要相当时间的实际创作教学经验才可能成为优秀的教师。所以，条件如此，事业还不能等待，我们能做的，也应该做的只有从实际出发，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从师资队伍和教材建设做起，尽可能充分地利用、整合好现有的动画教育资源，逐步确立并完善整个动画教育体系。如果说有竞争，也要分清主次，分清竞争对象。也就是说外国动画与中国动画的竞争、外国动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竞争是目前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而国内院校之间更多是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在当前的环境与条件下要保证动画教育的发展后劲，实现国内动画教育院校多赢局面。
三、学院教育与社会实践（产业）的关系
教学是动画艺术专业的主体，科研是教学的翅膀，实践（产业）是教学的试金石。三者互相依靠，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
大学作为教育机构，是以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为目的。教学自然是其中心环节，一切的活动必然围绕教学而展开。但是时代是在不断地发展进步的，尤其在信息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知识的更新速度也是相当快速的。如果没有与社会进步相适应的科研和实践的促进，学生学到的知识很快就会不适应社会的需求，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教学就是失败的教学。所以教学并不能脱离科研与实践而自行其事，必须有科研与实践的相辅相成。同样，过于注重科研与实践（产业），偏离了以教学为主线的原则，又使得学生所学的知识变得偏颇狭隘，缺少系统性、普遍性。影视是一种综合艺术，它包含了文学、语言、表演、戏剧、舞台、音乐、舞美、灯光等。动画艺术作为影视艺术的一种特殊形式，既有影视的一般属性，又有动画艺术所特有的属性，如动画艺术中的演员不是真人的表演，而是艺术家创造出来的虚拟形象，但其所做的表演又来源于生活中的真实。因此，动画艺术的教学有其自身相对的特殊性，它本身就是一门实践性相当强的学科，这样就要求围绕实践的学习环节更多一些。当然，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都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都需要有一个从起步、过渡到逐渐成熟，到全面完善的发展过程。我们所希望的是这个过程不要太曲折，太漫长。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试验，国际影视动画产业大鳄已对中国的影视动画市场虎视眈眈，我们的传统文化势必受到冲击和影响，动画教育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应进一步加强。
四、中国动画教育与产业的繁荣需要大动画的艺术教育概念
1.传统思维定式的制约。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有优秀深厚的文化底蕴，有优良的人文传统，这是我们的优势。同时，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另一方面传统也有制约我们思维方式的弊端，这样说并不是排斥文化传统，而是要提醒我们自己不要被传统所羁绊，裹足不前。在动画艺术的创作上，动画是一门对想象力和夸张力都有非常高要求的艺术，传统的思维定式制约了想象力和夸张力的发挥。如何突破思维定式，开启思路，这是中国动画人的共同课题，传统的思维定式制约不仅仅只是体现在动画艺术的创作上，体现在教学、科研与生产实践上，体现在动画教育与产业的各个环节，每个环节都需要相应的专家或学者去研究解决。
2.文化底蕴与视野的制约。一方面，动画相关的资料与信息的缺少，交流渠道不是很通畅，与其他相关的姊妹艺术如音乐、文学、戏曲等的交叉、交融不够。动画艺术生产创作与商业运作环节的连接不充分，动画行业环境氛围有待建立。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从事动画艺术的从业人员在对文学功底的积淀的重要性上存在一定的忽视。动画艺术不仅仅是动画技术的问题，更多的是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对生命、历史、人文的认知与思考的问题。在人才的培养上应有意加强学生的文学素养的积淀，同时，相关环节如动画编剧、导演等又与传统电影电视编剧、导演的相互认知与参与上存在断层，也制约了动画艺术的发展。这些都是急需动画教育去解决的问题。
3.行为方式的制约。有时很多人做事经常爱抱怨，这个条件不具备，那个困难大，没有这个，缺少那个，困难讲了一大堆，缺乏认真对待困难和问题的态度和积极研究怎么利用现有的条件达成目标的求实精神。
五、抓住发展机遇,繁荣中国动画教育
综上所述，抓住目前动画教育与产业在新技术为载体的信息时展的千载难逢之发展机遇,把我们的动画教育与产业迅速发展壮大,以动画形式为载体,以动画教育为手段,以中国文化为核心,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学会不要把问题复杂化。如果我们中国的动画能够认真从以上几个方面逐一落实，认认真真，不急不躁，充分整合与利用好现有资源，解决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从思维上、根本上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提纲挈领，那么动画艺术教育与产业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再创新的辉煌。
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人学率已经超过15％，高等教育正式从“精英教育阶段”进人到“大众化教育阶段”。高等教育走过精英教育阶段后，在大众化教育阶段还要不要精英教育，对此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虽然承认大众化教育阶段仍然存在“精英教育”，但却混淆了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与精英教育阶段的本质区别；一些学者仅从“大众化”概念的表象出发，试图用“量”的扩张来说明“质”的下滑的合理性，进而对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提出质疑。
对“精英教育”这个概念在认识上的分歧，必然造成指导思想上的自行其事和实践上的各取所需，进而对高等教育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因此，重新审视“精英教育”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科学内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精英教育是伴随教育发展过程而出现的一个概念。当教育发展成为一种特权之后，它只能为所谓的“精英阶层”所享有。这其实就是一种为“少数人集团”服务的“英才教育(elististeducation，也译为精英教育)”。“英才”即精英，是指“由于具有权力、才能、财富等而被视作最好或最重要的社会集团”[1]，很显然，按照今天的精英标准，当时所谓的英才未必人人都是精英。随着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日渐明显，欧洲各国也越来越重视精英教育。对精英的选择逐渐摆脱了“政治经济的阶层”标准，而偏重于通过心理测验等等精确而公平的选择方式[2]。1957年，前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美国朝野震惊，以科南特、里科弗为代表的要素主义教育学者猛烈抨击美国在与前苏联脑力战役中失败的原因是“对优秀智力的漠不关心”，强烈呼吁要重视“智慧的训练”[3]。美国随后制定了精英教育的政策和法规，特别是1958年《国防教育法》出台，提出“为了国家安全必须选拔我国大批的天才儿童，并努力进行天才教育”[4]，把精英教育的作用提升到国家存亡的高度，这一时期，精英教育的发展可谓登峰造极。至此，不论历史上关于精英的评价标准有何变化，精英教育一般都是指一种优秀人才的培养模式，它的主要功用是“教育和培训经过严格选拔的学生，以使他们适应需要高标准和高度创造性的脑力工作”[5]，这是从人才培养质量的维度上理解和使用“精英教育”一词，它既适用于基础教育领域，也适用于高等教育领域。1973年，马丁·特罗教授根据他对美国高等教育历史的研究，首次提出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即按照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适龄人数占全部适龄人口的比例(毛入学率)，将高等教育发展过程划分为精英教育、大众化教育和普及教育三个发展阶段。他把高等教育毛人学率小于15％的阶段定名为精英教育阶段，并总结归纳出这一阶段高等教育体系的结构和特征。他的有关论文报告在OECD举办的国际会议上发表后，“精英教育”阶段这个概念被世界各国教育界广泛认同，并用以衡量本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自此，精英教育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成为按照量的规定来划分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称谓，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第一阶段的标识。于是，精英教育的概念就具备了双重涵义：或指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精英教育阶段，或指一种以培养社会精荚为目的的人才培养模式。当从后一个角度来使用精英教育一词时，人们往往习惯于按照高等教育发展第一阶段(精英教育阶段)的一些质和量的特征来把握它的涵义。
正是因为精英教育这一概念在发展过程中有了较大的变化，所以对精英教育的理解出现了很大的分歧。特别是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之后，人们对“精英教育”的理解仍然停留在过去的基础上，而忽视了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与“精英教育阶段”的所谓“精英教育”的必然联系与本质区别。一些学者即使把“精英教育”理解为一种人才培养模式，但对精英教育的范围界定也存在较大差异。有的学者认为“精英教育”是专指高等教育领域的人才培养模式；有的学者把所有高于本科层次的硕士生、博士生教育视为精英教育，而把所有本科、大专、高职层次的教育均统一到大众教育[6]；有的学者则坚持精英教育至少有两大块：一块是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教育；另一块则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所培养的本科精英人才，也应属于精英教育[7]。还有一些学者指出，精英教育涵盖国家的整个教育层次系统，即不论初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存在精英教育。
“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发展，不是不要精英教育，而是要更加保护精英教育，政府必须支持、保护、发展精荚教育，这是政府和全社会的责任”[8]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的创始人马丁·特罗教授的这段话，表明精英教育在大众化教育阶段不仅必然存在，而且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大众化教育阶段毕竟不同于精英教育阶段。进人大众化教育阶段以后，高等教育不仅表现为量的扩张，还主要表现为质的转变，即在教育观、教育功能、课程与教学形式、学生经历、领导与决策、学术标准、学术管理、入学与选拔、院校管理等方面发生根本变化”[9]。如果说前一阶段对精英教育的把握还主要是从“量”上分析，那么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则更强调“质”的突破。
随着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精英教育的外延在不断拓宽，内涵在不断丰富，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精英教育与精英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在教育理念和价值取向上已经大相径庭。如果不给“精英教育”赋予新的内涵，或继续用前一阶段的精英教育模式来指导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不但高品质的精英教育发展得不到保证，而且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也会受到阻碍。
首先，两个“精荚教育”不是同一个概念，其内涵存在质的区别。前一阶段的“精英教育”虽然也包括“培养模式”意义上的涵义，但其本意是对高等教育发展过程阶段的划分，是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这一发展阶段的指谓。虽然马丁·特罗教授本人也承认，这一数值没有统计学上的意义，不是一个固定的区别标准，各国可以对精英教育阶段标准进行新的划分[8]，，但15％这一数值毕竟得到了多数国家和学者的认可并采用。而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不再具有划分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功能，而是专指存在于高等教育始终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在质上具有规定性，但在量上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由于各国教育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其精英教育规模不可能用一个标准或尺度衡量，它是一个动态数值，其决定因素既有国别间的横向差异，也有一个国家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纵向变化。其次，两个“精英教育”的教育对象选拔墓础存在质的差别。在精英教育阶段，因为人学人数极其有限，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均被视为精英教育。进入精英教育的教育对象是进入高等教育的全体学生，其教育对象选拔的基础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其毛入学率的计算基数是全体适龄人口数。在精英教育阶段，“精英教育阶段”同“精英教育”(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同人才培养模式)基本处于“全包”的关系，而在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同高等教育发展阶段不是“全包”的关系，它本身处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的第二个阶段，二者属于“被包含”与“包含”的关系。大众化背景下接受精英教育的对象，不再是全体进入高等教育的学生，而是其中一部分优秀学生。因此，其选拔基础应是可进入高等教育阶段的少数优秀学生，其计算基数不再是全体适龄人口数，而是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
由此可见，在精英教育阶段，整个金字塔都被视为精英教育，而在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只能是接近这座金字塔塔尖部分的优秀学生。尽管大众化教育阶段金字塔的塔基在不断扩张，进入金字塔的门槛也在降低，但进入塔尖部分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第三，两个“精英教育”的实施主体在学术地位上存在质的差别。前一阶段的高等教育机构数量较少，既然同属“精英教育阶段”，也就基本上承担了精英教育的任务，其教学计划和人才培养目标没有多大的区别，因而也就不存在重点院校和普通院校之间的分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与高等教育多样化的过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9]。特罗教授把高等教育多样化定义为“对应于规模的扩大，新阶段的要素成为制度和结构，整个高等教育多层化、多元化的过程”[5]。可见，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高等教育机构的数量、种类、形态和职能呈多样化的发展趋势。高等教育资源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激烈竞争中必然进行分化和重组。高等教育机构在国家的宏观调控和高等教育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在层次上按照本科教育和专科教育，在办学模式上按照研究型、教学研究型和教学型进行重构，并带来办学职能的重新分工、人才培养目标和办学目标的重新定位。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不再由全部高等教育机构承担，而只能由研究型教育机构和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的专业学科来承担。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大众化阶段的精英教育日益表现出国际化趋势，现代性和开放性更加显著，学校的目标定位不再满足于立足本土，而是强调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对精英学生的吸纳也跳出了本国的界限，向世界开放招生，表现出跨国界、多文化的特征。
第四，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的入学选拔标准将出现质的提升。在精英教育阶段，高等教育入学选拔标准一般采取刚性指标，其衡量学生能否入学的标准都是一维的，刚性的，并且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和统一招生。不管考生报考何类学校，都是采用一个评价标准。虽然国家通过改革招生考试制度，对考试科目和内容进行了改革，录取分数线根据各省(市、自治区)的招生指标划定，但结果是照顾了“公平”而牺牲了“效率”。进人大众化教育阶段后，随着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和社会对各类人才需求多样性的凸显，多样性必然成为大众化教育阶段的重要特征。这种变化随着高等教育机构办学模式的重新定位而出现多样化的入学选拔方式，这在已经进人大众化教育阶段的国家可以得到证明。大众化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入学选拔方式在向柔性化、开放式转变的同时，更加突出高排斥性和高选择性。而对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而盲，其历史使命决定了入学选拔方式必然是“柔性化、开放式”与“高排斥性和高选择性”的统一，并侧重后者。因此，国家对高等教育关注的重点要逐步由面向“全体”的高等教育转向面向“精英”的高等教育。中央政府只抓“精英教育”层面，实行全国统考统招，为优秀考生进入精英教育机构接受精英教育打通渠道，而将非精英教育交由地方政府操作。
正是由于对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的内涵缺乏正确的理解，因而出现许多有违精英教育规律的现象。例如，不了解现阶段精英教育只能是金字塔的塔尖部分，有的学校不顾自身的历史和条件，盲目追求发展精英教育，盲目攀高和追求升格，勉为其难地搞所谓精英教育。又如，没有弄清现阶段精英教育的入学选拔方式是“柔性化、开放式”与“高排斥性和高选择性”的统一，有的精英教育机构在招收学生的时候没有做到高排斥性、高选择性，使大批本可以接受高等精英教育的优秀青年被人为地边缘化，而一些不该或本不适合进入精英教育机构的青年却抢占了这些优质资源，使精英人才的选拔通道受阻。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有些精英教育机构为了眼前的利益，明显越位，搞短期行为，发展非精英教育，同一般高等教育机构争夺非精英教育生源。这些现象既损害了教育公平，又降低了教育效率，严重阻碍了我国高等精英教育的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大众化教育阶段之前的“精英教育”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阶段划分的数量概念，兼具“发展阶段”和“培养模式”的双重涵义，处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的第一阶段，是建立在适龄青年总量基础之上的数量概念。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不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而是处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的第二阶段，是建立在高等教育总量基础之上的数量概念。前者侧重强调量的划分，而后者侧重强调质的本质。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建议用“高等精英教育”代替被泛化的“精英教育”，并赋予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高等精英教育的定义：高等精英教育是指建立在高等教育总量基础之上的、由精英教育机构承担、具有质的规定性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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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试”的危害有目共睹，但却“屡禁不止”，说明有其深层原因，就是高等教育“供求”关系长期严重“失衡”，“求”一直远远大于“供”。
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本应同步发展，应随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步从精英教育变为大众教育，在学人数占适龄人数的比例在15％以内为精英教育阶段，以上为大众教育阶段。据统计，我国目前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仅为4％左右，远低于1994年的世界平均水平（15.3％），而我国愿意上大学的生源数量远远超过大学的招生数量。很明显，高等教育在中国目前尚属稀缺资源，这必然要形成“过度竞争”，无论人们多不情愿，只要这种状况不改变，过度竞争自然要向中、小学蔓延扩展。由于大学容量太小，高中的发展也受到严重制约，致使多数初中生无法升入普通高中；为了上大学，人们只有千方百计考上高中，尽可能考上重点高中；要上高中尤其是重点高中，又要千方百计上重点初中；要上重点初中，就必须“从小抓起”，结果本应天真浪漫、嬉戏玩耍的儿童不得不背起沉重的学习负担。这种过度竞争持久不退说明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高度膨胀，但反过来看，这种“需求高度膨胀”又恰恰是高等教育大发展强大、积极的动力，如果没有这种动力，高教反而难以发展。这说明，近20年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中国教育此时面临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转变，也只有高等教育大众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应试教育。
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大力发展民办/私立大学，世界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过半是私立大学，从哈佛、耶鲁到庆应、早稻田……私立大学可说是高等教育的顶梁柱。中国一直有私立办学传统，所谓“私塾”曾是教育的主流，近代虽引入现代化学校、建立现代化学制，国家对教育取得主控地位，但私立学校仍有不小的空间，不仅有大量的私立中、小学，而且有相当数量的私立大学，如南开、燕京、辅仁、金陵、圣约翰、光华、中法、之江、复旦、齐鲁、协和、湘雅、华西……后，对教育实行“全包下”的方针，从1950年起开始接收私立大学，到1952年私立高等院校的接收、改造全部完毕，高等教育完全由国家垄断。这种高等教育体制，与逐步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相适应的。
但最近20年，中国进行了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导向的经济、社会变革，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社会的变化和经济的发展使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迅速膨胀，而高等教育制度实际却仍以计划经济为基础，一直没有根本性变化，与社会发展极不协调。虽然从80年代中期起国家重新允许创办“民办大学”，但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中，民办/私立大学的大发展毫无可能。除去政治的、观念的原因（如所有制、计划体制、教育是“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等）外，发展民办/私立大学一个难以突破的瓶颈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严重限制。城乡“二元化”，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主要特点。从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到1958年通过“户口登记条例”，这种二元结构被固定下来，公民因此被分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两种壁垒森严的不同身份，而占人口少数的“非农业人口”一直享受着由国家提供的比“农业人口”多得多的各种“优惠”。几十年来，要想“农转非”几乎“难于上青天”，而考入中专以上的学校，则是广大农村青年可以凭自己努力“农转非”甚至“当干部”、改变“身份”的少数渠道之一。然而民办大学则无此功能（权力），不能转户口、没有干部指标……农村学生考上民办大学虽然能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但目前国家批准具有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民办高校也只有24所），但仍然无法改变其“农民”身份，更难成为干部/公务员/官员，而私立大学的学历目前仍未得到国家承认，其他更不必论。所以，这些学校根本招不到较好的生源，也无法大发展，这样怎能产生与北大、清华比肩而立的民办/私立大学呢？只有在两种条件下，民办/私立大学才能获得质、量的大发展：或是它们获得与国立大学同等的权利/权力，或是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从根本上废除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的“身份制”（如果说这种体制在建国初期为了加速工业化还有一定合理性，现在则很难说“合理”，甚至已成社会发展的障碍，对教育发展的影响亦证明了这一点）。否则，民办/私立大学的发展空间极其有限，高教大众化也难以实现，应试教育也不可能根本改变。
应该认识到，民办/私立高校与公立高校的区别只在于投资渠道的不同，二者在其他方面应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国家应公平对待民办/私立高校的师生，其学历证书具有与公立高校同级同类学历证书同等效力。当然，国家要对民办/私立大学进行严格的审批、监督，严格、科学地对其办学水平进行监测。但这种监管（不是具体管理、干涉学校内部事务）的目地是为了促进民办/私立高校的健康发展，而不能将其视为“另类”加以歧视。在严格监管的同时，国家更应对民办/私立高校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对其用地、用人给予适当优惠。总之，要用政策导向使社会和私人资本流向教育领域。
进一步说，民办或曰私立大学是否发达，也是“社会”是否成熟、发达的重要标志。衡以中国之现状，我们只能说，中国尚处为时不短的社会转型期，“公民社会”才刚开始产生。
二、考试的是与非
中国社会“二元制”结构短期内不会有根本性变革，教育的格局也难有根本性变化。在这种现实条件下，高等教育和中小学的优质教育长期将均属“稀缺资源”。如何分配这种稀缺资源，是任何教育体制的“制度设计”都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这更是我国教育“制度设计”的一个基本背景。离开这一基本背景来谈论“教改”，如果不使情况更糟，起码是难中肯綮。
从原则上说，所有适龄青少年都有分享这种稀缺资源的权利，但实际上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分享的机会，因此不得不设计出种种方法、制度选拔少数、淘汰多数。可以“举荐”，如凭血统、家庭出身、家长的政治权力、本人的表现（古时是“举孝廉”，现在是“三好生保送”）等作为推荐的标准；可以考试，以考分作为选取的标准；可以用金钱购买，把教育作为一种产业；可以抽签，如现在某些地方小学升初中实行的“电脑派位”；可以按地域分配，如“就近入学”。虽然种种方法各有利弊，但每种方法的利弊并不完全相等，历史表明，相对而言只有考试制是利大于弊。
当然，考试必然会有种种弊病，对此确不能忽视。但在恢复高考制度二十余年后的今天，一些人似乎更多地看到了考试制的各种弊病，因而患了“历史健忘症”，忘记当年废除考试制必然带来的更大的弊病，甚至荒诞不经、费尽心机地要为当年的“推荐制”寻找某种“合理性”，并想以此来补考试之弊，这的确是“吃错了药”。“推荐制”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有一个完全公正无私，能了解、洞察学生一切，并不受各方干扰、压力，将最优者推荐上去的“推荐者”。但实际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推荐者”，因此，“推荐”实际成为“走后门”的同义语，“”废除考试、实行“推荐”的“教改”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现在还有少数“推荐”名额，原本是为补考试之弊，但在许多地方实际成为权势者子女享受的特权，亦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有人提出扩大高校招生自、扩大校长的招生权来补考试之弊，但这种观点忘记了中国的大学并不“独立”，而同时还是一个行政单位，校领导都是有行政级别的，在这种权力架构中，如果扩大校方的招生权力，校方实际很难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即便在现在，每到招生时有关人员已为来自各方的电话、“条子”所苦，感到难以招架，如果再扩大校方的招生权限，其后果可想而知。“电脑派位”、“就近入学”原本是一些地方为减轻中、小学学生的学习负担而进行的入学改革，但在实际中，凡有权力有关系者，子女统统成为“择校生”，广大没有关系、权势的家长也想尽一切办法“拉关系”交钱，让自己的孩子“择校”。之所以要拉关系是因为“择校”严格说并不合法，所以如果没有“关系”有钱也交不上，用广大家长的话说就是“拎着猪头也找不着庙门”，“想交这几万块钱还要求爷爷告奶奶”。由于择校费并不是公开的明码标价，而是“看人下菜碟”，根据“关系”的亲疏、权力的大小决定“择校费”的多少，少则几千元，多则好几万元。在这种“运作”过程中，充满了惊人的黑幕。所以广大家长不禁发出“还是考试好”的感叹。更严重的是，这种政策实际上剥夺了贫寒人家子女原本凭考试的“高分”就能享受优质教育的权利。即便在美国，收费昂贵的私立中学也十分注重考试，贫寒人家子女只要考分高，就能免费（免学费甚至免食宿费）被“择优”录取。教育产业化无疑是教改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正确方向，但这就更要有考试制使贫家子女能凭高分享受优质教育，而不是一切都由金钱决定，因为教育毕竟是种特殊商品，这不仅是国家培养人才、发展文化的需要，更是一种基本权利；同时，要防止现在已很严重的一些学校滥卖文凭和某些权势者拿公款买文凭的现象在“教育产业化”的名目下合法化。
也就是说，如果真想以“推荐”、“扩大校长招生权限”、“电脑派位”、“就近分配”等方法来补考试之弊，如果要使教育产业化改革健康发展，那实际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要对现在的教育权力结构、行政体制作相当大的改变。在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之前，在教育权力结构、行政体制没有较大改变之前，这些措施不仅不能补考试之弊，而只会使腐败更加严重。改革，需要一定的“路径依赖”，当所依赖的路径并不存在时，改革实际无从下手；若不考虑“路径”问题而执意“向前走”，很可能欲速不达，甚至与原来的目标南辕北辙，所付成本之巨将远远超过人们的想像。
考试制度确有十分严重的弊病，但它的最大优点就是相对公平，即以考生的分数而不是考生的家庭出身、血统、背景、关系、金钱以及弹性极大的所谓“表现”作为录取标准。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就知道“推荐”弊端丛丛，远不如考试，所以在几千年前选拔官员时就以考试的“科举”取代了推荐的“举孝廉”。不问家庭出身、背景的考试制，把个人的能力、才学放在首位，无疑是对把家庭出身、背景放在首位的“身份社会”的否定。而推荐制的实行，恰恰是使一个阶层可以相对流动的社会向阶层壁累森严的“身份社会”的倒退。当然，考试的成败对某些个人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总体而言却是公平、正常的。对少数因偶然性而落榜的考生来说，的确不公，但若因此而否定考试，则会对绝大多数考生更为不公。当然不能说每一个考分低的学生就一定不如每一个考高分的学生，但如果作群体性比较，高分群体对知识的理解、掌握和运用能力确高于低分群体。现在有种颇为流行观点，将“高分”等于“低能”；还有人认为：“那些在历次考试中获胜的学生，他们的证书文凭是以牺牲创新能力为代价而取得的。”照此逻辑，本科生的创新能力要低于专科生，专科生的创新能力要低于落榜生，而创新能力最低的应是北大、清华的学生。这与事实明显不符，事实说明，从总体上说，考分就是考生水平、能力的体现。
由于考试的优点明显，所以这一方法被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面对的考试会越来越多，几乎各行各业都要经过考试才能获得上岗的资格。如开车的要考驾照，想开出租车更要考“五证”，当厨师的要考级，烧锅炉要考上岗证，工人学完徒要有出师考，更不用说会计、出纳、护士……种种数不胜数的专业考试和职称考试，乃至最近才有的选用官员的公务员考试。虽说这些考试不胜烦琐，但考试却有自愿性，能使“人尽其才”，使应试者从事自己喜爱的职业。同时，考试又有筛选性，把不合格、不适宜者淘汰。正是这种自愿性和筛选性，避免了“分配工作”的强迫性和任意性。只要不健忘，总该记得当年“招工”是如何分配工作的，不管你是否愿意，分配你干什么你就必须干什么。同时，如果有关系，不论是否合适，想做什么工作就可以做什么，端看你的“关系”有多硬，“路子”有多野，“后门”有多宽。所以，当时知青从招工返城到分配工作，几乎每个人都想方设法拉关系、趟路子、走后门，因为这是早日回城、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的唯一办法。可以说，社会风气的败坏，道德的失范，实际是从那时开始的，是从废除考试制度开始的。人类社会的实践表明，尽管十分无奈，但我们今天还不得不面对的考试却越来越多、越来越细，这本身就说明考试制度位居社会结构的核心之内，因此对考试制度的废与立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变动，而不仅仅是一种教育体制的变化。所以，三十年前“”开始时第一个被废除的制度就是考试制度。同样，近二十年前“拨乱反正”时首先恢复的制度还是考试制度。一个正常的社会，必定是一个“考试社会”；一个废除了考试制度的社会，必然会使社会价值体系严重紊乱，必然会由失范、失序而渐渐演变成一个“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混乱世界。
二、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是目前国内惟一能提供全面的数据批量下载功能（即施引文献和参考文献能一起被套录）的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且收录数据质量较高，使得其评价功能较有权威性。所以，本文利用CSSCI数据库，以“特殊教育教师”、“特殊教育师资”、“特教教师”、“特教师资”、“特殊教育and教师”、“特殊教育学校and教师”、“聋校教师”等作为关键词检索项，下载了1998－2013年间相关文献的所有题录和参考文献数据，删除重复文献和非学术性质的文献，最终得到有效引文共116条，包含162个关键词和700条被引文献，并对关键词和被引文献作规范化处理，以便于后续的统计分析，如：将“特教教师”、“特殊教育学校教师”统一为“特殊教育教师”，将“教师培养”、“教师培训”统一为“师资培养”。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的研究工具为CiteSpace软件。该软件是美国德雷塞尔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华人学者陈超美博士与大连理工大学WISE实验室联合开发的科学文献分析工具，在图书情报学、管理学、科技政策等方面都有应用。它主要基于共引分析理论和寻径网络算法等，对特定领域文献进行计量，以探寻出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及其知识拐点，并通过一系列可视化图谱的绘制来形成对学科热点领域的分析和学科前沿的探测［5］。这种历时性可视化技术可以自动聚类和对术语进行标识，绘制的图谱可视化效果好，通过图谱中各节点之间连线的粗细和各节点圆圈的大小、年轮的厚度、颜色的差异等，可以了解该节点的共现频次、中心度、在不同年份的被引情况和热点动态等。
三、特殊教育教师研究的热点领域
关键词是文章主题的高度概括。对某个领域一段时期内的关键词出现频次进行高低排序，某个关键词出现的次数越频繁，表明该领域对其的关注度越高，高频关键词通常可用来确定某个研究领域的热点状况［6］。本文利用CiteSpace软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运行软件时，时间跨度选择1998—2013年，单个时间分区长度设为1年，节点类型选择“关键词”（keyword），术语类型选择“突现术语”（BurstTerms），TopN选择Top50，意味着选择每一年的出现频率最高的前50个关键词进入图谱绘制，网络简化算法选择Pathfinder对图谱进行精简，适当减少连接数量能使网络的主要结构更清晰、更明显。调整可视化图谱时，阈值选择频率≥4，即：只有至少出现4次的关键词才会在图谱中以文字标出，字体大小和出现频次是成比例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如图1所示。根据陈超美博士的定义，图1中各圆圈的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频次的多少，圆圈越大表示出现的频次越高，受研究者关注的程度越大，也即是研究的热点领域［7］。图中具有深色中心的圆圈代表可视化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中心性≥0．1），它是图谱中中心性和频次较高的节点，这些节点可能成为网络中由一个时间段向另一个时间段过渡的关键节点。关键节点在网络图谱中起到连接和过渡的桥梁作用，这些通过突现术语（BurstTerms）找出来的关键节点可以看作研究的热点领域。由图1可知，按照节点大小寻找到的1998—2013年特殊教育教师领域的高频关键词包括特殊教育、特殊教育教师、教师、教师资格制度、美国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化、师资培养、社会支持、师资培训等。另一方面，按照节点的中心度来挖掘整个网络图谱中起过渡作用的关键节点，一个关键词的节点中心性越强，意味着它控制的关键词之间的信息交流越多。按照关键词的中心性大小排序，结果如表1所示。结合表1和图1可知，从节点中心度来看，“特殊教育”和“特殊教育教师”两个节点的年轮最大，占整个研究领域的核心地位，这和本文的研究主题一致。另外，“教师”、“美国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化”、“教师资格制度”、“师资培养”、“社会支持”、“心理健康”等也是较为明显的关键节点。通过以上对高频关键词和高中心性关键词的进一步归纳和汇总，并结合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和二次相关文献的阅读，总结出当前我国特殊教育教师的研究热点领域主要包括：特殊教育师资培养、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化发展、特殊教育教师的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认证制度。
（一）特殊教育师资培养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我国历来重视特殊教育领域的师资培养和建设，《残疾人教育条例》第六章就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重视从事残疾人教育的教师培养、培训工作，有计划地举办特殊教育师范院校、专业，或者在普通师范院校附设特殊教育师资班（部），培养残疾人教育教师。”［8］《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中又明确提出要“加大特殊教育教师培养力度，鼓励高校在师范类专业中开设特殊教育课程。加大国家级教师培训计划殊教育教师培训的比重”。在培养体系上，我国特殊教育师资培养形成了中等特殊师范教育、大专、本科及研究生学历层次相衔接的特殊教育师资培养体系。在培养模式上，我国特殊教育师资培养一般包括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两种。职前培养主要由高等特殊教育师范院校或高等师范院校中的特殊教育专业承担；职后培训没有固定的模式，一般为校本培训、远程培训和由特殊教育培训中心定期举办的短期培训等。但有学者提出，我国特殊教育师资同时存在着专业化程度不高、学历层次低和培训效果欠佳的问题［9］，还面临着数量缺乏、教学能力与经验匮乏、教师资质偏低以及自我效能感不足的发展瓶颈。在融合教育的大背景下，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知识与技能的融合成为当今教师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应当改变当前特殊教育师资培养模式，加大对特殊教育骨干人才、融合教育专门人才以及随班就读普及型人才的培养［10］。
（二）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教师专业化”是指教师职业具有自己独特的职业要求和条件，有专门的培养制度和管理机制，把教师视为一个履行教育教学工作的专业人员［11］。特殊教育由于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对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通过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才能促进特殊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唐春梅提出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化的内涵包括4个方面：掌握系统的特殊教育领域的科学知识、有效地解决特殊教育中的实际问题、有充分的专业自、恪守共同的职业道德［12］。但学者们关于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现状的调查结果并不让人乐观：冯建新对陕西省197名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现状进行调查后发现，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化程度偏低、培训次数少，特殊教育教师科研意识淡薄［13］；丁相平对山西省进行相关调查后发现，特殊教育教师存在专业化程度偏低、科研能力较弱、社会地位不高、工作满意度低和压力大等问题［14］；有学者对湖北省、吉林省等地的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化发展进行调查研究后也发现有类似的情况。这些实地调查表明，虽然国家一直在强调要加强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化发展，但在实践中仍有许多实际困难。为此，郑俏华提出了特殊教育学校师资队伍专业化发展的策略，认为：建立完善的人才引进、任用制度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良好前提；改革评价与激励机制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有效保障；强化继续教育工作，开展校本培训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有效途径；以人性化的管理打造和谐、融洽的社会关系可形成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良好氛围［15］。
（三）特殊教育教师的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
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不仅影响其自身的教学工作，也会对施教对象产生重要影响。特殊教育教师是一个高应激的特殊群体，由于特殊儿童的身心障碍，导致其学习能力和情感发展较为缓慢，短时间内不会有明显教育成效，因而特殊教育教师教学成就感低下，甚至产生职业倦怠感。另外，特殊儿童往往伴有情绪和行为障碍，特殊教育教师的注意力必须保持高度集中，以随时应对突发事件，这使他们长时间地处于疲劳状态，容易导致各种身心不适。申仁洪对重庆市132名特殊教育教师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表现突出。教师缺少社会支持会导致无助感，进而又陷入更深的社会孤立中，如此循环容易导致教师产生彷徨及抑郁等心理问题［16］。周玉衡调查发现：山东省特殊教育教师心理健康总体水平较低，在385名特殊教育教师中，发生心理问题的比例为50．13％［17］。赵小红等在2012年对国内特殊教育教师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总结分析，发现多数研究认为，我国的特殊教育教师心理健康水平不容乐观，并存在一定程度的职业倦怠问题［18］。因此，特殊教育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应该引起自身和教育管理部门以及社会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特殊教育教师的社会支持是指特殊教育教师从他人或者社会网络中获得的支持性资源，是缓解特殊教育教师心理压力的重要资源［19］。一方面，社会支持可以降低特殊教育教师感知压力的基线水平，降低对压力事件的严重性评价；另一方面，社会支持能够为特教教师提供问题解决策略和情感抚慰，帮助教师有效地应对压力情境，从而降低其危害程度。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可以提高特殊教育教师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减轻应激压力，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四）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认证制度
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证书制度是国家对特殊教育教师实行的职业资格认定制度。特殊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决定了特殊教育工作的艰巨性和专业性，对特殊教育教师也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为了保证特殊教育的师资质量，国际上许多发达国家都实行了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认证制度。美国的特殊教育教师任职资格认证制度较为系统和全面，在认证机构、认证标准、认证考核与认证的更新等方面都有详细的规定和说明，在世界上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20］。英国特殊教育教师的任职资格采用“普通教师资格”＋“特殊教师资格”的双证制度，并分别针对听觉障碍、视觉障碍和多重感官障碍3类学生的教师的准入资格进行了明确规定［21］。我国尽管于1994年在《残疾人教育条例》第三十七条中明确规定“实行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证书制度”，但缺乏切实的措施来保障其落实，只是在经济发达的上海率先实施了一段时期。2014年，国务院颁布的《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再次提出“研究建立特殊教育教师专业证书制度，逐步实行特殊教育教师持证上岗”。我们应该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国情与实际，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认证制度，出台专门而具体的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认证条例及实施办法，并配套相应的法规以保障实施。特殊教育教师的任职标准应区别于普通教育教师任职标准，突出其专业性和针对性，以促进我国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另外，英国细化特殊教育教师资格种类的做法也很值得参考。
四、特殊教育教师研究热点的知识基础
知识基础是一个有利于进一步明晰研究热点本质的概念。如果把研究热点定义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状况，那么研究热点的引文就构成了相应的知识基础。一个研究领域可以被概念化成一个从研究热点到知识基础的时间映射［18］。对关于特殊教育教师研究的106篇核心论文的700条引文进行文献共被引分析，可以发现某一研究主题的知识基础。因此，有必要了解所收集数据的引文情况，从而揭示其研究热点的知识基础。CiteSpace软件不但能够提供直观的、可视化的科学知识图谱，而且通过软件操作处理还可以得到与图谱相对应的详细数据。运行软件时，节点类型选择“参考文献”（CitedReference），经过网络算法Pathfinder的精简，得到包含464个节点和1573条连线的可视化图谱。节点越大，表明文献的被引用频次越高，其在特殊教育教师研究领域的地位越为重要。从中提取出的高被引文献如表2所示，其中半衰期描述文献的老化程度，半衰期越小，其老化速度越弱，有效价值也就越大。从表2可知，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是丁勇于2003年发表在《中国特殊教育》上的《近年来我国对特殊教育教师教育研究综述》［22］，其半衰期为1年，老化程度较弱。该文主要对2003年以前的国内外特殊教育师资培育的总趋势、目标和方向、培育模式、培育课程及任职资格、制度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综述。由于综述整合了近年来特殊教育教师领域的研究现状，信息量比较多且综合概括，阅读综述可在较短时间内了解该专题的最新研究动态，了解若干篇有关该专题的原始研究论文，因而不难理解其为何有如此高的被引用率。被引频次排在第二位的是华国栋于2001年编著的《特殊教育师资培养问题研究》［23］，它是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的研究报告。该课题集结了全国各个地区特殊教育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主要围绕在普通师范院校如何培养特殊教育师资开展研究，具体包括特殊教育师资培养模式和课程设置、课程大纲、教材、教学和训练方案4个部分，是我国较早大规模系统研究特殊教育师资培养问题的教育部重点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因此对后来的特教师资研究影响较大。其中，赵微发表的《英国培养普通师资具有特教技能》一文即为该课题的研究成果之一。徐美贞于2004年发表的《特殊教育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研究》和刘在花于2006年发表的《特殊学校教师职业枯竭特点的研究》虽然发表时间较晚，但至今均已被引用了9次，从中可以看出，特殊教育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和职业枯竭问题日益成为研究的热点，这和特殊教育教师所处的教育环境有关。特殊教育教师的教育对象是有着各种障碍的特殊儿童，发展较普通儿童落后，还有部分学生有情绪问题和过激行为，特教教师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保持良好的状态，防止职业枯竭，把特殊教育作为一门终身热爱的职业来对待，是以往研究者比较关注的问题。顾定倩发表的两篇有关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认证制度的论文被引频次也较高，其通过对国际上特殊教育教师的类型划分、资格标准、任职资格的获得等比较分析，探讨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教育教师资格制度的可能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策略。虽然我国有关特殊教育的法律法规几次提出实行特殊教育教师专业资格认证制度，但多止步于此，少实际落实。因此直至今天，特殊教育界的学者们仍然在大力宣传和呼吁落实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认证制度。张悦歆于2004年发表的《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化与特殊教育需要》［24］一文，其半衰期为两年。该文分析了当前我国特教教师素质的现状和教师专业化存在的问题，指出了特教教师走专业化道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总结出我国特教教师达到专业化的标准和促进专业成熟的途径。普通学校教师需要专业化发展，施教对象为各类残障儿童的特殊教育教师更需要专业化的素养和技能。结合特殊教育教师研究的热点领域和知识基础的计量分析可以发现，聚类出的特殊教育教师热点领域均可在知识基础分析中找到相应的引文和著作，这进一步印证了陈超美博士提出的“一个研究领域可以被概念化成一个从研究热点到知识基础的时间映射”的观点，从而也进一步印证了本文计量分析结果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2皖北文化融入教育研究的现状及难题
众所周知，皖北高校从规模扩展到追求内涵式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研究、开发地方文化的重要性。“2003年，安徽省社科联提出厚重安徽的品牌，联合省内高校、地方政府有计划地组织开展对安徽的三大文化圈，即皖江地区历史文化、淮河流域历史文化和徽州文化的研究，以提高安徽历史文化的影响力，为安徽的科学发展，加速崛起服务。”皖北高校积极响应文化强省和服务皖北崛起的号召，审时度势，抢抓机遇，立足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办学定位，主动发挥高校研究和传承传统文化的功能，努力探索文化育人的新途径。组建研究机构，推进皖北文化研究。近10年来，皖北高校凝练人文社科研究方向，选择地方文化资源，有针对性地开展地方文化研究，成立了校内文化研究机构。在安徽省教育厅和财政厅的指导和经费支持下，一些文化研究机构通过培育，升格为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或协同创新中心。这些研究基地(中心)的建设和发展为大力开展皖北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加快转化，将皖北文化研究成果融入课堂、教材和校园文化活动。近10年来，安徽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皖北文化研究中心、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亳文化研究中心和淮河文化研究中心，在各自的研究方向上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并注重成果的运用和推广。淮北师范大学安徽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培育了一个省级重点学科———古典文献学、一个硕士点，招收培养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生。阜阳师范学院皖北文化研究中心和皖北文化协同创新中心，正在组建淮河文化展馆，“保护、传承地方传统文化，发挥地方文化教育学生的功能。”宿州学院大学文化研究中心，致力于抓好以孟二冬精神为核心的大学精神研究、赛珍珠研究等学术研究工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献计献策。依托赛珍珠研究所、孟二冬与中华传统文化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在文学与传媒学院开设了《赛珍珠专题研究》《孟二冬精神与传统文化》选修课。亳州师专的亳文化研究中心，一是积极开发独具特色的亳文化教育系列课程，如《亳文化研究》《五禽戏》《亳州民俗剪纸》《民乐与地方戏曲》。二是面向全校师生开设亳文化大讲堂、亳文化沙龙等，为阐释亳州历史人文、传播思想、交流文化搭建平台。三是组建亳文化教育教材编写团队，开发校本教材，《亳文化概论》《曹丕集校注》《逞才任情的乐章———曹操父子与建安文学》《魏晋文学论》《蒙城方言研究》等教材相继出版、发行。蚌埠学院淮河文化研究中心面向全校开设了《淮河文化概论》等以普及淮河文化为主题的选修课程，成立了淮河文化兴趣小组，从经济、历史、音乐、艺术等方面普及淮河文化，培养大学生自主学习淮河文化的兴趣。皖北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难题。皖北各高校在开展皖北文化研究的同时，深入挖掘皖北文化教育资源，开发校本教材，开设皖北文化教育系列课程，积极营造充满地方文化色彩和时代气息的校园文化氛围，拓展皖北文化教育阵地，加强皖北文化学术交流，并通过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弘扬皖北文化的重要意义，增进大学生对皖北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可以说，伴随着皖北高校服务于皖北经济转型发展和自身文化建设的需要，皖北文化融入皖北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文化问题的多元复杂性和多样性结构及其所蕴含的价值观的历时性，为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一系列必须面对的课题:皖北文化的农耕文化性质如何转化为现代文明资源?如何认识皖北文化的历时性价值?哪些文化可以转化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资源?如何转化?皖北文化研究应该以学术文化形态还是社会文化形态呈现，两者关系如何?如何处理异地学生与皖北文化教育的关系?他们的接受心理和意愿如何?这种地域文化进课堂的实践是否有违文化平等的观念?地方文化课程设计应如何找到不同学科专业之间的平衡?诸如此类的深层次问题是课程开发者不容忽视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当然，在这些方面，皖北高校面对的不是区域性，而是普遍存在的系列难题。因此，皖北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形而下的策略研究，就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命题。
3皖北文化融入教育研究的对策与措施
“五四讲话”后，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向全国教育系统提出了“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要求，并在如何落实方面指明了具体措施，强调:“要在课程建设和教材修订中强化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组织编写普及读物，分学段有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推进教学方法改革创新，引导各学科教师在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的同时，将积极的情感和正确的价值观自然融入课程教学全过程。”事实上，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教育都要通过灌输和倡导一定的思想来实现自己的培养目标，达到自己办教育的目的。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面对当前多元价值观的交融交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为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软着陆”提出了新的要求，而文化恰恰为这种“软着陆”提供了基础。
3．1强化文化育人的教育理念，确立目标定位
文化天然具有教育功用和潜能。《周易•贲卦》提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揭示了文化的本质是“以文化人”。可见文化与育人密不可分。党的十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育人的意义高远重大。将皖北文化融入皖北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对文化育人理念的有力践行，而且是皖北高校发挥文化育人作用的重要选择，需要高校、全体教师员工、学生、家庭、大众媒体、社会相关组织深刻领会文化育人的意义和作用，在目标上达成共识，即对培养什么样的人作出正确的回答。目标的设定往往与需要密切相关。为此，不妨从皖北区域经济转型发展需要、皖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需要、皖北高校大学生实现个体全面发展需要三个角度综合考量。皖北区域经济转型发展需要专业知识扎实、专业技术过硬、能留得住、乐于为皖北经济振兴奉献的人才。受经济发展落后、区位优势不强等因素影响，皖北高校的招生和就业压力明显大于省内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会和沿江城市的高校。面对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皖北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既需要培养一批批热爱皖北、敢于担当的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才，又要完成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养青年学生担负起实现中国梦的重任。了解、认同皖北文化，进而产生文化归属感，并将个人的全面发展与国家、社会的需要结合起来，是满足三方共同需要的最好选择。由于缺乏文化视野，在服务皖北经济转型发展的初期阶段，皖北高校往往把培养社会急需的专业人才作为追求目标，忽视文化素质的培养。自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强国的号召以来，高校逐步认识到文化在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中的特殊优势，自觉地将文化纳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之中。皖北高校将皖北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已充分说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比培养专业技术人才更有竞争力。由单项培养皖北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人才，到培养认同皖北文化、敢于担当社会责任、具有高度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可持续全面发展的人才，应成为皖北文化融入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定位。
3．2大力传播、传承、创新皖北文化，提升内涵
“文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重要宝藏，蕴含着取之不尽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资源，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巨大的潜在作用和能量。”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首要的任务是将文化中的育人资源和潜能，通过研究挖掘、开发弘扬，传播转化成动能和势能。首先，“文化的力量归根到底来自凝结其中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历史故事、小岗村大包干的创举所蕴含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精神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历代人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皖北高校应主动发挥皖北文化协同创新中心和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优势，加大对皖北文化中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的研究和宣扬，并把这种深层价值和精神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校园文化生活中，传播到广大师生员工中，由注重皖北文化的知识普及到追求核心价值的挖掘弘扬，这应该成为皖北高校全体师生的强烈意识和自觉行动。其次，“高等教育作为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在社会文化的传承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皖北区域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蕴含着丰富历史文化底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在皖北文化普及宣传的基础上，创新方法，通过网上论坛、实地走访等多种方式，培育在校大学生对皖北文化理解和认同，进而激发热爱皖北的家国情怀和对皖北文化的自信，培养一批了解皖北、热爱皖北的青年学子。皖北地区的书画艺术、民间剪纸、玉雕石刻艺术、花鼓灯、泗州戏受到了广泛关注，皖北高校开设了文化产业管理、书法等相关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紧密结合专业素质教育，“加强地方民间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培养出一批传承和弘扬皖北民间艺术的专业文艺人才，为适应发展势头强劲的地方文化产业提供人力和智力支持。”由此，“皖北文化育天下人才，天下人才兴皖北文化”自然会成为皖北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3．3加强顶层设计，建立运行机制
首先，建立校党委领导下的文化融入工程指导委员会，由党委宣传部、团委共同负责，吸纳相关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制定《皖北文化融入皖北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施办法》，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确工作目标和任务，制定工作计划，深化研究，加大传播，指导思想政治部、学生处、教务处、公寓管理等部门开展工作，加强统筹协调、组织实施、督促落实，推动皖北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同实际工作融为一体，相互促进。其次，建立二级学院党总支领导下的辅导员工作室，结合专业特征，努力找寻专业与皖北文化知识的结合点，大力弘扬皖北文化中艰苦奋斗的精神;通过辅导员专题讲座、微博、校外专题实践等形式，把皖北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同辅导员的专业、学业、就业等指导工作结合起来。第三，成立班级皖北文化寻根和开发兴趣小组，由团总支、学生会负责策划，有组织地开展地方文化进校园文化活动月、皖北文化资源大调查、皖北文化知识竞赛、皖北文化名人访谈、皖北旅游地参观等专项活动，把皖北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同大学生自我教育结合起来。
3．4培育组织文化，促进多元互动
将“文化育人作为一种信念、一种原则、一套行为准则”，建立彼此“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关系，形成“人人参与、人人践行、人人受益”文化环境。皖北文化融入皖北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程，首先，学校成立的“指导委员会”“辅导员工作室”“兴趣小组”三级组织之间要加强平等对话，思想上多交流沟通，业务上多配合支持，努力做到教师的研究成果能有效转化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源泉和内在动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所遇到的难题能转化成文化研究中新课题，推动皖北文化研究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力”的双向建构。在这种建构中，每一个人既是施教者，又是受教者。“文化环境既是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外部环境，又以持续的信息流直接参与思想政治教育运行之中，使思想政治教育呈现为以文化形态为中介的互动过程。”其次，皖北高校之间可以借助“皖北文化协同创新中心”，加强横向交流和协作，促进成果转化和文化传播以及资源共享。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培育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必须抢占大学生网络文化阵地。目前教育部正在推进实施“中国大学生在线引领工程”，启动“易班推广行动计划”“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计划，成立高校校园网站联盟。皖北高校应当适应形势需要，成立皖北文化研究和传播工作联盟网站，及时皖北文化研究成果，跟踪宣传联盟高校文化融入工程的实际情况，充分运用网络和新媒体的传播，加强互动。同时，思想政治课教师、学生工作者、辅导员、团学干部要充分利用各高校正在组建的“多媒体工作室”，保持与学生的密切互动。
首先是人与人，人的心理现象不能被编码、量化．良心到底值多少钱?设计者的道德价值何在?关键在于修身立品．建立信任品性。论语日：“言而有信，言必信，行必果，言忠信，行笃敬。”信任品性自心中出发，是命令不来。就等于宁静：我们不该以为逃避吵闹就能得到宁静，真正的宁静是来自内心深处．由心中创造。由此发展起来的设计经济活动必须满足：为人们服务、满足人们需求、改善生活要求、提高人们文化水平。这是一种伦理职能，亦是一种社会责任。
其次是人与物，人要设计一个物件的时候，其最初出发点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刻服“痛苦”，“痛苦”是我们设计的前言，解决“痛苦”的方式就是将自身(包括身体构造、身体属性、人类感情)以各种方式投射于物件之中，即所讲的“设计”，由此建造出一个“合成”的世界，并期望它服从于人们．对人们负起责任。然而，被设计出来的人与物的关系却是双向的．我们每天与不同物件接触的经验中，物件将你心目中的东西转化出来．反映了你的内心和感觉，正如丘吉尔曾说：“当你与物件发生感情的时候，物件同时正在改变着你”。从所谓的“不朽的芯片”的发展报告中我们可以体会：科学家们致力于设计的一种电脑芯片．将它植入人的眼睛之后就能记录下人一生的活动。据这些科学家介绍，这种芯片可以提供一部人从出生到死亡整个过程的视频13记。这一未来色彩浓厚的幻想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那就是它丝毫没有考虑到伦理道德的问题。这一技术的发展除了“娱乐”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社会”作用?科学家们所持的乐观态度完全没有考虑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只有集合知识、勇气、热诚、真诚、学习和超越的态度．才能创造出愉快、成功的经验。
再者是人与自然，人类历经数千年发展创立了现代文明，依然在不断寻求突破寻找大自然运行的法则，试图建立一个理想、完美的世界，在这个认知的过程里，我们该怎么去生活?设计师该建造怎样的世界?设计师的态度又是怎样?设计师通过融和各层次的关系．最终实现设计“以人为本”，创造令人愉快、满意的生活经验，提升生活素质。我们回顾历史，反省现今，放眼将来，眺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预测，人们在现在与过去的循环中看到了未来发展的方向。只有用学习的态度思考并运用生活中看似不能融合的矛盾，化危机为转机，发展出属于未来新创造的生机，这正是设计伦理所要建立的价值和态度。
设计伦理进一步完善了设计专业课程体系的架构及其知识的完整性，使设计师们正确认识到设计伦理对生活的重要意义，从不同角度、不同立场、不同时空对设计、生活进行自我的反省和讨论，普遍能够运用基本知识去分析、判断社会中存在异议的现象．学会敢于表达个人鲜明的观点和见解，并从伦理德性的角度，提出较为完整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设图发掘新的理想生活的可能性．清晰明白到长成一名优秀的设计师，不仅需要努力寻求“直觉思维”仓I意的启发，亦需要谨守职业操守和德性的价值态度。更重要的是，他们由直觉感性到理性判断的递进．最终能够超越直觉思维到达理性思维的判断和选择，将该学的知识理论努力内化为个人修养，其伦理观、价值观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对自身、对专业、对业界、对社会、对自然、对世界产生了新的认识和思辨．这种态度的转变将影响彼此的行为成为负责任的行动!
设计伦理教育一定会在设计学科建设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与设计思维教育、设计方法教育、设计技能教育一样，成为设计艺术学科中的一个稳定组成部分。它将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知识讲授，更将成为人们一种全新的、有意义的生活态度。更健康地看待自己、心怀祖国、关爱地球和人类。
论文关键词：设计设计伦理设计教育道德价值
艺术教育可以为文化教育服务，我国近代教育家，在教育学科的构建中，非常注重艺术教育理论的建设，注重艺术教育中对智力的开发和陶冶情操所发挥的作用以及艺术意向非形式的统一。将艺术教育与知识学习互为统一。将艺术教育与知识学习互为统一、互为渗透。将艺术教育和审美教育做了明确的区分，展示了它们的区别，其中艺术教育包括建筑、雕刻、图画、音乐。而审美教育的范围要宽泛一些，它除了艺术教育外，还包括文学及文化范畴，如园林点缀、言谈举止、装簧布置、自然风光、社会风俗等，凡是含有美的因素的事物均包括在内。不仅注重艺术教育，而且其作用予以充分的肯定，主要从两方面来认识，首先可以开启智慧促进知识的学习。如几何学习中的点线虽严谨、枯燥和乏味，但在图案画及建筑、器具的形式上不能没有其配置。如数学比较枯燥，但符合黄金分割比例的对象在视觉上更具有美感，这充分体现了艺术与科学的内在统一性。还有，在声音成为音乐、色彩的情感因素、天文对象的魅力等等，都能成为艺术与科学之间的沟通点，使艺术教育与科学知识具有更直观、明确、具体的意义。近代中国的美学家望国维更是积极倡导完善教育体系，他将艺术教育（含美育）与德育、智育、相提并论。他把艺术教育归入到教育体系，将它达到教育目的、实现教育宗旨的不可缺少的基础地位。
现代的各种教育，是一种素质教育，而素质教育不是某一种教育的片面发展所能代替的，素质教育是需要事实艺术教育的。如此，才能使受教育者的智力、意志、审美、体能体魄、动手技能的全面培养和提高。欲达此目标，不能没有兼有感性和理性、自由和规范、功利和超越的艺术教育。因此，历史上的思想家对艺术教育的思考、论述；当代学者对艺术教育意义的充分肯定；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对艺术教育提出的客观要求，教育实践提出的课程，必然导致艺术教育学的建立。由此，以马克斯主义哲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进行艺术教育学的研究。探讨并尝试建立一个相对科学和完善的理论体系，是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
二、艺术教育的的对象和范畴
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艺术教育学的对象和范畴将会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认识能力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等因素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就现阶段的状况而言，艺术教育活动应该作为教育研究的对象。艺术教育活动通常具有两种含义。一方面，它指不同门类艺术教育活动中的教育结构、功能和规律；另一方面，它又包括各种艺术活动中的教育结构、功能和规律。如唤醒某种情绪，并使之跃动，使人发觉出心灵中美好的思想和观念。使邪恶、不幸与灾难不在恐吓人的心灵，并转化为可以认知的因素等。从艺术教育的操作来看，执教者多以艺术品为媒介，教化和感染受教育者，受教育者又不断与之沟通，不断调整着艺术教育的运做过程。而艺术教育活动，作为社会教育系统的子系统，还要受艺术教育环境的推动和制约。
如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方针、政策、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社会经济状在内的艺术教育环境的推动和控制。艺术教育学科的范围，通常应该包括艺术教育学的基本理论，艺术教育学说、制度，遗迹艺术教育学的基本操作方法。艺术教育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应该包括艺术教育活动的性质和特点，艺术教育在教育体制中的地位，艺术教育施教者和受教者的素质、能力要求；艺术教育本身的操作方法；作为教育媒介的艺术品的特性、要求；艺术教育活动的功能、方法、过程、效应，他的最终目的以及与社会精神文明的关系，还要探讨不同门类艺术教育的方法等。艺术教育学的理论涵盖面较广，涉及到许多学科。他作为教育学的一个分支，要依靠教育学，离不开教育学的基本原理；他又离不开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研究以艺术为媒介的教育。他作为一种社会性教育，也是社会现象和行为，将受社会制度、科学技风俗伦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审美趣味的影响。因此，艺术教育学应该与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运行协调一致，它应该以个体和群体、情感和理智的统一为最终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时期。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民主政治体制的完善，信息化时代和全球化时代的来临等社会变迁，使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变处于十分关键的时期。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为了使人生活得更为自由幸福，更为全面地发展自身，实现自身价值。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提升现代意识，培育现代公民。因此，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大力开展公民教育，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和谐社会与公民教育的基本内涵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新主题，可以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新变化的基础上，为适应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样化而提出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总书记从六个方面归纳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这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六个方面全面体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也体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指向。或者说，我们所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充分体现这六个方面的特征。
关于“公民教育”的界定，目前学术界并不统一，但总的来说，不外乎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公民教育指的是培养良好公民的教育。从狭义上看，公民教育是指一种协调个人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的教育，其宗旨在于实现个体的政治社会化、法律社会化和道德社会化。它是对每一个公民进行如何做合格公民的教育，这是以公民的本质特征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教育目标体系。
二、构建和谐社会与公民教育的关系
判断是否建成和谐社会的标准，除了是否具有较高的物质文明，还要看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程度，看公民教育的成就和质量。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公民教育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1.将公民教育工作纳入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视角，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和谐思想密切相联。建立平等、互助、协调的和谐社会一直是人类的美好追求。中国和西方的古代哲人都有“大同社会”和“理想国”的构想。荀子说：万物各得其和以为生，各得其养以成。“和谐”与“中道”被认定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人类历史上多民族和谐共生的样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历来重视对公民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教育、社会公德教育、民主法治教育，事实上已经把公民教育纳入了和谐社会的视域。．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强调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在明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新情况下，将公民教育纳入其视野，也就顺理成章了。
2.全面和谐社会的公民教育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无论是内容上。还是目标上。二者是一致的。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提高公民素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总的来看，与过去相比，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与此相适应，要形成比过去更加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学技术和文化创新体制，在全社会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型社会，促进入的全面发展。
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较高的公民教育是相伴而生、相伴相随、相辅相成的。随着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对公民素质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越来越迫切、越来越需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同时，全面和谐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不断促进公民教育向更高的层次发展，二者处于一个互动的良性循环之中。公民教育搞得好，就会增强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经济和社会越是发展和进步，就越增强对公民教育的需求，促进公民教育的不断发展。
三、与构建和谐社会相一致的公民教育的内容
1.科学发展观教育。科学发展观是引导和推动着发展的实践朝着一定方向前进的指导思想。执政者的发展观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全局性和根本性的作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对公民进行科学发展观教育是非常必要的。科学发展观是新的形势下对发展观的丰富和发展，顺应了人类社会进步的潮流，体现了我党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要教育全体公民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观念，树立尊重自然的生态文明观，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道德观，树立生态科技观和科技生态观。
2.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是指培养受教育者热爱祖国的思想和情感，使其立志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贡献力量。现代公民教育将爱国主义教育纳入公民教育范围内，但不把公民教育仅仅局限于爱国主义教育的范畴，在要求受教育者贡献于自己国家的同时，还要求国家给予个体公民的权利。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是民族富强兴盛的精神动因。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这一宏大而系统的社会教育工程，明确了民族精神要与时俱进的培育思路。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纳入公民教育范畴，需要强化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牢固树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自觉将个人的荣辱得失与民族盛衰强弱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国家意识；需要倡导各民族团结和睦，平等互助，维护国家稳定，维护社会稳定的民族团结意识；需要弘扬中华民族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奋发图强的民族自强意识；需要保护民族气节、维护民族尊严的自尊自信意识。
3.民主法治教育。民主意识和法治精神是现代公民素质的体现，也是我国现代公民教育的基础。实施公民教育，增强公民意识，重要的是唤起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这是公民作为政治社会或国家的平等成员的本质属性所要求的。公民教育中的民主法治意识教育主要是培养主体意识和作为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和参与意识，培养少数服从多数和尊重他人的民主习惯，要牢固树立法律的无尚尊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依法办事的观念。要正确认识权利与义务、民主与法制、自由与纪律的辩证关系，做一个积极负责的、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做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4.社会公德教育。社会公德是社会公共生活的基本行为规范，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反映，是每个公民都应该遵循的基本道德。公德教育主要是使公民养成文明礼貌、诚实守法、互助互爱的良好品质，养成遵守公共秩序、爱护公共财物、维护公共利益、遵守环境道德、自觉维护生态环境的良好行为习惯。公德教育的核心是教育公民认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依存关系，从而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
四、构建和谐社会，公民教育的实施途径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公民教育，要把积极推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作为重要的奋斗目标。公民教育对社会的和谐发展起着主导的促进作用，社会的和谐发展对公民教育同样也有促进作用。当今社会，教育的环境日益呈现出多元化、开放性的特征，面对复杂的新环境，公民教育需要以全新的姿态来面对，在教育途径和方法的选择上要勇于开拓，大胆创新。
1.弘扬传统文化，丰富教育内容。公民教育如果和传统文化相脱离就会变成没有根的东西，没有根的东西也就没有生命力。我国的公民教育能否真正拥有优势和特色，为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发挥应有的作用，其关键环节在于能否真正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弘扬与创造性的转化上。正如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并强调，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2.转变教育观念，培养公民意识。在传统应试教育观念的影响下，教学中强调单纯灌输，忽视了学生人格的培养和公民意识的养成，特别是公民的自我维权意识和创新意识教育，这是制约我国法制社会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我们要转变教育观念，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开放性，在一个开放、尊重多元化的现代公民社会中，将公民教育渗透到思想政治各门课程中，提高学生的民主、平等、自主、批判等现代公民意识。
3.更新教育理念，加强实践锻炼。公民教育重在实效，它不同于文化课程的学习只侧重于讲解和传授，而更侧重于在理解的基础上理性的认可和参与。如鼓励和创造条件让学生以公民身份和角色积极参与校内外实践活动；创设问题情景，在答疑中进行公民教育；对重大的涉及公民教育的热点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通过具体公民及其事迹，即以榜样和先进事迹来更好地启发、感染教育对象；在活动过程中感到合作与秩序的重要性；模拟民主选举场景；等等。因此，我们有必要更新教育理念，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培养创新精神，而不仅仅只是思想传承。
4.拓展教育渠道，实现德育创新。学校公民教育是社会公民教育的基础，学校公民教育要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以改革公民教育课程为主线，改革公民教育办法，采取通俗易懂的形式开展公民教育。此外，公民教育作为全民教育，它的教育对象生活在现实之中，无时无刻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我们应该调动一切因素、一切手段，包括学校、家庭、社会团体和大众传媒，注重营造公民教育的氛围，保持公民教育的渗透性和持久性，使公民在良好的大小氛围中，经受精神的洗礼，提高思想境界，发挥各方面的合力作用，搞好公民教育。
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公民教育的迫切性和现实性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构建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民主法制建设的完善和发展、社会的开放和公民参与社会事务机会增多等等，都要求我们不断研究和探索有效开展公民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提高全民素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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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绘画心理的发展有着他自身的特殊性，它不仅由心理发展的阶段性所决定，而且儿童绘画的发展状况同样也是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我们只有充分地了解了儿童绘画发展中各个阶段的特性，才能根据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而去制定相适应的教育方法。在这里我们根据儿童小学阶段的心理发展状况，把儿童绘画心理分成三个阶段，即初级阶段（1－2年级），中组阶段（3－4年级），高级阶段（5－6年级）。首先我们看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是儿童由以游戏为主的学习方式，转为以学校正规教育为主的学习生活的开始。在这个阶段，作为教育者所面临的最主要课题，就是如何把儿童在入学前的自由式即兴作画的热情引导到正规学习中去，要达到这一目的，除了教材要适合此阶段儿童的兴趣外,师授课方法要正确得当。因为这个阶段的儿童刚进入一个新的学习环境，一方面对这种正规的学习方法感到新鲜好奇,才能得到教师的认可，因而这一时期教师的教学宜以正面鼓励和耐心细致的引导为主，如果因授课方法不当，激不起儿童的学习热情，或是指责过度，无疑将会使他们中断绘画的兴趣，给以后的学习带来困难。
儿童在进入三、四年级后，即前面所说的儿童绘画心理的中级阶段。这个阶段被人们称作儿童绘画的转变期或过度期。在这一阶段，他们的绘画水平是不稳定状态。因为这时期的儿童基本上能看出作品的不足，但又不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此时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还不具备。无法解决诸如物体的结构、比例、色彩等问题，因而作画的兴趣下降，缺乏以前的那种热情和信心，从心理学角度来讲，这显然是儿童从直观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发展的过度阶段。在这个时期，教师如不注意引导，过度指责，容易导致大批学生对绘画失去信心和兴趣，所以当儿童进入这个时期，教师一定要及时给予指导，通过多种形式的美术教育方式，如走出课堂、多增加写生和速写的练习，这对提高学生的造型能力和顺利度过这一时期是很有帮助的。
儿童进入五、六年级，这是儿童绘画心理的高级阶段。在这一时期，儿童在抽象思维方面已得到了很大发展，爱好美术的同学此时热情更高，他们对形体的观察理解能力已有了很大提高，常规教育已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这样教师就需对这阶段的学生教育要有所区别，除了传授课堂知识，在课外对爱好美术的学生要系统地传授一些理论知识和绘画技巧方面的知识，特别是写生能力的训练。
二、儿童基本绘画技能的培养
儿童绘画中最基本的技能主要是临蘑写生、速写和默写四个方面，这是提高儿童绘画水平最基本的方法，也是将儿童由被动的学习转为主动学习的最理想途径，只有掌握了一定的绘画技能，才能使儿童的绘画表现得更轻松而得心应手。
临摹：临摹对儿童阶段的学习来说，是一个重要途径。中国传统绘画和书法很注重临摹的学习。临摹要注意学习对象，低年级适于临摹简单的，线条单纯，色彩明快，令他们感兴趣的图画，可允许他们在一定范围内自由发挥，以丰富画面内容。这既可增加他们的兴趣，也可锻炼他们的想象力和创作能力。到中高年级，可根据儿童实际绘画能力提供给他们一些静物或风景作品，但要注意一点，临摹只是辅助学习方法，要掌握好绘画的技能，重要的还是造型能力的训练。
中国的戏曲艺术在世界艺坛中独树一帜，是融表演、演唱为一体，并以唱、念、做、打的综合性表演为基本形式的独特艺术门类；是集中国各民族音乐、文化之大成，经无数艺术家继往开来不断创新积累的结晶；它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艺术体系，具有颇为丰富的各种表演手段。戏曲文化的发展史也体现了中国民族音乐文化发展过程。所以，提倡学校开设戏曲艺术课，不仅可以增强学生对民族民间音乐的认识，进一步了解民族民间音乐发展，而且能促进学生学国传统的音乐文化。戏曲艺术含有丰富生动的历史知识，因此，对戏曲艺术的学习和欣赏，有助于学生历史知识的丰富，有助于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
纵观当前的中小学音乐教学，出现了歌唱性乐曲教学的单一局面，课堂上常见的是中外名曲，我国民族特有的艺术形式，诸如戏曲、曲艺所见甚少。有些学生对西方音乐卓有兴趣，对贝多芬，施特劳斯，柴可夫斯基了解掌握较多，而对中国音乐杰作知之不多。尤其对我国戏曲艺术知之甚少。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徽班进京，什么是四大名旦、四大须生。对千百年传唱不衰的戏曲剧目与代表人物知之甚微；对中国自己的戏剧创作大师象关汉卿、汤显祖、王实甫、、等知之甚少；对古往今来著名的戏曲剧作《西厢记》、《窦娥冤》、《桃花扇》、《白蛇传》、《红灯记》、《白毛女》、《沙家浜》缺乏了解。这种现状与当前我国音乐素质教育极不吻合，要打破这一僵局，必须作出极大的努力。
实践证明：艺术形式与艺术追求和思想意识与精神风貌密切相关。不同的形式与追求其结果不尽相同。时下，从中小学音乐教育找到与戏曲艺术结合的切入点异常重要。通过戏曲艺术教学，使更多学生知道我们的国家是拥有丰富文化遗产的文明古国，在这些遗产中戏曲则是独具风貌的重要艺术形式。这里有令人拍案叫绝的表演，有长久传唱不衰的乐曲，还有传播范围极广的民间传说。这些必将激起中小学生对中国戏曲文化的追求与兴趣，激发他们的民族信心与自豪感。因此，为弘扬民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对中小学生进行戏曲艺术教育是音乐素质教育的迫切需要。
二、实施戏曲艺术教育是培养学生鉴赏能力和演唱才能的重要途径
实践证明在中小学校开设音乐戏曲，对培养、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戏曲是一种集服装、化妆、表演、舞蹈、歌唱、术、杂技等诸多表演技能和技巧于一体的综合艺术，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唱念做打行行俱全，中小学生通过初学可置身于戏曲艺术熏陶之中，将使他们的艺术鉴赏力不断提高。那些脍炙人口、久唱不衰的著名曲目和唱段，如“花木兰”、“表花名”、“小放牛”、“：小姑贤”、“小女婿”，以及“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穿林海跨雪原”等，不但把学生带入了优美的境界，同时在教师引导下，学生的艺术鉴赏力也得以丰富和提高。
戏曲艺术教育的初级阶段是了解和赏析的阶段。教师从戏曲的形成、发展、历史的沿革出发，试从经典剧目、剧中人物、著名表演艺术家的生平等一般性知识入手，将学生逐渐引入戏曲艺术的欣赏之中。由欣赏著名艺术家，如梅兰芳、马连良、尚长荣、叶少兰等有代表性的演唱与表演，进而发展到对戏曲艺术风格、表现形式、内容主题及典型人物的分析与鉴赏。转要把赏析与学唱、学做结合起来。除课堂教学外，还可通过看录相、听录音、看演出、参观演出前的准备工作等形式，让学生直接接触戏曲表演艺术实际。通过真真切切的看和明明白白的听，化被动为主动，很快进入学唱阶段和学习表演阶段。只有进入这样阶段，学生的鉴赏力才能得以升华。这一阶段要努力开发学生内在的表演才能。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与喜好，选择一些易学、易唱、易做的剧目进行学唱与学做，使之循序渐进地步入不同角色和人物的学习之中。象京剧《沙家浜》，“智斗”一场，评剧《花为媒》，表花名一折都可根据不同角色，使学生积极参与进来，一改传统单一教学模式为全方位音乐教学模式。三、实施戏曲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一种体现
素质教育的首要目标就是教会学生做人，做什么人和怎样做人。因此，在戏曲艺术教学中有一点不可忽视，即革命传统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这主要体现在现代戏曲中，特别是象杨子荣、郭建光、李铁梅等典型的艺术形象，通过学生传唱，振奋他们的精神斗志。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效果是普通政治课所不能替代的。
当然，传统戏也同样具有德育功能。如歌颂民族英雄主义、杰出爱国将领、仁人志士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剧目有：《岳母刺字》、《苏武牧羊》、《杨门女将》、《穆桂英挂帅》、《红灯照》、《秋瑾》等；体现正义、惩恶扶善、舍已救人精神的剧目有京剧《赵氏孤儿》、《除三害》、《铡美案》、《赤桑镇》等；取材于历史名著和历史故事的剧目有《打渔杀家》、《将相和》、《霸王别姬》、《打龙袍》、《二进宫》等；其他剧种、曲艺等也是同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好戏，如评剧《井台会》、《打金枝》、《茶瓶计》、《三节烈》等戏曲教育都丰富充实了音乐艺术教育，拓宽了学生的视野，促进了学生艺术鉴赏能力和审美力的提高，对学生全面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因此，在中小学校中普及和推广戏曲教育既是继承与学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体现了素质教育的实际需要。
四、实施戏曲艺术教育的建议
在认清对中小学生音乐课和课外活动进行戏曲知识学习与演唱教育的重要性同时，更应抓紧实验操作。在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造成校企合作不稳定、不深入的原因主要是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的政策不健全或者滞后。目前，政府协调对校企合作的作用缺位，校企合作等相关政策法规没有出台，使得校企合作的运行机制、体制和模式未能真正建立起来。在制定区域人才发展规划时，各级政府没有发挥其主导作用，不能及时本区域企业人才需求信息，所以校企合作培养人才没有与本区域市场结合，针对性不强，使得企业找不到急需的人才，而毕业学生找不到对口的工作场面。
1.2校企合作以形式为主
职业院校在校企合作中忽略了关键的如何操作或实施协议的具体条款，忽略实现合作的既定目标等实质内容。相反，关注的是合作协议的签订，挂校企合作的铜牌，以及领导间的互谈的场景等，而且合作协议是泛泛而谈，没有具体的可实施的条款，可操作性不强。校企合作的形式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应付上级的检查。有的职业院校为了应对上级的检查，花了很大力气，与很多企业签订了校企合作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协议书。不少企业老板碍于同事，同学或亲戚朋友的面子，在协议书上签了字。但此校企合作协议书是为了应对上级的检查，很难保证合作效果，甚至可以说是一张废纸。二是为了取得顶岗实习成绩。学校对学生顶岗实习情况要进行过程性考核，由于过程管理不到位，学生为了获得良好的顶岗实习成绩，返校前几天时间就把所有过程性考核的表格填好，利用亲戚、朋友关系盖上企业单位的印章，上交到学校，顶岗实习预期效果也因此大打折扣。
1.3高职院校不能适应行业需求
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方案、实验室建设等方面与企业需求不符，校企联合培养人才的体制机制没有形成。高职院校本身技术服务能力、合作能力不强，产品研发能力相对较弱，与企业合作难度较大。有些高职院校在教学模式上依旧追求学科体系的完整性，重理论轻实践，与企业岗位要求的职业能力相差很大，导致学生在校所学知识和技能与企业要求相差甚远。当前，很多高职院校校企合作仅仅停留在企业接收学生实习的浅层次上，没有从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研发、实践教学体系等方面进行深层次合作。
1.4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积极性不够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源自其盈利的经营目标。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不高，主要原因是企业的利益没有在校企合作过程中得到体现。有的企业接受职业学校的学生、教师实习，需要配备专门的指导人员，工作的质量可能会受影响，给企业增加管理成本。有的企业还要承担学生因技术不熟练而损坏机器设备或发生安全事故等风险。一旦发生事故，企业要承担医疗费或抚恤金等费用。要安排学生吃住，需要费用，甚至无法解决吃住问题。学生生产效率低，而且在操作中易出废品，增加原材料费用等。还有的企业把实习生当廉价劳动力，简单地让学生进行顶岗工作，引发了一些矛盾。
2校企合作的意义
2.1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企业充分利用高校的师资，对企业的人员及时进行知识更新教育，提高员工专业素质。企业可以借助高校的人才和科研优势，获得专业技术和技能以及，使自身难以解决的技术问题得以解决，同时利用高校人力和物力，开发新的先进产品。另外，企业通过高校的信息技术，及时了解高校在一些应用科学领域的最新成果，帮助企业获取商业机遇。2.2提升高校的办学能力高校可以通过校企合作，获取产业界的资助，解决高校办学资金困难的一个途径。校企合作，不仅能够解决技能人才培养的规模问题，还能解决速度问题，是高职院校走上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捷径。与传统教学模式不同，校企合作模式下的大部分高职院校都拥有自己的校内实训条件。因此可以先让学生在校内实训，完成实训任务后，再到企业进行顶岗实训。使用这种校企合作教学模式，与传统的教学模式相比，教学效果更为明显，更能保证培养学生实践能力。校企合作使得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零距离结合，也是教育与企业零距离接触的切实体现。另外，校企合作使学校的科研人员深入生产一线，了解产品生产过程、生产工艺、生产管理，提高了高校科研人员的经营管理能力，有助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3优化校企合作
3.1建立校企合作的良性运行机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因此，利益体制是推动校企合作发展的动力，也是校企合作良性运转的桥梁。在校企合作系统中，企业、学校两大主体之间构成的资源供求链，其实质上也是一种利益关系。企业需要高校提供人力资源支持，学校需要企业的支持来发展教育。两者在实现自身价值同时也为另一主体提供相关服务，虽然相互之间的利益不同，却可以互补互助。因此成功进行校企合作的关键是在充分尊重这两者间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合作。
3.2专业设置要以企业对人才需求为导向
众所周知，高职院校能服务企业和社会，能为企业培养急需的技术型人才，促进学生良性就业的有效途径就是以市场对人才需求为导向设置专业。高职院校应从高职教育的本质特征出发，建立对劳动力市场专业人才需求预测，邀请行业和企业人员参与，以及合理开发和确定新专业设置，真正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服务，缓解学校和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学校经常通过市场调研企业、了解企业，由专家、工程师和企业家组成专业设置团队，对学校老专业的更新、新专业设置提供建议，使专业设置符合人才市场的需要，符合企业发展。
3.3适应岗位变化，动态开发课程
课程建设，直接关系到学生学习的具体内容，对学生的专业工作能力结构有着直接影响。根据区域经济发展和职业岗位的差异及学生需求的多样性，应加强专业课程整合。任何一个高职院校很难开发一套通用课程模式，也不能盲目地照抄别的高职院校的课程模式，必须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形创建课程模式。应该先分析行业的发展趋势和职业岗位任务，把职业需要的知识、技能、与学生的认识、实践过程有机地结合起来，组织筛选相关的教学内容。教学内容应反映企业生产方式、相关技术及管理模式等。另外，因为企业的工作经常会有新的变化和要求，因此，专业课程开发过程也总是在动态变化，专业课程内容不断进行修改和完善。教师根据企业实际自编项目化教材，这样就解决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
3.4利用企业资源，加强学生实训
合格的高职生要求具备较强的运用技术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培养需要借助企业的实践平台才能实现。这就允许学生自由选择专业、课程，选择学习方式和学习时间，工学交替，分阶段完成学业，使得理论与实践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实训实习设备和基地是全国绝大多数高职院校的薄弱环节，学生的实训时间和质量不能得到保证，严重影响学生的实践能力提高。学校应该充分挖掘本地的企业资源并和其达成协议，成为实训基地，直接以企业作为学生的实训基地，学生几乎相当于生产线上的工人。这样一来，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投入到企业的生产第一线。
3.5打造“双师型”师资队伍
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的关键环节之一是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双师型”教师要求不仅要求理解理论知识，而且有较高的技能，并且能掌握本专业的先进的技术。高职院校应拓宽思维，通过多种方式来丰富和完善“双师型”教师队伍。完善校外教师聘用制度，从企业引进一批战斗在一线的高级技术人员，并让他们指导学院的青年教师，切实提高青年教师的技能水平，他们也充实了学院的教师队伍。另一方面，高职院校要建立对专业教师进行定期轮训制度，让教师分批地到企业进行锻炼，提高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尽快成为“双师型”教师。
